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趣解

不似人君(1)“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海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不似人君(2)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为例了。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在中国，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别看坐在龙椅上，像模像样，人五人六。一下朝，晋惠帝是个白痴，隋炀帝是个色鬼，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而刘宋苍梧王，齐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很尽职的演员，该念该唱，一点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说，不具备戏子的本领，是当不了皇帝的。不似人君(3)然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把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献艺舞台，真正下海，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旧时，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其实，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眩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惟一能与他媲美的，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但是，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李存勖进了洛阳，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上光荣。这国家可就够糟了。应该说，他确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客串的欲望。“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最为滑稽突梯的，一次，“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装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吗？“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着，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不似人君(4)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会无愧色。”他若活到现在，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谁也盖不了他，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金小丑奖非他莫属。而那位“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说实在的，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显身手的个体商贩，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开一个游乐园，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坐在那儿收钞票。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让他当皇帝，真是委屈了他。至于“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毯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儇，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吹吹黑哨什么的，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多。（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儇又瞠乎其后了。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球王贝利，不算夸张。当他最后成为俘虏，押解北上，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这场面使我想起德国法西斯从集中营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处。读《水浒传》，我们看到那个高俅，“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功夫，凭这一手，这个混混，混到政权中枢，获得太尉高位，那么赏识他的赵佶，必定技压群芳，球艺高超，才能与他沆瀣一气。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赵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无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昆仑饭店，宋徽宗的一幅《写生珍禽图》长卷，以23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君”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了桀，武王姬发讨伐了纣，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在历史的传记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曰：“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不似人君(5)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伤仁害义的人，叫做残贼。残贼的人，就是独夫。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孟子的说法，很清楚，皇帝不怎么样，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不用顾忌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要这样说出来，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文人遭遇皇帝(1)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好厉害，好厉害。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收拾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秦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是不是全面整肃过，是不是大开杀戒过，已不得而知。但估计，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谁在台上，照样，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汨罗江的屈原，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同行是冤家，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那就更是冤家。屈原在都城很郁闷，他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他更不顺眼。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绝望到了极点，最终，只有赴水一途。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原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屁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原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死，怎么样的死，由朕来决定。如果屈原落在秦始皇的手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汨罗江？没门，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位暴君，喜欢坑人。秦赵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他要来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剩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从此，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自打秦始皇坑儒，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先例，中国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因此，按规矩，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简称为“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文人遭遇皇帝(2)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地，家喻户晓地，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屁说”，“扯淡说”。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碴儿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拨一拨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纪昀（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文人遭遇皇帝(3)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地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刺，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捯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沈德潜（1673—1769年），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毁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收归己有，统统物归原主地“咸录焉”。这样赖账，当然不像话，太不讲信义，太不够朋友了。你卖他买，一手付款，一手交货，那些代作的诗，版权已经属于皇帝大人的了。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玻为什么老文人总是做出些令人诟病的行止来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脑浆子变稠了，第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还不知耻。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糊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炷楼集》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仆其碑，戮其尸”的处置。文人遭遇皇帝(4)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常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文人遭遇皇帝(5)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文人遭遇皇帝(6)所以，从屈原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刘项原来不读书(1)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他认为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几近斩草除根地收拾让他觉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子孙万代坐稳皇帝的位子；从此可以放下心来，再无文人跳出来犯上作乱。哪晓得，事与愿违，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六百四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焚书碑，记叙这件事。当时，上海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这场焚书的无罔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职称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集会，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干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刘项原来不读书(2)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何来了。是学问太多了的呆气，还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还是蛋糕块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风头欲望，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调的办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着趋前一步，发了一通事不师古，而能长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后话锋一转：“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这意思，谁都听得出来，他才是顶刮刮的诤臣。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对这位山东老夫子的指责，并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议”，让大家讨论，够风度。坏就坏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书的主意。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发明权，应该属于李斯，而不是秦始皇。不过，李斯立论的基点，师今而不师古，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很具辩证法，很符合时代发展的逻辑。生活不会停滞不前，它要发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前人的阴影里。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过去的，也就过去了。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屁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侏儒而已，而侏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遗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小将，也一个个无师自通地成为他的衣钵传人。那些连笔都握不好的手，在华夏大地上点燃起的焚书之火，不知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书，多少还有些选择，医学的书，农耕的书，是不烧的，而革命小将们的焚书，凡线装书，凡直行排印的书，凡文言文的书，凡外国人写的书，凡能归之于封、资、修的书，一塌刮子都往火里扔。这种焚书的极端主义，那才叫干净彻底。如果嬴政借尸还魂的话，对小将的这份革命洁癖，也会钦佩得无以复加，而自惭不如的。秦代的书，是竹简，不大好烧，但烧起来，火光烛天，肯定更壮观些，但灰分较大，残留下的灰烬，也肯定会堆积成山的。据说，在陕西省的渭南县境里，一条叫做“沩水”的河岸边，至今还有暴露灰层的秦焚书灰堆的遗迹。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诗人，可能到此一游，写了一首《焚书坑》的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后两句，脍炙人口，人们常常引用来说明，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秦始皇把书烧了，接下来的汉代，却是继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文化高潮期。嬴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有一个司马迁吗，敢在受了宫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刘项原来不读书(3)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宏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如梁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荆所聚百橱图籍，一皆灰烬”。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皇帝焚书，固然可恶，十分可恶，但应该看到，在中国焚书史上，他们焚的书，只是冰山可见的一角，而不可见的水面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难书的恶行呢！就以渭南县焚书坑所能看到的残留物，何其可怜巴巴；对照近年来发现出来的兵马俑遗址的焚烧规模，再联想史书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两相比较，秦始皇焚书，真是小儿科得很，而不读书的刘邦先生，特别是西楚霸王项羽先生，放起火来，那才是大手笔。项羽西屠咸阳，连咸阳宫、阿房宫、六国离宫、秦陵都烧得片瓦不存，什么竹简就不会留下来的。秦始皇焚书时被例外允许保留的医学、农耕书籍，从此荡然无存，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不是项羽干的好事，还有谁！所以，是秦始皇烧书厉害，还是西楚霸王和他的江东子弟，还有那些趁火打劫的老百姓烧书厉害，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果上吉尼斯纪录大全，秦始皇是第一位官方焚书者，那么，第一位民间焚书者的桂冠，给项羽戴上，是当之无愧的。项羽那么勇敢地放火，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虽然他做过“虞兮虞兮可奈何”的诗，与现在一些附庸风雅的先生，胡诌两句打油诗的水平，相差无几。正因为他没文化，不读书，所以比谁都恨书，就如同“文革”期间，只有初中和高小水平，而且老不及格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恨书，恨老师，焚起书来，一点也不会手软，是同样的。别看项羽是楚贵族，但满脑袋装的全是小农意识，在咸阳捞了一票以后，就要衣锦荣归，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拥着虞姬回江东去了。在中国，凡具有小农意识的阶级或阶层，都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存有一股狭隘的排斥的警惧心理，若说爱屋及乌的话，自然也就恨人及物，这是他能够连眼皮不眨一下地大焚其书的内心动机。这就可以理解红卫兵，像疯了似的一定要踩上千万只脚，让老师、教授、学者、专家、走资派，一切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恐怕也是这种拒绝文化的偏执心理在作怪而已。由此可知，不读书的人，造反可能是把好手，革命也许可能坚决，做一个冲锋陷阵的痞子，可能是块好料，但指望他们尊重知识，爱护文化，珍惜图书，摆脱愚昧，无异于“与虎谋皮”。当时，“文革”发动者不会让读书人去焚书，因为他的手必定会抖，即使在胁迫下，手不敢抖，良知也会战栗不已的。所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的“文革”狂飙中，大量发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马当先，成为焚书的积极分子，道理就在这里。越无知，越愚昧，越没有头脑，越容易迷信，越个人崇拜，越便于驱使。我记得，在那个颠倒的岁月里，一群小将在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贴出一纸勒令，不许他们出售一种名叫“太妃糖”的糖。可笑的，大家对这种无知不敢笑，更可笑的，商店居然将一块块糖纸剥掉再卖。刘项原来不读书(4)现在重提旧事，仿佛天方夜谭，所以，项羽进咸阳后，带着他的江东子弟，杀人放火，大家觉得正常；而萧何到了关中，第一件事是派出人马，四处搜集秦国的文书档案，反倒令人感到蹊跷。谬误成为真理，书籍投进熊熊的火中，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史称，项王“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只要金钱和女人，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来造反起义，亡命奋斗的不读书的领袖们，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物质上的大满足，和性欲上的大满足，项王还会顾及其他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恐怕连擦屁股的手纸都不顶。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像刘项这班不读书的英雄，才是焚书的真正主力。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我想不是给秦始皇平反，只是觉得将他与希特勒比，不合适。要当真地算一算账，皇帝焚的书，远不如无知老百姓焚的书多。《大学衍义补》这部古籍里，就提出秦火和汉火的区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由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由于民也。”从此，君之焚书，远不如民之焚书，继王莽之乱后，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一乱接着一乱，无论哪一乱，都是不计其数的书籍付之一炬的悲剧时代。如果我们沿着焚书的历史线索推寻下来，就该数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动乱了。我不知道在将来修史者的笔下，这十年浩劫，会记载在第《二十？史》中。但肯定会标明为“乱”，是无法翻案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难找出一场类似的能够波及到全中国范围的乱。我那时劳改于偏远省份的一个极闭塞的山城里，老百姓连火车都未见过。一日，忽然从省城串联来的红卫兵，加上本地的忙不迭戴上红袖箍的响应者，把大堆的书，加上从县剧团抄出来的戏装、头面、盔甲、唱本，浇上煤油烧掉，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以这样一个小地方的焚书规模看，小将们那些年里，该焚掉多少书啊，这数字，恐怕神仙也统计不出来的。所以，我想，谁要有兴趣写一部《中国焚书史》的话，真希望这书的最后一章，就在“十年动乱”这一节打祝由秦始皇开始的第一把火，到红卫兵的最后一把火，从此结束中国焚书的历史，倒不失为一种饶有兴味的组合。不过，电脑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可以将整个大英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存储在一张巴掌大的光盘上，那么秦始皇，或者刘项，或者革命小将又杀将回来，还能焚得成书吗？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估计，这一回，这些焚书者，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戏了。司马迁的悲哀(1)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证。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记录使用宦侍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犯的脑袋，也有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的，其残忍可想而知。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每读毛主席在《沁园春》的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句，我总会想起他“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这位亭长从不以诗人自居，无论司马迁说长说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汉高祖，至多当他放屁，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采”，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司马迁的悲哀(2)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奔走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来势甚凶。所有这些败相，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刘彻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事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最后必成为一个悖谬颠错的老糊涂。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天真烂漫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矣”；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他这一张嘴，果然捅下天大的娄子。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得，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你要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糊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看家本钱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王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但他要说，这个认死理的司马迁。结果，“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采”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之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掉他的××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跟李美人一块儿偷着乐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汉武帝“宫”太史令讨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司马迁的悲哀(3)宫刑，始于周，为五刑之一。《书?吕刑》曰：“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椓”，孔颖达疏：“椓阴，即宫刑也”，也就是去掉生殖器官。“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则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刖”，斩断手足。《孔传》曰：“截人耳鼻，椓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古人对这类残酷的肉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结果，“杀”，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简单的刑法，因为砍掉脑袋，只须一刀了事。远古时代，统治者视人民为草芥，老百姓如肉俎上。据《汉书?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乱邦用重典的话，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该是道路以目，动辄获罪，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原因，就会掉耳朵，掉鼻子，割××，送性命。所以，汉武劁司马迁而不杀，留一条命在，该磕头喊万岁才对。读《水浒传》，陆虞侯往林冲脸上刺字，押往沧州；武松在阳谷县犯事，脸上刺了金印发配，看来对人犯的施虐行为，到唐宋，到明清，还在延续。这种远古时期留下来的残忍的恶行，像基因一样，在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要不然，“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怎么想起给走资派挂黑板，戴高帽，剃阴阳头，往死里折磨呢？不学无术的革命派，不可能从史书中得到启发，很大程度上是血管里的基因在起作用。司马迁“下于理”，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颜师古注《汉书》：“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在没有麻醉剂，没有消毒措施，没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剥掉裤子，割下××，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究竟如何对妇女实施幽闭，史无记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据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妇人幽闭》中透露：“《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尽废矣，是幽闭之说也。”记得前些日子，有一位先生，忽然说他明白了，写出文章，他认为古代是用杵击的野蛮方法，使妇人子宫脱垂，造成幽闭云云。其实也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不过，如果说古代的行刑队，具有对男女生殖系统如此精熟的了解，证明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旧时中医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甚至不如封建社会里专事行刑的刽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裤裆里空空如也，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儿，是狗男女，更是侮辱。司马迁，这位关西大汉，若是允许他用土话骂街，肯定会仰天大吼：“这个鸟官，对我来讲，管个球用？”他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司马迁的悲哀(4)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然而，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记得在七十年代，“文革”狂，已是强弩之末，屠灭文化，也就中气不足，一些古籍，部分解禁，内部购书，网开一面。于是，我有可能一本一本读司马迁这部不朽之作，边读边也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同时，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待，把你的××割掉，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责呢？后来，我明白了，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也可能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右派”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因为那些王八蛋作践得你实在不想活了。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嘛？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屁用？因此，我想：第一，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第二，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几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第三，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套号的人。而南宋洪迈在《容斋笔记?人君寿考》中说：“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不无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糜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以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司马迁《史记》）这位“英主”真面目，在他笔下，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上。按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司马迁的悲哀(5)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还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是，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弃。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着咧！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终于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彻底升华了的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还给他带来羞辱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生年不详，卒年更不详，这或许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给后人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裙带风”考(1)公元136年（东汉顺帝永和六年），大将军梁商临死时，对他的儿子梁冀说：“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他要求丧事从简：断气以后，马上拉到坟地，即时殡葬了事。但是，死之后，皇帝亲临梁府吊唁，颁下旨来：“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黄肠”，全称为“黄肠题凑”，为“天子葬制”。初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挖掘发现，才明白梓宫里那些围绕着棺椁，许多整齐排列的整棵柏木，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黄肠题凑”了。这虽然是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不过，经天子特赐的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也可享用。由此可见，梁商应该是与汉武帝的霍光一样，是个生前显赫，死后哀荣的大人物。虽然，梁商有遗言，死后不要“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祗增尘垢，虽云体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但皇帝不干，他之所以要大办特办，备极哀荣之能事，因为死者不但是他的老丈人，还是替他管理国家的大臣。此人虽说不上有什么大功劳，也没什么大纰漏。于公于私，他不得不如此做；何况在汉代，外戚，常常是左右朝政，操纵帝位的重要因素，他也不能不如此做。尽管如此高规格的对待，他的老婆梁皇后，梁商的女儿，还嫌不怎么满意。于是，她另行赏赐，手笔之大，骇人听闻，比顺帝差不多翻了两番，“钱五百万，布万匹。”由此也就知道，梁商所以死后能够享用“黄肠题凑”的葬制，看来是女儿为皇后的缘故了。而梁家的裙带风尤为厉害，他们家先后出过三位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被追封为恭怀皇后；一位是现在顺帝的皇后；还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不久又将成为桓帝的皇后。所以，像梁商这样一位极有后台的大将军，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这番丧事从简的话，也颇能表明梁商此人，尽管做了很大的官，拥有很大的权，还能有一份最起码的知道自己为外戚的明智。《东观汉记》对他的评价简直近乎溢美：“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如果再以《后汉书》中对他的议论看，“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足以了解他检束自己的隐衷。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中，宦官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群，外戚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大将军能有这点清醒，能有这点谨慎，也就难能可贵。可是，他的儿子梁冀，却是一个浮浪子弟、不法纨绔，与他老爹完全不同，绝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恶棍歹徒。有一次，他父亲与洛阳令吕放，也就是首都的市长聊天。其间，自是出于朋友的善意，吕放示意梁商，老人家，您要好好约束一下贵公子才是。梁商当即表示关注，连连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吕放当然不会和盘托出梁冀的恶行，只是点到为止。梁商回家以后，拍桌子把梁冀训斥了一通。史书称梁冀长得“鸢眉豺目，洞精矘眄”，这八个字形容这位大少爷，估计梁冀那一脸刁蛮，心存龌龊的样子，够让人倒胃口的。梁冀被他老子狗血喷头骂了以后，心想，你吕放给我上眼药，给我添堵，我就给你来一手绝的，派杀手在半路上把这个多嘴的市长干掉，要了他的命。梁冀怕他老子查出来，谎报是吕放的仇人所为，并推荐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然后大肆捕杀，灭口无证，从此没有一个人敢在梁商面前说他的坏话。梁冀在办完其父丧事之后，不到半年，就由河南尹上调中央，接替其父的大将军位置，同时参录尚书事，位极人臣。因为他的大妹妹，为顺帝皇后，是个精于权术，巧于谋算的女人，自是需要她哥哥在朝廷之中，为其羽翼。这个女人，醉心政治，酷嗜权柄，顺帝驾崩以来，她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都是不超过十几岁的小皇帝，这样，她就顺理成章地得以临朝执政。梁冀由省而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更是肆无忌惮。“裙带风”考(2)梁商所以检束自己，因为他的诅父梁竦，“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所以，梁商幼年，是在这种宫廷斗争的阴影中长大的，领教过充军发配，家破人亡的苦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后来，窦家倒了，扫地出门，梁家平反，重新辉煌。也许看透了外戚家的兴亡荣枯，都是须臾间事，梁商备受外戚之苦，稍有自律，不敢作孽，直到临死，也没敢炸翊。梁冀则不同了，只知道外戚之得便宜，有后台，所以，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缺乏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后自取灭亡。这样，梁商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一转眼间，就在自己的第二代手中败了家。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儿子败坏老子的遗产，孙子颠覆祖辈的根基，尸骨未寒，江山易色，魂幡尚飘，旧调新弹。历史的颠覆，有时也来得太快，这也是所有第一代创业者始料不及的悲剧。一个土财主，出了个败家子，顶多破产而已，而偌大政权，毁在败家子手里，那就是国破人亡的灾难了。《后汉书》这样描写梁冀：“为人鸢眉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如今，能知道“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是怎么一个玩法者，大概是找不到的了。李汝珍写《镜花缘》，就感慨古代若干游戏技艺的失传；有一次，我听一位研究清代宫廷的学者，论及时下的古装电视剧，大摇其头说，不是哪一点不像，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像。不过百年之隔，就生疏如此，汉代花花公子们的游乐，更是无法知悉。但以今譬古，估计也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按摩，桑拿，蹦迪，酒吧，高尔夫，弹子房，卡拉OK以及三陪小姐的全套服务吧？从这些细节来看，梁冀只能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吃喝玩乐的衙内，如果仅此而已，他老子在地下也就可以长眠了。但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个衙内仅仅满足于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呢？权力这东西，是首先要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梁冀倚靠着他当皇后的妹妹，长期独揽大权，达二十多年，简直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地步。当他炙手可热时，“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齑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有一个叫士孙奋的扶风人，很有钱，梁冀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这种勒索，与明抢也无什么差别。士孙奋没法，不敢不借，但借也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给你脸，你不要脸，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的。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他怎么说，就怎么办，“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所以，大臣黄琼上疏：“诸梁秉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迁，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其实，黄琼敢于这样冒犯梁冀，是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才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说出了真相。但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中，外戚能把持朝政，为非作恶，而有恃无恐，通常，那个做皇帝的男人，不是年龄太小，童稚无知，被控制操纵，便是昏庸无能，行尸走肉，被蒙蔽愚弄，由此，便知道黄琼疏上以后，说了等于没说，屁事也不顶用的。外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司马迁着《史记》，专门有《外戚世家》一章，说明了自远古起始，中国统治者的母族和妻族的姻亲们，染指权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裙带风”考(3)现今的世界上，除了欧洲保留王室的国家，尚会有后妃的外戚外，其他国家的领袖，都有任期限制，母族、妻族纵能涉足权力，也是镜花水月，稍纵即逝。即使是世袭的国王，又如何？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摆设，外戚就更没有什么油水了。那位因车祸而亡命的黛安娜王妃，其弟也就是在他姐的葬礼上风光了一阵，好像也没有因她而升官发财。如今，一般政权体制中，已无外戚这一说，但外戚没了，不等于裙带风也没了。有的人在仕途上贪图捷径，走统治者的夫人路线，走权势者的太太路线，而获重用和信任者，还是会存在的。古代的“外戚”，专指封建社会中与帝王的后妃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士，后来，血缘的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凡是皇太后，皇后（未来的皇太后），太子妃（未来的皇后），以及正被皇帝宠幸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们所嬖爱的某个娘家的男人，或者不是娘家人，可以在后宫出入的人，都可算在外戚之列。再后来，也就无所谓后和妃，凡依赖女人的力量，获得权势和财富者，都被泛称之为“裙带风”这样比较香艳的名目之下。外戚，是后代裙带风的老祖宗；裙带风，则是外戚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凭机遇而不需奋斗，凭幸运而不靠本事，凭女人而不用努力，凭裙带而操弄权柄的特殊阶层。司马迁的《外戚世家》，第一个就写了汉高祖的老婆吕雉，她的两个兄弟，也就是刘邦小舅子，差点把刘姓王朝颠覆。王莽也是外戚，他一手结束了西汉政权。到了东汉，一拨一拨，更是目不暇给。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外戚闹得最邪乎的一朝。外戚能够紧紧攫取朝政，首先，得有一个对权力感到兴趣的女人，有本事把皇帝丈夫或皇帝儿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其次，得有一个或数个迫切需要权力的娘家人，或者是相好之类的男人，可以委以重任，沆瀣一气，共同作恶。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还得那个为帝王的糊涂蛋，必须沉湎酒色，必须昏庸无能。除此，最好的得以控制国家权力的办法，就是皇帝为小孩子，容易摆布。清代的慈禧在咸丰死后，选同治、光绪、溥仪三个人当皇帝，年龄越挑越小，看来深谙此道。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帝权旁落，后权当政的局面。所以，顺帝死后，第一个立的是冲帝，两岁，还在襁褓之中，自是再理想不过。援例，梁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冀扶摇直上，不可一世，也是预料中事。但是，不到一年，这个婴儿死了。于是，太后和其兄禁中定策，再立，还得找一个儿童皇帝才好，以便掌握。第二个立的是质帝，八岁，可是，不到一年，也死了，死得很惨，是毒死的。这个才不过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大概看见梁冀那“鸢眉豺目，洞精矘眄”的样子，有些害怕，“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现在轮着该立第三个皇帝了，这兄妹俩看中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也就是后来将他们梁家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桓帝，这是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还以为这样的选择，万无一失，因为皇后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自己的嫡亲妹夫，还能不向着自家人吗？而那个跋扈将军梁冀，大权在握，已经干掉了一个皇帝的他，因此，十分自信，即或这个年轻人翅膀长硬了，还会在乎再干掉一个吗？“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小梁）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这一下机会到了，桓帝在厕所中，召见亲信，策划了一场倒梁的运动。159年8月，“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从梁商死，到梁冀自杀，23年工夫，这家外戚走完了全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凡为外戚者，椒房之宠，内宫之幸，确实是非常风光的。读《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不过当上皇帝的许多小老婆之一，整个贾府上下，那一份当上外戚的亢奋，好像中了什么头彩似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大小姐一死，这家立刻就垮了下来，最后，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翻一翻《二十四史》，外戚得好下场者不多。因为一些本无可能染指权力的人，攀附着女人裙带，爬上了高枝儿，暴得富贵，沐猴而冠，总是难免魂不附体，神志错乱，便小人得志，乱作威福，当然只有覆灭完蛋一途了。“裙带风”考(4)外戚的败亡，通常都发生在所依附的那个后、妃出了问题，或是死了，或是失宠了，或是原先能够控制得住的小皇帝长大了，再也不听摆布。于是，靠山一倒，不得不跟着也倒。为后为妃者，罚坐冷板凳，还算是好的，被打入冷宫，一般也就没戏了，而鸩酒一盏赐死，或白绸一条劝缢，那么，做外戚的就得陪着倒霉。这时候，外戚的那个“戚”字，就从“亲戚”的“戚”，变为忧戚的“戚”，惶惶然如丧家犬，懵懵然似落汤鸡，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裙带这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攀附，但坏也坏在容易缠绕，弄不好裹住了自己，脱不了身，便是沉船的老鼠，只好一块儿与船覆灭。这也是所有不从正门入，进客厅，堂皇坐下，而是从后门人，出入卧室和厨房，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走太太路线的人，常常认识不足的地方。后汉的梁冀，他家接连出了三个皇后，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强势的外戚。朝廷好像是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这位大将军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还是掉了脑袋，落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常当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外戚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政治现象。凡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权力，总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只要昏君当道，朝政紊乱，政治腐败，纪纲不振，才会有梁冀这样的外戚出现。桓帝收拾了梁氏外戚，但接着在他的卵翼下，又有邓氏外戚，窦氏外戚作乱，一蟹不如一蟹，东汉政权就这样进入了末期。梁冀被籍没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三十余万万，究竟是五铢钱呢，还是其他计量，不得而知，但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这笔贪污款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所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必然要道德败坏。最后，也就必然要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关于梁冀的故事，显然是非常古老了，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警示。在目前这样大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政治风气下，对那些不走大路走邪路，不走前门走后门的心术不正，觊觎权力之徒，保持一点清醒意识，也许不无裨益吧！邪教与造神(1)三国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纾在中国，只有这一断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习惯上不以魏蜀吴建国时为准，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看成是三国的开始，从此，约定俗成，相沿至今。汉王朝到了灵帝，已腐朽衰败，民不聊生，张角、张梁、张宝兄弟，率领头裹黄巾的四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也是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极限，只有诉诸武力了。从此天下大乱，分封割据，杀伐征战，群雄并立。在这种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被推到历史脚灯前的人物，如后来形成纷争局面的三雄，刘备至少具有“仁义”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操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他的足智多谋；孙权则具有豪族的霸势，和三代经营的江东根据地。而这个张角，不过是个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写不好，否则也不会名落孙山。当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势以后，无论他看自己，或是别人看他，当然不具备一呼百诺的吸引力。不过，休要小看这个黄巾领袖，他不可能研究过心理学，但他挺能把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心理状态，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来撑腰，还编了一个动听的神话来宣传，还提了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蛊惑。于是黄河流域的八个州郡，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其领袖者，不管有文化的，无文化的，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凡农民起义，十之八九要凭借“妖法”，鼓吹迷信的，从黄巾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未终止过。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经咒符水，奇功异术，这些骗人骗己的把戏，直到今天也未断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时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胜利果实时，还得求老天爷帮忙。因为晁盖遗言，谁打下祝家庄，谁抓住杀他的凶手，谁就是梁山泊的领袖。而玉麒麟卢俊义的人望和社会地位，和他捉拿凶手的功绩，理所当然地要当第一把手。于是，宋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这一套把戏，假装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碣。喝，一百零八将，全在上面刻着大名呢！老天爷已给他们排好座次了。这样，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吴用、李逵，大吵大闹一番，哥哥不当山寨之主，怎么能行？宋江坐上头把交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国神，来装门面。天父天兄之后，就是他，让他的信徒顶礼膜拜。据说，当时洋教会都不敢认同这个中国化了的耶和华。他把中国的巫术和耶稣教结合成个不中不西的教，还假装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邪教与造神(2)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常常是这样一个个人迷信恶性循环的过程了。话说曹操(1)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而且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分。如果按作品数量论，冠军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下来。曹孟德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来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对照十年浩劫期间，珍贵书籍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曹操的举动，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红卫兵，无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一九六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我想我会投曹操一票，他是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话说曹操(2)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话说曹操(3)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话说曹操(4)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穿上龙袍的丑角(1)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操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操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射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高干子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穿上龙袍的丑角(2)《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流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有的人连句整话也说不好，智商甚低，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有的人做一名衙役，鸣锣开道，也许称职，却位居三司，封疆一方，吆五喝六。还有的，灾荒之年，让没粮吃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居然做了皇帝。因此，在这些昏庸之辈的统治下，可想而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好日子了。但是也别小看袁术之类，干正经事绝对没有能耐，搞个鬼，捣个乱，下个绊，背后捅谁一刀，却是十分在行。讨伐董卓的联军司令部组成以后，袁绍推荐他负责后勤保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先头部队的粮草，结果弄得孙坚大败而归，差点丢了脑袋。第二件事，华雄搦战，关羽请缨时，他听说只不过一个马弓手，马上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所谓好事不成，坏事做绝，就是这类人的基本德性。国家有这种人，那就是“庆父不死”的局面，社会有这种人，休想有安定平和的日子，一个单位，一个团体，有这种人，那必然是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但要让他真刀真枪上阵的话，那可就洋相百出了。就看他和吕布交手出场的样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那阵势，完全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觉得他这身打扮好笑，讽刺为“形容呆腔甚好”。刀吊在手腕上，是武器还是装饰？这不三不四的样子，当然只有挨打的份。结果，战不三合，术军大乱，中途又碰上了关羽，只好败退回淮南去了。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屁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操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操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操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谁叫你不长胡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曹操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讨伐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操的。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淫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三国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阴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指鹿为马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肉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褒贬吕布《三国志》评吕布说：“有狮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从历史的角度，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罗贯中笔下的吕布，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就不仅仅是个褒贬，也不必存在褒贬的问题了。因为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只有信与不信的两种选择。而对于文学人物，经读者的再创造，便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绝非简单的褒和贬可以概括的。每个读者眼中的文学人物，都盖有读者本人的印记。所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以后，不大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读者自己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银幕屏幕上的编导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差距的缘故。吕布在历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学中，在读者头脑中，却又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这也许是文学的力量吧？在所有吕布戏中，那白铠白袍的小生一出场，甚至成了后世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英武潇洒的明星。所以说，吕布是这部小说起首部分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为什么吕布能得到读者的这份宽宥呢？第一，他骁勇善战，几乎无人能打败他；第二，他和貂蝉，英雄美人，而且还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第三，无论如何，是他杀掉了恶贯满盈的董卓，为民除害；第四，辕门射戟，是吕布一生中的峰巅之作，救了刘备一命。包括他不杀刘备家小，包括他怜妻惜女，都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坏的一面。加之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易上当，陈登几句话一说，主意就变了。甚至为曹操把他视作“饥则为用，饱则荡去”的鹰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国人害怕莫测高深，就比较喜欢这个单线条的吕布了。《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述了他辕门射戟的过程，这是正史，而非演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毫无心术的人，也会用计的。而此计之荒诞，很带有吕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战，旷古未闻，而此儿戏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说明吕布是有把握为刘备解除厄难的。但想不到刘备在白门楼上，“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一句话，却断送了吕布的命。按老百姓的看法，刘备就很不够意思的了。他临死前目视刘备曰：“是儿最无信者！”“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这番斥责在读者心里，便把两人的分量称出来了。其实，从去除眼前的劲敌看，借刀杀人，提醒曹操记取丁原、董卓的教训，这句话够毒的，也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的战略目标看，让曹操养虎遗患，对刘备可能更有利些。可见这一时期的刘备，还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给吕布留一条命，将来倒霉麻烦的，必是曹而不是刘，何必劝曹杀吕呢？太短见了。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甘心居下的心态。说明刘备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与曹角力的一面。同样，那个陈宫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捉放曹后，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便对曹操恨之入骨，毫无圆通的可能。若是能够从长计议，权且劝吕布献城，难保曹操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吴大帝的晚年(1)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洽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悖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动乱了。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矗吴大帝的晚年(2)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脖，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绝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吴大帝的晚年(3)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桓大将军发脾气(1)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眩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桓大将军发脾气(2)“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操皮肉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淫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射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宁馨儿”的下场(1)“宁馨儿”，汉语的这个字眼，出自《世说新语》、《晋书》，原是山涛在王衍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何物老媪生宁馨儿”，遂流传至今。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被人误用，“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作“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93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书）原意是‘这样的孩子’，后来用做赞美孩子的话。”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麈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咧！”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常“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鸡群的缘故。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论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曹操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me，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八九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me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一时英俊，“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但尿中有糖，便有些过气之感。正如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花花公子，总是不大肯退出舞台那样，跳个国标舞，搂个小媳妇，挎个照相机，打个高尔夫，还是很想抢个风头的。裴楷也不能例外，但站在眼前的年轻人，竟是如此标致风流，如此出类拔萃，看到自己一把老腰老腿老骨头，还有那一条不给劲的老命根子，难免“体中”（恐怕更是体下才对），要有一点“小恶”了。“宁馨儿”的下场(2)山涛的“宁馨儿”，从一开始就含有赞美之意，也是指其外在的体貌而言。“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则是对其未来的判断，王衍内在的人格、品行、心地、良知，还真是不怎么样。如果进一步使这个用错了的词，继续错下去，那么，“宁馨儿”，就应更分为一个人表象的“宁”和品格的“馨”才是，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衍只能算是一半的“宁馨儿”，外貌极佳，人品极次。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部记录魏晋人物言行的书。王衍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名士，同时还是一个大玩家，自然是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主角。“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短短二十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名士祖师爷三个特点，整丽的外貌，玄谈的嘴巴，和他创造的清谈时的道具——麈尾。这器物，后来失传了，那样子，究竟像拂尘，像羽扇，还是像鸡毛掸子，谁也说不上来。大概如现在影视界的男导演，都留很邋遢的胡子，做流行歌曲的男音乐人，都扎很肮脏的辫子一样，已成为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物。麈尾也如此，由于王衍的提倡，渐渐成为风尚，自西晋至东晋至南朝三百年间，不管猫啊狗的，都拿一根鸡毛掸子，在手上摇着装名士。现在，麈尾是没有了，但胡诌诗词，信笔涂鸦，乱写文章，附庸风雅的假名士，还是屡见不鲜的。细品这个王衍，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什么玩意也拿不出来，然而，什么场合也少不了他，居然是个人物，还是个大人物，也真让人匪夷所思。安徒生死了快有一百二三十年了吧，怎么皇帝的新衣还没完没了呢？而且，总有一支麦克风塞到这位人物的嘴下，而且，无论长篇短篇，散文随笔，宋元明清，亚非拉美，民风民俗，红白喜事，和尚尼姑，三教九流，他都能闭着眼睛，都敢张着大嘴，天南海北地瞎嘞嘞一通。而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了文坛前辈，成了青年导师，成了著名的文化人，成了麻将牌里的百搭，少了他还真不开胡。有的甚至成了爷，没有爷的引见，发给小女子一张门票，文坛那道门槛，还真是迈不过来。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土，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屁不是。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