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4

四大汗国蒙古西征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在战略上采取由近及远、相继占领的策略，以蒙古大漠为中心，向外一步步扩张。在战术上，蒙古骑兵被称为最富有想象力的骑兵，他们有很多新鲜的战斗方法，被誉为天下第一骑兵，其标准装备是牛皮甲、弓箭、短斧和单勾枪。拔都围攻日尔曼—波兰联军、铁木真击溃金军主力都是经典战例。最突出的是在匈牙利首都佩斯城之战，当时的欧洲人喜欢列队出击，在教堂的钟声中步兵盾阵和重装骑兵鱼贯出城，蒙古人则低姿前进，遇到敌人主力冲击就一哄而散，用弓箭阻止敌军的追击。匈牙利人首战告捷，但感觉受不了蒙古军乱射弓箭，就用马车围成一个大圈，上悬盾牌，主力呆在里面等待决战，蒙古人在抓住时机进行大迂回，完成包围后故意留下一个口子，当匈牙利人发现这些举动时决定突围，但是被驱逐到沼泽和灌木丛中屠戮，这一战充分说明蒙古人理解了战争的真正本质。而匈牙利人则充分的相信自己能够打败远方来的乌合之众，最后败都败得如此狼狈。另外蒙古骑兵以硬打硬的时候也很多，一旦主帅认定时机已到，主力部队就倾巢出动，连护卫王族的怯薛军团也不例外，骑兵手执近战武器“穿凿而入，砍将夺旗”。蒙古军射术精良，但遇到全身重铠的欧洲骑兵就没有太大作用了，这种战争中他们使用短斧砍劈和勾枪拖人下马，然后踩踏至死。蒙古军队还注重学习汉人的军事技术，用汉人工匠制造大炮，提高了战术优势，西征时集中优势兵力，由诸王的长子出征，如拔都西征就全是长子，窝阔台认为“长子出征，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在公元1217年至1258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帝国通过三次西征，先后征服了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模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察合台汗国；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窝阔台汗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公国，建立钦察汗国；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建立伊利汗国；形成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蒙古帝国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事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对大汗负责。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利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和伊利两个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和他的儿子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汗庭设在伊犁河上，在地理上与中原腹地及蒙古高原连成一体，在政治上也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蒙哥大汗即位后，在察合台汗国的别失八里等地设置尚书省，管辖范围从畏兀儿至河中诸地。在察合台汗位的继承上也经常受到中央王朝的左右。显然，它和窝阔台汗国一样，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改变世界格局，促进东西方交往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的大规模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改变了整个亚欧地区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在战争中，蒙古人运用从汉族那里学到的火器制造技术，给西征各国的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火器制造也从此传到西方，促进了那里的军事技术的发展。蒙古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包括了亚洲、欧洲的许多民族。尽管这个帝国并不统一，但是帝国内部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比各民族国家分裂时要频繁、密切得多。对于处于帝国中心地位的中国来说，这一时期与亚欧其它国家的科技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在蒙古西征中，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到中国，有些人从此在中国定居下来。他们与汉族和其它民族同居共处，不断融合，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7节 丞相制度的终结—胡惟庸案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农民大起义。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牛，十七岁因贫苦无依出家当了和尚，以后成为一支红巾军的领袖，南征北讨，削平了群雄，推翻了元朝统治。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朱元璋能从一个穷苦的牧童和小沙弥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和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许多开国功臣。不料，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他们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竟制造种种借口，向握有军政大权的元老重臣挥起了屠刀，成为封建时代杀害功臣最多的专制帝王。北赶大元，建立明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改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少年时曾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旱蝗灾害，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相继死去。为了糊口，朱元璋投皇觉寺出家当和尚。但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游食于皖西、豫东三年，历经磨难。此次外出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正值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朱元璋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领导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击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整个队伍的控制权。此后，朱元璋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扩充队伍，领兵南下。公元1355年被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授为左副元帅。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集庆，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并被宋政权授为江南行省平章，又自称吴国公。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应天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1363至1367年间，朱元璋先在鄱阳湖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谅，自称吴王。后又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沉杀韩林儿，全据长江中下游，奄有大江南北。派徐达、常遇春以主力北伐中原。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同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元顺帝赶回大漠，元灭亡。此后，朱元璋又用10几年的时间平定了全国。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在位期间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普查户口，清丈土地，建鱼鳞图册，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奖励农耕，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使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得国家的租税额比元朝增加了三倍之多。朱元璋亲眼目睹了元末政治腐败、官贪吏残的情形。深恨贪官污吏蠢政害民。在建国之后，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当时法令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以直接擒拿送至京师。若是有敢阻挡者，即行灭家灭族。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者，若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朱元璋称帝三十余年间，先后惩办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仅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有罪官吏发往安微风阳屯田者，即至万余人。在其所处理的一系列贪污案件中，最为突出的是郭桓案。郭桓官至户部侍郎，征收浙西秋粮贪赃枉法，洪武十八年（1385年）事发，结果被追赃粮七百万石，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均被处死，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被杀者又有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像这样地使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和如此大规模地诛杀贪官污吏，可以说从古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重惩贪吏，这对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杀戮功臣，废除丞相，加强皇权在修明内政，恢复生产，整顿吏治的同时，朱元璋还屡兴大狱，滥杀功臣以加强皇权，企图保持江山永继。其中最大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朱元璋，授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佥事等官。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又进左丞相，深得朱元漳的宠信。胡惟庸因而权势日盛，遂专权跋扈，不知自忌。如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处置。凡内外诸衙门上奏章，有不利于己者，辄匿不奏闻。一时四方钻营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莫不争投门下。胡惟庸因此敢于结党营私，藐视皇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于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蓝玉(?—1393)，安徽定远人，大将常遇春妻弟，初在常遇春部下，立军功甚多。洪武二十年(1387年)任大将军，多次领兵出征，在打击元朝残余军事力量及对西北、云南的征战中立有大功，如逼降辽东纳哈出，对蒙元捕鱼儿海之役，随沐英、冯胜等征平云南等，被封为凉国公，后为太子太傅。蓝玉自恃有功，专恣横暴，所为多不法，举止傲慢，无人臣礼。洪武二十六年，被锦衣卫指挥蒋谳所告，以谋反罪被杀。明太祖乃藉此兴蓝党大狱，死一公十三侯二伯，株连被杀者一万五千人。经胡惟庸、蓝玉二案，史载“元勋宿将相继尽矣”。在两案之外，开国功臣死于非命的还有不少。明朝开国功臣侥幸得以善终者，惟有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朱元璋如此杀戮功臣，实千古所未有。当代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在谈到“胡惟庸案”时曾这样说：“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同时，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不仅仅是大杀功臣宿将，更主要的是从制度上加强皇权。早在“胡惟庸案”之前的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案发之后，朱元璋趁机取消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都察院监察百官，设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之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同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影响：专制制度的顶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朱元璋使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程度达到了顶峰。特别是丞相制度的废除，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体制的一大变革。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相权便作为皇权的补充而存在，并且在一定情况下还是皇权的制约机制。尽管历朝历代在皇权与相权的分配上有所不同，但是相权作为皇权的重要制约机制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的。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皇权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条件下运作，标志着专制制度达到了极至。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8节 郑和下西洋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代，许多外国商人从海道来中国经商，大都搭乘比较安全的中国海船。宋代航海人员开始把指南针使用到航海上，这就给远洋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世纪初，中国已使用十樯十帆的大海船。明朝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得到相对的安定，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统帅巨大的船队到“西洋”（今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各国，在中外关系史和世界航海式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七下“西洋”，扬威域外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宝，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过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郑和十一岁时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动的统一云南的战争中被俘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1403年朱棣登基，史称明成祖。次年正月初一，朱棣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自1405年到1433年，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七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远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三十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由62艘大海船2．9万余人组成的远洋舰队，由苏州刘家河出发，第一次出使南洋。最大的船，长100多米，宽几十米，可容纳1000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当时使用的罗盘针分许多方位，划分若干度数，按照一定的方向和度数航行，就可以测出航行的远近。这种罗盘针夜间还兼看星辰，能观星定向，充分显示了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先进技术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智能。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了那幺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原来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日，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郑和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海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之后，郑和又分别于1407年九月至1409年七月、1409年十月至1411年七月、1413年至1415年、1417年五月至1419年八月、1421年正月至1422年八月、1430年六月至1433年七月率船队远航，扩大了中国的声威，加强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往来。郑和船队给所经过的国家带去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绸、罗纱、锦绮、纻丝等丝织品，同时也换回了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胡椒、象牙、宝石、染料、药材、硫黄，香料、椰子以及长颈鹿、狮子、驼鸟、金钱豹等稀贵动物。广泛地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友好交流，不谋强权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都以友好的态度，交流所带货物，从事平等贸易。同时还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尊重当地人民。如在古里，依照当地习惯，交易时在众人面前拍掌为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给那里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第三次出使到斯里兰卡时，还把大批金银供器、彩妆、织锦宝幡等，施舍给岛上的寺院，并建立石碑留念。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如婆罗洲人民，“凡见中国人去其国，甚为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如故旧。”直到今天，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还把当地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地名叫三宝垄、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因郑和叫三宝太监而得名），印度的古里和柯枝都建有纪念碑。郑和下“西洋”之后，所经诸国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中国修好通商。像渤泥（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亚等国的国王还亲自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当公元一四九八年，达伽马（VascodaGama）和他那支由三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绕过好望角，于东非登陆时，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小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幺了不起。村中的长老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白色的「鬼」，穿著丝绸，驾着大船，到访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影响：绘制海图，惠泽后世在郑和航海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处地方，都作了精密的航行记录，这就是有名的《郑和航海图》。在这部地图中，关于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停泊的处所以及暗礁险滩，都有详细的记载。此外，在航行过程中，还积累了对于海上风向、气候和潮汐等自然变化的知识。从郑和船队往返的日期中可以看出，他们利用季候风进行海上航行。每次出洋总是在冬季或初春时刻，因为这时风向大都是从大陆向海洋方向吹去；而归国则是在夏季或初秋，因为这时风向大都是从海上吹向大陆。这说明中国人民在那时就已经掌握了航海方面的一些自然规律。随同郑和出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人，都各自把他们的海外见闻整理成著作。马欢着《瀛涯胜览》，费信着《星搓胜览》，巩珍着《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到各国的情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等各方面的了解，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知识。根据英国专家孟济斯的考证，郑和七次航海回到中国之后，虽然大多数的纪录都已销毁，但由郑和船队绘制、逃过因时局动荡被毁厄运的一些航海路线图和星象图，却由意大利商人康蒂登在印度登上其中一艘中国帆船后，辗转带回威尼斯。孟济斯认为康蒂登在1428年途经葡萄牙时，葡国国王的大儿子得到了这些地图，并将地图上的资料编入新的世界地图内。此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麦哲伦及英国航海家库克都曾使用这些地图的复印本，其中部分地图至今仍存放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如果此说能够被最后证实，则说明郑和下西洋对后世欧洲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堪称是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