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朝廷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材，因而尤得政府的赞助和鼓励。宋初的著名书院，或有四大书院之称，为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或有八大书院之称，即上述四书院外，再加石鼓、茅山、华林、雷塘书院。这些著名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并且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南唐昇元年间（937-943 年）建学馆，置田产，始招学徒，并称庐山国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知江州周述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得准，名称白鹿国庠，学徒已达数百人之多。从唐末至宋初任教于白鹿洞书院的学者多为名儒，如南唐李善道、朱弼，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瓘等，故其造就的学子也多出大才，吸引四方学者辐辏造访，门庭盈盛。 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北宋开宝九年（976 年）知谭州朱洞建讲堂书斋共50 余间，初具规模。其后屡经扩建，又经朝廷赐书赐额，山长周式又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被任为国子监主簿、兼书院教授，故尔书院兼有半官半私的性质。 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北，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处扩建而成。此后朝廷委官赐田，逐步纳入官学的范围，并一度改名南都府学。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主持南都府学教席，吸引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子，为北宋教育的兴盛和庆历兴学做出了特殊贡献。 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县太室山麓，后周始建，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朝廷赐"太室书院"额和监本九经。景佑二年（1035 年）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朝廷赐田一顷供膳。此书院初建时影响虽大，但以后渐趋无闻。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遇雁峰下，唐时本为道观，北宋至 ① 参见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②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年。道三年（997 年）建为书院，仁宗景佑二年（1035 年）赐书院匾额及学田，得朝廷赞助而趋于兴盛。 位于浙江江宁的茅山书院、江西奉新的华林书院、江西安义的雷塘书院，在宋初的书院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办学风格也颇具特色。如华林、雷塘书院即是一种家族式的学塾，与前述白鹿洞、应天府诸多官方色彩颇浓的书院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华林书院的宗旨即是胡氏家族聚居，数代承传经史、诗书、礼仪，进而累代博取功名。徐铉《华林胡氏书院记》称其"祖孙一德。诛泗同风"。宋初胡氏一家中进士者竟达13 人之多，并有位至宰相的高官，因此吸引了一批来自远方各地的学者。书院筑室百区，聚书5000 卷，肄业者常数百人之多，岁时讨论，讲席无绝，一派兴旺活跃的景象。从上述几个著名书院的地域分布来看，宋初书院教育普及范围较为广泛，但影响较大、数量较多的书院仍主要集中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周围和江西、湖南一带。集中于东京周围的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官学色彩较浓，反映了这类书院在宋初的兴起，与朝廷的关联较为深厚。集中于江西一带的书院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浔阳陈氏东佳书堂，则显示了唐末五代至宋初深厚的家族文化渊源。 北宋景佑、庆历以后，至北宋末年，随着朝廷历次大规模兴学，官办的州县学校渐起，书院或与官学合流，或者沦入沉寂，达百年之久。 进入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至理宗朝达到鼎盛。据《续文献通考·学校考·书院》的统计，南宋初创的书院约为167 家，主要集中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江苏与安徽一带的书院约为19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应天府的南轩书院，苏州府的鹤山书院，常州府的龟山书院、东坡书院，泰州的安定书院，安庆府的山谷书院、近思书院，太平府的天门书院及徽州的紫阳书院。浙江一带的书院约为23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余杭的龟山书院，淳安县的石峡书院，金华府的丽泽书院，奉化的广平书院，慈溪县的慈湖书院，台州府的上蔡书院，温州的永嘉书院，西安县的明正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江西一带的书院约为39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乐平县的慈湖书院，贵溪县的象山书院，铅山县的鹅湖书院，九江府的濂溪书院，分宜县的铃冈书院及萍乡县的宗濂书院，金溪县的槐堂书院等。湖广一带的书院约为23 所，影响较大的有黄州的东坡书院，长沙的城南书院，湘潭的碧泉书院，醴陵县的东莱书院，善化县的湘西书院，衡州的南轩书院、石鼓书院、南嶽书院，靖州的鹤山书院以及北宋创建后又经南宋重建的岳麓书院。四川一带的书院约为13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涪州的北岩书院，沪州的鹤山书院，邛州蒲江县的魏了翁书院。福建一带的书院约为33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福州的勉斋书院，建阳县的鹿山书院，建阳考亭书院，崇安县武夷书院，将乐县的龟山书院，南平县延平书院，尤溪县南溪书院等。广东一带的书院约8 所，广西的书院约为6 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桂林的宣城书院等。上述书院只是南宋始创书院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而不是南宋书院的全部。就其地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湖南等地，书院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譬如：福建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朱熹及其闽学的痕迹，浙东一带书院较多保留了永嘉学派痕迹，江西书院则侧重纪念周敦颐及朱熹，而湖南一带则较多表彰胡宏、张栻的湘湖学统。从此也可以看出，南宋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理学家的讲学活动所推动的，就前述167家书院来看，其中69 所书院明确表明其倡导程朱理学的宗旨，或为理学家倡建，或为纪念理学名家而创建，凡是如周敦颐、二程、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魏了翁、真德秀等人曾游历或寓居之所，后人往往建书院以祀其人。除了理学家之外，南宋的书院也为追祀本乡先贤或名人而造，如文翁、韩愈、胡瑗、苏轼、黄庭坚等文化名人；也有的书院则是为了教授本族子弟而专设的家族性学堂，如长州学道书院及金坛申义书院，但绝大多数书院都是面向社会招生，不拘于一乡一族的子弟。 南宋书院在理宗朝最为鼎盛，这与理宗朝崇尚程朱理学的政策直接相关。从宁宗嘉定年间至理宗景定年间，历时半个世纪，正是南宋书院创办数量最多、规模最盛的时期。是时，伪学党禁渐弛，至使理学最终被奉为正宗的官方哲学而统治了宋代教育领域。据初步统计，在理宗一朝，仅向朝廷请赐匾书或奏请设置的书院就有18 所，其他自为设置，或由乡士设置，或由守令创建的书院为数更多，实际数量已无法统计。 南宋书院教育的复兴，大体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是程朱理学的发展促成。理学奠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南宋几起几落，虽曾几度占据太学讲席，但屡遭朝中权贵排抑。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并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诸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栻等著名的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 其二，南宋官学虽有国家资助经费，但往往流于形式，失其教学之实，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迂阔于事，无补于时"（《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十一》）。官学的不振，自然造成文化教育领域的空荒，而具有较高教学质量，形式灵活，学风生动的书院，便得到士子的青睐，获得较大的发展余地。 其三，科举制度的腐败，导致士学风气的堕落，一些志趣高洁、仰慕圣学的学者厌恶仕禄功利之学。而书院提倡高风气节，不为功名利禄折腰，自由讲学，专研学问，推崇修己至诚之道，与腐败的官学形成鲜明对照，故尔被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子所景慕。 此外，佛教禅林的影响和南宋印刷术的持续发展，也为书院振兴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南宋书院的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书院数量大幅度增加，规模和分布范围扩大。有关两宋书院的总数，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大体约在200～400 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体为2∶8 左右，南宋超过北宋约4 倍左右。书院分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就连边远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也有书院创办。至于书院的规模和设置，更较北宋完善，办学条件也多有改进。 第二，书院的内容和功能有所扩大。两宋书院都有讲学、藏书、供礼活动，但南宋书院藏书、讲学的规模远远超过北宋，供祀的礼仪也较北宋完备。第三，南宋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其内容涉及到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方向、以及书院的日常行政管理条规。（二）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洞主"、"山长"，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 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租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 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祀先圣、先师、先贤，并为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并具有"敦劝生徒，繇兹大化"，"与六籍同功"的作用（《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 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为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祀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 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 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璘少向张栻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当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栻、吕祖谦为师，求得"造道之言"，终成绍兴五年（1135 年）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干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 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 七、两宋教育思想及其流派两宋是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活跃、多变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时和其后历朝的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隆盛的局面。 两宋教育领域的思想争鸣，大体围绕着三个主题：功利与义理之争，经义与诗赋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此外，对于官学体制的设置及其功能的理解，也是诸说纷呈，莫衷一是。宋代教育家的思想见解，多验证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且与理学思潮的萌生、兴盛密切相关。争鸣的各方至北宋中期，渐分程、王门户；进入南宋，程、王之争尚未平息，理学内部再起门户，形成朱、陆之争，朱、陆与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之争，朱学与胡宏的湖湘学派之争，等等。诸多学派分化合流，往来辨难，将南宋教育思想界的争鸣推向了高潮，并使得哲学、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充分溶入了社会教育的领域。 （一）胡瑗与苏湖教法胡瑗（993-1059 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三先生中教育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 胡瑗早年诵习儒家经典，后赴齐东与孙复、石介结为师友，共研学问，十年苦读，归来后在苏州创办私学，聚徒讲学。因其学识渊博，教学有法，人品端正，深得知州范仲淹赏识。景祐二年（1035 年），苏州郡学创建，被聘为教授。次年，被范仲淹以布衣荐入朝廷，参定古乐钟律，授秘书省校书郎。后丁父忧辞职服丧。庆历二年（1042 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创建湖州州学，胡瑗出任州学教授。由于胡瑗在苏湖执教20 余年，教学成果显著，并在教学方法、内容及办学体制、课业章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模式，庆历四年（1044 年）朝廷下诏州县立学、在京师创建太学的同时，诏取胡瑗的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从此，胡瑗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皇祐末年，胡瑗被召为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席，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因病致仕。 胡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苏湖和太学执教达30 余年，弟子多达1700余人，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学者和统治人材。当时的礼部贡举，每榜所取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他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赏，其弟子刘彝盛称师门："今学者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宋史·胡瑗传》则认为：自文中子以后，"能立师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为首称"。北宋的学者无论政见或学术观点如何歧异，都普遍称赞胡瑗的教育成就。欧阳修亲撰《胡先生墓表》，评价胡瑗"法严而信"，"道久而尊"，是景佑、明道以来"学徒最盛"、"教学之法最备"的学者人师。著名学者王安石、程颐、蔡襄等人都或赋诗、撰志、或为传记，高度评价胡瑗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由于胡瑗在苏湖及太学所建树的卓越教育成就，逝世后，国子监为其立祠奉祀，直至绍圣初年，明代嘉靖九年（1531 年），又从祀孔庙，被尊为"先儒胡子"。 "苏湖教法"，是胡瑗教育思想及其成就的集中体现。 "明体达用"是苏湖教法的宗旨。自唐代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崇尚声律浮华之词，学校教育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忽略了圣人之道及修己治人的经旨和伦理之学，从而使士学风气日趋浮薄。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为了改造这种旧学习气，开创新的学风。所谓"明体"就是要阐明包括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纲常伦理在内的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就是将圣人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宋元学案·定定学案》）。一句话，教育的宗旨就是要阐明六经的原理，并将这种原理推广应用到治国安民的实践中去。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内容。所谓"分斋教学"，是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又称治道斋）。经义斋选择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条件的学生，修习六经经义，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高级治国人材。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选"欲明治道"的学生就读其中，学生可各治一事，兼习一事，以培养具有治道方面的一技之长或几种专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材。"分斋教学"的制度，被北宋太学三舍法的分斋制和其后历朝学校的分斋制所取鉴，并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其一，分斋教学具有现代文理分科教学的因素，治事专治一事、兼治一事的教学方式，也具有现代主、副科制度的因素，这对于改进和提高教学量及学生课业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分斋教学直接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先秦时代六艺设教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宋初学校专以诗赋或儒经设教的单一状态，并确认了自然科学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合法地位。 苏湖教法的精华还体现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之中。这些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生自学讨论与教师辅导相结合。据清末学者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记载：胡瑗根据学生的性趣、爱好及学业专长，将学生分类群居，相与讲习，并经常个别召见学生，师生共同讨论学问，为学生解明事理；或向学生提出各种问题，请学生讨论回答，然后再由教师折衷可否；或请学生就当世政事发表见解，然后师生共同议定。这种生动有趣，较为民主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使学生各尽其材，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二，注重直观形象和实地考察的教学效果。胡瑗在湖州州学讲授三礼时，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将三礼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之上，使学生"朝夕对之，皆若素习"。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并形成具体直观的印象。在课堂之外，胡瑗提倡学生周游四方，广泛地考察各地的"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川山气象"，以开阔眼界，并亲率门人弟子游历关中，亲临黄河岸边，领略了"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形势雄张"的宏伟气势，并感叹：只有这样亲临其境，方才有资格和学生谈论山川。胡瑗提倡的这种在实地考察游历中学习的生动方式，对于改造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教条呆板的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注重劳逸结合，提倡体育、文娱活动，以丰富和活跃学习生活。 胡瑗在太学主教期间，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告诫学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认为这样有伤血气，要求学生经常参加一些习射、投壶类的体育活动。太学考试完毕，总要带学生到首善堂去歌诗奏乐，太学之中充满生动愉快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在教育教学方面堪为人伦师表，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所治《易传》便被程颐认为是与王弼、王安石并列的三家最有深度的易学体系之一，并被后人称为宋时"以义理说《易》之宗"，其后经程颐继承阐发，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薮之一。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张载（1020-1078 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父卒于涪州任上后，返旧故里途中，全家侨居于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后因长期居此讲学，故世称横渠先生。 张载"少喜谈兵"，曾欲结客收复被西夏人侵占的洮西之地，康定中在延州谒见范仲淹，范仲淹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阅读《中庸》。此后张载又广泛阅读佛老之书，反而求诸于《六经》。嘉佑初至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并受文彦博之邀，任长安学宫教授。在京师讲《易》时，逢二程，共与论《易》，自谓不及二程"深明《易》道"，遂撤座辍讲，与二程结为师友。嘉佑二年（1057 年），登进士第，始任郑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任内重视教育，"以敦本善俗为先"。此后又应京兆府尹王乐道之聘，掌教郡学，多教导学者"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熙宁二年（1069 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荐举，召入京师，授官崇文院校书，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归隐横渠，专心研读《六经》，并聚徒讲学。张载家境清贫，只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但他却能处之益安，苦学不倦，虽贫困而不废讲学，还尽力帮助贫穷的读书青年。他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主要门人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及苏昞、范育、薛昌期、钟师道、游师雄、李复、张舜民等人。 熙宁十年（1077 年），经吕大防推荐，张载重返京师，同知太常礼院，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归途中在潼关病逝。死后，其门人一部分转归二程门下，一部分继续在关中一带讲学传道，弘扬关学学统。 张载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解决北宋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先王之法，进行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改革，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兴学校，成礼俗"，以"敦本善俗"。他认为：人性之善恶，是由秉气之清浊所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矫其偏浊，归于正清。他称："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令与习"，"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肯定了后天教育在改变人性状态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为此，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立人性"，"学所以为人"。所谓的"人"，就是至善至仁的圣人。对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之学，指责其"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 张载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并且将其与人性的完成视为一体。他指出："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因此，他主张通过穷理尽性而达到"穷神知化"，先是穷尽万物中的天理，然后由尽物性而达到尽人之性，达到与天性合一的至诚之境，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而至于命，如此便完成了道德修养的最高使命。那么，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张载认为：就是要学古礼，恪守古礼。所谓的古礼，如"天叙天秩"，是"天地之礼，自然而有"。"礼所以持性，益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经学理窟·礼乐》）同时，张载强调："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然后"便自然脱洒"（《张子语录下》）。他鼓励学生立远大志向，认为有志于学者，不论气之美恶，只要坚持不懈，便可最终达到目标。张载还十分重视孟子的养气之说，认为高尚道德是"浩然之气"的体现，只有不断存养、扩充，才能不致散失，才能使善德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他反对以所谓的坐静默想去养气，主张通过"集义"，去恶集善，勿使有息，然后生浩然道德之气。而所谓集义，也包括寻求义理之精："义集须博文，博文则用利，用利则身安，到身安处却要得资养此得精义者。" 在讨论具体的教学问题时，张载要求学生通过感官事物而学习，同时又强调"闻见之知"不足以闻道，须要"据闻见上推类"，在闻见的基础上抽象推理，获得理性认识。他说："穷理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又说"见物多，穷理多"（《张子语录上》）。"穷理又须要实到，实到其间与可容知。"（《张子语录下》）除此之外，张载还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教育要尽其才，"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然后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因此，教师不仅要掌握分寸，把握时机，更重要的是应像"时雨之化"一样，使学生在积极自然的状态上得到适时适当的教导。 （三）程颢、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颢（1032-1085 年）、程颐（1033-1107 年）兄弟出身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籍中山博野（今属河北省），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宋代洛学的创始人。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师门之盛，远逾于同时期的任何教育家，是北宋中晚期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师学门派之一。其教育思想主张对南宋以降的教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是两宋之际至南宋中期，唯一可以在官学领域同王安石新学抗衡的学说。 1。程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颢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嘉祐二年（1057 年）进士及第，至熙宁二年（1069 年）入朝参政。在这一时期，程颢历官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上元（今江苏南京附近）、晋城（今山西晋州市）等县。他在教育实践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晋城遍设乡校，普及地方教育。据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称：程颢州县为政，必以教化为先，临政之暇，亲临学舍，"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在他的努力下，以往风俗朴陋，民不知学，几百年无一登科者的晋城，十余年就已是"应书者数百，登科者十余人"，俨然已成文明礼仪之邦。 第二个阶段，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入朝担任农田水利使、权监察御史里行，至熙宁三年（1070 年）罢为京西提点刑狱。这一阶段，程颢入朝参预新政，不久便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罢出京师。程颢在朝不过263 日，但建言甚富，他向朝廷上奏的《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论养贤疏》，提出了改革北宋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的方案，是程颢留给后世的主要教育论文。在这些奏疏中，程颢围绕着教育立本的主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尊师重道、兴学养士的重要价值及其实施方案。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和《论养贤疏》中，他明确提出治天下当以教育为本的见解，认为：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从根本上看，是由于"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所造成的，只有朝廷"崇尚教育"，尊师重道，才能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的弊端。为此，他参照《周礼》和《礼记·王制》设计了一套从中央太学到各地州县广泛设学养士、选士、任士的方案，主张在朝廷设置廷英院，广延四方之贤，优礼给俸，委以辅国论政之职，详定政治、讨论典礼，经画治策，并与君臣相接，共谋国事，或为太学及郡县学校的师表，成为辅弼、师臣、职司之任，以厚朝廷尊师重道之政。同时，为了振兴学校，奖励实学，他建议朝廷专以行实材学升进人材，以便使学风靡然丕变，风俗日入醇正。程颢认为，上述主张是帝王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他提醒宋神宗"特留宸意"，稍加实行，但最终不为所用。 第三个阶段，始于熙宁三年（1070 年）罢出京师，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去世。这一时期中，程颢大部分时间与其弟程颐共居洛阳家中，聚徒讲学，专研学问，兼摄闲职，曾两度出任扶沟（今属河南省开封地区）县令，并在扶沟设庠序，教授邑人子弟。居洛期间，程颢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之学者日夕盈门，不绝于馆，程门四大弟子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等人，都在这时慕名投入程氏门下。程颢对于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或论述，大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完成的。 程颢对于宋代教育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甚为广泛，其中论述较为深刻并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本于民的思想。宋代教育仍然崇奉圣人代天立教、上施下化的古老传统。程颢认为：教育过程的实施，不能脱离与人民利益相关相切的需求，教育内容、方针、政策的制定也应从民情出发，并以之为依据。早在嘉祐初回答进士策问的文章中，他就阐述了这一宗旨："夫礼乐者，虽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则本于民，而成于上也"（《河南程氏文集·南庙试策》）。他强调：只有让普通百姓明白接受教育有助于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才会乐于承受，并达到"从令"、"劝功"的目的："蠢尔农俗，陶乎教风，知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莫不勉勉以从令，于于以劝功"（同上书，《南庙试佚道使民赋》）。他在晋城、扶沟为政时，将上述主张付诸实施，并因此取得很好的政绩。 第二，以"识仁"来概括教育的本质特征。程颢元丰二年（1079 年）在洛阳讲授、由门人吕大临记录的《识仁篇》，是程颢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在《识仁篇》中，程颢指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在这里，"仁"不仅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含义。它体现了自我与外物、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贯通的属性，是天理、人道的反映，并体现了天理流行、自然生息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推出仁体现了人与万物禀受于天的原初善性的结论，并进而认为：道德教育的起点，就是要从先天的原初善性出发，校正和修复后天的道德行为，并最终使之回归到原初的善性之中，这种人性复归的过程，即是识仁的基本含义。由此，他引发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四点立论：其一，"仁"概括了教育的核心内容，识仁概括了教育的基本过程。因为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完美表现，是人性善的内在标志，识仁就是对人性所包含的天理的体验和存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自我体认和存养的过程，而非外铄或外求的过程。其二，仁体现了天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开阔后学胸怀，体认天理的所在，将此心放得与天地万物一般看，识得仁体，容得下天地万物，逐步达到"心尽天地万物之理"的圣人境界。其三，仁体现了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会像揠苗助长，破坏这种和谐与次序；以"识仁"来规定教育的过程，也具有顺乎自然，存养天理的含义。其四，由于"仁"体现了天理流行的过程，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生活中的日常小事和礼仪规范都包含了仁。学者识仁，便可由浅入深，随处体认，这也就是下学上达，注重实践力行、精察的功夫。 第三，从人性论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程颢认为：仁所体现的原初意义上的善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人的禀赋得自于天，继善成性，人人皆有学为圣人的先天条件，但人是否能够回归性初，学为圣人，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与教育。因此，要改变后天意义上的不平等，使之回复到先天意义上的平等中，就要普遍地推广教化，使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点，同董仲舒完全把"斗筲之性"的人民看作是愚不可教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程颢把封建纲常礼教看作是天理和仁的体现，因而他的上述学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 2。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颐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嘉祐元年（1056 年）游太学，任学职，并受吕希哲师礼，终于元祐元年（1086年）。这一时期，程颐一度殿试进士不第，遂绝意仕途，大多数时间居洛讲学。 第二个阶段，始于元祐元年（1086 年）被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入朝，先后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教职，终于元祐七年（1093 年）辞免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官，请归田里。程颐这一阶段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作为，一是入讲经筵，承司马光等人的意旨，以所谓尊师重道，选贤任能的道义之说，辅养圣德，影响未成年的宋哲宗。二是在元祐元年五月参予修订国子监条制，并提出改革宋代中央官学体制的十余条建议。其中最主要的是：改试为课，以息除竞争，体现学校为"礼义相先之地"的宗旨；设尊贤堂，广延天下道德之士，以为士儒矜式楷模；立太学观光之法，允许四方士人入太学游览，观礼仪，听讲诵，或旁听太学讲学课程，等等。程颐既为经筵官，虽得到朝廷重臣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赞赏，一时名声大振，"士人归其门者甚盛"，但因其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而且有些迂腐，得罪了许多朝臣，连宋哲宗也认为他过于狂妄。朝野舆论指责他是"五鬼之魁"，洛党之首，纷纷要求将其放归田里，故尔他的上述教育改革建议也多遭否定，他自称道大难容，节孤难踬，入朝见嫉，主动辞官归田。 程颐辞官后，专心研究学问，日以讲学为事。绍圣四年（1097 年）被编管发送涪州，崇宁二年（1103 年）党禁，诏毁其出身以来的文字著述，朝中大臣多上疏指责其学术怪僻，要求尽逐其学徒。他最终在凄凉的残景中渡过一生最后的阶段，其间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程氏易传》。 程颐在教育思想方面与程颢一样，强调"生民之道，以教为本"，要求科举废除声律记诵之学，责以治道经义。但在为师处教方面，他与程颢风格大相迥异。程颢为人和易可亲，接引后学，使人感到"如坐春风中"，师生见解不同，也可"更有商量"；程颐则为人肃整严毅，果断明决，其门人多敬畏恭谨，并传有"程门立雪"的佳话。 在道德教育方面，二程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譬如：二程都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善性，但对具体的修练过程则看法不同。程颢主张"善恶皆性"说。认为人性在后天被物欲所染，去恶复性的过程，是在人性内部展开的澄治功夫。程颐则认为：人性始终是善的，现实中的邪恶产生在人性之外，又遮蔽了人性，复性的过程是剔除人性外层的污垢，显示真性的过程。程颢强调一个"染"字，程颐强调一个"蔽"字，二者的分歧正反映了禅宗南北流派的不同风格。因而在道德修养方法方面，程颢注重"自得"之学，要求学生专务内知，反求诸己，勿求于外，并声称"性与天道、非自得则不知"；程颐则认为自然万物皆是性理的所在，要求学生即物穷理，或读书，或论古今人物，皆是穷理的途径。 由于程颐在上述基点上与程颢认识不同，因而对于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理解也多有差异。诸如：对于为学最高境界的理解，程颢强调养成德性完纯而与天地同体的圣人，故尔盛称孔颜乐处的志趣，并区分圣人之学与贤人之学，比鉴颜孟优劣，认为孟子的贤人之学虽有善的，但过分干于世事，不及孔颜圣人之学的境界高明。因而，他要求学者应当学习颜子，认为颜回入圣人为近，学之可观圣化之功，是学为圣人的最好途径；而孟子虽然才高，但"学之无可依据"，并认为："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河南程氏遗书·明道先生语一》）。程颐的见解则与程颢有较大的差别。程颐重视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将其视为圣人之学的组成部分，因而他高度评价孟子的事功主义。他认为：学者治学，当要"识时"，也就是说学问之道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因势而论，不可一陈不变："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居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并强调，孔孟之学各有义趣所在，不能简单评说优劣："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则门人不亲；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则门人不尊"（同上书《伊川先生语一》）。同时，他指责当时学者为学忽视实事，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空谈德性，流于"好高"之弊，而《孟子》一书虽是杂记，不分粗细，但本末之道一并讲了，正可治学者"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的弊端（同上）。基于这样的认识，程颐主张学生要广泛地读书学习，凡有补于治道的学问，都应掌握，并且主张人们在修道的同时也要修习举业，认为：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就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他承认天理和人事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对立，但要求摆正二者的关系，不要指望从举业中求得"必得之道。"在为其父程珦代拟的汉州州学试策问题中，他便直接标示出"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当世之务，固当讲明"的主题（《河南程氏文集·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程颐提倡学问之道在于明理致知和经世致注，因而他在要求学者"格物致知"、"观物穷理"的同时，又提出"由经穷理"和"穷经将以致用"的命题，并称"九经"为"实学"，要求学生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将"穷理"和"致用"统一起来。他主张读经时，首先掌握正确的方法，观书识意、默识心通，优游涵泳，因意得义，达到致知闻道、深明义理的目的，然后将天道义理施于实用。譬如：他谈到学《易》之法，要"知时"、"有用"、"因象以明理"（《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并强调《易》"随时变易以从道"，"含事物之精"，"示开物成务之道"（《河南程氏文集·易传席》）。他的《易传》讲解卦义时也多举世事譬喻成理。再如他谈到读《诗》："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五》）。谈到读《春秋》，便强调仅知褒善贬恶并不够，还要识得"经世之大法"。由此可见，程颐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习宗旨，始终贯穿在经学教育的全过程中。这种在教育过程中义理与实用并重的治学宗旨，正是继承和发挥了宋初学者胡瑗等人倡导的优良教学传统。而程颐提倡的"观物穷理"、"读书识意"、"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等治学之道和读书方法，其后也多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阐发。 程颐在教育史上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作为，是与其兄程颢共同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高了上述诸书在宋代经学教育中的地位，其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阐发，最终立为宋代官学的法定教材。（四）程门后学游酢、杨时、谢良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二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其门人弟子遍及天下，在两宋之际和南宋初期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主干作用，对南宋及其后历朝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理学的演化和扩张之势，犹如一棵巨树，二程为主干，其门人弟子则为分支，其后蔓延分演而形成更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都是源自于二程的洛学门下。诸如：福建杨时，其弟子罗从彦再传而至朱熹，开启理学闽派学门，胡宏、胡寅兄弟也曾师法杨时，遂开南宋湖湘学门；弟子张九成、喻樗虽无固定学门，也皆为南宋儒学的一时名望，门人吕希哲兼师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王安石诸学，嘉祐中师法二程，卒开吕祖谦浙东婺学一派。王蘋、谢良佐，对南宋陆九渊心学一派也有师传关联，而湖湘学派的始创人胡安国则出自谢良佐的门人，其子弟门人又再传经胡宪兼开朱熹师门，经胡宏启开张栻南轩学派。其余如弟子尹焞继杨时之后主持南宋国学讲席，又被尊为帝王之师，在传播理学并确定理学在南宋教育领域的主导地位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再如关中苏季明、吕大临，河东侯仲良，洛阳朱公掞、刘绚、邵伯温、李端伯，均以其所记二程师传言论传学于各地，形成了争夺南宋教育思想主导地位的咄咄态势。 游酢（1053-1123 年），字定夫，建宁府建阳人。元丰元年（1078 年）至河南省扶沟县协助程颢办理县学，始投二程门下。元丰五年（1082 年）登进士第，调萧山县尉，后历任太学录、博士、颍昌府学教授。绍圣二年（1095年）至泉州，筑水云寮于武夷山之五曲为讲学之所。后擢监察御史，继出知和州、汉阳军、舒州、濠州等地，所到之处必以兴学立教为先，晚年归寓和州（今安徽和县），讲读《论语》、《孟子》、《中庸》、《诗》、《易》诸书，宣传二程理学，从学者众。游酢晚年对佛教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宋元学案》卷二十六记大观年间有人曾书信责问游酢："吾等既从二程学，后又从诸禅游，则二者之论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何也？"游酢回答则称："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并指责"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胡宏等人斥之为"程门罪人"，理由便是因为他为佛学辩解，"后更学禅"。 游酢在讲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主张学思并行互补，方为中正之道，并认为所谓"学"是"多识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验今者"，所谓"思"，是"耳目不交于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则知敬内而中有主，学则知义以方外而外有主。学而不思则所学者不能以为己，故罔罔者反求诸己而无实也；思而不学则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应于事而不安也。"（《廌山集》卷一《论语杂解》）在这里，他所讲的"学"，不仅包括学习经史文章及圣贤的前言往行，更注重"验今"，注重"涉事"，强调亲身实践历行的价值，他所谓的"思"则完全脱离外部世界甚至排斥感官的作用，不是感性认识的升华或理性的思维，而是近似于佛教摒除外虑的"静思"和禅宗"识自本心，见自本性"的教旨。游酢实际上是运用佛教的哲理诠释儒家的经典。 在教学内容方面，游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着重讨论学文与学道的关系。所谓的"道"就是五常之道。他称：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交是"天下之达道"，"舍是无以教，舍是无以学"。所谓入孝而出弟，行谨而言信、处公而泛爱，交友而亲仁，是人性善良的本然现象，君子之学必以此为本，"无本而学文，盖不若无文之愈也"（《廌山集》卷一《论语杂解》）。学文以此为本，并以引发人的善心善性为目的，譬如学诗，便是因为学诗"可以感发于善心"。对于"学文"，他认为只是一种"艺"，不可将读书与"学文"等同，读书也当求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因此，读书也当服务于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 游酢的学说，兼出于理学与佛道之间，反映了宋代理学思想的一个普遍的特征，但因其师门不振，对南宋理学诸派影响甚微。 杨时（1053-1135 年），字中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因晚年隐居龟山，被学者尊称为龟山先生。元丰四年（1081 年），自京师至颍昌，投拜程颢门下，深得师门器重，后离颢返闽，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据胡安国称：杨时在程门中得到明道先生《中庸》之学的真传，其后罗从彦、李侗递相祖述，罗李学派实肇于此。蔡京当政时，杨时被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后除迩英殿说书、侍讲等职。宋金战争时，反对割地求和，劾奏蔡京"蠧国祸民"，渡江之后，除工部侍郎等职，因力倡二程理学，闢王氏新学，享有盛望，被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晚年寓居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在程氏后学中，师门最为鼎盛。其故乡及讲学故地，后世多建为书院以祀之，如将乐、余杭、常州、慈溪、无锡均建有以其名号命名的龟山书院。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杨时与游酢同样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学"，首先是要学为圣人，认为"舍圣人而学"则无所取则。"六经"记录了圣人的思想言行，因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学者只有因六经之所指，方能渐入圣学之门户。在《送吴子正序》一文中，他指出："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抚卷而尽得之也"（《龟山集》卷二十五）。杨时所强调的"学"，与游酢一样，强调"稽诣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而不是徒侈闻见，雕章镂句，更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科举记诵之学。他指责应举者读书，只是为了"应举得官而止耳，岂真学道之人"（《龟山集》卷十三）。因此，他屡屡告诫弟子："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龟山集》卷十一）。并指出君子当以直为学："君子之治心养气接物应事，唯直而已，直则无所事矣。。。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学者必欲进德，则己不可不直，盖孔子之门人皆于其师无隐情者，知直故也"（《龟山集》，卷十）。杨时所谓的"直"，便是二程所倡导的至诚之心，就是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体察或实践圣人之道，这是为学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意到"思"。杨时的"思"，与游酢的"思"有很大的差别。他首先提倡怀疑的精神，认为学有疑方可进德，指出："学者当有所疑，乃能进德，然亦须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读书为学，盖自以为无可疑者，故其学莫能相当，如孔子门人所疑，皆后世所谓不必疑者也"（《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附录》）。在《劝学》一文中，他又强调："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日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龟山集》卷二十七）。由此来看，杨时所强调的"思"，并非脱离现实，漫无边际的随想，更不是追求抽象高深的哲理，而是建立在"力行""实践"基础之上，对于日常生活中切近的问题和道德行为的检验和体察。 在杨时看来，圣人之学也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高深学问。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岂有异于人乎？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也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冬裘渴饮，日出作，晦而息，无非道也。。然而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号物之多至于万，则物将有不可胜穷者，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龟山集》卷十八《答李抗》）在这里，杨时一方面指出圣人之学皆人所日用的常理，因而提倡实践力行，格物致知；另一方面，又认为性命道三者一体而异名，"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龟山集》卷十四《答胡德辉问》）。所以他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道德的实践修行，逐步回归本然之善性，顺性而格物，便最终可以反身而诚，实现天命与人性的统一，达到自然万物与自我的统一。杨时的这些见解，直接秉承了二程的学说，对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均有一定的影响。 谢良佐（1050-1103 年），字显道，上蔡（今属河南）人。元丰初赴河南扶沟县拜程颢为师。元丰八年（1085 年）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县。建中靖国中上殿召对，退求监局，因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骇博，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程颢尝责其"玩物丧志"。后从程颐学，自谓去一"矜"字。程颐曾赞扬他"切问而近思"。其门人有胡安国、朱震、曾恬等，对南宋陆九渊心学有较大的影响。黄宗羲论上蔡之学："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谢良佐的仁说，直接继承并发挥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主旨。他所认定的仁学，既不同于传统儒家的观点，又不同于佛性说，而是将二者揉合，依据洛学师门的主旨加以阐发。他认为：所谓的"仁"，就是"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宋元学案》卷二十四）。因此，仁作为一种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状态，包涵了自然万物的规律，它是一种自然的属性，而不是任何主观人为杜撰的东西。表现在人性上，它体现了人性善良的本质，是人的本然属性，这同自然万物归属于同一本原--天理。他指出："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尽心知性，知性则知天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在这里，心之本体与人性相通，在原初的意义上，与天理及仁均是同一范畴，因此，尽心便是识仁，识仁便是知性，便是知天，便是回归到自然本体之中。克己复礼，去除私心，便是消除堵塞自然之源的隔阂，回复生息流行的自然状态。在谈到求仁的功夫时，他指出：要下学上达，凡事不须高远，且从小事看，从一个个细微的小事中体认天理，融会贯通，自然成仁，"犹佛所谓从此心中流出"（《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倘然不识事理，不能通过一事一劫中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天理，便是不识痛痒，便是不仁。他一方面肯定佛理中有合仁之处，同时又认为佛教又自为私心，脱离生死，又发愿普度众生，拈香礼佛，便是不合天理，违反了仁者的生生之意。一次，他的学生问他："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平中，此是仁否？"他回答："此只是静中之工夫，只是心虚气平也。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他明确肯定禅宗的静坐、静悟不失为修身的良法，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儒家的天理与仁义所在寓于自然万物与社会生活之中，只有在实践力行之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天理的奥妙。 基于这种认识，谢良佐提倡格物穷理，在事物之中体认天理。所谓天理又是"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他说："所谓有知识，须是穷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的他体性始得，不然被人将鍮石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惑疑，便执不定。"（《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也就是说，须识黄金之天性，方能识黄金之理，否则便是背离天理。他说："学者须是穷理，物物皆有理，穷理则知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与天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天也"。（《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在这里，谢良佐在格物穷理的前提下，将自我与天理合为一体，既强调了对客观外部事物的学习过程，又引发出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真我"、"理便是我"。所以，他的学说又为陆王心学开源引渠。朱熹在谈到谢良佐的学说时，一方面肯定他的格物穷理及常惺惺之说，另一方面又指责他"杂禅"，称"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差"。但正如前述黄宗羲所言，谢氏之说"论仁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穷理以求是"，都不失为富于创见的观点。 二程门人除上述游、杨、谢三人外，吕大临也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吕氏长于金石考证之学，在教育方面虽无太多篇章留世，但其整理记录的程颢《识仁篇》，却是门人弟子记录程氏师门语录中最出色的篇章。余如尹和靖，在程颐死后，聚徒讲学洛中，在中州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南渡之后，主持帝王经筵讲席，对重振二程理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胡宏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胡宏（1105-1161 年），字仁仲，福建崇安（今福建西北部）人，南宋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称五峰先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胡宏出身于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与二程高足弟子游酢、谢良佐、杨时等学界名流交往密切，并为南宋治《春秋》学者之宗，所著《春秋传》，被宋高宗赞为"深得圣人之旨"，①明初又被立为学官。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也均为南宋有名的学者。南宋号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和张栻，均曾求学于胡氏兄弟，朱熹、吕祖谦曾为胡宪的学生，张栻为胡宏的高足弟子，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又与胡寅有师生之谊。可见，胡氏之学在南宋学术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观点虽与理学关联深厚，但自以《春秋》标立门户，注重经世致用，多论经史大义，强学力行，志于康济时艰，独创湖湘学统。 胡宏在胡氏诸子中学识最优，"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②。他幼承庭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年15，便自撰《论语说》，从其父胡安国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再从胡安国学习《通鉴举要》，为编《皇王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20 岁时入京师太学，师事程门高足杨时；靖康元年（1126 年），于荆门拜程门弟子侯师圣为师。故其学术渊薮，既以胡氏家学为底蕴，又兼得程氏理学之正传，这种学术风格既体现了南宋湖湘学派的基本特色，又成为贯穿于他的代表著作《知言》一书的思想宗旨，并在《知言》中得到集中的表现。南宋初年，胡宏曾荫补右承务郎，因不愿与权臣秦桧为伍，隐居衡山，致力于学术研究，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曾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执教于碧泉书院、道山书院等处，湘、湖之士多求学于其门，尊仰其为一代师表，高足弟子有张栻、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语等人。明人彭时则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栻）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七）。 《知言》是胡氏湖湘学派学术教育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系统地表明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宗旨，标志着湖湘学派思想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定型。因此，历代学者多视胡宏与其父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胡宏的学生张栻评价《知言》："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朱熹也称"湖相学者崇尚胡子《知言》。"宋代学者吴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末》则高度评价《知言》一书："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清代学者全祖望也有一段相关的议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集·附录一》）上述诸儒言论肯定了三点：第一，胡宏及其《知言》在两宋理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过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第二，在一部分学者看来：《知言》一书在宋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超过了张载的代表著作《正蒙》。第三，《知言》一书是南宋湖湘学派的经典著作。 《知言》一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及相关的论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下方 ① 《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 ② 朱栻《历代名儒传》卷五。 面：1。胡宏有关"仁学"见解"仁学"是胡宏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点之一。作为一位教育家和哲学家，仁的含义在胡宏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局限于教育和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胡宏讨论"仁学"的思路，是首先赋予"仁学"在哲学本体上的意义，然后以此为依据，引发出一系列有关社会教育、道德修养及人伦方面的问题。这种思维的方式正反映了宋代理学家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是胡宏虽然也多标新立异，并不完全苟同理学家之言，但仍得到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的极力推崇，并被视为"道学之枢要"的缘故。 "仁学"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并非胡宏所创。胡宏的"仁学"思想也非妄发己臆，而是泛观经史、博采众长，取精用宏、折衷裁削的结果，其本源皆有所自。这一点也正为胡氏湖湘学派注重取鉴经史、康济时用的学术特色提供了验证，也是湖湘学统深得东莱吕氏学派标榜的主要原因。 在胡宏看来，仁学的历史本源和思想本源均始自孔子，并是孔门教学的中心点。在《知言·大学》《以下凡引《知言》均省去书名，只引章名）中，他指出："夫学于圣门者，皆以仁为本。"在《求仁说》中指出："《论语》一书，大抵皆求仁之方也。"既然"仁"的价值如此广大，那么，如何为"仁"确定界说，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 首先，胡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仁"的哲学意义。他先后为"仁"确定了如下的界说："仁者，心之道乎"（《天命》）；"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仁者，道之生也"（《修身》）；"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阴阳》）；"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也"（《纷华》）。 理解上述界说，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心"的含义。在胡宏的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心"并非一种纯粹主观的意念，而是一种包含双重属性的哲学范畴；第一，"心"是外部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客观反映。《大学》："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物"。《好恶》："有是心则有知，无是心则无知。"第二，"心是"一种超越人的个体思维及其存在的客观先验的理念形态，是万物运行变化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同时也在客观事物后天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引胡宏论"心"的言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由此推见：胡宏是一位二元论者，他为"心"下的第一界义，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存在，指出"心"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阐述的是"人心"的范畴。但他把"人心"看作是认知的对象，而不是认知的手段或思维活动过程本身，是反映外部事物本质属性的客观真理，因而也是一种永恒的范畴："心无生死"（《胡子知言疑义》）。他为"心"下的第二界义，阐明的是"天地之心"的含义，这是一种先验论的哲学范畴，反映了胡宏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二是"道"的含义。胡宏所言的"道"，与"天地之心"实际为同一概念，仍然是指万事万物的客观属性及其变化运行过程所遵循的先天性规则。《往来》："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备万物，参天地，谓之正道。"《天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修身》："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宏所谓的"道"，虽非人的主观意念，但先于外部事物而存在，并包容了外部事物的本体及其运行过程，因而被称为"体用之总名"（《阴阳》）。另一方面，"道"虽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物质也被看作是"道"的存在形态，是后于"道"而出现的，但"道"不能脱离"物"孤立存在，"道"贯穿在万事万物之中，只有即物求道、即物求真，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对"道"的真实体认。否则，离物求道，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真实、正确的知识。明确了"道"与"心"的含义，进一步阐明"仁学"的范畴，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仁包含了伦理学的意义，但已不限于此，而是具备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体现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自然运行的规律及过程本身。所谓"仁"为"道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道之生"，即是此意。第二，仁具有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真实再现的内含，也就是所谓"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机要"的旨意。这一点，说明"仁"与前述的"人心"也是旨意相同的。第三，仁的范围无限广大，是贯穿于宇宙万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的准则，但这一准则并非固定僵死的东西，而是在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动特征。《修身》："仁无定用"、"时无穷，事万变，惟仁者为能处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也就是说无论经受任何千变万化的考验，都能不违背天道，就是体现了仁的宗旨。 就此而论，胡宏所谓的孔门施教以仁为本，就是指理解事物的基本原理，并在实践中力行、体验、深化。他进而阐述了仁学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仁为大学之本，诸如子游、子夏问孝，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孟子承先圣，周旋而不舍，均是"久于仁"、"志于仁"的体现。第二，"仁"反映了各种事物千差万变的属性，因而也表现了人与人各自不同的特征，所以，孔子因材施教，也有季路之仁、公西华之仁、冉有之仁的差别。 胡宏有关"仁"的界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颢《识仁篇》的思想，他进而把学习过程概括"识仁"的过程，也直接体现了《识仁篇》的思想宗旨。胡宏认为：第一，"仁"虽然是先天存在的"道体"，但"仁"体现在现实的事物之中，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够"知仁"："人虽备天道，必学然后识，习然后能，能然后用"（《好恶》）。第二，"仁"既为道体，与天地之心相通，道体为性，"其用为心"（《胡子知言疑义》），循天理为顺命知性，故"仁"与性理也是相通的。因此，尽心知性就可谓"识仁"；"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天命》）。"务尽其心之谓大仁"。（《修身》）"穷理尽性以成吾仁"、"人尽其心，则可与言仁矣"（《纷华》）。第三，仁包含着一种普遍的爱心，这种爱心在胡宏看来，正是贯通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一种生息造化之功，胡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是表彰了张载《西铭》之说。这一点也标明了胡宏想要培养的"与天地同其道"的圣人所具备的特征："仁者无不爱也，故以斯文为己任，理万物而与天地参矣。"（《纷华》）。胡宏还以"仁"的标准，要求并规范帝王之政，他认为仁为立身立国之本，帝王以仁治国，不仅要"富民"，更要"爱民"，而"爱民"的主要标志就是"教民"（《文王》）。他说："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天命》）"士选于庠序，政令行乎世臣，学校起于乡行，财出于九赋，兵起于乡遂，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天命》）这里不难看出：胡宏在治理国家方面推崇"仁学"，正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仁学并非脱离实际的洞空原理，而是"切切于世"、"周乎万物"（《天命》），因此，"仁之道，非便儇矫厉，耳剽口诵之所可得，必刚毅笃实，主忠行恕，而后可至"（《五峰集·邵州学记》）。胡宏进而指出"识仁"的学习途径：开阔胸怀和眼界，廓然大观，解其胶固，骞然高举，拔于卑陋；潜心于孔子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弃，力行于仁；亲师求性初，崇师问道；取友资器利，相观而善；自反修身，守身以仁，情欲之妨于义理者消忘之，气质之戾于中和者矫正之；无须臾不敬，无毫忽自欺，慎独自省。如此，方可谓"下学于己而上达于天，然后仁可言矣"。（《胡宏集·求仁说》）。 综上可见，在胡宏的教育观念中，"仁学"是其阐述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 2。胡宏论人性与教育胡宏对"人性"的理解，在宋儒中是独具一格的。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否认人性有善恶，并因此被朱熹斥为"举物而遗则"（《胡子知言疑义》）。胡宏也没有像二程和张载那样，把"性"划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且把情、欲看作是性的表现形式，把性看作是气与物的主宰。胡宏在《知言》中，给"性"下了如下界义：第一，性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先于事物而存在，又贯穿流行于客观事物之中，是事物的本体和变化运行的动力，与所谓的"道体"、"天命"、"天理"、"天地之心"是同一范畴。《胡子知言疑义》："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旧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义理》："义理，群生之性也。""夫理，天命也；义，人心也。"第二，性虽为万物的本体，万物包含在性的范畴之中，但"性"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本原，而是千差万异的不同物质和事物的各自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也是由其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的。《汉文》："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一气》："万物皆性所有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焉矣。"《往来》："万物万事，性之质也。"《修身》："性外无物，物外无性。"第三，欲在性中，二者的关系是同体而异用。《胡子知言疑义》："好恶，性也。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在胡宏看来：性的内含十分广大，"善恶吉凶百行俱载"（《释疑孟·辨》），善恶不足以言之，情欲不能排除在外，无论是圣人，还是凡人同样都有情欲，二者的区别不在是否有情欲，而在于情欲是否合于"道"，是否符合常理。他指出："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累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胡子知言疑义》）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由此出发，胡宏进一步阐述与人性直接相关的教育问题：第一，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而在于使人的情欲所发合于天道自然。因此，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顺万物之性、成万物之性。《大学》："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学，立天地之经、成万物之性。"《汉文》："圣人顺万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礼，章五服，用五刑，贤愚有别，亲疏有伦，贵贱有序，高下有等，轻重有权，体万物而昭明之，各当其用，一物不遗，圣人之教可谓至矣。"在这里，胡宏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及等级制度，都看作是天道自然的表现，所谓的"顺性"、"成性"也是为了维护并理顺封建社会上下有差、尊卑有序的专制秩序，培养学生做恭顺的臣民。第二，怎样才能达"成性"、"顺性"的目的呢？胡宏说："顺秉彝，穷物则，谓之正教。"（《往来》）就是说，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循守封建的纲常伦理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守身以仁"，同时要广泛地读书、学习，了解各种事物的属性。《大学》："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至。"《复义》："天命之谓性，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也，难也哉！求免斯弊者，舍讲学其可乎？"《义理》："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己，泂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学必习，习必熟，熟必久，久则天，天则神。"《纷华》："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胡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尽物理，才能够达到"成性"、"顺性"的境界。既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对于周围事物的实际观察与体认，但胡宏既已承认天理道体与人心相通，心知天地，宰万物，因而他更注重对心体的自我体认，并否认外部感性知识的可靠性，认为："彼夫随众人耳目闻见而知者，君子不谓之知也"（《大学》）。他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仍然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唯心色彩。 3。胡宏论道德修养胡宏有关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论述，是以其"仁学"及心性论的观点为依据的。 由于胡宏肯定合理的情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因而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在于"绝欲"，而在于"寡欲"和"清欲"。胡宏既肯定性理与情欲是同一个范畴，又指出二者矛盾统一的关系。《往来》："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纷华》："人欲盛，则于天理昏。"《义理》："物欲不行，则志气清明而应变无失。"《修身》："修身以寡欲为要。"《纷华》："穷理寡欲，交相发者矣。"胡宏在这里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修养的两个主题：其一，修身寡欲与"穷理"的道德认识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其二，修身寡欲是要排抑那种违反常理的"物欲"，这种"物欲"是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功名利禄。胡宏把宋代的科举词藻之学都归入"物欲"之中，并进而强调：道德修养必须摆脱科举利禄的干扰，才能够正常进行，因此在提倡教育以修身明伦为本的宗旨后，必须明确地指出科举利禄之学的危害性。对此，胡宏在《邵州学记》所做的论述，可谓是上述思想的注脚："夫为是学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盖将使之修身也。。。若徒掇拾章句，驰骛为文采，藉之取富贵，缘饰以儒雅，汲汲计升沉。领光景以快情遂欲，夸妻妾而耀乡里者，是吾弃我经天纬地，建三才，备万物，至大至妙，不赀之身于一物之小也"（《胡宏集·杂文》）。胡宏还从三个方面论述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第一，自反责己。《天命》："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从人反躬者，鲜不为君子；任己盖非者，鲜不为小人。"《文王》："以反求诸己为要法，以言人不善为至戒。"第二，改过致知。《事物》："行之失于前者，可以改之于后；事之失于今者，可以修之于来。。。虽强力之人，改过不惮，其如过之不穷何？是以《大学》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后意诚，意诚，则过不期寡而自寡矣。""事之误，非过也，或未得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过也。心过能改，能改心过，则无过矣。"从这些言论可以推见：《知言》所讲的"改过"，是就澄明或端正"心体"而言的，"致知"则如胡宏多次强调的"尽心知性"、"格物致知"，这种修养的功夫正体现了程颢主张在人性内部澄清本源的思想宗旨，同时，致知的功夫也就是正心诚意的过程。改过致知，也就是在反求自责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道德认识的过程。第三，谨言慎行。胡宏对于这类问题的理解，既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少犯错误，使道德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同时也视之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功夫之一。《文王》："以言人不善为至戒。""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中原》："学，即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之不已，理与神会，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除上述各个方面之外，在谈到教育内容时，胡宏主张"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仲尼》）。他认为：《易》、《书》、《诗》、《春秋》及所有的孔孟之书，皆为圣人之道，有补于治道，但尤其表彰《春秋》之学，认为《春秋》与《易》包容了"经伦之业"，可以起到"一目全牛，万隙开"的作用（《汉文》），并反复强调："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清人欲，复天理，莫深切于《春秋》"（《一气》）。这样就把《春秋》推到了儒家学说的中心地位，并视之为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一点也标榜了胡氏湖湘学派的学业专长。 （六）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号晦庵，晚年又号晦翁，云谷老人等。是南宋最著名的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今南平）尤溪县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朱松为二程再传弟子胡寅、罗从彦的学生。朱熹自幼习读儒家经典，19 岁登进士，受同进士出身。20 岁任同安县主簿，便着手整顿同安县学，开始了教育实践生涯。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朱熹上疏孝宗，建议以《大学》之道为修身立国之本，不被采纳，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前后达15 年之久，期间完成了《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重要著作。淳熙六年（1179 年）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永修、都昌等地），积极倡赞教育事业，并经常亲诣学宫，为诸生讲说。同时，重建废坏已久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为书院制定学规，使白鹿洞书院最终发展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著名书院，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也成为历代书院模拟的范本。 淳熙八年（1181 年）朱熹南康军任满，又退归故里武夷山授徒讲学，专研学术，期间多与陈亮辩难王霸义利之学。淳熙十六年（1189 年）出知漳州，其间完成了《四书集注》的刊印（1190 年）。绍熙二年（1191 年），定居考亭（今福建建阳西南），创办竹林精舍，几年后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绍熙五年（1194 年），朱熹知潭州，为政之余，致力于复兴岳麓书院。他亲自规划设计，扩建学舍至百余间，学田增至数十顷，生徒达千余人。一时书院名声大振，学子云集，以至坐席不能容，溢于户外。同年，朱熹经宰相赵汝愚的推荐，入朝受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担任经筵教官，为皇帝进讲《大学》之道，不久遭韩侂胄等人的排斥，罢出京师，仍回故里考亭著述讲学。庆元三年（1197 年）韩侂胄立伪学逆党籍，朱熹被指为"伪学罪魁"和"伪师"，但仍著述不缀，讲学不休。死后九年（1209 年）朝廷为其追赐谥号，正式平反。 朱熹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对后代的影响也甚为深远。 1。朱熹论读书法朱熹主张为学之道，必在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他一生勤学博览，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许多有关读书的方法及经验，提出许多精辟见解，经其门人整理归纳为六条"朱子读书法"：其一，循序渐进：读书有序，首尾篇章依次看来，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于前，勿求于后。其二，熟读精思：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名物训释，一一认得，玩味反复，方能通透理解，得其真谛。其三，虚心涵泳：读书当虚心静虑，不可先入为主，引圣贤言语来拼凑自己的意思，而要虚怀若谷，平心取舍；同时要反复玩索，体会书中的旨趣。其四，切己体察：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文理，还要就自家身上推究、体验，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其五，着紧用力：读书要抓紧时间，振作精神，如救火治病，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其六，居敬持志：读书要收敛此心，专静纯一，并要立定远大的志向，一味向前。 2。朱熹论教学方法朱熹毕生从事教学活动，在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创造性地应用和发挥了古代优良的教学方法及传统。譬如：他在注解《论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又引出所谓"时雨化之"的新意，强调教师应当像时雨化生百物一样，辅助学生自然生长，这就使得教学过程更富于自然的意趣，师生相处也更为融洽。同时，他认为：所谓的启发教育并非是教师强牵之功，教师虽有指引之功，但学生学习是自己为学，教师不能替代，学生要事事自己去理会、自去探究，这样就摆正了学生是学习主体的关系。再如：在阐述"温故知新"这个古老教学命题时，朱熹不仅强调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而且提出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要求学生正确理解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此外，朱熹在谈到知识的博约关系时，则强调以博来广开基，以约而得其意，博约兼顾，天理方可通明，这种观点于"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平谨"，与孔子"博文约礼"的思想相比，已生出新的诣趣。 3。朱熹论学校教育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学校的大学和小学，是按学生的年龄及学习内容难易程度的不同自然区分的，并无系统的有关大小学制建纲领、教材等方面的明文论述，界限也较模糊。朱熹在总结古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把学校教育明确划分为大学与小学的两个阶段，并规定了大、小学各自的入学年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及修业年限。他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人生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生活礼节及六艺之文；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并多次强调：小学以"教事为主"，力求浅近生动，教学方法要求生动、形象，以验事为主；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大学打基础，并亲自编写《小学》一书，作为基本教材。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和深化，二者的区别在于：小学明事，大学明理，"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系统明确地论证了学校教育阶段划分的理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校教育内容及建置相对混乱的状况，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并促使学校教育正规化，为近代学校的学级制提供了雏型。 4。对南宋教育现状的批判朱熹多年担任地方官员，对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有较多的体会和认识。 他认为：南宋社会内忧外患虽多，但最致命的弊病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风俗败坏。因此，多次规劝朝廷以《大学》为治国的纲领，推行教化，改变士风。并指出：宋代学校教育违反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宗旨，弟子所学"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词，但为科名爵禄之计"，导致学校有名无实，风俗日敝，人材日衰。他批评南宋地方官学（如福州州学）"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中央的太学"但为声利之场"，太学教师不过是一些"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学生则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既未尝闻德行道艺之实，而太学月书季考，又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完全失去了国家立学教人之意。为此，朱熹提出了革除学校弊病的如下建议：首先，端正办学方向，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遗意。其次，严格学官之选，要求担任学官者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再次，学校教育内容要着重讲述道德政事之实。此外，大幅度减少太学解额，归还诸州，罢舍选之法，堵塞怀利干进之途。同时，朱熹还提出了平均诸州解额、设立德行科、罢除诗赋、考试命题依据章句等一系列改革宋代科举和学校的建议。 朱熹对宋代教育现状的批评，切中时弊，要求整治弊政的建议，也不乏合理因素，他力主通过教育的变革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把教育事业的兴衰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时根本大计，继承并强化了中国古代优良的教育传统。但他的许多见解理想色彩太浓，有些近似迂腐，因而不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采纳，反而招致讥弃和排斥。 除上述诸点之外，朱熹在道德教育、蒙养教育，以及有关教育的起源等诸多问题上，都有经典性的论述。其大旨是强调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五常是天理和完美人性的体现，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恢复人的自然善性。他由此出发论述教育的起源问题，认为：人性禀受于天，本然至善，后天气质之禀不齐而流失于偏差，故天降"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圣人，继天立极，担任百民之师，纠正人性的偏差，使之回恢原初性状，于是便产生了"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和伏羲、神农、尧、舜那样"代天立教"的圣人和君王。就此而论，教育起源于人性内部自我完善的需求，并且是天理流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帝王圣人的天然责任。 （七）陆九渊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陆九渊（1139-1193 年），字子静，号敬斋，又号象山，江南西路抚州金溪（今江西省临川县）人。陆九渊少年聪颖勤学，广泛阅读经史文章。青年时又立志习武报国。乾道八年（1172 年），应南宫省试，赐同进士出身。此后仍热心教育活动，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求亲炙问道者益盛。淳熙元年（1174 年），授迪功郎、靖安县主簿。次年，吕祖谦约陆九渊兄弟与朱熹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会讲，调解朱陆分歧。朱亨道《陆九渊年谱》记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支离。"（《陆九渊集》491 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淳熙九年（1182年），陆九渊得荐为国子学正。淳熙十三年（1186 年），主管台州崇道观，归故里讲学。据《象山先生行状》称："每诣城邑，环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徒观寺。县大夫为设讲坐于学堂，听者贵贱老少，溢塞涂巷。"（《陆九渊集》390 页）次年，去江西应天山（又改称象山）讲学，四方学徒大集，遂建精舍，作为讲习之所。绍熙二年（1191 年），赴任知荆门军，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创议筑城，巩固边防，改革吏治，减罢税钱。在文教方面，他更是勤谨修学，整顿学务，凡朔望及暇日，必躬亲讲诲诸生，史称他一次讲授《洪范》时，官员、吏人、士儒、百姓听讲者达五六百人。绍熙三年（1193年），陆九渊病逝于任所。 在教育思想方面，陆九渊认为："塞宇宙一理耳，学者所以学，欲明此理耳"（《陆九渊集·与赵咏道》）。理与心一体，"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由此导出心学的基本命题："宇宙便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同上，《杂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心、立心、存心、养心、求放心，他说："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与舒西美》）。在这里，心学构成了教育的核心与主体。 陆九渊的"立心"，也在于"做人"。所谓的"做人"一是做道德上的"完人"，一是超然于万物之上的超人。这种超人既能"激厉奋迅，决破罗网"，而无事之时，优游自然，领略到出世消遥的乐趣。陆九渊也同张载一样，主张"存养"，但他的存养不是养气，而是"自存本心"，"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陆九渊集·语录》）。存养的办法，一是寡欲，以去吾心之害；二是从日用处开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将做人的道德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 陆九渊深受佛教唯识宗的影响，认为人心本是清明至学，一旦逐物，方被外尘蒙蔽。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剥落"外层之污蔽，恢复本心的清明。剥落的功夫不仅要自我涵养，也要借助外部力量，师友切磋，相互补益。 由于过分强调本心的作为，因而陆九渊轻视书本知识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不读书，不识一字，也能"明天理"、"作圣贤"，并声称："六经皆我注脚"，讽嘲那些皓首穷年、通经学古者，是"内无益于身，外无益于人"。在陆九渊看来，读书是次要的，若不知躬行践履，读圣贤书，也没有什么用处。对此，朱熹曾批评陆九渊"气象甚好，其病却在尽废讲学"（《朱文公集·答张南轩》）。但陆九渊并不是尽废读书之事，他主张读书须先"心正"，"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陆九渊集·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陆九渊教学，提倡自得之学，注意心教。所谓自得之学，就是教学生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所谓"心教"，就是教育学生"常就本上理会"，教人"知心"，从血脉上感移，教学也当提缀大纲，让学生自己去理会细节。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反身而诚。同时，又要借助师友切磋互补，但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辅助的手段。 陆九渊的心学教育思想，在程朱理学之外另立一派，他的心学主张被认为是流于禅门和虚无，他忽视书本知识的价值，陷入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但他注重学生自主的学问与思考，反对读死书，提倡躬亲实践、疑古惑经、不徇流俗，也对改变南宋及后世的学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八）陈亮、叶适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陈亮（1145-1194 年）、叶适（1150-1223 年），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教育思想方面，或主张穷究皇帝王霸之学，倡言事功；或考订千载，注重经制，与朱陆心性之学，往来辩难，卓然自立为浙学门庭，成为南宋时期与朱陆之学相抗衡的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想流派，其酌古论今、开物成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兼承北宋教育家胡瑗、王安石等人重视治世之学的优良传统，而又不尽苛同；其后又多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和清代汉学家所取鉴。 1。陈亮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永康学派的主要代表。 早年就学于同邑何子刚馆舍，少年英才，喜论古今成败 之迹，慨言四方经略之志，著《酌古论》，洋洋数万言，上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诸葛孔明，下至崔浩、李靖、封常清，汉魏至隋唐有为之士凡19 人，备述治世之功业，运兵之成败，酌古喻今，直抒胸臆，显示出陈亮非凡的雄才伟志。在《酌古论·序》中，他一方面强调酌古论史的目的在于，能于前史窃窥英雄之未及，论著前人所及而未能别白者，使之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戒，大则兴治，小则临敌，这一点反映了浙东学派注重功制及历史研究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文武分立的观念提出批判，主张文武之道合一，认为"文非铅■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他对于文武之道的论述正是永康学派一向倡导的经世致用之道。陈亮的这部《酌古论》因见识非凡，卓然超众而得郡守周葵赏识，被延为上客，并得受《大学》、《中庸》之学。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应婺州州试，被录为太学生员，自认为太学学习不过是"填成均生员之数，未能高飞远举"（《陈亮集》卷二十一《与叶丞相书》）又因上《中兴五论》反对宋金议和，不被朝廷采纳，遂归隐故里，闭门读书讲学，自称"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并立"保社"之名，标立师学门庭。《陈亮集》卷十所列《经书发题》或被视为此时教学的纲目①，其内容包括《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礼记》、《论语》、《孟子》等。其分经教学的宗旨：讲《书》，称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因时之宜，并指斥"经生分篇析句之学"，不足以知此；讲《诗》，称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采之于《诗》，区区章句训诂之学，不足以言《诗》；讲《周礼》，称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为人道立极；讲《春秋》，则称尽事物之情，达时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讲《论语》，则称用明于内，汲汲于学；功深力到，必通体而好之，等等。讲求时用、开物成务的宗旨贯穿于教学的始终。陈亮居家十年力学著书，大体形成了永康之学注重事功的实学倾向，同朱陆心性之学的分岐也由此开端。他自称：辛卯、王辰（乾道七、八年）间，始悟空言心性，于世无补，乃穷天地造化之功，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在《与应实仲书》中，他指责当世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不过如枯木死灰而已，主张学 ① 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龙川集序》称："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三）［四］书》，最著者也。"《陈子课稿》当即为《经学发题》。 者应当在具体事物之中和日用之间，去体认和思考学问之道、反对脱离具体事物去空谈性理，指出："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并强调，因事作则、因物而省道，乃为圣人格物致知之学的本旨。 此后，陈亮于淳熙四年（1177 年）应试南宫，论皇帝王霸之略，科举之文不合程式，遭学官黜落，这使他对南宋的学校制度更为不满，并决计弃学校而归耕。淳熙五年（1178 年），在三次上书朝廷不被擢用的情况下，再次回乡讲学。居乡讲学期间，又屡遭诬狱之祸。在学术思想方面，与朱熹频繁书信往来，讨论王霸义利之辩，其中也涉及到教育问题。绍熙四年（1193 年）陈亮赴临安应试，策论得到宋光宗赏识，殿试擢为第一名，授建康军签判，未及赴任而卒。学者尊称其为龙川先生。 陈亮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并大多有感而发，因事而论，不尚空谈，且多针砭时弊，其发题及立论与朱陆之学针锋相对。 首先，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陈亮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大抵针对朱熹的观点而发。他在致朱熹的《甲辰秋书》中，针对朱熹主张教学生以醇儒自律，学取圣贤事业，穷理修身，独善其身的见解，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学为成人"，并在各种场合中多次强调，学问之道当期于开物成务。前述的《经书发题》，即是贯穿这一基本的教育宗旨。在《祭陈肖夫文》中，又强调向之所学，"以断国论，以谋王体"。"学以成人"和"期于开物成务"的教育目的互为一体，所谓"成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治世务实的一技之长，进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送王仲德序》一文中，陈亮结合两宋教育史实，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名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其他，这种士人各专所能的现象虽被后世目为朴陋，但实际正是教育盛极的反映。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则士学风气大坏，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论前辈，以为不足学。世之高者，则乘机标榜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俨然以人师自命。陈亮的矛头直指理学家：空言"尽心知性"与"学道爱人"，使天下之士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他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陈亮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这一宗旨正表明了"学以成人"和"开物成务"的思想内涵。其次，论学习的方法。陈亮认为，求学之道当立足于两点：一是因事求道，二是因动求道。这两点都是针对朱陆的心性之学提出的。陈亮认为天地之道常行于事物之间、日用之称，离开具体事物空谈性理，静养修身，就不可能学到真实的学问。他指出："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陈亮集》卷九《勉强行事大有功》）因此，他主张"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用力尽心，勉强求实，以动而应动，以动而识变，并举孔子以《礼》教人之例，"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入"，讥讽朱熹"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未兴于诗而使立于《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陈亮集》卷二十《又癸卯秋书》）。陈亮提倡"动"，提倡因事求道的学习方法，为其后明清启蒙思想家倡导"主动"、"习行"的学习方法开源引渠，代表了中国教育史上进取务实的优良学习传统。 第三，论异端之学。在评定知识价值的标准方面，陈亮与朱熹也有显著的不同。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因此他肯定被朱熹依据道统说斥为异端的汉唐之学，有着广泛的可取之处。在给朱熹的信《又乙巳秋书》中，他讥讽朱熹"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而自以为"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和"古今秘宝"，是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绝一世之人于门外，以立功建业别是法门，无异于讲世界皆是利欲，二千年的君子都是瞎子。在《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一文中，他进一步为异端之学定立界说，并为之正名。认为：异端之学虽有背于圣人之道的地方，但其"起于上古之阔略，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忧世变之难救，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得其一说，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陈亮集》卷十一）。如老庄为黄帝之道，许行为神农之言，墨氏祖于禹，申、韩祖于《道德》。均有脱颖的独见和学问的专长。对待异端之学的态度，应当是"得其颖脱而不惑于背戾"，一旦学到其学问所长，出而见于设施，则必如兔之脱、鹘之击，成天下之骏动而莫能御之。他列举管、乐功利之学，是卓然有念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贾生经营讲画，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经世之志；魏征从容议论，有善必达，治体略尽，纵横之学，直发君臣遇合之机。倘使圣人之道未散，《六经》之学尚明，他们皆得以驰骋于孔门，"由、赐、游、夏不足进也"。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亮讲学，论及圣人之道或经学意旨必达之于开物成务，穷究皇帝王霸之略，极论社稷大计，考订二千年历史兴废，发其秘密，不囿于天理人欲的迂见，别开经世务实的永康学门，以垂示后学，开通风气，大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并端正了确定知识价值和学习动机的观念。 陈亮论及学校教育，主张百家异流皆在可学的范围，允许学生自由探究时政，以养成施政之实才、充其豪杰之气。他在《与徐彦才大谏》的书信中说："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陈亮集》卷十九）谈到学校立法，他主张综合胡瑗的苏湖教法、王安石的三舍法及程颐的元祐学法，各取其所长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使太学之士各因己所长而得以自奋。在对待宋代教育思想领域中的程、王之争问题上，陈亮肯定王安石功利之学的积极作用，认为王安石"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民兵，制国用，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有助于治道。但其弊病是使天下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习于所谓经义者，又"剥裂牵缀，气日以卑"（《陈亮集》卷十六《书欧阳文粹后》）。他推崇程、张之学，将张载比为孟子，二程比为颜回，并著《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三先生论事录》、《西铭说》、《伊洛遗书》等书文，但反对读书寻章摘字，主张精考其书，自得于言意之外，达其"精义之功"，尤其反对朱熹"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的做法（同上，卷二十一《与陈君举》）。 在《变文法》一文中，陈亮对于宋代学校及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诗赋之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古人重变法而尤重 于变文"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回顾宋代诗赋文体演变的过程，对于柳开、穆修倡导古学的宗旨极为赞同，指责杨億、刘子仪的西昆体瑰奇精巧而体格卑弱。他赞扬欧阳修、尹洙以古学风励学者，胡瑗、石介、孙复以经术居讲太学，李觏、梅尧臣又以 文墨论议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太学之盛，盖极于此"（《陈亮集》卷十一《策》）。但陈亮认为庆历间太学文风的改变，是"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来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同上）。对于王安石以经术选士的主张，陈亮认为其意非不美。他认为：司马光元祐更化尽复旧制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又不能吸取其学校课士之大略，徒取快于一时而无益于世。因此，陈亮主张参用胡瑗苏湖教法，熙宁王安石学法、元祐程颐学法，改革宋代太学的文风及学规。陈亮一生行事耿直，却仕途多舛，怀才不遇，甚至横遭冤狱之苦，考中进士第一，却又未官而卒。但他学识渊博、胸怀豪放，深受士儒崇敬。辛弃疾《祭陈同甫文》称赞他："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之早遇，岂愧桓伊"（《陈亮集·附录一》），并称陈亮为天下之伟人。南宋学者乔行简赞美陈亮："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初成务，酌古理今，其说孟近世儒者所未讲。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谦、九渊，皆称之曰：'是实有经济之学'"，主张为陈亮加封谥号，以垂范后学（参见《陈亮集·附录二》）。 2。叶适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叶适，字正则，学者称为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家世贫寒，幼承母教。淳熙五年（1178 年）中进士，淳熙十四年（1187 年）后担任过太学正、博士、国子司业等教职；庆元党禁时，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嘉泰二年（1202 年）复官，开禧二年（1207 年）被劾罢，回乡从事学术研究十六年。其学术教育思想，上承永嘉诸子薛季宣、陈傅良"兴王远大之制"、"弥纶以通世变"的经制之学，兼取周行已、郑伯熊"必克省以御物欲"的明见天理之学，博采众长，自成体系，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叶适的教育主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叶适同陈亮一样，主张培养"秉义明道"、"文武兼资"，并有治世之才的真士，倡导学以致用，见诸事功，并以此作为判定道德学问价值的标准。他在《赠薛子长》中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文集》卷二十九）讥讽理学家空谈仁义、性理与天道，不务实学，将"学与政判然为二"，不过是"科举之余习"，徒然只有装饰美观的作用，其学业与世无补。认为空谈性命，"玩侮先王之法言"，其弊更甚于"摘裂破碎"的口耳之学和词赋之学。在《进卷·士学》一文中，他指出："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其次，有关教育的内容。叶适也以六经为基本教材，但他主张学习六经，当广求其帝王兴事造业之功，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术。例如：谈到《周礼》，他要求学习周公"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他认为"经所以载治，非所以为治"，反对把经典教条化，指出"枯守其所闻，无验于事，其言不合；无考于器，其道不化"。他对空谈性命的道学之徒十分反感，认为道学之徒自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是"其本少差，其末大弊"（《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主张学者当以《诗》、《书》为正，务求经世之治道。同时，广博见闻，反对废耳目之实。指出："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诣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在《宜兴县修学记》中进一步提出："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始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水心文集》卷十一）其宗旨就在于强调以治道为本，融通百家诸子之学，兼取所长，为我所用。 第三，即物求知，以学致道。叶适同陈亮一样，反对脱离实际，空言性命，主张到事物之中考察事理，认为"知之至者，皆物之验也"。因此，他重视耳目感官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出"自外入以成其内"的耳目之官，与"自内出而成于外"的睿思，二者"内外交相成"才能使人不断增长见识、日臻于贤哲。在此基础上，他针对理学家"以道致学"的见解，提出了"以学致道"的观点，并列举《尚书》"维学逊志。。道积于厥躬"是"言学修而后道积"，《诗》"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言学明而后道显"（《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叶适反复强调学与思在成就人材、探明事理方面的重要价值，认为只有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才能做到"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舍去其中的任何一端，都是"不知天之所与"。他明确提出"思学兼进者为圣"，认为：所谓学，是"圣之所出"，也就是"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就如孔子体仁，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学者能知孔子识仁的体状，拟议深熟，然后可以"知仁之指归，造诣径直，则颠沛造次可以弗违"。所谓的"思"，实际就是前述"拟议深熟"的功夫，这是对感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哲理化。他认为，学者修德进道的作圣之功实本于思，"思之所通，诚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并而云"（《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述而》）。叶适所讲的"作圣之功"，正是他反复强调过的"以学致道"、"学明而后道显"，他指责理学者"以道致学"的主张，"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孟子·告子》）。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对程朱所极力推崇的《中庸》、《大学》也提出了怀疑和责难。认为"中庸之德"在《论语》中并无旁证，只可做一般义类的诠解，并非像《中庸》所称的"祖述尧舜"、"故曰配天"那样神秘，指斥道学家用中庸之道括定圣人之学，使学者"无下手处"，导致"以义理为空言之患"。谈到《大学》，叶适直斥《大学》的作者不明物理，疑误后学，指出：《大学》"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闳，大为学者之害"（《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礼记·大学》）。而程朱之徒"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标榜此书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和发明圣功的经典，是"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其言不足为信。叶适为格物正名，他主张的"格物"，是"身与天下国家之理贯穿通彻，"是真正可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其功用远非《大学》之道所能比及。据此，叶适明确地标立出永嘉学派事功主义的教育宗旨。 八、宋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始创以来，经唐代而体制初备，成为继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以后的最主要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多重作用。进入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定型，体制日渐细密周全，规模也逐步扩大，对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也更为广泛深刻，成为构成中国古代封建的官僚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有机部分，对于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广义的文化现象也产生着一定的导向和制约作用。 （一）宋代科举制度的一般程式及内容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体因循唐制而略有损益，其科目为进士、诸科、武举，此外又设制科及童子科。进士、诸科、武举为"常科"，制科及童子科则为"特科"。宋初常科除进士、武举之外，诸科分为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九科。常科之中以进士得人最盛，九科之中则以九经、五经及明经的人较盛。宋代常科，与唐制略同，概由州县解入礼部考试；特科则由大臣引荐，由天子直接考试；常科特科之外，又增学选一途，行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 年）至徽宗宣和三年（1121 年）之间，其时科举停试，取士全由学校出身。 科举考试的时间，初为一年一举，仁宗时改为两年一举，神宗时改为三年一举，遂为定制。贡举的程序：第一步先由本道秋季考选一次，称为秋试或解试。其办法是由诸州判官主考进士科，录事参军主试诸科，若上述任职官不通经义，则另选考官，由判官监试。考试合格者分为甲乙两等，将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及朱书由监官判官署名其下随解牒上交礼部。凡出现下述情况则监考官便被论为枉法或撤职：一是贡不应法、校试不以实，则监考官被撤职；二是监考官受贿则判枉法之罪。凡属下列人等被禁止参加贡举：残疾人、有大逆之罪者的缌麻（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参见《仪礼·丧服》）以上亲属、不孝不悌者、工商异类、僧道归俗者。每年仲冬将应解人的家状、试卷等上交礼部。应考试时，严禁挟书，唯词赋考试，允许带《切韵》、《玉篇》入考场。凡秋试合格被荐入礼部者称"贡士"或"举人"。凡被解者须诸州长吏举送，乡里十人连保，若有缺行者，保人连坐。太祖乾德年间（963-968 年），允许九经不第后依诸科例再试，以启迪仕进之路。随后又因诸州所荐士数益多，而参照后周显德之制，颁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以严格限制各州荐士人数。 第二步考试是礼部的省试，一般在每年的正月举行。省试合格后，放榜为进士，省试第一名称"省元"。太祖开宝六年（973 年）始定殿试之制，复试礼部进士。雍熙元年（984 年），定三甲制，凡头甲赐"及第"，二甲赐出身，三甲赐同出身。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又将殿试进士分为五等，规定为：学思优长，词理精纯为一等；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此后又先后于大中祥符二年（1000年），四年（1011 年）及嘉祐六年（1061 年）进一步完善五等评定制度。临轩唱名时，以前二等赐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 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唐代科举相比，没有很大的差别。其中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10 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10 条；九经试帖书120 帖，对墨义60 条；五经试帖书80 帖，对墨义50 条；三礼对墨义50 条；三传对墨义110 条；开元礼及三史科，各对墨义300 条；学究对毛诗墨义50 条，对《论语》墨义10 条，对《尔雅》及《孝经》墨义共10条，《周易》、《尚书》各25 条；明法对律令40 条，兼经50 条。 至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39 年），对进士一科的考试内容及方法，朝中展开了讨论，经筵官李淑主张参鉴唐代太和故制，试进士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而定去留。范仲淹参知政事，进一步强调上述主张。神宗熙宁初，根据王安石的主张，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取士，次以策论，以通经有文采者为中格，并取诸科解额十分之三增补进士科。元祐元年（1086 年）又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绍圣元年（1094 年）再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直至北宋灭亡，有关经义与诗赋取士的争议，仍没有平息，在制度措举方面也未形成定制。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变化除一般程式之外，宋代对于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使其制度更加完备。宋代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式，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以杜绝循私舞弊的现象。其具体措施包括：废除由"台■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的"公荐"制，罢止唐代以来举人预投公卷（或称温卷）的惯例，改变"礼部采名誉，观素业"的做法，一切考诸试篇。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采用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在廷试礼部进士时，开始实行糊名考校，以革除应试者"争习浮华，尚敏速"的弊端。此后又将糊名封弥用于省试和解试。这种封弥糊名的办法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年甲、三代、乡贯等密封或去掉，代之以字号。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考官徇私作弊。封弥后代用的字号，北宋时多于《玉篇》中取字为号，南宋初改用《千字文》中取字为号，以三字凑成一号。例如：嘉祐六年（1059 年）殿试，曾对■、■、■、■、■、虭等六号卷子重加详定，这些字号均取自《玉篇》；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殿试将"任贤辉"字号卷列居第一，这个字号卷便是王十朋的殿试文卷（参见张希清《宋代殿试制度述记》，《北京大学学报》1992 年第2 期）。实施封弥之后，考官尚能通过辨认文卷字迹得知考生是谁，故尔不能完全杜绝作弊现象。于是，又创立了誊录制度，设专人誊录试卷，"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九和七之十一记载，殿试誊录始创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之间，此后分别在省试及解试实施。宋代学者吴自牧《梦梁录》卷二曾记述宋代省试后封弥誊录的详细经过：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宫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复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中有魁者，殿试升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补试中榜者，三太、宗、武三学为生员。举人中省闱者，俟候都堂点请复试，不过一论冒而已。复试毕，然后到殿也。 实行封弥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与客观，对防止考校作弊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此，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谈到："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欧阳修《奏议集》卷十七）。由于实行了糊名考校，以往礼部省试放榜后的谤议大大减少，贫寒出身的俊士也大量地涌入仕途。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真宗谓宰相：今岁举场，似少谤议。王旦指出："条式备具，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其实由此。"殿试考定后，真宗询问王旦等人："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无知者，真所谓搜求寒俊也。" 不过，尽管科举考试实行了封弥誊录，但作弊的漏洞仍然存在，一是考官与考生是否有亲属关系，二是考官是否会向考生泄题。针对这两种情况，又实施了别头试（或称别试）和锁院制。 别试始于太宗雍熙二年（985 年）。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因国子监、开封府举人有与发解官亲戚者，按旧制只须两司更互考试，容易涉嫌徇私，便于当年秋季另选官别试，这是国子监与开封府解试实行别头试的开端。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张士逊为省试贡院监门官，有亲戚在进士中，请求避嫌，得到真宗允准，并诏令：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从此省试正式实行别头试。仁宗景祐初年（1034 年），诏令诸州府解试中的应试者，"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仕亲远宦，距以本州二千里，令转运使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同年，朝廷又正式诏令开封府、国子监，参据礼部条例，实行别头试及封弥誊录制。至皇祐五年（1053 年），又再次规定：开封府、国子监进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试官亲嫌，令府监互相送，若两处具有亲嫌，即送别头。 锁院始行于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考官一旦受命，便移往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以避免诮讬及泄题。锁院的时间一般以一月为限，也有超过40 天的。《容斋四笔》卷八记元祐三年（1088 年）黄庭坚任贡院参详官，有帖称正月乙丑锁太学，三月戊申奏进士，则锁院时间已达44 天。《梦梁录》卷二记录了省试锁、开院的全部过程：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纨乘驭，同诸考试等官，迎引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凭房待试，就看坐图。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正日本经，次日论，第三日策。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其士人在贡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亦有八厢太保巡廊事。 除完善科学程式外，殿试制度也是宋代科举的一大创置。殿前试人在唐代武后载初元年（689 年），已有先例，但其性质，盖如后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未形成定制。宋太祖开宝六年（973 年），因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指控权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取舍非当。宋太祖于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及诸科新选人，以李昉乡人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黜去之，"自兹殿试遂为常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开宝八年（975 年），殿试与省试开始完全分开，殿试与省试名次，也始有升降之别。 殿试考试的时间一般均在三月，考试的地点在讲武殿。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讲武殿改称崇政殿，自雍熙二年（985 年）后便改在崇政殿举行，但只是名称改变，实际地点未变。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改在集英殿举行。殿试考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一些关键的环节也由皇帝把持，如：选定试题，临轩策士、唱名、审定状元等前十名的名次等。此外还临时选派考官处理具体事务。按赵抃《御试官日记》等史籍称，嘉祐六年（1059 年），殿试机构有编排所、封弥所、考校所、覆考所、详定所等；殿试官有编排官、封弥官、对读官、出义官、点检官、初考经义官、复考经学官、进士初考官、进士复考官、详定官等名目，共37 人。殿试考试的内容，宋初只试诗赋各一题。熙宁三年（1070 年），罢诗赋论三题，改试策一道。元祐八年（1093 年），中书府请复旧制三题试士，并下诏令，但未及实施。哲宗绍圣元年（1094 年），诏令御试举人依旧试策，以后遂成定制。殿试考试的方法与省试略同。《梦梁录》卷三记录了宋代殿试考试的全部过程：诸路举人到者，排日赴都堂，簾引讫，伺候择日殿试。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然后宣押赴殿。 士人诣集英殿起居，就殿庑赐坐，引试，依图分庑坐定，各赐印刊策题，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繡体私文，方行放入。午则赐食与士人，其砚水之类，皆殿直祗直供办，午后纳卷而出。 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考官，次下复考，考定次第后，送定参详一同，方定甲名资次，而定夺三魁，伺候上御文德殿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睹三魁，排定姓名资次，然后宣唤三魁姓名。其三魁听快行宣唤数次，方敢应名而出。扣问三代、乡贯年甲同，方请入状元侍班处，更换所赐绿襴靴筒。 从这类记录可见：宋代殿试考试纪律也很严格，不准考生挟带文集，搜身后方可放行。宋初御试题不明示出处，允许举人"上请"，询问题意。景祐元年（1034 年），诏御试进士三题，据出处、义理，令御药院随题目雕印，禁止上请。 殿试考试实行三级评定等级制，一般先送初考官评等，封弥后再送夏考官重定等级，最后送详定官确定等级。殿试初行时，过省举人黜落不少。端拱二年（989 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368 人，殿试后仅取168 人。宝元元年（1038 年），礼部奏名合格进士499 人，殿试仅取310 人。直到嘉祐二年（1057 年），始定殿试进士，"非杂犯不复黜落"的制度。 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的大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变"恩归有司"为"恩归主上"，既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又可以防止考官与考生结党舞弊，防止势家垄断科举，堵塞寒俊仕进之途。诚如张方平所言："艺祖深渊治要，总揽朝纲，以谓取士官材，为国基本，乃人主之柄，非下所宜专，始御便殿，亲阅所奏名士。"（《乐全集》卷三九《梁固墓志铭》）刘敞《礼部贡献定寺郑荀起请科场未便事件》也称："取士之制，与今不同。非务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揽盛权，兼听天下，鉴唐之弊，亲程多士。四圣相继，以为定法，固非群臣所当辄议。"（《公是集》卷三三） 宋代除了实行殿试制，由皇帝控制选士的最后决断权外，同时也对省试一级考试加以改革，以防止考官专断或舞弊。唐代科举取士，无论是吏部考功员外郎，还是礼部侍郎，均是专职主管，权归有司，权力很大。宋代省试考官均为兼职，并临时差遣，充知贡举，并设权知贡举若干，使之互相监督、制约。考官个人很难专断擅权，这就在行政体制上进一步保障了皇帝的最终决断权。 北宋科举制度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不断扩大科举录取的名额和途径，并多方面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科举录取名额，太祖朝每次参加省试的人数不过2000 人左右，太宗时已达5300 人，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一次贡举人数又达20000 人之多。到仁宗、英宗二朝，科举臻于鼎盛，全国参加解试的士儒已达42 万人左右（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 年第5 期）。科举入仕的途径也进一步扩大。开宝三年（930年），宋太祖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从此始开特奏名恩例。此后，又多次扩大特奏名的恩例和数量，并形成定制。宋代科举及第后的待遇，也较唐代为高，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科举及第后须经吏部考核合格后方可授官，宋代科举及第后则直接授官，并且在唱名日即释褐，大大增加了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及吴自牧《梦梁录》卷三曾详细地追述了宋代殿试及第后所受的恩赐及庆贺礼仪的热烈场面。 《武林旧事》卷二：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襴袍、白简、黄衬衫。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前三名各进谢恩诗一首，皆重戴绿袍、丝鞭，骏马快行，各持敕黄于前。黄幡（宋刻"旗"）杂沓，多至数十百面，各书诗一句于上。（宋刻无"一"字）呵殿如云，皆平日交游亲旧相迓之人，或三学使令斋藏辈。若执事之人，则系帅漕司差，到状元局祗应。亦有术人相士辈，自衒预定魁选，鼓舞于中。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期集所例置局于礼部贡院前，三人主之。于内遴选所长，以充职事。有纠弹、笺表、主管、题名、小录、掌仪、典客、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监门等。后旬日朝谢。又数日，拜黄甲，叙同年，其仪三名，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四十已上立于东廊，四十已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少者一人，拜状元。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讫，赐闻喜宴于局中。侍从已上及馆职皆与，知举官押宴，遂立题名石刻。凡费悉出于官及诸阃馈遗云。《梦梁录》卷三：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注中郡或下郡签判。或无见阙，则节推察推之职。三魁进诗谢恩，上赐御筵，赐诗与状元。以下第一甲举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至第五甲并赐同进士出身。如有魁及前下名太、宗学内舍生员，并升甲。恩例，其老榜者，谓之特奏名，为魁者，附第五甲，补迪功郎。余皆授诸州文学助教。 武举进士，前三名照文科为状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赐紫囊、金带、靴、笏。状元授秉义郎、榜眼授从义郎、探花授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出身。如进士欲赴御教场内射弓升甲，听从其便，盖招箭班祗直也。 帅漕二司，于未唱名前，差人吏客司官等项行排办，礼部贡院充文科状元局。或别院，或借祥符寺充武科状元局，以伺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办鞍马仪仗，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每日祗直，皆两司给官钱供应。 及于诸州府守臣、诸路三司，及制阃殿步三司等官，俱有馈送助局钱酒。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拨六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拨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宴，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 文武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 如遇龙飞年分，则三魁黄甲及其余进士，皆倍加恩例，却与常年不同，则状元可除下郡通判。于此可见士子读书之贵，而朝家待士之厚，不可不知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已不仅仅是朝廷与应试士儒之间的事了，整个社会都已积极参预和关照科举。科举及第后的荣耀已使及第者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且足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科举考试的行列，从而大幅度地提高读书仕进的社会热情，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除上述情况之外，宋代科举制度还曾经出现过三种特殊的选士形式：一是大观年间的八行科取士法，二是在徽宗政和年间创行道举，三是熙宁兴学期间，在科举之外另开舍选一途，是为学校升贡的开端。 八行取士始于蔡京崇、观兴学期间，是崇观兴学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 崇宁三年（1104 年），据蔡京意旨诏罢科举，取士悉由学校。大观元年（110年）诏行"八行科"取士，令州县学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等八行取士，依三舍法升贡。其具体办法在《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汇考六》中有详细的记录：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为州学上舍上等之选；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为上舍中等之选；不全上三行，而兼中等一行，或兼下一行者，为上舍下等之选；全有中二行，或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为内舍之选，余为外舍之选；诸士以八行，中选在州县，若太学皆免试，补为诸生之道，选充职事及诸斋长谕；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终身不齿不得入学；不睦十年，不姻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过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实，耆邻保伍申县，县令佐审听入学，在学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罚，听齿于诸生之列。 实施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学校的职能，将养士、选士的权力掌握在学校之中，同时鼓励士儒修德劝行，进而改善社会风气。但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并不能真正起到劝人为善的实际作用，反而使人情流于奸、伪，虚应文章。而且，八行人多占学额，做伪造假，不学无术，反而获得利禄，大大降低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此，御史中丞吴执中在大观四年（1110 年）的奏折中，曾给予痛切的批评：窃闻迩来诸路以八行贡者，如亲病割股，或对佛燃顶，或刺臂出血，写青词以祷，或不菇荤，常诵佛书，以此谓之孝；或尝救其兄之溺，或其与弟同居十余年，以此谓之悌；其女适人，贫不能自给，取而养之于家为善内亲，又以壻穷窭取而教之为善外亲，此则人之常情，仍以一事分为睦、■二行；尝一遇歉岁，率豪民以粥食饥者谓之恤，夫粥食饥者，乃豪民自为之而已，独谓之恤可乎？又有尝收养一遗弃小儿者，尝救一跛者之溺以为恤。如此之类，不可遽数。①所谓"道举"，是宋代科举的另一特殊措置。宋徽宗赵佶敦信道教，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鼓励道教的措施：政和四年（1114 年）诏诸路选宫观道士10 人赴京居道录院讲习所学习。政和六年（1116 年）应道士林灵素之请诏赐大臣、阉珰及后妃以道教名号。次年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于上清宝箓宫设千道会，请道士林灵素讲道经，鼓励士庶入殿听讲，并增道家书列于国子学。重和元年（1118 年）八月，诏令规定：允许学道者入州县学教养，学习大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和小经（《庄子》《列子》）。学中选人 ① 转引自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第87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升贡，悉如文士，增置士名，分入官品，每岁试经。初入学称道徒，试中升贡，同称贡士。到京后入辟雍试，升舍悉如贡士法。三岁大比，许就殿试。同年十月置道官26 等，道职8 等。宣和二年（1120 年）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为由而罢之。 三舍法是王安石改革北宋太学及科举制度的重要措施。就科举而言，实施三舍法在科举之外另开选士入仕一途，有助于改善太学的教育水平。崇宁三年（1104 年）罢解试、省试后，学校升贡之途已取代科举，舍选也更受士人重视。崇宁四年三月赐上舍生19 人及第。以后便间与科举并行，但人数远不及礼部贡士。例如大观二年（1108 年）三月赐上舍生13 人及第，四年赐19 人及第，两年人数总和为32 人，而大观三年礼部奏名进士及第出身者一次685 人，二者相差21.4 倍。因此，北宋末年至南宋，士子多重科举而轻舍选。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左迪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上书指出："太学养士千余人，而月数人数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举为优，不知以舍选为重。如此则与方州取士何异？恐非国家立学校之本意也。今科举密迩，欲望特降指挥，诸州教官，惟许上舍登科人注拟，庶几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选为荣，则将重去学校，而人才成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丙申）至孝宗淳熙年间，始恢复太学舍选中的"两优释褐"故制，允许内舍生考试入优等，直接参加舍试，舍试入优等，则直接命以京秩，除学官。此后，太学舍选一途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进入南宋以后，科举考试制度主要有下列几点变化：一是建炎元年（1127 年）十二月因"国难不果"、"道梗难赴"，诏诸路转运司类省试，始开类省试一种新的考试方式。次年赐诸路类省试正奏名进士李易等451 人及第出身，而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进士104 人，因道梗不能赴京，皆即家赐第。建炎三年（1129 年），因"诸道类试，专委宪臣，奸弊滋生，才否贸乱，士论嚣然"（《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而罢类试，次年恢复川陕类试。绍兴二年（1132 年），只有川陕类省试合格进士即家赐第。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因类省试作弊现象严重，朝廷议临时遣派监考官赴蜀监试，并规定：蜀地士人愿赴南省者，发给驿卷资助。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诏令类省试实行锁院制，并派监试官一员遣差监试，从此正式确定类省试敕差官制，以后成为常例。 二是最终确定了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制。诗赋与经义之争在宋代是一个长期未得解决的问题，宋代时以诗赋取士，时以经义取士，前后屡变，没有常制。神宗熙宁初，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哲宗元祐四年（1089 年），诏复诗赋，设诗赋、经义两科取士，自是士多向习诗赋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至元祐八年太学生员2100 人不兼诗者不过82 人，二者人数比例为25∶1。绍圣初再罢诗赋。至徽宗政和年间，又诏令命官不得以诗赋私相传习。进入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始恢复诗赋，并取消政和禁令。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与大臣讨论天象时，认为："今士大夫知史学者几人，此皆王安石以经义设科之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四，建炎四年六月己亥）。此后，朝廷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诗赋科。绍兴五年（1135 年）九月，将诗赋高等人特与升甲，以重其选。以至太学试补生员中程者，也是"诗赋多而经义少"。在朝廷倡励下，后生辈往往皆习诗赋，罕有治经，于是又定制，将诗赋多余名额移用于经义，加强经义科。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正式确定："自今国学及科举取士，并令兼习经义诗赋，内第一场大小经各一道，永为定制"（《同上，卷一六七，绍兴二十七年，二月丁酉》）。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二月，右谏议大夫疏论词赋经义合科之弊，以为两场俱优者，百无一二，"而韦布之士，皓首穷经，厄于声病之文，卒无以自见于世"（同上，卷一八八）。礼部侍郎金安节等奏请诗赋经义分科，诗赋不得侵取经义分数，遂诏分科，结束了诗赋经义的长期争斗。 （三）宋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利弊科举制度规模及数量的扩大，以及科举制度本身的完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譬如：科举考试程式的改革与完善，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平竞争，限制了势家子弟的登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唐代科举请讬权门、通关节的弊病，扩大了寒士及第仕进的机会。有人统计，仁宗朝13 榜进士状元，有12 人出生于平民之家。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570 名进士中，三代皆不仕者307 人，占总数的53.9％，父代有官者129 人，只占22.6％，且其父代所官也多为从九品的小官，势家子弟显然已无法像唐代那样，占据科举的主导地位。在科举考试名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读书求进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年）有人奏称："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二○），据统计，当时全国应举或准备应举的士人，可能接近百万（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 年，第5 期）。特别是南渡之后，在科举制度及朝廷各种"右文"政策的刺激下，学校教育大幅度发展，范围日益扩大，以往十分荒凉落后的岭南地区，文化教育也得到开发。广南东路在北宋嘉祐年间三次贡举及第人数不过5 人，广南西路仅1 人。而到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 年），两路登第人数分别达到32 人和33 人。科举考试刺激了中央和地方官学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图书典籍的刊刻与流布，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科举制度毕竟是封建官僚制度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这些弊病，有些是古已有之，在宋代更加恶化，有的则是始于两宋，对以后历朝的科举及其教育均有广泛的不良影响，有些甚至被视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总括而论，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考场作弊现象严重。考场作弊是科举制度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形式手法多种多样，防不胜防。《宋史·选举志二》曾归纳出考场最常见的作弊手法有五种：传义、换卷、易号、卷子出外、謄录灭裂。《容斋笔记》卷三记秦桧之子做暗号以通情。四川省试主司与士人相约暗号及冒名代笔的现象更为普遍，《齐东野语》卷八记载："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记何耕参加类省试，因其字"道夫"，正是考官所约暗号，遂因偶近此暗号而得第一。师浑浦才高而不赴省试，其弟冒其名而登第，其事"人人尽知之，弟仕亦至郡倅，无一人议之者"。可见，此类作弊现象在当时已是习以为常。宋廷也曾采取过十分严密的"防戢之策"，诸如加强门禁，赐烛降等，严禁挟书，出官钱立赏格鼓励告捉怀挟、传题、传稿、全身代名入试之人，命御史台检核代字号，许台谏风闻弹劾徇私考官等等，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作弊现象，诚如宋代学者洪迈所言："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容斋四笔》卷一三）。这种"法禁益烦，奸伪滋炽"的现象，不仅限于省试，铨试也是尤盛；不仅限于中央，地方解试、类省试更是泛滥成灾；不仅限于宋代，元明清诸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考场舞弊之外，来自考官本身的弊端更为严重。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述主司三弊："一曰沮折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置首选；三曰国史实录等书，禁民私藏，唯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窃窥，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士无由尽知"（《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就此来看，主司本身的弊端既包括录取考生时的偏见，也包括考试命题的弊病。特别是后者，在宋代科举考试中尤为突出。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 年），秘书郎何澹上疏言"有司出题强裂句读，专务折章，离绝旨意，破碎经文"（同上），建议革去旧俗，"使士子考注疏而辨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得到朝廷的赞同。但到理宗朝，这种弊端反而日盛。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而有司命题苟简，或执偏见臆说，互相背驰，或发策用事舛讹。故士子眩惑莫知适从，才者反见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宋史·选举志二》还介绍了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另外一种奇怪现象："举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原因有二："一则考官受赂，或授暗记，或与全篇一家，分传誊写；一则老儒卖文场屋，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考官不暇参稽。"其实，这种专为应考而备的文章，何止"老儒卖文"一例，在宋代几乎是人无不知，家无不晓。早在北宋庆历时，范仲淹就曾撰文批评过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有增无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科举策题，往往取本朝故事命题，而朝廷又禁民间私刻国朝正史、会要、实录等书。于是一些坊间书商便大量刻印专备场屋所用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一》"源流至论"条称："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缀之用。"这种"专供场屋采缀之用"的类书，不仅多出自乡塾鄙儒之手，"剿袭相因，多无足取"，一些治学严谨的著名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参予此事。诸如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谈》"盖采辑事类以备答案"，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陈傅良的《永嘉八面锋》"皆预拟程式答策之用"，王应麟的《玉海》则"专为词科应用而设"，等等。这些专为科举而设的类书虽然弊端甚多，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宋代是中国古代类书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个中缘由恐怕主要是与科举相关联的。 除上述诸点之外，宋代科举之弊还有很多，诸如：各路解额不均，考生应寄冒贯；经义取士，应试时文日益程式化，最终养成八股文的雏型，对后世贻害尤深；科场取士太多、恩荫任子更滥，酿成冗官冗政的祸水；诗赋取士，拘于声病偶对，士子不务实学，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使风俗败坏，实学荒废；蔡京、秦桧擅政，士子阿媚奉承希求高第，败坏士学风气等等。 九、辽、金两朝的教育在两宋时期，除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正统教育之外，先后峙立于中国北方地区，并一度占据过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诸朝，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与两宋政权频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继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并扩大先进的汉族文化教育观念和制度，逐步建立起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教育模式，成为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古典教育的重要部分。辽、西夏、金诸朝教育事业的建设，对于开发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无论是两宋，还是辽、西夏、金，都受到史家的好评，并被誉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其中，文化教育的广泛流通和融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且是促使各民族关系由干戈化为玉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辽代教育的基本状况辽朝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创建的政权，公元916 年，辽太祖耶律亿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公元947 年建国号辽，后一度改号，公元1066 年复号大辽。契丹是个古老的民族，最初活动于潢河（西拉木伦河）与土河（老哈河）流域，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北魏以降，契丹各部开始对外扩张，受到北魏、北齐政权的打击。隋朝时又受到隋军的攻击，势力大衰。唐代贞观年间，契丹大贺氏联盟依附于唐朝，唐在契丹住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封大贺氏联盟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此后，随着唐朝国势的盛衰，契丹屡附屡叛，一度沦为回纥汗国的属国。至公元10 世纪初，耶律亿（阿保机）主政，积极对外扩张，取得一系列的战争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外族人口，国势渐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契丹建国不久，便依靠汉族官员和士儒的帮助，仿照汉制，建立国家政权和文化制度，开始走上了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逐步汉化的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辽对于汉族的唐宋制度及其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模仿和发挥。其中，辽太祖神册五年（920 年）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契丹大字，基本参照了汉字；这种契丹大字与其后不久创制的契丹小字及汉字并行于辽代，成为辽代主要的文字记录工具。余如辽代的官制、宫室制度、服制、婚制、试士科制及官学制度，均不同程度地参用汉制，使得辽政权及其文化，逐步溶入华夏文化的氛围之中。辽代的汉化倾向在历朝皇帝的治下，都十分明显。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虽因建国之初，以鞍马为家，经略方内，未遑艺文之事，但阿保机仍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起用汉人韩延徽"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辽史·韩延徽传》）；任用汉人卢文进"教其织纴工作"（《辽史拾遗》卷一引《阴山杂录》），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辽代的世宗、圣宗、道宗诸帝更是十分仰慕中华文化风情，史称世宗，"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契丹国志》卷七）；道宗则"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嵩山集》卷二《朔问下》）。显然，辽代帝王的好尚，对于整个社会风俗民情的影响和导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一向在汉族社会奉行的儒家的道德伦常，也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步渗透到辽代社会，成为辽代社会生活所遵循的伦理规范，对于有关社会风化的道德教育产生了规定性的意义。所谓"忠"、"孝"、"节"、"义"等儒家的伦常道德，或被视为"保身保家"，的至宝，或被视为不可稍有懈怠的戒条。譬如，辽朝的诸帝，除太祖和天祚帝之外，各帝谥号均标有"孝"的字眼。近年来在辽墓发掘的画像石，诸如闵损草衣孝母、王密舍子救弟、孝妇姜思妻、董永卖身、王祥卧冰求鱼等孝子、孝悌、义妇之类的故事，数量多而分布广，说明汉族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确已渗入到了辽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辽代还建立了仿照汉制的官学制度。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的神册三年（918 年），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及下属的国子学和孔子庙，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最早的措举。至太宗时，又在南京设置太学（又称南京学）。圣宗统和十三年（995 年）九月，"以南京太学生员寝，特赐水硙庄一区"（《辽史》卷十三《圣宗纪》）。说明辽代太学初建后，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也在得到逐步的扩充。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 年）十二月，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从而正式确定以儒家经典为法定教材，并建学官，使太学走向正规。清宁五年（1060 年），辽廷又分别于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合称"五京学"。随后又创置了中京和西京国子监，使辽代的中央官学制度基本定型。 目前有关辽代国子监内部的设置情况，尚无详细的史料，也没有记录辽代国子监、太学生员的史料，但辽代中央官学的内部设置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国子监、太学的教职官员仿汉制设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职，国子学及五京学设有博士及助教，这种体制的设置，说明辽代中央官学实际是中原汉族体制的移置形式。二是辽代国子监、太学均重视尊孔祭孔仪式，国子监依附于孔庙，并特别强调"以时祭先圣先师"的宗旨①。辽代的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的发展也大体呼应，初步形成了府州县学的多层学校网。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代的黄龙府、兴中府并设有府学及博士、助教；各州县有州学、县学，也设有博士、助教。辽代的州县学，以涿州州学设置较早，据光绪《畿辅通志》称：此州学始建于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1 年），而据应历十年（960 年）的《崇圣院碑记》"涿州学廪膳生卢进达书"之语，则可推断，涿州州学在辽穆宗时既已出现，且已出现官费养士的禀膳制度。此后，其他州县先后仿效而陆续建成州县学。 其中，应州州学、滦州州学建于道宗清宁年间，中京川州创建庙学，良乡县在大公鼎任职县令内建孔子庙学，马人望在新城县建新域县学，肃萨八在寿昌元年（1095 年）建永清县学。至辽末天祚帝时期，仍有一些州县官员没有放弃创办教育的工作，如：耶律孟简在高州观察使任内"修学校，招生徒"（《辽史》卷一○四《耶律孟简传》）。乾统年间（1101-1110 年），玉田县创办县学；三河县令刘瑶则是"领袖生徒，纪纲文会"，重建孔庙，"阐扬儒教，辅助国风"（《全辽文》卷十《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虽然没有详细的有关地方教育史料留给后世，但仍然可以从片断零散的史料中，发现其地方教育的一般特征，即：崇尚儒风，推行儒教。 辽代官学的师资也主要倚重于汉族士儒。这些汉族士儒，有的是被辽军虏获的宋代国学教师，如《辽史·武白列传》所记的宋国子博士武白，被辽军俘获后，诏授上京国子博士，其后主持国子学教学，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也有的是自愿归顺辽朝的汉族士儒，如《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记统和元年（988 年）三月，宋进士挈家来归者17 人，令有司考其中第者辅学官，余授县主簿、尉。辽代作为一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民族，在与汉族中原王朝的广泛交往中，逐步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仰慕中原文化，进入燕云十六州之后，更急于引进汉族文化，重用汉族士儒，以解人才不足之忧，并著为法令。圣宗统和中明令："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抱器能者，是以名闻，"并任命汉族士儒卫德升等六人为官。其他如兴宗时的国子祭酒刘日涿、燕赵国王教授姚景行及圣宗时的毛诗博士宋匡世，均对辽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六《学校考·祠祭上》："太祖神册元年春，立子侍为皇太子。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问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皇太子对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祀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除普通官学之外，辽代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宫廷教育。在辽代开国之初，耶律阿保机便为长子突欲（太子信）安排了学问渊博的张谏辅侍施教。寿安王则由学者宋琪担任侍读辅教。在以后诸帝时期，则设有诸王文学馆和"诸王教授"、"伴读"。圣宗太平七年（1027 年），辽代中山郡王查葛、长沙郡王谢家奴、乐安郡王遂哥请求设置伴读书史，均得朝廷允准。契丹族起于北荒，礼教观念相对淡薄，故其后宫女学较少拘限，后宫中多出才学博雅的女中英杰。秦晋国隆庆妃"幼而聪警，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詠，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又"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黄金也"（《金辽文》卷八《秦晋国妃墓志铭》）。史称隆庆妃轻财重义，广延群彦，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古今，谈论兴亡，坐者耸听。"妃每读书至萧、房、杜传，则慨然兴叹，自唯有匡国致君之术，恨非其人也"（同上）除隆庆妃外，像宣懿、文妃，也都是出色的女作家。其中文妃的诗词作品在《辽史》本传尚有残篇保留，其内容为讽谏君王应选取贤臣，亲近忠臣，堵塞奸邪之路，以图增强国力。 辽代重视皇室子弟的教育，而皇室子弟自己也勤学自励，学问成才。如前述太祖长子耶律倍，为了读书，曾买书万卷，收藏在医巫闾山顶上的望海堂里，他居中潜心读书，专研学问，"通阴阳，知音律，转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辽史》卷七十二《义宗倍传》），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博学之士。他在医巫闾山收藏图书的望海堂，也为后人治学提供了极好的便利。如兴宗、道宗期间、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便曾"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又入南山肄业。《辽史·兴宗本纪》记兴宗"幼而聪明，长而魁伟。。好儒术，通音律"，与文学家耶律答钦结为诗友，向其请教"治要"，多所匡建。继位后又喜读《唐史》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并让博士录其行事以供参鉴。其子道宗，则向枢密直学士耶律俨学习《尚书·洪苑》，又请燕国王延禧抄写《尚书·五子之歌》以供诵读。辽代的历朝帝王及王室子弟大都接受了较全面的汉文化教育，成为兼通辽汉文化的学者皇帝。 除官学及宫廷教育之外，辽代也出现了数量不等、形式各异的私学。这类私学一是依托藏书之所，潜心专研，如前述的医巫阎山望海堂便属此例。《辽史·萧韩家奴传》记：文学家萧韩永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文学家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教年，博通经史"（《辽史》卷一○四《王鼎传》）。这类南山、太宁山当与医巫闾山一样，均属藏书的所在。也有的学者是居家读书肄业。《辽史·室昉传》记契丹人室昉"幼谨厚笃学，不出户外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他经过刻苦勤学，考中进士，历任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诸朝，死前被封为"尚父"。《辽史·邢抱朴传》记邢抱朴兄弟"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宁■墓志铭》记宁■因家学得力而父子俱得进士。兴宗重熙年间王泽一家，也因家学闻名于当世。由此可见，辽代私学尚不发达，主要是在山林藏书之所和家族内部进行。不过，由于辽代已经出现了民间刻书的行业，因而一般的启蒙读物也在辽代广泛流行。一般辽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主要是《论语》、《孝经》。当时流行的诗句称："小儿学习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诗镜铨》卷十二《最能行》）。又称："此志方扪虱，众雏事附史。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归田诗论·村学堂》）"都都平丈我"，即《论语》"郁郁乎文哉"，是宋人嘲笑村塾老师念错别字。除《论语》《孝经》之外，唐李翰《蒙求》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常用的启蒙读物。1974 年在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蒙求》，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从这些情况来看，辽代民间的启蒙教育基本继承了唐宋诸朝的传统，已溶为儒家文化的有机部分。 从应县木塔发现的印刷品来看，辽代雕印图书的地点分布很广，除燕京外，尚有南京道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市）、西京道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五台山、永安山的佛寺也有刻版印经的业务。这些雕版业除了印制《论语》《蒙求》之类的图书外，大量的是印刻佛经，如《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应县木塔中的《妙法莲花经》等等。在雕版印刷业之外，辽代还盛行雕刻佛教石经。在北京房山涿鹿山云居寺保留的辽代数千块佛经石刻，便是为了统一经文，排除异端，而使学者有所凭据，使佛经教学规范化、客观化。 辽代佛教盛行，境内名刹遍布。佛教寺院不仅是遁世避俗的修业之地，也是辽代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僧徒一般从受沙弥戒到国师，都要经过一整套严格的教育训练过程。从启蒙识字到精研佛典，其中包含的知识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在辽代的高僧中也不乏博学之士。一般佛徒均须兼通儒学外典与佛学内典，方可称为博学。诸如：丰阳立心寺的和尚了洙，"研讨六艺子史之学，掇其微妙，随所意得，作为文辞而缀辑之，积教十岁，不舍铅素，寝然声闻，流于京师"（《全辽文》卷十《沙的洙公壁记》）。高僧党苑著《大日经义释演密抄》，则广征儒书、经史，延及子、集，以证经典。这些均是融会贯通儒佛之道的治学典范。 辽代佛教还继承唐制，以经、律、论为三学，中京、南京均建有三学寺。三学寺内"择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诸郡内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凡取经律论师，差亦考试，于各宗出题答义，中选取者之人为三京法师"（《热河志》卷八十一）。金大定七年（1167 年）的《兴中府设建三学寺碑》记述了辽代三学的渊源及其流布情况："三学者，其来远矣。爰自于唐肇起之也。迨及有辽，建三学寺于府西。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连郡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递开教门，指引学者。兵兴以来，殿堂廊庑，扫地而无，圣朝既获辽土，设三学如故法。"这说明三学寺这种佛教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金代还照样施行。可见佛教教育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治理下，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举制度是辽代重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对辽代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叶隆礼《契丹国志》记载："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傯干戈，未有科目。"至辽太宗会同初年，刘晞留守燕家，"尝三知贡举"（《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刘晞传》）。《辽史》也记室昉在会同初"登进士第"，说明在太宗会同年间，辽代已建起科举考试制度。《辽史·景宗本记》记保宁八年（976 年）诏复南宋礼部贡院，圣宗统和六年（988 年）又"诏开贡举"（《辽史·圣宗纪》）。说明这一时期，辽代贡举正时续时断，尚无常规，直到统和年间才趋向稳定。 辽代贡举及第人数名额很少，统和六年诏开贡举，仅及第一人。统和七年八月放进士及第二人，九年及第一人，十一年及第一人，十二年及第二人，十三年及第二人，十四年及第三人，以后历年贡举概不出三人之数，直到统和二十四年（1006 年），放进士杨佶等23 人及第，此后历朝辽帝贡举人数或多或少，少则二人，多则138 人（道宗咸雍六年）。统和十八年后改为三岁一试。辽代科举考试分为乡、府、省三级考试，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能，省中曰及第。三级考试的程序一般为：一、乡试合格后，由州县荐遣于五京（临潢、大定、辽阳、析津、大同五府）。二、五京府试合格后，再解到省试（尚书省试），凡解试合格有资格参加省试者，均称"乡贡进士"。三、参加省试，省试及第称进士，省试合格者再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称"殿试进士"或"殿试及第"。省试进士及第后，"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号喜帖。明日，举乐而出，乐作、及门，击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试临期取旨。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应奉文字，余二三人，止授从（征）事郎，余并授从事郎"（《契丹国志》卷二十一）。 辽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以诗赋、经义为主。圣宗时也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统和十二年，又诏设明经茂才异等科，在常科之外，又增特科一径。李世弼《金登科记序》云："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所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 辽代科举考试有一大特点：即是科举考试主要以汉人为对象，禁止契丹族与医卜、屠贩、奴隶及悖父母或犯事逃之者应进士举。重熙中，耶律蒲鲁举进士第，主文以契丹无举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其子就科目有违国制，鞭之二百。这说明辽代统治者对契丹族人仍然侧重武事，不鼓励其习文。而对汉族士儒，则尽力抬高科举的身价，禁止一些被视为下贱职业出身的人参加。 （二）金代教育的基本状况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继辽之后中国北方又一个强大的割据王朝，其政权存在的年代从公元1115 年至1234 年，历时120 年。女真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黑龙江流域，是古代肃慎族的后裔。《金史》卷一《本纪一·世论》记载金人祖先出自靺鞨氏，本号勿吉，勿吉是古肃慎之地。元魏时期，勿吉分为七部：粟末、伯咄、安东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唐初，黑水、粟末依附高丽。李勣破高丽后，粟末退居东牟山，后建渤海国称王，传十余世后始有文字、礼乐及官府制度，黑水靺鞨居肃慎地，曾助高丽抗拒唐军，开元中朝服唐政权。唐置黑水府，以其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视之，赐国姓李氏。其后黑水依附渤海国，五代时又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籍契丹，号生女真。生女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号称白山黑水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 约在辽兴宗时期，活动在安出虎水一带的女真完颜部逐步强大起来，联合女真诸部，结成部落联盟，由完颜部长乌古迺为联盟长，接受辽朝加封的节度使封号，统领女真诸部。公元1113 年，完颜旻即位后开始对外扩张，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于公元1115 年建立国家，仿汉制称皇帝，国号大金。建都于今黑龙江省阿南城，金太宗时称会宁府。1153 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金建国后，前后发动了对辽和北宋的战争，于公元1125 年灭辽国，公元1126年灭北宋王朝，成为雄居中国东北及中原广大地区的强大政权。 金太祖在创业之初，便曾依靠汉族士儒杨朴的辅助，奠定基业。建国之初便积极收罗"博学雄才之士"，并仿照汉制筹谋文化教育事业。天辅二年（1118 年）九月诏曰："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其所在诒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辅五年（1121 年）又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同上，卷二）太宗天会元年（1123 年）又正式仿汉制，建立科举取士制度，开辟了辽朝故地汉儒读书仕进的途径，将金代教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熙宗继位后，开始实施更彻底的汉化政策。除了在政治上废除传统的谙版勃极烈等辅政制，全面实行汉族官制之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措施：天眷元年（1138 年）五月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天眷三年（1140 年）十一月册封孔子49 代孙孔璠袭衍圣公；皇统元年（1141 年）金熙宗又亲祭孔庙，再拜而退，盛赞"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这表明金熙完颜亶高度重视汉族的儒家传统教育，并视之为万世可尊的学问之道。 熙宗以后的金代历朝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引进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像海陵王完颜亮这样生性"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的人，在位期间虽然"天下骚动"，不暇他顾，却仍然主持建立了国子监等教育设施，并规定了以儒家经典、诸子、史传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到世宗完颜雍时期，金代社会实际已经完全汉化了，以至金世宗反复告诫大臣及宗室子弟勿忘女真旧风，并声称"女真旧风最为纯真，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金史》卷七《世宗纪中》）。他一方面强调不忘女真旧俗，对海陵王迁都永乐以来"女真人■忘旧风"的状态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则主张将女真的旧俗与汉族的典章文化溶为一体，并组织翻译《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指出："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卷八《世宗纪下》）。遂命将上述译著颁行天下。世宗之后的章宗、宣宗、哀宗诸朝，也均对尊孔、读经有明文的规定，并在科举和兴学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出现了"儒风丕变，庠序日盛"（《金史》卷一○三《文学传》）的文治局面，使得金成为较辽、夏诸朝汉化程度最高、普及范围最广的朝代。金代的中央官学。天德三年（1151）始置国子监后，分为词赋经义生和小学生，招收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僚子弟，15岁以下进小学，15 岁以上进大学。世宗大定元年（1166 年）始置太学，定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及曾得府荐及终场人入学，养士名额初为160 人，后扩为400人。国子监与太学均设有专职人员管理教务或施教。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及丞，并有博士、助教和教授等职。太学则设博士与助教。凡补试学生，太学生礼部主试，曾得府荐及终场人皆免试。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有人曾建议章宗采用王安石的三舍法以兴学校，采崇宁的八行取士以行乡贡，遭到众官的反对。但从此采取了扩大地方官学的一系列步骤。金代的中央官学除国子监、太学之外，尚有大定十三年设置的女真国子学，专收各路女真学推荐来的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中优秀学子，学习大小女真字和儒家经典，其中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由新进士为教授，主持教学工作。除此之外，金代还设有司天台及医学，均设有司专职研究与教学的使命，并招收一定名额的学生。《金史·章宗本纪》记"国子祭酒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一事，不知"六学"所指的具体学校名称，也不知与唐代的中央六学有无对应的关系，但可肯定中央官学共有六类。 金代地方官学也很发达，并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校系统。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 年），金代始设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专收"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祖先以上亲并得解举人"（《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其后增设州学，专收"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子弟入学，另外收其他品级官僚子弟中曾经府荐及同境内举人，孔子阙里子孙及数经府荐和终场试者也有一定的名额比例。女真学始于大定四年（1164 年），朝廷以女真大小字译《尚书》，颁行后，选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共达三千人之众。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京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及州学，全国共设22 所，学生选取方式与国子监的词赋经义生同制。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金代大规模地扩充地方官学，在大定旧制之外，增设府学24 所，学生905 人。其中，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四府养士60 人；太原、益都二府50 人；大定、府间、济南、大名、京定诸府各40 人；辽阳、彰德各30 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各25 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诸府各20 人。就各府分配的学生名额来看：以现在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一带文化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数较多，而甘陕西凉及女真旧地名额较少，说明府学名额的分配，十分注意汉族士儒的需求。节镇学增设39 所，养士615 人；防御州学21 所，养士235 人。女真府学始设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以新进进士担任教授，分置于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诸路府州。从这些学校的教师设置来看，女真学与一般的府州儒学相比，教学质量偏低，一般府州学教授须由"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担任，而女真学教授，只须新进进士。这些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科举考试的词赋、经义二科的需要而设置，一般来说，均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世宗大定年间，曾组织翻译女真大小字的《孝经》、《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列子》、《新唐书》，并颁行地方学习。章宗时学士院又进唐宋文人韩愈、杜甫、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王禹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人的文集26 部。朝廷还诏求《崇文总目》中的书籍，又诏令亲军35 岁以下者学《孝经》、《论语》。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有司言律科举人只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从这些情况不难看出：金代官学，无论是一般儒学还是女真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课程，同时兼学老庄学派诸子百家及历史著作，词赋学问则着重参研唐宋各大家的作品。专业学科如律科在本科之外，兼学《论语》、《孟子》，以"涵养器度"，并列入科举考试范围之内。金代十分重视对女真族子弟的教育，除了设置学校之外，还制定了一种近似强迫性义务教育的法令。《金史·选举志》记："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也即是说：接受教育，是女真诸部子弟的法定义务，如果不愿入学，则要依法强制其充入学额。不仅如此，金章宗还要求身边的近侍及将要担任地方官职的人一律受教。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诏令：诸有司，凡承应人，系将来受亲民之职，可命所属谕使为学，其护卫符宝、奉谕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金史》卷九《章宗本纪》）。明昌四年，金章宗谈到荐举人才，又强调："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若论所司官吏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同上）。这一点，表明金代统治者最终确认了以教化治理地方庶务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 金代的官学，除儒学及女真学之外，以医学最为发达。医学分设于各府州地方，并附设于国子学与女真国子学内。像皇宫内院、东宫、太兴府等机构内均设有医正、药正，诸职、诸路设有医学博士。金代医学，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大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可试补小学。金代医学教育取得突出的成就，我国古代金元有四大名医，其中刘完素与张元素位居其中。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著有《素问元机原病式》《宣明论方》诸书，他的学说经其门人张从正的继承发挥，形成了以用药多用凉剂，以攻治邪的流派，其著述繁富，医家称之"发明运气之理，兼及诸家方论，于轩岐奥旨，实多阐发"（《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二》）。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著有《病机令宜保命集》，其弟子李杲，字明之，真定府人，著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诸书，其治法"取补土生金，升清降浊，得阴阳生化之旨"，以土为万物之母，以脾胃为生化之源，形成温补一派。其学说对传统的伤寒病原理有很大的发挥。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金代的学官设置十分广泛，不仅教学机构中设有学官，其他政府机构或内宫也多设有形式各异的司教人员，这些司教人员，有的主司专业教育，有的则是辅教帝王或王室子弟。如：太乐署设置令、丞，"掌调和律品，教习声音并施用之法"（《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一》）。益政院，置于内廷，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达者，上值，备顾问，讲《尚书》、《通■》、《贞观政要》，名为经筵，或称内相。宫人女职：内设女史十人，掌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同上，卷五七）。亲王府设辅正，"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同上）。至于詹事府设置的教职，更是多样：除司经正及副正掌经史图籍外，尚有左右谕德及左右赞善，"赞谕道德，侍从文章"（同上）。这些宫廷内部司教人员的设置，反映了金代保傅教育的概况。 金代科举始创于太宗天会元年（1124 年），其时"急欲得汉士，抚辑新附，故设科取士"（《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选举考》）初无定制，也无定期、定数。天会五年（1127 年），因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缺，以辽宋不同制，诏南北各因其所习业取士，号南北选。天眷元年（1138 年），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取士，科举考试内容开始接近统一。至海陵王时，于天德三年（1151 年）废除南北选，增设殿试制（天德二年），贞元元年（1135年），又定贡举程式修理格法。正隆元年（1156 年）命于五经之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举，科举考试制度从此有了统一的规定。 金代科举考试制度兼采唐宋之制和辽制而有损益。考试科目有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天德三年（1151 年）罢策试科，设女真进士科。女真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故称"策论进士"。金代取士，凡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进士；凡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举人；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论策各一道。 金代科举分为四试制：乡试-府试-会试-廷试。乡试在每年三月二十日举行。府试日期：策论进士八月二十日试策问，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于八月二十五日试诗赋，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此后每隔三日依次试律科、经童。会试于正月二十日试策。廷试，策论进士在三月二十日试策，三月二十三日试诗论，词赋进士于二十五日试诗赋论，而经义进士于同日试经义。 经童科始创于金熙宗即位第二年（1136 年），海陵王天德年间废止，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章宗即位初复置。其制：凡士庚子年13 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15 题，通13 以上；会试每场15 题，三场共通41 以上，为中选。经童科以幼而诵多为贵，因而朝野对其评价不一，其录取人数最多时达125 人，以后陆续减少，一般均在数十人左右。 金代教育及科举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允许女真族人参加科举，但与汉族士儒不同制，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侧重策论，汉族侧重词赋经义，这与辽代的政策有所区别。二是科举中虽设有乡、府、会、殿四级考试，但进士、举人名分不是根据通过逐级考试获得资格，而是根据应举科目内容确定名分：应律科、经童试者为举人，应策论、词赋、经义试者为进士，所以途仕分为三科进士，府试、会试、殿试均有进士的称谓。这与宋朝辽两均有不同。三是同辽代相比，金代还设有制举，且体制完备，远非辽人应时草率之举所能比附。金代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始创制科，明昌元年（1190年）始定应制宏词科，次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达于从政等科。凡应荐者，经学士院及廷试考试列优等者，均可破格提拔，上等可升迁二官，次等升迁一官。四是金代对学校养士及有关教育经费问题，采取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章宗泰和元年（1201 年）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规定："国子生人给民佃官田百八亩，岁收以所入租，官为掌其数"（《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五《学校考》）。这同宋辽两朝的养士之道虽大体相似，但在形式上有更加明确的规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五是金代统治者在加强汉化教育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金代创置女真文字及女真学就是增强女真文化力度的重要举措。世宗完颜雍反复强调不忘女真旧风，并力图把女真风俗传统与儒家文化的教义融合为一体，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努力。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在缩断女真与汉族文化差距的同时，保持女真文化的特色和优良传统，维持并强化女真民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女真族的统治地位。 （三）辽金二朝的教育家及其思想辽金两朝在教育思想方面，较同时期的宋王朝大为逊色，保存的史料也数量很少，又加以文字禁例森严，兵兴不断，典籍佚散，目前很难获得有关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完整认识。诚如《辽史·文学传序》所称："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序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事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临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辽金两代的情况虽有差异，但大体相同，现仅从零散的史料出发，对辽金时期几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一粗浅的说明。 赵秉文（1159-1232 年），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 年）年进士及第，后历官州县，章宗时入朝任职，累迁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益政院设书官等职。任职期间读书著书不懈，著作有《易丛说》、《杨子发微》、《中庸说》、《太玄笺赞》十余部，收入《滏水集》中。元好问《闲闲公墓志铭》称他："不溺于时俗，不泊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六经，从容乎百家。"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儒家的道德性命学说为宗旨，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道"，道之所用，则须开物成务。教育的任务既为传道，道之所言则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最基本的内容；五者为"天下之通道"，至于杨雄、韩愈闢老佛而倡立之道，则是"各有当"而未为正理。对于人性问题，他以孔孟的学说为依据，强调"性之本体"的重要性，指责佛道人性论及荀子性恶论、杨雄善恶混及韩非性三品皆非性之本，执其一端而已。他强调性之本体与天理及道的同一性，认为修道便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修道的目的便是"复天理之真"。在这一点上，他实际吸收了唐代李翱和宋代理学家的观点。 在治学方法问题上，他强调理论与现实相联系。指出："夫道，何为者也，非太高难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俗，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大德，可一日离乎？故曰：可离非道也。"（《滏水集》卷一《诚说》）因此，他主张修道之士应从最切近的事情做起，"由近以及远，由浅而至深"，切忌"贪高慕远，空谈无得"。赵秉文这种注重践行的务实学风，显然也是针对佛教的学说而言的，但在金王朝积极推进汉化教育的过程中，强调务实的学风，显然也助于避免熏染汉族地区业已成风的理学空谈习气。 杨云翼（1169-1228 年），字子美，赞皇檀山（今河北省赞皇县）人。 章宗明昌五年（1194 年）登进士第一，后累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一度任太学博士。他曾与赵秉文同掌文坛之事达二十年之久，时人有"杨赵"之称。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认为："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礼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他回顾儒学发展的历史，认为魏晋以降，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词，因而造成了种种病端，他效仿韩愈奋然捍卫儒学道统，提倡"儒之正理"，其治学宗旨，与唐宋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育家如韩柳、宋初三先生及程、张、朱熹等人也有异曲同工先后呼应之势。 作为一个多年辅政于帝王的重臣，杨云翼十分重视阐发帝王之学的原理。在一次旁听侍读为金哀宗讲授《尚书》的过程中，他提出："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析章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他列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诸条，详加说明，深受金哀宗的器重。同时，他还发挥韩愈尊师重道的观点，并建议帝王不仅要尊师，还要交友，以便能广泛地吸取他人之长为我所有。同时，杨云翼还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一改鄙视方技工匠之学的传统儒学观念，主张博学兼通，服务社会，他本人便是一个精通文学、经义、天文、历法、医卜的博学大儒。王若虚（1174-1243 年），字从之，号慵夫，真定藁城（今属河北省） 人。他少年颖悟好学，以文章德行著称于当地，承安二年（1197）中经义进士，以后历官州县，参预修撰国史，官至左司谏等职，元灭金后，隐居泰山而逝。王若虚身为一代大儒，深受学者推崇，被认为是与赵秉文、杨云翼并称的学界"当代矩公"、"士林仪表"。有的学者称他"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滹南遗老集·序》）。有的学者称他的学问"本诸天理，质诸人情，不为孤假崖异之论"（同上）。但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受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但又不是完全妄然苟同。一方面他赞扬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继"，推崇理学家"推明心术之微，新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见"（《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四《道学发源序》）。另一方面也指责理学流于佛道，"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朱熹注《论语》也有"妄为注释"、"过为曲谈"的偏差。他反对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主张圣人之学应当顺乎人情。这无疑是一种较中肯的见解。 在学习儒家经典方面，王若虚强调经典的价值，反对断章取义，或据注释及史传来解释儒学的真义。他主张全面理解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古代的志士仁人，既要明晓善恶，辨知是非，又要明哲保身，无有祸败，否则便是"愚暗妄行，不知义理"。 王若虚在金元两代教育界有相当的影响，他的学生不少在元代为官，继续传播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主张，他的著作也曾在元代兴贤书院、双桂书院等地重印，成为沟通金元两代教育思想的一座学术桥梁。 在金代末期，除了上述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之外，金元之际的元好问，也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元好问虽然主要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但他注重诗文的道德教育作用，提出"诗以载道"的主张。他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过州县办学的记文，提出"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并认为"权利以作新民"，教育不仅要培养人材，而且还具有"新民"的使命。这些思想，都包含了丰富的哲理，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十、结语宋辽金夏诸朝的教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而言，如果视盛唐为其鼎峰的话，宋代也被视为持续发展的高原时期。但就文化的角度而言，学术界则较多倾向于将宋代文化视为顶峰，并认为：宋代文化的成就，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朝所不能及。辽金诸朝文化虽不及宋代繁荣，但在推进汉化政策，缩小中原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之间的差距，沟通民族文化及其心理、习俗之间的交流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宋辽金诸朝一系列文化成就的取得，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教育事业的繁荣，并且与之互为羽翼，相得益彰。 宋代的教育有哪些重要的作为呢？概略言之，可以归纳出几点：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完备化及其规模的扩大，不仅刺激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普及，而且使大批庶族平民子弟加入仕途，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有效地限制了汉唐以来一向专断朝政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势力。科举制度本身经过宋代的改革，日益完备，定型，并为以后朝代沿用。 在学校教育制度方面，宋代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形成了较完备的中央地方两级配套的官学体制，其内部管理制度也更加齐备，譬如：宋代确定了"学田"制的教育经费补充制度，建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太学实施的三舍法及其升舍之法，也多为后世学校所取鉴，并且成为元明时期学校升贡的祖型。 在教育的思想与方法上，宋代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往来论辩，对于各种教育命题的思考和分析，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深度，对后世启示良多。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大多发源于宋代，或在宋代确定了基本的框架。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分析和批判。不仅认识到宋代学术思想的积极意义，更需要澄清其流弊，明辨是非，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旧传统，给予客观全面的估计。宋代教育还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是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书院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在传播、积累文化学术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既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学之外，又在一定程度和条件下，与官学合流。它的产生，得益于多种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但它的高度发展，却主要得益于宋代理学的兴盛。对于书院的历史价值，我们至今仍有多方面的评说，并且正在寻求和恢复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 对于辽金两代教育，我们仍然着重探讨其文化教育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动机，并高度评价辽金教育在开发北方地区的文化和保留中原文化遗产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限于史料，对于辽金教育的介绍比较粗略，对于考古文物的参鉴，也尚显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教育史界前辈学者的多方面关心和指导。其中，我的老师王炳照教授所著《中国教育通史》中有关宋代教育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张希清先生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以及我的老师尹德新教授、蔡春教授所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宋辽金元部分，对我启迪良多。辽金部分，则较多地吸收了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教授及宋德金先生、程方平先生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书中未能一一标出，在此一并致谢。◆◆◆《中国全史》 05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宋辽金夏文学史本卷提要 本书是中国宋辽金夏文学的断代史。 宋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极其璀璨的一章。本书在系统描述这一时代文学基本状况的同时，对于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彪炳史册的著名作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于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佳作亦有一定篇幅的分析鉴赏。 辽、金、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网罗史料、搜求散佚，对其文学概貌做了条理清晰的描述。 一、宋辽金夏文学概述宋辽金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指包括与宋代汉民族政权先后并存的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在内少数民族政权下产生的文学。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其中以宋代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宋代文学，是指中国历史上公元960 年北宋建国至1279 年南宋灭亡的这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学。 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尖锐地交织在一起。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也一直是随两宋时期相始终的。同时，与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相适应，理学（又称道学）也应运而生。这种特殊的历史局面，对这期间的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宋王朝由苟安到偏安，以至覆灭，终宋一代，未曾出现过汉唐"盛世"的景观。在如此局面下，北宋文学即使赶上汉唐文学的繁荣，也缺乏汉唐文学的开阔恢宏的气象；而南宋文学的悲怆与慷慨，却是汉唐文学所没有的。宋代文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时期之一。其文学的主要形式有诗、词、散文、话本小说、戏曲等。它们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宋代300 多年历史变迁的风貌。 宋代文学可分为四个时期：北宋前期文学；北宋后期文学；南宋前期文学；南宋后期文学。 宋初诗文承袭晚唐五代柔靡余风，作品多堆砌词藻典故，形式华丽，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少数作家，则反对这种倾向，主张继承唐代韩愈、柳宗元、杜甫、白居易的文学传统。其中王禹偁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北宋诗文的新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当时这种新的文风并未成为文坛的主流。这时期，在文坛上另一较有影响的是以林逋为代表的隐逸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师法晚唐贾岛、姚合，着意写景，专攻近体，诗风秀雅清淡，但作品题材狭窄，有秀句而少佳篇。后来在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以杨亿、刘筠等为首的台阁诗人。他们在艺术上片面地学李商隐，堆砌典故，追求词采华美和工整的对仗、和谐的音律。创作内容大多是点缀升平，应酬消遣之作。由于他们身为馆阁之臣，而处于领导文坛的地位，加之诗中又表现出很高的文化词章修养，因而左右文坛达数十年之久。 宋仁宗时，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主张政治改革的同时，针对文坛弊端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扫荡了以杨亿等人为首的"西昆派"华靡的诗风和"时文"。尔后经过王安石、苏轼等杰出作家的努力，进一步巩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使北宋文坛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时期是散文创作的全盛时期。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相继涌现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六位杰出的散文大家。他们在反对绮靡僵化的骈文的同时，师承韩愈的"文道合一"、"文以载道"，在作品内容上，大都紧密地反映社会现实，指陈时弊，尖锐深刻。诸家之文，各体兼备，独具风采。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名家辈出，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苏轼的出现，使宋诗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诗广阔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善于描绘各种形象，并且富有浪漫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他在诗歌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这一时期诗歌中也出现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一些作品"言理"多，而抒情少，缺乏形象性。北宋后期的诗人大都受到苏轼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沿着苏轼开拓的路走下去。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对诗从艺术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成为宋代诗坛上最大的一个流派。他们注重文学技巧，讲究诗法，在形式上下了很多工夫，但反映现实生活之作不多。其中黄诗最具代表性，独具一格。 北宋初期的词，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题材和内容都较狭窄和贫乏，多作小令，写艳情，抒闺思。晏殊、欧阳修的词，不同于花间派的秾艳，也无南唐哀婉，写得清丽婉转，含蓄典雅。但仍未脱出艳科的藩篱。这时张先的慢词和范仲淹描写边塞风光的词，对词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开拓和发展。晏几道的词继承晏、欧的词风，将小令推向了艺术的顶峰。与晏、欧同时的柳永，使北宋词为之一变。他继承了前代诗词创作的经验，又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在词的题材上有所扩展，反映社会生活内容较广泛。在艺术上，柳永创制了不少慢词长调，词的语言通俗流畅，音调谐婉，并善用铺叙手法作细致的描绘，其词深受市民大众的欢迎，并对后来的词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宋时期，真正开一代词风的是苏轼。他打破了"诗庄词媚"的观念，扩大了词的题材和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他还用写诗写文的手法写词，革新了词的语言，而且不拘音律，使词初步与音乐分离，成为一种可以单独吟咏的抒情诗体，对于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宋后期的许多词人都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但另一些词人囿于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观念，并没有沿着苏轼之路走下去。苏轼门人秦观，承续婉约词风，以创作婉美妍丽、语言工致、音律协和的词而被称之为"婉约之宗"。贺铸作词善用健笔，带有一些豪放之气，但仍以婉约词风为主。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精通乐律，能自度曲，注重词的格律、典雅，铺叙曲折多变，言情体物更加工巧。在提高词的总体艺术水平的同时，推进了词的声律艺术的发展。这对于南宋格律派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北宋灭亡。动乱的社会改变了作家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南宋之初的陈与义等人，在现实的灾难中改变了前期诗风，冲破了江西诗派的束缚，走出了单纯追求技巧的艺术之塔，写出了不少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思的作品。开南宋爱国诗歌的先河。 陆游是南宋最杰出的诗人，他以其激昂悲壮的诗歌，表现了广大民众的强烈爱国思想，成为南宋诗歌的一座高峰。作为与陆游并称为中兴四大家的另两位杨万里、范成大在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一个是创"诚斋体"闻名，一个是以田园诗著称，这时也都创作了不少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南宋后期，诗风衰微，这一时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诗人。"四灵"以贾岛、姚合为宗，专攻五律，吟咏山水，逃避现实。江湖派继之而起，同"四灵"一样，专门寻章摘句，雕琢词藻，唱着低沉凄清的调子。但江湖派中也有少数诗人，如戴复古、刘克庄等人继承了陆游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学作品成就较高。南宋灭亡前后，爱国主义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又复高扬。文天祥的诗歌表现了他的生死不渝的民族气节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慷慨悲壮，感人至深。此外如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诗人，抚时感事，触物兴悲，抒写了故国之思，山河之恸，在南宋末年诗坛上放射出异彩。南宋散文的艺术成就和影响，不及同时代的诗与词。靖康之变，中原动荡，社会离乱，王朝的仓惶搬迁，彻底破坏了散文繁荣所需的安定环境。南宋散文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动乱的背景与理学的氛围中发展的。这期间没有出现与唐和北宋散文大家相比肩的散文圣手。尽管如此，它仍有不容贬低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其成就最高的多集中在扶危救倾的议论文中，而不是叙事作品，更不是理学家的语录体文字。而且越到南宋面临覆亡前后，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略的愤激之情，报国情怀的慷慨悲壮，在散文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集中，也更加光彩照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岳飞等人，他们的政论，虽风格各异，但更加锋芒毕露，有很强的现实性。而在南宋灭亡前后的文天祥、谢翱、郑思肖、邓牧、陆秀夫等人的散文作品中，或以奏疏策札，或以游记小品等形式，表现出他们语关时政、言辞激切的特色，沉郁悲壮的情怀。 词到了南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之一，以协音律而又典重高雅为当行本色的李清照，变爱情闺思、离愁别恨，而一抒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流露出深沉的爱国情思。她善用白描，并以其生动的形象描绘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语言自然清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难当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少作家以词为武器，发出了抗战复国的呼声。其中有主战派的大臣、将领，如李纲、岳飞，而代表作家为张元干、张孝祥等。他们上承苏轼豪放词风，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为南宋前期词风的变化揭开了序幕。 辛弃疾是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上承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爱国词的基础上，抒发了更为激越愤慨的抗战复国的豪情，壮志难酬的勃郁之气，并创造性地融汇多种文学形式之长，形成了辛词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将词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为此，在词史上他和苏轼并称"苏辛"，成为豪放词派的主要代表。辛词给当时和后起的大批词人以深刻的影响。与辛弃疾同时的陈亮、刘过和南宋后期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一批词人，因此被称为辛派词人。他们的成就与风格固然不尽相同，但作品多抚时感事，充溢豪迈悲壮激越之气，与辛词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南宋后期，另一派词人是以姜夔、张炎、吴文英等为代表的格律派，他们受周邦彦词风的影响，作词追求格律精严，造语精工，意境清幽。艺术上虽各有所长，而题材却很狭窄。其中虽有一些作品寄托了家国之恨，但情调低沉，反映了当时出现的一些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 宋代的杂剧、南戏，在当时很流行，很可惜大都失传。它们的出现和繁荣，标志着中国古典戏曲臻于成熟。它对于后世，特别是为元代的戏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诗话，作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它产生于北宋。两宋诗话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一部是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它融冶诸家之说，铸为创新之论，以对诗歌内在审美特质的精辟揭示，继司空图之后把我国诗歌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影响到后世的文学理论。除此之外，宋代的文论、词论与前代相比，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宋代话本，是我国早期的通俗白话小说，它是市民阶层的文艺。与六朝的志怪和唐代的传奇相比，话本的题材广泛，内容更趋于现实。这种新的文学语言，是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它对于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辽金夏文学中的辽、西夏文学，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西夏文学与辽文学相比，流传下来的作品就更少，其成就不及辽文学。辽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和天祚帝文妃萧瑟瑟的诗词。一般说来，他们的作品多模拟唐宋，艺术上显得生硬粗糙，成就不高。继辽而起的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于辽。首先是它的戏剧和说唱文学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其中董解元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更被后人推之为"古今传奇鼻祖"。金文学中的诗歌、散文也卓有建树。元好问的诗歌标志着金文学的最高成就，为金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二、北宋前期的诗文（一）宋初诗文与西昆派北宋初期的文坛，弥漫着晚唐五代余风，文尚骈丽，诗崇华靡。晚唐时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社会黑暗，一些文人看不清社会前途而追求享乐，于是内容空虚、形式华美的文风重又发展起来，并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由于文人多从后周、南唐、后蜀而来，五代的文风也就直接影响到此时的诗文。这种风气，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与之对立的复古主义思潮逐渐发展起来。在散文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柳开、穆修、王禹偁、范仲淹等人。 柳开（947-1000 年），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后改名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著有《河东集》。他在开宝六年（973 年）中进士，做过殿中侍御史、忻州刺史等官。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①。早年学习韩愈文章，后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他认为古文"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①在创作实践上，他的政论、书序等文章虽未完全摆脱艰涩之病，但能密切联系时政，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上窦僖察判书》、《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或指陈时弊，或借题发挥，文风朴实，一洗浮靡面目。 王禹偁（954-1001 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因晚年贬居黄州，人称王黄州。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等。对于王禹偁，宋人黄庭坚曾在诗中评介道："世有斫泥手，或不待郢工。往时王黄州，谋国极匪躬。朝闻不及夕，百壬避其锋。九鼎安磐石，一身转孤蓬。"②这几句诗，扼要地说明了他的文学才华，刚直性格和仕途遭遇。王禹偁出身寒微，世为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举进士，历任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等。由于他对朝政直言敢谏，不阿附权贵，三次遭贬黜。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给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章上取法韩愈、柳宗元，诗歌则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极力反对"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的文风。③他的散文，或清新畅达，或简炼朴素，都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如《待漏院记》，文章以正反对比的手法，箴规宰相应当勤政爱民，公正无私，不应私心用事，谄君固位，败国乱政。虽名曰"记"，实为一篇政论。另一篇《唐河店妪传》，叙记结合，语言凝炼。文章描述了宋、辽边界上一位老妇人机智勇敢杀敌的事迹，借以赞扬边境百姓守土御敌的斗争精神，强烈地谴责了朝廷军事措施失当，致使抗辽战争失败。除此之外，他的记叙文《黄冈竹楼记》，语言浅近清新，质朴流畅，声韵抑扬和谐，是为人历来传诵不衰的名篇。此文写于被贬黄州时，文中抒发了作者厌弃世俗与遭受贬谪的愤慨。并将此情寓于豁达自适的心境之中，表现了作者高尚、古雅的生活情趣。其景物描写，寄意深远，颇有诗情画意： ① 《新工具书》，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114 页。 ①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67 页。 ② 《题王黄州墨迹后》。 ③ 王禹偁：《哀高锡》。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阒，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此处描绘真是把竹楼的妙处尽情铺陈出而又具体化了，而此中之人则是处于世内，游于物外，物我两忘，进入物我为一之境地。 范仲淹（989-1052 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人。卒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集》。作为北宋初期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代表作品有《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秋香亭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这些名篇佳作中，或赞扬古人功成身退，不贪仕禄的高尚志节；或歌颂北宋边将组织百姓，抗击西夏人入侵的英雄业绩；或写景抒情，深有寄托。其中《岳阳楼记》一文，尤为人称道。它在成百上千的关于岳阳楼的诗文中堪称魁首。此文写于被贬之时，是应友人滕子京之约为楼写的记，言从楼起，但意在楼外，这就脱尽了前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它不仅写景状物曲尽其妙，炼词造句精警畅达，而且运思谋篇煞费匠心，新颖别致。作者缘物抒情，借情写意。其中迁客骚人的两种览物之情，是作者在文中着力渲染之处。前节写雨季登楼览物之情；后节写春晴登楼览物之情。迁客骚人的一悲一喜，尽管感情状态不同，实际都为以物之好坏而喜悲，其缘物生情是一致的。见晦而悲，想到的是去国怀乡，忧馋畏讥，正是仕途失意、人生遭难者的思想感情的反应；见晴而喜，则是受辱失宠后的一种自我解脱。但作者写岳阳楼的气象万千，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无不是为了发表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见解，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人赞曰："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①由此，楼因斯文而声名益著，文偕斯楼而千古留存。 宋初先后出现在诗坛上有影响的诗人群体，是"香山派"诗人、隐逸诗人、台阁诗人。 "香山派"代表作家中，以王禹偁最有影响。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诗歌也很有成就。由于他长期在地方上为官，对百姓的疾苦有较多的了解，所以他的诗同情民瘼，关怀国事，具有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如《感流亡》、《对雪》、《乌啄疮驴歌》等。这些诗或写因天灾而逃荒他乡的难民；或写冰天雪地之中挽车供边的民瘼、御敌的塞卒，并为无安边富民之计而深感不安；或辛辣作比，讽刺那些贪吏对百姓的搜刮。这一类作品，继承了杜甫、白居易诗歌的优良传统，对改变浮靡的文风，开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都有一定贡献。此外，王禹偁还写有不少流连风光的景物诗。他自称"平生诗句是山水，谪宦方知是胜游。"②《村行》就是他的景物诗中出色的一首：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乔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此诗写他谪居商州时的山行即景，表现了作者喜爱乡村风光和厌倦官场、怀念乡土的的感情。并且真切地写出了从"野兴"到乡思其间微妙的心 ①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批注。 ② 《听泉》。 理变化。此诗风格飘逸，淡中有味，得白居易、杜甫七律诗的精髓。另外像他的《移任长州县》诗，写江行所见与思乡之情："移任长州县，穷秋入水乡；江涵千里月，船载一篷霜；竹密藏鱼跃，云疏漏雁行。故园渐迢递，烟浪自茫茫。"诗中采用了白描手法，写得清新疏淡。 王禹偁的诗语言朴实通俗，不雕饰，有鲜明的讽喻现实的色彩，体现了他反对浮靡、主张实用与易道易晓的文学主张。但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出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作为勇于革新的诗人，虽想通过学唐人杜、白，另走一路，但当时并未形成文坛主流，其影响甚微，难怪他发出了"谁怜所好还同我"的沉重叹息。 ① 他的这方面创作，恰恰是对抗当时的诗风，而不是代表当时诗风。 当时在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与之同时的隐逸诗人，特别是后来的台阁诗人，其影响更广。 隐逸诗人因师法晚唐贾岛、姚合，又被人称为"晚唐体"诗人。这些人中有寇准、潘阆、魏野、"九僧"、林逋等。除寇准外，或为隐士或为僧人。这些人自称"清世"隐士，或可称为"升平"隐士。这是与五代隐逸遗风，至宋有众多处士和皇帝对隐士青睐，尤其是北宋前期休养生息之后，百业兴旺，文人士子在经历求仕失意之后而隐等众多因素分不开的。这些诗人作诗题材狭窄，多写身边景物和闲情逸志。其诗风清淡秀雅，在某种程度上有廓清五代浮华文风的作用。寇准（961～1023 年），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谥号忠愍。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著有《寇莱公集》。他的一些诗句，意新语工，很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①，"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②，"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③。另外像潘阆的"极浦涵明月，孤帆没远烟。"④。魏野的"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⑤，"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⑥。这些诗句都反映了他们隐居山林的生活和思想情趣。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林逋。林逋（967～1028 年），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卒谥和靖先生。有《林和靖诗集》。他结庐于西湖孤山，布衣终身。曾自许"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相传二十年不入城市。他的诗为湖山写照，替花木传神。如"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⑦"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⑧"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⑨"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⑩尤其是《山园小梅》一诗，最为人传诵，它成功地传写出梅花清幽香逸的独特风姿，寄托着作者远离名利征逐，洁身自爱的情趣。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① 《赠朱严诗》。 ① 《书河上亭壁》。 ② 《夏日》。 ③ 《春日登楼怀归》。 ④ 《渭上夕阳闲坐》。 ⑤ 《书友人屋壁》。 ⑥ 《寻隐者不遇》。 ⑦ 《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 ⑧ 《宿洞霄宫》。 ⑨ 《小隐自题》。 ⑩ 《梅花》。 黄昏"之句，状物细腻，意境清幽。林逋的诗，以其对自然美的描绘和清冷幽静、闲淡深远的艺术风格，在宋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与前面两类诗人相比，当时宋初诗坛上影响最大的是台阁诗人，他们的唱和之作编为《西昆酬唱集》，为此人们将他们的诗歌称之为"西昆体"，将这些诗人称之为"西昆派"诗人。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这些诗人供职宫廷，在当时都是显赫一时的贵族官僚。台阁诗人由此得名。他们才华富健，在诗歌创作上，尤其膜拜李商隐。在给宫廷编书的余暇，凭借各自的工力，雕章琢句，摭拾辞藻，讲究声律，拼凑典故，迭相唱和，以为消遣。从涉及的题材来看：有写官场宫掖生活的，如奉和圣制、扈从纪游、奉诏述怀、赐宴之类；有歌咏历代君王故事的；有反映官吏们日常生活的，如别墅、小园秋夕、送别寄赠、偶怀之类；有咏物写景的，如咏唱柳絮、清风、樱桃、夕阳、鹤、萤之类。在这些题材中，有一定社会价值的是一些咏史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前代君主的荒淫，并以此劝戒君王。其中也含有他们对现实的感喟。"西昆体"诗歌的出现，是针对唐末五代浮靡诗风而"首变诗格"。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没有前者那种善用典故，以至过分堆砌典故的品格，也没有那种刻意追求辞藻精美，以至于过分雕琢的特点。由于"西昆体"艺术上的精湛，语言的考究而使得这时的诗风更加典丽精美，而内容上却无多大变化。这也是后来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起来要变革诗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昆体虽是适应当时政治、经济需要而产生的"太平诗"。但西昆派诗人在宋诗发展上也作出了自己的艺术贡献，如抒情写景的纤细，创造意境的空灵，运用语言的声律、色彩、形象化以及注意诗的形式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当然，西昆派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曼丽浮艳的诗风所存在的弊病和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它在当时竟为众多诗人所仿效，从而使"西昆体"的不足恶性发展，成为一种有害的倾向。这种流弊，影响到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于是就产生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二）诗文革新运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是在北宋时期酝酿、发展和完成的。这是一次直接继承中唐新乐府和古文运动精神的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它是以"复古"为旗帜，来配合北宋政治变法形势的一次全面的文风革新。诗文革新运动的出现，对于整个宋代文学，不但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有创作上的示范意义，并由此开创了北宋文坛上新的局面。 从晚唐到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诗崇华靡。这是由于后来的文人们未能全面继承和发展韩愈、柳宗元、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加之社会动荡，兵连祸结，在此时局之下，一些文人深感前途迷惘，逃避现实，耽于享乐，于是内容空虚、形式华美的骈文、诗歌重又发展起来。宋初承继五代文风，轻淫侈靡，华而不实，追求声律。除了艳冶浮薄以外，更因五代时世动乱，"悲哀为主，风流不归。"①"气格摧弱，沦于鄙俚"②也成为这一时期文风的重要特征。浮靡的文风日益滋盛之时，出现了"西昆体"的诗文。这种文体的诗文，形式华美，内容空虚，是点缀升平的产物，而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与北宋社会发展形势格格不入。北宋初年，经济暂时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也较为安定，因此，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于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的宏大景象。立国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逐步尖锐化。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外感国耻，内怀国忧，起而补偏纠弊，急切要求对文风加以改革。北宋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也要求变革文风。从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到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在他们为大力振兴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变革的同时，也要求诗文反映现实，以适合政治改革需要。范仲淹曾建议"敦促词臣，兴复古道。"①宋仁宗也二次下诏申戒浮文，提倡散体。王安石更是主张文贵致用，使其成为政治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之服务。另外，宋代理学的兴起，对文风的改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要求用简便的文字宣传新兴的理学主张，对于讲究骈偶、堆砌典故、辞藻华丽、内容空虚的"时文"和西昆诗风，极为不满。他们的主张虽与诗文革新家的主张有很大差别，但在反对西昆文风上却是一致的。诗文革新运动就是在这种政治、道学、文学等各种矛盾交织的境况下，孕育发展起来的。诗文革新运动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抨击五代以来浮华卑弱的文风。首举尊奉韩、柳古文传统旗帜的是柳开。他肯定韩、柳古文劝善惩恶、讽颂规戒的作用，提出了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取法韩、柳"革弊复古"，②认为创作应"远师六经，近师吏部"③，又说"篇章取李杜"，"古文阅韩柳"，④倡 ① 范仲淹：《唐异诗序》。 ② 四部丛刊集部：《小畜外集序》。 ① 范仲淹：《奏上时务书》。 ② 《送何逊书》。 ③ 《答张扶书》。 ④ 《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 导写作"传道而明心"的古文。①在语言上，则提出"句易道，义易晓"的主张。②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既反对语言的雕琢浮华，也反对古文运动内部的艰涩文风。他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以其反映现实之作和清新悦目、平易浅近的语言风格，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绮靡文风，仍然积重难返。继柳、王之后，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的文风却开始泛滥。它与晚唐五代文风相比，虽都为华丽雕琢，并以声律对偶为工，但其实质却有重大区别。唐末五代文风反映了乱世的衰飒之气，"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其体薄弱"，"悲哀为主"。③而西昆体和杨、刘时文却雍容华贵，典雅丰瞻，是适应太平时世需要的雅俗之音。对此，有感太平表象下危机四伏现实的人士，纷纷起而抨击。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讲求务实致用，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之文为己任。稍后的道学家石介，其基本思想大致与柳开一脉相承，他在《怪说》中，以激烈的言词，指名抨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他甚至说"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从逾唐跨汉，上追三代之治的角度提出了文风改革问题，反对西昆体和时文的雕琢形式。这种卫道式的抨击，在客观上促进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有见地的主张，且重道轻文，除王禹偁外，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高潮阶段，它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大批作家出现为标志。他们在继续批判浮华文风的同时，发展了"道"的观念，主张诗文应有美刺，利于"风教"，还要关心"百事"，注重文的功用，继承并发展了简朴平易的文风。这一时期，统治者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强化封建政权，缓和逐渐激化的国内外矛盾，下诏申诫浮华，提倡散文。范仲淹也在他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这些举措，使得响应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显示出了浩大声势。李觏要求以文经世，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①尹洙以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为标榜，来摒弃骈文。苏舜钦反对以藻丽为胜，主张创作应表现人生，抒发"愉乐悲郁之气"，使统治者能因此而"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以驰张其务。"②梅尧臣力贬浮艳堆砌恶习，重视比兴传统，"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③批评西昆诗风说："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④主张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之高境。这些主张的提出，比柳开、王禹偁的主张，更加明确和具体。苏、梅以其特有的实绩，为诗文革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抨击西昆体的同时，有意提倡古淡和豪放风格，以古硬治浮嚣，以自然去雕华，以淡泊矫辛咸，以崇健振卑弱，各自形成了豪放雄肆和清切平淡这 ① 《答张扶书》。 ② 《再答张扶书》。 ③ 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 ① 《上宋舍人书》。 ② 《石曼卿诗集序》。 ③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 ④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 两种不同的艺术特色。 在苏、梅之后，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此运动中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他自觉地把诗文革新同政治改革相结合，使诗、文、文论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这场运动引向了深入。他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的"道"不是柳开、石介的圣人之道，也不是梅、苏的"美刺""风教"，而是"百事"。反对文士溺于文辞，"弃百事，不关于心。"①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②的那种空谈道德性命的风气，认为这是与古道利世泽民的宗旨相悖的。其复古明道应以忧天下为务，而不是只求个人"光荣而饱"。③对柳开、石介等人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这是与柳、石在明道动机上的主要分歧，也是贯穿宋以后士大夫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欧阳修正是以此作为复古的根本目的。关心"百事"，忧念天下，以反映民瘼和愤世忌邪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能，确定风骚在诗道中的正统地位，反对虚美的雅诗赋颂，这是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基本思想。其针砭对象不仅包括杨、刘时文和石介等人，而且也指向了晏殊、宋祁等人的诗酒酬唱、歌颂升平之作。重视文学"忧治世危明主"的作用，这比唐人强调世治而颂，世乱而怨的观念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与唐时古文运动所不同的，同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欧阳修等人革新时风与文风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培养一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鲠直清正的品格，以及合于时用的才能。如果以通经学古来反对文章华丽，反倒造就了一批迂阔诞漫，以道求禄的文人，那就比文风华丽更糟，何况俪偶声病，只是艺术形式问题，也可为古道所用，而不能够采用简单化的办法来排斥骈偶。因此对杨、刘时文，欧阳修采取了一种通达的态度，与石介过激的言论完全不同。尽管他也反对"移此丽彼，以为浮薄的风气"，④但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①他还在《归田录》中称杨亿"真一代之文豪也。"肯定了其才学、工力，有优点长处可以汲取。他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重视触事感物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出了诗歌创作"愈穷则愈工"②的著名论点，将忧思感愤兴于怨刺，强调作者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了"诗话"这一评论的新体式。在他的《六一诗话》中有不少精辟的诗论、文论见解。他的这些诗文理论主张，对于诗文革新和作家们的创作无疑起着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以自己的诗文为一代文风的变革作出表率。他与苏、梅等人，将反映民瘼、讽刺时弊的古调歌诗与感遇兴寄相结合，或就现实生活所见抒怀感事，表现出救民膏肓、忧时济世的热肠；或在模山范水，酬谢赠答时取喻设譬，赞美不为势利所屈的志节，使对"百事"关心处，形于吟咏情性之中。他们更直接在诗歌中议论时事，揭露当时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现实。尽管这种以诗论政的做法使本来就说理过多的宋诗更趋散文化，但在北宋前期文坛上一片优游闲雅的酬唱和颂圣明道的说教中，却以其深刻敏锐的洞察力， ① 《答吴充秀才书》。 ② 《与张秀才第二书》。 ③ 《读李翱文》。 ④ 《与荆南乐秀才书》。 ① 《论尹师鲁墓志》。 ② 《梅圣俞诗集序》。 产生了警时鼓众的巨大影响。与诗歌相比，欧阳修的散文更能体现革新成果。欧文各体皆工，又富于变化和新创，因而能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其"纡徐委备"、"容与闲易"的艺术个性，不但为宋代散文形成平易简洁，委婉流畅的基本风貌树立了典范，启发后人去创造一家之特色，并从而改变了中晚唐以来因循韩柳之文的旧习，开创了北宋六大散文家并峙的繁荣局面。另外，他还积极改革科场积弊，并对应考文体进行改革，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对那种险怪奇涩号称"太学体"的时文，则坚决加以贬抑排斥。在努力提举后进的同时，将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他的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这对于后来巩固和扩大诗文革新运动的阵地，对于北宋中叶以后诗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使诗文革新运动在经历了高潮阶段之后，得以发扬光大。 第三阶段，是诗文革新运动成果发扬光大时期。这期间，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①，斥责"章句声病，苟尚文辞"②的倾向，继续批判徒事色彩的"时文"。曾巩、苏辙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发挥着骨干作用。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苏轼，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理论，特别是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将诗文革新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③。强调文必立意，提出"述意"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④其内涵的广阔性超出了道学家所言的孔孟之道，政治家所言的礼教政治的范围。苏轼很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一再指出文学本身犹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在表现形式上，强调"辞达"，"使是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于手"，⑤这是苏轼对于散文表现技巧的要求，也是对艰涩、浮华两种文风的批判。苏轼主张平易自然的文风，有意即言，意尽辄止，不要使人同己。他的许多著名论点，如"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②另外像"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都对当时创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与柳开、石介的重道，王安石、曾巩的重世用相比，在文道关系上，苏轼更重文。他在欧阳修"事信矣，须文"③的基础上，指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④由重道转向重文，探求文学自身规律，这是苏轼对诗文革新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培植的文学新人，"苏门四学士"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著名的作家。 ① 《上人书》。 ② 《取材》。 ③ 《凫绎先生诗集叙》。 ④ 葛立芳：《韵语阳秋》卷三引苏轼语。 ⑤ 《答谢民师书》。 ① 《金石萃编》卷一三九《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 ② 《文说》。 ③ 《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④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诗文革新运动的成就，以其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实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在理论上，在唐代古文运动关于文道、文风、语言等方面改革的基础上，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道关系，肯定了平易畅达的文风和易道易晓的语言风格。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的诗文理论，贡献尤为突出。这对于文论的发展无疑是推进了一大步。在创作实践上，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一批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有感而发，注重世功，鲜明体现了文道结合的主张，是反映现实的杰出之作。他们以其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所建立起来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使得绮靡浮艳风气扫地以尽，并使奇句单行的散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最终完成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革新。其影响所及，使得后世之人将他们尊称为"唐宋八大家"。在诗歌创作上，以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继承了前代风、骚的优良传统，以古文家们致用、崇散、平淡等理论主张来贯穿于诗歌创作，与骈丽、浓艳、艰涩相抗。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对南宋金元诗、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诗文革新运动，对词、赋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影响所及，使词在题材领域、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方面，都与前不同，并产生了新的词风。在赋的创作上，突破了唐代律赋的严格的字韵限制，杂以散文句式，多用虚词，使律赋变为文赋。骈文也与过去的辞藻华美，堆积典故的文风不同，经过改造后，也变得平易可读。 北宋诗文革新的最后完成，意味着与政治革新密切相关、以扫荡浮靡文风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到此结束，确立了有宋一代平易典要的文风。以风、骚为本的风雅观，以崇尚平淡古健的艺术标准，从此成为贯穿于宋元明清文论中的主导思想。 （三）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史上，欧阳修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官居显要，为人有气节，忠直敢言，廉正爱民，为时人所敬重。他不仅倡导了对于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对文学都具有积极影响的诗文革新运动，他还在散文、诗词、史传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天下翕然师尊之"①的一代文学宗师。 欧阳修（1007-1072 年），字永叔，40 岁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又自称庐陵人。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他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计有《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还有史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 欧阳修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小官吏家庭，其先世显赫，但到其祖、父辈却家道中落。他幼年丧父，寡母郑氏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学习刻苦，常借书抄诵，尤爱韩愈的文章。希望通过努力能够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比肩。20 岁时中进士，累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夷陵县令、太常丞知谏院、滁州知州、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宋史》称他"天资刚进，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之不顾"。因他为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而辩护和参与"庆历新政"的革新，仕途之中屡有贬迁。王安石行新法时，因政见不合，65 岁时以太子少师之职辞官退隐。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一生写了500 余篇散文，各体皆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其文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议论、叙事、抒情"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①。 欧阳修自入仕途后，宦海沉浮40 余年，在他的散文中，议论文所占比重最大，包括政论、史论、书序、书简等。这些文章有的是针对时弊抒论，有的是借古喻今，有的是因事寄慨，纵横议论、切直舒畅，却又不乏委婉变化之妙，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与高司谏书》一文，是欧阳修写于景祐三年（1036 年）的一篇感情充沛、极富正义感的书信体散文。文中充分显现了这位血气方刚的才子初入仕途时正气凛然的风采。范仲淹因论时政得失，上《百官图》批评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进用多出其私门，而被贬江西饶州。为此，朝臣多言相救，而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出面为之辩护，反而私下非议范仲淹的为人，趋炎附势，随人高下。欧阳修基于以上事实，援笔成文。文章虽是有意抨击声讨对方，但却并不一味地疾颜厉色，横扫一切，而写得从容不迫，条理明晰，鞭辟入里，充分体现了欧文的风格。文章一开始追述了作者对司谏高若讷的认识过程，列举了"三疑"，层层铺叙、推论，从而揭露了高若讷的"侃然正色"原本是一种伪装，作出其人为"非君子也"的判断，并间接地表达出作者对谏巨人格上的要求。接着为了进一步证明前一判断，作者通过摆事实，充分揭露他的"不道"的卑鄙言行和心理。并在有力的说理分析中指出，人性有刚强和懦弱之分，如果仅仅是胆小怕事，顾及名位和家庭，人们也不会 ① 苏轼：《居士集叙》。 ① 吴充：《欧阳公行状》。 过多地责备他。但趋炎附势，诋毁贤正却自鸣得意，就是"以智文其过"的"君子之贼"。并明确表示身为谏官，默默不语是有罪的，罪在"又欲欺今人"，又欲"欺后世"。这样"行道"，必将落得"他日为朝廷羞"的可耻下场。文章层层推进，层层揭露说理，环环紧扣，虽铺张扬厉，却无散漫零乱之感，踔厉风发，令人慑服。另外，欲破先立的表现手法，以及设问句使语锋突起，感叹词"噫"的妙用，也都为文章增色不少。与韩愈文的文势一泻千里，辞意显豁而决断相比，此文虽也充满激情，但却委婉曲折。人称"高司谏一书，发之最激，而亦不掩其往复百折之常度"。①在曲折条畅的行文中包含了揭露、谴责和讽刺。 写于庆历四年（1044 年）的《朋党论》，是欧阳修政论文中的代表作品，历来享有盛名，为人称道。此文针对被罢职后的夏竦、吕夷简等人，在朝廷广造舆论，混淆视听，竭力攻击、诽谤主张新政的范仲淹等人引用"朋党"，并引起宋仁宗的疑惧而上奏章，来澄清是非，驳斥攻击，辩朋党之诬。对此"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①的陷害忠良的险恶用心，文章以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立论，反复阐明"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的道理。全文采用了对比论证的艺术手法，并多处转折，连用排比，使行文既迂徐有致，又富有气势且耐人寻味。文章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指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何故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由此，不仅可以看到作者逐步深入剖析的思路，而且可以感到对比手法的鲜明艺术效果。文章不仅从事理上进行对比分析，还引证大量史实，紧扣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关系，进一步深入论证，起到了化深奥为浅显的艺术效果。文中不但批驳了吕、夏等人，同时也规劝了宋仁宗，使他能够接受历史教训，明辨君子与小人，进贤退恶。从政论文的论辩艺术讲，《朋党论》可谓宋文之典范。 欧阳修的史论散文也很有特色。如《纵囚论》评唐太宗"纵囚来归"之不近人情，不足为天下常法，在反复驳难中，把史籍所载之违背情实处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史论散文的典范之作《五代史伶官传序》又是另一种风格。这篇抒情色彩很浓的文章，是作者仿照《史记》中"滑稽列传"的体例所写的一篇有关伶人传记前的序文。文章以总结性的笔调，围绕后唐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史实，以世事的兴衰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作为立论基点，阐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教训。并进而引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观点。清人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 ① 陈北仑：《欧文选序》。 ① 欧阳修：《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①文章先叙后议，前扬后抑，骈散兼蓄，特别是一组组简洁而强烈的对比，如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从中渲染出了一种思辨的氛围。文中警譬的论述最为精采：《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载！其论述不仅对当时北宋王朝苟且偷安之人，是一深刻的告诫，同时还有启迪后人的哲理意味。 欧阳修的散文中有不少是为人写的墓志、祭文，这些多是很好的人物传记，文章写得一往情深，朴质醇厚，迁徐畅达，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祭尹师鲁文》、《祭石曼卿文》、《祭苏子美文》、《梅圣俞尧臣墓志铭》、《徂徕石先生墓志铭》、《黄梦升墓志铭》、《泷冈阡表》等。这些为亲友所写的文章，都能抓住人物生平的主要行迹，突出大节。不藻饰、不溢美，或叙事以见穷达，或借情以寄感慨。 《泷冈阡表》是此类散文中有代表性的佳作。作为一篇为其父母墓道撰写的碑文，文中深情地记叙了作者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对他的抚养、教诲，以及其父为官清廉仁厚、表里如一的品德对他的影响。文中的人物描写极富特色，以不落俗套的间接描写的笔法，来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文中太夫人如叙家常的寥寥数语，其父盛德遗训可闻，其母贤达自见。描写细腻处，其父之"能养"，涕泣之声，音犹在耳；由"祭而丰"想到"养之薄"，由"今有余"想到"昔常不足"，人物的拳拳孝心，神形毕现。写其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的忠心尽职，忧虑民生、不苟于世俗的形象，如在眼前。尤其是"回顾""指而叹"细节描写，将其父对现实不满而却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理和死之将至却不见儿子成材，只能寄望于将来的殷殷企盼之情，写得更是字字悲怆，句句传神。 为亡友而作的《黄梦升墓志铭》、《祭尹师鲁文》，在众多的悼亡友文中颇有特色。前文以简洁而纡徐的笔墨，通过记述作者自己同黄梦升的三次交往来展示黄梦升的三种不同境遇，而这三种不同的遭际，犹如三幅画图，典型地再现了黄梦升的一生。文中作者初遇黄梦升时，他是一个眉目明秀，饮酒谈笑，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年轻才子，尔后再遇时，却是一面容憔悴，几"不可识"，以借酒宣泄，醉舞歌呼，屈居下位、穷愁潦倒的士子；第三次再见面时，除了出现像上次一样的痛摧肺腑的"大醉起舞歌呼"的场面，人已近绝望。至此，不仅人物栩栩如生展现在人们眼前，而且也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揭开了其灵魂深处的隐痛。一个有才之士，就这样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了，他身后所留下的是许多卷未被人知晓的文章。文中的记叙文字，充满了作者对友人怀才不遇而卒的深刻理解和酸楚的同情。文中的议论文字更是将这种感情表现得缠绵和痛切。清人刘海峰评说："此篇遒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①当可视为见仁见智之言。《祭尹师鲁文》是为政治、文学上的挚友、情同兄弟的尹洙所写。尹洙被诬告贬官困厄而死时，年仅46 岁。身后家无余资，子女皆幼。对此不幸遭遇，文章一开篇，其悲愤不平之气犹如 ①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选》。 ① 《唐宋文举要》。 风雨波涛骤至，震撼人心：嗟呼师鲁！辩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志可以挟四海，而无所措其一身。穷山之崖，野水之滨，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犹不容于其间兮，遂即万鬼而为邻。嗟呼师鲁！世之恶子之多，未必若爱子者之众，何其穷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颠斥逐，困厄艰屯，举世皆冤，而语言未尝以自及，以穷至死，而妻子不见其悲欣。用舍进退，屈伸语默，夫何能然，乃学之力。至其握手为诀，隐几待终，颜色不变，笑言从容；死生之间，既已能通于性命，忧患之至，宜其不累于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达，予又何悲！惟其师友之益，平生之旧，情之难忘，言不可究。 此中文字，一波三折，开合变化于转瞬之间。这样一个才志奇伟之人，天地之大竟无以容身。却落得个"与万鬼为邻"的悲惨境地。此中之义令人深思。而亡友生前超然大度的气节，在遭贬弃"困厄艰屯"，然却"颜色不变，笑言从容"，置生死于度外，知命不累，尤为光彩照人。作者对亡友的这种"穷达祸福"的精神境界的赞美之情，跳跃于字里行间，读之使人感慨良深。 在欧阳修的散文中，传记文《六一居士传》可谓别具一格。它没有叙述作者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晚年更号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心情：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文章采用汉赋主客对答的形式，写得妙趣横生，比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更显得跌宕多姿，含意隽永。 欧阳修散文中另一类有突出成就的，是写景叙事散文。这类散文或记亭堂，或写山水，或咏园林，取材广泛，其中有些篇幅重在抒发作者情怀，或在其中寓有较多的理趣。作者常从寻常习见的事物中翻出新意，发人思索，或由远处落墨，逶迤写来，突起转折，得出精警之论。如《峡州至喜雨亭记》、《岘山亭记》、《真州东园记》、《相州昼锦堂记》、《有美堂记》、《画舫斋记》、《菱溪石记》、《李秀才东园亭记》等。其中《丰乐亭记》和更为有名的《醉翁亭记》为此类散文的代表作。这两篇作品，同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 年）。当时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人被斥为"朋党"，相继贬黜，他们推行的"新政"因侵害官僚利益，遭到守旧势力阻挠也告失败。欧阳修也因上书谏争被贬职，降为滁州太守。滁，水名，因水为州，宋时属淮南东路，州治在今安徽滁县。"醉翁"、"丰乐"两亭，一在滁州东南为原有，一在滁州西南为后造。 《丰乐亭记》一文，笔法甚妙。开头叙写建亭经过，依次逐一点出文题三字。尔后宕开一笔着力叙写与之相反的"五代干戈"，由战乱到治平，发起思古之幽情。并用三处提笔的笔法来突出正意。写古而为今张本，衬托今之"丰乐太平"，民众休养生息。至此作者将感怀收煞住，将写景叙文与人事紧紧相连。此处虽是也写"丰乐"，然而"丰"是"丰"年之"丰"，"乐"是"丰年之乐"、"与民同乐"之"乐"。与开篇的丰山美景可乐所点出的"丰乐"相异，"丰乐"二字未变，而"丰乐"二字的含义却在暗中变化了。从中表达了作者在安闲游乐于山水，欣赏四时之景中，也为百姓生活丰足，能和自己一起赏乐山水而高兴。文中这种灵活变幻而巧合成趣的笔法，收到了使文章主题得以升华的效果。另外，文题虽小，仅是给一小亭子作记，但内容却涉及百年治乱，进而推及居安思危，可谓小题大作，见微知著。后人评说道："记一亭而由唐及宋，上下数百年之治乱，群雄真主之废兴，一一在目，何等识力！"①而"小题大作，唐宋八大家文往往如此，惟欧公更有一种逸致。虽悲歌慷慨，而仍和平雍容，令人爱敬。"②如果说《丰乐亭记》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安定，民享丰乐和忧深思远的思想，那么《醉翁亭记》则抒发了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以忘情物外，超脱祸福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生活中的遭际。据《滁州志》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由此可见其文影响之大。连批评极为严格的金代文学家王若虚也不得不承认它"条达迅快。如肺腑中流出，自是好文章。"③全文自始至终贯串一个"乐"字。文章由远及近，由大而小，层层紧缩，步步深入，通过对山色景物与醉翁亭的状写，铺陈出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面。在这里，作者不仅说明了"醉翁"亭的由来，和"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同时也说明了他被贬滁州以后放情于山水的游乐生活，以及他对滁州山水景色的赞叹和陶醉。山间朝暮与四时的景物变化在作者的笔下是那样的清新优美：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如此美景，给不同的游人带来的乐趣也不相同。在以下的文中，可以听到与开篇中"醉翁"、"独乐"正相反的心曲，在各种人的、自然的音响交织起来的生之欢乐颂中，醉翁为一己不幸的不欢之情，已化为太守与民共乐，陶醉于朋辈的欢宴之中。人们与山水相融的欢乐之美，在作者的文字中被永恒化了。全文结尾，抒写了作者从醉翁亭饱游归来的愉快心情，这时，欧阳修才点明太守、"醉翁"就是他自己。而这三位一体，在经历了几重人格的喜怒哀乐之后，是唯一能清醒领会到上述各种欢乐的永恒及局限，成为跨越个人一己喜怒哀乐的人生境界的一个人。如果说韩愈、柳宗元犹用奇字、重字，善于选择或熔铸色彩强烈、新颖词语的话，欧阳修则是"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①文章的语言骈散相间，句式灵活。骈句写景，散句叙事，对仗整齐，声韵铿锵。21 个"也"字的创造性的连用，形成了一唱三叹的吟咏句调，显得生动活泼，清新别致。 作为开宋代笔记文创作先河的欧阳修，此类散文的代表作品是《归田录》，这些随笔琐记写得不拘一格，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而富有情趣。如《归田录》中的《卖油翁》，它用生动有趣的故事，说明了"熟能生巧"这个为事实证明过千百次的道理。文中陈尧咨的盛气凌人，卖油翁的泰然自若，两相对照，何等鲜明强烈。又如《冯道和凝》一文，冯道的滑稽，和凝的急躁，既引人发笑，又叫人生气，这些神态通过二人问答，展现得十分生动，颇具诙谐色彩，寄托着作者对五代时事的深沉慨叹。 ①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 ②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 ③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 欧阳修的赋，写得也很出色。作为以骈偶和铺排以及声律为形式特色的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内容的空泛和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已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欧阳修深明其弊，当其散文革新取得成功之后，又回过头来为"赋"开辟了一条新路。他的抒情小赋《鸣蝉赋》、《秋声赋》，音韵性强，多用比喻，同律赋相比，显得更加灵活自由，更趋散文化。其代表作《秋声赋》，是他53 岁时精心结撰之作。这篇赋保留了排比铺陈，词藻丰赡，字句严整，设为问答等古赋格局，写得灵动活脱，潇洒自然。作者在传统题材中，选择了新的角度，以无形的秋声作为描写和议论的对象，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由景入情，融入了作者对自然、人生深沉的感慨。文章以比兴起笔，在动静对比中蓄成文势，引动情思：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文中从欧阳子夜读、闻声、惊听、感叹等一系列神情变化，以三个生动形象的排比，用有形之声来摹状无形之声，渲染烘托秋之由远逼近、不期而至的强大气势，将无形的秋声写得形色宛然，神秘可畏。在视与听的通感作用下，让人于秋的声响中去领略秋的意境和韵味。虽笔笔是秋声，但"秋声"二字却含而不露。进而写到秋色、秋容、秋气、秋意，这里使用了排比铺陈，状物拟人来着意描绘出暮秋的枯寂、萧瑟，草木零落，让人从中感受其生命的律动。显然这种状景带有特别的感情因素和寓意。从秋之肃杀，可领略"秋之为义"。实际上他笔下的这些景物，都是人世中的角色，他将现实中的强弱之别，善恶之争赋予了大自然。这正反映了他晚年的社会生活态度，因而当由草木、秋声论及到人生时，便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养生全命，知足长乐的观念。自然界的盛衰枯荣，也可象征性地在人世社会中引为借镜。其思想指向更多的为老庄清心无为和消极悲观一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在那个时代人生的辛酸苦痛。本文的结尾写得很深刻，也很巧妙。文以"声起"又以"声"结，但这个"声"不再是"秋声"而是对"秋声"的反映。篇首的"冷寂"、篇末的"凄清"使得"意"和"境"有了应和。使得全文的感情表达波澜起伏，余音袅袅，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它的问世，打破了六朝到唐代骈赋、律赋的模式，一变向来辞赋凝重板滞的文风，对文赋的发展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并直接启发了后来苏轼前、后《赤壁赋》的创作。另外，像他早期的《黄杨树子赋》，托物言志，歌颂了黄杨树质朴倔强的操守，"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难识？"由极其平常、为人习见的事物中，写出了其独到之处，而很有特色。 欧阳修的散文承继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又避免了尚奇好异。叙事简括有法，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摇曳多姿，语句圆润轻快，在充分利用汉语语音的轻重的同时，创作出许多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深富理趣、有浓郁韵味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从同时代的三苏、曾巩、王安石直至明代的宋濂、归有光、茅坤、唐顺之，清代的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无不受其影响。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影响虽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今存诗作860 余首。他的诗在当时被推为大家之作。在创作上旁搜远绍，对宋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诗深受李白、韩愈、孟郊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苏舜钦、梅尧臣的启发，在有意矫正"西昆体"的流弊中，逐渐形成个人的风格特征。宋人评其诗"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流畅。"①他的诗不用僻典，不堆砌华丽词藻，不讲求奇巧对仗，语言浅明易懂，有一种自然流畅的风格。这是与当时盛行的"西昆体"诗所不同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在诗中发表议论，此举虽不始于欧阳修，但当把议论同抒情、记事结合起来，无疑扩大了诗歌表现领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对于五代以来的浮艳诗风是一有力冲击。然而由于说理的成分过多，对诗歌的形象性和抒情无疑是一损害。 在欧阳修的诗中，有一些是反映国计民生，抨击时弊，反对异族侵略的。如《食糟民》，诗中写百姓们种糯酿酒来供给官府，自己却"釜无靡粥度冬春"，官吏们不劳而获，却"日饮官酒诚可乐"。在鲜明的对比中，反映了两者的不平等，并对统治者"散糟以为德"的假仁假义进行了讽刺，同时在诗中也表现出作者作为一个正直官吏对百姓的疾苦的内疚与不安。又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在咏史中，用王昭君的故事来讽今。作者不屑拾人牙慧，善于翻出新意，推出己见，不落俗套。前一首诗，写"汉宫"不知边塞之苦。诗中写明妃思归作曲，然而"汉宫"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谴责。明明是议论国事，但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以小见大，有很强的艺术性。后一首写"和亲"之计拙。诗中警策于人的是"汉宫"对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何言能明了"夷狄"之情，制定出对付"夷秋"之策呢？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两首诗在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谴责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自然流畅，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还有《唐崇徽公主手痕》一诗，也是借古言今的佳作。作者结合民间传说，为唐崇徽公主远嫁这一历史悲剧唱出了一曲饱含愤懑之情的悲歌：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 其诗格调不同一般之处在于对其个人悲剧加以政治上的思考，并指出产生悲剧原因。"玉颜"一联，有感现实，诘问尖锐犀利，对仗工整。作者的感情从怜惜、愤慨直至无可奈何的叹息。诗中两度由古及今的跳跃，使得诗情波澜起伏，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①另外，像《宝剑》诗，借物抒情，赞颂宝剑的忠勇品性，寄寓作者的忧国之心。《边户》诗在谴责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之举，不顾边民死活的同时，赞扬了边民抵抗外族入侵者的勇武爱国精神。《答杨辟喜雨长句》一诗，则反映了作者简政爱民的思想，指出"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统治者的骄奢淫佚，横征暴敛，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痛苦。欧阳修的这些诗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数量不多，在这些诗中表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忧虑民生疾苦，国家安危的进步思想。 欧阳修诗歌中占较多篇幅的是描写山水风光，亲朋之间的赠答，表现个人生活中行役谪宦之感的作品。如《晚泊岳阳》，写旅中思归之情： ① 叶梦得：《石林诗话》。 ① 叶梦得：《石林诗话》。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阙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日暮钟声时，"城里"已是灯火阑珊，炊烟袅袅，作者却漂泊城下，闲卧舟中，一轮皓月悬于空江之上，江面云水茫茫，对一羁旅人来说轻舟短楫，疾去如飞的舟子"一阙"唱晚歌声，将引起多少思绪而令人聆"听不尽"。诗句句写景，然景中自有缕缕之情思，给人空灵蕴藉，意味深长之感。《戏答元珍》是作者被贬归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时，回赠友人的诗。作者选择了山城二月最典型、最奇特的景物铺开描写，恰似一幅山城早春画卷，别有韵味：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蕾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人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残雪压枝，霜桔依然在树；惊雷行天，春笋行将破土。它使人于料峭春寒中见出盎然春意，于寂寞愁闷里依然可见乐观向上的情怀。全诗把迁客的节侯之感，思乡之情，谪居的寂寞，不甘落拓的洒脱交织在一起，从中表现出了作者处逆境而不屈的精神。对于此诗，作者颇为得意，自评道："'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文章难评，盖如此也。"①他的一些描写山水的诗，如《黄溪夜泊》、《下牢溪》、《劳亭驿》等，即景抒情，音节工整和谐，句法平易自然，呈现出平淡秀丽的风格。他还特别爱在山水景物诗中写自己的乐而不返，醉而忘归，"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②他还有些古体诗，虽然"以文为诗"，却在流泻奔放中兼顾了诗的韵律，如《庐山高》、《啼鸟》、《菱溪大石》等。另外他的咏物小诗《画眉鸟》，以其构思精巧，意味深长而广为人所传诵：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诗以清丽且富有弹性的笔触，写出了画眉鸟生动活泼的形象和美好的自然景物，从"金笼"与"林间"的形象对比中，流露出作者内心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美好生活的深深向往和追求。 欧阳修有不少诗句，用笔精细，讲求炼字、立意新颖，如"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③"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④"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⑤等。 欧阳修还有些诗是论诗诗，这些诗开创了宋代以诗论诗的风气。如《读蟠桃诗寄子美》、《再和圣俞见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刘原父澄心纸》等，诗中采用了很多形象生动的比喻，表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精心研讨和深切的把握，其中包含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欧阳修的诗虽受韩愈、李白影响，但无韩愈的艰涩，也无李白的豪放，其诗风为平易自然。在表现手法上，他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手法，好用赋笔，散文章法，虚词入诗，又好议论。可以说，宋诗至欧阳修时已渐趋成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① 《峡州诗说》。 ② 《题滁州醉翁亭》。 ③ 《春日雨湖寄谢法曹歌》。 ④ 《初至颍州西湖。。》。 ⑤ 《秋怀》。 （四）梅尧臣与苏舜钦梅尧臣、苏舜钦二人都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诗人，在北宋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二人都参加了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时称"欧苏"或"梅苏"。梅尧臣主要是写诗，而苏舜钦除写诗外，还是一个古文家。梅、苏出身、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经历了一条坎坷艰难的人生之路。尤其是仕途的多舛，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看到了社会矛盾和危机，因而勇敢地举起诗文革新的旗帜，要求恢复文学面向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他们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梅尧臣（1002-1060 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人。宣城汉时名宛陵，故世称其为宛陵先生。著有《宛陵先生集》。他一生穷困不得志，累试不第，曾作过主薄、县令等小官。中年后赐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 梅尧臣早年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西昆诗派的影响，后来诗风发生了变化，这是与他体察民情，关心现实分不开的。在创作理论上，他认为"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否则"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①提出要发扬以美刺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在反对西昆派浮艳空洞的诗风的同时，还注重诗歌的艺术性，"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②用"平淡"反对西昆体的晦涩。并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③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文"在梅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主张"文""道"有所偏废。既要注意诗歌创作形象鲜明的特点，又要注意到诗歌贵在意境含蓄的特点。人言"梅圣俞之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屦，王公见之，不觉屈膝。"④他在创作上，一面向韩俞、孟郊学习，一面又从王维、孟浩然那里受到启发，并对毛诗也颇有研究。因此，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⑤梅尧臣的诗着眼于现实社会，力求用平常的题材与平淡的语言写出真实的生活图画。对于社会的积弊，战乱不断、灾害频仍和百姓的疾苦，都有比较深刻的反映。《陶者》诗，作者只用事实对照，不加评论，让人自下结论。通过对比揭露了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实。作者把奔涌不平之气，巧妙地蕴藉在淡如口语的对比之中。这种看似朴拙的诗，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聚蚊》诗，以吮血的蚊虫作比，从中见出官吏们的贪婪。《田家语》、《汝坟贫女》，是梅尧臣诗中颇有光彩的篇章，也是诗文革新的丰硕果实。前首诗通过农家人的口吻，反映了沉重的赋税、徭役、天灾和吏治的腐败，给种田人家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后一首诗，通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子的悲怆控诉，描叙了一个由于征集乡兵，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事例，从中道出了北宋仁宗时，兵役过滥，使百姓遭受苦难的悲惨实况。《小村》一诗，以颇具形 ①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 ②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 ③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 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⑤ 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 象的画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漫为门。寒鸡得食为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藉论。 诗中展现了淮河地区惨遭水灾后的百姓所忍受的痛苦。作者通过一个小村人家的所见所闻，咏叹那些"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的穷苦灾民，不仅受不到应有的抚恤，还被荒谬的编入交租完粮的户籍。这类纯用淡墨，朴素无华的写实佳作，还有《岸贫》、《村豪》等。在这一类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中，梅尧臣与苏舜钦的激烈、大胆相比，显得蕴藉含蓄。这也许和他们的不同出身、经历有关，但他们在艺术上的不同追求，显然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梅尧臣的一些诗中，还表现出作者对国事的关心，以及对那些守旧腐朽官吏的讽刺、憎恨之情。如《襄城对雪》之二、《故原战》、《彼裂吟》、《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等。其中《猛虎行》一诗，近似一篇寓言。此诗借物寓意，以猛虎来讥刺当朝权臣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诗中描述、渲染了猛虎张牙舞爪慑服赤豹封狼，使之趋附威势，"当途食人肉"。并以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之事做辩解，来揭露权奸之相。后人评此诗道："从猛虎的吃人逻辑出发，讽刺辛辣，为自古诗中所罕见。"①梅尧臣诗作中有不少写景之作，这些山水风景诗，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清新淡雅的景物描绘，呈现出梅诗平淡的意境和含蓄的艺术特色。有的写景咏物诗还寄寓了深刻的哲理。如《塞草》、《见牧牛人隔江吹笛》、《晚泊观斗鸡》等。像这些意新语工的写景佳句："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①"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②"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③"鸠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④"迥堤遡清风，淡月生古柳。"⑤"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⑥这些诗句都写得形象鲜明、生动，浑秀朴美。作者在继承唐诗的传统的同时，又揉进自己特有的闲淡、工巧、舒缓的特色。梅尧臣脍炙人口的《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此诗作为五律诗，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清新自然，意境幽深，曲尽山行情景。将晚秋山间荒凉幽静之境，与寻幽探胜，返朴归真的欣悦之情，写得引人入胜，有一波四折之妙。颔联之句似信手拈来，十分传神，给人以幻变之感。颈联之句，互文见意，既点时，又写景。作者着意于"山行"者眼中的野景之笔，正是为了表现其自在闲静愉悦之心，野趣幽然之情。尾句"山行"者望云闻鸡啼的神态，及其喜出望外的心情，都跃然而出，历历在目。 ① 朱东润：《梅尧臣诗选》。 ① 《春日拜垄经田家》。 ② 《秋日家居》。 ③ 《梦后寄欧阳永叔》。 ④ 《春阴》。 ⑤ 《吴淞江晚泊》。 ⑥ 《孙试毕登铨楼》。 方回《瀛奎律髓》评道："尾句自然，'熊''鹿'一联，人皆称其工，然前联尤幽而有味。"再如《东溪》诗：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耳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景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此诗抓住事物最动人的瞬间和最富于特征的形态，以简炼平淡的语句，勾划出事物的形象。既写出了一个清淡平远而又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象，又写出了一个恬静自得，不愿车马征逐，奔走钻营的人物心情。宋人胡仔说："似此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①他的有些写景诗逼似王维诗作，如《醉和范景仁东轩》："树影落东墙，影微人已醉。休看枝上绿，但对眉间翠。"另外，在梅尧臣的诗作中，还有一些悼亡诗，写得感情真挚，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些诗以朴素凝重的语言直抒胸臆，表达对亡亲故友的敬慕和沉痛哀悼。如《晨起裴、吴二直讲过门云，风阁韩舍人物故，作五章以哭之》、《悼亡三首》、《书哀》，其中《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其一、其二）：生汝父母喜，死汝父母伤。我行岂有亏，汝命何不长！鸦雏春满窠，蜂子夏满房。毒螯与恶噪，所生遂飞扬。理固不可诘，泣泪向苍苍！ 蓓蕾树上花，莹洁昔婴女。春风不长久，吹落便归土。娇爱命亦然，苍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 作为作者至情至性的流露，诗以直白式的语言，把伤悼幼女之情叙说得非常真切沉痛，将父母有生之日的永无穷尽之期的死别之悲，和着血泪托出，感人至深。 梅诗声名甚高，就连皇亲国戚都常以好酒来换取梅诗，其诗还远播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百姓还将其《春雪诗》织在弓衣上。南宋刘克庄则称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诗"。①可见其影响所及。 如果说梅诗"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的话，那么苏舜钦的诗则是"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②苏舜钦（1008-1048 年），字子美，号沧浪翁，著有《苏学士文集》。 他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自曾祖时移居开封。出身于书香门弟、仕宦之家的苏舜钦，自幼即"喜读书，弄笔砚"③，年纪不大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当时"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杰多从之游。"④欧阳修曾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⑤，十分推崇他在诗文革新中的地位。他于27 岁中进士后，曾作过县令、大理平事等官职。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论说朝政，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而埋下祸根。后因进奏院祀神之事，而被诬陷削职为民。后避祸移居苏州，筑沧浪亭，隐居不仕。41 岁病逝于复官上任之际。苏舜钦在文学创作上推崇韩愈、白居易等人，他的文学创作以遭诬削职的"进奏院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①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四引。 ② 欧阳修：《六一诗话》。 ③ 《苏舜钦集、上三司副使段公书》。 ④ 《宋史·苏舜钦传》。 ⑤ 《苏学士文集序》。 前期文学创作多与他的政治活动相联，大多以社会政治为题材，为文抨击时弊，可谓剖肝沥胆，义正辞严，其行文突破了骈四骊六的束缚。诗歌创作则是抒发他忧国忧民之情。与梅尧臣相比，在揭露社会黑暗上，更为大胆和直露，略无隐讳。如《感兴》（之三）、《己卯冬大寒有感》、《庆州败》、《蜀士》、《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等诗篇，或揭露统治者阻塞言路、压制批评；或揭发军中赏罚不公；或指斥良师辱国之役；或将权贵们妒贤嫉能、排斥人才真象昭于人世；或深刻反映处于外忧内患中百姓的疾苦。而《送李冀州诗》、《寄富彦国》、《送杜密学赴并州》、《送安素处士高文悦》等诗篇，则反映了作者在国家面临外患的情况下，鼓励友人奔赴疆场的英雄豪气。正如作者在《吾闻》中所表达的那样：吾闻壮士怀，耻与岁时没；出必凿凶门，死必填塞窟。风生玉帐上，令下厚地裂，百万呼吸间，胜势一言决。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腥膻屏除尽，定不存种孽。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 这种梦寐不忘抵御外辱，期望建功立业于边关的英雄壮志，在宋代诗歌中最早是见于苏舜钦的作品。 苏舜钦这种感伤时事，壮怀激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思，不仅在重大事件上有所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触景生情，感慨成篇。如《宿华严寺与友生会话》、《升阳殿故址》，由史喻今，用以警醒宋朝统治者。《题花山寺壁》则以含意深长的诗句"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来喻人事。在《大雾》、《大风》、《扬子江观风浪》等诗篇中，作者以自然界的变化，来借景抒发愤世嫉俗、勃郁不平的情怀，表现他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和民生多艰的关注。在《城南归值大风雪》中，展现了作者不向恶势力妥协的精神风貌：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偕，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谋！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应时降雪故大好，慎无改易我形骸！苏舜钦后期文学创作与前期相比，由于隐居生活使他的政治视野受到局限，所写的诗歌内容，主要是寄情山水和闲居生活。但就是在这些诗歌中，仍不能忘怀于世事，梅尧臣赞之："其人虽憔悴，其志独昂昂。"①在《天平山》、《淮中风浪》、《秋雨》等诗篇中，有的是对于仕路坎坷不平、世态炎凉的感叹；有的是因自身遭际而对黑暗政治的讽喻；有的还寄寓着他的理想、排遣着不平之气。《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秋风八月天地霜，千里明回草木焦。夕霜惨烈气节劲，激起壮思冲斗杓。岂如儿女但悲戚，唧唧吟叹随螳蜩。拟攀飞云抱明月，欲踏海门观怒涛。。。"这种愤世嫉俗不平之气，是他后期许多山水诗共同的思想倾向。其中虽还有豪爽、飘逸之气，但较以前表达含蓄得多。如《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诗写得意境开阔，蕴含愤怨。《淮中晚泊犊头》是其著名的诗篇：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这是一首富有理趣，寄寓深刻的风景诗，"挥洒出之，全不见锤炼之迹。" ① 《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 ②诗中不仅使人看到春阴低垂的淮河两岸风光，又让人感受了作者内心复杂而真实的情感。苏舜钦另有一些诗作，则写得清新恬淡。如《夏意》，"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又如《初晴游沧亭》"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这些诗以精巧的构思、鲜明的形象，刻划出自然的妙趣和作者澹淡的情怀。 总起来说，苏诗风格雄健，感情奔放，叙写直率自然。显示出与梅诗委婉古淡、含蓄深远迥然不同的意趣。尽管二人诗风不同，但都力图矫正当时在西昆体影响下，诗歌追求错采镂金，雕琢浮艳而骨力孱弱的弊病。北宋诗风到梅苏又是一变，正所谓："自梅苏变昆体，独开生新"①。 苏舜钦的散文也很著名。如他的《答韩持国书》、《沧浪亭记》。前者作为一封书信，尽抒作者的肺腑之言，情理俱至，把封建社会里官场的黑暗险恶和人间世态炎凉，揭露得淋漓尽致。后者则是篇富有抒情色彩兼具议论内容的记叙文。文章从被贬斥后的抑郁苦闷写起，以较多的篇幅具体地描绘了沧浪亭的优美和作者置身其间的怡然情趣。使得人在千百年后披卷相对，如履其境。文末以切身体验，倾吐内心积愫，表达了作者的人生观。因废弃而自安，并从中洞见得失之理，颇有塞翁失马之感，从中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做为颓废文风的反派，苏舜钦和柳开、穆修、欧阳修、尹诛等人，殊途同趋，积极倡导古文，对于挽转颓靡风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② 赵翼：《瓯北诗话》。 ① 叶燮：《原诗》。 （五）王安石王安石在宋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成就。王安石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多服务于他革新政治的事业。他是继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之后，使诗文革新运动更为深入，成果更为辉煌的一人。 王安石（1021-1086 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著有《临川集》。王安石出身于中下层官吏之家，自幼随父转徙于各地。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早接触到下层社会，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的种子①。他少好读书，博闻强记，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中进士，历任签书淮南判官、鄞县知县、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知制诰、参知政事等，并被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时拜相，实行革新变法。因遭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两度离开相位。后退居江宁钟山（今江苏南京），筑半山园，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元祐元年（1086 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散文雄健峭拔，简劲明快，包括书、表、启、传、记、序、杂著、碑铭、祭文、墓志等，大体可分为论说和记叙两大类。王安石文章的长处在于说理，即便在他的记叙文中，也含有较多的议论成分。可见他要求文章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良苦用心。他的散文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在论说文中，直陈己见，揭露时弊，议政说理，论辨驳难，无不写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有极强的说服力。这首先得力于为文立意高远，思想深刻，析理精微，组织严密。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洋洋万言，针对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给以忠告，主张"改易更革"，提出法先王之意。文章具有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人评其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分之"。②其中王安石那些杂文，如《原过》、《使医》、《兴贤》、《委任》、《闵习》、《知人》等，笔锋凌厉，字字着力，或正反对照、或引比连类，每于短小精悍、抑扬吞吐之中翻出层层波澜，寄慨良深。王安石的史评、人物论的文章，如《子立》、《鲧说》、《伯夷》、《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等，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此文为王安石阅《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读后感。文中驳难了关于"士"的传统说法，提出了"士"的高标准，并围绕"得士"与否进行论证。文章一波三折，一以贯之，不枝不蔓，开阖有法，结构严谨，极有气势。后人评道："凿凿共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①"语语转，字字紧，千秋绝调"。②在他的驳难文章中，可见其所向披靡的锋芒，"半山文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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