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4

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成了国内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在其操纵之中了。吴佩孚一时成了国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共产国际也就更加紧了争取吴的工作。　　战事刚刚结束，吴佩孚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有所作为了，这时，白坚武一面为他起草主张”恢复法统“的通电，一面上条陈，“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推荐五人，李大钊名列第一，置于参议院议员王试功、万鸿图和众议院议员张书元之前。不久之后，白的日记中就有“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的记载。李大钊这回到洛阳去两天，大约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争取吴佩孚的方针。　　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能看到当年争取吴佩孚的一些情况。　　维连斯基致契切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其结果是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说的“孙逸仙政府几乎彻底垮台”，指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叛乱。“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大约就是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做的工作。　　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一封谈他本人来中国谈判的使命的长信中，这样称颂吴佩孚：　　俄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斗争。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同上书，第99页）　　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颇为奇特的想法，就是要促使吴佩孚和孙中山这彼此怀有甚深敌意的两个人携手合作。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　　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同上书，第98页）　　1922年8月25日越飞从北京发给加拉罕并呈送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他受到最高礼遇，包括军事礼遇。吴佩孚及其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见，都说自己亲俄。吴佩孚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并作了以下声明：　　1.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七至十天内被他们驱散。顾维钧外长是亲英分子，但鉴于他很老练，是可以接受的。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2)　　2.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下略）（同上书，第107页）　　引文末句或有错字。想来原意是：吴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　　这里说的孙吴二人在进行谈判。确实有这事。1922年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通报他的信使从孙中山那里回来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孙中山）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同上书，第113页）。在俄国，当然是极希望促成孙、吴的合作。1922年9月18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　　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同上书，第132页）　　可是俄国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说：　　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同上书，第144页）　　促使孙吴联合的主张没有成功。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了这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　　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李大钊还是利用白坚武对吴佩孚的影响力帮共产党办成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重要的一件就是，让共产党派几名党员到铁路上去开展工人运动。　　派党员到铁路上去工作，是中共建党初期的一件大事，甚至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肯定，拉狄克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做后盾，但是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共产党人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同上书，第二卷，第353页）　　关于此事。有过多种记载。我见到的最早的是邓中夏：　　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大、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进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6页）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3)　　高恩洪是吴佩孚的蓬莱同乡，吴的亲信。因为吴的提名于6月12日入阁任交通总长，翌年初因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而下台。他让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去当密查员，是因为他要打击交通系在铁路上的势力，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条件。只是李大钊跟高恩洪非亲非故，既不同乡又不同学，可说是素无渊源。他是通过白坚武才同高拉上关系的。白与高都是吴的心腹人。从白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同高过从甚密。包惠僧的回忆录是说到白坚武的：　　1922年5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朱务善的回忆文说得更加简明，却突出了白的作用：　　那时在吴佩孚幕下有一位政治顾问名白坚武者，是守常同志的老同学。据守常同志当时对我们说，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大帅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白坚武曾向守常同志说请其介绍共产党员在铁路担负工作。北京党组织和守常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利用时机在各铁路上打下我们工作基础，于是决定指派了六个党员同志到京汉、京奉、陇海、津浦各线当秘密检查员的工作。他们在各铁路上权威很大。确实，我们在上述各铁路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朱务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在这件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居中联系促成其事的是白，最后签发委任状的是高。　　白坚武日记，“李守常来函，道知人不易，少年人偶尔失检可谅也。但不知属于何项事耳。”李在信中只提出了应该原谅年轻人的过失这个原则，收信人也弄不清楚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我想大约就是为了铁路密查员的事。张国焘回忆说：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大概李大钊已经听到吴高对密查员的作为不满的反应，他想到白是这事的中间人，于是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吧。　　白坚武日记中所记的二人最后一次交往，是“鄢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才，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覆守常函告衷曲。”这次所介绍的鄢公复其人的情况，待查。在这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二七”惨案。　　1923年2月7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这一意料之外的暴行给予中共的打击是沉重的。维经斯基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听马林说，在汉口罢工遭到破坏后，我们的人情绪非常沮丧，对今后工作的前景看得过分悲观。”（同上书，第234页）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也立刻改变了。在《向导》周报第24期上发表了孙铎（即马林）写的《吴佩孚与国民党》一文，其中说：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二）(4)　　吴佩孚现在这些行为，已足证明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京汉路惨杀的四十余工人，林祥谦的枭首示众，施洋同志的枪毙，都可以提醒中国人民要反对洛阳军阀的专制。　　从此，共产国际就一心一意争取孙中山了。　　白坚武对“二七”事件的态度，他在日记中逐日有所反映。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白的日记：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　　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　　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二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为之瘫痪。对于出现如此事态，白在日记中评论说：　　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官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利导。　　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　　2月9日罢工结束，京汉路恢复通车。这天白坚武在从郑州开北京的火车上。日记中说：　　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　　他认为，工人运动，并不是由于谁的煽惑，而是为自身利害而斗争，是军警的过分行动才激起工人罢工的。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方。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1)　　1923年8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10月，曹锟就任总统。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1924年3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交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他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在48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340页）　　外交总长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从国际主义出发，当然彼此听不懂对方所说的语言了。在李大钊，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发表过这种意见的。1922年11月7日，即所谓“十月革命节”，他就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一开头就说：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不言而喻，这也是他李大钊的祖国。率代表团给顾维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为他的那个祖国效劳。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对俄外交问题，他要求：“要即日的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有意思的是，在中苏谈判这一件事情上，白坚武采取了和李大钊大致相同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　　中俄交涉协定大纲，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无大损，犹可为桑榆之收；徒以顾维钧与王正廷争私见之故，多所挑剔，并中途收归外部以专职责，全不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及笫三国之居心，深堪痛恨。连日吴电中央迅为决定，并约齐萧两使、王副使、冯检使等协争。电王兰亭秘书长陈元首速定俄约，为国家留光荣。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2)　　熙钰（字宝臣）来洛，聆其言，似受国务员之委托，为辩护中俄会议停顿而来者。余告以现日国际环境，过此以往，即此不满足之规定恐亦不可得。　　清末以来，少年新进为公使者，恒于国情及政治方针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变，非眩于外即人云亦云，无形中断送国家权利者曷可胜数！即如中俄协定大纲，膺外长者纵不争私见，就其所宣示之意见亦近于无意识矣。　　他以为王正廷所签草案是好的，把顾维钧贬得很低，顾王只是私见之争。他日记中说的由吴佩孚出面，约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联合通电给内阁施加压力，这事顾维钧也说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其中包括吴佩孚将军。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北方的领袖，至少是军界的领袖。此外，他还是曹锟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份通电是由齐燮元和长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东等省的督军签署的。电报显然是在吴佩孚将军的怂恿下发来的，但其幕后操纵者却是王正廷博士本人。电报中所讲的与以李大钊为首的代表们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亦即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电报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这是中国所签订的最好的协议，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0—341页）　　顾维钧有一点没有说对，促使吴佩孚发动这份通电的并不是王正廷，恐怕应该说是白坚武。据白日记，王正廷派吕咸到洛阳向吴游说，事在27日，而吴发电报，早在22日之前。　　由于顾的坚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于5月31日签订，这就是，《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领土主权问题有了不同的观点。例如，1969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中，就以赞同的态度援引了这个《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1)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随军驻秦皇岛大本营。23日，冯玉祥倒戈，由前线潜回北京发动政变，囚总统曹锟。吴佩孚率残部二千余人浮海南下。北京政权转移到奉系手中。白坚武的处境也一夜之间从峰巅坠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记中止于10月22日，直到1927年9月6日才恢复日记。这三年时间，在他的日记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历史书上却不是空白，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李大钊的死。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最高领导人，也是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联系的方便，中共北方区北京地委就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俄国兵营28号。兵营属苏俄大使馆管辖。李大钊以及北京共产党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在兵营住宿。1927年4月6日上午十点多钟，北京军警和宪兵闯入俄国兵营，接着又包围了苏俄使馆旁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查抄文件，抓人。李大钊看到军警来了，即着手烧毁文件，可是来不及了，文件还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被处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关于此事，顾维钧回忆说：　　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　　当时，在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苏俄使馆里的李大钊被捕了。后来，他被判处死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4—365页）　　事发之前，李大钊已经得知将要出事的信息，本来是可以避开的。章士钊回忆说：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皙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馀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馀人坚守不动。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恶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馀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见《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页）　　章士钊说他同杨宇霆（邻葛）“讨议甚久”，以表示他为营救的事出过力。对此，梁漱溟另有一种说法：　　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消息，原来他家属大小均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遇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得幸免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梁漱溟《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页）　　杨度透露将有搜查俄使馆的事，这话后来白坚武也听说了。他在日记中说：“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来谒，叙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馆之轶事，闻被捕之先一日，杨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难。”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2)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　　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虽政治上之方略与当局有所不同，而于爱护民族之主权，期将国命民生进至于安康之域，自问殊无贰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颇不在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1)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1927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作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1929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水也。”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一党专政，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王金钰的第47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2)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国民党：“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他认为“国民党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　　“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欲倒国民党，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作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国民党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1)　　到了1933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1933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1月6日进攻山海关，2月24日又向热河进攻，3月4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他看到，热河之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圆，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这五万圆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圆给李星华，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1932年8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9～170页）于学忠还说，这次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圆，令结合同人。”“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奸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2)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14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18旅、14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18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圆，运用资两万圆，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14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暴动。“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14旅，协同13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30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可是这次暴动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　　行刺和暴动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2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枪甚多，日本收枪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插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圆”，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　　1935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6月26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73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8月14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9月，在冀南肥乡县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3)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交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　　白坚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他做的一切，日本人希望他做的一切，包括行刺、策反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径，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这是多么的悲哀呵。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七）　　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同窗好友，年轻时有着共同的志趣。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　　李大钊是在俄国使馆中被捕，被张作霖绞死的，白坚武是因为同日本人的关系被冯玉祥处死的。　　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都对中国有太多的关心，太大的影响。要了解近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　　李大钊成为俄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白坚武成为日本的朋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日本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难道可以算作一种理论吗？这大约也就是二人身后荣辱之分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题目。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蓝英年:高尔基出国(1)　　本文标题是为同另一篇文章《高尔基回国》呼应，如不加说明，读者难免产生歧义。这里是指十月革命后，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而不是指高尔基曾多次离开过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次出国，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种苏联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高尔基传记都一笔带过，一律解释为“出国疗养”。我过去对他这次出国也未留意。后来读过几本俄国侨民作家回忆录，特别近几年接触到高尔基部分档案（不少档案仍未公布，如他致列宁、斯大林和他前妻彼什科娃的大部分书信），便产生疑问：为什么呼唤革命的海燕在革命成功后却离开社会主义祖国到意大利去，并一住便六年多。我渐渐意识到官方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高尔基形象——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坚定的盟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最严厉的抨击者，苏联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联系的牢固纽带，而有意掩饰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如果找出真正原因，几十年塑造的并深印在几代人脑子里的形象便会受到严重损害，但却能使我们接近真实的高尔基。而真实的高尔基对我们更可贵。　　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特别在经济上。他同列宁关系良好，尽管在造神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互相仍视为朋友。二月革命后关系发生变化。高尔基认为现今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列宁则坚决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爆发前夕，10月31日，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无法沉默》，公开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的这种立场十月革命后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七十年后才得以同读者见面的他的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便是他同布尔什维克抗争的记录。高尔基关心的是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反对、反抗以至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不管他是否是知识分子或在文化领域做过多少贡献。高尔基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力关心、帮助、保护、拯救知识分子，并不看重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当今在俄罗斯走红的宗教作家罗扎诺夫，1918年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求救的信：“……屋里没生火，没有劈柴。女孩子们望着冰冷茶灶旁边最后的一块糖。半瘫痪的妻子躺在床上，两只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孩子惊恐的眼睛……马克西姆什卡（高尔基名字昵称），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已给你写过很多信，都撕了，这封马上寄出，不然我又撕了。我写了20本书出不来，书商罢工了吧。马克西姆什卡，你能否想办法让书出版……马克西姆什卡，我抓住你的手不放，……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高尔基收到信后立即给罗扎诺夫女儿寄去一笔够三四个月用的钱。高尔基很早就认识罗扎诺夫，但两人并非朋友，因为高尔基从不赞成罗扎诺夫的哲学观点。不认识高尔基的人向他求救，他也有求必应。一位年轻女诗人生了孩子弄不到牛奶，找高尔基要。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发给她牛奶。为了加强效果，在信中末尾说明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后来许多年轻妇女找高尔基要牛奶，高尔基在信中一律说是他的私生子，以致引起供应部门人员的怀疑：高尔基哪儿来的那么多私生子？为了帮助、营救著名作家、学者，高尔基跑断了腿。诗人勃洛克病倒，必须出国治疗。高尔基同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行动起来。高尔基亲自给列宁写信，由卢那察尔斯基转呈。但迟迟不见下文。高尔基携带医生诊断书面见列宁，列宁让他找明仁斯基。明仁斯基在肃反委员会里负责出国事宜。明仁斯基也爱惜革命诗人勃洛克，但认为不需要出国治疗，只要改善生活条件就行了。他所说的改善生活条件是增加勃洛克的口粮定额。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又分头找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后终于批准勃洛克到芬兰治疗，但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便死了。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塔甘采夫叛国案被捕，高尔基联合各创作协会上书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保释古米廖夫，“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这对契卡当然不是理由，古米廖夫被枪决了。这是两个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我无法一一列举。用他好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话说：“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真是好人。”蓝英年:高尔基出国(2)　　高尔基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口饭吃，巧立名目，成立了许多协会和出版机构。以1918年秋天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为例。这个出版社吸收懂各种外语的人，既不确定选题，也不规定交稿日期，译什么书都行，译多少字没人管，但参加出版社便能领到一份口粮，同后来正规出书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同。这时高尔基开始同布尔什维克第三号人物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列宁和政府迁到莫斯科后，他便是北方最高领导人，炙手可热，权力无边。季诺维也夫对高尔基所作所为极为反感，认为高尔基在他的地盘上跟他作对，多次在报刊上指责高尔基。高尔基也不示弱，在1918年4月9日的《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抨击季诺维也夫。语气之激烈，言辞之尖刻，实属罕见。此文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竟抄了高尔基的家，高尔基到莫斯科向列宁告状，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名人墓》中写道：“高尔基寻求列宁的保护，经常给他打电话、写信或亲自到莫斯科见他。应当说列宁竭力帮助他，但也从未真正制止过季诺维也夫。列宁当然很看重高尔基，但只是作为作家，他同样倚重季诺维也夫，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对他更重要。”季诺维也夫碍着列宁面子，不敢对高尔基下手，但处处跟他作对，直到高尔基无法再在彼得格勒呆下去。不少高尔基研究者认为，高尔基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是迫使他出国的原因。但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呆不下去可以去莫斯科，有列宁在，没人敢欺负他，再说他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不久前读了著名美籍俄国学者索罗金的《漫长的道路》，TXT图书下载网www.bookdown.com.cn认为列宁下令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是导致高尔基出国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伏尔加流域饿殍遍野。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同普罗科波维奇（立宪民主党）、库斯科娃（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列宁对高尔基的建议极其重视，这从列宁1921年6月28日给粮食人民委员特奥多罗维奇信中的紧迫语气中可以看出：　　“高尔基提交了一份饥荒救济委员会方案。一刻钟后李可夫看完，到他那儿去取。明天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让他明天给您5分钟发言时间。我个人认为高尔基的方案可以同我们的结合起来。”6月29日政治局原则上通过高尔基的方案。7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还拥有国外代表。文坛宿将柯罗连科同意挂名誉主席的名，加米涅夫担任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名流包括尚未被消灭的各政党领袖以及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和演员，这些人在委员会的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西方的援助。名流们觉得在祖国危难时刻能稍尽绵薄而洋洋得意。他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良好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俄国灾区。美国也向俄国拨发了大批救济粮。不久前发表了高尔基1922年7月10日致美国亚当斯女土的信，高度评价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当时任救济总署署长的胡佛所起的作用：“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具有拯救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性感觉，恢复被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这封信列宁未看到，不然定会严厉批评高尔基。蓝英年:高尔基出国(3)　　名流们为所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并以为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共同治国，渐渐忘乎所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立便引起流言：这是未来的联合政府，暂时不便公开。委员会出版了《救济报》，版式同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一样。不少人不仅更加相信流言，而且断定布尔什维克完蛋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警觉起来：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头头们兴风作浪，要坚决肃清流言。然而名流们自不量力，得寸进尺，竟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必须派一个由他们组成的代表团到西方去，并派人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否则集体退出委员会。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向苏维埃政府建议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更加深了布尔什维克对名流们的怀疑，决定解散委员会，并把他们一网打尽。列宁急于把高尔基同他们区别开，恳请他尽快出国。高尔基出国后再逮捕名流，不致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另外也嫌他在国内碍手碍脚。　　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18天前，出国还来得及。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恳请他出国：“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我累得筋疲力尽。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您的列宁。”从“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别固执了”，可以看出列宁盼望高尔基出国的急迫心情。显然列宁劝高尔基已不止一次了，但高尔基不肯走。高尔基在1921年某月29或30日（原信无月份）致列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出国对我也无意义”，“我看不出有出国的理由”，“您不要催我，最好多给我一点行动自由”。高尔基只字未提出国治疗，并不认为身体坏到非出国疗养不可的地步。高尔基同样没理解列宁8月9日的信，仍同名流们一起“徒劳无益地奔忙”。　　南森的建议使列宁下定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心。8月26日列宁在致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坚决要求解散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名流委员被逮捕。曾在上海居住过的著名俄侨作家扎伊采夫，也曾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送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开始讨价还价。不是我们向他们让步便是他们向我们让步。……我们按规定5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委员会下了最后通牒。不放代表团到欧洲募捐我们就关门大吉，因为地方机构帮不上忙。情绪紧张而激愤，……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已晚。窗外穿皮夹克的人影闪动，加米涅夫还没到场。焦躁，困惑。大家掏出表看表。我在同大厅相连的一间屋里，我记得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声，不知是什么声音，从哪儿来的声音，但马上便明白大祸临头了。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名流响应他的号召，走出隐避角落，现在通通被投入监狱，仿佛他做了圈套诱他们往里钻。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库斯科娃后来回忆道，高尔基一听说要逮捕委员会中的名流，立即赶往她家，面无人色，劝她赶快逃走。但她往哪儿逃？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营救被捕的人高尔基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毫无结果，“徒劳无益地奔忙”。高尔基怀着满腹怨气，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　　高尔基临行前同列宁达成默契：他除在国外疗养外，还尽力密切苏维埃政权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当前首要任务是为灾区募捐。列宁12月6日致高尔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别忘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大家要我写信给您，问您是不是能给肖伯纳写封信，让他到美国去一趟，再给威尔斯写封信，据说他目前在美国。请他们两人协助我们进行救济饥民的募捐工作。”列宁知道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对高尔基是沉重打击，促使他愤然出国，而他在国外对布尔什维克还相当有用，想用资助方式缓和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列宁12月1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便是缓和关系的一个步骤：“克列斯廷斯基写信对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由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列宁。”没料到高尔基不想依赖布尔什维克，不想同他们关系过密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给列宁写信说，尽管“高尔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资助或借贷”。看来高尔基的怨气未消，不久便做出让列宁大为恼火的事。1922年夏天，高尔基在法国听到布尔什维克准备审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息，极为震惊，想阻止审讯。高尔基并不赞成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也是导致他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同布尔什维克政见不同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他写信给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把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要求他进行干预，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写这封信的两天前他还给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写了一封信：蓝英年:高尔基出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