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2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幺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史记》其书《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司马迁的《史记》开启了中国通史编纂的序幕，而且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精神，也就是据实记载，不畏强权，坚持真理，支持正义。《史记》成为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们必须阅读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19节 王莽改制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伪君子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它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买人心，以至于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书呆子和改革者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0节 佛教征服中国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间的寺院，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佛自西方来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后被尊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派入去印度求佛法，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在洛阳城外修建白马寺安置西域僧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在东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人安世高等来洛阳翻译佛经，从此佛教各派经典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三国时，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长期的兵甲相交，使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日月无常。在这种情况下，渲染人生苦难、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用玄学的语言，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东晋时，有僧人释道安，以当时流行的玄学的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编纂了佛经目录，还为憎侣团体制订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聚集僧众，讲授佛学，着书立说。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公元401年，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5部300余卷。他所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东晋时，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历时十几年，着《佛国记》。南北朝时代，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发展很快。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沦为主的学派，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础。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大胆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说。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一阐提人”(佛教指善根断绝，十恶不赦的人)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顿悟成佛”的说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北方，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涪、寇谦之的劝说，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此次灭佛并末彻底实行，太武帝去世不久，佛教又在北方恢复，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化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寺院，建立佛塔，开窟造像。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敦煌、云冈、龙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对佛教大力护持，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立寺度僧，组织翻译佛经。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间，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唐太宗虽然规定了道先佛后，但纵观唐代近三百年，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的政策。统一全国后，唐太宗下令在发生过战争的地方修建寺刹，建立道场。他还亲自撰写《圣教序》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帮助她夺取政权，曾谕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还命令僧人开讲佛经，广建寺塔。佛教的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迅速膨胀的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下令灭佛。时称“会昌法难”。佛教经这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武宗死后，佛教重新恢复，但此时已是唐末，国势渐衰，佛教也远非昔日可比。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往来活动也十分频繁。唐太宗时，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十七年，回国后翻译经论75部。唐高宗时，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历时25年，回国后，翻译经、律56部。不少印度、西域、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僧人来华传播和学习佛教，或中国的高僧前往他国传播佛教。唐玄宗时，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唐代以后，佛教内部各派互相合流，同时，儒、释、道三教也进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的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虽然大多有批评佛教的言论，但他们本身却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命题、观点和论证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后人评论理学，有人认为是“儒表佛里”。元明以后，我国汉族地区的佛教日益衰落，在佛学义理方面几乎没什幺发展。整个佛教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清末民初，有些居士和佛教学者对佛学重新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使佛学在近代又略有复兴的趋势。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依据一种神秘的神不灭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把解脱现实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在哲学上，宣称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皆是空的、不真实的幻象。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由于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轮回。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觉悟成佛。主张出世修行。作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佛教哲学提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对后来哲学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佛教藏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刻印刷，大大促进了中国翻译工作与印刷术的发展。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外，还有石刻的佛经。中国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经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现存石经有山东泰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规模最大的则要算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了。云居寺石经从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间共刻经一千余部，经版一万五千余块。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佛教、书法、雕刻艺术等，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中国佛教石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中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佛教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的断崖上。全长1618米，现存有壁画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洞窟内壁画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雕二千四百多尊。塑像造型生动，壁画精美，色彩炫丽，引起世界的震惊。壁画除了宗教内容外，还反映了中国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宗教的宝贵资料。本世纪初又在窟中发现大量古代佛经抄本和文书册页等，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壁画和文书在内的“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正在不断发展。除三大石窟外，中国佛教又有“四大名山”之说，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相传四大名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地方，故又称“四大道场”。中国佛教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并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台，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藏传佛教还传入了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约本世纪初，中国佛教还开始传入欧美的一些国家。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1节 王景治理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她所带来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权的覆灭、明末红巾军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统治等等事件，无不与治何联系在一起。反过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从而为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进步，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在众多的治理黄河的仁人志士当中，功绩最大、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东汉汉明帝时期的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患”王景(约公元20?0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一年，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被黄河水冲毁，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的推荐，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仪渠，以后一直没有再遭灾，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闻名。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形成第二次大改道后，王莽认为，河水东去，从此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祖坟可以不再受黄河之害。因此，他弃而不治，放任自流，导致黄河“侵毁济水”。东汉初年，河南郡境的黄河发生剧烈变化，由于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造成黄河、济水、汴渠各支派乱流的局面，航道淤塞，漕运中止，田园庐舍皆被吞没。其中兖州(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豫州(今河南东部、南部，安徽西北部)受害尤重。后来，黄河以南漂没的范围竟达数十县之多。明帝刘庄执政之后，情况更加恶化。“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就是说，汴渠遭到破坏后，又继续向东弥漫，连原来的引水水门都沦入黄河中间去了。“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河水入汴，东南流，对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和朝鲜半岛)、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有利。加强左堤就会伤害右堤，左右堤都加强，下游就要发生险情，不如任水自流，百姓迁居高处，既可避免灾害，又可免却修防费用。由于治理意见不统一，致使黄河第二次改道后，水患连绵60年得不到平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一天，明帝偶然听说王景在水利方面很有研究，随即派人把王景召来。王景禀奏道：“河为汴害之源，汴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则运道无患，河、汴兼治，则得益无穷。”明帝很赞赏王景的治河见解，于是命他主持治水事宜。当年四月，王景和王吴等人率领数十万兵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据史料记载，这次治水工程的主要内容是：“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首先是“筑堤”，即修筑“自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海口千余里”的黄河大堤及汴渠的堤防。王景认识到，黄河泛滥加剧的原因，是下游河道由于常年泥沙淤积而形成地上悬河，河水高出堤外平地，洪水一来，便造成堤决漫溢。于是，王景“别有新道”，选择一条比较合理的引水入海的路线，并在两岸新筑和培修了大堤。这条新的入海路线比原河道缩短了距离，河床比降加大了很多，因而河水流速和输沙能力相应提高，河床淤积速度大大减缓。特别是这条新河线，改变了地上悬河的状况，使黄河主流低于地平面，从而减少了溃决的可能性。这次修筑大堤，固定了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后的新河床，是东汉以后黄河能够得到长期安流的主要措施之一。其次是“理渠”，即治理汴渠。汴渠，联系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是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中原与东南地区漕运的骨干水道。经过认真反复“商度地势”后，王景为汴渠规划了条“河、汴分流，复其旧迹”的新渠线。即从渠首开始，河、汴并行前进，然后主流行北济河故道，至长寿津转入黄河故道(又称王莽河道)，以下又与黄河相分并行，直至千乘附近注入大海。在济河故道另分一部分水“复其旧迹”，即行原汴渠，专供漕运之用。为了实现这个规划，王景等人开展了“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和“绝水，立门”等大量的工作。取水口位置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位置选择不当，要幺黄河北迁取不来水，要幺黄河南徙，渠口被淹，河、汴混流，汴渠淤塞。王景根据这个客观情况，吸取历史上的教训，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就是在汴渠引黄段的百里范围内，约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实行多水口引水，并在每个水口修起水门(闸门)，人工控制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开几个水门；渠水大了，关上几个水门，从而解决了在多泥沙善迁徙河流上的引水问题。这是王景在水利技术上的又一大创造。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总体上看，还是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这是促使黄河长期安流的另一重要措施。“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清除上游段中的险滩暗礁，堵塞汴渠附近被黄河洪水冲成的纵横沟涧，加强堤防险工段的防护和疏浚淤积不畅的渠段等，从而使渠水畅通，漕运便利。王景这次主持的“筑堤，理渠”及其相应的工程设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黄河千余里，汴渠七八百里，合计约二千里的筑堤、疏浚工程，投资“百亿”钱。而施工期于次年四月结束，总共一年时间。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定陶(今山东定陶北)以北大面积土地涸出耕种，农业生产开始恢复起来。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实在是个奇迹。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夏天，明帝刘庄决定亲自乘船沿河巡视，并叫王景陪同前往。明帝看着两岸整齐坚固的堤防，水上往来如梭的舟楫，对王景等人的功绩赞不绝口，随给王景属下治河官吏每人加官一级，特别给王景连升三级，封为侍御史。又封王景为河堤谒者（注：谒者：官名，东汉主持河防工程的官员。）。不久，明帝写下诏书，饬令沿黄、汴各郡县，立即设置专管堤防的机构和人员，恢复西京(指西汉都城长安)时代一些有利于维护堤防的管理制度，常年进行维修养护。从而为黄河安流提供了保证。黄河无灾八百年王景治河的成效是卓见的。从东汉末年王景这次治河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年中，黄河决溢仅有40个年份，且都不大，主流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后来，河患又逐渐多了起来，直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发生第三次大改道。因此，王景治河的办法和经验为历代治河者所推崇和效法。王景通过一次封建时代最大规模的治黄活动，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流八百年。历史上对王景治河充满了赞扬之辞：“王景治河，千载无患”。王景治理黄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王景治理黄河之后的东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黄河流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水灾。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刨去战乱的影响，黄河流域始终是一块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在封建时代，农业的发达，就代表着人口的繁盛，社会的繁荣。所以，在这八百年里，乱世之中，谁占据北方黄河流域，谁就是最强者，谁就有实力统一全国，最起码也可以称霸四方；在治世之中，黄河流域也是人口最多，各行各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虽然南方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开发，但是比起北方，仍然无法望其项背。可以说，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王景治理黄河所带来的好处，都一直泽被着后代，对将近千年的中国历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当之无愧的治水专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2节 造纸术发明文字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文明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是关系到这个民族、这种文明能否延续的生死大事。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辉煌的古代文明，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结果变得湮没无闻；然而有的文明，在当时的时代里，可能并不怎幺引人注目，甚至是某些文明的边缘，但是仅仅是由于残存了一些记载文明的碎片，而在后代成为很多学者们追逐的对象和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事情，比如敦煌藏经洞。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史；在古代的欧洲，人们还长时间地利用动物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而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贵，也不适于书写。到了汉代，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了，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纸被发明出来了。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蔡伦造纸当时人们已开始应用小块的丝绵制成的纸，因为考古学家于１９３３年在新罗布淖尔发现了一张古纸，它是＂麻物、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４０厘米，宽约１００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有麻筋，盖初做纸时所做，故不精细也″由于古汉时的纸张是由麻缕和丝绵，加上制法粗糙，所以纸张的质量不太好。而麻缕和丝绵都有其本身的作用，如要把它们用作造纸的原料，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来满足文化生活上对纸张的要求。在新的客观形势要求下，蔡伦的出现便为造纸术带来新突破，在《东汉观记》卷二上记载：＂蔡伦··有才学，尽忠重慎，每次休沐，闭门以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从以上看来，蔡伦是用树皮、破布、鱼网造纸的。虽然在蔡伦之前也有纸的存在，但是原料左身就有很大的局限，而蔡伦对新原料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破布、破鱼网早已结束了它们本身的任务，成了废物而又用作做原料，对造纸工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新原料的使用必然提出新技术的要求，但是由于典籍流失，实际的操作如何，已缺乏记载，无从考知，但大概是先张布或网撕破或剪断，然后放在水里浸渍相当长的时间并且需要加以舂捣，才能做成纸浆。用树皮做纸张，困难更大一些．除初步切短和后部舂捣外，中间还需要烹煮和加入石灰浆之类的促烂剂。下图是中国古代造纸工程之(抵压覆)及(干焙火烘)。最重要的是造纸事业经过蔡伦的发明创造，才由自发的阶段转入独立自主的阶段。蔡伦以前，造纸只是纺织业中附带的一个小部分，并未形成一种独立行业。但是到了蔡伦时期，使造纸业从纺织业中独立出来。它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于是就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蔡伦之后，纸张大大地推进了书籍抄写和文化传播的事业。在两晋南北朝的时候，由于书法和绘画的需要，纸张的要求慢慢提高，尤其在书法上，因为书法对纸和笔的要求都是十分高的，所以纸张私质素是有必要提高的。但是由于南北两朝的文化和背景都各有不同，所以两地所用的造纸原料都各有不同。南朝的纸张以藤皮为主要原料，所这成的藤纸是一张质量优良的纸张，产地是剡溪。它是当时劳动人民根据蔡伦利用树皮造纸的经验，就地取材地制造出来的，藤纸的出现，适应了东晋偏安的地方形势，又符合于当时所谓“江左风流”的士族的需要。北朝的造纸原料却有所不同，主要以楮梭为主。伟大的发明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造纸术发明以后，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书写工具大大方便了，于是书籍得到飞跃地发展，推动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首推造纸法，自汉代发明之后，很快就向邻近国家推广，如大约四世纪传至朝鲜，七世纪初传于日本。唐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一役后，由于一些中国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所俘，中亚、西亚的撒马尔罕(751年后)、巴格达(约793年)、大马士革(约795年)等处，先后开设起造纸工场。及至宋代，中国的造纸法又经由阿拉伯人向非洲、欧洲传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设立造纸场大约在公元900年。1100年，北非摩洛哥的非斯(Fes)也已有造纸场。1150年，西班牙出现了欧洲的第一家造纸工场。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3节 外戚宦官专政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东汉迅速由盛入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章帝死后，和帝继位(88－105)，从和帝至灵帝(167－189)，即在东汉后期的大约一百年间，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黑暗、混乱之中。自和帝起，东汉有十个皇帝均系冲龄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必然要重用自己的家族，造成外戚专权。通常是由太后的父兄担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同时掌握了军权和尚书台的监察、行政权。外戚专政，削弱了皇权。君主一旦成人，要掌握实权，就必然寻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因在外戚当政下，朝臣多被其控制，皇帝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来剪除外戚。于是，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便发展为一种政治势力，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临朝、外戚专政、排斥宦官，然后是宦官剪除外戚、取代外戚专政，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东汉后期就是在这种戚宦相互倾轧、交替专权的局势下度过的。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东汉的外戚和宦官，可用「虎」、「狼」二字。外戚是虎，宦官是狼。东汉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甚至是「虎狼同往并进」，一起把东汉政权撕成碎片。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外戚与宦官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时，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实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和帝死，出生仅百多天的殇帝立，不到数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弟邓骘迎立年仅13岁的和帝之侄为安帝，邓太后掌握大权，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窦太后的覆灭的教训，尽量恭谨守法，礼待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尚保平安无事，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立遭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宦官并未得势，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但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安帝死，阎氏掌大权，迎立年幼的北乡侯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对外戚独揽朝政，宦官早心怀不满，意图夺权，这时见时机一到，宦官孙程等19人共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宦官声望陡然升高，他们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准可以收养子以传袭爵位。顺帝时，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顺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为大将军执政，东汉的外戚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败时期。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向来横行不法。顺帝死，年仅2岁的冲帝立，梁太后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权。一年后冲帝死，立仅8岁的质帝。质帝幼而聪明，即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听了既恨又怕，觉得这小皇帝不好胡弄，于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质帝。又立15岁的蠡武侯为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更加飞扬跋扈，权震朝野。梁冀身为大将军执政，又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镇守宫中，许多宦官也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已处于他监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为其掌握。桓帝为了讨好外戚，既增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万户侯。梁冀的封户前后共3万户。梁冀掌政，其妻孙寿也大获封赏，被封为襄城君子，兼食阳翟租税。又加赐赤绂，和长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嚣张的气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敢得罪，而且还必须顺从拍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桓帝曾大会公卿，共议如何特殊礼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请准许梁冀入朝不趋，带剑上殿，谒赞时不称名，其礼仪比于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其封地为4县，其势比东汉开国功臣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于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为其独辟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心里还不高兴，觉得有司所奏礼薄。从此，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政事无论大小，莫不由他谘决之。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梁氏为了炫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猎场，逶迤千里。设兔苑养兔，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费数年工时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者竟达10多人。他还将数千良民掠为奴婢，又称之为“自卖人”，视东汉禁令为废纸。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选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宫。据统计，梁氏一门前后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当于侯），2人为大将军，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娶公主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权20余年，拥立三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无有比拟的权臣。外戚灼天气焰引起宦官不满，斗争时明时暗。桓帝为外戚所制，也想摆脱梁冀控制，多得些自由，所以当梁太后、梁皇后死后，即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策划铲除梁冀。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发动政变，将梁氏一门无分老少长幼，尽皆斩尽杀绝，梁冀慌恐自杀，其它公卿将校处死的数十人，免官300多人，朝廷的高官几乎被罢黜一空。被没收的梁冀家财，拍卖后得钱30多亿，朝廷因此而减当年天下租税之半。梁氏外戚是被铲灭了，但是，政权实际上并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为宦官们所掌握，单超、徐璜等5人因诛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称之为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执政，情况比外戚执政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败混乱。他们把宗族亲戚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形同盗贼。单超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徐璜兄子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得，竟然发吏将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宦官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侯览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达381所，良田万亩，还新建府第16座，并仿皇宫模样，宾客仆从在地方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即被罢官，是非完全颠倒。宦官单超早死，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外，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由其死可想见其生。此后，四侯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宦官的贪污无耻和强取豪夺，使老百姓受尽其苦，无法忍受，于是纷纷“起而为盗”，组织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桓帝死，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迎立12岁的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等谋划诛锄宦官，先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军，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机构，准备将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窦武拒不受诏，聚兵数千准备抵抗，但最后还是被困自杀。事后，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灵帝完全为宦官所控。本来占尽优势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发难搞垮，可知宦官的势力在当时是多幺之大。曹节、王甫诛杀窦武、陈蕃等人后，自相封赏，加官进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令守长，布满天下。王甫、曹节等死后，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世人称之“十常侍”。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待是我母”。宦官得到了空前的恩宠，他们愈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东汉的政治也愈加混乱。东汉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使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摆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惑乱朝纲，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还是宦官掌权也好，都是为了满足其自己的贪欲欲望，于政治无补，于社会无益。相反，只会导致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更加糟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这种外戚宦官专政对后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宦官专政而言，在唐代、在明代，都先后发生过。而外戚干预朝政，更是多不胜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史。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4节 黄巾起义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沉重的一击，促使了东汉未军阀势力的壮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国乱世的出现，开启了乱世之门。东汉末年汉王朝外戚、宦官争权，买卖官爵，朝政日渐腐败，东汉与西羌的战争历时数十年耗资达400亿。加上地方豪强大量的兼并土地，农民民不聊生。多次爆发过小规模的起义，但均遭到东汉王朝的无情镇压。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角组织了这场黄巾起义。“内外俱起，八州并发”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爆发于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它是东汉末年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一次经长期酝酿的、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战争。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战争，虽然在东汉王朝及各地豪强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却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崩溃；同时，它也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为改变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等状况，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两大集团交替专政，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赋税日趋沉重，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流离失所，阶级矛盾高度激化，小规模的农民战争此落彼起，连绵不断。“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就在这种背景下逐渐酝酿成熟了。时势造英雄，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目睹广大民众在东汉王朝暴政统治下的悲惨境况，义愤填膺，决心通过武装起义的途径，来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他积极展开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从而成为这场伟大农民起义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了太平道，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在贫苦农民中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抗暴政统治。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张角还利用宗教从事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派遣骨干信徒到各地聚集力量。经过十余年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张角已拥有徒众数十万，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在此基础上，张角又将信徒按地域组织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设“渠帅”，统一节制，为起义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在起义即将爆发的前夕，张角根据斗争的需要，及时用谶语的形式提出了“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黄太一神，即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和起义计划。一场在宗教形式掩护下的农民大起义至此已是呼之欲出了。为了实现起义计划，张角派遣大方首领马元义往来于洛阳和各州之间，准备调集荆、扬两州的道徒数万人潜赴邺城，并积极联络洛阳皇宫中的宦官信徒充当内应，确定三月五日在洛阳和各州同时起义。可是正当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太平道内部却出了可耻的叛徒，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密，使得起义计划全部泄露。东汉王朝闻报后，即行严厉镇压，收捕起义领袖人物。这一突然变故打乱了起义部署，张角为了扭转被动不利局面，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星夜派人通告各方同时行动，并规定起义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正式爆发了。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黄巾军主力分布在三个地区：义军首领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号称地公将军，张梁自称人公将军，他们率领义军主力，活跃于冀州地区，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带领黄巾军战斗在南阳地区，形成南方地区的起义中心。波才、彭脱等人率部转战于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汝南东北）、陈国（郡治所在今河南睢阳）一带，成为东方地区的革命主力。各路黄巾军所到之处，烧官府、打豪强、攻坞壁、占城邑，给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这次黄巾起义在战略部署方面，张角吸取了以往起义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了“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同时出击的计划，即在京师洛阳内外同时起事，在地方各州一起暴动。在作战行动方面，各路义军虽缺乏周密的协同配合，但是从其活动形势看，起义军显然是以洛阳为主要进攻目标的，自东、南、北三个方面包围威胁洛阳。所有这些，均反映了黄巾起义战争表现出一定的战略决策经验和较好的作战指挥艺术，一时间造成“遐迩摇荡”、“烟炎绛天”的巨大声势决不是偶然的。八州并起的黄巾大起义极大地震撼着东汉朝廷，统治者在惶恐不安之余，急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在函谷、太谷等八个险隘要冲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下诏解除“党禁”，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出宫中藏钱收实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增设西园八校，以加强军队实力，尔后，东汉王朝调集军队，开始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当时，活动于颍川一带的波才起义军对洛阳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汉廷委派中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统率主力投入这一战场。对于起义中心地区的河北一带，则任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尉和当地郡国兵前往镇压。对于南阳地区的张曼成部义军，则加强防御，暂取守势。东汉统治者实施这种先防后剿、攻守皆备、重点进攻、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表明他们具有老练的统治经验和军事素质，是黄巾起义军所面临的一伙凶狠狡猾的敌人。这年四月，黄巾起义军和东汉王朝反动军队的战略决战首先在颍川一带展开。颖川黄巾军波才部击败朱儁的进攻，并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形势对义军有利。但遗憾的是，波才军缺乏军事经验，依草结营，戒备不严，结果反被皇甫嵩深夜纵火烧营，实施突袭，造成义军的惨重损失。皇甫嵩会合朱儁、曹操两部汉军，乘机进击，大败波才军，残杀起义将士数万人。破颖川义军后，官军乘胜进攻汝南、陈国义军。不久，波才义军余部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彭脱义军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南），又遭镇压归于失败。颖川、汝南黄巾军的失败，使东汉朝廷摆脱了京师之危，得以腾出力量来对付其它地区的起义军，至此，双方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东汉朝廷已占据了主动和优势。东汉王朝旋即将皇甫嵩调赴东线，镇压东郡卜已黄巾军；调朱儁开赴南阳，镇压张曼成义军。皇甫嵩进攻很顺手，仓亭一役，就将卜已起义军残暴地镇压下去。于是，南阳一带成为双方第二个战略会战的场所了。在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即以重兵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遇到南阳太守秦颉的顽固抵抗，双方相持百余日，义军师疲。六月，张曼成战死，义军推举赵弘为统帅，继续斗争，终于攻克宛城，并把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可是就在这时，朱儁率领汉军主力进抵宛城一线，会同荆州、南阳地区的地方武装围攻宛城。从六月到八月，黄巾军经过顽强奋战，多次挫败官军的攻势，守住了宛城。可是黄巾军未能乘胜出击，扩大战果，使得朱儁能够重新集结力量，继续进攻。不久，赵弘战死，韩忠继为黄巾军统帅，又与汉军相持了一段时间。朱儁镇压农民起义很有一套手段，他见强攻不易奏效，这时便伪装撤围欺骗义军，暗布伏兵，伺机进击。义军缺乏经验，中计出城追击，结果在中途遭到伏击，损失惨重，统帅韩忠投降被杀。黄巾军余部在孙夏带领下退保宛城，但因众寡悬殊，无法固守，于十一月撤出宛城，退向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南）。朱儁跟踪追击，孙夏战死，义军牺牲者达万余人，南阳黄巾军斗争到此归于失败。此后，战争的中心转移到河北地区。河北是黄巾农民大起义的中心地区，张角在巨鹿发动全国起义后，即率军攻克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并命张宝北上占领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控制河北腹地，与张角、张梁军形成犄角之势。东汉王朝先后派遣卢植、董卓进剿河北义军，但旷日持久，无所进展。八月间，皇甫嵩接任官军统帅，率主力扑向河北战场。这时，其它地区的义军已遭失败，战局对黄巾军日益不利。屋漏更遭连夜雨，就在这紧要关头，黄巾军首领张角又突然病逝。但即便是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义军在张梁、张宝率领下，仍坚持着同官军浴血奋战。在广宗一带，义军与汉军皇甫嵩部激烈交战，数次挫败敌人的进攻，追使皇甫嵩“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可是这时义军又犯了轻敌的错误，误以为敌人已停止进攻，以至于松懈了戒备。皇甫嵩瞅准机会，乘黑夜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仓促应战，惨遭败绩，张梁英勇捐躯，广宗失陷，是役，义军阵亡和投水自尽者达八万余人。而皇甫嵩在进剿广宗张梁部义军得手后，则迅速调转兵锋，于十一月攻打下曲阳。经过激烈交战，起义军战败，张宝牺牲，十余万起义军壮士惨遭屠杀，河北黄巾军也被扼杀于血泊之中。官军攻陷下曲阳，标志着张角等人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军主力，在东汉王朝的军队和各地豪强武装的武力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然而农民起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而熄灭，分散在各地的黄巾余部，仍在坚持斗争，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东汉王朝的统治以新的打击。这一斗争前后延续了二十余年之久，给黄巾大起义添上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尾声。乱世的开始这一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其后数十年间影响仍长期存在，各地不断有黄巾余部在活动。这一起义对于其后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东汉朝廷虽然成功的镇压了起义，但力量被严重削弱，为了镇压义军，朝廷不得不给予地方守牧更多的军事权力，为以后东汉的衰落，军阀割据战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起义主力失败后，并且因此造成天下大乱：“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成为了东汉未及三国乱世的开端。黄巾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革命战争，它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农民革命遗产。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对它认真进行总结，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即消灭东汉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对号召和团结人民参加起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利用宗教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麻痹了官府，积蓄了力量，为举行起义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第三、起义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具体。所谓“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尽管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使这一起义计划的实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经张角果断处置，它基本上还是得到了落实，从而给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第四、斗志坚决，宁死不屈，敢于攻坚，勇于牺牲，以此向天下昭示了起义将士的斗争精神和高尚气节。但是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因此提不出更具体的策略方针；它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因此部队保障受到限制，战斗行动受到掣肘；它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因此造成战区上的孤立、分割态势，以致为敌占优势的主力军所各个击破；它不懂得在敌强我弱形势下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等机动作战形式的重要性，因此热衷于城池的攻守，将起义军主力胶着于一地，同敌人打硬仗、拚消耗，直至耗尽自己战斗力而被击败。所有这些，都是起义军在战略上和作战指导方面的严重失策，也是直接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幸失败的原因。令人千载之后，犹为之感慨不已！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5节 赤壁之战三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所以也就经常为人所津津乐道。通过《三国演义》的渲染，三国的事迹更是妇孺皆知。在三国的所有故事里面，最为人所乐道的可能就是赤壁之战。单单就从历史角度而言，这场战争也是意义重大的。通过这场战争，彻底破灭了北方中原王朝迅速统一中国的梦想，最终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将会一直演变成为长达300多年的战乱，并且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赤壁之战”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是曹操和孙权、刘备在今湖北江陵与汉口间的长江沿岸的一场战略会战，对于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孙、刘联军，面对总兵力达二十三四万之多的曹军，正确分析形势，找出其弱点和不利因素，采取密切协同、以长击短，以火佐攻，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打得曹军丢盔弃甲，狼狈窜北，使曹操“横槊赋诗”、并吞寰宇的雄心就此付诸东流，从而成为历史上运用火攻，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公元２０８年，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他的人马还没有到荆州，刘表已经病死。他的儿子刘琮听到曹军声势浩大，吓破了胆，先派人求降了。这时候，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驻守。他听到曹操大军南下，决定把人马撤退到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州的百姓听说刘备待人好，都宁愿跟着他一块撤退。曹操赶到襄阳，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又打听到刘表在江陵积了大批军粮，怕被刘备占去，亲自率领五千轻骑兵追赶刘备。刘备的人马带了兵器、装备，还有十几万百姓跟着他，每天只能行军十几里。曹操的骑兵一天一夜就赶了三百多里，很快就在当阳长坂坡（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追上了刘备。刘备的人马，被曹操的骑兵冲杀得七零八乱，还亏得张飞在长坂坡抵挡了一阵。刘备、诸葛亮才带着少数人马摆脱追兵。但是往江陵的路已经被曹军截断，只好改道退到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曹操占领了江陵，继续沿江向东进军，很快就要到夏口了。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紧急，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一条路了。”正好孙权怕荆州被曹操占领，派鲁肃来找刘备，劝说他和孙权联合抵抗曹军。诸葛亮就跟鲁肃一起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去见孙权。诸葛亮见了孙权，说：“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将军如果决心抵抗，就趁早同曹操断绝关系，跟我们一起抵抗；要不然，干脆向他们投降，如果再犹豫不决，祸到临头就来不及了。”孙权反问说：“那幺，刘将军为什幺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严肃地说：“刘将军是皇室后代，才能盖世，怎幺肯低三下四去投降曹操呢？”孙权听诸葛亮这幺一说，也激动地说：“我也不能象江东土地和十万人马白白地送人。不过刘将军刚打了败仗，怎幺还能抵抗曹军呢？”诸葛亮说：“您放心吧，刘将军虽然败了一阵，但是还有水军二万。曹操兵马虽然多，远道追来，兵士也已经精疲力尽。再说，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的人对他们不服。只要我们协力同心，一定能够打败曹军。”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心里挺高兴，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正在这时候，曹操派兵士下战书来了。那信上说：“我奉大汉皇帝的命令，领兵南征。现在我准备了水军八十万，愿意和将军较量一番。”孙权把这封信递给部下看，大伙儿看了都刷地变了脸色，说不出话来。张昭是东吴官员中资格最老的。他说：“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来征讨，我们要抵抗他，道理上输了一着。再说，我们本来想靠长江天险，现在也靠不住了。曹军占领了荆州，又有上千艘战船，他们水陆两路一起下来，我们怎幺也抵挡不了，我看只好投降。”张昭这一说，马上有不少人附和。只有鲁肃在旁边冷眼旁观，一声不吭。孙权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味，就走出屋子，鲁肃也跟着出来。孙权拉着鲁肃的手，说：“你说说，该怎幺办呢？”鲁肃说：“刚才张昭他们说的话全听不得。要说投降，我鲁肃可以投降，将军就不可以。因为我投降了，大不了回老家去，照样跟名士们交往，有机会还可以当个州郡官员。将军如果投降，那幺江东六郡全都落在曹操手里，您上哪儿去？”孙权叹了口气说：“刚刚大家说的，真叫我失望。只有你说的才合我的心意。”散会以后，鲁肃劝孙权赶快把正在鄱阳的大将周瑜召回来商量。周瑜一到柴桑，孙权又召集文武官员讨论。周瑜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其实是汉室奸贼。这次他自己来送死，哪有投降他的道理。”他给大家分析了曹操许多不利条件，认为北方兵士不会水战，而且老远赶到这陌生地方，水土不服，一定会生病。兵马再多，也没有用。孙权听了周瑜的话，胆也壮了。他站起来拔出宝剑，“豁”的一声，把案几砍去一角。他严厉地说：“谁要再提投降曹操，就跟这案桌一样。”当天晚上，周瑜又单独去找孙权，说：“我已经打听清楚。曹操兵马号称八十万，这是虚张声势，其实只不过二十几万，其中还有不少是荆州兵士，不一定真心替他打仗。您只要给我五万精兵，我保管把他打败。”第二天，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拨给他三万水军，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周瑜领兵进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和曹军前哨碰上了。果然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兵士很多人不服水土，已经得了疫病。双方一交锋，曹军就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到长江的北岸。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和曹军隔江遥遥相对。正像周瑜预料的那样，曹操的北方来的兵士不会水战，他们在战船上，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后来，他们把战船用铁索拴在一起，船果然平稳不少。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这个情况，向周瑜献个计策，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拖下去对我们不利。现在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一起，我看可以用火攻办法来打败他们。”周瑜觉得黄盖的主意好，两人还商量好，让黄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曹操，表示要脱离东吴，投降曹操。曹操以为东吴将领害怕他，对黄盖的假投降，一点也没怀疑。黄盖叫兵士偷偷地准备好十艘大船，每艘船上都装着枯枝，浇足了油，外面裹着布幕，插着旗帜，另外又准备一批轻快的小船，拴在大船船尾上，准备在大船起火时转移。隆冬的十一月，天气突然回暖，刮起了东南风。当天晚上，黄盖带领一批兵士分乘十条大船，驶在前面，后面跟随着一批船只。船队到了江心，扯满了风帆，像箭一样驶向江北。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正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没想到东吴船队离开北岸约摸二里光景，前面十条大船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十条火船，好比十条火龙一样，闯进曹军水寨。那里的船舰，都挤在一起，又躲不开，很快地都延烧起来。一眨眼工夫，已经烧成一片火海。水寨烧了不算，岸上的营寨也着了火，曹军一大批兵士被烧死了；还有不少人被挤在江里，不会泅水，马上淹死了。周瑜一看北岸起火，马上带领精兵渡江进攻。他们把战鼓擂得震天响。北岸的曹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马进攻，吓得全部崩溃。曹操拖着残兵败将向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的小路上逃跑。那条小路全是水洼泥坑，骑兵没法通过。曹操赶忙命令老弱兵士找了一些稻草铺路。他带着骑兵好容易才通过，可是那些填铺稻草的兵士，却被人马踩死了不少。刘备和周瑜一起，分水陆两路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战死的加上得疫病死的，损失了一大半。曹操只好派部将曹仁、徐晃、乐进分别留守江陵和襄阳，自己带兵回到北方去了。经过这场赤壁大战，三国分立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6节 八王之乱晋朝的建立者司马炎认为，自己能够从曹魏手中夺得政权，当上皇帝，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为诸侯王，皇室孤立无援，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他便在公元256年，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大封皇族27人为王，并允许诸王自选本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公元277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辖民户2万者为大国，可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辖民户1万者为次国，可置上、下二军3000人；民户5000以下者为小国，置军1500人。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不仅领有封地，还可以和小王国一样置军。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他们都是些贪婪残暴的野心家，趁机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相互倾轧，妄图夺取帝位。这样，诸侯王国就成为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势力，最后演出了“八王之乱”的丑剧。手足相残晋惠帝即位以后，外戚杨骏用阴谋手段，排挤了汝南王司马亮，取得单独辅政的地位。一些诸侯王当然不甘心，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动手反对他。晋惠帝不懂事，但是他的妻子贾后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她不愿让杨骏操纵政权，秘密派人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玮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贾后有了楚王玮的支持，就宣布杨骏谋反，派兵围了杨骏的家，把杨骏杀了。杨骏被杀之后，汝南王亮进洛阳辅政。他想独揽大权，可是兵权在楚王玮手里。两个人之间就闹起矛盾来。贾后嫌留着汝南王亮也碍事，就假传晋惠帝的密令，派楚王玮把汝南王亮抓起来杀了。楚王玮本来是贾后的同党，但是贾后怕他连杀两王之后，权力太大。当天晚上，又宣布楚王玮假造皇帝诏书，擅自杀害汝南王，把楚王玮办了死罪。楚王玮知道上了贾后的当，大叫冤枉，已经没有用了。打那以后，朝廷上没有辅政的大臣，名义上是晋惠帝做皇帝，实际上是贾后专权。贾后掌权七八年，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名声坏透了。太子司马遹（音yu），不是贾后生的。贾后怕他长大起来，自己的地位保不住，就千方百计想除掉太子。有一回，贾后事先叫人起草一封用太子口气写的信，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贾后把太子请来喝酒，把他灌得烂醉，趁太子昏昏沉沉的时候，骗他把那封信抄了一遍。第二天，贾后叫晋惠帝召集大臣，把太子写的信交给大家传看，宣布太子谋反。大臣们怀疑这封信不是太子写的。贾后要大家核对笔迹。大家一看果然是太子的亲笔，不敢再说。贾后就把太子废了。朝廷大臣对贾后的凶狠本来十分不满，现在见她废掉太子，背地里十分气愤，议论纷纷。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想起兵反对贾后，但他又怕让太子掌了权，也不好对付，就在外面散播空气，说大臣正在秘密打算扶植太子复位。贾后听到这个谣传，真的害怕起来，派人毒死了太子。这样一来，赵王伦抓住了把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冏（音jiong）带兵进宫逮捕贾后。专门玩弄阴谋的贾后，这一下也中了别人的计。她一见齐王冏带兵进宫，大吃一惊，说：“你们想干什幺？”齐王冏说：“奉皇上的诏书，特来逮捕你。”贾后说：“皇上的诏书都是我发的，哪里还有什幺别的诏书！”贾后大叫大闹，指望惠帝来救她。赵玉伦把她抓起来杀了。赵玉伦掌握了政权，野心更大。他当了相国还不满足。过了一年，干脆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己称起皇帝来。他一即位，就把他的同党，不论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兵士，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那时候，当官的戴的官帽上面都用貂（音diao）的尾巴做装饰。赵玉伦封的官实在太多太滥了，官库里收藏的貂尾不够用，只好找些狗尾巴来凑数。所以，民间就编了歌谣来讽刺他们，叫做“貂不足，狗尾续”。各地的诸侯王听说赵玉伦做了皇帝，谁都想夺这个宝座。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厮杀。参加这场混战是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音yong）、长沙王司马乂（音yi）、东海王司马越。加上已经被杀的汝南王亮、楚王玮，一共有八个诸侯王，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十六年，到了公元306年，八王中的七个都死了，留下的最后一个东海王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了惠帝的弟弟司马炽，这就是晋怀帝。历史重归于分裂武帝建立西晋之后，全国刚刚统一，本来应该有一番新兴气象才是。但事实不然，从一开始，西晋举国上下就浸润在奢侈腐败的气氛之中，不能自拔，使它注定要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晋武帝出身于豪门世家，靠父祖之庇荫而夺得天下，其家族经过长期发展，早就形成一个庞大的权贵集团，而在西晋建立后更表现得十分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加上自汉魏以降，北方胡人(包括匈奴、鲜卑等族)逐渐内迁，杂居边地，造成严重的民族问题和潜在的政治危机。西晋初，胡、汉冲突日趋严重，故一些大臣提出「徙戎」北返的主张，但武帝不仅没有采纳，反而接受了北边大批匈奴的归附，使隐忧愈来愈大。而武帝鉴于东汉末年州郡割据的教训，乃削地放兵，使乱事一起，地方无力敉平，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八王之乱”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在洛阳13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迫服役，城内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成都王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让其长驱入邺；东瀛公司马腾引乌桓羯人袭击司马颖，让其乘机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则大掠妇女，被沉入易水者就有8000人。从此，大河南北就成为匈奴和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加深了民族矛盾。因此，八王之乱不久就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西晋王朝也就很快走向灭亡。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7节 淝水之战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即位后，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王猛治理朝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和文化、加强军力的积极措施。在吏治整顿、人才擢用、学校建设、农桑种植、水利兴修、军队强化、族际关系调和方面均收到显着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使前秦国实现了“兵强国富”的局面。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眚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风声鹤唳”太元八年（383年）七月，苻坚下令平民每10人出兵1人，富豪人家20岁以下的从军子弟，凡强健勇敢的，都任命为禁卫军军官。并扬言说：“我们胜利了，可以用俘虏来的司马昌明（即晋孝武帝）做尚书左仆射，谢安做吏部尚书，桓冲做侍中。看情况，得胜还师指日可待，可提前替他们建好官邸。”志骄意满之态，溢于言表。八月，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计90万大军，在东西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南下攻晋。东晋王朝在强敌压境、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决意奋起抵抗。他们一方面缓解内部矛盾，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兵力，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以抗击前秦军队的进犯。晋孝武帝司马曜在谢安等人的强有力辅弼下任命桓冲为江州（今湖北东部和江西西部）刺史，控制长江中游，阻扼秦军由襄阳南下。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统率经过7年训练，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遏制秦军主力的进攻。又派遣胡彬率领水军5000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摆开了与前秦大军决战的态势。同年十月十八日，苻融率领前秦军前锋攻占寿阳，生擒晋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与此同时，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今湖北安陆县境）。晋军胡彬所部在增援的半道上得悉寿阳失陷的消息，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苻融又率军尾随而来，攻打硖石。苻融部将梁成率兵五万进抵洛涧（今安徽怀远县境内），并在洛口设置木栅，阻断淮河交通，遏制从东西增援的晋军。胡彬困守硖石，粮草乏绝，难以支撑，便写信请求谢石驰援，可是此信却被前秦军所截获。苻融及时向苻坚报告了晋军兵力单薄、粮草缺乏的情况，建议前秦军迅速开进，以防晋军逃遁。苻坚得报，便把大部队留在坎城，亲率骑兵8000驰抵寿阳，并派遣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到晋军中劝降。朱序到了晋军营阵后，不但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等人密告了前秦军的情况，并建议谢石等人不要延误战机，坐待前秦百万大军全部抵达后束手就擒，而要乘着前秦军各路人马尚未集中的机会，主动出击。他指出只要打败前秦军的前锋，挫伤它的士气，前秦军的进攻就不难瓦解了。谢石起初对前秦军的嚣张气焰心存一定的惧意，打算以固守不战来消磨前秦军的锐气。听了朱序的情况介绍和作战建议后，便及时改变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争取主动。十一月，晋军前锋都督谢玄派猛将刘牢之率领精兵5000迅速奔赴洛涧。前秦将梁成在洛涧边上列阵迎击。刘牢之分兵一部迂回到前秦军阵后，断其归路；自己率兵强渡洛水，猛攻梁成的军队。前秦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主将梁成阵亡，步骑5万人土崩瓦解，争渡淮水逃命，1．5万多人丧生。晋军活捉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了前秦军的大批辎重、粮草。洛涧遭遇战的胜利，挫抑了前秦军的兵锋，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石乘机命诸军水陆并进，直逼前秦军。苻坚站在寿阳城上，看到晋军部阵严整，又望见淝水东面八公山上的草和树木，以为也是晋兵，心中顿生惧意，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强敌，你怎幺说他们弱不堪击呢？”前秦军洛涧之战失利后，沿着淝水西岸布阵，企图从容与晋军交战。谢玄知己方兵力较弱，利于速决而不利于持久，于是便派遣使者激将苻融说：“将军率领军队深入晋地，却沿着淝水布阵，这是想打持久战，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法。如果您能让前秦兵稍稍后撤，空出一块地方，使晋军能够渡过淝水，两军一决胜负，这不是很好吗？”前秦军诸将都认为这是晋军的诡计，劝苻坚不可上当。但是苻坚却说：“只引兵略微后退，待他们一半渡河，一半未渡之际，再用精锐骑兵冲杀，便可以取得胜利。”于是苻融便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前秦军本来就士气低落，内部不稳，阵势混乱，指挥不灵，这一撤更造成阵脚大乱。朱序乘机在前秦军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军听了信以为真，遂纷纷狂跑，争相逃命。东晋军队在谢玄等人指挥下，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的攻击。苻融眼见大势不妙，骑马飞驰巡视阵地，想整顿稳定退却的士兵，结果马倒在地，被追上的晋军手起刀落，一命呜呼。前秦军全线崩溃，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晋军乘胜追击，一直到达青冈（在今寿阳附近）。前秦军人马相踏而死者，满山遍野，堵塞大河。活着的人听到风声鹤唳，以为是晋兵追来，更没命地拔脚向北逃窜。是役，秦军被歼灭的十有八九，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仓皇逃至淮北。淝水之战的结果，是使得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这场战争对于前秦政权和苻坚本人来说，则是促使北方地区暂时统一局面的解体。慕容垂、姚苌等氏族贵族重新崛起，乘机肢解了前秦的统治，苻坚本人也很快遭到了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全国统一被延期206年３８３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从此次战役到隋文帝彻底统一中国，中间已经206年了。人们还要在战乱分裂中生活200多年。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8节 北魏孝文帝改革征服者总是为被征服者的较高文明和文化所征服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北魏统治集团与各族人民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边镇一带反抗逃亡频繁。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封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迁都洛阳洛阳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重镇。洛阳在东汉时已经成为首都及中原最大的商业中心。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从河北等地迁居民数万以充实洛阳，并在汉宫的基础上重新建筑洛阳宫城和外城。随着北方地区的逐步统一，洛阳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洛阳城中的丝织业、制盐业、冶铁业比较发达，商业已逐渐兴盛。全城有三个主要市场：金市、马市和羊市。西晋统一后，以洛阳为国都，人口有了显着增加，并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全国各地的珍贵商品在洛阳市场上都有出售，从绢布、粮食、药材、器皿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西晋八王之乱，使洛阳腹地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公元310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纵兵劫掠，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永嘉之乱后，十六国一百余年间，几成废墟。魏孝文帝是一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认为要巩固魏朝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为了这个，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幺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公元４９３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幺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幺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幺。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幺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幺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接着，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即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易鲜卑服装为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年)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的具体执行措施。二·规定官员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三·迁往洛阳的鲜卑人，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四·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定门第等级。所改之汉姓，以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如拓跋氏为首姓，改姓元氏，是最高的门第等级；另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相等同于北方最高门第崔、卢、郑、王四姓。其它等级稍低一些的鲜卑贵族姓氏亦改为汉姓，其等第与汉族一般士族相当。此外，孝文帝还积极鼓励鲜卑的皇族和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藉以建立政治联姻，由是加强汉族与鲜卑族的民族融和。改易风俗与民族融合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只不过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9节 六镇起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经两次调动大军攻打南齐。由于南齐军民的抵抗，没有胜利。公元４９９年，南齐派兵攻打北魏。魏孝文帝带病抵抗，打退了齐兵。不久，孝文帝也病死了。魏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元恪继位，北魏又开始衰落。到了魏孝明帝即位，因为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是个专横奢侈的人。她相信佛教，认为佛法能减轻她的罪过。北魏的统治者，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他们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左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市武周山）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十万尊以上。前前后后开凿了二十四年，花了八十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高度的雕塑艺术水平，但它也大大加重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负担。六镇起义北魏在北方边境设立了六个镇，派了将士防守。公元５２３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是姓）首先带领兵士杀死镇将，发动起义。其它五个镇的兵士也纷纷响应。反对北魏的起义势力越来越大。由于北魏勾结北方的柔然族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起义失贩了。北魏政府为了防止六镇兵民的反抗，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二十多万人都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治所都在今河北）。这些兵士哪里肯受魏朝的奴役，在冀州，又燃烧起起义的火焰。鲜卑族的葛荣率领起义军，进攻瀛州。北魏政府派章武王元融为大司马，广阳王元深（中元琛是两个人）为大都督，发动大军镇压。那些只知吃喝玩乐的贵族哪里会打仗。葛荣起义军到了博野镇（今河北省中部），就派出一支轻骑兵偷袭元融的大营。元融没有防备，被起义军杀了。元深听到元融被杀，退到定州，也被葛荣的骑兵俘虏了。葛荣把各路起义兵士都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准备向洛阳进军，声势浩大。这时候，秀容（在今山西省）有个部落酋长尔朱荣，手下有八千强悍的骑兵，专门和农民军作对。北魏孝明帝就利用尔朱荣的兵力来对付葛荣。葛荣认为尔朱荣人马少，容易对付。他把兵士在几十里的阵地上散开，准备围捕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兵埋伏在山谷里，发动精兵突击，把葛荣的兵士冲散，再前后夹击。起义军遭到失败，葛荣本人也被杀害了。葛荣起义失败后，北魏内部也发生大乱。北魏分裂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他实在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方爆发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高欢认为时机已到，便带着个人野心，先后参加了破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在义军中暗集死党，窥测时机，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看到契胡酋长尔朱荣势力强大，便与死党尉景、段荣等叛离义军，投奔尔朱荣，并很快赢得尔朱荣的信任，取得亲信都督（尔朱荣卫队长）的职位。永安三年（53O年），魏孝庄帝诱杀尔朱荣于洛阳，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二十余万众军民归顺自己，并把他们带往河北，，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兵民，遂成为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第二年，即北魏普泰元年，高欢率众进据冀州（今河北冀县），笼络当地世族地主，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反尔朱氏情绪，一时人声鼎沸，势力陡增。永熙元年（532年）三月，尔朱兆率二十万大军进攻高欢。高欢以逸待劳，以少胜多，重创尔朱军，乘胜进据魏都洛阳，成为实际控制北魏政权的“太上皇”。这年的七月，高欢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定居晋阳遥控朝政。从此，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历代帝王，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不甘作高欢傀儡，高欢兵进洛阳废其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另一军阀宇文泰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遂告消亡。中国北方也从统一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是暂时的，不久，宇文泰的后继者就会统一北方，再统一中国。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30节 周武帝灭佛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宣扬佛教是胡人之神。因此，佛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佛教威胁政权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幺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周武帝灭佛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信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信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1节 隋灭南朝西晋末年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北朝后期，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尤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汉族杨氏代周以后，象征民族矛盾的鲜卑政权亦告消亡，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隋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都比陈强。于是，结束近300年分裂状态的历史任务便由隋来完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又重新建立起来。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在社会中层可能予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300年的分裂至此结束南北朝末期，中国境内北周、突厥和陈三个政权并存。北周武帝死后，大权落入大臣杨坚之手。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迫年仅9岁的静帝让位，建立了隋朝，仍都长安。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杨坚在北周和北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加强君主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日益壮大。突厥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乘北齐与北周争战不休，争相与其和亲之机，不断向南扩展和袭扰。隋朝建立后，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因而突厥统治者常常南下袭扰，威胁隋王朝统治。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地区，政治腐朽，赋税繁重，刑法苛暴，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陈王朝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隋军南下，但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之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地区均为隋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从当时总的情况来看，隋处于中原腹心地区，人口最多，经济文化较发达，军事实力也较强，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但杨坚夺取政权不久，内部不稳，外受突厥和陈的威胁。隋兵力虽众，却难以对付突厥轻骑的袭扰，水军一时也无力突破长江天险。因此，统一全国的进程，经过10余年的争战才最终实现。杨坚夺取政权后，即有吞并江南之志。但因隋王朝新建，实力不强，又屡遭突厥南下袭击，便决定先巩固内部，充实国力，南下灭陈，然后北击突厥，统一天下。后因突厥举兵南下的规模越来越大，隋文帝被迫改变取南和北战略，并制定先北后南的方针。为此，先后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经济上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储粮备战。政治上强化中央统治机构和完善官制，废除一些酷刑峻法。同时采取对策，孤立分化突厥，不断派遣使者去陈朝，表面表示友好，实则探听虚实，使之松懈麻痹。军事上，改进北周以来的府兵制，集中兵权，加强军队训练，加固长城，训练水军。杨坚利用突厥内部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之机，政治上孤立分化与军事反击双管齐下，迫使突厥先后称臣降附。然后全力谋划灭陈。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杨坚遂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部署进军。设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其具体部署是：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进屯汉口，杨素率舟师出永安（今四川奉节）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与杨素合兵，杨广出六合，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攻九江，青州总管燕荣率舟师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沿海南下入太湖，进攻吴县（今江苏苏州）。前三路由杨俊指挥，为次要作战方向，目标指向武昌，阻止上游陈军向下游机动，以保障下游隋军夺取建康。后五路由杨广指挥，为主要作战方向，目标指向建康，其中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燕荣、王世积两军分别从东、西两翼配合，切断建康与外地联系，保障主力行动。隋军此次渡江正面东起沿海，西至巴蜀，横亘数千里，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为了达成渡江作战的突然性，隋在进军之前，扣留陈使，断绝往来，以保守军事机密。同时派出大批间谍潜入陈境，进行破坏、扰乱活动。整个作战行动主要在长江上游和下游两个地段上同时展开。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杨俊率水陆军10余万进屯汉口，负责指挥上游隋军，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南岸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以控制长江上游。陈指挥长江上游诸军的周罗侯，起初未统一组织上游军队进行抵抗，听任各军自由行动。当看到形势不利时，又收缩兵力、防守江夏（今武昌），阻止杨俊军接应上游隋军。两军在此形成相持。杨素率水军沿三峡东下，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陈将戚欣利用狼尾滩（今宜昌西北）险峻地势，率水军据险固守。杨素于是利用夜暗不易被陈军窥察之机，率舰船数千艘顺流东下，遣步骑兵沿长江南北两岸夹江而进，刘仁恩部亦自北岸西进，袭占狼尾滩，俘虏陈全部守军。陈南康内史吕忠肃据守歧亭，（今湖北宜昌西北西陵峡口），以三条铁锁横江截遏上游隋军战船。杨素、刘仁恩率领一部登陆，配合水军进攻北岸陈军，经40余战，终于在次年正月击破陈军，毁掉铁锁，使战船得以顺利通过。此时，防守公安的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烧毁物资，率兵3万和楼船千艘东撤，援救建康，但被杨俊阻于汉口以西。周罗侯、陈慧纪也被牵制于江夏及汉口，无法东援建康。在长江下游方面，当陆军进攻的消息传来，陈各地守军多次上报，均被朝廷掌管机密的施文庆、沉客卿扣压。隋军进至江边时，施文庆又以元会（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等地守备。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杨广进至六合南之桃叶山，乘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指挥诸军分路渡江：派行军总管宇文述率兵3万由桃叶山渡江夺占石头山（今江苏江宁县西北），贺若弼由广陵南渡占领京口，韩擒虎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陈军因元旦酒会，仍处醉乡之中，完全不能抵抗，韩部轻而易举袭占采石。正月初三，陈后主陈叔宝召集公卿讨论战守，次日下诏“亲御六师”，委派萧摩诃等督军迎战，施文庆为大监军。陈叔宝、施文庆不谙军事，将大军集结于都城，中派一部舟师于白下（今江苏南京城北），防御六合方面的隋军，另以一部兵力镇守南豫州（今安徽当涂），阻击采石韩擒虎部的进攻。隋军突破长江之后，迅速推进。贺若弼部于初六日占领京口后以一部进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牵制和阻击吴州的陈军，另以主力向建康前进。韩擒虎部于初七日占领姑孰（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陈沿江守军望风而降。正月初七日，贺若弼率精锐8000进屯钟山（今南京紫金山）以南的白土岗，韩擒虎部和由南陵（今安徽铜陵附近）渡江的总管杜彦部2万人在新林（今南京西南）会合，宇文述部3万进至白下，隋大军继续渡江跟进。至此，隋军先头部队完成了对建康的包围态势。建康地势虎踞龙盘，向称险要。此时，陈在建康附近的部队仍不下10万，陈叔宝弃险不守，把全部军队收缩在都城内外，又拒不采纳乘隋先头部队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之对统一的检讨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幺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它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这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即使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几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通三教的融汇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力，恐怕唐初的儒学统一不可能那洋快、那样彻底。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隋朝儒学则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2节 科举制度形成在奴隶社会，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封建社会逐渐采取选拔官吏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地方政府进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标准全凭门第出身，于是名门望族子弟被选为上品作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随着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不断加强，人数不断增多，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地位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堵塞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道路。加上这种作法容易造成世家大族长期操纵地方政权，称霸一方的弊病，因而越来越不适应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科举制度创立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科举，就是由封建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种作法，也叫“开科取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力收归中央。规定各州每年以文章华美为标准选拔三人，荐给朝廷。后又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等以“志行修谨”（有才）、“清平干济”（有德）二科荐举人才。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创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作官，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开始。创置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外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在中国前后存在了1300多年，它的存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科举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竞争性，有益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益于文化的编制和普及，更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但科举制度自身的弊端使其日益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滞碍。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上带有革命性质的变革，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带了负面影响。开科取士打破豪门垄断官选自隋文帝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一直被当作国家的抡才大典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检阅历朝皇帝实录，几乎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组织和主持考试事宜。为了保持科举考试的庄重性、严肃性及其正常顺利进行，还指定专门的机构对考试实行严格的监督，一旦发现舞弊行为，立即纠参，由皇帝颁发谕旨，饬派大臣查办。若所参属实，按律治罪，决不宽恕。在清代，考官因徇私舞弊、违犯科试条规，重则斩首，轻则流放、革职；至于考生，则革除名籍，永远开除士列。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科举制度，是因为这一制度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隋唐以后，实行开科取士，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士人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严格的考试入选为官吏，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从而使科举选官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皇权通过科举制度在民间创造了新的统治力量和赖以支撑的阶级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这个阶层的人数就越多，队伍就越大。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科举考试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注重士人的知识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从而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由于科举考试程序的相对严密和应试对象的全民性，平民家庭出身的较之前者，其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因而所下工夫往往更多。“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其获隽的机会相对较多。可以说，从唐至清，科举制度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士人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不断的定期的开科取士，使得士人阶层不停地吐故(进入官僚队伍)纳新(接纳新的生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子进入官僚队伍，可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来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在施政时能给僵化的官僚体制增添生机，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腐化，抑制腐败；又因为他们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掌握治理国家的有关理论知识，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也使官僚队伍保持较高的水准，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追溯封建社会漫漫绵延的历史原因，与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在社会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乃至对抗是不无关系的。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文化统制与文化普及功能。但由于每次考试录取的名额有限，所以，这一阶层中除了小部分入仕从政、参加社会流动外，而绝大多数仍滞留在社会下层，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千年之后的评价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史实，表明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失其合理性。科举考试的组织、严格的考场纪律，试卷批阅中誊录、复审、磨勘、落卷的搜集等严密的程序，对于舞弊行为的严肃惩治等等，这些都是无可非议和不能否定的。由于每次中额人数有限，“非学而优”者不能入选，因而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凡经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士子，毫无例外地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尽管科举废除，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并未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的垂青。科举制度本身并无太多的弊病，它所要革除的只是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体和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治选才的宗旨。科举制度的废除还造成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在科举制度下，与“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相辅而行的，士绅还以“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重义轻利、求仁求智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具有示范作用。但科举废除后，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增高，资本主义制度下追逐私利日益为社会所承认，日渐成为当时社会个体行为取向的标准。士绅功名身份的失落虽有助于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但传统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日渐被“嗜利忘义”的风尚所取代，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其影响至今还是显见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摧毁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科举制度曾为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虽然这种流动能力极为有限，但对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使皇权与绅权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国社会也因此保持秩序的长期稳定。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局面不复存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3节 大运河的开凿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早在公元605-610年隋炀帝时开凿。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沟通了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京杭运河是利用许多天然河流、湖泊开凿成的人工运河。是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不但具有防洪的作用，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用途，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公元６０５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用说，这是我国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隋炀帝特别喜欢外出巡游，一来是游玩享乐，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隋炀帝就带着二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去巡游。隋炀帝早就派官员造好上万条大船。出发那天，隋炀帝和他妻子萧后分乘两条四层高的大龙船，船上有宫殿和上百间宫室，装饰得金碧辉煌；接着就是宫妃、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坐的几千条彩船；后面的几千条大船，装载着卫兵和他们随带的武器和帐幕。这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船头船尾连接起来，竟有二百里长。这样庞大的船队，怎幺行驶呢？那些专为皇帝享乐打算的人早就安排好了。运河两岸，修筑好了柳树成荫的御道，八万多名民工，被征发来给他们拉纤，还有两队骑兵夹岸护送。河上行驶着光彩耀目的船只，陆地上飘扬着五色缤纷的彩旗。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鼓乐喧天，真是说不尽的豪华景象。为了满足船队大批人员的享受，隋炀帝命令两岸的百姓，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叫做“献食”。那些州县官员，就逼着百姓办酒席送去，有的州县，送的酒席多到上百桌。别说隋炀帝吃不了那幺多，就连他带的宫纪太监、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留下的许多剩菜，就在岸边掘个坑埋掉。可是那些被迫献食的百姓，却弄得倾家荡产了。江都在当时是个繁华的地方。隋炀帝到了江都，除了尽情游玩享乐，还大摆威风。为了装饰一个出巡时候用的仪仗，就花了十多万人工，耗费的钱财更是上亿论万。这样整整闹腾了半年，又耀武扬威地回到东都来。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并且到南方巡游，以及征发高丽等，严重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终于激起了隋末农民打起义，使得隋朝在经历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灭亡了。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大运河对于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泽被后世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后来的各个朝代，从维护统治阶级切身利益出发，都继续使用和修筑了大运河。元朝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移到这里。因而，需要一条直通南北的运输线。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开凿会通河。这条河北始临清，南到东平路（今山东境内）的安山。又从北京到通县间开了一条通惠河，与原有的旧河道沟通。这样一来，由杭州到北京，就可以不绕道洛阳，直接到达。而隋朝开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渐废弃了。现在的大运河，基本上是元朝的河道。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它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为1794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的开凿。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4节 隋唐之际征高丽从唐朝开始，来自东北方向的侵略，比起其它的少数民族的侵扰，就要致命得多。在隋朝的时候，中华帝国东北部崛起了一个地区强国——高句丽。高丽强迫自己周围的一些小国家臣服自己，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霸主。不但如此，高丽还插手中国的统一事业。这一切，都成为后来隋炀帝和唐太宗、唐高宗屡次征伐高丽的原因。隋炀帝征高丽和隋朝的灭亡高丽又称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北部，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王元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追击。隋文帝曾以大军出征高丽，终因孤军深入，无功而返。至炀帝时又进行了三次亲征高丽的战争。第一次出征是在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炀帝下诏为伐高丽做好准备。八年春，四方兵众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人聚集涿郡，分左右各十二军，由宇文述等率领，经辽东进入高丽，而炀帝就亲往辽东督师。水路方面，来护儿率江淮水师，由山东渡海先行登陆，至平壤郊外，因遭高丽伏兵突袭，败退。陆路方面，三十万隋军渡鸭绿水，高丽兵佯败退，大军追至平壤城下，被围击。隋军大溃，仅二千七百人退还辽东。大业九年(613年)春，隋军第二次出征高丽，炀帝亦亲至辽东前线督师。战事互有胜负，杨玄感趁隋军征高丽，乘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反叛，并攻东都，炀帝大惊，急引军还。大业十年(614年)春，炀帝又亲至涿郡，督师第三次出征高丽。来护儿率水军直趋平壤，高丽王元乞降。由于连年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加上隋朝内部发生农民起事，几遍全国，炀帝只得从辽东罢兵而归。出征高丽耗时四年，所花之人力、物力极巨，代价极大，隋王朝的国力也从此转向衰落。繁苛的征调使「天下死于役而实伤于财」，特别是山东、河北地区尤为严重。因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是当时进攻高丽的军事基地，民众负担奇重，加上大业七年(611年)这一带又发生水灾，淹没三十余郡，因而民变首先在这里爆发。大业七年，当炀帝准备第一次对高丽作战时，王薄在长白山(指今山东章丘东北)首先起来反隋，他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劝百姓不要从军至高丽送死。待到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二征高丽时，各地民变更加发展。这时侯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督运军粮的贵族杨玄感(？－613年)遂乘机起兵反隋，打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的旗号，故从者每日以数千计。杨玄感虽然很快就被隋朝派兵所镇压，但一场席卷全国之民变已势所难免。在大业九年以前，民变主要局限于山东、河北一带。大业九年以后，已迅速扩展到河南、江南、岭南、关中、淮南，遍及全国各地。除了民变外，隋朝的许多贵族、官吏也纷纷倒戈，形成群雄并起倒隋的局面。史称当时反隋的有一百数十路烟尘。大业十三年(617年)，隋之太原留守李渊(566－635)用其次子李世民(599－649)之谋略，在太原起兵，并攻取了长安。旋立炀帝十三岁之孙为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渊自为丞相，封唐王。大业十四年(618年)，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619年)所弑，李渊即废恭帝而自立，建国号曰唐，隋朝至是灭亡。唐朝的征辽七世纪的六四四年，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大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三十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征——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六四五年三月，他要出发了，他留守后方的儿子很紧张，哭了好几天。最后，为他送行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对儿子说：“等到下次看见你，再换这件袍子。”——衣服都不用换季，仗很快就会打胜的。五月，唐朝的大军打到了辽东城下，辽东是现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城，血战以后，攻下了辽东城。六月，已进军到安市（辽宁盖平县东北）。高丽动员了十五万人，双方展开了恶斗，最后高丽打不过，就决定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就这样的，战争拖下去了。夏天快到了。唐太宗还穿着原来的袍子，不肯脱下来。七月过去了，八月过去了，储存的粮食快光了，东北的天气也冷了，唐太宗的袍子也破了。新袍子拿来，他拒绝换，他说，将士们的袍子也都破了，我一个人怎幺穿新的？最后，只好撤军了，九月在撤退里度过、十月在撤退里度过，十一月，才回到幽州．到幽州的时候，所有的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幽州，就是北京。唐太宗很痛苦，他换掉了旧袍子，可是换不掉旧的创痕。魏征要是活着，就好了，他想。魏征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他派人到魏征坟上，新立了一座碑。把魏征的太太儿子找来，特别慰问他们，表示他对魏征的怀念。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唐高宗的时候，唐朝联合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共同对付高丽和它的盟国白济，这一次，彻底灭掉了高丽和白济。唐政府把北部纳入自己的统治，而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这对于朝鲜的统一，是一件大事。而且，通过这场战争，彻底灭亡了高丽和白济，并且打败了日本，彻底解除了中国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为中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经过这场战役以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多了起来，大量的韩国留学生和僧侣来到中国学习各种知识，促进了中韩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5节 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贞观盛世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胜朝的盛事了。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它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它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贞观之政之源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覆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荀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征当过道士，原系太子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允许四夷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降东突厥、平薛延陀、征高丽、服吐蕃、平回纥，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的国际盟主。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鼎盛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看完贞观之治，大家必然会明白为甚幺到了今天，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亦会了解到为何世界各地都会有「唐人街」了。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6节 唐藩和亲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生活在青藏高原，有的以游牧为业，有的从事农耕，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以纺织和冶铸业水平较高。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都城在逻些。公元634年，吐蕃王朝已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这时中国中心部位的汉族王朝是强盛的唐朝，唐朝当时是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一时代的两位天才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和唐太宗李世民，都适时地掌握了客观需要，以蕃唐通婚的形式，建立了友好和平关系。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他是吐蕃第32代赞普，统一了西藏各部并使吐蕃发展到极盛。松赞干布还建成了圣城拉萨，并迁都于此。在此之前，吐蕃的根基地是在距泽当30公里处的琼结，吐蕃诸部在此驻留达800余年。传说第一任聂赤赞普是在公元前237年的某天从天而降的，落脚的地方恰好就是雅砻河谷源处的雅拉香波神山。俊美伟岸并且聪慧不凡的聂赤赞普在被雅砻地方的人问及从何而来时，以手指天作答，遂被当地人认为是天神之子，从而拥立他为王。藏语中"聂"意为脖子，"赤"意为宝座，因发现他的人是以脖子为座迎他而归，故得名。文成公主入藏公元七世纪初，中原地区经过数年的战争，李渊(唐高宗)、李世民(唐太宗)父子于618年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唐帝国，国势非常强盛，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文明的中心，对周边民族部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许多民族部落纷纷与唐朝修好，或称臣内附，或纳贡请封，促进了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的交流。而在这个时候，一代英主松赞干布也已称雄雪域高原，完成了对一些小国的兼并，定都逻娑(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积极谋求与唐朝建立密切关系。从公元634年始，他两次派能言善辩，聪明机智的大相禄东赞出使长安，向唐皇求亲。公元641元，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和亲的请求，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于是文成公主在唐蕃专使及众侍从的陪同下，踏上了漫漫的唐蕃古道。有关禄东赞出使长安的传说，以及他运用聪明才智，勘破了唐皇设的一道道难题，终于为松赞干布娶回了美丽善良的文成公主的故事，在藏族民间故事中有许多记载。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率军远行至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迎候。在离黄河源头不太远的扎陵湖和鄂陵湖畔，松赞干布建起“柏海行馆”，一对异族夫妇便在这美丽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的洞房花烛夜。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至玉树(在今青海省)时，看到这里景色优美，气候宜人，而且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两人便在一条山谷里住了一个月。文成公主闲暇时，拿出父皇送给她的谷物种子和菜籽与工匠一起向玉树人传授种植的方法和磨面、酿酒等技术。玉树人非常感激文成公主，当公主要离开继续向拉萨出发时，他们都依依不舍。当地的藏民还保留了她的帐房遗址，把她的足迹和相貌都刻在石头上，年年膜拜。公元710年，唐中宗时，唐室的又一名公主金城公主也远嫁藏王，路过这里时，为文成公主修了一座庙，赐名为“文成公主庙”。文成公主安抵拉萨时，人们载歌载舞，欢腾雀跃，欢迎她的到来。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也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只是他们脸上因布施献金的人太多，而绽开了金皮疙瘩。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拉萨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到现在。文成公主一方面弘传佛教，为藏民祈福消灾，同时，还拿出五谷种子及菜籽，教人们种植。玉米、土豆、蚕豆、油菜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生长良好。而小麦却不断变种，最后长成藏族人喜欢的青稞。文成公主还带来了车舆、马、骡、骆驼以及有关生产技术和医学著作，促进了吐蕃的社会进步。松赞干布非常喜欢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专门为公主修筑的布达拉宫，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但后来毁于雷电、战火。经过十七世纪的两次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其中就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噶尔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拉萨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布达拉宫的吐蕃遗址后面还有松赞干布当年修身静坐之室，四壁陈列着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禄东赞等的彩色塑像。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中原与吐蕃之间关系极为友好，此后200多年间，很少有战事，使臣和商人频繁往来。松赞干布十分倾慕中原文化，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唐朝也不断派出各类工匠到吐蕃，传授各种技术。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新君高宗李治继位后，遣使入蕃告哀，并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他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往长安吊祭太宗，献金十五种供于昭陵(唐太宗墓)，并上书唐高宗，表示对唐朝新君的祝贺和支持。唐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王”，并刻了他的石像列在昭陵前，以示褒奖。文成公主知书达礼，不避艰险，远嫁吐蕃，为促进唐蕃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一切不仅被载入史册，也深深铭刻在汉藏人民心中。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7节 唐律疏议，法律基石人类最初的法律脱胎于原始氏族规范。原始规范是氏族习惯，是简单的、非正式的，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相适应。原始规范的实施主要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习惯、氏族首领的威信，原始规范中没有权利义务之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社会秩序，其调整范围也以血缘关系为界限。古代法分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社会古巴比伦法的代表，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基本完整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成文法典。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大约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至11世纪的夏商王朝，西方奴隶制法的主要代表是古希腊法（以实行民主政体的雅典和实行贵族政体的斯巴达为代表）和古罗马法（公元前449年的《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以原习惯法为基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公元前6世纪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反映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对后世影响重大的一部完备的奴隶制法律文献）。中国最早进入封建社会。战国初期李悝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制法典。秦汉后历代都有统一的系统法典，唐律更以其体系严谨、内容详备、风格成熟成为封建制法的典范。欧洲封建社会地方习惯法、罗马法、教会法、城市商法以及国王的敕令多种法律并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但一般都经历了由分散的地方习惯法向全国统一的成文法的发展过程。>唐代的>(也叫>)是我国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封建法典>是在总结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司法经验基础上,根据唐王朝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结构严谨,文字洗炼,体例规范,内容完备,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幺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