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3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1937年12月17日报道：　　“对日军来说，占领南京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但是，其胜利却由于野蛮的残暴行为，由于大批处决俘虏，由于在市内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平民，以及由于胡作非为的蔓延而不复存在了。这些行为必将玷污日本民族的声誉。”　　1985年4月美国新闻界“重访中国代表团”成员、七十八岁的蒂尔曼·德丁在江苏访问时，语调深沉地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南京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沦陷了。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街上还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本兵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而日军却站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之极。我及时地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惨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电，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但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是不允许向外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电文的，我只好驾着汽车到上海去发，行走二十英里，被日军拦住，后来只好从芜湖辗转到了武汉，才把电文发出。《纽约时报》用八栏版面，刊登在显著地位，各国报纸争相转载，激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慨。　　《新华日报》1951年2月23日：　　万恶日冠罪行滔天南京屠杀三十万人　　殷长青：我是在下关作小买卖的，是“红卐字会”的会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城，到处杀人放火，外边死尸很多。我带着人到下关去埋，简直看不见活人，我埋了一个多月的人。在江边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扫射死了，燕子矶一带有膀子挂在电线上的，腿丢在大路边的。我们挖了好多房子大的坑，分别男的女的埋下去，他们的手都被背绑着。埋了一个多月还埋不完，你看杀了多少人？　　下关有三个岗是阎王关，老百姓过去就是死，有时要过路的人用头顶住石头跪在石头上，各种刑罚真用尽了。日本宪兵队抓了人，铁棒打、灌自来水，真是惨无人道，我埋了一个多月，共计埋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我们有详细统计的。日本《朝日新闻》1984 年8 月4 日：　　《又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日本发现》　　八月四日，在日本宫崎县臼杵郡北乡村一户农家又发现了一个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这个士兵是侵华日军都城二十三团的上等兵。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来取乐。把无辜的支那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再用木片打死，或采用残酷手段加以杀害。”1951 年2 月24 日《新华日报》　　《永远忘不了的仇恨》　　碑亭巷张止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八岁的那一年，我们全家九口除祖父因年老留在纸店中看门外，其余都跟父亲逃到难民区，八个人窝在一间四分之一的小房间里，还有四分之三是另外三家住的。女人躲在天花板上。大家饱一顿饥一顿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鬼子在难民区也照样杀人，几十个几百个地杀，被害的同胞有的无头无脚，有的少手缺臂。女人赤裸裸地死在马路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天很冷。我五岁的弟弟顺安带着两岁的妹妹小霞在门口晒太阳。忽然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这是告诉每一个难民鬼子进难民区来了，院子的大门立即关上了。父亲因为顺安和小霞在外面没有回来而坐立不安，但为了全院子三十多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能开门出去寻找他们回来，一会门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一阵大哭，院子里的人都恐怖地不知死神又降临到谁的身上。　　一会儿，日本兵走了，管门的老吴拉开沙喉咙奔进来大喊：“张老板，张老板，不得了啦！你家顺安跟小霞在对门学堂让日本兵打死了！”　　天花板上咚的一声，母亲一听昏倒了。父亲也疯了似的直奔出去，我吓得只是哭。一边哭，一边跟着父亲跑。到了学堂门口一看，已经有人脱下衣服盖在弟妹身上了。父亲当时发怔了多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仇什么时候报啊！”　　不久，我们全家六个人回到家，一看，店已变成一片瓦砾了。对门牛肉店看门的刘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走后半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四个日本兵，那天天冷，看到你们纸店容易着火，就要放火取暖。你们老先生（我的祖父）向他们求情，有一个鬼子一脚把老先生踢倒，拔出刺刀当胸一刀，可怜他老人家就这样死了，你们的店就这样烧起来了..”　　我的祖父和弟弟妹妹就这样的死了，父亲辛苦开的纸店就这样被日本兵付之一炬！日本《朝日新闻》1984 年6 月23 日：　　《南京大屠杀目击者中山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陷落时，中山作为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目睹了大屠杀的详细状况。他说：“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累象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新华日报》1951 年2 月24 日：　　《不能再让鬼子来砍杀》　　我叫冯金德，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老家中华门外兴隆乡同我的弟弟、儿子、邻居和几千个乡亲一齐被日本鬼子绑到下关三汉河一带做苦力，想起那时所受的苦来，日本鬼子真令人可恨哪！他不给吃、不给喝，那怕是你替他抬的马料你都吃不到，逼得我们只好到那些断墙倒壁的大火堆里去找些烧剩的米面来活命，做起活来，从早到晚不准休息，慢一点就挨打，稍一不如他意，他就狠命一耳光把你打倒，跟着一脚把你踢下堤去，顺手就是一枪。就这样，我们的难友一天一天少下去，那个惨状叫人不忍看，滚到河边的、躺在路埂上的死尸，一眼望不到边，鬼子的汽车就在死尸上开来开去。使我永世难忘的，就是除掉枪杀、刀戳之外，还把活生生的青年人放在火上烧。一天，我看见一个人挂在电线杆上，烧得只有一个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烧没了，底下还烧着一堆柴火。这样过了十几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就打算找我的兄弟和孩子逃跑，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后来知道他们也遭了毒手。这时我愤怒极了，总想拚命干掉几个鬼子，发泄心头之恨，可是手无寸铁，身体也被前几天拳打脚踢得不成样子，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酸着鼻子把眼泪往肚里咽，我咬着牙、捏着拳头，我想：我不死，我要记住这个仇，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人！这天晚上我就拼死从虎口里跑了出来。这就是历史，血写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受害者、加害者、目击者的声音，都录进了历史的回音壁，它将久久地播放。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　　这是在一角八分一张的南京市交通图上只有半厘米长的东西走向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中低矮的平房，狭窄的路面和埋电线杆的位置基本保留着老南京的模样。这条小巷中的几十户人家也大多是百十年朝夕相处的邻居。小巷中的邻居们大都保存着淳朴而特殊的西域式的回民生活习俗。　　胖胖的笑眯眯的七家湾居民委员会的马主任就是一位回族老大娘，她戴着者花镜坐在石库门的居委会办公室中忙着统计全体居民的人口。石库门对面是一家飘着红烧牛肉香味的“清真园小吃部”。我在小吃部里坐了一会，店里的师傅告诉我，住在城南这条巷子中的人，在旧社会大多是杀鹅宰牛，捡废收旧的穷人。　　这条巷名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南京市地名录》内记载着一段关于七家湾巷名溯源的带血的故事。相传要饭为生的朱元漳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对与他共过患难的大脚皇后马娘娘仍然一往情深。元宵佳节，随从簇拥着他和马娘娘出宫游玩。在从大王府巷往甘雨巷的途中，忽见一户人家的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不缠足的大脚女人怀里抱着个花花斑斑的大西瓜。朱元漳气坏了，他生了疑心：大脚是指马娘娘，怀中那个花斑大西瓜不就是自己那张大麻点的脸面吗？朱元璋大喝一声，下令斩满门灭九族，从此，热热闹闹的一条巷子仅存下七户人家！　　今天，七家湾已繁衍到有七十六块门牌号码了。七家湾的大事中老是离不开“七”，一九八四年普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时，七家湾居民委员会填报了十七张登记表，两年多后我来这里采访时，当事人只剩下了七个！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啊，每一个老人的口中，诉说的是十家八家的血泪。　　每一户人家的悲哀，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我叩开了他们记忆的门。（一）这是位胖胖的壮汉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六十六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小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两把木椅和一张方桌，桌上点着三支香。　　他是南京市五金三厂的退休工人。叫袁昌华——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十号，七家湾那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都住在大方巷十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往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唯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十七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儿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儿个小伙子都躲在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杨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唻！（二）这是个清瘦的老太太，穿一件卡其蓝布衫，花白的短发，人很精神，她六十三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叫夏春英——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十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三十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訇，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嫂才二十三岁。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年，她活了八十六岁，刚死。（三）这里是七家湾六十号，他坐着小凳子剥毛豆，嘴里叼着香烟，边抽边咳嗽。他六十二岁，在省话剧团搞舞美，花白的分头，长方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花镜，这是伍贻才——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十二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六十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乓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唉，五十年了。（四）她六十五岁，也住七家湾六十号。花白的头发梳洗得很光亮，浅灰色的大襟上衣也很挺括，白皙的脸上有几点出天花时闺下的疤痕，她很健谈，说话像连发的冲锋枪，她叫兰桂芳——那年我十七岁，二十二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　　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　　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五）灰衣黑裤，满脸皱纹，细眉毛下的眼珠子呈灰蓝色，花白头发烫成微微的波浪形，鼻梁不很挺，耳坠上金光闪闪。她六十八岁，叫陈玉兰，住七家湾五十一号——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四十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大院子里有儿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二十三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几..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六）花白头发和花白胡子的汪昌海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刀，白衣服上血迹斑斑，他正在割牛肉。他的肤色和鲜牛肉差不多，紫红色的，健康。他六十四岁，在小吃部当厨师──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刍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和外孙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乒笑着走了。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五十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七）一双小脚，一头白发，满脸的皱纹，眼眶红肿，淡蓝的对襟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背心。她叫赵温氏，八十五岁，住七家湾四号──我三岁搬来，在这里住了八十二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十号抓去一百八十六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摸摸头，摸模脚，那年四十六岁。他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三十一个人，七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我离开了七家湾，我怀念着七家湾。那一张张饱经忧患的脸时时在我眼前。老人们诉说的这一切，年轻人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挨家挨户采访的时候，好几个中学生跟着我，他们感到新奇，他们感到震惊。这是一条小巷，这里是一个世界。 　　　第七章：焚毁与洗劫　　经过血洗的南京城，又经历了大火和翻箱倒柜的搜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中山路上的一个镜头。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蹲着或坐着悠闲休息的日军。他们的身边，是一捆捆、一包包洗劫来的物品。画面中间，停着一辆马车。车上的物资太重了，马鞍上的绑带紧紧勒着马背和马肚。那两匹马大概也感到运输抢劫来的东西是不光彩的，它们耷拉着头。　　右侧有一辆卡车。车上站着七个日军，不知是已经卸下了抢掠来的物资准备暂时收兵，还是准备再次出发去进行新的掠夺？最生动的是画面前景的四个日军了。一个戴钢盔的日本兵骑着一辆不知是哪里抢来的自行车，车架上夹着一大包不知什么东西。由于很重，他弓着身子用力蹬着，轮胎气不足。和他并行的一个日军将钢盔撂在背上的一个白色大包袱上，右肩斜挎着步枪。大包袱中不知抢了什么好东西。他很累，弯着腰，但似乎很兴奋。另外两个日军合作得很好，前面的一个笑嘻嘻地用右手抓着背上的一大袋东西，左手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系在一辆童车上。后面的一个日军也背着一个大包袱，他用右手推着童车。童车太低，他只得弯着腰推着。四个小轮子承受不了车上重载的物品，轮子歪斜着，极不愿意地在柏油马路上咔啦咔啦地滚动。中国的儿童太可怜了，连童车也被侵略者用作抢劫的工具了。也许，乘过这辆童车的婴儿，已和他的父母一起倒在血泊中了。　　童车后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在照片上只见到前面的一个轮子。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只是照相机镜头能摄入的一角。这是日军的记者们自己拍摄的精彩而生动的实录。　　在没有被镜头撮入的下关码头上，那里堆积着山一样的物品。每天，大批卡车尖叫着喇叭满载各种东西运到这里，物品上拴着布条子或贴着一张张白纸，写着日本国的收件人姓名和抢掠者的名字。　　血水和泥水混浊的江面上，停泊着好几艘飘着太阳旗的军舰和商船。黑洞洞的船舱像一张张嘴，吞食着日军从童车、马车、卡车、自行车和肩背上抢掠来的大箱小包，还有机器、沙发和大批大批的红木家具。一船船的财富是一船船血液，它给疯子和狂人注入了充沛的精力和活力。　　南京太繁华了。胜利了的皇军占领了一切，一切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新街口、太平路、中华路、建康路是南京的闹市，自然也是聚宝积财的地方。店门都关上了。金字招牌和名人匾额仍然高悬着，“大减价”的蓝布旗子还在孤零零地飘荡。店主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能带走的洋钱和账本有的带走了，带不走的货物都在柜台里，都在仓库里。　　每天，几十辆卡车呼啸着在这些街道上飞驰。车上拉着从各公司和店中抢来的货物，车在店门口一停，日本兵一阵敲打，店门砸开了。士兵们蜂拥而入，长官在指挥。不管什么货物，棉布、白糖、食盐、糕饼、大米、衣服、日用百货、古玩玉器、连妇女用的高统丝袜和乳罩裤衩也席卷一空！　　潘伯奎老板倒了大霉，他和别人合作经营的仁德印刷所，被日本随军的所谓“新报社”的人抢劫一空。好几台转盘印刷机，还有铅字、铅料、纸张、一共装了十七卡车！　　骂驾桥六号的邓志陆比潘老板还倒霉。那天，日本兵用枪托砸开门后，把刺刀举到他的老母亲前：“金子的有？花姑娘的有？”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吓得索索发抖，她说不出话。一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一把揪住邓志陆儿子的衣襟：　　“你的，中国兵！”　　不管邓志陆如何解释，日军拖着他就要走。儿子叫喊着：“爸爸！奶奶！”　　白发者奶奶跪在地上，一手抓住日军的裤脚，一手从怀里抖动着手摸出四只金戒指和两副金镯子。　　日本兵笑了。他们恶狠狠的凶相又使用了一次寒光闪闪的刺刀。为了儿子的性命，邓志陆从柜子的抽屉中又捧出了三百块银元和九千元钞票。要到的东西都塞进了腰包。一个日军端起枪，“叭！叭！”两声。邓志陆的白发老母和儿子都倒下了。日本兵狂笑着走了，邓志陆悲伤地摇晃着他的母亲和儿子，坐在地板上久久地哭泣着。　　抢劫从日军一进城就开始了。黑沉沉的夜幕下，二十多个日军闯进了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宿舍。穿白色护士服的小姐们吓坏了。贫穷的护士们没有贵重的物品，但日军什么都要：六支自来水笔、四只手表、两个手电筒、两副手套、两捆绷带、一件毛线衫、还有一百八十元钞票。　　自来水笔和钞票是马上可以用的。中国女性的手套和一件色彩艳丽的毛衣，看来要穿到日本妇女身上去了。掠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炫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说：日军抢到手的东西，都可以取得日军司令部的许可，发给证明文件，寄往国内。　　这大大刺激了日军四出抢掠的欲望。随着抢劫的不断进展，日军的掠夺手段也越来越精明了。除了搜身、撬地板，发展到剥下好的皮袍呢衣。后来发展到检查居民家的马桶。因为有些聪明的主人见金银财宝无处藏匿，就丢在马桶中。日军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报，进屋搜索时，就把马桶往床上一倒，叫你哭笑不得！　　从老百姓的每一户住宅到森严的总统府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读卖新闻》报送稿件的两个日本联络员武田和畦畸进入了蒋介石的寝室。他们玩了一通，又在床上打了几个滚。武田从床下拿了一双绣鞋。他说，“这是宋美龄穿过的，我要留作纪念。”　　畦崎从口袋里摸出印有“蒋宋美龄”字样的名片：“我也有，这是她放在抽屉中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日本《赤旗报》刊登了一篇《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文章，一位住在日本东京国分寺市的七十七岁老人青本实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是又一幅抢掠的长卷。　　日军特务部的九名工作人员接到了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他们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市内四处奔波。　　九个工作人员检查了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七十处，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听说松井石根在苏州得到了一张南京古物字画的一览表，他要求日军按图搜索，一样不剩。城南的卢冀野、陶秀夫、石云轩等私人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仅石坝街老中医石云轩就被日军抢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和古玩文物两干多件。　　日军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动员了军队，以“接收”的名义进行掠夺。他们将搜集来的散乱图书装上卡车，每天搬入十几卡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楼房中，堆起了二百多座书山。　　可以清楚地望到紫金山的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每个房间里堆放的图书都快到天花板了。据说当时有图书七十万册。他们对这许多图书杂志进行整理和分类。他们根据十进法的图书分类法，用粉笔在书的封面上写上00 和03，然后由雇用的苦力搬到指定的地方。好不容易在两个月后整理和分类完毕。　　参与“文化大屠杀”的人员有特工三百三十人，士兵三百六十七人，苦力八百三十人，动用卡车三百一十辆次。　　掠夺到的是什么图书呢？青木实的上司说：“中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公报种类繁多，而且非常齐全，一直到事变之前的公报都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刊物中，最近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书占了大部分，非常珍贵。珍贵书籍中还有三千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　　在整理完毕这许多图书之后，才知道掠夺到的图书共有八十八万册，当时日本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是八十五万册，大阪府立图书馆的藏书是二十五万册。日本侵略军掠夺的规模是惊人的。他们抢走了中国一切珍贵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十二月十九日——松井石根到南京参加“忠灵祭”的第二天。午后的阳光照着死寂的古城，在几名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华中方面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来到城西的清凉山。北风呼叫，枯枝飒飒，他一步一步地踏着石阶。石阶上黄叶片片、血迹斑斑。扫叶楼内尘封蛛网，空无一人。　　登上这座二百多米高的石头山，南京全城历历在目。脚下的秦淮河像一泓死水。用望远镜一看，河面和岸边密密麻麻，有许多尸体。他把目光移到城南、城东和城北，那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街巷间，升腾起一处处滚滚的黑烟，有三处火光熊熊！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松井出挹江门来到下关。这里断墙残垣，烟火焦土。民房、民船及码头大都烧毁了，江边及街头躺着许许多多尸体。松井石根用右手在鼻子下摇了几下，淡淡地说：　　“狼藉不堪，尸横蔽野。”　　这天夜里，南京全城有十四处冲天大火！　　松井石根在《阵中日志》中这样写着：　　“攻占南京之战开始之际，为严肃我军军纪风纪，余曾再三促各部队注意。不料，我军入南京城后，竟发生不少强奸及抢劫事件，以致败坏皇军威德。”“军队无知、粗暴，实感愕然。”　　松井把士兵野蛮说成“无知”，把残暴说成是“粗暴”。　　无知的士兵不是什么事都无知的。他们明白，屠杀和抢劫后的狼藉只有火才能灭迹。于是，南京遭到了焚烧和毁灭。太平路和中华路是石头城中最繁华的两条南北长街，犹如北京的大栅栏和天桥，犹如上海的南京路和城隍庙。这里车马如云，行人似水。国货公司、中央商场、银行、粮行、戏院、茶食店、杂货店、水果店、炒货店、绸缎庄、茶馆、酒楼、饭店、旅馆，密密麻麻地一家挤着一家。店家的吆喝声、顾客的欢笑声、马车的铜铃声以及饭店小吃店里油锅的吱吱啦啦的炒、烩、炸、炖的做菜声和扬声机里悠扬的歌声、笑声汇合成都市的文响曲。五光十色的电灯泡和多彩多姿的霓虹灯以及油漆得眼花缭乱的店门和店门前色彩缤纷的影剧海报把六朝古都打扮得像一个令人眩晕的万花筒。　　这一切都见不到了。自从太阳旗升到总统府的门楼上，一泓淮水依然绿，两岸烧痕不断红。大行宫到夫子庙烧了一大半。站在内桥上，焦土瓦砾一直延伸到十里外的中华门，连美国人高高的尖顶教堂、坚固似铁的银行、银楼、南京最大的瑞丰和绸缎庄，统统化为灰烬了。　　一位名叫沙溯因的公务人员，躲避在难民区里，和太平路一家店老板同住一室。一天午饭后，看守这家店的一个老伙计踉踉跄跄地跑来报告：　　今天午饭后，我正在店堂间里坐着，忽然门打得非常急。我本想不开，可是店里没有后门，我又溜不了，恐怕被他们冲进来，更不得了，只得赶紧去把门打开。五个鬼子兵说说笑笑走进来，有一个会说中国话：　　“喂，老头，这里有什么人？什么东西？”　　我据实告诉他：“这是一间空店，什么货物也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那人又问：“炉子有没有？煤有没有？”　　我说没有。“只在厨房里有一个土灶和柴。”那个人和其他几个说了几句日本话，叫我去把柴搬来。　　边说，那个鬼子兵边用脚来踢我。我搬来柴后，那些鬼子兵就从身上掏出洋火，点着了柴。另外有一个矮的日本兵跑到我睡的房里，把我的一床铺盖，抱出来扔进了柴火堆！火势旺了，那五个鬼子在火四周转着，嘴里不知在讲什么。柴快烧完了，他们又加上板凳、小桌子。我眼看火苗已快到天花板，心室焦急万分，想去扑灭，却又办不到。我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说：　　“要烧着房子了！”　　他对我狠狠地看了一眼，大声地吼了一声，举起枪杆朝我的背一下打来，又踢了我几脚，我被他踢倒在街上。　　冷风一吹，我醒了过来。我只得在外面等他们出来，快快出来房子也许还有救。过了一会，那五个鬼子从门口出来了。他们刚走，我就进去，才知火苗已从门口向外直冒，一会儿烈焰腾腾，我们的店就这样被他们烤火烤掉了！　　这是日军零星焚烧中的普通一例。日军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放火又是另一种景象了：二五成群的日本兵先用粉笔在准备烧毁的房子门上画一个白圆圈，然后将白色的化学液体倾倒在门窗上，一点上火，房屋立即燃烧。北风一吹，烟焰冲南京的大火烧了三十九天！有天夜里，融通法师在城隍庙的院子中数了一下，全城大火十七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麻子和阿訇对我说：“那时我躲在鼓楼二条巷，日本人把一家房子烧了，把这家人杀了往火里扔，连一个过路女子也遭了灾，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还背着一个，大人小孩三个都扔进火里活活烧死了！”　　教导总队的营长郭岐趴在意大利领事馆的窗口，望着四面八方的浓烟红焰，心如火焚。身为守军营长，却无力保卫民众。在自己的国土上，东躲西藏，寄人篱下！大火日夜不息。桌子上、地板上、马路上、连鼻孔里面，都是黑乎乎的烟煤和灰尘！他和同住的人在楼顶上望着古城的烟火，人人摇头叹气：　　“这是金陵大学？”　　“是的，那边是中央商场在着火！”　　“哎啊！交通部也着起来了，这是三百万块银洋造的啊！”　　“大华，大华戏院也完了！”“唉..！”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社会学家路易斯·S·C·史密斯在《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73％的房屋，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96％。房屋总数的89％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了。白下路、中华路、建康路和太平路的损失中有98％是由纵火造成的！南京市民每一家平均损失为八百三十八元，总损失达二亿四千六百万元！这是不完全的统计。精确的数字是难以统计的。 　　　第八章：秦淮残月　　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美籍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 C·曳密斯1938 年3 月调查：因为战祸，南京居民中的“不完全型家庭”（少男、缺女或孤儿）约占70％。　　请记住..　　月黑风紧，秦淮河日夜鸣咽。武定门内形似虎头的乱石堆边的一座十三口人的大院子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里，突然无声无息了！　　新路口五号——一个大门内前后两个院子，两进平房，两户人家，房东姓哈，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是回民。另一户姓夏，三代同堂，男女老少九口人。　　阴森森的寒风呜呜地吹着窗户上的破纸。阴沉沉的月光下，前院后院的地下和桌上，躺着十一个血迹斑斑的大人和孩子！　　房东家四口人全死了。卖牛肉的男人倒在家门口。他的高高胖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都血淋淋地躺在桌子下！　　快烧中饭的时候，外面死命地敲门。瘦高个子的夏庭恩刚拉开门栓，涌进来一群像黄蜂一样的日本兵。一句话也没有问，叭的一枪，替人抄写文书的夏庭恩倒下了，鬼子们冲进屋里，大发兽性。　　八岁的女儿夏淑琴醒来的时候，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候了。她依稀记得，上午屋外枪炮响得厉害，爸爸、妈妈叫大姐、二姐、四岁的妹妹和她四个小孩都躲进床上的被子里。后来有人敲门，踢门，爸爸出去了，响了一枪，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进来了好多日本兵，有枪有刀，黑黑的毛脸胡子，脸上很凶。一道白光闪过，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了蚊帐，他哈哈一笑，把大姐和二姐从床上拖出去了。夏淑琴记得，当时她吓哭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捅过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醒了，她觉得身上很疼。她用手摸了摸，左肩上，左腰上和背脊上都是血，有三个刺刀刺的孔！　　怎么？没有人了？家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她忍着疼从床里边爬出来。啊！二姐光着身子在床边躺着，大腿和小肚子上全是血！十二岁的二姐紧闭着双眼。她晃她，叫她，她都不会动了！　　她下了床。桌子上躺着一个人！长发蓬乱，两条雪白的腿无力地垂挂着。是大姐！大姐十六岁，高个子，长圆脸，白白净净的。她已许了婆家，妈妈舍不得她走，说：“还小哩！”　　大姐上身还穿着那件蓝布白边的褂子，她的裤子没有了！啊，血！　　外公外婆呢？“外公！”“外婆！”没有回音。　　两个老人也倒在地下。她爬过去。外公脸朝下趴着，棉袍的背上一大片圆圆的血印。外婆仰天躺着，她脸上血肉模糊。她白发苍苍的头颅破裂了，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　　她找妈妈。妈妈在堂屋的桌子边躺着。妈妈死了。她也光着身子，上身下身都没有衣服。身上全是血！她的两个鼓鼓的白白的大奶子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胸部是两个凹下去的血坑。吃奶的小妹妹摔死在院子里。小妹妹的鼻孔、耳朵、眼睛和小嘴上都有血！　　“妈妈！妈妈！”谁在哭？他爬到里屋，四岁的妹妹在叫喊妈妈。她一点伤也没有，她裹着被子靠在床的最里面。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把床上的被子抱到堂屋的砖头地上，盖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没有衣服了，妈妈要冷的。姐妹俩在妈妈的身边哭着喊着，她们睡着了。　　天亮了，她们饿了。她们一把一把地吃着妈妈活着的时候为防日本飞机扔炸弹而炒好的炒米。八岁的姐姐拖来木凳子垫脚，用勺子在水缸里舀出一瓢瓢冷水，先给妹妹喝。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哭了半个月。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睡了半个月。请记住：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市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5 号，两个欢乐、团圆、和平的家庭毁灭了！日本侵略者毁灭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　　心的对话　　失去了儿女的杨余氏（中国南京）：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日本乓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店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　　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　　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日本人分县铃木智子：南京大屠杀是多么悲惨啊！我的祖父也在南京、上海打过仗，他经常给我讲那时的情景，他好像也杀害过几个中国人，还讲那时战争就是以战斗为乐趣的。作为人，接受了强制的教育，就失去了自己的人牲吗？常听见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祖国等等。我想，那也不能轻视人的生命。我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所作所为感到耻辱，而且要承认这些事实，认真地自我反省，并且把这些事实告诉给我们的子孙。我不仅要祈祷世界和平，而且要自觉地为世界和平尽力。失去了丈夫的邓明霞（中国南京）：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五十年了！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二十一岁，女儿小华还不到一岁，今年她五十了！我吃了五十年的苦啊！　　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　　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　　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　　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儿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三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端起就是一枪，老太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　　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夫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抢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夫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　　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村，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　　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二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儿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伴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大娘流着泪对我诉说她的苦难的时候，她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回来了。她朝我点点头。她今年五十岁，是一位人民教师。她看见满头白发的母亲满脸泪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采访介绍信看了一遍，突然随手一扬，怒气横生：“不要讲了！讲什么？我们人给他们杀了！房子给他们烧了！东西给他们抢了，我们还有什么？..苦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损失？　　我们就这么贱？！我们三代四个人就这十二平方米！”她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苦了五十年，她在倾倒心中的苦水！　　日本宫崎县沼田昌美：　　人类侵害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战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非要依靠战争而凝视着死亡。到底是什么把人类变到这样地步？我坦白地说，尽管同样是日本人，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能叫做人，那只是在战争中活着的动物。一九三七年并不那么久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重大的事件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如何谢罪，历史永远要冷静地正视这件事情。　　失去了妻子的薛世金（中国南京）：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十七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　　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六十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乓？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　　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哩哇啦的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我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　　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颤心惊地一出洞里，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　　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六十三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　　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　　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一百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拾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　　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　　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日本爱媛县宫崎修至：　　我是人，就要想事。但是如果想杀人的事那就不是人。我有一点力气，但如果用这点力气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宁愿不要力气。我不能允许用智慧和力量去残害人的身心。真是可悲啊，我们就是在南京挥舞军刀实施暴力的日本人的子孙，决不能忘记！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祈祷，不要这种智慧和力量。　　祈祷亡灵们冥福！祈祷没有一切战争！　　阿弥陀佛！　　失去了父母的姜根福（中国南京）：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　　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来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　　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刮水，刮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　　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十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反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　　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　　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抓住了。二姐那年十三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儿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　　十一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　　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　　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　　“小孩，你家大人呢？”　　“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　　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　　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　　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　　我们哭着要弟弟，三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　　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　　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妈妈老子给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　　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　　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四脚四手在地上爬，他看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　　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我就姓姜了。这两家都是穷人，虽然穷，良心好。解放初的五一年，政府帮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抢到了一家茶店里，两夫妻都抽大烟，对六弟狠，后来被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回去当儿子，这瞎子姓戴，我六弟也改姓戴。　　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我们徐家三兄弟现在改了三个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父母双亡，骨肉分离。我们一家的苦处，三天三夜说不完！　　五十七岁的姜根福继承他父亲的旧业仍然在长江上航行。这位搏风斗浪的油轮司机剑眉紫脸，一口南京方言。刚强的硬汉子谈起他家的血泪史，也禁不住几次落泪。　　历史像滚滚的江水，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要饭的流浪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不相识的日本人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寄给他雪花般的名片和一面面写有“和平”、“友好”字样的旗帜。据说有一位日本的将军，曾在这位孤儿面前低头折腰！　　“这事有十多年了。中日还没有正常化，是冬天，还下雪。外办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一位日本客人要见我。他用小汽车把我接到双门楼宾馆。一位矮矮胖胖的、六十多岁的日本老人恭恭敬敬地在大厅门口迎候。他花白的短发，白衬衣外面是深颜色的西装，翻译对他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后，他站到我面前，给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他说：‘我没有资格来见中国人，因为侵略战争，我的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对不起你们，虽然我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中国人，但我是指挥者，我有罪，我今天是来向中国人民认罪，服罪的。’”　　共产党员的姜根福淡淡地笑了笑：“你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今天认罪了，那我们友好。”“谢谢。我牢牢记住你的话，我回到日本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我来以前写了一封信给佐藤，希望他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下野前做一件好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日中邦交。”　　姜根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广岛来的友人告诉他：“战争毁灭了一切，广岛有的地方草还没有长。”姜根福说：”是的，像我的心里一样，那是难以医治的创伤。”　　日本兵库县片岛惠子：眼前一片目不忍睹的惨象，令人不能不看，不能不想..自己要生存，却将别人杀光，人是动物，伟大而又混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南京，日本兵丧尽了天良！战争是人为的，理应把它埋葬，这是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　　用石子铺平和平之路吧，这石子就在人民的心上.. 　　　第九章：十四个秀英　　太沉重了，我简直无力掀开它的扉页。这是三十万死难者的灵与肉，这是过去了的岁月！　　一千多位老南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和见闻。每一位证人的干仇万恨，都浓缩在一页铅印的表格上。我久久地翻阅着这一千七百多张表格汇集成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花名册》。每翻动一页，我的心就一阵悸动。　　这是一本黑笔书写的史册。黑色的字里行间，开放着几朵秀美的花——李秀英、刘秀英、马秀英..我草草数了数，发现有十四个秀英：　　徐秀英女棉鞋营44 号父亲被日军杀害，弟弟被日军电触死。金秀英女红庙21 号重要目睹者。卜秀英女卫巷18 号重要目睹者。马秀英女新巷14 号丈夫及夫哥被日军杀害，婆母和母亲急死。刘秀英女鸡鹅巷37 号表姐被日军强奸，夫妻被逼自尽。蒲秀英女太平门农场巷146 号丈夫被日军杀害。时秀英女军械局25 号大夫被日军杀害。方秀英女裕德里24 号哥哥被日军杀害。王秀英女武学园37 号父亲和哥哥被日本兵杀害。王秀英女火瓦巷12 号大夫被日军杀害，房子被日军烧毁。季秀英女汇文里56 号父母及姑父被日军杀害。李秀英女外关头东街10 号父亲和伯父被日本兵杀害。李秀英女侯家桥78 号姨父被日军杀害。李秀英女鱼市街卫巷28 号因抗拒日军强奸被刺三十余刀。　　两个王秀英。三个李秀英。这是巧合吗？秀英——秀美的花。可惜她们生不逢时，她们被摧残而凋零了！我要寻找她们。　　徐秀英——　　她退休了，浅灰色外衣的左臂上戴着一个“治安执勤”的红袖章在小巷子中巡逻。远远望去，她花白的头发像一片淡淡的云彩在飘动，颧骨突出的方脸上显得憔悴和疲惫，这是一位苦难深重的老人。　　她生下来就受苦。瘦精精的父亲挑一副剃头担子，母亲是家庭妇女，弟妹五个，她是老大，四五岁就跟着外婆拾煤核、捡垃圾。　　日本兵进南京那年，她十五岁。父亲挑着担子，她扛着破被子烂棉絮，母亲拖带着弟妹到了五台山难民区。租房没有钱，父亲在佐佐营的坟堆上用破芦席搭了一个滚地龙，一家大小都滚在破棉絮中。　　包谷面吃完了，一家人正揭不开锅，日本兵来了，父亲连忙爬到芦席外面装出笑脸。他听不懂日本话，就哆哆嗦嗦地从破长衫的怀里摸出一包老刀牌香烟递过去，日本人不要，说了一通他听不懂的话。他木然地站着，脸上仍然强装出笑容。日本人拿了一盒烟走了，他喘了一口气，妻子徐陈氏在地笼子里听到日军的皮靴声远了，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　　“殿成，进来吧。”　　“不能进，外面没有人招呼，日本老爷发起脾气来，全家都要遭灾！”　　徐殿成是个老实人。他十二岁从淮安来南京学理发，三十年来像个女人似的大天低头进，低头出，从没跟人红过脸。他在滚地龙前呆呆地站着，冷得腿直打颤。突然，走到岔路口的两个日本兵叽哩哇啦地回头来叫他，他看见他们用手招他过去，他朝芦席棚内说了一句：“我去一下。”　　秀英探出头来，穿蓝棉衣、灰棉裤的父亲光着个头跑过去了，两个日本兵带着父亲朝汉中路汽车站边走了，她一直望到拐了弯，父亲瘦高个的身影看不见了，才把头缩进芦席棚。　　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他挑过的这副剃头担子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徐秀英说：“那两个日本兵良心不好，肯定把我父亲弄死了，我舅爷的儿子那年二十多岁，也被日本兵拖去了，他碰见了一个良心好的太君，放他回家了。”　　徐秀英一连失去了两个亲人。父亲走后，他们靠拾垃圾换几个钱活命。有一天上午，叫陈文中的一个小伙伴急匆匆地跑来，“不好了！不好了！来发电死了！”　　秀英吃了一惊，她连忙拉着母亲来到成贤街毗卢寺后面的一条小街上。十三岁的大弟弟来发仰天躺在院内的草地上，他睁一眼闭一眼，头上和左脚上有像火钳烙过的紫黑色的伤痕。捡垃圾的那只竹腰箩靠在身边。陈文中说：“我们四个小孩走到这里时，鬼子在门口用手招我们进来，进来后都赶到草地上，草地上有电线，来发踩着了，他叫了几声。鬼子哈哈笑！”　　破门板上躺着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少年。他是被日军用电触死的。他明亮的大眼睛还睁着一只，他愤怒地看着这个世界。　　金秀英——　　推开双扇旧木门，迎出来一位戴一副紫色秀即架眼镜的老太太，花白的齐耳短发纹丝不乱，虽然七十三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识字，有点知识妇女的气质和风度。　　她接过我递上去的介绍信看了看，在藤椅上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像在搜索脑海中久远的记忆。　　想不到，她的丈夫马六当时是抬棺材埋死人的。”我也是苦出身！”她说。　　她当时住在豆菜桥难民区，和哥哥嫂嫂一家共十一口人住一间厢房。那里靠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说，女子大学里面有个大地洞，好多中央军换了衣服躲在里面，被日本兵打死了不少。有一天，金秀英听人说，水井边一个中国兵被日本兵用刺刀挖掉了眼睛。她跟着几个人跑去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军衣的小个子士兵在地上哇哇直叫，两个眼睛血淋淋的，他的两手在地上爬着摸着，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两只眼睛！　　金秀英哭了。她看见他的带血的两只眼球像两个血丸子似的落在井边的石板上。她心疼死了。前几天的上午，她看见日本兵的两辆卡车开进金陵女子大学，拉走了一百多个男人。不到半小时，阴阳营后面的空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机枪声。她的刚刚结婚的表哥也是被日本兵的机枪扫死的，表哥姓梁，是赶马车的，她的表嫂一直守寡，直到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谈起那一段岁月，她毛骨悚然。那年她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她却披着散发，脸上抹着黑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她几次险落虎口！一天下午，金秀英正在院内洗衣服，被巡逻的两个日本兵看见了。房东姚老头说：“他们晚上要来。”　　半夜里，兽兵果真来了，他门在外面嘭嘭地敲门：“花姑娘，花姑娘！”　　“没有。”抬棺材的大夫说。　　几支长长的手电在床上和角落里乱照。金秀英直挺挺地躺在后房的芦席上装死人。她脸上盖了一张黄草纸，身上是一条白布床单。一支手电光射过来。“这个，里面有的！”随着这句生硬的中国话，一双毛茸茸的手揭开了金秀英脸上的黄草纸。　　“哎呀！我妈啊！”她一手打掉手电，跳起来就朝外跑。熟门熟路的金秀英一口气跑到金陵女子大学躲了起来。她拐了两条巷子才甩掉日本乓，她听见日本兵在后面大声叫：“花姑娘！花姑娘！”　　马秀英——　　一张南京市区交通图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引导我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十号，十二号，十四号。是这里！　　她坐在门口补衣服。这是一位瘦削而整洁的老人，蓝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衣，花白的发髻结实而光亮。满脸的皱纹似一湖破春风吹动的微波。　　她七十九岁了、儿孙绕膝，身板硬朗。可有谁知道她心中难以平复的创伤！　　冬月十四这一天，对于马秀英来说，是一个流血流泪的日子！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早晨，日本兵闯到阴阳营难民区来突击搜捕中央军。马秀英住的是平房，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抓来的人都集中在对面的空地上。有一对夫妻也跪在地上，女的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突然，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朝女的怀里一挑，不满一岁的小孩在刺刀尖上疼得手抓脚蹬，厉声哭叫！日本兵哈哈大笑！　　母亲昏倒了。马秀英蒙住了双眼。她不敢看这人世间最悲惨的一幕！　　到了下午，人更多了。她担心儿子和丈夫会不会出事？上午，丈夫金德泉和儿子金同和一起回下浮桥的老家去取点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叫二哥去找一找，儿子找回来了，可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　　她眼前一黑。从窗户里望出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穿黑绸长褂子的人，难道是他？她定睛看了一会，是他！高高的身材，没戴帽子，灰棉裤，四尺一寸长的棉袍子！　　他跪着。他与她隔两丈多点的距离。他两眼直盯着这扇窗户，他似乎想叫，可他不敢，他太老实了。他没有兄弟，不抽烟，不喝酒，只知道在民月戏园里干杂七杂八的事情。　　下午四点多的样子，跪着的人都两个一排站好队后押走了。押到哪里去了呢？她要找。他和她同岁。丈夫是她的靠山。丈夫是老公公六十岁时才生下的一个儿子，就是尸体，她也要背回来！　　没有找到。当夜她做了一个梦。她说：“德泉来托梦了，他穿着黑绸褂子，他叫我认他的手指，他的大拇指上有血！”　　第二天，第三天，她化装成老太太的模样，手里拿一根竹棍，路上、塘边、池里的尸体，她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翻过来看，可都没有！她急得昏过去了！　　这成了她的老毛病。一直到现在，天一热、气压低一些，她就犯病，就会昏过去。　　刘秀英——　　她买菜去了，我在院子里等她。我有点担心，不知她愿意不愿意采访？因为我要了解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般来说，都是极不愿意声张的。　　她挎着只菜篮子摇摆着宽大的白布大襟衬衫回来了。这是位开朗、乐观、直爽又热情的老大娘。提起往事，她细细的眼缝中滚落下一串串的泪水，她只会用一句话来发泄仇恨：　　“他们不讲理呀，他们不讲理啊！”　　那年她十八岁，春天结的婚，冬天就有了收获。日本兵进城时，她挺着个大肚子住在四牌楼的家中，丈夫是修自行车的。她和表姐住在一起，表姐夫是拉黄包车的。　　那天上午，男人们到难民区去联系住房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子。刘秀英脸上涂着锅灰挺着大肚子坐在家门口，她两手生疥子疮流着脓水。她像一尊金刚似的把着门。　　咕笃咕笃的皮鞋声朝这边走来了。三个背着长枪的日本兵走到刘秀英面前站住了。她朝他们翻了一下大眼睛，伸出一双流黄水的手给日本兵看了看。日本兵连忙用手捂住鼻子。走在前面的一个日军朝门里张望了一下，一把把刘秀英推倒，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屋。　　表姐在屋里，文文静静的。她爱干净，她不愿抹一脸的锅灰。日本兵像老四抓小鸡似的把她拖到秀英的床上，一个接一个地又撕又咬。她无力反抗，她一声接一声地叫喊着。刘秀英在门口听着表姐的叫声，又气又急。她没有办法救她，她不敢进去也不能进去看这种悲惨的场面。　　三头野兽疯狂一阵走了。表姐浑身无力，她扶着她坐起来。她双手掩面呜呜地哭泣，刘秀英用手绢帮她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一边骂着畜生，一边好言相劝。　　到吃晚饭的时候，表姐的眼圈还红肿着。她皱着眉头悄悄地问刘秀英，“妹妹，我小肚子疼，下身都是血，怎么办呢？”　　刘秀英帮她洗了洗，又换了一条带子。　　第二天早饭后，刘秀英见表姐还没有起来，就去敲门。一推门，她怔住了：表姐死了！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吃了好多安眠药安眠了！　　拉黄包车的表姐夫找了一张破芦席卷了卷，把妻子埋到太平门外的迈皋桥，他咽不下这口气，他觉得一个男子汉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还活着干什么呢？一个月后，他也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随着妻子一起到天国中去了。　　他们同仇共恨，他们埋在一起。　　卜秀英——　　我找到了卫巷十八号门牌。我来迟了，我见不到卜秀英老大娘了。一位三十多岁的邻居告诉我，她刚刚去世！　　这是一个灰砖的墙门。墙门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好几个人围着我，向我介绍卜秀英老大娘的情况：　　“她老头早死了，她吃过很多苦。”　　“她活着的时候坐在墙门口，经常对我们说：‘日本兵杀人真厉害，像杀猪，把人一捆，一刀捅死了！’”　　王秀英——　　她生病了。病很重，送进了医院。　　季秀英——　　我找了好几遍，找不到汇文里五十六号。有人告诉我：“城市改建，这里拆迁了。”　　三个李秀英中的一个——　　她被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她没有死。她咬得日本兵哇哇地叫。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她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缺少的东西。　　她并不高大，但刚毅而豁达。她给我看身上的一处处伤疤：　　当时我十九岁，肚子里有七个月的小孩，三月份结的婚啊！　　我们原在上海川沙，八·一三以后回南京来的，老头是部队的无线电报务员，国民党一一八师参谋处的报务员。你别看他长得比我高大，他没有用，他打不过我。淞沪抗战，我跟他在一起。后来撤退了，他同部队撤到河南，我家在南京，就回南京了。　　我母亲死得早，我跟父亲过。父亲大个子，瘦瘦的，他在汉中门里稽查处当稽查员，他不识字。我父亲山东人，山东郓城人，他会武术，打行意拳打得好，我跟他学过。我体质好，力气大，脾气坏，像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是梁山好汉李逵的后代！　　提起日本兵我气死了！我们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小学的地下室里，里外两间，五六十个人，外面住男人，里面住妇女。十八日那大，日本兵抓了好些男人去。大家都怕，说男人抓去就打死，女人抓去要轮奸。第二天上午，我刚吃过稀饭，就进来了好些日本乓，一个一个地拉着出去。我们里间拉走了好儿个妇女。日本兵来拉我了，我不去！我一头撞墙了！撞在右额上。我昏过去了！　　父亲当时在难民区维持秩序。他喊啊，叫啊，总算把我叫醒了。我一摸短发上额头上都是血。宁可死我也不能受日本人的污辱！　　我躺在行军床上。我们里间住十多个妇女。里间有一个窗，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上，中饭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先把男人赶走，一人一个，两个日本兵拉走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那个日本兵过来了，他腰上挂着刀，嘴里叫着“姑娘，姑娘！”一边叫一边动手来解我旗袍上的扣子。我躺着的，我一气，就在他靠过来的时候，伸手去抓他裤裆里的东西，可抓不着、他弯下了腰。我想夺刀、我猛的从床上跳起来，一个鱼跃，抓住了他腰上的刺刀柄，我一拔，还没有拔出来，日本兵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死死按住我的手，不让我夺刀。我用头撞他，还用牙咬他的手，日本兵疼得“啊！啊”地大吼。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叫声跑来了，我连忙占领墙角，一手还死死抓住日本兵的衣服不放，两人扭打在一起。那时我劲大呀！豁出去了！那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往我身上乱刺，我气啊！我没得知觉了，脸上、耳朵边、鼻子、眼睛、嘴上、腿上都刺了，我咬着牙，像刺在木头上一样！大腿上刺得最多。我不像人了，我玩命了！嘴上很多血，我一口一口地往日本兵身上吐！后来“噗”的一刀刺进我的小肚子，刺透了棉袍和卫生裤，我倒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睁开眼一看，我躺在木板上，父亲一　　声声地叫着：“秀英！秀英！”几个人抬着我。原来他们以为我死了，已经挖好了土坑，要把我抬去埋掉！　　冷风一吹，我气缓过来了，嘴上的血呼噜呼噜响。我清醒了。我的小孩流产了。父亲一看我又活了，就把我送到鼓楼医院。一个美国医生给我缝的伤口，他说：“一共有三十七刀！”　　那时，我的头肿得有斗大，头发上粘满血都直起来了，吃饭喝水都从鼻孔中流走了，嘴唇缺了一块！牙齿也全掉了，喏！你看，我的牙全是假的！　　我动手术的时候，有美国人给我照相，拍电影。那个人叫梅奇，大高个，瘦瘦的，会讲中国话。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东京国际法庭上放过这个电影，伍长德去当证人时看过的，他回来给我讲：“美国人给你拍的电影在法庭上放了。”《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片中也有这个镜头。现在日本人、香港人经常来访问我，也给我拍镜头，过几天又有一批日本人来，要我去座谈，你去不去？　　“去！一定去！”我说。　　1986 年3 月19 日下午，“日中学院友好之船日中不再战访华团”的一百多个男女老少来到了南京，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部分遇难者掩埋尸骨的现场！太阳帽、披肩发、花裙子和金丝边的眼镜全都失去了光彩！刺目的闪光灯在胶片上也在心底里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摄像机在不停地摇动和旋转：白骨累累、累累白骨。短的、长的、大的、小的，那个和拳头差不多大的头骨是一个孩子的生命！断了的腿骨、砍裂的手骨，子弹射穿的肋骨，军刀劈破了的头骨！层层叠叠！　　鞠躬。默哀。合掌。哭泣。　　一百多个人用青丝、白发、童颜、花裙和红红绿绿的太阳帽组成了一个五彩的花环，敬献给在屠刀下丧生的人们！　　幸存者和受害者们也来了。刘水兴、陈德贵、夏淑琴、李秀英..　　悲哀的诉说，平静的叙述，激愤的控诉，通过女翻译富有感情的表情和声音，在大和民族的心里激起了波澜！　　日本妇女李秀清握着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手，声泪俱下：“那年我十六岁，我还在读书，听说南京四周都有城墙，人跑不出去，所以杀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残酷而悲惨的场面，我心中很难过。这是日军的罪过！”　　“这是历史的教训！”李秀英说。　　她用手捂着嘴，想尽力不哭出声来。蓝方格衬衣的双肩随着一声声抽泣而一阵阵颤抖。她叫片平裕香：“我一直在日本生活，一直不知道日本做过这样可耻的事情！我不愿做这样的日本人！”　　一位十八岁的日本小伙子也哭了：“中国人民遭到了日本的祸害。今天我见到了事变的幸存者，深感对不起你们，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你们！”　　穿黑白条纹衫的长发女青年擦着眼泪，轻声地问坐在她身旁的李秀英：　　“你们恨日本人吗？”　　像引燃了一堆干柴，李秀英站了起来：“恨！当然恨！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我流了多少血！血的教训，能忘记吗？”　　她指着一处处的伤痕给他们看。“日本兵说是因为中国兵抵抗才杀人的。我是妇女，我抵抗了吗？你来中国杀人放火，当然要抵抗！”她停了一下：“自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要和平，他们也不愿来中国打仗，坏的是军国主义！不能再打仗了，我一家现在有十多个人了！”六十五岁的日本妇女李秀清又一次握住了六十八岁的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手。她赠给她一个粉红色的四方盒子。里面是时间和历史。圆形的电子钟在嚓、嚓、嚓地走动。它和地球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李秀英高高举着它，像举着一面旗帜。 　　　第十章：民夫们　　从南京到江宁　　寒风呼呼地吹着。张文斌只穿一件夹衣，但全身汗水淋淋。他挑着一副深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跟在马队后面，炮车辚辚，战马萧萧，他两腿发软，头有点昏，他不敢歇下。一歇下，日军的刺刀就捅过来了。郭家山岗的郭成照昨天在溧阳时，因为挑不动担子，被一刀挑死了，就死在他的旁边。离家八天了，他摸着口袋里的八颗小石子，想着和尚村自己的家，想着冬月十一那一天。　　那天清晨三四点钟枪就响了。全村二三百人像兔子似的到处躲，拼命逃。逃到吴家山中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二三百人立即跪在地上磕拜。日本兵叫走了朱万炳和石全子。跪了快一个钟头，又来了一个黑胡子很多的日本兵，他用手指着张文斌。跪在旁边的父亲一看不好，儿子刚十九岁，就站起来想代替儿子。　　“不行！”日本兵吼了一声。张文斌只好站出来，跟着日本兵到村子里抓老母鸡。抓到毕家洼村口，他吃了一惊。穿黑棉绸褂子的石全子的头被劈开了，死在路边！　　日本兵押着张文斌来到安德门，给他膀子上套了一个白布臂章。臂章上有“逸见部队使用人”几个字。　　第二天，一个日本兵带着张文斌进城。中华门城门口，八个日本兵正端着刺刀对着靠在城墙边上的几百个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刺杀，地上和城墙上都是血，张文斌吓得脚都发抖。　　他把一箱蜜枣扛到宪兵医院后，日本兵叫他挑水、烧饭和喂马。　　第五天夜里，日军出发了，张文斌挑着担子跟在马队后面走。黑夜里的中华门阴沉沉的，他想起那天进城时见到的杀人情景，心里还怦怦地跳。　　这是一支炮兵部队，抓来的民夫不少。挑不动、扛不动的，半路上就刺死了。　　走到东山桥，天黑了。过桥是江宁县城。日本兵点着了路过的三间草房。大火熊熊。熊熊火光中，马蹄、炮车和杂乱的皮靴声打碎了江宁城的安宁。　　赶马车的崔金贵也被抓夫抓到了江宁。他臂膀上套着一只“中岛部队肥后小队使用人”的白袖章。他是扛箱子来的，一天多了才吃了一盒子饭。他和邻居金小夫昨天早上出来买米，在官家桥被日本人抓着当了夫子，父母和妻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们一定等急了！　　第三天到了铜井，日本兵总算放了他们。一人发了一张路条，崔金贵和金小夫像捧着一道圣旨似的捧着路条往回走。崔金贵胆子小，他不敢走夜路。他赶马车时，也总是晚出早归，他怕天黑了出事情。他的马车和四匹马也被日本兵拉走了，那四匹马是他和父亲卖糖球、贩花生米积起来的钱。枣骝、海骝、青马和甘草黄，四匹马是他家里的四根柱子。现在，柱子被人拆掉了！他和比他小一岁的金小夫躺在田野里，望着寒夜中天上的星，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天微微亮了，他们往回走。他们急切地要赶回南京城，城里有父母妻子。走到油坊桥，太阳快下山了。还没过桥，一群日本兵冲上来，崔金贵连忙赔着笑脸递上路条，谁知日本兵看也没看，接过来就扔掉！三个对付一个，两人架着臂膀，一人端着刺刀，不由分说，雪亮的刺刀当胸刺了过来！　　崔金贵挨了三刺刀！他命大。他的黑棉袍子上面的几粒布扣子坏了，只好敞着怀。对着胸膛刺过来的刺刀往上一挑，刀尖刺入了脖子！刺刀卜的一拔，他往左一歪倒在了地上，日本兵的刺刀在他的左耳后边又刺了两刀！　　这里没有人家，桥是木桥。桥边全是田，崔金贵倒在田里，田里有许多尸体。到了半夜，他慢慢醒了，睁眼看看，天上一片漆黑。桥边有一堆火，五六个日本兵围着火在说话。他摸了摸四周，左右前后都是死人。金小夫和他一起放回来的民夫都过不了桥，都被刺刀捅死了！　　他慢慢地爬，爬过横七竖八的死尸，爬到了河边，这里离日军有一丈多远，冬天水浅，他咬着牙轻轻地涉过了河。崔金贵忍着喉咙口的伤痛，一口一口地吞咽下腥乎乎的脖子上流出来的血。他知道，血流光了人要死的。　　他拄着一根棍子走到了毛公渡，毛公渡上的石桥被日本兵的飞机炸掉了，上面铺上了门板。晨光中，渡口站着两个人，刚走近，穿黄军服的日本兵掏出手枪要崔金贵跪下。崔金贵一看不好，连忙朝穿蓝大褂、戴礼帽的一个中国人求情：“哥哥、哥哥你救救我！我们都是这个地方的人！”　　这个人三十多岁，会讲日本话。他问崔金贵：“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狗咬的！”崔金贵说。　　翻译对日本兵叽咕了几句，就喊崔金贵站起来：“走吧！”　　崔金贵望着黑乎乎的手枪，吓得僵掉了，他站了几次才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好不容易进了水西门，在北三巷又被一个日本人叫住了，日本兵摸出一把铜板，又给他几根大葱。崔金贵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站在日本兵旁边的一个中国民夫说：“叫你去买葱！”　　崔金贵点点头。他把铜板和大葱兜在血迹斑斑的长褂子大襟上，一步一步地进了城。一进城，他把大褂一抖，摔了铜板和葱，走莫愁路，到了螺丝转弯的地方，因为流血过多，两眼一黑，靠在轧马路的石滚子上昏过去了！　　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哎唷，这不是赶马车的崔麻子嘛？赶快喊老头子去！”崔金贵的老父亲“儿啊！儿啊”地哭叫着来了，他把昏迷不醒的儿子背到了官家桥，请了个姓胡的江湖郎中来芦席棚子里治伤。　　“这孩子不得了！”郎中把崔金贵的裤腰带一解，从脖子上流下来的血都积在这里干了，干了的血饼子一块块往下掉！江湖医生用棉花烧成灰，拌上豆油往伤口里塞，外面再敷上黑糊糊的草药。过了一天多才醒过来，过了一个多月伤口好了，但食管刺破了，嘴里喝进去的稀饭从喉咙口流出来，还不断地吐血块，一直吐到现在。　　从下关码头的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刘水兴，用十二块大洋向一个农民换了一件老棉袄和一块毛巾，毛巾刚刚扎上头，两个日本兵来到草棚前，指着刘永兴说，“你的，苦力苦力！”　　“去吧，我明天来看你。”那个农民说。　　日本兵把刘水兴带到火堆旁边，一个日军用棍子在地上画了四个字：”干什么的？”　　刘永兴哆哆嗦嗦地打着手势：“做衣服的。”　　“你的，顶好，顶好！你的，美男子！”　　刘水兴哪有心思听日本兵的夸奖，他急得要命，结婚四个月的老婆不知怎么样？父母亲一定急坏了。　　第二天开路了，日本兵给他一个袖章，上写“从军证”，还盖有一个大红印。到了江宁城，日本兵叫他给一个班十二个日军烧饭，挑水，他还会补衣服。烧饭没有柴，日本兵抬来一口棺材烧火。还抓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吓得要命：“大哥，你给我去说说，放我回家去吧，我家里有老有小！”　　刘水兴刚要去求情，两个日本兵把这位妇女拉到后院里去了。后来，刘永兴一直没有见到这位穿蓝布大襟衣服的妇女。他跟着这支日军部队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他说：“日本兵也有好的，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一个日本兵搞来一个猪肝给我吃，还有一包药。他们部队要开到丹阳去了，就放我们回来了，还给了一袋米和几个罐头。”　　刘永兴回到了父亲和新婚妻子的身边，他很幸运。他说：“很多民夫被打死了。”　　姜根福至今仍盼望着被抓夫抓走了的父亲的音讯。他从小盒子里拿出一封十五年前的已经发黄了的信给我看。他说：“一九七二年，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说日本有几千个从中国南京抓去的民夫，有的已死了，但保存着骨灰，准备送回南京。我立即写信到北京对外友协，过了一个多月，对外友协给我复了一封信，说目前要查找久居日本而下落不明的中国人尚无条件。叶落归根，在中国的日本小姑娘都找到了，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找不到呢？我父亲叫徐长富，他就是成了一堆骨灰，我也要背回来！”　　一个民夫的见闻　　他低着头和一起抓来的几个民夫走进挂着太阳旗的院子，他气得要命，堂堂国军，竟成了敌人的夫役！想起来多遗憾，因为没有渡船，他无法撤到江北。刚刚脱掉军服穿上黑长衫，就被敌人押到这里来了，从街上一起押来的几个同胞都发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别在膀子上，这是护身符，他也得了一块。有了这个护身符，自然安全多了。　　下午抬水。一路上尸体很多，有不少都开膛破肚，血肉模糊，有人告诉他，挖出来的心肝和男人的阳具，卖给浪人值不少钱，有些日本兵就专干这个事。　　第二天一早，日本兵叫他担洗脸水，又一间房一间房地送进屋，送到后院，一跨进门，他吓了一跳。两位女同胞赤裸着身子，仰天躺着，见他进来，急急忙忙拉毯子掩一下胸。坐在妇女身边的两个日本军官却穿着女人的花衣服哈哈大笑！他连忙放下脸盆，红着脸快步退出房门。　　那天黄昏，他看见后院里拖出来两个赤条条的女尸，又从外面赶进了十几个妇女。夜里，女人的叫喊声和日本兵的嬉笑声像针一样地刺痛他的心。他想哭，他想喊，可他不敢，他默默看在眼里。　　十二月十六日，日军搬到了一所学校。街上黑烟红焰，火光冲天。一路上都躺着中国人的尸体，有不少是裸体的女尸，十个有八个剖了肚子，白花花的肠子流到地上来了。还有些是怀了孕的妇女，血污的胎儿在母亲的破腹中一阵阵抽搐。女尸的乳房有的被割掉了，有的被刺刀挑得血肉模糊，这种惨象，叫人不忍心看一眼！　　这天下午，日军从外面押进来一百多个难民和散兵。他躲在做饭的小屋中，悄悄地透过窗户往外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看不清。忽然，凶狠的日军扒掉了他们的衣服，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连手连脚地捆在柱子上，然后拿着锥子朝他们身上乱刺！叫声，哭声，喊爹喊妈的声音和愤怒的责骂声响成一片，直到把这一百多人都刺得浑身鲜血淋淋，有的刺瞎了眼，有的刺破了肚。最后一锥子，是深深地刺穿喉咙，让血像泉水般地喷出来！全体日本兵围观着拍手欢呼！　　有一天，日本兵通知民夫带着铁锹出去，他不知怎么回事。到了一片山坡上，几百个难民都在挖坑，挖好后各人跪在自己挖好的土坑边，日军一人一枪，可怜的难民一个个都栽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接着一声号令，戴白袖套的民夫们用锹掩埋，把土填平。日军的杀人花样，打破了世界纪录！　　又过了几天，日本兵开到了滁县。他还是当挑水的民夫，烧饭的一个日本兵跟他熟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给他看，照片上是浩浩长江，江上漂满着尸体！这天夜里，日军到村子里搜寻妇女去了，他乘机逃走了。　　水里火里　　徐吉庆慢慢抬起头来，四周黑乎乎的，身上有点冷，他迷迷糊糊地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原来泡在水里。怎么？没有死？他记得和二百多人从华侨招待所出来，被日本兵押到长江边上一阵机枪扫，他眼冒金花，他觉得自己已倒下了。他不能动。两手还反绑在背后。　　他睁开眼搜索着，江滩的死尸堆中有人在动，有一个人在爬，他高一脚低一脚地从水里往岸上走来。“有没有日本人？”他问。江滩上的人回答：“没有。”有四个人还活着，他们搀扶着爬起来，帮着解开绳索，一起走。走到四所村，找了一间空房，大家都脱了血淋淋的外衣，在小河中洗净血迹。“没吃没喝，在这里等死？”一个徐州口音的人说。徐吉庆一个个打量着他们，都是中央军。一问，徐州人姓张，他里面穿　　着一件白纺绸的旗袍，像是女人的。镇江人姓仇，小圆脸，大概二十岁的样子。还有一个福建人，小个子，姓钟。徐吉庆年纪最大，又是本地人，大家喊他“大哥”。　　“大哥，你带我们走吧。”他们说。徐吉庆是开汽车的。他在淞沪战场上帮助国军送弹药负了伤，脚后跟被日本飞机的炮弹皮削了一块肉，现在还痛。“我们进城吧。”他对三个换了便衣的中央军说。“不能进城，往南走吧。”姓仇的说。往南走，走到水西门，还是不敢进。再走，走到中华门，日本兵把四个人一齐抓去当了民夫。抬米、打包、背袋。徐吉庆是挑一副公文箱。姓钟的福建人背不动大口袋，半路上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从中华门到牛首山，有一百多里地，吃了一团麦片，就一人拿一张明信片式的路条回来了。四个难友成了三个，三个人一起住进难民区。　　下雪了，日本兵又来抓差。徐吉庆被押到丁家桥看稻草。小火车的铁道上躺着四个二三十岁的棵体女尸，乳房和下身部被刀割掉了，有一人的脚被狗吃得露出了骨头。好心的胆小的徐吉庆找了几张芦席，把她们一个个地卷好。第二天，日军发现鼓楼兴皋旅社有个地洞，又把徐吉庆拉去。他被刺刀赶下地洞，递上去一包包的衣服、一只一只的箱子。他拉动一条被单，被单布包着一具女尸。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他吓得瑟瑟发抖。　　后来，三个难友和三个民夫开了个烧饼铺。他们天天围着一只炉子，天天围着一堆炭火。　　木炭火熊熊燃烧，大厅的四壁上映出一阵一阵的红光。“妈呀！”“哎唷！”扫马路的侯占清破四个日本兵抓着手和脚，赤条条地在火堆上烤！　　这里是湖南路中央党部。这里已驻扎了日军。日本兵为了取暖也为了取乐，桌椅板凳都堆在大厅中燃烧。火光映着大厅正中一个很大的蓝白色的国民党党徽。　　被抓来的民夫侯占清还在尖声地叫。　　他已被烧掉了头发，火忽高忽低地往上蹿，他身上吱吱地响，皮像要裂开来似的，前胸、小腹、后背燎起了一个个指头大的水泡！“我的娘也！妈妈呀！”他一声声地呼叫，日军一阵阵地哄笑，烤了十多分钟，抓着他手脚的日军终于把他扔在稻草上了。他一声接一声地哼着：“哎唷！”“哎唷！”　　他刚刚从冰水中出来。他是清洁工，扫马路掏厕所的。清洁队七八十个人都没有撤退。班长谢金宽带着他住进了牯岭路二十一号的难民区。听人说四个鸡蛋可以向日本人换两包面粉，他装了四个鸡蛋走到珠江路口，却被两个端刺刀的日本兵押到了湖南路中央党部，先叫他喂马，后来又抬草，还烧饭，烧好叫他先吃，日本兵怕饭里放毒药。　　第二天天亮，十几个日军赶着侯古清和另一个住大方巷的民夫走到塘边。他们朝水塘里摔了十几个手榴弹，鲢鱼和草鱼都肚子朝天浮起来了。日本兵高兴极了，吼叫着赶侯占清去捞：”你的下去！”　　天阴沉沉的，快要下雪了。他脱掉外面的蓝色棉袍，把灰礼帽放在棉袍上。水刺骨地冷，他咬着牙，嘴里丝丝地喘着气。池很大，水淹到胸部。他一条条地把大鱼小鱼往上扔。两个人在冰水中泡了二十几分钟才上岸，他手冻僵了，牙齿咯咯地响。他披上蓝棉袍就钻到烧饭的灶边上。　　“你的，过来！”日本兵叫他去烤火。他们嘻嘻哈哈地扒了他的衣服裤子，玩起了叫做“烤全猪”的把戏。　　侯占清一动也不能动。他全身都是火烫起的水泡。水泡破了，浑身流黄水，钻心地疼。他缩在稻草上，一声接一声地呻吟：“哎唷，娘也！哎唷，娘也！”　　五十年后的今天，淡眉毛、小眼睛的侯占清向我叙述这一苦难的时候，却像在讲别人的事情似的，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他们是逗着我玩的！”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侯占清！　　这就是七十五岁的侯占清！ 　　　第十一章：难言的苦难　　我不敢写。我不得不写..　　[书信一束]　　第一封信：致读者　　朋友：　　我本来不打算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日军的行为实在太残忍了，残忍的程度是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如狼似虎的日本兵从占领南京的第一天起，就到处追逐和搜捕妇女，疯狂地发泄兽欲。伟大的母性遭到了野兽的蹂躏和摧残！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完全的统计，在四十多天的时间内，日军在南京强奸妇女达两万人！当时有些外国人把“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强奸事件”。　　女性是人类的母亲。她柳丝般的秀发，朝霞似的面庞，浑圆的手臂，高耸的乳房。丰满的大腿和白玉一样纯洁的肌体，是大自然善良和崇高的化身！古希腊的神话中，女性是青春、智慧、命运、时光，记忆、文艺、爱与美之神！污辱女性，就是污辱母亲。虐杀女性，就是虐杀神圣。　　说出来，可能会刺伤朋友们的善良的心和脆弱的神经，会使我们每一个人羞愧和仇恨！水西门外有一家母女四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二岁，小女才九岁，丧尽天良的日本兵将她们全部轮奸！长女和次女被奸淫得不省人事，九岁的小女儿当场奸死，她细嫩的两腿间，一片血污！还没有发育的阴部，被日本兵用手撕裂了。禽兽们是撕裂后才轮奸的！中华门附近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婆婆被日军发现后也惨遭凌辱。她白发苍苍，小脚螨跚，日本兵嫌她松弛干瘪，为了满足兽欲，先用鞋底打肿她的下身，然后施暴强奸！　　朋友，人性何在？天良何在？读到这里，你一定会气得发抖，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在中华门一带，仁厚里五号的陶汤氏遭受日军的轮奸后，又被切腹焚尸！怀孕九个月的肖余氏也被毫无人性的兽兵奸污。十二岁的了小姑娘被十三个日军轮奸，她惨叫呼喊，闪着寒光的刺刀刺进了她的腹腔，一个孕育智慧、才能、理想和生命的白白嫩嫩的小肚皮成了血淋淋的蜂窝！　　太残忍了！怪不得目睹当时惨象的外国记者称南京的日军是“兽类的集团”。十二月十九日的傍晚，两个日本兵轮奸一个十七岁的孕妇。少妇脸色苍自，冷汗淋漓，腹中阵阵剧痛，她流产了！洪武门外一个种菜人家的孕妇被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剖开了孕妇的肚子，取出了一个血肉模们的胎儿，雪白的手脚和粉红的手脚都在血泊中痉挛！我见到过一份资料，两个日军抓获了一个妇女，她挺着个有生命的肚子。日军淫笑着，两人打赌，以猜腹中胎儿的性别为胜负的条件。他们扒光她的衣服，对着那个成熟了的、有一条褐色花纹的母腹举起了刀，血像泉水舱喷涌，大理石一样的母亲倒在血泊中，一个红色的小生命在魔掌中尖叫！　　朋友，大学者郭沫若先生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报告后，愤怒地称日军是“狂暴军部”和“超野蛮人”。他说，“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其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受着了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　　残忍的人是没有道德和伦理的。侯占清对我说：“鬼日本兵干这种丑事也不拣地方，不看时间，大白天他也会来。有天下午，我住的牯岭路二十一号洋房里面进来七八个鬼子，楼上楼下找妇女，老太太也要，找了七八个，他们把枪往墙边一靠，一人抱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在院子里就干起来了！日他娘，不能看，恶心死了！”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老大娘说：“这种事说不出口啊，我在难民区，屋里几十个人。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被糟蹋得爬不起来。我闭着眼，我不敢看。”赶马车的崔金贵对我说：“日本兵不人道，在人堆里就脱下裤子像狗一样地胡搞。我们只好扭过头。这种事谁有脸看？”　　“战时状态是个疯狂的时代。”参加攻占南京的日军114 师团一等兵、住在水户的田所耕三说：“女人受害最深，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逃不了。我们从下关派出拉煤的卡车，到街坊和村中掳来许多女人分配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至二十个士兵玩弄，在仓库墙边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材叶之类的东西铺在地上，士兵们手里拿着有中队长盖了印章的‘红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他说：“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一撤手，女人一跑，就从后面开枪。因为不杀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　　太惨了！朋友，这就是当时南京女界同胞的悲剧。不要脸的日本兵把我们中国古老文明的礼义廉耻都糟蹋光了！他们形同猪狗，伤天害理。古林寺的山坡上有一个妇女正在拣柴火，被四个日本兵看见后，把她推倒在地，一个一个地压在她身上。轮奸完后，妇女连拉裤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里流出悲哀的泪水。日本兵还不走，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个躺在地上的弱女子。这时，有四个中国人路过。日本兵招手叫他们过来，要他们上去奸淫。四个同胞一齐跪下：“我们中国人不能干这个事。”日本兵端起枪，杀了一个。其余三个战战兢兢地你看我，我看你，终于，他们在刺刀下屈服了。　　朋友，国土沦丧了，道德也沦丧了。野兽发作了兽性，野兽也逼着人大发兽性！他们强迫儿子奸淫母亲，公公奸淫儿媳，父亲奸淫女儿，哪个不从，一枪毙命！史料上记载着一则惨闻：城南沙洲圩有一朱姓人家，有一天突然去了四个敌兵，将四十岁的朱家儿媳推到床上轮奸，并强逼她的公公、丈夫和儿子站在旁边看着。日本兵轮奸完毕，又逼六七十岁的老公公上去奸淫：“老头，你的快活快活！”　　老公公没有办法，只好伏在儿媳身上做了个样子。日军说：“你的不对！”边说边打老公公，要他认真地干。　　公公奸了儿媳后，万恶的日本兵又叫十七岁的儿子奸淫他的母亲！万恶淫为首。这是千古未闻的惨状！　　朋友，这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沦陷了的南京，这就是铁蹄下的中国人！中国被践踏了！　　南京死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中国人的尸体。民间的慈善团体崇善堂在收埋的十一万两于多具尸体中，就有两千多具女尸。他们是被奸淫后杀害或强奸致死的，多数都赤身裸体。一个目击者说：兴中门内东首城根的草房内，躺着一个六七十岁的女尸，全身赤裸，下体肿破。羊皮巷路北，有一个女孩破腹拽肠，怒目圆睁。南门里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尸，内裤上部还在，两手紧抓着裤腰，眼睛挖去了，耳鼻也割掉了。这是一位不屈的女性！　　朋友，我写不下去了，虽然还有不少具体的材料，我不忍心再写了，每一个字，都像刀一般地刺入我的心。　　我的苦难的同胞啊！　　第二封信：致九泉下的一位大娘　　王大娘：你好！　　请允许我以一个后来人的身份，权且以这封信当作纸钱，献给你的在天之灵。　　你是苦命的，你一家都苦。拉大板车的丈夫做牛做马，也养活不了八个儿女。病的病死，饿的饿死，只留下了老七一条根！　　你记得吗？老七的命也是拣来的。那年日本兵进城，你们一家逃难，在浦口车站的水塔下，碰到日本飞机扔炸弹，饭店里的一个小伙计脑袋炸掉半个，你儿子如贵被土埋起来了你和他爸爸死拉活拉，才把他拉出来。回家进水西门，因为不知道怎么给日本兵敬礼，喀嚓一声刺刀戳过来。还好，捅在右膀子上，烂了很长时间，你心疼死了，儿子是心头肉。　　那时你家住在自下路南首巷，靠秦淮河，对不对？那年你六十岁，儿子十岁。你家前面有个天主教堂，教堂隔壁是日本人的宪兵队，你一定不愿意提起这个地方，你用不着双手蒙上脸。不要这样。王大娘，你是无辜的。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虽然你赤裸着胸脯，这是野兽们对你的侮辱！　　你是善良的。你个子矮小，下巴尖尖的，淡眉毛、高鼻梁，那年你已是白发满头，牙也掉完了，瘪着嘴，梳一个小小的巴巴头。那天上午，两个日本宪兵来抓你去磨房里推磨，你就跟着他们去了，你还记得吗？你是穿一件粗布的灰褂子走的。如贵爸出去拉车了，你拍拍如贵的头，要他好好看家。你是“黄鱼脚”，缠过后又放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你一拐一拐地被日本兵押着走了。　　你吓坏了。日本兵扒掉了你的粗布灰褂子！你六十岁了，你从来没有在生人面前露过身子，你羞愤，你害怕，你蹲在地上直发抖。怎么办呢？这丢人的事，这些坏东西！　　日本兵把你从地上拖起来，他们来戏弄你松弛得像两只空口袋似的乳房，他们淫笑着。哪个母亲没有奶？人都是吃奶水长大的！只有兽类，可以忘了母亲！他们是兽类，他们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两只小铜铃，两个日本兵一人一只把它挂在你的干枯了的乳头上！他们抽打你，要你推磨。磨盘缓缓地转动，你含着泪，含着羞，低着头，把愤怒和仇恨记在心头。你走一步，那铜铃就叮叮当当地响一阵，这是你的哭声。你推着磨，围着石磨一圈一圈走着永远没有尽头的路，那两只铜铃呜咽着，在唱一支悲哀的歌。　　只有日本兵在拍手嬉笑，他们不是人！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姐妹，他们已换了面孔、也换了心肠，他们不知羞耻了！傍晚你才回来，你推了一天磨，受了一天的委屈，你没有在仇人面前掉泪，一回家，你哭了。你抱着儿子的头：“儿啊，我今天挂铃铛了！”　　你放声大哭，哭得很凄惨。拉板车的丈夫在小凳上默默地坐着，他两只手抱着头，腮帮子鼓鼓的，这是恨！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恨。你知道，当时的南京，哪个妇女不提心吊胆？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这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五十年了。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你可以安息了。　　安息吧，王大娘！　　第三封信：致一个被凌辱的女人　　马大娘：　　你好，还记得吗？去年夏天，我来城南采访你，那次我们认识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在你家门前徘徊了好几次。我不敢贸然地打扰你，我知道，有些人来访问你，你拒绝了，你不愿提起这伤透心的往事，这是你心中的一块伤疤，伤疤结了痂，就不要再去揭它了，对不对？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有儿有孙，儿孙们都长大了，那件难言的事情是不能再提起它了，中国人都爱面子，你有难处。　　我有任务。我要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我要写出来，让没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了解这场灾难，让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重温这场灾难。我找居民委员会的洪主任帮忙，热情的主任看完介绍信，就把你叫来了。我们是在居委会里面的那间办公室见的面，那天你穿一件宽大的白的确良衬衣，浅灰色的袖管向上卷了几圈。开始你很紧张，你老是伸出头朝外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在听。没有。就我们两人单独谈的。　　你先讲你的家。你家是回民，父亲是个很瘦的矮个子，他在草桥清真寺帮忙干杂活，家里六个孩子，你是老大，日本人来的那一年，你才十四岁。　　你说你见过日本兵杀人，是进城第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就在草桥上，五六个日本兵用刺刀戳一个男人，那男人疼得直叫。你在窗户缝里看，他在桥上滚了一会就死了。你说你害怕，就躲到床铺底下去了。　　“砰！砰！砰！”有人敲门。你父亲刚把门打开，四五个日本兵冲进来，你父母一齐跪下求情。日本兵要”花姑娘”，你怕，你拔腿就跑，跑到秦淮阿边的一个防空洞里。洞有一间房子大，你缩在一个角落里。对不对？　　你说，日本兵追到洞口，哇啦哇啦地喊你出来，还用砖头往洞里砸，你没有办法，只好抖抖索索地出了洞。日本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你拖到马阿訇的家。三个日本兵把刺刀在床前一搁，逼你脱光衣服，你害怕死了，日本兵一个个都很凶，他们像野兽一样发疯，你不敢哭，也不敢叫，你怕床边上三把雪亮的刺刀，可你情不自禁地惨叫了，一种刺痛和穿透的惨叫声！　　母亲来找你了，她在外面一声声地叫“小英”。你说，你母亲当时五十多岁，她是大个子，大脸，两眼很有神，你像她。她疼爱你，从不打你骂你。你听到母亲喊你，你不敢答应，你身上有一条狗在咬你。　　你说，你母亲找到清真寺门口时，被一个日本兵抱住了，也拖到了八号马阿訇的家。那个日本兵又强奸了你的母亲！　　你说，这一天，你父亲被抓夫抓走了，你和母亲回到家抱头大哭，哭到昏过去。你们想用泪水洗悼蒙在身上的羞辱。　　你知道，那时候，南京的多少母亲和姐妹都遭到了和你家一样的灾难，这天大的耻辱，是用秦淮河水也洗不尽的啊！你家东面的白下路中国银行旁边，两个日本兵把一个青年女子剥光衣服，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往内桥走来，那位姑娘突然挣脱日军，跑到桥上，纵身跳下了秦淮呵，白皙皙的玉体被浊流淹没了！　　她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有一个妇女，她也没有进难民区。日本兵几次来她这里纠缠。有一天，她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在桌子边上，桌上放着纸和笔，几个日本兵一进门，见她干净漂亮，都很高兴，她拿起笔，写了“日本兵”三个字，日本兵高兴得拍手大笑，都围着桌子看她写字。她不慌不忙地又写了“是禽兽”三个字。写完，面不改色地放下笔。日本兵大怒，一阵乱枪将她打死了！　　这是一位刚烈的女性。不知你有没有听到过八府塘小学一个女教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给很多被污辱的姐妹报了仇。因为日本兵几次要强奸她，她气极了，她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支枪。有一天，日本兵又来找她了，她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鬼子。后来，她也被日军杀害了！我想打听她叫什么名字。可到了八府塘小学，东问西找，年轻人中竟没有一个知道这件事！　　好了，快到中午了，你还要烧饭。噢，还要问一句，你的送给人家的妹妹后来找到没有？　　有机会我再来，好不好？　　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　　袁大娘：　　你好！我见过你，你也见过我，可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那天，你用滞呆的眼神直愣愣地瞪着我。我呢？在乘你不注意的时候紧紧地盯你一眼，看你的神态、表情和形象，我极力想从你身上寻找五十年前十七岁的“小七子”的模样。不是我不懂得礼貌，我是怕你受到刺激，怕你犯病，怕闲人们围着看你。因为，你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正常的情绪和正常的思维，你会做出反常的举动来。所以，我，一个陌生人，不敢惊扰你。自然，我非常同情你和尊重你，虽然你蓬乱着花白的头发，穿一件蓝底小白花的布衫，黄脸上长着一对满是皱纹的三角眼，木然地站着，使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病人，一个精神病患者。你得了五十年的精神病了，你受尽了屈辱，你失去了青春和尊严。你还记得吗？是凶狠的日本兵逼得你发了疯，你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受害者。　　最早，我是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登记表》上认识你的。　　表格上这样写的：　　袁××，女，1920 年8 月23 日生，汉族，无业，南京人，1927 年住后半山园，目前健康状况：精神病。　　受害事实：日本兵进城时，袁当时十七八岁（已结婚），在上富贵山拾柴禾时，被日本兵发现，当时她女扮男装，日本兵把她上衣剥去，看出是女的，后又将衣服全部剥光。游街从富贵山到太平门，后有人给她一件衣服遮羞，回家后感到难为情，服毒自杀，经灌肥皂水，总算活下来了，但后来得了精神病。　　听人说，你父母在清凉山，是菜农，家里穷，你是老七了，你六岁的时候就到袁家当童养媳了。袁家也是种菜的，也是穷人家。你小小的年纪，一来就拣柴、挑水、种地。那时你梳一根独辫子，冬天也没有鞋子穿，光着脚，上面穿一件破棉衣，下身是一条破套裤，缩成猴子似的。天冷，你哭，你说“我想妈”。小伙伴们一起躲在草堆里，陪着你这个“小七子”流泪，你还记得吗？　　你这一辈子受尽了苦。种菜、打柴、挨冻、受饿，但日子总是太平的。谁能想到你十七岁的那年，那个苦可是说不出来的苦，是不是？　　那时是冬天，日本兵进城不长时间，外面乱，家里没得烧了，你穿着丈夫的旧棉衣，戴上一顶破帽，背着一只竹筐去拣柴禾。你知道，日本兵见到女人，会像狼一样地扑过来的。那时，南京的许多妇女都女扮男装了。有一次日本兵抓夫，他们把民夫一个个地捆起来时，发现有几个人胸脯鼓鼓的，撕开衣襟，露出了白皙而丰满的乳房，日本兵淫荡地大笑，在民夫队伍中一个个地全身搜查，脱帽子、摸胸脯、摸裤裆，将搜出来的几个妇女扒掉衣裤，在墙壁上像“大”字一样地用钉子钉注四肢，还在阴户里塞进木棍！　　你也没有逃脱魔掌。你在富贵山上拣柴草，筐子快满了，你还想多拣一点。几个日本兵走过来，问你话，你不答。他们打你，你还是不说话。一开口，你怕暴露少女清泉般的嗓音。日本兵生气了，他们撕你的衣服，他们吃了一惊：“花姑娘！”　　他们伸出了黑色的魔爪。十七岁的少女正是鲜花怒放的年华，野兽撕碎了花瓣！他们又用刺刀在你的脖子上试了又试，你吓呆了！日本兵又把你赤身裸体地押下山游街，你又怕又羞，你低着头，浑身战栗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你是冰清玉洁的一尊雕像！　　你是弱者，你怕人讥笑，怕无脸见人，所以你服毒自杀。你也是强者，当肥皂水进入你的肠胃，你的生命之神又举起了剑！你活下来了，顽强而痛苦地又活了五十年！　　你是幸福的，你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胜利。你住进了新村公寓，这里曾是你种菜的地方。虽然你失去了丈夫，你的儿女都尊重你、体谅你。你常常做出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你为什么老是钻到垃圾堆里去拣脏东西？拣来菜皮、瓜皮和烂泥，满满地煮上一锅，再煮上一锅，给谁吃呢？那天我来看你，你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破伞、木棍和装有煤灰的蒲包，你把它堆在漂亮的阳台上，干什么呢？　　我在问你，大家都在问你：拣这些破烂干什么呢？　　你嘴上喃喃地说着。说什么？　　噢，你在说过去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你说吧，大声地说！ 　　　第十二章：不安的“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