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外传，最早是日本。流行说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留学生，叫吉备真备，他把《孙子》传到了日本。另一种说法，比吉备真备还早，公元663年，有四个百济人，也就是今天的韩国人，他们把《孙子》传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公元516年，是中国人把《孙子》传到了日本。不管谁传，反正最晚到唐代，《孙子》就传到了日本。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了六种《孙子》书。虽然，《孙子》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很长时间里，《孙子》是秘藏，并不是广泛学习的读物。日本武士，他们的传统，是来将通名，捉对厮打，比我们蛮，比我们横。中国的兵法是万人敌，比他们阴，比他们柔。他们真正学《孙子》，主要是明清以来。我们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变化。五百年前，欧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开始打中国的主意。利马窦来中国，他就说过，倭寇对中国震动很大，日本虽小，但很凶悍，中国怕日本。中国抗倭，有两位名将，一位是福建晋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东蓬莱人，叫戚继光，都是海边上的人。俞大猷有个老乡，叫赵本学，字虚舟，是个黄石公式的隐士。他拜赵氏为师，深得秘传。赵本学的兵书有两种，一种是《孙子校解引类》，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种讲阵法，叫《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赵氏的《韬钤内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韬钤续篇》，主要是传赵氏法。两本书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岛夷”。军人都知道，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文人没这个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据说是用赵氏法。日本对赵注很推崇，中国反而没人读。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他佩服谁。比如美国，它就佩服；中国，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战，它不认为，是咱们中国打败了它。赵氏的《孙子》注在日本影响很大，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原因也是中国打了它。此书有明隆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以及晚一点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间的刻本反而是从日本回传。比如，我手头的本子，民国九年（1920年）的益新书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斋刻本。还有，日本有樱田古本，服部千春极力推崇这个本子。他说这个本子很古老。但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才有，实在很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赵氏的改动，可见并不古老。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两场硬仗。一场是甲午战争（1894年），占朝鲜，割台湾；一场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辽东和库页岛。两次战争，都是奇耻大辱，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国学西方，经常是从日本学。比如科学术语，就多半是经日本转译。同盟会学，北洋军阀学，就连杀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学。秋瑾，“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韵》），照片上拿把刀，诗词歌咏，也是刀刀刀，满纸铁血主义。这是日本作风。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用世界眼光读《孙子》（2）当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后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随奥普斯特亲王参加奥尔施塔特会战，当了拿破仑的俘虏。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宫，拿破仑居高临下，接见了他们。他说，我始终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鲁士为什么要向我宣战。这句话，让克劳塞维茨刻骨铭心。后来，他说，“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我们都知道，列宁特别欣赏这句话。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他风卷残云，征服欧洲，除全民皆兵，采用新军制，战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轻装步兵，快速挺进，露营，就地补充，因粮于敌；用纵队突前，散兵殿后，避开对方的火力，而以机动性能更好、火力更强的大炮，轰击对方的密集横队；擅长使用预备队，特别是他的近卫军。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成为日后的大理论家，和他作为败军之将，受了很大刺激有关。这个刺激是什么，就是拿破仑的“兵不厌诈”。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虽12岁从军，却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欢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学过哲学，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养。有人说，他的风格更像黑格尔。他不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参加过一些实战，但没有亲自指挥过重大战役），但好学深思，喜欢随军观察，喜欢事后总结，喜欢和最杰出的军人交换看法。他认真分析过130多个战例，有点类似电视上那种评球或讲棋的人，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的武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写兵书，写出来也未必精彩。写兵书，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人，最合适。西方，战略文化不发达，“古代作战艺术的基础是战术和战役”，他们是拿史书和战例当兵书，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舍事言理的兵书，古希腊、古罗马没有，中世纪也没有，“19世纪的早期，产生了职业军队和拿破仑式战役，才形成现代战略的原则”；克劳塞维茨出，把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例加以总结，写了《战争论》，欧洲才有了具备战略水平的兵法。《战争论》是西方最著名的兵法，最有哲理的兵法，和《孙子》相似。产生背景也差不多：兵不厌诈加哲学气氛。还有一部兵法，也值得一提，就是瑞士人若米尼（或译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若米尼也参加过耶拿战役，不过，他不是与拿破仑为敌，而是拿破仑的手下，后来服务于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他们的书，对西方影响很大。恩格斯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也极高，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特别是他的整体战略，还有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六年前，有本书，叫《超限战》，很轰动。此书一出，让美国和日本大惊小怪，说它是鼓吹恐怖主义，不择手段。其实，“对敌人的全部疆域、财富和民众实施打击”，不受任何限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主张的总体战。当然，后来的德国军事家对他的强调，恰恰是其追求暴力无限的倾向。利德尔·哈特认为，他们是读偏了。他俩是欧洲的孙、吴。中国的孙、吴之术，背景是贵族传统大崩溃，兵不厌诈。齐人多诈，适合搞兵法。他们的学术也发达。战国中期，齐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孙子》长于思辩，不是偶然的。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的欧洲，时空遥隔，仍有一比。拿破仑是失败的英雄。前些年，我在巴黎街头看海报，海报上的“大众英雄”，有格瓦拉，也有拿破仑（在《红与黑》中，他是于连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代名将，但没有读过《孙子》。拿破仑读《孙子》是我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虽然《孙子》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前，《战争论》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后，可《孙子》不但没和拿破仑见过面，也没和《战争论》的作者见过面。克劳塞维茨的书，是经老毛奇的宣传才出名，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孙子》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都不读《战争论》，真正重视克劳塞维茨的，反而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入苏联，在苏联的图书馆里，到处都能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书。德国的军人很后悔。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曾为俄国效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到过当时在俄国的克劳塞维茨。翻译《孙子》，俄国也比较早，仅次于法国。他们的兵书，都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拿破仑本人不写，有人替他写。我这样讲，是想提个醒。我们有兵法，人家也有兵法，彼此彼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部好兵法，人家就是我们的徒弟。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向鬼子学习战争，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是常有的事。列强的道理，挨打的就是学生，打人的就是老师。鲁迅说，我们应放弃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就是讲这个道理。中国近代，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打我们的，都是老师。八国联军是八个老师，我们谁都学，不是一点一滴学，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制度、训练，全面学，彻底学。全盘西化，军事最明显。最近出版的《剑桥战争史》说，西方战争方式是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作者讲得很清楚，日本是好学生，我们不够格。日本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是后下手者遭殃。打人的是好学生，被打的不够格。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不同，主要在这里。但中国从未拒绝学西方。别的不学，也得先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挨打比挨饿还要紧。典型表达，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到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一下，就一清二楚。我国的军队，从军装到武器，时代特征很明显，所有列强，我们是转着圈地学。只是学得不好，还没学到足以打别人的地步，列强也绝不让你学到这一步。战前，日本军校，老师打学生，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家常便饭。我们就是低年级学生，老师打完，还得挨高班同学的揍。日本也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半个老师。日本打中国，一直说是救我们，把我们从白鬼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又打又救，我们听不懂，但西方听得懂。日本的选择，是先打谁，后打谁。苏、美、中国，首先该打的，当然是中国。打苏联，打美国，他们倒了霉。但中国是软柿子，日本扶同盟会，扶张作霖，扶满洲国，甚至宣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全是为了打中国。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战胜国，但胜得不硬气，列强（包括日本）还是不把我们当回事。我们的选择，是挨谁打，而不是不挨打。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蒋介石的伐交，派人游说德国，游说意大利，游说美国，都是为了不挨打或少挨打。加入先进才能不挨打，才能打别人，是日本的国际主义。我先进，你落后，先进该打落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两者并不矛盾，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西方的战争方式，第一是到外国打仗，用武力为商业开道，传播文化，传播宗教；第二是重实力，重武器，依赖金钱和技术；第三是重视制度和训练。日本比我们学得好。我们的传统是战略守势，尚谋轻技，尚谋轻力，花拳绣腿的东西比较多。西方的传统是解毒剂。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全盘西化我们学西方，首先是学洋枪洋炮。枪炮本来是我们的发明，但我们反过来跟他们学。佛郎机炮是葡萄牙炮，红夷大炮是荷兰炮，都是明代就学。克虏伯大炮是德国炮，清代也早就引进。袁世凯，北洋军阀，都是欧洲打扮。北洋新军、北洋海军，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学西方。中国近现代，有三大陆军军校，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武备学堂，李鸿章奏设；保定军校，蒋方震是校长；黄埔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哪个不学外国？十年内战时期，红军的顾问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只是个工人。国民党，请的也是德国人，前后五个顾问，都是德国将军。第一位是德国退休的陆军总长，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喜欢德国，佩服希特勒。德国需要中国的钨，也重视中德关系。中德断交，是没办法。当年，孔祥熙游说希特勒，无功而返；宋美龄游说美国，撒泪而还。蒋介石以为，只要上海打起来，列强就会来帮中国，他是打错了算盘，谁都不肯施以援手，美国还向日本卖武器。他们都认为，日本最有资格代表亚洲，还能抑制苏俄。当时，法肯豪森将军想留下来，帮中国抗战，德国不同意；他说，那我就加入中国国籍，以个人身份留下来，德国也不答应，只好回国。我的好朋友，罗泰教授，就是出自同一家族。北伐，南北军人都是大檐帽；十年内战，红军，八角帽（列宁帽），模仿苏联；白军，戴德国钢盔（淞沪抗战也是戴德国钢盔）。抗战，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帽子都是“好兵帅克”式，滇缅抗战，先戴英式钢盔，后戴美式钢盔。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军是美式装备。解放后，解放军换苏式装备。光是一顶帽子、一个钢盔，就能反映历史变化。这是中国的西化。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与现代中国中国玩命学西方，《孙子兵法》往哪儿摆？这是大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西化大潮，汹涌澎湃，大家顾不上。西化常见，中国的宝贝先搁一边，权当点缀。保古复古，只能缓图之。有人说，传统文化搞得好，现代化才能搞得好，比如日本，就是榜样。这是说反了。事实上，他们是摆脱西化压力早，故能保古复古。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毛病，是体用老理不顺。民元以来，研究《孙子》，有一点书，比如蒋方震，比如陆达节。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钱学森的老丈人。他是清朝派往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曾获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还在德国当过见习军官。清末，他在盛京（沈阳）当禁卫军管带和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在赵尔巽手下做事。民国，当过保定军校的第一任校长，去世前还出掌陆军大学，在北洋系的军界很有名，在国民党的军界也很有名，死后追赠为上将，是个三朝元老。他的书，原来叫《孙子新释》，曾刊载于梁启超办的《庸言》杂志第5号（1914年），后与刘邦骥合作，参合旧注，合编为《孙子浅说》（1915年）。此书是民国新作的第一部。陆达节，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供事。他对中国古代的兵书做过调查研究，写出《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绎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这两本书，对文献整理有贡献，我读《孙子》，最初就是利用他的书。解放后，陆达节编过《毛泽东选集》索引。还有一本书，钱基博的《（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时也读过。这本书很厚，它旁征博引，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史例”讲中国旧典，很有意思。钱基博，就是钱钟书的爸爸。他的书，蒋方震的书，都拿《战争论》和《孙子》做比较，可以代表新风气。这种书有一批，但《孙子》的地位，不能同从前比，不能同西洋兵学比。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毛泽东与《孙子兵法》《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哈特说，《孙子》写得好，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跟它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他说，他是1927年从邓肯将军的信中知道《孙子》的。1942年，有个蒋介石的学生多次登门。这位军官说，您的书，福勒将军的书，在中国的军事院校是必读书。他就问，那《孙子》呢？这位军官说，虽然《孙子》仍是经典，但多数军官认为，在机械武器的时代，根本不值一读。哈特告诉他，不，正是现在，我们才应“回到孙子”。这篇译文的题目就是这么加上去的。在哈特的序言中，我们注意到，他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分不开。《孙子》是沾毛泽东的光，但毛泽东，重实践，他并没把《孙子》当回事。西方重视《孙子》是因为毛泽东。还是那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抗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兵败如山倒。韩战、越战，美国吃了亏，后面也是毛泽东。毛泽东出名，《孙子》也出名。军人最虚心，最佩服对手，不像文人，白衣秀士王伦。谁厉害，他就学谁。毛泽东，本来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介书生，没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用兵如神，没得说。过去在美国，我读过一本《毛泽东兵法》，台湾人写的，作者、出版社和出版年月，我已经记不清了。作者说，不管政治观点如何，海峡两岸都承认，毛泽东是大军事家。他特别提到毛的一句名言：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毛泽东重实践，轻书本，反对本本主义，说杀猪都比读书难，但他不是不读书，也不是像很多古代名将那样，不写书。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主要是六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合编单行本有17国译文。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军事家，带兵打仗行，但写兵书的少。毛泽东，不但会用兵，还会谈兵，难怪西方重视他。我记得，李宗仁回来，问毛泽东，我们正规学军事的打不过泥腿子，为什么？你是不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不承认（记忆如此，未经核对）。毛泽东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学者做过考证。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赢了，让毛泽东大出其名，但王明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非常看不起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关押批斗，罪名是，他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毛是湖南人，曾国藩、胡林翼，他当然熟悉。《三国演义》，他也爱读。但《孙子兵法》，他不承认。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现在有人去查，他早年还是接触过一点。证据是，第一，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第二，他在湖南一师听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记过笔记，笔记中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看来早年还是读过一点，只不过没有仔细读，印象不深，他说没读，也不算大错。但1936年，他在延安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情况不一样。当时，他急需参考书，曾派叶剑英到白区买书，里面就有《孙子兵法》。这本书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他最欣赏的，还是年轻时从郑观应那里听来的话，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解放后，他给人题字，也爱写这两句话。毛泽东读《孙子》，读的是哪个本子，哪一家注，不清楚，但我从他的诗分析，他读的可能是赵注《孙子》。毛泽东有一首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追穷寇”，来自《孙子·军争》，各家的本子都是作“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作“穷寇勿追”。毛泽东兵法，除了战法，还有心法。他的诗，里面就有心法。我读中学时，香港出过一本书。作者的名字，我忘了。他说，毛泽东最喜欢杜牧的《题乌江亭》，经常给人写这首诗。我记得，章士钊说，他的“友人”能成大事，就是符合这首诗（大概在《柳文指要》里，记忆如此，未经核对）。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包羞忍耻”是忍，“卷土重来”是狠。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老百姓的兵法。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毛泽东并不迷信《孙子》，但他让《孙子》大出其名。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郭化若与《孙子兵法》还有一件事，也和共产党有关。我听刘庆先生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曾组织过一个读书会——《战争论》研究会。《战争论》，清末就有译本。毛泽东请何思敬给红军将领讲《战争论》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何思敬是留德的，可以看原文。我记得，“文革”前，在旧书店，还能看到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军事》（记忆如此，未经核对）。解放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小时候，我见过他。他和我爸爸下象棋，我爸爸故意输给他，因为他输了就急。延安时期，郭化若是《战争论》研究会的一员。他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11、12期和第2卷1期，1939年11月—1940年1月）和《白话译解孙子兵法》（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4年）。解放后，他是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中将，写过《今译新编〈孙子兵法〉》。此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我有1962年版。这本书，是我上中学时买的，现在还在。他的今译，对普及《孙子兵法》起了很大作用：新编，十三篇还是分为十三篇，但章节完全不一样，是打乱重编，篇目是《论战争》、《进攻战》、《速决战》、《运动战》、《主动性》、《灵活性》、《地形》、《用间》、《情况判断》、《火攻》、《管理教育》、《指挥关系》、《将帅修养》。这种改编，好玩，我也学他玩过，但和原书无关。后来，郭氏把它放弃了。我在前面讲过，《孙子》有两种本子，《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本。宋以来，前一种更流行。《十一家注》，清朝还有，但只有少数几本，在皇宫和藏书家的手里，一般人看不到。孙星衍从明华阴《道藏》中发现了一个这种类型的本子，如获至宝，赶紧刻印。但他没有见过宋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把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本影印出版，前面有郭化若将军的代序，后面有他的今译（包括原文、注释和译文）。这个本子，有陈毅题签，一下就印了10000部。第二年，还出了排印本，又是10000册。从此，《十一家注》才大为流行，以至今天，世知有《十一家注》，反而不知有《武经七书》。这和郭化若分不开。郭化若附于影印本的代序和今译，“文革”后有单行本，叫《孙子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0世纪80年代还有改编本，叫《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这本书，加上军事科学院的《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对普及《孙子》起了很大作用。今天，《孙子》已经是一部世界性的经典。我在外国的书店看书，军事类的书很多，特别是讲兵器，讲两次世界大战的书很多。《孙子》的书，多半是放在汉学书籍类。两者仍有距离，时间上的距离，空间上的距离。如何把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经验结合起来，如何把哲理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结合起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也是带着问题学，但只限于讲《孙子》，替大家服务。至于怎么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1）今天，我们进入正题。在以下各讲中，我将带大家，一篇一篇，读《孙子》十三篇。首先，我想讲一下今本《孙子》的结构。《孙子》的特点是言简意赅，道理深刻，章与章的划分，篇与篇的排列，井井有条。魏武帝曹操说，他看过的“兵书战策”很多，但要说道理深刻，还得属《孙子》（《孙子略解》序）。宋欧阳修也说，“其言甚有次序”（《孙子后序》）。但大家要知道，先秦古书和后世古书不同，很多都是由片言只语、零章碎句拼凑而成，好像“文革”期间的首长讲话，或我这样的随堂讲授，原话语无伦次，记录漫无头绪，不经整理，读不下去，整理得好，条理强一点，整理得差，条理弱一点，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自己动手，一边想，一边写，一边改，按起承转合，一口气写出来的文章。《孙子》古本，内容接近今本十三篇的本子，可能形成很早。银雀山汉简本，和今本大同小异，司马迁也提到《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和宋以来的本子，篇与篇，顺序不一样。今本排列这么好，肯定是后人进一步调整的结果，我猜，正是曹操整理的结果。因为今本的最早来源，就是曹注本。曹注本就已如此。当然，这话也不能讲死。没准儿，曹注以前，就有好几种排列，今本这样的排列已经存在。今本《孙子》和简本《孙子》，篇次排列不同，哪个更早？当然是简本，但要说哪个更有条理，还是今本。过去，研究校勘学的人经常说，好的本子，应该是汇集众本，校其异同，择善而从。这种看法并不对。因为很多人讲的好不好，主要是指文章的条理。其实好不好和早不早，完全是两回事。要讲条理，今本多比古本强。我们这门课，重点是讲今本，当然是按今本的顺序。我觉得这个顺序，比银雀山汉简本要好得多，更有条理。银雀山汉简本是分上下两部分，从篇题木牍看，似乎前六篇为一组，后七篇为一组，其排列情况，我分析，可能是以《计》、《作战》、《势》、《形》、《谋攻》、《行军》为一组，《军争》、《实虚》、《九变》、《地形》、《九地》、《用间》、《火攻》为一组。古书著录，《孙子兵法》的传世本，曹注本有一卷本、两卷本和三卷本，一卷本是不分卷，两卷本是分两半，三卷本是分三部分。其他各家的注本也是分属于这三种。银雀山汉简本，可能是两卷本。今本，三大版本，都是三卷本。古人编书，常把道理最深、内容最重要的部分编为内篇，其他编为外杂篇。我也把《孙子》分成内、外篇，参考上面的两卷本，把它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再各分为两组：（一）内篇。（1）权谋组。包括《计》、《作战》、《谋攻》三篇。（2）形势组。包括《形》、《势》、《虚实》三篇。（二）外篇。（1）军争组。包括《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五篇。（2）其他。包括《火攻》、《用间》两篇。这是从内容上划分，不是按篇幅大小，一切四份。要说篇幅，军争组最大。上面四组，内篇两组，侧重军事理论，权谋组以战略为主，形势组以战术为主；外篇两组，侧重应用和技术，军争组是讲如何带领军队开进敌国的各种具体问题，如协同、地形等问题；其他组，是不好归类的两篇，也可视为杂篇。我们先讲第一组。这一组是讲权谋，即兵书四种中的第一种。权谋是从战略角度，统观全局，讲军旅之事中最大最大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放在第一组的三篇，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选择比较直观的描述，即“战争三部曲”，先讲庙算，再讲野战，再讲攻城，用过程描述来展开其想法。庙算是出兵前的事，野战、攻城是出兵后的事。军队开进敌国，先野战，再攻城。这是全过程。第一组和权谋有关，我先讲一下权谋的概念。班固《汉志·兵书略》的解释是：（1）“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段话，语出《老子》第五十七章。意思是说，治国要用正常手段，不能用阴谋诡计。什么事才用非常手段？那是用兵。这是老子的话。它抓住的东西，是战争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克劳塞维茨给战争下的定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以政治为前提。政治是“正”，战争是“奇”。“奇”是以“正”为前提，“正不获意”，才用“权”（《司马法·仁本》），“权”就是“奇”。战争后面的政治，它的意图，都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都是要让你受委屈。屈，当然不可能是心甘情愿。你费尽口舌，好话坏话都不听，软硬不吃，只好动粗，先礼后兵、以剑代笔。这是第一点。（2）“先计而后战”。这是概括自《孙子》。《孙子》第一组讲“战争三部曲”，就是庙算先于野战、攻城。《兵书略》以权谋为第一，权谋类以《吴孙子》为第一，《吴孙子》以《计》篇为第一。《计》篇之后，继之以《作战》、《谋攻》，就是这样安排。这是第二点。（3）“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即权谋类还有综合性，这也是《孙子》的一个特点。兵书四种，权谋第一，它不光讲大战略，还讲战术应用和军事技术，有理论性，也有综合性。其他三类，形势、阴阳、技巧，《孙子》都有。《孙子》十三篇，《计》、《作战》、《谋攻》讲权谋，《形》、《势》、《虚实》讲形势。《军争》等五篇讲地形，《火攻》讲时日，则与阴阳有关。《孙子》佚篇和孙膑的兵法，也是四种内容都有。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2）《汉志》的兵书四种，权谋类，书最多；其他三类，大多亡佚。《孙子》是权谋类的代表。要学权谋，得读《孙子》，要学形势，也得读《孙子》。阴阳、技巧，《孙子》也涉及。这三条，计的概念，是关键的关键。计，本身就是权谋，就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体现，就是囊括兵书四种的概念。计是总体，也是局部；计是开端，也是结束；计是理论，也是应用。计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孙子》的每一篇都贯穿着计算。权谋和形势不同。二者同属兵略，都讲计谋，但计有大计，有小计。权谋是大计，形势是小计。前者是战略，后者是战术。用医书打比方，权谋是医经，形势是经方。医经有理论体系，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症下药，开药方，而是从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虚实，讲“百病之本，死生之分”，侧重生理和病理，但也包括各种治疗手段（《汉志·方技略》）。讲过这段开场白，下面让我们具体讲一下《计》篇各章的内容。我先解释一下《计》篇的篇题。古书题篇分两种，一种是拈篇首语，用文章开头的一两个字作篇题。篇题只是符号，和内容无关；一种是从内容概括，以主题命名。《孙子》的篇题是后一种。前面，我已讲过，今本《孙子》分两大系统，三种版本：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宋本《武经七书》是一个系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是一个系统。下面，我是以第一种本子为底本，改动只限于明显的错字，而且是用（）号括注原来的错字，小一号，而把改正的字或补出的字，括在〔〕号内，放在后面。上面的题目，我是这么标。这是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采用的体例，但我把破读的字括在（）号内，则不用小字，请注意。《孙子》各篇的题目，《计》、《形》、《势》，上述三个本子，有点不一样。宋本《十一家注》作一个字，其实是古本原貌。影宋本《魏武帝注》、宋本《武经七书》，《计》作《始计》，《形》作《兵形》，《势》作《兵势》，它们的第一个字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计”，从字面上讲，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计算”。它既可以指计算的行为本身，当动词用；也可以指计算的结果，即谋略，当名词用。更准确地说，它指的是此篇结束时说的“庙筭”。“庙”是庙堂，《九地》篇叫“廊庙”，是国君议事的地方。“筭”则是指在庙堂上进行的计算。古代庙筭是用一种叫“筭”的工具进行计算。筭是一种专门为计算制造的竹木或骨制的小棍。这种小棍，也叫筹或策。《汉书·律历志》说算筹长六寸，径1分，约合138厘米长，023厘米宽。战国、西汉的算筹，出土发现，一般比较短，只有12—13厘米，合汉尺五寸多，即大约半根筷子那么长，但没有筷子那么粗。司马迁说，张良是刘邦的“画策臣”，他就是用这种小棍为刘邦计算，有一次，没带正式的算筹，就拿筷子给刘邦摆（《史记·留侯世家》）。另外，出土实物，还有一种专门算日子的筹，学者叫干支筹，也是战国、西汉都有。这种算筹，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所出，形状是扁片形，长12.8厘米，宽2厘米，厚0.5厘米，上面有数字和干支(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干支仪，是一件罕见的文物，它把天干、地支分别写在可以转动的上下两个小轮上，可以像箱子上的密码锁那样排干支，也是计算历日的工具)。筹算是中国最原始的计算方法，算盘是在筹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中国古代数字，很多都是积画成字，在字形上还保留着算筹的意味；后世商人用的苏州码子，也是如此。许慎把“筭”、“算”当两个字，“筭”当算筹讲，“算”当计算讲（《说文解字·竹部》），但古书经常通用，并没有这种分别，一般都是写成“算”字。下文，除原文，无论计算的算，还是算筹的算，我们都用算字。今语所谓的“定计”、“决策”、“运筹”，都是来自古书，原来就是指这种计算活动。我把《计》篇分为四章：第一章，讲兵事重大，关系民之死生，国之存亡，不可不仔细比较，不可不仔细计算。第二章，讲定计，即出兵之前，如何比较敌我（五事七计），计算双方的实力优劣，看结果是否有利于我，计算有利于我的计是否被贯彻执行。计利于我，被贯彻执行，才兵出于境。第三章，讲用计，即出兵之后，如何发挥计算的优势，在战场上随机应变。第四章，讲何以知胜负，答案是计算定胜负。这四章，很有条理，一头一尾短，中间两段长。开头讲兵事重大，不可不察，结尾讲计算定胜负，先胜于庙算，头尾相应。中间两段是主要内容，先讲定计，后讲用计，也是前后相应。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后面四篇，先比一下《作战》、《谋攻》，再比一下《形》、《势》。定计是讲野战、攻城之前的庙算，用计是讲野战、攻城本身；定计是对应于《形》，用计是对应于《势》。此篇是讲庙算，但把庙算后的执行过程也讲了，实际上是全过程的描述。下面，我们一章一章来介绍。【1．1】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每篇，开头都有“孙子曰”三字。这点不容忽视。先秦子书，大部分都是记言式的作品，老师怎么讲，学生怎么记。前面这三个字可以说明，它是由学生整理，而不是老师直接写的。同样的例子，还有《墨子》里的“子墨子曰”。它们等于说，“我的老师这么说”。下面的话，是强调军事的重要性，一上来就让读者知道，打仗可不是儿戏，而是人命关天。“兵”，本义是兵器，引申为兵士（如《左传》隐公五年和僖公二十八年的“徒兵”）和戎事。戎事，也叫“军旅之事”或“军事”。现代汉语的“军事”是日语借用中国古语（《左传》、《周礼》都有这个词）翻译西人的military affairs。战争是什么？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杀人。兵法是什么？是杀人艺术。军人是什么？是职业杀手。战争这件事，是“面对面的杀戮”，有人要杀人，有人要保命，保命的，反过来又把杀人的人杀掉，当然是人命关天。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3）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乔安娜·伯克，叫《面对面的杀戮》（孙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看了以后，你才知道，战争到底有多残酷。“国之大事”，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其中的“戎”就是“兵”。国之大事有两件，一件是祭祀，一件是军事。祭祀，是为了延续血脉，和生命有关。军事，是为了国家安全，也和生命有关。孔子说，军旅之事，他没学过（《论语·卫灵公》），但子贡问政，他讲三条：足食、足兵、取信于民（《论语·颜渊》），其中仍有兵。曹操写《孙子略解》序，引经据典，特别提到孔子的“足兵”。但孔子有孔子的理解，在他看来，这三条，信最重要，食次之，兵又次之。三者之中，如果让他挑选，舍什么留什么，他先舍的是兵，其次是食。没有武装要死人，不吃饭也要死人。但去食去兵，顶多是个死，自古以来，死人的事常有，没有信却不行。他是这么讲。他更强调信。中国的现代化，大家都说，首先是富国强兵，富国是解决吃饭问题，强兵是解决挨打问题。我们是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这是被逼无奈，十足的悲剧。但足兵摆在足食之前，还是当时的硬道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手中没有杀人刀，怎么行？战国末年更残酷，上百万人被杀，《鹖冠子·近迭》说，天地人，天地远，人道近，三者之中，人最重要，人道又以兵最重要，叫“人道先兵”。“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段话很清楚，兵是关系士兵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死生之地”，过去有不同解释，我理解，就是“死地”和“生地”的合称。《孙子》里，《行军》有四地，《地形》有六地，《九地》有九地，有很多类别。人地相应，最大的分类，就是“死地”和“生地”（参看《九地》）。“死生之地”就是战场、战地。战场上的死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事的背后是政治。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当然要重视，“不可不察也”。《孙子》两次提到，三军将帅是天上定人生死的神，即“司命”。他不但是己方的“司命”（《作战》），也是敌方的“司命”（《虚实》）。《孙子》第一篇，开宗明义，一上来就这么讲，是对用兵者的警告。《孙子》中，到处都是警告的话。这是它的特点。【1.2】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此章是讲定计，关键概念是所谓“五事七计”。“五事”，简本无“事”字，是省略，今本加上“事”字，比较清楚。“经之”，是说用这五条作比较的项目。“校之以计”，简本作“效之以计”。“效”和“校”，可以通假。“效”不仅仅是“效果”、“效验”的“效”，还指检查、核对。比如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有一种法律叫效律，就是检查合乎不合乎标准。这里的“校之以计”，是说拿敌人的五条与我方的五条比较，摆小棍，看谁得到的小棍更多。下面是“五事”和“七计”的关系：五事（比较事项）七计（比较结果）道主孰有道天天地孰得地天地孰得将将孰有能法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上面五条，“道”最重要。道是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政治。“畏”是衍文。“不危”，简本作“不诡”，是不违的意思，可以纠正传统的解释。它是说，老百姓和统治者一条心，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违背。后人读不懂这段话，以为“危”是疑惑，又添油加醋，加上“畏”字，变成不害怕也不怀疑，意思可通，但不是本来面貌。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民信就是与上同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就是民不违。我们也可以说，道就是民信，道就是人和。比“道”次要的两条，是“天”、“地”。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就是属于知天知地。天地怎么知？属于兵阴阳。兵阴阳，是数术之学在军事学上的应用。现代的军事气象学和军事地理学，按古代的概念，就是属于兵阴阳。《孙子》也讲兵阴阳，但讲天少，讲地多。讲天，主要在《火攻》；讲地，主要在《行军》、《地形》、《九地》。孙子的时代还没有空军，克劳塞维茨的时代也没有，他们都是以地为主。“天”，兵阴阳讲天，第一重要是式法，即用式盘定吉凶；第二重要是选择，即用历书定吉凶。此外，还有观星、望云、省气、风角、五音、鸟情，等等。但这里强调，只是“阴阳、寒暑、时制也”。简本还多出“顺逆、兵胜也”，也属于兵阴阳。顺逆是以阴阳向背为禁忌，兵胜是以五行相胜为禁忌。什么叫阴阳？阴阳不是某种具体的概念，如阴晴、冷暖，而是一种无所不用的抽象概念。阴阳，是一种二元化的表达，中国的数术、方技，各门技术都和阴阳五行理论互为表里，到处都贯穿着这一概念。但阴阳五行说，没有经典。我们要了解这个理论，可参看隋萧吉的《五行大义》。中国古代传统，军将要学兵阴阳。比如式法，就是军将必修，从战国秦汉到宋元明清，一直如此。兵阴阳，里面既有科学，也有迷信。过去研究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大家喜欢说，孙子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肯定不讲迷信。这不是实际。那样讲，就超出了古代的思想环境，也违背中国的军事传统。我们只能说，孙子比较务实，迷信的东西不太多而已。这里讲天，主要是讲时令。天有寒热二气，阴阳消长，分为四时。四时之制曰时制，也叫时令。时令有两种，一种是四时时令，春夏秋冬各90天，配二十四节气；一种是五行时令，金木水火土各72日，配三十节气。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4）“地”，有无人之地和有人之地。无人之地是客观存在的地形地貌，有人之地是以战势而划分。地有三维，远近是长短，广狭是宽窄，高下是高低。三维之外，还有险易，险易是坡度。地势险峻，近于90度，是险；平坦，近于0度，是易。今本只有“远近、险易、广狭”，没有“高下”，简本有之，更全面。战势，有多种分类，“死地”、“生地”是最大的两类。安全地带叫“生地”，危险地带叫“死地”。《九地》讲“死地”，解释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反过来，是“生地”。“天”、“地”的后面是“将”、“法”。“将”、“法”是人事。“将”有五德，第一是智，第二是信，第三才是仁。对于将帅，智、信最重要。兵法是斗心眼的学问，第一重要是智。信也很重要，不仅是诚信，而且是威信，令行禁止，有权威性。上面对下面，说话算数；下面对上面，绝对服从，彼此可以信赖。司马迁讲李将军（李广），说“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史记·李将军列传》），这就叫信。仁和勇，仁在勇上。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婆婆妈妈，妇人之仁，算不上真正的仁。好勇斗狠，匹夫之勇，算不上真正的勇。仁是爱兵如子，赢得士兵爱戴。勇是杀敌致果，令敌闻风丧胆。晏婴说，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就是对这两个字的最好解释。严，和下面的法有关，主要是管理严格，执法严格。“法”，不是一般的法，而是管理军队的法，古代叫军法。我们中国，不是无法，历代都有法，很多的法，其中也包括军法。如《司马法》，就是齐国很古老的军法。军法包括的东西很多，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凡与组建、供给、装备、训练军队有关的一切事，都属于军法。大家不要以为，军法就是军法从事，推出去斩首。当然，各种赏罚规定和纪律规定，也是军法的内容。“曲制”，指军队编制。这个词，又见于《管子·七法》。《管子·侈靡》也叫“曲政”，旧注多以部曲为说。汉代军制有部、曲，曲是200人，部是400人。“部曲”这个词，确实可能与“曲制”有关，但“曲制”是先秦固有的军事术语。我做过一点考证，“曲制”即“曲折”，是按阵法的要求设计，“曲折相从，各有分部”的意思（《尉缭子·兵教下》）。“官道”，是与“曲制”相配，设官分职的制度规定。如军有军将，旅有旅帅，卒有卒长，伍有伍长。“主用”，是用于车马兵甲、衣装粮秣的各项花费，属于军事装备、后勤保障。作者举例，专讲这三条。“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不是“五事”以外多出的比较。一支军队，它的士兵是不是有战斗力，平时训练好不好，赏罚是否得当，这些都属于军法的范畴。这里的“五事七计”，用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是战略要素。经过上面的比较和计算，原文说，“吾以此知胜负矣”。这就是定计。定计只是“知胜”，还不是真正的胜利。真正的胜利，还要到战场上，“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从知胜到制胜，一个好的计划，要想得以实现，一切取决于人。第一是自己人，各级官兵，要贯彻意图，执行计划。贯彻执行不力，等于白搭。第二是敌人，敌人是否中计，是否上当，是否就范，牵着鼻子，乖乖跟你走。这点更重要。剃头挑子一头热，敌人不配合，也是白搭。己方也好，敌方也好，都是“接受美学”。下面一段话，有两个“听”字，就是讲接受。但这段话，主语是谁，两个“听”字上面的“将”字怎么解释，历来有争论。一种解释是，这段话是孙子对吴王讲的话，他说，如果你肯接受我的计，我就留下来；不肯接受我的计，我就走人。“将”是虚词，表示假想中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挟的口吻。一种解释是，这段话是国君对将帅或主将对裨将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将帅或裨将肯执行我的计，我就留用他；不肯执行我的计，我就撤掉他，“将”可以是实词，指将帅或裨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敌人是否中计，中就留下来，与敌周旋；不中，就赶紧撤离。三种解释，无论哪一种，都是指计的接受和实现。中间一种，可能较大。上面我们说，庙算之后，要有拜将授命，这个环节，就是体现“听”。这段话很重要。因为定计和用计怎么转换，这是中介。纸上谈兵的东西和实际操作的东西，前后如何衔接，光有“利”不行，还要有“听”。上面说过，计的实现，不光取决于自己这一边的接受，还要有敌人的接受。“利”只是计算上的优势，光有计算的优势，还不一定有真正的胜利。比如美国，有这弹那弹（过去的弹，不是人工智能的弹，是笨弹，现在才有聪明弹）。大家都知道，这些武器很厉害。但它要发动战争，首先要有民意的支持，想打也能打。其次，战后的美国，因为炸德国、炸广岛，特别迷信大规模报复和核武威慑，但光是吓唬，没有灵活反应，还是不灵光。战争是活人和活人的较量，不光是斗力，还是意志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变数最多。如果对方不怕死，特别顽固，就是不投降，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战争还是无法避免。现代大国，厉害不厉害？它就连摧毁地球的能力都有，但还是不能光靠计算。你不能天真地设想，各国用电脑计算完，打个电话，通知对方，你不是对手，问题就解决了。克劳塞维茨说，不要以为，战争是计算的游戏，只要摆摆数字就能解决问题。自古以来，很多战争，实力悬殊，仍有一拼。对方是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光是这口气，就不能小视。当然，也有人相信，只要打下去，实力可以屈服意志。但即使如此，意志也还是不容忽略。心服口服，才能最终解决问题。【1．3】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利以听”，是总结上文。承上而言，它的意思是，不但有计算上的优势，而且被执行者接受。这是个条件句。下面两句是说，在这个前提下，才制造“势”，用来帮助我们在国外的作战。“外”是对“内”而言，“内”是国内，“外”是国外。庙算在国内，作战在国外。古人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军队一旦越过边境，投入实际战斗，不能光靠计算的优势，还要靠“势”。“势”是什么？后面的《势》篇有专门讨论，这里只能简单说一下。在《孙子》一书中，“形”、“势”的概念很重要。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讲，含义比较模糊，可指任何军事上的态势。态势是由兵力的分配和部署而造成。但《孙子》把它分为两个概念。形是静态的，势是动态的。形是可见的，势是不可见的。不可见，也就是“无形”。它们的关系，用拳术打比方，就是套路和散打。下棋，按行棋路线，有些地方，你可以去，但对方设局，形格势禁，去了就是死。这种形格势禁，也是“势”。你看见的是形，看不见的是势。定计是靠形，用计是靠势。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5）关于“势”，后面还要讲。这里只有一句话，“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利”就是上面讲的“计利”，就是计算的优势。“权”本来是秤砣，古人说“权衡”，“权”是秤砣，“衡”是秤杆，用作动词，就是掂量轻重。“权”指权变，就是从加权平衡、调解力量分配一类含义发展而来。它的意思是发挥优势，制造机变。势的变化，都是因应敌情，随时随地调节，没有固定内容，这是它与形不同的地方。然后，作者说了一句话，“兵者，诡道也”。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诡道”不仅是“势”的特点，也是“兵”的特点。兵不厌诈，是典型的中国智慧。但诡诈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克劳塞维茨讲战争，他也承认，战略一词，从语源上讲，本来就与诡诈有关。西方的军事传统，比我们有贵族气，但战争不是贵族决斗，扔白手套，鲁迅说的费恶泼赖（fair play）。现在，美、英等国的政治家说，恐怖分子是胆小鬼，不敢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跟他们决斗。开玩笑。恐怖分子粉身碎骨当肉弹，怎么还胆小？李敖说，大卫胜哥利亚，就是使用暗器（投石器）。其实，兵法的产生，和兵不厌诈直接有关。弱者不择手段，用糙招，这是战术，不是道德。兵法是什么？是项羽想学的“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万人敌”，不是决斗，不是打群架，而是政治集团间的殊死搏斗。这种艺术，它的产生，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贵族传统：什么招儿都能使，什么道德都管不了。中国的贵族传统，崩溃特别早，基本上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兵法，就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比如《左传》，它有一条凡例，叫“皆陈曰战”，即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这样的战斗才叫“战”。如果敌人没有摆好阵势，只能叫“败某师”，不配叫“战”。“战”都是双方摆好阵势，不用“权谲变诈”，“坚而有备，各得其所，成败决于志力”（《左传》庄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及其注疏）。这就是贵族式的战法。贵族战法，宋襄公是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贵族。宋、楚在泓水上打仗，楚军人多，宋军人少，司马子鱼劝他，何不趁楚军半渡未陈，发动突然袭击，他不听。半渡，他不让打；没摆好阵势，他不让打；非等楚军上岸摆好阵势再打，干等着挨揍。结果是，他的大腿让对方砍了，伤重不治，身死兵败，为天下笑。当初，他不听司马子鱼劝，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些道理，其实是贵族的老礼儿，比如《司马法·仁本》，里面有“古者司马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它讲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其实就是“不鼓不成列”；“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其实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比较文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唐吉诃德”，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和司马子鱼的争论，是时代性的争论。《荀子·议兵》篇，记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还是争这一问题。荀子最推崇，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比它差一点，是春秋时代，由齐桓、晋文代表的霸者之兵；最差，是战国的“盗兵”，即临武君推崇的“攻夺变诈之兵”，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但荀子反对的东西，正是当时的潮流，也是后世兵法的正宗。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也接触到这个话题。他说，成濮之战前，舅犯（即咎犯）主张用诈，雍季（即公子雍）反对用诈，晋文公用舅犯谋败楚，归而论功，雍季在舅犯之上。舅犯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战国兵家，大家有共识，庙堂之上，我是谦谦君子，战阵之间，却不厌诈伪。不合规矩，现在反而是规矩。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兵不厌诈”一词的出典，《史记·田单列传》索隐、《北齐书·高隆之传》已经使用这个词，明清小说，更为常见，现在是成语。春秋战国，礼坏乐崩，贵族传统大崩溃，本来意义上的贵族，秦始皇是最后一人。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中国历史新纪元。但项羽是贵族，刘邦是流氓，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才是贵族传统的句号。《孙子》尚诈，除这一句，还有《军争》篇的“兵以诈立”。上面说，宋襄公反对“半渡而击”，但后世兵家，说法相反。《孙子·军争》说“令半渡而击之利”，《吴子·料敌》也说“涉水半渡可击”。“兵不厌诈”，是军事学上的大革命。下面的话，都是讲“诡道”。我说，形是看得见的东西，势是看不见的东西，但它们并非各自独立，毫不相干。形是摆在前面，势是藏在背后。摆在前面的东西，还是有形可睹。比如这里讲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毛泽东称为“示形”。“示形”，就是制造假象。它是势的表现。摆出来的样子，是伪装。伪装也是一种形。“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春秋晚期，吴国采用类似的战法，“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逗楚国玩。“亟肆以罢之”，是趁敌不备，不断骚扰他。你不留神，我就来；你一注意，我就跑。来回来去，溜你涮你，让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误之”，则是千方百计，引导敌人犯错误。春秋晚期，南方各国，楚为大，伍子胥叛逃，给吴国支招，让它派三股部队，轮番骚扰，把楚国折腾得够呛，最后，破楚入郢。这种战术，弱者对付强者，尤其有效，很像苍蝇、蚊子，白天黑夜骚扰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是名言。它的特点，就是处处跟敌人拧着来，变着法儿地让对方不痛快。打仗这件事，就是成心跟敌人找别扭，敌人怎么难受怎么干，专门在他预料不到的地方，专门在他预料不到的时间，使劲收拾他。这里的“无备”和“不意”，很重要。因为再好的计，也要取决于对方。第三讲 （始）计第一（始）计第一（6）最后，作者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庙算结果，固然是常数，但用计却无成法，一切全靠临场发挥，随机应变。随机应变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事先传授。战争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综合较量。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一念之差，结果可能完全改变，就像足球赛，很难预测。军事家讲大实话，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最像赌博。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军事，凡是可以讲可以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真正管用的东西，又没法讲没法学。一定要放在纸上谈，只能讲原则的东西。即使谈变，也是谈变中之常。上面两段，相映成趣，定计有确定性，用计没有确定性。我们到底能够确定什么，这是最后一章要讲的问题。《孙子》一书，特别看中变幻莫测、流动不居的东西，但它讲话，总是先常后变，先正后奇，所以下面还是回到庙算本身，把最需要确定的东西先确定下来。【1．4】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筭”即庙算，庙算就是计。筭，音suàn。“庙筭”的“筭”是计算，“得筭”、“多筭”、“少筭”、“无筭”的“筭”是算筹。原文讲得很清楚，庙算是在“战”之前，这就是“先计而后战”。战以前，事很多，第一是征兵，征兵员，征车马，征粮秣，这种制度，古人叫“军赋”；第二是建军，即按营兵布阵的需要，把征调上来的兵员分为军旅卒伍等各级编制，设官分职，配备各级军吏，统于将帅（这两条也可算作一条）；第三是养兵，让士兵有衣穿，有饭吃，建立各种后勤保障；第四是治兵，即用金鼓旌旗和徽章，建立指挥联络系统，利用农闲，借助田猎，校阅士卒，教民习战。这四条属于长期备战。临战，也有四件事，第一是庙算，即用算筹，比较敌我，预测胜负；第二是卜战，即用龟策，占卜吉凶，去犹豫，下决心；第三是拜将，即选择将帅，授命专征；第四是授甲授兵，即把国家武库中的车马兵甲发给军队。这四条属于紧急动员。这里只讲庙算。庙算是计，也是谋。古代的谋分好几层。治国、用兵，合起来讲，这样的谋最大。比如《六韬》，就是两者都讲，也叫“阴谋”。其次，是庙算。庙算的谋是“权谋”。权谋是用兵的谋，战略层次的谋。还有一种，是用于实际战斗的谋，即“形势”家的谋。《孙子·谋攻》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庙算之后，野战、攻城之前，还有外交战。今天也是这样。美国发兵伊拉克，五角大楼先进行庙算，主意定了之后，要进行穿梭外交，到各大国和联合国走动。古人把庙算决胜叫“庙胜”，说“庙胜之论”先于“受命之论”、“逾垠之论”、“深沟高垒之论”、“举陈加刑之论”（见《尉缭子》的《战威》、《战权》），即先于拜将受命，先于率师越境，先于修筑工事，先于列阵交战。任何战争，都是为了胜利。任何胜利都是积小胜为大胜。庙胜就是设想中的大胜，这是第一步。庙胜之后，才有其他各步。《计》篇的主题是庙算。定计是庙算本身，用计是庙算的延伸。最后一章是总结，还是紧扣这个主题。庙算很简单，全看实力。一般说，得算多的必定战胜得算少的，这是明摆着的事。第三讲 （始）计第一《战争论》笔记：全书结构和警句名言（1）附录《战争论》笔记之一：全书结构和警句名言——与《孙子》比较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特点是理论性强。前人把它看作一部古典军事哲学。此书带有19世纪的特点，德国人的特点。黑格尔生于1770年8月27日，卒于1831年11月14日。克劳塞维茨生于1780年6月1日，卒于1831年11月16日。他比黑格尔小10岁，但死于同年同月，只比黑格尔晚两天。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是染霍乱而死，他们都是死于霍乱。两个人是同时代的人。20世纪不同，学术专业化是主流，无所不包的大体系式微，后来的读者，往往不太重视他们的哲学思考。兵书的读者是军人。军人对哲学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他对军事的具体论述。战争是个充满概然性和偶然性的领域，军人依靠的是快速反应和判断力，他们对所有貌似规则的东西都不太相信，认为把不确定的东西讲成确定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就算可能，也是条条框框，束缚手脚。因此，很多人都不读兵书，也不写兵书。克劳塞维茨想把战争现象中多少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尽量务实的态度和尽量清晰的语句描述出来，总结出来，但没有写完他的书，就过早去世了。死前，他留下说明，预言此书会不断遭到误解和批评。事实上，德国军人，从老毛奇以来，一直看重的是他对绝对战争和纯军事因素的推崇，对武器、实力和彻底打垮、暴力无限的强调。《孙子》和《战争论》，背后依托的军事传统不一样，互相都是解毒剂。（一）内容概述。此书未完成，分八篇。作者留下话，这八篇，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写定的稿子，其他都有待修改。特别是最后两篇，仍是草稿。作者的苦衷是，战争充满不确定性，用清晰的语言讲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有必要，但很难。（1）前两篇是一组，带有绪论的性质，讨论比较宏观，比较抽象。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是讲战争。它的头一章，内容最重要，主要讲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作者给战争下定义，战争是扩大的搏斗，暴力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才是目的。战争分两种，一种是绝对战争，一种是现实战争。绝对战争，是理想战争，政治的努力和外交的努力都无效，国际法也管不了，感情用事，暴力无限，双方顶牛，不断升级，有如脱缰野马。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现实中，它会追求更有限的目标，使暴力降级。绝对战争，目标是彻底消灭敌人。现实战争，退而求其次，才是各种有限目标。他不相信，纸上的计算可以代替实际的战斗，只有彻底消灭敌人，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类看法，背后有西方传统的影子。《孙子》正好相反，它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理想态，把破国破军当不得已，放进现实，才逐步升级。整个理解是反着来。孙子是先礼后兵，不服才打，逐步升级；克劳塞维茨是先兵后礼，打服了才谈，逐步降级。前者比后者更政治，后者比前者更军事。战争与政治，是交替出现的变奏曲，“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一头一尾，要么是未战，用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要么是已经“屈人之兵”，打得差不多，可以坐下谈判，研究怎么收摊了，所以“不战”。其实，一旦开战，就谈不上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是拿未战和已战当理想态；克劳塞维茨是掐头去尾，拿中间一段当理想态。两者貌似相反，其实只是侧重点不同，谈话的角度不同。《孙子》的话，我们也误读，我们也滥用，有不少人以为，在激烈的战争中，真的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大错误。已经打开了，还有什么“不战”？作者说，战争充满危险、劳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情报难以判断，各种阻力，难以计算，最像赌博。军事天才是智勇双全，经常依靠的不是深思熟虑，而是特殊的智慧和勇气，即在黑暗中发现微光的眼力和追随这些微光前进的果断。《孙子·计》论将，以智为先，勇是放在五德的第四条，此书却把勇气放在智慧之前。第二篇，《论战争理论》，是讲兵法。兵法是军事艺术。这种艺术分两种，广义的军事艺术，是组建军队、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的艺术，类似我国的军法；狭义的军事艺术，是使用军队、部署兵力和实施战斗的艺术，类似我国的兵法。狭义的军事艺术又分战略、战术，战术是实施战斗的艺术，战略是组织战斗的艺术。作者认为，兵法很特殊，不是科学，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艺术。科学依赖知识，技术依赖能力，艺术不守规则。战争理论和它们都有区别，它既靠知识，也靠能力，而且并不是不讲规则，只能勉强叫军事艺术。哲学最该研究的就是这类问题。（2）下面五篇是一组，讨论具体问题。作者的讲法很简单，很实用。第三篇，《战略概论》，主要讲战略要素。作者说的战略要素，包括五种：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精神要素，是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见于此篇的第三至第七章，作者特别看重的是胆量和坚忍。物质要素，是军队的兵力配置，见于此篇的第八至第十八章和第五篇的第一至第八章。数学要素，是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见于此篇的第十五章。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和地区，制高点和战略要地，见于第五篇的第十七和第十八章，第六篇的第十五至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三章，第七篇的第八、第十一和第十四章。统计要素，和给养有关，包括行军、宿营、作战基地和交通线，见于第五篇的第九至第十六章。整个论述比较乱，有些见于此篇，有些见于后面的四篇，的确是未完成稿。这些要素，大体相当《孙子·计》的“五事七计”。作者讲物质要素和几何要素，和《孙子》的第二组（《形》、《势》、《虚实》）比较接近，也是讲军队的组成、指挥、阵法和兵力配置，也是强调数量优势、出其不意、诡诈和集中兵力。中国传统，尚谋轻力，《孙子》重诡诈，但作者却有所保留。他更强调简单的行动，认为廉价而带冒险性的诡诈，如假情报、佯动，很少有效。他说，兵力越少，才越重诡诈，这一看法很重要。第三讲 （始）计第一《战争论》笔记：全书结构和警句名言（2）第四篇，《战斗》，战斗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的，这是战术研究的对象。战斗之后，还有追击或退却，也很重要。作者强调，进攻有顶点，胜利有顶点，胜败既分，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疲惫不堪，胜而不追，功亏一篑，是最大遗憾。胜方，乘胜追击比胜利更重要；败方，组织退却也是弥补失败。这个后续过程有时比战斗本身更重要。最大胜利或最大失败，往往取决于它。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在危险的环境里，复杂的计划不如简单的行动，有时，勇气比智慧更重要。《孙子·军争》讲“穷寇勿迫”，没有讲是不是追。《司马法·仁本》说，“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超过139米，跟踪退却的敌人不超过415公里，深怕追猛了，自乱阵脚，为敌所乘，被敌人打反击，其实是反对和限制追击。第五篇，《军队》，军队是实施战斗的主体，也是战术所关注。作者主要讲五个问题，一是军队和战斗空间、战斗态势的对应关系（即军区、军团和战局的关系），二是兵力的分配和战斗队形，三是行军、宿营和补充给养，四是与第三条有关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五是地形和人地关系。兵力分配，包括三大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的比例。步兵是战斗主力，骑兵、炮兵是辅助兵种。骑兵长于“走”，炮兵长于“打”，可增加机动性和打击的力度。当时的比例，是五名步兵顶一名骑兵，步兵千人配两门（或更多）火炮。宿营，包括野营（住在野外）和舍营（住在营房里）。给养，分四种，一种是靠村民供应，一种是靠强迫征收，一种是靠正规征收，一种是靠仓库储备。速决倾向前两种，持久倾向后两种。拿破仑主张掠敌继食，孙子也是，克劳塞维茨不完全赞同，他更理解守方的立场。第六篇，《防御》。战斗分两种，一种是攻，一种是守。战略进攻，是从外往里攻，战略防御是从里往外攻，作者叫“向心性”和“离心性”，我国兵书叫“主客”（本书《九地》也这么讲），攻方是客，守方是主。作者先讲防御，篇幅很长。这里面有很多战史经验，特别是拿破仑进攻俄国，双方的成败得失。作者讲绝对战争，讲战争的两极化和逐步升级，是以均势、对称为出发点，现实战争对它的修正，最明显就是进攻和防御。双方攻守异势，关键是力量不对称。一般看法，守方弱，消极；攻方强，积极，进攻才是战争的主流。但作者认为，防御比进攻更强有力，手段更多，体系更复杂。它可以利用要塞（包括城堡和筑垒城市）、阵地、营垒和各种地形，让攻方付出很大的代价，时间、国土和民众，也更利于守方。《孙子》是站在攻方的立场讲话，《墨子》是站在守方的立场讲话。墨守孙攻，各是一个侧面。克劳塞维茨是两面都讲，但篇幅最大，还是讲守。第七篇，《进攻》，是草稿。克劳塞维茨是从守的角度讲攻。作者说，攻中有守，守中有攻，很多讲进攻的话，前面已经讲过，但也有一些问题，是进攻所独有。这一部分，篇幅很小，各个章节，应对着第六篇看。（3）最后一篇是总结。第八篇，《战争计划》，也是草稿。这是呼应第一篇。作者回到第一篇的话题，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的关系，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作者说，战争计划，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如说是急中生智的判断力。他强调，战争的目标有两种，有限目标和终极目标。有限目标很多，比如对敌人国土的占领，但终极目标是打垮敌人，人最重要。《孙子》是先计而后战，把计放在最前面，《战争论》则放在最后。（二）克劳塞维茨论战争。（1）摘自书前的《说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到处都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就会一致，一切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虽然这个观点主要在第八篇中才发生作用，但在第一篇中必须透彻地加以阐明，而且在改写前六篇时也要发挥作用。……（11页）在行动中人们将永远依靠判断，而且单靠判断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不是亲自行动，而是在讨论中说服别人，那就必须有明确的观念并指出事物的内在联系。……（14页）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14页）佯动是比真正的进攻较弱的一种兵力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14页）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比敌人占优势时才能考虑迂回；……（15页）案：这一部分，是作者留下的修改意见，有如遗嘱。（2）摘自第一篇第一章《什么是战争》：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像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23页）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25—26页）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27页）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像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41页）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43页）（3）摘自第三篇第十章《诡诈》：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初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越需要使用诡诈。因此，当兵力很弱，任何谨慎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一切办法似乎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诡诈就成为最后手段了。（216—218页）案：德文原文，“战略”作Strategie，“诡诈”作List。德语的Strategie相当英语的strategy。英语的strategy和stratagem是相关词汇，前者是战略，有别于战术（即tactics），来源是希腊文的strategia；后者词义更宽泛，不仅指战略，还指一般的计策，特别是花招和诡计，来源是希腊文的strategema。克劳塞维茨指出，弱者比强者更尚诡诈，这点很重要。强者，恃强凌弱，往往重实力，它的对手，没有实力，当然就得动脑筋，出损招、邪招。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1）今天，我们讲《作战》，讲“战争三部曲”的第二步：“先计而后战”的“战”。我们先解释它的题目。“作”，是开始的意思。“战”，在古书中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战”泛指一切战争、战役和战斗，狭义的“战”则专指野战，特别是列阵对战的野战。中国早期有国野制，国是城市，野是乡村。野战是攻城之前，在城市以外，在乡村的田野或荒野里交战。战争开始，首先进行的，必定是野战。春秋时期，野战多在两国边境接壤的空旷地带进行，这种地带叫“疆埸”。双方摆好阵势，然后对决，这叫“皆陈曰战”。情况往往是，呼啦一冲，战斗就结束了，时间很短。短可短到“灭此而朝食”（《左传》成公二年），打完仗才吃早饭，只有一顿饭的功夫；长也不过一天，天亮开战，星星还挂在天上，天一黑就撤（《左传》成公十六年）。即使加上跑路，也很少会超过一个月。古代中原，黄河流域的国家，野战，本来是以车战为主，步兵是附属于战车，车、徒混编，列阵而战。《周礼·夏官·司弓矢》说，“唐（唐弓）、大（大弓）利车战、野战”，车战不等于野战。但整个春秋时期，车战却是野战的主体。春秋中晚期，步兵崛起。战国晚期，还出现骑兵。车、骑、徒并用，是后来的野战方式。蓝永蔚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春秋时期的步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内容是讲步兵对中国战争方式的革命。战争和打猎有关，和饲养动物和吃肉有关。中国兵法发达，要感谢周边民族，他们和动物，关系比我们近。比如驯化马和马车，还有青铜剑，就是草原地区的发明。不仅车兵、骑兵，我们要感谢他们；步兵，也要感谢他们。“晋侯作三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毁车而为行”（《左传》昭公元年），出现独立建制的步兵，是为了对付山地游击的戎狄步兵。水师，也是从吴、楚等国学来的。敌人是最好的老师。中国早期重车战，主要看重的是，战车速度快，机动性强，冲击力大。这是优点。但车战也有车战的弱点，马车疾驰，极易翻车，它对地形，适应性差。山地不宜，湿地不宜，开进，要有平坦宽阔的道路。古代的道路和沟渠，多与亩向相配。亩向就是亩垄（也就是田埂）的方向。齐国的亩向是南北向，道路、沟渠也是南北向；晋国的亩向是东西向，道路、沟渠也是东西向。前者叫“南亩”，后者叫“东亩”（《诗·国风·豳风》、《左传》成公二年）。兵车开进，是顺亩向走。鞌之战，晋败齐，要求齐国把南亩改成东亩（《左传》成公二年），就是为了便于兵车的开进。野战，车、徒编组是靠阵法，车、骑、徒编组也是靠阵法。阵法很重要。这是古代作战的特点。野战和攻城，古书常并叙。词汇，并列结构，古人的读音习惯，往往都是先平后仄，故多作“攻城野战”（《墨子·兼爱》）。其实，从时间顺序讲，应该是先野战，后攻城，由远及近，由外到内。《商君书·境内》说：“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本篇也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野战，失利的一方会退守城内，胜利的一方会兵临城下，好像攻克柏林那样。这是野战和攻城的关系。攻城是下一讲的内容。现代军事术语的“野战”，是日语借用中国古语翻译西文的field operation。英语的field army是野战军，fieldwork是野战工事，fieldpiece是野战炮，field hospital是野战医院。Field是森林和建筑以外的空地。这和中国古语的含义大体相同。我把《作战》篇分为五章：第一章，讲打仗费钱。第二章，讲打仗耗时。第三章，讲抢，即取敌之利，就地补充自己。第四章，讲快，速战速决。第五章，是警告为将者，要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这五章，前两章是讲“用兵之害”，次两章讲“用兵之利”。“用兵之利”是针对“用兵之害”提出的对策。最后一章是总结。下面，我们一章一章来介绍。【2．1】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此章是讲费钱。这是“用兵之害”的头一条。《作战》是从战争动员讲起。战争动员就是“作战”，它是讲怎样发动一场战争。发动起来的战争，首先是野战。“凡用兵之法”，在《孙子》书中多次出现，《谋攻》、《军争》、《九变》、《九地》四篇的开头，《谋攻》、《九变》两篇的当中，《军争》篇的结尾，都有这种话。这里是讲，用兵规模一般有多大。它是一种发凡起例的叙述。古人以“兵法”称兵书，估计就是这么来的。战国以来，兵书多称兵法。兵书分两种，一种是军法（或军令），一种是兵法。军法是条例规定的汇编，兵法脱胎于军法，还保留着它的某些特点。兵法是“用兵之法”的简称。它和军法有关，又有所不同。军法讲的是建军之法、治兵之法。兵法讲的是行师之法、用兵之法。《易·师》疏就是用“兵法”来解释王弼注的“行师之法”。它要突出的是一个“用”字。岳飞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战国兵书，虽有军法类的内容，但以谋略为主。《孙子》就是兵法的代表。汉唐古书引之，往往简称为“兵法”。古代技术书，多以类名，这是特点。读古代兵法，要学一点古代的军事知识。但遗憾的是，说到上古，说到古人到底怎么打仗，我们的知识很不够，很多细节都不知道。我想把我知道的东西讲一下。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2）我们先说古代的军种和兵种。早期的野战，商周的野战，主要是车战。春秋中期，步兵从晋国崛起；战国晚期，骑兵从赵国崛起，都和对付北方民族的流动作战有关。北方民族南下，宁夏、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北，哪个方向都可能，山西在中间，最重要。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还有楼船和水师。现代军种，海、陆、空，除了空，都是几千年的发明。飞机是1903年的发明。空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18年成立的英国皇家空军，据说是最早的空军，即作为独立军种的空军。但陆军、海军很古老，特别是陆军。车兵、骑兵和步兵，是古代陆军的三大兵种。中国象棋，真正和今天类似的象棋，是宋以来的棋艺，将（或帅）、相（或象）、士居九宫，代表中军大帐、指挥部；车、马、炮和卒在外围，代表双方鏖战的各兵种。车、马、卒是旧兵种，炮是新兵种。炮者抛也，字或作砲，经常混用无别。其原型是抛石器，可抛石弹，也可抛火球，故或从石，或从火，“包”是声符。宋代的象棋子，有些背面带画，炮是画成投石器或火球，和宋《武经总要前集》中的图像一样。炮兵是什么时候才有？照理说，宋代就有，但作为独立兵种，有明确记载，学界多以明永乐初年（约1409、1410年左右）的神机营为中国最早的炮兵。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炮兵，可以早到元末。14世纪，蒙古人把火炮传入欧洲，有一幅画（约作于1326—1327年）为我们留下了它的形象。欧洲的炮兵，据说1450年后才有，以法国最早（拿破仑就是炮兵出身）。我们先说陆军。陆军，古今中外都是军队的主体，西人所谓army，既是陆军，也是军队。步兵、骑兵和炮兵，都是陆军底下的兵种。1860年，恩格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军事方面的词条，其中就有《军队》（Army）、《炮兵》（Artillery）、《骑兵》（Cavalry）、《步兵》（Infantry）和《海军》（Navy），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所述甚详，可参看。中文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新则新，但这些词条，或者没有，或者太简短。步兵，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古代和现代都离不开。步兵分两种，一种附属于战车，一种是独立的步兵。希腊、罗马的步兵，是后一种。他们穿甲戴胄，手执盾牌，用盾牌、长矛组成人墙，还有弓箭手，多为穿紧身衣（我们叫胡服）的斯基泰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354—381页。。那时，农业民族，有公民身份的战士，全是步兵，只有北方蛮族（日尔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的雇佣兵才骑马，人高马大。他们认为，只有胆小鬼才骑马作战。但欧洲北部，中国北部，大规模的蛮族入侵，骑兵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农业民族，喜欢“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看不起骑马乱跑，突然袭击，这是农业民族对骑马民族的偏见（就像美国说恐怖分子是懦夫一样）。我国，“步兵”这个词，三见于《六韬》（《龙韬·农器》、《虎韬·军用》、《犬韬·战步》），与“车、骑”并列。车兵，其实是从步兵分化，相当现在的装甲兵或摩托化部队。它是以步兵配合马拉战车作战，有些在车上，有些在车下。就像现代的坦克部队，也有步兵前呼后拥。驯化马和马拉战车，中亚最早，6000年前有马，4000年前有车（马车）。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发明，对军事史太重要。商代的军事长官叫马，周代的军事长官叫司马，古代出师前的祭祀叫祃祭，都和马有关。马的用途，最初是驾车，而不是骑乘。马是军事传染病，在整个旧世界，传播范围极广，我国也不例外。战车，各国不一样。西亚、埃及，车辐稀（多为6辐），毂在舆后，和中国的车不一样。希腊、罗马，倒是毂在舆中，但车轮小，车舆低，车辐稀，极为单薄，和中国的车也不一样，而且年代也晚。我国的车，车辐密，毂在舆中，与之比较接近的，还是前苏联境内出土的中亚系统的马车。马车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商代才出现，距今只有3000多年，更早的战车没有。学者推测，是从中亚传入。出土战车，除少数金属构件，木质的部分，都已化为泥土，只能剔剥出轮舆的大致轮廓，我们要想看得更真切一点，不妨参考秦始皇陵1号铜车。骑兵，比车兵晚。中近东，公元前800多年就有骑兵。如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上面就有骑兵。恩格斯讲骑兵，说阿拉伯、波斯、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的马最好，亚述的骑兵最早，但还不算正规骑兵，埃及的骑兵很晚，罗马人不善骑马，但亚历山大大帝的骑兵很棒，“希腊人既是正规步兵的创建人，也是正规骑兵的创始人”。我们看，庞培农牧神宫镶嵌画上的亚历山大，就是身着铠甲，骑在马上。还有中世纪，欧洲“野蛮化”，骑兵的作用也很重要。中国的骑兵，什么时候才有？传统说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标志。这种说法，学界有争论，有人说，赵武灵王以前，我国就骑马，甚至商代就骑。这些可能，我不想讨论。我想说的是，欧亚草原是世界历史的大舞台，匈奴、东胡，都是战国末期，才在北方崛起。赵国的北边，今晋北大同一带，是北方民族南下，直取洛阳的要道，当时叫代，正好在赵国的北境。赵武灵王跟胡人学什么？主要是两条，一是去宽袍大袖，改穿紧身衣和裤子，类似现在的运动服；二是学骑马射箭，以胡人之道反制胡人之身。骑兵之盛是以此为背景。秦汉以来，胡骑南下，骑兵更重要。骑兵的衰落，是火炮发明后，特别是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发明后。现在，骑兵已退出历史舞台，转交给骑警。但火炮发明前，没有任何人能遏制骑马民族的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否定蛮族，否定骑兵，欧洲中世纪没法讲，伊斯兰的崛起没法讲，亚洲的历史没法讲，整个世界史，全都没法讲。《孙子》没有“骑”字，《司马法》和《尉缭子》也没提到，但《六韬》、《吴子》和《孙膑兵法》有“骑”字。步兵、车兵和骑兵，是中国古代的陆军。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3）舟师，后世叫水师，西方叫海军。西方的海军，前身是北欧海盗，不是希腊、罗马的海军。地中海沿岸，很多国家都有海军，都有大船。如腓尼基战船，就是当时很有名的战船。但恩格斯说，腓尼基、迦太基、希腊、罗马的船，都是平底船，帆比较小，难扛海上风暴，西方的海军并非来源于此。欧洲海军的真正诞生地是北海（即北冰洋地区），弗里西安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丹麦人、斯堪地那维亚人的航海，是用龙骨突起、两端尖削的帆船（尖底船），这种高帆大船，才是现代舰船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很自卑，非说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一直都闭关自守。其实，中国和欧洲一样，只要靠海，就有航海的传统。我国一直都有河、海并用的舟师或水师，特别是郑和舰队，船很大，也很多，航行海域很广，水平一点不差。我们不能把中国历史上偶尔实行的海禁（如明初和明晚期）当作中国航海史的全部。欧洲也有海禁。我国的水战，南方比北方发达。春秋晚期，楚、吴、越三国，常用舟师作战，见于《左传》、《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书。如公元前485年，吴国派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左传》哀公二年），就属于渡海作战（可能是登陆作战）。南人近水，好舟楫，常以船棺为葬。《越绝书》卷八说，越王允常的王陵是由楼船卒2800人，伐松柏为桴（也就是船），叫木客大冢。1996年发现的印山大墓，学者认为就是这座墓。它是凿山为墓，内藏两面坡的木构墓室，四面环壕。墓中的棺，是刳木为舟，长6.9米，直径1.15米。它让我想起我在奥斯陆看到的维京船。维京人也是以船为葬，甲板上的船舱，有一种就是两面坡，和印山大墓的墓室很像。古代战船，种类很多。我国也有多层的大船，如汉征南越，杨仆拜楼船将军，楼船就是这种船（图一八），郑和舰队的大船也是如此，而且学者推测，肯定是尖底船。《孙子》没有提到舟师，但它提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中国古代的兵种，见于《孙子》，主要是车兵和步兵。下文特别提到“车战”。秦汉以来，作战以步、骑为主，但车并未废止，还有它的用处。一是可以环车为营，阻挡骑兵奔突，以静制动；二是可以运载军需物品，作辎重车（现代的马车就是货车）。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四说：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大车〕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截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遂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本朝咸平中，吴淑上议，复谓平原广野，胡骑焱至，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车战为便。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惟唐房琯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夹以马、步，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则知车战之法，所以躏轹强阵，止御奔冲，行则负载粮械，止则环作营卫，其用一也，其制则不必尽同。取地之所利，与敌之人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是讲战车和兵员的数量。驷，音sì，四马驾一辆车，叫一驷。春秋时期的战争有多大规模？大国和小国不一样，早期和晚期不一样。其中用作指标的东西，主要是战车的数量和兵员的数量。如果现在，就是看有多少核弹、多少军队；二次大战，就是看有多少飞机、坦克和军队。传说，武王克商，是用“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300辆战车配3000名战士，规模很小。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都有1000辆战车，比如鲁国初封于曲阜，就是“革车千乘”（《诗·鲁颂·宫》、《礼记·明堂位》）。当时，够格的大国，如齐、秦、晋、楚，都有上千辆兵车，习惯上叫“千乘之国”（《左传》哀公十四年）。但实际作战，真正出动的兵车，大概只有几百乘，最高记录，也就是800乘。如城濮之战，晋军出动过700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成公二年）；鞌之战，晋军出动过800乘（《左传》成公二年）；艾陵之战，齐军出动过800乘（《左传》哀公十一年）；子产伐陈，郑军出动过700乘（《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当时，战车配战士，即所谓乘法，多半是十人制，一车配甲士10人，“千乘之国”，只有甲士1万，即使照《司马法》佚文的规定（详下），再加上两倍的徒，也只有3万人。西周军制，师是最高一级（当时有殷八师、西六师）。春秋，最高一级是军。《周礼·夏官·叙官》说：“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千乘”与“三军”，是大体匹配的概念。研究春秋军制，大家经常举晋国的例子。晋，前678年（曲沃并晋之初），武公只有一军（《左传》庄公十六年）；前661年，献公作上下二军（《左传》闵公元年）；前632年，文公已有上中下三军；前588年，景公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另外，晋国的建制步兵，也出现最早，城濮之战以前就有（《左传》僖公十年已提到“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城濮之战后，增加为上中下三行。三军加三行，乃有六军，拟于天子之制。如果按《周礼》12500人为一军来计算，六军就是75000人。前人估计，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只有几万人，大体可信。但春秋晚期，变化较大。当时的两强，战车增多。如晋国有49县，每县出长毂百乘，共有战车4900乘（《左传》昭公五年）；楚国更多，光是四个边邑大县：陈、蔡、东不羹、西不羹，就“赋各千乘”（《左传》昭公十三年），加起来，也有4000辆。楚国的兵车数量，绝不在晋国之下。这里讲的规模，应是常数。它反映的是春秋晚期的战争规模：兵车分两种，各1000辆；士兵皆带甲，有10万人。这个数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车千乘、人三军（约37500人），当然要大，车翻番，兵员增加更多。过去，辨伪学家说，春秋不可能有车两千、士十万，恐怕是低估了当时的水平。《孙子》的话，不一定是夸大。讲兵法，这个背景知识很重要，我想多说几句。研究中国古代战争，战争规模很重要。我们都知道，18世纪以前的欧洲，很少有10万人以上参战。我国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10万就不算啥，只是平均水平。战国时期，规模更大。当时的子书，常有“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说法（见《庄子·渔父》、《韩非子》的《爱臣》、《备内》）。战国早期，我们不太清楚，估计与春秋晚期接近，很多国家，兵力还在10万以下。比如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战国早期是第一强国，名将吴起，事魏文侯、魏武侯，他的理想，就是“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吴子·励士》）。但战国中期，特别是晚期，情况大变。前303—前301年，齐、魏、韩攻楚，败楚于垂沙。前300—前296年，赵攻中山，灭中山。这两次战役，都出动了20万人。当时，七大国都有几十万军队，秦国甚至有上百万的军队。伊阙之战（前293年），白起破韩、魏，斩首24万；鄢之战（前279年），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华阳之战（前273年），白起破赵、魏，斩首15万；长平之战（前260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光是这四大战役，就杀人上百万人之多。我们估计，山东六国，兵力不如秦国，平均水平也在50万左右。全部加起来，约有400万。当时，国土没现在大，人口没现在多，军队却如此庞大，死伤却如此惨烈，完全是“世界大战”的水平。我国兵法发达，这是基本背景。兵法是用流血的经验换来的。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4）上面这段话，我们应该做一点解释。我们先谈《孙子》的车制和乘法。这里提到两种战车。“驰车”一词，古书少见，似乎只见于《管子·七臣七主》、《孙子》佚文（《通典》卷一五九引“吴王孙武九地问”佚文）和《吴子·励士》。从字面含义看，是一种比较轻便，利于驰击的战车。“革车”，古书多见，《左传》、《公羊传》、《周礼》、《礼记》、《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很多古书都有这个词。汉唐旧注，都说革车是兵车，这点不会错。如据孟子说，武王克商，就是用这种车（《孟子·尽心下》）。从字面含义看，革车可能是一种蒙皮的战车。如郭璞就认为革车是皮轩，即一种蒙虎皮的战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这两种战车，革车的名称更古老，当是本来意义上的战车，但汉代已不大听说，宋以来的革车是复古之作，与此无关。驰车是长毂车，是改进过的新型战车。驰车轻便，利于攻；革车笨重，利于守，各有各的用途。这段话，曹注的解释并不对。他注这一段，影宋本《魏武帝注》和宋本《十一家注》不同，古书引用也不同，有些错字，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做过整理。他说，驰车是轻车，革车是重车。如果前者是轻型战车，后者是重型战车，这个说法可以接受。但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说法，是出自《司马法》，不是今本，而是佚文。他是把驰车当《司马法》的“轻车”，革车当《司马法》的“重车”。“轻车”，古书多见，例如《左传》、《周礼》、《管子》、《司马法》、《六韬》都有这个词，《孙子·行军》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也有，汉代或更晚，还在用。重车，是辎车，也简称辎或重。辎车、辎重或辎、重，古书也多见，汉代或更晚，还在用。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司马法》的车，轻车是战车，重车是辎重车，后者也叫“辎辇”（简称“辇”，夏称“余车”，殷称“胡奴车”）。古书中的驰车、轻车、革车都是马拉的战车，用以载人；重车是牛拉的辎重车，用以载兵器、衣装、粮秣。革车绝不是重车。中国古代的军用车辆分两大类。一类是马车，一类是牛车。马车，通常用四匹马拉，四马驾一乘，称为一驷或一乘，只载人，不拉货，跑得快。比如这里讲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就都是马拉的战车。牛车，通常用一头牛拉，专负重，不载人，走得慢。比如本篇下文的“丘牛大车”，就是后一种。前者叫小车，后者叫大车。《论语·为政》说“大车无，小车无”，包咸注：“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也。”邢昺疏：“云‘小车驷马车’者，《考工记》兵车、田车、乘车也，皆驾驷马，故曰驷马车也。”驷马车，不光是战车。打猎的车，平常坐的车，也可以是驷马车。古人服牛乘马，把这两种动物驯化，用它们驾车，什么时候才有，是考古学家热衷的大问题，也是军事史上的大问题。车的发明，关键是轮子。曳车，可以靠牛靠马，或其他动物。牛的驯化在前，马的驯化在后。牛车比马车发明早。西语，一般的畜力车只叫cart，牛车是ox cart，用作战车的马车才叫chariot。马车的重要性，是它的速度、机动性和冲击力。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太重要。驯化马和马车，最早是出现于中亚。战车，西亚、埃及、希腊、罗马都有。大家都有过车战时代。骑兵的崛起是在后来。我国文献，传说薛人的祖先奚仲发明车，商人的祖先相土发明乘马，王亥发明服牛（《世本·作篇》），时间都在夏代。但马车，考古发现，目前最早，是商代晚期的车，更早的发现还没有；牛车，情况不清楚（图一九）。偃师商城发现过车辙，有人认为是马车留下来的痕迹，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牛车，即辁车（用无辐木制车轮运行的车）留下来的上引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探讨这一问题，有件铜器值得注意，即西周晚期的师同鼎。其铭文，是记周人和戎胡之间的战斗。周方的军官叫师同，他的缴获物中，有两种车：马车和牛车。马车叫“车马”，牛车叫“大车”。这是马车和牛车共用于战争的绝好例证。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一铭文。下文“破车罢马”是马车，“丘牛大车”是牛车。古代战车，一般都是四匹马，三个人。但也有例外：一人、两人或四人。普通兵车，左边的人叫“车左”，执弓矢；中间的人叫“车御”，执辔；右边的人叫“车右”，执戈矛。三人衣甲，称“甲士”，甲士的头子叫“甲首”。军帅之车，车御在左；军帅居中，执桴鼓；车右在右。这是车兵。车兵的泛称是“士”。“士”还包括车下的7名甲士。甲士10人，包括带甲的步兵。这种战斗人员，都是贵族武士。还有一类步兵，一般叫“徒”。“徒”，本来是贱役之称。他们随甲士出征，主要是当牛倌马夫，古人叫“厮徒”、“厮驭”、“徒御”，曹注叫“厮养”，现在叫饲养员。其他杂活也有分工，汲水打柴，曹注叫“樵汲”；烧火做饭，曹注叫“炊家子”，现在叫炊事员；保管被服，曹注叫“固守衣装”。这些人是勤务人员，专干各种杂活，地位很低。“卒”是类似名称，也是在兵车后面，给贵族跟班跑腿。他们也叫“步卒”、“徒卒”，偶尔还叫“徒兵”、“步兵”。“带甲”是穿甲戴胄的车兵和步兵。甲，用来保护身体；胄，用来保护头部。早期乘法，士徒混编，经常合称，但士是士，徒是徒，完全是两类。士是车兵（包括车上车下）和带甲步兵。徒是甲士以外的隶属步兵，不穿甲戴胄。后者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属于“正卒”以外的“羡卒”，只是辅助性的战斗人员和勤务人员，古书叫“白徒”（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曹沫之陈》，其中也有这个词）。春秋晚期，军事变化带来社会变化，徒卒数量激增，重要性上升，成为独立的兵种，原来身份很低的人，也鲤鱼翻身，成了正规士兵。这种士兵也穿甲戴胄，虽然还叫徒卒，性质已迥然不同。古书中的“徒”，基本含义是“步行也”，引申义是“步卒”、“步兵”，或“从车者”、“辇者”、“步挽辇车（辎重车）”；“卒”，与“衣”同源，其基本含义是“隶人给事者”，即徒隶。还有一种解释是这种人的衣服（《说文解字·衣部》）。军事学含义的“卒”与“徒”相似，不但可以当“步卒”、“从车者”讲，还可连言，称为“徒卒”。但“卒”和“徒”有一点不同，它还可指军队编制的单位。这种“卒”，一般释为“众”，有可能是“倅”的借字。“倅”是副贰之义，表示从属关系，字亦作“萃”。国之副贰可称“卒”，车之副贰可称“卒”，人之副贰也可称“卒”。“萃”有集聚之义，与“徒”训众相似。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5）古代乘法，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早期的十人制，一类是晚期的百人制。十人制是什伍之制：10人为什，5人为伍，一个什包括两个伍。这种制度，用过很长时间，整个西周和春秋早期，可能主要是这种乘法。后来的军制，什伍是最低两级。百人制则是卒两之制：100人为卒，25人为两，一个卒包括四个两。两即辆的本字。后来的军制，卒两是高于什伍的两级。《司马法》佚文，有两种乘法，一种是按井、通、成、终、同、封、畿的制度征发军役，规定是“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这种制度，不计徒卒，只计甲士，属于十人制。加上徒卒，也只有30人。这是比较古老的制度。另一种是按井、邑、丘、甸、县、都的制度征发军役，车分两种，一种是“戎马”驾的“轻车”，也叫“长毂”，属于战车；一种是“丘牛”驾的“重车”，属于辎重车（参看《形》篇讲义的最后一章）。轻车，配战士75人，包括车上的甲士3人，车下的步卒72人；重车，配勤务人员25人，包括炊家子（炊事员）10人，固守衣装（衣物保管员）5人，厮养（饲养员）5人、樵汲（打柴汲水的人）5人。如果光算战斗人员，是75人制，加上勤务人员，则是百人制。百人制是比较新潮的制度。它的四个两，怎么配战车，参考曹操《新书》的佚文（详下），估计是前后左右，每一面各一两，直接作战的三个两，一个在战车前，一个在战车左，一个在战车右；勤务人员的一个两，是跟在辎重车的后面。曹注解释此章，是引《司马法》的十人制为说。他说，驰车是马车，配战斗人员（步兵）10人，勤务人员5人；革车是牛车，配勤务人员3人。我们用这个数字乘1000，只有18000人，远不足10万之数，显然不对。但宋张预注引曹操《新书》有另一解释，则是引《司马法》的百人制为说。他把驰车叫攻车，革车叫守车，两叫队，说攻车的前、左、右，各有一队，共75人；守车殿后，有25人。这个数字乘1000，可符10万之数，比较合理。但上面说过，革车不是辎重车。如果不是辎重车，这里的“带甲十万”就应该是配2000辆。实际情况可能是，两种战车，驰车在前，革车在后，两车前后各一两，两车左右各一两，其中并不包括辎重车。辎重车是尾随大部队之后。齐国军制，管仲制军，有所谓“小戎”（《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小戎是兵车的别名。这种小戎是50人，相当两个两。我怀疑，也有可能，这里的100人是两辆战车各50人，即一辆战车配一小戎。“千里馈粮”，很远，十万人要吃饭，是大事。这是讲军队开拔后的补给，属于下文说的“远输”。下文所说“用兵之害”的头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内外之费”，“内”是国内，“外”是国外。包括以下所有的开支。“宾客之用”，“宾客”是外交使节。这里是指用于间谍和外交的巨大开支。两者都是穿梭于内外。自古以来，外交和间谍就有不解之缘。这是第一项开支。“胶漆之材”，胶漆是修缮战车、兵器之柄和弓弩的主要材料。这是第二项开支。“车甲之奉”，战车和甲胄，要不断补充。这是第三项开支。《考工记》讲古代工艺，有5大类30个工种，其中三分之一，都与军事直接有关。如属于攻木之工的轮人、舆人、辀人、弓人、庐人、车人、梓人（辀人是多出来的），属于攻金之工的冶氏、桃氏，属于攻皮之工的函人，属于刮摩之工的矢人。轮人、舆人、辀人、车人和制造战车有关：轮人做车轮，舆人做车箱，辀人做车辕，车人负责整体组装。冶氏、庐人和制造戈、殳、戟、矛有关：冶氏铸其刃（铜刃），庐人制其柲（积竹为柄）。桃氏管铸剑。弓人、冶氏、矢人、梓人和制造弓矢有关：弓人做弓，冶氏铸矢，矢人负责对矢打磨加工，梓人做侯（侯即练习射箭的箭靶）。函人做皮甲。其中没有提到胄和盾。古代工艺，战车最复杂，“一器而工聚焉，车为多”。《司马法》佚文说，古代的辎辇（辎重车）要携带斧、斤、凿、梩（耜）、锄、版、筑，就是为了修车和挖工事。“日费千金”，亦见《用间》篇，是讲每日的开支。我计算过，当时的“千金”是374公斤重的铜。古人常以“千金”形容价值很高，如“一诺千金”，后人还把富贵人家的女孩称为“千金”。这里是极言其多，不一定是精确数字。“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是讲军队开拔，兵出于境。上一篇，《计》篇是讲庙算。庙算是代表政府决策。计在庙堂上定了以后，下面的事是军队开拔，越过边境，进入敌国。当时的战争，也和现代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样，都是到别国去打仗。仗一定要到外国打，打仗是为了国家安全。《火攻》篇叫“安国全军之道”。穷人的大问题是吃饭，富人的大问题是安全。美国最富，安全问题最大。它拥有12个航母战斗群，700多个军事基地，军费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7％。从内到外，从庙堂到战场，一切战略决策，都要投入战斗，才见分晓。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计算。庙算，只是预算。账要一笔一笔算。结算还在后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庙算之前，庙算之后，战争的准备，还有很多环节，此书没有讲，但我们要心里有数。庙算之前，最重要的，是古代的军赋制度和演习训练。前者即“算地出卒之法”。一个国家，它有多少地，打多少粮，养多少人，出多少兵，这是《形》篇还要谈的问题。此章讲出车出卒的制度，就和这个问题有关。古代作战，主要靠阵法。所谓训练，主要是借田猎演习阵法。田猎，是把野兽当假想敌。战争跟打猎有密切关系。猎人都是男人，战争也是男人干的事。这种训练，古人叫“蒐狩”，也叫“大阅”或“校阅”。汉唐以来，也叫“校猎”。主要是让士兵演练坐作进退，熟悉旌鼓旗帜和各种号令。今天，世界各国，甭管多先进，当兵的都要练“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和“正步走”，就是这类演习训练的制度遗产和精神象征。《公羊传》桓公六年记鲁国大阅，何休注说，步兵训练要每年一次，车兵训练要三年一次，步兵、车兵演习协同作战要五年一次。当时，训练军队很费时间，没有五年不行，孔子甚至说，要用七年（《论语·子路》）。可见，武备是时刻准备，长期准备。孔子说，用没有训练的军队打仗，等于让士兵送死（同上）。庙算之后，比较重要的，是拜将授算和授甲授兵。出兵之前，还有祃祭和誓师。大家可以看一下《六韬·龙韬·立将》、《淮南子·兵略》，还有《太白阴经》的卷三《杂仪·授钺》和卷七《祭文》。这里面，选将最重要。《计》篇“计利以听”的“听”，关键就是将。还有，庙算之前和庙算之后，都有伐交，即外交战。外交很重要。伐交成功，弱国，可借他国之手，消弭战祸；强国，可以通过打招呼，去其交援，联合制裁，形成包围，陷对手于孤立。战国纵横家，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战国策》就是专门讲这种事。最近，美国的几次战争，开战前，都有穿梭外交。你一看政治家、外交家满世界乱跑，到联合国递交提案和投票表决，就知道战云密布，快要打仗了。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前，也都有外交活动。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6）此篇是讲野战，但并没有具体讲野战怎么进行，重点是讲战争动员，前提是我刚才讲的一系列制度。用兵之害的头一条就是费钱。费钱，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其实是各种资源的消耗。首先，是人力资源的消耗，当兵的在前线卖命，老百姓在国内种地和在运输线上卖力。其次，是物质资源的消耗，如粮食的消耗，兵器的消耗，外交的开支，间谍的开支。古代财政，养官养兵，主要靠粮（也包括一部分钱）；其他，主要靠钱。如收买间谍，招待宾客，修缮兵器，都是靠钱。《汉书·食货志》的“食货”，是古代财政的两大支出，这里叫“国用”，就是这两样。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粮也可以折成钱。它的开支有多大？上面说过，是“日费千金”。兵力的后面是国力，没钱不能打仗。这是战争经济学。战争的财政支持，即使今天，也是头等大事。【2．2】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此章是讲耗时。这是“用兵之害”的第二条。“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大家要注意，不要把“胜”字放到上一句，“胜久”是一个词，意思是靠持久取胜。“屈力殚货”，屈音ｊｕé，耗尽；殚音ｄàｎ，也是耗尽。“虽有智者”，简本作“虽知者”。“知者”等于“有智者”。“虽有智者”不是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而是说“即使是/有智慧的人”。春秋时期，野战都是速战速决，一天之内见分晓，旷日持久的战役少，攻城也少，有时是围而不攻。如公元前595—前594年，楚国围宋，长达九个月，宋人没饭吃，没柴烧，只好“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左传》宣公十五年），是时间最长的例子。但战国时期，这种例子多起来。比如齐、魏、韩败楚的垂沙之役和赵灭中山的战役，前者三年，后者五载。《孙子》讲的战争到底有多长，《作战》篇没说，但《用间》篇说了，是“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可见很长。这样长的战争，春秋时期好像还没有，比较像是后起的特点，战国时期的特点。先秦古书多出于后人整理，这种情况不足怪。野战，如果不是速战速决，而是靠拖延时间，不但对野战本身不利，还对下一步的攻城造成影响：攻城时，力量不够使；久拖不决，暴师于外，国家内部，也财政崩溃。打仗和花钱有关。打仗最花钱，要算经济账。“钝兵挫锐”，耗的不仅是时间，还是人力和金钱。时间也是金钱。“屈力殚货”的“力”是人力，“货”是金钱。人力耗尽，钱都花光，四邻的国家，都在旁边偷着乐，将“趁其弊而起”，再聪明的人也没法替你善后。作者的结论很简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即军事上，真正管用的东西，只有老老实实的快，没有聪明机灵的慢。【2.3】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屈力〕（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六〕；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楯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七〕。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章和下面一章是讲“用兵之利”。主要是两条对策，一条是抢，一条是快。这里先讲第一条：抢。抢是不太好听的说法，其实是取敌之利，就地补充。战争是最大消耗，人和牛马，要吃粮草，马车、牛车、甲胄弓矢、戈矛剑戟，少一样是一样。一切补充，如果都取之于自己的国家，是很大的开销，怎么办？作者说，再从国内征发，不好；就算征上来，长途运输也是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取之于敌。兵役和粮草的征发，最好是一次解决问题，不征第二次、第三次。不征也不运。一旦开进敌境，什么都就地解决，没有粮草，没有武器，“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克劳塞维茨讨论给养，分四种，一是到老百姓家派饭、蹭饭，叫“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只能凑合几天；二是“军队强征”，可以多吃一阵儿；三是“正规征收”，支撑的时间更长；再长，就得依靠“仓库供给”。第一种，春秋时期常用，打仗时间很短，打完了，搓一顿，当时叫“馆谷”（《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里的办法是第二、第三种。拿破仑的办法，是前三种。法国革命，国库没粮食，只能就地解决给养。他的办法反而成为一种革命的办法，成功的办法。这种办法的优点是速战速决，缺点是打得起，拖不起，一打俄国，就暴露出来了。（一）我们先说粮草。打仗，人要吃粮食，马牛要吃草料。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这一条很重要。古代军赋，兵员、车马是主要征集对象。比如《司马法》佚文讲的两种出军制度，就是如此。它们都没提粮草。但春秋晚期以来，因为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时间延长，粮草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7）“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这两句话就是讲军赋。“役”是征发人力，“籍”是注册。古代民户要注册，士兵也要注册。士兵注册，照例要登记姓名、籍贯，写上某人来自某郡某县某里，这叫“伍籍”。“役不再籍”，是说国内征的兵，是多少兵就是多少兵，不用再抓壮丁。“粮不三载”，则是说粮食不用再运输。“再”、“三”不是实际数目，只是表示不要多次征发。春秋末年，鲁国有一件大事。公元前484年，季孙氏想在鲁国推行田赋，即以田为征发单位，征收军赋，赋敛比较重。田是一井之地900亩。事先，季孙氏派他的管家，孔子的学生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不满，有尖锐批评。孔子的话，有两种记载，分别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和《国语·齐语》，两条不一样。后一条比前一条更重要，它直接提到粮草的征发。原文是：“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他说的先王之法，应该出自当时还在的“周公之典”（见《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他说，“周公之籍”是量力而征，远近、有无、老幼、鳏寡、孤独、病弱，都要斟酌其宜，打仗才征，不打仗不征。征，也不过每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一井是九夫所居之地，也叫一田，方一里（1里×1里），900亩。禾是用来喂牛马的禾秆。刍是用来烧火做饭的柴禾，也叫刍藳。米是人吃的谷米，没舂的叫粟，脱壳的叫米。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我可以告诉大家，稯禾是40把禾秆，秉刍是1把柴禾，缶米是16斗米。撇开草料不谈，光说吃饭，我们讲一下，一井出16斗米是什么概念。首先，我们要知道，古代的“算地出卒之法”，一井九夫，不管10家出一个兵，768家出一个兵（均见《司马法》佚文），一井顶多出一个兵，这16斗米，差不多是一个士兵最多可能拥有的军粮。其次，据《墨子·杂守》，古代士兵，每顿饭的标准分五等：半食：1/2斗；参食：1/3斗；四食：1/4斗；五食：1/5斗；六食：1/6斗。当时的士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个士兵，定量最高，一天吃一斗；最低，一天吃1/3斗。16斗米，最多能吃48天，最少能吃16天，平均下来，也就是一个月的口粮。西周时期，春秋早中期，战争规模小，时间短，这点粮草也就够了。但照《孙子》讲的“凡用兵之法”，10万口人吃饭，8000匹马吃草（还没算牛），恐怕不行。所以，第二年一开春，季氏还是老主意，他在鲁国推行了按田征赋的制度（《春秋》哀公十二年、《左传》哀公十二年》）。这里提到“丘役”。丘役就是“丘赋”（《左传》昭公四年）。上面说过，《司马法》佚文讲军赋，有两种出赋之法，都是“算地出卒之法”。一种是按井、通、成、终、同、封、畿出赋，属十进制；一种是按井、邑、丘、甸、县、都出赋，属四进制。丘赋是后一种。它是从丘这一级出牛出马，从甸一级出车出士徒，并包括甲、盾、戈等兵器。丘出的牛马叫“匹马丘牛”（《司马法》佚文）。丘赋的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现在还不太清楚。至少春秋中期的晚段已经有。《司马法》中有这种制度，《孙子》中也有这种制度。下一讲，我们还要谈。这是齐国的制度。公元前590年，鲁“作丘甲”（《春秋》成公元年）；公元前538年，“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也是这种制度。下面有两笔账，一笔是国家的花费，一笔是百姓的花费。国家穷是穷在两件事：“远输”和“贵卖”。“远输”是上文的“千里馈粮”，“贵卖”是粮价贵。“近师者贵卖”，是讲军市。军市，是设于军队所到之处。军队所到之处，粮价会上涨。这两件事，不仅使国家陷于贫困，老百姓也倾家荡产。西周铜器兮甲盘已提到“军市”：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虽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入宄，贾则亦刑。（释文用宽式。积：原作责；帛，原从白从贝；刑，原作井；虽：原作隹。）《商君书·垦令》也提到“军市”：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屈力中原”，这个地方，我做了一点校勘。“中原”，是指原野之中，不是指“中原国家”的“中原”。“公家”，是对“百姓”而言。古人说的“公家”都是指官家，比如“公田”就是官田，“公量”就是官量。人类自有私有制，“公”都是官，“私”都是民，所谓“大公无私”，经常都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十去其六”和“十去其七”，简本和今本正好相反，这里是据简本。国家比百姓，花得更多一点。作者说“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不从国内征兵，不从国内运粮，怎么办？只能就地补充。抢，过去不愿讲。大家说，孙子这么伟大，怎么可以抢？宋儒糟蹋孙子，他们也说，这不跟秦人一样？那是虎狼之兵啊。我们读《孙子》，佩服，但这条否定不了。否定这条，后面还有。日本侵略中国，有“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战争。西文的rape（强奸），本义就是抢：抢钱抢东西也抢人。现代强国都是抢国，不抢不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名是The Rape of Nanking，就是用这个词。孙子时代，都是到别国打仗，抢是正常，不抢是怪事。王者之师、霸者之兵，孟子、荀子喜欢讲，那是理想，不是现实。宋儒糟蹋《孙子》，他们都注意到这一点。《孙子》主张掠敌继食，这是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军争》有“侵掠如火”、“掠乡分众”，《九地》有“重地则掠”、“掠于饶野”，四个“掠”字，足以说明问题。掠，当然是抢。不是抢是什么？作者主张“务食于敌”，好处是没有运输成本，便宜。古人吃饭，黍是谷子，稷是糜子，稻是水稻，麦是小麦，菽是大豆，真正的本土作物，是谷子、糜子和水稻，北方主要是谷子。谷子，没脱壳叫粟，脱壳叫米。当时的主粮是小米。“秆”，音ｊì ɡǎｎ，是喂牛马的草料。是豆秸，秆是禾秆（谷子的秆）。作者说，吃敌人的粮食1钟，等于国内的20钟；用敌人的草料1石，等于国内的20石。可见运输成本很高，高达20倍。“钟”，是齐量的最高一级，姜齐的钟和陈齐的钟不一样。姜齐量制是四进制：四升为斗，四斗为釜，十釜为钟。这种量，比较小。陈齐量制，是每四进，加一位，变为五进制。姜齐量器用四进制，好处是可以等分再等分，比如方升，一分四份，便于几何切割。陈齐量制改成五进制，则是为了便于按十进制折算。两种量制，“钟”都是最高一级。古代为官吏发工资，是用禄米制，禄米分发，主要是用量器。军人的口粮，即后世所谓军饷，也这么发。草料，用量器不方便，改用衡器。“石”是衡制单位，古读shí，今读dàn，合120斤（相当今30公斤）。第四讲 作战第二作战第二（8）（二）其次是装备。国家花钱，除了粮草，还有武器装备。一类是车：（1）“破车罢马”。是指马车，包括上面说的驰车和革车。（2）“丘牛大车”。是从丘征发上来，用牛拉的辎重车。这两种车，上面已经谈到。另一类是单兵使用的各种武器和护具（请看后面的附录）：（1）“甲胄矢弓”。（2）“戟楯矛橹”。楯音ｄùｎ，同盾；橹音ｌǔ，大可蔽身的盾牌。甲、胄、盾、橹是一类，都是防护性的装备。甲，是用来保护躯体；胄，是用来保护头颅；盾、橹，也是用来遮蔽身体，特别是抵挡矢石。“矛橹”，《十一家注》本作“蔽橹”，“橹”或“蔽橹”都是长可蔽身的大盾。戟、矛、弓、矢是另一类，都是杀伤性武器。戟，是戈上加矛，可以钩啄，也可以击刺；矛，只能击刺。弓矢，则可以远程射杀。“弓矢”，《十一家注》本作“矢弩”，弩是用弩机控弦的射具，杀伤性比一般的弓矢更大。古代的兵器从哪里征发？《司马法》提到的第二种军赋，即丘赋，说丘甸不仅出车马士徒，也出戈、盾。《春秋》说鲁“作丘甲”，还有甲。战国以来，战争动员都是全面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特别是守城，就连囚犯也被用于战争，不但用于作战，还被用来筑城、舂米、铸造兵器。战国时期的兵器，很多都是由司寇监造（有铭文为证），司寇就是管犯人的。当时，很多国家都有用钱、实物或劳役抵罪的制度。当时用来抵罪的东西，经常是军事装备，如睡虎地秦律，就有用甲、盾赎刑的例子。上述装备，车最贵重。作者说，杀敌靠两样，一样是对敌人的愤怒，一样是物质奖励。夺取敌人的兵车，一定要奖励，“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三）还有兵员。古代战争，除了抢，还有杀。很多战争都是斩草除根，男的都杀，女的都奸，老人和小孩也不放过。西周金文，就有“勿遗寿幼”这种话。不杀，弄回来当奴隶，算是比较聪明。秦尚首功，把人杀光，城是空城，地是白地，得地不得人，商鞅强调，要向东方移民，也是一种办法（《商君书·徕民》）。这些都是笨办法。战争，不杀人不可能，少杀行不行？这是大问题。古代战争，有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敌人来了，不但杀人，还刨祖坟。被征服者作殊死搏斗，不投降，降了也会叛。对待俘虏，经常是活埋。长平之战，白起俘虏赵卒40万，除年幼的240人放归，全部活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李广难封，据望气专家王朔说，也是因为诈杀降卒800人（《史记·李将军列传》）。“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后一句话不容易。古代战争，往往是血流漂杵，优待俘虏，收编俘虏，那是谈何容易。现在，杀俘虏，违反日内瓦公约，大家觉得太残忍，但俘虏太多，就是今天，也是难题。几十万人，吃住、医疗怎么解决？更何况，白起说的“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就是现代人，也害怕。《毁灭》中的美谛克，夜里睡不着，听见政委和医生商量，伤病员，不便转移，最好用毒针解决掉。自己的伤病员都如此，更何况是敌人的俘虏。作者认为，就连兵员损耗，也可用敌方的俘虏来补充。这话不容易。粮食就地补充，武器就地补充，兵员就地补充。这些加起来，就是所谓“胜敌而益强”。【2.4】故兵贵胜，不贵久。此章是讲“用兵之利”的第二条：快。快就是速战速决。战争的目的是胜，不是久。胜的意思，是把敌人打败，打服，让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消耗不是目的，持久不是目的。侵略，客场作战，都是利于速决，拖久了，打皮了，必然不利。二次大战，德国有闪电战，快才有便宜。打欧洲，快，顺手。入苏联，拖久了，吃亏。拿破仑倒霉是倒霉在俄国的冬天，希特勒也是，重蹈覆辙。毛泽东写《持久战》，持久是针锋相对，属于反制之计。以强凌弱，要的是快，打得起，拖不起，以弱抗强，当然要反着来。毛泽东的持久战，强调的是战略持久。战术，还是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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