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中下-32

望为之担保的极端信赖，浑身热流滚滚。“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厚望，我曾国藩将是拯世济民的郭子仪、李泌！从此以后，将以频频捷报报答你们的知遇之恩！”曾国藩几乎要从心底里呼喊出来。南国暮冬之夜，天气仍然寒冷，今夜曾国藩却浑身燥热，他解开旧棉袍上的布扣子，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慰。远处传来一阵马嘶，是值夜的马伕在添加草料。“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几百年前辛稼轩的长短句，仿佛就写的此时他的心情。而曾国藩比辛弃疾幸运，他不必发出“可怜白发生”的悲叹，他正当年富力强，就可建轰轰烈烈的功业！“这样一场堂堂正正的讨逆之战，出兵前夕，应当有一篇檄文！”由辛弃疾的词，曾国藩忽然想到了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当年那场顷刻溃败，不起任何作用的徐敬业的讨伐，本该早被历史淘汰，就因为有骆宾王的那篇檄文，才使得一千多年来，人们谈论不息。自己这次奉旨讨伐，必将取得胜利，决不是徐敬业起兵所可比拟的，应当有一篇比《讨武氏檄》更好的文章！它要以斑斓的文采，宏大的气魄，传神的文字，铿锵的声调，伴随着这场震古烁今的战争流芳百世，让后人在读这篇檄文时，缅怀前人的丰功伟绩。曾国藩觉得前代檄文虽多，但除骆宾王那篇外，都非好文章，那是因为都是捉刀者所为。一个以咬文嚼字为职事的文人，怎能有三军统帅那种吞吐天地的气概和旋转宇宙的雄心。这篇文章当由自己亲手执笔！是的，曾国藩本来就是个作文的高手。进翰苑之初，他便跟着梅伯言，入了桐城派的藩篱，对姚鼐的古文很喜爱，并赞同姚鼐的古文理论。曾国藩刻苦钻研古文的写作。几年之间，他便名重京师，求其作文者络绎不绝，连房师季芝冒的诗集付梓，都请曾国藩代为作序；士人以求得曾国藩一篇文章为光荣。曾国藩深受姚鼐的影响，喜气势浩瀚、瑰伟飞腾、雄奇壮大的阳刚之美，作起文来，气势充沛，声光炯然。但他才思并不敏捷，每作一文，都要搜肠刮肚地冥思苦想，有时弄得精疲力竭，写好后，改而又改，直到他满意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朋友们看。这最后改定的文章，往往得到文坛的很高评价。但过去所作的数百篇文章，跟将要写出的这篇檄文相比，算得了什么！曾国藩想，那些诗序、文序、寿序，那些墓表、墓铭，要么是借题发挥，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是碍不过情面而言不由衷，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只是一篇好文章而已，它决不能跟这篇檄文相比。这篇檄文可以振作士气，赢得人心，威慑敌人，瓦解胁从。它的作用，甚至能超过一支雄师劲旅，不然自古以来，何以有“传檄定天下”之说呢？在这样的檄文面前，一切文人之作都将显得软弱无力、黯淡失色。而这篇檄文，今天却要出自于一个三军统帅的笔下！这尤其使曾国藩激动不已。古往今来，檄文何止千百，有哪篇是统帅自己写的？没有！三军统帅亲拟讨贼檄文，就凭这一点，也将以史无前例的荣耀记之于史册！曾国藩越想越兴奋，他熄灭香头，走下床来，挑亮油灯，拿出汤鹏所送的荷叶古砚，用道光帝御赐徽墨磨出一砚浓汁，选一张细密绵软的上等宣纸，握一管兼毫湖笔，迅速地写出檄文的题目：《讨粤匪檄》，然后离开书案，在房间里背手踱步打腹稿。油灯一闪一闪地跳跃，照着他疲倦而亢奋的长脸，照着他宽肩厚背的身躯，一会儿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映在墙壁上，如同一根竹竿；一会儿又是一大片阴影，把半边屋都遮了，如同起了半天乌云。“这篇檄文一定要超过《讨武氏檄》。”曾国藩想。他试图不落骆宾王的窠臼，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布局，但比来比去，都不如骆宾王的好。无奈，只得步骆氏后尘，先来骂一通讨伐的对象。刚提起笔，他又感到困难。骆宾王对武则天熟，武氏许多把柄都在他的手里。但曾国藩对洪秀全、杨秀清一无所知，对长毛也不甚清楚。在被长毛俘虏的半天中，他也只感觉到长毛的凶恶，恨朝廷命官，但并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做过什么坏事。不过，长毛毕竟是可恨的，那天倘若没有康福来救，头早就被砍了。不管怎样，长毛都是强盗之列，必须痛骂一顿，以激起国人的仇恨。他提笔写起来。写好一段后，又反复斟酌字句，涂来改去，最后自己觉得满意了，才轻声念出来，看看抑扬顿挫、高低缓急的声调如何：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们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则剥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户。读完这段后，他觉得声调还可以。近来，曾国藩在军务之暇，悟出了许多人世诀窍，他把这些诀窍归之为“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有时想，待长毛平定之后，在老家再盖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里典藏皇上的封诰和赐物，以及自己这些年所写的奏折底本、诗文日记和家中的图书，就将这栋房子命名为“八本堂”，把这“八本”之说刻在堂上，让它与皇恩和文册一起，传给子孙后代，永保曾氏家道兴旺。内容和声调都使他满意，曾国藩继续写下去。他想起去年出山前与郭嵩焘的对话。对！必须打起卫道的旗帜，以卫道保教来争取人心，特别是要激起普天下读书人的公愤。曾国藩写道：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他觉得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是自己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下去，曾国藩再将洪杨烧学宫、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话写了一段，他要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最后，曾国藩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再读一遍，读着读着竟大感失望了。这篇写成的文字，与他盘腿坐在床上所想的那篇檄文，相差太远了。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行文上，都比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大为逊色。“超过”云云，从何谈起！既缺乏“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气势，又没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悲愤，更没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震烁千古的结尾警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几遍，一直到鸡叫，仍不能满意。他无可奈何地叹道：“看来这檄文，已让骆宾王登峰造极了，后人竟无可超过。”说罢又摇摇头，不服气地想：世上哪有不能超过的事！昌黎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莫非我的气势不如骆宾王？骆宾王不过一文人，自己堂堂三军统帅，反不如他！曾国藩百思不解，直到远远近近的鸡一齐叫起来，天已蒙蒙发亮，他才疲倦地放下笔，动手前的那股激奋情绪已消失大半了。檄文写好后，曾国藩命大量誊抄，四处张贴，务使闹市僻壤，人人皆知。办好这件事后，曾国藩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水陆两支人马，加上夫役在内近二万人，一旦开出衡州，全力以赴的事，必将是行军打仗。曾国藩想，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将要摆在克敌制胜方面，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朝中内阁那样的机构，处理诸如发放文书、调配粮草银钱、采买军需给养等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以供应粮草为主，曾国藩给他取名为粮台。粮台下设八个所。文案所负责处理上下左右往来文书；内银钱所负责调配安排湘勇内部水陆各营的银钱；外银钱所负责收发朝廷及各省各地拨、援、捐等银钱；军械所负责采买随军所用的各种器械，如军服、帐篷、马匹等；火器所专门负责采买以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侦探所负责情报侦探、军报传递；发审所负责处理勇丁内部及勇丁与百姓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案件；采编所专门采集编辑湘勇官兵忠义孝悌的材料上奏朝廷，以便奖掖忠良，激励士气；粮台委托黄冕、郭昆焘为总管；同时，还在衡州设一捐局，接纳各地绅商的捐助，此事便委托给内兄欧阳秉铨。不久，衡州、湘潭两处船厂禀报，已建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又建造一艘特大的船，名为拖罟，以五六只船拖着前进，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同时还改造民船数十号，雇民船二百余号，以载辎重。到了咸丰四年正月底，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周密的安排下，都大体就绪，曾国藩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时，朝廷又下达一道紧急命令，令曾国藩沿湘江北下，兼程赴援武汉。曾国藩决定正月二十八日由衡州启程。二十七日下午，曾国藩想起明天一早就要誓师北进了，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焚香盘坐在床上，闭目凝神，半个钟点后，心绪渐渐安静。于是他请罗泽南过来品茗对弈。罗泽南前些日子又恢复了一营营官之职。经过那次挫折后，罗泽南变得更加老练深重了。金松龄的营官一缺，则由曾国葆代理。在平时的相处中，曾国藩对罗泽南，与任何人都不同，总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空闲时间，二人常在一起谈些学问上的事。在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方面，曾国藩常自愧不如罗泽南。曾国藩与罗南泽一局未终，亲兵进来禀报：门外有个年轻的读书人来访。曾国藩一向谦卑抑己接待来访音，尤其是读书人。他吩咐收起棋盘，传令立即接见。三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使曾国藩心跳血涌——那人进得门来，在曾国藩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礼，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晚生王闿运拜见部堂大人。”“足下便是王闿运？”曾国藩将王闿运细细地打量一番。见他相当年轻，约在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宽长脸，两只眼睛乌亮照人，身穿灰色粗布棉袍，头戴黑布单帽，脚着宽头厚底单梁布鞋。虽穿着朴素，却神采奕奕，曾国藩心中喜欢，亲热地对王闿运说：“久仰，久仰，不必拘礼，请坐。”曾国藩“久仰”二字，并非寻常文人见面的客套话，他的确早就听说过王闿运其人了。那是王世全对他讲的：一日，一个要饭的老花子，持着“欠食饮泉，白水焉能度日”的上联，来到东洲书院求对，一时难倒了书院那些饱学之士。后来，一年轻士子以“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的下联对上了，才免去东洲书院之羞。此人便是王闿运。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聪明。现在，这个聪明的士子自己来了，他自然高兴。王闿运大大方方地坐下后，曾国藩问：“听足下口音，好像是湘潭一带的人。”王闿运说：“晚生是湘潭云湖桥人。去年来东洲书院求学。昨日在渡口拜读《讨粤匪檄》，知明公即日将挥师北上，荡平巨寇，解民倒悬，故不惮人微位卑，特来明公处祝贺。”曾国藩见王闿运口齿清爽，谈吐不俗，心想此人果然有些才学，微笑着说：“半年来，湘勇在衡州，多蒙各界父老乡亲支助，现已初具规模。洪杨又转而进犯湖北，践踏湖南。国藩奉朝廷之命，近日即要出师，灭凶逆而卫家乡，还烦足下代为转达鄙人对衡州父老的感激之情。”王闿运忙站起，作了一揖，说：“明公在衡州训练士卒，奖帅三军，一扫衡州官场疲玩之积习，振作蒸湘士农工商之精神，功在衡清，有口皆碑，尤为我东洲三百学子所倾心景仰。”“足下过奖了。”王闿运重新坐下，说：“晚生昨日诵读《讨粤匪檄》，此文笔力雄肆，鼓舞人心，其作用当不亚于一支千人劲旅。但愿东南半壁，凭此一纸檄文而定。”“倘能真如足下所言，则实为国家之福，万民之幸。”“《讨粤匪檄》好则好矣，然此中有一大失误。不知此文出自明公幕中何人之手，明公可曾注意否？”曾国藩心里吃了一惊，坐在一旁的罗泽南等人也感到意外。曾国藩素知“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何况眼前这位年轻人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决不能以世俗观念看待他，他既然敢于进赵家祠堂来当面指出檄文的失误，必然有一番深研。曾国藩不露声色，摸着胡须，和颜悦色地对王闿运说：“《讨粤匪檄》仓促写成，必定多有不妥之处，望足下坦率指出。”王闿运侃侃而谈：“大军出师，颁发讨伐檄文，以振人心而作士气，向来为统帅所重。故当年汤王伐桀，有《汤誓》传世；武王伐纣，在孟津作《泰誓》，在牧野作《牧誓》。征讨有罪，恭行天罚。徐敬业起兵伐武曌，骆宾王为其作《讨武氏檄》，千古传诵，遂为一代名文。明公出师衡州，此事将永载史册，为当今天下第一等大事。《讨粤匪檄》一文配合此次出师，自张贴之日起，便已传遍衡州城内城外千家万户，日后也定当如《讨武氏檄》一样流传下去。但可惜的是，此文回避了洪杨叛逆的主要意图。明公一定读过长毛的《奉天讨胡檄》。”曾国藩想起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天夜里，罗大纲要他抄的那份告示，于是点了点头。“不怕明公怪罪，恕晚生直言，洪杨的《奉天讨胡檄》虽然胆大妄为，罪不可赦，但就文论文，在蛊惑人心、欺蒙世人这点上，却有它的独到之处。文章开头几句就极富煽动性，其中如‘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是以不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俦，无不瞻云就日，望风影从。诚深明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绩也’等也能打动那些急功近利之辈。洪杨叛逆用来煽动人心的正是所谓‘用夏变夷’‘誓扫胡尘’，此中祸心，恶毒至极，厉害至极。窃以为《讨粤匪檄》正要从此等地方驳斥起。然则遗憾的是，檄文绕过了它，使人读后，觉得明公的军队不是勤王之师，倒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曾国藩的扫帚眉微微皱了起来，王闿运似乎没有觉察到，继续高谈阔论：“其实，洪杨檄文不值一驳，说什么满人是夷狄，是胡人，纯是一派胡言。若说夷狄，洪杨自己就是夷狄，我们都是夷狄。荆楚一带，在春秋时为蛮夷之地，我们不都是夷狄的后人吗？满洲早在唐代，便已列入华夏版图，明代还受过朝廷封爵，怎么能说满人不是中国人呢？”王闿运这几句话，如同石破天惊般震动了曾国藩和罗泽南等人。曾国藩坐在椅子上，斜眯着眼睛，将眼前这位刚过弱冠的后生刮目相看。自己在执笔为文时，不是没有想到要批驳洪杨的夷夏之论，只是不好措辞，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着重在维护君臣人伦、孔孟礼义上作文章。难怪檄文力量不足，看来不是气势不够，而是识见不高的缘故。“有志不在年高”，诚哉斯言！曾国藩微笑着说：“足下高见。足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见识，将来前程不可限量！”王闿运起身答谢“明公夸奖，晚生荣幸至极。请屏退左右，晚生尚有几句心腹话要禀告明公。”“请足下随我到书房来。”进书房后，王闿运自己关好门窗，压低声音对曾国藩说：“晚生愚见，《讨粤匪檄》不宜再张贴，以免有人从中挑刺，议论长短。满人入关二百年来，历代都对汉人防范甚严。明公今有水陆万众，且皆为明公一人所招，兵强马壮，训练有素，此为我朝从未有过的事。朝廷对此，将会一喜一惧。望明公师出以后，于此等处时时加以检点注意，免遭不测。”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王闿运把声音再压低：“明公治军严明，礼贤下士，衡州有识之士咸以为，明公乃当今扭转乾坤之人物。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王闿运这两句轻细得只有曾国藩一人听得到的话，却如千钧炸雷，使曾国藩为之心跳血涌。他本想大声斥责一句“狂妄荒谬”，但他看出王闿运纯是一片好心，且又喜爱他的才识过人。对这种初次相见的有为青年，他优加宽容。曾国藩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予回答，说：“今日天色已晚，足下不必回东洲了，就在我这里留宿一夜如何？”王闿运学的是帝王之学，本想以这番主意作为投靠曾国藩的进身之阶，见他对此毫无兴趣，亦不便再谈下去。他极想在曾国藩身边呆一段时间，伺机再进言，于是高兴地说：“谢明公美意。晚生拟近日到省城走一趟，不知大军几日启程？”“明日一早出发。”王闿运大喜：“倘蒙明公允许晚生随军同行，则感激不尽！”曾国藩满口答应：“明日就请足下和粮台众委员同船吧！”王闿运拜谢。四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一道上谕，使他从头寒到脚——第二天一早，石鼓嘴到演武坪一带沸腾了。五千陆勇全部穿上一色的新装，什长以上的官员都配上了马，刀枪晃动，战马嘶鸣。全体陆勇聚集在演武坪上，等持出征的炮响。五千水勇全部登上新船。这些新船整齐地停泊在石鼓嘴下湘江水面上。近三百座西洋大炮已安装在快蟹、长龙上。一个多月前还只是些不起眼的船民农夫们，现在神气十足地站在洋炮边，仿佛已变成了勇士似的。从桑园街渡口到石鼓嘴渡口一段的蒸水上，则停泊着临时雇来的两百多号民船，六七千夫役忙着装上最后一批粮草煤盐。三声炮响后，塔齐布、罗泽南等人率领陆营官兵从演武坪出发，走过青草桥，向北前进。曾国藩带着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黄冕等一批人来到石鼓嘴江边，他们将在此乘船随同水师顺流北下。江边早已竖起一根两丈多高的旗杆，旗杆用白漆刷得发亮，杆顶端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用黑丝线绣着斗大一个“曾”字。江风吹动着旗帜哗哗作响，吸引石鼓嘴上上下下成千上万看热闹的百姓。旗杆旁边摆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满是点燃了的蜡烛、线香。桌边有一只空木盘。离方桌十余丈处，临时搭起了一个帐篷，衡州知府陆传应带领衡阳、清泉两县县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