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盛夏以后，宫廷也进入避暑季节。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皇帝避暑多御复古殿，选德殿、翠寒堂等处，那里"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巒奇岫，静窈縈深，寒瀑飞空"，异常凉爽。下有十亩大池，池中红白菡萏（荷花）万柄。庭院中罗列数百盆花卉，如茉莉、素馨、麝香藤、朱槿、玉桂、红蕉等花。"鼓以风，输清芬满殿，御笎（音gǎng，竹架）两旁设金盆数十架，积雪如山，纱厨后先，皆悬挂伽兰木，真蜡龙涎等香珠百余。"有各种珍果，果浆，"蔗浆金碗、珍果玉壶，初不知人间有尘暑也"（《增补武林旧事》）。《宋稗类钞》卷二"奢伏"篇记述，洪景卢学士曾在翠寒堂赐对，三伏中身体战栗，冷得几乎坚持不住。皇上问清原因，令人赐给北陵半臂衣服，由此可以想见南宋皇宫夏季之凉爽。 （九）七 夕七月七日称作七夕，又叫乞巧节。传说是牵牛、织女相会之夜，人们把七夕当作值得庆祝的良宵。妇女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日。她们在这天晚上向织女乞巧，乞求神灵给她们以灵巧和智慧，美貌和幸福。人们还在这个节日乞求上天给他们子女，乞求繁衍。 宋代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七夕节令时物多种多样，街道、商店都十分热闹。汴京开封从七月一日人们就忙碌起来，购买和准备乞巧的贡物和节令时物。潘楼街东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都以卖魔合罗著称。魔合罗又称磨喝乐、摩喉罗，是精制的泥娃娃，它来源于佛教，是天龙八部神之一，是佛教中的童佛，六岁出家成佛。宋代磨合罗是七夕上供所用。据《醉翁谈录》载，京城这天多买泥娃娃玩，娃娃做得细腻、端正，京人叫做"摩喉罗"。有大的有小的，价钱不便宜。有的给穿上男服或女服，有的装饰奢华，南方人视之为巧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这种摩合罗，下面安装上"雕木彩装栏座"，用"红纱碧笼"作个罩子，甚至装饰上金银珠宝，象牙翡翠。因此价钱很贵，有时一对就值数千。因"禁中及贵家与士庶"拿它作为陪供时物，是节日必备之物。它就成为街市坊间的热门货了。给皇帝进奉的摩喉罗还有用金银制成的，价值就更高了。除摩喝乐之外，许多节令物品都在街上摆起彩帐出售，如用黄蜡做成"凫雁、鸳鸯、■■（又名紫鸳鸯）、龟、鱼之类"，画上颜色，染上金彩，称之为水上浮。"又以小板上敷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东京梦华录》卷八）。还有一种花瓜，是把爪雕刻成花样。还有用油、面、糖、蜜作成"笑靥儿"，叫做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将面点做成方胜首饰形等，"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东京梦华录》卷八）。"水上浮"，做出成对的水鸟，"种生"，是企盼新的生命，这些节令时物含有求子求福的意义。又如汴城京都人民，现折未开荷花，"假做成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东京梦华录》卷八），也反映七夕人们的心理。儿童都换上鲜丽的衣服，买上新鲜荷叶，拿在手里，装扮出摩喝乐的样子。 《东京梦华录》卷八载，初六、初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设在庭院中，叫乞巧楼，铺陈着摩喝乐、花瓜、酒菜、笔砚、针线或儿童的诗作，女子的巧工，然后焚香列拜叫做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把小蜘蛛放在合子内，次日查看，如果结网又圆又正就叫做得巧。 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但过七夕比北宋朝廷更奢华。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载，"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喝乐十桌，每桌三十枚，大者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拂手香制造"，其衣帽、用镂金珠翠，佩环都用真珠，"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每个摩喝乐都护以"五色镂金纱厨"。甚至有用铸金的摩喝乐作为贡品。 《梦梁录》卷三记述杭州七夕的节日气氛很具体："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问贫富，皆著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内庭与贵宅皆塑卖摩喝乐"，"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采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儿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数日前，以红熝鸡、果食、时新果子互相馈送。" 宫廷女子与市井妇女的头花和衣领都用乞巧时的时物作为装饰。 （十）中元节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传说是冥间官吏赦免鬼罪的节日，又据说这一天是地官大帝的生日，要为鬼打开地狱之门，因此阴间的鬼魂都会出来，鬼魂要回家乡，所以人们都在这一天祭祀祖先，寺庙也要作法事超度亡灵。七月十五日的一切活动都围绕鬼节展开。 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北宋都城开封，在中元节前几天市面上就有卖冥器的，如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采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街道、商店等处十分热闹。"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办卖果实、种生、花果之类及卖尊胜目连经文"。更有卖盂兰盆挂褡，"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褡。衣服冥钱在上焚之"。伶人自过七夕，就上演目连救母杂剧，直到十五日止，观看的人倍增。街上还卖祭祀时铺在桌面上用的练叶，系在祭桌桌脚上的麻谷窠鬼，用以向祖先告诉收成很好，又有卖鸡冠花的，人们叫它洗手花，供奉祖先所用。 七月十五要给祖先上供素食。这一天，天刚亮就有卖穄米（糜子）饭的，挨门挨户叫卖，也是用以祭祖报告祖先丰收的意思，还卖转明菜，花花油饼，馂馅，沙馅之类。"祭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缎、面棋"（《武林旧事》卷三）。 七月十五都要祭祖，有的人在家中祭祀，吃斋念佛，为祖先烧香，上供，叩拜。也有去坟墓拜扫的，除烧香、上供、叩拜外，还要扫墓加土。《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述开封人家"有新坟者，即往拜扫。"宫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寺院还要为阵亡将士举行祭祀，为孤魂设道场。 寺庙这时最忙。中元节这一天是解制日，自解制后佛教僧尼"从便给假"，可以挂单、行脚或归受业，"皆所不拘"。"七月十五日一应大小寺院都要设斋，解制，谓之法岁周圆之日"（《梦梁录》卷四）。中元节，各个寺院宫观都要普作法事，设道坛祭亡灵。显贵的人家请僧人到家，"于家设醮，饭僧荐悼"。寺庙最大的活动是于七月十五建盂兰盆会。盂兰盆本为印度语，"解救倒悬"的意思，办盂兰盆会是供奉佛僧百味果品，使佛开恩，解救地狱中的饿鬼。宋代僧尼寺院"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家"（《梦梁录》卷四）。就是施主施钱米，由僧尼念经施食超度亡灵。北宋盂兰盆很有特色，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七月中旬，习俗以七月十五日祭祀祖先，用竹子做成盆的样子，里面放纸钱，下面用一竹竿撑起来。用火烧纸钱及竹盆，看盆倒下去的方向，用来占卜冬天的气候。如果向北倒冬天就会寒冷，如果向南倒，冬天就会温暖，向东西方向倒则冬天气温会适中。这种盆叫盂兰盆，这种说法是民间老太太的话罢了。这是以盂兰盆来占卜，与祭祖先已大相径庭了。七月十五是祭祖日，人们要念经吃素，屠宰行业关门罢市。"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武林旧事》卷三）。 到了南宋，朝廷的祖坟在北方，南方只有临时殡葬之地，称为欑宫。七月十五"禁中车马出欑宫，以尽朝陵之礼，及往诸王妃嫔等坟行祭享之诚"（《梦梁录》卷四）。 七月十五，宋还有放灯的习俗，《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厉邑厉坛"，即督办邑县建坛作法事，放灯。这种照亮阴间的灯是为了度出幽冥深处的鬼魂。宫廷也举行放灯活动，《梦梁录》卷三记："内侍往江中放灯万盏。"宋代诗人刘邦秀诗句有：金莲万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游，光射鱼龙离窟宅，影摇鸿鸟乱汀洲。足见天空河面的灯光灿若群星的壮观景象。 （十一）立秋立秋日天气仍很炎热，人们盼望秋天的到来。皇帝命宰相到立秋日令太史官委派官吏在皇宫内宫殿之下种上梧桐树，到交秋时太史官要向皇上秉奏"秋来"，"其时梧桐叶、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梦梁录》卷四）。 据《东京梦华录》载，立秋这一天，开封满街都是卖楸叶的，妇女儿童把楸树叶剪成花样戴起来，插在鬓边，以应立秋之意。南宋时，"都人戴秋叶，饮秋水赤小豆"（《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立秋这个月瓜果梨枣上市的多起来，人们买来互相馈赠。《东京梦华录》载："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太监和贵戚都来买，以供奉宫里的需要。来买的人络绎不绝，一个果十文钱，官员贵族和平民百姓都买来作为贺礼，用小新荷叶包裹，里面衬以麝香，用红绳系住。其他人也有卖的，但都不如李和的好。（十二）秋 社秋社是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古人在八月份祭祀社神（土地神），感谢它带给人们的丰收。祭祀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岁时广记》载，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这时秋收已结束，民间与朝廷都要举行祭祀的活动。朝廷要祭祀社稷坛。《梦梁录》卷四记："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祭社稷坛，盖春祈而秋报也。"《宋史·礼志》卷九十八记："春秋二社及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权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币。"农村社日庆祝十分隆重，社日有"社会"，会后有聚餐。"社会"有祭神及各种庆祝活动。毛滂《浣溪沙·武康社日》记述南方秋社的风俗有："玉醅新玉嫩鹅黄，半青橙子可怜香。风露满帘清似水，笙萧一片醉为乡。"又云："松菊秋来好在无。。打鼓枫林谁作社？"这里记述了秋社"笙箫一片"，"打鼓枫林"的热闹场景，乡人们宴饮后"醉为乡"的情形，以及每年乡人轮流作社的习俗。 宋都汴京"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并、瓜薑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东京梦华录》卷八）。 教学先生于这一天"预。。诸生钱作社会"（《东京梦华录》卷八），用以雇人伺侯并请人唱歌，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 （十三）中秋节八月十五是秋季的正中间一天，故名为中秋。中秋月圆，赏月在唐代已很流行，到宋代定为中秋、仲秋。中秋节的节日活动也更加丰富起来。除赏月外还有放灯、观潮等。 北宋都城汴京，中秋节酒店生意兴隆，夜市买卖兴旺。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中秋节前，各餐馆酒店"皆卖新酒"，为迎中秋各酒楼装修门面"重新结络门面彩楼"，挂起花头画竿，悬起醉仙锦旗。市人争相来酒楼饮新酒。到了八月十五的中午，酒楼已"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一天，人们也讲究吃螃蟹、水果，"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榅勃，梨、枣、栗、葡萄弄色，枨桔皆新上市"。到了晚上，人们赏月，"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京城"丝篁鼎沸"。靠近皇宫住的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梦梁录》卷四也描绘了中秋节时宋人赏月，饮酒高歌、团圆家宴及夜市的情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恣以竟夕之欢。"至于一般商人，"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子女，以酬佳节"。即便是贫苦市民，"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该书还写到夜市："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从宋代的许多笔记、诗词中可以看出，宋代人，尤其是文人，中秋赏月，常有竟夕不眠、饮酒达旦之举。 人们把月亮看作是与太阳相对的太阴，自然就有所崇拜，宋王朝把祭祀月神写入"礼志"中。《宋史·礼志》卷九十八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诏有司以时举行"祭祀。民间也在中秋礼拜月亮，《新编醉翁谈录》载，全城人家，不论贫富，凡是能走路的，到十二三岁，都给穿上成人的服装，登楼或在庭院中，烧香拜月亮。男的愿自己早日考上科举，走入仕途，飞黄腾达，女的则愿自己貌美如嫦娥，丰满如洁白之月。这里说的是男女都要拜月，与后代只有女子拜月，男子不拜月的风习很不一样。 南宋朝廷更看重中秋。《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载："禁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肯，夜深，天乐直彻人间。"宫中有专为赏月而修的殿阁，还专门建有赏月桥，据《祭辛杂识》载，桥用洁白晶莹的白石修筑，用金钉结铰，桥下开着洁净的白莲，南面有宫女演奏清乐，水北面有教坊的乐工，皇上所用的几、榻、瓶、炉皆用水晶制成，真是仙乐风飘，月光如水，明彻晶莹，仿佛神仙世界。 八月桂子飘香，传说月中有桂树，赏月与赏桂，自然联在一起。八月节赏桂就成为一种习俗。《宋稗类钞》卷二有"湖山寻桂"之说，盖杭州灵隐寺有桂林，为宋代士人中秋赏玩之处。 御街上陈列着各种货物，像绒线，蜜煎食品，香烛之类，各铺店竞相夸耀，比多比好，人们把十五晚上的买卖叫"歇眼"。街上灯烛灿烂，一直卖到第二天早晨。 放灯也是中秋节的活动，南宋时期，"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增补武林旧事》）。 《武林旧事》中"蒸作从食"项目中，列有月饼，那时月饼已作为甜食点心上市，很受人们的青睐了。 南北宋时期，文人、墨客歌咏中秋月的诗词大量涌现，著名的有苏轼《水调歌头·中秋》，张孝祥《含奴娇·过洞庭》等。中秋咏月诗词数量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 （十四）重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古来民间认为这是凶日，人会遇到各种灾难，所以要秋游登高避灾，要插茱萸饮菊花酒驱祸。发展到以后才成为一种高雅的风俗习惯。宋代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五说："重九，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避邪翁，菊花名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尔。"宋人把茱萸称为避邪翁，茱萸的确是一味很好的中草药，它可以驱风邪，治寒热，驱毒虫，去湿气，并能开郁、宣气、消食。难怪宋人不仅要插之，而且要"服之"了。宋人对菊花--延寿客，更是钟爱倍至，宋代的重阳节，从宫廷到民间都要市菊、赏菊、饮菊、簪菊、咏菊、还点菊灯吃菊花饼，重阳节无异于菊花节了。据《梦梁录》卷五记载，重九之日，不仅"禁中与贵家此日赏菊"，就是一般老百姓也要"市一二株玩赏"。菊花高洁的品格，傲霜的精神为人们所崇敬，千百年来人们精心培育它，到宋代菊花已繁衍到七八十种。其中最突出的有：白黄色花，花蕊像莲房一样的叫万龄菊；粉红色花的叫桃花菊；白色花瓣，心为檀色的叫木香菊；纯白色花，花朵巨大的叫喜容菊；黄色而圆的叫金铃菊；又白又大，心为黄色的叫金盏银台菊。这一天开封处处是菊，"无处无之"（《东京梦华录》卷八），酒店用菊花装饰起来，有菊花门、菊花窗等。赏菊活动达到高潮。 九九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自古有之。人们带着酒具、食盒到高高的山上，或到高阁、高塔上，饮酒赋诗，采摘茱萸，兴尽而归。宋代也保留着这一习俗，《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饮欢聚，酒中泡上菊花、茱萸。南宋也有"重九登城把萸"（《宋稗类钞》卷二）的习俗。重阳节饮食也有节日特色。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述，节前一二日，都人作重阳糕、"各以粉面蒸糕遗送"，糕上插彩色小旗，糕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实，如石榴子、栗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重阳糕也叫菊糕，南宋时都人也各以菊糕相馈，其作法与北宋大致相同只是用料不同。"以糖、肉、秫面杂揉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及糜栗为屑，合以蜂蜜，印花脱饼以为果饵。"（《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南宋还有一种叫"春兰秋菊"的节令食品，"以苏子微渍梅滷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为之。《梦梁录》记重阳糕与《增补武林旧事》中所述相似，只是对狮蛮糕的作法描写更细致，"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糕饼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韻果糖霜，名之曰'狮蛮栗糕'"。 南宋宫廷的庆祝活动更加铺张。"禁中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黄菊，灿然眩眼。""点菊灯略如元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南宋宫廷还举办赏灯之宴。制灯、赏灯的活动"自是日盛"。 寺庙于重阳节办有斋会，《东京梦华录》卷八说："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作法事，讲说。"这的确是一种奇观，人们都到寺中听讲经，"游人最盛"。 （十五）天宁节宋朝皇帝一向把自己的生日甚至于祖母太后的生日，定为一个圣节，令全体臣民为之庆祝，宫廷为之祝寿。如太宗以十月七日为乾明节，真宗以十二月二日为承天节，仁宗以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神宗以四月十日为同天节，哲宗以太皇太后（英宗后、哲宗祖母）七月十六日生日为坤成节等。 宋徽宗生于五月五日。古来中原地区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万事不利，甚至五月五日生的孩子也成为不祥之兆。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但宋徽宗对这种说法非常重视。他当了皇帝以后，把生日改为十月十日，并定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宋史》卷一百一十二）。还制定了复杂繁琐的上寿仪。这一天皇帝要在垂拱殿接受群臣赞拜，亲王进寿酒，还要到紫辰殿后阁受群臣上寿。臣子们要说"天宁令节，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宣制说"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天宁节的重要内容是宫廷组织一次大型宴会并伴有大型文艺、体育演出，祝寿前一个月，教坊集中乐伎排练。十月初八，枢密院率领修武郎以上的官员到相国寺，初十，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官员到相国寺，祝圣斋筵结束后，到尚书省都厅，接受赐宴。 关于天宁节的情况，《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一节有极详细的说明。"十二日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开始时，百官向皇帝插笏参拜舞蹈。"乐未作，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内外肃然，只闻半空和鸣，若鸾凤翔集。百官以下谢坐讫。宰执、禁从、亲王、宗室、观察使以上的官员及大辽、高丽、夏国使、副（副使）坐于殿上。诸卿少、百官、诸国中节使人坐两廊。军校以下排在山楼之后，皆以红面青■、黑漆、矮偏钉。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堞。三五人共列浆水一桶，立杓数枚。"由教坊各演出队的头目二人在殿上栏杆边看盏、斟御酒。他俩穿紫色宽袍，腰上戴金带，着义襴（戏装）。看盏的人要举自己袖子大声唱说"喝御酒"，如果大臣吃酒就说"喝酒"。 参加祝寿活动的演员乐队阵容庞大，《东京梦华录》卷九是这样记述的：教坊乐部戴长脚幞头帽，各队分别穿紫色、绯红色，绿色宽衫三种服装。戴金腰带、黄义襴。最前面"列拍板十串"，往后是"五十面琵琶"，琵琶"一色画面"，再后是"两架箜篌"，箜篌高三尺多，形状像半边的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下有台座，有二十五根弦，由一个人跪着用两手弹奏。后面是高架子的大鼓两面，上面花地金龙，打鼓人套一黄色窄袖套，垂结带，鼓棰裹金色，"两手高举互击，宛若流星"。后面有羯鼓两座，放在小桌子上，"两手皆持杖击之"，还有"铁石方响，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两边对列杖鼓二百面"。 还有杂剧队的演员，各穿角色的服装，"自殿陛对立，直至乐棚，每遇舞者入场，则排立者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祝寿演出丰富而精彩，体现了当时宋代文艺演出--歌舞、音乐、杂技、杂剧的最高水平。其中有独唱，由"歌板色一名唱中腔"，在"众乐齐举中，独闻歌者之声"（《东京梦华录》卷八），舞蹈有独舞--舞旋，对舞，群舞；还有琵琶独奏；有由军师、坊市两方面演出的百戏，如"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瓶、筋斗、擎戴之类，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殿前自有石镌柱窠，百戏入场，旋立其戏竿"（《东京梦华录》卷八）。更有人数众多的小儿队舞和女童舞，小儿队伍，"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幞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凤，八佾舞青鸾'之句"（《东京梦华录》卷八）。乐部奏乐，小儿队踏着舞点上前祝寿，杂剧队皆踏脚，叉举双臂，动肩应和，小儿队"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女童队四百余人，"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或戴花冠，或仙人髻"穿"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另有杖子头四人"都是京城最著名的演员，即"陈奴哥，姐姐哥、李伴奴、双奴"，"多作仙童、丫环、仙裳，执花，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殿前皆列莲花"（《东京梦华录》卷八）。除文艺演出外，还有体育表演，即"筑球"和"相扑"。"筑球"时，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采结络，留门一尺许。胜者"赐以银碗、锦采"，"不胜者毯头吃鞭"（《东京梦华录》卷八）。 祝寿中敬御酒九盏，每一盏酒演出一次节目，从第三次节目后开始进菜肴，演完一次，进酒菜一回，菜肴及食品有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群仙■、缕肉羹、莲花肉饼、假■鱼、假沙鱼、肚羹等。御宴中所用器皿也极为精美，"御宴酒盏皆屈巵如菜碗样"，"殿上纯金、廊下纯银"（《东京梦华录》卷八）。 宴会结束，"臣僚皆簪花归私第"，"诸女童队出右掖门，少年豪俊争以宝具供送饮食、酒果迎接，各乘骏骑而归。或花冠作男子结束"，"自御街驰骤，竞呈华丽，观者如堵"，"省宴亦如此"（《东京梦华录》卷八）。天宁节没有保祐宋徽宗的安宁，靖康之变他被金人掳入北方，客死他乡。（十六）立冬 附孟冬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宋史·礼》卷九十八有"立冬后祀神州地祗"的记载。《梦梁录·卷六》记："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祗、天神太乙"。立冬日一般在九月下旬，这一天宋代人有沐浴的习俗，《增补武林旧事》卷三云："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芥'"。"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东京梦华录》卷九），因为北宋京城冬天天气寒冷，没有蔬菜上市，所以从宫廷到老百姓，都赶在立冬前储运冬菜，准备一冬的食用。"于是，车载马驮，充塞道路"（《东京梦华录》卷九）。 立冬过后就是十月，十月又称孟冬，俗称小阳春。《梦梁录》卷六言："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时，盖因天气融和，百花间有开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 朝廷于十月一日赐衣给群臣，《梦梁录·十月》卷六载："朔日，朝家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且赐锦花色依品从给赐"。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祖考，或举扫松浇墓之礼"（《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士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茔。内廷车马差宗室南班往欑宫行朝陵礼"（《梦梁录》卷六）。 十月一日是开炉日，《梦梁录》载：有司向宫廷"进暖炉炭"，各个"大刹寺院设开炉斋"，有钱人家这时要"新装暖阁，低垂绣簾，"老少团圆，"浅斟低唱，以应开炉之序"。 宋朝皇帝，每年四孟（一、四、七、十各月）分别拜谒祖先的御容。十月十五（下元节）"诣景灵宫朝谒"（《宋史·礼》卷一百九），景灵宫有宋代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的御容。据《梦梁录》卷六记载"每岁孟冬，例于上旬行孟冬礼"，感谢祖先福祐，行恭谢礼，"系先一日朝饗，次日方行恭谢。""礼成就西斋殿赐宴"。这一天皇帝"宣赐群臣以下簪花"，"恭谢、亲饗、赐罗帛花"，根据每个人官职高低花朵数目不同，如宰臣是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刺史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最少的只赐大花二朵。朝谒的礼仪队伍十分壮观，有"华炬金莲，引驾前行"（《梦梁录》卷六）。前面还有"教乐所伶工导引作乐，"后面有"钧容直（官）动鼓吹从后"。宰臣、枢密使，大学士、观察使、防禦使、待制、武功大夫、宣辇舍人、簿书官、各种祗侯、祗应人等都头戴大花跟随于后，没有戴花的也有各种打扮，"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和杂剧演员"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动转。"诸司官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惟独至尊不簪花"，"辇后西黄罗扇影花而已。"这时"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梦梁录》卷六）。 十月十五还有一种祈神活动。传说这一天是水官解厄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梦梁录》卷六）。人们要祈祷神仙，要追荐亡灵。宫观也要设坛、向神祈祷。 （十七）冬 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是冬至，是宋代朝野最重视的节日之一。 冬至节最重要的活动是祭天，按《宋史·礼》卷九十八说"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并且规定"以太祖定配"（《宋史》卷九十九），就是以太祖配享。《宋史》卷九十九记载，祭天之坛设在南郊，"宋初始作坛于东都南薰门外"，"设皇帝更衣大次于东壝东门之内道北，""亲郊则立表于青城"。皇帝祭天是大礼，准备工作很早，据《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遇大礼年"，于两月前就开始训练车象，"象七头，前列朱旗数十面，鼓锣鼙鼓十数面，"每只象有一人跨其颈，身穿紫衫，头戴交脚幞头，"手执短柄铜，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象至宣德楼前，团转行步数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贵族之家就私第观看，"并给以银子彩缎，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市上"卖扑、土木粉涅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东京梦华录》卷十）。 祭祀的过程复杂，仪卫众多，据《东京梦华录》卷十云，皇帝在祭祀前先去大庆殿，"冬至前三日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其头冠各有品从"。"仪仗车辂谓信幡、龙旗、相风鸟、指南车、木辂、象辂、革辂、金辂、玉辂之类"。"排列殿门内外及御街远近。禁卫金装铁骑数万围绕关内"。次日五更，由总礼仪官宣奏警戒，圣驾起行，铁骑前导番衮。各种仪仗相续而行，亦有三更起行的，如大象，"象七头，各以文锦被其身，金莲花座安其背，金辔笼络其脑，锦衣人跨其颈"。次第高旗大扇、画戟长矛，五色介胄、跨马之士身穿各种式样，各种颜色的服装。有的几十人唱引，持大旗而过，有执大斧的，挎剑的，执锐牌的，执镫棒的，有持豹尾之竿的、有持短杵的。其旗扇皆画以龙，或虎或云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谓之次黄龙，如果圣驾到太庙、青城，大旗先立斋宫前，护旗者百余人。又有如四直使者的千百多人不能一一形容。千乘万骑出宣德门，由景灵宫至太庙。皇帝住在太庙后，三更奉神主出南薰门，皇帝身穿红袍，戴通天冠，执元圭。其车顶皆镂金大莲叶攒簇四柱，栏槛镂玉盘花龙凤。皇帝到青城斋宫，这时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到冬至这天皇上"三更驾诣郊坛行礼"，先到大次更换衣服，祭祀要换祭服，即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鞋、玉佩、由二太监扶持坛下。坛的台高三层，七十二级坛面方圆三丈许，坛上设两个黄褥位北面向南的是昊天上帝位，东北向南的是宋太祖位。坛前列编钟、玉磬以及各种乐器，有长形如筝而比筝大的，截竹如箫管而两头有节而横吹的，有用土烧成圆形而开孔的，有如笙而比笙大的，有像箫而比箫管多的，有歌者其声清亮。乐曲终止，礼官请皇帝登坛，前导官躬身侧引至坛上，在音乐声中祭天奉酒，皇帝带领百官一同跪拜。内外数十万众肃然，"惟闻轻风环佩之声"。祭礼完毕，皇帝换衣服登大安辇回驾，教坊进颂诗，"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返回青城天还未晓，百官常服入贺、赐茶酒毕，"而法驾，仪仗、铁骑、鼓吹入南薰门"。御路数十里之间，人们都向皇帝行跪拜礼，"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间去处"（《东京梦华录》卷十）。 冬至对于一般人也十分重要。《东京梦华录》卷十谓："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也要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市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过冬至节更盛于北宋，"都人最重一年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丽，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烧香的人更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簾饮博，谓之做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冬至谓之亚岁，官府民间各相庆贺，一如元旦，"故有肥冬瘦年之说" （《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杭州人这天祭祖用馄饨，有"'冬馄饨、年■饦'之谚"（《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富家追求以奇制胜，一碗馄饨有几十种不同的馅，叫做百味馄饨。人们还要舂米作粢糕祭祀祖先。 这一天"妇女要献鞋袜于尊长"（见《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皇帝每三年于冬至日亲自去南郊祭天一次，"三岁一亲郊"（《宋史》卷九十九）。于此之外，朝廷还要有大朝会庆祝，如元旦一样，"宰臣以下行朝贺礼，士大夫庶人互相为庆，太庙行荐黍典，朝廷命宰执祀于圜丘，官放公私僦金（赁金）三日，车驾诣欑宫朝享"（《梦梁录》卷六）。 （十八 ）腊 八"腊"是古代祭祀的名目，本指岁终祭祀众神。腊日是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百神之日。宋代谓"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梦梁录》卷六）。佛教传入后，宗教活动影响了腊日的内涵。到宋代"腊八"之说已相当普遍，"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梦梁录》卷六）。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此日成道，腊八就是佛教的"成道节"。佛教寺庙每于此日隆重庆祝。从宋代有关纪述来看，此日多以寺庙僧尼活动为主，一般民众也随之庆祝。传统腊日渗入了宗教的内容。 《东京梦华录》卷十载：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他们还挨门串户请求布施。"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梦梁录》卷六记腊八寺庙的活动有"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竽等为之"，供给僧人或馈送给施主及贵族大家。 由于佛教的影响，俗家也效法寺庙，腊八做腊八粥，在宋代已沿习成风，"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东京梦华录》卷十）。南宋也复如此，粥料稍有不同，"寺院及人家用胡桃及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腊日制腊药也是宋时的习俗，"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储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腊八还要驱逐瘟疫，求得健康平安，《东京梦华录》卷十载："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这些腊八驱疫活动，由乞丐扮神鬼，与古代以巫扮鬼已不同了，他们以驱鬼的形式讨钱，却也增添了节日气氛。 杭州还有腊日祭万回的习俗，《西湖游览志》（《铸鼎余闻》卷四）载："宋时杭城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和合之神。祀之人，在万里外，可使回家，故曰万回。"反映人们盼望亲人在年节之前早日返乡回家的愿望。 （十九）祭 灶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是祭灶日，又叫小年，晚上为小节夜，要祭送灶神上天，据说灶神上天要报告世人的罪过，所以人们在祭送他时，希望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以降福人间。 宋代多在二十四日祭灶，《东京梦华录》卷十谓："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祭灶日请和尚念经，是当时的一种风俗。另外还要"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灶马可以骑上代步，让灶神早日上天，但人们唯恐灶神去告状，就在祭灶时运用了一些小手段。《东京梦华录》载，宋时人们"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梦梁录》卷三记载南宋人也于二十四日祭灶。"二十四日，不以贫富，皆备食糖、豆祭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卖五色米食花、胶牙糖、箕豆声，叫声鼎沸。"南人用胶牙糖祭灶，企图是用来粘上灶王的牙，使他不去传话。 祭灶日宋人有"照虚耗"之俗，是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东京梦华录》卷十）。 （二十）除 夕除夕是一年中最后的一天，也是传统节日中最盛大的一个节日。 宋代除夕的准备活动很早就开始了。《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市上卖干瓜瓠，马牙菜、胶牙糖之类，以备除夜之用。《梦梁录》卷三载："元夕岁旦在迩，铺席有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更以苍术、山枣、避瘟丹相遗"。充满驱瘟避邪及祝福之意。道士，道观以仙术汤等送给施主家。医士亦馈屠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结子，并以各种汤剂送与主顾，第宅。人们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街市扑买锡打做的春幡胜，百事吉斛儿，以备元旦悬于门首，为新岁吉兆。街道上及店铺前叫卖苍术、小枣声不绝于耳，又有卖爆杖、成架烟火之类的。又《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从十月以来，迎节日的气氛已很浓厚，"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采缕花、春帖、滔胜之类，为市甚盛"。以上坊间所卖均为宋时应节物品。 亲友间馈赠年节礼物，也在节前进行，《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至于馈岁盘合、酒担、羊腔，充斥道路"，这就是"馈岁"了。 宋代除夕节日活动丰富，主要还有下面几项。 打扫房屋内外，贴门神、挂桃符是宋代除夕日的重要内容。贴门神，挂桃符时必须把旧的取下，换上新的。王安石"除日"一诗反映了这种习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梦梁录》卷三云："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春牌。"宋代门神形象从袁褧《枫窗小记》中可以知大略，靖康以前，开封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王公之门，多以浑金饰之。桃符本是用桃木板制作，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名字悬挂门旁以镇邪。以后发展为对联。宋时还有"贴天行帖儿，财神于媚"（《增补武林旧事》卷三）之俗。 除夕要祭祀祖先，要迎神供佛，《梦梁录》卷六云："祭祀祖宗，遇夜时，备迎神香花供佛，以祈新岁之安。""祀先之礼则或昏或晓，各有不同"（《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这与后代只在晚上或黄昏以后祭祖有所不同。除夕放爆竹、点灯烛在宋代极为盛行，到夜里，香蜡烛及大火盆的光亮，"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增补武林旧事》卷三）。《梦梁录》卷六也有"爆杖声震如雷"的记载，并有除夕灯烛照耀"如同白日"的叙述。从坊间卖的应节时物中，还可以知道，放烟火也是宋代除夕的活动。宋代爆杖的制造已很复杂，如《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载，内廷殿司进的屏风炮杖，外画钟馗捉鬼之类的画，内藏引线，点着引线后，一连几百个炮，响声不绝。还有的炮杖制成果子、人物等形状。 驱逐疫鬼是除夕一项重大活动，古人误以为疾病是疫鬼作祟，所以要驱逐之。《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条记述，"至除日"宫中举行驱逐疫鬼仪式，并用皇城亲事官，随驾的卫士们"戴假面"，穿绣画各色的衣服，"执金枪龙旗"。教坊使（主管教坊司的官员）孟景初，身品魁伟，穿全副镀金铜盔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穿介胃，装门神。教坊人员南河炭丑恶魁梧肥胖，装判官。又有装钟馗及其小妹和土地神灶神之类的，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梦梁录》也记叙了驱祟事"禁中除夜，呈大傩仪（驱疫仪式），并系皇城司诸班直（随驾兵士），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其情景与北宋相似。 除夕还有馈岁、别岁、守岁之习，《苏轼诗集》卷四："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东京梦华录》卷十记有"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苏轼《馈岁》诗记述除夕馈赠礼物情景："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富人事华靡，綵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这首诗不仅写出风俗，也写出贫富的差别，写出富人的有意炫耀和穷人的一片诚心。其《别岁》一诗有"东邻酒初热，西舍彘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写出乡邻之间的真情，呈现出一派地方乡镇浓郁的节日气氛。《守岁》有"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讙。。。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这首诗描绘出人们珍惜时光，想留住时光的真切心情。 除夕不论贫富都要庆祝，都要尽其可能置办年货，妇女儿童衣服也要置办一新。 宫廷庆祝除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后苑修内司，各进消夜果大合"，合内列放一百余种食品珍玩，如蜜煎珍果，花饧、箕豆，以至玉杯宝器，珠翠花朵，犀象、赌博戏玩之具、销金斗叶，"诸色戏弄物，无不备具，皆极小巧，又于上作玉辂，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为饰，护以贴金龙凤罗罩，"以奇巧奢侈求胜，一合的费用，相当中等人家"十家之产"（《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三、宋代物质生活习俗（一）食 俗民以食为天，饮食对人身体健康关系至为重要，合理的饮食可以促进人的健康，增加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良好的烹调方法，可以防止病菌和有害物质侵入人体，还可以保持食物的营养成分，并且增加食物的鲜美。饮食关系着民族的发展。饮食文化体现了人类的文明，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人们都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饮食习俗也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宋朝经济发展，都市繁荣，饮食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北宋都城是东京汴梁（今开封），地处中原，盛产小麦，且在黄河之滨，鱼类丰富。地理条件决定了北宋都城人以面食为主食，以各种肉类和蔬菜为副食。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市人开张"（《都城纪胜》）。饮食方面既具有北方带来的特点，又融汇了南方饮食的习俗，呈现了南北合流的特色。吴自牧《梦梁录》卷十"面食店"一条有说明："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饭店），以备江南往来士人，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宋代统治阶级，尤其是南宋统治阶级讲究享乐，使宋代饮食更趋于精美、丰富、奢华。 宋代主食花样品种很多，除了饭食以外、更有面食、■■、馄饨、米面，还有从食，包括各种饼，各种馒头、包子等，另外还有各种粥。根据《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梦梁录》卷十六、《武林旧事》卷六、《增补武林旧事》卷八等所提供的材料，我们把宋代主食分列于下：面晻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大燠面（《东京梦华录》卷二） 猪羊盒生面丝鸡面三鲜面胡蝶面鱼桐官面盐煎面笋拨肉面血脏面斋面面筍淘面炒鸡面大麃面子料浇虾燥面（《梦梁录》卷十六） 拔刀鸡鹅面家常三刀面各种菜面（《都城纪胜》） ■■ 大熝■■ 大燥子料浇虾■■燥丝鸡■■ 三鲜■■ （《梦梁录》卷十六） 馄饨丁香馄饨（《梦梁录》卷十六） 粥七宝素粥五味粥栗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馓子粥绿豆粥肉食粥（《梦梁录》卷十六） 饭石髓饭大骨饭泡饭软羊浙米饭（《都城纪胜》） 麸笋羹饭菜羹饭（《梦梁录》卷十六） 荷包白饭随饭（《东京梦华录》卷二） 蒸作从食馒头羊肉馒头大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武林旧事》及《梦梁录》卷十六） 糖肉馒头假肉馒头裹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糖饭馒头四色馒头（《梦梁录》） 杂色煎花馒头饼枣■（饼）仙桃乳饼菜饼秤锤蒸饼睡蒸饼千层饼月饼炙焦肉油饼烧饼金花饼春饼胡饼韮饼（《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牡丹饼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菜饼熟肉饼羊脂韮饼菊花饼梅花饼开炉饼（《梦梁录》卷十六） 蒸饼胡饼糖饼髓饼（《东京梦华录》卷二） 包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面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仙桃龟儿包子七宝包儿（《梦梁录》卷十六） 馅类糖馅豆沙馅蜜辣馅生馅饭馅酸馅笋肉馅麸蕈馅枣栗馅（《武林旧事》卷八） 七宝酸馅薑糖辣馅肉酸馅（《梦梁录》卷十六） 夹儿类细馅夹儿笋肉夹儿油炸夹儿金铤夹儿江鱼夹儿诸色油炸素夹儿（《梦梁录》卷十六） 糕类糖糕蜜糕栗糕麦糕豆糕花糕糍糕雪糕小甑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彩糕开炊糕糕干乳糕重阳糕社糕（《武林旧事》卷六） 卷类子母茧（卷） 春茧（卷） 此外还有"诸色■子，诸色包子，诸色角子"（《武林旧事》卷六）。 宋代的菜肴品种名类繁多，有下饭菜类、羹汤类、粉类、干菜类、凉菜类等。烹调技术已很精湛，鱼就有30 多种作法。羊也有20 来种作法。除各种家畜之外，还有各种野味，如貛儿、鹌、鹿、獐、黄羊等。现将菜肴诸品分列于下。 羹小鸡圆鱼羹小鸡二色莲子羹小鸡假花红清羹四软羹石髓羹杂粉羹双脆石肚羹猪羊大骨杂辣羹诸色鱼羹大小鸡羹攛肉粉羹三鲜大麃骨头羹百味羹锦丝头羹十色头羹问细头羹海鲜头食羹莲子头羹百味韻羹杂彩羹枧叶头羹五软羹三软羹集脆羹三脆羹石首玉叶羹各种蟹羹虾羹双脆羹群鲜羹（《梦梁录》卷十） 鹌子羹三脆羹泡腰子羹虾蕈羹鸡蕈羹浑泡羹金丝肚羹石肚羹（《东京梦华录》卷二） 腰子落索焙腰子盐酒腰子脂蒸腰子酿腰子荔枝焅腰子腰子假炒肺（《梦梁录》卷十） 鸡鸡丝签鸡■鱼鸡脆绿笋鸡鹅奈香新法鸡酒蒸鸡炒鸡蕈五味灸鸡鹅粉签鸡（《梦梁录》） 攛小鸡拂笋燠小鸡五味炙小鸡小鸡假炙鸭红熝小鸡脯小鸡豉汁鸡炙鸡八焙鸡红熝鸡脯鸡（《梦梁录》卷十六） 鹅香酪鹅绣炊鹅间笋蒸鹅鹅排羊炊羊大骨蒸软羊鼎蒸羊羊四软酒蒸羊绣炊羊五味杏酪羊千里羊羊杂熝羊头■鱼羊蹄笋细抹羊生脍改炙羊攛粉细点羊头（《梦梁录》卷十六） 乳炊羊■羊闹厅羊角■羊头入炉羊羊头签（《东京梦华录》卷二） 羊血糊（《梦梁录》卷十六） 肚银丝肚肚丝签双丝签肚尖炸肚山药五色假料头肚尖（《梦梁录》十六卷） 鱼赤鱼膘脍鲈鱼脍鲤鱼脍鲫鱼炒鱼丝儿清供沙鱼拂儿清汁鳗鳔苏骨鱼酿鱼两熟鲫鱼酒蒸石首白鱼时鱼酒吹鯚鱼春鱼油炸春鱼鲂鱼石首油炸■鲫油炸假河｝ 石首桐皮石首鲤鱼炒鳝石首鳝生石首鲤鱼兜子银鱼炒鳝攛鲈鱼清羹■鲫假清羹。。鱼肚羹盒鳅江鱼（《梦梁录》卷十六） 鳜鱼假元鱼（《东京梦华录》） 虾假蝛酒法白蝦紫苏蝦水荷蝦儿蝦包儿蝦蒸假奶茶蝦鱼水龙蝦鱼蝦圆子麻饮鸡蝦粉芥辣蝦螺类攛香螺酒烧香螺香螺脍江瑶清羹酒烧江瑶生丝江瑶酒掇蛎生烧酒蛎（《梦粱录》卷十六） 野味炸肚山药鹌子鸠子笋焅鹌子八糙鹌子蜜炙鹌子酿黄雀煎黄雀辣熝野味清供野味假炙野味糊熝野味清攛鹿肉黄羊盘兔炒兔葱拨兔野鸭肉獐肉炙。。儿（《梦梁录）卷十六》） 獾儿野狐肉（《东京梦华录》卷三） 蟹赤蟹橙醋赤蟹蛑蝤签蟹签糊■蟹枨醋洗手蟹酿枨蟹五味酒酱蟹泼蟹（《梦梁录》卷十六） 蚶生蚶子炸肚燥子蚶橙醋蚶五辣酱蚶子明芽肚蚶子脍酒烧蚶子酒鸩鲜蛤蜊假熝蛤蜊肉熝蛤蜊鸠子鲜蛤粉大片羊粉大官粉三色团圆粉杂合粉珍珠粉转官粉三鲜粉三色水龙粉肫掌粉梅血细粉鲜蝦粉七宝料头粉（《梦梁录》卷十六） 米脯米脯鲜米脯淡菜米脯（《梦梁录》卷十六） 风鳗米脯羊米脯干菜腊白鱼干梅鱼干鲚鱼干银鱼儿干。。鱼干银鱼脯紫鱼螟脯丝（《梦梁录》卷十六） 凉菜假牛冻冻蛤蝤冻鸡冻三鲜石首白鱼冻■鲫三色水晶丝冻三色水晶脍灌肠另外还有下饭的菜如咸豉、十色咸鼓、下饭膂肉、假熝鸭、下饭二名炙润骨头。 菜蔬类薑油多韮花茄儿辣瓜儿倭菜藕鲊冬瓜鲜笋鲊茭白鲊皮酱糟琼枝蒪菜笋糟黄芽糟瓜荠淡盐荠鲊菜醋薑脂麻辣菜拌生菜诸般糟淹盐芥（《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鲊筭条界方条线条鱼肉影戏胡羊。。 削脯槌脯松脯兔。。麞。。鹿脯糟猪头干咸豉皂角铤腊肉炙骨头旋炙荷包三和鲊切鲊骨鲊桃花鲊雪团鲊玉板鲊鲟鳇鲊春子鲊黄雀鲊银鱼鲊蝛鲊《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宋代都市经济发达，夜市盛行卖各种小吃、从食。据《东京梦 华录》卷二记载，东京街上夜市从食丰富，价钱便宜。"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另外还有"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薑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角子、姜辣萝蔔。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甘草冰雪"等。"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角子，猪脏之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宋代烹调方法已经很多，有氽（原文写为攛），如氽粉、氽鲈鱼等；焅，如焅鸡、焅腰子；蒸，如蒸羊、酒蒸鸡；熝（麃）如熝小鸡、熝羊头；炒，如炒鳝、炒鱼丝儿；炙（烧烤），如炙鸡、改炙羊；脍（肉切细而食），如脍鲈鱼、脍鲤鱼、脍鲫鱼、生脍（羊肉）；腊，如腊肉；焙，焙腰子；煎，如煎肝脏（《东京梦华录》卷二）等；腌，如鲊大鱼、鲊鱼头酱等；烧，如酒浇江瑶等；糙，如八糙鹅鸭等。 烹调的佐料很多，从以上菜谱看有盐、蜜、酒、醋、糖、奶、儘、芥末、辣椒及花椒等香料，还有豆豉、酱等。 宋代佛教盛行，佛徒众多，因此素食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食物。据《梦梁录》记载："有素食分茶，不误斋戒，如头羹双峰、三峰、四峰、到底签、蒸果子鳖、蒸羊、大段果子鱼、油炸鱼茧儿、三鲜夺真鸡、元鱼、元羊蹄、梅鱼、两熟鱼、炸油河鲀、大片腰子、鼎煮羊、麸乳水龙、麸筍辣羹、杂辣羹、白鱼辣羹。又下饭菜如五味熝麸、糟酱烧麸、假炙鸭、干签杂鸭、假羊事件、假驴事件、假前白肠、葱酷油炸骨头、米脯太片羊、红熝大件肉、煎假乌鱼等。下饭素面如大片铺羊面、三鲜面、炒鳝面、捲鱼面、笋拨、刀笋辣面，乳济淘、笋济淘、笋菜淘面，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面，皆精细。乳麸、笋粉素食又有专卖"。 宋人喜吃点心，点心制作精巧，种类繁多。宋人一般把馒头、包子等都列入点心之列。据《梦梁录》十六卷记："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除前面"蒸作从食"已引过的点心之外这本书还记有：阁欢喜、骆驼蹄、糖蜜果实、果实将军、肉果实、肉丝糕、丰糕、乳糕、镜面糕、果子、韻果。 宋人谓糕点糖果等零食为"果子"，宋代果子品种如下。 果子皂儿膏宜利少瓜萎煎鲍螺裹蜜糖丝线泽州饧蜜麻酥炒团澄沙团子十般糖甘露饼玉屑糕熝木瓜烧木瓜糖脆梅荔枝膏蜜薑豉韻薑糖破核儿查条桔红膏花花糖二色灌藕糖豌豆芽豆栗黄乌李酪面蓼花蜜弹弹望口消桃穰酥重剂蜜枣儿天花饼乌梅糖玉柱糖乳糖狮子薄荷蜜琥珀蜜饧角儿诸色糖蜜煎（《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宋人已创造了消夏的冷食与冷饮，宋人将冷饮称之为凉水。 冷食麻饮细粉冰雪冷元子沙糖绿豆冷饮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东京梦华录》卷三） 甘豆汤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滷海水薑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桔团雪泡缩脾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香薷饮紫苏饮（《增补武林旧事》卷八） 宋代已有药物饮食，如薑酒决明、决明四鲜羹，决明是治疗眼疾、使人明目的中草药，宋人把它作成菜，既可吃，又可以治病。又如瓜萎煎，瓜蒌能清热生津，主治热病。又如香药灌肠、五苓大顺散、雪泡缩脾饮等。 宋代饮食虽然丰富，但贫富悬殊，穷人并没有品尝美味的权利，酒楼饭店也有高下之分。《梦梁录》记载"更有专卖血脏面、斋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之粗饱，往而市之矣"。这段话充分说明宋代只有贵族、官僚、富商等才能享受诸多美味。 从宋代夜市的繁荣可以看出，无论是开封还是杭州都几乎是不夜之城，做买卖的或干公事的常常一直忙到夜里，到了半夜就得买消夜的食品。所以夜市卖饮食的面店常常要开门到三更。《梦梁录》载："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实于此故也。御街铺店闻钟而起（约四更），卖早市点心。"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宋人起得早，早上有早市、买者、卖者四更就活动起来，早市有点心供应"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从饮食习惯来说，他们至少要吃三顿饭，如果夜里有"营干"，还要有一顿夜宵。 宋代节令食俗如下：元月 岁节家宴立春日春盘人日煎并会 （据《武林旧事》卷十上） 十五乳糖圆子、澄沙团子二月 春社日社饭三月 生朝家宴花院尝煮酒经寮斗茶四月 初八早斋放生食糕糜五月 端五食粽吃枇杷六月 冷食冷饮东京吃水饭荔枝桃子七月 中元祭祖有麻谷窠儿瓜果梨枣上市八月 饮酒赏月 秋社社糕 社饭螯蟹石榴九月 重阳糕十月 时物，薑豉■子、红丝未脏、鹅梨、榅桲蛤蜊螃蟹十一月 冬至吃冬馄饨十二月 腊月盐渍猪羊作腊。。 法鱼腊八吃腊八粥胶牙糖二十四吃米花糖胶牙糖二十五吃赤豆粥除夕家宴，备食合宋代少数民族有奇特的食俗。如食鼠，食蝦蟆、食蝙蝠。苏东坡《闻子由瘦》（《苏轼诗集》卷四十一）有："土人顿顿食藷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蝦蟆缘习俗。"这首诗写于海南岛，说明当地曾有食鼠及蝙蝠者。诗中提到蜜唧是一种还没有睁眼的小鼠身上无毛，喂以蜜，吃时唧唧作响，故名蜜唧，是岭南少数民族当时的食物。蝦蟆，唐代南方人已吃，到宋代仍沿袭这一习惯。 （二）茶 俗我国是最早发现茶、饮用茶的国家，茶是我国各民族的传统饮料。茶不仅能够解渴，还有提神、消食、解酒、清热等多种作用。饮茶是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宋代人更是普遍喜欢饮茶，饮茶习俗较唐代也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宋苏东坡有一首诗追述茶的历史，谓："名从姬旦始，渐播《桐君录》。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常、李亦清流，当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于俗，豈但中土珍，兼之异邦鬻。"（《寄周安儒茶》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这几句诗说明了茶的名称最早见于《尔雅》，《尔雅·释木》中有"槚·苦荼也，"后来许慎解释"苦荼"为"苦茶"。传说《尔雅》为周公开始作。后来《桐君药录》一书中写到茶，说"巴东有真香茗茶，煎饮，令人不眠。"到了晋朝，有个名叫杜育（应为"毓"）的人，写了《荈赋》咏茶。唐朝人陆羽写了《茶经》三卷，造茶具24 种，使唐代人对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唐代的常建开始蒸焙茶叶，谓之"研膏茶"，唐李德裕对茶也有特殊的爱好，常、李爱茶可谓是清流高雅之士。由于以上这几位的推崇茶道，才使天下的人对茶产生了嗜好，并使饮茶形成了社会风气，岂止是中原人民珍爱茶呢，各少数民族也争相买茶饮用。这首诗接着写了宋人对茶的珍爱情景："颇见纨绮中，齿牙厌粱肉。小龙得屡试，粪土视珠玉。团凤与葵花，碔（音"武"）砆杂鱼目。（碔砆：玉石。）贵人自矜惜，捧玩且缄椟。未数日注卑，定知双井辱"。这里写出苏轼在东京时，曾亲见贵族豪门之人对宋代贡品茶的珍爱，他们已经吃腻了精细的高贵饮食，有机会屡次品尝贡品茶小龙团，他们是如此地喜欢这些贡茶，以至视珠宝美玉为粪土。那些团凤茶和葵花形制的茶，都是宋代官府特别的茶，也有玉石鱼目混杂的情形，但那些高官和贵族都以这些茶为骄傲，并十分珍惜，经常拿在手里欣赏或放在箱柜中封好。虽然他们没有说唐朝最高级的日注茶属于下等，但是完全可以知道他们对草茶第一品的双井草茶的鄙视态度。以上引苏诗说明茶叶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及宋人对茶的珍爱，以及宋代贡品茶取代唐代一品茶的情景。 宋朝以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瓯县）茶（又名北苑茶）为最有名。建州茶在唐代还默默无闻，南唐始建北苑。后建州茶也叫北苑茶。陆羽的《茶经》中，建茶没有入品，到了宋代却大放异彩。据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所载，北宋丁谓主管福建漕司，监制御茶，进贡龙凤团。以后蔡君谟知建州又择茶中最精者制小龙团进贡。故苏轼《荔枝叹》诗中遣责曰："君不见武夷溪边栗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建州有龙焙，就是监造御茶，又叫官焙。宋姚宽《西溪丛语》载，因建州龙焙面北，故谓北苑。《梦溪笔谈》载，北苑茶主要特点是甘滑，只有北苑凤凰山所产的茶味道最佳。 宋代茶叶的制作也十分讲究。首先是采茶，各种茶摘采的节气与时间不同。"闻道早春时，携籝赴初旭。惊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苏轼，同上诗）。这是写采茶芽的情景，有些茶要在惊雷（即指惊蛰，春雷鸣，蛰伏昆虫动物苏醒）之前采摘。也有的茶专在打雷时采摘，据《茶谱》记，蒙山中顶曰上清峰，茶最难得，要等雷发声的时候去摘采。建溪茶则在惊蛰以后采，北苑"官焙造茶，常在惊蛰后一、二日兴工摘采。是时茶芽已皆一枪，盖闽中地暖如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六）。采茶中还有一旗一枪之说，一芽带一叶，叫做一旗一枪，芽为枪，叶为旗。其次就要温火烘烤茶，烘烤茶用竹器，外面用蒲叶包裹，蔡君谟《茶录》载，收藏茶叶，最适合用嫩蒲叶，茶性喜温火慢慢烤干，所以收藏茶叶的人把茶叶用蒲叶裹严放到烤茶的竹制焙笼中，两三天烤一次，用火常如体温，三火前的茶最好。 宋代沿习了唐代煎茶的习惯。煎茶用水极有讲究。江西南康谷簾泉的水为天下第一，元少卿送给苏东坡一瓶谷簾水，两块龙团饼茶，诗人赞美说"此水此茶俱第一"（苏轼《元翰少卿宠惠谷簾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赐，叹味不已，次韻奉和》）。江苏无锡惠山泉水为天下第二泉，苏诗有"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惠山谒饯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之句。宋人认为水质十分重要，茶水的优劣，除取决于茶叶外，还取决于煎茶的水质。煎，实际就是煮，煮茶要注意火候，煮茶还要注意火力。东坡《汲江煎茶》诗谓"活水还须活火烹"。公自注曰："唐人云，茶须缓火炙，活火煎"，即烘烤用缓慢的火，而煎煮要用活火，活火是炭有火焰，跳动火苗的火。苏诗又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声"（《试院煎茶》），这是对煎茶的说明，水滚开时如鱼眼，微有声，到有松风声时茶已煎好，如继续煮茶水就老了。宋代煎茶与唐不同，不放姜盐，但四川人还是习惯用姜盐煎茶，有人送东坡茶饼若干，"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和蒋夔寄茶》），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已不用姜盐煮茶，只有个别地区还保留着这种习俗。茶煎出为白色。 宋代除煎茶外，还有点茶，点茶类似于今天的泡茶。《梦梁录》卷十六记："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耳。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这里所说的点茶就是用开水沏茶。点茶可谓宋人的创造。 宋人有斗茶的习俗，斗茶是比较茶的优劣，是一种评选鉴别茶的活动。 《嘉佑杂志》记载，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用惠山水，苏茶失败。后苏改用竹沥水煎，终于取胜。宋人认为好茶为白色，苏诗有"自云叶家白"（《寄周安孺茶》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注有"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者，皆常品也"。所以煎好的茶，上面有一层雪似的泡沫，苏轼谓"一瓯花乳浮轻圆"（《和蒋夔寄茶》见《苏轼诗集》卷十三）。斗茶时要比泡沫溶化在茶杯上留下水痕的早晚，"水痕先者为负"（蔡君谟《茶录》），故苏轼有"水脚一线争谁先"（《和蒋夔寄茶》）之说。宋代茶具喜用定窑兔毛花者，苏诗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诗集·试院煎茶》）。 宋人常以喝茶为聚会，称之为茶会。《梦梁录》卷十六记："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太学生每略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茶会中还有一种叫做茶令的游戏，与酒令相仿，宋王十朋谓："予归与诸友讲茶会，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梅溪文集》前集卷四）。 宋代茶有团茶、草茶，团茶以建州小龙团为第一，草茶以江西宁州双井茶为第一。《茶事杂录》记，双井在宁州西三十里，黄山谷所居之地，其南溪有二井，土人汲以造茶，为草茶第一。 宋代僧人善于制茶，僧人所居多深山幽谷，南方气候温湿，适于种茶，种茶颇多，经验丰富。苏轼自述学习茶的知识是取经于僧人"于兹事研讨，至味识五六。自尔入江湖，寻僧访幽独。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颇熟"（《寄周安孺茶》见《苏轼诗集》卷二十，二）。 宋人喜喝茶，茶坊遍布于市。宋代茶肆布置高雅，"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所以消遣久待也"（《都城纪胜·茶坊》）。茶楼还是人们聚会的场所，"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都城纪胜》）。人们以茶相聚，联络感情或谈生意。有的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敲打响盏歌卖"，"冬月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梦梁录》卷十六）。"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梦梁录》卷十六）。 宋代宫廷用茶，是由福建进贡而来，"仲秋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一批）茶，名北苑试新，方寸小銙，进御止百銙，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篛，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笈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銙之直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吸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增补武林旧事》卷二）。（三）服饰习俗宋朝是封建社会逐渐趋向衰落时期，维护封建统治的程朱理学成为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理学家把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把父子君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要人们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去生活，去规范自己。统治阶级把理学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车、轿、马匹的使用，房屋建筑的规格和装饰，服装的穿戴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用以区别人们的等级和社会地位。所以，宋代的服饰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皇帝至高无上，穿黄袍；官吏按等级高低、穿紫、穿红、穿绿；庶民百姓只许穿白、穿黑等。但服装也受人们审美观点的影响，受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如气候、工作条件等），因此封建王朝制定的制度往往被人们冲破，而后，朝廷又加以制约，在无数次的冲击与制约的斗争中，服装也产生了发展和变化。 宋代官服基本继承着唐制。皇帝服黄袍"宋因之，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大宴则服之"（《宋史》卷一百五十三）。皇太后、皇后戴龙凤花冠，命妇戴花钗冠。大臣也各有服制。"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 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宋朝优厚官吏，官员众多，以至形成"婴孩授命，年才十五者今遂服绯；而贵近之子，或初年赐绯，年才及冠者今遂赐紫；朱紫纷纷"（《宋史》卷一百五十二）的现象。 用以区别官职级别，除服装的颜色以外，还有戴的帽子、腰带、靴、装饰物等。如"幞头"，是宋人普遍使用的帽子，据《宋史·志。舆服五》记载："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就在这幞头脚上，会显示人的不同身分。"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前导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亲从官诸班直皆幞头"（《东京梦华录》卷六）。"鱼袋"是官员服装中佩戴之物，宋代是用金银饰为鱼形，系在公服的带子上，垂挂在身后。用以标志贵贱等级。据《宋史·舆服五》载，凡穿紫袍的官就用金制的鱼袋，穿红袍的官用银鱼袋，朝廷"赐紫"服的，给金涂银的鱼袋，"赐绯"的也有特给的鱼袋。京官、州县官、皇上特赐紫衣红衣的也佩鱼袋。亲王武官及在内廷供职的将校都不佩鱼袋。宋朝本"不许伎术人辄佩鱼"（《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到景祐三年（1036 年）仁宗朝特许尚药徐安仁佩鱼，这是对他的极大恩典。也足见宋朝对科技之轻视。笏，宋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靴，即俗话的朝靴，以黑革为之，。。其饰亦有绚、繶、纯、綦，这四件都是装饰，绚是鞋头装饰物，像一个鞋梁，上有圆孔，繶是系鞋的丝带，纯是丝边，綦是鞋上的花纹。大夫以上四种装饰具备，武功郎以下不用丝带，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人不用丝边。 宋朝廷对庶民百姓的服装有严格限制，以防僭越。《宋史·舆服志》中写道：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下诏书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踰僭，宜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详定以闻"。李昉上奏，定出限制办法。到端拱二年（989 年）明令规定"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其销金、泥金、真珠装缀衣服，除命妇许服外，余人并禁。"装饰品也"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宋仁宗时宫中尚白角冠梳，民间争相仿效，皇祐元年（1049 年）发布禁令"诏妇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广毋得踰尺，梳长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为之"。 宋南渡以后服装又发生变化。据《宋史·舆服五》记："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襴衫"（《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深衣 本是古代衣制，因前后深长，叫深衣。本士大夫家居所穿，也做为庶人礼服。为宋儒所提倡。深衣是男用长衫，上衣下衣相连。《宋史》记宋代的深衣用白细布，上衣，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下裳很长，"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深衣在冠礼、婚礼、祭祀时平民可穿，官员家居可穿。北宋司马光曾穿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载："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入独乐园（司马光的庭园）则衣之"。《宋史·舆服五》还指出穿深衣时还配有"大带、缁（黑色）冠、幅巾（包在头部）黑履"。 紫衫 《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谓："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紫衫以颜色深紫而得名，其式样为圆领、窄袖，前后缺胯（下摆开衩）形制短且窄，便于活动和行走，是将士们常穿之服，便于作战。南宋初期，宋金对峙，形势紧张，战争随时可以发生，南宋士大夫穿紫衫，是备战的需要。另外紫衫比公服、朝服方便舒适，为人们所欢迎。绍兴九年（1131 年）朝廷发诏令"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到绍兴二十六年（1146 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宋史·舆服五》）。以后"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 凉衫 "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南宋建都临安，夏天炎热，士大夫以凉衫为便服，喜其穿着凉爽，本无可厚非，但终遭禁穿。礼部侍郎王■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途许服外，余不得服"。从此以后，凉衫用为凶服，而紫衫又流行起来。 帽衫 "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北宋时，士大夫交际时经常穿帽衫。南渡后，一度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以后帽衫少了，只有士大夫冠婚、祭祀服帽衫，若公卿大夫生儿子时，也常服帽衫。 襴衫 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褶）。 衣衫到膝，下面加一横幅为襴。襴衫是进士、国子生、州县生所穿的衣服。以上所指均为士大夫的服装，总括来看宋代服装有以下几种：袍 男子服装，上下一体，长至膝下或足，圆领右袵，有窄袖窄衣，也有大袖宽衣，朝服、祭服、公服均属袍制类，下摆开衩的为"四楑袍"，内里絮旧蚕茧棉为"缊袍"。袍为最常着之服装。黄庭坚有诗云："前日幽人佐吏曹，我行青草认青袍。"（黄庭坚《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又每年十月皇帝赐大臣"窄锦袍"（《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朝服 宋代朝服是大臣们参加朝会时所穿。一品、二品朝会时"皆朱衣朱裳"，"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并皂缥襈，白罗大带，白罗方心曲领，玉剑、佩，银革带，晕锦绶，二玉环、白绫袜，皂皮履"（《宋史·舆服四》卷一百五十二）。另外还有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相搭配。各品冠及服饰颜色不同，六品以下无中单（中单是衬在袍服里面的内衣），无剑、佩、绶。 官服 又称公服，各品官员依等次公服颜色分绯、紫、绿三色。（详见前） 衫 长衣，有凉衫、紫衫、白衫、衬衫、青衫等，是最常用的服装，南宋诗人尤袤《准民谣》诗有："寨长过我庐，意气甚雄粗，青衫两承局，暮夜连句呼。"此外还有"襴衫"为士大夫所穿，衫至膝以下有襴一围，艺人所服为义襴。《东京梦华录》卷六写皇帝仪仗队有人穿"青窄衬衫"，"黄生色宽衫""络缝宽衫"等衫服。 背子 背子是宋代普通的服装，男女均可穿服。男子穿的是对襟式，两腋内不缝合，有长裙有带系束。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谓"今人服公服必裹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 加长，直垂至足焉。"背子，实际上是一种只护胸部及背部的长衣服。《东京梦华录·卷六》记"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红上团花背子。" 半臂 是半袖之衣，清潘永因编《宋稗类钞·上·奢汰》记"洪景卢学士尝赐对于翠寒堂。当三伏中，粟肌体战，不可久立。上问故，笑遣中贵人以北陵半臂赐之"。半臂不穿于正式场合。 袄 短衣，为宋人常用的服装如"着红方胜锦袄子"（《东京梦华录》卷六）。 围肚 宋人围在腰间，类似围裙之物。 宋代女子服装与唐代有所变化。 窄袖衣 是宋代流行的女装，衣长至膝，窄袖、交领或圆领，对襟。另有翻领式窄袖衣。窄袖衣与长裙相配穿着，肩披帔肩（帛制），腰系绶带，彩带结成连环而下垂。如晋祠中的彩塑所示。宋词中多处描写窄衣，如"窄袖轻罗"（欧阳修《蝶意花》）、"窄袖轻衫"（张先《塞垣春》）等。罗裙 用罗作成，上系飘带。苏轼《浣溪沙》有："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罗裙色彩可有多种。 罗衣 罗制的衣服，取其柔软轻薄，为妇女所习惯穿着。如晏殊《临江仙》词有"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罗衣在宋多有绣画花纹的装饰，故有"画罗衣"之称。 裙 为宋代妇女不可缺少的服装。宋代流行多褶裙，即"八幅大裙"，前后各四幅，肥而褶多便于舞踏，歌伎中穿着最多。又有石榴裙，取其颜色似石榴花，张先有《浣溪沙》云"轻履来时不破尘，石榴花映石榴裙"。襦 短袄 男女可穿，妇女襦袄常绣上各种花色，如温庭筠词《菩萨蛮》谓"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后妃衣服华丽讲究上穿宽袖衣，下有长裙身被霞帔，腰系玉带、坠子。 衣上要绣翟（野鸡）。 妇女衣服的服色依丈夫地位而定，官员家眷可与丈夫同色，平民不能用大紫、大红、大绿、可服浅色、蓝色等。 带 官员上朝所带，因腰带中间的饰物不同而分金、银、犀、玉等《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有"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又云："荔枝带（即御仙花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僭服？""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 绶 丝带系在腰间，挂各种印，环。 罗带 为妇女所用，系在腰间。 玉佩 士大夫腰间所佩的装饰品。女子佩戴的佩玉叫环佩。 香囊 男子系在身上的香袋，秦观词《满庭芳》有"香囊暗解"之语，香囊可做定情之物。 幞头 是宋人戴的帽子，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幞头有四角，两脚垂下，两带系在上面。垂下的两脚有各种式样，一般是两根又长又直的金属为之，谓之展角幞头，展角可长三尺。幞头用黑纱制，内衬藤外用漆，以后只用漆使其形状固定，便于戴。两脚的形制各异，表明人的职业、身分等。 东坡巾 也是帽的一种，是宋代文人戴的，以苏东坡命名的巾帽，因为它有四个棱角，故又称"乌角巾"。其形制有四墙，墙有角，有内墙外墙，外墙高度为内墙的三分之二。后来中墙还不断增高，并增饰花纹。 高髻 宋代妇女妆束，宋代流行高髻，甚至以假发做成发髻套在头上。 叫假髻。张先词《西江月》有"高鬟照影"之句，"妇人有假髻、大衣、长裙"（《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高冠 宋代妇女头上的装饰，因后妃、贵妇戴高冠，民间争相仿效。朝廷曾经严禁民间用高冠，但也未能彻底禁止。 宋人无论男女都有簪花习俗。朝廷有簪花的制度，有赐臣下花的礼仪。 《梦梁录》卷三曾记祝寿御筵毕"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上"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簪花，在皇帝饮宴、游观时，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宋代皇帝的仪仗队十分庞大，人员众多，服装各异，从今天看来，实在可谓当时宫廷服装展览。现举《东京梦华录》卷六为例一观。 正月十四皇帝去五岳观进香时，"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衫金镀天王腰带"，"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紫上大搭，天鹅结带，宽衫"。"殿前班。。著绯、青、紫三色撚金丝结带，望仙花袍"，"御龙直。。着红方胜锦袄子"，"余官皆服紫、绯、绿公服"。祭祀大典时，"正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其头冠各有品从，宰执亲王加貂蝉、笼巾、九梁，从官七梁，余六梁至二梁。。所谓梁者，谓冠前额梁上排金铜叶也。皆绛袍、皂缘、方心曲领中单（袍内衬的衣服）、环佩、云头履鞋，随官品执笏。余执事人皆介帻、绯袍，亦有等差，惟阁门御史台加方心曲领"。有"裹锦缘小帽，络缝宽衫"的兵士，也有"小帽，黄绣抹额，黄绣宽衫，青窄衬衫"的兵士。"五色介胄跨马之士，或小帽锦绣抹额者，或黑漆圆顶幞头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漆皮如犀斗而笼巾者，或衣红黄画锦绣之服者，或衣纯青、纯皂，以至鞋袴皆青黑者，或裹交脚幞头者，或以锦为绳，如蛇而绕系其身者"，"夹辂卫士皆裹黑漆圆顶无脚幞头，着黄生色宽衫，青窄衬衫，系以锦绳"。 宋代对民间服饰管制很多，实为怕"礼崩乐坏"不利于统治。如"景祐元年（1034 年）诏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彩缎"，"二年（1035 年），诏：市肆造作缕金为妇人首饰等物禁"。"三年（1036 年）臣庶之家，毋得采补鹿胎制造冠子"（《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又非命妇"毋得以真珠装饰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抹子之类"。政和七年（1117 年）大臣王僚上书言："辇毂之下奔竞奢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同丽。"（《宋史·舆服五》）"是岁，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墪就是袜袴，是妇女的服装。 宋代衣服以丝织、麻织、毛织品为主。宋代只有海南有木棉布--吉贝布，苏东坡有诗"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中原无棉织品，当时的所谓"布"，是指麻、葛等制品。东坡有诗谓："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其"葛"就是一种布。宫廷、贵族、官员都以穿锦品、丝绸为主。史载宋时养蚕业很发达，织锦的技术也相当高超，缝制、织染、绣花技艺也已很高。 从宋代墓葬发掘（如江苏金壇周瑀墓）和宋代泥塑（如晋祠）及宋画（如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等也可窥见宋服习俗。一般来说，短衣麻鞋是劳动者的服饰。《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市井服装习俗："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之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南渡以后"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且如市农工商诸行百户衣中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中，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梦梁录》卷十八）。宋高宗时杭州的服装完全承袭了北宋汴京的习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也不断变化。"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梦梁录》卷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时期，曾有过一次保护野生动物的禁令。这在服装历史上也应一书。 "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郭天信乞罢翡翠装饰，帝曰：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宋史·舆服五》卷一百五十三）。 四、宋代人生仪礼（-）产育习俗产育是延续人类后代的一件大事，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产育也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造成悲剧。产育习俗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及对妇婴的关心爱护。 宋代在产妇怀孕期已有种种举措，《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凡孕妇入月，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錂（金）、或彩画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绣或生色帕覆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合装送馒头，谓之分痛。"《梦梁录》卷二十记载："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八月，初月初，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娘家还要送给女儿"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米，及牙儿绣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汴京和杭州习俗相似，都是娘家送礼，用各种物事表达希望产妇顺产，多产子，及又有男又有女的愿望。送各种食物为孕妇增加营养，增强体力。至于画羊、鹿等"取其眠卧之意"。 生产以后"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东京梦华录》卷五），炭醋均有止血功能，可以帮助产妇安全渡过产月。"三朝与儿落脐，炙顖。七日名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廿一日名曰三腊。女家与亲朋供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满月，则外家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杂果，及送彩段、珠翠、顖角儿食物等"（《梦梁录》卷二十）。 满月"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东京梦华录》卷五），盆中放进"菓子、彩钱、葱蒜"等物，用数丈长的采绕盆叫做"围盆"或"围盆红"。长辈用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或"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梦梁录》卷二十）。 另有一种习俗，在洗盆时，盆中放枣儿，有立枣儿，年轻少妇争而食之，大家都以为是"生男之征"（《梦梁录》卷二十）。 小儿洗浴完毕，把胎发剪下来，放于"金银小合"盛起来，并用"色线结络之"。然后抱着小儿向来祝贺的亲朋致谢。抱着小儿到婶母等人房中，"谓之移窠。""富室宦家则用此礼，贫下之家，则随其俭法"（《梦梁录》卷二十）。 "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睟"（《东京梦华录》卷五）。即今天所说的百岁。到明年生日"谓之周睟"。 周岁，宋代有抓周的习惯。"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然后"将果儿、饮食及父祖诰、勅，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称尺刀剪，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都置得周备"，把小儿放在锦席上，"座观其先拈何物，以为佳谶（征兆）"（《东京梦华录》卷二十），周岁的这一活动称为"拈周"或"试岁"。周岁生日亲戚朋友都来馈送礼品，其家要准备开筵以待亲朋。 宋代有溺婴习俗，"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苏轼文集·与朱鄂州书》卷四十九）。溺婴，尤其是女婴被溺者更多。据此文记载"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这种习俗缘于人民群众生活艰难，养子更不易，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尤讳养女"，则是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 宋代封建统治者，也有禁止溺婴的法律，"准律，故杀子孙，徙二年"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父子之爱，本属天性，但习俗的形成，是因为"实贫而不能举子"。故虽有律条，仍不能禁绝。且溺婴习俗不仅在岳鄂之间，山东也普遍有弃子的情况，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遇饥年见民多弃子。虽然个别良吏，施粮以救，也难救普天下的贫困，所以此俗一直延续至清。 （二）婚 俗婚俗极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色。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受宗法制度和礼教的束缚，婚姻大事多取决于家长之命，媒妁之言。故婚姻嫁娶的过程比较复杂，礼仪、礼俗都较多。 首先要凭借媒人以草帖子相通，"凡娶妇，先起草帖子"（《东京梦华录》卷五）；"婚姻之法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梦梁录》卷二十），如果占卜结果是吉卦，男女不相克，"方回草帖"，女方也要占卜，如果两方都是吉卦，由"媒氏通音"（《梦梁录》卷二十）。"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东京梦华录》卷五），"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叙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如果入赘，还要把带来的金银田土写清，并将家中产业、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在帖子上。女方回定帖，也要写上以上内容。"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梦梁录》卷二十）。细帖写好后，由媒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双方各以"色采衬盘"安放定帖，送给对方。双方家长都满意就可以定了。 其次是相亲，据《梦梁录》卷十二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在湖舫内，两亲家相见，谓之相亲。男家以酒四杯，女家则添备双杯，此礼有封建意识，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果双方中意，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 三是下定礼。"由媒人通好，议定礼到女家"，"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又以花红缴担上，谓之'缴担红'"（《东京梦华录》卷五）。有钱人家送礼更多，"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褙（又叫背子，是及膝的坎肩）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尊或八尊"，"装以大花、银方胜，再用红绿销金酒衣盖在上面，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作三封书启，一份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以红绿销金书袋盛礼书，或用罗帛贴上画有五男二女的绿盏，盛放礼书。定礼一共十合或八合，用彩色单子盖上送到女家。女家接下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由女家夫妻双全者开合。女家就于当天准备回定礼。北宋一般人家"以淡水二瓶，活鱼三五个，筋一双悉送在元酒瓶内，谓之回鱼筋"（《东京梦华录》卷五）到了南宋，有钱人家排场大，回礼也重，"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鬚掠，皂罗中段，金玉，帕鐶，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梦梁录》卷二十），更以原来男方送的八饼茶八瓶酒及菓子等取一半回送，羊也回送一只，用两只酒器放清水，水中放四条金鱼，以一双筷子，两根葱放在酒器内，如果是大富人家，会用金银打造筷子，以彩帛做成生葱挂在鱼水酒器之外，作为答礼。送完定礼后，全凭媒人"往来"传语，遇节序，男方以"冠花、彩缎、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方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梦梁录》卷二十）。 四是送聘。媒人定好下聘的日子，男方轻则以鹅酒，重则以羊酒下聘。 《梦梁录》载"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金钏、金鋜（音镯），金帔坠"。如果是一般商户，"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也从其便"，仕宦人家送礼更多："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还有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疋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此外还有银铤，谓之下财礼。亦用两个信封装上聘书，礼状。没有钱的人家，也要送帛送银、送鹅酒、茶饼等。有的女方十分贫困，虽然长得很美，但家中无钱陪嫁，这时就由"议亲者（男家）以首饰、衣帛"加以钱财送往，叫做"兜裹"。富家女受聘礼后，也以礼物答谢，"以绿紫罗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鬚掠，女工等"作答。 这时还要送媒人"媒箱"，中有缎匹、杯盘、钱物、用花红礼合赠送。 男家从送聘礼以后，过年过节不用送礼给女方，只等择日成吉礼。男家择好吉日告女家。 五是迎亲。据《梦梁录》卷二十载"男家送催粧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盏、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迎亲前一日，女家人先住男家，铺房挂帐幔"，放置房奁、具珠宝首饰等物，然后以"至亲压房"，又以"亲信妇人及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新房要等新人来才开放。 迎亲日男家按规定日子和时刻，让人捧着花瓶、花烛，香球、纱罗、洗漱妆合、烛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并雇乐队鼓吹，"引迎花担子，或棕担花胜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梦梁录》卷二十）。女家用酒礼款待接亲的人，《梦梁录》记还要"散花红银楪、利市钱" 给大家，然后乐队奏乐"催妆"还有"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还有专人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抬担子或抬轿子的人，不肯起步，仍有人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担"，乐队奏乐，将新人迎至男家。 六是拦门、撤谷豆。《梦梁录》记轿子或花担子到了男家门口，所请迎亲的人如乐师、歌伎、"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剋择官"--一般是阴阳先生，"执斗"，内盛谷豆、钱、采果等物，望门而撒，儿童"争拾之"，叫做"撒谷豆"。撒谷豆是为了镇压青阳煞这种恶神。七是入门、坐虚帐。新人下车，"一人捧镜倒行"（《东京梦华录》卷五）引导新娘前行，由二亲信女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或青布条或在花席上行，不得踏地。先跨马鞍草并从秤上过，入中门至一室，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直迎入房中，坐在床上，谓之"坐富贵"。女家亲戚及送女客急三盏而退，意为男家备酒四盏，款待送亲女客，客急三盏而回，谓之"走送"。 八是交杯，又名交■。"众客就筵，婿具公裳（绿袍，花幞头），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座"（《东京梦华录》卷五），先由媒人或亲戚斟酒，请新郎下高座归房，最后丈母请才下座。新房门前用彩一段，先将下面剪成碎条状，横挂在门框上方，碎片部分在下，婿入门众人将碎片争扯而去，叫做"利市缴门红"。"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段，绾一同心（结），谓之'牵巾'，男挂于笏，女搭于手，男倒出，面皆向相"（《东京梦华录》卷五），二人并立堂前，遂请男方双全女亲，以秤杆或别的东西挑新娘盖头。这时方露新娘面容。"至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东京梦华录》），坐时，"女向左，男向右，妇女以多线，彩、果散掷，谓之'撒帐'"（《东京梦华录》卷五）。然后用红绿彩结把两个酒杯连结起来，男女双方各饮一杯，"谓之交杯酒"。饮完后把酒杯一仰一覆放在床下。取大吉利之意。同时男左女右留少头发"结发名曰'合髻'。"男用手取女之花，女用手解男一个纽扣，次掷花髻于床下。新人又到"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梦梁录》卷二十），众人贺喜后掩帐，亲随人抱女婿去，其他人等即行出房。最后"参谢诸亲，复就饮酒"（《东京梦华录》）。 九是拜堂。"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东京梦华录》卷五）。"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段，巧作，鞋袜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 十是送三朝礼。婚后三日，"女家送冠花、采段，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蒸饼）于盘中"（《梦梁录》），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 十一是拜门。"婿复参妇家谓之拜门，有力能促办，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赏贺"（《东京梦华录》）。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日，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亲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亦以上贺礼物给与其婿。礼毕，女家备鼓吹迫送婿回宅（《梦梁录》）。女家或于九朝内，移厨往婿家致酒，谓之"煖女"，会后取女归，"以冠花、段匹、合食之类送归婿家，谓之洗头，至一月女家送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相简"（《梦梁录》）。 男尊女卑在婚俗中屡有所见，如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八） 记"坐鞍"事，"今之士族，当婚之夕，以两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遗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座。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与怅然咨嗟，以为阙礼。。。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南宋以后，"上高座"俗才渐渐不用。 （三）丧葬习俗宋代丧礼基本继承了前代的丧礼仪式，古人以为人死而有灵魂，故种种礼数均为人死后准备另一世界。古人倡导以孝为本，葬礼极其隆重，以使子孙充分尽哀。丧礼体现了相信鬼神的观念和依礼治丧的习俗。 临死前，要"迁居正寝"，要"废床、寝于地，属纩"（《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六十二丧葬部汇考二十六宋元篇》）。属纩，是用新丝棉悬置口鼻，以为生死之信。绝气以后亲人才恸哭。 人初死，要为之招魂，谓之"复"，亲人要拿着死者常穿的衣服，左执领，右执腰，自前檐升屋中，灵北面，"招以衣而呼曰：'某人复'"（《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要大声喊着某人的名字，并呼喊着"回来吧"、"回来吧"。然后捲衣复尸上。 全家男女这时要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叫做"擗踊"。 丧家"立丧主，丧主"，即主丧之人，一般是长子、长孙奉酒食上供，并与客人为礼。如果是"昆弟之丧"则由长房长子主丧。如果没有亲族的人，则由里尹主丧。丧者之妻谓之"主妇"。具体料理各种丧事的人，称为"护丧"，以子弟知礼，能干的人担当，凡丧事的安排都禀告护丧者。 家人要换丧服不吃饭。家中妇人把头上衣服上的簪、环、首饰摘下来，把帽子摘下，头发散披，把好衣服脱下来，以此表示悲痛之极，男子还要披衣，赤脚，凡有服的都要去掉各种华丽装饰。《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记按规定"诸子三日不食"，"五月、三月再不食"，天热两天不食，"邻里为粥食之"，"尊长，强之，少食可也"。死者儿子及未嫁女儿要服最重的孝服，称为"斩衰者"，亲人"始死，将斩衰者，笄C （用布包上头发），齐衰素冠"（同前），齐衰指孙子、孙女，或夫对妻死，所服之丧。按《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载，丧家之主人要"括发袒于室"，即把头发束起，右半身，披着外衣。"妇人髽于室"，妇人用麻把头发结起，均以竹木为簪。 丧家要"治棺"。即准备棺材，棺材木料以油杉为上，柏木次之，土杉为下。棺材要做得方直，头要大，脚下只要放下身子就可以，不可做得高大，也不可做个高簷。棺内，足内外棺用灰漆上，里面用沥青镕泻厚半寸以上，以熟秫木灰铺底，厚四寸。四角钉上大铁环，以便移动时用铁索举起来。棺外用松脂溶化好，加上蚌粉、黄蜡、清油灌缝，涂在外面。 讣告亲友。 沐浴，袭衣。人死后，亲人要为他洗浴、洗发。洗完用棉球塞耳，用一尺布盖在脸上。然后要为逝者换去病时衣，穿上新衣。人死后不戴活人帽子，用帛裹头，裹头用五尺布，把布的一端撕开，先结在下巴，裹好头后，另一端系在脖子上。接下为死者做一个幎帽，用黑布一尺二寸，用棉絮添在四角。还要用宽五寸长一尺二寸的布为尸裹手。手裹好后，为尸体穿衣，这时先要给他穿平常的衣服，然后加上幅巾，深衣、男式长衫、大带、鞋。所穿的衣有袍、深衣、袄、汗衫、束帛、裹肚，还有大带、靴等。死者平时穿用的帽子、腰带、靴、笏板，到下葬时放在棺上。为死者穿好衣鞋后盖上被子。设奠。设一张桌子，放上做好的肉、斟酒祭死者。主人以下的亲人在位子上哭。主人坐于灵床东，众男子坐在主人之下，坐下是草。同姓亲属按辈分和远近分别坐在后面。主妇和妇女坐在灵床西。守丧三年的是儿子，他要夜宿死者身旁，枕砖块、铺草，尽哀地哭。 饭含。用一块手巾盖上死者的脸，在嘴的位置上挖个洞。然后用匙装上米，把米填进死者嘴里，并且要放一个铜钱。也有以玉放在口中的。 置灵座、设魂帛、立铭旌。 设一架子在死者的南边，盖上帛，放上桌椅在它前面，就算灵座了。再用一块白绢放在椅上就是魂帛。设香炉果酒在桌上朝夕奉养。用红色的帛做铭旌。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上七尺，上面写上××官×××公之柩，用竹竿做杆，穿在铭旌上，倚在灵座右面。 亲友入哭。做完以上一系列事情后亲友可来哭。 小敛。死的第二天小敛。把死者所有的衣服放在旁边备用，一般读书人穿三层衣，大夫穿五套，诸侯七套，公九套。宋代小敛可穿十九套，小敛时子孙、妇女共同把尸体放在棺中。 大敛，死后三日大敛。大敛要给棺加盖下钉。主人主妇凭棺而哭尽哀。 成服。死者死四日成服，亲属穿丧服，丧服皆用极粗生布，不缉边（不缝边），前三幅，后四幅，衣长过腰，足以掩盖裙上的边。用麻为腰带，在麻下放杖，即所谓哭丧棒。冠用白布，纸糊为材，宽三寸，长足跨项，前后裹以布，三折为之，缝好，用麻绳一条从额上系住。妇人用极粗生布（麻布、葛布），大袖长裙"皆不缉（缝边）"，头插竹叉，麻履，可用背子代大袖衣，"凡妇人皆不杖"。"成服之日始食粥"（《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 家人对于死者，要有充分的敬意，"朝夕奠之，食时上食，朔日设奠" （《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 宾吊。宾客凭吊，送慰问礼，祭茶酒，祝跪（跪下祝告）读祭文，主人答礼，客人再拜。 择葬期，择葬地。择地要避开"五患"，即葬地要"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六十二）。 择日开烾。据《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谓，司马光说，"今人葬有穿地直下为圹"，有"悬棺以窆"，"有凿隧旁穿土室，而竄柩其中"。在坟内作灰隔，"先布灰末于圹底，筑实厚二寸，然后布石灰、细沙、黄土，拌习于其上，筑实，用薄板为灰隔"。刻誌石。 造明器，刻木头做为车马、仆从、桌椅牀帐之类，刻的侍女多执奉养之物。用芭，竹编或草编放猪羊之肉，遗奠和余脯，用筲盛上五谷，用甖（磁器）盛酒。 作"主"。"主"是今日所说的"神主"或"祖宗牌位"。"主"用栗木作，高一尺二寸，博三寸（宽三寸），厚一寸二分。下面设一座以受"主"。神主上写上"某官某公某字，某第几神主，"粉面写"考某官、封谥"，下左方写"孝子某奉祀"。母则写"故某封某氏讳某字，某第几神主，"粉面写"妣某封某氏"，无封以生时所称写上。 迁柩。先奉柩于祖庙，然后去墓地。男子在左边，妇女在右边，重服在前，轻服在后。最前面是驱恶之开路神"方相"，后面有明器，用架子抬着，再后是"铭旌"、大灵车，奉魂帛、香火在后。丧家的人们一边哭嚎，一边步从。 下葬，放下明器，下誌石。 返回时有途中哭，望门哭，至家哭等礼仪。 最后要奉神主于祠堂。题神主要请善书的书法家，题的人要洗手恭敬而题。"神主"意在形归幽冥，神灵返室，可以经常祭祀。 宋代守丧制很严也很重，朝廷官和地方官父母死要守丧，谓之"丁父母忧"（《宋史·礼》卷一百二十五），"丧有三年之制"即要回家为父母守丧三年。由"御史台专加纠察，并有冒哀求仕，释服从吉者"都要报告朝廷，给以处分。 各品级官吏丧礼等次不同，"五、六品常参官，丧舆舁者（抬棺材人） 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放明器用）；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舁床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宋史·礼》卷一百二十五）。至于丧车的形制，棺饰的多少以及执铎人、引棺人、旁侧引官人，唱挽歌人的人数，都与官职高低有关。《宋史·礼》记载：三品以上四引（引棺人），四披（旁侧引棺人）六锋，六翣（棺饰），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铎、四翣（棺饰），挽歌者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九品，挽歌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帻、布深衣、挽歌，白练帻，白练褠衣，皆执铎、綍，并鞵袜。诸四品以上用方相。至于庶民百姓，只用憋甲车，灵车上不准用。。（车幔）、襈（边缘装饰物）、画饰。士庶人丧礼"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饰异色人物前引"（《宋史·礼》卷一百二十五）。 宋代民间火葬所在多有，"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甚者焚而置之水中'"（《宋史》卷一百二十五），"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范同认为"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朝廷"从之"。但由于人民贫困，地少人多，实行不通。"二十八年（1158 年）户部侍郎荣薿言：'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诏依"（《宋史》卷一百二十五）。直至宋末火葬之俗也未能禁。宋是我国火葬现象大量出现的时期，特别是南宋以后在南方尤为盛行。 宋代丧礼废弛的情况很严重。统治阶级追求享乐成风，在治丧期间有的人还要奏乐歌吹饮酒行令。朝廷为此专门颁布命令加以禁止，太宗九年（984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尝饱。。何乃匪人，亲罹爨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有关人员不许科举考试）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宋史》卷一百二十五）。 五、宋代社会组织习俗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定型的时代，一方面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已经确立，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乡村家族组织得以构建和加强；另一方面由于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庶民阶层兴起，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城市工商经济繁荣，市民阶层与市民生活构成了宋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专门探讨宋代民间社会组织习俗。 （-）家族组织习俗唐末五代以来的社会动乱，使隋唐时期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血缘为纽带的旧式宗族组织随之瓦解。宋代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家族自治组织对于稳定地方的重要，因此一些封建士大夫在倡导理学思想的同时，极力呼吁重建新的家族制度，"收宗族，厚风俗"（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 页）。并且身体力行，在地方建立典型的家族组织模式，以引导风俗。同时，庶民阶层在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自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自助，为了维护本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希望有一个团聚的组织形式，以实现自己在心理上的归属需要。因此，新的家族制度在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官府的鼓励扶助和庶民地主及自耕农的响应下得以建立。新的家族组织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族长宋代的封建家族组织常常选立官僚地主为族长。宋代以前的封建家族组织主要是按姓氏、门第论高下的世家大族，以嫡长继承制的方式选立宗子作为族长。宋代的家族组织则不强调这一嫡长继承的血缘原则，更多地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管理能力方面考虑族长的人选。族长是一族的最高首领，对内主持宗族祭祀，管理族产，执行对族内人员的赏罚，协调族内关系；对外协助官府管摄本族成员，催交钱粮，处理与乡里邻族的关系等等。 2。族规宋代家族组织依靠"家法"、"义约"、"规矩"等条法即族规来管理控制族人。这些族规有的明确地著之于文字，有的只是尊崇传统的习惯，但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对族众都有着严格的约束作用。族规的内容大多侧重在家族伦理、纲常名教、勤俭持家、戮力本业、完纳国赋、息灭争讼等方面。族规的原则是规范族人行为、协调族众关系。北宋中期，京兆府兰田人吕大钧制订了《乡约》、要目有四点：①德业相劝；②过失相规；③礼俗相交；④患难相恤。南宋中期，朱熹又根据这一《乡约》加以修订，撰成《增损吕氏乡约》，流行于世（《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这一乡约虽然不是家族组织的规约，但显然对宋代"家法"、"义约"等影响很大。我们从这一些文献中的例子来看宋代族规的实施。吉州永新人颜诩，全族百人，"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匜架无主，厨馔不异"（《宋史·孝义传·颜诩》）。绍兴府会稽县裘氏家族，同住一村中，世推一人为族长，族长要惩罚违反族规的族人，习惯用竹箄，竹箄是世代相传家族刑具（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五，《越州裘氏义门旌表》）。杭州金谿县陆氏家族，由一位最长者任"家长"，总管全家之事。每年选派子弟分管田畴、租税、出纳、厨炊、宾客等家事。公堂田只供给米饭，菜肴各家自办。私房婢仆，各家自己供给，但准许交米附炊。宾客到，则先由主管宾客者会见，然后请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仅随堂饭食。每天早晚，家长领子弟到祠堂请安致礼，子弟有过，家长聚集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清晨，击鼓三叠，一名子弟高唱："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从唱词内容看，可能出自陆九渊兄弟之手。 3。族产族产在宋代以义庄的形式出现，族产是家族组织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 家族为了团聚族人，缓解个体家庭因破产而流亡的威胁，也为了培植本族的政治势力，都置办了一定的族产。族产的来源多为本族官僚士绅或富家大户捐献的私产，因此这种以田亩为主要形式出现的族产，称为"义庄"。范仲淹是宋代"义庄"的著名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到皇祐二年（1050 年）间，在苏州、长州、吴县置办良田十多顷，将每年所得的租米，自远祖以下各房宗族，计口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他将这些田产名为"义庄"，由各房中挑选一名子弟掌管，又逐步立定"规矩"，命各房遵守。对族产的分配享用，范仲淹亲自定下十三条"规矩"，规定各房五岁以上男女，计口给白米，每天一升；冬衣每口一匹，五岁到十岁，给半匹；族人嫁娶、丧葬，则分等给现钱。在以后的"续定规矩"中，进一步规定，义庄的经济管理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使"尊长"，也不得侵扰干预义庄掌管人的"依规处置"；族人不得借用义庄的人力、车船、器用，不得租佃义田，义庄也不得典买本族人田土（《范文正公文集·建立义庄规矩》）。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证族产的稳固性，防止族众对族田的侵夺。范氏义庄为宋代家族组织提供了样板，许多官僚士绅竞相仿效，置办义庄，周济族人，成为当时令人夸赞的义举，北宋后期，官员吴奎、何执中、张存等纷纷"买田为义庄，以周族党朋友"（《宋史·吴奎传》）。这时国家立法，允许高级官员占"永业田"十五顷。"永业田"不许子孙分割典卖，只供祭祀；有余，均赡养族人（《续通鉴长编》卷四一四，卷四七八）。政府鼓励官员置办义庄性质的"永业田"。 除了官员独立置办义庄外，还有族人共同筹办的族产，如官员汪大猷在乡里率先捐田二十亩，倡办义庄，族众欣然响应（《宋史·汪大猷传》）。宋代的族产一般沿用范氏义庄的"义田"、"义屋"等名称，有的地区称为"公堂田"，有的专门设置"祭田"或"蒸尝田"，供应祭祀之用。族产原则上属家族公有，不得典卖、转让或馈赠。凡家族成员名义上一律平等地享有族产。族产的收入主要用来周恤族人，举办祭祀活动，兴办"义学"，资助本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及承办公益事业，如凉亭、义渡等。族产为宋代以后的家族制度提供了物质保障。 4。祠堂祠堂是家族组织的象征和活动中心。每个聚居的家族，必有一个至几个祠堂。宋代家族组织首先建立祠堂，并把它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议论决定族内大事的活动中心，它与唐代品官、士族建立的家庙有了很大的区别。朱熹、陆九渊是建立祠堂的倡导者。朱熹在《家礼》一书中对设置祠堂的重要性和祠堂规制作了论述。认为祠堂的设置体现了"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由于当时一般士庶都不得立庙，为跟家庙相区别，"特以祠堂名之"。他主张在居室之东建祠，由宗子主持，子孙不得据为己有。祠堂内设四龛，供奉高祖以下先世神主。还规定了祠堂内设祭器以及祭祀的仪式、服装等（《家礼·通礼·祠堂》）。后来民间祠堂多以《家礼》的设计为根据。这时抚州金溪的陆九渊已经为本族建起了"祖祢祠堂"，每天清晨，家长率领子弟"致恭"于此，"聚揖"于厅，妇女在堂上道"万福"，晚上同样有这样一套仪式。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特定场所，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沐浴斋戒，齐集祠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设礼致祭。通过祠堂祭祀，族人时常瞻仰祖宗仪容，唤起他们同根同源的家族意识，增强家族的向心力。同时祠堂也是族长向族众宣讲家族伦理、封建礼法的讲堂。祠堂祭祀仪式开始之前，往往由族长本人或指派专人向族众"读谱"，讲述祖宗艰难创业的历史，宣读家法族规，宣讲劝诫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祠堂还是家族的重要议事场所，族内有重大事情，如推选族长、兴建祠堂、续修族谱、购置大片族产、同邻族打官司等等，都要在祠堂内宣布决定。祠堂也是家族的法庭，族长对那些公然违抗族规的子弟，一律在祠堂当众执行家法。祠堂自宋代创建后，日益发展，元、明以来，不仅"族必有祠"，而且其规制也愈加周密。 5。族谱族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是表明血缘关系的凭证，宋代家族组织依靠族谱来结合族人。 宋以前的谱牒记录的世家大族的家史，主要用来夸示门第，并由官方的图谱局记录副本，核实备案，作为任用官吏的依据。宋代不置谱官，族谱都由私家编修，主要用来"敬宗收族"。在范仲淹举办义庄的同时，欧阳修、苏洵不约而同地率先编写本家的族谱，并提出了编写族谱的方法和体例。欧阳修、苏洵都采用"小宗之法"（五世以外则易宗）。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原则是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居士外集》卷二一，《欧阳氏谱图序》）。苏洵的"谱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欧、苏编写族谱的目的是为了"收族"，无论贫贱，只要是亲者、近者都应该"收之"，以此结合、维持家族组织。宋仁宗以后，欧阳修、苏洵的族谱成为宗谱的范本，影响极为深远。南宋的许多官员都为本族编写族谱，据《宋史·艺文志》载录，著名族谱有一百一十部，计四百三十七卷。 族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最基本的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子、女名等。二是刊载家法族规及家范家训等。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四是家族的历史源流，对家族的迁徙、定居的情况有简明的追述。族谱的编修在宋代还属于开创阶段，元明之后，修谱之风逐步盛行，对族谱纂修的时间、义例及族谱的保存都有明确的规定，族谱成为宋代以后家族组织习俗的一个重要表现。以族长为主导，以族规为行为轨范，以族产为物质基础，以祠堂为活动中心，以族谱为血缘关系的维系工具的家族组织在宋代初步确立下来，这种严密的家族组织习俗在宋以后得到不断的传衍和增强，表现出鲜明的宗法社会特色。 （本节参考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 年12 月版） （二）"社 会" 社会即结社赛会，是民间自发的松散性社会组织，多形成于城镇居民中。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城居人口显著增加，城市生活丰富多采。每逢节庆日人们都以各种形式结社聚会，在临时性的民间组织下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城市的"社会"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1。祭祀性的斋会祭祀性质的斋会是城市"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凡遇神仙诞日，城居市民要举行各种社会。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州的富户要在承天观阁上建会。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四川籍的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二月初八日桐川张王生辰，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诞辰，四月初八日诸社朝五显王庆佛会，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诞辰，"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宋吴自牧《梦梁录·社会》卷十九）。 佛教信徒常常举行大规模的斋会，如上天竺寺的光明会，参加者都是富豪之家，施以大烛巨香，助以斋资供米，举办奢华法会，让僧人礼忏三日，乞求福佑。"斗宝会"，参加者是女性信徒，她们均为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的娘子、夫人等，这些贵妇人选择每月的庚申日，在一起诵念《圆觉经》，作庚申会，由于娘子、夫人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所以人们称为"斗宝会"。还有茶汤会，茶汤会由杭州城东城北的教友出资建立，每遇山寺建会设斋，或神圣诞日，他们就专门设置茶汤供应。四月八日西湖举办规模盛大的放生会，聚众数万人，府主在西湖放生亭设醮祝诞，士民、游人在湖中放生，放生物一般为飞禽、乌龟、螺蛳之类（《西湖老人繁胜录》）。宋代在杭州还有一种净业会，由太平兴国传法寺承办，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设斋听法。年终将聚集的赀金，建药师道场七昼夜，结束本年度的净业会（《梦梁录·社会》卷十九）。 2。娱乐性的民间结社消闲娱乐性的"社会"，是宋代城市民间生活的又一重要形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员往往团聚在不同的社会之下，如演杂剧的绯绿社、蹴球的齐云社、唱赚的遏云社、要词的同文社、相扑的角牴社、清乐的清音社、射弩的锦标社、花绣的锦体社、使棒的英略社、小说的雄辩社、行院的翠锦社、影戏的绘革社、梳剃的净发社、吟叫的律华社、撮弄的云机社，这些娱乐业的社会在特定的节日期间都有突出的表现（周密《武林旧事·社会》卷三）。其中以七宝社、马社为最。七宝社又叫七宝考古社，是富豪市民互相欣赏奇珍异宝的社会，有珊瑚树、玉带、玉花瓶、尺壁、寸珠、水晶、猫睛，璀灿夺目。马社，以赛马为内容，天骥神骏，各展风采，参予者多为府第内官。 文士则有西湖诗社，这是临安（杭州）行都给绅之士及西方流寓的读书人文会式的结社，他们在一起诗词唱和、寄兴适情，诗词作品脍炙人口，流播四方，这种文人结社又与上述诸社有着显著的区别。 武人的射弓踏弩社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社会，本社对入社者有严格要求，入社者必须会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否则不可入社。这是武士切磋武艺的民间团体（《梦梁录·社会》卷十九）。在河北民间近山谷处有弓箭社，这里百姓自相团结，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选家庭富实。武艺高强者为社头、社副、录事，他们带弓下地、佩剑上山，私立赏罚，严于官府（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九传说社第499 页），这又非一般的城市社会，它是民间武装自卫组织。 除了祭祀、娱乐性质的社会外，宋代民间的社也开始出现了黑社会的苗头，如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称没命社、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称霸王社，扬州一群悍士行侠于闾里号称之命社（《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九传说社第499 页）。 宋代"社会"的发达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井生活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政府对这种民间结社并无限制。 （三）行业组织习俗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业人员日益增多、社会分工更加细密，行业组织愈趋发达。宋代城市工商及服务业，无论经营内容大小，"皆置为行"（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几乎每个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首领称行头、行首，行老，铺户又称为行户。北宋东京（今开封）的行业组织众多，据记载有肉行、鱼行、果子行、牛行、马行、梳行、纸行、茶行、米行、麦行、糠行、面行、薑行、金行、彩帛行、彩色行、竹木行、大货行、小货行、骨董行、香水行、花行，以及供水的水行、送殡的杵作行，介绍雇佣买卖的牙行等等。南宋临安（杭州）有南北猪行、海鲜行、纸扇行等414 行（《西湖老人繁胜录》）。这些行令组织的建立虽然表层的原因是为了应付官府的科索，为官府提供产品或力役服务，但真正内在的原因是为了适应工商业、服务业发展、竞争的需要而建立的，它是工商诸业自我保护、自我约束的民间自治组织。虽然宋代行会还不具备后代行会的严密制度和组织，但已初步显现出以下三种功能。 第一、行会的规范功能。宋代的行业有一定的"规格"，这种"规格" 是规范性的行规的体现。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饮食服务业人员，一律将新鲜的食品装在洁净雅致的盘合器皿之中，以车推担挑的形式发卖，"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从业人员有一定的"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就连乞丐群落也是如此。行业人员各有一定的服色，"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例如，卖药卖卦者，皆高冠博带；香铺裹香人，顶帽披肩；质库掌事，着皂衫角带，而不顶帽。街市行人见其"服色头巾"，便能辨其是何行当。行业服色为各行从业人员自觉遵循，"不敢越外"（《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这种职业性服色现象，既是行业人员身份的象征，也是行业规范的表现，是行会组织的特点之一。 行会的规范性还体现在力役工钱和产品、货物价格的统一上。民间办丧事，承办丧事的行业有一定的"体例"，用什么样的仪仗，皆有定价，按照行会的习俗规矩，用什么器物，多少价钱，是不能随便要的，抬高或降低价钱，都会受到同行的反对。 第二、行会的服务功能。规范与服务是相互关联的，规范有较强的约束性，服务主要是为了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宋代行会服务的功能有两种，一是对内的经营协调，如牙行行老负责给需要雇觅人力的雇主"引领"可靠的雇工、脚夫、仆人，行老之间也有分工，如"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东京梦华录》卷三雇觅人力）。各行为了便利本行交易，有大致的铜钱折算比例，如每百钱的实有数，街市通用七十五文，鱼肉菜行以七十二文充当百钱，金银铺七十四文、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文学五十六文，"行市各有长短使用"（《东京梦华录·都市钱陌》卷三）。各行使用不同的钱陌，有利于本行的经营价格的协调。二是对外代表本行利益与官府进行交涉。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年），东京肉行徐中正等26家中下户向官府提出愿纳免行钱600 文而不再向官府供肉的问题，其他行会起而响应，揭开了宋代乃至以后历代工商业者争取以钱代役的序幕。实行免行法后，经过一段实践，又有160 余行愿依旧供应物资或人力，但不久又有彩色等13 行愿再纳免行钱。无论是纳、是免，都具有代表本行利益与官府进行交涉的性质。至于宋初东京工商业者因物价问题而开展的反官府勒索的全市性罢市，更是诸行同官府斗争的一次鲜明体现，"廛市之间，列肆昼闭"（《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惊动了宋太祖赵匡胤，并为此下达了不准"二价"的诏书。 第三、行会的独占功能。宋代的行会有较强的独占性，有一定的"则例"和"地分"。东京民间吉凶筵会，或假赁各种用具，均有专门的服务行业帮办，这些职业服务者称为"四司人"，"四司人"从下帖请客到安排坐次全部承办，主人只出钱而已。但这种"四司人"各有"地分"，即只能承揽一定的服务范围，不能随意越过本司原有的传统范围，去抢别人的生意。这种"地分"的独占，也反映在水行上，"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东京梦华录·诸色杂买》卷三）。掏粪业同样如此，杭州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天有出粪人专门收粪，这些人各有主顾，不敢越分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梦梁录·诸色杂货》卷十三）。由此可见，不仅行与行之间有专营范围，就是在行业内部也有"地分"的划分，以防止同业人员的竞争。 从以上的具体事例看，宋代的团行、行户已初步具备了行会的基本特征，它在城市经济生活中起着较为重要的组织作用。 六、宋代民间信仰宋代是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朝代，上至封建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神仙、巫觋、先兆无不崇信，在民间信仰上显现出庞杂而神秘的特色。 （一）先兆信仰先兆信仰，是根据事物的征兆预知人事的吉凶祸福。宋代士人崇信先兆，凡事必与其先之征兆联系起来。宋人先兆信仰主要由以下三种活动构成。1。相面术相面术也叫相人术、相术。相术本称风鉴，意思是对人或物有鉴别照察之明，在汉魏时期为品藻人物风采神韵的方法。宋代"风鉴"已变为根据人物颅相状貌预测吉凶祸福的相人之术。宋代出现了一本对后人影响较深的相面专著--《麻衣相法》。《麻衣相法》相传为宋代善于相面的僧人麻衣道者所著。宋初的陈抟曾就学于麻衣道者的华山石室中，成为麻衣相法的正宗传人。据记载，钱若水少年时拜谒陈抟于华山，陈抟说："明日当再来"，第二天，钱若水如期前往，看见有一老僧与陈抟拥着地炉而坐。僧人盯着若水，久久没有开口，以火钳在炉灰上画"做不得"三字，又缓缓地说："激流中勇退人也"。若水告辞，陈抟也不挽留。原来陈抟以为钱若水有仙风道骨，但不能确定，特请麻衣道者面相，麻衣道者觉得若水没有灵根，"做不得"，所以不留若水，但对若水前程已有预测"急流勇退"，后来钱若水官至枢密副使，却在四十岁的盛年之时退隐（宋邰伯温《邰氏闻见录》卷七），果如其言。 宋代操相术的相士甚多，著名相士多活跃在士大夫中间，对他们的官运命理多有先知之言，士大夫大都信验这些先兆故事，如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列有"先兆"一章，其中有一则有关寇准的故事：寇准十九岁即考中进士，有一位善相者对他说："你相貌非常尊贵，但科举及第太早，恐怕不能善终，若功成早退，或许可免大祸。这是从你的颅相中反映出来的"，后来寇准作了年轻的宰相，果不善终，被宋真宗贬死雷州。宋神宗时京师相术者屡有先见，元丰中，王安礼颇受神宗信任，准备任命要职，但宰相王挂极力阻止，一次他乘间上奏说："京师的相术者，都说王安礼明年二月作执政"。神宗闻之大怒说："执政升职由我说了算，岂由术者之言？"不久，果然应当由王安礼递补，但神宗故意拖延。到了第二年春天，安礼依然官拜左承相。王珪说："陛下怎么违背自己前面说的话呢？"神宗沉默了很久说："我偶然忘记了，可能真是有天命呀。" 2。轨革轨革为宋时盛行的卜卦之术，卜者以卦像附会人事，预言吉凶。轨革方面的著述很多，有《轨革秘宝》、《轨革指迷胆决》、《周易菥蓂璇玑轨革》、《轨革金庭王鉴》、《轨革传道录》等（《宋史·文艺志》五行类、蓍龟类载录）。这些轨革术的著述，反映了宋人对轨革的好尚。 轨革常以卦像示意，蔡京当国时，士大夫问轨革，往往画一人戴草而祭，暗指"蔡"字，意即士大夫要升官晋级，必由其门。童贯用事时，又有地上奏乐者卦画、为土上有音"童"字之意，等到蔡京、童贯免职后，这样的卦画也就不再出现。绍兴年间（1131-1160 年）秦桧专擅国柄，占卦者常占得三人各持禾一束的卦画，意为"秦"字，及秦氏废，也没有人再占得此卦（陆游《老学庵笔记》）。费孝先为当时轨革名士，"世皆知名"，但轨革之术非其首创。据苏轼提供的材料看，至和二年（1055 年），成都人费孝先，初到眉山，游青域山，访老人村，坐坏了一张竹床）费孝先觉得过意不去，意欲按价赔偿。老人笑着说："你看看竹床下边的字这上边说'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成坏自有定数，你为什么要赔偿呢？"孝先知道自己遇上了异人，于是留下来拜老人为师，老人传授他《周易》及轨革卦影之术。五六年后，费孝先名闻天下，王公大人皆不远千里以金钱求其卦影。费孝先以此致富。孝先死后，四方治其学者，到处都有，他们皆自称出于费氏（《东坡志林·费孝先卦影》卷三）。 在吴中市肆有一位精轨革术者，颇有名气，士人韩中孚将北游京师求学，行前，他慕名请这位术者卜一卦，只见卦影显示的是：一金章紫绶人，旁边有一贲色瓶，又有一人处圆圈中。术士告诉韩中孚说，君此行未必能到京师，中途必为贵人所留。韩中孚并不相信，走到南徐，适逢与其关系很好的朱行忠作郡守，他听说朋友到了，热情迎致郡府。朱行忠平生钟爱一只黄色酒壶，因出以待客，郡府林圃中有一草庵，其状甚圆，中孚寝于其间，"与卦影所画无一不验"（瞿宣颍《中国社会史资料丛钞》甲集轨革），宋人认为轨革是如此灵验，出行要问卦影、求官也要问卦影、绍兴二年（1132 年）庐陵董良史廷试之后，请红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宋洪迈《夷坚志·第十红象卦影》甲集卷）。轨革成为宋代士人解除心中疑惑，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 3。梦兆宋代人十分相信梦兆，认为梦的征兆很灵验，对梦境有各种神秘阐释，在宋代的笔记小说中有不少梦兆灵验的记述，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宋人对梦兆是如何的崇信。庆历年间（1041-1048 年）王元规梦一术士，他求访将在何地为官，官期早晚，那人写八个字给他，"时生一阳，体合三水"。他醒后不解，可是到上任时，一看才明白，任时正是冬至，所以"时生一阳"。官为河南府清河主簿，河、清河"体合三水"（见《渑水燕谈录》"先兆"）。宋徽宗曾梦钱王再三乞还两浙，第二天与郑皇后说，"朕咋夜被钱王索取两浙甚急"。郑皇后答称："昨夜妾亦作此梦。"片刻，有人来报，韦妃生了皇子，即后来的高宗。过了三天，徽宗前往探望，与韦妃开玩笑说，"酷似浙脸"，因为韦妃籍贯虽属开封，但原先曾占籍浙江。此梦竟成了南渡之谶（《宋稗类钞·符命二十三》卷一）。 宋代民间的先兆信仰除了相术、轨革、梦兆三类外还有谶言签语及与之相关的诸种忌讳习俗。 宋代很流行谶语式的预言，如徽宗宣和末年，有人题字数行于宝篆宫瑶仙殿左扉："家中木蛙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寒漠，亘木又摧倾"，开始人们不解其意，后来金兵入侵，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俘北狩，人们方知家中木为"宋"，南方火，为火德，吉人、亘木为二帝御君（《宋稗类钞·符命三十九》卷一）。宋朝皇帝也相信谶言，宋高宗自建康避兵进入浙东，来到萧山，有许多人列拜于道侧，前面一人自揭说："宗室赵不衰"，高宗大喜，"符兆如此，吾无忧矣"（《挥麈后录》）。 宋人还有求签的习俗，各处神祠以诗为签语，祈祷抽签者，以签上诗语，占卜吉凶，这种求签风气宋初已有之。陆游曾在射洪白崖陆使君祠祈祷，得一杜诗签，有全家归隐鹿门之语。苏东坡绍圣元年（1094 年）贬官南迁，在虔州谒祥符宫，忧患之余，以签卜之，得吴真君第三签，签语说："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执心既坚固，见善勤修学"，东坡得签再拜受教，以此自厉，"不敢废坠"（《东坡志林·记真君签》卷三）。 宋代还盛行避讳之风，认为犯违，就会有损尊者、贤者，这种语言禁忌习俗与先兆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宋代国讳禁忌严厉，宋代帝王的庙讳常有五十字之多，读书人必须牢牢记住这五十字，一旦在文章中出现这些字，就一辈子求不到功名。据《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曲洧旧闻》等书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 年）六月，皇帝御笔令天下道士不得称宫主、观主，僧尼不得称寺主、院主、庵主。稍后又批准朝廷官员李宽、赵野的奏请，禁止臣民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八字作为人名和字号。于是，当时的朝廷官员毛友龙不得不改名为毛友，叶天将不得不改名为叶将，葛君仲改为葛师仲；卫上达只好叫卫达等等，这是国讳。还有家讳，宋初，刘温叟因为父亲名岳，他就终身不听乐，并不去五岳游玩。吕希纯因父亲名公著，便不做著作郎。 （二）祠 祭祠祭指对世间诸种神祗的供奉与祭祀。宋代是诸神信仰普遍化的时代，宋代人不仅对历代旧神加以整理改造，而且还加封了许许多多的新神，天地山川、家家户户，无处无神。 1。官民共奉的主神宋朝对列入祀典的国家主神祭祀十分隆重而虔诚，形成固定的"祀神节"。祀神活动一般由官府主持，民间"社会"参予，兴师动众，轰轰烈烈。宋朝祀奉的主神有：（1）天地之神人生天地之间、天地之神很早以来就为人们所景仰崇拜。宋《开宝通礼》称："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讬之于天，故称上帝"。这里的天神，是日月星辰及天体运动的形象，以星辰为座，有昊天上帝、天皇上帝、五方上帝、感生帝等等（《宋史·礼志二》），它们与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神仙无关。皇帝称天子，即种天神的儿子。对天神的供奉，是宋廷的一项重要活动，祀典由太常掌管。其中祭天之礼，是最隆重的典礼。明堂大祀，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为了备办这次大礼，朝廷上下紧张忙碌，专门委派五使执事官负责，准备各色仪仗，安排各项程序，提供各种所需的祭物和赏赐的绢帛银两。大祭之前还要反复举行车辆仪仗的演习，"御街观者如堵"，京师百姓纵观取乐。祭社之日（九月逢上辛日），皇帝登上郊台青城殿，等到三更时上坛行礼，祭毕回宫，天明皇帝车驾到丽正门，举行大赦仪式，通事舍人在宣赦台上宣读皇帝赦书，传旨将台下戴枷罪人开枷释放，狱卒、罪人山呼"万岁"、"快活"，并大赦天下（《梦梁录》卷五）。 地神祭祀主要祭后土之神，"夏至日祭后土皇地祗"（《梦梁录·祠祭》卷十四）。地点在北郊，神性上属于天子之母，虽然北郊祭祀的规格上略低于南郊，但宋代帝王也常"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宋史·礼志三》）。 天地之神被看作皇家的保护神，祭祀活动为皇家所垄断，臣民百姓虽然可以纵观这一盛大的祭祀天地仪式，但不许祭天。宋仁宗时，越州民曾"每春敛财，大集僧道士女，谓之祭天"，为官府"下令禁绝"（《宋史·张友直传》）。 （2）社稷之神社稷是土地神与谷物神的合称，二者代表了农业之神。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农业受到头等的重视，因此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宋代社稷神受到普遍的祭祀，"自京师至州县，皆有其祀"。社稷之祀，坛而不庙，承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先前社坛之主以土为之，宋代始改为石主，"取其坚久"（《宋史·礼志五》）。社稷祭祀，一年分春秋两次祭祀，州县社稷合祭，京师则分设太社、太稷。州县社稷祭祀必须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持，"非有故不得差官"，即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不得派官代理。牲用少牢，礼行三献，还要致斋三日。宋代曾有这样一段趣事，张湍任河南司录时，正赶上当地府尹筹备祭社之事，有人将祭祀用的猪买到，并送给府尹，而这只猪夜晚突然跑进了张湍之家，湍不问来由，即捉而杀之。府尹赶来问其原因，张湍说："律云：猪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勿论"。府尹大笑，为此再买了一头猪。可见社稷祭祀中，猪是少不了的牺牲。 （3）山川之神山岳川泽，无地无神。其主要者，有如下诸神：五岳神是山神的代表，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各立有岳神庙，分为五方，管辖全国。如北岳神："西起太行，东属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苏轼文集·春祈北岳祝文》卷六十二）。五岳中以泰山为最尊贵，因其位于东方，古人认为有生长哺育的意义，是生命之神。其他四岳只是在本境内立庙祭祀，唯独东岳庙遍布各地，称作"行祠"，东岳庙会成为全国性的祀神节。 五岳之神的信仰，自古已然，到宋代登峰造极，不仅提高了神格，"尊五岳而帝之"，而且不断增修庙宫，"崇饰宏大"（韩琦《韩魏公集·安州重修北岳庙记》卷一）。宋朝对五岳"帝神"的祭祀十分隆重，祭祀之礼，皆有官方主办，一年一次，地方官员负责日常祀事。立春日祀泰山、立夏日祀衡山、立秋日祀华山，立冬日祀华山，土王日祀嵩山（《宋史·礼志五》）。五岳之神不仅朝廷盛重其祠祭，民间亦普遍信仰崇奉。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各地举办庙会，祭祀东岳神。"其神掌天下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仅杭州一地就有行宫五处，南宋都城士庶在东岳神诞前后，纷纷前往诸行宫，有的专献信香，有的为带枷重囚祈佑，有的许愿、还愿，各色行会铺户有组织地前来奉献异果名花，精巧面食，有的还就东岳庙殿庑举办法会而祈寿，连乞丐也在吴山行宫献彩画纸幡，"其社尤盛"。庙会期间，"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梦梁录》卷二、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 与五岳之神对应的是四渎之神，四渎神分别为长江神、黄河神、淮河神、济河神，其中以长江神为尊。沙市的长江神，被宋廷封为"昭灵孚应威惠广源王"。宋又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为长源王，济渎为清源王。逢旱涝之灾，皇帝颁诏祈请祝文，都是将四渎并称于五岳之后的。沿岸居民、渔民、船夫和商旅，更是有事无事都要祭祀拜谒，以求平安。宋代还在京城设海神坛，祭江海神，春秋二季的仲月派遣从官行望祭礼，规格是太祀。海神也被加封为王，如东海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为冲圣广泽王（《宋史·礼志五》）。 （4）圣贤之神宋代祠祀的对象还包括"先贤名哲道德之士，御灾捍患以死勤事功烈之臣"，圣贤之士、忠烈之臣常能体现一种人善性的力量，为后代所膜拜。这些人神的祠庙有官方立的，也有民间立的。太学在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下日，祭先圣文宣王，从祀的有亚圣、十哲、七十二贤人。各州县学无不有先师之祭。武学祀昭烈武成王，配张良及历代忠臣烈士。除学校集体祭祀先贤忠义之人外，民间各地也多有圣贤之祠庙。杭州有夏禹王庙、汉留侯祠、汉萧相国祠，真定有赵普庙，熙河有王韶庙，定州韩琦庙等等。韩琦任定州地方官时，深得当地人推崇，百姓曾赴京乞求为其立生祠，当时虽未获批准，但在韩琦去世后，"州人竞为公庙，后又诏载于祀典"（《韩魏公集·家传》卷十三）。以后每逢韩琦生日，"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献技于庭者，终日不绝"（《韩魏公集·别录》卷二十）。民众对于有德之人、廉洁之官是常常追念的。 2。民俗诸神民俗诸神指民间广泛信仰的各种神灵，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常以民众保护神的形式出现，有的虽然也列入官方祀典，但从其神性来看，民俗意义更强。 土地神 民间信仰的土地神，与国家的社神有所区别，"社"泛指土地、国土，土地神则是狭义的某地之神。土地神由古代的"中霤"演变而来。《礼记·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孔颖达疏云："中霤谓土神。"土地神祠在宋代大量出现，宋人祭祠土地，将其视作某一地方或某地一家一户的守护神，南宋刘应时说："古礼祠后土氏，封境之神也；后世加祠城隍，都邑之神也；今俗又祠土地，室宅之神也"（《烛湖集·到任谒庙文》卷十三）。这种安靖地方的"室宅之神"，遍布州县及村村镇镇，州有土地、县有土地，村镇有土地，家家户户也各有土地，称"本店土地"，"吾家土地"。土地神主各地不一，有的请来名人充任，如萧何、曹参、韩愈、岳飞等都曾被一些地方祀为土地。 城隍神 城隍是"都邑之神"。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功能的增强，城隍受到愈来愈多的城市居民的祀奉。城隍庙始建于西汉，但在唐以前并不多见，唐代也只是在南方地区有所修建。到了宋代，却大为兴盛，城隍遍布大小城市，州县皆有城隍庙，城隍庙祀成为宋代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杭州吴山的城隍庙，在南宋颇有名气，"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祈而必应，朝廷屡加美号"，最后吴山城隍被加封为"辅政康济明德广圣王"（《梦梁录·山川神》卷十四）。城隍所祀神主，一般为与当地有关的有德政的历史人物。如苏州祀春申君、江西祀灌婴、镇江祀纪信等。正如《明史·礼志》所说，城隍信仰："宋以来其祠遍布天下，或赐庙额，或颁封爵，至或迁就附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宋代城隍信仰构成了民间信仰的重要部分。 灶神 灶神信仰古代属天子七祀和诸侯五祀之中，庶人只一祀，或立灶，或立户。所以灶神自古即为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灶神的职责与土地神有所区别，土地是守护神，灶神是监督神。宋人认为灶神"号为司命，司人家一家良贱之命"，还记人善恶，月晦之日要上天曹禀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灶神现身》后集卷二），所以民间对灶神祭祀奉事甚谨。祭祀时间，在汉代为立夏日，宋以后则改为腊月二十三或腊月二十四日。宋代祭灶颇有趣味，因为灶君要上天述奏民间诸事，为了让他到时多说好话，民间在灶君上天前特备"杯盘丰典祀"，祭品有"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祭祀由男性主持，女人均要回避，烧钱供酒使灶君高兴，请灶君不要将家庭主仆矛盾及猫犬无礼等事告诉上天，"送君醉饱登天门"（范成大《祭灶祠》）。东京（今开封）人在腊月二十四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还在灶上贴灶马，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东京梦华录》卷十），这与后世以麦芽糖粘灶，使灶神上天不能随意乱说的作法明显不同。 蚕神 宋代蚕桑业发展，民间祀奉蚕神甚勤。先蚕是宫廷祭祀的蚕神，宋徽宗以前多遣官祭祀，宣和时以皇后亲祀，诸命妇陪祭，为"亲蚕"之礼，是与帝王"籍田"的农耕之礼相比配的祭祀礼仪。民间祭奉的蚕神有马头娘、蚕丛、蚕姑等，各地称呼不一。宋代四川祀奉蚕丛氏，蚕从氏本为蜀地的统治者，他在治理蜀地期间，常巡行郊野，教人蚕桑，并作金蚕数千条，每岁首出之给农家。"每给一，所养之蚕必繁孳"（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仙传拾遗》），乡民感其德，因此立祠纪念，祠庙遍于蜀中，每年正月五日、三月三日都要举行盛大的"蚕市"庙会，祭祀蚕丛，蚕丛由于常服青衣，他也被四川人称为青衣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蚕神祭祀民间各种各样，据秦观《蚕书·祷神》记载："卧神之日"，即孵化时，割鸡设醴以祷妇人寓氏公主（蚕神），祭神期间，不治堰，不诛草，不沃灰，不准外人进入蚕室，因为这四者，会侵害蚕神。由此可见祀蚕神及有关祀蚕神的禁忌，实际上是为了蚕宝的成长和蚕茧的丰收。 福神 宋时民俗以真武为福神，将真武神像挂在床头，早晚焚香祷请祈福。或以唐德宗朝的道州刺史阳城为福神。因为阳城曾成功地拒绝皇上要其岁贡侏儒的诏令，使道州土民从此摆脱入朝为奴之苦，造福于民，所以此后阳城被民间祀为福神。 二郎神 是宋代有名的司水之神，各地建立的灌口二郎神庙奉祀的是李冰父子。李冰因成功地主持兴修了浩大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而受到后世民众的崇拜，四川百姓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赛活动，羊是主要的牺牲，"刲（kuì）羊五万大作社"（范成大《离堆行》见《石湖诗集》）。相传六月二十四日为灌口二郎生日，宋人十分重视，在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万胜门外有座二郎神庙，宋朝皇帝赐号为神保观。在二郎神生日前一天，宫廷的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将自己制作精巧的戏玩，如球仗、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经过皇帝面前献送到神庙。至二十四日，夜五更时分争烧头炉香，有的人事先就在庙里住下，半夜起来争先点香。天刚放亮，政府诸部门及京城各色行户纷纷前往神庙献祭，"所献之物，动以万计"，所献社火陈列在露台之上。台前各设乐棚，上演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迷、合笙、杂剧、叫果子、学像生、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东京梦华录》卷八）。二郎神生日，成为宋人六月"最为繁盛"的娱神娱人节日。海神天妃 她是中国著名的女性海神，她的兴起与宋代海运业的广泛开展有极大关系。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属沿海城市，南方沿海各城镇经常通过海运，把粮食和物资运往临安。海上运输业的发展需要自己的保护神，于是莆田人林默逐渐由区域性的神女上升为全国性的海神圣妃。据记载，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的时候，给事中路允迪奉命由水路出使高丽，他率领八艘大船航行在渤海之上，忽遇大风暴，一下刮沉七艘。路允迪惊恐万分，赶紧闭目祷告，"神女下凡，保我平安！神女下凡，保我平安！"刹那间海上风平浪静，路允迪靠神女的佑护，平安地避过了劫难。路允迪完成出使任务，向宋徽宗作了汇报，徽宗听说此事，亲自赐予林默祠匾额，题为"顺济"，此后神女林默祠成为顺济圣妃庙。在南宋临安的艮山门外有顺济圣妃庙，另外在城南萧公桥及候潮门外市舶司侧均有圣妃行祠。据顺济圣妃庙碑记，因为林氏"素著灵异"，因此"宣和（徽宗）赐庙额，累加夫人美号，后封妃，加号曰灵惠协应嘉顺善庆圣妃"（《梦梁录·外郡行祠》卷十四）。圣妃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很高，且频繁显灵，绍兴年间，江口海寇猖獗，神女"驾风一扫而去"，淳熙年间，岁屡旱灾，"随祷随应"，圣妃名声卓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梦梁录·外郡行祠》卷十四），圣妃在宋代就成为官民尊奉的主要海神。此后数百年间历代加封，元朝封林氏为天妃，清初晋升为天后，祭礼也由民间祭祀上升为官方祀典。近代天妃信仰遍及海内外，闽、粤、台一带习惯将天妃称为妈祖，妈祖庙在这些地区随处可见，还随着华侨的外徙，妈祖信仰传到南海及日本欧美华人居住区。 欢喜神万回哥哥 万回哥哥是古代的欢喜之神，传说万回姓张，唐朝人，他有行走如飞的特异功能，往返一日，可行万里，故名万回。宋朝人对万回十分恭敬，他们在腊月间祭祀祖先并不十分热心，但对万回哥哥则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每饭必祭。万回哥哥的神像"蓬头笑面，身著彩衣，左手执鼓，右手执棒"（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一），民间将其作为和合之神供奉，认为奉祀万回哥哥，就可使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回家团圆。万回哥哥对饱受战争流离之苦的宋朝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位善良的喜神，因此人们又根据"和合"的含义将万回奉为欢喜之神。 此外宋朝对崔府君、张仙、利市仙官等均虔诚奉祀。 （三）巫觋信仰巫觋信仰即民间流行的巫鬼杂神的信仰，其内容极为怪异诡秘。宋代民间生活中巫觋文化占有相当的地位，在素有神秘信仰的南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夷坚志·丁志》卷第十九）。这些怪异鬼神在巫觋的操纵下在民间颇有影响。 在荆湖地区、民俗"疾病不事医药，惟灼龟打瓦或以鸡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灼龟、打瓦、鸡子卜均为巫觋治病的巫术手段。鸡子卜即鸡孵卜，是古老的巫卜方法。卜者取鸡蛋一枚，用墨画鸡蛋四边，再焚香祷祝，然后将其煮熟剖开，视其当墨之处，根据蛋白的厚薄而定人事吉凶（《岭外代答》卷十）。岳阳人还认为乌鸦是神鸟，不敢驱赶射杀，乌鸦"穿堂入庖厨略不畏，园林果实未熟耗啄己半"，乌鸦成为鸟害，但岳阳人慑于鬼神，得过且过，只得在果子半生半熟时就采下它，所以当地人未曾见过成熟的果实。在荆南有一妖巫，"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居郡县者莫敢问"，当一位县令不堪忍受，捕巫欲杖时，竟有大吏泣谏，请求不要惩罚巫者，说"治之且掇奇祸"（《夷坚志·丙志》卷二十），可见巫觋在民间的影响。 巴蜀地区，同样崇信巫觋，如涪陵百姓，"尤尚鬼俗"，父母有疾病，多不用医药疗治，而是听于巫觋。县尉李惟清曾擒大巫予以鞭笞，老百姓以为这样会闯大祸，结果巫竟不灵，风俗稍变（事见《宋史》本传）。 岭南地区，巫风更盛。"愈西南愈多诡异"，据宋人记载，岭南流行着这样几种巫鬼信仰：家鬼，家鬼即祖考，钦州村民之家，在进门的右侧用砖砌成小巷，小巷右壁留下二三寸宽的洞穴，称为鬼路，为祖考出入之路。有人进门，主人必告诫不宜站在鬼路之侧，担心妨碍家鬼出入，岁时祭祀，即在鬼路之下，陈设酒肉，命巫致祭，子孙合乐，三昼夜乃罢。城中居民则于厅上置香火，另外从堂屋开小门，以通街道，新进门的媳妇升厅一拜家鬼之后，竟不敢再到厅上，据说，倘若失足至此，"则家鬼必击杀之"，只有主妇无夫者才能至厅，家鬼在这里竟连家人都不佑护，怪异至极。挑生，挑生是岭南的一种人巫术，挑生杀人法是：以鱼肉待客，对之行厌胜法，鱼肉能反生于人腹中，致人于死地。实际上这是一种巫觋的投毒法，解毒方法也较简单，在胃膈则急服升麻以吐之，在腹中急服郁金以下之。蛊毒，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不法巫蛊常蓄蛊毒害人。新圣祠祀，新圣是广西群巫推出的杂神，说如不速祭，必将发生疠疫，里巷为之惊恐，纷纷结竹粘纸作轿马旗帜器械，祭之于郊，祭祀时家出一鸡，祭仪一完，百姓惊惧四散，巫师独携数百只鸡而归，由于岁岁祭祀，巫师定下规矩：参予祭祀的人不能接受祭胙，所以广西的巫觋每年收获颇丰，钦州巫觋尤其如此（以上均见《岭外代答》卷十）。 吴越地区、素重巫鬼，淫祠众多，三吴尤甚。这些杂神灵怪，或称太尉，或称相公，或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药济，惟神是恃"（《宋稗类抄·神鬼》卷七）。民间有事，必先祭祀，请求神的指示，称之为"问神"，如果神同意他的请求，即使冒险触犯国法，也在所不惜。倘若神不许其请，最终人们是不敢违背神意的。祭祀这些杂神必有牲牢，花费甚巨。如果神并不灵验，病者不治身亡，求神许愿的人仍然要按其前日许下的诺言，前往祭祀，说是不这样的话，"其祸必甚"，吴越百姓对这些巫鬼杂神丝毫不敢懈怠。"近世士大夫家，亦渐习此风"（《宋稗类抄·神鬼》卷七）。如在江南影响颇大的乩仙紫姑，传说其本为唐代一官员之妾，为主妇害死于厕中，遂为厕神。此神在宋代不堪寂寞，四出游荡，人们常能招致，她常以诗文形式预测祸福。沈括说："近岁迎紫姑者甚多，大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予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敌"（《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苏东坡也在黄州亲自经历紫姑降仙事，并写下了《子姑神记》、《天篆记》两篇文章记述此事。沈括、苏东坡为当时著名学者，对紫姑的"灵应"也深信不疑，可见紫姑信仰之深。此外江南还有香神、木客、五通神等。 巫觋信仰在一些地区发展为巫教，所祀多为妖邪之神，"尚淫祀，杀人祭鬼"（《宋史·地理志六》）。巫觋信仰反映了民众精神的原始滞后状态，宋代开明士人注意到这一情况，因此常有惩治妖巫，转移风俗的举动（《名公书判清明集·行下本路禁约杀人祭鬼》卷二十四）。 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转折时代，在民间信仰上也是存旧、出新，各种旧有的信仰得到整理和传承，而新的适应民众生活的诸种信仰也不断发生，并形成风气。宋代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但宋人精神性格趋于内向、软化，在专制皇权下，封建士人朝不保夕；在日益活跃商品经济中，庶民阶层分化剧烈，富贵贫贱并无常势；在西、北强敌压境，时有流离之苦的危局下，国人有难解的心结，故而宋代各色神灵分外活跃；受到举国上下的供奉，人们现实的精神与物质缺憾，由虚空的神灵来填补充实，这就是宋代民间信仰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七、宋代生产贸易习俗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无论在生产水平、经营能力或是服务范围方面都超越前代，在众多的从业人员中形成了一定的习俗惯制。 （一）百行百业生产习俗百行百业指社会生产各个部分，这里择要述之。 农业习俗 农业是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宋代农业基本上传袭了前代的生产方式，但有了显著的进步，出现了新的民俗生产内容。在耕作习惯上，逐步扩大了一年两熟制和两年三熟制的生产范围；在生产内容上，在南、北方分别推广麦、稻品种，改变旧耕作制度的单一性；在农具应用上，出现了新的旨在减轻农民劳动强度的民俗农具，如水力水车、牛转水车和筒车用于农业灌溉，飏扇（扇车）用于收获，秧马用于扯秧等。秧马是宋代荆湖地区首先发明的民俗农具，苏东坡对这一新型民俗农具颇感兴趣，曾即兴写下一首《秧马歌》，在歌序中他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雀跃于泥中，系束藁（扎秧之草）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东坡小品》"秧马歌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0 年版）。秧马的发明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形成了江南水田农业特有的生产民俗。 宋代农业还出现了专业作物种植户，如"花户"、"花农"、种茶的"园户"等，形成单一民俗生产特色。围绕农业生产形成了特有的生产信仰，宋代民间祭祀田神，如"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报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祠，男女皆唱竹枝"（《太平环宇记·开州》卷一百三十七）。春祈秋报，祝福农业丰收。陆游曾在《赛神曲》中描述了农民祭神时的心情与愿望。"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牛羊暮归塞门闾，鸡鹜一母生百雏；岁岁赐粟，年年蠲租"（《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 年版第63 页）。 宋代还有许多农业生产俗信，如江淮间桔树花而不实，就行嫁桔法，祈求来年结桔。嫁桔的具体方法不传，但从当时人的嫁杏之法中可知大概情形。扬州有一株大杏树，花多而不实，有一媒婆见了说："来春与嫁了此杏"，冬深时节，媒婆携来一罐酒说， "是婚家撞门酒"。并要来处女裙子一条，系在杏树之上，一会儿开始祝酒，口中念念有词，再三致意。据说来年春天，果然结杏子无数（《文昌杂录》见《古今说海·说略部》巴蜀书社1988 年版第547 页）。 宋人种竹，多选农历五月十三日，这一天是龙生日，也是竹醉日，说是竹醉时移竹，竹子不知，竹子容易成活茂盛（《岳阳风土记》，《岁时广记》卷二）。宋代农人还有照田蚕之俗，腊月二十五日夜，三吴地区村农用秃帚、麻秸、竹枝等扎成火把，缚在长长的竹竿上照田，只见人来人往，火炬满田，"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照田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丝谷的丰收，"不惟桑贱谷英芃芃，仍更苧麻无节菜无虫"（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照田蚕行》，见《历代风俗诗选》第72 页）。照田蚕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渔业习俗 宋代渔业发展，江、河、湖、海中以渔为生者不在少数，渔人捕鱼有一定的俗规和禁忌。如长江上的渔人，认为江蟹是厌物，如果网中捞到江蟹，心里就不痛快，渔人谚语云："网中得蟹，无鱼可卖"（《岳阳风土记》）。湘谭渔家在捕鱼时，以猢狲毛放在网的四角，可多捕鱼。说是鱼见了猢狲毛，就像人见了锦绣一样，朝网里钻（《续墨客挥犀》见《古今说海》说略六）。长江渔人捕取巨鱼时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以两舟夹江，以一人持纶，钓钩在纶中间，有十枚钩子，有的大如秤钩，钩皆相连，每钩相离一、二尺远，钩上各置黑铅一斤，以使钩沉于水中，渔人在江上来回牵輓，寻找捕捉对象，常常联舟而下，一旦钩住大鱼，则视鱼之缓急，急则纵，缓则收，钩纶、渔船随其上下游动，待其力困，然后从容地"引而取之"，有的渔人甚至在江上要折腾几天，最后才将鱼拖起。几百斤重的江鱼，渔民也可用纶钩拉起来，如果鱼确实太沉，就需要用"环循纶"投副钩协助，所有这些都需要渔人有得心应手的熟练工夫（《岳阳风土记》）。江上渔人，以水为田，舟楫为室，鱼虾为粮，他们"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于焉长子孙"，这就是苏轼笔下长江的"鱼蛮子"。人工鱼塘在宋代也有了较大发展。运输业习俗 陆运以车为主，根据不同的运载内容宋人设计不同的车型，在北宋都城东京有：①太平车，太平车上面有箱无盖，板壁前伸出两木，长二三尺左右，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绳驾之，拉车的牲口是骡或驴，有二十余头，前后分作两行，或者用五、七头牛拽车。车两轮与箱齐，后有两斜木脚，中间悬一铁铃，车动即有铃声，使远处的人、车注意避让。太平车后还系有驴骡二头，如果遇到下峻险桥路，"以鞭唬之，使倒坐缍车，令缓行也"（《东京梦华录》卷三船载杂卖）。这种车可载重数十石。②平头车，平头车大致如太平车，但规制为小，两轮前出的长木作辕木，在辕木上横一短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车而行。酒店多用这种车运载酒梢桶。③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相似，车上有棕盖，前后有构栏门，垂有车帘，多为妇女乘坐车。④独轮车，这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的人"扶拐"，前面有驴子拽车，专门运载竹木瓦石。此外还有平盘两轮，一人推拽的"浪子车"；运载巨石大木的"痴车"等，宋代车运在北方十分的发达。 宋代南方船运业亦有较大发展，"水路皆便，多用船只"（《梦梁录·河舟》卷九），湖船、海船、江船、河船各有不同的行船习俗。杭州是宋代有名的船运中心，载人湖船有大有小，有一千料者，约长20 余丈，可载百人；有五百料者，约长10 余丈。亦容三五十人，也有二三百料者，可载二、三十人的。这些船"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且名目繁多，有百花、十样锦、七宝、戗金、金狮子、何船、劣马儿、罗船、金胜、黄船、董船、刘船等等，有一种车船，不用撑驾，只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还有众多南北搬运物货的小船。若遇"四时游玩，大小船只，雇价无虚目"，船中一切器物具备，雇船者"不劳为力，惟支犒钱耳"（《梦梁录·湖船》卷十二）。海船，多为海商运输之用。海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再小一点的称"钻风"船，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海船航海，"唯凭针盘而行"，指南针盘由火长掌握，毫厘不敢差误。舟师对海上航行的水道、天气十分关注，出洋船民有"去怕七洲，回怕昆仑"的俗语，在七洲、昆仑海域常是风浪掀天，暴雨骤至。舟师观测海洋中日出日入情况，可以预知晴阴，根据云象变化，可知风向顺逆。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浪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根据水的清浊，便知山之近远，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鱼所聚，必多礁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这两天如果风雨不当，那么一旬之内，多有风雨（《梦梁录·江海船舰》卷九）。诸如此类的民俗经验，给海上船民以实际航行的指导。 河船，内河航行之船。杭州里河船只，均为"落脚头船"，运载往来商贾七人等，或搬运香货杂色物件。大滩船，运铺米、柴炭、砖瓦灰泥等。如果士人百姓欲去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船、舫船、飞篷船等。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可以运载五、六百石，大小不同，船民老小悉居船中，长年在水上往来贩运。船运兴起是宋代交通习俗的新变化。酿酒业 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粮食量巨额增加，官私酿酒盛行，形成了特有的煮酒习俗。宋代对曲酒实行专卖，官府造酒业规模宏大，京城酒库众多，每年清明前开煮，要举行隆重的迎煮仪式。确定开沽日期后，各酒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装扮新丽，雇请社队鼓乐，"以荣迎引"。至期清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即等待开沽呈样。首库之前以三丈余高的白布写"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这称为"布牌"，用大长竹竿挂起，三、五人扶之而行。接着是大鼓及乐官数人，再后面是几担样酒，样酒后是八仙道人、诸行社队，如鱼儿活担、糖糕、面食、异桧奇松、赌钱行、渔父、出猪、台阁等社。社会后是官私妓女，妓女一律盛装，"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在呈酒仪式之后，各库队伍又浩浩荡荡开上大街，巡游场面热烈，风流少年，沿途劝酒，或送点心。诸酒肆结彩欢门，游人随处品尝，"追欢买笑，倍于常时"（《梦梁录·诸库迎煮》卷二），开沽煮酒庆典，成为欢腾的酒节。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同样如此。 宋代酒业发达，名酒辈出，仅东京一地名酒即有50 多种，如香泉、天醇、琼酥、瑶池、瑶泉、眉寿、仙醪、琼浆、玉液、流霞、延寿、羊羔、美禄等（宋张能臣《酒名记》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七）。其中羊羔酒，是东京较昂贵的一种，其制作方法如下：米一石如常法浸浆，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将羊肉切作四方块烂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许，拌米饭曲，用木香一两同酿，毋犯水，十日熟，味极甘滑（《事林广记·酒面类·羊羔酒》别集卷八）。在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也记有羊羔酒酿造的民俗工艺。在岭南惠州还有一种真一酒，其酿造习俗独特，据苏东坡记载，此酒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呈玉色，与京城王驸马家酿造的碧玉香极为相似。白面为上等面，如常法起酵，作蒸饼、蒸熟后，以竹蔑穿挂风中，两月后用。每次酿酒原料不过五斗，每米一斗，炊熟，用急水冲淘一遍，晾干，捣细白面末三两，拌匀入瓮，让手上力气大的人拍实，拍紧。中间按出井状深坑，上广下狭，再用细面少许盖在井坑上，等浆水渗满中坑时，以刀划破，又炊新饭投之，每斗投三升，投入井坑中后每斗加开水两碗再将井坑盖好，过三、五日，就可得好酒六升。这就是苏东坡津津乐道的真一酒的酿法（赵杏根《历代风俗诗选》第52 页"真一酒"及下笺注）。 园林建筑业习俗 宋代士大夫优游闲散，大造园林，假山假水尽置园中，当时园林建筑业在造假山时，运用了特有的民俗工艺，他们用雄黄、焰硝和土一起筑山。因为雄黄可以辟蛇虺，而焰硝能生烟雾，每逢阴雨天气，假山上云气勃郁，看似真山一般（明谢肇淛《王杂俎》地部）。 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细密，各行有各行之规，各业有务业之俗，限于资料和篇幅，在此不一一列出。 （二）商业习俗宋代城市已突破了唐代坊市的界限，经济功能显著，商业铺户与手工作坊随处可见。商业各行在经营和竞争中依据本行业的特点，形成了各自的经营习俗。 食店，食品店是宋代城市的发达行业之一，从北宋东京的食店经营看，在饮食风格上有北馔、南食、川饭三大类，三者在京都城市交流，到南宋临安时，三者的界限已不明显，"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梦梁录·面食店》卷十六）。 北宋食店，大者名为"分茶"，供应内容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软羊、大小骨角、炙犒腰子、石肚羹、入炉羊■、生软羊面、桐皮面、姜泼刀、回刀、冷淘、棋子、寄炉面饭之类。吃全茶，饶齑头羹。川饭店，则供应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剪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南食店，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瓠羹店，门前搭一大木棚，上挂成边猪羊，有二、三十边左右，里面的门面窗户，用红绿装饰，称为"欢门"。上述各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客人坐定，有一店仆执箸纸（菜单），"遍问坐客"，东京人很挑剔，"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臕浇之类，是人人索唤不同。店仆记下后，走到厨局内，"从头唱念，报与局内"，掌勺者称为"铛头"、"着案"，一会儿，各种品类的菜肴做好，"行菜者"（即店仆）左手叉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给客人，"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如果送菜人出错，坐客告诉主人，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为了招引食客、东京熟食店，常张挂名人书画，让客人消遣久待（耐得翁《都城纪胜》）。 南宋食店，也称为"分茶店"，经营食品南北混合，继承北宋经营内容，有专门供应■■面的，如大熬■■、大燥子、料浇虾、■丝鸡、三鲜等■■，并卖馄饨。有专卖菜面、血脏面、菜羹饭店，这是一般市民饱腹之处，还有专卖素食分茶的，充斋素筵会之用，食品有假炙鸭、假羊事件、假驴事件、假煎白肠、煎假乌鱼等，都是用精细面粉、笋粉制成的素菜。有专卖家常饭食的，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杂合羹、南北羹等。 荤素从食店。荤素从食店，专售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北宋东京的油饼店、胡饼店就属于这一类，北方人爱吃饼，所以饼店规模大，油饼店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有的一家有50 余炉（《东京梦华录·饼店》卷四）。南宋临安，市食点心丰富多样，饼类只是其中一个品类。如蒸作面行卖四色馒头、细馅大包子、重阳糕、肉丝糕、水晶包儿、鹅眉夹儿、十色小从食、甘露饼、菊花饼、肉油饼、鱼肉馒头等数十种；专卖素点心从食店，卖丰糖糕、乳糕、栗糕、诸色油炸、素夹儿等；更有馒头店兼卖江鱼兜子、杂合细粉、七宝料头等；又有粉食店，专卖山药元子、真珠元子、金桔水团、巧粽、豆团、麻团、糍团及四时糖食点心（《梦梁录·荤素从食店》卷十六）。还有流动的素食点心买卖、夜间顶盘挑架，遍路歌叫（《都城纪胜》食店）。有的上门供卖，以应仓猝之需。 在东京和临安出现了一批食品名店，如曹婆肉饼、张家油饼、望仙桥糕糜、薛家羊饭、王家乳酪、王楼梅花包子等都以特色食品著名，吸引大批食客，"大抵都下买物，多趋有名之家"（《都城纪胜·食店》）。这些食品店注意商业宣传，"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亦广"（《鸡肋编》卷上），有的在路上吟唱叫卖，有的则"大书牌榜于通衢"（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这种广告宣传反映了宋代商业民俗特色。 酒肆 酒肆是宋代城市饮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酒肆以卖酒为主，但兼营佐酒食品，酒菜甚佳。大型酒店，称为正店，造酒兼卖酒，生意兴隆，北宋东京有名的正店有72 户。小酒店，称为脚店，比比皆是。宋代酒店前有红杈子及贴金红纱栀子灯，旧传后周高祖游幸汴京（今开封）时留下的风俗。酒阁名为厅院，楼上则又以山为名，一山、二山、三山之类，牌额上写"过山"，指酒力高远。大凡入店，不可轻易登楼上阁，恐怕酒力不胜。如果买酒不多，就在楼下散坐，称为"门床马道"。刚一坐定，酒家就会送上看菜，问买酒多少，然后换上所点菜蔬。有的外地人不懂这一规矩，匆忙动起筷子夹菜，就被酒家人笑话。在店肆饮酒，花钱多少，在于各人，一般店肆兼卖诸种下酒食品，食品随意索唤。酒家备有食牌，让客人随便点要。有包子酒店，专卖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之类佐酒食品。有肥羊酒店，零卖羊肉食品，在临安有丰豫门的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等。有直卖店，不卖佐酒食品，专门零沽散卖酒水。还有挂草葫芦、银马杓、银大碗、银招牌等特色标志的小店，多竹棚布幕，称为"打碗头"，只三二碗酒，喝了便走。到上面这些小酒店饮酒去，多为一般市民（《梦梁录·酒肆》卷十六）。 京师高档酒店多为装饰豪华的酒楼，门口皆结彩楼欢门，进去是数十步的廊庑，"花木森茂，酒坐潇洒"，南北两廊都是小酒阁，坐席稳便。晚上灯烛辉煌，浓妆妓女数十，聚于主廊之上，"以待酒客呼唤"（《梦梁录·酒》卷十六、《东京梦华录·酒楼》卷二）。这种豪华酒楼在京城不下数十座，其中以矾楼为最。北宋末年矾楼改名为丰乐楼，为"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齐东野语》卷十一）。与矾楼媲美的还有杨楼、八仙楼等。宋人喝酒喜用银器，酒客上门，一色地以银器招待，"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即使一人独饮，碗盘亦用银器（《东京梦华录·会仙酒楼》卷四）。宋京师人重信用，度量宽，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他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 宋东京城酒店内卖佐酒食品的厨子，称为"茶饭量酒博士"，至店中的小儿子，皆通称为"大伯"。还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头绾高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名为"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阔少饮酒，近前小心侍候，做一些买物品、招妓女、取送钱物之类的闲事，名为"闲汉"。又有一种为酒客酙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的，称为"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一些小钱物赠之而去的，称为"礼客"，亦谓之"打酒坐"。有的酒店不放这些人进店，亦不卖下酒食品，只以好淹藏菜疏，卖一色好酒（《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卷二）。酒店大多有"茶饭"供应，茶饭即为各色精美菜肴，如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三脆羹、二色腰子、煎炙獐之类，"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阙，或别呼索变，造下酒亦即时供应"。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又有托小盘卖于果子及各色时令果品应有尽有（《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卷二）。宋代酒店饮食俱全，服务周至，宋代曾有人在宋真宗面前说："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归田录》卷一）。 茶坊 宋代茶坊与酒肆一样遍布城乡，宋人饮茶风气颇盛，"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一）。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南窗纪谈》）。东京茶肆"甚潇洒清洁"（《宋人小说类编》卷四之九《茶肆高风》），南宋临安茶坊商业社会服务功能更为完备。据《都城纪胜》、《梦梁录》的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字画，插四时花卉，美化茶坊环境。经营品类有季节特色，冬天兼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雪泡梅花酒，或者缩脾饮暑药之类。绍兴年间（1131-1162 年）卖梅花酒的茶肆，"以鼓乐吹奏《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盏、也如酒肆一样论一角二角。南宋后期杭州茶坊，已不用银器，只用瓷盏漆托供卖，在夜市大街有车担设流动茶铺，供应茶汤，茶坊人员"敲打响盏歌卖"。 宋代茶坊有着消闲、娱乐、聚会、交换信息的综合功能。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当差人员占用，他们在此习学乐器、唱叫、会聚，称为"挂牌儿"。这些茶坊并不以茶汤为主，他们借此为由，多收茶钱而已。有的茶坊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有的专为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行老在此安排活计，这种茶坊称为"市头"。有一种"花茶坊"，楼上专安妓女，供应茶客。有的茶坊清新雅洁，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都市中还有提茶瓶沿门点茶的卖茶者，他们负责传递市情消息，"互相支茶，相问动静"（《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如果邻里有吉凶之事，他们为其"往来传语"，或帮助凑集人情分工。这种茶业服务习俗为宋代都市所特有。 肉铺 宋代都市生活水平较高，对肉食需求很旺。北宋东京，每天从南薰门赶进活猪无数，赶猪人很有经验，"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卷二）。东京肉行服务周到、生肉、熟肉"从便索唤"，买卖不上数钱，亦认真按数割卖（《东京梦华录·肉行》卷四）。东京马肉很走俏，市民将马肉醎豉，"早行其臭不可近，晚过之，香闻数百步"（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杂事》卷十）。杭城肉铺众多，注意肉案装饰，"动器清丽"。每天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有5-7 人，顾客随便点要，仅肉骨头就有双条骨、三层骨、浮筋骨、脊龟骨、球仗骨、苏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脑头大骨等名件，虽然肉市人声喧哗，但卖者"听其分寸，略无错误"。午饭后，各铺熬爆熟食发卖。冬天肉铺又添卖冻姜豉蹄子、姜豉鸡等时令食品（《梦梁录·肉铺》卷十六）。 鱼行 东京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串浸于清水中，或肴循街出卖，每天从新郑门、亚水门、万胜门、运进的鲜鱼就有数千担。冬月从黄河等远处运客鱼来，称为"车鱼"（《东京梦华录·鱼行》卷四）。杭州鱼铺，不下一二百家，卖各类鲜鱼及鱼制品。有的"盘街叫卖，以便小街狭巷主顾"（《梦梁录·鲞铺》卷十六），非常方便。 米铺 南宋杭州城人口百多万，每日街食市米不下一二千余石，这些米都来自铺家发售。铺户之米由米行转发，米行负责为铺户与贩米客商"做价"，铺家约定日子，支付米钱。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米袋搬运自有专门脚夫，船只各有受载船户，因此虽然米市搬运混杂，但很少发生纠纷，"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梦梁录·米铺》卷十六）。 医药铺店 东京医药铺店，是一大行业，既有综合性的医药店，又有各种专业性的铺子。宋代把京城人看病吃药方便视为天下九福之一。东京马行街北半部是医药，香药铺席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著名医家聚集之处（《东京梦华录·马行街北诸医铺》卷三）。有的卖药者，为了招引顾客，"多假弄狮子、猢孙为戏，聚集市人"（上官融《友会谈丛》）。有的"锁活虎于肆"，以求售药（《图画见闻志·纪艺》卷三）。东京卖药者经营得法，收益颇丰，宋人在谈到马行街的繁盛时，特别提出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铁围山丛谈》卷四）。 其它如邸店、塌房、书肆、金银铺、水果行等各有适宜本行业的经营习俗，诸行各有自己的民俗标志，"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根据买卖人的衣着打扮，便知其人从事的行业（《东京梦华录·民俗》卷五）。宋代城市商业发达，商业民俗有着生动的表现。 （三）服务行业习俗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居人口急剧增加，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的人口均超过百万。城居人口大致有两大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封建官吏、军士及其眷属子弟，这是有闲阶层，他们有很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一是广大的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他们除了少数富户外，一般消费能力有限，是基本的生活消费，但他们的消费方式也丰富多样。城居人口的消费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物质生活消费，一是精神生活消费，为了适应这种消费需要，城市服务行业成为继工商业之后的第三大行业。宋代服务业周全而细密，在城市生活起着重要调剂作用，并形成了特有的服务行业习俗。 治安公益服务 宋代城市人口稠密，屋宇相连、店铺、作坊、官舍错杂，公共安全十分重要，尤其是火灾威胁，为了防止火灾和救助受灾者，宋代发达城市中都有相应的防火俗规和防火措施，建立消防队。北宋都城东京组织了"潜火队"（即消防队），在城中高处砌"望火楼"，楼上常有人瞭望，楼下屯驻救火人员，备办有救火工具，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锚儿之类。城内设有专门报火警的快马，称为"望火马"，这些救火人员由军队充任，一有火情全体出动，扑灭为止（《东京梦华录·防火》卷三、《青箱杂记》卷二）。还有一种经朝廷特许的专门机构和贵族宅第的救火队，名目不一，马刀局有"潜火铺"（《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宣仁太后的母亲要求为其特设一"潜火铺"（《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四，元丰八年四月）。为了防止火灾发生，京师有严格的灯火管制习俗，临近半夜，即要求熄灭灯烛，如果士庶家要作斋醮祭祀活动，需先告知厢吏。万一发生火灾，水行人员参予共同扑救，救火队伍可以不给官吏让道，"许其横绝通过"（《庆元条法事类·失火》卷八二）。 为了防止沟渠淤塞酿成水灾，每年新春，街道巷陌，淘渠人沿门通渠，清除污泥，由官府付给工钱。 在东京和临安，还有值更人员，各有地分，一般由寺院行者充任，他们打着铁板儿或木鱼儿，在四更、五更时分"沿街报晓"，并报告天气情况，如果天晴，就喊："天色晴明"，或报"大参"、"四参"、"常朝"、"后殿坐"等；阴天则喊："天色阴晦"；雨天则言"雨"。报天气情况的目的是让百官、当差、入值、衙兵等人作出门准备。即使风雨霜雪，报晓人不敢缺报。每月朔望（初一、十五）及遇节庆，他们沿门求乞斋粮（《东京梦华录》卷三），以为服务酬相。 生活服务 城居生活，应酬甚多，为了减省主家的劳动，在京城出现了专门帮办礼席的服务机构"四司六局"，官府贵家、都下街市均有此等特别服务。当时人户，每遇礼席，就出钱雇请，"举意便办"。四司为帐设司，专掌仰尘、缴壁、卓帏、搭席、帘幕、罘罳、屏风、绣额、书画、簇子之类；厨司，专掌打料、批切、烹炮、下食、调和节次；茶酒司，专掌宾客茶汤、暖■筛酒、请坐咨席、开盏歇坐、揭席迎送、应干节次等。民庶家却都用茶酒司掌管筵席，斟酒、上食、喝坐席、迎送亲姻，以及吉筵庆寿，邀宾筵会，丧葬斋筵，修设僧道斋供，传语取复，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台盘司，专掌托盘、打送、斋擎、劝酒、出食、接盏等事。六局是果子局，专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等劝酒食品；蜜煎局，专掌糖蜜花果之类；菜蔬局，专掌瓯饤、菜蔬、糟藏之属；油烛局，专掌灯火照耀、立台剪烛、壁灯烛笼、装香簇炭之类；香药局，专掌药碟、香球、火箱、香饼、听候索唤、诸般奇香、及醒酒汤药之类；排办局，掌椅桌、交椅、挂画、插花、扫洒、拭抹之事（《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梦梁录·四司六局筵会假赁》卷十九）。 四司六局分工合作，身手惯熟，为办筵之家省去了许多精力，"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东京梦华录·筵会假赁》卷四）。故当时京师有一句俗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梦梁录·司六局筵会假赁》卷十九四）。四司六局服务人员，各有规则，工价一定，"不敢过越取钱"，散席犒赏时，亦有次序，先厨子，次茶酒，第三是乐人。四司六局的上门服务，便利了京城居民。 佣工服务 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出现劳动服务行业，有专门介绍佣工的牙行，牙行将零散的劳动人手加以统一安排，需要雇请人力及差役的店铺、贵家、官员、诸司部门均与有关牙行接洽，牙行为其提供雇工来源，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又有府第宅舍内诸司都知等处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侯、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厅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制药作匠等，"俱各有行老引领"（《梦梁录·顾觅人力》卷十九）、"各有行老供雇"（《东京梦华录·雇觅人力》卷三）。这些行老提供的人力较为可靠，雇佣者信赖牙行，如出现雇工携物逃跑等不轨行为，行老与原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 还有一种专门为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提供服务的牙行，如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等，这种牙行有牙嫂负责，随叫随到。再有一种专门提供长途服务牙行，官员士夫等人，如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等，需要雇请脚夫脚从的，都由这一牙行的出陆行老负责，由出陆行老负责安排"在途服役"，服务非常妥帖，"无有失节"（《梦梁录·顾觅人力》卷十九）。行老以茶肆为活动场所，诸行借工卖伎人在此会聚行老，了解雇佣信息与安排。佣工服务为雇主和雇工提供了双向服务，虽然牙行目的是为了抽取佣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劳务市场。 娱乐服务 这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服务行业，它为有闲者消磨时光，为工商诸业从业人员调剂业余生活。伎乐服务在京师颇为走俏，京师瓦舍勾栏、酒楼茶坊、花衢柳巷无处不鼓乐歌唱，"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卷五）。教坊是官办伎乐服务机构，分部色管理，部有部头、色有色长。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还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等，为官府大礼、庆典服务。有时伎乐人员在皇帝面前表演，还婉转规谏，"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梦梁录·妓乐》卷二十），成为一特别习俗。伎乐杂剧还假装山东、河北的村叟，作为笑料。杭州士庶百姓有筵会、社会，皆雇请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还有一种"街市乐人"，三五人为一队，擎一、二个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梦梁录·妓乐》卷二十）。城市妓女多兼通乐艺、官妓、私妓充斥于京师。如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有官差妓女供应。自景定年（1260-1264年）以来，南宋京城酒库为了卖酒，蓄养有官、私妓女，培养了不少名 唱。府第富户为了消闲，也至街市，"择其能讴妓女，顾倩只应"。此外还有"百戏踢弄家"、"角觝者"、"说话者"等职业服务者，他们为城市居民提供经常性的观赏服务（《梦梁录·妓乐》卷二十）。因为本书有专章述及，此处从略。 南宋杭州的游湖服务，也是娱乐服务的重要方面。每逢节庆、假日，西湖成为人们出游的理想去处，这里游船如织，游船雕刻成各种精巧式样，"雕栏画拱，行如平地"。湖中专为游人服务的小船来往不绝，如撑船卖羹汤、时果；卖酒水，如青碧香、思堂春、宣赐、小思、龙游新煮酒俱有；供菜蔬、水果、时花带朵，糖狮儿、糖小儿等。还有供茶果、点茶等船，渔庄岸小钓鱼船，湖中打鱼船，放生龟憋螺蚌船，这些都是瓜皮船。又有小脚船，专载贾客妓女、荒鼓板、唱耍令缠曲，及投壶打弹百艺等船，"多不呼而自来"。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梦梁录·湖船》卷十）。寒食前后，西湖内画船布满，头尾相接，有如浮桥，节日大船，多为王公大人朝士租赁，有余才赁给市户（《西湖老人繁胜录》）。 在城市中还有一批依附于富豪之家，为其帮闲的"闲人"，他们职业特点是"不著业次，以闲事而食于人"。这些人中，一种是学业不成的子弟，人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但艺俱不精，专门陪伴富贵家子弟游宴，有的相伴外方官员来京干事，低下者，为妓家书写简帖、取送物件之类；一种是参随服役资生，"百事皆能"；一种是斗鸡、赌博、擎鹰之类为富人耍乐辈；一种是专攻刀镊（剃发之类），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其干杂事、说合交易的；还有另外一种"闲人"，他们专门探听妓馆人客，及游湖赏玩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主动上前献殷勤，求得几个赏钱（《都城纪胜·闲人》、《梦梁录·闲人》卷十九）。 宋代城市中还有各种杂业服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养猫、养鱼都有人上门供应食料；而修鞋、补锅、磨刀、磨镜，街上可随时叫唤；供人家食用水的，各有主顾，街盘垃圾亦有专人清扫，城市各项服务周全。 （四）夜 市夜市是宋代城市商业发达标志之一，宋代夜市不仅时间长，而且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繁盛的夜市，构成都市民俗奇观。 东京夜市繁华，主要夜市有以下三处：首先看御街一带的夜市，这里有两个中心点，一是朱雀门至龙津桥一带，二是州桥南北。朱雀门东大街，妓馆众多，东西教坊亦在此地，这里"街心市井，至夜尤盛"（《东京梦华录·朱雀门外街巷》卷二）。龙津桥在朱雀门外不远，在一次大雨之年，夜市盛况亦不减往年，苏东坡在《牛口见月》诗中称："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一）。州桥一带的夜市带更为兴盛，《东京梦华录》在"州桥夜市"中说：自州桥南去，当街卖水饭、熬肉、干脯；王楼前卖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有鹅、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店卖下酒菜。至朱雀门，主要特色食品有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天，这里还有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旋儿、细料馉蚀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很精致的梅红匣儿盛贮。冬季特色食品、有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这些食品通称"杂嚼"，夜市直开到三更。从州桥到龙津桥的夜市之所以繁盛，与这一地区人们的夜生活有关，州桥之北，官府集中，夜间办公人员较多；州桥之东汴河两岸，商业繁盛；州桥之西，街巷妓馆尤多；州桥之南至朱雀门外，店铺林立；因此州桥成了一个夜市中心。 东京另一著名夜市在马行街。这条大街两边是国医药店、官员宅第、香药铺席、两旁有大小货行街的百工作坊店铺，东西鸡儿巷的众多妓馆，以及几座大型酒楼，中瓦、里瓦等大型娱乐场所，这里夜市繁华自不待言，"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处，通晓不绝"。稍远静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即使在寒冷的北国冬天，风雪阴雨的天气里，夜市也照常营业，食品除一般饭菜外，野味、南食，一切俱有，至三更，夜市上还有提瓶卖茶者，专门为夜市公私干事的人服务。马行街还是东京独有的无蚊蚋处，宋人蔡條记载："天下若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铁围山丛谈》卷四）。可见马行街夜市的盛况。 东京的第三处夜市在土市子一带。在土市子东十字大街，有一外夜市，称为"鬼市子"，每晚五更点灯，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土市子南去，高阳正店，"夜市尤盛"。"大抵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东京梦华录》）。 东京夜市习俗丰富了东京人的生活内容，反映了东京城市的发展水平。 南宋临安（杭州）城市经济更为发展，其夜市生活更加多样化，交易与娱乐融为一体。据《梦梁录》"夜市"条下记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交易内容，多为小件赏玩物品，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及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段背心、段小儿、销金帽儿、逍遥巾、四时玩具、沙戏儿。春冬季节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捧灯球、快行胡女儿沙戏、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桔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毬、香鼓儿等物。夏秋季节夜市多卖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细巧笼仗、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及四时景物，"预行扑卖，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在五门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拍板卖茶，为街头一景，"大街游玩人看了，无不哑笑"。卖糖的也各有特色，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有白须老儿闹盘卖糖，有标竿十样卖糖，又有担水斛儿、内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赏新楼前仙姑卖食药。又有经纪人担瑜石钉铰金装架儿，共十架，在孝仁坊红杈子卖皂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寿安坊卖十色沙团。众安桥卖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市西坊卖蚫螺滴酥。观桥大街卖豆儿糕、轻饧。太平坊卖麝香糖、蜜糕、金铤裹蒸儿，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内前杈子里卖五色法豆，用五色红袋儿盛装。通汇桥卖雪泡豆儿、水荔枝膏。中瓦子前卖十色糖。还有一种用瑜石车子推卖的糖糜乳糕浇。这些卖者，都模仿东京市井叫卖声，高声叫卖。上述物品，"日市亦买卖"，夜市物件还有，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狮子巷口熝耍鱼、罐里熝鸡丝粉、七宝科头，中瓦子武林园前煎白肠、熓肠，灌肺岭卖轻饧，五间楼前卖余甘子、新荔枝，木檐市亚坊卖焦酸馅、千层儿，又有沿街头盘叫卖薑豉、膘皮牒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又有担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腊肉、细粉科头、薑虾、海蛰鲊、清汁田螺羹、羊面汤等，卖这些小吃者，又"各有叫声"，"吟叫百端"的夜市叫卖声，表现了宋代商业民俗的鲜活形态。 南宋临安夜市，不仅在交易内容上显现出多样性、趣味性的特点，而且带有更多的夜间消闲性质。夜市上有不少卖卦者，大街夜市卖卦的有：蒋星堂、王莲相、花字青、霄三命、王壶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王星等，中瓦子浮铺有西山神女卖卦，灌肺岭曹德明易课。又有盘街卖卦人，如心鉴及甘罗次、北算子等。更有一种卖卦者，为吸引点卦者，高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进行赤裸裸的诱惑。有的在新街融和坊卖卦，名"桃花三月放"者。有的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的生意人一样，至三更不绝。临安夜市，冬月虽大雨雪，亦盘卖不停。 宋代繁华的夜市生活，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 （五）庙 市庙市是伴随着庙会活动而形成的交易习俗。庙市为宋代城市商贸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各地都有规模不等的庙市存在，如四川成都每年正月五日举行蚕市庙会，纪念蚕神蚕丛氏，这一天，"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琐皆不遗"（田况《五日蚕市诗》见《历代风俗诗选》第42 页）。可见成都蚕市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百货交易会，这种庙市，即使游人"善价求珍奇"，又使农民备办了春耕物资。成都蚕市春季屡屡举行，如正月二十二日圣寿寺前蚕市，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等（苏辙《蚕市》笺证，见《历代风俗诗选》第55 页）。但宋代庙市仍以东京为最。 东京寺院、道观林立，各种经常性的大型祠祭活动，为庙市提供了交易时机和交易场所。东京庙会繁多，其中以相国寺庙会最为突出。相国寺为东京第一大寺，地处闹市中心，且寺内场地宽阔，适宜于大型交易娱乐活动。"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燕翼诒谋录》卷二）。所谓瓦市，是一种定期的交易，"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一般的庙会，大多每年一次或数次，而只有相国寺却是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开放。相国寺交易的具体情形，《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下有如下记述："相国寺每月五次（八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相国寺不仅出售各类工商业者提供的日常用品，而且也出卖罢职官员的家藏物品，相国寺成为定期性的自由的、全民参予的商业市场，集中反映了东京庙市的交易特色。 在东京还有众多的庙会，如四月八日佛生日，庙会以卖酒为主，"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神生日，多有献送活动，娱乐、交易同时展开（参见《东京梦华录》）。宋代庙市还依托于众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专门交易市场。如正月上元日的灯市、五月五日的鼓扇百索市、七月七日的七夕巧儿市、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冥器市等。七 夕巧儿市是宋代特别热闹的节日市场，七夕前几天，街市上就集中推销装饰精美的土偶（巧儿），这些土偶，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的一对值数千者。七夕市实则是一高档消费的庙市。 节日为庙市提供了交易时机，庙市又为节日丰富了民俗内容，增添了光彩。 八、宋代娱乐习俗（-）京瓦伎艺瓦肆是宋代兴起的大型游艺、商业集中的场所，它是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人数极大增加，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使城市文化娱乐活动勃兴。北宋的瓦舍勾栏已经很多，南宋临安更有发展。 据《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北宋汴京遍布瓦肆。"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另外还有"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数千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卷五）。瓦肆勾栏有各种形式的文艺体育，杂技的演出，节目丰富，演员阵容庞大。"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瓦肆伎艺的门类也十分丰富。根据《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记，可有如下几种伎艺。 嘌唱 演员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嘌唱，是演唱歌曲，唱曲儿，唱小令，婉转悠扬。 诸般杂剧 演员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傀儡戏杖头傀儡，任小三。 悬丝傀儡，张金线。 药发傀儡，李外宁。 诸宫调 孔三传，耍秀才等。 影戏 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等。 乔影戏 丁仪、瘦吉等。 舞旋 张真奴。 讲吏 孙宽 孙十五等。 说三分 霍四究等。 五代史 尹常。 小说 贾九等。 合生 吴八儿等。 商谜 霍伯丑等。 杂技 包括掉刀蛮牌、手伎、走绳索、弄虫蚁、小儿相扑、毬杖踢弄。 叫果子 文八娘。 说诨话 张山人。 瓦肆演出丰富多采，不仅有固定的艺人队伍，还有外地来的流动艺人。 演出时间从早到晚。"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 到了南渡以后，瓦肆更多了，《梦梁录》"瓦舍"篇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瓦舍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严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并立瓦舍，招集伎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有七处，如清泠桥西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周密《武林旧事》将诸瓦列表，可以一目了然。 瓦子勾栏南瓦 清泠桥 中瓦 三元楼 大瓦 三桥街熙春楼 亦名上瓦北瓦 众安桥 蒲桥瓦 亦名 便门瓦 便门外亦名下瓦 东瓦候潮门瓦 候潮门外 小偃门瓦 小偃 新门瓦 亦名四门外 通馆瓦荐桥门瓦 荐桥门外 菜市门瓦 菜市 钱湖门瓦 省马门外 院前又名赤山瓦 后军寨前 行春桥瓦 北郭瓦大通店嘉会米市桥瓦 旧瓦 石板头 嘉会门瓦 门外北关门瓦 又名新瓦 艮山门瓦 艮山门外 羊坊桥瓦城内隶修内司王家桥瓦 龙山瓦 城外隶殿前司"如北瓦羊栏楼等谓之游棚外，又有勾栏甚多，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人（民间艺人）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武林旧事》）。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 宋杂剧是我国最早的戏剧，有说有唱，表演故事"务在滑稽"。《梦梁录·妓乐》卷二十说："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奋，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意思是以末泥（男主角）为长，由四五个人出场演，第一场先表演一段熟悉的事，称为"艳段"，第二场正式演戏，通常演两段，由男主角末泥色提出主张，编演内容，由引戏色（剧场指挥）分付，副净装痴作呆，副末插科打诨，逗乐，再有一人装孤--装官。杂剧"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篇。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暴露），谓之无过虫尔"。杂剧用意在于戒鉴或谏诤，所以说话不甚顾忌，称为"无过虫"。杂剧唱念兼有，还有音乐伴奏，已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 诸宫调，产生于北宋，《梦梁录》卷二十称"京师孔三传编成传奇故事，神灵鬼怪故事，入曲说唱"。由若干宫调的套曲联成长篇，有演唱、有说、还有音乐伴奏，因此叫诸宫调，诸宫调是以唱为主的一种说唱艺术。"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 唱赚，相传为张五牛所创。《梦梁录》卷二十记：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娱赚之之义也，正堪美听中，不觉已至尾声。"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又有覆赚，其中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今杭城老成能唱赚者，如窦四官人，周行窗，东西两陈、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杨一郎，招六郎、沈妈妈等"，"唱赚最难，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赚，也是宋代的一种说唱艺术。 清音，有方响、笙、龙笛等伴奏，还用小提鼓"其声音亦清细轻雅，殊可人听"（《梦梁录》卷二十）。 "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匠谓之浅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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