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争全史-9

(三)争取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以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大国为敌，这是以色列领导人一贯的思想。在苏伊士运河战争时，由于美苏两个大国的掣肘，以色列体验了从西奈半岛撤退的痛苦。这次六天战争以色列得到美国默许后，才作出了开战的决定。由此可见，有无超级大国的支持，将左右战争造成的既成事实的价值。决策者们在开战前夕最担忧的，是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胜算的问题。此外，出师有名，速决战成功的可能性，超级大国的支持，这些都是开战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中东战争在本质上具有持久战的性质，并不是仅仅打赢一次战争就能一劳永逸的。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一面要考虑将来可能遇到的新的战争危机，一面要对付眼前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艰难局面下，他们作出了开战决定。六天战争开战决定的最大特征是以色列一再等待后才作出的。这是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当美国的掣肘不再存在时，重点考虑了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合理的判断。第二节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潜流和真相[①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陆军干部学校记事》1974年10月-1975年 2月号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作者注]如同世事有荣枯盛衰，风有顺风逆风一样，战争中有速胜险胜，也有令人沮丧的失败。1973年10月6日14时突然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经过18天的导弹和步兵的激烈交战，在10月23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再次要求阿以双方立即停火的339号决议之后，终于在10月24日7时结束了。对于这场战争，被国际公认为战略分析权威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1974年5月10日出版的年刊《1973年战略调查》中，是这样评论的：“1973年是在核保护伞下发生大动乱的一年，也是朝着将来增长不安的一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以色列曾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获得过军事上的胜利，后来又被迫从西奈半岛撤退。对于有过上述经历的以色列来说，这次战争是第二次考验。如今，第四次中东战争已从当时被人们作为新闻报道的战争，变为被人们当作战史研究对象的战争，一些客观的、准确性较高的资料也逐渐公布出来。但如果要研究这次战争，还会碰到带着什么问题、以什么观点来认识这次战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反映出来。毫无例外，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发生于现代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如果把这次战争看作仅仅是交战当事国的问题而进行考察，那就容易忽略现代战争的特点和中东战争的本质。对于象这次战争这样，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目的实现的战争来说，研究其国际政治背景、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所处时代的特点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潜在的因素在现实战争中起着什么作用呢?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找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本稿将这次战争看作是美苏对抗的第二个回合和六天战争的继续，从总的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这个期间的因果和原委。在作战方面，拟追溯一下作战的真相，主要是以军打开初战的艰难局面后，渡河进攻作战使局势发生逆转的情况。那末，在现实的、严峻的国际政治结构中，这种潜流和真相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德军的冯·吉克托将军，在1928年撰写的《军人的本质》一书中说：“只有经过我们的摄取、消化和将那些取自每个事例的、永恒的、重要的东西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来源于战史研究的知识才具有活的，实际的价值。然而，这种才能未必每人都能具备。”诚如这位先哲在这里所一语道破的，这条道路是因人而异的。知——思——行这条由知识转为能力的道路，何其漫漫兮。一，二、三(从略)——作者四，综合考察德维曾经说过：“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诚如他所说，战争应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来加以研究。而且，如果不以整个历史和战史的广泛知识为基础对其考察，就容易陷入陷阱。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系统地就某个问题进行客观的、具体的考察和总结，必须留待今后。但是，战场上的人员素质、作战理论和作战原则不同于作战样式，它们具有不易变化的特点。所以，即使在今天，也能够对一些问题进行考察，这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但是，今天的历史告诉并要求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一步步研究、发展适合日本民族、国家和现代战争的日本式作战方式，而不应该只是追求那些可立见成效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次战争具有从战史的侧面对本命题进行基础研究的一环的作用。根据这一观点，我想一面抓住现代战争的特点，一面主要就这次战争中埃以两军的潜在性因素进行一些考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和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1．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在14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半的真理。虽然全面核战争在今天已不可能是政治的继续，但这句名言对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仍具有现实意义。倒是象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所表明的那样，一面在避免和遏制全面战争，一面又视战争为国际政治结构中执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仍将其作为政治的继续，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更为切合实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均在国际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四次中东战争也不例外。拿破仑曾经说过：中东地区是世界的关键。中东地区是三大洲的连接处，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各种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地方。正如约翰·金奇所说，巴勒斯坦问题之难于解决，同犹太人没有关系，同阿拉伯人也没有关系。说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大国手里，一点也不过吩。下面，考察一下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收复因六天战争被占领的领土，恢复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利，是这次战争的目的，而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美苏的缓和和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是这次战争爆发的根源和最大因素，其他都可以视作动因。另外，导致战争爆发还有下述三个原因；第一是1970年8月埃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及其挫折，第二是1972年1月开罗发生的反政府暴动，可以说这次暴动是使萨达特总统决心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第三是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人提高了阿拉伯人的土气和加速了发动战争的进程。在这次战争中，不用说规定战争样式的编制装备，就连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大国那一套。而且，战争指导，特别是前进的界限和末期指导，都是受大国的武器弹药的补充情况和提供的情报以及大国军队的动向等这些外界因素制约的。似乎可以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在同时打一个战争，战争的主宰者最初是阿以两方，后来是美苏两家。这次战争的性质既不单纯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性质，也不完全是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性质。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感情上与代理人战争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认为，在这里，阿以的区域战略和美苏的世界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双重结构。抽去这个双重结构，便不能理解这次战争结束后所发生的塞浦路斯纠纷、葡萄牙政变，苏伊土运河重新开放以及石油战略给世界经济造成混乱等问题。例如，由于受葡萄牙政变的影响，美国今后恐怕很难能继续使用在这次战争中对以色列进行紧急支援时所使用过的北约成员国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现代战争不纯粹是军事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结合并同时进行的战争。现代战争的特点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现代战争又具有我们所不应忽略的军事上的特点。这就是中东战争中的军事方面的战争指导，并不是以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而是以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当我们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时，才能发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不是击溃敌部队-->粉碎敌战斗意志，而是扰乱敌后方补给线和指挥中枢-->粉碎敌战斗意志。那末，在这次战争中，对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是如何具体运用的呢?第一，从10月10日-11日以军总参谋部对情况的判断中能看出这一点。以军在戈兰高地转入攻势和在西奈半岛进行决战，作出这种重大的作战转变的决断，是在10月10日叙军放弃进攻和战斗意志受挫之后。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里法德·阿萨德指挥的独立装甲旅(坦克300辆)这张最后王牌，于10月7日黄昏进攻受挫，导致了这个结果。同样，10月10日-11日以色列在西奈战线的迎击战术的决断，是根据利德尔·哈特的战术上的防御隐藏着战略上的攻势的教诲作出的。第二，是以军于10月15日发起的渡河进攻作战期间。这是埃军进攻受挫后在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期间。此时以军贯彻了利德尔·哈特的要抓住大规模反攻战机的教诲。此外，反攻的目标不是埃军第2和第3集团军本身，而是指向埃军的后方补给线。进攻的方向选择的是一条敌人预料不到或准备不足的路线(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苏伊士城方向。以军包围埃军第3集团军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的意义在于，它与利德尔·哈特的战史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利德尔·哈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次要敌人(第3集团军)，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主要敌人(第2集团军)，不要以为主要敌人失败以后次要敌人会随之而自行崩溃。2． 以色列军队是如何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1971年伊加尔·亚丁将军说；“利德尔·哈特告诉人们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小国。我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取胜。为此，我们需要在奇袭、机动和质量方面收到最大限度的效果。我们避免在敌人的正面强攻直撞，而采取从敌人侧背实施攻击的方法。这样更容易奏效和节约兵力。”我们应该认为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以色列建国25年来军队的作战思想。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以军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思想的过程。建国初期，以军无论是在机械化步兵编制这样的“硬件”方面，还是在火力运用这样的“软件”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还迅速地吸取和消化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创造出自成系统的速决战理论，并为适应这种理论的要求进行了改编。以军还重视对指战员的培养。有的指挥官经历多次国内战争，他们了解战争，甚至能辨别出战争的“气味”。达扬将军曾四次担任战场统帅，他的经历反映了以军走过的路程。例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总参谋长达扬取得了以下的经验教训：①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作出了给军队下达行动命令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在预备役动员、各种车辆的准备、补给、航空突击和地面侦察等方面都出了问题，影响了作战速度。②军事行动的上方悬着达摩克里斯的“政治之剑”。如果以色列的计划事前败漏，战争推迟哪怕只是两三天，以色列就会受到美苏的压力，而且，在联合国必然被谴责为侵略者。③ 在西奈半岛，以军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战胜埃军，而是在政治限定的框框中如何作战。中止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权不在以色列手中。总参谋长达扬的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在六天战争中得到了运用。第一点经验教训，使以色列进行了周密的战前准备，并采取了欺骗行动。第二点经验教训，使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提高了进攻速度，缩短了战争时间。第三点经验教训产生的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六天战争时，隐秘开战时机，直到忍无可忍时于发动进攻，制定的作战计划规定了进攻界限；以及战场的指挥等。那末，以军又是如何消化间接路线战略的呢?。第二次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性质，是从民族独立战争、代理人战争发展为美苏对抗：作战样式是从步兵战斗、坦克战斗、空中战斗发展为导弹战争。前三次战争，以色列的战争指导具有浓厚的克劳塞维茨的直接路线战略色彩，即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战斗意志。这种指导近似于对不加控制的纯军事斗争的指导。它带来了从西奈半岛撤退这种政治上的失败。第三次中东战争——六天战争，是一次由于初战告捷而不得不变更战前的有控制的作战计划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色列在军事上虽然胜利了，但在国际上却更加陷入孤立。以色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争指导上的失败，导致它的战略思想从直接路线战略向间接路线战略转化，从重视军事斗争向更重视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从一国战略向适应世界战略方面演变。中东地区不仅是阿以双方区域性的利害对立的地区，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害关系相互交织、具有多层战略结构的地区。中东战争的特点是有限战争，战争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不能破坏各个国家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和力量均衡。战争的胜败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六天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向防御战略演变，可以认为是以色列对这种事态进行认识和反省的结果。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吸取了六天战争的经验教训，不是首先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是首先根据政治上的考虑(重视国际舆论)，来确定作战计划制定前的战略思想和发布动员令的时间。以色列所以允许阿方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原因似乎也在于此。这说明以色列人是按利德尔·哈特的认识——“要认识到通过军事胜利取得和平这种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限度，而且，纯军事战略必须受大战略的更长远的，更广阔的观点指导”——来行事的。不可否认，即使是同样经过战火洗礼的人，担任国家领导的与普通民众，他们对战争教训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达扬将军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亲身理解并实践了利德尔·哈特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在这次战争中担任国防部长的达扬，要得到人民的理解，今后尚需相当长的岁月。第七章--2(二)以军扭转战局的潜在因素1948年11月，在独立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总司令官本·古里安总理召集所有的连长作了如下训示：“只是发扬战场上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胜利的秘诀的2/3是在战场以外的活动中”。下面，对这次战争中以军扭转战局的民族的和历史的因素进行一些考察。1． 百折不挠的精神扭转战局的第一个因素，是经过沙漠的艰苦条件和民族存亡的斗争灼考验而形成的百折不挠、勇于创造的以色列精神。黑格尔曾说；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帕斯卡尔曾说：“人是有思考能力的芦苇。”不仅一个人，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当他们被迫在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严酷条件下生存时，他们就要思考、挣扎，寻求真理，而且还要探索宇宙自然界的哲理和真理。如同“以色列”这个词的“为神而战”的意思所表示的那样，以色列12个民族中唯一生存下来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一部领悟创世之神——耶和华[①犹太教所信奉的唯一真神，即雅赫维。基督教将雅赫维读为耶和华，用作上帝的同义词。译者注]的教诲和宇宙自然界哲理的历史。耶和华的教海和民族危机感，是以军在战场上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对于以军的天才的作战技巧和民族的战斗性，仅从短暂的25年建国史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必须追溯到更远的民族历史上去。沙漠的特点是干燥，人类在那里生活必须忍受干渴。适者生存的哲理既然是苛刻的，沙漠这种自然条件就不给人以恩惠，而只能给人以死亡的威胁。在那里，等待意味着死亡，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主动地征服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活必需品。沙漠不象东方那样“国破山河在”，“人生处处有青山”。那里没有自然界的恩赐。沙漠的严酷条件不允许人单独生存，作为一个部族才能生存下去。这样，沙漠人民就养成了战斗精神，具有忠于和服从部族集体意志的特点。对神的绝对服从和抗击其他民族的战斗精神，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最大特点，这与希腊乃至阿拉伯国家的伦理的，形态的，空间的、笼统的、静态的概念毫无关系，毋宁说以心理的、内在的，时间的，分析的、动态的概念为特点。简言之，以色列民族不重理想而重现实，不重现象而重本质，不重名而重实。而且，在以色列民族感情中还流淌着选民意识和危机意识。这似乎是以色列民族思维和认识事物的基本特点。反过来说，犹太民族正因为保持了这些特点，所以才能在3，000年的生存竞争中存在下来。[松鼠妖注：这个精神分析貌似是日本人在胡扯了，早期建国者明明是一群世俗的社会主义者么，见《以色列现代史》]那末，以色列民族的这些特点在战场上是如何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呢?犹太民族正视现实的特点来自民族危机感。他们把空间换算成时间，把时间看作是节奏。这个特点使以色列入善于捕捉战机，而且能够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认识战斗的界限。这并不是在自己中间概念性地制造一条界限，而是将地形上的棱线、河川的空间界限还原为时间的、战斗力的界限，并在实际的棱线上认识这种界限。我们从达扬将军的身上就能看到犹太民族的这些特点。六天战争时，达扬将军规定部队前进的界限为米特拉——吉迪山隘一线，禁止向苏伊士运河挺进，因为如果前出至运河，必然引起新的战争。这个例子表明，以军前进的界限或进攻的终点，是自己部队所具有的绝对界限与对敌考虑的相对界限的复合物。以军之所以能有效地坚持前进界限和避免两线作战，同古代以色列民族为捍卫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并非毫无关系。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国防部长达扬对战争指导的变化情况，就会发现他已经从1956年苏伊土运河战争时的果敢、大胆，变为1967年六天战争时的克制，进而变为这次战争的慎重、被动，就象他的后发制人理论的防御方案所证实的那样。这固然是顾及国际舆论的动向和同大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他正视现实和认识界限的具体表现。沙龙将军曾说：“正是我继承了以色列陆军的传统。”沙龙将军的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直率的、尚武的性格是犹太民族的特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扎下根来的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本来是与犹太民族的特点互不相容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思想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绵延不绝的原因，只有在了解了以色列民族的“向一切学习”——它来源于一种危机意识——这种正视现实的特点之后，才能够理解。沙龙将军的直率的、尚武的、创造性的民族性格与达扬将军的含蓄的、心理的、间接路线战略有机地相结合，从中可以发现以色列国防军战略思想具有慎重和坚决的特点。2． 扭转战局的第二个因素，是1948年独立战争中发挥了作用的“帕尔马契”的传统——进攻决心和间接路线战略。要弄清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哈加纳”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土耳其统治时代。当时，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备队，担任保卫各种犹太村落和移民区，防备贝陀因人袭击的冶安任务。1907年这支警备队扩大为“哈苏莫” (夜间巡逻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英军部队序列。1917年“贝尔福宣言”后，“哈苏莫”被改编为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并发展为“哈加纳”。由于当时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反对向“哈加纳”这样军事性组织发展，所以，“哈加纳”不得不通过秘密途径获得武器，以秘密方式进行训练，并作为警察性质的地下部队进行活动。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暴动时，“哈加纳”显示了它的力量。在对付阿拉伯人暴动的过程中，“哈加纳”得到英国人温盖特的指导，采用了进攻战术。这种战术为“哈加纳”的重新编成，提高士气，发挥作战能力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哈加纳”的许多成员加入了英军作战序列，参加了犹太人的对德战争，达扬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人。成为现在国防军核心力量的“帕尔马契”，是1941年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增大时，从“哈加纳”中选拔出来的成员组成的，目的是在英军撤退之前，作为第五纵队潜伏下来，在敌人中间积极开展活动。被选拔出来的人员成了“帕尔马契”的中坚。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帕尔马契”发挥了重大作用，尔后又成为国防军的核心，历届总参谋长几乎都出身于“帕尔马契”。1948年独立战争时，“哈加纳”基本上由四支部队组成：作为进攻部队的“帕尔马契”，作为地区防御第一线部队的野战军，作为地区防御第二线部队的家乡警卫队，以及青年营。那末，“帕尔马契”为什么会成为国防军的核心呢?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传统是很重要的。极而言之，扭转1948年独立战争的战局，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动力就是这个“帕尔马契”。战争初期，以色列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机。在作战方面，以往那种以步兵为主实施正面进攻的方法未能奏效，战局对以色列很不利。然而，以色列国防军利用第一次停火的一个月时间恢复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采用利德尔·哈特的机械化步兵战斗和迂回作战的间接路线战略，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例如，马卡斯上校提出的使用吉普车将步兵运到作战地域的“乘车步兵”设想，立即得到全军的支持，并被广泛地推广开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的“滕·普拉格斯”作战行动，“艾因”作战行动和解放加利利的“希拉姆”作战行动的胜利，就是具体地运用利德尔·哈特的机械化步兵战斗和间接路线战略获得成功的战例。那末，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是怎样传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呢?这是1941年5月创立“帕尔马契”的俄籍犹太人伊扎克·萨德和1948年战争期间担任作战部长的伊加尔·亚丁将军的功劳。萨德和亚丁将军直接接触到利德尔·哈特的思想，研究了他于1920年4月提出的“步兵战术新理论”(加强步兵的机动力，步坦协同作战)和1922年提出的组建新型陆军的方案(把搭乘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步兵和炮兵编成旅规模的战斗群)。后来，萨德组建了以军第一个装甲旅。另外，萨德还很重视培训年轻人，现在的达扬将军和伊加尔·阿隆将军曾受到过萨德的直接指导。萨德虽然于1954年去世了，但他的思想——直被继承下来。另一个人是亚丁将军，他受利德尔·哈特思想的影响很深。如上所述，“帕尔马契”继承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但在这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今天以色列国防军的性质是1948年战火中本·古里安总理决定的。在1948年战争的第一次停火期间，本·古里安总理断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当时，围绕着是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还是建立一支普通军队，是有争论的。“帕尔马契”既没有军衔，也没有勋章，缺乏正规的军事规章制度和纪律，非正规军的色彩很浓厚，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革命军队的性质。本·古里安总理英明决定，将“帕尔马契”改编成英国式正规军队。对此，“帕尔马契”深感失望。本·古里安总理克服了“帕尔马契”的抵触情绪，在改编成正规军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应该说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仰赖于前总理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断之处甚多，正是他于国家动乱和战火纷飞之时，有效地指挥了具有革命性质的“帕尔马契”，并预见到战争结束后的需要，确定了将“帕尔马契”改编成正规军队的方针。国家动乱期间所需要的领导人，不是在人民前面先行一步的群众领导人，而是能够预见到动乱后5—10年情况的哲学领导人。3． 扭转战局的第三个因素，是根据亚丁将军提出的速决战理论，在短时间内发挥爆炸性作战能力。亚丁将军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任作战部长，1951—1952年任总参谋长。当时，亚丁将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阻止独立战争后企图解散军队的势力，并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亚丁将军设想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这个体制以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辅以能够立即动员的预备役，在短时间内能完成作战准备，并能在敌人领土纵深实施作战。亚丁不顾自己的这个计划遭到经济界的反对，力排异议，于1950年演练了以探讨征召预备役军人方法为目的的A作战行动。翌年即1951年8月，又指挥了B作战行动和C作战行动的战术演习。B作战行动属于巴勒斯坦战争和这次战争的同类型样式，它设想8月29日-30日阿方发动了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目的是研究动员能力。演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红军首先发动进攻；第二阶段，蓝军迟滞红军的推进；第三阶段，蓝军实施反击。目的是研究红军发动进攻前24小时到发动进攻后12小时这36小时内阻止敌进攻的能力和动员工作。C作战行动的目的是研究以色列对一个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时的动员能力。就这样，在1950—1951年，以色列根据基本防御设想，确定了防御计划纲要。并决定动员能力的时间标准是：步兵旅48小时，装甲部队72小时。亚丁将军的另一贡献是他的速决战理论。1948年5月14日-1949年2月24日的巴勒斯坦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战争中间出现过两次停火：第一次停火是6月11日-7月9日，第二次停火是7月18日-10月。以色列从这场战争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必须避免持久战”。当时，亚丁将军担任作战部长，战争结束后，着手研究独具特色的国防体制。其主要内容如下。古往今来，速决战也好，持久战也好，凡兵力乘时间之积大的一方，在战略上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大。小国的战争目的通常是有限的，只要军事机构是强有力的；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兵力乘时间之积增加到最大，并在国家经济遭到破坏以前达成战争目的。速决战理论在经济上的优点是，能以最少的经费发展大量的兵力，人事费的需要也较少，武器装备能长期使用，而且在战略上还能作出先发制人进攻的选择。预备役军人是军队的主要力量，常设部队是为训练目的而设置的。编制分三种类型；满员率为100％的部队，满员率为50％的部队，只有骨干的部队。关于发挥作战能力的问题，如果战争时间为一周，那末空军每架飞机每天能出动7次以上。六天战争的第一天，以色列拥有的354架飞机，总共出动了3，000架次以上。据报道，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初期出动了3，000架次；后期出动了1，500架次以上，最近的资料报道说，最高出动了1，900架次。只有在速决战的前提下，才能有这样高的出动率和发挥顽强的战斗意志。4． 扭转战局的第四个因素，是来自达扬将军对军队的不断培育和加强。1953年12月7日，当时39岁的达扬将军就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达扬将军上任伊始，便根据自己的思想断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他的方针是削减不适用的部队，建立一支精干的国防军。达扬将军花了三年的时间逐步地、系统地改编了军队。他的第一项措施是大胆地裁减军队人员，限制现役军官的人数，用节省下来的经费购买武器装备，并取消了在战斗中没有发展前途的骑兵部队和信鸽分队。此外，来自“哈加纳”时代的许多高级军官也离开了军队。这样，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帕尔马契”成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力量。达扬将军对军队的这种改革，是以色列国防军从过去的“哈加纳”(防御型部队)向“帕尔马契” (进攻型部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第二项措施是实行退役制度。参谋人员40岁退出现役，野战部队军官退出现役的年龄更小。人事部制定了军人抚恤法，以便军官年满40岁时能顺利地退出现役。由于经济界需要这些朝气蓬勃的领取退役金的前军官，并为他们提供较高地位，加之人民也广泛支持军官退役制度，所以以色列社会的军事色彩日益浓厚起来。达扬将军离职后即1958年以后，以色列军队年龄大的人员逐渐多起来；即使如此，在这次战争中，达扬国防部长不过58岁，埃拉扎尔总参谋长48岁，北部军区司令霍非中将46岁，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少阵43岁，指挥渡河进攻作战的沙龙将军45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防军的精华—空军飞行教官是22—23岁，服兵役年龄为18—21岁。第三项措施是“画龙点睛”——培养全军的战斗意志。要求部队至少在伤亡人员达到50％之前必须继续完成上级赋子的各项任务。国家为了安全，必须克服对损失的敏感性。对部队来说，最重要的是消灭敌人这个目标。统帅部队不是用语言和文书提供情报，主要的方法是向部队下达具有指导作用的指示和发出“跟我来”的命令。达扬认为，国防军在战场上的失败是指挥官脱离实际战斗的结果。他强烈要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到第一线去。一般来说，指挥官在战场上最难作出的决断似乎是在执行任务或保存自己中作出抉择。以军尽管对人员损失最为敏感，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支部队只要还保存50％以上的战斗力，其指挥官就不能把失败看成是正常的。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已扎根于以色列民族的特点即战斗精神中，并化为以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如果抛开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无法理解以军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三)埃及军队初战的胜利与经验教训运用的局限性1．埃军获得初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伊斯梅尔国防部长的来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三条哲学和利用了以色列遏制战略死角的苏式“火花”行动计划。本来，考察作战成功与否的原因时，必然要碰到指挥官本身的指挥统率问题和战略思想本质问题。当我们考察这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初战获胜的原因时，也不例外，必然要接触到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其人。实际上，我们从埃及国防部长的思想乃至哲学同苏式“火花”作战行动的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事前计划(以集中指挥为前提)的巧妙结合上，可以发现阿拉伯国家初战获胜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个“火花”作战行动，利用了以军的以动员态势为基础的遏制战略的死角(H后24小时)。伊斯梅尔国防部长是埃及1957年第一批留苏军官，是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的埃陆军的优秀人材。他曾四次经历了同以色列的战争。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的三次战争中，他作为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参加了战斗。埃及在六天战争中失败后，他负责指挥构筑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御阵地，亲身体验到军队的覆灭意味着什么。1969年3月，他担任了埃军总参谋长，但由于对纳赛尔总统的神一般的豪言壮语表示不满，而很快就被免职了。然而，1970年10月，萨达特总统一就职，他又恢复了职务，1972年10月，就任国防部长。在这次战争中，埃军采取的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法，反映了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深处，令人感到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决不重蹈六天战争的复辙给军队招致毁灭。伊斯梅尔国防部长的这一信念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论”。他还提出“重视人的因素”反对唯武器论，主张“训练第一”。第一，他所提出的不进行战争就无法打破现状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六天战争结束后对当时不战不和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维持现状，势必把埃军限制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官兵将患“战壕病”，士气也将低落，就象不流通的水必然发臭一样，军队必将从内部崩溃。这就是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基本看法。“战争不可避免论”如同作战原则中的“目的原则”一样，为埃军官兵指明了重建军队的方向，提高了士气，把全军的思想统一到了通向战争的方向。第二，“重视人的因素”，是伊斯梅尔对六天战争时优先重视武器因素的观点进行反省之后提出来的。伊斯梅尔提出“重视人的因素”的观点，是要清除过去的“武器培育人”的观点。他认为，制造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是人，官兵只要相互信赖，树立必胜的信心，武器就会帮助官兵；六天战争时的唯武器论，导致有的部队在敌火前放下武器，或者甚至对友军见死不救。强调“重视人的因素”，不仅在战场上收到了成果，在武器装备的研制方面也收到了成果。埃军之所以能将决定这次战争成功与否的渡河时间减少到以军估算的1/2，是因为缩短了在运河沙堤上开辟60条通道(每条通道需清除1，500立方米沙土量，合计需清除9万立方米沙土量)所需的时间。埃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不是使用过去的爆破方法，而是采用了1971年一位年青的技术军官发明的高压喷头的结果。战争并非是由作战理论和武器进行的，而是由有血有泪的活人进行的。这一哲学成为这次战争中埃军统帅的精神支柱，并化作官兵的为着民族而战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第三，“训练第一”的思想是针对六天战争以前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而提出来的。这种“训练第一”的思想，使得不善协同动作的阿拉伯民族在苏式“火花”作战行动计划中得到了训练。各部队根据40人组成的参谋部所拟定的大规模的、详细的行动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作战训练。对模拟巴列夫防线进行的300次进攻战斗训练，坦克和火炮夜间沿不同颜色的路标进行的渡河训练，在与苏伊士运河流速相同的河流上进行的渡河训练，反映了这些训练的一个侧面。阿拉伯国家之所以能顺利地取得初战胜利，还有以色列遏制战略方面的原因。以色列的遏制战略是建立在动员体制的基础上的，这个动员体制使以军在发布动员令48—72小时后才能发挥作战能力。如果对方在以色列发布动员令后48—72小时内达成作战目标，那末，以色列的遏制战略就失去了成立的条件。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的遏制战略之所以失灵，就是因为埃及利用了以色列的动员体制的这个死角。可以认为，在开战之前，埃及采取的一系列欺骗行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使以色列推迟发布动员令的时间。本来，遏制战略要求的是建立一种随时能转化为作战力量的核力量态势。1974年12月1日，以色列总理非正式表明以军已拥有核武器。这意味着以军正在从依靠动员体制的遏制战略向依靠核力量的遏制战略发生划时代的转变。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遏制战略对官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的影响。事实表明，放弃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而依靠通常的动员体制，遏制战略是难以成立的。2．埃军不能采取相应的作战行动对付以军的渡河进攻作战及机动作战，与其说是由于“火花”作战计划，毋宁说是由于自身的素质，而这个素质又是由根深蒂固的民族性造成的。“火花”作战行动(埃军称为“巴德尔”作战行动)的特点是集中指挥，统一行动。它虽然使埃军在开战后24小时内取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又成为导致以军渡河进攻作战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火花”作战行动，就是把各种作战行动纳入事前制定的庞大的详细的计划中，并按计划行动。正由于这个计划规定得过于详细而且集中，所以当它转入实施，遇到事先未能预料到的情况时(如第3集团军渡河时就遇到了坦克不能渡河这种事先未能料到的情况)，第一线部队就难以采取临时处置措施。而一旦作战行动不能应付实际出现的情况，最初夺取的主动权就会逐渐丧失。埃军在整个作战计划中，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的渡河作战上，并千方百计地想使之获得成功。尽管作战计划是倾注心血制定的，但它本身却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它也无法料定在战场上可能产生的错误及掌握敌人的行动意志。所以，在作战计划中，应该有主动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要求。除“火花”作战行动外，从参谋勤务和指挥方面也能发现埃军无力对付以军机动作战的原因。例如，埃军的野战情报勤务与上级指挥官的要求相差甚远，不能按情报主要要素规定积极主动地展开情报搜集活动。而依靠电台侦听和寻问俘虏来获得敌人的兵力部署情报。此外，下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先呈送战斗要(详)报。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想法是，“战争就是作战计划与其他行动的对话”，下级指挥官除了按规定执行“火花”作战计划外，没有必要做其他事情。据说，连师长自主行动的余地也很少。在指挥方面，从10月2日到10月16日提出停火方案时为止，伊斯梅尔一直在距苏伊士战线100公里后方即开罗郊外的地下作战指挥室里，站在各种颜色的地图前，指挥第一线的战役或战斗。据说，10月16日，埃及首脑在发表停火演说时，尚未收到沙龙将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情报。据说这次战争结束后，当有人间及埃军的野战指挥官究竟是谁时，回答的人以讥讽的口吻说：是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具有适应平时的政教合一性质的埃军，何时发展为适应战时的军队，是以军关心的问题之一。埃军提拔年青军官担任高级司令部指挥官和参谋，是战局的发展对埃军不利的10月16日下午6时以后的事情。而且，下达第2和第3集团军于16日夜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必须得到四位参谋的同意。10月17日，穆克塔中将信心满怀地发表了16日夜间埃军反击的战果；在西岸的以军后方补给线已被切断，在“中国农场”的战斗中埃军获得了胜利。这份战报过于夸大，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据说，这成为第2集团军司令马蒙将军为加利利少将所取代的一个原因。此外，10月14日埃军的总攻失败，可以说是由于后勤保障和火力支援、协调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埃军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协同动作差，不适于实施机动作战，是1948年以后每次战争过后都指出过、反省过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当以军实施渡河作战并在运河西岸发动进攻时，埃军的坦克也只是在掩体中实施防御作战，担任战略预备队的第1集团军也未进行有组织的反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埃及在六天战争中以屈辱的失败所换取的教训，在这次战争中也未能完全避免，同时也不难看到，其原因存在于内部，即埃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所构成的军队素质，因为无论是强调集中的“火花”作战行动，还是政教合一的军队性质，它们无一不是同埃及的民族性——它形成于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末，埃及的民族性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另作研究的问题。埃及的自然地理具有干燥和湿润双重性。古代埃及人的特点是同沙漠进行斗争和皈依尼罗河。当时，人们的智慧有限，无法认识尼罗河的洪水和恩赐，只有听命于它的摆布；另一方面，同沙漠和外敌则进行斗争。这种特性由于被统治的历史而不断加深，以致只知等待、忍耐，而且产生了主张复古、缺乏时间观念的通病。这化作阿拉伯民族的名言“马莱休”(不必介意)而深深地扎根于全民族之中。埃军的作战行动迟缓，往往失掉战机，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都可以通过了解这句“马莱休”的地理的和历史的深刻背景来加以理解。另外，1952年埃及发生的政变和反英独立运动，1964年掀起的反美斗争，1972年驱逐苏联人的行动，等等，这一系列同大国的对抗和斗争，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认为，这是超越“马莱休”限度时沙漠民族战斗性的体现。四，战后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和加强战备1． 战后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将近一年半的时候，阿以双方除签订了在戈兰和西奈暂时脱离接触的协定外，它们彼此间的命里注定的矛盾——阿拉伯国家要求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而以色列希望作为国家得到承认——基本上没有什么缓和，第五次中东战争不可避免的情报，带着真实性不时地传来。1974年1月17日，埃以两国达成了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其主要内容如(353页图)。1月23日，苏伊士运河西岸的以军开始向东岸撤退，25日两军正式脱离接触，2月21日，以军从苏伊士运河西岸撤退完毕。而在北线，叙利亚政府于3月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拒绝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为此，叙以两军展开了8天的炮战。炮战于3月19日达到了高峰。4月14日，两军争夺赫尔蒙山，展开了这次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由于美国国务卿再三调解，双方于5月29日终于达成了脱离接触的协议(见354页图)。5月31日，协议签订后30分钟，戈兰高地的战斗停止了。然而，在这次战争中遭到屈辱失败(就象埃军在六天战争时一样)的叙军，其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瓦解，正在迅速加强军事力量。戈兰高地继续紧张的局势，与西奈半岛的缓和局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 加强战备情况这次战争刚一结束，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要求美国提供总额为27．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应付战后新的事态。1973年12月，美国议会同意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据报道，1974年9月中旬拉宾总理访美时，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到1975年底，美国向以色列提供50架“鬼怪”式飞机，200-250辆M60型坦克和电视制导的“灵巧”炸弹。据1974年12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以色列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加强其军事力量。截止1974年11月，以色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分别在美苏的援助下，又发展到拥有超过这次战争爆发时1/3的军事力量。以色列不仅增加了武器的数量，而且，迅速提高了武器的性能。飞机增加了100架，达到了626架，对付防空导弹的战术水平也有提高，还得到了美国提供的可避开对方雷达的空地导弹。在这次战争中，以军的1，728辆[①此处和后面陆续提到的叙军、埃军的坦克数和损失数字等，可能来源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各国武器调查》。这些数字同本书前面引用的[美]杜普伊上校著《捉摸不定的胜利——阿以战争》一书中的一些数字有矛盾。——译者注]坦克，虽然损失了840辆，但算上修复的300辆，从阿军手中缴获的420辆，加上美国提供的450辆，实有坦克2，060辆。据说，由于美国把每月生产的40辆坦克几乎都提供给了以色列，五角大楼曾大为不满。此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架100部，导弹2，000枚。以色列不仅加强了上述武器装备，而且，还具体地利用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1974年，他们改组了因为错误判断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战术而遭到指责的以军情报系统，希望恢复六天战争时情报的准确性。以军地面部队不断进行机动演习。11月10日-16日，以色列又一次发布预备役动员令，在戈兰高地转入了戒备状态。以色列当局说，这次动员了1万人。据美国国防部透露，这次动员了30％的预备役兵力，计7．5万人。这次动员利用11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举世瞩目下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之机，为预备役的动员提供了实战演练的场所。另外，以色列军官中确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认为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是由于想吸收和缓和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打击的结果。这一事实表明，以军是有两种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一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二是挑动阿拉伯世界一个国家进攻，自己在完成动员之后，以全部力量予以反击。据说，这后一种方案在军官中引起了议论。这样，这次战争中的三大教训——①允许阿拉伯国家实施第一攻打击是不利的，②对阿拉伯国家的开战决心作出了错误判断；③对付导弹的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不完善——便都为以军所接受。以军的官兵仍然很自负，认为自己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这次战争结束后，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8-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叙利亚补充了在这次战争中损失的140架飞机，提供了45架新式米格-23飞机、30枚射程为290公里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和100枚射程为70公里的“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在这次战争中，叙利亚的1，170辆坦克，虽然损失了600辆，但却从苏联新获得包括T-62型在内的800辆坦克，目前实有坦克1，370辆。据说，叙利亚还得到了苏联提供的6，000枚“耐火箱”反坦克导弹。据传，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团一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较差，飞行员的数量不足。但目前叙军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培训这一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并确保飞行员的数量。从这次战争中叙军的作战情况看，可以认为，叙军很重视步、炮、坦的协同训练和空地协同训练。在这次战争中，埃及的1，880辆坦克损失了650辆。战后由于埃苏关系恶化，萨姆-6等防空导弹没有得到补充，而且，T-62型坦克，米格-21型战斗机等60种苏式武器，有一半因部件不足无法使用。据美国国防部估计，1974年12月，埃及从法国定购的36架“幻影”式飞机，有3架已运到埃及。埃及当前的国家政策重点是集中力量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进行经济建设。据说1975年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埃及后，苏联又开始向埃及提供武器援助。如果是这样，那末，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军事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以色列和西方军事当局指出了以下两点：① 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备分部件的可能性；② 以军摧毁阿拉伯国家“蛙”式地地战术导弹的可能性。关于第一点，据说1975年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埃及后，苏联又开始向埃及提供武器备分部件。据判断，问题在于第二点，即以军摧毁叙军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据说，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发射的“蛙”-7地地战术导弹，摧毁了以军北部军区司令部驻地拿撒勒附近的“基布兹”的12座建筑物，幸亏人们躲避在地下室里，才没有造成伤亡。这种导弹的攻击，使以色列再次痛感自己后方的脆弱性。从埃、叙两国发射的射程为290公里的不断机动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能将以色列国内的所有城市都纳入其射程内，但是，以空军将首先急袭这种导弹的储存基地，并坚信不等这种导弹发射，就能将它们摧毁掉。前文所述以空军装备空地导弹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五)展望第五次中东战争1． 一般性推测1974年12月2日一期美《时代周刊》说：“在11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前，以色列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其中有68％的人推测，今后两年内将再次爆发战争。”同年11月中旬，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说：“第五次中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作战样式可能是速决战、电子战和庞大的消耗战。”在学术界，法国社会学学者、战争学研究所所长加斯顿·布托尔先生发表了堪称“战争爆发规律”的以下几点研究成果：① 当年青一代人口此例增大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② 经济萧条时期容易爆发战争。美国的失业率达到6％时倾向诉诸战争；③一个国家在完成军备扩张、实战部署和兵员训练后，两年以内容易进入战争。因为这个期间是军事上能确保相对优势、敌我力量差距较大的时期，④ 国内危机容易转化为对外制造紧张局势，⑤ 开战前，积极分化、孤立敌国，并寻求盟友。正如1974年12月10日-13日以空军等轰炸、袭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指挥部一事所表明的那样，当前，以色列主要是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1969年-1970年式的消耗战和游击战。可以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条件还不成熟。2． 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条件1974年11月苏伊士运河开始试航，它的重新开放也为期不远，而且由于石油资源全面国有化问题，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见增长。时间对阿拉伯国家是有利的。美苏两国的核均势仍在维持着。可以认为，这将继续使中东地区深深卷入美苏的世界战略中。为此，我们预测第五次中东战争时，必须将中东问题看作是由三重结构构成的。第一重结构是美苏关系——把中东地区作为实现其世界战略的场所，又竭力保持核均势和防止核战争的美苏关系，第二重结构是美阿关系——围绕石油资源展开斗争的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重结构是阿以关系——要求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的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三重结构规定了战争爆发的时机、条件，战争样式、战争的结束和战后的影响，而且，这三重结构之中，作为一种潜在的趋势，还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新潮流—一拥有石油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以其资源向先进的工业国家挑战。必须看到，这股潮流持续的时间可能很长，五年、十年内也不一定能够结束。同时，可以认为，1974年12月1日以色列总统暗示他的国家已拥有核武器一事，表明中东地区将增加一种新的因素——核遏制力的作用。如果以上述认识为前提，那末，中东战争已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局部地区的冲突，而实质上孕育着核时代条件下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它的爆发也不会仅仅因阿以这一局部性的单重因素而爆发，因为局部性的第三重结构虽然是战争爆发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全部条件。这三重结构，出自各自的要求，在开战时机的决定上，要求着不同的战机。第一重结构：美、苏从其世界战略出发，要求以避免美苏间的全面核战争和能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和短期内为必要条件；而以能趁机明里暗里获取本国利益和涂改交战当事国以外的政治地图为理想条件。第二重结构：战机发生于美、阿因石油资源全部国有化和石油价格等问题而弄僵关系，或者是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国内经济无法摆脱困境的时期。第三重结构：战机存在于中东和平谈判止步不前，阿、以的一方或双方陷入深刻的政治乃至经济危机，而且认为自己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或战争不可避免，或者除了发动战争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期。当上述第一、二、三种情况结合或者第一、三种情况结合时，容易爆发第五次中东战争；当第一、二种情况结合时，由于第一种情况的前提容易动摇，所以可以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战机本来是具有要求合理性和合乎目的性性质的，但随着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爆发战争——成熟起来，及至第二、第三种情况时，战机对合理性和合乎目的性的要求就大为减弱，而扎根于民族的和历史的不合理性和可谓理外之理的性质却极易得到加强。换言之，开战的动机并非产生于期望获得战争胜利的乐观论，而是来自忧虑不及时采取行动而遭致损失的悲观论。这导致双方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方针，而这种倾向又必然使双方处于紧张状态。这堪称一触即发的状态，正是问题成熟的时期。但中东战争具有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性质，它如果在一触即发的状态表现得十分明显时发生，又有极大的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下，避免、遏制战争的力量将发挥作用。哈曼·卡恩把国际斗争的阶段区分为44级台阶。作为危机前的策略，第一级台阶是制造虚假的危机；第二级台阶是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姿态；第三级台阶是发表庄严、正式的声明。可以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这44级台阶中的第九级台阶——戏剧性的军事对抗。如果说有第五次中东战争的话，那末，目前双方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加强的军事力量和以色列的危机感，将表现出下一级台阶的战争样式。邱吉尔首相曾说：“各种事态纷纷出现，重要的是认清其中什么是本质。”今天，再没有此这句话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了。借用惠灵顿将军的话说，当今确是需要我们具备预见力和洞察力的时代——看透山那一边的情况和敌指挥官心理状态的时代。战后30年的历史，已经从民族独立、国家复兴这种繁荣昌盛的时代，进入了今天各个国家，民族相互依存的时代。战争既然是解决国家、民族间历史课题的一种手段，那它当然不可能游离于时代特点的范畴之外。特别是70年代，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依赖关系进一步加深，这个时代发生的战争即使是局部的、短期的战争，其战后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长期的。从现代战争中，我们可以发现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当它顾及战后的影响时，也就不得不采取自我克制的态度，从而不能单方面获得全面胜利。现代战争的特点不允许我们把它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问题，而迫使我们把它作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从这次战争中应该学习什么呢?这固然因人而异，但下面的一条经验，作为一个军人是不能忽略的。无论是阿军初战的胜利，还是以军扭转战局的成功，其动力无一不是战场外面不断进行的坚韧不拔的努力的结晶。这努力的过程，就是学习历史、重视传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变革的历史。尤其是以军，这支既重视传统又不断创新的军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颇多。第三节 以色列的遏制战略为什么失灵[①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记事》1978年10月-12月号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一作者注]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有5年的历史了。今天，战争的遏制问题仍然是各国主要的战略问题。特别是象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在处于美苏遏制力量“峡谷”的地区，常规的局部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呢?很早就有人对研究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智慧在控制战争，历史的威力和人的活动在影响战争的爆发。我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在开战经过上的特点，不仅在于以色列遭受了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这一点，而且还在于以色列是在战争爆发前夕，在达扬国防部长发表了演说之后遭受了突然袭击这一点。达扬在那次演说中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遏制战略正在发挥有效的作用，今后十年内可以维持现状。”所谓遏制，一般来说是指“使对方产生一种恐惧心理，由于害怕遭到难以承受的有效反击；而中止敌对行动的措施”。但遏制的本质是指望获得一种心理效果，即通过让对方对战争的利害得失作出合理的判断，来打消其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可以说，遏制成功与否，其关键取决于被遏制的一方。本文拟采用这种观点：虽然遏制战争爆发的努力失败了，但主要依靠美苏的力量，遏制战争扩大的努力却成功了。本来研究遏制失灵问题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例如可以从遏制理论、国际政治、军事力量对此、东方军事心理学等方面着手，但本文打算仅从战史方面着手，首先粗略地观察一下开战的部分背景，然后弄清开战的原委，最后从同以色列的遏制战略的关系上考察萨达特总统从决定诉诸武力到决定开战的原因。从中我们会发现，在争论“遏制”还是“突袭”这个事关开战决心的阶段，决定遏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在于实际的遏制力能否发挥作用。一，二(从略——作者)三、遏制失灵的原因(一)间接原因(从略——作者)(二)直接原因以色列未能使六天战争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稳定。以色列丧失了达成国家目标的统一意志，造成了军民国防观念的淡薄，使战略从攻势转入守势，使民族从危机感转变为过于自信。我们从六天战争以后以色列对战略条件在本质上发生变化的忽略和它所采取的对策出现的错误中，可以发现遏制失灵的近因。1． 近因(1)六天战争后为建立本国的遏制力而作的努力与遏制战略的目的及界限以色列寻求遏制力的过程，经过50年代初期寻求国际遏制力时期、60年代依赖美国遏制力时期、六天战争后建立本国遏制力时期，过渡到70年代非核常规遏制的时代。以色列六天战争以前的国防政策是积极进攻。其要点是：拥有强大的兵力，装备能同敌人战斗的足够的武器，开战理由充分，确实遭到了侵犯；与国际上的友好国家进行合作，以寻求援助。六天战争和战后出现的新情况，要求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和约旦方向建立埃班外长很早以前就提出过的“不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能防御的边界”，同时还要求从五个方面来调整遏制战略。这五个条件是：①以色列必须保持一支能同时与一切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战斗的强大的军队。这次战争，以色列不得不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作战。② 边境防线就是临时边界，必须阻止敌人在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集结，必须对企图发动进攻的敌人造成威胁。③ 为永远保障亚喀巴湾的航行自由，必须确保沙姆沙伊赫的安全。④为加强遏制力，必须增强国内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工程建筑能力，提高军需工业的武器装备自给率。武器、补给和技术等方面依赖其他国家意味着遏制力的下降。⑤ 遏制力的强弱，不仅仅依赖物质战斗力，而且还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在非常事态下有无指导能力，以及敌方对这种能力的评价。然而，由于苏联积极地、迅速地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武器，以及阿拉伯不断进行游击战和消耗战，所以，上述五点要求很难实现。苏联的决心——六天战争结束后刚一个月，它就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战前70％的武器装备——以及后来埃及进行的消耗战，使以色列懂得了许多道理。60年代末期，以色列国内通过对付消耗战的教训，普遍对常规力量作为遏制力感到失望，提出了发展更强大的遏制力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以西蒙·佩雷斯和前总理本·古里安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引进“非核遏制”的概念，1969年正好是以色列完成核物质制造工作的一年。据西方情报专家说，早在1963年以色列就已经在内格夫沙漠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69年完成了核物质的制造工作，但这时以色列没有立即着手制造原子弹，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一种能缩短原子弹制造时间的新式原子弹制造方法。70年代以色列的遏制力，集中表现在“非核常规遏制力”和排除对以色列的侵略及夺回占领区的“拒绝性遏制”上。“非核”具有双重含意；一是对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不予证实，二是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能由此而断定实际上是否使用。这种非核状况作为遏制力而起作用的依据，来自“使敌人疑心拥有核武器一事本身就构成了遏制力”这种“非可靠性遏制力”理论。而“拒绝性遏制”与博弗尔将军的“防御性遏制”的概念相同，最终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国家打消收复失地的念头；这种“拒绝性”在苏伊士运河和约旦河方向是适用的，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方向却具有与“拒绝性遏制”概念不同的进攻性含意。据1969年以色列前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所著《沙幕》一书说：以色列进行遏制的目的是“使阿拉伯人清醒地认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已建立一个无法消灭的、极为巩固的国家，进攻以色列的任何尝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为此，以色列的遏制建立在保持一支优势的军事力量，具有能遏制战争扩大的可靠保障，能对付敌人的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证实这种遏制目的的是埃班外长下面的一段话：“以色列的遏制在于首先使阿拉伯人对它企图从地图上把以色列抹掉的愿望产生怀疑，其次使它感到它无法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最后使它打消消灭以色列的念头。”以色列正确地分析了常规力量构成的遏制力的限度，除对面临的事态仍积极采取遏制行动外，还准备在遏制一旦失灵时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以粉碎阿拉伯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实际上，六天战争是在遏制失灵的前夕，以色列对遏制已经失去信心，才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对待遏制战略的基本态度。以色列的这种遏制政策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话柄：“以色列以遏制为由制造紧张局势，制造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借口，并决定采取侵略行动，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2)当前的防务措施与长期的防务措施失调1970年8月埃以双方达成90天停火协议后，以色列动用20亿以镑一相当一年国防预算的1/3——开始加强西奈防线，对原来的巴列夫防线用钢筋混凝土加固。当时，副总参谋长塔尔对这条巴列夫防线的效果表示怀疑。达扬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西奈半岛的防御有常备军和空军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前线进行积极防御，他们强调的毋宁说是遏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西奈和戈兰两个方向的阵地缩小了，仅部署了少量的防守部队。此时以色列的战略是“防御与遏制相结合”的战略。要进行防御，就需要实际上是担负遏制任务的部队；而要进行遏制，又需要具备确有防御能力的部队。1970年以后，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从最初的40个逐渐减少到16个。埃以双方力量对比为12：1，第一线兵力甚至为30：1，埃军占绝对优势。巴列夫防线也从当初迟滞阵地的任务改变为警戒阵地的任务。与此同时，在战略上逐渐转向以依靠遏制力为主。1972年以色列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措施证明了这一点。士兵的服役期限从36个月缩短为33个月，每年预备役的训练时间从60天缩短为30天，国防预算也由1970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国家总预算的43．7％)削减到1973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国家总预算的32％)。在国防费的使用上，节约了当前的经常性支出，而增加了研制未来新式武器装备的费用。上述措施，是以色列作出重要决断的结果。当时以色列国防军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是使当前的防务上的努力继续下去，要么是不顾当前的不利态势，而重视加强未来的长期国防措施。达扬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后者。他们削减了第一线的兵力，把劳力和资金一方面向民间公司开放，一方面重点用在军事工业上，以加强武器装备的自给体制。还在1969年1月，法国就已宣布全面禁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美国对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也犹豫不决，此时正是以色列痛感依赖外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危险性的时期。当时，以色列自己研制的武器装备中，“巴拉克”式喷气战斗机、自行榴炮，坦克、“加利尔”式自动步枪和“蜻蜓”式空空导弹等已进入生产阶段。这种异常重视科学和工业生产的措施，在资金和人力的使用上，使短期和长期的防务政策发生了失调。弹药和备件的储备只有数日份，而且由于设想未来的作战不会太激烈，连其的数量也减少了，过于重视长期措施的结果，导致十月战争中各种弹药和飞机部件不足。据估计，仅坦克部队就需要105毫米炮弹30日分250万发，价值约250万美元，可是军区一级的储备量却极少。以色列在第一线的兵力部署、弹药储备，国防预算和士兵服役期限等方面放松努力，结果使它在1972-1973年防务上出现了弱点。以色列在“遏制比防御省钱”的理由下削减了第一线防御兵力，转变为采取遏制战略。国防上的陷阱出现在它自己的脚下。第七章--3第四节 中东见闻录[① 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载于日本《陆战研究》1980年10月号上。——作者注]10月6日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日子，今年是这次战争的7周年。研究战史，将研究人员引向实战的现场。幸运的是，每隔5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学会全会，从8月10日至17日在罗马尼亚举行了第十五次会议。其下属机构的国际军事历史学会全会也同时召开了。在会上，我们有机会宣读了题为“明冶维新时期的军队与社会的关系”的论文。在回国途中，又用10天时间访问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实战现场。在以色列，我们先后走访了戈兰高地、以黎边境，约旦河、西奈半岛和耶路撒冷等地，行程达2，000公里。在这个期间，我们通过采访参加过十月战争的将军、总参谋部战史处处长和士兵们，搜集了一些资料。承蒙日本驻以色列武官谷十三生空军上校的大力协助，取得了预期成果。在埃及，由于日本前任驻埃及武官前川清上校和现任武官米原光郎上校的努力，我们得以访问纳赛尔军事学院，通过采访院长和各位将军，以及看电影等，接触到了十月战争的实际情况。此外，我们还在该学院战史部部长的陪同下，参观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列夫防线，这对我们来说是从两个方面考察十月战争的极好机会。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见闻。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我们在以色列期间，适逢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这是自从1978年3月以色列进攻黎巴嫩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1980年7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了紧急特别会议，以112票对7票，24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决议。次日即30日，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包括耶路撒冷东城在内的“首都宣言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与现在的首都西耶路撒冷正式合并，为以色列永恒首都。”这件事遭到了主张对圣地耶路撒冷拥有领有权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强烈反对。这个“首都宣言法案”的通过，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乌云低垂的埃以和平谈判，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在军事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使用气球运载的炸弹，作为反以武装斗争中的一种新战术。据联合国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发言人证实，7月29日，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发现载有大量塑料炸弹和自动步枪的烧焦的气球。以色列《新消息报》在同一天也报道说：“7月20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企图乘气球侵入以色列，但因气球起火而失败。”另外，伊拉克和利比亚正在加紧研制核武器，这使以色列当局焦躁不安。把根据地设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过去一直巧妙地使用外交攻势和武装斗争两手进行反以斗争，但今年春季以来，其重点已转向武装斗争方面。393页地图：以军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略图我们在了解这些情况后，于8月15日拜访了日本大使馆。之后，于次日即16日清晨离开特拉维夫，用一天的时间参观了戈兰高地和黎巴嫩边境地区。在谷十三生武官的陪同下，一天内驱车行程达640公里。在戈兰高地，我们没有见到人影，也没有碰到车辆，仅发现一个移民村。后来，我们又去了最引人注目的以黎边境最北端的迈图拉。在那里，带刺的铁练网划分了边界。边界两侧，各有一条宽5-6米的砂砾公路。在以军边防士兵的对面，黎巴嫩的农民正在摘着苹果。8月20日《耶路撒冷邮报》第一版，以“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消灭恐怖分子50余名”为题，大肆报道了8月18日夜间以军进攻黎巴嫩的消息。下面是这次战斗的概况：这次战斗是1978年3月利塔尼河战斗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恐怖分子的行动。在这次战斗中，恐怖分子死亡50-60人，大量的武器、建筑物和装备品遭到破坏，以方死亡3人，其中军官2人，士兵1人。此外，负伤12人。这次战斗始于8月18日深夜1时，以色列伞兵部队和戈兰尼旅的步兵部队袭击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据点。部队前进时靠徒步，撤出战斗时使用了直升机。经过约2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结果，摧毁了威胁北部加利利地区的10门敌火炮和迫击炮，同时，还破坏了敌训练场、储藏室、弹药库和司令部。贝京总理在指挥所同总参谋长等各位指挥官度过了一夜。联合国部队的监视所虽然遭到破坏，但因为里面空无一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卷入这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以色列还出动了过去禁止使用的飞机。19日晨，以色列加利利地区遭到了从黎巴嫩境内飞来的“喀秋莎”火箭炮弹的攻击。损失如何，以色列没有公布。8月20日，以色列空军出动飞机28架次，对黎巴嫩南部地区恐怖分子的许多据点，实施了90分钟的扫射和轰炸，作为报复。攻击的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便不给普通居民造成损失。估计在纳巴提亚平原有装备火炮和迫击炮的恐怖分子700人。主要攻击目标选择了“法塔赫”和“闪电”的训练设施。除美国外，各个国家对以色列从空中攻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反应，都很严厉。美国认为，这次轰炸，以色列虽然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武器，但这是用于防卫。埃及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违背中东和平愿望的“新危机”。伊拉克的态度更为强硬，它说：“我们并不采取抵制以色列的方法，而要选择轰炸以色列的手段。”法国说：“这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在进行的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的行为。”但是，以色列的态度也是强硬的。贝京总理参加了在进攻黎巴嫩的战斗中阵亡的军官奥维德上尉的葬礼，他说：“袭击黎巴嫩并不是报复行动。我们不能等待恐怖分子闯进我们的家园杀害我们的孩子。”联想到以色列合并东耶路撒冷和将耶路撒冷宣布为“永恒首都”，我们该如何理解以色列这种强硬的、决不屈服的态度呢?这使人感到以色列每个人都对过去那漫长、黑暗的民族历史记忆犹新。二、西奈半岛南端的战略价值以色列的道路100％是经过铺面的。从加沙通往阿里什的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基布兹”不时映入眼帘。看来，以色列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目前，埃以双方关于归还西奈半岛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以色列已经把阿里什(含)——沙姆沙伊赫(不含)以西的西奈半岛归还给埃联及，预计在1982年4月前，还将归还腊法——埃拉特以西地区。但系到这次合并东耶路撒冷与“永恒首都”宣言法案的成立，我认为以色列从西奈半岛的撤离将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考虑到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本身的军事价值，我的上述感触就更深。不久前，以色列的军事专家们曾就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签订[①1978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埃以签订戴维营协议。协议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关于签订埃及同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要》和《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根据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以正式签署和平条约，结束双方的战争状态。——译者注]，对以军撤出占领区造成的战略上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个委员会当时向国防部长魏兹曼提出了报告。报告包括长达65页的兰皮书和涉及机密的红皮书。报告说，随着以色列撤出占领区，将出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根据协定，以色列到最终阶段撤退完毕时，如何保持高度的防御态势的问题，二是如果和平谈判受挫，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防御上的危险降至最小限度。在西奈半岛，现在阿里什已归还埃方，在其东端有以军的检查所，办理两国间的出入国境的事务。阿里什至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一线，已成为两国临时边界。虽然按规定在1982395页地图：以军撤出占领区情况图 (1980年4月)年4月以前以色列须从加沙——埃拉特一线撤退完毕，但由于7月31日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宣布耶路撒冷为“永恒首都”的法案，所以，以色列是否会按预定计划从目前临时边界撤退，前景难以预料。这是因为首都宣言法案的通过，还可以解释为有可能包括不归还约旦河西岸地区。这种情况对西奈半岛的归还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我们曾询问埃军的一位将军：“您认为西奈半岛能按预定计划归还吗?”这位将军回答说；“我认为能按预定计划归还。”总之，和平谈判能否进展，其重大关键在于198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这次以色列国会通过于耶路撒冷为“永恒首都”的法案后，作为战略上的一个要点的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讨论全面归还西奈半岛问题的过程中，以色列曾有过将西奈的战略要点委托给美国管理，或者是以色列从埃及长期租借的设想。以色列有人判断，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埃拉特港的价值可能降低。通过非洲之角曼德海峡的船舶，每天达100艘之多，其中进入埃拉特港的船舶约10艘。以色列没有理由为了这10艘船舶的安全而不放弃沙姆沙伊赫。但是，可以预料，在今后重开和平谈判时，以色列国内会出现这样的舆论，那就是：为了确保亚喀巴湾航行的安全，要求至少要保住沙姆沙伊赫。就是在埃以和平协定签署后，以色列国内也还会有人强烈反对放弃这个要地。在这些人看来，如果以色列能够将沙姆沙伊赫基地作为要点，封锁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的入口，那末对于过往于红海要冲曼德海峡的埃及船舶可产生遏制效果。此外，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舶，还可以使用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就是一些人认为以色列确保沙姆沙伊赫的战略上的意义。看来，在巴勒斯坦自治谈判前景暗淡的目前阶段，离开自治谈判，以色列最终撤出西奈半岛是否会按预定计划进行，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1982年4月前，以色列顺利地完成撤出西奈半岛的工作，预计埃以双方的安全措施将如下图。三、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战略价值以色列撤离约旦河西岸，似乎比它撤离西奈半岛更复杂和困难。以色列把耶路撒冷作为“永恒首都”的决定，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众所周知，耶路撒冷是号称有四千年历史的闻名古城。16世纪，这座古城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集中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对犹太教来说，是大卫王朝的首都，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先知”穆罕默德访问天界的传说之地；对基督教来说，是具有许多圣地和古迹之地，如圣墓教会、圣墓山和橄榄山等。总之，耶路撒冷对三个教来说都是圣地。以色列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占领了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一直由约旦军队死守着，直到1967年六天战争才夺到手中。后来，阿拉伯国家提出“东耶路撒冷的主权必须归还阿拉伯国家”；而以色列主张东、西耶路撒冷是“本国的首都”。阿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一直发展到以色列于1980年7月31日通过东、西耶路撒冷为“永恒首都”的宣言，致使萨达特总统也中止了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约旦河西岸地区在军事上究竟有什么价值呢?确保这个地区，具有下列战略意义：1． 对从约旦境内起飞的飞机，可利用南北的山系建立早期预警系统；2． 可使耶路撒冷、洛德机场和特拉维夫等要地处于阿拉伯军队的炮火射程之外；3． 可获得50-60公里的地域纵深，弥补动员令下达后到预备役投入战斗这段时间的死角；4.可限制恐怖分子的入侵地域，并减少警戒部队。现在，以色列在约旦河艾伦比桥上设有一个检查站，负责检查出入国境的人员，为对付恐怖分子，对阿拉伯人的检查特别严格。从耶路撒冷所具有的战略上和宗教上的价值来看，以色列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虽然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但以色列仍感到对恐怖分子的对策并不完善。400页地图：约旦河西岸地区截面图四、临战态势下的军队如果仅从表面看，是不可能了解以军的真实情况的。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一份介绍以色列国防军真实情况的资料。今年5月，《耶路撒冷邮报》摘要刊登了会计检查院提出的关于国防军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了解到国防军的实况。今年的报告对国防军提出的严厉批评虽然不怎么多，但还是有一些，例如：业务工作中的差错，铺张浪费，临战态势不完备，防止事故的措施不充分，军事基地内储备的油料不足，等等。上述的批评意见是通过对国防部、师司令部和旅级部队的工作检查之后提出来的。关于战时应急态势和部队的编制状况，这次调查了2个师，2个野战炮兵部队和防化部队。同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历年的情况一样，今年的报告也指出了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例如：第一线部队的满员率低，战时储备不足，征召预备役的手续存在问题。检查院对军事基地内的公共卫生情况也进行了检查。1977年8月，某基地曾因水质不好而发生痢疾患者500余人。此外，在对某个旅进行调查时，了解到许多预备役军人延误了规定的时间，没有应召。检查院还发现兵役义务不很公平，征召预备役所必需的注册不能反映最新情况，接受征召训练的183名士兵未提供自己的住址。更大的缺陷是，对预备役士兵的配置不当，训练不足，非常时期用的储存库的状况不良。检查院特别指出，各种备品极端不足，维修保养不良，武器、弹药和光学仪器缺乏。这些情况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看过上述报告，我们感到这是对国防军的严厉批评，但以军当局解释说，部队应保持的良好状态与实际情况是不一致的。这份会计检查院的报告，完全是设想国防军在战时应保持的应急态势的状况，报告中的指责将在国防军的今后措施中得到反映。报告既然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虽然是一部分)，就说明以色列国防军是健全的。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这次在戈兰高地、以黎边境、约旦河(艾伦比桥和出入国境检查站)、耶路撒冷、希布伦、比尔谢巴、加沙和阿里什等地会见的士兵，个个都足目光锐利、体魄健壮的人，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处于临战状态下的军队的形象。这些士兵的纪律似乎比较松驰，但保卫国家安全的意志是坚定的。那末，统率这支军队的要谛是什么呢?分析起来难道不是“跟我来”和“捡遗骨”吗?以色列人民对阵亡人员的处置是极其隆重的。现在，北部军区司令部每年都要在戈兰战场上召开两次追悼会。以色列家庭夜间在外面食堂聚餐，有时有乘坐吉普车架着机枪的士兵来为他们警卫。这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军这种忠实的服务精神，人民是不能忘怀的。不久前，各界人民对在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战斗中阵亡的人员举行了追悼大会，当然，这也带有犹太教的宗教色彩。五、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戈兰高地作战曾在六天战争时任以军总参谋长的巴列夫将军常说：“兵力强大，机动迅速，指挥灵活”是用兵的原则。十月战争的用兵思想是这种原则的发展。但1978年3月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作战(利塔尼作战)，作战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以军强调的重点由速度转向了集中兵力，由机动转向了火力。以军研究了十月战争的教训，在利塔尼作战中运用了新的原则，不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此，以军对作战原则再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73年，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以大量兵力在敌区纵深实施反击，消灭敌部队。然而，十月战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训也恰恰是“不要在国外的新战场上谋求军事决断”。正如开始在军事上、最后在政治上所表明的那样，以色列遭到了失败。以色列虽然力求在戈兰和西奈两个战场粉碎敌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但它的企图未能得逞。以军合围了埃军第3集团军，但最后未能将其消灭；在戈兰正面的反击，也因要防止苏联介入而不得不把萨萨前面的特勒沙姆高地作为前进的界限。以色列认为，它如果能不受任何限制地实施象六天战争那样的决定性作战，给叙军以毁灭性打击，那末，它是能使阿拉伯国家屈服的。对于这一点，以色列至今仍感到遗憾。然而象六天战争那样的战略环境，今后不能再指望了。以色列只能在外界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严格区分能采取什么样的作战行动，不能采取什么样的作战行动。1978年3月的利塔尼作战计划就是根据十月战争的教训制定的。作战目的是摧毁恐怖分子的据点，所采取的态度是相机撤退。我们询问以军战史处处长：“你们在戈兰战场的反坦克作战打得很漂亮，具体的战斗要领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在戈兰战场上的作战并不令人满意。”战略上，在西奈和戈兰都不得不采取直接路线战略，因此损失也大。在许多场合，由于对强敌采用的是正面进攻的方法，结果都失败了。十月战争告诫人们必须摈弃传统的作战思想，即“力求在主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思想。在这种痛苦的体验中，戈兰战线第7装甲旅的战斗行动发出了光彩。十月战争时的第7装甲旅旅长加尔上校，现在担任着北部军区司令官(少将)要职。在这次调查中，原定要直接采访这位司令官，但由于8月18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作战，北部军区参谋长巴拉姆准将从戈兰前线赶回了特拉维夫总参谋部，由他接见了我们约2个小时。在十月战争中，第7装甲旅连续作战4昼夜，终于使叙军进攻受挫。综合巴拉姆准将介绍的情况和其他资料，第7装甲旅反坦克战斗的方法大致如下，后来仔细参观了现场之后，认识就更深了一步。1. 将整个任务正而变成反坦克地区，除空军实施对地面攻击外，还周密地准备了防坦克壕、地雷和区分了火力任务。叙军为迫使以军分散兵力，对以军宽大正面实施进攻，并进行绵密的弹幕射击。因此，分散和集中兵力是十分重要的。2．通过机动防御，经常控制有预备队，避开敌人的弹幕射击，力求集中反坦克火力。根据旅长的命令开始射击，对移动目标的射击距离至少为3，000码。3．防坦克壕的作用较大。挖出的土不是放在叙方一侧，而是堆积在己方一侧，防止叙军用推土机将壕填平。聚集起来准备越壕的叙军坦克是良好的射击目标。4．由于坦克没有安装夜视仪，夜间战斗极其困难。叙军一直使用坦克和步兵在近距离上战斗。以军第7旅以炮兵实施反坦克战斗时，坦克则进行燃料和弹药的补充。5．加尔上校作战指挥卓越，他时常亲临前线指挥，力图保存兵力，手中常常控制有预备队。能控制预备队到最后，是需要有勇气的。而且，他特别注意预先掌握敌人的动向，以便能应付不测事态。另外，还注意保持与师长之间的指挥联络畅通。与空军的无线电联络，由旅建制内的营负责。6．第7旅的训练素质和士气较高。这个旅是1948年独立战争时最先编成的旅，射击技术较高，一辆坦克能对付10个目标。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营已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战斗，完全陷入混战状态，此时指战员都忠实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相互进行的无线电联络，成为鼓舞士气的最好手段。十月战争的经验中，以军第?旅的机动防御受到了注意。他们认为，制定进攻计划应采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原则，即使在防御时，在主要战场上也应实施战术性的箝制作战，并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损失。据说，以军要将第7旅的战斗行动作为今后机动防御的典范在全军推广。六、面临危机时的战史研究这次调查，我们有机会同以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史处处长阿格罗姆上校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谈话，他向我们介绍了作战的简要情况，并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位战史处处长所持的论点是：“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国家，而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600万人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日本民族和犹太民族有过同样的历史悲剧。”这位处长还说：“学习以色列战史，如果不研究犹太民族的历史背景，就理解不了以色列的战争。”这位处长向我们提问说：“日本是否研究战争的历史背景?”我们回答说：“是的。”通过同这位处长的问答，我们感到过去日本研究的中东战争成果不必进行大的修改。以色列国防军战史处的编制如下图。405页表：以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史处编制序列战史处研究员研究战史的一般程序如下。战史处长拥有决定权，并对有关行政工作负全部责任。1． 决定研究课题和选择助手；2． 资料的搜集、分类、文书或记录；3． 第一稿材料的编写与通过采访核实；4． 征求其他研究员的意见；5． 编写第二稿材料；6． 向军内下发第二稿材料，并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