从苏联到俄罗斯-5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7月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交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高尔基需要出国疗养，很多布尔什维克领袖同样需要出国疗养，这不是高尔基1921年出国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同个别领导人关系的恶化，而是在文化和革命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存在着重大分歧。分歧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大，最终迫使高尔基出国。揭示出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必然损害已经程式化的高尔基的形象，但是否同样损害真实的高尔基的形象呢？我看未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4日）蓝英年:高尔基回国(1)　　题目须做一点说明。高尔基曾多次出国回国，本文所指的是高尔基1921年10月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在国外侨居6年多，于1928年5月从意大利索伦托返回苏联。很多人把高尔基回国定为1928年，这并不准确，因为1928年他只归国观光，并未定居。1928年他在苏联住了5个多月，10月返回索伦托。1929年、1931年、1932年都是5月来到苏联，10月返回索伦托。1933年5月才回国定居，所以准确回国年份应是1933年。此后高尔基没再离开过苏联。　　1921年高尔基出国的原因以及他在国外干出让列宁恼火的事，我在拙文《高尔基出国》中已写过，不须赘述。高尔基怀着悲愤心情离开祖国，心中块垒长期未消除。1924年1月15日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我甚至想我在俄罗斯不得不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众矢之的的角色，……1918年初我明白了，任何政权在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存在，而只有列宁一人能扼制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当中蔓延。然而这决不说明我赞同列宁的做法。我曾多次指出，摧毁俄国知识分子，他摧毁的正是俄国人民的核心。我尽管对这人怀有好感，从他那方面说，他也喜欢我，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争论引起彼此精神上的敌意。”6天后高尔基获悉列宁逝世的消息，极为震动，马上坐下来写回忆列宁的文章《弗·伊·列宁》。在悲痛中更多回忆起列宁对他的关怀和教诲，写道：“我和共产党人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仅仅六天思想便发生彻底转变对高尔基那样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的。前面是辩论语气，同结尾那句也不协调。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对高尔基的回忆录很不满意。托洛茨基同年4月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我对高尔基的文章很不满意。高尔基不理解伊里奇，用他近年所特有的知识分子亲昵的口吻述说列宁。”托洛茨基把高尔基的文章改了一遍才发表。上面引用那段话的最后一句难保不是他加的。所以说列宁逝世改变了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久高尔基得知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下令各图书馆不出借资产阶级哲学书籍的消息勃然大怒，在一时冲动之下想脱离苏联国籍。他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大约在1926年以后，1927年他已萌生回国看看的念头。　　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回国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二十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威望很高，很多人把他奉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所以接受了他这种看法。但索尔仁尼琴的看法过分情绪化，不符合实际。高尔基在欧洲文化界威望极高，如日中天，1928年3月29日他六十寿辰之际，罗曼·罗兰、法朗士、巴比塞、阿拉贡、肖伯纳、威尔斯和茨威格等50位知名作家向他祝贺。他稿酬优厚，由苏联和西方支付。他本人生活极为简朴，不需要更多的钱。同他在同一间屋檐下住了近三年的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因政见不合而同他分道扬镳后写道：“俄国社会中传说高尔基生活奢侈，……我郑重声明：在我同他接近的年代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说高尔基有多少别墅和终日宴饮，都是一派胡言。”从高尔基回国后的表现上，看不出他接受任何附带条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说一度彼此让步，以达到各自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赞成索尔仁尼琴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俄侨医生马努欣经常替高尔基看病，记录了高尔基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在国外呆够了。社会主义民主应当进入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知不觉包围他们。必须竭力影响他们，不然不知他们还会干出多少蠢事。”高尔基看到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苏联发生不少可喜的变化。斯大林逐渐独揽大权，个人独断独行。高尔基想把民主引进苏联，“软化”斯大林的强硬政策。这同他一贯主张一致，较为可信。但高尔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埋下后来产生悲剧的种子。蓝英年:高尔基回国(2)　　苏联也热切希望高尔基回国，斯大林向他招手。1928年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所有的政敌，可以按照自己心愿建设社会主义了。他认为改变国家应从工业化着手，主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从农民身上榨取工业化资金。但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受到布哈林等人激烈反对。斯大林读过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写的《论俄国农民》，了解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相信他会支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此时仍需要人支持，而高尔基是最理想的人选。　　斯大林开动宣传机器，《真理报》、《消息报》带头发表向高尔基致敬的文章，同时发动机关、团体和学校给高尔基写信，盼望心爱作家早日回国。斯大林还要找一个人充当他同高尔基之间的联络员，这人必须绝对执行他的意志，还能获得高尔基的欢心。这人很快找到，他是红军粮食供应部主任哈拉托夫。1921年哈拉托夫担任过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而这机构是高尔基向列宁建议设立的，所以高尔基认识哈拉托夫。斯大林任命哈拉托夫为国家出版联合会主席，并把动员高尔基回国的任务交给他。于是1927年8月高尔基在索伦托收到哈拉托夫从苏联寄来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五年活动（1921—1926）报告》。高尔基看到他走后工作仍有人做，大为感动，给他回了一封动情的信，两人关系拉近了。同年9月1日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邀请他1928年回国参加庆祝他六十大寿和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告诉他政府已成立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由党政要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组成。高尔基一贯厌恶这类活动，收到信后非常反感，回信中写道：“让纪念活动见鬼去吧”，“这太妨碍写作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弗·伊·列宁》那样，使他永远竖立在每个苏联家庭的书架上，比报刊上千篇一律的赞美文章和各地建造的数以万计的塑像更能使他流芳千古。这是哈拉托夫最重要的任务。哈拉托夫担心直说遭高尔基拒绝，便采用暗示手法。1932年1月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谈到已经临近的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时，笔端忽然一转，写道：“撰写约·维（斯大林）传记所需材料我们已经给您寄去，请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材料以及何时需要。”仿佛谈论已经决定的事，但高尔基从未答应过替斯大林写传记，并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坏至死未写。哈拉托夫应做的事都做了，但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1928年5月28日，高尔基回到阔别六年的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自不必说。高尔基在保安局人员簇拥下，沿着他青年时代浪迹的足迹做了一次旅行。看到的都是斯大林希望他看到的。同年10月12日返回索伦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高尔基已显露出自己坚毅的性格。先是为作家巴别尔鸣不平。巴别尔1924年开始在《新处女地》杂志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短篇小说，1926年以《骑兵军》为书名结集出版，获得好评，但得罪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这位骑兵老总1924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骑兵军》，把巴别尔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抬不起头。高尔基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谈谈我怎样写作》的片断，其中有一段为巴别尔辩解的话：“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布琼尼不服，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公开信，高尔基毫不示弱，也在《真理报》上公开答复布琼尼。高尔基所以旧事重提，仗义执言，除希望巴别尔重新振作起来外，还捍卫他一贯主张的创作自由的原则。接着又同拉普展开论战。拉普以无产阶级作家自诩，但高尔基对他们创作评价不高，却赞扬他们所攻击的普里什文等作家。高尔基在1926年致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信中写道：“……当前俄国只有三位‘一流作家’：您，普里什文和恰佩金。除以上三位外还有高尔基，但他就差多了。”拉普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反唇相讥，高尔基既然把这三位作家引为同类，所以自己也是“巧妙伪装的敌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走得更远，对高尔基的攻击同辱骂相差无几，以致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于1929年12月25日做出决议：“……这些言论与党和工人阶级对待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同志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蓝英年:高尔基回国(3)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开始了他一人统治国家时期。这一年高尔基第二次返回苏联，做了一件令斯大林开心的事，也做了两件让他不快的事。　　夏天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群岛——苏联最著名的劳改营。此前不久，英国出版了一本《在地狱岛上》，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是从索洛维茨劳改营逃出的马尔扎戈夫。此书在欧洲反响很大。苏联希望消除此书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所以，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他们认为最好莫过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走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话虽说得尖刻，但高尔基确实负有这种使命。应当说高尔基不辱使命。他把管理犯人的契卡人员大大赞美了一番。这些话发表在《消息报》上。对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92年1月利哈乔夫院士发表的文章说，高尔基赞美劳改营不是没有条件的：“上面让高尔基明白，如果他能消除对劳改营的指责，将放松对劳改营的管治……，高尔基遵守了诺言，可刽子手们没遵守。”利哈乔夫曾是这里的犯人。　　1929年9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又卷入一场争论中。这场争论是由三年前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引起的。小说情节是红军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奉命从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术。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用不着做手术，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加夫里洛夫只好服从命令，上了手术台。上麻药时因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这同伏龙芝开刀致死的情形完全一样。皮里尼亚克影射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斯大林当时忙于权力斗争，没对皮里尼亚克下手，只没收了刊载小说的《新世界》杂志，现在到了跟皮里尼亚克算账的时候了。同时收拾在国外发表丑化苏联社会的小说《我们》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扎米亚京。8月26日《文学报》发表了沃林的文章《决不允许的现象》，吹响进攻的号角。所有作家同声谴责这两位遭难的作家兄弟。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皮里尼亚克主席职务。就在这时，高尔基突然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文章《论浪费精力》：“我们是否慎重对待这些人呢？我们是否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呢？我们是否学会教育助手们，并率领同路人一道前进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傲慢地宣称：‘有没有同路人一样’，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形成一种恶劣习惯：把人抬到荣誉钟楼顶上，过些日子再从上面把他们摔入烂泥。”高尔基公开出来替皮里尼亚克辩解并非偏爱他的作品，仍然是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高尔基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拉普的围攻，他们把高尔基称为调和主义者。9月17日《真理报》发表别斯帕洛夫文章，支持对皮里尼亚克的批判，发表高尔基文章的《消息报》连忙同高尔基划清界线，高尔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十月》杂志第9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小说《疑心重重的马卡尔》，向这场争论火上加油。农民马卡尔反对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出门寻找真理，结果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列宁写道：“我们的机关是臭狗屎。”这些机关让列宁深感头疼。普加东诺夫因这篇小说也成为抨击对象，还加上同他合写小说《契—契—奥）的布尔加科夫。一句话，所有有才华、有独创风格的作家都受到拉普的围剿。高尔基虽寡不敌众，但并未屈服，又写了一篇《还得谈谈这个》：“我认为我们滥用‘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两个概念，而滥用这两个概念的人，多半都是没有才华的人，社会价值可疑的冒险家和损公肥私的人……那些‘思想一致的人’公然在皮里尼亚克以及不少作家的脑袋上试试自己拳头是否有力，并竭力让领导相信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捍卫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青年们的贞洁。比如扎米亚京，这个工人阶级意志和理想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凶恶敌人……，可据我所知，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诅咒过和正在被诅咒的人，并不妨碍历史完成自己的事业，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然而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尔基的言论当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统文艺界仍少不了他，况且高尔基赞扬了索洛维茨劳改营，帮了斯大林的忙，所以还得让高尔基几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过示以颜色而已。蓝英年:高尔基回国(4)　　这次回国，高尔基对苏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已有察觉，对斯大林排斥、打击列宁时期老同志尤为反感。高尔基回到意大利后，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这封极为重要的信60年后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1989年，第3期）。高尔基写道：“遗憾的是，最善于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观情绪并对现实持怀疑态度，而正是他们渴望学习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从党内消失，被宣布为异端者，这不能不让他们困惑。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样。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夺式的劳动把土地变得贫瘠荒芜的农民集体而有效地劳动和爱惜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对这种必然性青年们懂得很少。　　“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非它所能做到的那么大——部分原因可以用党内磨擦来解释。过去这些磨擦可以‘择优’，造就布尔什维克，可现在磨擦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两脚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伊斯基分子’（波兰马哈伊斯基的追随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敌视知识分子）后者卓有成效地向党内老知识分子进攻，向党内为数不多的文化力量进攻，党不得不把明显的平庸之辈安插在文化的战斗岗位上。精力旺盛、极端自私和‘渴求权力’的青年看到官员昏聩无能，便竭力往上钻，占据显要地位。革命词句和狐狸般狡诈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您自然明白，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无法造就同自己相称的接班人，具有他们所有的充沛精力和追求目标。可依我看学生应比老师更聪明、开阔和深刻，因为时代越发展，对新世界建设者要求越高。”高尔基所指的老师无疑是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被“两脚废物”所代替深感痛心，并怀疑后者能否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唯一让斯大林欣慰的是高尔基出于对农民的严重偏见而支持他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1930年1月17日给高尔基写了回信，此信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在信中偷换概念，把清洗老布尔什维克说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信的调子是克制的，斯大林还将有求于高尔基，还希望他为自己写传记呢。　　1930年高尔基没回国，7月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议我给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总局汇编的《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结》。因为他说您正研究这方面问题。”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业党》的审讯材料。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在这两份材料影响下写了为世诟病的名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斯大林得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此后高尔基这句名言便成为恣意迫害无辜的有力论据。1938年7月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伊沃什向维辛斯基反映，他们那里用残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维辛斯基回答道：“我们不打算姑息敌人。打烂人民敌人的脸有什么不好。您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高尔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难道他真相信那两份材料吗？还是因为给斯大林的信写得过于尖锐，想缓和一下关系，对斯大林做出让步？　　高尔基回国定居后，1933年8月17日组织120名著名作家参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是由劳改犯开凿的。运河管委会对作家们招待得再好不过。每日都是佳肴美酒。平时沾不到荤腥的作家们在这次旅行中大饱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写文章。于是他们对政治保安局大唱赞歌，分头写出《国家与它的敌人》、《保安总局、工程师、规划》、《契卡人员》和《彻底打垮敌人》等数十篇。高尔基同失宠的前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和运河管委会主任费林把作家们所写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高尔基此举并未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难道不知道运河是劳改犯（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凿的？他编这本书是再次向斯大林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响他还是有意讨他欢心呢？不过此后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经常见面，高尔基可以随时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也在文学问题上向高尔基请教。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格龙斯基写道：“斯大林经常向高尔基让步，甚至不同意的时候。”高尔基在苏联的威望达到顶点，他的话往往被当成指令。高尔基同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持续到1934年年底，以后完全变了。蓝英年:高尔基回国(5)　　高尔基同斯大林关系的转折点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他听到这消息时正在克里木疗养，接着听说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祸首定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已于12月16日被捕。高尔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赶回莫斯科，立刻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是否发生了误会，斯大林以从未有过的冰冷语气回答道：“需要这样。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奇怪您为什么张皇失措。难道不是您教导我们大家：如果敌人不投降……？而他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再说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么也决定不了——需要调查，然后审讯，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们的罪行。”　　高尔基同加米涅夫关系不错。加米涅夫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时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尽量帮他们解决困难，同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仅喜欢文学，还有文学才华，写过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坛后，在高尔基的请求下，斯大林让他当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他和高尔基一起准备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加米涅夫准备把余生献给文学事业时却因被定为谋杀基洛夫罪而被捕。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文学的腐烂物》，就科学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写道：“为什么科学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选中《群魔》呢？出版这本被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想向苏联读者兜售什么？……众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性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轰动不在艺术上，而在于它是反动政治的旗帜。这部小说是对革命的恶毒诽谤……。”文章针对的当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这本书的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加米涅夫和高尔基，因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规划是他们共同制定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警告。高尔基本应沉默，但却挺身而出，1月24日发表了公开为加米涅夫辩护的文章《关于〈群魔〉的出版》：“我坚决支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群魔》，……我这样做是反对把合法文学变成非法文学，这类书在‘地下’出售；以违禁诱惑青年……。”第二天扎斯拉夫斯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就正于高尔基》，嘲笑高尔基观点前后不一致，挑出引文中记错的地方。文章来得之神速，语气之粗暴，文辞之刻薄，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高尔基，大家确信受批评的人一定会“进去”的。这是斯大林发出同高尔基决裂的信号。大概怕高尔基不能领悟，三天后又发了一次。《真理报》1月28日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蹩脚的小说《磨刀石农庄》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竟敢公然向高尔基挑衅，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谈的又是去年的旧事。高尔基曾批评他滥用方言，潘菲洛夫表示接受，并还到高尔基家致谢。怎么一年后又说高尔基嘲弄他呢？当天高尔基便写了《关于“公开信”以及其他的信》，但《真理报》总编辑梅赫利斯拒绝发表。如果无人指使，潘菲洛夫不敢给高尔基写公开信，梅赫利斯也不敢不发表高尔基的文章。高尔基明白了斯大林的信号，提出出国请求，但遭到拒绝。斯大林中断了同高尔基的联系，就连商洽斯大林接见罗曼·罗兰的时间，也得通过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他的行动受到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监视。高尔基编《我们的成绩》杂志时的助手什卡帕在回忆录《追随高尔基七年》中，记下了高尔基对他说的话：“我被包围了，封锁了，只好原地不动……。”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已被关进笼子里。　　高尔基临终前同斯大林有过一次较量，但他失败了。这得从一个女人谈起。她姓布德别尔格，高尔基圈子里的人都管她叫姆拉。被称为“白银时代老太太”的著名俄侨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称她为铁女人。姆拉精明过人，酷好冒险，精通英、德、法数种语言。她表面上是高尔基女秘书，实际上是女主人，同高尔基共同生活了12年。1919年结合，1933年分手。她没同高尔基一起回国，迁居英国。别尔别罗娃说姆拉“是双重间谍：向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发生的事”。高尔基对姆拉非常信任，同欧洲作家交往都由她任翻译。1933年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别人写给他的信和自己的回信抄件，以及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信又可分四类：第一类，他彻底转向苏联前同侨民文化名人的通信；第二类，苏联作家和学者到国外开会或访问期间给他写的信；第三类是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同他辩论的信；第四类则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出差、疗养时的信，有布哈林、李可夫、克拉辛和皮达可夫等人的信。信里有不少骂布尔什维克的话，也有不少骂斯大林的话。高尔基同儿子马克西姆和姆拉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让他头疼不已的档案材料。马克西姆提议用它们放焰火，高尔基和姆拉都不同意。最后三人决定由姆拉带往英国保存，并达成协议：以后如有人携高尔基亲笔信索取，姆拉也决不交出。斯大林知道高尔基有批档案材料在国外，也知道档案材料的大致内容，极想得到它们，因为这时斯大林已决心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政敌，高尔基的材料是他们反对自己的有力证据。斯大林的情报显然来自姆拉。我过去接受了别尔别罗娃的观点：“高尔基临终前想见姆拉一面，同斯大林达成交易：高尔基交出档案，斯大林把姆拉接到莫斯科，并保证她来去自由。”当时也觉得这种观点不符合高尔基的为人原则，但1991年以前没看到新材料，便接受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等于说高尔基为见心爱女人一面竟出卖了大批朋友。别尔别罗娃所以得出错误结论，是因为她只查到姆拉1936年6月到过苏联。高尔基6月1日从莫斯科市内搬往郊区哥尔克别墅。经过新处女地陵园时，一定要下车看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那天风很大，患了感冒，18日便去世了。别尔别罗娃没弄清姆拉回国的日子，因为姆拉有关自己到苏联的事从不说实话。她向很多人矢口否认1958年以前到过苏联。其实她自1933年4月至1936年7月起码到过苏联六次。1966年1月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耶夫斯基给美国苏联问题学者费希尔的信中写道：“……1935年高尔基庇护加米涅夫，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到巴黎参加作家大会，要求他交出档案。高尔基委派彼什科娃（高尔基前妻）到国外向布德别尔格（姆拉）要回档案，遭她拒绝。……布德别尔格1936年4月乘坐在边境等待她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姆拉是4月把材料送到莫斯科的，那时高尔基并未生病，谈不上“临终前见一面”。高尔基看出斯大林要杀害老布尔什维克，档案关系他们性命，派波什科娃抢先要回，以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没成功。而斯大林则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这批档案，把反对派攥在自己手心里。蓝英年:高尔基回国(6)　　高尔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测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维·伊万诺夫199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文章的标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杀害高尔基》。但细读他们的文章，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只能算作假说。然而1935年斯大林同高尔基彻底破裂却是不争的事实。高尔基公然庇护斯大林决定消灭的人，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斯大林不再期待高尔基为他写传记，选定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充满赞美之辞，解放前由徐懋庸译成中文，书名改为《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不再需要高尔基，把他打入冷宫。　　高尔基回国后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自己的心愿？对斯大林有多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在斯大林1930年发表的《胜利冲昏头脑》、《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以及任命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布哈林为《消息报》总编辑上，仍能看出高尔基的些许影响，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是在高尔基逝世两个月后进行的，也算给高尔基一点面子。　　（原载《随笔》1998年1月号）朱正：营救牛兰(1)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四川路235号住处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牛兰（1894—1963年），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牛兰是他在中国所用的许多化名之一。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就在远东局联络部工作，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另一个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因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供出了他来，他也就在上海被捕了。逮捕的时候发现他们夫妇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在上海有多处住所，足以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外国侨民。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　　牛兰被捕，苏联立刻进行营救活动。一个通常的例行的程序，是发动各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向中国发出抗议和营救的电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计划采取更直接的营救措施。据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也说到了这事：“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宋庆龄是为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3日到达上海的。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透露，“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第290页）她不负所托，回国之后立刻把这事担当了起来。　　左尔格潘汉年营救活动的材料，我见到的有东德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著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群众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其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营救两位同志的斗争”，写的就是佐尔格受命营救牛兰夫妇这件事。看来这书的译者没有查阅相关资料，以致书中根本没有出现“牛兰”一名，只用诺伦斯、努伦斯等名字，而且把牛兰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译成“工会的远东泛和平主义秘书处的干部”。但是书中说的一些情节，例如说“1931年8月14日，英国巡捕把鲁格夫妇交给了蒋介石警察局”。可知说的就是营救牛兰夫妇的事。　　佐尔格为营救而进行的活动，这书中说，“佐尔格小组成功地与被关在死牢里的鲁格夫妇取得了联系，并随时用电台向莫斯科中央总部报告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具体的营救方案，这书中说：“佐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第69页）接着，这书中详细叙述了“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各携两万美元分途前往上海送交佐尔格的经过。这两位秘密交通员中的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在江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大人物李德。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没有说到自己担任送款专使这事，但是谈到了用行贿的办法营救牛兰的事。他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了佐尔格小组一些怎样的合作，公众当然无从知道这个秘密。公开的活动却是可以知道的。陈修良著《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说：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期间，遇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通过各种公开合法关系与敌人斗争。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扣押在南京，引起了上海文化界的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进行营救牛兰夫妇的斗争。他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一些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朱正：营救牛兰(2)　　从另外的资料中可以知道，这次宴请的日期是1932年7月10日。　　营救的结果，据《佐尔格的一生》书中说：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成功地用这笔钱贿赂了国民党政府内的有关人员。1932年6月，鲁格夫妇获释。并被允许离开了中国。（第70页）　　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了。这是蒋介石直接过问的要案，不论多少美元行贿都不可能成功。牛兰夫妇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趁机出狱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宋庆龄营救牛兰最重要的一次行动，任何他人也无法代替她的行动，是她亲自出面同蒋介石本人谈判：中国释放牛兰夫妇，苏联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经是苏联手中的人质了。显然，只有苏联最高层（或者说，就是斯大林本人）才能作出这种交换高级人质的决定，才能出动宋庆龄这样高级的谈判代表。这也可以看出苏联方面是如何看重牛兰这一要员了。中国方面也同样看重牛兰这一要犯。前引杨天石书中有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日记：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第370页）　　在这本书里，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杨天石讲了他对这事的看法：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显然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第374页）　　外国名流的抗议电报，潘汉年左尔格的秘密计划，以蒋经国作交换的提议，所有这些都没有达到营救牛兰的目的。宋庆龄又采取了一项新的行动。据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说，“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第292页）这事在杨天石的书中是这样说的：“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11日，宋庆龄偕同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陈瑛意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视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食。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斯诺等组织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第375页）《中国论坛》的编者伊罗生（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编译者）也以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多次探监。　　据我看来，五个月之后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就是由这“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扩大改建的。除了原来营救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成了同盟的盟员之外，还尽量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入盟，更加重了这一组织的分量。除了仍旧把营救牛兰夫妇作为实际上的首要任务之外，还加上了营救其他政治犯的任务，加上维护一般人权的口号，以争取更多的同盟者。我这看法有一个有趣的旁证。在前引爱泼斯坦的书中列举了参加“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名单，其中包括鲁迅和胡适（第292页）。可是人们都知道，这两人都没有参加牛兰救援委员会，他们只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爱泼斯坦是把这两个团体混为一谈了，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回事。还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营救牛兰的活动即以同盟的名义进行，不再以营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了。　　（注：本篇是《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一文的第二节。这篇全文见《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一）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何许人，恐怕中国读者没人知道。但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这些国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铜像不多，水泥像不少，很多城市都有，石膏像则每所中学校都有），给他戴上红领巾，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少先队每次活动的时候唱队歌，也要唱“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所以他们从小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苏联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对任何人的宣传，甚至超过对斯大林的宣传。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连斯大林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殊荣。我就没听说过火柴盒上印斯大林像的事。1952年我在苏联《星火》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画，一位少先队员站在屋子当中，昂首挺胸，面对仰倒在椅子上的白胡子老头，老头左边坐着一位左手托腮的中年男人。这幅油画是1952年全苏美展获奖作品，画家是切布拉科夫，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我不明白画的意思，便去问苏联老师。她告诉我少先队员是苏联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农业集体化时告发父亲，左手托腮的是他父亲，白胡子老头是他祖父。我记住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告发老子的少年英雄。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二）　　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要开垦多少耕地就能开垦多少。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伊万和特罗菲姆后来各自成家，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大家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想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十二岁，进入村里刚开办的小学，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内战时期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子里人缘很好。帕夫利克因告发父亲成了英雄。记载帕夫利克英雄事迹的书多如牛毛，但内容大致相同：帕夫利克这年春天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父亲，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变成敌人的话。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邻居们说塔季扬娜是邋遢女人，屋里脏得下不了脚，她从不打扫。特罗菲姆受不了，打了她几回，但她仍然不改。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跟别的女人过去了。这在那时的农村是极其平常的事。父亲离家后，喂马养牛，清除牛棚马圈，准备过冬的劈柴等活都落在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没有父亲帕夫利克无法应付。他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他才会回心转意。五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冬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离开，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批“富农”是被武装人员赶出家门，什么东西都没带出，便被押解到这里来的。很多人倒毙在路上。把他们赶到原始林区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些“富农”都是勤劳农民，种田能手。他们可能贪婪，但绝不是懒汉。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雇工，但不会亏待雇工。他们知道，如果亏待雇工，雇工便不好好干活，吃亏的还是自己。他们生活得比懒汉们好，便成了“富农”。特罗菲姆这样做违背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1)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审判声势浩大，向全区直播。那时直播是在各村安装大喇叭，让各村的人都能听到法官宣读的判决辞。接着从中央《少先队真理报》到州、区报纸大量报道这次公审大会。法官说，帕夫利克带着弟弟费佳到森林采浆果，祖父和堂兄丹尼拉在森林里把他们杀死。我看过部分审讯记录，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审讯并没提到舅舅，不知为何舅舅顶替了堂兄。我怀疑这两个孩子并非他们三人所杀。帕夫利克住在祖父母家，他们把他养大，对他有感情，下不了狠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舅舅是帕夫利克的教父，很喜欢外甥，怎么会杀他呢。他们肯定不满意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行为，可能会骂他，打他，但不会杀他。那么谁杀的呢？为什么要杀呢？我从材料中找不到可信的凶手。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十四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需要粮食出口、供应城市居民和养活军队。但经过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斯大林认为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得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莫洛托夫——乌克兰，卡冈诺维奇——高加索和库班，苏斯洛夫——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不要说“全面集体化”，连“片面”也达不到。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这不知是多年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创意，还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儿子反对老子’的社会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写道，“对政权有利，不但如此，这种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后十五年（从帕夫利克告密的1932年算起）家庭仍然是抗拒布尔什维克掠夺、捍卫自己的‘细胞’，农村家庭尤其如此。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使家庭丧失抗拒能力。帕夫利克的例子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消灭私有财产和毁坏家庭成为斯大林时代唯一的过程。格拉西莫夫卡的审讯只是全民族悲剧的一个插曲。”　　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三）(2)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难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1934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做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树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1925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1)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东西。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直接把记录材料交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1989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1955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89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1932年9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1991年铜像被拆除。蓝英年“向帕夫利克看齐！”（五）(2)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原载《随笔》2004年第2期）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1)　　鲁迅在1932年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是一篇全面为苏联辩护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这篇文章编进了中学课本里。当年的中学生，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能记得的吧。文章里，对于苏联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是这样辩解的：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这一点鲁迅当然知道。对于这“许多物品不能充足”的原因，鲁迅说了两条：“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了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责任并不在自己，而在帝国主义身上。　　作了这样的辩解，鲁迅以为还不够。文章还拿在苏联境外的两种排队来和苏联境内的排队购物作陪衬：　　一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　　一是中国的人民，排着长串进向死亡。　　这进向饥寒和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物的那一长串更可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颇为幸运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辞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在苏联境内购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存在那进向饥寒和死亡的长队，却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困苦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鲁迅自己就说过：“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像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陪衬，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辩解，这样宣传的。这样说是不是事实呢？不是的。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从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马林科夫他们的领导，给农业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下面，摘抄一点会上的发言中有关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的材料。　　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书记）的发言：　　我想回忆一件小事，它表明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同志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党的十九大以后，我被选为中央书记，这时收到了从梁赞州的里亚日斯克来的一份报告，说那里没有面包，没有奶油，等等。报告指出：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粮食问题最终地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而在里亚日斯克，在梁赞却没有面包，劳动者没有面包吃，更不用说香肠和黄油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马林科夫同志委托我对这个报告进行核实。我进行了核实。马林科夫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哪是什么一时供应不上。那里根本没有面包卖，储备如此。马林科夫说：“阿里斯托夫同志，您可不要惊慌失措呀。”我从他那里得知，这是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一份核实结果的报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报告还没写完，斯大林突然要召见。……斯大林走进来，说：“梁赞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做声。“谁去过梁赞？”那时我站起来说：“我去过梁赞。”“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不是一时供应不上，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奶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引者按：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我检查了储备，储备非常少。”看得出来，我汇报的情况与马林科夫在我之前汇报的情况不一样。前面的汇报粉饰太平，说一切都很好，包括粮食问题。（第330～332页）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2)　　福尔采娃（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发言：　　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40%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第450～451页）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别利亚耶夫（苏共中央书记）说了一件事：　　1954年伏罗希洛夫曾经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他从那里回来时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的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的确，这个州的农业状况糟透了，然而同志们都知道，1953年以前（引者按：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岂止斯摩棱斯克州的情况如此。（第498页）　　马祖罗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也对比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情形。他说：　　1953年以前是什么情况？当时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麻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这正是马林科夫同志领导党中央的时候。……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1953年和以后几年在农业方面才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这样，我们白俄罗斯才在农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出下面的数字。1952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我们每天能提供20～50吨牛奶出售，现在是每天出售250吨。今年，仅仅在明斯克的国营商店销售的牛奶人均占有量就是150公升。至于买面包过去要排多长的队啊！各个城市都缺少面包。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党中央积极力量的支持下亲自干预，抓住不放，解决了开垦荒地的任务，我们才解决了面包问题。现在，不仅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都不缺面包了。（第565页）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是要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于是中央委员们要求开了这次全体会议批判他们。赫鲁晓夫就坐在会场里。这些发言者在讲到他的时候，就不免有些溢美之词。到了1964年，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人们对他就大加贬斥了。苏斯洛夫在那次全会开幕时作的主题发言中说：　　我国的农业状况与赫鲁晓夫不着边际地吹嘘相反，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农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七，而计划要求每年应增长百分之八。1963年的歉收更使情况恶化了。因此，我们在供应居民肉类、面包、杂粮以及其它产品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1028页）　　以上只不过是从这部有一千多页的书中摘抄的点滴材料。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马林科夫们的领导对农业的破坏。弄得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香肠、没有牛奶……，要买这些，就得排长队。鲁迅为这些现象作辩解，是对苏联情况过于隔膜了。　　不要责备鲁迅，他当时几乎是没有可能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的。福尔采娃在这次全会上说：“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不加证明地宣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第449—450页）　　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象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同舟共进》1998年第5期）朱正“实业党”的审判(1)　　关于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介绍了一点事情的真相。现在介绍一下“实业党”审判的情况。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赞颂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所以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为了让后世读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实业党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这篇演说中也提到此案，中文译作“工业党”审判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第35页）。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十分宽大，难怪鲁迅要加以赞颂了。　　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给斯大林制造的一些冤案和假案平了反。而“工业党”一案却并不在平反之列。在1971年（按：这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四版中还是这样说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遭到了已被粉碎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及其应声虫的猛烈反抗。资本主义包围的敌对力量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力图破坏五年计划。1930—1931年，破获了三个大的反革命组织。“工业党”收罗了一些在工业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分子。所谓“劳动农民党”，它的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代表富农的利益，力图破坏集体化。孟什维克反革命集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内进行破坏活动。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同逃亡在国外的俄国资本家、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参加各工厂和集体农庄召开的无数次大大小小集会的人们，都要求严惩卖国贼。无产阶级的法庭严厉而公正地惩治了被揭露出来的人民公敌。　　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近年来，揭露苏联真相的书翻译出版得多了，从其中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工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国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伊恩·格雷的话说，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传性的审判”（见《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318页）。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苏联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朱正“实业党”的审判(2)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B．И.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釆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查尔诺夫斯基——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集会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89—190页）　　这里，“昂·彭加勒”是个不规范的译名。规范的译法是普恩加来，1926年6月至1929年7月的法国总理。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麦德维杰夫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审讯记录等等文献之后，使他确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说：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大工业家下面任领取高工资的重要职务。但是审讯过程证明，八个被告人中没有一个在革命前是大资本家，甚至连资本家的儿子也不是。他们出身于手工业者、农民、职员、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个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厂里工作过，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结论还说：“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出发点之一是旧工程师的政治观点，他们通常是动摇于革命立宪党观点和右派保皇党观点之间。”但是这样的断言没有被审讯所证实。八个被告人中只有费多托夫一人有较明显的革命立宪党观点，其馀的人很少过问政治，有些过去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连克雷连柯都不得不说有一些被告是无政治头脑的人，对他们“政治问题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控告结论还指出，被告人的政治观点还由于“革命前后工程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别太大，苏维埃政权自然对工程师们不信任而决定的”。但是审讯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质条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还好。总而言之，关于“工业党”进行“暗害活动”的动机问题，经过审讯完全弄得混乱不堪。克雷连柯完全不顾过去所讲的话，在起诉结束语中说：“他们没有，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或自己的信念，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他们出卖自己的代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钱所雇佣，就一头扎进了反革命阵营而为他们工作，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思想领导和政治稳定性……拉姆辛不是那种为自己的信念而无私工作的人。说什么他没有得到钱，这是胡说八道。”拉姆辛在这以前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对他的控告，但此后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反驳克雷连柯。他说：“难道可能由于在工资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的钱而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搞叛卖、叛变、破坏？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点……如果政权变了，我会得到什么呢？无论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好，因为我在苏联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和特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的科学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朱正“实业党”的审判(3)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性质和本质的口供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业党”领导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怀疑。他交代：在他去巴黎时，当他提出让国外的白俄组织证明法国确实在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时，给他安排了同法国总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员的会面。这时他们不仅告诉了拉姆辛法国政府即将进行武装干涉的总的决定，而且还转告他法国总司令部的详细的作战计划。法国远征军及其盟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派遣军的登陆地点，攻击的时间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拉姆辛“诚恳地”在审讯过程中作了交代。但是谁都知道，任何总司令部都不会把自己的具体计划告诉拉姆辛这样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绍后也不会这样做。总而言之，在我国的领土上很难设想有什么组织良好的，拥有几千名成员，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发布指示和文件，和国外总部及大使馆保持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侦察机构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政治审讯中公开向法庭宣布，他们拿不出任何能证明地下党存在的物证和书面证件。这些党的任何一个指示、号召、信件、决议和全会记录都没有提交给法院和社会舆论，而审讯过程中却不断提及这些材料。在审讯中宣布，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4—196页）　　没有物证，只能根据口供来定罪了。可是麦德维杰夫指出：　　同样，在被告人有关其他问题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例如：关于“工业党”中央的机构问题及他们的分工；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关于从国外得到的金钱的处理和数量等等。关于破坏行动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被告人所参加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而“最佳方案”则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破坏性的。但是被告人宣布，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最佳方案突然被发现是可以实现的。拉利切夫说：“最高的计划和速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被驳倒了。”　　有时法庭主持人简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关他们的暗害活动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同费多托夫之间的对话。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性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接着维辛斯基引导费多托夫考虑“指示的内容在于，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新厂”。于是费多托夫同意说：“如果不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末有可能少建立哪怕是一、两个工厂，当然少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外汇。”费多托夫还说：“加强建设是受到经济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的极大的欢迎。”　　在审讯过程中，连科研机构和生产联系不够等缺点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可是我们的报刊至今还继续报导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连在边缘地区排除沼地的水这些工程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因为这似乎是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7—198页）　　这么一个喧嚣一时的大案，结案的时候却是令人惊奇的宽大，没有杀一个人，主犯只判了十年监禁。中国的鲁迅看了都觉得这样的宽大真值得写到文章里张扬，他还不知道这主犯的最后结局哩。麦德维杰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