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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全集(Zei8-27

作者:龙镇 字数:20002 更新:2023-10-09 10:12:21

前面说过,晋楚争霸,诸侯皆苦,最苦是郑国。郑国苦就苦在地理位置太特殊,不但是中原的心脏,而且在天子脚下,谁控制了郑国,谁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优势。因此,郑国成为了两国争夺的焦点,两面不讨好,做人也不是,做鬼也不是。公元前563年六月,楚国令尹公子贞和郑国的公孙辄联合出兵讨伐宋国,一直打到商丘的北门。这个时候,晋军的主力在荀罃的率领下,正在进攻秦国,以报复去年秦国的入侵行为。晋悼公无暇东顾,便派使者到卫国,请卫国出兵救援宋国。卫献公不敢怠慢,亲自带兵驻扎到襄牛(卫国地名),摆出一副出国作战的姿态。公子贞得到消息,向新郑派出了一位使者,命令郑国主动出击,讨伐卫国。这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命令,因为郑国已经派部队跟随楚军进攻宋国了,再派部队讨伐卫国,等于两线作战,国家财力和人力都难以负担。郑国的诸位大夫就此召开国务会议,公孙舍之说:“那就讨伐卫国吧,否则楚国就不高兴了。我们已经得罪了晋国,现在又得罪楚国,国家将要往何处去呢?”公子騑说:“唉,我国也实在是太困难疲惫了。”公孙舍之说:“得罪两个大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困难疲惫,总比灭亡好吧?”诸位大夫一合计,也只能这么做了,于是派皇耳带兵入侵卫国,结果在犬丘(地名)中了卫国人的埋伏,皇耳被俘。同年七月,公子贞和公孙辄从宋国移师东向,侵略了鲁国的西部边境。返回的时候,又攻克了宋国的萧城。同年九月,公孙辄挥师向北,横扫宋国北部地区,打得宋国人闭门不出。由此可见,郑国虽然困难疲惫,对付宋国却是绰绰有余,郑军的战斗力确实是非同小可。但是,对于郑国卖力为楚国作战的行为,鲁国的仲孙蔑很不以为然,他说:“郑国穷兵黩武,恐怕将有灾难了。天下未乱之前,王室尚且不堪屡屡用兵,何况郑国?如果有灾难,它的三位执政难逃一劫。”郑简公年幼,所谓“三位执政”,是指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同年秋天,晋悼公召集诸侯讨伐郑国,联军进驻郑国的牛首(地名)。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国内部的矛盾凸显出来。公子騑与大夫尉止素来不和,在调兵遣将抵御联军入侵的时候,公子騑故意减少尉止属下的兵车数量。尉止主动出击,俘获了一些联军士兵,公子騑又不给他报功,而且挑毛病说:“你乘坐的战车超出了规格!”以此为由,不让尉止去宗庙献俘。从公子騑在历史上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曾经为郑国立下赫赫战功,在重大外交场合也能够据理力争,维护国家的尊严。但是,这个在大事上毫不含糊的人,在小事上却极其糊涂,因为作风霸道而得罪了不少人。据《左传》记载,当初公子騑负责兴修水利工程,以整顿田界为名,将大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的田地强行没收,纳入自己囊中。这些家族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就暗地里与尉氏沟通,准备联合起来作乱。公元前563年十月的一天清晨,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突然发难,带领数百名勇士攻入公宫,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将郑简公劫持到了北宫。公子嘉事先有预感,找借口躲在家里没有上朝,因此逃过一难。公子騑的儿子公孙夏得到消息,顾不上设置警备,带着一批人从家里跑出来,冲到宫中,收拾了公子騑的尸首,然后去追叛贼。这时候,尉止等人已经在北宫安排了防卫,严阵以待。公孙夏不敢强攻,又回到家里,准备打开武库,给家臣和仆人分发武器盔甲,却发现家里的男女奴隶已经趁乱逃走了一大半,武库中的武器也多被盗走。相比之下,公子发的儿子子产就要镇定得多。子产得知父亲被杀,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门口设置警卫,严禁闲杂人等出入,接着召集家臣开会,关闭武库和钱粮仓库,加派人手严加防范。做完这些事情,他再将武器盔甲发给大家,兵车十七乘,步卒一千二百余人,排成整齐的队列出来。他带着这支队伍来到公宫,先妥善收拾了公子发的尸骨,然后进攻北宫。在公孙趸和首都居民的帮助下,子产顺利进入北宫,杀死尉止和子师仆。侯晋出逃到晋国,堵女父、司臣等人逃奔宋国。叛乱被剿灭之后,公子嘉成为郑国的首席执政官,他命人制作宣誓效忠自己的盟书,下令文武百官坚守岗位,停止处理一切政务,等待新的政策出台。乱世当用重典,公子嘉此举本来也没太大问题。然而公子嘉素来威信不高,很多官员和贵族对他的独断专行表示反感,公开对抗。公子嘉便想杀几个人来立威,遭到了子产的反对。子产说:“国家不幸遭此劫难,已经死了不少人。您刚上台就继续杀人,这不是立威,而是树敌。”公子嘉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子产说:“有。请您焚毁盟书,民心自然安定。”公子嘉老大不乐意,说:“我要这些人签署盟书,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安定国家。如果因为有人不乐意就焚毁盟书,好比将政权交给了那些人,这叫我怎么治国啊?”子产说:“众怒难犯,独裁难成。您现在想要独裁,已经犯了众怒,认为凭着几卷盟书就能够安定国家,更是自取其祸。依我看,不如焚毁盟书,显示您对大家的信任。这样您就可以安心治国,群众也得以安定,难道不好吗?”公子嘉不由得多看了这个年轻人几眼,只见他仍然穿麻戴孝,脸上流露出刚刚丧父的悲伤,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平和的坚定。与他的父亲公子发相比,子产似乎更具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寥寥几句话,语速不快不慢,语气不轻不重,却令公子嘉这个长辈不得不认真思考。“你说得有道理。”公子嘉最终接受子产的建议,在新郑的东南门外公开焚毁了盟书。随着那一堆竹简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新郑城中的不满情绪逐渐平息下来,国家机构开始重新运作,百姓的生活也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郑国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仍然驻扎在郑国的土地上,对新郑构成强大的威胁。为了迫使郑国就范,晋国人故伎重演,增加了虎牢关的驻军,而且派士鲂和魏绛在虎牢关附近修筑了梧和制两座小城,用来囤积军粮和武器,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郑国人来说,改换门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公子嘉派出一名使者来到虎牢,向联军提出和谈的请求。而且,没有经过太艰难的谈判,晋国便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样一个条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估计郑国人答不上来,晋国人也不甚了了,因为有信息表明,楚国令尹公子贞率领的大军已经上路,正日夜兼程奔赴新郑。同年十一月,诸侯联军绕过新郑向南挺进,抵达了阳陵(郑国地名)。自鄢陵之战以来,晋楚两强数度相遇,却总是失之交臂,甚至连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都没有发生过,好比两个人吵架,虽然吵得很凶,但是都不率先动手,最后不了了之。这一次,楚军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又想撤退,说:“今天我们躲避楚军,楚军必然骄傲,到那时再与之决战。”当时跟随晋军出战的各国诸侯均有退意,栾厌却表示反对:“不打就跑,是晋国的耻辱。我们召集诸侯来到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受辱,还不如死!就算您要撤军,我不会撤退,将带着自己的部队独自前进!”这话听着很熟悉,当年的邲之战,先谷就是这样不顾主帅荀林父的命令,独自领军渡过黄河,从而将晋国三军全部拖入战争的。荀罃对此记忆犹新,因为就是在那场战争中,他被楚军俘虏,当了九年的楚囚才被放回。自晋悼公即位以来,晋国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晋悼公为人,宽厚有余,而谋略稍逊,对于朝中大臣总是强调以德服人,缺乏必要的约束,以至于个别人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散漫作风抬头。以当时在阳陵发生的这场争执而言,不管荀罃的决策是否正确,栾厌这种不服管教的态度,其实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荀罃考虑再三,栾厌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让栾厌孤身涉险,再带领全军去救他,等于重蹈了邲之战的覆辙,还不如干脆同意他的意见。联军于是全军挺进,在颖水与楚军隔岸对峙。联军内部关于战与退的意见分歧,被郑国的公孙趸看出来了。他对同僚说:“诸侯的部队已经整理好行装,这仗肯定打不起来了。不论我们是否臣服于晋国,他们都将撤退,楚军必定会围攻新郑。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是未雨绸缪,做好与楚国和谈的准备吧。”于是趁夜渡过颖水,与楚国人进行接触,签订了同盟条约。消息传到联军大营,没有引进太多震动。诸侯和晋国群臣对郑国人这种朝三暮四的把戏已经麻木了,只有栾厌表现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要求讨伐郑国。荀罃说:“我们确实没有把握打败楚军,又不能保护郑国,郑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讨伐郑国,楚国必定救援,等于把郑国完全推到楚国那边去了。战而不胜的话,反为诸侯耻笑。既然没有十足的胜算,不如回去吧!”在场的诸侯听到这句话,都松了一口气。说实话,谁想打仗啊?就算打赢了这一仗,也不会改变晋楚两国势力均衡的大局,又有什么意义呢?公元前563年11月下旬,诸侯联军从颖水北岸撤退,途中经过郑国的北部,顺便劫掠了几座城市,作为这次出兵的报酬。紧接着,楚军也撤回国内。托荀罃的福,十几个国家里的成千上万个家庭过了一个难得的安稳年。公元前562年,春寒料峭之时,郑国的群臣在新郑召开了一次新年务虚会,主题是:如何做一只快乐的风箱之鼠。众所周知,郑国成为风箱中的老鼠,完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地理位置使然。不管是齐楚争霸、秦晋争霸还是晋楚争霸,郑国都是争夺的焦点。特别是晋楚争霸以来,郑国屡次沦为战场,生灵涂炭,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郑国人仍然保持了充分的现实感,周旋于大国之间,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也算是殊为不易。然而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晋楚两国往来争夺,频率越来越高,郑国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在务虚会上,群臣都感慨:“因为不听晋国的话,郑国几乎灭亡。楚国弱于晋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晋国又不急于将郑国纳入麾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晋国如果真的很在乎郑国,楚国必定会避其锋芒,那么郑国至少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用两头受气了。如何才能够使得晋国急欲得到郑国,楚国不敢争夺,我们再与晋国结成牢固的同盟呢?”公孙舍之出了一个主意:“攻打宋国,诸侯一定会来救援,我们不跟诸侯对着干,认输,和他们结盟。楚国人打过来了,我们又和楚国人结盟,晋国人肯定会大怒,再度发兵来攻打我们。到那时,楚国人疲于奔命,只能袖手旁观,我们就此亲近和依附晋国。”从公孙舍之这番话可以看出,晋军说来就来,楚军则疲于奔命,两年前荀罃提出“三分四军”的车轮战术,现在已经取得成效。诸位大夫都觉得公孙舍之的主意不错,于是派边防部队向宋国挑衅。宋国派向戌入侵郑国。作为反击,郑国派公孙舍之入侵宋国。同年四月,晋悼公发动诸侯讨伐郑国,这场由郑国人主动挑起的战事,基本上按照公孙舍之的计划在进行。四月十九日,齐国的大子光和宋国的向戌率领齐宋两国军队率先抵达新郑,在东门之外驻扎下来。当天日暮时分,晋军在荀罃的指挥下进入新郑西郊,孙林父率领的卫军则入侵了郑国的北部,对新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诸侯联军围而不攻。同年六月,各国部队在北林(郑国地名)会师,进驻向地(郑国地名),然后向西北行进,在琐地(郑国地名)停留了几天,再回到新郑,完成了对新郑的四面包围。晋悼公在新郑的南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而各国的增援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渡过济隧(河流名),向新郑开拔。虽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郑国人仍然被联军这种气势给吓坏了,连忙派人出城请求和谈。同年七月,晋悼公召集十二国诸侯在宋国的亳(bó)城举行会盟。晋楚争霸,苦的不只是郑国,与晋国同盟的这些诸侯国也都不得安宁,除了要向晋国缴纳“朝聘之数”,还要跟着晋国讨伐郑国,再加上时不时的会盟,负担相当沉重,对晋国也是满肚子意见。这一点,连晋国的大臣都体会到了。士匄就曾经说:“如果我们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诸侯成天在道路上奔波,我们却一事无成,谁能够没有贰心呢?”在这种担忧之下,亳城之会主要就诸侯之间的团结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凡是同盟的国家,不要囤积居奇,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包庇罪人,不要收留坏蛋。我们要救济灾荒,平定祸乱,统一思想,辅助王室。如果有人胆敢触犯这些命令,就让天神、名山大川之神、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列祖列宗,明察秋毫地诛灭他,使他失去百姓,丧失族人,灭亡国家!”晋悼公这个时候举行会盟,除了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还有一个重要目的——等人。如前所言,诸侯来一次不容易,如果这么快解散联军,楚国人肯定又会趁虚而入,迫使郑国屈服。这样的话,晋国等于又做了一次无用功。因此他必须等待,等着楚国人出现,再相机行事。平心而论,他这个霸主当得也不轻松。楚国确实是在积极准备。这一次,楚国人也有了新的动作。令尹公子贞亲自出访秦国,请秦国派兵支援。七月下旬,秦国派了一名右大夫,带着一支部队,跟着楚军讨伐郑国。而郑国按照公孙舍之的计划,没有对楚军进行任何抵抗,郑简公亲自到边境上去迎接楚军,而且引导楚军入侵了宋国的西部边疆。同年九月,诸侯联军悉数出动,再度入侵郑国。此时楚军已经撤回国内,郑国派大夫良霄出使楚国,向楚国通报郑国将臣服于晋国,并且以郑简公的名义对楚共王说:“寡人由于社稷的缘故,不能够感怀君王的恩情了,除非君王能够用玉帛来安抚晋国,或者用武力对晋国加以震慑。”这就是郑国人的本事,连绝交的话都说得那么得体,将责任完全推给对方。楚共王勃然大怒,命人将良霄囚禁起来。与此同时,郑国的另一位使者——王子伯骈来到联军大营,向晋悼公请求和谈。这一次,郑国人是来真的了。晋悼公也明白不能再将郑国当作一颗棋子来使,派赵武进入新郑,与郑简公举行了会盟。同年十月,公孙舍之出城拜谢晋悼公。同年十二月,包括郑简公在内的十三国诸侯在郑国的萧鱼(地名)举行会盟。为了表达晋国的诚意,晋悼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释放战争中俘虏的郑军将士,而且以礼相送;收回在郑国各地巡防的侦察部队;禁止任何部队劫掠郑国的城市和农村。而郑国人也以厚礼回报晋悼公,包括师悝、师触、师蠲(juān)三名一流的乐师;广车、軘(tún)车(均为兵车名)各十五乘,以及与之配套的武器盔甲;其他战车一百乘;歌钟两套以及配件,女乐师十六人。郑国人送给晋悼公的礼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歌钟两套”。晋悼公回国之后,将其中的一套和女乐师八人转赐给了魏绛,说:“您教寡人与戎狄部落媾和,以此团结中原诸国。使得寡人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好比音乐之和谐,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请您和寡人一起享用这些乐器吧!”魏绛回答:“与戎狄媾和,那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都没有异心,这是由于您的威望,也是由于其他几位同僚的辛劳。我有什么功劳呢?”说到这里,魏绛话锋一转,“然而我希望,您既安于享受这音乐带来的快乐,又想到它毕竟有终了的时候。诗上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快乐的君子啊,镇抚天子的国家。快乐的君子啊,他的福气与别人共享。治理好周边的小国,让他们争相服从。)’音乐是用来巩固德行的,要用道义对待它,用礼仪推行它,用诚信保守它,用仁爱勉励它,然后镇抚国家,有福同享,远人来服,这就是快乐啊!书上说,居安思危,想到了就要防备,有防备就没有祸患,谨以此向您规劝。”晋悼公听了,神色凛然,向魏绛行礼说:“您的教导,岂敢不听!而且要是没有您,寡人就不能正确对待戎人,不能渡过黄河。论功行赏,是国家的规矩,不能废除,请您一定接受!”按照周礼的规定,金石之乐为诸侯专用,卿大夫阶层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不能享有。魏绛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享用金石之乐的。一千多年后,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石钟山记》,其中有一句“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uǎn)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里的魏庄子就是魏绛,因其死后被谥为“庄”,所以称为魏庄子。晋悼公赏赐给魏绛的那套歌钟,穿越了时间的障碍,响彻于苏东坡的耳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萧鱼之盟意味着郑国对晋国的彻底臣服,也是晋悼公霸业确立的标志。对比晋悼公与他的祖先晋文公,是一件有趣的事。晋文公之时,楚国横行中原,晋文公仅以城濮一战,即成为天下的霸主;而晋悼公接手晋国的时候,晋国已经是中原各国的领袖,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九合诸侯,才最终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悼公为什么这么慢呢?清朝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分析,外因是郑国反复无常,加上楚国的令尹公子贞老谋深算,坚忍持重,急也急不来;内因则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深谋远虑,魏绛等谋臣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白了,一件纠结难缠的事,遇到了一群慢条斯理的人,想快也快不起来。如果考虑到萧鱼之盟实际上是郑国人一手策划的一系列行动的最终结果,人们真正应该佩服的,恐怕还是那位出主意的公孙舍之吧。【秦国人的投毒作战】公元前562年的萧鱼之盟标志着晋悼公霸业的确立。自此之后的数年之内,中原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但也绝非平安无事。就在这一年冬天,秦国派庶长(官名)鲍和庶长武带兵讨伐晋国。庶长鲍的部队先进入晋地,士鲂奉命迎击秦军。因为秦军人少,士鲂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没有严加防范。庶长武的部队趁机从辅氏(地名)渡过黄河,在栎(晋国地名)与庶长鲍前后夹击晋军,大获全胜,史称“栎之役”。公元前561年春天,晋国的几个盟国发生窝里斗。莒国派兵入侵鲁国的东部,包围了台城(鲁国地名)。季孙宿领兵救援台城,顺势入侵了郓城,将莒国放在郓城的礼器——一口祭祀用的大钟带回了鲁国,送给鲁襄公做浴盆。公元前561年秋天,吴王寿梦去世,他的儿子诸樊即位。因为晋国的帮助,在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由一个偏远落后的东南小国跃升为晋国的重要盟友,成为了楚国人挥之不去的恶梦。寿梦的死使得鲁襄公很伤心,跑到周公的宗庙中大哭——当然,伤心只是表面的,鲁襄公这样做,是严格遵循周礼的规定:同姓诸侯去世,应当在宗庙中哭泣。吴国是太伯的后裔,寿梦是血统纯正的姬家子弟,鲁襄公同族相恤,倒也不算滥情。只不过吴国数百年来与世隔绝,爹不疼娘不爱的,跟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亲戚往来,红白喜事都互不相问,现在因为寿梦受到晋国的重视,鲁襄公爱屋及乌,便也执起古来,把他当作个正儿八经的亲戚来对待。可见政治人物的眼泪,完全收发自如,千万不能以常人的感情来推测。同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和秦国的庶长无地入侵宋国,洗劫了杨梁(地名)。秦楚两国的这一系列攻势,自然是对萧鱼之盟的报复性行动。在一致对抗晋国这件事上,秦国与楚国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婚姻往来和官员互访也日渐频繁。秦国地处今天的陕西,楚国地处湖北,宋国则在河南,秦军不远千里和楚军会合,直接攻入宋国,说明秦楚两国之间的合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对晋国产生的威胁不容小觑。公元前560年夏天,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和上军元帅士鲂去世。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两个人的去世不仅仅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让他对人世无常有了深切的体验。回想起来,十四年前,正是荀罃和士鲂一起来到王城雒邑,将年仅十四岁的孙周(即晋悼公)迎接回国,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十四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晋悼公由当年的聪慧少年变成了威重天下的霸主,而荀罃和士鲂已然作古,怎能不令他伤感?为了填补人事空缺,晋悼公在绵上(地名)检阅部队,史称“绵上之蒐(sōu)”。中军元帅是晋国军中第一人,也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德才兼备,而且具有领袖群伦的魄力。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军副帅士匄是接任中军元帅的不二人选:其一,中军副帅本来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理所当然应该接班;其二,自士会以来,士氏家族一贯秉持低调的门风,虽然屡屡为晋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却总是谦虚谨慎,小心做人,受到大家的尊重。但是士匄坚决推辞这一任命,他对晋悼公说:“昔日我与荀罃相互了解,配合默契,所以能够担任他的助手,并非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现在荀偃年纪比我大,还是让他来干吧,我会一如既往地担任好助手,配合荀偃的工作!”就这样,荀偃担任了中军元帅,士匄仍然担任中军副帅。晋悼公又命令韩起接替士鲂的位置担任上军元帅。有士匄的榜样在先,韩起也表示谦让,推荐赵武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赵武的职务是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名列第七,而上军元帅名列第三,晋悼公考虑到提拔人才的速度不能太快,转而任命栾厌来担任。栾厌也谦让起来,说:“我的本事不如韩起,韩起都愿意让给赵武,您就听从他的建议吧。”在这种情况下,晋悼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赵武为上军元帅,韩起为上军副帅;栾厌为下军元帅,魏绛为下军副帅。由此而空出的新军元帅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就先空着,暂时由下军元帅栾厌代管新军事务。俗话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晋悼公为人宽厚仁爱,所以晋国众卿在极其敏感的官位问题上,也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谦逊大度。在晋悼公的统治之下,晋国政通人和,诸侯也心悦诚服,团结和睦。左丘明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说:“谦让,是礼的重要前提。士匄谦让,下面的人也跟着谦让,连栾厌这种蛮横的人也跟着服从。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代人都受益,这就是因为取法于善的缘故啊!”继寿梦、荀罃和士鲂之后,公元前560年秋天,又有一位风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就是晋悼公的死对头、已经在楚王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临终之际,楚共王将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了,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风更趋冗长,每逢大人物仙逝,名字之前的谥号不是一个字,也不是十几个字,而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句,均以“伟大的”开头,加上播音员故意放缓了语速来宣读,那叫一个沉重!用这样的定论盖好的棺材,严丝合缝,谁也掀不开……扯远了,回到正题,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和群臣商量的,就是如何给他自己盖棺定论、确定谥号的事。他是这样说的:“寡人没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君。十岁的时候,先君去世,没来得及接受师傅的教诲就匆匆接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以致于鄢陵丧师辱国,让诸位大夫担忧,寡人深感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能够得一善终,在祭祀和安葬方面,得以在宗庙中追随先君,就很满足了。至于身后的谥号,就用‘厉’或者‘灵’,请诸位大夫选择吧!”群臣听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要知道,厉和灵都是所谓的“恶谥”,“厉”的意思是杀戮无辜,“灵”的意思是乱而不损。一个人如果不是实在太差劲,太作恶多端,太荒淫无度,太不得好死,就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恶谥。而他们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君主,虽然不能像他的父亲楚庄王一样开疆辟土,纵横天下,却也兢兢业业,除了在鄢陵打过一个败仗,基本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如果单从为人方面而言,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心胸开阔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与“厉”或“灵”搭上关系呢?楚共王见群臣面有难色,挣扎着坐起来,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了一遍。群臣依然默不作声。楚共王说到第五次,大伙儿才好不容易低下头,表示答应。可是,等到楚共王一死,令尹公子贞便阳奉阴违了。他对群臣说:“侍奉君主的人,在议定谥号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君主的德行,而不是从他的过失方面去考虑。咱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先君在上面领导,安抚蛮夷之邦,广有南海之滨,影响中原各国,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谦恭吗?就让我们将‘恭’字作为先君的谥号吧!”公子贞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所以就决定用“恭”这个谥号。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汉语里,“恭”通“共”字,所以楚共王实际上就是楚恭王。后世好事者对晋悼公和楚共王做了一番比较,说晋悼公征服了郑国,欣然将歌钟与魏绛共享,悠然自得,晋国上下自此日趋松懈,开始走下坡路;楚共王将死,仍然深恨当年在鄢陵败于晋国,故意以“恶谥”来警示群臣,楚国群臣因此而奋发图强,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竞争中赶超晋国。兴衰之道,从这两个细节上便可窥知其征兆了——这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楚共王去世的时候,两年前被楚国扣留的郑国大夫良霄仍然被软禁在郢都。有人对公子贞说:“先王为了出征打仗,要连续占卜五年,连续获得吉兆才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获吉兆,就加倍努力地修身养性,然后再来占卜。楚国不能自强,使臣有什么罪过?您留下郑国的一个卿(指良霄),这是让郑国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此而更加坚定地听从晋国,这对楚国可没什么好处!让他回去吧,他会埋怨国君,仇恨同僚,搅起内部矛盾,这对楚国不是更有利吗?”因此公子贞将良霄放回了郑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一招还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先卖个关子。楚共王的死,在邻居吴国人看来,是可趁之机,于是派兵大举入侵楚国。其实这一年,吴王诸樊也刚刚正式即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君去世,嗣君于第二年正月才正式继任),自己家里的丧事才办完,就趁着别人家里办丧事来捣乱,这种做法很不厚道。左丘明写到这件事,用“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这样一句古诗来评价吴国人的行为,意思是:“不遵照天道为善,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时候。”楚国派神射手养由基担任前锋,司马公子午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抵御吴军的入侵。养由基对公子午说:“吴国趁着我国有丧事,以为我们就不能整军抗敌,肯定轻视我军,不存戒备之心。请您设下三道埋伏,我前去诱敌深入。”公子午采用了养由基的计谋,在庸浦(地名)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将公子党。吴国人挨了打,还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跑到晋国去告状,要求晋国出兵攻打楚国,为吴国报仇。晋悼公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派士匄为代表,召集诸侯的大夫在郑国的向地开会,共同讨论吴国的请求,史称“向之盟”。与会诸侯一致反对在这个时候派兵进攻楚国。士匄于是告诉吴国的使者,趁着别国有丧事而加以讨伐,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晋国和同盟各国均不能答应吴国的要求,而且要吴国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不要任意妄为。晋悼公不答应吴国的要求,自有其原因:第一,他不能让吴国人牵着鼻子走;第二,现在进攻楚国没有胜算;第三,他正在考虑对西方用兵,先解决秦国在背后的威胁,然后再放手与楚国一战。既然不打算答应吴国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发动各国的大夫来开会呢?直截了当拒绝吴国人不行吗?从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来看,士匄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意图不在吴国,而是为了统一思想,讨伐秦国。问题是这些年来,晋国为了与楚国争霸,频频用兵,诸侯都疲于奔命,早就苦不堪言了。大伙既然不同意对楚国用兵,难道会同意对秦国用兵吗?这事难不倒士匄。吴国的使者走后,士匄开始处理同盟各国内务,先是拘捕了莒国的大夫公子务娄,罪名是他私下与楚国有来往。事实是否如此,谁都说不清。但是毫无疑问,两年前莒国入侵鲁国,挑起同盟国内部的窝里斗,这笔账晋国人一直记着,而且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秋后结算。与会的各国代表一看这架势,便明白这是杀鸡给猴看了。从古至今,所谓统一思想,必须先树立一个反面典型,让大伙看到反面典型的下场,思想就容易统一了。但是没想到,拘捕了公子务娄之后,工作推进仍然不太顺利。在进攻秦国这件事上,各国的表态都很不积极,甚至还有一些牢骚怪话。在这种情况下,士匄决定用点猛药。第二天开会,人都到齐了,士匄坐在主席台上,黑着脸,半天不说话。大伙一看,势头不对啊!这又是想拿谁开刀呢?于是都把头低下,生怕触了霉头。会场上一片寂静,忽听见士匄大喝一声:“姜戎氏,你给我过来!”大伙一听,原来是他啊!都松了一口气。原来晋人自古与少数民族杂居,互相融合。到了晋悼公时期,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戎人多次参与晋悼公举行的诸侯会盟,以示臣服。士匄所说的姜戎氏,就是姜戎部落的首领驹支,跟各国都非亲非故,扯不上关系。只见驹支站起来,乖乖地走到士匄面前,不紧不慢地说:“元帅,您叫我?”“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吗?”“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当年秦国人在瓜州迫害你的祖父吾离,他被赶得走投无路,身上报着蓑衣,头上戴着草帽,前来归附晋国。先君晋惠公虽然只有并不丰厚的土地,仍然与你们共同享用,姜戎部落才得以生存。否则的话,你们早就灭亡了,是不是?”“是。晋国的大恩大德,我们全都记着呢!”驹支诚恳地说。“晋侯即位以来,夙兴夜寐,为了天下的和平而操劳,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可是这次会议上,我发现诸侯事奉我们的国君不如以前殷勤了……”说到这里,士匄故意停顿了一下,用凌厉的目光环视了会场一周,然后才盯着驹支继续说,“这是因为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曲解晋侯的意思,损坏晋国的声誉。我已经查明了,这个人就是你!明天我们要讨论进攻秦国的重大问题,你就不要参加了,否则就把你抓起来,扔到新田的大牢里关上几年!”没想到,他这一番威吓之后,驹支不仅没有怕得面无人色,反而慢条斯理道:“元帅要我不参加,我不参加便是了。我们戎人的饮食衣服都和中原不同,言语也不通,不让我参加会议,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但是元帅既然说起历史,我也说两句罢!”驹支还是很淡定,“从前秦国人仗着人多势众,贪求土地,驱逐我们戎人。晋惠公认为我们各部戎人,乃是四岳的后代,不能加以丢弃,所以赐给我们南部边疆的土地。不过元帅可能有所不知,那南疆土地,本是一片荒芜,狐狸在那里居住,豺狼也在那里嗥叫,唯独无人比邻而居。我们戎人到达那里之后,披荆斩棘,驱逐野兽,过得十分艰苦。虽然如此,我们对晋国仍然十分感激,总想着知恩图报,甘愿为晋国驱使。晋国每有战事,我们都积极参与。以当年的殽之战为例,晋国军队在正面抗敌,我们戎人则在侧面攻击秦军。秦军有来无回,也是因为有各部戎人的努力作战。这就好比猎鹿,晋国人抓住了鹿角,各部戎人拖住了鹿腿,才能将鹿放倒。现在晋国因为官员的过失,使得诸侯三心二意,不但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迁怒于我们戎人,这难道是君子所为吗?”驹支还摇头晃脑地赋了一首中原的古诗:〖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这首名为《青蝇》的诗见于《诗经·小雅》。意思是,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落在篱笆之上,心地平和的君子啊,不要听信谗言。士匄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站起来对驹支说:“是我错了,冤枉好人,确实不是君子所为。明天的会议,请您务必赏脸参加。”亲自将驹支送回座位上去。可想而知,向之盟没有能够统一诸侯的思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但是晋悼公似乎没有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反而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59年夏天,再度强行召集诸侯联军讨伐秦国。这次讨伐声势极其浩大,以荀偃为首的晋国八卿悉数出动,晋悼公也亲自坐镇秦晋边境指挥。然而让晋悼公感到难堪的是,数以千乘的联军进入秦国边境不久,就在泾水的东岸停下来,不肯再前进一步。原因很简单:第一,渡过泾水,意味着要和秦国人在秦国的土地上决战,那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第二,渡河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夏天水流湍急,诸侯又缺乏足够的船只,万一被秦国人半渡而击,后果不堪设想。诸侯不肯前进,晋国八卿也束手无策,不敢贸然施加压力。一时之间,泾水东岸堆满了部队,大伙操着不同地方的方言,成天吵吵嚷嚷,就是没有谁肯第一个渡过河去。荀偃很郁闷,派大夫叔向去见鲁军的统帅叔孙豹,说:“诸侯因为秦国不恭敬而讨伐它,到达泾水就不肯前进了,这对讨伐秦国有何益处呢?”前面说过,叔孙豹是叔孙侨如的弟弟。当年叔孙侨如夺权阴谋败露,出逃到齐国,叔孙豹便继承了家业,成为叔孙氏的族长。“三桓”的势力没有因为互相争斗而削弱。三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62年的春天,由季孙宿发起了“作三军”的军事制度改革,将鲁国的常备军由二军扩编为三军,“三桓”各领一军,公室不再直接控制任何武装力量,从而将鲁襄公彻底架空,形成了“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的局面。叔孙氏历来担任鲁国的司马,叔孙豹在当时的“三桓”中又最年长,所以统帅鲁军前来参加讨伐秦国的行动。听了叔向的抱怨,叔孙豹也没有接他的茬,而是自言自语地赋了一首名叫《匏有苦叶》的诗:“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匏,就是葫芦。葫芦不中吃,但是老黄之后,可以用作浮囊,结成葫芦筏子,用来渡河。叔向听了,不再说什么,向叔孙豹深深地作了一揖,跑回去向荀偃报告,同时命令手下做好准备渡河。果然,这天夜里,鲁国和莒国的部队率先渡过泾水。听到这个消息,郑军统帅公孙趸坐不住了。他跑到卫军统帅北宫括的营中说:“我们服从人家的领导,却又各怀异心,这样的事情真是让人生厌啊!”北宫括说:“是。”公孙趸说:“鲁国人行动也不打个招呼,还兄弟之国呢,太不够意思了。”北宫括说:“没办法,谁叫我们都不如人家醒目呢?现在我们就算渡过河去,功劳也是鲁国人的了。”公孙趸说:“不要那么悲观,我们现在还大有可为。”北宫括说:“怎么可为?”公孙趸说:“你跟我来。”两个人驾着马车,跑遍了诸侯的大营,呼吁大家齐心协力打过泾河去,报效晋侯。这一声喊纯属多余,因为大伙听到鲁军渡河的消息,都不约而同地打点好行装,已经准备好出发了。但是公孙趸仍然吆喝得十分起劲,整个泾水东岸都回荡着他那浑厚的男高音:“各国的勇士们,快起来渡河,胜利就在前方,我们可不能让晋侯失望呐!”荀偃正在召集晋国八卿开会,听到公孙趸的吆喝,不禁问道:“这是何人?”士匄说:“听声音像是郑国的公孙趸。”荀偃点点头:“不错,赶得上咱们宫中的乐师了。”闹哄哄地折腾了一夜,黎明时分,联军全部渡过了泾水。秦军没有在渡河的时候来捣乱,现在也全然不见踪影。大伙儿抓紧时间,就在岸边搭起炉灶,打来河里的水,泡米做饭。饱餐一顿之后,问题来了!只见有几位士兵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像蚯蚓一般扭来扭去,身体很快就僵硬了。大伙还没回过神来,身边又有更多的人相继倒下,接着有人大叫:“水里有毒!”有人赶快呕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有的人眼睛里开始流血,有的人拔出剑来朝着空气一阵乱砍,有的人跪在地上以头抢地,还有人抱住别人张嘴就咬。一时间,泾水西岸就如同人间地狱,死亡的味道弥漫在清晨的雾气中。毒自然是秦国人在上游放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次大规模使用毒气早两千年。由此而取得的战果是,联军超过一半的士兵死亡或丧失战斗力。面对这种情况,撤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郑庄公的子孙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与众不同。在公孙趸的带领下,郑国部队整顿车马,留下死伤的士兵,继续向秦国腹地进发。这种近乎悲壮的气概鼓舞了所有人,各国部队都打起精神,跟在郑国人后面前进。这一次,连荀偃都对公孙趸刮目相看了。“子蟜(jiǎo,公孙趸字子蟜)不但是位君子,也是一位勇士。他的所作所为,应该得到我们晋国的感谢。”荀偃的感谢不是一句空话。五年之后,公孙趸去世,晋国甚至向周天子请求以诸侯的礼节为其举行葬礼,算是对公孙趸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的回报——当然,这是后话。联军前进到棫(yù)林(秦国地名),与秦军相遇。荀偃派出一名使者,前往秦军大营,数落秦国人的种种不是。秦国人听完使者的谴责,没有任何反驳,仅仅是问了一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打仗的?”只有底气十足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秦国人的底气来自于多方面:一、联军远道而来,秦军却是本土作战,以逸待劳;二、联军人心不齐,秦军却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三、联军人生地不熟,秦军却是轻车熟路,占尽地利;四、联军在泾水已经折损过半,秦军却是毫发未损,联军的人数优势不复存在。使者回去把情况一汇报,荀偃就跳起来了,下令:“明早鸡一叫就驾好马车,堵塞水井,夷平军灶,大家唯我的马首是瞻(成语出处)!”填井夷灶,相当于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听到荀偃的命令,诸将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现在的战略优势全部被秦军掌握,联军胜算微乎其微,最好的办法是安营扎寨,坚壁深垒,以不变应万变。就算是非要进攻,也必须准备好后路,而不是孤注一掷。要知道,晋国四军全都参与了这次行动,万一全军溃败,晋国的百年霸业就毁于一旦了。大伙都不说话,谁都知道荀偃正在气头上,劝也没有用。沉默了半晌,下军元帅栾厌终于忍不住了,突然站起来,一脚踢翻跟前的案几:“这是我从军以来听到的最糊涂的命令!你们愿意打就去打,反正我的马首向东。”说完大踏步走出去,留下荀偃等七卿在帐中目瞪口呆。栾厌说得出做得到,回到自己的大营,马上命令下军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士匄跑去问下军副帅魏绛:“你不会也打算跟着栾厌走,把主帅抛弃在这里吧?”魏绛的回答很巧妙:“主帅多次教导我们,要服从上级的命令。我的上级就是栾厌啊,他要我走我就走,这还用考虑吗?”下军一走,其余各军也都蠢蠢欲动。荀偃也冷静下来了,长叹道:“看来我确实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如果留下来,无非是让自己成为秦军的俘虏。”于是命令全军准备撤退。在晋国的官方记载中,这次讨伐秦国的行动被称为“迁延之役”。迁延的意思就是因为拖拉而无所成就,确实就是这次行动的真实写照。有意思的是鲁国的史官,《春秋》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有意不写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和仲江等参与者的名字。左丘明解释,那是因为他们太自由散漫,迟迟不肯过泾水,所以不值一提。回想起来,栾厌抗命不遵,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元前563年的颖水之役,主帅荀罃不想前进,栾厌偏要前进,结果拉动全军前进;现在形势恰好相反,主帅荀偃想要前进,栾厌偏要撤退,结果导致全军撤退。虽然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主动撤退确实是明智的选择,可是一个人总是和领导对着干,我行我素,目中无人,未免又太不明智了。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靶子。靶子的意思就是:一、大伙心里面都想撤退,只是不敢说出来;二、栾厌不但敢说,而且敢做,挽救了整支部队;三、大伙心里偷着乐,嘴上却都在骂栾厌,说我们大老远跑来,死了那么多人,因为那小子乱搞,害得我们无功而返——联军大营中,这种议论传得沸沸扬扬。栾厌倒是沉得住气,可他的弟弟栾鍼(zhēn)就受不了了。这个栾氏家族的年轻人,性格刚烈如火,比栾厌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找到士匄的儿子士鞅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现在又无功而返,不只秦国人耻笑我们,诸侯也看不起我们。我们栾氏家族有两个男子汉立于戎车之上,怎么能够不感到耻辱呢?”——栾鍼担任栾厌的戎右护卫,是以有此一说。士鞅说:“那你想怎么办?”“我愿以死来洗刷家族的耻辱!”“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想法,但是既然你已经决定这样做,我愿意跟随你!”士鞅说,“谁让我是你的朋友呢?”栾鍼紧紧握住士鞅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个人一前一后,各驾一辆战车冲向秦军大营,战车上的“栾”字和“士”字大旗被风扯得猎猎作响。联军将士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几万双眼睛注视着他们,只见两道烟尘朝着秦军大营滚滚而去,虽然势单力薄,却又宛如千军万马,惊天动地。眼看“栾”字大旗已经接近秦军营寨,营寨内突然有了响动,箭如飞蝗而出,瞬间便将栾鍼和他的车马射成了一只刺猬。跟在后面的“士”字大旗明显地停顿了一下,减缓了前进的速度,接着又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士鞅最后远远地望了栾鍼一眼,快马加鞭,在双方将士的一片嘘声中又跑回联军大营来了。“是你儿子害死了我弟弟!”当天夜里,栾厌满嘴酒气地闯进了士匄的营帐,“他不想去,是你儿子唆使他去。现在他死了,你儿子却活着回来了,那就是你儿子杀死了他!”“士鞅勇气不足,我这个做父亲的十分惭愧。”士匄没有作任何辩解,只是将手搭在栾厌肩上,想给他一点安慰,却被栾厌一把推开:“你如果不赶走你儿子,我就杀掉他!”士匄闻言,苦笑了一声,问道:“你是说真的吗?”栾厌恶狠狠地说:“我说到做到。”一脚踹翻眼前的长几,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营帐。据《左传》记载,士鞅是士氏家族中第二位流亡到秦国的人。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士会,曾经于赵盾当政的年代流亡秦国,后来又响应召唤回国,成为一代名臣。作为士会的后人,士鞅被迫流亡到秦国后,居住的时间也不长,大概在第二年就回到了晋国,而且当上了公族大夫。据说,秦景公曾经问士鞅一个问题:“晋国的大夫谁将先灭亡?”士鞅不假思索回答:“应当是栾氏吧!”秦景公又问:“是因为他太过专横吗?”士鞅说:“是的。栾厌的专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因为祖宗的余德,他本人还可以免余祸难。这样的话,灾难恐怕要降临在他的儿子栾盈的身上。”秦景公不理解,士鞅解释说:“晋国人爱戴栾厌的父亲栾书,有如周朝的人民思念召公的恩情。甘棠遗爱,何况其子?栾厌如果死了,栾盈尚未惠及国人,而栾书的恩泽已经被人淡忘,栾厌平日里专横任性所招至的怨恨就会被放大,祸及其子,栾盈就有难了!”召公就是召公奭(shì),是周朝初年与周公旦齐名的政治家。据《史记》记载,召公巡视领地,在一棵棠树下处理政事,上至侯伯,下至庶人,都心悦诚服。召公死后,大家感念他的仁德,不忍心砍倒那棵棠树,便有了《诗经》中的《甘棠》一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茂盛的甘棠啊,我们不要采伐它,因为召公曾经在它的树荫下休息过呢!士鞅以“爱其甘棠,何况其子”来比喻晋国人对栾书的感情,说明栾厌之所以至今没有惹祸上身,完全是因为沾了栾书的光。秦景公听了士鞅的见解,深感佩服,不顾秦晋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派人到晋国为士鞅说好话,使得士鞅能够很快结束流亡,回到自己的祖国。第二章 列国的内斗【君不君,臣也可不臣】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文·冇·人·冇·书·冇·屋←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好!”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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