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 华东师范大学朱小萍、余伟民 ●1、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98~108页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 俄文为Κурсант，意指军事院校的学员，在苏俄时期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并且受到严格训练，在当时被政府认为是最可靠的军事政治后备力量，因此当时他们被派往宣布关闭的工厂站岗，禁止工人进入。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26 Февраля 1921г,Приказ №1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 обороны）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укреп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5页。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 ЦАФСБРФ，ф66，оп1，д32，л119-120，Приказ ВЧК “об усилении борьбы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9页。。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ФИ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25-25об,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с Петроградо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13-19，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1-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тдела ВЧК Фельдмана в особый отдел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 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日、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 ЦАФСБРФ，ф114765，т.17，л6-6об,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6页。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00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员。CM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 Афанасьев ЮН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осква：РГГУ，1996，с193.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4（приложение），л9，Протокол №1 общего собрания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фортов “Шанц” и “Михаил”，состоявщегося 3 марта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Федоро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8，Обращ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 крестьянам，рабочим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5.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8 марта 1921г,Обращ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репости и Кронштда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8页。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 Афанасьев ЮН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198，210，прим.6.。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39，л28；т.32，л40；т.35，л18；т.12，лб/п；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9 марта 1921г,10 марта 1921г,17 марта 1921г,О выходе кронштадтцев из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51.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0页。。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 Архив Гувер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ойны，революции и мира Станфор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Коллекция Фрэнка Голдера，ящик 21 “Русское прошлое”.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СанктПетенбург，1991，с355-358，Господину коменданту карель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2页。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 рабочим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 и матрос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3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6页。。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 ЦАФСБРФ，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2，л82，Тереграмма Подгайского в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34页。。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1，прим.1.。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 Козловский АНПравда о Кронштадте，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Гельсингфорс），5 апрель 1921г.。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最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沙俄时期的将军）。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海岸部主任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空军司令、通讯指挥、陆海军部队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索诺维亚诺夫要求与会者通报他们部队的人数，并把他们分配到各战区和要塞。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要塞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包括在整条海岸线上部署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外的步兵、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水兵需留在军舰上稳住阵脚；在靠近彼得格勒港湾区域部署560步兵团；把其余的海岸线分为三个区域，由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在北岸部署鱼雷水兵部队以及舰艇混编部队；其余的岸上部队被划分为较小的军队集群派往各要塞，加强要塞防卫。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000人，有将近2000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另外，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三、苏联30年代大清洗 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北京大学徐天新 ●1、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开端 312~319 二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1930年代初期，对党外人士的镇压声势浩大，而对党内的清洗还刚刚开始，而且是分散地、不太引人注目地进行着，也没有涉及最高层的领导干部。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乌云已经密布，雨点开始散落，只待一声惊雷就会掀起一场暴风骤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身亡，正是某些人期盼的惊雷。 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生于1886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在高加索工作，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基洛夫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积极贯彻和热情歌颂斯大林的政策。1926年，他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联共（布）西北局书记，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受到质疑。1929年9月初，《真理报》刊登文章，把列宁格勒的局势说成是“对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歪曲”和“右倾的具体表现”Правда，1 сентября，1929.。同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工人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告密，说基洛夫曾同立宪民主党有牵连，指责他没有同反对派进行必要的斗争，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基洛夫立即做出反应，开展清除“社会异己”分子运动。不久，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审查了基洛夫的问题。斯大林说，“基洛夫在《捷列克》报工作时犯有错误，他承认这点，但他有权同自由派报纸合作。提交呈文的同志没有正确评价基洛夫和正确看待他在列宁格勒的有益工作” 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уголов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 1930-х годах. Л,1991，с109.。斯大林的讲话使基洛夫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一个“犯有错误”的结论。1930年基洛夫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党中央书记。但他始终不是斯大林最亲密圈子中的人。斯大林最亲密圈子里的人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上狂热地歌颂斯大林，发言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1500多次。但欢呼的背后却是人们对现实诸多问题的担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1960年代初期，党中央主席团下属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仔细调查研究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证实在大会进行期间，在政治局委员ГК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了秘密###，发起人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参加者还有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斯大林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可能是基洛夫告诉他的。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选票上的候选人数目同应选出的委员数目一样多。代表可以把名字留下或划掉。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在全体代表面前，有意在拿到选票后看也不看就走到投票箱前投了票”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No3，c67.。这显然是要代表按照他的榜样去投票。ЛM卡冈诺维奇还向一些代表建议，划去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的名字，以防止斯大林的得票数少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斯大林比全额少了近300张选票。选举委员会主席ВП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斯大林实际上究竟得到多少选票，目前还不得而知。档案中保存有1059张选票，但宣布有1225位选举人，即少了166张选票，原因不详。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7，с114-121.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的成员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她说，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有292张选票划去了斯大林名字。其中的289张选票被烧掉，因此在向代表大会宣布的记录里，只有3票反对斯大林。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64～165页。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韦尔霍维赫也说欠292张选票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Москва，1994，с47. 。还有说欠160票和欠300票的。由于选举委员会的63名成员后来全遭迫害，其中40人被杀害，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活到1950年代中期的只有3人。这就使得这次选举的内幕更加扑朔迷离。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档案资料能说清这次选举真相，其结果对斯大林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与基洛夫被刺案件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都是尚未明了的问题。 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下午4点多钟，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的前警卫库利涅夫1960年12月30日向苏共中央下设的委员会作证说，上级禁止他们离领导太近，“命令我们不得近于20~25步”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Материалы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миссии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й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КГБ，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1990-1991（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азете），“Гласность”，с74-75.。而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射击。据州统计局负责人米?罗斯里亚科夫基洛夫被刺后，遭逮捕流放。1956年平反回家，1970年写成回忆录，1985年逝世。回忆，他应基洛夫的要求，这天带统计材料到斯莫尔尼宫三层的州第二书记丘多夫的办公室。那里，已经聚集了20~25位市和州的领导人等待基洛夫开会。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大家冲出门外，看见基洛夫倒在门左边的地上，头部中枪。门右边躺着一个男子，右手拿着枪。他放的第二枪不知是要把自己装作受害者还是要自杀。人们把基洛夫抬进屋内平放在桌上。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维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凶手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他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先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后任联共（布）历史研究所职员，后来被开除出党，1934年4月失业。他在日记中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我和我家（5人）很快就要被赶出住所流落街头”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 No5 с17.。而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和公诉人都说他失业3个多月，但是活得很好，还在城外有别墅。1934年11月5日和10日他曾两次企图行刺，未成；被捕后，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尼古拉耶夫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基洛夫被刺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日丹诺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和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基洛夫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竟是一辆一般卡车，而且在半路发生了车祸。卡车司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向中央主席团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卡车正在行进时，坐在司机旁边的内务部人员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往墙上撞。汽车撞墙后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汽车右前灯碰坏了。接着在车厢内，发生了一些事情，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在医疗鉴定书上写的是，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后来，鲍里索夫的妻子也被杀害了。司机则被关进集中营。参见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3，с138；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86页。 政府最初宣布，暗杀基洛夫是从芬兰、拉脱维亚和波兰潜入的白卫分子干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城市先后处决了105名白卫分子，流放了11702人；同时，谴责“西方保护伞”是白卫恐怖活动的监护所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59页。。 斯大林进而抓住基洛夫被害事件，有计划地镇压前反对派分子。斯大林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就说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叶若夫在1937年2~3月党的中央全会上讲，“我现在还记得，最初是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找凶手’。我应该说，肃反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一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00页。。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内务部不择手段地编造恐怖集团。首先逮捕了前共青团干部。这些人原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1934年曾开会讨论编写共青团历史之事。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当时曾要求逮捕这些人，但被基洛夫拒绝。基洛夫被刺后，他们被斯大林划定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成员。斯大林亲自划定恐怖集团的成员。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列宁格勒总部”和“莫斯科总部”，然后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住在莫斯科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写在“莫斯科总部”下面，将被捕的共青团干部等人的名字写在“列宁格勒总部”下面，还把一些人从一个总部转写到另一个总部。斯大林亲手写的这张纸的影印件曾提交给调查基洛夫被刺案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298. 12月22日，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总部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鉴于罪证不足”，其案情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进一步侦查。 12月27日，法院对“列宁格勒恐怖总部”案件进行审判，断言暗杀基洛夫是该恐怖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还说已经发现了两个恐怖组织：一个由НН沙茨基领导；另一个由前共青团中央委员ИИ科托雷诺夫领导。尼古拉耶夫就是接受科托雷诺夫的指示杀害了基洛夫的。控告结论还说，尼古拉耶夫已经承认，他从某外国领事那里得到5000卢布，该领事是托洛茨基和阴谋者之间的联系人。1934年底，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总领事乔治?比辛尼克斯被驱逐出境。但拉脱维亚政府坚决否定比辛尼克斯同谋杀基洛夫事件有牵连。12月29日，14名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全部被处死。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91页；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p299-300。 1934年12月16日，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都是1901年入党的老党员，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历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两位领导人于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他们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二十三人声明》，宣布停止反对派活动并完全服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928年6月，他们被恢复了党籍。1932年9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柳亭集团的《呼吁书》和《行动纲领》，但未向党和苏维埃机关报告。10月，再次将他们开除出党，并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参加者和思想煽动者，判处流放3年。1933年5月8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党中央和斯大林，承认他被惩处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向党赎罪。12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党籍，季诺维也夫任《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1935年1月15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格?叶?叶夫多基莫夫，1903年入党，先后任列宁格勒省党委书记，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任食品工业部乳品工业管理总局局长。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8日被捕。1935年因“莫斯科总部”案被判处8年监禁。1936年被判处死刑。等19名原反对派成员进行了秘密审判，指控他们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从事反苏秘密活动，企图取代现任领导人。加米涅夫向侦查机关提交一份声明，声称：“把我划归‘旨在消灭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组织之列，与侦查工作的整个性质、向我所提的问题以及在侦讯过程中向我所提起的公诉不符。”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7，с81.季诺维也夫断言，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总部解散了，不再有什么组织；同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被刺一事有任何牵连，并且当庭谴责了恐怖行为。但在高压下，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反斯大林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促使犯罪者堕落。因此他们对尼古拉耶夫的罪行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种承认并不能构成“暗害活动的策划者”的罪行。检察机关也拿不出其他任何材料来证明季诺维也夫等原反对派成员犯有罪行。审讯最后结论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基洛夫的事实”。尽管如此，军事审判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监禁，其他人不同年限的监禁。现今材料证明，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基洛夫被刺案无关，苏共已为他们平反昭雪。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9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61～264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页。 基洛夫被刺，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白卫分子也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有幕后指使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基洛夫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需要谨慎审核。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从未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有任何联系。1960年，以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结论是，基洛夫被害是内务部人员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1961年5月，成立了由苏共中央、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主席是什维尔尼克。其分析没有超出莫洛托夫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但认为基洛夫被刺事件需认真审查。1963~1967年，佩尔谢领导党中央下属的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基洛夫是尼古拉耶夫刺杀的，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是意外车祸死亡的。1988~1990年，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尼古拉耶夫曾企图获得党积极分子会议的入场券，后来用自己的党证两次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遇见基洛夫，并向后者开了枪，接着又朝自己或是朝天花板开了第二枪，被斯莫尔尼宫的电工普拉特奇击倒。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落在后面大约20步，没有能制止刺杀。尼古拉耶夫用的是1917年生产的纳甘左轮手枪，持枪许可证是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处在1930年4月发的，有效期到1931年4月21日，即行凶时已过期3年。至于28颗子弹，尼古拉耶夫完全可以合法地在内务部人员经营的体育协会商店“狄纳莫”购买。 Плимак Е.Г и Антонов ВС. 1 декабря 1934-год: 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No6，c32. 近年来，俄国学者对基洛夫案做了大量研究Петухов Н и Хомчик В Дело 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центре//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No5、6； Росляков М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Л,1991；Кирилина 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Киров. СПб. Москва，2001；Лордкипанидзе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89，11-17 февраля；Плимак Е.Г и Антонов ВС. 1 декабря 1934-год: 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No6.。一些人认为是内务部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另一些人认为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或说是因嫉妒基洛夫同他妻子有暧昧关系而干的。2004年，相关档案已解密，但没有足以说清问题的可靠资料。可能的知情人员，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正副局长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基洛夫的警卫人员，以及审讯基洛夫案件的第一批内务部人员都被杀害。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以及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处死。基洛夫被刺案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源头，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2、"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319~339 当中的若干案件可以各自独立选载，可选 三“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378页。。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 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99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83页。 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ф17，оп2，д571，л19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11.。 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Хлевнюк О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1996，с149.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庒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РГАСПИ，ф17，оп163，д1106，л13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 Б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8.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25页。 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3页。。根据这一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5年1~2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843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雅库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2～733页。 1935年初，内务部逮捕了大批的克里姆林宫各机关的职员及其家属，其中有清扫工、看门人和话务员1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指控他们组建反革命集团，准备采取恐怖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7月27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禁止旁听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参加的情况下对克里姆林宫案进行审讯。审判厅指控加米涅夫是犯罪集团的主要组织者，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加米涅夫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都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可是审判长ВВ乌尔利赫仍判处加米涅夫10年监禁，与1935年1月判处的5年监禁合并执行。判处克里姆林宫管理局代理书记西涅洛博夫、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切尔尼亚夫斯基死刑，判处其他27人以不同刑期的徒刑。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7月14日对牵连进此案的80人判处了徒刑。1957~195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决定撤销对因克里姆林宫案而被判罪的人的判决，但加米涅夫等3人不在其中。1988年，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对加米涅夫等3人的判决。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78～691页。 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3页。。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4页。 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5页。 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1991，с216-217. 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6页。。 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因进行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判5年监禁。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德赖采尔，1919年入党。先后任师政委，车里雅宾斯克州菱镁矿厂副厂长。1928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7月被捕。皮克尔，1917年入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工作。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6月被捕。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2页。 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3页。 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96～397页。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5页。 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8页。 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9～750页。。 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 谢?维?姆拉奇科夫斯基，1905年入党，历任乌拉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斯米尔诺夫等16人进行公开审讯。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并声称“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国家公诉人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没有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这一罪行。但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8月24日凌晨，军事审判厅判决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指示，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总部，目的是杀害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秘密恐怖集团，策划关于1934年12月1日实施对谢?米?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一系列恐怖集团，预谋杀害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日丹诺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斯?维?柯秀尔和帕?彼?波斯特舍夫。 1936年8月24日，军事审判厅判决全部16名被告死刑。第二天执行了死刑。《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1～732页。 “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 在进行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同时，内务部卖力地搜寻其他参与恐怖活动的原托洛茨基分子。1936年7月，内务部从“联合总部”案件被告那里获得一份既不具体又自相矛盾的供词，说前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业第一副人民委员ГЯ索柯里尼科夫也参加了这一组织。26日，逮捕了他。7~8月，内务部又从加米涅夫等人的口中获得了据说是还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的证词。不久，又有人供出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ЮЛ皮达可夫，说他曾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总部。叶若夫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8月11日，叶若夫向斯大林书面报告说，“已召见了皮达可夫。已对他言明撤销中央关于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件公诉人的决定的理由……并已建议他出任奇尔齐克建筑工程局局长。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1他理解，中央对他的信任已发生动摇……4他请求为他提供任何一种洗冤的形式（由中央斟酌）。在这方面，他个人建议批准他亲手枪毙所有本案被处枪决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前妻。可将此事公布于报刊”。8月11日，皮达可夫写信给斯大林，说指控他的证词是造谣中伤，他保证彻底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错误，努力在行动上执行党的路线，愿意为党、为斯大林献出生命。皮达可夫恳切而又卑躬屈膝的表态并没有救了他。9月11日，他在出差期间被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8页。 在皮达可夫被捕前后，内务部还逮捕了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后降为新西伯利亚市供应局农业处处长的НИ穆拉洛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公路管理总局副局长ЛП谢列布里亚科夫，党中央国际情报局主任КБ拉狄克，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ВМ普里马科夫，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СА图罗夫斯基，驻英使馆武官ВК普特纳，副交通人民委员ЯА利夫希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基础化学工业总局局长СА拉泰恰克等人。 斯大林一方面制定新宪法，树立社会主义建成、苏维埃民主扩大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加快清洗和镇压的步伐，以确保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对内务部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还不够有力。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说，“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上延误了四年。所有党务干部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内务部代表都持这种意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26日，亚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接替李可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并保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于斯大林提出的“延误了四年”，看来是指1932年未能按他的意见处死柳亭之事。 叶若夫上台后，立即扩大镇压规模，加快镇压速度。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根据叶若夫提交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对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决定，提出“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不仅镇压被捕者”，“也不仅镇压受侦讯者诸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而且还要镇压早些时候被流放的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这实际把参加过托派组织，或某个时候曾经支持或同意托派观点的人，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12月4日，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汇报清除托派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时说，两个月内在乌克兰逮捕了400多人，在列宁格勒州400多人，在格鲁吉亚30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200多人，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100多人РГАСПИ，ф17，оп2，д571，л194。转引自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11。。 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0页。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2页。 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ГусейновЕ.Сироткин В Лицо и Маски Карла Радека //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14 Мая，1989. “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3页。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 ИвановВ М Маршал М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1985，с128.。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Пфафф И. Прага и дело о военном заговор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88，No11，с5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德国材料的真伪等问题，俄国学者有很多评述，主要有：Викторов Б.: “Заговор” 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Правда， 29 апреля，1988；Иссерсон Г Судьба полководца//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988，No5；Тухачевская Е.Н В тени монумента //Огонёк，1988，No17；Хорев А Маршал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4 июня，1988；Жохов М Гамарник Ян//Коммунист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1988，No17；Пфафф И. Прага и дело о военном заговор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88，No10；Абрамов Н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Новое время，1989，No13；Сергеев Ф. Нацис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против СССР: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операция “цеппелин”//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No1；Иванов ВМ Маршал М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1985；Случ С.З.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велика ли заслуга СД?// Советское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2，No1，и др。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36～537页。。 1937年2~3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19页。。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ЗИ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ИД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21页。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АИ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БМ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РП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博列维奇被捕。 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30页。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7页。 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521～526页。 6月5日，斯大林从4~5月逮捕的大批军人中，挑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作为“军事阴谋”案件的被告。为了使案件具有托洛茨基色彩，又加上了曾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为了审理这8人的案件，成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其成员由元帅和军区司令组成，有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瓦?瓦?乌尔利赫、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远东集团军司令瓦?康?布柳赫尔、莫斯科军区司令谢?米?布琼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德?卡希林。 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38页。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案件。维辛斯基宣读起诉书，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于1932~1933年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建立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他们与托洛茨基总部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分子集团勾结，从事破坏、颠覆、暗杀活动并准备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基本上承认了在侦查时招出的供词。当夜11点35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8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被枪决。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68页。 在开庭的11日当天，斯大林给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工人大会，在可能的地方也组织农民大会，以及红军部队大会，做出必须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决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40页。。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各地纷纷举行声讨###。 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天，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伏罗希洛夫又决定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军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而被判处死刑的共有401名军队干部，另有7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动改造。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 在镇压托派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一直未曾忘记打击“右派”领导人。内务部不敢怠慢，迫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被告交代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犯罪联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侦查，没有获得什么确凿的证据，《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检察院公告说，“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但是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在1936年12月的党中央会议上遭到围攻。叶若夫指控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布哈林等人愤怒反击。会后，布哈林写信给斯大林，驳斥对他的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全无回音。1937年1月16（17）日，布哈林被解除了《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而李可夫早在1936年9月就被免去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党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Материалы февральскомартов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ВКП（б) 1937год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No2，с24-25.党中央全会的回答是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布哈林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全会，参加这一议程的讨论。当他来到全会时，斯大林对他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同时驳斥了对他的各种诬陷。 叶若夫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对党耍两面派，继续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同托洛茨基结盟，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以达到推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目的。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给军事审判厅并处以极刑——枪决”。2月26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2页。斯大林的秘书随即通知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中央全会。 布哈林知道与妻子诀别的时刻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背下他写的《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89～290页。当天，也就是斯大林向布哈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后的第四天，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被逮捕入狱。 布哈林在最初的审讯中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活动。后来，布哈林屈服了。他在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布哈林试图解释产生这一案件的原因。他说，“我思考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因此要对“（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有嫌疑者”进行清洗。而布哈林落入清洗之列自然也成为必然、合理之事。布哈林是党内知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看重人的价值。他称斯大林的“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他“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可是，布哈林仍“深感痛苦，极为烦恼”。因为他不仅要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故意作恶”，“亲自帮助清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造成了他人的毁灭”。布哈林思想的局限性使他陷入绝境，他问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斯大林能相信他的忠诚，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能为他平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5～516页。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对“右派—托派联盟”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其中3人是列宁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НН克列斯廷斯基，1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ХГ拉柯夫斯基，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ИА捷连斯基，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人。 维辛斯基检察长指控被告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进行破坏活动，暗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等领导人，图谋瓦解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各国、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革命政权。同前两次公开审讯相比，这次又添加一条罪状——妄图在苏联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在庭审时，审判长乌尔利赫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被告都说“是的，我承认”。因为在公开审讯前，内务部人员对被告已进行了多次排演，逼迫他们按规定的台词回答，并威胁说，要按他们的表现决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家属的处置；还对一些人说，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被告在压力下，都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接着又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以便结成一伙，彼此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许多成员素昧平生，有的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布哈林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作者注）负有责任”。但接着他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布哈林对另一些指控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坚决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否认1918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还进一步指出，他的一些罪名是依靠一些被告的招供确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3天”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第196页。。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Правда， 5 Марта，1938；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76～281页。 1938年3月13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人死刑，3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7页。。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凶手是麦尔卡捷尔，普遍认为他是苏联内务部的暗探，但尚无档案资料确认。。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74～576页。。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85～594页。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第121页。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53页。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8～790页。 ●3、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339~354 四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斯大林的清洗镇压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安。ГК奥尔忠尼启则和АС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密友，早年一起在格鲁吉亚战斗过。奥尔忠尼启则先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他参与各种清洗镇压行动，但对镇压规模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心，对内务部随意逮捕他手下的人提出抗议。斯大林、叶若夫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派人搜查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愤怒却又感到无力，于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参见Хлевнюк О.В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Москва，1993，с111-130。政府第二天发布公告，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心脏麻痹在家中突然逝世。叶努基泽长期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开除出党。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后，叶努基泽被逮捕。据说，叶努基泽在受审时说，“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当他（指斯大林——作者注）把打算审判和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念头告诉我时，我曾极力劝阻他”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徐晓晴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328页。。当年，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了叶努基泽，并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在同“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动员开展普遍性的清洗镇压。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463页。。伏罗希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它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20页。。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言说，“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1934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221. 3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总结出“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还提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集》第136、159页。斯大林就这样安排和布置了清洗党中央委员的工作。 1937年3月19日，叶若夫在内务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到斯大林对内务部工作的“严厉评价”。21日，他明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c186. 1937年7月，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先后得到奖赏，被授予列宁勋章。不久，叶若夫又被提升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二人更加卖力地推进清洗镇压。 1937年7月3日，叶若夫发布第00447号命令，要求发起逮捕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并具体规定了各地区应逮捕的人数，要求在4个月内完成。这场战役实际用了1年多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逮捕了787397人，而原定逮捕的人数是342万人，其中枪决的为386798人（原定72万人），流放到集中营的为380559人（原定27万人） Зеленин，И.К. Кульмин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деревне. Зигзаги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1937-1938гг.）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4，No1，с176.。 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下达第00486号命令，要求判处所有“叛变祖国者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5岁以上的子女不少于5~8年的剥夺自由。 1937年12月，基辅州揭露了87个破坏组织和托洛茨基组织，365个暴动—颠覆小组Аймё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93. 。 在1937年12月29日一天的时间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就审理了一份包括1000名囚犯的名单，其中判处枪毙的有992人。1938年1月21日，两人小组审理了一份包括2164人的名单。 Аймё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218. 1938年1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谴责“有些党组织不作任何审查，就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的党籍，剥夺他们的工作，甚至往往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任意非法地处置他们”。决议只字不提中央领导的错误，强调问题是一些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两面派搞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停止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开除党员的做法”，责成各级组织“在三个月内把所有被开除党籍者的申诉书全部处理完毕”。“禁止立即撤销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职务这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做法”。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见《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第489～500页。但全会不仅没能纠正清洗运动中的问题，反而因它将各种错误都归结为尚未揭露出来的敌人的阴谋，使镇压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 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镇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 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1页。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1926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4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他被捕，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鲁祖塔克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但法庭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死刑判决。1938年7月鲁祖塔克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190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7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2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柯秀尔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在乌克兰的职务，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他被捕，指控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波兰军事组织，1934年又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 弗拉斯?雅可夫列维奇?邱巴尔，1907年入党，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7月被他逮捕，被控参加恐怖组织，是德国间谍，1939年2月同柯秀尔一起被处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1904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哈尔科夫州委、基辅州委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在1938年1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他到古比雪夫州时看到，经过清洗以后，州党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员会的工作都瘫痪了。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有30多个。卡冈诺维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说“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其他人也跟着批判波斯特舍夫。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6～567页。1938年2月，波斯特舍夫被捕，被指控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阴谋，充当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1939年被处死。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拉脱维亚人，1905年入党，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7年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年改任农业人民委员，1938年4月被捕。埃赫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声明说，“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1940年2月他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1937~1938年被捕后牺牲的政府领导人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接替梅日劳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ГИ斯米尔诺夫，国家计委副主席ЭИ克维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ВВ施米特和НК安季波夫，国防工业人民委员МЛ鲁希莫维奇，司法人民委员НВ克雷连柯，农业人民委员ЯА雅科夫列夫，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轻工业人民委员ИЕ柳比莫夫，林业人民委员ВИ伊万诺夫，食品工业人民委员СС洛博夫，国内贸易人民委员ИЯ魏采尔，卫生人民委员ГН卡明斯基，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水运人民委员НИ帕霍莫夫，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员А勃鲁斯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ГН卡尔马诺维奇和НН杰姆钦科，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ЛЕ马里雅辛等。 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36~1938年间，有13名副人民委员，65名铁路局局长，63名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局副局长被逮捕。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人除外），绝大多数的专家工程师都遭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依靠的惩罚机关。但他们知道的镇压内幕太多了，斯大林不能留下这些见证人。另外，他们是第一线执行人，积怨很深，正好是缓解民怨的替罪羊。因此内务部的清洗更是突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处死后，他的副手——副内务人民委员，以及各司司长都先后被逮捕处死。叶若夫后来承认他“清洗了14000名肃反工作人员”，还说他“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47页。。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贝利亚上台后，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内务部下属的各局局长和他们的助手。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19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3名遭镇压。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后，下一个受迫害的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国内战争期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五次获得红旗勋章。1924~1927年他到中国，任广州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1929年起，他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他指挥红军打败日军在张鼓峰的入侵，10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但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另一位元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内战期间先后任南方和西南方方面军司令，方面军委员是斯大林；1931~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被捕，1939年2月遇害。1956年，为这两位元帅恢复了名誉。 此外，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伊?费?费季科和弗?米?奥尔洛夫，红军副总参谋长ВН列维切夫和谢?亚?梅热尼诺夫，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ГА奥谢皮扬，海军人民委员彼?亚?斯米尔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ПИ斯米尔诺夫（斯韦特洛夫斯基），海军司令米弗?维?克托罗夫，海军参谋长ПГ斯塔谢维奇，黑海舰队司令伊?库?科扎诺夫，北方舰队司令康?伊?杜舍诺夫，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彼?基列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ИН科达茨基-鲁德涅夫，莫斯科军区司令СП乌里茨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德?韦利卡诺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伊?伊?加里卡维，中亚军区司令伊?肯?格里亚兹诺夫，乌拉尔军区司令鲍?谢?戈尔巴乔夫和ЯП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伊?纳?杜博沃伊等都遭镇压。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0页。。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отв. p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385.。 丹尼洛夫依据档案资料认定，1937~1939年有24574名军官遭迫害，其中9579人被逮捕，14968人被清除出军队，但11178人又重新返回军队Данилов ВД Советское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8，No6，c5. 。另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37~1939年间陆军中共有36898名军官被解除了职务，其中28685人是因政治或民族原因被处理的。1938~1939年，有11178名被解除职务的军官重返军队。到1940年1月1日，遭迫害的军官为17981人。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0，No1，c188-189. 根据军事审判厅厅长向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军事法庭的工作报告，编制出工农红军干部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表如下：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9，оп29，д383，л19-20，74-75；АВКВСР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оп1，д1а，л4-9，44-47，62-64；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8131，оп27，д540，л108-109。 中高级领导干部初级指挥干部士兵共计 1936年79166680925 1937年95757825444079 1938年75636620103132 1939年365986361099 1940年6116013821603 由此可见，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审判的军人有10838人，其中中高级领导干部为2218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因为1937年的数据不包括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的“法西斯军事阴谋”和“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包括内务部“特别会议”及其他非司法机关判处的人员，而对这些人的统计数字至今尚未进行足够的研究。有人统计，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被判处反革命罪的有3777380人，其中2900000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的，占767%。假设非司法机关对军人审判的比例与上述平民的比例相同，那么，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受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审判的中高级军官为9519人。 地方党政机关也被镇压浪潮席卷。在俄罗斯联邦，90%的州党委和州执委委员遭镇压。列宁格勒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有68088人被镇压。《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9页。在绝大多数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区，有2/3的党政领导人遭到逮捕。 一般的党员也遭清洗镇压。1937~1938年受迫害的党员共达116885人，占党员总数的1/9Долг памя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Правда，13 апреля，1991.。这里指的是被逮捕时仍是党员的人数，如果把曾是党员的人也算进去，数目就要大得多。 一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亲人也遭到逮捕，如加里宁的妻子，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不知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想通过这件事来考验或威胁他的下属。 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被镇压 乌克兰受到沉重打击。1937年8月，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到基辅，要求乌克兰党中央对其中央书记柯秀尔、人民委员会主席ПП柳布琴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ГИ彼得罗夫斯基投不信任票，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书记，遭到乌克兰党中央拒绝。后来，莫洛托夫提出邀请乌克兰全体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2人到莫斯科讨论此事。柳布琴科预感后果的严重，并担心自己的家属也会遭迫害，他先打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人去了莫斯科，最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等3人活了下来。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2～323页。1938年1月，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38~1940年间，在乌克兰有167565人被逮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1页。 在白俄罗斯，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编造谎言，说那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反苏地下组织。这使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逮捕镇压。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НМ戈洛杰德，白俄罗斯党中央常务局委员АГ切尔维亚科夫等被杀害。白俄罗斯党组织人数减少一半。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428～429、419～420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页。 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遭到迫害。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ГМ穆萨别科夫遭杀害。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А汉姜，中央书记С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А约尼扬、Г奥弗谢比扬和А科斯达尼扬，人民委员会主席СМ捷尔-加布里耶梁，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С马尔蒂基扬被镇压。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РА阿洪多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古塞恩?拉赫曼诺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СМ埃芬季耶夫遭杀害。在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МД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ЛИ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等人被处死。1937年召开的格鲁吉亚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共有644名代表，不久以后有425人被逮捕或处死。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41～343、468～472、512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326页。 中亚共和国受到的清洗更是惊人。1937年哈萨克党中央常务局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被逮捕处决。牺牲的有中央书记ЛИ米尔佐扬、С努尔皮伊索夫，人民委员会主席УД伊萨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У库鲁姆别托夫等人。 土库曼党中央书记ТА穆哈默多夫和ЯА波波克，人民委员会主席К阿塔巴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Н艾塔科夫等人被镇压。只有120多万人口的土库曼在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共有15660人被判刑，其中5008人被处决。李宗禹：《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87页。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АИ伊克拉莫夫，人民委员会主席Ф霍贾耶夫被处决。1937~1939年间，在乌兹别克有41万人被逮捕，6920人被处死。 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МК阿姆莫索夫、第二书记МЛ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ДС萨达耶夫等人被处死。 在塔吉克共和国，内务部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说它与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和德国有联系。这个组织的领导有塔吉克党中央书记Ю阿舒罗夫和А弗罗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АР拉希姆巴耶夫和12名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С绍捷莫利，以及塔吉克党中央几乎所有各部的部长和18名区委书记中亚各共和国的大清洗情况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29～333、432～438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6～327页。。 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区党委干部的788%被清洗雷振扬：《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第19页。。 在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党政干部普遍遭迫害。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科米自治共和国以及犹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均被逮捕处死。北奥塞梯自治州的11名州党委成员中有9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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