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全集(Zei8-18

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人）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