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奥斯维辛

逃离奥斯维辛 作者:鲁道夫·弗尔巴内容及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17岁的犹太少年鲁道夫·弗尔巴几度反抗，但最终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杀人工厂）。在集中营的21个月他亲眼目睹了176万人被屠杀，自己也十几次面临死亡威胁，但凭着自己的勇气、运气、智慧与品德他不但每次都化险为夷，而且进入了数十万囚犯中的上流社会，甚至还与集中营里的一个美丽姑娘谈了半年美妙的恋爱。当得知还将有1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骗到奥斯维辛屠杀时，他下决心逃出去告诉全世界真相，结果他真的成功了，他拯救了60万犹太人！作者简介：鲁道夫·弗尔巴，犹太人，现居于加拿大温哥华。世界著名医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药理学名誉教授。他作为一名鉴定证人在对德国纳粹的审判中多次出庭作证，并且经常在北美各地做关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演讲。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他的故事让全世界的惊险电影黯然失色，让德国纳粹由衷佩的集中营囚犯，数十次虎口逃生的不死传奇。“别人也许会死，那是真的，但我会活着！”鲁道夫这个数十次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的人教会我们生活的信心、勇气、韧性与快乐！250万犹太死难者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录！史上最伟大的越狱，十九岁少年逃出七千纳粹守卫的杀人工厂，拯救了六十万犹太人！奥斯维辛生活场景有人放了一袋水泥在我背上，我跑步前进。在门口一个囚犯头用他的棍子重重地朝我的肾脏部位打了一下。我踉跄着前行。10码之后，一个副囚犯头又给了我一鞭子。我前面的一个人倒下了，一根棍子击碎了他的脑壳。我被他的尸体绊了一下，但没有倒下。我把水泥袋放在一台搅拌机旁边……然后我们再次跑回去搬运更多的水泥，遭受更多的辱骂、更多的殴打，我们处于一种疯狂而又恐怖的比赛中，无望地与时间竞争。集中营越狱法则第一条：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告诉我你何时逃跑，或者怎样逃跑。一旦你被报告失踪了，他们会来找我的，也许在酷刑下，我会忍受不了说出来的。第二条：不要害怕德国人。在奥斯维辛他们试图让你的身体和思想都崩溃。他们试图让你相信他们是超人，是不可战胜的。但其实我在战场杀死过很多德国人。第三条：一旦你逃出去了，不要相信你的腿，因为子弹总是跑得更快。不要给他们机会射击，要设法躲藏。白天不要动，因为那是休息的时间。第四条：不要带钱。我知道你可以弄到足够的钱，但是不要碰它们。如果饿了，你会被引诱着去买食物。要是没钱的话，你就不能买。要以土地为生，从野地里和最偏僻的农场里偷东西吃。要远离人群。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1）　　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1942年 7月 17日，海因里希 ·希姆莱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扬克尔 ·迈泽尔由于弄丢了条纹囚衣的 3颗扣子而丢掉了性命。这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衣冠不整。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矮个儿的扬克尔老头，尽管从来不是很了解他。他那双黑黝的玩具熊般的眼睛总是瞅着地面，悄无声息地完成一个个的任务，遵守一道道的命令，然后麻木无情地把自己编织到集中营那个沉闷乏味的坯布中。要是他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我相信，那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隐身人。当然，他最终没有达成那个让人理解的目标；而且我坚信，这次失败的后果对他的伤害要比那戏剧般显赫的自我暴露要轻得多。他讨厌自我炫耀，却无法摆脱这一点。当希姆莱随行人员接近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时，扬克尔 ·迈泽尔却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而被臭名昭著的电弧光所包围。区长发现了他衣领上的裂口。据说，他很快被棍棒打死，拖到地毯下。几分钟之后，希姆莱抵达营房进行视察。扬克尔永远不知道，在他死的那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未来被塑造成型了。我们这些对自己衣服更谨慎的人逐渐了解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什么。确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被囚禁在那儿仅仅只有 17天。我的理智被希姆莱要来参观的想法所占据，因为那些天我们几乎不谈论别的。就在希姆莱参观的一周前，我们正要睡觉，区长疾步跑进我们的营房，我们即刻变得鸦雀无声。这是规则，而且这个人操控着我们当前的命运。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也是一个囚徒，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专业罪犯，一个谋杀犯。这种专业罪犯、谋杀犯的身份把他置于那些所犯罪行仅仅是由于其犹太人身份的人之上，而他作为德国人这个事实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这种身份。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2）　　他说：“一周之后，集中营将会迎来它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帝国保安队的希姆莱将会访问我们，你们的行为必须如下：“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们只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你们只能用最尊敬的方式说话……‘是的，上校先生。’‘不是，上校先生。’“显然，如果这也不够的话，你们应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回答。要是被问到集中营的状况，你们应该说：‘我在这儿很幸福，谢谢您，先生。’“集中营的所有人、所有物必须绝对的干净--一尘不染，必须有绝对的秩序。任何一个暗中不执行这些命令的人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那天晚上睡觉时，我比平时更紧张，别人也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帝国保安队员面前的任何一次犯错都意味着遭受鞭笞或绞刑，或者二者兼具。但区长一定更紧张，因为第二天，为了希姆莱的这次参观，他开始以普鲁士学院一名警长的热情来训练我们。他让我们排成一队，然后突然说道：“我是帝国保安队员，看看你们如何在我面前表现自己。”他慢慢地走到排尾，像一个出道的杀手模仿嗜杀成性者，用他那愤怒的目光逐个扫视我们。如果发现肮脏的手指甲或是涂黑不当的木鞋，他就会咆哮地辱骂犯规者，并且用他那沉重的竹手杖重重地打他。他甚至用托儿所里的那种方式检查我们的耳朵后面，然后在营房里到处巡视，寻找着折叠不合规范的被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紧张情绪逐渐增长，并弥散到整个集中营。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囚犯，甚至还影响到卫兵。那些从来就没有多少耐心的党卫军军官们开始相互找碴。病人受到密切关注，那些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者，就很快被处理掉。干净的制服发了下来，事实上，那些军官要求囚犯们每天进行彻底的清洗。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都不敢信心十足，对每次的排练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参观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实际上，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列队行进在温暖的阳光下，阳光好像使集中营那刺眼的棱角变得柔和、甜美，但并没有使我们的神经稍微放松。漫长而又空虚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保持立正，炎热和焦虑使我们大汗淋漓。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3）　　尽管在可怕的环境下笔直地站立着，我们可能看起来是相当像样的一队男人。我们在各自的营房前站成僵硬的直线，像训练有素的斑马。站在营房的第一排，我自己确实就是一匹引人注目的斑马。他们故意把我放在那儿，因为刚刚入狱才17天，我看起来相当健康。实际上，我的位置良好。我不仅在第一排，而且由于我的营房刚好在悬挂着“工作带来自由”的那种令人振奋的标语的门口旁边，最终使得自己成为第一个看到希姆莱到来的人之一。不过，我并没有好好享受那个特权。党卫军军官们的制服穿得一丝不苟，长统作训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的神经也高度紧张。他们就站在集会广场的前方，而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此情况下，由于显眼，我必须要注意安全。事实上，仅仅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乐团的音乐才使我的位子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他们是一队卓越的音乐家，来自于欧洲的各大首都，总指挥曾经一直负责华沙爱乐乐团。我们等待的那会儿，他试图用捷克歌剧《交换的新娘》中的一首著名的咏叹调来安慰我们。咏叹调的题目是《上帝给我们力量时，我们应该愉快》。对于那些长久生活于死亡恶臭气息下的人们，对于那些知道任何一天他们自己都有可能成为那股恶臭气息一分子的人们来说，那种氛围不是很恰当。奇怪的是，我们当中鲜有人考虑到将来，最重要的就是帝国保安队员海因里希 ·希姆莱的到来。其实，有一次，我们把自己做作党卫军的一员，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突然，音乐停止了。我不敢扭头，从眼睛的余光里，我看到乐团指挥期盼地望着门口--视察队伍在望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被派过来警告他。他纹丝不动地站着，举起指挥棒，泰然为我们的座上客演奏音乐。然后，悲剧发生了。每个演员都害怕的那种灾难，只有盛典才匹配的那种恐惧，纠缠着每一刻的那种危机。我们营房外面的第十排里，区长发现扬克尔 ·迈泽尔少了几颗上衣纽扣。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4）　　几秒钟后罪行就发生了。他一下子把迈泽尔打倒在地。队列中传来一阵心神不安的混乱。他们迅速地而又疯狂地对他一阵拳打，试图把他从现场、从他们的大脑中彻底抹杀掉、清干净。他甚至不能优雅地死去--只能迅速地、悄无声息地死去。他尖叫着，那强有力、牢骚般的叫声充斥在燥热、死寂的空气中。然后，尖叫声突然变成被遗弃的风笛的那种稀疏、悲痛的哀号声，但并没有很快消失。叫声持续着、持续着，淹没了真空般的沉默，扼住那些被紧密遏制的大脑，并用恐惧扭曲着它们。叫声甚至盖过了拳打脚踢的丑陋的重击声。那一刻，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怨恨扬克尔 ·迈泽尔。那个矮小衰老的犹太人在破坏一切，用他长久以来的孤独和徒劳的抗议给我们所有的人制造麻烦。现在他呜咽着。我看见一个党卫军军官，脸上汗渍斑斑，对我们的营房点了点头。两个士官跑向迈泽尔，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党卫军军官从石头建筑那边整齐地行进过来，回到原位；区长和他的那些笨拙的下属屠夫们拖着脚步怯懦地跟在军官后面。所有营房中，唯独他们的营房，不得不在希姆莱的注视下公开示众。所有人当中，唯独不起眼的扬克尔 ·迈泽尔制造噪音。主席台上，乐团指挥一动不动，甚至没用眼睛望一望门口将会给他一些暗示的党卫军。他指挥棒后面的音乐依旧泰然自若，对他来说，这才是重中之重。军官们悄声警告我们，希姆莱的套服在 20码外出现。指挥棒优雅、准确无误地移动着，乐团忠顺地跟随其后，优美地、轻快地演奏出意大利歌剧《阿伊达》中的一个选段。选段名字是《胜利进军》。门开了，一辆长长的黑色敞开式梅塞德斯轿车缓缓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高贵无比。前面坐着司机和一个身着棕色衬衣的党卫军军官，坐在后面的是帝国保安队的海因里希 ·希姆莱和集中营总指挥鲁道夫 ·胡斯。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高级军官。整个队伍以葬礼的步伐行进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确实变成了送葬队伍。现在仿佛是一个葬礼游行。队伍在乐团前面停下来。希姆莱笑着走出来，显然，音乐让他惊奇、高兴。他停下，听了一会儿，然后一边同胡斯聊天，一边漫步走向我们的营房。随着他的走近，我深感欣慰，尽管这种感觉很荒谬。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5）　　连日以来，我们对这一时刻恐惧不一。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黑夜，我们生活在恐惧中，直到希姆莱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一个全能的怪物--一个愤怒、丑恶、危险的对手，他甚至成了一个见到我们的脏指甲会捏碎我们的骨头的人。现在，他就在我们中间，迈着步子，带着英国王族中上阶级成员的那种翩翩风度和从容不迫的魅力。他在这种氛围中轻松自如，这种氛围像任何一个英国游园会的氛围一样。像英国王族一样，他似乎具备一种能力--迅速快捷地而又毫不费力地让他人自由自在。胡斯的副手拉客夫雷尔 ·奥默耶僵硬地走上前，鞋跟咔嚓一声作响，在空中划了一个纳粹敬礼。希姆莱微笑着感谢他，动作优雅；他立即被接纳到舒适、温暖、热情的内圈。拉客夫雷尔身上的古板生硬消失了，代之以文雅的活跃。我贪心地凝视着慢慢朝我走来的那群人--那一时刻，我已习惯于把他们当做非同寻常之人。他们确实是纳粹分子，但是都是举足轻重的纳粹分子。他们可恶吗？是的。我当时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操控着数百万人的生死。我以敬畏的眼神望着他们的制服：剃刀边裤子的折痕，完美无瑕的衬衣，同时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尽管离他们仅有五码之遥。希姆莱向我们走近。我研究着他的面孔：苍白而又松弛；他的表情祥和、谦逊，表现出半无趣、半喜悦之情。未镶边的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制服看起来不是很合体。我心想：“这个人并不是怪物，他更像学校老师，一个平常而又普普通通的老师！”多年后我了解到，在成为希特勒灭绝营设计师之前，他是一位数学老师。的确，对他来说，死亡仅仅是一个整洁的分类账单上鳞次栉比的数字的简单算术计算。现在他就在我面前。拍马屁的摄影者窜到他面前，他们的莱卡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咔嚓作响、急速旋转。他们做着各种姿势，腾跃着后退，半蹲着、全蹲着拍摄，疯狂地为这段历史小插曲寻找新的、重要的角度。他们来回往复地飞奔着，好像远洋班轮前面的绳索。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6）　　他走到队尾，转过身，再次走回来，颇有兴趣而又文雅地望着囚犯。再一次，他近距离经过我，近到我可以触摸到他。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那是一双冷酷、无情而又茫然的眼睛。我却发现自己在想：“如果他看穿真相，也许他会改善状况的。也许食物会更好一点儿，也许殴打会少一些，也许……也许作为一种改变，我们会在这儿看到正义。”你瞧，我已经忘记了扬克尔 ·迈泽尔，其他人也是，因为海因里希 ?希姆莱正在朝我们微笑。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要是他们让他看到一切就好了！要是他坚持看到一切就好了……毒气、焚烧、残忍、命运！”他的确坚持要看到一切。“二战”后，鲁道夫 ·胡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绞刑架上被处决。处决前，他在克拉科夫牢房写了自传。出版商要我检验这份可怕的证据的准确性，我读到这些：“他（希姆莱）然后爬到塔门上，让人把集中营的各部分以及正在修建的排水系统指给他看。他被带领着参观集中营提议扩建的面积，看到囚犯们正在干活；他视察他们的宿舍、厨房及医院床位。“我不停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集中营存在的缺陷上，他也注意到了这些缺陷。他看到那些疾病缠身而又衰弱的受害者，医生坦率地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了解到吉卜赛集中营中不断高攀的儿童死亡率，也看到孩子们饱受着一种叫做水癌的可怕疾病的折磨。“他也看到那些过度拥挤的棚屋、数量稀少而又原始的厕所和洗澡间。医生告诉他那儿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最重要的，也告诉了他原因。他让人以最准确的方式解释所有的这一切，并且细心地看到一切真相，但他保持沉默……“他看到刚刚到达的一批流放犹太人的整个毁灭过程。他毫无异议地花了一会儿时间观看挑选健壮犹太人的过程。关于灭绝的过程，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是保持沉默。灭绝开始时，他悄无声息地观察那些高级、下级军官，包括我自己，并参与整个过程。“在女人的集中营，他看到宿舍很狭窄、厕所数量不够、供水匮乏，他也让管理军官带他参观衣服储备，所到之处资源都十分匮乏。他让人给他解释食物配给以及繁重体力活工人的额外津贴的每一个细节。“在女人的集中营，他参与鞭打一个女罪犯（这个妓女不断闯进来，偷窃任何能够到手的东西），以观察其效果……”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7）　　当然，对于帝国保安队员来说，除了工作，也有休闲娱乐。琐事之余，他履行了社交职责。例如，第一天他参加了给所有参观者和奥斯维辛指挥部军官准备的晚宴。他坚持接见每一个人，跟他们聊工作和家人。稍后，他拜访了胡斯一家。胡斯的妻子和孩子认为，他真是迷人可爱。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视察了胡斯的家具，告诉总指挥说，作为官邸，他的房子应该扩建。临行之前，他说：“我看了你的工作，也看到你所取得的成就，我很满意。感谢你的服务。我提拔你为一级突击大队长。”实际上，他对自己的所见非常不满，但他并不担心那些骇人听闻的条件。成千的犹太人从欧洲各地来到集中营，但灭绝他们的方法却很低效。毒气室仅仅是权宜之计。在明沟里焚烧尸体浪费了宝贵的燃料，也使得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优雅小镇上的德国人抱怨恶臭气息。对于当过数学老师的他来说，所有这一切太过于杂乱无章，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因此，他给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灭绝工厂下了命令。现代的混凝土毒气室和大焚尸炉要在 24小时内吞噬多达 12000具尸体；事实上，它们达标了。那些机器将要在 3年内吞噬 250万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然后以无毒黑烟的形式吐出。***海因里希 ·希姆莱于 1943年 1月再次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次我很高兴看到他来，虽然并不是因为我对他出于仁慈和正义而改善我们的命运怀有微弱的希望。我们欢迎他的到来仅仅由于那意味着再过一天就不会有不定期的殴打和屠杀。我们再次排着队，焕然一新，衰弱多病的站在队尾，健康体壮的站在前面。乐队再次奏响，鞋跟咔嚓一声作响，长筒作训靴在主人的光芒四射下舞蹈着。他再次逐步视察集中营，把他那粗短、学究气的手指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覆盖物上检查是否有灰尘。这次没有谁像扬克尔 ·迈泽尔那样把一粒微小的沙子掉进光滑的机械中。尽管他以一贯作风对集中营进行彻底的检查，但这只是即将到来的饭前开胃酒。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亲眼看看自己 7个月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勾勒的计划的实施状况。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8）　　他要去看看世界上最新的大屠杀工具、胡斯总指挥官的崭新玩具--火葬场的开幕式。那可真是一个辉煌的大工程：长 100码，宽 50码，内含 15个炉子，每个炉子可以在 20分钟内同时焚毁三具尸体。对于它的建筑师瓦尔特 ·德亚科先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混凝土纪念碑。像我这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奴隶般地劳苦工作才建造了此纪念碑。顺便提一句，这些幸存者们可能有兴趣知道瓦尔特 ·德亚科也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洛提镇练习着他的手艺。1963年，由于给洛提镇的教区牧师修建了杰出的新祭坛而受到因斯布鲁克市腊斯克主教的热烈赞扬。然而，1943年，战争正在进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更实际地展示自己的技巧。灭绝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幸亏他的高效率，才使它在希姆莱来此参观的那天上午第一次真正地朝着自己的强盛前进了一步。他无疑看到了那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演示，唯一美中不足之处是很多德国小站的火车时刻可能让人忧虑。胡斯总指挥急于展示他那新玩具的高效性，为此，他特别安排了 3000名波兰籍犹太人运送到此地，以德国特有的现代化的方式屠宰掉。希姆莱那天早上 8点到达，演示要一小时之后才开始。8点 45分，新毒气室里客满为患，虚拟吹淋室设计精巧，上面贴着“保持干净”、“保持安静”等告示。的确，党卫军的卫兵们确保任何一英寸的空间都不被浪费。他们迫使那些已经进入毒气室的人远离门口，于是更多的受害者被引领进去。婴儿和小孩被扔到大人头顶上。门被关紧、密封。一个党卫军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站在毒气室屋顶，等待着投入能够释放氰化氢气体的 B型氰杀粒微粒。那一天他的职位无比荣耀，因为他很少有机会有如此尊贵的观众。他很可能像马会大赛的发令员一样紧张。8点 55分，紧张情绪几乎让人无法承受。戴着防毒面具的党卫军烦躁不安地摆弄着一盒盒的微粒。下面，他的观众爆满，但没有帝国保安队员的身影--他跟胡斯总指挥官共进早餐去了。电话铃响了，每个脑袋都转向电话。一个低级军士跑到负责此次行动的军官跟前，匆忙敬了个礼，喘着气传达了信息。军官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但什么也没说。信息是这样的：“帝国保安队员还没有吃完早饭。”似乎帝国保安队员仍然在吃早饭。毒气室屋顶的党卫军蹲坐着。毒气室里，疯狂的男人、女人们在那一刻知道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沐浴意味着什么，他们呼喊着、尖叫着、软弱无力地敲击着门。但外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新的毒气室是隔音隔气的。第一章 当音乐停止的时候（9）　　即使是有人听到，也不会关注他们，因为党卫军有他们自己忧虑的事。行动一直拖延着，信差来了又走。10点，马拉松式的早饭仍然在进行之中。10点半，党卫军几乎对虚假情报产生了免疫功能。甚至当远处电话铃响的时候，屋顶的那个党卫军仍然蹲坐着。11点，一辆车开来，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希姆莱和胡斯下了车，跟现场的高级军官交谈片刻。他们给希姆莱解释整个过程的所有细节，他认真地听着。他从容漫步到密封门口，从厚厚的小管制室里随意瞥了一眼里面蠕动的身体，然后返回去向他的下属提出了一些质疑。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屋顶的党卫军收到一个苛刻的命令。他打开一个圆形盖子，迅速把那些微粒扔到下面的脑袋上。他知道，那些拥作一团的身体的热量会让这些微粒在几分钟之内释放出毒气--这一点人人皆知，因此，他又迅速盖上盖子。毒气攻击开始了。为了使毒气能够更好地蔓延，胡斯稍等了一会儿才礼貌地邀请他的客人再次到管制室一窥。希姆莱朝毒气室里窥视，显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转过身，饶有兴致地向他的总指挥问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所见所闻似乎让他感到满意、愉悦。虽然一向很少抽烟，但他接过了一个军官递给他的香烟。他一边笨拙地抽烟，一边大笑、开玩笑。当然，这种轻松随和的气氛并不意味着对重要事务的忽视。有几次，他离开那群军官，从窥孔里观察里面的动静。人都死了。他很关注接下来的程序。特制的升降机把尸体运送到火葬场，但焚烧并没有立即进行。金牙要取下来，妇女的头发要头上割下来--它们可以使鱼雷的弹头滴水不漏。富有的犹太人早就被盯上了，他们的尸体要单独搁置、解剖，以防任何一人耍奸计，把珠宝，也许是钻石隐藏在身体里。这确实是很复杂的事务，但那些新机器在技巧娴熟的操作员的控制下进展顺利。希姆莱一直等到烟囱上空浓烟滚滚，他看了看表，1点钟，是午饭时间。他同高级军官握手，漫不经心而又兴高采烈地回敬普通士兵，然后同胡斯一起上了车。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进行一种交易，其规模之大足以让矮小的老扬克尔 ·迈泽尔惊讶，让他难以置信地摇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流线型大规模毁灭这种观点可能远远超出了他那简单的思维方式。他那时对“最终解决方案”也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1）　　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1942年 2月，斯洛伐克一个叫做特尔纳瓦的小镇上，我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打开的俄语语法书，但我却置之不理。我知道学习不再有用。我可以听到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踱着脚步走来走去，把平底锅摔得砰砰作响，好像对它们有什么个人仇恨似的。那肯定是即将到来的吵架征兆。我猜想，有很好的理由吵架。一小时前，我告诉她我要到英国加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军队。从母亲的角度看，我们的小镇特尔纳瓦距离布拉迪斯拉发市有 30英里，而英国好像跟未经开采的秘鲁丛林一样遥远。她的声音响亮而清晰，带着不愉快的讽刺，超过厨房里不和谐的管弦乐，从敞开的门传到我的耳朵里。“为什么不溜到月亮上给自己切一块生干酪？但请按时回来吃晚饭！”我没说什么。一阵幽香，一堆精致的维也纳炸小牛排、苹果卷、炸土豆让我暂时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争论。总之，我感觉那争吵仅仅是一个开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一点儿都不像我家族的人。最初学英语，好像那还不够糟糕，竟然又开始学俄语！”她哼了一声。又一阵叮当声，一阵可能针对我或是烤肉排的嘀咕抱怨声。她又说：“俄语！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安顿下来，学个体面的手艺？你究竟从哪儿得来的这些自负的想法？”我合上俄语语法书，走进厨房说：“妈妈，我将来愿意像拉货车的牛犊一样被驱使。”平底锅安静了。母亲在她那下摆宽大的围裙上擦擦手，深深地望了我一眼。她的眼光敏锐、富有洞察力。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不，我想你不会的。我想你是对的。”她突然走到煤气炉灶旁边，把锅从火焰上端起来，那样子好像把一个小孩从多瑙河里救起来。“看看你让我干了什么！”她厉声说道，“你让我把土豆烧煳了！”在我家，那的确是一大憾事，因为母亲是一个无比骄傲、优秀的厨师。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2）　　***任何一个犹太母亲都会担忧像我这样的儿子--斯洛伐克独立保护国成立时，国父提索总统发誓同他的纳粹恩人并肩作战，人们不希望犹太人从事超越他们地位的工作。确实，法律禁止他们那么做。并不是那些法律让母亲担忧，而是关于良知的问题，关于做恰当的事情的愿望，因为她受到教堂里那些尊贵的长者们的深远影响，以至于或多或少接受了二等公民的身份--她认为这是合情合理、恰当公正的。例如，我开始学习英语时，她很关注，也很担忧，就像一个英国父母担忧自己的孩子拒绝打板球而对玩棒球比较着迷。她把我的学习当做反常行为。当我把俄语加到自己的课程表时，她更是担忧我的心理稳定，以至于带我去看医生。但幸运的是，那个医生自己也学俄语，所以他能让母亲相信：虽然我的雄心壮志非同寻常，但从医学上来说，它是正常的。回忆那段时间里自己的态度，我很奇怪自己居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如此多的东西。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限制我们权利的法律被小心谨慎地采纳，像温柔的雪花一样，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周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法律是 15岁的时候。我的名字从当地高中名单上被删除了，私人补习也遭到拒绝，只有被迫自学。禁止自学这条规则当然是无法强制执行的，我也对其置之不理。然而，由于不能上学，我不得不去做苦工。干活时，我发现有两个薪水等级：较低的属于犹太人，较高的属于所有的其他人。失业时，在职业介绍所我发现自己低人一等。工作机会首先留给非犹太人，要是有剩余的，我们就算很幸运。接着是对我们活动范围的限制。我们只被允许生活在某些镇上，而且是这些镇上最穷的地方。旅行也被限制了，未经许可我们不能到别的地方活动。格托体系逐渐在斯洛伐克推广。当然，我憎恨所有的这一切。但是我接受了这些裁决，或多或少把它们看做是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甚至下令犹太人必须在上衣佩戴黄色的大卫王之星，但那时我也俯首听命，并未多加考虑。政府通过驱逐法的时候我才开始反抗。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3）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触发了自己内心的反抗。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已经 17岁了，我的眼界终于变得开阔了。也许是因为国家法令使我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犹太人，而不是一个斯洛伐克公民，更可能因为我怨恨从自己国家被驱逐出去。然后就是整个阴谋。他们平静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被送到波兰的保留地，在那儿我们可以学会工作、建立自己的社区。通知说，年轻、身强力壮的男人先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相当合理。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措施的真正动机是排除潜在的抵抗的中坚力量。我并不知道那个保留地是一个叫做奥斯维辛的灭绝营，他们希望我在那儿体面、安静地死去。我将不再是社会的一员，因此将不得不像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样被隔绝在警戒线之内--这种暗示让我无法忍受！的确，我和印第安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被留在自己的国度里。***我的母亲是个意志坚强、自力更生的女人。她几乎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小缝纫店。她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一旦作出让步，她会全心全意地接受新的形势，并一以贯之。她砰地把一块吱吱作响的维也纳炸小牛排放在我前面，并说：“你怎么去英国呢？”“先到匈牙利，然后去南斯拉夫。要是走不了了，我就加入提托主义组织。”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她正在考虑我将要穿过的前线，考虑穿着黑衣、尽力模仿党卫军的斯洛伐克赫林卡卫兵，考虑匈牙利边境乱开枪的巡逻队，考虑我穿过战争中的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边界线所面临的 1001个危险。她强忍着这些阴郁的想法，平静地说：“你需要衣服和钱。”衣服她想方设法弄到了，但很难弄到钱。然而，几天后，她走到我跟前对我说：“给你，儿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已经尽力了。”是 10英镑，我到英国的路费。与此同时，我开始研究自己的路线。我断定最好的计划如下：先到斯洛伐克边境的色若得，再穿过乡村到达离匈牙利七八英里的我一位校友的亲戚那儿。他说，他的亲戚会帮助我。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4）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特尔纳瓦到数英里之外的色若得。这段距离远远超过了犹太人被允许行走的界限。显然，我不能坐火车，因为对旅客的检查从未间断过，走不了几英里我就会被逮捕。走路更危险，因为我要穿过陌生的国家，立即就会成为嫌疑人。是母亲帮我想到解决的方案。既然对当前形势已经下定了决心，她就显得很冷静客观。因此，她漫不经心地说：“你需要乘出租车。你父亲认识一个人，他会载你，也不会问很多问题。”这听起来很可笑。谁曾经听说过一个人可以乘出租车走向自由？但当我认真思考这一提议时，我意识到：母亲是对的。一周后我准备好出发。出租车司机性格阴郁，挺着大啤酒肚，委靡不振的烟叶黄胡子，一张大猎犬似的阴沉的脸。对于此次行程他不是很高兴，因为被发现的话，他会被逮捕。看在友谊的分上，他同意载我。我知道自己绝对可以信赖他。于是，1942年 3月初，我拎着包同母亲告别，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只是对我说：“照顾好你自己，不要忘了换袜子。”出租车开远了，我没有回头，并不是因为陷入感情中无法自拔，而是因为忙着把黄色的大卫之星从肩膀上扯下来。然后，我躺在磨破的真皮座位上，胃部由于激动而抽搐。兜里放着母亲给我的 10英镑、一张地图、一盒火柴。对于我将要面对的旅途来说，这点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但我仅仅是一个 17岁的男孩，还没有学会如何估量危险。半小时后，我们看见了色若得的灯光。整个旅途中，我和司机仅交流了几句话。我们心里逐渐变得很紧张，谈话似乎很不合时宜。我们在镇上停下来，我从车上下来付钱给他。两人变得有点滔滔不绝。他告诉我，车费是 400克郎-即 20英镑。我们两个都感到很尴尬。我掏出自己仅有的 10英镑，递给他。他伤心地盯着钱看了一会儿，用手划过头，猛拉了一下胡子，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最好自己留一半，你需要钱。给你母亲留个便条，她会处理的。”他不是犹太人，但显然他是朋友。我想感谢他，但他已经回到车上了，在我找到合适的话之前，他已经驾着车飞奔而去了。他的任务--对于他，这是个危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拎起包，望着色若得镇。咖啡店里温暖的灯光和笑声招呼着我。我周围的人们在轻盈舞动的雪花中快步向家走去。在街道的遥远尽头我可以看见一个宪兵，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于是我转过身离开灯光和笑声，继续走下去直到再次回到乡下。我远离那小镇的温馨--这种温馨太危险了。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5）　　在那儿，借着火柴，我研究着指南针，朝着自认为是匈牙利边境和格兰塔的方向走去。现在雪更大了，我不仅很冷，而且突然感到很孤独，内心的那股激动在冷酷无情的黑暗中熄灭了，类似恐惧的东西占据了我的内心。我走了数小时，路上一次次地鼓励着自己反叛的勇气。终于，眼前出现了灯光，那是格兰塔。我到了匈牙利！我加快步伐。早上 5点，我走在荒凉的镇上，一边密切地注视着巡逻警察。我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朋友的房子。宽慰和疲劳让我虚弱无比。我敲着那扇引人注目的门，长时间没有回应。我再次敲门，这次声音更大一点。好似过了一小时之久才听到远处的脚步声。门开了几英寸。一个女佣从门缝中望着我，露出惊恐的面孔。门又被砰地关上了。我再次敲门，按门铃。我把手放在门铃上，一边转过身往后看--警察随时都会出现。我听到更多的脚步声，接着是一阵含糊不清的低声谈话。我不再按门铃。门再次开了。一个身材高大、很有魅力的女人穿着睡袍，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很快说：“我叫鲁迪 ?弗尔巴，是斯特凡的朋友。他说如果我来此拜访……”她打断了我，小心谨慎地打量着我，慢慢说：“你是……斯特凡……的好友？”“是的。我们曾在同一所中学学习。”她站在那儿，就那样盯着我瞅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极不情愿地把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儿：“你最好进来。”我很迷惑不解。我承认，现在是早上 5点半。但即使如此，我曾期望自己能够受到中学友人的亲戚哪怕一丁点儿热烈的欢迎。我笨拙地走进那个辉煌的大厅，瞅了一眼墙上长镜子里的自己。一个面色灰黄、黑糊糊的小伙子回望着我。他的头发乱作一团，衣服上沾满了泥巴。他眼眶通红，眼神稍微发狂。他看起来活像一个土匪和流浪汉的杂交物。我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学生。我转向女主人并对她说：“对不起。我是从色若得走来的。我不得不穿过那些田地……”但我的话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她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几乎窃窃私语：“你的意思是……你非法……来这儿？”我点点头。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朝上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好像要把自己的想法轻轻赶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说道：“你最好洗个澡。我们可以吃早饭时再谈。”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6）　　女仆把我领到一个宽敞的浴室里。她一直望着我，好像我的口袋里有颗炸弹。她打开浴缸，然后以那双细小、瘦弱的腿能够承受的速度小跑步离开。浴缸简直太好了，我在里面翻滚沐浴了半个小时，疲劳融化在温暖、芳香的水中。出来时，我发现自己放在更衣室里的衣服被擦拭干净，烫熨平整。我走到楼下，看起来更有教养，自我感觉也较好。女主人和她的丈夫在摆放丰盛早餐的餐桌旁边等我。她的丈夫魁梧结实，举止优雅，一头银发。我吃饭，他们闲聊着斯特凡。早饭后，他们才开始严肃对待此件事情。事情的确非同小可。男主人平静地问我：“我想你应该知道匈牙利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欢快地说：“不。”我现在整洁干净、吃饱喝足，感到心满意足。“那么，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儿有很糟糕的战争法。此外，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关系再也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了。官方如果知道在边境地区有非法入境的人，任何一个帮助斯洛伐克的人都会由于窝藏间谍而立即被监禁。”那顿丰盛的早餐立即变成了压在我胃部的重担。我感觉自己很卑劣。“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儿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他点点头。我站起来要走，但他立即挥手示意我坐下。“不要这么匆忙，”“这件事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是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他说，5分钟之内你就会被发现的。事实上，我不明白你怎么还没被发现！”他走到电话旁，打了几个电话。半个小时之内，屋里好像到处都是人。他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并且决定：我应该尽快动身到布达佩斯。我再次站起来。男主人非常不耐烦地说：“你要去哪儿？”“到火车站。”“我的天啊，小伙子，”他咆哮着，“你疯了吗？我告诉你了，这需要策划一下。”的确如此。一个男人跟我一起去火车站。另外一个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二等车票，因为三等车厢里的人一般都会相互交谈、询问；而一等车厢里的人可能会把我检举给当局--我的行为举止不像头等舱旅客。第三个男人给我买了一份当地法西斯分子的报纸，以作为我反犹主义的饰物。第四个人偷偷地塞给我 30辨戈。火车票、钱、报纸都是鬼鬼祟祟地递给我的，好像信使不经意走过时碰到我顺便给我的。9点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一辆离开格兰塔的快车上。我 4小时前才到达格兰塔。火车呼啸着穿过小乡村，我靠在椅背上，假装睡觉。摸着口袋里的 30辨戈和母亲给我的 5英镑感觉很好。但是，在我的脑海里还有一样比金钱更重要的财产--布达佩斯一个地下工人社会主义者的地址，我在特尔纳瓦的朋友给我的。他们说，皮什陶在途中会帮助我。我立即到他家里拜访。那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里的一套肮脏的小公寓。一个身着黑衣的女人紧张地望着我说：“他不在。你去他哥哥家，他也许能够帮你联系皮什陶。”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7）　　她写下地址，我注意到，那是一个更时尚的区域。我去了，终于感觉自己能够逐渐控制情形。我很快被领进屋，好像是他们的一个老朋友。咖啡和糕饼也端上来了。我一边吃，一边给他们讲我的故事。那个地下工人的哥哥听着，没有发表任何见解。最后，他嘲讽地笑了笑。“这有点尴尬，”他说，“你看，我也是当地法西斯组织的一员。”我浑身僵硬，开始感觉恶心。我被围困了，不仅如此，我还坦白了一切，甚至把我在格兰塔的朋友也牵连进去了。我迅速地望了一眼门和窗户。但让我意外的是，他开始哈哈大笑。“放松点，”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加入了那个组织。那对做生意大有益处，也对健康有好处。你先在这儿待一阵子，我们合计一下给你个最好的安排。”实际上我跟他待了 10天。这期间，我感觉自己在滥用他的热情。因此，我对他说：“我必须要得到一份工作。我想我要去找犹太复国主义者，看看他们能否帮我搞到一些文件和一份工作。”对于我，这像是个很明智的想法，但他对此毫不热情。“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认为你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为什么不会呢？他们不得不帮助我。”他耸耸肩，继续回到桌子旁，那上面堆满了有关党组织的文件。那天下午我去了 O.M.Zs.A.--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布达佩斯的总部。在那儿我详细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面部表情严肃的 35岁左右的男人听。他冥思苦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非法待在布达佩斯？你试图想要这些？”“是的。”“难道你不知道你在犯法吗？”我点点头，同时感到好奇：这样一个头脑迟钝的人是如何担当起这个看起来责任相当重大的职位的。“而且你希望没有相关证件就在这儿得到一份工作？”“用伪造证件。”即使是我撕破犹太法典并且用脚践踏它也不会让他更震惊。他目瞪口呆，张了一两次嘴，然后咆哮着：“你没有意识到我有义务把你交给警察吗？”现在轮到我目瞪口呆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把一个犹太人交给法西斯警察？我想我要疯掉了。“滚出去！像一阵飓风那样快点滚出去！”我离开了，完全迷惑不解。几乎是 3年后我才认识到 O.M.Zs.A.的性质以及那些人代表的利益。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那位法西斯好友，他一点儿也不惊奇。然而，他也同意我最好离开布达佩斯，以防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把我揭发交给警察。于是我再次成为一个家庭会议的核心。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8）　　最终，他们决定：我应该返回斯洛伐克，我家乡特尔纳瓦的朋友们准备好伪造的证件等着我。这些证件将会证明我是一个正派、清白的雅利安人。对于这个完美的计划，我只看到唯一的缺陷。“从格兰塔到色若得的旅途可能很复杂。要是我被耽误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他们会理解这些困难的。他们会等你 6天。 ”那时候我意识到：跟我打交道的那些人不仅有耐心，而且勇敢无畏。在边界小镇上闲待一个星期就等于把自己往监狱里送。我在格兰塔见识的那种机制又倒转回来了。在布达佩斯火车站我从不同的代理人手中拿到车票、钱和一份法西斯报纸。我登上快车。3小时后，我到了格兰塔郊区，向那里的田地和边境冲去。这次，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兵。毕竟，我在一个熟悉的国家里，自从两个多星期前跟母亲告别以来，我学会了很多。事实上，我在泥地里沉重而又缓慢地走着的时候感觉很兴奋。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黑暗中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别动！”我停下来，慢慢转身，隐隐约约看到两个匈牙利边境士兵的身影。黯淡的月光反射在他们的来复枪枪管上。我回转身，开始逃跑，发狂般地在泥泞中颠簸前进。我听见大叫声，然后是枪声。我停下来，喘着粗气，惊恐万分。当然，要是更有经验的话，我会继续前进，因为在黑暗中跑步射击击中目标的可能性很渺茫。其实这是最初级的军事策略，我后来才知道，而且是很久以后。我再次转过身面对他们。他们谨慎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走来，步枪随时准备射击。然后，一个士兵向后退用枪瞄准我，另一个靠近我。他倒转过自己的步枪，用枪把迅速猛击我的大脑一侧，我晕倒在松软、令人倒胃口的泥地里。一只军靴踢中了我的股沟。一阵麻木过后，疼痛席卷而来。我扭动着身躯，天空在头顶上旋转。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过来：“你要去哪儿？”我设法喘气说：“去布达佩斯。”“起来 !”我试图站起来，但失败了。他们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半拖着我向边哨走去，边走边用棍棒打我。在那里还有大约 10个士兵。他们无聊而又好奇地望着我，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每晚的例行公事。然后他们开始百无聊赖地审讯我。他们再次问我：“你要去哪儿？”“布达佩斯。”一个拳头打在我的嘴巴上，嘎吱作响。我被抛到墙上。“在布达佩斯你认识谁？”“谁也不认识。”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9）　　一个满脸麻子的下士慢慢掏出他的左轮手枪，抛到空中，抓住枪把。他用枪把对准我的脸猛击了一下，我倒下了，房间里充满了烟火味。我慢慢睁开眼睛，看见一只明亮的军靴，距离我的脸仅仅几英寸。几只手把我从地上拖起来，一个声音再次从远处飘过来。“你是一个间谍，承认吧！”我呆头呆脑地对他眨眨眼，又摇摇头。我尝到了血的味道。我的嘴唇肿大，几乎不能张口说话。但是我设法低声咕哝：“去布达佩斯。”那是我半小时之内最后的一句话。现在规则已经建立了，审讯，毒打，再审讯，再毒打。即使是我愿意说话，也爱莫能助，因为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事实上，我对那些毒打逐渐变得麻木，可能由于自己处于半无意识状态。这时，他们突然停手了。迷迷糊糊中我注意到屋里的每个人都以立正的姿势僵硬地站立着。我艰难地抬起了头，看到一个衣着讲究的军官站在门口。现在至少不用被殴打了，我想。他们也不再野蛮而无人性。那个军官的举止像绅士一样文雅。他脸面光滑，看起来很沉郁，大约 30出头，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悲伤地、几乎是怜惜地叹了叹气。他详细检查那些粗野士兵们从我的口袋里搜出的东西--一条脏兮兮的手绢、一些硬币、一些无关紧要的琐屑纸片。他再次深深叹气，好像请求善良的主对所有的值班人员宽大仁厚一些。他抬起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那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注视，它好像在暗示：我们都是令人反感的环境的受害者，要是我没有被抓的话，所有牵涉到的人都会轻松容易一些。事实上我开始稍微放松了一点儿。士兵并没有找到我最最贵重的财产。我的钱被缝在裤子拉链的褶皱里。我也知道，我没有携带书面证据、地址以及任何可能泄露我在布达佩斯好友的东西。他再次问那老掉牙的问题：“你打算去哪儿？”脸色变得温柔，声音很和善。“去布达佩斯。我是斯洛伐克犹太人，我不想被流放，我刚刚通过边境。”他前额紧皱，开始玩弄一张小碎纸屑。他把它在自己面前展开，几乎责备地望着它。他的举止让我也盯着那张纸屑。我认出了它，我的胃里抽搐着。那是一张布达佩斯有轨电车的车票。他若有所思地从桌子后面出来，巧妙地打了我两下。两个士兵毕恭毕敬地站在我后面架着我，准备下一次的殴打和询问。“你住在布达佩斯的哪儿？”“我风餐露宿，公园里，或是像这样的地方。”又一次殴打慢慢向我袭来。但这次毒打使我瘫软在两个士兵的怀抱里。“你是间谍。你的同伙是谁？”“我不是间谍，我是难民。我没有同伙。”现在我心惊胆战，不是担忧自己，而是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的法西斯朋友和偷偷带我出首都的人。我害怕这个脸面光滑的家伙会迫使我说话。显然，他精于此道。他疲倦地伸出一只手，一个士兵立即递给他一根警棍。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士兵把我押到一张桌子上，他走到我面前，痛击我的面部，效率颇高，这使得他的下属先前的努力看起来外行而又多余。我的脸部被打得皮开肉绽。短促、野蛮的殴打之后是单调、机械的审讯。名字和地址在我的舌尖上打转，但又被大脑里不为我所知的力量压迫下去。“你是间谍？你的朋友是谁？他们住在哪儿？”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10）　　我的眼睛消失在肿胀的肉中，鲜血开始在脸上凝结成块。我的世界被警棍包围。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我一直保持清醒。警棍侵入到我的大脑中，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它，尽管那个老到的军官折磨我长达 3个小时。然后，他停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变得筋疲力尽，而是因为他确信我说的是实话。现在，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迅速、果断地把我处理掉--在他的生命中、兵营中，绝对没有像我这样的小鲦鱼的位置。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他对几个士兵说：“把他带到边境，按惯例处理。”按惯例处理。尽管受到虐待，我意识到自己将被杀死，被遗弃到荒无人烟的边境。但不知为何，这种想法并不让人担惊受怕。的确，我的内心充斥着骄傲和宽慰之情--自己还没有被击垮，我的朋友们也都平安无事。他们拖着我走过野地，清新的空气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了。我知道一定是到了边境。一个士兵说：“把你的钱给我。”在那一刻，那愚蠢的一刻，我幻想着也许可以用钱换回一条命。我把钱从裤子里扯出来，交给他。“把它扔在地上，你这个斯洛伐克混蛋。”我把钱扔到地上。他一边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一边把钱从地上捡起来，塞到口袋里，并对我说：“继续走！”我继续向前走，痛恨自己的愚蠢。不久我们放慢了步伐，再次停下来。我听到一个士兵小声嘀咕：“糟了，我想我们到斯洛伐克境内了。”另一个恶狠狠地咒骂着咕哝道：“那就是说我们不能朝他开枪了。一旦开枪，他们就会放出狗，并且用机关枪对准我们。”“我们最好用刺刀刺死他。”我很快转身，看到他们中的一个拿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走来。我开始尖叫。他用拳头把我打倒在地，压到我身上，手按到我的嘴上。他的同伙傻站着，像一只极度受惊的小猫，呆呆地望着无边的黑暗。刺刀在我的喉咙上，我能感觉到它正在慢慢穿透我的皮肤。然后，刺刀停住了，压在我身上的士兵慢慢站起来。那两个家伙僵硬地站着，一动不动。刹那间，我意识到：他们比我更害怕。几分钟过去了，一个士兵低声说：“起来，离开这儿。”我站起来，开始离开他们向远处走去。走了大约 15码，我开始奔跑。我曲折向前跑，左右摇晃以躲闪随时都有可能打来的子弹。但没有子弹朝我打来。我狂奔了 100码，被绊倒在地，好像到达了极限，再也无法抵抗，一切行将结束。我半清醒半迷糊地躺在地上，脸埋在泥地里，疲惫地喘着粗气。我感觉到自己彻底被打垮了。第二章 像我这样的儿子（11）　　不知自己躺了多久，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个小时。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失去了意识。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一只狗在我的脸上喘气，一束手电筒光照着我，像小刀一样穿刺着我。我听到一个说斯洛伐克语的声音：“天啊，他还活着。”一个人把我扶起来，那是一个斯洛伐克边境卫兵。他盯着我，带着一丝敬畏：“你应该早死了。我们发现他们时，他们总是已经死了。”他叫了另外一个卫兵，两人架着我走过野地直到一个小村庄。他们敲一个小旅馆的门，店主边发着牢骚，边下来开门。然而，看到我的脸上被匈牙利人的杰作点缀着，衣衫褴褛，上面沾满了泥巴和鲜血，他的态度立即改变了。他领我们进去。几分钟之后，我躺到了一张大手椅上，小口呷着白兰地。一个女人端着一盆热水出现在我面前，开始轻轻地帮我擦拭面孔，血迹混着水汽消失了。我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人类当中了。可是那些边境卫兵任务在身，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并开始询问我。我告诉了他们真相。把我从泥地里扶起来的卫兵眉头紧锁：“那么，你不想去安置区，你不想工作。你这个肮脏、残忍的犹太人。我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让你母亲认不出你，但你已经得到那个下场了。”他把我推进一个小牢房里，锁上门，干自己的事情去了。我躺在长木板床上，浑身僵硬、疼痛，开始打盹。一个声音叫醒了我，那是一个老年女人的声音。她说：“犹太先生……你睡着了吗？”我听到那声音是从牢房窗口的铁栅栏上传来的。我艰难地喘息着起来，这让我疼痛难忍，并答道：“没有。”从栅栏中掉下来一些香烟和食物。一个犹太人从边境的某个地方被带回来了！好像这个消息在那个斯洛伐克村庄迅速传播。某处的一个基督徒女人想到：他孑然一身，孤单地躺着，可能会饥饿难忍。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当地的犹太人用钱安排了此次探监。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1）　　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6月的斯洛伐克异常美丽，1942年的 6月尤其如此。阳光明媚、温暖，好天气持续不断。田野里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琥珀色的小麦，懒洋洋地迎着轻柔的风翩翩起舞。鸟儿们唱着歌儿，好像也为这整个成功的盛展欢呼雀跃。甚至从诺瓦基军营的带刺钢丝网后面望去，整个世界也是美丽动人的。的确，犹太人可能是由于烦恼而不能欣赏美景的唯一一种人了，哪怕偶尔欣赏一下也好。被捕的那天早上他们就把我带到那儿。现在，我坐在自己的铺位边上，沉思着那极具讽刺意味的状况，心里暗暗诅咒着。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匆忙地来回奔跑，躲避子弹，自找苦吃。我冒着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险，极力避免被送到安置地。而这一切努力的结果仅仅是把自己放置到一个危险的处境中。一到那儿，他们就把我捆绑到一个关闭了几百人的巨大军营。里面大多数人都比我大很多。我仍然不知自己为何在这儿，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听着周围人的对话，我逐渐明白了。那些对话乏味、沉闷、枯燥，无穷无尽地围绕着白白浪费的贿赂、没有兑现的诺言以及腐败、欺骗、非正义，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放逐。下一班火车何时到？有下一班火车吗？整个放逐事件已经取消了吗？他们在那个临时营房周围长久地谈论着那让人沮丧的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在垃圾堆旁边踢一个用破布做成的足球。然后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临时宿营地，下一站是波兰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将会教导我像文明人一样工作；在那里我的犹太恶习将会被洗涤干净；在那里我将会为建立一个崭新、体面的社区而出力。有一会儿，我心浮气躁地咒骂着，但一旦愤怒消逝，我开始观望四周，看自己能否改变当下的情形。坐在我旁边铺位上的是一个高个儿、有点秃顶的男人，他正在自言自语道：“我给了他 500克郎，他说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但现在……”我打断他，“告诉我，”我说，“从这儿逃跑的机率是多少？”他戛然而止。我感到有十几双眼睛盯着自己。有人大笑着说：“听听他！在这儿待着像下雨天一样漫长。现在，他想回家了。”一个挺着啤酒肚的商人怒视着我，突然说道：“老天，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残忍的招惹是非者！”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2）　　那个白白浪费了 500克郎的男人朝门口点点头：“外边有两个赫林卡卫兵。要想逃过他们，你去试试看。他们会像对付耗子一样把你打死。你能够离开这个营房的唯一时间是上茅房的时候。即使是在那个时刻，他们也会用步枪对准你的肚脐。”这听起来确实让人沮丧。但稍作调查后，我发现状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了解到：诺瓦基军营被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临时阵营，那里的人正等着被运送到波兰；另一个阵营是劳改营，他们指望那里面更走运的犹太人为斯洛伐克政府的利益而工作。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地望着劳改营，每个人都试图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那至少意味着能从自己未知的命运中暂时解放出来。但并非人人都够格--这些资格包括金钱、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影响和专业知识。例如，如果你是医生、木工、铁匠的话，你跨过那个极为重要的边界的可能性就很大。这些条件把我排除在外。我既没有影响，也没有金钱，更没有技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流浪的时间已足够长，我意识到：总是有后门可走。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后门。赫林卡卫兵们想找一个从劳改营搬运食物到临时营的人。我立即自告奋勇要去完成这项任务，别人也就让我去做，因为他们知道我没东西吃，而他们仍然能够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这意味着：即使不上厕所我也可以离开军营。跑第一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个后门：它不仅通向空气、阳光，甚至是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进劳改营而不是逃跑，所以那个门仅仅被为数不多的带刺铁丝网包围着，而且只有一个卫兵在大概 1000英码的周边地区巡逻。我也注意到：监视我的卫兵更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在厨房里吃东西，喝梅子白兰地酒。要是愿意的话，我当天就可以穿过铁丝网偷偷溜走，至少一小时之内没人会想起我的。然而，经验教会我要小心谨慎。现在我知道一个浪迹天涯的人需要衣服。离开之前我需要转移一些必需品到劳改营，并且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帮我保管它们。因此，接下来的几天里，每次到劳改营，我就研究着周围那一张张的面孔。大多数面孔令人气馁：那些是有钱人那自满、消沉的脸色。实际上，直到一周后我才挑选到一个自认为会为任何人两肋插刀的人，当然除了他自己。他是一个矮小粗壮的管子工，好像总是在厨房里修理水龙头。他笑容满面，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他是一群悲观抑郁者中的一个乐天派。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3）　　但我需要证实。一天，我脱掉夹克并对他说：“你能否帮我保管我的衣服直到明天？今天穿着它太热了。”他放下扳手，意味深长而精明地望着我，然后露齿一笑，说道：“当然，我会把它放到军营里我的更衣室里。”第二天我拿了一双袜子，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检验。他肯定知道我并不是担忧天气，他知道我的心思是在带刺的铁丝网上。我漫不经心地说：“你可以帮我把它装起来吗？”他一句话也没说，拿过袜子，把它迅速放到口袋里。我已经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了。那之后，我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衣服一件件地搬运到了劳改营。有一天我甚至在我那愚蠢透顶的监视者面前找了个可笑的借口，然后成功地把我的小手提包带过去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假以时日。6个星期后我为逃跑作好了准备。的确，好运不仅让我碰到，而且向我疾驰而来。逃跑前我需要面对最后一个问题--老套的金钱的问题--因为我最后的几个便士早就被匈牙利边境的卫兵私吞了，但即使是这个问题也被奇迹般地解决了。在临时营，我逐渐与一个叫约瑟夫 ?纳普的高个儿英俊男孩成为好朋友。他来自托波尔恰尼镇，那也是我的出生地。像我一样，他试图从匈牙利出逃到英国，但没有成功。“上帝啊，鲁迪，”一天他对我说，“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倒霉的混蛋。我获得了离托波尔恰尼镇几英里远的一个女孩子的芳心，她是我至今所看到的最可爱的女孩之一。我们打算秋天结婚。我有一个富有的父亲，他的钱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现在，我却在这儿，在这个残忍的诺瓦基镇傻傻等待着。鬼才知道我将会被送到哪个下流肮脏的拉牛火车上！”我迅速对他说，也许太迅速了：“你有钱？”他闷闷不乐地点点头说：“要是能再看她 5分钟，我宁愿放弃一切！”“你也有钱放在这儿？”“当然。要多少就有多少。”“听着，约瑟夫，”我说，“几天内，我打算经过铁丝网离开这儿。你跟我一起走怎么样？”随后一切进展相当顺利，令人不可思议。我让赫林卡卫兵相信：我需要一个助手帮忙运送食物，因为军营里现在人更多了。他没想太多就同意了。三天后我再次出现在劳改营，这一次带着我的伙伴。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4）　　我镇静地对我的管子工朋友说：“我可以拿走我的衣服吗？”他点点头，漫不经心地走出厨房。我看了一眼我的监工，他走在管子工后面，全神贯注地吃着一大块肉。纳普站在我旁边。在他的营房里，我的临时仆人递给我已经打包好的手提包。然后，他偷偷地塞给我 500克郎（大约 10英镑），并说道：“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他很快就走开了，我都没来得及感谢他。没有巡逻兵的踪影。我和纳普走到铁网下面。3分钟后，我们溜到了从附近树林里流淌出来的一条小溪流的高高的堤坝上。又过了 10分钟，我们走进树林深处，肆无忌惮地笑着。那纯粹是极度欣喜的笑声。诺瓦基军营，它里面那些愁眉不展的面孔，阴沉忧郁的失败主义者的谈话，它的呜咽、哀嚎，所有这一切被我们抛在了后面。我们大步前进，阳光穿过树木射进来，对我来说，斯洛伐克的景色再也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啦。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我们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们听到一大群人的欢呼声--时起时伏，调子轻快，就像音乐--从树林中心传来，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约瑟夫眉头紧锁，然后说道：“我知道这个地方，信不信由你。这座树林里有一个足球场。我过去每周日都去。”他转过身面对我，露齿一笑：“今天周日，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足球场。不久，我们俩--从安置营来的两个亡命者--嘶哑地高声呼喊着，辱骂裁判、运动员、巡边员。我们尽情地疯狂了一个小时，好像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喝啤酒，吃小腊肠，给女孩子使眼色。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人群中。欢呼声席卷着我们，冲走了诺瓦基军营的记忆，以及对于未来的思考。几个小时后我们才想起来自己是谁，身处何处。更确切地说，午夜时分我们才想起自己是谁。比赛结束后，我们仍然一边啃着腊肠一边在森林里漫游，像一对旅游者。天黑后，我们就躺在玉米地里，沉醉在自由的空气中，立即沉入睡梦中。我们两个在午夜时分苏醒过来。我们听到远处火车的隆隆声和它漫长而又孤寂的口哨声。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看到车灯穿透黑暗，驾驶舱里闪烁着火焰的热光。几分钟后，火车从我们眼前经过。这是一列相当不错的火车，车厢叮当作响，相互推挤着前进。我们仍然坐着，默默无闻地看着，直到警卫车厢的红光消失在远方。“我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约瑟夫说，“牛？煤炭？”我望着火车开走的方向，鬼才知道它来自何处，将要去往何处。我说：“天啊……”我们爬起来，开始走路。远处的一声哨响粉碎了我们关于那场足球赛的最后幻想。事实上，我们朝着一个叫做维尔克 ?尤尔丝的村子走去。约瑟夫在那儿有朋友。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5）　　他不能去托波尔恰尼，因为他在那儿家喻户晓。因此，我要独自一人去那儿跟他的女朋友接头，虽然自从 3岁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你只要告诉她村庄的名字，”约瑟夫说，“她知道是哪一家。她会照顾你的。一旦我跟她见了面，我将确保你衣食无忧。”这听起来不错，现在我有了一个富有的后盾。我们在距离维尔克 ?尤尔丝几英里的地方分手，然后我动身向巴蒂绍武斯走去，在那儿我可以搭乘到托波尔恰尼的火车。刚刚 5点钟，我就到达了那个小镇的郊区。这是危险的时刻，要是我立即走进巴蒂绍武斯镇，那就是自投罗网--除了警察，周围没有其他人。因此，为了消磨时间，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个乡村墓地，坐在一块墓碑上等待。我相信自己在那儿是安全的。谁会在大清早 5点去墓地拜访呢？我的推理颇有道理，但实际上我大错特错了。5点半钟，一个风韵犹存的老年妇女走进去，在一座坟墓前放了一束花。她瞅了我一眼，蹒跚走开，可能在想：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忧愁满面，真令人伤心啊！8点钟，我到达巴蒂绍武斯车站。一小时后，我已经在托波尔恰尼了，坐在一个郊区小舍干净整洁的客厅里，给祖扎克--约瑟夫的女友讲述我的故事。她默无声息地听着，几乎不能相信我。她以为约瑟夫在匈牙利。最后她终于说道：“我必须立即去找他。在我回来之前，我妈妈会照顾你的。我很快就回来。”她断章取义地把我的故事给她父母讲了一遍，然后就出去了。她的父母对我百感交集。“当然，约瑟夫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她爸爸说道，脸上流露出犹豫不决的微笑，“但现在有点不好办。你知道，他们在托波尔恰尼四处搜索犹太人。这真让人……尴尬。”突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犹太家庭。要是他们由于窝藏犹太人而被逮个正着，那绝对不是小麻烦，那将万分危险。难怪两个可怜的老人被我吓破胆了。“你是否介意我们把你安置在货棚里？”她爸爸说道，由于担忧，脸皱成了西梅干。我告诉他们：和诺瓦基镇相比他们的货棚简直是天堂。我走到货棚里，她妈妈跟在后面，拿着一大份肉。我坐在铲子、叉子、耙子之间，一边啃着肉，一边思索着：“祖扎克很快就会带着钱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动身到特尔纳瓦去取回匈牙利朋友为我准备好的假证件。”几小时后，祖扎克的妈妈再次进来给我送饭。我问她祖扎克是否已经回来，她摇摇头。但吃完几餐饭后，我就开始担忧。毕竟，从这儿到维尔克 ?尤尔丝仅半小时路程之遥，何况他俩都知道我还在等待他们。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6）　　那天晚上，我睡在货棚里。第二天早上，祖扎克的妈妈给我端来早餐。祖扎克仍然不见踪影，但我已不再担忧。我怒火中烧，在危难中，我被自己从监狱里带出来的人舍弃了！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的女友；而我，成了一个负担。然而，我决定再给他一天的时间。毕竟，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但现在的问题是，祖扎克的爸爸逐渐失去了耐心。“真不好办，”祖扎克的爸爸说，“她还没有回来。”我无语。“最近实在是太危险了，要是警察、空袭来了怎么办……”我站起来，把我的背包清空，尽量把口袋里塞满东西，再穿上一双袜子--它更容易携带。然后，我把背包留在货棚里--携带太多行李的人总被认为是嫌疑犯--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然后走进托波尔恰尼镇--我的出生地。这真是折磨人的旅程。那双陪伴我穿梭于匈牙利边境、进出监狱的鞋子几乎没有鞋底了。我像个流浪汉一样艰难跋涉着，虽然口袋里仍然有管子工朋友给我的 10英镑，但我知道，不能把它们浪费在奢侈品上。我经过一个犹太人房子的时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那座房子的前门没有悬挂大卫之星的标志，但犹太人的标志确信无疑--时代留下的痕迹。前院放着家具。这些人即将被驱赶。他们离开后不久，当局就会以胡椒粉的价格拍卖这些家具，收买一个内奸，再把他吊死在房子上。我沿路一直走到一个整洁的小花园旁边，敲门。一个高个儿、瘦骨嶙峋的男人开了门。他很像当过老师。我给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整个故事。他一直听着，没有打断。讲完后，他说：“我认识你父亲。但很抱歉，我帮不上忙。”他有气无力地朝那些家具招招手，接着说：“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很多钱，我们的每一便士在旅途中都用得着。”我立即告诉他，我不要钱，然后试探性地说：“但如果你有一双旧鞋的话……”他一句话没说，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双几乎全新的棕色鞋子。“给，”他说，“穿上它。它是我儿子的，但他现在不需要了。他两个月以前就离开了。”对于我，这双鞋子再合适不过了，它激起了我的斗志。也许它的主人是我在诺瓦基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我轻松地走在街道上。我看见一个奶吧，决定庆祝一下自己的好运气。自由是让人如此飘飘然的事情，以至于我喝的那一品脱牛奶像香槟酒一样让我头晕目眩。一个宪兵走进了奶吧，但他并没有让我沮丧。他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有着浓黑的胡须，军刀在身边叮当作响，肩膀上挎着一支卡宾枪，左轮手枪放在枪套里，别在闪闪发亮的腰带上。他兴高采烈地向每个人打招呼，对我微笑，我也开心地回视一笑。那一刻，即使是宪兵--所有警察中最活跃的分子--也没能让我的乐观主义笼罩在阴影下。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7）　　我喝完牛奶，再次漫步到阳光下。这个时候到车站搭乘到特尔纳瓦的火车还为时过早，因此，凭着一时冲动，我决定进行一次感伤旅程--漫步到我出生的那所房子。街道像照片一样在我脑海里呈现，每一扇大门都在记忆中留有残片。事实上，当我听到身后自行车刹车的刺耳声音时，我的大脑在数英里外漫游。是那个宪兵。他坐在自行车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像一匹大马，公事公办地对我说：“下午好，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盯着他，目瞪口呆。那一刻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小镇上的一个卫兵，还是那些匈牙利边境上拿着步枪枪靶的卫兵之一。他就是整个阴沉污秽的诺瓦基军营。他就是那辆火车--鬼才知道它来自何地开往何方。我一声尖叫，盲目而又发疯般地奔跑着，身后自行车的嘎吱声几乎穿透我的神经。我可以听到他那叮叮当当作响的军刀声，也想起了他的卡宾枪--万不得已时他可以用它。我摇摇晃晃左躲右闪地跑到了路尽头的一个小摊位旁边，并回转过身来，他踉踉跄跄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围绕着小摊位跑了 4圈，然后我急转弯再次回到街道上，极度恐慌让我虚弱不堪。他骑着自行车紧跟在我身后，车子依然嘎吱作响。我知道我不得不待在这段路上。我很熟悉周围的房子。我知道自己一旦离开这儿，跑到更宽阔的路上，他就会立即用卡宾枪结果我。现在他与我并肩了。我停下来，转过身，再次朝小摊位跑去。扭过头，我看见他下了自行车，把它放在一边，以节省时间。他从车座上跳下来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骑兵团的骑兵。我们来来回回地奔跑着，喘着粗气，停一会儿，转弯。真不知道他如何把军刀从刀鞘里拔出来的，但他确实做到了。他知道我会在他之前累倒。人们纷纷停下，观看猎犬对这只疯狂、滑稽、糟糕的野兔的追捕。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为我俩喝彩欢呼，但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他现在为了面子一定要抓住我，否则在托波尔恰尼他将永远无法抬头！我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地寻找藏身地。恐惧抽打着记忆，要它采取行动。我想起了一条小巷道--它有可能通向自由的田野！我找到它，钻进去，却跑进一座座新楼房的街区。儿童时代的田地都被城市化了！我停下来，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听到自行车哐啷倒地的声音，回过头来，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我对面，高举着军刀。他咆哮着：“站住！否则我动手了！”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但我被彻底打垮了。他镇定地说：“你是犹太人还是小偷？”“犹太人。”他慢慢放下军刀，仍然喘着气：“你很幸运。如果你是小偷，我会让你吃我一刀的。骑着自行车拐弯追你时，我的膝盖受伤了，你会付出代价的。”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8）　　我们一边恢复体力，一边默默地研究着对方。最后，他终于停止了喘气，对我说：“你逃跑，我不责怪你。在俄国前线哥萨克人拿着军刀向我走来时，我像你一样。”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被一个大人物逮住了。他曾经为哈布斯堡家族利益而上战场，几乎没得到什么报酬。他能够理解艰难之旅。但现在，他有任务在身，并且成功地履行了它。他不得不在镇上把我示众，以儆效尤：所有的亡命之徒都无法逃脱他所代表的正义之网，正义照例大获全胜。因此，他收起军刀，趾高气扬地押着我穿过街道。几分钟以前还在为我喝彩的人现在胆战心惊地盯着我，想知道我到底杀了哪个人。他没再对我说话，直到快到警察局时才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证件吗？”我摇摇头。“因为在奶吧里，我看到你穿了两双袜子，在这种天气里穿两双袜子！”这两双袜子把我送上了去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路上。警局里的气氛轻松随意。他们说：“给我们 15镑你就可以走了。 ”对于我，那是个相当合理的价钱，除了我没有 15镑这一事实之外。我把自己逃离诺瓦基铁网前朋友给的那 10镑所剩下的每一便士--还剩下 8镑--都给了他们。他们相当耐心公平地把那些钱瓜分掉，并把自己所得的红利放进口袋。然后一个人微笑地转过身对我说：“对不起，那不够。我们不得不把你送回诺瓦基。”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狂笑。我瞥了一眼警长的办公桌，意识到原因所在。那儿有我的逮捕证和关于我的详细描述--它们被分发到斯洛伐克的每一个警察局。即使我有 150镑，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区别。除了把我送回去，他们别无选择。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开始心不在焉地审讯我。一个人说：“你有一个阿姨还住在镇上。为什么不向她要点钱？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个信。”我告诉他们不用麻烦了。我吸取了教训。他们耸耸肩开始争论晚上如何处置我。一般而言，他们会锁住警局，然后回家睡觉。一个冗长的会议后，警长终于走到我跟前，几乎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弗尔巴，你看，我们要把你锁进牢房，让你一个人待到明天早上。不要对你的情形如此垂头丧气，你的状况可能会更糟糕。”他摸摸胡须，粗浓的眉毛下的眼睛扫了我一眼。他好像在寻找一句合适的话，想用一种好听的方式来表达令人不悦之事。毕竟，我出生于托波尔恰尼，这值得他体贴和关心。最后，他低声咕哝道：“不要做傻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发现你死在这儿，我们只能把你埋了。那对你这个托波尔恰尼男孩子可不好，是吗？”我告诉他要是那样可太糟糕了，并且自己也没有自杀的打算。他笑笑，给我一些烟，把我锁到牢房里，让我独自思考一下未来。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带到了火车站。再一次，一大堆人看着我离开。我们正要进站时，一个小个儿、金黄头发的小女孩冲了上来，把一个包裹塞到我手里。她泪流满面。那是我的小表妹丽慈。那时她才 13岁。数年后我了解到：有人告诉她她的表兄鲁迪要被警察带走。她拿着仅有的几便士冲进一家商店，尽其所能给我买了她可以担负的一切--樱桃。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9）　　在火车站，赫林卡卫兵接收了我。回诺瓦基的路上我们谈话不多，但他们并不介意吃我的樱桃。我们到了诺瓦基军营，但并没有管弦乐队和花环欢迎我，因为看守我的那些人由于我的越狱而陷入了麻烦。我被领进卫兵室，相关负责的中士满脸笑容，并对我说：“早上好，先生！我们一直在等你。这确实令人愉快。”他稍微鞠了个军躬，用拳头猛击我的脸部。我后退飞倒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又闯入一群正在喝咖啡的赫林卡卫兵中。咖啡飞溅在他们的制服上，但那也无济于事。他们慢慢地围住我，用拳头、军靴、步枪打我，方法颇为考究。为了使人人参与，他们把我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然后，就像开始一样，殴打突然停止了。他们都羞怯地望着门口，我的眼睛也跟随着他们。一个党卫军军官站在那儿，目空一切地扫视着他们。“要确保这个人不能回到军营，”他尖声说道，“他是个制造麻烦者。把他关在卫兵室里，确保下一批流放中带走他。”他把我从继续挨打中拯救出来，但并不是出于同情。我以为，他很可能感觉赫林卡卫兵会杀了我，要是那样的话，消息会慢慢地传到其他流放者中，让他们担惊受怕。帝国卫队员们不想让他们的囚犯担忧，他们希望他们愉悦、畅快地奔赴毒气室而不制造任何麻烦。不管怎么说，我给赫林卡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兴趣盎然地望着我，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上随处乱踢的足球。我很重要，相应地，也就被带进了一间特殊的牢房。他们把我推进去，锁上门。一个穿着斯洛伐克士兵制服的身材高大的男人抬头望着我。我看到制服上带有显示他是犹太人的标记，我也看到他的那张脸，像我一样，青一块紫一块。但不像我，那张脸由于欢迎的笑容而皱纹四起。“晚上好，”他说，“你是谁？”“我叫弗尔巴，鲁迪 ?弗尔巴。”“从托波尔恰尼来的？”“我出生在那儿。”他站起来，高声狂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在托波尔恰尼这个事实有多么好笑，直到他说：“你的父亲和家父做生意，他死时欠我们很多钱。但别担心，现在你不用还我。吃点香肠，喝点水吧。”他告诉我：他叫费罗 ?朗格尔，泰尔格特一犹太富商之子。他被征募进斯洛伐克军队的犹太劳工分队，曾经穿着那身制服招摇撞骗地闯进诺瓦基镇帮助一个被流放的亲戚。第三章 我成了通缉犯（10）　　“让人麻烦的是，”他咧嘴说，“他们张榜公告我为逃兵。先吃点香肠，然后我们玩个撞柱游戏。”大约一英码长的香肠挂在门上，我咬了厚厚的一块，认真地望着他：“撞柱游戏？”“是的，像这样。”他拿起一个面包，从中间折断，一半立在牢房后部，另外一半卷成一个个小硬团。他拿起一个小团向竖着的那半个面包扔去，但没有击中，离目标甚远。然后他认真地说：“轮到你了。我们用香肠支付。”4天以来，为了赢得那一长束香肠，我们一直玩着这个游戏。甚至 4天后，仍然剩下很多香肠，因为虽然我们练习颇多，却发现面包片撞柱游戏是个颇难对付的游戏。4天后，费罗失去了他的伙伴。赫林卡卫兵打开牢房门，把我带了出去，他们说流放正等着我。离开牢房时，我很伤心；但就在那会儿，我却小有运气。我收到了表妹给我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衣服、奶酪和果酱。我很大度地愿意同与我共享香肠的费罗共享，但他拒绝带走任何东西。实际上，恰恰相反，后来我在流放途中打开包裹时，却发现，他狡猾地把剩下的香肠塞到了我的包里。他们把我带到流放营，我发现自己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离开前，卫兵们进行着无止境的繁复程序，一遍遍地检查、复查着证件和人。我站在站台上，包裹放在一边，另一边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卫兵。一个卫兵守卫我，而其他的都是一个卫兵守卫几十个人，这很是抬举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也受到同样的优待。所有其他车厢都只有一个卫兵，我所在的却有两个。开车前，他们不嫌麻烦地警告我：“再试着逃跑的话，你就是一只死鸭子。”尽管他们友好地忠告我，我仍然确信，在铁路线的某个地方可能会有机会逃跑，但是当我们到达斯洛伐克和波兰边境的兹瓦尔东时，我的信念开始慢慢瓦解。在那儿，斯洛伐克赫林卡卫兵把我们交接给帝国卫队员。甚至连起动机司机都是一个党卫军。我仔细地研究着他们，意识到这才叫真正的高效。这些卫队员拿着冲锋枪，面无表情，他们制造的噪音远远小于赫林卡卫兵。但我知道，他们一旦开枪就很难止住，而且也不会脱靶。车厢门关上了。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赫林卡卫兵在车站周围徘徊。火车开动了。我突然想到：“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仍然是火车上的一头牛犊！”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1）　　第四章 纳粹党卫军在行动火车叮叮当当而又阴郁地向北行驶。被塞挤在里面的人最初没有时间相互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事，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使他们的精神遭受禁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们及被留下的家人会怎样？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例如，他们要去哪儿？被迫与文明相隔，然而由于家庭这条密不可分的纽带使他们仍然与其相连，他们也担忧一些琐屑之事。他们关掉总管煤气开关了吗？他们锁后门了吗？他们记得取消牛奶和报纸了吗？事实上，这个被赫林卡卫兵塞进 80个人及其行李的车厢是一个被忧虑所纠缠的小世界，每个人都只关注自我的小世界。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一切，尽管人们困惑、害怕、身体不舒服，每个人都对托迈索夫夫妇深怀关心。我第一次看到托迈索夫是在火车刚过斯洛伐克边界之后。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大约 20岁的年轻人。他挣扎着穿过车厢朝我走过来，还小心翼翼地拉着一个金黄头发的姑娘。突然之间，在为数众多的面孔中我认出了他：他是我在家乡相识的一个伙伴。我们大叫着问候对方。终于他喘着气，汗流浃背地走到了我面前。我看了一眼那女孩儿，问道：“你妹妹？”“不，”他说道，带着腼腆而又骄傲的笑容，“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妻子。我们两周前结的婚，因为……因为……提索大人说被流放时家人会永不分离。”我明白了。提索大人--斯洛伐克傀儡总统、大叛徒--确实作过此许诺，因此，为了力求待在一起，全国上下相爱的年轻人匆忙结婚。但是，当我盯着站在面前的这两个在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火车上度蜜月的年轻人时--天知道它会开往何处--我想知道他们的未来如何。然而，那些事情只能猜测。与此同时，当前我们可以做点儿事情。我把他们结婚的消息传开，很快就有了反应。他们立即被礼物所包围--有人给食物，有人给一些廉价的饰品，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对他们表示了祝贺。一个人拿出他偷偷带到车上的一瓶酒--火车上禁止任何酒精--我们举行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奇怪的婚宴。我们为新娘干杯，为新郎干杯，为他们各自的父母干杯，为他们未来的家庭干杯，而托迈索夫却和他年轻的新娘羞怯地站在一个角落里。那种情况下，那是一个很好的婚宴。婚宴结束后，我们仍然有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妇需要一套新婚套房，但那并不容易--车厢如此拥挤，以至于只有几个人能够躺下睡觉，其他人都得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