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1士兵奔赴疆场，非为送死，而在杀戮。战争在政客、谋士乃至史家看来，无非攻城掠地、耀武扬威；但在战士眼里，战争的意义却在于为杀戮罩上了合法外衣。有了政府批准、民众支持，残杀就不那么惹眼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越战，英、美、澳的参战者不计其数。血既污手，心也蒙垢。本书将记录战士贴身近斗时种种心思体验，在其讲述中个性亦必有所显露。战时情感不仅丰富，彼此间抵触亦多：有恐惧，也有同情；有恼怒，也有振奋。其有违一般道德处，虽不能为旁人解，在当事人却是真实感受；其之所以如此，或可归于冥冥主宰。内心愧疚既难平息，总希望可以有所慰藉；战时经历无非暴虐，却也得勉力找寻欢颜。一战、二战、越战，乃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之战争，亦是本书重点。其他战事加在一起也有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其惨烈程度以及对英、美、澳军民的影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一战中，法军某随军牧师寓讽于谐，一语点破：“士兵之责，尽在杀敌……”又说：“其若避死，必为省事。”乔治·伯明恩，《随军牧师法国纪行》（伦敦，1918），页64。士兵有何“责任”，人所共知。但让人称奇者，时至今日，仍有论者否认杀戮对于现代战争之重要意义。在战争中，取人性命虽非必然：屋舍田亩、军用设施也会遭袭，伤人也未必致命，但本书所检视的三次战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皆以杀人为第一要务。多数论者对此不予置评，余者径否认之。似乎战时“经历”不是士兵间的手足情深、前线的艰难困苦，就是弥留之际的莫名恐惧。读战史，总让人以为战场之上，有见杀者而无杀人者，这实在不能怪读者。本书旨在回归历史本真。毕竟，凡战，兵士对自己使命皆了然于胸，心头并无幻想；其暴行亦难“遮掩”。颂暴之举不仅状极骇人，其因亦多端。英国东兰开夏第42师《1918年野战手册》便要求军官“嗜血，并时时钻研督阵、破敌之法”“军官行为准则”，《东兰开夏42师战时手册》（奥尔德肖特，1918），页8。或见战争部《1917年攻击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4。。时有一人，号称“无人地带之王”，常做悚人讲演；更有教官，训话冗长，属下若面露怯意则声色俱厉，与言若不以杀人为乐，则不配作步兵云云。格雷厄姆·格林沃尔，《步兵于战：一个尉官的战时书信1914—1918》，1935年首版（伦敦，1972），页142，“致母亲的信”，1916年10月9日；W.柯尔比，《1917坎布赖之战》，页2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马可老七”，《一陆军中尉在索姆河1916》（伦敦，1927），页120。1955年时，曾有两美军高官指示道：“杀敌是军人天职，用步枪、榴弹、刺刀皆可——哪怕肉搏也行……在平民社会无此说。”（步兵）上校乔治·福塞思、（装甲兵）中校哈罗德·邓伍迪致编辑书，“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号），页5。许多前线士兵也曾尝试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来传递自己的经历，对此书中多有引用——如阿瑟·哈伯德（他支吾着跟他母亲说，一想起此前处死三名囚犯的经历就“后怕”）、理查德·希拉里（他在打死一名德军飞行员后辩解道，“我这是在行正义”）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他坦言，虐杀实在“刺激”）等。有士兵操一口乡音，径邀女友分享杀戮之乐，夸言自己每天杀敌，“少则一人，多数日子是两人”，“亲爱的，每杀一人，我就想及你；一想到你，便又有了气力”“列兵威尔逊致塞尔的信”，引自纽恩·戴维斯，《营中对话：关于“现役”》（伦敦，1900），页93。。他们不仅自己清楚，也跟家人坦言：自己思维、行动，无不关涉杀戮。列兵彼得·麦格雷格，“书信集： 与妻书”，1916年7月7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奥利弗·洛奇爵士，《雷蒙德，或死生事，往事留存及殁后萦思为证》，第10版（伦敦，1918），页53，雷蒙德·洛奇1915年6月28日与家人书。不论是否诉诸行动，杀戮之念，凡服役之人均有体验，其书信日记亦多有表露。凡人，想不察战时屠戮也不可能，亦必知晓自己所扮角色：此军民皆同。在一般人眼里不必出生入死的兵士，对其不多的见红经历也是津津乐道。炮兵距敌总在数里，也有述说战场可怖景象的：尸横遍野，或半倚壕墙，或仰面朝天，或埋首泥浆……其惨烈非亲眼目睹不能信。这些德国兵真是不幸，我注视良久，其死时的表情绝难忘怀。威廉·卡尔，《投铧从戎时：炮兵的回忆1917—1918》（伦敦，1985），页47—48。另见肯尼思·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31—32；塞西尔·索默兹，《昙花英雄》（伦敦，1917），页76—77；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2高射炮兵更难见血（女兵可以指挥开炮，即是明证），但间或也能见到弃机、坠地、身死者（1943年，曾有一英国陆军中尉说道，“对他们是铲是埋，竟不知该如何处置”）以及本方士兵的欢呼。安东尼·厄温，《步兵军官：琐忆》（伦敦，1943），页66。一战时的飞机既重且慢，敌机与炮手距离尤近。例见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役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139及214。及至二战，战机驾驶员的“空斗十诫”中仍有“未见敌军眼白不得开火”的规定。引自某南非战机驾驶员所藏之“空斗十诫”，收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5。关于近身空战，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54，摘自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于役》（伦敦，1918），页75；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139；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4。是时，曾有英军飞行员接到命令，要求他飞临已中弹的德军潜艇，扫射敌军残勇作为机枪练习。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10—11。这些听来激动人心，实战中却未必常见。下文会讲到，在某些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越战的诸多战役）和兵种（军中精英、擅长奇袭近战的突击队是最显见的，即使以刺刀、榴弹营生的步兵亦然），贴身近战其实常见——尽管言者只是宣泄、寻慰，未必据实以呈。战例虽寡，但站在战士角度，实关乎生死，故常绘声状之（有时不免失实）。对杀戮细节如此在意，在全部战史中都可以见到，野史如是，正史亦然。取人性命不是寻常举动。本书会重温战时飞鸿，比如约翰·斯朗·瑞德尔·霍奇森就在叙述杀戮之余，并呈家庭琐事，两部分相合无间。1915年3月28日，他驰书父母，为寄袜事言谢，并说：“役中，（袜子）总是多多益善，整日杀戮时尤然”。其战时书信，语调、情绪皆如此。一年后，称自上封家书后“尽在杀戮”，“惟一例外：某日，终日瓢泼，枯坐帐中”。约翰·霍奇森，“一年轻士兵的家书：致父母书”，1915年3月28日及1916年1月19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本书每一章都将介绍一名像霍奇森这样参加过一战、二战或越战的“普通”士兵，其家境、国籍都未必相同。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兵以及被强征入伍的；但都说自己“就是一普通人”。其实人性之恶不必归罪乱世。即如你我之类“常人”，所做各种暴虐事，亦未可胜数：这一点已有无数研究证明。最为人知者，有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庸常的邪恶实录》（纽约，1965）；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牛津，1989）；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雷尔·希尔伯格，《犹太人之欧洲受难》（伦敦，1961）；斯坦利·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89—90。现代战争中的暴行多因“道德麻痹”或“外物使然”而生。能杀戮无数而无动于衷，皆因杀人者实（其身心所系之）技术也。以二战为例：莱文沃思堡曾有顾问注意到，士兵们一谈到“某某武器性能优良”，总是眉飞色舞。他还注意到，他们全部注意力都在武器的物理、弹道性能上，根本无暇考虑这些金属“臂膀”的恐怖、残暴。爱德华·麦克唐纳，“社会调教以利黩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29卷6期（1945年7—8月合刊），页449—450。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在越战中亦有类似观察。他的《战后归乡》（1974）中，有技术使人“杀而不觉”的观点。“做事”的熟练程度、物质激励下的内部竞争，再加上“技术使然”的幻觉（既有武器在手，何妨物尽其用？），会使人身不由己、盲目杀伤。罗伯特·利弗坦，《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50。另见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武器与理论》（伦敦，197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320世纪的战事已全然机械化，这一点已成共识。科技武装战争；参战兵士渐少。一战时，每一人参战，就有8人支援。二战时，支援与作战人数之比已为12∶1。及至越战，在驻越的280万士兵中，实际参战者不足30万。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6—30。作战与勤务人员比之低在某些兵种，譬如空军中尤为突出。杀人愈加机械，技术实一肇因。一战时，杀一人（平均）需子弹1400发。索姆河一役，每射中德兵一人需30发炮弹。当时两军对垒，几乎不打照面。二战末期，每27500平方米才有一人（对比美国内战时，每257平方米即有一人）。肯尼思·麦克塞、威廉·伍德豪斯（编），《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伦敦，1991），页111。“区域攻击武器”如榴霰弹、毒气弹等，可实施远程间接打击，虽有死伤，却不惨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六成以上伤亡皆由烟火弹、迫击炮、空投弹引起，而（不同于常人想象）刺刀致伤不到百分之一。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及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210。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丘吉尔尝言，现代战争聚积了“巨大的动原”，“使人为机器所戮”。又云，杀戮“已成产业，与芝加哥宰牲无异”。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引自罗纳德·克拉克，《军方科学家之得宠》（伦敦，1962），页17。但本书始终强调，死亡依旧可以体验，是技术无论怎么进步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战士可以想“见”敌人饮弹的景象，借此估摸手中武器的威力，甚至悬想杀伤时的具体情形。上述心理活动，尤以无法亲见敌人饮弹时最为经常。威廉·J.西蒙有诗论越战，名《吾乡》，诗云：人都叫我大刀乔基：丛林里满地血污皆我所赐，死者模样今儿才真切见到。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个体的经历、悬想，以及对战斗场面的描摹，都是本书重点。其实，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不仅于精神、心理有益，还能减轻盲目杀戮带给人的冲击。所以，技术虽可用来杀人，却无法麻痹良心：死伤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所可奇者，士兵对情感交流、自身责任的倚重，哪怕高新技术也难改变。其实也不怪，其信札日记让人感动的地方，正是因为其没有“麻木”。即利弗顿的采访对象，在苦楚中仍尽力明了自己作为死亡使者的角色。其实，用“麻木”来形容置身事外、漠然观战的平民或许更为恰当：真正杀人者，其心难安，离“麻木”反远。对个人德行的坚持，在战士中尤其普遍。战士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也并不只代表个人：战时与平时杀戮的区别在于，在战时，上至国家、军队，下至连、排，战友都亲如手足、彼此关照。无论军、民，暴力常借机构之名以行：借“外物使然”行平素未敢之事，何其多也。研究此种情形，最著名者为斯坦利·米尔格兰，见其《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米尔格兰之洞见，他人有所借鉴，如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页43。很多士兵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开脱，后面还要谈到，但也不应夸大。是说漏洞亦多：究竟如何甄别命令是否“理所应当”？而且，遵从上级命令与为自己行为负责也未必不合。曾有实验考察“外物使然”与承担责任之关系，颇有趣，见戴维·曼泰尔、罗伯特·潘泽雷勒，“遵命与负责”，《英国社会和实验心理学杂志》，15期（1976），页239—245。百姓乐于宽宥军人，使之免为其战场行为负责，古今皆然；倒是士兵自己急于延揽罪责，裁判他人举止，己行亦任人评说。史家在评点过往人物时向来出言谨慎，例见理查德·库恩，“纪事”，收霍斯特·布格（编），《二战之空战举凡：各国情况对照》（牛津，1976），页40—41。但如果要给古往今来征战之人以一公平、合理的归宿，舍此并无他法。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纪战事之主角，首为平民，其次才是军人，且后者入局，实历史弄人。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战斗，只为证明战时杀戮之正当，且多愿为己行担责任。人非草木，迁罪长官固然方便，但心中罪感无法一并移去。描述战时经历，非有个人的信念支撑不可，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这不是说外因与己责难以确定：士兵在战争中必然会遇到难解的冲突。所谓责任，虽有悖常理、无可名状、复杂难解，但战士怀此念，也非矫情。战争中人亦需做道德判断，史家虽可踌躇、斟酌，但众兵士的道德星空却未可漠视。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4战 地 故 事战场上只有濒死兵士的苦痛可以信任；余者皆妄言。书中出场者，或三缄其口、无动于衷，或满腔敌意、不迭否认。“在场”之人，总以为自己所知最多、也最真切，例见陆军上尉约翰·朗，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2并比较尤利西兹·李，《二战美军专项研究：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但酣战之际，哪怕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有模糊、难解，或难以言传的地方。曼彻斯特兵团某士兵曾说过：嗨！那仗打的真叫凶。要有人能写下来就好了。唉，不过不可能啦，天太黑，地方又小，没人能讲清都看见了些什么。欧文·沃特金斯，《在法兰西和佛兰德与法军并肩作战》（伦敦，1915），页127。这般坦诚在一则日记中也可以见到。日记开首是：“有一事宛在眼前（虽病榻梦得，没有亲见——但我相信确是真事无疑）。”陆军T.沃勒康伯中校，“大战日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即服下“吐真药”之人，其言亦不可尽信。战士情绪狂躁，服巴比妥类药物，能恢复记忆，以满带感情地叙述战斗经历，也有人突然扑向精神病医生，好像面对敌人一样。但他们的回忆并非受抑记忆的再现，所述战争景象多不是事实，或严重失实。埃德温·魏因斯坦，“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7。越战期间，受“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困扰的士兵惊讶地发现，从未上过前线的老兵脑中竟经常闪回战时的景象。“这些人症状不轻”，某退伍兵抱怨道：我可理解不了。便问：“你们都在说些什么？你们不都在炮兵部队，在大本营吗？在五英里远的地方打炮，哪来甚么近身搏斗？”理查德·福特第三，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越战黑人老兵的口述历史》（纽约，1984），页35。这些奇闻漫谈都不是捏造，而且颇能愉悦人，T.培根，“侄儿拉尔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尔斯·巴林坦爵士与内弟培根先生书信集”，拉尔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亨利·科特尼，“书信集”，序号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8—10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E.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无论回忆者还是写信人，都坚称其笔录“属实”。为服人，还把“我可是从战场下来的”经常挂在嘴边，为了吸引听众，在叙述时不免添油加醋。一名叫威廉·威利斯的澳大利亚士兵在1917年写给某少妇的信中，就不吝笔墨，铺叙其不久前拼刺刀的经历，虽然用了很多篇幅，读来却难服人。他在信中写道：特别想知道你读上封信时的感觉……我虽尽力写得有趣，却担心总是讲战争，你读来不免乏味。你不在当场，要是觉得我等“惊险动作”不过如此，我也不怪你……要在后方了解战事，除读报外并无他法，而报纸为耸人听闻，不惜无中生有。我信中所写事，皆亲身经历、感受深者，即此，仍常念你读来或觉无趣。我所写皆实事，且素忌用笔不察，误导视听。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但在第一章，我们就会见到，他笔下的战斗场面多出于想象，正是写战争的传统方法。但如他所述之事，仍须给予重视。书中节录，多言创伤：叙述者或曾杀伤，至少也曾试图杀伤。虽是杀手，亦必为人所伤。其叙事前后不一致处，大多在慰聊，实想象也。但疑惑、希冀和幻想，不正是人生应有之义？由史观之，诸多事件或曾“发生”（亦或无），更易、重构“经历”者，人口也。战时杀伤真有其事，不是想象：但杀伤一旦发生，即被人脑储存，或解读，或发挥，或重构。提姆·奥布赖恩，就在他关于越战的《他们那代人》（1990）中写道：什么事真的发生过，什么似曾发生，实难分辨。似有之事总被当作事实记下。视角因此偏斜……以后他人传言，貌似真实而其实未必，再加几分梦幻，叙事因此失真，然幻中确凿事一一俱在，未有加减。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21。战时厮杀，前有“预备”，后有“清理”。开打前，士兵于杀戮情形必有想象，军官亦会为之鼓劲，要他们上阵务必勇猛。如此，战前想象与战时体验必不妥帖，这将是本书前三章的论题。士兵一旦于役，所做所思必因人而异。英勇者有之，暴虐者亦有之，对此四至六章将有比较，所谓“刀锋将入，心中所感，爱实胜恨”的旧说也将受到质疑。此外，对不时袭上战士心头的罪感与苦痛，也有讨论。所谓道德，既规约杀念，也鼓励暴行。至书后半，九至十一各章检视所谓“非战斗人员”。随军的牧师、女兵亦有奢念。硝烟散尽，其浮想较之罪感缠身的战士，暴虐过之。回忆交战经历，死者相貌虽不得见，但个人杀戮体验总还有的说。这类叙述散见书中各处。其要，一为语言，二为想象。 如未亲见尸首，辄悬想之。照此说来，征战不是地狱，战士亦非蛮兽。近身杀斗，乃在某一情境中行事，必有言语、感受乃至欲念。战时杀戮，必与一定的社会、文明牵连，无法单独作评。人与人间的社会联系，虽杀斗亦无法割断：至多是调整而已。凡追忆必有添加，战士们是如何叙述杀伤？战争起因为何？本书将一一讨论。再有，在20世纪，屠戮与人类想象、文化如何纠缠？也是我们要追究的问题。第一章战争欢愉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将来某一天，你也会翻找阁楼上的箱子或听你的玩伴说起他们父亲的英勇故事，可以想见，你会满心激动地要我给你讲打仗的故事。那时，我该怎样答你？R.L.巴思，“给幼子的信”，1987R.巴思，“给幼子的信”，收巴思，《当兵的日子：越战诗集》（圣巴巴拉，1987），页38—39。述说战事是把握战争中根本矛盾的一条良径：杀伤同类，固然会有悲念，但也愉悦莫名。这一含混很多士兵都有提及，威廉·布洛伊勒斯便是其中之一。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做过《得州月刊》、《新闻周刊》编辑的布氏，探究了战争叙事的一些固有矛盾，其分析于1984年成书。作为“过来人”，他语带亲昵又不失权威地写道，在被问及战争体验时，士兵多不愿作答，言下之意：“战争太可怕”，而他们颇“厌战”，宁愿把这些事“忘了”。布氏认为，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 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其次——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手中有一枚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60式机枪，就好像拥有了神话中的“魔剑”或传说中“亚瑟王的神剑”：只消动一下手指，无须算计，正闪念间，噗！随着一声闷想、一阵痉挛、一道闪光，远处的卡车、房子、人群，立时灰飞烟灭，尘土落处，已无踪影。战争与竞技颇多类似——布氏深信，体育是已知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两者都在挑战人类体能、心理的极限，并由此带给人莫大的满足（当然，存活是第一要件）。布氏视战争为消遣，并将此中之乐比作小孩玩“牛仔追印第安人”，高呼“砰，砰，去死吧！”时的率真，或大人看战争片中演员“血”溅屏幕、应声倒地，耽于悬念时的紧张。布氏认为，战争之乐，远甚于此。杀戮可产生精神共鸣，亦合美学上的审悲快感。杀戮“极具美感，实难抵拒”。在今天的战士看来，一挺60式机枪，其做工之精细、内里之高贵，较中世纪武士的雕镂短剑毫不逊色。此中喜好因人而异：同是海军陆战队员，有人钟情凝固汽油弹，不声不响却威力无穷，转眼间就能让整排房子遁于无形，“像是约好似的”；有人（布氏即是一例）垂青白磷，“一引爆则不可收拾，任何目标一旦粘上即为烟雾笼罩，并迸射出彗星状物，其身红透，并拖白羽，煞是好看”。此种经验，有似神明开导，或类爱欲燃烧：堪比杀戮者，只有高度“性”奋和心灵开启。不管怎么说，打仗就是“刺激”。布洛伊勒斯还注意到，人类的战争感受，还有些许狂欢的成分在，这在本章尤其重要。他以近事为例，作了说明。其时，他的战友射杀了一名北越士兵，把尸体靠在口粮听上，给他戴上墨镜，叼上烟，还费尽周折，把一块“硕大无比、形状俊美”的大粪搁在那人头上。布氏的反应是：我假愠，亵尸会起到反作用，向非美军所为。但我不是真怒，表面上一副军官面孔，心下却……止不住想笑。而且确是笑了，半是因为欣赏这可憎的并呈：排泄、死亡，还有性；半是因为心头的喜悦：他——管他是谁呢——已经死了，我——独特、惟一的我——还活着。如此快意于“物质实体原则”，如此执意于颠覆圣仪，两相结合，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4—65。承认以战争为乐的并非只有布洛伊勒斯一人。战争和现代人的思想已渐不可分，以至颇为暧昧。知道了这一点，许多新兵在谈及“放血”时的欣喜之情或可解。电影脚本、文学，较之日常图景总要新鲜、刺激许多。此类叙事未必能引人效尤，但其刺激处，却也在人脑中辟出专区，可供杀戮之念纷呈；其话语结构亦使暴行得以归理，从而登堂入室。杀斗范型颇能诱惑人，正是因为其虚幻的质料，给人预留了想象空间。战争文学与电影远在参战前，男女少壮即已从杀戮文字中获得快感。澳洲少年想象力充沛，划定大片丛林，扫荡了其中的原住民；美国小伙以拳代步，将不驯的印第安人赶离了市郊后院；英国男孩在运动场上虐杀了不少污浊、肮脏的黑人。战争文学、电影和游戏，使人心向杀戮。当然，沉迷武打小说与杀念未必有关。此种小说的痴迷读者不乏少女，她们也崇拜男主人公，但其阅读快感也来自对女主人公爱恨情仇的关切。细读战士的日记、书信、传记，其借助（并改造）文学、影视意象，以吸引非战人士的努力，可谓一目了然。我们读过的战争小说，实在是受众最广的“基础训练”。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2本书论及的三场战事——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越战——其素材风格多样，既有大众漫画、帝国传奇，也有文学经典，如班扬的《天路历程》、维多利亚时代的丁尼生和威廉·莫里斯笔下的浪漫文字，亦不乏1939年以来称雄影坛的战争片。这些作品自成一格，已有许多史家和文学研究者作过分析，其中最精辟者莫过于美国人保罗·法塞尔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大作，《一次大战与时人记忆》（1975）和《二次大战：理路与表现》（1989）以及杰伊·温特的《感怀之地，哀痛之所》（1995）。在整个20世纪，战争文学一直风行。影院也推波助澜。1942—1945年间，好莱坞故事片有三成取材于战争，大半由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及战争情报办公室协助摄制。肯·琼斯、阿瑟·麦克卢厄，《战时好莱坞：二战中的美国电影业》（南布伦瑞克，1973），页16及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71。至越南战争，美国防部已无力控制战时影像（但仍能控制宣传片的发行，以及在各地独立和非商业频道的播放），电视已经把战争场面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客厅。战争电影、文学的吸引力不难想见。无论何人、何事，只消以此为背景，即较日常景象增色不少，或更气派、或更壮美。许多史家看重战争废墟中升起的幻灭文学，这不难理解；即是爱国主义题材和对战争的英雄主义刻画，亦从未失宠。除经典作家如威尔弗雷德·欧文、齐格弗里德·萨松和埃德蒙·布伦登以外，战争作品依旧充斥着“雅言”和陈词（如战火洗礼、青壮改颜、武士英勇之类）。论述至当者仍是泰德·伯加奇，‘文字当道’：一战的语言、诗歌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当代史学杂志》，58期（1986年9月号），页643—668。电影也是一样。宣扬爱国主义的文艺片，比如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1968），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虚构故事、典型人物，惟其夸张而更易辨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1979）挖掘了人内心的黑暗，追索了以残酷为乐的深层原因。片中，无往不胜的基尔戈上校抽空拍着属于自己的约翰·韦恩式的片子，海军陆战队员出入枪林弹雨，在危机四伏的海滩上享受着惬意的烧烤，瓦格纳乘着战斗直升机呼啸而过：这些在观众看来非常过瘾。随着“二流电影”走红，英雄史诗片更趋极端。西里奥·H.圣地亚哥在其《打入敌后》（1987）中，指望观众将主人公视为超人，凭一支机枪就能撂倒数百敌兵，白天潜入敌营。他们无需休整，英勇无敌，成天就是不知疲倦地杀，杀，杀。并非所有作品都炫耀武功，美化战争。凡战，总有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反对穷兵黩武，战时、战后皆然。最显著者即一战文学和表现越战的影视、文学作品。这些虚构的叙事，不再为杀戮“开释”，其主旨多是个人理想的幻灭，以及面对技术驱动的军国大国时的不足道。电影《猎鹿人》（1978）的导演麦克尔·西米诺曾说，“好的战争题材电影”必是“反战的”。引自泰里·克里斯登森，《胶片里的政治——美国政治影片纵览：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到“野战排”》（纽约，1987），页152。正如反战示威常背离初衷，变成“胡、胡、胡志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为战争鼓劲一样，反战电影不过是换个战场，很快就又给战争贴金。越战时的菲利普·卡普托是个好例子。训练时，他就提到课堂实在麻痹人：“当时以为战争很浪漫，可以拼刺刀，还可以死里逃生”。为什么呢？“我想像《瓜达卡纳岛纪事》、《见鬼，给我撤!》等电影里那样打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4。这些电影虽然把战争场面写得很丑陋，而且排斥英雄主义，但仍深深吸引了卡普托。如实表现战争，未必就是宣扬反战或和平主义。详细讨论，可见南希·安尼斯菲尔德，“天启之后：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中的叙事”，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275—277及唐·林纳尔多，《刀笔写越战》（杰克逊，1994），页176。观众、读者爱看的恰恰是恐怖场面：杀戮加羞辱，那才叫带劲儿呢，哪还管得了反战的那套说教？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1987）中的叙事者也承认：“多数美国人会拿大把辛苦钱去看精心处理过、吸引力很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场面：没有人例外。”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4。反战文艺作品还有一不明朗处：杀戮之恐怖固然可以仔细刻画，但敌军是由个体组成，每个人虽罪大恶极却也能获得观众的理解甚至同情。于是，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战士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点上，“战士”本身反倒没人顾及了。比如，罗兰·艾梅里希在《万能士兵》（1992）中反复渲染的暴力场面，不过使人区别了中士斯科特（收罗人耳的那位）和列兵德夫勒（他不愿射杀平民）而已。论行伍，两人都是好兵：这不结了？同样，约翰·厄文的影片《汉堡山》（1987）开场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镜头，不过用来为好兵正名而已。影片中，下落的凝固汽油弹被表现得极富美感，留在国内的男人、反战者反倒成了敌人。兼具越战老兵、作家和反战者的提姆·奥布赖恩总结了这样刻画战争的危险。他请读者注意，在他看来，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3越南不是幻梦，也不是荒诞。而是一场冷血、蓄意的战争。大部分越战电影都把它当作略带黑色幽默、有如《现代启示录》般的荒诞剧来处理：整个世界都疯了；疯子甲马丁·希恩［1940—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尉——译注］四处追杀疯子乙马龙·白兰度［1924—2004，美国演员，在片中饰一上校。1954年、1972年两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罗伯特·杜瓦尔［1931—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校。1983年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是个只会冲浪的傻子。人人都觉得“只要黑白颠倒，大家就都没有罪了”；“这真是场荒唐的战争，与它比起来我们还算清醒”。这可不太妙。提姆·奥布赖恩，受访于艾里克·施罗德，“与提姆·奥布赖恩和罗伯特·斯通的谈话”，《当代小说研究》，30卷1期（1984年春季号），页146。在观众眼里，“那恐怖的”和一种有如幽灵般、有东方色彩或法西斯式的恶势力，早已融为一体，于是他们也就直接面对一个熟悉的主题：敌人就是“他者”的极致。那么，本书的出场人物在入伍前有怎样的战争想象呢？打仗的故事，如果出自父亲、兄长和哥儿们的嘴里，是最有震撼力了。不只男孩爱听这类故事，女孩也会沉迷于父亲的战场见闻。如果她们日后要上战场，这将是主要原因。比如，二战时，维·罗宾逊即请求到高炮阵地，因为这样能击落敌机。她还能记起父辈（在战前）给她们讲的一战经历，还记得她的同学夸耀“咱爸”的英勇。维·罗宾逊，《中的》（西约克郡，1991），页3。但很奇怪的，开枪打炮的念头并非总与毁灭的愿望相关。琼·贝思克·埃尔什泰因记得在朝鲜战争前后，自己总有想要一枝枪的冲动，即是一例。这段时光被她称作自己的“贞德期”。她还说自己“爱上射击”始自一次郊游。那次，她发现论射击自己要比不少男孩强。她说：“我不想杀生，当然象征性的除外。但做名神枪手，还可以拿枪到处逛，却是挺诱人的。”琼·埃尔什泰因，《战争和女人》（芝加哥，1995），页24。显然，从文学和电影中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美好想象也会占据许多人的夜间酣梦甚至是白日梦。他们从中受到鼓励，会自告奋勇要上战场，不过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圆一回儿时的梦。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42—43。一战时，H.F.N.朱厄戴恩中校在康诺特别动队服役，他就有过这样的浪漫想法。在他（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儿时品读司各特和查尔斯·利弗战争故事时的兴奋心情，笔端仍时有流露。正是这些传奇故事，使他心生参军之念，以“像小说中所说，投身时代激流”。朱厄戴恩尤其感激利弗，称他使自己作好了冲锋陷阵、“啸撼云天”的精神准备：不问青红皂白只管刺杀，直至敌军溃散才“止步稍歇，喘息间发现自己竟还活着”。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15—16。二战那代人，也有如是豪情。“大锤”尤金·B.斯莱吉少时多病，以译恺撒的战争篇章自娱，素重华盛顿、奥杜邦、丹尼尔·布恩以及罗伯特·E.李（其祖父、外祖父均是南军将领）。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Ⅻ。与斯莱吉有类似经历的奥迪·墨菲，是一位家住得州，靠收益分成的白人佃农。墨菲12岁时，守着贫瘠的田地除草间苗，脑子里就总想着要驰骋沙场，“听吹角连营，看旌旗迎风，会勇武兵士，越如火山头”。浮想中的战场，敌人的枪弹总也打他不着，而他手中的“步枪像长了眼，每发必中”。奥迪·墨菲，《地狱归来》（伦敦，1956），页16。越战的例子，见詹姆斯·希布朗，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88及90。每逢大战，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前次战争留下的浪漫文字。一战时，数以千计的人争相捧读有关帝国战争的文字；二战青年废寝忘食于《泰晤士报》撰写的《一战史》；到了越战，描写二战时英勇事迹的通俗读物（如《勇斗红魔》）又风靡一时。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65及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到60年代，新兴媒体已然取代了传统的纸质读物。电视的出现，让我们在自家客厅即可欢享杀戮之乐。（即举一例）艾伦·亨特是典型的农家子弟。出生在马里兰州一小镇的他，加入时海军并没有细想，后来又进了陆军。他视参军为一种平稳的转换：我一直向往部队，在那里，可以学我爱做的事。从小我就喜欢在树林里闲逛，打猎，捉迷藏。通过读书、看电视，我掌握了基本战法。虽然没出过远门，却连做梦也想着要上战场；并且一直倾心于此。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内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7。类似的例子，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及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朗·科维奇在回忆录《生于七月四日》（1976）中，也提到精彩的战争影片。比如在电影《地狱归来》里，奥迪·墨菲为了居高临下地扫射德国鬼子，毫不迟疑地跳上一辆正在燃烧的坦克。“他太勇猛了，我看得热血沸腾，直希望站在上面的是自己，”科维奇写道。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2。几年后，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417岁时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的美国诗人威廉·D.艾尔哈特，在《参军辩》（1980）中也作如是观。他承认自己对战争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浮想来自于许多战士形象，既有屏幕上的，如约翰·韦恩、奥迪·墨菲、威廉·霍尔登，又有真实的人，如内森·黑尔、阿尔文·约克［1887—1964，美国一战英雄，曾率侦察兵奇袭德军，击毙20人，生擒132人，事迹曾拍成电影“中士约克”——译注］、埃迪·里肯巴克［1890—1973，一战美军王牌飞行员，共取得26次空战胜利——译注］。艾尔哈特的童年是在做轰炸机、战斗机的塑模和玩“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中度过的。他儿时最珍爱的圣诞礼物是一支30毫米口径的塑料仿真机枪和一支使用火药纸的45毫米口径玩具自动手枪，后者的皮套盖上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凹印。（“我当时特自豪，刚拿到手就跑出去拿给玛吉·斯特劳泽看，” 艾尔哈特后来回忆到。）二战美军凯旋的新闻片，他在近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同样难忘的还有儿时伙伴讲起各自“英雄”父亲时他的嫉妒之情。威廉·艾尔哈特，“参军辩”，《弗吉尼亚季评》，56卷1期（1980年冬季号），页26。当时，业界对战争玩具投入巨大，艾尔哈特的回忆便可资证明。这一点，只要想想当时极度风靡、人称“绿色贝雷帽”的美军特种部队就可以了。60年代末，家长可以轻易买到绿色贝雷帽玩偶、唱片、连环画、泡泡糖、益智玩具和图书（大人也能看）。当时西尔兹商店的商品目录就记录着，只消10美元就可以买到包括机枪、步枪、手雷、雪地战靴、野战步话机和塑料士兵等在内的全套“特种部队基地”。在蒙哥马利·沃德名下的连锁店，圣诞时可以买到半价的特种部队制服，再添六英镑，还能得到一支AR15型步枪、一把手枪、一个可拉盖的军用手枪套和一顶绿色贝雷帽。对成人来说，不仅有绿色贝雷帽系列图书，还有大片可看，即《绿色贝雷帽》（1968）。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99。科维奇、艾尔哈特那一代人小时候都玩过机关枪和手榴弹，都视小兵模型为宝贝，小兵拿什么的都有，从手枪、火箭筒直到喷火器。每周六下午，科维奇和他的小伙伴们便会拿出装电池的塑料机枪、火药纸的玩具手枪，还有木棒，冲进村外的小树林，“先设埋伏，然后打冲锋，再就是拿下高地，如有人敢挡路，定叫他吞刺刀、吃枪弹”。完事后，他们会大步走出树林，“那架势，好像我们日后准能成为英雄似的”。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3。1962年，手枪玩具成了男孩们的最爱，仅在美国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一亿美元。多萝西·巴克莱，“枪声背后”，《纽约时报杂志》，1962年7月22日，页47。这样，普通百姓就初识了各种武器，虽说谈不上专业，但打起仗来还真能派得上用场。一旦征召入伍，这些事前想象的重要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军方也承认，要想打胜仗，煽动这些想象至关重要。在部队眼里，最好的战士一定是能够想见杀戮快感的那些人。事实上，军方曾频繁拨款，资助拍摄美化战争的电影。一战时，电影作为“现代”战争的新式武器初次登台。当时最重要的影片得属《索姆河战役》（1916）和《昂克尔河战役》（1916）。虽然这两部影片声称要表现英伦士兵为国赴死的豪情，但是实质不过是悄悄聚集在威灵顿宫的一些画匠、写手出于宣传目的的产物而已。上映第一周，就有数十万人争相观看。二战时，电影作为宣传机器在战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美国的例子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美国为什么要出兵》（1942），这部系列片共分七集，是美国陆军参谋部下令拍摄的，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该片嫁接了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和敌军影片的片段，辅之以旁白与动画。与所有这类影片一样，它也严格地区分善恶。观看者不只是士兵，影片还在全国放映。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又做了一批说教片，比如《为什么是越南？》（1965），就是为消灭越共而拍摄的。与二战时一样，这些影片不仅在军中放映，还组织大中学生观看。从这时起，国防部摒弃了二战时的好莱坞风格，不再追求戏剧效果，而是悄悄突出了人种学方面的内涵，重点也开始转向越南对美援的依赖，包括医药、教育、技术各方面。在《一场独特的战争》（1966）、《一个越南村庄的再生》（1967）等影片中，美国观众可以看到越南的乡村“生活”即景。拍给即将开赴越南的士兵看的影片要更刺激。在影片《你的越南军旅》（1970）中，旁白激起了观众，使他们直面战地情谊、军旅险恶与短兵相接的场景，比如一枚枚炸弹从B52轰炸机上扔下的炸弹的画面（炸弹顺次爆炸，正合背景爵士乐的节奏）。详细情形，见克劳迪娅·斯普林厄，“军事宣传：二战、越战期间的国防部电影一览”，《文化批评》，3期（1986年春季号），页164。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5这些宣传片是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战时拍摄的《拜坦》、《瓜达卡纳岛纪事》直到今天仍被军方用来激发人们的战争想象，打消疑虑，从一战到越战，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战场前看了《索姆河战役》，他跟战友讲，看完电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艰苦。他直言，“只凭想象的话，你一定满心糊涂。”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页109—110。有记录表明，二战中放映的《不列颠之战》（1944）曾让观者激动过一把，“看了真想杀了那帮狗娘养的”。卡尔·霍夫伦德、阿瑟·伦姆兹代恩、弗雷德·谢菲尔德，《测试大众传媒：卷三》（普林斯顿，1949），页93。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看过《美国为什么要出兵》和美国陆军部每两周播映一次的新闻片的军人，要比没看的人更为亲战。海军霍华德·罗姆少校，“作为教育载体的电影业”，《心理健康杂志》，30期（1946年1月号），页9—20。关于用电影作训练手段，详见“随军精神病医生之于鼓舞士气”，1944年1月，页3，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早先战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冲突记录，也能增进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英国和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的士兵都把自己想象成勇士，现代战争因而得以与历史上的冲突相连接，也负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开化”的名义。一战中，美军攻击机掠过胸墙，即有人比之以出入无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费尼莫·库珀笔下的苏人、黑脚族人，也没有如此矫健身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如是说。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89。二战中，最刚强的兵士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好像当年追击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杀死上百日军，人谓“一人军”）者，自比为其父南达科他州牧场上的牧牛人。他坚持认为，跳进战壕时应“高叫，这样才像牛仔”。见于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34—59。当时有人描述从敌尸搜罗纪念物亲亵至极，或可“妆饰庞蒂亚克［1720？—1769，美国奥塔瓦印第安人酋长，1763—1765年间率部落联盟抗击占领五大湖区的英国人，史称“庞蒂亚克战争”——译注］的发绺”。比尔·斯蒂文斯，受访于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类似例子，见是书埃迪·罗宾逊的访谈，页113—114及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拿一份记录着600多部越战电影的名录，可证实“牛仔追印第安人”游戏重要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的有《南国天使》（1988），片中主人公头戴牛仔帽，手舞套索；蒙塔格纳德人似印第安人般狂啸；摩托车手冲锋陷阵，如驭良驹；远的有20年前首映、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这完全是西部片的翻版，越共分子活脱就是印第安人，不过把“什么合法程序？只一颗子弹就能搞掂”换成了“越共无好人，死了的除外”。影片《小巨人》（1970）更是把越战径与西进中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整个越南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家园，在那里最为人景仰的莫过于有着“公爵”之称的约翰·韦恩。例见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2及17；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9；T.凯利，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267；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242；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卷首引语及页39，42—43，58及67。1971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协会称他“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一词的含义”。艾伦·艾勒兹，《约翰·韦恩与美国电影业》（伦敦，1976），页11。他成了影视圈最受欢迎的男演员，连王牌飞行员、海军上尉蓝迪·卡宁恩（他后来承认，击落越军米格战斗机是一种享受）也以自己的作战标记是“公爵”为豪，因为那已成了约翰·韦恩的代名词，其原因（据卡宁恩说）是“我尊崇他的美国信念”。蓝迪·卡宁恩，收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47。看了约翰·韦恩主演的《硫黄岛岁月》（1949），菲利普·卡普托也想象自己杀上敌军滩头阵地的情形，后来他果真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开赴越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驻越美军中，效颦最甚的莫过于其特种部队，尽管约翰·韦恩那套二战中的进攻手段已不适应越南的游击战。连女性观众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卡罗尔·麦卡琴就因为沉醉于约翰·韦恩的电影而加入了女子海军陆战队。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30—31。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6这样说来，战士们透过想象的镜头来看待自己的征战经历，就不足为奇了。但实际情况总没有电影院中的图像如意。年方弱冠的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看到敌兵中弹的情形，甚至有点失望：“和电影、电视上不一样。那人中弹后根本没有大叫，只是嘟哝了一声就倒下去了，挡都挡不住，”他阴郁地说。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更多的失望描述，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148—149；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2—13。或者就像空军飞行员休·邓达斯承认的，他的初次战斗体验“想来就让人作呕”，与事先设想的完全不同。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也有人稍安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比如潜艇下沉时不就跟好莱坞电影里演得一样吗？两飞行员访谈录，见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1。朝鲜战争时，一次飞机爆炸，飞行员竟“激动不已”，因为“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空军飞行员达格·卡特，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71。刚刚19岁的杰弗里·R.琼斯也参加了越战，而几年前他还沉溺于战争电影和“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杰弗里·琼斯，“传略”，1986，页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71及唐纳德·吉尔克里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5—6。越战中，一名观察机驾驶员每帮助炮兵击中一次敌军，都会“像牛仔一样大喊大叫”。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31—132。另见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57。曾有人把杀人比作拍电影。一战时，英军皇家燧发枪团就命令埋伏在一家农宅中的机枪手“给灰魔拍特写”，就好像那天是加冕日，要“狂拍一通”。他接着说：农场就好像成了“大屏幕”，从水渠的桥上往下看去，那景象绝对忘不了。“灰魔”成百地倒下去，然后又一批批地冲过来送死。引自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37。1918年，《星条旗》杂志引用一名中士的话说，打仗“就像过电影”，步兵“态度安详地向前推进，没人敢阻拦……他们队形严整，小步疾行，未敢松懈”。“搞电影的人看到这场面，一定乐坏了，”另一名中士感叹说。中士亚历山大·伍尔克特，“随潘兴出征”，《星条旗》，1918年9月20日，引自赫伯特·米特冈（编），《全民武装：从内战到朝鲜战争——一个美国士兵的独白，载军报〈星条旗报〉》（俄亥俄，1959），页110。一名不愿提供姓名的加拿大受访者也赞同这种说法。二战中他曾持枪扫射一艘潜艇上的30名德国兵，以此练习枪法。据他讲，当时的情景“跟电影里一样，就看着他们向镜头冲过来，还没到就向左右倒下去”。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89。或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56及79。在《那片土地：士兵心目中的越战》（1982）一书中，一名刚满18岁的无线电技师告悔道：我就爱在壕沟里看别人丧命。你听着可能觉得不爽，可我就爱这么看着，也不管外面怎样，就这么枯坐着，手里捧着自制的热巧克力，跟看大片一样。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8。菲利普·卡普托也说过，杀越共实在太爽了，有如看电影：“你身体的一部分做着一些事，其后果你身体的另一部分远远地看得正清楚。”杀人者的注意力不会落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相反，自视为大戏主角的士兵们，会觉得自己是勇猛的武士。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90及305—306。这种“离情”或者“脱节”，能使人变得心安理得。只要想象自己是在幻境，在言谈中就可以避开那些难言的惨状，不仅是别人丧命，也包括自己送他们上黄泉路。上面许多引文都提醒我们，影片不仅再现、而且也创设了战斗场面。这些影像是如此震撼，以致士兵在打仗时甚至会以为是在拍戏。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曾惊讶于太平洋战场上士兵对小道格拉斯·范朋克、艾热尔·弗林、维克托·麦拉格尔、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等人的模仿。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67—68。记者迈克尔·黑尔在谈及海军陆战队员的越战表现时曾说，他们如果知道有摄制组在一旁，“就一定会盘算自己的下步动作，身着带皮领的制服，踩着踢踏舞的步点，带着一身勇武与踌躇，冲进枪林弹雨，还注意不让脸上的丘疹被摄进去……没有丝毫马虎”。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另见汉斯·哈尔施塔特，《“绿色贝雷帽”：神兵天降》（伦敦，1988），页133。哪怕到了1983年的格林纳达，美军士兵冲锋时仍俨然瓦格纳的模样，仍在模仿罗伯特·杜瓦尔在《现代启示录》（1979）中的队长扮相。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6。当然，这样的噱头一般长不了。17岁就加入海军陆战队、随后参加了越战的乔希·克鲁兹对此作如是观：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7约翰·韦恩真够厉害。看了他的片子，我们就都以为自己也刀枪不入了。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到了……越南，当时人人都想着，“嘿，这下好了，能把他们都干掉。反正我们不会伤着，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就这么想，直至看到了真相，才知道自己没法应付。“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没人事先跟我们打招呼。到底怎么回事？那家伙怎么反弄得我满身是血，而且怎么大叫个不停？”乔希·克鲁兹，其访谈收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1。另见戴尔·班兹及“纳尔逊”，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5及19。还有比这更糟的。沉溺于幻想甚至会搭上性命。战地工程师、“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清楚地记得，有个诨名“俄州人”的战士，就有典型的“约翰·韦恩综合症”。没上战场呢，他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初次交战，他所在的部队被敌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俄州人”可好，想“充当约翰·韦恩一样的英雄”，他想迎着机枪往前冲，可一挺身就被撂倒了。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可见，电影情节既能让人尽兴，也会让人送命。在离前线尚有几英里的训练营，士兵们会琢磨，“想象和实际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们日复一日，在苏塞克斯的丘陵地带演习……可这和堑壕战有多少不同呢？”G.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4。没有真刀真枪演练过的新兵你问我、我问他，都想知道“刀刺别人身体”到底是什么感觉，并发誓（一战时有个得州士兵也这么说过）能肉搏自己正求之不得，哪怕手中只有把袖珍折刀，只要一声号令，也愿意上阵冲锋。G.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5及约翰·爱德华滋（编），“琼斯中士上战场：美军炮兵日记片段，1918”，《陆军国防季刊》，104卷1期（1973年10月号），页62—63，1918年10月4日条。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在1916年1月30日写了封长长的家信，描述自己对上阵杀敌的渴望，向往“那即将到来的时刻——和德国佬真刀真枪干一仗。那多带劲儿！杀他几个才过瘾呢。”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1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像他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当被人问起参军缘由时，答案无一例外是：“杀人”。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在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合著的《千钧重担》中，受访的飞行员也谈到，在出国前会“像河狸般躁动不安”。他们出战欲都很强，以至有人得知自己无法登机时，都不禁流下了眼泪。对战争如此向往，实在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很少有士兵知道具体的战斗情形，”格林克和斯皮格尔接着写道：他们满脑子都是好莱坞渲染的浪漫情景，还模模糊糊想当回英雄，得勋带，拿奖章。即使有人告以实情，“他们还不信”。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其求战欲望之强，甚至在没打仗时就已表现得像在交火一样。每次“上天”，都像“要与敌机过招”。所以实飞时横冲直撞，在跑道上机位太紧，做特技时又离地太近。（据有人观察）这是因为他们“有意炫技”。或者说，他们不过想看看“自己驾机水平到底有多高”。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89。直到实际打起来，他们才“如梦初醒，接受残酷的现实”。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士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2。初次“见血”前本不该如此折腾，而应代之以更切近实际的思考。下文将要提到的二战著名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就说自己第一次上机实战时，心里“空荡荡的，没谱”。“一下子，”他还说：时间好像不走了。我茫然地看着前面，知道自己就要开杀戒了……虽然知道想也没用，可还是在琢磨，这个将要死于我手的人会长什么样。他年轻吗，是胖是瘦？死时会念叨他们“元首”的名字吗，还是会独自离世，在最后一刻仍不忘自己是个男人？空军理查德·希拉里上尉，引自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3—44。另见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不论是希拉里还是其他人，都无法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战争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除了空想，还能增生更加狂热的激情。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8快意的杀戮想象中的暴虐之乐，实战中有否减损？多数人会告诉你，“没有。”在对三次战争的描写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士兵无论男女，都快意于屠戮。本书中有无数事例可以证明，像下面的一战小兵那样既怕生又敏感的，决非孤例。当他第一次刺中德国兵，“那种极大的满足感……心中狂喜难抑”。陆军威尔弗雷德·科尔耶上尉，“回忆录”，无页码，第5部分，第18章（标为第2章，却放在17、19章之间），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诚然，这不是科尔耶的感受：他在说自己的战友。同样是在一战，陆军少尉F.R.达罗也觉得刀挑普鲁士人是件“美妙的事”。陆军F.达罗少尉的信，收《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241。“杀戮让人恶心，却也振奋人”，一名新西兰工兵这么形容那“无法言喻的快感”。“澳新军团”，《澳新身影：一新西兰工兵日记选段》（伦敦，1916），页121，1915年4月28日条。将军如能让手下的士兵保持“杀戮的快感”，就会受到表彰，哪怕这意味着连巡夜的士兵也要配备带刺的短棒以威吓德国佬。陆军尼尔·蒂特莱中校，《法国境内的野战炮》（伦敦，1922），页35，“致父书”，1916年1月9日。用亨利·德芒的话来说就是：我原以为自己不会以杀戮为快事，直到有一天因为负责迫击炮，得以掌控可能是现代战事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那天……我指挥着一枚炮弹打中敌营，眼见着尸体甚至尸块飞上天，听见伤员、逃兵绝望的哀嚎。说真心话，那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他承认自己曾“欣喜地”大叫，“高兴得连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什么”（他问）可以“与这狂喜的时刻并提？难道科学研究给人的满足，抑或一场成功的公共活动，或权力，或爱情，能让人如此愉悦？”亨利·德芒，《再造心灵：一个士兵对战争和重建的见解》（伦敦，1920），页198—199。五十多年后，驻越部队的士兵也尝到了同样的兴奋。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样，菲利普·卡普托也承认自己在被别人问到沙场感受时从没说过真话，因为那样会被人归为“好战”。卡普托说，上阵杀敌让他“无比幸福”。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1。类似地，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虽年方弱冠，却已杀人无数。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记得实际见到子弹击中敌人时的激动。“子弹中的时的力道”甚至让他心存“敬畏”。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或见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3。越战期间，曾有士兵一时发狂，连杀敌军数人，事后他忆起当时的欢欣：“如有神助……没人敢动我。”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4。朝鲜战争的例子，见安迪·巴尔，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72。詹姆士·希布朗是海军陆战队里的侦察兵兼狙击手，他也觉得打起仗来似乎有无穷的气力：那种可以操控生死的感觉，沿着枪管望去，瞄准一个人，心里念叨，“好，就你了。”感觉归感觉，实际做又是另一码事。你未必会觉得难受；相反，你会很骄傲，特别是一对一，对手也有机会的时候。两人不过扔一个帽子的距离。这就是“猎人”的乐趣。詹姆斯·希布朗，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名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98—99。杀人是危险的，所以才让人“神驰”。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99。就好像“第一次性交”，“是有痛感的”，然而在男兵看来，“那痛感或可与性高潮媲美”。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8（还有页ⅩⅢ及ⅩⅤ）及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197。用一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的话说，就是“我喜欢射杀。看到越南人中弹，我岂止激动，简直连性冲动都被撩拨起来了”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1。或见理查德·博伊尔，《龙之精华：美国陆军越南折翅记》（旧金山，1972），页70及阿瑟·布朗，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32。。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9半自传材料吐露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詹姆斯·琼斯的《惨淡的红标线》（1962）里就有交代。多尔杀死了平生第一个日本兵。这样的“杀戮”让他兴奋，部分是因为能精准地撂倒“黄种、矮小、龌龊的日本杂种”使他很得意。在他看来，这就跟“初次性交”一样。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多尔的快乐竟是建立在罪感之上。他已经犯下了大罪——他以为甚至坏过强奸——可杀人最吸引他的正在这里。他自觉可以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规约，没有人可以因此惩罚他。不夸张地说，他杀人没人敢盘问。一念及此，他就想笑：那种感觉“既无聊又刻毒，有点卑鄙，却颇能满足人的虚荣心”。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197—198（另见页300，356及438）。凡人，在逾越最高道德戒律时总会感到莫大的愉快。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飞行员较他人更易嗜杀成性。在《翅翼之战：空中绝杀》（1918）中，空军少校威廉·艾弗里·毕晓普认为，拿德国人练枪法“实在有趣”，因为他“爱”看德国兵抱头鼠窜的样子。空军威廉·毕晓普少校，《翅翼之战：空中绝杀》（伦敦，1918），页9。连飞行员手下的机械工也狐假虎威，夸耀“自己”主人如何“击中德国佬”而别人的主子却不能够。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171。二战中，“鲍勃”说自己曾因击落一架德军飞机而“洋洋得意”，主要是因为这说明其“技术”有所精进。“生活还不算太糟，”他回想到。“鲍勃”，其访谈收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驾驶战机的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84。凡是飞行员都会承认，杀了人后“感觉会好很多”，而且大家会“互相拍打，算作鼓励，再大叫几声，以示高兴”。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0—11。德机驾驶员非死即伤，机舱后座满是血污，让人看着就“悲从中来，不免憎恶”，但“当时那股兴奋劲”没有飞行员能否认。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54，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上天后那种威权在握的感觉特别好，一名人称“杜蕾斯”的飞行员证实说。他很认真地说：我开了火，子弹的呼啸声盖过了发动机的声音。这跟陆军普通的维克兹式机枪可不同。动静要小很多！要是这八架勃朗宁一齐开火——嗬，那气派！那烟冲着座舱就来了，准保吓你一跳。喷气式战机驾驶员，人称“迪约雷克斯”，受访于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驾驶战机的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41。或见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气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29及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8—69。叙 说 故 事姑且不论士兵是否愿意坦承对杀戮的喜好，他们还是男人，这种身份由他们杀死的敌军数目的增多而强化。杀的人多，别的部队会嫉妒：“大家在比赛看谁杀人多”，1966年时驻在（越南）龙潭的美军上等兵菲尔·布蒂希克承认道。菲尔·布蒂希克，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片断：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99。另见无名老兵，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6。同是驻在越南的美军和澳军间的竞争就很激烈：曾有美兵讥笑列兵彼得·盖茨的部队杀敌不力，他在寄往澳大利亚的家信中就承认“这让我们有点难堪……很难说服美国佬，我们是世上自有罐装啤酒以来最好的队伍”。列兵彼得·盖茨，“家书”，1967年7月31日，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只有‘大开杀戒’时才会有好心情”，驻越美兵安德鲁·特雷弗里在给他未婚妻的信中写道。安德鲁·特雷弗里，“与未婚妻书”，落款1969年5月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对“杀敌人数”如此看重，人都以为是到越战才有的事。但这显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士的心声。在许多情况下得虚报数字，就像下面这首短歌所暗示的。作者是英国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陆军少校B.W.邦德：我们杀敌少也有二十，那会刚到干谷，等实际清点尸体所得仅只一具。引自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246。或见T.培根，“侄儿拉尔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尔斯·巴林坦爵士与内弟培根先生书信集”，拉尔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亨利·科特尼，“书信集”，序号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E.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0；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0当时的虚报人数，已被广为承认。陆军中尉罗兰·H.欧文在1914年10月13日给父母的信中以没有“趣事”相告为憾，实在是因为“谁都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看到，确实知道的就更少了”。要想知道惨事，他接着说，得去问英国兵。比如有个士兵给他描摹了一桩近事，而事情发生时他是在场的，也就知道那人是在信口开河。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 1914年10月13日致父母书，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时的纪念品交换也很红火，二线士兵都希望换些钢盔、刺刀、步枪之类，好带回去向爱人炫耀，以证明自己并没有信口开河。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及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5—16。虚报数字的风气尤以空军为盛，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地位与其击落的敌机数直接相关（实际上，敌机被击毁的很少）。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便曾向父母保证，休假回来一定告诉他们很多“奇闻趣事”，当然他也承认，在回来前，那些故事很可能会“变得更充实、丰满些”。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45。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某基地的夜间飞行员虽从没见过空战，却一直把它挂在嘴边。有名飞行员曾评论说，“在时速400公里时掉头，你根本看不见吊舱，更别提后面还有架德国飞机盯住你的屁股不放了，”可这位夜间飞行员从没打过仗：日间战斗中队（他们倒是常有战斗任务）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也不管实际情形是怎样。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如此夸张地描述杀伤，与讲故事无异。之所以有“吹嘘杀人”的冲动，是因为百姓爱听。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引言中提到的威廉·威利斯1917年5月4日写给卢特勒尔小姐的一封信。威利斯知道，他的女通信人对打斗有自己的浮想，自己只有投其所好。他承认想把信写得“有趣些”，可也没有人可以指他说谎：“我写的都是实情。”这封信时而咋咋呼呼，时而平淡无奇，言语间的敏感还有悖常情。15000名德国兵冲了过来，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有几百人，却打退了这帮人，他们因此损失惨重。我们杀呀杀，直到腻烦了这满眼的鲜血、尸体才住手。我一路杀来，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上面让我们排往上冲，我们与敌人狭路相逢。他们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非跑即降。这么多人没法生擒，只有统统杀光。平日学的拼刺刀，这会儿终于派上用场了。你想，我们就32个人，面对300来号敌人，却如此英勇，并制服了他们，难道不该引以为傲？本书收录的许多战场见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可以在这封信中见到：比如逆境中取胜、对手全无斗志、杀人成百上千、引杀戮为豪等。杀了这么多俘虏，威利斯在叙述时丝毫没有顾忌（而且他似乎认为卢特勒尔小姐也不会有什么不安）。但与书中许多其他叙述不一样，他在无意中与所说的事保持了一定距离——在提到刺刀时，他避免提及“我”或“我们”，而是选择了“无主句”。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这里指拉尼库尔特一役。威利斯之急于讲故事和卢特勒尔小姐之乐于听故事，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冲动。如果见面时就被问到，“你杀了多少德国人？”有些人会反驳，“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哪还敢说什么杀敌？”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另有些人则乐于编故事，哪怕实有其事，也非得把死里逃生说成威风八面不可。因为要是拒绝作答，别人不免怀疑你的身份和能力。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95。很少有父亲、丈夫或小伙可以抵住这种诱惑，不往强悍的战士形象上去靠的。另有一些人，像越战时的杰克·斯特拉汉，情感日丰，直至作起诗来，赞颂毁灭之“美”，写“夏夜星空写意的色调”，还有“律动的爆炸/在夜空中劲舞”。在斯特拉汉眼中，弧光约翰·凯伦，《有枪有车：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21；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2；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42。比地震还要让人振奋，当你被这可憎的冲击波撞上，只有笑，方才意识到打仗还能这么有趣。杰克·斯特拉汉，“一道弧光”，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R.巴思，《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16。另见詹姆斯·伊斯曼、沃尔特·哈纳克、劳伦斯·帕泽克（编），《王牌驾驶员与空战大捷：美国空军征战南亚1965—1973》（华盛顿特区，1978），页66。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1威廉·E.梅里特在《河水回流的时候》（1989）中抱怨，以前没人告诉他战争有如此画意，尤其是爆炸时声光辉映，甚至值得买票去看，“就像电影”。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02—103。也常有人以诗的语言谈论海战。1942年时，诺曼·汉普森正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康乃馨号”上服役。他沉迷于船体之“修长、灵巧”，试图以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请原谅如果所有洁净的和美好的五彩华章和亘古就有的浩瀚间或会凭妖娆的歌声把我们征服，使我们全然忘却胸中杀念。经由平日里反倒拘谨的嘉年华会死亡的汗液冰凉似露水坠下；连脚下灰头土脸用于杀戮的器械也一身端庄驶向未来的希望。诺曼·汉普森，“轻型护卫舰”，收布赖恩·加登纳，《暴雨：二战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117。搜罗战利品正如布洛伊勒斯在本章开篇所说，在整套战争程式中不乏狂欢的情绪。幽默可以是语言上的冷嘲热讽：澳大利亚籍轰炸机驾驶员艾尔·平奇兹就记得美军调度员在告诉他轰炸目标并要求他将之“炸到灰飞烟灭”，接着说“此去愉快”时其中包含的讽意。艾尔·平奇兹，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断片：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169。杀人本身就好比一次狂欢：战斗的装备、脸上的油彩，还有老调重弹的“兽性大发”等，都好似欢宴上的面具：这样才能既颠覆人间的道德秩序，又自视无辜，而且还能在颠覆之余忠于这人心的秩序。拿尸体取乐，历次战争都不乏例子。据随军牧师威廉·爱德华·特鲁里回忆：一战时，士兵们给死尸梳头，和尸骨握手，向断臂敬烟，干什么的都有。威廉·特鲁里教士，《随军记——尼罗河、索姆河和底格里斯河：一个牧师的一战回忆》（都柏林，1968），页101。在布干维尔岛（1944），澳大利亚步兵约翰·亨利·尤恩记起叔父在一战时曾支起具死尸，并把狗吃的饼干塞到那人嘴里。尤恩也学他叔父的模样，让一具日军尸体端坐在路标下，手指着路，抓了簇干草算作头发，头上还扣着个钢盔。那尸体“看上去挺精神”，尤恩看着自己的作品说，甚至懊悔自己没带相机。约翰·尤恩中士，“会战布干维尔岛”，卷一，1944，页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类似的，越战中，有的尸体被大卸八块、随意摆弄，还有的被戴上了臂章（或任何可以表明身份的证件）。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69；哈罗德·布赖恩特、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251。“一帮地狱客”，有的士兵在给战友拍照时说，手里的傻瓜相机记录下了在尸体前搔首弄姿的胜利者形象。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49；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7；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7；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13；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3。对死尸肆意亵渎，喧闹中尽显拉伯雷式的粗野。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71及埃德·特雷拉托勒，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9—100。最昭著者，莫过影片《野战排》（1986），在片中宴会上，请的贵宾却是敌尸。拿死人开这种不经的玩笑，实际把自己也扯了进去，成了嘲弄的对象，让人啼笑皆非。在其《战事无情：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问题》（伦敦，1986），页66中，约翰·道尔只对了一半，他写到“真是不可思议……竟有把德、意士兵的齿、耳、颅骨取来，放到英美国家展出而公众不愤怒的；从中可见“太平洋”战争种族歧视之一斑。”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2之所以有如此荒唐举动，盖因人在杀人时都喜欢“逞能”。从敌尸上掠点东西作为纪念，即是一端。此种行径无处不有，虽然其可怖程度要因死者的国籍（对日本人，还有朝鲜、越南等亚洲人要比对德国人狠）、下手机会（二战的太平洋战区和越战的巡逻兵要比一战壕堑中的大军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叙事传统（美国大兵爱谈“剥下敌人的头皮”，“就像印第安人所为”）而异。除此而外，三次大战无甚差别。一战时，人多以纽扣、肩章、短笛、奖牌、头盔和刺刀上的流苏为纪念品。陆军D.安德鲁斯上尉，“日记”，1915年9月2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2021；托马斯·博文登，“琐忆”，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阿尔弗雷德·邦迪，“战地日记”，1916年10月25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0月9日及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89；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5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57；陆军O.泰勒少校，“曾经迫击炮兵记事”，（年代不确）1月2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队的日子》（多伦多，1915），页63。连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以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赠与弟弟，那是从一名德军飞行员的口袋中搜罗到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致科林·欧文信，1917年4月9日，收哈罗德·欧文、约翰·贝尔（编），《威尔弗雷德·欧文书信集》（伦敦，1961），页451。他要后者把手帕保存好，回来好给他。相比之下，爱德华·格洛弗在无人区游荡，敲下死去的德军牙齿时遇见的专取敌人耳朵和牙齿的推销员，甚至可算无伤大雅。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随笔三篇》（伦敦，1933），页17。1939年的战争记事中，有关取人尸块的描写更加惹眼，至少人们更能接受此类叙述了。在太平洋战区，日本女人在被杀害（或俘虏）后，甚至会被割下乳房。比尔·斯蒂文斯、埃迪·罗宾逊访谈录，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及113—114及无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时在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服役的“大锤”尤金·B.斯莱吉便曾亲见。初上战场的斯莱吉是个坚定的基督徒，战争间隙还时常祷告。可他也有过取人尸块的念头。在80年代初接受访问时，他谈到了自己第一次见人从尸体身上取战利品，那是在太平洋上的珀莱琉岛。第一次见到战友拖着日本伤兵满世界跑要赏金，好像地上的不是人而是“畜生”时，他很震惊，可也承认“没多久就习惯了”。他介绍战友是如何拔金牙的：把刀尖抵在死人的牙齿后面，敲一下刀柄，牙就松了。这种行为他认为还算好开脱，他特别提到，太平洋的战事才称得上“野蛮”：其时毫无怜悯可言，胜者既不给予，败者也就无从得到。死亡、疲惫和压力，彻底消解了“文明的虚饰”。尤金·斯莱吉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1—62。另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64，118及120。拿人作战利品的做法在朝战和越战中一发而不可收，耳、齿、指是胜利者的最爱，可当时也不乏连头颅、阴茎、手、趾也一并掳走的报道。几乎所有关于越战的日记、书信或自传都有这方面的例子。战士们为什么要集取骇人的纪念品？有的虽值些钱（比如金牙），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92，1944年7月18日条；休·芒罗中尉，“日记”，1915年5月23日条，页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也不值得如此费力，甚至要担风险。原来，这些东西可表明他们确曾上过火线，并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战时，乔治·科帕德就承认因一种“食尸鬼式的好奇”而起而搜夺战利品。他回忆说德国兵的尖顶头盔，就是带短刺的那种，尤为抢手。“休假时，只稍稍展示就好像它原来主人就是你亲手所杀”。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73及90。或见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92，1944年7月18日条。在越南，“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证实说会有人割下敌人的耳朵，“以表明自己确实杀过敌。还会给自己的枪加几个槽口”。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这样，没参战却赶在疲惫不堪的战士前把战场洗劫一空的人，引来后者的忿恨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士贾维，引自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62。战利品可以给士兵带来很大的威权。伞兵小阿瑟·E.“吉恩”·伍德利就集了约14只耳朵和手指，并用绳串在脖子上。在营地，凭着这副打扮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3可以白拿毒品、酒，玩女人，你杀过那么多人，没人敢向你要钱。人都以为你嗜杀成性。这些东西好像在说你特能打，特男人。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1。另见艾伦·坎登，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拉里·海纳门的《帕科的故事》（1987）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书中，美国陆军一等兵伊莱贾·瑞恩特里·乔治·华盛顿·卡弗·琼斯（昵称“琼奇”）便集了39副人耳，拿了截黑金属丝串起来，像花冠似的围在钢盔上。戴着这令人生惧的饰物，他进了在越南富克卢克的营地。作者接着写到：可惜啊，你没看见后方那帮混账“家猫”贴墙站着、两眼暴突、肌肉蜷缩、抽吸冷气的样子……琼奇一路劲舞，左冲右撞地就进去了——边脱衣服边扭着摇摆舞，和着音乐，昂首阔步，左瞅右视，打着响指——他熟稔地拨弄着项链，摇来晃去，叮当作响（要是耳环也能响的话……），这么摆弄着，好像啦啦队长手中的丝球。战斗连的所有人（当然是幸存下来的）见此一阵爆笑。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8。这倒符合夏尔·波德莱尔在《笑的元素》（1855）中提出的“笑的原初律”，即“愤怒……和磨难……的恒久迸发”——对“家猫”的仇恨，没有他们一声令下，自己也不会身心遭此痛苦。“发笑者的唇有被撕裂、炙烤的感觉，所笑的实在是自己的罪孽，连上帝也不会宽宥。”夏尔·波德莱尔，“笑的元素，或纵论造型艺术的喜剧性”，1855年发表，收波德莱尔，《当代生活的画家诸篇》，乔纳森·梅恩译（伦敦，1964），页153。我们不妨这样看，在搜寻战利品的过程中，当事者可在“他者”之死与善待己身间建立起联系。果真如此，这人耳串成的项链甚至可看作“爱的念珠”。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1。有的士兵还会留下东西，比如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尸体上面，或是把写有自己部队番号的卡片塞在失去了生命的手里：这种做法也很重要。阿伦·赖特，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27及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46。每具尸体都有了普世意义，对死亡的恐惧也因之减弱。留放物品的方式，使被杀的敌兵“与生者同一”了。这在詹姆士·J.法伊1944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可得到证明，其时日军的自杀飞机刚刚光临过：舰上到处是日本飞机的残骸。一波袭击暂息，我们的人赶紧搜寻可资纪念的物件，这些东西别的地方可没处找。我捡了块飞机残片。甲板上离炮座不远的地方满是日军飞机员的血、内脏、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有个海军陆战队员斩断摔死了的日本飞行员的手指，取下了上面的戒指……另一家伙拿了块日本人的头皮，就好像刚从动物身上剥下来似的。头发是黑的，剪得很短，皮肤是黄的，是日本人的没错。在我看来年纪应不大。我拾起一个装馅饼的罐头，其上有截舌头。那上面飞行员的牙印很深。舌头看上去很长、很大，部分扁桃体和咽喉好像也连在上面。它看来跟肉铺里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两样。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231，1944年11月27日条。在法伊看来，这些日本人的尸首既陌生（指肤色，舌头竟像动物的），又不可谓不熟悉（人很年轻，还戴着戒指）。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搜罗、庆祝的程式很重要，因为这样士兵才好解决“给错剧本”的问题。杀人后的狂欢不必排斥法制；相反，它应是士兵坚拒极端暴力的重申。如果能从违法行为中得到乐趣，那正是因为法律尚有人尊重。套用米海尔·巴赫京的话，从取身体上战利品是“业经许可的违法行为”米海尔·巴赫京，《拉伯雷和他的世界》，H.伊斯沃尔斯基译（印第安纳，1985）。：严格说来，军方（比如像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样的军官）是反对碎尸取乐的，但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认为要想“维持战斗力”，这种胡闹是必须的。尽管当局威胁，裹带敌人尸块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相关谈论，见保罗·法瑟尔，《理智与战时行为》（牛津，1989），页117。另见“进攻拟议方案”，皇家沃里克军团一营指挥官起草，1918年6月24日，收P.史密斯中士，《文书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违规者很少遭受训斥。甚至，还有军官鼓励下属拿战利品。军官候补生伊恩·拉申曾在1917年记到，其刺刀教练曾嘲笑收集德军纽扣的做法，并叫嚣：“像耳朵这样的东西才是你们该要的！”军官候补生伊恩·拉申，“刺刀魂”，收《胖子》（剑桥，1917），页43。下面这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服役时戴过人耳串成的饰物，用他的话说就是：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4我们把他们耳朵割下来，作为我们的战利品。谁割下的耳朵成串了，杀人一定就多，他就是标兵。那会儿，上面鼓励我们割耳朵，割鼻子，割敌人的阴茎。要是女的，就割乳房。我们这么做有人在背后鼓励。上峰要我们这么做，不然就说我们有毛病。 无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的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另见彼德·福瑟尔，其访谈见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并非孤立事件：每个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实”，《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3。当时，这被普遍视为有战斗力的表现。一笑了之不仅使暴行成为可能，还助长了这种行为。幻想与经验虽交织缠绕，却并非不可分。对死去了的士兵来说，心灵的想象与肉体的存在根本脱节，自不必说。但就杀人这一行为而言，两者就不好分了，而且道德上的生存正要求其不可分。理想可能幻灭，但那是因为你走错了摄影棚，不熟悉剧本，而不是因为你拒绝出演，不愿说过火的台词。战场上的士兵（像有名越战老兵那样）叫出“好家伙，这可不是拍戏”，实际上是想说“这出戏我可没见过”。T.凯利，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267。就着战场上极端暴力的场景，士兵们就可以编织出一个个故事来，这样他们自己的戏份也会更有趣些，这都很寻常。着力强调战争之美——凝固汽油弹爆炸时的颜色、钢制品金属的光泽、坦克给人的孕妇的联想等等——注意力就不会只限于焚尸的恶臭、难愈的伤口、碎尸的凶残。从大量战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汲取的欢仪和想象，使士兵们得以把自己重塑成英雄的模样。恐惧、焦虑、疼痛：这些在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激动、欢欣和满足也同等重要，而且先就要想象自己已然手起刀落，杀人无数了。第二章武士迷思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叫我如何能生活在这帮温良和婉或将过气的英雄中，而不哭泣？说是独角兽倒也合适。他们正淡入两大传奇只有在那里，愚笨和骑士的一套才有人捧场；傻子和所谓的英雄反倒能获得永生。基思·道格拉斯，“运动者”，1943基思·道格拉斯，“运动者”，写于1943年，收道格拉斯，《诗全集》，泰德·休斯辑（牛津，1987），页110。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一战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骑兵）、理查德·希拉里（二战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美军狙击手）都以“武士”自居。尽管少有共同点，他们对往事的梳理和解读却凸显了三种不同的战争迷思。1914年加入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从列兵做起的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朋友都叫他“杰克”）个子不高，皮肤粗糙。他从没获得提升，也没得过任何奖章。在加利波利［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东北部港市，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门户，1915年英法澳新联军通过这里进攻奥斯曼帝国，双方均死伤惨重——译注］时，他曾负过伤，目睹了盟军对比尔谢巴［以色列中部城市，位于耶路撒冷西南——译注］的围攻，也曾参加了在加沙的战斗。他于1918年退役，此前已三负重伤。战后经年，他包装了自己的步兵和狙击手经历，使之成为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武士神话。从艾德里斯的早年家教看不出他日后会成为作家。1889年他生在悉尼，由父亲带大（他幼时母亲就去世了），童年在维多利亚州的断山地区度过。祖辈是威尔士人，早年父亲就常跟他讲亚瑟王和欧文·都铎的传奇故事。他14岁离家，入伍前做过一系列营生，给矿石化验师当过助手，出过海，在牧场当过帮工，又贩过牛，做过伐木工，挖过猫眼石，也曾靠猎杀野牛过活，此外还勘过矿，潜水采过珍珠等。随后爆发的一战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负伤返回澳大利亚时，他便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他的第一本书于1927年面世，到1979年去世时共出版了48本著作。他有很多书探讨“勇士”的问题。其中第一本名为《沙漠纵队》（1932），是由他一战期间翔实的日记铺衍而成的。1942年2月，日军轰炸了达尔文，艾德里斯即呼吁读者拿起武器，准备日本的入侵。1942年到1943年间，他又写作了《射杀》、《冷枪》、《伏击日本佬》、《游击战术》、《临死》和《侦察》等书。其中《冷枪》一书直到现在还被在新南威尔士的辛格尔坦陆军营用作新兵的训练教程。在书中，艾德里斯着力称颂两件事：拼刺刀和打冷枪。有时他也把两者联系起来谈，比如他在《每日电讯画报》（1929）的一篇文章中便写到自己一次先瞄准了一个留着八字须的土耳其人，开枪后立刻冲过去，“大吼着，要去刺他，揍他，扑在他身上，甚至把喉管都扯出来”。当然，更多的还是一大群人端着刺刀一齐拼杀，那场面要壮观得多。在1917年3月14日的日记中，他用骇人的文字记下了这样的情形：“这是最让人兴奋的时刻”，——我们一个接一个，跃过仙人掌，迎面等着的是土耳其人的刀尖，六对一。这是近乎疯狂的杀戮。我们的一个人跳向最近的土耳其兵，拿刀猛刺下去，又跳开，接着又是好几刀——有的边跑边发出厉声的长叫，有的惊颤于刀锋相交又是一阵骂——土耳其兵一个踉跄，喘着粗气，紧咬牙关，圆睁了双眼，随着刺刀见底，只闻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还带着哭腔。这种方式颇合艾德里斯的意，打斗双方是平等的，又都敬重对方是条好汉。在《临死》（1942）中，他记述了两场极为血腥的刺刀战。其时土耳其士兵一投降，澳新士兵就笑出声来。土耳其人先是“狂吠”，继而竟“放声大笑，而胸口仍气息未定”，原来澳洲兵也都“气喘吁吁，把枪往肩上一搭，（向土耳其人）示意大家都是朋友”。“愕然的”土耳其兵任由澳大利亚人握住自己的手。“还有什么人会这样做？”艾德里斯问道，“死战了一整天……刀锋就要触着人了，紧接着却笑了起来，而那边心跳到嗓子眼的关口，却发现命居然保住了。”士兵是嗜杀，甚至残忍，但双方武器相当，也彼此敬重。艾德里斯钦佩的第二种人是狙击手。他自己就曾是名枪法精准的狙击手，毫不费劲地把在澳洲内地悄声潜近野物的本事用于搜捕活人。在他眼中狙击手才是独行侠，“随时准备出手，取敌人首级”。在《冷枪》书后，他附了份半自传性质的东西，里面说到自己一次特别精巧的“搜捕行动”，狙击了一名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译注］。扳机响起，那人应声倒地。他上前检视尸体：往下看去，像只坠地的鹰，压倒了一片大麦；但我没有悔意，反倒满心骄傲，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中我取了这壮汉的性命——我完全有理由骄傲，因为这人既比我年长，又较我强壮，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视战斗为男人的生命，是一种壮丽的运动。一名经年出没荒原的游击队员，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却倒在了一名陌生人的脚下，而他来自一个和平的国度，而且从军不过只三载！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2在这里，艾德里斯强调的仍是技术，是格斗双方的对等，是身为战士的无上荣光。正如顺着刀锋滴落的鲜血，两个死命战士之间的“贴身近斗”将成为他们最后的救赎。艾恩·艾德里斯，“生平断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252，1917年3月14日条；“一棵澳洲孤松的悲惨记事”，《每日电讯画报》，1929年11月12日，页5；《游击战术》（悉尼，1942）；《临死》（悉尼，1942），页82—83；《我们非打不可吗？》（悉尼，1939）；《冷枪：附专章记录作者一战经验》（悉尼，1942），页52及97—98；贝弗利·艾利，《艾恩·艾德里斯传》（悉尼，1995），页89。艾德里斯长于写作，而理查德·希拉里的地位更多来自他的战士身份。二战中他虽没获过勋章，但在23岁去世时，他已是百万人钦敬的对象、击落了五架德机（另有三架也大致可以确信被击落）的王牌飞行员。他的自传于1942年面世，此后八年间共售出200000本。拉弗特·迪克森曾评论说，从他身上可看出战时“青年的美丽、勇武和高贵”。阿瑟·凯斯特勒曾为他撰文“一个神话的诞生”，艾里克·林克勒特也赞誉他“属于全体国民，是时代的楷模，足以表明我们的复兴”。一如一战中的鲁珀特·布鲁克，希拉里也为“他那代人”辩护，不以为他们“缺乏信仰”，同时“用自己的言行”证明“其德行无须外物支撑”。希拉里的家庭背景对他日后成为英国男人的象征至关重要。他的出生使他日后或能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也为他赢得了向来怀古、浪漫的英国大众的喜爱。同艾德里斯一样，希拉里也出生在悉尼，但三岁时就被双亲带到了英国，在什鲁斯伯里上学，后来进了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生就一双蓝眼睛，鼻子长得“极可笑”，一张大嘴总是嘟着，一副运动员身材，整一个英伦漫画里典型的英雄胚子。加入大学空军中队不久，他就“蓄起了长发”。理想幻灭后逐渐倨傲起来，甚至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英国宣布参战后，人皆认为像他这样背景和经历的年轻人应该为国效力：他果然主动请缨，加入了空军。开始虽不太顺，但他最终凭自己的飞行技术赢得了战友的尊敬；可不久，1940年8月10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飞机被击落后，他在英吉利海峡漂浮了好几个小时。后终于被人救起，因大面积烧伤在医院呆了数月，接受痛苦的外科整形手术。可他心灵的创伤至死也未能消除。住院期间，他开始构思自传《最后的敌人》（1942），在创作过程中又重新拾起了爱国热情。与艾德里斯一样，希拉里也道出了一种武士神话（在细微处与前者稍有不同）。他把前者笔下白刃战的血腥换成了空战中鲁莽的荣光和赤裸的品德。在一碧如洗的高空，没有道德败坏，也没有卑污猥劣。个人技术又一次有了展示的空间。“打仗就该像这样”，是两个男人的单挑。一定惊心动魄、个性十足，却又出于公心。傲慢的希拉里不屑与“武夫”为伍（“我不会满足于坐在远程火炮后面，算计怎么才能打中六十英里以外的敌人，”他说，话语中满是自负）。相反，他的手下败将都该有头有脸，体格健壮，有常人的感情：他年纪轻吗，是胖是瘦？第一次执行任务时他自问。他死时念叨的会是他的“元首”吗，还是一心挂念自己是个男人？这第一次杀人没有使他失望。“我知道，说到底自己是对的，”他回忆说，“他死了，而我还活着；差一点死的就是我；即使那样也只能认命，因为这里面本没有什么对错。”只有战机驾驶员“才能干干净净地送人上西天”：没有极度“个人化的体验”（譬如步兵），也用不着孩子气地要“毁灭一切”（那是轰炸机的事）。与他们都不同，战机驾驶员每次都像是在决斗，要的是“冷静、严谨、不带感情”。在这场游戏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即便血流如注也不能苟且，也要有尊严。“死要有死的样子；不能浑浑噩噩；战机驾驶员更是如此，”他这样作结。1942年1月，希拉里又回到皇家空军继续服役，但不到一年就牺牲了，死于一次训练演习。拉弗特·迪克森，《理查德·希拉里传》（伦敦，1950），页Ⅷ，8，11，42及82—87；理查德·希拉里，《最后的敌人》（伦敦，1942），页16及120—122；阿瑟·凯斯特勒，《瑜伽信徒、政治委员及其他篇什》（伦敦，1945），页49；阿瑟·凯斯特勒，“一个神话的诞生：以此纪念理查德·希拉里”，《地平线》，7卷40期（1943年4月号），页227—243；艾里克·林克勒特，《冒险之道》（伦敦，1947），页73。社会等级另一端（代表着武士神话稍微阴暗的一面）的例子也有，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就是这样一位。“那次在越南，我是全身心投入，”他说。他的理想是要当全越南战场最好的狙击手；先后有72人成了他的枪下鬼，再加上“千”步穿杨的本事，自然没的说。纳尔逊的父母从小按军人标准把他养大。他的父亲是名二战英雄，多次受过表彰，战后在巴拿马丛林训练学校任军士长。纳尔逊六岁就学射击，八岁便打死了平生第一只鹿，12岁起就参加丛林演习。父亲和玩伴们在餐桌上讲的战争故事，他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1967年纳尔逊17岁，而其父却因战时的伤没有好正在弥留之际。这时他决定，是走向战场的时候了。父亲去世数月后，他就报名参了军。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3开始时，越南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让人激动——当然，成为一名狙击手后一切都变了。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有两点考虑。第一，他不喜欢受人指派，那样在一个群体中便没有了独立性。而当一名狙击手几乎可以随心所欲，这种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一直很倾心。第二，也最关键，就是他发现普通步兵不可能按自己对战士的理解行事。他称许的“武士气质”讲究的是“尊重对手”，并认为“杀害平民，失去自制，或丢弃日常生活谨守的准则，都是错的”。他还说，“武士应持的理念就是杀人，要斩钉截铁，不能拖泥带水，要讲求高效，手起刀落或枪弹出膛之际不应带怨恨，要讲人道。”但在越南作步兵，没法有这种良心上的顾忌。纳尔逊很快就发现，自己他不得不手刃平民：第一个作刀下鬼的是个小男孩，因为正有队军车从一边开过；另有一次，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中弹的女孩在自己面前死去，眼中充满了对他的仇恨。当一名狙击手就不同了，每个目标都是该杀之人，这样就可以放心地“抠扳机……每干净利落地撂倒一个都是项不小的成就。”真正的武士从不滥用生杀大权。纳尔逊从不愿意被迫参加近乎疯狂的交火。正相反，他的职责是冷静、镇定的报复。用纳尔逊的话说就是：“这些人的生死掌握在我手上，因为透过步枪望远镜瞄准的是我，抠动扳机的也是我。”与之相对的是如何面对死亡：他总是跟自己讲，要是负伤，一定拼死相争（比如在树后放冷枪时，他会把自己绑在树枝上，这样一旦受伤就只有继续抵抗直至牺牲）。“只要能接受你自己的死，”他解释说，“杀起人来效率就高了，因为你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纳尔逊，当狙击手是惟一可以贴近自己理想、做一名正直武士的出路。但当狙击手的快乐没能持续多久，就终止于他执行第二轮任务时。当时他被指派负责一伤亡惨重的小分队，不得不射杀一名美军战机驾驶员。那人的飞机坠毁，连肚肠都摔了出来。按战士准则，这枪应该打（凡正直战士都应杀死受重伤的同仁，结束其痛苦）；可他却因此被同业会开除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武士性格要更有更多的“平民”气质。“大家都静下来，后退了几步，”纳尔逊含泪回忆到，“他们都不理解……都盯着我看，好像我的所为不可理喻……我的理念他们无法接受。”归根结底，纳尔逊表现的是一种职业“武士道”。在成批征召的军队里，旧式的军事道德已被完全抛弃：新兵只有保持缄默。越南（纳尔逊总结说）“给了武士概念以致命的一击”。自此，他“从俗”了，也即杀人时怀的是仇恨，是报复心，是沮丧。戴夫·纳尔逊，其访谈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麦登，《相似处：士兵见闻及现代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3—28。上面三人都自称战士，也都依据战争记忆衍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武士神话。一个是离家千里的爱国作家，快意于白刃战中野蛮的肉体接触。一个是孤傲的理想主义者，因为鲁莽的空中决斗而离奇负伤，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一个在一场肮脏的战争中，做着关于“绝杀”的幻梦。上述关于战斗气节的迷思显然各不相同，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坚持不同传统的人相互间还有激烈的对抗。但无论是近身刺杀、空中开火，还是远距离狙击，自视为武士的战斗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三点：骑士品质、私密性和战斗技术。刺刀、战机和望远镜“利器”、“空中骑兵”和“搜捕活人”尽管都不太常见，却象征了武士的共同特质。拿拼刺刀来说，没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战场体验。即使在一战，近七成的伤亡乃远程火炮造成，死于刺伤的尚不到千分之五。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下面题为《手中的刺刀》（1916）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抱怨：论烤面包，手中刺刀真一流；便开罐头吃牛肉，也莫愁；拨弄火堆，正好可以显身手；做啥都比杀人强，没由头。罗伯特·塞维斯，“手中的刺刀”，收《一个红十字会会员的韵诗》（伦敦，1916），页87—88。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4战机驾驶员或狙击手的经历同样不算典型。“直接的”空战直到一战中期才出现（此前机枪没法架到机翼上）。可即便这时，飞机的用途也还是以侦察、火力探测和轰炸非战斗人员为主，而不是击落敌机。狙击的情况类似，只是由精英部队开展。一战时，在西线大打堑壕战的情形下，没有大面积目标可供机枪扫射，一个营平均才有16名狙击手。伊恩·斯凯纳坦，《英帝国狙击手：不列颠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与装备1915—1983》（伦敦，1983），页16。另见《下议院辩论记录稿》，1915年5月19日，2391—2392栏，5辑，71卷及1915年9月21日，305栏，74卷。战争刚结束，所有狙击手就被“遣返回帝国在各地的军事基地，从此没了声息”，原来指挥人员认为他们只在一战这样的静态战争中才能派上用场，除此就不中用了。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Ⅴ。二战时（只在个别战区和特种部队有狙击手的身影，如伞兵和空降部队、突击队，再有就是英国特种航空队），每个营配备的狙击手数降到了8个。到纳尔逊入伍时又一减再减（少到只有6人）。伊恩·斯凯纳坦，《英帝国狙击手：不列颠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与装备1915—1983》（伦敦，1983），页16及136。驻越澳军甚至没有配备狙击用武器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10。，美军的杀伤记录也很低。例如截至1969年年中，步兵第九师的狙击手（平均）一月才射杀敌军200人。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120—122。这在战争总伤亡人数中微不足道。艾德里斯、希拉里和纳尔逊所代表的战争形式虽算不得常见，却广受尊敬。这里面最不吃香的还要属纳尔逊的。如此夸耀自己狙击本领的情形只有在正规部队和特种部队才会出现：连纳尔逊本人也勉强承认，许多民兵根本无法体会他的这一偏好。尽管如此，狙击手还是从自己的行当中获得了无上满足。艾德里斯曾称许这种一对一的作战方式，认为（与拼刺刀类似）可以给自己带来“极度的”兴奋感。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45。“太爽了……瞧那一张张生龙活虎的脸”，有名战士说到。伯纳德·亚当斯，《无甚动静——与威尔士一个营在前线八个月纪事：1915年10月至1916年6月》（斯蒂文尼治，1988），页133及152。也有士兵深以枪托上的刻痕为豪，派他们去搜集情报还不乐意。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9；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39；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120。这都是些积极性很高的杀手，用一名狙击手的话说就是，“爱上了这一行，就是累点也心甘情愿”。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40。但白刃战却更可以代表武士文化的最高境界，尤其是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直至二战的那段时间。虽然刺刀更多的是用来抹果酱，但用它来刺和捅还是占据了人们的想象空间。须知，在20世纪前数十年的战史中刺刀可是主角。小说描写总是勾留于刺刀进出时那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血淋淋的”刺刀穿胸入骨，“随着长刀见底，惨叫声不绝于耳”，约翰·菲纳莫在其《俄军中的美国童子军》（1915）和《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生动地写道。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16—217及200—201，295—296及241—242及《俄军中的美国童子军》（伦敦，1915），页92。在纳特·古尔德的《先输后赢：体育与战争纪事》（1916）中，当小说主人公把刀送进了德国长枪骑兵的胸膛，听到耳际“让人惊悸的骨裂声”，不禁莞尔，好像受到了鼓舞。纳特·古尔德，《先输后赢：体育与战争纪事》（伦敦，1916），页244。另见页272—274。这种声音听来虽让人“惊悸”，却也能带来阵阵“快感”，那种“无上的欣喜”准保可以让德国兵“心惊胆战”，小说家安慰胆小的读者说。杰克·博宾，“血战到死”，《男孩杂志》，3卷60期（1914年11月7日），页196；艾伦·迪恩，“蒙斯之战”，《男孩杂志》，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页148；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5；艾登·菲尔波特，《人体和战争》（伦敦，1916），页4—5。这些引语还算常见：凡士兵小说都会写到白刃战。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5少年郎读了如此骇人的故事，多半会信以为真，这就模糊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举个例子，虚构的武士故事都乐于描述炫目的刺刀身手：特别是“制动”和“挑起”两招。在弗雷德里克·萨德勒·布瑞亚坦中尉的《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一“力大如赫克利斯”的高个苏格兰人一刀刺中一名“个小、胆也小的德国兵”，把他挑了起来、扔到身后，“就好像一个人拿叉子甩起捆干草”那样轻松。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271。约翰·菲纳莫的小说《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有个掌旗军士，也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臂力”把一个“被劈开”的布尔人挑过肩头。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96及242。1915年时（我们还知道），英军皇家第四燧发枪队的队员们“十分痛快地”刺死了不少德国兵：“跟叉干草差不多，不过换成了活人罢了，”一个战士叫嚣道。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42。这些都是虚构的场面，真实的记载竟也相差无几：大约是在1915年，爱尔兰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炮兵讲述了一名“身材魁梧的土耳其人”是如何被一个燧发枪手（一个“小个子”）刺中，接着挑过肩头，直奔悬崖而去的。“真不相信有这么好的身手，”目击的炮兵感叹道，“但那个爱尔兰小个子直到几小时后仍活蹦乱跳，好像有魔法护体似的。”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0。挑尸过肩的记叙到处都有，以致1915年出版的一本官方手册建议教官，若士兵训练时有“‘翻晒干草’的倾向”，应及时劝止。“像用叉子叉谷物那样对待敌人，不光费劲，而且也没有必要，”手册编写者郑重其事地劝道。“教官篇”，《实用刺刀拼杀》（伦敦，1915），页14。即便这样，也没人愿意舍弃刺刀独有的魅力。刺刀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一般人不了解现代战争的实际情况。新兵要等到亮堂堂的刺刀装上枪才感觉像个军人。E.帕默尔，“这事又发生了”，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J.斯蒂芬森，“与亲王等在佛兰德”，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美军炮兵上火线前不见了刺刀（理由很简单，重炮兵不可能有机会使它），还“颇闹腾了一阵”：他们抗议说，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想着能枪挑德国兵”。美军第11野战炮兵队，《从亚利桑那到擒杀德兵》（第戎，1919），页38。对许多当兵的人来说，白刃战才是“最真实的”。杰弗里·维克兹爵士，“书信文件集”，致母书，1915年4月19日，利德尔·哈特中心藏。“这种血腥的打法连海盗见了都会开心”，科林兹比·道森在一战中回忆说。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140。“当兵的都想拼刺刀，都渴望它带给人的狂喜、那种你死我活的处境给人的震颤，以及对手下败将的不依不饶！”爱尔兰记者迈克尔·麦克多诺叹道。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80。另见页94—95。在离前线八丈远、不可能上阵拼杀的情况下，士兵们当然会在家信中插些想象，吹嘘自己不久前如何“见了血，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不会忘了后来刺刀上沾染的“血迹，还有头发”。T.培根，“书信集”，侄儿拉尔夫·科瑞克致叔父书，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见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二战时的例子，见托马斯·卡梅伦教士，《快乐的战士》（伦敦，1939），页23及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某种角度看，刺刀杀人还带有某种性暗示。例见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7—18。冲锋号吹响前，士兵们会边“抚弄”刺刀，边准备那血淋淋极乐时刻的到来，只等刀锋“插入”敌胸，“大股鲜血从心口喷出，落到枪口上”。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90—91。他曾有首精心推敲的诗写白刃战，见其“写给勇武”，收麦凯纳，《诗集》（爱丁堡，1897），页47。所以男兵总是向母亲、姐妹、女友，而不是父亲、兄弟或战友讲述这种经历，也就不纯然是巧合了。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6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里，英国军部放言，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皇家陆军军医队、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皇家陆军财务队、陆军教育部队和陆军牙医队将不再装备刺刀（因为它们永远用不到刺刀），曾触犯众怒，扼腕叹息者也不在少数。刺刀，毕竟是“征战的象征，保住它也就保住了军魂，保住了军人的自尊”。见1936年1月及11月的信函、记事录，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4453。很多人都相信，要击退蛮敌，还得靠这虽已过时、仍旧“威风八面”的战具。正是刺刀，奠定了英、美和自治领军队“不可战胜”的声名。《不列颠英雄谱》（伦敦，1914），页90，引自“都是英雄”，《每日快报》，1914年8月27日。或见陆军利奥波德·麦拉格伦上尉，《白刃战》（伦敦，1916），页4；《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178及全书各处；陆军G.桑顿中校、陆军H.沃特斯少校，《武器操练教具：关于即兴训练》（奥尔德肖特，1941），页17。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只要瞥见刀锋的寒光，就会放弃阵地，不战而逃。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10；G.格迪斯上校，“书信文件集”，在达达尼尔海峡写的信，1915年4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260；列兵弗兰克·莫利，“战地日记”，1915年8月1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刺刀，更是德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个列兵”，《一个列兵的私人空间——英国新军某士兵日记选段》（伦敦，1941），页14；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F.巴特利特，《心理学及士兵》（剑桥，1927），页175；艾伦·迪恩，“蒙斯之战”，《男孩杂志》，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页148；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63；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213；《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7—18，列兵A.格拉斯哥来信；“秘密备忘录”，1941年7月21日，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249；诺曼·肖，“书信文件集”，落款1916年7月14日的一封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就连公认长于拼杀的日本人，对肉搏战也“提不起胃口”，见了刺刀，士气就丧失大半。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10；“丛林战集”，二战时但无日期，页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54，923/1/5；W.琼斯，“丛林战概略”，1942年，页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直至越战（那时，火力早已替代了肉搏），冰冷的刀锋神话仍然大行其道。举例讲，一等兵罗德·肯萨尔沃是名步枪手，装备有M14式30毫米口径全自动步枪。即便如此，他还是记得第一次在敌控区值夜哨时：天色开始暗下来，我心里也开始发毛……很自然地就给枪上了刺刀。我也不知道如果真有事会不会管用，但……至少看上去很吓人。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罗德·肯萨尔沃，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02。如果一战叙事中净是刺刀上膛的步兵的话，之后他们就被战斗机驾驶员取代了。事实也是这样，即在人们的大脑中，总是把空战当作白刃战在技术上的对等。说起空战来，好像它和步兵冲锋或马刀陷阵并无二致。劳合·乔治曾称飞行员是“云端骑兵”。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另见C.格雷，《英国战机》（伦敦，1941），页3。驾机飞行“既刺激又不受约束，很让人满足；可以上窜下跳，肆意打闹，呼啸而过——就像西北边民的突击队从山崖突降”，肯尼思·海明威这样形容自己1944年在缅甸的作战经历。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7。新西兰人科林·P.希森讲了自己一次在越南架直升机组成紧密队形参战的情形。“恐惧消失了”，他回忆说，突然间我有如神助，又信心百倍起来。就好像在骑兵队里，手持马刀，向敌军冲去……我握紧了步枪，急于赶赴战场，与敌人作战。科林·希森，《伤兵：越战真体验及精神创伤》（奥克兰，1993），页32。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7直升机编队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冲锋陷阵的骑兵队，像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一样。蓝天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武士情怀结合最完美的地方。精彩的阐述，见乔治·莫瑟，“空中骑士与征战光环”，收罗伯特·欣德、海伦·沃森（编），《战争：残忍然而必须？机构暴力根基谈》（伦敦，1995），页132—142。飞行员无一例外都是志愿兵，他们训练有素。空军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意味着他们有很好的晋升和受勋获奖的机会。官兵间的关系也要较其他军种融洽，集体认同感也强。战友间依赖度尤其大，比起步兵间关系更密切，也更易于识别，所以集体荣誉感尤其强。在空军基地，就像生活在一群宿营的大孩子中间。恶作剧，狂饮作乐，拿啤酒洗胃、灌肠，抛扔家具，那是这帮“大男孩”凯旋后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10—114。空战很受士兵的欢迎。二战中美国有过调查，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战机驾驶员愿意继续征战，而步兵的数字只有五分之二。同是飞行任务，与“人”关系越大，愿意执行的人比例越高（二战中曾有人问美军飞行员：“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空战吗？”有93%的战机驾驶员答“是”，轻型轰炸机驾驶员为91%，中型轰炸机81%，重型轰炸机只有70%）。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3及335。问及的飞行员，驾驶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分别为351、242、200和654人。有名轻型轰炸机驾驶员说“看到地上的人四散跑开”，不免觉得“好笑”，但“看到古城被我轰炸后满目创痍的样子，不禁神伤”。空军哈罗德·普赖斯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250，1917年12月17日条。空中猎手乐于“潜近”目标。詹姆士·麦卡登在击中一名德国佬后说：我想，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悄悄追踪猎物，再圆满地干掉他，此时的成就感无法形容。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203。但他也承认看到尸体时，不免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更愿意在“德国佬的家园”作战，那样看不见“结果”。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夜机驾驶员。1941年3月13日，他击落了两架敌机。克氏后来写到，这种经历简直“无与伦比”：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以后几天一直在说这事；连着几周脑子里没有别的……这真是件美事，想来就让人陶醉。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71。同样的，喷火式战斗机驾驶员、空军上尉D.M.克鲁克也说，“战斗即将打响的那一刻”是“人生最荣耀、最激动的时刻”。看到飞机坠落，他被“彻底吸引住了”，以至目不转睛。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火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28，30—31及75。肯尼思·海明威曾俯冲轰炸地面的日军：“啊，爽……呵，太爽了！”他叫着，讲起当时的“兴奋”不亚于在晴朗的春日早晨品呷香槟的乐趣。他自觉“有无边的快乐——好像回到了古时纵酒狂欢的秘密祭神仪式！”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41—42及68—69。连越战时期的反战诗人像威廉·J.西蒙，也同意从空中杀人之壮美崇高。在“吾乡”中，他写道：每日行走云间，挥舞镰刀在这铝的时代，杀人机器银色装裹：炼狱之火如雨天降。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武士风度及技巧三种武士都显现了某些骑士规范（或公认的礼仪和行为举止），这既包括体面作战、怜悯之心、无私利他等，也包括鲁莽冒险和鄙视死亡。战士们常用刻画骑士风度的词语来叙述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白刃战就可视作恢复了“战争野蛮而高贵”的传统。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哈罗德·斯泰恩坦便认为维特希特森林一役（1914年）就颇有18世纪战争的遗风：“没有采用徐进弹幕射击掩护、同时逐步推进的方式，而是秉承了苏格兰高地传统，只是拼杀、一路刀起头落。”哈罗德·斯泰恩坦，“战争的个体记忆”，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连《爱尔兰教会录》也痛感（那是在1914年）“战争中勇武、诗意和浪漫情怀”的失落，指说缺失了“个体经验”的战争只能让人沮丧：要想振作，只有重拾刺刀。约翰·沃恩主教，“大战感怀”，《爱尔兰教会录》，5辑，4卷（1914年7—12月），页562。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8狙击和空战的出现勾连了现代战争与老式骑侠作风。透过望远镜瞄准具向敌人开火，既显现了“20世纪现代战争的野蛮和残暴”，也映射出“古时战争的浪漫色彩和骑士精神”，这是一名澳大利亚狙击手的话。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和狙击相比，空战更可被视作中世纪战斗仪规的再现。劳合·乔治曾热情地说道，“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段传奇，每一个记录都是一部史诗……它们无不让人忆起骑士游侠的古老传说。”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149。另见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59；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23；空军H.伊克少将、空军艾拉·伊克上校，《空战》（纽约，1941），页36。 W.N.科博尔德在其诗作“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1919）中不惜笔墨（铺衍了32个诗节之多）地歌颂了“行走云间的游侠”，驾战车驰骋于天际，只身迎战德国的空军中队，巧妙地躲闪数十门高炮的火舌。W.科博尔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2—5。在（同一集的）“骑士风度再现”中，科博尔德指出，骑士精神在空战中重生。是时，飞行员仿佛古时的骑兵：就是“云端高贵的骑手”，在云间徜徉，空中驰骋。打斗成了“捉对厮杀”，飞行员驾的是“钢铁铸就的坐骑”。与骑士时代一样，有的“单枪匹马”，有的“浪漫历险”。同样是决斗，真正的武士只可被征服，要不毋宁死。W.科博尔德，“骑士风度再现”，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10—11。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几乎重复了前面理查德·希拉里的话，不过言语中少了些诗意，多了些平实：就你自个儿，生死不由人，凭自己本事、一人之力，与敌人周旋。好像中世纪骑士的比武场，现代战争中惟一可亲见敌手、一决生死的地方，惟一留有骑士风度、正义气节的地方……不会发生你坐在满是泥的战壕中，五英里远的地方一个与你没有个人恩怨的家伙冲你开枪，把你撕成肉片的事——至死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那不是打仗，是谋杀。这样的杀伤，无谓，粗暴，卑鄙。还好，与我们无关。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另见威廉·吉厄里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书信》（伦敦，1918），页77；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76；詹姆斯·斯佩特，《空中实力和战争权利》（伦敦，1924），页103。飞行员无论活着、打仗，都“像个绅士”。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他们的基地在安全区，所以在战争间歇尽可以休息。参观者到了那里，看到“半小时前还在……英勇杀敌”的战士们竟然“都已经冲洗过了，穿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正安坐着享用大餐，桌上摆了花，外面还有乐队奏乐”，无不感到吃惊。空军威廉·毕晓普少校，《翅翼之战：空中绝杀》（伦敦，1918），页1—5；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珀西·霍尔，“琐忆”，未标页，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关于二战，也有类似的观点，见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18—19。其他关于二战和越战的记述，见珍妮·克里斯蒂，其访谈收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181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0—358。骑士准则的核心是理想主义，是脱了俗的灵性。自视为武士的人，都坚持刺刀有一种正义，而其他武器独无。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刺刀是武器，却象征了“公道、正义，是有灵的上帝为被侮辱者的复仇”，一名作家在《焚尸炉》（“青年公民志愿者协会”刊印的业务通讯）杂志上慷慨陈词。连对杀人颇反感的人也认为“一个有圣战信仰、拿刺刀拼杀的人，要比机枪手更接近上帝”。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9。宗教人士鼓吹这一观念尤其卖力。在1939年12月10日的广播讲话中，红衣主教欣斯利以雄辩的口才论述了现代机械战争的可怕，并无限向往地追忆了持刀作战的既往时光——刀剑可谓是“正义的象征……古代骑侠扶弱抗暴的见证”——到了现代，竟让位给了地雷、炸弹、鱼雷、毒气等一干玩意。他哀叹说，“科学的至高成就”竟被“掳来为野蛮和愚昧造势”。红衣主教欣斯利，《和平的规约及其他战时讲演》（伦敦，1941），页7，1939年12月19日广播稿。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9最重要的，这些杀伤方式凸显了个体在抹杀个性、技术驱使的现代战争中的无力。因为看不到个体，许多战士厌烦了让人心灰意冷的机械炮击，转而向往一种更个人化的杀戮。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42；亨利·达令坦爵士，“希腊来信”，1915年6月5日，页4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克温坦，“自传”，页5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多萝西·斯科尔兹，“书信文件集”，E.威廉斯日记，1914年9月22日条，威根档案馆。陆军上尉M.D.肯尼迪是这样说的：旷野作战，至少还可以真枪实弹地干一架。堑壕战是第一次出现，你根本没法施展。一直在开阔的平地上操练的部队，老在战壕里窝着肯定会感到憋闷。平地作战不至于没有还手机会，无论是敌是我，是伤是亡，大家都不耍心眼，要打就光明正大。做官的也好，当兵的也罢，图的不就是痛痛快快“打一架”吗？陆军M.肯尼迪上尉，“金钱的感召”，1931年，页9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这就点出了白刃战深受士兵欢迎的原因。比如在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团服役的查尔斯·塞西尔·米勒就曾说，在无人地带赤手空拳地打“真是过瘾”，他直言“被几英里远的地方呼啸而来的金属家伙撕成碎片的感觉就差得远了”。查尔斯·米勒，“印度驰书致在英国的女儿”，页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在1915年5月4日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在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团当兵的）盖伊·沃恩弗德·南丁格尔提到了短兵相接时的兴奋劲：“太过瘾了”，他写道，“我们眼里只有敌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不用打冷枪了，大家都如释重负。”陆军盖伊·南丁格尔上尉，“1915年书信集”，致姊书，1915年5月4日寄自加利波利，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南丁格尔之所以厌恶狙击，是怕没打照面就遭人暗算。另一方面，放冷枪的人却可以得到满足，因为“敌明我暗”。狙击是一种很“个人化”的杀伤方式：它要求杀手“直视”目标。关于远距离射击前的“直视”也就是瞄准，见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通常无法让人展示个人技术的战场上，这是不多的一个机会。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63。或见陆军E.高德森上尉，“日记”，第5本，页1，1916年11月16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恩·艾德里斯，《我们非打不可吗？》（悉尼，1939），页147；默多克·麦高纳果，《即刻进攻：突击四队的故事》（伦敦，1954），页124。狙击手如F.德马格瑞知道“其中的门道”：对付德国兵，或是奇袭，或是智胜，所以特别得意。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无人区，心里“特踏实”，兜里还揣着女朋友写来的情书（他管这些叫自己的“铠甲”）。F.德马格瑞，“为了纪念”，页2—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不论什么战场传奇，有两点必不可少：个人的英勇和施展的机会。士兵喜欢单打独斗，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在所有战法中，狙击是和打猎最相像的。1899年征召欲派往南非的神枪骑射队时，要的就是苏格兰鹿苑雇佣的人高马大的追捕手、猎人和看守。亨利·塞顿卡尔，《武装动员1900—1901》（伦敦，1902），页31。好的狙击手多是乡下出生，似乎已成共识，最好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人最可能有过捕猎经验。战争部，《关于堑壕战致步兵将官书》（伦敦，1917），页41及战争部，《狙击》（伦敦，1951），页1。话说到底，狙击是狩猎的另一种形式，不过猎物会还手罢了。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4及15；陆军H.黑斯克思普理查少校，《在法国放冷枪，及侦察员、观察员和狙击手的科学训练方法》（伦敦，1920），页37；《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页1。但他们也不会比“没有装甲的野味”厉害到哪儿去。陆军上校洛德·科特兹洛序，收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杀伤人数成了相互竞争的标尺，同时也是傲气的源泉，就像狩猎归来“捕杀”的鹑鸡数是吹嘘的资本一样，麦克斯·普劳门1919年时宣示道。麦克斯·普劳门，《战争和创造冲动》（伦敦，1919），页8—9。某次狙击训练中，步枪手赫伯特·W.麦克布赖德不无讥讽地说：“既然不能拿印第安人作靶子，（练狙击）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捕野物了。”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30。另见战争部，《步兵训练——卷一：步兵排武器手册第十，狙击，1951》（伦敦，1951），页3。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0也有人把空战比作“打猎”。见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全书各处；空军D.克鲁克上尉，《喷火式战机驾驶员》（伦敦，1942），页41—42；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97；E.肯尼迪教士，《不朽的第七师随军记》，第2版（伦敦，1916），页114；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飞行员第一次出征，叫“初次接受血的洗礼”。引自约翰·比德，收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278。另见C.格雷，《英国战机》（伦敦，1941），页3—4。地面上的看客会以 “回合”来记述两选手在空中的战斗。《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队的日子》（多伦多，1915），页76—77。“古时的战争之乐”可以在战机上体会到，因为它迅疾、灵巧。莱斯利·桑德斯中尉信，1917年3月4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31。他于六天后阵亡。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在二战中是一名夜机飞行员。1942年，他击落了一架海恩克尔飞机，之后他反思这种打法就像捕猎大家伙，满心都是个人成就。打下之后会庆贺敌人少了架轰炸机，但在当时会为自己的战功而得意。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73。另见71。如此吹捧飞行员，意味着奖励也是针对个人的，尤其是当天“中头彩”的飞行员。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45及58及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17。如此看重个人技术，会使飞行员间不论国籍而相互尊敬，在战争初年尤其如此。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133；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50；《全员军训——不！》（出版地点不明，1919），页8。1918年诸圣日在兰坦小隐修院布道时，弗兰克·伯特兰·梅里韦瑟以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作开场白，这是关于英国王牌飞行员艾伯特·保尔上尉的。并且告诉教众他讲的是“往昔”的一场单打独斗，双方都是勇士。一天，他说，保尔发现他的老对手（德国王牌飞行员马克斯·殷麦曼）正在对面战壕里，于是飞临德军阵地，扔了张传单，点名下午两点要和殷麦曼“单挑”，并保证英军高射炮不会开火，相信殷麦曼也能让德军做到。约定的时间一到，所有大炮都安静下来，两军将士看他俩在半空斗法。结果保尔赢了，在英军欢呼声中他飞临殷麦曼坠机的地方，等地面的人把他的尸体从残骸里抬出来，从空中丢下了一个巨大的花环。该故事的一个版本，见弗兰克·梅里韦瑟，《傲视死亡：关于一个勇士之死的几点想法》（伦敦，1918），页14—16。该故事——虽然众口流传——纯属虚构。沃尔特·布里斯科给保尔作的传证实，击中殷麦曼的并非保尔：《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62—63。二战中也有类似事情发生。驾驶员保罗·里奇看到自己刚击中的一架飞机螺旋下栽时，不禁怔住了：我下意识嘟哝着，“哦上帝，这太惨了！”只见机尾转向一边，接着就脱落下来，此时机身已被火焰吞噬。再下面，好不容易才看见边上打开个白色的降落伞。我长舒了一口气。还好。敌机飞行员后来被俘虏了。里奇说，“大家都觉得他在空中的表演特别精彩，其精神我们都很钦佩，为此决定把他待作上宾，请他和我们一起用餐”。说到做到，他们用当地最好的饭菜招待了那名德国飞行员，又给他找来最好的衣服。保罗·里奇，《战机驾驶员：法国战事的个人记忆》（伦敦，1944），页11及42。与之类似，空军中校罗兰·博蒙特在不列颠战役中也不忍心击毙自己打下的一名德国飞行员。“看过他刚才展示的美妙技术，我实在不忍心向他开火。”他自辩道。那名飞行员于是得以炸毁自己的战机，在向博蒙特行礼后束手就擒。空军中校罗兰·博蒙特的日记，收爱德华·兰奇贝里，《迎着太阳：空军中校罗兰·博蒙特的故事，英国优异服役勋章、英帝国勋章、英国空战有功十字勋章获得者》（伦敦，1955），页56—57。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1个人介入不止于此。沉迷于神话的武士除了屠戮轮廓清晰可辨的个人，还把武器也人格化了。“米格战机”（苏联造，北越军队普遍使用）可以被“谋害”，好像它们有生命一样。见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全书各处。这种人格化的情形在坦克战中也有。经常会说起“毁掉”一辆坦克，就好像在说人一样：见安东尼·厄文，《步兵军官：个人纪事》（伦敦，1943），页62—63及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子弹打中对方飞机，高射炮手会说看到“敌人晃了下，向上蹦了蹦，蹒跚了一阵，接着就打起滚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24。有着“长长机腹”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机被径称为“德国佬”。艾伦·米切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中士飞行员詹姆斯·艾伦·沃德”，收德里克·唐吉（编），《岁月流逝》（伦敦，1942），页11。人与机器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换。一名绰号“大傻”的炮手曾向上级报告说：“我干掉了敌机的尾射手，返航时……‘他’的一个引擎正往外冒甘醇呢。”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05。刚轰炸过德军潜艇的飞行员说不知道是否已“将他干掉”时，实际指的是潜艇，而非人。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0—11。士兵不仅逢人必杀，就连“有人格意义”的武器也不放过。这和狂轰乱炸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形之下，后者似乎没那么正当，似乎是因为它没太多技术成分包含其中。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扔炸弹，不太容易和英勇的猎手联系起来。一位曾在英国皇家空军任少尉以上官职25年之久的飞行员这样说：感谢上帝，我开的一直是战斗机，从没开过轰炸机。否则我肯定会抗命；往德国城市扔炸弹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史蒂芬·加勒特，《二战伦理和空中力量：英军空袭德国城市》（纽约，1993），页84，引自H.艾伦，《特伦查德勋爵的遗产》（伦敦，1972），页Ⅸ。现 实 挫 人但上述武士神话很少能和现实重合。上阵士兵，很少有人曾预想刺刀可能卡在敌人身上没法取出来，还会恐慌；也没几个事先预备了人血会有恶臭。没人想到，敌人一拨倒下去，另一拨又会上来：总也杀不完。想逞“英雄”，只会自己丧命。过于想靠刺刀终结对手性命，不料把自己的命也陪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E.科尔布鲁克，“家书集”，致父书，1915年5月28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甚至连空战——本该是最浪漫的——也会让人失望。例见“飞行队驾驶员”，《碧空死影：一个飞行队驾驶员的战时日记及照片》（伦敦，1933），页75及詹姆斯·麦卡登，《怒飞》，（伦敦，1930），页170。用一战某飞行员的话说，幸好“大人物”们没给驾驶员和机枪手太多思考时间，不然更麻烦。“妈的，见鬼。”他言语中满是不屑，一想到这事我就要买醉，好让自己血液一直在沸点——兴奋起来好去杀人，然后再笑对自己的战绩。这种无拘束的日子据说很好，人也据说要比兽强些。一派胡言！“飞行队驾驶员”，《碧空死影：一个飞行队驾驶员的战时日记及照片》（伦敦，1933），页97及99，或见页57。1942年，海军中校B.W.霍根在指挥进攻瓜达卡纳岛时，体察到了飞行员们面临的困难。击落日本飞机固然让人兴奋，可随后须低空飞行，“地上，人们在四下逃命，可得打开所有机枪一齐扫射。我们射杀的都是素未谋面的鲜活的人啊”，这不能不给飞行员们以极大的震撼。海军B.霍根中校，“高级卫生官员在美军航母‘黄蜂号’的精神病学观察，时在战区进行鱼雷战，以及幸存者的反应”，《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0期（1943—1944年），页91。但他也说，没多久他们就习惯了。斯坦利·约翰斯顿在描述瓜达卡纳岛上空轰炸、扫射的飞行员时也说：他们并非在云间出没，与敌机周旋，这种既扬名、又受勋的好事可轮不到他们。任务危险系数很大……可这些飞行员总是默默无闻，名字根本不见诸报端，更别提通报表彰了。斯坦利·约翰斯顿，《死神》（伦敦，1945），页77。空战那点浪漫情调，早已被轰炸造成的大规模毁灭削弱了大半。正如历史学家约翰·H.莫罗所言：所谓轰炸平民是出于战略考虑的遁辞，开脱了那些指空战为总体战时代必然产物，由此混淆军民界限，滥杀无辜，视屠戮妇女、儿童为理所当然的人。约翰·莫罗，“空中骑士：军用航空的兴起”，收弗兰斯·库特希亚、玛里琳·谢文库特希亚（编），《权力、认同及一战的社会历史》（普罗维登斯，1995），页321。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2与之类似，所谓两人势均力敌、在空中对峙，也不过是想象罢了。历史学家罗伯特·L.奥康内尔的结论是，“一般王牌飞行员的大部分斩获都是欺负对手初出茅庐，在他们连飞机都开不稳的情况下取得的。”罗伯特·奥康内尔，《武器与人：战争、武器及侵略史》（纽约，1989），页263。空战中所谓骑士风范，就是有也未能延续到1917年以后。斯坦利·约翰斯顿在1945年曾说：“敌人就算是你乘隙抓住，也千万不能放了……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风度好讲，也没有它存在的空间。”斯坦利·约翰斯顿，《死神》（伦敦，1945），页39。狙击的命运也一样，成了“肮脏”、可耻的勾当。要是“抠扳机的手急不可耐”，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诗歌的例子，见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216。所谓狙击手，业已“沦为仇恨的同党”。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47。阿瑟·恩普瑞狙击起来毫不手软，可连他也不愿以此营生。在他满是血腥味的《首应》（1918）一书中，当谈及自己六周的狙击生涯，连声调都变了：在我看来，在酣战中“搞定”个把敌人本属正常。可一埋伏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几夜，等敌人暴露自己——而且一露面就被干掉，就有点不光彩了。他在这样狙击了两人后感到“恶心”，只好请求上级另派任务。狙击手不能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222。狙击手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活儿“近乎谋杀”，实在“有点卑劣”。拿维克托·G.里基茨的话说就是“已经沦落到和德国佬一样了。”无名英国军官信，落款1914年11月19日写于狙击四人（伤两人）后，收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37及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特纳，“总攻时刻”，页5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对狙击的不满，在官方档案中也有记载。弗兰克·珀西·克罗热人很冷峻，却也忍受不了狙击的残忍。在其回忆录《都是我杀的》（1937）中，克罗热讲自己曾在非洲西南、西部和中部有过一段惬意的狩猎时光，却尽量回避以人为猎物的情况：“这事不太体面。没多久我就不干了。孤傲冷淡、一心算计、谋杀手无寸铁的人，在我看来实在太残忍。”在他看来，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只有“变态”才会快意于如此“冷血”的杀人方式。当然，他知道狙击手在部队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评论时尽量就事论事，不带感情，怕手下的冷枪手会“感染”上道德的悬疑。战争进行到后来，他也承认，在用18磅野战炮狙击坦克时，他挺乐意。那感觉不同。如果是狙击一个人，他至此并没有伤害你，可透过望远镜瞄准具，他似乎就在近前，伸手就可以摸到。那种罪感和良心所受的谴责，在狙击坦克时荡然无存。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101—104。比尔·霍威尔也是名狙击手，曾在卢斯服役。对别的士兵为什么特别厌恶狙击手，他有自己的看法：其他士兵讨厌我们，军官也讨厌我们。但他们没法把我们调走，因为打仗离不开我们。麻烦就在我们得透过观察孔瞄准几个小时，确保万无一失才会开枪。其他士兵开火得有上面的命令，就我们不。一抠扳机，德国人就知道遭到了狙击，防区里的东西就都丢下不要了。我们当然不会在那儿多呆，而是一得手就走，一刻也不多停留，而其他士兵还得留下来打扫战场。营部里绝大多数其他士兵对狙击手都不友好，所以狙击手通常都单独行事，也不用干部队里的杂事。《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页10—11及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ⅩⅢ。在士兵的信件和日记中都留下了有关肉搏、狙击和空战的“可怖传奇”。“可怕的传奇故事”来自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亨利·科特尼，“书信集”，从萨洛尼卡致姊书，1916年11月26日，编号8/147，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藏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致休斯太太书，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这些战争神话之所以吸引人，大半是因为包含了贴身近战、骑士做派和打斗技巧的内容。想象自己是在为光荣而战，就像几个世纪前的游侠骑士那样，对战士心中的自豪和快感至关重要。到了现代，杀戮已变得彼此不通姓名，卑鄙、乏味；战士们也只得靠编织神话来唤起对敌人的尊敬和怜悯，一边还得极度忠诚于杀人的事业。如果不能扮演武士角色，那种失望（甚至是恐惧）有时会让他们怀疑自己不是在“打仗”，而是在进行“血腥的屠杀”。尽管有幻灭，但两人决斗的神话、骑士游侠的风采和行家里手的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仍是那么吸引人。一句话，为了消弭无端暴力带来的恐惧，就不能没有骑士；为了更替盲目的困惑，不能没有近战；为了驱逐麻木的单调，就不能没有技术。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对准、挡开，收枪、猛刺！让敌人知道你的可怕！喊吧！叫吧！任激情肆溢！小心！佯退！哥儿们……冲啊！肖恩·奥利厄里，“刺刀”，1941肖恩·奥利厄里，“刺刀”，收奥利厄里，《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1。从理查德（“里克”）·爱德华·马克斯写给他母亲和姐姐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训练营到越南的转变。“今天是到帕里斯岛的第二个晚上，”他在1964年11月14日的信中写道，“不夸张地说，海军陆战队完全可以说自己是‘最好的’。他们的训练，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强度都绝对是最大的，大到你不能想象。”但不久他就发现，真正到了战场上，训练的内容几乎帮不了什么忙，生死关头它根本就没有用：在发出第一封家信15个月后，他就牺牲了，年仅19岁。马克斯生前的家信记录了他每天的安排：他和战友反复吟唱“姑娘非我所求/此心只系M14”；训练场上，教官冲他“直吼”；上课内容五花八门，“从被共党抓住该怎么办到海军陆战队光荣历史应有尽有”；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拉练、有关同性恋的讲座（“这种人都该枪毙”）和教授M14全自动步枪和45毫米口径左轮手枪使用方法的课程。他也没忘告诉母亲，“世上最可怕的武器”乃是“操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尽管挥舞这些武器的不过是些“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但他们不会永远是孩子。没过多久，马克斯便发现自己脸上的毛多了，头发少了，声音变低沉了，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尽管有这些变化，他还是安慰家里人，自己还是“他们的”马克斯：没错，他也过献殿节，有问题也可以找拉比；没错，他和战友相处愉快，同志情深；可更不会错的是，他也会想妈妈、姐姐。训练科目有的他特别喜欢，比如刺刀练习。在12月1日的信中他写到：今天我们上了第一节刺刀课——这东西杀起人来可不含糊——离开训练场时我们都喝（原文如此）得要命——每个人想法都一样，就像刚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想急于上手。这也逐渐成了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总急着试一试。离上战场还远，他已经急不可耐，不想再训了。“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是最艰苦、最难捱的，”他写到。“开始两周他们会把你练垮，让你觉得自己还不如沟里的蛇。在接下来的8—10周里他们开始按陆战队的要求重塑你。”他说自己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持久的惊慌与恐惧中”。1965年5月，18岁的马克斯已是驻越美军某60型机关枪队的运弹兵。“我特别害怕，这我并不讳言，”他结巴着说，且他已经开始担心退伍后怎么重新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了。19岁生日那天，他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观已和原来的不一样了：“生命变得不值钱了，哪怕你杀了个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也没什么稀奇的——这不过是你的职责所系，”他说，而且也承认这种麻木“让他十分恐惧，那感觉还不如自己被杀呢”。不久他发现，打仗不是战争的全部，而他又极其不愿做“和平队员”。有官员认为应派受过“残杀”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去保护越南平民，可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最高兴的就是拿枪清点“战果”的时刻。马克斯死于1966年2月14日。在他一年前立下的“遗嘱”中，没忘告诉家人自己“一直想上阵拼杀”。他希望下葬时能穿着陆战队的制服。他的遗言很简单：“妈、苏，还有南，我爱你们，想你们好好活下去，每天都开心，而且为我骄傲。深爱你们的，里克。”列兵理查德·马可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理查德·E.马可斯的信》（费城，1967），页7—13，17，22，26，29—30，77，85，136，183—184。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把里克·马克斯这样的新兵培养成合格的战士并非易事。直至一战前，以煽动和控制国家许可的暴力行为为专长的职业军队，一直不以激发士兵的杀戮心为难事，认为不用花很大气力就可以做到。从1916年起，由于大量招募新兵，再加上新技术投入战争，使军方不敢大意。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化学和工程学关于上述学科与战争的关系，见埃弗雷特·门德尔松、梅里特·史密斯、彼德·维恩加特（编），《科技和军事》，2卷（多特雷希特，1988）及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89—90。——的发展和应用使战士的主动性有所减退，官兵的“杀劲”也有所消退，而在以前这被视为胜利的必备条件。战场上再也没有本能的进攻欲可以凭借：军事训练也得适应新兵的“平民”特点。靠刺刀操练和大强度训练来激发士兵杀人欲的老方法，一时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何既刺激士兵的进攻欲，又把他们培养成（用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一名教官的话说就是）陆军W.雪利中校，《战之要者：士气》（伦敦，1916），页23。“会思考的刺刀”，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似乎得由心理学来解决。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2训 练 备 战军事训练的目的是使受训的平民成为合格的战士。这不是仅靠教他们辨认来复枪、布伦枪或手榴弹的不同部件就可以的：还得教他们军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包括吃苦耐劳、机警灵活、效忠国家、遵守纪律等。“基本训练原则：本土部队总司令给预备师司令官和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训练指示”，1944年5月2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39。打仗跟“理论的东西，像纯数学、纯科学，或纯的任何东西”不同，它总是靠人和训练来完成，《澳大利亚军报》的编辑1956年时评论说。他们的口号是“玩转武器”。“丛林属于我们”，《澳大利亚军报》，85期（1956年5月），页5及陆军J.兰特里中校，“把武器玩转：首长训练为人忽视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亚军报》，202期（1966年3月），页3—13。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6及陆军W.雪利中校，《战之要者：士气》（伦敦，1916），页23。此外，还要训练士兵本能地服从命令：开枪、拼刺刀、扔手榴弹，都应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69；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39。理想的士兵应是像第14皇家威尔士军的一个年轻人那样，像阅兵时那样把刀刺进德国兵的胸膛，同时嘴里还下意识地喊：“刺，收，准备防御！”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87。当时的观点认为，这些习惯会变得“根深蒂固”，即使在战场上“被激怒或惊吓时也能表现出来”。《战士心理》，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毕竟，杀戮欲和愤恨感都会起负面作用，让人在射击时不免发抖。 《战士心理》，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军事心理学要求把士兵训练成“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只想着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只有这样才能出生入死，心理却不受伤害。亨利·布罗辛，“惊慌及应对”，《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0期（1943—1944年），页58。另见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及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69。三次战争中，都有前线军官质疑训练的效果。首先争论的是训练的性质。它似乎总是缺少计划，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也是，直至1918年7月艾弗·迈克瑟爵士被任命为监察长，英军训练方法不一的局面才有改观。此前的训练重点是操练和体能，具体方法由各部队自行决定。纵使统一了训练科目，距离战斗要求仍有差距。再加上这时危机不断，终于使上阵新兵的准备越来越差。举例来说，1942年9月派往第八军第五十师的860名援兵，只有四分之一曾打过实弹，有7人从未用过步枪，9人从未用过布伦式轻机枪，131人从没扔过实弹，138人从未使用过45毫米口径的汤姆逊冲锋枪。陆军J.尼科尔斯少将，“后援部队训练状况”，1942年9月21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01/2590。类似判断布尔战争时也有过，即每15人中有14人无法精准射击：见亨利·塞顿卡尔，《武装动员1900—1901》（伦敦，1902），页200—201。更糟的是，大家终于意识到无论训练有多么充分，大部分士兵还是不具备作战能力。对于志愿兵、强征兵，甚至缺乏“进攻欲”的正规军，再多操练也没有用。一战时一般观点认为，只有一成士兵称得上勇敢，一营军官，“日伊冯希之战一瞥”，《布热甘泽》，1卷1期（1916年5月），页3。许多军事评论员也谴责所谓的“互不相扰”，即双方约定只要对方保持克制，己方就不开火。托尼·艾什沃思，《堑壕战1914—1918：互不相扰政策》（伦敦，1980）。具体描写，见阿尔弗雷德·邦迪，“战地日记”，1917年3月29—3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诺比·克拉克，“西线冷枪手”，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5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互不相扰”要求对阵双方势力大致相当，所以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最常见。只要没有兵临城下就不愿“出头”，或佯装生病，在当时非常普遍。关于不在枪口威胁下就不愿出头的评论，见埃德温·贝特，“自传——第三卷：1914—1918”，页5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62—68；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R.麦克凯，“日记”，1917年7月31日及8月1日条，页31及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明，当在1914—1918年间），页31。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3到二战时，对“消极战斗人员”该词来自艾伯特·格拉斯，“战区的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4。的担心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无处不在的实况报道，再有就是据惊人的统计数据透露，许多“持重”的士兵（即那些无论有多大战争压力也不会精神崩溃的人）根本就不会杀人。个别新兵“突然良心发现，不愿参与任何战争行动”，拒绝进行刺刀训练或投弹飞行，这还算好解决的。马丁·宾厄姆，“论美国青年在军队中的适应”，《社会学与社会研究》，31卷1期（1946年9—10月），页35。有些士兵——这样的人还不少——倒是能完成训练，可到了战场愣是不发一弹，这就让人没辙了。很多人曾注意到这种不求上进的现象。“一般英国士兵的懒散程度让人吃惊”，1943年的一份报告点评说。“第152步兵旅：一年来转战阿拉曼、墨西拿经验总结”，1943年，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31/16。陆军中校罗伯特·G.科尔（他所统领的第502伞兵部队被认为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所部1944年6月10日在沿卡伦屯砌道行军时遭袭击。他令手下还击却无人听命，这让他大为震惊。“25个人，就没有一个主动开火的，”他哀叹道，虽然当时他们既不能挖掩体隐蔽也无法反守为攻，惟一的办法就是猛打一阵使敌人“抬不起头来”。他的士兵“训练时学过该原则。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他继续说，可他们就是不愿意做。我命令身边的人开火，他们也照做了。可我一走他们就停下来。我在战线上来回走动，高叫“妈的！倒是给我打呀！”却没什么用。只有我盯着他们或别的士兵监督他们，才打一梭子。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72。另见陆军乔治·贾斯卡连中校，“他们干吗不多射杀点？”，《陆军武装部队军刊》，5卷2期（1954年9月），页35。被动应战不是地面部队独有的问题。名噪一时的驻朝第51战斗机联队（人称“米格杀手”）有份报告透露，其F86战斗机的驾驶员有一半从没用过机载机枪，用过的人里也只有10%击中过目标。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用战机驾驶员休·邓达斯的话来说：“一到关键时刻，求生的欲望”是任何“杀敌建功”的念头都无法比的。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2。加拿大一名军事教员在1951年写道，战士的惟一职责是杀敌……说训练会使他们变得难以约束或“以开枪为乐”是站不住脚的。问题不在于让他们熄火，而是怎么让他们开枪，与某些步枪手的无精打采比起来，我倒宁愿他们热情过剩。陆军W.张伯伦上尉，“步兵实用训练”，《加拿大陆军军报》，4卷9期（1951年2月），页29。换言之，战士们跌撞着步入战区，武器倒是有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具备了实战不可或缺的“进取心”。厄文·蔡尔德，“士气：相关书目”，《心理学报》，38期（1941），页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