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旻宁16岁。皇父对旻宁格外关怀、悉心教导，要他静心读书，修心养性。旻宁受到儒家教育，“经史融通，奎藻日新”，以此自诩，学而有成。 他“日与诗书相砥砺”，写成《养正书屋诗文》40卷。他亲笔书写“至敬、存诚、勤学、改过”四个条幅，挂在屋中，以提示自己要修身养性，也是向皇父表露心迹。他曾写道：“事愈大，心愈小；情愈急，气愈和。” 可见旻宁在当皇子时，注意磨炼自己的性格。旻宁32岁，也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了天理教民攻入皇宫的突发性事件。这年，旻宁随皇父巡狩木兰，因阴雨绵绵，无法围猎，奉命先期回到京师。 当林清率领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冲向养心殿时，旻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后表现镇定，“急命进撒袋、鸟铳、腰刀，饬太监登垣以望”。这时，有的教民手举白旗，攀墙登殿，靠近养心门，旻宁“发鸟铳殪（打死）之，再发再殪”。旻宁在事件中，还“飞章上闻”，向皇父奏报；“严命禁城四门”，到储秀宫安抚皇母；亲自率领侍卫到西长街一带访查。 旻宁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使他在内廷上下威望大增。或赞其智勇沉着，或誉其举措有方。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即封旻宁为智亲王，他所使用的枪也命名为“威烈”。 尽管旻宁有出色的表现，又秘密定为储君，但在皇位继承中，仍出现风波。匣风波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十八日，嘉庆到热河秋狝，自圆明园启程。命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瑞亲王绵忻随驾。 这年，嘉庆61岁，“身体丰腴，精神强固”。二十四日，嘉庆到达热河行宫，“圣躬不豫”。当天，嘉庆到城隍庙拈香，又到永佑宫行礼。 二十五日，嘉庆病情严重，当夕崩逝。嘉庆暴死，死因不明。有人据皇族后人的口碑，说嘉庆死于雷击。 如果此说属实，清人官私著作，不敢如实记载。嘉庆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嘉庆皇帝突然驾崩，国不可一日无主，皇位继承就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 但是，旻宁继位，史有疑案。祖制家法：皇帝立储的（jué）匣，按清朝“家法”应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布实行“秘密立储”。 皇帝立皇太子的御书匣，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在道光之前，开启“匣”宣示传位密旨继位者，只有乾隆和嘉庆。乾隆叙述开启“匣”的过程说：“逮皇考传位联躬，宣示密缄，仓猝之际，朕不敢自行启封，召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当面展缄敬阅。” 这就是所谓“公同手启，立定大统”。由此可见，“宣示密缄”是嗣君与朝臣共同开启的。乾隆内禅皇位给嘉庆，是由乾隆亲自开启匣宣谕的。 其经过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密立皇十五子颙琰（嘉庆）为皇太子，按照雍正帝立下的规矩收藏秘密立储诏书。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将癸巳（乾隆三十八年）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阅看，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云云。嘉庆秘密立储御书的匣，自然不应例外。 嘉庆在避暑山庄病逝后，本应立即派大臣急驰北京，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御书。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那么秘密立储御书收藏在何处？据包世臣所撰《戴公（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情状，匣御书由嘉庆随身携带。 《碑文》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戴均元和托津等随从嘉庆帝到热河秋狝，“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 戴均元和托津督促内臣翻检皇帝遗物，最后在嘉庆皇帝近侍身边的“小金合”里找到了传位诏书。“匣”没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匣”开启时也没有储君等在场，这是违背清室“家法”的。于是有的学者认为：“‘匣’随嘉庆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征信。” 此为历史疑云之一。[49]道光帝旻宁(2)宗室建议：嘉庆刚断气，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建议由旻宁继位。禧恩，宗室，满洲正蓝旗，睿亲王淳颖之子。这里要补充一句，就是睿亲王多尔衮没有儿子，其弟多铎的儿子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袭睿亲王。 多尔衮被革王爵、撤庙享后，多尔博又归宗多铎后。乾隆给多尔衮平反，恢复多尔衮睿亲王封号，多尔博仍为多尔衮的继承者。其时多尔博已死多年，命他的五世孙淳颖袭睿亲王爵。 睿亲王淳颖是嘉庆惩治和珅所依靠的重要亲信和得力大臣，他的儿子禧恩，初入宫为头等侍卫，继升为御前侍卫，后升为内务府大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禧恩作为内务府大臣，随嘉庆皇帝车驾到避暑山庄。《清史稿·宗室禧恩传》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 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禧恩出身宗室，地位重要，影响亦大，其建议没有得到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认同，这道光《情殷鉴古图》说明，奉旻宁嗣位一事在当时似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禧恩建议旻宁继位表明：嘉庆生前并未就嗣位之事在大臣中公布，禧恩建议时也未公启匣。否则，托津、戴钧元等不会“犹豫”而不表态。 所谓“公启匣，宣示御书”之说，存在矛盾，大可存疑。禧恩只是内务府大臣，按照“家法”，他没有资格“建议旻宁继位”，可是他又为什么违背“家法”而这样“建议”？此为历史疑云之二。太后懿旨：孝和睿皇后传懿旨让旻宁嗣位。 嘉庆先后有两位皇后，第一位是孝淑睿皇后，喜塔拉氏，为道光的生母，她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后就病死；第二位皇后是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她生下两个儿子——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但她对旻宁备加照顾，他们关系很好。孝和睿皇后并不知嘉庆皇帝密诏匣在什么地方，她应当也不知道“秘密立储”所立的皇太子是谁。 然而，当她在北京皇宫惊悉嘉庆崩于热河行宫噩耗时，便发出懿旨：“今哀遘（gòu）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 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个皇太后懿旨，对于旻宁嗣位，关系极为重要。 旻宁在热河接奉懿旨时，伏地叩头，感恩不尽！后来所有正史均只记载了避暑山庄公启匣之事。道光复奏皇太后文曰：“子臣（旻宁）跪奏：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匣，有皇父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 子臣逊让，至再至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日（二十九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 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谨将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谨缮折复奏，恭谢慈恩。七月二十九日。”当年康熙继位，是孝庄太后的意思，但是用顺治遗诏名义宣布的，而不是用皇太后“懿旨”的名义。 这里产生了问题：皇太后指令旻宁继位违背“祖制”、“家法”，如果懿旨同遗诏发生矛盾怎么办？此为历史疑云之三。朝臣态度：《清史稿·托津传》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托津，为满洲富察氏，自嘉庆十年（1805年）开始任军机大臣，又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东阁大学士，可谓枢密老臣、朝廷重臣。 《清史稿·戴均元传》也记载：“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戴均元，乾隆进士，官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这两条记载，同《清史稿·宗室禧恩传》记载不一致。包世臣所撰《戴公（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在嘉庆临终时，由托津、戴均元督促太监，翻箱倒匮，寻觅匣，最后由近侍于身间找出小金盒。而前引《清史稿·宗室禧恩传》所载，禧恩建议立旻宁，托津、戴均元均犹豫，则并无其事。 托津、戴均元开启金盒时，也没有见记载当事人旻宁在场。人们对此事的真伪产生怀疑。此为历史疑云之四。 实录记载：嘉庆秘密立储朱谕密旨缄藏在“匣”内。《清仁宗实录》载：“上（嘉庆）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清仁宗实录》是道光继位之后修纂的。 《清宣宗实录》也记载：“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扈从诸臣，遵奉硃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恸仆地，良久方起。” 《清宣宗实录》是咸丰修的，不会同他父皇纂修的《清仁宗实录》相违背。以上两个“实录”总算把这件事作了自圆其说。在相关的档案中，“公启匣”为“公启密缄”。 据此，当嘉庆病危时，临终前召戴均元、托津、禧恩等八大臣，“公启匣”，立旻宁为皇太子。然而，这同前面《清史稿·宗室禧恩传》的记载相矛盾。此为历史疑云之五。 [50]道光帝旻宁(3)由上看出，旻宁继位，得到以禧恩为代表的宗室之建议和认同，又得到皇太后的中宫懿旨和皇弟瑞亲王绵忻的赞同，最主要是有军机大臣等开启匣的御书圣旨。旻宁继位，皇太后与瑞亲王绵忻、宗室禧恩、军机大臣等达成共识，和平过渡。但是，在官私记载中，前后矛盾，彼此抵牾，仍给人们留下重重迷雾。 八月二十二日，嘉庆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运回到北京，在乾清宫停放。先是，嘉庆暴卒，事前毫无准备，避暑山庄没有准备棺木。旻宁命速送“梓宫”来热河，嘉庆遗体在避暑山庄入殓，由承德运往北京。 旻宁跟随灵柩而行，并已开始处理政务。八月二十七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道光执政30年，做了不少事情。 他在惩治贪污、整顿吏治、治河通漕、清厘盐政、开通海运等方面，也有或多或少的成绩。道光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平息回部张格尔的骚乱，巩固了新疆。道光30年的皇帝生涯，算是勤政，也算是节俭。 他自诩道：“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野史说道光穿带补丁的裤子，于是大臣们仿效，也“缀一圆绸膝间”。节俭，对于一位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评价一位君主、一位政治家，主要看他在历史潮流中，是站在前面，还是落在后面；看他在国家与民族利益上，是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还是丧失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道光皇帝禁烟运动失败，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关于鸦片战争，中学教科书里讲得很详细。 下面我们对鸦片烽火做点思考。鸦片烽火鸦片战争是道光朝历史、是清朝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这方面的书籍文章很多，历史教科书也讲得很多。 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鸦片战争清朝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者是穆彰阿还是道光帝？道光继位后，来不及处理鸦片问题，而是先着手解决最为紧迫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调整中枢机构大员，将嘉庆时的重臣大学士托津、戴均元等换掉，组成包括曹振镛、穆彰阿等在内的新的朝廷班子；第二件是治理河漕；第三件是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然而，西北烽火刚熄，东南硝烟又起。鸦片流入，由来已久。 道光皇帝的皇曾祖父雍正开始禁烟，皇祖父乾隆下令禁烟，皇父嘉庆也屡令禁烟。但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200箱，乾隆时增至1000箱，嘉庆间又增至4000箱。 道光开始禁烟，遇到很大阻力。鸦片走私，更加嚣张，年突破30000箱，流失白银3000万两。这时朝臣对禁烟政策有两派意见：以许乃济为首的弛禁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 朝廷大臣发生两派观点并不奇怪，问题是道光皇帝如何决策。当年康熙皇帝，在是不是要平定三藩、是不是要统一台湾、是不是要反击沙俄侵略、是不是要亲征噶尔丹等重大问题上，都面临不同的意见。康熙的英明在于：他判断并支持朝臣的正确意见，而且支持到底，绝不动摇，直至胜利。 道光皇帝开始决定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派他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坚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严禁鸦片，必然损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定然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作为一朝君主、一个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预见到这一点。 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鸦片战争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清朝失败，以下两点，值得思考：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不错，当时英国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分析。 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可做如下思考：从战略来说：一则，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没国”；且英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有可能打败英国的侵略。二则，军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国后方太远，而清朝在本土作战。 三则，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从战术来说：一则，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澳门。 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抵抗，完全可以取得胜利。二则，后方——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 这时，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恫吓。清军在总体上完全占有优势。 [51]道光帝旻宁(4)三则，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在外国，1894年（光绪二十年），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意大利的侵略。经过两年军民奋战，打败意军侵略，迫使其在和约上签字，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后追封孝穆成皇后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穆彰阿还是在道光帝？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 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下面对朝廷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的构成做一个分析：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汤金钊6人。 在京的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共8人，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退让，仅为“伴食”而已。这三个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 所以，朝廷实际分为两派：以穆彰阿等为一派，王鼎等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下面对穆彰阿和王鼎分别说一下。 先说穆彰阿一方：《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 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观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张和议的。《清史稿·穆彰阿传》明确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以上就是说：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 像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没有道光的“谕旨”，穆彰阿再专权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总之，穆彰阿窥出道光之所思，说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为，所以穆彰阿始终得到道光的支持与信任。 因此，鸦片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道光过于无知。道光皇帝问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这是早在康熙时候已经解决的常识问题。 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道光过于无勇。他如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这场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由上可见，穆彰阿、琦善是体会道光的旨意、按照道光意旨行事的。 穆彰阿卖国、误国，最后的总根源是道光皇帝。再说王鼎一方：《清史稿·王鼎传》记载：王鼎，陕西蒲城人。少年家贫，学习勤奋，性耿直，尚气节。 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大学士王杰与王鼎同族，打算帮助他，他却不愿求助。王杰说：“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嘉庆元年（1796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户部尚书。回疆事平，因赞画有功，绘像紫光阁。 又受命清理长芦盐政积欠银900万两。后管刑部，直上书房，拜东阁大学士。王鼎官拜大学士、军机大臣后，受命河南治河。 时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他初到开封，见四面汪洋，城墙将旦夕塌圮。王鼎“躬率吏卒巡护，获无恙。洎(ｊì)工兴，亲驻工次，倦则寝肩舆中”。 这项河工用银600万，而前此马营、仪封工程用银1675万。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场“尸谏”的悲壮史剧。说到“尸谏”，人们会想起“史鱼尸谏”的故事：史鱼为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以正直敢谏而著名。 史鱼是一位智者，他说：“富而能臣，必免于难”、“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史鱼谏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而用蘧（Qú）伯玉。他为了引起卫灵公的重视，采用了“尸谏”。所以，《论语·卫灵公》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王鼎就是史鱼一类的直臣。 《清史稿·王鼎传》记载：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 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 ……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赀。“王鼎尸谏”与穆彰阿得势，这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它反映出：“君子消沉，小人猖獗！”道光皇帝在位时期，清朝的危机更加严重。 道光虽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所以，“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孟森先生认为：“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从此，西方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地写在中华文明史的耻辱柱上，这将成为后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者戒！旻宁个人小档案姓名：爱新觉罗·旻宁出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日属相：虎卒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享年：69岁谥号：成皇帝庙号：宣宗陵寝：慕陵（清西陵）父亲：颙琰（嘉庆）母亲：喜塔拉氏，孝淑睿皇后初婚：13岁结婚，配偶钮祜禄氏，配偶：20人，皇后钮祜禄氏为元妃子女：9子,10女继位人：奕（咸丰）最得意：林清事件鸣枪殪敌最失意：鸦片战争失败最不幸：母亲早故最痛心：签订《南京条约》最擅长：节俭相关阅读书目推荐（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道光皇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2）孙文范等：《道光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3）喻大华主编：《清朝通史·道光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52]咸丰帝奕(1)奕（zhǔ）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他20岁登极，在位11年，享年31岁。年号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 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 陆游曾经在《钗头凤》中这样感叹差错凄惨的爱情：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在这首《钗头凤》里，连续用了三个“错”字——错！错！错！这三个“错”字，借用在咸丰皇帝奕身上，竟或有几分贴切。 咸丰11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咸丰皇帝第一错是错坐上皇帝宝座；第二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错逃离皇都北京；第三错是临终之前错定了顾命八大臣。下面讲咸丰皇帝第一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道光皇帝共有9个儿子：他立储时，长子奕纬（已死）、二子奕纲（已死）、三子奕继（已死）、四子奕（16岁）、五子奕（16岁，出继）、六子奕（15岁）、七子奕（5岁）、八子奕（3岁）、九子奕（2岁），其中奕纬、奕纲、奕继早逝，奕又过继给了?淄趺噔５拦舛辏?1846年），道光帝已是65岁的老人，这年奕16岁，奕15岁，其余的儿子都是5岁以下的孩子。 这就意味着有条件、有能力竞争帝位者，只有奕和奕两兄弟。恭亲王奕像奕的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 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皇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她在紫禁城承乾宫生下奕（咸丰），这年她22岁，正是花样的年华。钮祜禄贵妃生子奕两年后，皇后佟佳氏病死。 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又过了一年，被册为皇后。月盈则亏，宠极则衰。 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抑郁寡欢，得了大病。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病死，年33岁。奕当时只有10岁。 奕生母过世后，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郎阿之女。她初为静贵人，后晋为贵妃。 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和皇六子奕。前面说过，奕纲和奕继已死，静贵妃膝下只有皇六子奕。奕比奕小一岁。 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收在膝下抚育。奕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如同胞弟。而同奕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皇六弟奕。 奕与奕，他们俩都受静贵妃抚养。道光在连丧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皇后。便册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奕与奕小兄弟俩，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不过，奕读书比奕早一年。奕6岁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父堮，嘉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受田，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 十五年（1835年），入直上书房，教奕读书，后升为上书房总师傅。杜受田师傅教导奕，尽心尽力，倾注心血。史载：“受田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 奕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士治疗，留下残疾，行动不便。他小时候还得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 奕也在上书房读书，但较奕聪明，师傅是卓秉恬。史书说：“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集花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式，曰‘宝锷宣威’。”皇父道光以“白虹刀”宝刀赐给奕。 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书文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皇四子奕，“长且贤”，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 道光帝秘密立储的故事，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多种多样，绘声绘色。一说：追思亡后而施恩其子。奕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 有一首《清宫词》写她暴死，事多隐秘。传说道光帝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儿子，而立皇后生的儿子奕，以此告慰孝全成皇后的亡灵。二说：欲立奕而改立奕。 传说道光皇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 以上虽属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就是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体衰病。一日，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 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 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他们两兄弟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道光对皇四子奕的话很高兴，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53]咸丰帝奕(2)《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同上面类似的故事：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上文中的宣宗是道光帝，文宗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 以上故事，说明奕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立奕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 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是偏重“德”。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帝奕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也是有欠缺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道光帝密立储位，将皇四子奕名字书写密封于匣。 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危，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匣，宣示建储朱谕：“皇四子奕，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 道光正式宣布：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当日午时，道光帝崩于圆明园。奕即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1851年）。 奕做了皇帝，其御名要避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谕旨：“以二名不偏讳，将来继体承绪者，上一字仍旧，无庸改避，亦无庸缺笔；其下一字应如何缺笔之处，临时酌定，以是著为令典。”于是，命“将御名上一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下一字著缺写末一笔”。 以前所刻印的书籍，都不需改避。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论德论行，以文以武，在道光诸皇子中是最优秀的。 结果却被奕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当然，这个历史责任不在咸丰，而在道光，或者说在“秘密立储制度”。咸丰错坐了皇位，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悲剧，而且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悲剧！下面讲咸丰皇帝第二错，英法联军入侵时错逃离皇都北京。 错离了皇都北京咸丰登极之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11年，并无一日安宁。咸丰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奕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当年十二月，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38岁生日这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京”。 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又奋争两年多失败。此次战火，燃遍14省之广，历时14年之久，清朝统治，元气大伤，根本动摇。 回顾清朝统一华夏后，在中原地区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康熙朝的吴三桂叛乱，第二次是嘉庆朝的白莲教民变，第三次则是咸、同两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耗银之多、死人之众、影响之深，成为有清一代中原战争之最。咸丰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先是，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达，死于囚禁。咸丰、同治朝与列强签订的部分条约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 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这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拒绝同耆英谈判。 咸丰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 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 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尔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54]咸丰帝奕(3)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尔后，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 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 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 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 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破裂。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 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狝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狝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 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 后来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第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1600万两。第三，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 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第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三园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 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遭遇殖民侵略，外国有相似的例子。在非洲，意大利曾经侵略并打败过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94年（光绪二十年），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以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埃塞俄比亚军民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参军，有衣物者出衣物——捐出衣物、粮食，组成一支有11万人和40余门大炮的军队。 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迎击意大利军的侵略。经过两年奋战，打死打伤意军11000余人，意大利侵略者被打败了！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完全独立，赔款1000万里拉。可是，咸丰皇帝是怎样对付英法联军侵略的呢？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 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 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一个大清帝国，数以百万计官兵，难道还不如埃塞俄比亚的11万军队吗？而且，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很近，不像英、法到清朝那么远；埃塞俄比亚是个小国，不像清朝那么地大、物博、人众、兵多！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 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 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 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 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错、特错！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是设法挽救国家危亡，还是关怀黎民涂炭？都不是。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一贪女色。有书记载：奕置兵败于不顾，携妃嫔游行园中，寄情于声色既聊以自娱，又自我麻醉。 他有所谓汉女“四春”：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此外还眷爱“天地一家春”，就是慈禧。还有野史说咸丰养着一位民间寡妇。 《野史叟闻》记载：咸丰钟情于一位寡妇曹氏，山西人，长得秀美妖艳，妩媚动人。入宫以后，帝最眷之。野史类似的记载还有：“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shū）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 咸丰帝召入宫中，最为眷爱。”[55]咸丰帝奕(4)二贪丝竹。咸丰爱看戏，爱唱戏，有时粉墨登场。在热河行宫，他都经常点戏、看戏。 他有时指导太监演戏，如《教子》、《八扯》等戏，还演唱过《朱仙镇》、《青石山》、《平安如意》等戏。他在热河逃难，更醉心于戏剧。他把升平署（宫廷戏班）招到承德行宫承差，亲点戏目，钦定角色。 他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听戏，几乎每天都要戏班承应，有时上午刚听过花唱，中午还要传旨清唱。天暖之后，有时在“如意洲”看戏。“如意洲”有水上戏台，凭水看戏，别有情趣。 薛福成《庸盦（ān）笔记》记载：咸丰帝在热河不但围猎，而且观剧。“和议刚成，即召京师升平署人员，到热河行在唱戏，使咸丰帝乐不思蜀”。三贪美酒。 咸丰贪杯，一饮即醉，一醉便闹，大耍酒风。野史记载：“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 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四贪鸦片。 咸丰继位不久，违背祖训，吸上鸦片，并美其名曰“益寿如意膏”。咸丰北狩热河后，京师被英法联军侵占。他不亲率军民抗击外敌侵略，却以吸食鸦片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 咸丰皇帝没有国君的使命感，也没有历史的责任感。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责任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皇帝应是《北京条约》签订的直接责任者。 咸丰在外敌入京、义军蜂起、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逃离皇都北京，躲在避暑山庄，而且恐惧洋人，拒不回銮返京，从而铸成他在民族、国家危难关头逃离北京的第二个大“错”！。咸丰皇帝第三错，是在临终前错误旨定顾命大臣。错定了顾命大臣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 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祐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 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第一，朝臣势力。 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下面把他们做个分析：载垣：载垣为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五世孙，袭亲王爵。道光时，任御前大臣，受顾命。 咸丰继位，为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同端华、肃顺相结，资深位重，权势日张。 端华：清开国奠基者舒尔哈齐之子、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道光年间袭郑亲王爵，授御前大臣。道光帝死，受顾命。咸丰继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 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端华与弟肃顺同朝用事。肃顺：为宗室，郑亲王之后，端华之弟。 道光时为散秩大臣。咸丰继位后，由护军统领、授御前侍卫。又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都统，后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 肃顺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互相依靠，排挤异己，掌握大权。景寿：景寿先祖为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乾隆时进攻缅甸得胜而受封，世袭罔替。三传至景庆，死。 弟景寿袭封。景寿为御前大臣、恭亲王奕同母妹固伦公主额驸。穆荫：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国子监祭酒（非进士特旨）。 到天津议和，获巴夏礼送到北京，事情闹大，改派护驾热河。匡源：道光进士，军机大臣。杜翰：咸丰师傅杜受田之子。 因咸丰感激师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为军机大臣。翰力驳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议，受到肃顺等赞赏。焦祐瀛：为道光举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依附权臣肃顺，诏旨多出其手。 上述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第二，帝胤势力。 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淄蹀取⒘⒏绻淄蹀取⑵甙⒏绱伎ね蹀取税⒏缰涌ね蹀取⒕虐⒏珂诳ね蹀鹊取Ｔ谙谭崴朗惫淄蹀?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醇郡王奕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 奕等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免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56]咸丰帝奕(5)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 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 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荷亭晚钓图》否决权。 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 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赞襄政务八位大臣的共同特点是：满洲贵族（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八旗贵族）与军机大臣结合。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 当时奕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一度重用奕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的奕、奕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 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奕、奕、奕、奕、奕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与奕两人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 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奕个人小档案姓名：爱新觉罗·奕出生：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初九日属相：兔卒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享年：31岁谥号：显皇帝庙号：文宗陵寝：定陵（清东陵）父亲：旻宁（道光）母亲：钮祜禄氏，孝全成皇后初婚：16岁结婚，配偶萨克达氏，为嫡福晋配偶：16人，皇后萨克达氏等子女：2子,1女继位人：载淳（同治）最得意：运用智巧登上皇位最失意：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最不幸：签订《北京条约》最痛心：圆明园被焚掠最擅长：听戏相关阅读书目推荐（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咸丰皇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2）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3）马东玉主编：《清朝通史·咸丰同治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57]同治帝载淳(1)同治帝载淳，6岁登极，在位13年，19岁病死。年号初定为“祺祥”。“辛酉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意为共同治国。 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十三年（1874年）死去，实际亲政只有一年多。同治6岁继承皇位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慈禧皇太后，另一个是他的皇叔父恭亲王奕。这种关系很像顺治皇帝同孝庄太后、皇叔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当年孝庄太后是在后台懿训辅政，而慈禧太后是在前台垂帘听政；二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七年就病死，而恭亲王奕做议政王直到同治死。 关于同治与叔父恭亲王的关系，我们将结合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示。先说同治皇帝与母亲慈禧太后的关系。慈禧的地位很特殊，辛酉政变后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 慈禧皇太后是同治的第一位老师，又一直掌握着朝政大权。慈禧掌控同治、光绪两代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48年之久。因此，讲同治不能不先讲慈禧，而讲慈禧不能不先了解慈禧的身世。 慈禧身世异说同治的母亲慈禧太后，由于她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其身世，有多种异说。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除北京说之外，还有五种说法：（1）甘肃兰州，（2）浙江乍浦，（3）内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芜湖，（5）山西长治。 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 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 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时是笔帖式，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十九年（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 二十六年（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1848年）、二十九年（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 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安徽徽（徽州府）宁（宁国府）池（池州府）太（太平府）广（广德州）道的道员。从慈禧之父惠征的履历看，他曾先后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任职。那么，慈禧出生在何处？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官宦之家的女子，会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近半个世纪的圣母皇太后。 近几年，北京的学者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这在档案中叫做“排单”。其中有咸丰五年（1855年）慈禧的亲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了醇郡王奕的侧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 “排单”上明确记载：此女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征，最高官职做到五品的道员。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这份“排单”认定，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辟才）胡同。所以，这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成门内华嘉寺胡同；到民国初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旧地在阜成门内华嘉寺14号。劈柴胡同距华嘉胡同很近。慈禧的父亲属于满洲镶蓝旗，应当住在劈柴胡同一带。 此外，还有人认为慈禧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清朝的皇帝》记述：“慈禧母家在东城方家园，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征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有书说：“恭亲王曾慷慨言之：‘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注云：“方家园在京师东北角，为慈禧母家所在地。” 慈禧之弟照祥，袭承恩公。《翁同龢日记》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十七日记载了慈禧母亲发丧一事：“昨日照公（照祥）母夫人出殡，涂车刍灵之盛，盖自来所未有，倾城出观，几若狂矣！沿途祭棚络绎，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李鸿藻）未往，颇忤意旨。”慈禧家的具体地点至今没有解决，慈禧入宫时选秀女的“排单”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慈禧的出生地点以及身世仍存在着如下五种异说。 第一，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今永昌路179号院）。 但是，经过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第二，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小文，题目是：《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这篇文章又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 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学者查阅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档案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官职也不对，在京师是文官，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品级也不合。 [58]同治帝载淳(2)第三，慈禧出生在安徽芜湖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 一些小说、影视多是这么说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一个情节，兰贵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在圆明园“桐荫深处”唱一曲缠绵小曲，咸丰皇帝听得如醉如痴，从此博得宠爱。显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孤立地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 就像北方人会唱黄梅戏，不能以此证明出生在安徽一样。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 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第四，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化）绥（远）道的道员。 清代的绥远城，今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这种说法又称为内蒙古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 但文献记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15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1831～1837年）年，在归化城做官，当过副都统。 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过。以上就成为慈禧出生归化（今呼和浩特）说的一个历史的影子。慈禧的母亲不可能从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为这在当时既路途遥远，也不合礼法。 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说。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 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4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11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 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说慈禧是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1）王姓家谱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一直续谱到现代。 王氏家谱上更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是后来重抄的。（2）当地还传说：在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 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1）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2）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 （3）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上面的传说，有文有物，具体生动。 长治地方众口一词，画押证明，说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还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上述动人的传说，真是太传奇了。 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再加上慈禧在咸丰身边的政治阅历，使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 慈禧在咸丰皇帝死后，帝后集团与帝胤集团结合，发动宫廷政变，摧毁“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这场政变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即农历辛酉年，所以史称“辛酉政变”。辛酉政变同治继承皇位后，在位的13年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清军攻占南京，太平天国失败。 大家对此很熟悉，就不讲了；第三件是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圆明园。下面讲辛酉政变。在上文提到，咸丰皇帝的第三错，是临终前错定了顾命大臣。 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 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淄蹀取⑵叩艽伎ね蹀取说苤涌ね蹀取⒕诺苕诳ね蹀龋褂芯蟪嘉南椤⒐鹆肌⒈︿]（jūn）等人。 文祥，满洲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军机大臣。英法联军逼京师，咸丰帝决定巡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师。 军机大臣中独其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59]同治帝载淳(3)桂良，满洲正红旗人，为奕岳父，官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咸丰赴热河，同奕留守。宝鋆，满洲镶白旗人，道光进士，署理户部三库事务。 咸丰至热河，调帑银20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而受责降级。翁心存，道光进士，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书，又授六阿哥、八阿哥读书。咸丰时任上书房总师傅，拜体仁阁大学士。 对肃顺兴大狱心存不满，载垣等请褫（chǐ）其顶带，归案讯质，被降五级，革职留任。翁心存、祁寯(jùn)藻、彭蕴章，他们都是上书房的师傅，翁、祁、彭“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贾桢，山东黄县人，道光一甲二名进士，后擢侍讲，入直上书房，授皇六子奕读书，后任武英殿大学士。 咸丰赴热河，命桢留守，桢“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所以，奕周围这些人的特点：一是汉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多，三是对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议咸丰在京主政者多，五是议和后请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官员年富力强者多。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得到两宫皇太后与同治皇帝的支持。 以上两个朝廷集团，咸丰承德断气之日，便是开始较量之时。政变过程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2）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3）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的梓宫。 《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2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6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奕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初七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 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 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 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十八日，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做步军统领。 奕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又兼管善捕营事。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 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 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缮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1）“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 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 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管善捕营事。” 这可能同奕逮捕肃顺事有关。[60]同治帝载淳(4)十月同治帝在大典上穿过的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初五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 “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 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二十六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立于左，醇亲王奕立于右。 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 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奕30岁。“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 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到皇宫，其间74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4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3天。 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 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zhuān)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 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 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 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 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 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61]同治帝载淳(5)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同治新政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 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 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一）设立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 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 总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二)出洋考察。 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和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 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请6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 这正合奕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斌椿，《清史稿》无传，旗人。当时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63岁的斌椿报名应征。 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为政府官员中赴西欧考察的“东土西来第一人”。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 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chá)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 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三)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 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10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 当时的工薪，汉文教员年薪100两，外国教师年薪1000两。同文馆学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担，每月另发10两津贴。月课合格者奖银32两，季考合格者奖银48两，岁试及格者奖励72两。 若三次考试都及格，共得奖银152两，加上每月津贴，每年得银272两。后奕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采西学”、“制洋器”，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有人说：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 也有人认为：设立同文馆将使中国传统丧失，令中国官员士子向外人学习技艺，不仅是一大耻辱，而且将使中国“变而从夷”。京师流传出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为“鬼子六”。 前门外墙壁上出现“揭帖”，上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此帖里嵌着“同文”二字，讽刺设立同文馆，中国将丧失传统文明。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道：“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有人将当年春旱，渲染为“天道示警”，攻击是奕等人倡行“西学”而致，乃纷纷上折，要求同文馆停止招考。 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也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 认为不必向外国学，以中国之大，“必有精其术者”。奕等递上驳斥倭仁的奏折：仅尚空谈，不切时务，中国将愈益落后。英、法皆小国，却几次打败中国，所恃者正是科学技术。 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败再败。并请倭仁保举“精其术者”。倭仁保举不出人才，只好退让。 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使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98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72名，其中30人是为了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10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的八旗子弟合为一班。 后在上海、广州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招收满、汉子弟入学，只开设外语课，请美国人做教师。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丁韪(wěi)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8年，至此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之规模。作为第一所近代学堂开办起来后，它带动了其他近代学校的出现。 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62]同治帝载淳(6)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四）派留学生出国。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hóng)分不开。 容闳(1828～191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家长想让他学成后做买办。后该校教员、美国人布朗回美国时，容闳随他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之一。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入耶鲁大学，攻读4年，于咸丰四年(1854年)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容闳为其幕僚和译员。他多次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同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上奏派留学生的章程，决定派遣120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15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此事。 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幼童留学生年龄一般在12～16岁，出国前在上海培训。因为当时风气未开，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 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向其父介绍留学招生一事，并劝他送詹天佑报名。但其父要儿子走科举正途，而不愿意出去留学。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他父亲才愿送子出国，当时詹天佑才12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的英语，了解美国情况。 学校要求极严格，学习差的经常受体罚，幼童们都很努力，完成了预期学业。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30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有四批120人赴美国留学。 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 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监督留学的官员陈兰彬等，以留学生学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将留美学生撤回。 总理衙门大臣奕虽是要求实行新政的人，他对留学生违背“祖训”却接受不了，便奏请于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留美学生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出洋，至光绪七年（1881年）撤回，最长者达9年。出国时的12～16岁的少年，归来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 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 (五)洋务求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它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 奕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时就进行过了，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安庆军械所办成，并很快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 曾国藩集合起湘军军官、幕僚试看演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鸟枪、抬枪和土炮的确强多了。湘军和幕僚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 海军建设，主要还是向外国购舰。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转向德国订购战舰。 同治三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 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15艘军舰，最大者为2800吨，小者只有数百吨。[63]同治帝载淳(7)金陵制造局。是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到光绪初年，该厂计有三个机器厂，还有火药、火箭、水雷等工厂，规模也很大。 福州船政局。设于同治五年(1866年)，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的造船厂。该厂所聘洋员分别任监督和副监督。 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该局由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同治八年(1869年)，该局造出第一艘轮船，取名“万年青”，到同治十三年(1874)，共造出轮船15艘。 此后外籍工匠全部撤走，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接管技术工作。到甲午战前，又造轮船20艘。中法战争前制造的轮船质量较差，全为木壳船，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能制造铁甲舰，其造船技术一直未见提高，同英、德等国所制的铁甲舰和巡洋舰皆无法相比，中法战争之前所造的军舰多数毁于中法马尾之战中。 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皆为李鸿章直接控制，这三个军事工业统称为“北洋三局”。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对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重修圆明园之争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帝亲政，时年18岁。 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慈禧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九月，同治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 恭亲王不好完全拒绝，报效银2万两，指令户部先拨银2万两。拨款之后，朝廷震动。接着百官疏奏，反对重修圆明园。 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责。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同治又下谕将游百川革职。 经过一段准备，十三年（1874年）正月，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先后开工。四月，同治视察圆明园，慈禧亲自看取图样，应修殿宇不下3000余间。七月初六日，发生广东商人李光昭自称“圆明园李监督”，借购修园木料诈骗白银30万两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对。 同治帝仍不同治帝绘《祝万年图》理睬，继续其工程。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xǔ)，为此不急之务。”同治帝与十重臣几番面对面地辩论，他明知错误，仍不悔改。 当大家一再反对时，同治帝准备发上谕，以十大臣“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宣布将十大臣革职。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据吴汝纶日记载：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 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没有发布，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在奕等谏阻下，同治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xiāo)舌！”二十九日，停止圆明园工程。 重修圆明园工程是慈禧的懿旨，奕等的谏阻，触怒了慈禧。三十日，同治帝上谕：“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此次补盖、添建、粘修、揭瓦后基本成型的殿阁亭榭等100座500间。 八月初一日，同治发出上谕：“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爵罔替，降为郡王，……著加恩赏还亲王世爵罔替”云云。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十二月，同治帝死于养心殿。 他的死因，是个疑案。同治死因疑案同治6岁到14岁期间，每天应景做皇帝，到养心殿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他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弘德殿读书。 同治从小没有得到严父的教育，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都没有文化，不得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们常在重华宫??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文化的熏陶。同治贪玩，不爱读书，“见书即怕”，不好学习，没有长进。 他的师傅教他学习看奏折，但他“精神极散”；听讲奏折，也极不用心。他的伴读奕详、奕询，本意在陪同读书、互相激励、彼此切磋，实际上往往代其受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在课堂上，“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实在是一个顽皮的学生。 同治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同治皇帝就其个人来说，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独尊荣光，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没有兄弟竞争便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他人生的喜剧。但是，同治也有人生的悲剧——他短暂的19年就有六大不幸：幼年丧父是为第一大不幸！童年担当社稷重任而不能享受正常童真快乐是为第二大不幸！同圣母皇太后关系不好是为第三大不幸！婚姻不如意是为第四大不幸！无子无女是为第五大不幸！19岁便早亡是为第六大不幸！下面简单说一下他的后妃。 [64]同治帝载淳(8)同治有一后三妃，其中皇后的人选：慈安皇太后喜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皇太后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两宫太后，意见不一，要同治自选。同治选定蒙古正蓝旗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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