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方和西方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1783年至1789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1814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1812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谴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为其海军力量所支持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僵持于北海的情形下，协约国控制地中海的任务可能落在法国的头上，这自然也会引起意大利的严重不安。据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些现有协定中包含着对于西地中海地区的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会象门罗主义那样趋于强化，而有关国家也会从其出发决定如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否应采取一些将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状况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在北海严阵以待的情况下，一支能够在地中海发号施令的舰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快速纵队，它处于核心位置，有助于针对其他地区采取持续的具体行动。上述的几国海军各有分工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尽管它不免表现出同盟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不可行的。 这些叙述自然都是估测性的，但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它们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们的思考。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1902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这样，在1895年，当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干预以迫使日本作出牺牲之时，英国本可以抵制这样的行动，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令其有所顾虑。可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作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当前的海军竞赛继续发展，上述的干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还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它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但到了1904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届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前文曾言及，在1898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而当前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既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也可通过推迟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或期待有足以扭转局面的事件的发生。 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1905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作好军事准备----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而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又在陆上和后者周旋。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予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更显突出，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它们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现代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故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的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晰。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今天，涉及西班牙的争论已成为过去；不过即使在看问题最肤浅的人看来，很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既和美国、也和整个欧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让我们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德国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一般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种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1870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1879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1881年是二十二万，如今只有两万了。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一位德国撰稿人最近甚至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今天，受英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而诞生的德国海军联盟已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成员。要知道，英国比其他国家对海洋有着更多的依赖，不仅为了自身的繁荣，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一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怪异之处；无论德国的议会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之小，它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愿。另外，再补充一句，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一百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我们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1812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能带来明显经济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一个关税同盟----先于德意志政治同盟出现并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尽管如此，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以前的多个世纪的分裂使德意志一直处于虚弱状态，承受着外来干涉和压迫给自己带来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并且集中地体现为德国的自我激励精神。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实在是由于初登今日这样的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其他人不会象我们自己那样子我们以充分的估价，从而也不会给我们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出于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自我保护需要，可是在他国眼中或许就超出了防御的范围而有政治及军事意义上的“冒犯”之嫌。门罗主义实践的早期历史的确呈现出这种局面；不过，今天各国已经习惯、容忍了美国的主张。在此必须指出，美国巨大的潜在实力使他国不能不对它谨慎有加。 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得到适当的调配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财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物力的具体表现；勿庸赘言，一个国家也可能象一个人那样滥用其财富，因照顾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费或因使用不当而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 尽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交议题，但是对于表现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力量抗衡的欧洲体系，我们关心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两项主要对外方针的影响。就这种平衡关系眼下的状况而言，门罗主义不象门户开放原则那样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未来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为一些主权国家所拥有，而它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定，不可被随意侵犯。中国自然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这招致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频繁干涉，它的主权也因此不断地遭到侵害，尽管就人口和资源而言，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局面降低了中国所享有之权利的有效价值，它们在实质上已沦若无物，即便在字面上尚非如此。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利益交锋。这种状况也适用于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这场革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所知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些情形产生于当地的土耳其统治的不稳定。在土耳其境内，出人意外的事态一直层出不穷，正如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所表明的。克里特岛也是一个难题所在；在这里，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愿受到了几个保护国的政策的抑制。克里特的状况由几个强国共同保证是由土耳其当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后者如今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只能予以默认；换言之，它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现状。这些情形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来地变得十分强烈。 和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原则目前还停留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地步，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然它可以被写入某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有约束力，不过它能否得到实际的遵循还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能要求一个不同意门户开放的国家也服从于这个原则，相反它尽可以置之不顾，除非迫于压力不得不遵从之。和美国的其他政策----尤其是门罗主义----相似，门户开放原则也是形势的必然产物；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瓜熟蒂落之时。这两项政策的提出表明，若干长期不受阻碍的过程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对它们说，只应走这么远，不能再远了。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作此告诫，直到后者不再对其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则对更远地区的扩张活动作类似的警示。这种扩张以政治或军事干涉为手段，借助于吞并或以实力为后盾的影响----这简而言之也是对领土的实质性侵占，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以谋求对东方市场----广义上包括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的外来控制。 借助吞并或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地盘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市场为外来者所把握的状况已沿续了三个世纪。今天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呈现这般情形。昔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与它们也并无二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顺应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不管其程度如何不易为人所察----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就在太平洋的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座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海军的威胁之下，而英国海军正是这样针对着德国。可是，英国的困难在于它必须用海军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而海军对于作为一个一流国家的英国的自身生存又必不可少。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出于它与巴拿马运河地区及远东较近，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当今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假如美国能在其太平洋海岸做好必要的长期性准备，必要时它的舰队就能被很快地部署于此，以弥补美国舰队先前的远在他处所导致的损失。这要求美国将其战列舰集结到一处----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是对它们的唯一适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规模如何，只要它被调配得当，再加上距东方较近不仅便于美国采取行动，而且减少了其派出分遣舰队的必要。它就能够具备某些优势。 德国海军的近来发展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八年之前，也就是在英国和日本达成第一次同盟条约前不久及日俄战争前两年，我写了一篇论述各国海军的趋向的文章，探讨了相互对立的英日同盟及法俄同盟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其中，地中海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及其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弱点自然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当时，俄国在远东部署了一支精锐舰队，不过其后对它的使用却令人可悲。如果那时发生了一场不仅仅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就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向或动作而言，当时的德国舰队不会被认为将对力量平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那时英国还成功地保持着海军的两强标准，而且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它既能控制多条交通线，也能予其盟友以相当的援助，假如需要它做的不仅仅是在欧洲水域抑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述都是八年前的情形。今天的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其实力很快就会仅次于英国海军，而比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他国海军高出一大截。这种局面将使英国海军被锁缚于本土水域。面对这种状况，如英国目前正在做的，它只能在将其海军主力集结于本土周围的情形下在前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后的地带，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间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作为一种军事举措，这样做完全正确。只要这点依然存在，而英国海军又不会为灾祸或懈怠所削弱，这种处置对于英国的防御及旨在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的进攻行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英国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必须维持这种作用，如果它在本土水域及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战列舰，其命运不会出人所料。奥地利在1866年和法国在1870年的遭遇都表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1910年3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也许会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战列舰舰队毋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1910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7月4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1895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1895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了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第三部 亚洲的问题1·三强俄、英、美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一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型。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人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观察并持续地追溯英俄间的长期竞争，这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前的复杂，并在两个对手之间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维持的那种协调。借助于这种协调，英国和俄国的各自权力----不管各自的组成是怎样的----在大小与性质上都应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它们间的摩擦应被尽力减少。假如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从其中就很难再萌生出破坏和平的企图了。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销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因为铁路运输快得多的速度给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们容易忘记铁路运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说物资交换----的好坏不只是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被稳妥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固有优势可能会使它在促进所讨论地区的发展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不过，如前所说，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而这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现在，让我们再考察一下俄国侧翼的形势：首先，由于它们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大家对其都心有属意；其次，各国根据其在该地区的地缘状况，或是推进或是阻止他国的推进，并由此根据自身力量发挥作用。 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它们将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散乱无章。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它们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有着一致的要求。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决定这些前景的是各强国施于该地区人民身上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指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互相毗邻，其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起不到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它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几至波斯湾。由于没有铁路，该地带从现代角度来看商业比较落后。其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是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当于纽约至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修建一条铁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湾顶点连接起来，再另建一条铁路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样一条干线得以投入运营，它自然会随后得到扩展。 在上述地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地安于现状，不知道也不期望发展进步。因此，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进步国家确实需要处理它们时再说。不过，现在针对中国而言，鉴于各国对问题的迫切有着现实的认识，且都在为从中国获得一块用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地盘而努力，它们已经十分重视关系到自身将来的需要了。不管各国想建树什么影响，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求获得某种优势，实实在在地据有某些权力和地盘。这就是一些亚洲本地人所认为的强国想要得到某种特许权的唯一原因。假如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这种动机十分强烈，它显然会左右各国的行为。当然，完全用不着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利，这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象在埃及那样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的政府进行鞭策，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对它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千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3·以中国为中心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4·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二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缺乏这一点即使不表明衰败业已开始，也预兆着它的即将到来。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最能增进其幸福的条件方面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和适当的法律约束相结合就能够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的使其接纳性与大陆上的亚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个性的演进。在同样的环境中，还可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已经采纳并从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的发展中学到很多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只有岛国地位带来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而这比其他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更具影响。不应将个性强等同于僵滞不前，更不能将坚定和偏执混为一谈。但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倾向则是消极有害的。石头尽管可以是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趋于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用开花结果，但侵蚀却使它们处于自我变化之中。 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 ] 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间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的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 [ 译者注：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 ] 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竟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 。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1·美国向外看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 美国人关于他们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想法与政策正逐渐发生变化，这方面的种种迹象不难以找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为国内工业保持住国内市场，这成功地在各种投票活动中得到了肯定并规范了政府的航向。雇主们和工人都同样被引导着从这种观念出发来看待各种被提出的经济措施，对任何有利于外国生产者向他们自身领地渗透的步骤持敌视态度。在思想和目光在任何时候都被绝对地集中在某个方面的情形下，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就是在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中遭到损失的危险和保持优势的前景被忽视了。尽管美国的丰富资源使它的出口额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这种令人得意的局面存在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大自然对美国的极为丰富的馈赠而不是其他国家对于我们那被保护的制造业的特别要求。 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工业一直受到保护，以致于这种实践已化为了一个传统，落入了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些工业就像近代的铁甲舰，虽有着厚厚的装甲，但引擎和火炮低劣；能很好地进行防御，但攻击力薄弱。在美国内部，国内市场得到很好的保护，但在其外，在宽阔的大洋彼岸，还有着世界市场，只有通过生气勃勃的竞争才能进入和占有它们，而诉诸法令以求保护的习惯是不会增进竞争能力的。 不过，归根结底，美国人民的性情本质上和这种懒怠的态度并不匹配。不管对于保护主义有什么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完全可以预言的是，只要认识到了在国外获利的机会，美国的企业就会披荆斩棘以获取它们。从此说开去，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有意义的事实是，一位著名的、颇有影响力的保护政策的鼓吹者，也是支持保护主义派别的一位领头人和对时代的特征和舆论的转变的一位敏锐观察者，已经转而支持了一种旨在调整关税以使美国的企业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政策。各种派别的人们都能够就布莱思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说出的下述言词达成共识：“对于象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食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天安排。”面对着如此精明能干的知名人物的这些话语，即使近来的关税立法的极端之处也可以反映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使人想到了著名的大陆体系----我们自己的安排和其相似。当初拿破仑竭力维持这一封闭体系，直至帝国的结构在重压之下崩溃。 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因为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些道理，难道我们不是可以大谈特谈？不过，我们不会更深地认识这些道理，除非认识到美国的独特位置和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世界相望，美国的海岸与大洋相濒临。不管这些大洋与哪条海岸相邻，它们对美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的政策出现变化迹象的同时，世界也处于某种即使不是预示着危险，也具有深刻意义的动荡之中。我们不想为欧洲的内部事务劳神费力。即使欧洲出现动乱，其对我们的影响也只是部分的和间接的。可是，欧洲的海上强国并不只是一心一意地提防着它们的陆上对手，它们也怀有进行商业扩张、殖民和在远方加强影响的意愿。这将使它们而且已经使它们卷入与我们自己的冲撞之中，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推行放开手脚的政策。关于萨摩亚群岛的事件表面上看来不值一提，但清楚地反映出了欧洲国家的雄心。由此美国也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了与其未来密切相关的利益。当前，夏威夷群岛上的内部麻烦正愈演愈烈，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决心。在整个世界上，德国的商业和殖民推进正和其他国家发生碰撞，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和英国在新几内亚划分问题上的纠纷；最近德英两国关于在非洲的利益分配的谈判----法国对此深具猜忌；萨摩亚事务；德国和美国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的冲突；以及所谓的德国在中南美影响的扩大都是确凿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性的、尚武的精神气质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德国的扩张被确切地认为更多地产生于德国的国民性格而不是其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德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不是引导而是顺应国民的情绪。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情形。 此外，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超出欧洲控制之外的世界已进入持久的和平。动荡不定的政局，如在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在夏威夷群岛，所存在的，和大部分这类地区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性相结合，滋生着各种危险的争吵。对此未雨绸缪才是稳妥明智之举。无疑，和旧时相比，各国总的趋向是更加厌恶战争。即使不比我们的先辈更少些自私与贪婪，我们也似乎更不愿见到由和平的丧失所带来的艰辛与痛苦。不过，为了拥有珍贵的闲适和悠然自得地享有商业带来的好处，必须坚持具备和对手同等的力量。是敌国的戒备有加而不是对现状的默认使欧洲各国军队的规模受到一定抑制。 另一方面，无论是国际法上的规定还是基于某个公理的裁决都不能被指望用来求得对争执的公平解决，如果它们和一方的强烈的政治需要相冲突，而另一方又处于相对的弱势。就依然悬而未决的关于白令海海域海豹的猎捕的争端而言，不管如何看待我国的主张，根据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无疑我们的意见是合理、公正、符合世界的总体利益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主张化为现实时，我们不仅和我们自己也强烈地具有的对于国旗的尊严的民族主义的敏感相抵触，也和一个为某种强有力的需要所驾驭且在我们特别薄弱和缺乏保护的方面极为强大的国家相冲突。不仅仅是英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我们的海岸漫长且缺乏防御，英国的较大的殖民地----首当其冲是加拿大----还认为宗主国的力量是它们需要和可以指望的东西，这对英国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商业和政治优势。有关的争端存在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而不是美国和英国之间，可是后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争端来促进它和其殖民地之间在感情上的亲密。仅就英国而言，它可以和美国方便地达成一项对双方利益都有所增进的平等安排；可是加拿大渔民的纯属地方性的和过于自私的要求规定了英国的政策，出于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海上利益的最重要一个环节的缘故。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形下，英国海军可能无力保持经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航线的畅通。但是，英国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拥有了一条替代性的交通线。这条线路比前者以及经由好望角的第三条航线在避免受到海上攻击方面要好得多，而且两大基地对于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活动和海军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上述争端最终如何得以处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立场只可能在加拿大和其他大殖民地造成对母国的依附情感和信赖的强化。这类的同为一体且相互依赖的意识提供了这么一种鲜活的精神；没有它，出现不久的帝国联邦体制只能是死气沉沉的、呆板的玩意。这些意识也影响着对于诸如买进卖出、贸易路线这些事宜的通常非情绪化的考虑。 上述争端看来无足轻重实则十分重要，来得突然而且涉及的是超出其自身之外的其他考虑。它有助于我们确信存在着许多伴随着通过中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开凿而来的对西半球和平的潜在和尚未被预见的危险。一般说来，显而易见的是，这条运河会改变贸易路线的走向，从而会导致商业活动和通过加勒比海的航运量的巨大增加；而如今相对冷清的这一海域将成为象红海那样的航运要道，前所未有地勾起海洋国家的兴趣和雄心。这片海域的每一个地点的商业和军事价值都会上升，而运河自身将成为最为举足轻重的战略中心。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运河将把两大洋连接起来；不过，和前者不同的是，除非为条约所详细保障，否则它会完全为凭借海军力量控制海洋的好战国家所拥有。在战时，美国无疑应控制加拿大铁路，即使与我们相敌对的他国海军会对我们的海岸施以威慑性行动；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比之于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美国将无力控制中美洲运河。军事上，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和海军准备而言，在欧洲国家卷入的情形下，地峡的凿通对美国只能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海岸尤为危险。我国的一方海岸的日益缺乏保护会对整个军事形势造成不利的影响。 尽管地理上的邻近和丰富的资源赋予了我们某些固有的巨大优势----用其他话讲，这些优势来自于我们天然的禀赋而不是睿智的准备，无论就事实还是意图而言，美国还是可悲地无法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和其在该地区的利益规模相匹配的影响。我们没有，而且更糟的是，我们并不愿意拥有将在和那些其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在该地区冲突的国家的争端中举足轻重的海军。我们没有，似乎也不急于安排将使我们的海军更放心地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岸防御。在加勒比海之内及其四周，我们没有如许多其他强国所拥有的地盘，它们不仅对于控制该海域具有巨大的天然优势，而且由于筑垒和武装已具备或正具备人为的力量，这使它们实际上变得坚不可摧。与此相反，我们在墨西哥湾甚至都没有开始构筑一个海军码头以作为我们的行动基地。不过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遗憾我们缺乏建立和欧洲大陆国家各主要海军同等强大的海军的办法。我认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事实，就是尽管我们的国家有着大量的收入盈余，但对应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它依然显得贫穷。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也不关心如何使自己的海洋边界得到保护，并使自己的海军拥有凭借我们地理上的优势足以在不可回避的争执----比如我们最近碰上的关于萨摩亚和白令海的争端以及在某个时刻可能在加勒比海或中美运河地区出现的争端萌发之时发挥重要作用所属的力量。是否美国准备让德国获取位于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是否美国准备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我们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是否美国默许一个外国将保护权施于夏威夷群岛----这是太平洋的中心据点，至旧金山、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的距离相等，并是我们至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或者是否可以认为，假如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政策和权利坚如磐石，以至于对方会马上收回自己的迫切要求并体面地后退？在萨摩亚是这样么？白令海呢？ 当估量我们进行军事准备的需要时，考虑到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离我们海岸的遥远以及在如此长的距离之内采取行动的困难是充分合理的。同样合适的是在形成我们的政策时，考虑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猜忌、它们随之对于引发一个象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的敌意的顾虑、它们对于我们将来的报复的担心、它们在既分遣出一支力量至我们海岸而又不过多地损失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方面的无能为力。实际上，认真判断英国或法国在不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或者不使它们的殖民地和商业缺乏适当保护的情形下会动用多大力量对我们的海岸采取行动正是对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进行估价的起点。如果后者超过了对付英法用以反对我们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海岸得到了防护以至于我们的海军能自由地打击它想打击的目标，我们就能够保持住我们的权利：不仅是国际法承认的以及国家间的道德感支持的权利，而且有那些同样实际的权利----它们不由法律所赋予，但有赖于对利益的清晰考察、有赖于执行明显必要的政策、有赖于自我保护。如果我们在军事力量方面居于有利地位，我们就能够充分维护我们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这不是因为我们可在大洋上截获他国船只，而是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的城市受到保护，不受海上攻击；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使我们能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以及这个自治领的边境地区任意采取行动。不过，外交家们不会当着对方的面炫耀这类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他们要找的是妥协之策，并且一定能够找到。 虽然我们在西半球的地理优势以及某个欧洲国家在对我们采取行动时要对付的种种不利是不可否认的，且是政治家的思维中的固有因素，但如果认为单是它们即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显得天真幼稚了。需要把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才能使其朝向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倾斜。上述因素仅是防御性的，而且还只是部分地。尽管路程遥远，我们的海岸还是可以被抵及；它们未设防御，只能在短时间阻遏前来攻击的力量。如欧洲可能出现三个月的和平，没有哪个海上强国会不敢动用相当多的舰只来支持它的要求----不过它确实不会愿意这些舰只出航达一年之久。 不过，倘若我们海岸的牢固程度和它今日的薄弱程度一样高，在贸易或战争方面的消极防御就只可能是一项可怜的政策，只要世界依然充溢着斗争与盛衰兴亡。我们周围处处是争斗。“生存竞争”、“生活的竞赛”这些词语如此令人熟悉以至于我们并不体味其意义，除非我们停下来思考它们。在任何地方，一个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怀有戒心，我们自己也并不比他国特殊。除了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我们的保护性安排指的又是什么呢？的确，我们只能运用某些今天所有国家都承认的属于国家权力的合法使用的程序，即使这些会对它们造成伤害----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愿做的事是正当的。我们的人民难道是如此地温顺以至于他们在其利益系于受到争议的权利之时不可能独行其事？或者是如此地麻木以至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人向那些他们长期认为自己的影响应占上风的地区的侵入渗透？ 我们自己造成的在市场方面的孤立闭塞以及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航运方面利益的减少与我们这个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生活的遥远特别地吻合。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幅北部和南部大西洋地图，它显示了主要的贸易路线的走向及所承载的运输量的比重。有趣的是，我注意到相对比较冷清的地区是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和邻近的国家与岛屿。一条宽广的运输带从我国的北大西洋海岸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同样宽阔的另外一条从不列颠群岛通往东方，经过地中海和红海。这条运输带溢出了红海的边界以表示贸易规模。通过好望角和合恩角的运输带的宽度是红海地带的四分之一，它们在非洲与南美洲之间中线上的近赤道处交会。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标示着当前英国和一个在拿破仑战争中曾容纳了英帝国整个贸易额的四分之一的地区的贸易量。其意义是千真万确的：欧洲目前在加勒比海只有很少的商业利益。 一旦地峡被凿通，该地区在商业上的孤立连同其他国家对其的忽视就会一去不复返。任何使用运河的船只不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都必经加勒比地区。不管随海上活动而来的大量需求会对毗邻的大陆与岛屿产生什么影响，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将集聚在这样的一个贸易中心周围。为了保护并发展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都会在一个美国历来对于欧洲列强的侵入有着颇具戒心的敏感的地区寻求支撑点和影响方式。大部分美国人对于门罗主义的准确内涵只有着非常粗浅的理解，可是这个为人熟知的词语已导致了一种举国上下的敏感，它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能引发战争。另外，对于这种情绪造成的争端而言，国际法及其公认原则的道义权威并没有发挥息事宁人的作用，因为争端主要系于政策和利益，而不是所承认的权利。法国和英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所掌握的港口的地位，虽然它们当前的重要性还有限。这两个国家关注的是不久的将来。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和大陆上，有许多目前由弱小或不稳定的国家所掌握的意义重大的要点。难道美国乐意看到它们被卖给某个强大的对手？可是美国又能诉诸怎样的权利来反对这种转让呢？它只能求助于一件东西，那就是由它的力量所支持的合理的政策。 不管美国人乐意与否，他们如今必须开始注意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么做。一种日益壮大的公众情绪也要求这样。美国处于两个旧世界和两个大洋之间的位置也导致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很快会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的通道的出现而强化。这种趋势还会因太平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的增加、日本的不断进步以及有着不断推动国家进步的进取精神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各州而被保持和加强。某项生气勃勃的对外政策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支持都不会象在落基山脉以西的民众中得到的支持那么多。 前面提到，在当前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灾难，尤其是给太平洋沿岸地区。一旦运河修成，大西洋海岸并不会比今天更加暴露，它只会和它所在的国家一起承受更多的外来干预的危险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们。而太平洋海岸则会由于它和欧洲之间的路线因经由一条能为更强大的海洋国家所控制的通道而大大缩短，从而蒙受更大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在于可以更方便地从欧洲派遣一支敌对的舰队，也在于某个欧洲强国能够在太平洋沿岸保有一支比先前更为强大的海军，因为这支舰队在需要之时可以被迅速得多地召回国内。不过，如果太平洋港口的巨大弱点得到了我们政府的明智处理，我们在那一地区的海军优势就能得到保障。由于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主要的中心不可能为鱼雷艇有效地保护；随之而来的是舰队总是能经由一条毫无阻碍的通道通过炮台。因此仅仅依靠堡垒工事并不能给这两处地点带来充分的安全。尽管这些设施对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还应另外派驻海岸防御舰队，它将和炮台相互配合以反击敌人。这些舰只的行动范围不应被允许超出为它们指定的港口之外很远，它们是该港口的防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限度之内，这些舰船永远可以在战争形势使该港口成为敌对的焦点之时给在海洋上行动的海军以有力的支持。通过舍去进行长距离航行的能力，海岸防御船只相应地可以在装甲和火力方面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具备更强的防御和攻击力量，从而增加了它对于在某一时刻将与之共同行动的舰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除了英国，没有哪个外国拥有非常接近我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其纳入它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且值得疑问的是是否英国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这样的舰队。一旦加拿大太平洋海岸交通被截断----美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也就失去了它对英国的主要价值。这时，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和牙买加的所有者会通过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压来保卫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就目前我国的海岸防御状况而言，英国绝对可以这么做。和我们的易受攻击的大城市相比，整个的加拿大又有什么意义？甚至即使我国的海岸得到了加强，英国还是可以那么做，如果我们的海军还不象如今所规划的那么强大的话。我们对加拿大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至于它可与我国的海岸贸易的被切断，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和切沙比克湾的被封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拟？依据多少有些含糊的国际法上的规定，英国的确可以使上述封锁在技术上十分有效，而中立国也会对其照样接受。 太平洋沿岸各州军事需要以及它们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极度重要性还只是一个将来的问题，不过这个将来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应该立即为之筹划。要想估量一下上述重要性，就考虑一下一个仅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国家在弥集着由现今居住在那里以及正大量涌入的人们所组成的，控制着象旧金山、普吉湾和哥伦比亚河这样的海上交通枢纽的人口之时会在太平洋地区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因为这些人和东部的社会由血缘和紧密的政治联盟纽带的维系就小看这种作用？不过这样的作用若想毫无阻碍地得到发挥，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军事准备之上，正如谚语所说，“天鹅绒的手套里面要有一只铁掌”。要做到这点，三件事不可缺少：第一，凭借筑垒和建立海岸防御舰队来保护主要的港口。这将增强这些港口之内的团体的防御力量、给他们带来安全，并为一切军事活动提供必要的基地。第二，壮大海军力量。这会使进攻性力量如虎添翼，单是它自己就使一个国家能够向外扩展影响。第三，我国的政策应表明这样的不可违背的决心；今后没有哪个外国将会在离旧金山三千英里之内获得加煤站----这个距离之内包括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及中美洲海岸。燃料是现代海战的生命，是舰船的粮食，没有它，现代的深海庞然大物就会寸步难行，毫无作为。所以，一些最重要的海军战略考虑是以燃料问题为中心的。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我们面对的是许多外国的燃煤补给站，这促使我们要坚决地拥有武力，甚至是象迦太基促使罗马那样，我们不能再默许由于他国在北太平洋先发制人而增加我们的危险，进一步分散我们的力量。 总而言之，在英国因其强大的海军和在我们的海岸附近握有坚固的据点，无疑是我国的可能敌国中最难以对付的一个的情形下，必须格外提及的是，和这个国家达成诚挚的谅解是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对外利益所在。这两个国家无疑要谋求各自的优势，但两者又受发自同一源泉且深深扎根于自己天性之中的法律和正义观念的支配。无论出现什么一时的偏差，一种向共同的权利标准的回归必定会接踵而来。英美两国缔结正式的同盟是不可能的，但对双方在禀性和观念上的相似予以坦诚的承认将激发亲近感，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对双方都有益的合作。如果两者不再那么习惯于相互间的大惊小怪，一种更稳定的情感就会有力地生成。2·夏威夷的意义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独享一个关键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 在夏威夷长期存在的麻烦突然地----至少或迄今就一般的公众反映而言----达到了顶峰，那儿的革命政府----我国在当地的代表已将其正式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取得的进展经报道已为美国国内所知晓。历史已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件，如今又多了一例。正处盛年的人可能骤逝，沐浴于太平盛世之中的国家也可能发现自己正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其后果或可能是战争，或可能是为躲避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问题来放弃实实在在的、必不可少的国家利益。在没有事先的筹划，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虽都是对人们的行动亦步亦趋但也并没有有意识地照应到当前的危机的情形下，美国发现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作出一个决定。这个问题和当初罗马元老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其重要性也不逊色----当时执政官邀请罗马占领墨西拿，结果后者从此放弃了传统的将罗马的扩张范围限制在意大利半岛的政策。让我们一定注意，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必须回答该问题，我们必须作出该决定。这不能被回避。在这个场合下，决定按兵不动和决定采取最积极的行动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可以前进；如我们不进反退，世界上的情形会按其自身的逻辑变化。形势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后果。 其实，目前并不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困难的时刻。和刚才引用的历史事例不同，其利益如今已发生联系的英国和美国在所继承的传统、思维习惯及权利观方面是如此相同，以至于一方要认识另一方在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某一地区所受到的伤害，并不需要自己也居于对方所处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涌入美国的移民形形色色，但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依然是英国式的----道格拉斯·坎贝尔先生愿意说是荷兰式的，即便如此，血缘还是一样的。虽然嘴里塞满了不一定对自己口味的食物，我们的政治消化系统仍然竭力地试图吸纳它一直无力拒绝的大量不同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同化努力还时时不完美，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在本质上还会是英国式的。我们为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利的类似观念所浸润，而且的确不比大海那头的同胞更少些进步性，在精心维护我们基本的法则方面甚至比英国人更富保守精神。从真实的自由精神中我们吸取了关于权利和法制的观念，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两者而不只是其中之一。不仅我们固有的传统浸润于这种精神之中；而且，一步一步地，如同罗马将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吸纳进来一样，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这一根本原则----说句对英国表示尊敬的话，英国在其历史进程中也一直维护了这个原则----在每个地区都得到了传播与保持。如今，在南方，一个和我们毫无相同之处的种族的权利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在北方，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存在着和我们同样的传统、其选择其归属的自由应为我们所尊重的州。与此同时，我们正迈向海洋。在我国的幼年时期，我们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期的我国把疆界拓展至了墨西哥湾；今天，正处盛年的我国已与太平洋相邻。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或不需要在任何方向上迈得更远？难道对我们来说在海平面的那边就不存在要求我们具备某种政策以赋予我们某些权利的关键性利益或显而易见的危险？ 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就闪现于未来的边缘，如今它们已迅即地融入了现实之中。夏威夷发生的事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从根本上讲是小小的一部分。不过，就其与整体的关系而言，这个部分又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如前所说，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仅自身就立不住脚，而且还会在原则和事实上导致全线的后退。在我们合乎天性的、必要的、不带欺压性的扩张中，我们已走到了与另一个伟大民族的前进发生接触的地步；它的生存法则业已赋予了它一条已经过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还不时地得到表露和昭示的发展原则。在这个原则的作用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了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链条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和恰到好处以至于每一派别的政治家都发现，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为某种没有哪个个人能抵御或极大改变的趋势所驱使。并不确切的传闻和欠谨慎的个人言论表明格莱斯顿先生急不可耐地想使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对于政治生活的长期脱离结束的同时，是在埃及的英国占领力量的增加使他的回归愈发引人注目。另外，对于刚才说的那条链条，可以不无稗益地注意到，它的两个端点是最先为英国所获取的----首先是印度，其次是直布罗陀，然后是马耳他、亚丁、塞浦路斯和埃及。而且，毫无例外地，英国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有一个对手在一旁气恼不已。西班牙从未停止过为直布罗陀而悲伤。拿破仑也说：“我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高地，也不愿看到他们出现在马耳他。”法国对于埃及的所思所想也是众人皆知的东西，甚至未经掩饰；再加上我国的警告，得不到机会的恶劣感觉更使法国气恼。 这儿还想仅仅提及一下英国在海洋上拥有的另一根链条：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它强化了英国人对于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地位就不那么令其满意了。相比于太平洋西岸地区，东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发展是很晚时候的事，而且仍欠完善。在西太平洋地区首次对欧洲的冒险家敞开大门时，这里已有着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大量奇异的、华贵的产品吸引着受美好的获利期望所驱使的商人们。美洲的西海岸----就其由野蛮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则提供不了什么，除了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在西班牙人的长期统治期间，连这些东西也为并非一个商业国家的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离英国极为遥远且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不能吸引英国的进取心。对这个国家的水手的主要的和为人推祟的诱惑是获利的希望，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在其所渗入的地区之内，在通向远方的航线之上一个接一个地建立和吞并据点。由于只有借助于绕过合恩角的漫长、危险的航行或更为艰辛的危险的横穿大陆才能抵达，北美的西部海岸是地球上最晚为白人所占据的中等富饶的海岸中的一个。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并作为第一人通过将英属美洲大陆与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分离开来的海峡时，美国业已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都是一个国家了。事情变化的结果是，通过后来的东北太平洋地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发展，英国又一次发觉它正掌握着一条线的两端，它不可避免地希望在这两端之间获得一些中继点。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英国不应该获得它们，如不考虑另一个民族----我们自己----有着超越一切的、更紧迫的、更关键的需要。在这些连接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固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它在海洋和军事控制方面的有利地位。 一个海军据点的军事或战略意义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具备的力量和资源状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天然决定的；而后两个方面无论有何欠缺，总是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工事可消除一个据点的薄弱；如果大自然没有赋予该地区多少资源，凭借长远的眼光，可以事先进行囤积。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据点的地理位置则不是人力可以变动的。注意在评估一个可能成为战场所在的地区时拿破仑一世如何首先考察最主要的自然特征，然后算度控制要点、它们相互间的距离、相对的位置----或者按照航海方面的术语，它们的“方位”，以及每一点能为战事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是颇有教益的。这些做法能提供基本的方案和构想，它们不受令人迷惑的次要的考虑的干扰，从中可以清楚地估量决定性的要点。这种要点的多少依有关地区的特点而变动：在一个多山的、地形破碎的乡间，也许会有很多；在一块缺乏天然障碍的平原，可能就没有几个或根本没有，如不算人为的造化的话。如果只有很少一些，每一个的价值自然要比有着很多的情况下的要大；如果只有一个，衡量于受其单独影响的该地区的大小，它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达到了极致。 在观念上，靠近陆地的海洋和一大块不为什么阻碍所割断的平原是相同的。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意思是说大海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能支配并常常束缚将军们的行动方向。可是在平原上，不管它是如何平坦和地势单一，各种原因还是要使人们集中居住于一些城镇与村庄之中并使道路的出现基于各中心之间的必要联系。拥有了道路的交会之处也就拥有了支配力量，其大小取决于汇集于此的道路的数量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在海上也是如此。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海洋对一只航船不构成什么阻碍，它可以沿着众多路线中的一条来跨越两点之间的地球表面，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风向方面的情况还是给它规定了某些常走的线路。如这些路线经过某个海洋中的据点，而后者进而又有使用价值，它就具备了对这些航线的影响力。在多条航线穿过的地方，这种影响力变得极大，足以统驭一切。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考虑用于夏威夷群岛身上。对任何一位观察一幅显示了连同两岸在内的太平洋全景的人来说，两个显著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即可发现位于一大片浩渤海洋之上的夏威夷群岛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它构成了一个其半径大致等同于从檀香山至旧金山的距离的大圆圈的中心。如果不是懒得将一个指南针放在地图上度量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圆圈的圆周在西方和南方经过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向东北方向的美洲大陆延伸的一系列群岛的外缘。在这个圆圈之内散布着一些荒芜、无足轻重的小岛，它们的存在看来只是为了强调大自然在跨越将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岛屿分离开来的间隔方面的失败。不过，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在近些年内已为英国所占有。从旧金山至檀香山有二千一百英里，轮船很容易跨越；这段距离几与檀香山至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社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相同。除了我国对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的萨摩亚，其他群岛都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 这样的情景吸引着战略家们----附带地同样还有商业家们----的注意：独享一个关键的据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也不存在对这个据点的替代物。在此之外还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位置特殊的岛屿与对于穿越太平洋的较重要的商业航线的明显的关联性；不仅是对于那些已处于实际运用之中、颇具意义的航线，也对于那些肯定将从未来的情势中脱胎而出的航线----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周勾勒出了其间必然有着交通联系的一些中心点；此外，所有人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察觉到----不管如何地不清晰----一个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海洋航线并导致新航线的生成的崭新的、重要的中心即将出现。中美地峡运河究竟最终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对眼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尽管和考虑过这一点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相信它必定会位于后者。不管会是哪一点，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集聚于此必然会导致一个跨洋的商业中心的产生。世界上的其他商业中心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它还要优越。各国将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连接这一中心的路线，它与由航线相连的太平洋地区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必定会得到详细地考察。此类对于商业航线及其与夏威夷群岛的关系的研究，连同先前的其他战略考虑，全面提供了决定该群岛能在商业和海洋控制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基本情况。 再一次参阅地图，可看到尽管从地峡通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通往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和夏威夷并不发生什么可能的联系或者说不受来自于它的影响，但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还是要或经由该群岛或从近旁伸过。从中美洲开往北美港口的船只自然处于我方海岸的影响范围之内。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的、得到承认的太平洋地区政治力量的分布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国际上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确切的势力范围的默认。英国、德国和荷兰业已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以避免该地区各自要求之间的冲突。尽管上述相互承认在形式上是人为的，但它建筑于完全客观的和无可争议的形势之上。 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各国或地区之中，美国的人口多得多、利益大得多、力量也强得多。夏威夷群岛和美国间的联系自然也会----实际上也是----比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间的联系更密切频繁和重要。尽管----有着同样自然而然的愿望的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太走运----在一条未来的运河尚未修通的前提下，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至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笔直航线如前面说的那些航线一样要经过夏威夷群岛附近。这条重要航线也靠近夏威夷的事实更加强和突出了该群岛的战略重要性。只是这并未改变上述的论断，即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超过了英国的利益。这建立于一个天然的理由之上，那就是邻近，它一直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发挥影响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期望和它依赖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商业和军事运输来说，美国横在它与南太平洋之间且是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无疑不是件幸运的事。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对于我国在太平洋的作用如此至关重要的点上，我国六千五百万人的利益比之于加拿大六百万人的利益，当然应被赋予更大的重要性。 从上述考察可以推导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它作为一个据点，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就地理而言美国有着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商业上和军事上的支配状况。这就是夏威夷的主要优点，也就是说它能直接促进我国的商业安全和对海洋的控制。再对从反面来看的好处稍作提及：获得夏威夷防止了另外某个强国占有该群岛从而给我国造成不利和威胁的局面的出现。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地点为某个可能的敌人所掌握的情形下我国的太平洋海岸和太平洋贸易所遭受的严重威胁在报章上已被时常提及，不时地被公诸于众的外交文件也反映出了对其的考虑。可以认为这种威胁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还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而海军军官比一般大众对其要更为敏感，那就是某个海上敌国在离从普吉湾至墨西哥的我国的海岸线上的任何一点二千五百英里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加煤站对我们造成的巨大不利。不过，可建立这么一个加煤站的地点只有一个。如果有许多的话，我们会发现难以让它们都不为他国所利用。如被拒之于可作为一加煤站所在的夏威夷群岛之外，敌人就只能到三千五百至四千英里之外的远处去求取燃料，来回就是七千至八千英里，这样的不便使持续性的海上行动几乎不可能。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对于此论断是一个限制；可是，一旦需要，我们至少可以希望从陆上一侧对其施以打击。对于针对着一条海岸的攻防如此重要的因素竟集聚于某一个地点上，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这更使我们必须要掌握住它，如果我们确实能做到的话。 我还希望我们不要片面地看待给予我们的机会，好像它只关系到我国的一个地区或我国的对外贸易或影响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具体行动的问题----采取这种行动的合适机会可能目前尚不存在；也是一个关于会导致未来的许多行动的原则和政策的问题。在我国已取得了充分的进步的情况下，确定这项原则或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项原则的可否接受只以它是否给予了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合理的关切----眼下讨论的举措对此毫无违背----以正当、坦诚的注意为条件。对夏威夷的兼并不会仅是一项与全部的动机相脱离、孤立的、非理性的行为，而是第一项成果，是美国随其发展已认识到了将其生命力----生活于美国的影响之下的人们所享受到的幸福----扩展至已为其所充溢的国土之外的必要性的象征。我承认广受赞誉的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天赋和才智不会被强加于那些不想要它们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这些国家中那些希望来到我国的人们的权利与睿智的否认。宗教上的比较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是否也可能这样呢？无疑，英国的光荣业绩主要源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可被追溯至英国刚刚驶向深海大洋的时代。当时，英国确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或者说它只是预见到了它的星宿所指向的未来，顺应了在一个国家的幼年时代即已规定了尔后更富理性的动机的天性。让我们也从英国的经历中学些什么。英国不是霎那间就成为了今天这样的海上强国；一步一步地，利用着被赋予的机会，英国才登上了世界范围内的至尊地位。如今，这种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和源于英国的制度的普及上。倘若当初英国人一味地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种态度今天会使我们拒绝在我们海岸之外的每一步推进，世界不知又要贫穷多少倍！此外，难道有谁会怀疑，如果英美这两个主要的立于英格兰传统之上的国家能达成诚挚的谅解，相互间不带猜忌并相互支持地自由扩展，难道不会大大增加世界上福祉的总量？ 不过，如果对世界福祉的呼唤看来令人怀疑得就象是对国家自身利益的掩饰，倒不如如实地将后者直率地认定为全部的动机所在。我们不要回避这一事实，即广泛的自身利益和我们会因故受限于其间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我国濒临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三大海岸的地理位置内在地要求我们经由地峡运河拓展那些日趋繁荣的公用海洋。陆上运输一直有所受限，结果老是慢悠悠的；伤透脑筋、费尽艰辛，往往还是令人失望地前进不了多少。想用陆路取代大自然自己创造的通衢大道简直是徒劳。尽管一个团体能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军队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力量就在于此，集团的利益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抵制住只模糊地意识到其需要的大众的缺乏组织的抗争，但不管一时遭到怎样的反对和打击，后者终究会象自然中不受控制的力量那样克服存在于其既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所以，地峡运河对于美国的未来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针对运河政策----其具体内容尚不能被准确预见----的客观实施的结果密不可分。但是，因为现今还不能肯定地预知或可能是偶然或可能是必然的未来的具体行动，确定在时机来临时有助于指导行动的原则更为合理。我们应从已为历史证明的基本事实出发，这事实就是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如果采纳了这条原则，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获取那些位于通向地峡的路线之上、系于其身之上的利益使我们自然要谋取它们的要点。它们为数不少。夏威夷的当前事态就体现了这个原则的运用。 但是，从军事观点看，还得注意一件事：世界还没有到了不需要这么做的地步。不管陆地或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如何坚固或位置优越，它们自身并不能提供什么控制力。人们经常讲某某岛屿或港口能控制某某一片水域，这是一个十足的、可叹的、危险的错误。在考虑到还需要充分的保障、足够的海军力量这些不言自明的条件的情形下，这样的言词才可以只被大致地使用。可是，政府对于自己海军力量的迷信和对于自己港口防御以及舰队的需要满足程度的漠不关心使人们有理由担心某些推进行动的后果。有着较好认知力的拿破仑还曾在言语中犯过这类错误，他写道：“圣彼得罗岛、科孚岛和马耳他岛将使我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傲气十足的吹牛！科孚岛在一年之内，马耳他岛在二年之内，就被从不能用舰船保护它们的法国身上割离出去了。英国人内伊还指出：“假如波拿巴没把后一个据点从其堕落但无甚害处的政府手中拿走，这个地中海的要塞也许----很可能----永不会落到他的主要敌人的手中。”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教训。 从认识到足够的海军力量对于在周边获得附属地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下子跳跃到得出美国为此需要一支和当今最强大的海军平起平坐的海军的结论似乎毫无逻辑可言。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外国海军基地的国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望距离可以对于欧洲列强运用其海军力量能施加某些限制。不过，在没有以经过仔细权衡的力量为后盾的情况下，将那种距离看成是一层防护装甲，认为在其庇护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地肆意趾高气扬，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估计多大的海军力量对我国来说才够用时，将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瞩目所在与那些对欧洲国家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利益重心分离开来的令人欣慰的间隔会被恰当地考虑到。如果此外我们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我国合理的势力范围应是怎样的，在处理该范围内的外国利益时显示了坦诚的公正，我们在那里的支配地位就不会碰到多少问题。 尤其应该期望，我们和外部国家中的那个我国是从其脱胎而来的伟大国家 [ 译者注：指英国。 ] 之间的关系一年比一年热诚。潜存于我们表面上的政策差异之下的极为一致的精神必定将使我们更为接近，如果我们并不反对一种将使我们这一种族主导世界的海洋的趋势的话。要强使我们达到这点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是明智的。无疑，期望实现之并通过倡扬非常恰当的行为举止来消除相互间的阻碍----它由我们明确的利益所导致且是包含着进攻性与傲慢的----是一个崇高的、伴之以不可胜数的益处的目标。3·地峡和海权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 在四百多年以来的时间中，人们的心中一直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尽管就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兆示性而言，它只是那些具有指明某种必然使命的根本性观念中的一个，但它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思想中最早地迅速化为了活生生的东西。在透过其时代贫乏而又欠准确的知识所模糊地看到的视野中，哥伦布勾拟出了一个借助于海洋的、紧密而方便的联络线，一条国家间的巨大纽带。它以两个古老而又不同的文明为端点：其一以地中海为中心，这是欧洲的商业、精华和文化的源泉；另一以遥远的东方海岸为中心，大海在这里拍击着大汗的领地并将富饶的群岛置于其胸膛之上。至今为止，一大片花几年时间才能历经艰辛、冒着危险地走完的土地还将这两地分割开来。不时地，某位旅行者也许从一处跋涉至了另一处。不过早年在这两地之间并不可能通过陆地保持持续的影响和利益的交流。而正是这些----尽管规模有限----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人民的长处，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当年的这个被陆地围绕的海洋之上的微观世界就是后来的更大的国家社会的缩影。从古至今，这些国家被这个广阔的、开放的海洋一个接一个地维系在共同的利益纽带之上，大海的阻隔反过来只把它们编织着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尽管处于一个向外看不到什么的玻璃杯中，哥伦布还是以其极具洞察力的眼光，看见了、信服了并接受了某种确定的东西。当这位勇敢的冒险者依据信念而不是眼前所见前行，在日益来临的、今天尚未结束的伟大进步中迈出第一步时，他几乎没有梦想沿着他的航线跋涉于一个未知地区的具体所为将被后世视为其荣誉的主要所在。这只会淡化他的伟大思想的不折不扣的光芒并妨碍将其应用于极为遥远的未来。 有关哥伦布的实际业绩的故事各位读者已知道得足够多了，在此不需重复。尽管在他首次返航所带来的短暂的胜利者的光荣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笼罩着其后半生的大量失望和屈辱，但哥伦布并没有痛苦地认识到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和许多他之前的预言家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是当时的思想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是可预知的、但在安逸者那儿只会受到无视而沦若无物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一块由野蛮人和半野蛮人所居住的荒芜之地加入到了已知的世界中来的事实并没有怎么使他从对于惠及他人的荣耀及长期吸引着他的黄金之梦中醒来。他所发现的西方的土地实际上成为了航船朝着他希冀已久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障碍，象亚洲的众多山脊和剧烈起伏的地势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不过所幸这一切并未进入他的眼界。哥伦布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希望通过的难以发现的“秘密的海峡”因其迟迟不露面而对他极具吸引力，使他一直保持着充满生机的希望和思维上的活跃。假如他知道了真正的事实，或许这些也就衰减下去了。 在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中，这个伟大的冒险家抵近了美洲大陆，沿着它的海岸进行考察。海峡的真实秘密就隐藏在这个地带，人们的努力也许会让它从梦中走进现实。1502年秋天，在经历了多次尝试和厄运之后，贴着古巴的南岸而行的哥伦布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除了他本人的无以解释的信念，没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一个方向而不是换一个方向航行。不过，经过一些思考，哥伦布相信他要寻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不是北方。于是他转而东进，虽然这是逆风。在与风向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抗争之后，他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发现海岸的走势终于可以让他沿着他希望的航向顺风前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考察了远至波托韦洛的海岸，发现并探测了陆上的几个迄今一直有着历史重要性的入口，以及包括圣胡安河河口和奇里基泻湖----它的一个主要部分海军上将湾的名称仍使人想起哥伦布的来访----的其他地点。哥伦布还从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有人从特里尼达去过那儿的地点。因此，这位探索者确切地认为，从上述地点至尤卡坦的坚实的海岸没有断点。正是这条海岸挡住了他通往亚洲的道路。 这样，在哥伦布于1504年去世前不久，他已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着跨洋水道的地点。直至十年之后，当巴尔博亚依照当地人的叙述，得到了成为第一个看到南海----这在长时间里模糊地指太平洋，出于它针对其发现者所处的方位的缘故----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何之窄，地貌赋予的穿透它的显著便利又是如何地诱人。在这些早期的年代中，我们今天叫做中美洲的地区的历史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西班牙首领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斗；对此，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本国政府不是制止反而是火上加油。不过，另一方面，历史也展示了不间断的冒险的探索，激发上述内部争端的躁动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在这里得到了更好的表露。在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带领着一些弱不经风的三桅帆船从巴拿马出发，沿太平洋海岸北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其名称来自于住在该湖岸边的一位叫尼加拉瓜或尼加劳的酋长。五年之后，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探察海岸余下的未知部分，他来到了尼加拉瓜湖并环行一圈，发现其出口就是圣胡安河。这时离哥伦布到达这条河的入海口才四分之一世纪。 对秘鲁的征服、在中美洲以及沿太平洋海岸的西班牙控制地域和定居点的逐步增加使地峡很快具有了一种重要性，由此能够明显地体味到美国获得加利福尼亚以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扩展对于地峡进而有着数一数二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当时，绕过合恩角的航道漫长和充满艰辛----古今皆是如此----促使人们希望获得一些更短、更少险阻的路线。尽管陆上运输有着装货、卸货方面的麻烦，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它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办法，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样。于是，地峡及其邻近地区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许多航线在这里分合；东方和西方在这里相交流，有时十分友好，但常见的则是对抗与冲突。这样，哥伦布的想法只是部分地、很不彻底地得以实现。经过了诸多的波折起伏。这种构想依旧处于只被部分地、不彻底地实现的状态，尽管后来的岁月已将其大大地拓展。海峡之谜仍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艾所在。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上述商业中心的所在地一直是吸引着人们的普遍兴趣的焦点。至少对于那些无论是否直接地介入商业活动之中，但均与贸易变迁所导致的影响广泛的利弊有着利害关系的民族来说是如此。不过，富有进取心的商业国家不会仅仅消极地接受那些不利的影响。那些造就了它们的特性，使它们必然期望把那些关键地区置于控制之下。掌握了它们，就象掌握了军事上的要点，可以对贸易路线、进而对不仅关系到单纯的生存，而且关系到财富和繁荣的增长----这左右着国家的福祉与尊严----的斗争施以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在每一个时代的特殊习性和情势中，都可以看到控制欲的流露；有时它潜存于一种仅具戒心的态度之中；有时则受国家思虑的驱使，化为实际的行动，并散溢于外交争斗或敌对的碰撞之中。 顺理成章地，自从中美洲地峡被看成是如果不受消极的阻碍，东西方间的交往之流就必然会倾移至此的天然的中心之时起，它的历史就是围绕着控制权进行角逐的历史。自然条件清楚地显示这个地区位于上述交流最少受阻碍的方向上。而且，从较早的时候直至最近，该地区的一般特点中所固有的因素与偶然随机的因素的汇聚更突出和加强了这块两大海洋之间的屏障基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之上的重要性。在几个世纪中，围绕着加勒比海并拱卫着朝向地峡的外部通道的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日益变得对欧洲的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热带产品的最大的、唯一的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仅仅为了生存的斗争期间，英国正是以对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控制为其商业找到了主要的支撑。单是这点就使英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决定那场严酷冲突的结果的关键因素。另外，在几个世纪中，庞大但衰颓的西班牙军事王国的有力作为所依赖的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首先被送到地峡集中并和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贡物汇合，再被装在大帆船里运至伊比里亚半岛上的港口。当上述对于欧洲政治有着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处于非常状态时，相互竞争的国家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公开的战争状态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跃跃欲试，一展鸿图；而从未平息的围绕主宰权的斗争是随着对水域的控制而跌宕起伏的。在任何一处海洋上，这种控制必然是主要取决于海军方面的优势，但也部分地取决于对于那些关键要点的掌握。在这个方面，拿破仑曾说“战争是一项围绕要点的活动”。地峡就是这些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早期掠夺者的肆意进取和血腥味的残酷不仅仅是毫无悲悯之心的贪欲的冷酷体现----这种体现也显露了刚刚从野蛮状态脱胎而出的那些国家身上的糟粕。这些人无疑体现了这点，但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早期的劫掠者扮演了和作为其后继者的、粗俗和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作用。后者在今天作为无情推进的文明人的先驱，蜂拥而入各个地区，占据了各个前哨阵地，并使由他们作为前导的种族的良好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而受沾染。不过，尽管这些人给他们的群体带来了污浊和可指责之处，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还具有着其本质的特性并预定了其无法避免的前进方向。浮木被湍流之顶席卷而前，他们就象征了欲来之潮。西班牙大陆殖民地上的那些著名的劫掠者即是如此。他们属于同一类人，尽管各自的秉性高低、眼界大小、甚至目标的崇高程度极为不同。他们的劫掠活动不仅将他们所盘剥地带的财富展露于人，也证明了财富的获得实际上取决于其所据之点的商业和战略重要性。腐尸躺在那儿，目光犀利的鹰鹫和一般的食腐性鸟儿都齐聚于它的身旁。两个世纪以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曾说道：“格林纳达的腐化而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着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围绕着主宰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列颠群岛上的人民的日益加强的支配地位。在他们身上，商业开拓精神和政治特性如此美妙地揉合到了一起。他们的权力和影响的扩展得益于当时的没有什么法则可言的状态，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放开手脚地发挥固有的才华；而我们今天的大量明确的习惯、制度和国际法就施加了某些约束。尽管这些东西令人高兴地与一个政治体系的保持与正常运转相适应；但是，不管它们如何地得当，它们在本质上还是人为的，因此也就不会适用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持久与否实际上对应于自然力量能在多大的自由程度上被允许发挥作用并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达致自身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早期的没有什么法度的岁月；每当国家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危机时，每当古老的传统、公认的信条或成文的规定部分地或完全地沦为失效时，每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先辈的政治头脑对自身的扩张所设定的限度不再适用于自身及世界的变化的时刻已经到来时，它会再次出现。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尊奉既定的安排，而是如何及时地修正它以使某个民族的天分和复苏的才智在不违背最终决定着国家的稳定的基本法则的情形下得以自由的施展。我国当前的报刊杂志表现出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过去一代的坚定信条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不幸束缚一眼可见；与此同时，同样古旧的、对于我们现实的发展趋向置若罔闻的政治教条则被随意祭起以阻碍这个国家向它广泛濒临的海洋及其彼岸的世界伸展其力量，进行必要的开拓。 在英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的扩张阶段，从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借助于海洋，成为了欧洲的商业构架----一度也是政治构架----之基石和根本的几个重要世纪中，它的政治家和国民的行动自由根本不曾受限于一种让人不得劲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天资与才智是与人为的、自我设置的制约相冲突的意识。凭着一股随着岁月的推移日益有力和有前冲性的活力与主动性，英国投入了随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而来的国家间的斗争中。英国的海员和殖民者遍布于每一片海洋和每一个地区。不过，在那些能赋予英国以物质财富的地区，虽然英国人的政治上的才能与传统使他们能够建立自治的殖民地----一个最伟大的自由国家就脱颖于此，他们没有发现也从未发现，占有和统治未开化的、半文明的或无甚活力的热带族群和在其母国之内维护政治自由是不一致的。而在英国国内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已由这个国家几个世纪的稳步成长及其旺盛活力的真切表露而充分证明。可是，不管如何，自然的法则就长远来看不可违逆，毕竟没有什么软弱的缩手缩脚能妨碍英国获得极大的权力；单凭此点，英国便能够履行它的使命，推行它的法则。总之，没有什么人工的镣铐被打造出来束缚英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阻碍国家成长的政治麻醉剂被注入英国的体内。 在眼下正涉及的这个地区，英国是在一种处于很大劣势的情况下介入竞争的。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英国看清了其真正的伟大之处时，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象征的英国在海洋和殖民方面进取精神光芒四射地迸发了。不过，和它相对峙的是西班牙的雄厚力量；此时的西班牙显然还未走下坡路，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数重要地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声言有权将他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驱逐出去。众所周知，这种宣称遭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对。如果先前对于英国人也有众多这样的不满的话，把英国从造就了其未来地位的航线上推开就会是一种必然的吁求。同样的论点今天被用来阻止我国取得那些本应落入英国人手中的好处。假如英国的海洋政策在今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组成英国力量核心的若干岛屿的当前需要所决定，那么，别人任何这样的需要都不会促使英国要求分享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以及国家间宏大戏剧中的角色。它也不会出于这样的缘由展开一番也许是人类进行的最卓越的奋斗。而且我们还可以拿英国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来对它们说，“为什么要跑到你自己边界的外边去呢？在你的边界之内你已有了足够满足你的以及你的人民的需求的东西。你们还有内部的形形色色的弊病需要改正，形形色色的悲苦需要抚慰。就让外面的世界由它而去吧。如果你受到了进犯，就防卫好了，不过千万小心使你的准备尽量远离有欠谨慎的境地。什么‘势力范围’、‘在世界上的作用’、‘国家威望’，根本不存在这些玩意；即使或许有，也不值得为之而战。”如果英国这样探究的话，它会成为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只可猜测的问题。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世界将会更加穷困了。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衰减之时，以大反叛为高峰、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住了英国人的精力的国内纷乱也使英国放慢了对外经营。德雷克、雷利及他们的同辈造就的前进势头没有了，随西班牙这个主要敌人的衰竭而来的时机也白白地失去了。不过，尽管暂时受到了抑制，英国的趋向未变；而且随着克伦威尔以铁腕平息了国内的种种混乱，它又很快地找回了它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干练的治国之才以及他的国内政策的迫切需要使英国对海洋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不仅为了赢得外界的尊重----这是克伦威尔强烈需要的，也为了使英国对于疆界之外的世界发挥应有的影响。这个国家对克伦威尔充满豪情的号召作了迅捷的反应，重新拾得了自此从未衰减过的迈上朝向海权之路的激情。对克伦威尔而言，他的使世界上的航运贸易掌握于英国之手的举措是正确的。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或许在经济上不能说是最英明的，但从他所处时代的形势看则再合理不过了。 从克伦威尔的短暂统治时代开始，英国海军才作为一支组织得力的力量树立了它的威荣；也正是克伦威尔在一六五五年通过占领了牙买加这个从军事观点看是加勒比海中对于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而为他的国家在该海域的海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确，是英国将领在实现克伦威尔的更紧要的目标----一夺取圣多明各上的失败才导致了针对牙买加的尝试的成功，----所以这些具体的、给英国人带来好运的事件的发生实是随机的，但这件事情只有助于更有力地表明，如果一项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总的政策方针是依据合理的原则而正确选择的，偶然的厄运或落空并不能对于一般的构想造成多大的损害。促使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的明智的、有远见的动机是向后者的垄断这一富饶地带的要求提出挑战。他将英国在这一群岛地区的扩张仅仅看成是对邻近的大陆进行控制的前奏。 对于英国崛起于国家之林并如此长久地保持住了领先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们往往一无所知。对此的一个不同一般的评论是，那些相互间就象荷马和后来的J·R·格林这样在生活的时代和特点上都相差甚远的作家都应从克伦威尔这位“护国主”的意义深远的作为中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那般愚钝的认识，认为他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在他们看来，“一位有着睿智的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将集中其目光于法国的日益上升的力量，“并察觉到”在路易十四统领下进行的“求取霸权的重大斗争的开始”。但是，按照估计，如此行事只会重复这位伟大君王所犯的致命错误；这个错误使法国永远失去了对国家的最稳固的繁荣的来源----海洋的控制。如果英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对这个岛国的危害远比它的大陆对手实际上受到的要大。哈拉姆看得较清楚，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所都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克伦威尔的星宿是位于合理的位置上来寻求好运----在海边，而不是陆地。 这位护国主的伟大目标随其不是时候的去世而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他的死去或许相当程度上使英国对地峡的实际占领受阻；在其强有力的手腕下，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不过，他的意图依然在英国人民的目标中居于显著的位置。在其中，可以体察到英国对外软弱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对劫掠者们的侵夺活动产生的影响。随着奥兰治的威廉登临英国王位，英国政府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高涨起来，劫掠者们杂乱无章的活动也被集中归整于明确的国家政策之下。尽管暂时的事态有时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偏离轨道，但它还是被清晰地归纳进了英国于1702年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表明的坚定目标中。从结束战争的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缔结之时起，同样的计划得到了英国紧锣密鼓的推行，取得了稳步的成功，而且逐渐和控制借路于地峡的两大洋之间交通的设想相融合。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当时还仅是一位舰长的纳尔逊在1780年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和陆上力量相配合，以求占据圣胡安河河道，从而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尝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既是由于气候上的原因，也是因为正确地意识到了该地区重要性的西班牙人在湖泊与大海之间修建了不少于十二个的一系列牢固的工事。 如纳尔逊所碰到的这些困难妨碍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推进。尽管英国明知且在意实际的拥有带来的好处，它在其他地区也从中获益甚多，但西班牙立足已久的占领使它不能运用它非常想使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真正用过的手段获取控制。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使英国终于成为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政治体系中的支配因素的关键在于它的海权。英国是伟大的贸易者、供应的源泉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流的中介。英国强大的海军保护并维系着交通的资本和航运。除了在极少的场合，这支海军完全有能力承担它的任务。因此，虽然英国人不能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使用、调配其他国家的资源，但和西班牙人僵化的、狭隘的统治造成的可能一样，英国也可以牢牢地利用各类商业交易，从中获益。这个事实令人启发，因为今天的形势和一个世纪以前实际上并无二致。占据地盘的现象仍然存在于各国、各种族之间，后者还未获得不赖他国他物地开发利用自然禀赋的才能。控制权仍然由那些其船只、资本、商人支撑了某地区的工业体系的国家系于一身，如果这些因素还获得了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局面的需要的海军力量支持的话。对任何一个外部国家来说，对中美地峡的控制就是指海军控制，指海军的支配地位。对此，陆地的占有最多只是辅助因素。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直至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08年至1810年间开始瓦解以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废弃而萎缩之时的总的情形。这两个决定性事件的共同发生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模糊不清很快使地峡及朝向它的通道沦落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而其中那些岛屿的地位至今也尚未恢复。地峡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不过，它的重要性由自然秩序中更为长久的缘由所决定，而不维系于可对于地峡的占有者施加某种影响的那些岛屿身上。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相对地不为人重视的时期后，随着美国朝向太平洋的扩展而使我国在两大海岸之间建立便捷、安全的交通联系的问题提上日程之时，地峡又作为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而变得引人注目。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的获得、那里金矿的发现以及随之而起的开掘狂潮加剧了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由于美国濒临两大洋的地理状况，这对于它有着绝对的利害关系。但是，尽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性的利益，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完全全地只与美国相关；其他国家对此也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利益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关键。不过，只要商业和政治之间还有着逻辑上的差别，可以说我国在上述问题上的利益既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其他国家的利益几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那种使英国曾在所有关系到海洋的重要问题上都成为主要竞争者----和荷兰在地中海、和法国在东印度、和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国家特性今天同样使它对于我国针对地峡的坚定利益要求持反对态度。克伦威尔首倡的对加勒比地区进行有条不紊的侵渗以及扩充、整训海军的政策导致的局面是英国在该海域的海军据点的状况和它的海军力量的强大程度并不相配。此外，由于英国作为一个海运大国和每一条用于商业的新航路的开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天然利益联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带着戒心审察每一个要求改变现有安排的意见。在问题只能诉诸于最后的解决时，英国知道要动用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不过，尽管就构成其国民福祉之根本的英国殖民地的性质和英国权力的特征而言，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明显地对于英国有着较大的实际利害关系.英国背地里还是认识到了----我们是公开强调的----所有关于地峡交通的问题对于我国的进步、安全和荣誉的影响比对它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紧要。英国明显已经有了这样的体会，这从它面对着我们坚决的反对，在表明了对地峡的控制显然是它的行动目标的情况下的行为举止上可以看出。运河的建成开通的形势将赋予我国以优越的利益，只要这方面的变化完全是商业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对英国不利，因为其结果将是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比现在离太平洋更近，比英国离太平洋上的许多地点更近。大致说一下----读者面前没有地图也能容易地理解这些，目前利物浦和纽约离从瓦尔帕莱索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上的所有地点的水路距离是相等的。这是因为这个事实：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绕行麦哲伦海峡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假如有尼加拉瓜运河，从纽约出发的船只经过这条运河，而从利物浦出发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从这两个城市至太平洋，大致经过横滨、上海、香港和墨尔本或沿着日本、中国和东澳大利亚海岸的航线将长度相等。简而言之，不再是太平洋东岸，而是其西岸离利物浦和纽约的航行距离相同；而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将离纽约比离利物浦更近。 一位当代的英国撰稿人估计，基于这些情形之上的竞争将对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活动的大约八分之一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局面会引起英国的关注，就商业上的繁荣或艰辛对一个国家当代历史的影响而言，它只具有政治上的、也就是间接的意义。它并不会严重地关系到那些决定着英帝国的完整或安全的首要问题，因为构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是组成部分都位于那些以苏伊士运河为相互间联系纽带和最短的交通线必经之处的地区。在英国的属地中，位于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是最少和最不重要的，而地峡运河只可能对东太平洋地区与整个世界尤其是与我们自己的联系产生最大的影响。 地峡运河造成的主要的政治结果将是使我国的太平洋海岸离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变得更近，并且更容易为欧洲的主要海军力量所抵达。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运输能带来商业好处，而且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了一家显然支持横跨大陆的陆上运输的重要杂志的尖刻评论中----它最近提出怪论，即水上运输相比于陆上运输已不合时宜，但从军事观点看运河也是一个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弱点的因素。除了对于那些坚信人类本性的完善会使战争作为一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而遭摒弃的乐观主义者，这些考虑必然会引致对于美国将采取的政策的严肃思考。 迄今为此，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只是外交上的安排和讨论，而且可以预计这个限度可能一直不会被突破。不过，随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而来的一系列误解和引人注目的争执以及仍然存在于我国许多人士身上的对于该条约当前执行状况的不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以一些明确的观念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应得到普遍的恪守以至于不会因政府的简单更换或公众意愿的无常变化而被搁置一边。有助于澄清和明确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事务的意见的合理讨论永远都不能是有欠全面的。 从门罗主义还仅仅停留于形式与头脑之中的时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有关问题具体的和多少有着现实性的体现是跨地峡的航路针对于外来干涉的安全。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1850年4月19日，后人常提及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被订立了。那时，英国正掌握着一些大陆上的据点和一些外围岛屿。这些地盘不仅有利于军事上的控制，也有利于进行政治干涉。英国获得它们是依赖于----实际上是源于----对牙买加的占有，由此可证明克伦威尔的预想是合理的。在这些地盘中，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一条二百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离地峡是如此之远，从而不可能和运河问题发生什么关连，以至于美国的谈判者在当时愿意不把英国对它的占有当成一个问题所在，对于英国在那里的权利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伯利兹由英国劫掠者首先占领，他们在牙买加落入英国手中之后几年进入了这一地区并且不再撤出。他们在那砍里伐原木，并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盘，没让西班牙驱逐他们的努力得逞。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砍伐树木的权利为条约所承认。在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订之后，通过1859年危地马拉缔结的一个协定，英国在伯利兹的“居民点”就成为了它的一块“保有地”。再往后，在1862年，经过皇室的批准，这个昔日的“居民点”和最近的“保有地”成为了受牙买加当局管辖的一块正式的殖民地。在存在有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情形下，这构成了中美洲的英国领地的显著扩展，而这是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规定不符的。 英国更重要的一个要求是指向莫斯基托海岸保护地。据英国人理解，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就其根据而言，英国要求的权利没有怎么超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达成的许多类似的交易的范围。在1687年，也就是英国获得牙买加岛二十年之后，住在上述地区的原始人的一位首领被带到了牙买加。他接受了一些廉价的小礼物，然后同意了英国对当地的保护。在西班牙对该地区的控制延续期间，这两国之间不时有一些争吵和战斗。当后来问题被提至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时，后者拒绝承认英国所谓的保护。在它看来，该保护权是建立在和当时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的不充分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前者的权利在尼加拉瓜取得了独立之后应被认为转给了尼加拉瓜。由于莫斯基托海岸离未来的运河极近，因此它的归属绝对不会被视作鸡毛蒜皮的小事。针对着海湾群岛、努阿坦群岛我们也应具有类似的考虑。它们分布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有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控制，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之间可以凭借它们取得联络。当时，美国主张这些正由英国占据的岛屿完全属于洪都拉斯。 面对着实际的英国占领状况，当时迫切想使争议地区转让给说西班牙语的各美洲共和国的美国谈判者看来对于有关议题对未来的影响注意甚少。在那时，人们的思想和今天一样----尽管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有用的经历，受那种憎恶对外领土兼并的共和国创建者确立的传统信念的支配，结果，在考虑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利而且实际上只给其制造了争端的地区退出时，我们和英国人一样，无条件地承担了不在中美洲谋取领土，并为拟议中的运河及任何其他可能被修建的运河的中立提供保证的义务。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列入了条约之中。这个第八款清晰地声明，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后来的情形是，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宜受到了很大的耽搁。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冗长的讨论和严重的误解。后者扣住条约的字眼，声称它只是不被允许在条约订立之后再在中美洲获得领土；而我国政府强调并一贯地向其代表说明：美国的理解是协定确定了对任何现在和将来的占有局面的放弃。如果看了条约的第一款，不能不叫人感到，虽然实践可能不是那么讲究情理，但条约的措词既可以支持英国的立场也可以为美国谈判者纯真的信心提供根据。这个印象是有趣的，主要是因为它显示了一方----从除道义之外的任何方面看，它的主张都相对缺乏力度----的迫切，另一方----实际的占有和海军力量赋予了它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明显优势----的谨慎。不过，到了1860年，上述地区还是被归还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在这以后仍然是一项规定着在地峡问题上我们和英国间的关系的国际协定。 对于随后那些围绕着这个倒霉条约的争执，没必要详细地叙述。对于任何约束了我们对于美洲的大陆及海洋的影响与控制力的正式规定。以及在1850年过于性急地作出的以求得到当时我们的弱小地位尚无法争取来的好处的原则上的让步，我们的国家只能抱以遗憾和怨恨。今天，当我们比昔日在潜在的意义上要强大得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需要令我们焦躁不安。和以前一样，条约的存在对英国的利益有好处。只要美国还不无所虑地反对任何对地峡地区的外部干涉，同时也不采取步骤以制定一项政策或发展一种能力，从而赋予它自己的主张以条理与力量，英国由于它的海上地位，它的海军力量和它的无处不在的资本，仍将长期地把握对于任何可能的事态的绝对控制力。 在这里，英国方面最近的一份对于集中反映在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的英国的地峡政策的非官方的评价可能令人感兴趣。它讲道，“美国被认为是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个崭露头角的可怕对手。面对着所估计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欧洲贸易尤其是英国的贸易的不利因素，站在中美洲运河的角度上，看到自己控制最可能的运河所在地（尼加拉瓜）的最后尝试归于失败的英国政治家已实现了符合英国的贸易利益的下一个最佳目标。他们把修建运河的担子抛给另一个国家；它（美国）将从运河的修建中得到最多的利益且必定会希望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但同时它又极不可能在其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土之外成年累月地进行如此浩大的一项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达成一项旨在使运河的中立在其建成之后得到尊重的共同保证，娴熟地将那个国家束缚住以顺应英国对海权的需要。这样，既能使运河的开凿被无限推迟，但又不至于使对于建立有利于英国航运贸易的有效海洋控制必不可少的实质性好处有所损失。” 这一段文字是否确实表露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尚可疑问，但它却是对于实际情形的准确、充分的评述，只要我国继续其高谈阔论却又无所作为的政策的话。我们要别人出去，自己却又拒绝进来。无疑，我们在中立方面做得够好的了，因为我们将自己中立了起来，另一方面却让其他强国任其需要而大展身手。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国家政策就是公众的意志。公众意志和一般的流行观念极为不同，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与那种不时得到冲动表达的脆弱情绪不同的豪情壮志。就其被广泛理解和认同的意义而言，门罗主义是一种十分含糊不清的流行观念。在地峡问题上，它几乎沦落到了黯然无光的地步。对于那些关注着地峡的人来说，站在哥伦布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希冀中望去，地峡那儿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令哥伦布魂牵梦绕的海峡的展现将把东西方拉入更紧密的联系之中。不过，时间已经引入了另一个哥伦布未曾想到的、和海峡相关的因素----一个位于他所知道的西方和他所寻找的东方之间的伟大国家，它伸展于他无意识地发现的大陆之上，东西方在此相聚合。对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对海峡的控制对它来说即使不是生存的需要，至少也是充分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的国家。有谁能否认它无权对于一个对其至关重要的地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它自己的人民；可是它的人民就这样做了。也许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为此不要忘记这点：在一个有利的时刻，无所作为与采取最有力的积极行动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合理，但也是有着同样实际的影响的行为。 一贯且协调得当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合理的、将体现在一项健全、始终如一的国家政策之中的信念必定来源于参照过去经验的对于当前形势的细致思考。在这里，对于历史教训的真实意义和将其应用于现实的方式，一开始无疑会出现相当的意见分歧。不过对于这些不同不必觉得遗憾，它们的出现表明了所引起的关注；一旦讨论变得广泛和充满活力，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一种健康的、与现实相合拍的公众情绪的逐渐形成。令人反感和担忧的是懒洋洋地随波逐流，对于正在走近的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任意地置之不理，对于摆脱在时机来临之时可能对我们抓住机会有所妨碍的那些束缚----如果在我们的宪法或传统偏见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漫不经心、磨磨蹭蹭。不管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包含着什么具体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关于它的讨论显示了那些障碍因素的存在，即将这样的情形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对于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的警示。有两种意见并不是坏事，极为糟糕的是长时间地游移于其间。 有一种意见----毋须说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未和某个大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形下，许多年已经过去，因此历史教导我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事实上，我们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方面越弱，就越容易会被我们的对手接受我们的观点。与此种看法紧密相关的是对于任何本能地要求将我们的武装力量投射到围绕我国海岸的水域之外的政治行动的顽固排斥。不过，因为在地峡地区发挥我国的决定性影响的合理、天然的要求迄今已引起了关注，可以认定没有什么情况能使我们断然否认这一要求。 在笔者看来，事情的真实状况更接近于如下所说：自从我国在一个世纪之前诞生以来，除了在1850年左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悸动，我们一直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仅是潜在的、隐而未发的。但是，尽管这种重要性一时不是那么鲜明，地峡地区的位置和形态的固有特点还是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存在，因而只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机成熟而发生时才变得具体。如今，这种变化的迹象一眼可见，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至少使人注意到了两点：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增强了太平洋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和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及其在三个方向上向海洋的抵及促使它必然要寻求朝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在这种可能没有完全到来但显然正在到来的形势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不用强调的。它将使我国的大西洋海岸有能力在平等的、涉及到距离的条件下，针对着东亚的市场与欧洲展开竞争：将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缩短三分之二，至瓦尔帕莱索的航路缩短一半。 从这些情况下可以察觉到，运河肯定会被开辟。不过，一旦修成，运河不会只对我们自己有利，虽然主要是对我们有好处。许多原因加在一起会使欧洲和东方的贸易继续依托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但对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地区来说，地峡运河将为它的一类占相当份量的贸易提供一条短得多、便利得多的通道。在此的另一项重要的考虑是和一场将危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使用的战争对英国海运的影响相关的。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海员经过思考，十分怀疑英国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至红海的漫长航道，他们赞同在战时依赖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不过，经由尼加拉瓜前往许多东方港口的航线将比经由好望角的更短；而且，比起通过地中海，在较近处经过欧洲一些国家港口的航线，加勒比海的航线在防范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攻击方面要容易得多。 面对着地峡上升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放心地认为在过去甚为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我国要求的简单承认在将来还会持续。已经很明显的是，欧洲列强正显示出对加勒比海据点的价值更为重视的迹象，而且正加强它们对于那些如今在其手中的地盘的控制。今天，道义上的考虑比之以前无疑有了更多的份量，国家也更不愿意进入战争。但是，国家的政策依然由利益的平衡状况所决定，我们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将是怎样，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优势以便谈判的天平倾向我们一边，使事态的总体发展方向对我们有利。 如果国家依从那一类思想，即认为我们越弱，我们就越能有路可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利益和尊严所要求的权利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而不是以其他什么国家的意愿为依据，我们就有必要促使自己清醒认识到，跨洋交通的自由取决于对作为所有通向地峡的道路都必经的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控制一片海域，首先需要有一支海军，其次需要掌握一些经过适当的选择、相互间分布得当、海军以其为基地并发挥作用的据点。目前，加勒比海中的要点由外部强国所占据。（不管如何想要得到）我们不可以以不公正的手段来获取这种地盘。不过，一旦公众舆论确信我们需要它们而且不应在它们朝我们迎面而来时极其天真地避开，我们就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如果宪法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宪法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条消除这些阻碍的途径。不过，可能会有人反对对宪法的这种认识。就其所受的各种制约而言，宪法是自由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它也牢牢地设置了一些由简单的头脑所炮制的枷锁。 同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能禁止我们发展海军，使它足以承担可能需要它去干的工作。对此，大众的观点是只需要一支跛脚的力量，而这限制了我们应付某种并不完美的形势的各种需要的潜力。“只为了防御”是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如果人们认识到我们有三条海岸，其中一条与另两条的水路联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取决于一个离我们与其最近的港湾密西西比河口几百英里远的战略地点，他们将看到“防御”这个词----对它的理解过于狭窄----可应用于远离我们自己的海岸的地点。 军事力量的组建会挑起战事的说法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为任何年代的经验所驳斥的谬论。欧洲存在着庞大的军备；但是，借助于它们所促成的各国相互间的尊重与小心谨慎成了对于普遍的军事建设时代之前频繁的、破坏性的战争的一种廉价的取代----当然这或许在经济上还是可悲的。我们的不受伤害不是由于我们的弱小，而是由于和我们的对手在其家门口的更紧要的利益相比，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端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随着因运河问题而来的变化的发生，这种不同将会消失。我们也会被卷入国际大家庭的事务之中并将承受相应的负担。所幸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外强国，从而能够从那些海洋是其哺育母亲的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上佳的借鉴之处。4·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马汉 [美国][出自《海权论·美国的利益》]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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