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趣解-2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玻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宁馨儿”的下场(3)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屁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屁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屁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屁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常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射，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宁馨儿”的下场(4)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石勒对这个handsome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奸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me，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博士买驴(1)“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博士买驴(2)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博士买驴(3)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但我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得意与忘形(1)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荆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得意与忘形(2)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得意与忘形(3)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海”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卖弄，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一切，就不可救药了。其实他提倡道教，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张恢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感觉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得意与忘形(4)碧落黄泉，这个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头了。其实在作家中，也有类似的人物。还记得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即使坐在沙发上，也是四肢展开，呈“大”字形的张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连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难临头，灾祸迭生，风云莫测，吉凶未卜时，便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瑟缩发抖，惶惶然不可终日；请他坐在沙发上，也只敢欠着半边屁股。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甚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挖空心思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总结一点什么吗？唐朝的“苦迭打”(1)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Etat”的音译过来。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出版之自由，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做《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问我，何谓“苦迭打”？我说，即中文之“政变”。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弘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清人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然而，这嘲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蹀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唐朝的“苦迭打”(2)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读通鉴论》）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有其“伟斜的一面，“伟斜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斜，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是臭狗屎，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长有这份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屁，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篡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肉屠杀的真实历史。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2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与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杰作。中国的历朝历代，宫廷政变，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洞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阴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的。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做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时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嘲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信，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导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上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裸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余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气象。唐朝的“苦迭打”(3)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d’Etat”来说，翻开《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那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大唐王朝建国以来，面临着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2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还在集结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用来邀买民心，用来激励部属，用来张大形象的绝妙卖点。公元624年（武德六年），也是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正史是这样记载的：“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亏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尚书令。”（《新唐书》）“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一、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二、李渊怕李世民“苦迭打”，拼命采取补偿措施，封官许愿，物质满足；三、李建成有危机感，很怕这位老弟搞“苦迭打”，便与李元吉结盟，并联络后宫佳丽，因为老爷子好色，枕头风很管用，努力打压削弱秦王。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最高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而李渊突然火上浇油，更加剧了李世民的“苦迭打”的进展速度。唐朝的“苦迭打”(4)我估计，唐高祖刚刚花甲之年，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也许中国当皇帝的人，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耽于声色，放纵欲望（不光光是性欲，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欲），结果，反倒促使人的生物机能加剧退化。正如熟得过快的瓜，未破先娄，外观还说得过去，内里早就一锅糊涂糨子，这种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的不死之死，似乎是中国最高执政者难逃的宿命。“上（即李渊）晚年多内宠，（生殖能力倒老而弥壮，先后生有）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绝，莫能明也。”一方面，是两个儿子告御状，一方面，是若干女人嚼舌头，李渊对李世民的政策，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收回以前所有承诺，不再采取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拆散他的队伍，调开他的将领，处置他的部属，削弱他的实力。高祖的变卦，不是在消解矛盾，而是在激化冲突，逼得李世民刻不容缓地启动“苦迭打”程序，决定在玄武门一锤定音。而要将李建成、李元吉，齐聚于玄武门而歼之，他是请不动的，必须有父王的传唤，才能将他们召来。六月三日晚，李世民决定激怒高祖，就抓装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这个“蒸”字，使得这只自以为雄风不倒的老公鸡，立刻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何谓“蒸”？即“下与上通奸”。接下来，李世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陈情：“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在气头上的李渊，正被绿帽子弄得怒火中烧，哪里再听下去，只是吩咐他：“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便回后宫处置那两个淫妇去了。（以上均见《通鉴纪事本末》）次日清晨，他一心等着这场三堂会审，当面对质。可日已当顶，既不见原告，也不见被告。还在纳闷，还在游艇上闷闷不乐之时，那宫城北门早就驳上火了。冷兵器时代，其实是无声的战争，宫城又大，战场上的厮杀动静，根本传不到他耳边。他哪里料到，心毒手辣的李世民，早做好套子，率部包围住匆匆进宫来的两兄弟。他在暗处扯满了弓，心里在说：“老哥，你就看箭吧！”他要先消灭这个抢了他太子位的哥哥，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杜甫那首《前出塞》的诗所写：“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了。虽然他们同为一母所生，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一刻，也就无所谓血缘，无所谓亲情，他先张弓射杀其兄李建成，接着尉迟恭又与他一起杀了其弟李元吉。更无比残忍的是，嘁哩喀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一不做，二不休的李世民，随即进得宫内。其来势汹汹的样子，在场的大臣很清楚，显然是要和这位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昏庸失察，轻信谗言的老爷子算账的。如果李渊硬是不合作的话，不是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就是推下船去，将其溺毙。对一个六亲不认，杀红了眼的人来说，已经杀掉这么多的兄弟子侄，还怕多杀一个亲老子？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李渊只好识相，只能知趣，他不傻，别以为他这个儿子干不出弑父的事情来。虽然如今上了年岁，无论如何，想当年也曾经是一位枭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光棍原则，久惯江湖的他，还是懂得的。尤其看到那个满身披挂，持矛带刀的尉迟敬德，他儿子李世民的最得力助手，必然是这次政变的武装力量总指挥，已经命令游船靠岸。那一张铁青的脸，使他顿时清醒。第一，他不再是昨天的李渊；第二，他儿子也不再是昨天的李世民了。昨天的李渊要李世民死，这儿子绝活不成。同样，今天的李世民不想让李渊活下去，他这个老子也是必死无疑。李渊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更不得不表示自己服了。唐朝的“苦迭打”(5)第一步，他答应先确立其太子地位，马上昭示全国；第二步，他答应乖乖禅位当太上皇，保证退居二线，不碍手碍脚。有了这个许诺，裴、萧、陈三位又给他做足面子：“‘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士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资治通鉴》）李世民何等聪明角色，见好就收，马上跪下来，仰脸凑上去，吮吸老爷子的乳头，表示不忘根本。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名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也许李氏祖先，出身夷狄，有这样一种奇风异俗吧？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贞观之治”。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也就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偶读近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谈到李世民的这次“苦迭打”时说：“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看来，这次“苦迭打”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的阵前倒戈、弃暗投明，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所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是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后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不谋而合的“苦迭打”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肉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当然更包括现在的，我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欺和瞒这两个字。细细想来，真是很有道理的。也许，这话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胡椒八百石(1)有一次，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忽发奇想，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那么，必定是长安了。”中世纪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当时顶尖级的大都市。“不”，他说：“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的优哉游哉了。一个个体躯壮健，精力饱满，自不必说，性腺发达，肉欲强烈，也是不以为奇的事。加之没有汉民族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当时，恐怕连整个大气层，都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绝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的确是个怪不错的主意。应该说，介于欧亚之间的西域，是个出美女的地区，至今犹是。我曾做客于斯大林的故乡高加索，颇讶异于那里的女孩子着实漂亮。可能欧亚人种的差异，所形成的杂交优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女性，无一不出落得格外诱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情窦初开，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该是如何令男人们内分泌贲张，荷尔蒙乱窜了。不过，这与汤因比先生无碍，如果实现他的理想，落户丝绸之路的某城某镇，碰上几位钟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长个人化写作，敢不敢私语至脐下三寸，无关紧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迈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羁，挥洒自如的浪漫生活。试想一下，将镜头对准汤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阳，仰天啸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间小酌；餐后，毡房微睡，一枕黄粱；傍晚，弦索弹拨，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惬意的生活，可比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办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大事业，大格局。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胡椒八百石(2)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大陆），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从我们多少读过的唐人诗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场景。如岑参《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如元鸲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那时的长安，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不为过分。看来，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不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红灯区平康里，难免就有一些妖艳的西域妹。李白诗《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颇足以说明色情行业的发达。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别人认定是个大款，她连忙辩说不过是个“穷波斯”而已。从这些胡人胡语，竟然能够进入民间口语领域，也就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也还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国家，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国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们了。但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耳曼、条顿、高卢诸民族，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辜老爷子的中华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也是落后过的。贵妇人内急了，在路上蹲下来，靠裙子掩护，旁若无人地随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风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纪，那位启蒙者卢梭，并不把掏出他那发育不全的性器官当众小解，看作是多么不雅的举动。研究者甚至认为，巴黎香水业所以如此发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的先人不常洗澡有关。当君士坦丁堡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统时；当拜占庭帝国后宫裸浴的旖旎风光遐迩闻名时；当苏丹王爷们沉浸在这种东方式沐浴的快乐中时，很显然，不过是学我们李隆基和杨太真，在临潼泡温泉桑拿，剥冰镇荔枝，西亚版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罢了。而彼时彼刻的欧罗巴，男人穿着树皮鞋，女人还锁着贞操带，刚走出野蛮时期。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焉知在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会不会轮到我们去笑话现在笑话我们的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事还真的很难说呢！胡椒八百石(3)汉唐两朝，大概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朝代，那势头，当不弱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开放力度。如果中国一直保持着汉唐盛世，面对世界的大开放的格局，延续至今，那么，其发达昌盛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中世纪，罗马十字军东征，如入无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气向东方摇晃一下威胁的指头吗？我想，即使借给他们胆子，也不敢的。可惜，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相残杀的毛病；热衷于折腾，越穷越折腾的毛病；过不上几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毛病；谁也不能好，谁好就掐谁的窝里斗的毛病；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儿完蛋的毛箔…这许许多多的劣根性，发作起来，使得历朝历代的太平岁月，即使是辉煌盛世，也维持不了一百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正如舞台一样，台上的演员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观众忍不住了，他们便要粉墨登场，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军，好一个杀字了得，结果，天下大乱。一个黄巾，结束了汉帝国，一个黄巢，结束了唐帝国。而且，黄巢之恶，后来居上，甚于黄巾，在中国历史上，凡标之为“末”的王朝，都有可耻的人吃人记录，但唐末，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最为恐怖惨绝的。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第三次）退出长安，在陈州被阻。”“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皑，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中和四年（884）：“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备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用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目千里，无复烟火。”因此，汤因比先生如果挑选公元九世纪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楣了。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农民革命军的兄弟们，会不会将这个来自不列颠的胡人，扔进大锅里煮了吃。那时的中国，烽火千里，路绝人烟，尸骨无存，一片焦土，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时代，成了十恶不赦的食人生番，丝绸之路怎么不湮没在沙漠里，连遗迹都难寻难觅呢？丝绸之路一断，开放局面终结，唐以后的五代，五代以后的两宋，只有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局面都难，哪有重开丝路的雄心壮志？明、清两代，开国之初的几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烨、弘历，倒有过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意识，但复兴丝路，重振贸易，根本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及至明末清末，内忧外患，难以为继，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放眼世界。老实讲，能喊出开放口号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气。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强大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闭。在中国历史上，晚明和晚清两代的统治者，上下谈夷色变，唯有闭关锁国，最后，干脆连片板也不许下海，关起门来当皇上了。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欧洲人，变得强大和人五人六起来。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不胜唏嘘。其实，汉唐盛世，中国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大概，中国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开放的内闭之时，也必是国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了。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将它视为洋货的。胡椒八百石(4)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大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同志，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还是姓“社”，才决定取舍。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大家，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而摩伽陁这个国家，“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这个距离，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气派。本土不产胡椒，敢不远万里，从原产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运过来。从地图上看，从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这八百石胡椒，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书》，发现代宗李豫时的权臣元载倒台时，查抄没收其全部财产，从他家中搜出，竟藏有“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惊了。从古至今，中国官员们的贪污，从金钱到女人，从房子到股票，从茅台酒到洋烟，从金针木耳到粉丝粉条，来者不拒，无不笑纳，已经够没出息，够下三烂，够令人恶心的了。想不到从这位唐代贪官家里起赃，竟有钟乳、胡椒等大批物资，这在世界贪污史上也是一条奇闻。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那么这批赃物差不多有六十多吨，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运抵长安。打那么遥远的地方，运来如许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贿者的财大气粗，和受贿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这类官员有点为艺术而艺术似的，纯系为贪污而贪污，所为何来？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里，中国贪官的强烈占有欲，浓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过，由此也可了解唐代丝绸之路，幅员之广，交易之远，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难怪汤因比先生要将他的伦敦户口，迁到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了。元载的赃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过于来自阿拉伯群岛的香料钟乳了，多达五百两，让李豫简直恼火透了，打开国库，怕也找不出这许多。于是，他指派宰相刘晏主持工作组，清查这件案子，但“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实际上他亲自坐镇。肯定元载得意的日子，曾经不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后，处理这笔钟乳的办法，也挺反映李豫气急败坏的个人色彩。他下令，凡中书省四品以上，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前来领取一份乳香，而且发布命令，朕要你们回家后，燃香庆祝，取得廉政胜利。那几天，长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满城飘香的日子里，李豫“下诏赐载自尽，妻及子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断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披东都第助治禁苑”。在中国，只有这件事不会引起异议，而且大家会拍手称快，那就是处治贪污犯。所以，元载贪污集团的覆灭，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虽然《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诗》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看来是个知识分子无疑。但是，从他的聚敛行径看，与老农把几文钱掖在裤腰带里，并无什么区别。因此，他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始终未能摆脱他老爷子给人当管家，老老爷子说不定是扛长活的农民本质。元载看着他堆满仓库的八百石胡椒，五百两钟乳，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官上的乐趣，收藏上的欣慰感，与老农民站在打禾场上，看着黄澄澄稻谷的快乐；与地主老财半夜三更点着灯下到地窖里，看一个个金元宝的享受，是一回事。胡椒八百石(5)这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现实的物质欲求了。时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东窗事发，坐到被告席上，成为千夫所指的贪污犯。他们原先谁不是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呢，有的还当过放牛娃呢？但和元载一样，血管里还流动着老爷子、老老爷子那小农意识的基因，就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堕落。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流寇”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性欲，而罔顾其他。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胡椒八百石(6)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矗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谎话大师(1)在中国历史上，谁是说谎的冠军，一是由于我读的书少，二是由于五千年来，中国当官者又有几个不说谎的？还真是难以有个准确答案。但小官也好，大官也好，凡政治家撒谎，大半皆为烟幕弹，无非为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撒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老子需要谎。根子就在这里。《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之祝贺。”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流行曲，其实并不好，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然而臣下为皇上的洪福齐天，还在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真是够荒唐的了。尽管进奏的杨知至，庆祝的众大臣，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信谎。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但他需要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于是，这种当面撒谎的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主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然而，被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以后，竟也就对裴延龄说的，森林好像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也不置疑了。谎话大师(2)同一年，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德宗竟然相信这类鬼话连篇，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到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比之这个裴延龄，在粪土下发现百万有余匹段杂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裴延龄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长安城闹虎(1)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物之啸窜山林，频繁出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虐，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头，百姓遭殃的。这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看到，一个个蔫头耷耳，没精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物，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强者，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头。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道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物时，必然会马上想到的。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牛，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处，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阳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射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食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很荒唐，很离谱，很骇人听闻，很不可思议。尤其安史之乱以后，首都军民，已如惊弓之鸟，稍有动乱，满城恐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虎大爷，正不疾不徐地，从春明门大摇大摆地进来。虽然首善之区的平头百姓，算是小民。可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什么大世面没经过？没见过？身毒国进贡的长颈鹿，波斯国进贡的火狮子，诏南国进贡的郁林象，天竺国进贡的白犀牛，都从这条大街走过，或笼或槛，或骑或驯，总是有人驾驭着，制服着，哪像这头信步而来的老虎，有点市容卫生巡视团，或门前三包检查组的架势，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可把长安市民给“虎”住了。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的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长安城闹虎(2)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列祖列宗牌位前，打起盹来。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旧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元载（？—777），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的气味，尽管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阴影，成了他一辈子的病态。据《旧唐书》：“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山。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新唐书》说得更详细一点：“元载字公辅，父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当然，别看不起这个假冒伪劣的发家史，对他很有实用价值。后来，他混迹官场，正是这个“元”姓，才能拉下脸来，投靠肃宗的嬖臣李辅国，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权贵的距离，也一下子拍屁拍响一步登天。“五郎大人，论亲戚关系，我还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姥爷呢！”“这是从何说起？元先生！”因为元载“性敏悟，善应对，肃宗嘉之”。李辅国本也高看一眼，听他这一说，不由大悦。原来这个太监，因拥立有功，肃宗还都后，不但予以重用，格外赐他娶妻元氏。元载得以混进府邸，成为娘家人，得以与当道者“相昵狎”，在“权倾海内，举无违者”的姑丈栽培下，中了头彩似的，想不发迹也不行了，便一天胜似一天的飞黄腾达起来。长安城闹虎(3)于是，他明白了，什么叫权力？就是精明加之无耻，就是攫取加之贪婪，就是绝不感情用事，加之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加之倒行逆施。所以，他后来到专横跋扈，到凶戾狠毒，到贪黩无厌，到侈僭逾制，既是老虎吃人的行为哲学，一种实践，一种兑现，也是他这种被压抑的低微卑贱心理，一种释放，一种反弹。一个人，邪恶到了如许地步，长安城确实是要闹“虎”了。不久，他把他的领路人，他的姑丈一脚踢开了。背叛对他来讲，有如吃馅儿饼那样痛快。《新唐书》说，“盗杀李辅国，载阴与之谋”。看得出来，他和李勾结太深，想杀人灭口了。随后，此人“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一个曾经拥有过一切的人，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有的人，在有同样机会获得什么的时候，前者会表现得从容，后者会表现得急切；前者固然也贪婪，但不一定穷凶极恶，后者则必然会疯狂攫取，而不惜竭泽而渔，永无厌足。在山林里觅食的虎，只消吃饱了，便不再捕获猎物，这平静会一直到它再度感到饥饿时。可长安城里这只充满了报复欲望的虎，那血盆大口，总是张着的，永无宁日。接着，他要排除挡住他路的另一个太监鱼朝恩。凡太监，百分之九十九，是小人，而元载，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行径，多年来如鱼得水，混得油光水滑，即使本非小人，也必修炼成小人之尤不可。小人和小人，有时候志同道合，沆瀣一气，有时候针尖麦芒，相互寇仇。他和李辅国，好得如同穿一条裤子，他和鱼朝恩，却颇有水火不能相容之势。很简单，官场即磁场，磁极就是那位最高统治者。朝廷上下，文武百官，无不被这个磁极所吸引，而趋之，迎之，近之，附之。有点像文坛名流，出席公众场合，美女作家紧贴，青年才俊猛围那样，或搂而留影，或挽而起舞，或耳鬓厮磨题词赠诗，或门下传授贴身教诲，这种物理学上的“潮效应，常常是不由自主的。元载想得到更多，自然要向磁极接近，鱼朝恩不想让他得到太多，自然就不让他向磁极靠拢。这个鱼朝恩，与扫马厩出身的李辅国不同，同是太监，他稍有文化。所谓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表现欲特强。第一，他是禁军总司令，兵权在手，大家不得不买他账；第二，代宗是他拥立的，要没有他，李豫当不了皇帝，一把手也不得不让着他点。所以，他一犯作报告的瘾，就传满朝官员，听他讲大课，谁也不可缺席。这就好比没写过小说的菜鸟，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小说创作，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狗屎，大讲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一样。虽然，当众放屁，这是很滑稽的，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作这种类似放屁的文学演讲，那就更令人笑掉大牙。唐朝的听课者，谁不是十年寒窗攻读过来？台下听众无不怒形于色。你算什么东西？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真敢开牙！才不愿意听这个阉了的老公开讲《易经》呢！不过，倒是有一个人，既不生气，也不光火，从头至尾，满脸微笑，还认真做笔记，这就是元载。此刻的他，一头吊睛白额猛虎，居然像猫那样乖。鱼朝恩不傻，知道他安什么心眼，对亲信说：“众皆不怿，似不足怪，独载莞尔，令人叵测。”鱼朝恩没想到，败在这个平素里惧他三分的元载手里。《旧唐书》称：“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不与载协，载常惮之。”其实，惮他的还包括代宗。肃宗晏驾，鱼朝恩时为观军容使，为禁军首领，掌握兵权，军方的支持，对代宗继位为帝，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李豫做了皇帝，也不踏实，总是心存忌畏，要是这位武装力量总司令一翻脸，废掉了他，另立新帝，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不得不事事得听命于这个太监。然而，鱼朝恩也是一个不懂得“日中即移，月满则亏”这种最简单道理的笨蛋，得寸进尺，肆无忌惮。“朝恩恣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允为度。”为帝的李豫，做得很不爽，很恼火，很窝火。长安城闹虎(4)鱼朝恩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绝对的小人，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的一动一静。他根本不知道元载的阴谋诡谲，早就揣摩出李豫的内心苦衷，找了个机会，私下里直陈己见。并设计出收买禁军头领，勾结地方实力，调离心腹干将等诸多办法，使得代宗下令免除鱼朝恩职务时，这位禁军首领竟号令不了自己的兵马，无法操控部下为他卖命，为他作乱，只好乖乖下台。代宗论功行赏，重用元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这位皇帝始料不及的，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元载比鱼朝恩更不是东西，专权以后，嚣张跋扈，不可控制。甚至将李豫架空，弄得他成为孤家寡人一个。据《旧唐书》：“（代宗大历）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知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载兼判度支，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轸，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多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这个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志气骄溢，贪得无厌的元载，抓权弄钱，为非作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弄得天怒人怨，成了唐朝第一大贪，也成为长安城几乎都装不下的无限膨胀的大人物。据《新唐书》，载妻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悍骄戾沓，载叵禁。而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亵戏，并族环顾不愧也。”在他的邸宅里，“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傲然不悛。会有李少良者上书诋其丑状，载怒，奏杀少良，道路目语，不敢复议。”那时候，“元载专权，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争纳贿赂”。一般来讲，君子与君子相处，同声共气，小人和小人来往，臭味相投。元载炙手可热，朝野中的坏人，自然像蝇逐腐肉地麕集到他周围，形成一个老婆孩子，秘书情人，三亲两好，铁杆弟兄沆瀣一气的联合体。元载纵容其老婆、其子弟，聚财敛货，收受贿赂，凡江淮方面的地方要职，以及京师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必安排他的党羽。满朝文武，慑于他的引用亲信，排斥异己，皆帖服求安，俯首听命。于是，代宗既懊悔，又害怕，既寝食不安，又无计可施，看着他尾大不掉，任其为非作歹下去。野史里记载过他辉煌极盛时的一则轶闻，一位来自宣州的昔日旧友，跑到长安来向他求官，元载懒得理他，也没见面，随便写了封信，支应走了。半路上，这位走他门子的朋友，偷偷打开了那封信，想看看这位权相，到底写了些什么。结果，“书无一言，唯署名而已”。老友失望之至，以为彻底没戏了。途中，路经幽州。本着姑妄一试之心，向地方政府通报，说他持有元相的亲笔信缄，欲参见节度使。这位幽州的最高长官，一听部下汇报，是元相的什么老相识，连忙派员隆重接待，安排在高级宾馆住下。信不是给他写的，他哪敢打开，只是“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不过亮了一下信封而已，地方官如接圣旨，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敢稍有怠慢。由此可知元载之专权骄重，之恃威横行，到了何等程度。所以，长安城闹虎，虽然只是一个个别事件，但却是元载当政的一个缩影而已。元载是唐朝人，离我们很远了，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案例，也在提醒大家，凡素本寒微，家世贫苦，躬耕陇亩，三代贫农的官员，凡几乎与元载一样，有着大同小异的出身者，一旦获得权力，其搜刮财富，贪赃枉法的可能性，其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的可能性，若无坚定立场，健康思想，是控制不住犯罪欲望的。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彻底一无所有的阿Q，地道的无产者，当他在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后的美梦时，也是来不及地要到赵太爷家搬箱子，搬衣柜，和那张宁式大床的；也是等不及地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以及假洋鬼子老婆的。无独有偶，近年来被推到法场的那些高级干部，无一不是重蹈元载、甚至阿Q的覆辙。长安城闹虎(5)元载为他的这种出身低下卑微的命运，狂躁悖谬一生，肆虐宣泄一生，成为一个权力狂。作恶多端近十年之后，终于到了恶贯满盈的一天。“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资治通鉴》）要不是吴凑是皇帝的舅舅，满朝文武，皆是元载亲信，代宗连一个可以说话商量的亲信都没有。所以，这次审讯，实际上是这位皇帝在幕后操纵，因为贵为帝王的他，长时期内，不得不忍受着元载的猖狂。当原是鱼朝恩的嫡系，后来成为元载的亲信，一位任射生将的勇士周皓，在他家祖庙里，亲手杀死那头虎以后七年，元载也到了头了。“先杖杀左卫将军董秀于禁中，乃赐载自尽于万年县。”（《资治通鉴》）《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遗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唐五代卷》里，竟收有元载的词条。《全唐诗》甚至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他或许应该算是一位诗人。“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但当元载坐在囚车里，押往万年县受刑，塬上风光，终南秀色，已经引不起他的诗兴。这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白额斑斓猛虎，进入生命倒计时之际，看到，听到，想到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威也好，霸也好，神气也好，了不起也好，在死神面前，就不值一提了。无论如何，元载也曾经是当朝一品，他那时要说个不字，代宗李豫也不敢坚持。对这样的大人物，行刑的刽子手，一是按照惯例，一是表示尊让，遂问了他一句，在最后时刻，阁下还有什么要求？元载说：“愿得快死！”主刀刽子手曰：“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通鉴记事本末卷三二》）这就是先贤在《战国策》中，对所有在巅峰状态，得意非凡的大人物，所敲响的警钟了。“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元载能想到这个芝麻绿豆大的狱吏，将一只臭袜子，塞进他的嘴巴吗？帝王的聪昏周期率(1)唐德宗李适，曾经是个很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终于逃脱不了中国帝王难免的，这种聪昏周期率交替的宿命，到底还是昏庸，昏懵，昏聩，昏天黑地起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悲剧，无不与最高统治者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越到晚越走向反面，越到临终越无可救药，有着莫大的关系。就在德宗皇帝由聪转昏，由清醒变糊涂的早期，对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在一个私密的场合，推心置腹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历朝历代，混蛋皇帝很多，但再不像个样子、不成个气候的最高统治者，如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劝臣下纳贿，苦口婆心地动员掌管国政的宰相腐败，还真是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进贡啊，孝敬啊，表示啊，意思意思啊，无妨笑纳，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明说，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贪赃枉法，大面积地收受贿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他没有想到，陆贽不领情，断然拒绝。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振作一番，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侍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当德宗被叛军逼出长安，逃亡在外的时候，陆贽随行。“山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于色，其宠待如此。”（《旧唐书》）可是，在唐朝，也不光是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有光明磊落的贤相存在，也必有卑鄙龌龊的奸臣出现，有慷慨激昂的正直之士纾难排忧，也必有恶浊邪佞的无耻之徒兴风作浪。上帝有时就像小商小贩那样打小算盘，令人无奈。卖好白菜偏搭糠心大萝卜，售鲜黄花要配臭不可闻的烂带鱼，从来不给那些封建帝王一个理想的执政班子，总是良莠不齐，好坏兼之，就看你这个当皇上的，是聪？还是昏？你用对了人，你江山坐稳，你看错了人，你日子就不好过。就在德宗终于按这种周期率，逐渐混账，终于浑蛋的时候，一个在全唐史上，也数得上坏蛋之出类拔萃者，曾经注释过《史记》，也算是一个有文化，有学问的裴延龄，一步一步被信任，被宠幸。于是，这个中书侍郎，判度支，“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于延英面陈其不可，累上疏极言其弊。”在封建社会里，正与邪的较量，谁胜谁负，关键在于德宗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知识分子要是下流起来，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由于“延龄日加谮毁。十年十二月，除太子宾客，罢知政事（等于逐出领导核心）。贽性畏慎（这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及策免私居，朝谒之外，不通宾客，无所过从（即使如此检点，裴延龄也不放过他）。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栽赃）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德宗怒，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旧唐书》在陆贽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途沦踬，皆相类也；而谊止中大夫，贽及台铉，不为不遇矣！”史官认为：贾谊在汉，只做了一个不大的官，而陆贽在唐，曾经官至宰相，执政中枢，但他未能把握住这样一个权高位重的机会，做得更好，后来弄到差点要杀头的地步，很为他惋惜。“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帝王的聪昏周期率(2)其实，史官却并未指出，这其中，陆贽是一贯的，德宗是变化的，起初待他如患难之交，后来待他如陌路之人，是这位皇帝的聪昏周期率所决定的。从李适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动员陆贽与他同流合污，他已经不是被逼逃出长安，那个孤寒的，凄惶的，无援的，不知所以的皇帝了。这时，他已经坐稳江山，还小有局面，便开始聚敛无度，盘剥百姓，私欲无穷，永无厌足起来。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名篇《秦中吟》里，有一首（重赋）：“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送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就是描写他的宠臣裴延龄等，为讨他的欢心，而乱立名目，强收税赋，以致民不聊生，黎庶怨恨的场景。陆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那时虽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名目，但他从来不贪群众一针一线的便宜，从来不沾国帑一文半分的油水，当然要进行理直气壮的抗争。也许因为这种李适看来的别扭，才有这番开导臣下，适当受贿并无不妥的论调，作为帝王，如此行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说白了，给他立刻双规起来，判这位陛下一个教唆犯的罪名，不成问题。于是，身为一国之主，竟想不到遭到陆贽的拒绝。这是不对的呀，陛下“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宰相不伸手，而且劝皇帝也别伸手，这使得德宗有些难堪，感到尴尬。按照常人的理解，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放手大干吧！当然，你要保持洁身自好的名声，你不想堕落到无耻地步，那也不必弄得皇帝下不了台。你可以不去做，但也不必表态表示反对。无论如何，他是一国之主，这点聪明，陆贽怎么也是应该有的。可他，本着“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他恤乎”的信条，当面反驳了李适。被顶撞回来的德宗，那脸上的表情，肯定只有干笑，苦笑，和无可奈何的笑，至于他心里是什么样的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是好笑，是可以料到的。从陆贽后来的下场，估计李适那时的心眼里，是阴笑，是奸笑。你算老几，竟敢对朕放肆！大概从此就种下了怨恨。最高统治者要跟你过不去，那日子就怕很不好过了。一个科长，一个所长，一个村长，甚至一个屁毛不是的小组长，你若得罪了他，还想法给你小鞋穿呢，何况九五之尊，当朝天子！幸好，跟他谈话那时的李适，还没有完全忘了他接位后不久的流亡生涯中，陆贽始终追随，与他同苦共难之情。那两年里，仓皇逃窜，吃尽苦头，狼狈万状，不可形容。第一次是公元783年（建中四年），被反叛将领朱泚，逐出长安，逃窜到乾县；公元784年（兴元元年），第二次又被反叛将领李怀光逐出乾县，逃窜到汉中。那期间，李适能倚重者，惟有陆贽。所以，尽管又回到长安做太平天子，对于这位老部下的率直之言，无论怎样不中听，也不好意思拍桌子，瞪眼睛，跟他翻脸的。若是按时下的党风政纪来考量，这位古人，拒腐防变，不贪不沾，一尘不染，风骨铮铮，也算得上是个廉政的模范干部了。史称陆贽一生，律己甚严。“性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甚至他后来被奸臣构陷，这个李适差点要砍他的脑袋，总算在举刀时收了手，改为流放，谪至四川。“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著书，家居瘴乡，人多疬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能够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高级干部。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记载了陆贽早年的一则故事。他在华州任郑县尉，回老家探亲省母途中，路过寿州，曾经礼节性地拜见当地的刺史张镒。这位刺史是颇孚众望的大人物，最初没有太看得上如此年轻的后辈。但是，谈了三天三夜以后，对这位年轻人的学识见解，治国方略，钦服之至，就要求和陆贽成为一对忘年朋友。帝王的聪昏周期率(3)分手时，张镒送给他一笔巨款，说是：“请为母夫人一日费。”陆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刺史当然坚持要他收下。最后，陆贽只好让步：“敢不承公之赐！”但仅仅受了他礼物中的一点茶叶。唐代的茶叶都压成团，所以，他取了一团龙凤茶离开张府。春风杨柳，草色青青，送别途中，老先生对这位明日之星寄予多大的期望啊！然而，在封建社会里，能不能成为明日之星？能不能成为总发光的明日之星？在于帝王。碰上聪明的帝王，碰上昏庸的帝王，碰上先聪明后昏庸的帝王，碰上压根儿就是混蛋一个的帝王，那境况是大不相同的。君择臣，臣亦择主，这里有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的。而帝王的资质，决定他的作为，能碰上像点样子的帝王，在中国，这种可能比摸彩的得奖率要低得多。因为在封建王朝的三百多个帝王中间，基本上可分为——第一类是无作为的，你碰上了只有自认倒霉；第二类是有作为也不大的，你碰上了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第三类是曾经有作为，后来走向了反面的。当他在有作为时，你可能发挥出能量，等他走向反面时，你的能量很可能成为他要除掉你的原因；第四类是有作为的，而且始终有作为的。但这样的英明伟大完美的帝王，不但在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也没有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碰上。因为，能够称之为英主的第四类帝王，只是一种向往，一种理想，一种众望所归的虚幻形象。即使被视作中国最样板的皇帝李世民，要不是他服用婆罗门所炼长生不老药中毒死亡，驾崩时才半百年纪，来不及向自己的反面发展，要是他多活十年，二十年，恐怕和唐玄宗李隆基、唐德宗李适一样，是逃不脱中国帝王这种聪昏周期率的。他的亲征高丽，无功而返，他的继承之惧，宫廷不安，他的大兴土木，营建浩繁，他的猜疑排斥，冤假错案，也是已露端倪的由聪而昏的转变开始。所以，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帝王，几占总数百分之九十。第三类帝王约占剩下的百分之十。从唐德宗与陆贽的始末全过程来看，其实，正是帝王聪昏周期率表现得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应该说，当年在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叛军时，李适曾为天下兵马元帅，还是相当有锐气和有朝气的。所以平乱以后，代宗因其功拜尚书令。继位之始，也曾经励精图治，革旧布新，时局为之一振。《旧唐书》对他这一阶段的表现，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冶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度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然而，这样的英明，维持不了多久。由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帝王家系的退化程度，要甚于常人，也是必然的结果。一、太过优渥的物质生活；二、太过消耗的性事活动；三、太过紧张的宫廷斗争；四、太过狭窄的精神世界。这四“太”，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智商、体能、行为力、适应力的加速度消耗而呈下降趋势。所以中国出现那么众多的弱智、白痴，呆傻儿式的皇帝，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一块土地，肥力耗竭殆尽，还能指望长出什么好庄稼来吗？一般来说，每朝的开国之主，其聪昏周期率的间距，可能拉得时间长一点，因为那时的地力尚可，而随后的继承者，则是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很快就会不成气候了。李适为唐第十代皇帝，试想一下，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都第十世了，不斩何待？姑且把李世民视作百分之百的英主，从公元七世纪初到公元八世纪末，十代过去，二百年过去，呜呼，这个源自突厥人种的陇西李氏豪强家族，那血管里的英主基因，还有几许能在李适身上残存下来？帝王的聪昏周期率(4)宋人钱易在其《南部新书》里，这样描写李适的由聪而昏的周折：“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好邪矣。”其实，作天真无知状，作如梦初醒状，作头一回听说状，李适纯粹是装孙子。早在流亡逃窜期间，他这搜刮民脂民膏的劣根性，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初，德宗仓皇出幸，府藏委弃，凝冽之际，士众多寒，服御之外，无尺缣丈帛，及贼泚解围，诸藩供奉继至，乃于奉天（即乾县）行在，储贡物于廊下，仍题曰‘琼林’、‘大盈’二库名。”陆贽在巡视行宫时，发现了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赶紧对这位皇帝进谏：“臣下昨天看见行营廊下，出现‘琼林’、‘大盈’库名，把微臣吓了一跳。这两个库名，陛下也当了解，是玄宗皇帝当年为其藏库题写。结果，开元盛世，毁于一旦，就败于这既失民心，更失军心的私念上啊！陛下把诸道贡献的金银财宝，粮食衣料，私藏在此，供自己吃用。而你怎么不想一想，那些吃不饱，穿不暖，为你卖命打仗的将士们，看到了会作如何想？”因为，那时，还处于战争状态之下，陆贽警告这位已经由聪转昏的德宗说：“陛下不害怕军心动摇吗？不担心临阵倒戈吗？不在乎那些军官起来造你的反吗？不觉得那些士兵有可能掉转枪口对准你脑袋吗？”一提掉脑袋这三个字，他暂时恢复理智。所有由聪而昏的帝王，只有这句话能听得进去。即使再王八蛋的君王，让他掉脑袋他还是不干的。何况，这个李适，还记得当年被叛将朱泚包围，眼看就要束手就擒之时，他的守城部队罢战了，不给他卖命了。原因很简单，你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财宝，却要我们身无分文、衣食无着的战士为你牺牲，凭什么，凭什么？抠门到家的德宗慌了神，连忙派中官，也就是太监，推去两车绫罗绸缎，用以收买军心。谁知那些将士，不想侍候这个混账皇帝了，于是，逼得他出逃。也许他尚未完全昏庸到只有忘性，而无记性，库名赶紧派人取了下来，但库藏财富，仍旧被他所宠幸的中官把持着。欧阳修在《新唐书?德宗纪》这样剖析：“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在中国，若帝王站在正直一边，则佞幸就靠边，而反过来，帝王排斥坚贞之士，则奸宄之徒必秽乱中枢。良善者执政，人民得安生，邪恶者掌权，百姓必倒霉。中国五千年以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文化，有着勤劳的大众，然而却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这些家伙们，浑浑噩噩，无知无耻者多，糜烂腐朽，耽迷声色者多，治国无能，破坏在行者多。而余下来曾经有所作为的君王，也很快就一百八十度拐弯，走向末路，败亡得比谁都快都坏。因为，帝王之由聪转昏，除了自身人种学上的缺陷，在他身边的那些小人，也在推动着，加快着他的腐朽，他的堕落，他的不可救药，他的走向灭亡。欧阳修著《新唐书》，在《德宗、顺宗、宪宗》记后感叹：“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如果，整个朝廷都像陆贽这样刚正不阿，清俭廉洁，直言傥论，端庄崇实，唐德宗有可能将他的聪昏周期率，拉长一点，可包围着他的却是卢杞、裴延龄，以及宦官窦文尝霍仙鸣之流，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一个陆贽的拒绝，哪敌得上这一群混蛋联合体的拥趸啊！帝王的聪昏周期率(5)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像陆贽这样敢拒绝邪恶的正派力量占上风的时候，这个时代就有希望，有生气，有前景，也有未来。反之，像陆贽这样代表正义，代表公道，代表人心所向，代表真理必胜的人物，处于孤单状态，受到排斥打击，遭遇不公对待，好人步步难行，这个社会，便会沉沦，便会黑暗，便会像堕入阿鼻地狱那样不见天日。白居易在那组《秦中吟》诗的序言中，谈到了他的创作背景：“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贞元”，就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于是，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唐代诗人，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家，也是一位现在进行时干预生活的作家。在这组诗中，有一首（轻肥），从最高的皇帝起，到最低的里正止，层层盘剥，税赋无穷，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的残酷，“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凶狠，“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的贫寒，“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悲惨，因此诗的结尾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绝对是这个政权行将末日的描写。一个国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可想而知，这个最高统治者已经昏聩到什么程度！难逃中国帝王聪昏周期率的李适，既然已经在小人的包围下，不可救药地堕落下去，那么陆贽，这个正直有为的，不阿群邪的臣下，这个有着抱负的文人，这个写了许多精彩文字的政论家，这个有想法的知识分子，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陆贽被逐边陲十年，直到德宗死后，他儿子顺宗接位，才体会到当年陆贽对他老子的拒绝，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来不及地下诏书，让他回到长安，在朝廷任职。可是，诏未至，贽死，享年五十二岁。一代良臣，就以这样一个拒绝邪恶的形象，长存于史册之中。唐朝的不死药(1)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么？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在中国，怕也不只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以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同是洋人，这个“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牛皮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作为与房中术（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肉，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为屎蜣螂，令人啼笑皆非。因此，在李唐王朝，别看成了一个不死药的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攀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这就是说，人要是愚执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二，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唐朝的不死药(2)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药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能不教全体公民追随、步其后尘么？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在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在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说，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遂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熏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难闻的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疾走，不敢停留。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不及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服到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洞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浚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B，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社会，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唐朝的不死药(3)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唐朝的不死药(4)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乱伦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唐朝的不死药(5)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