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东晋门阀政治

后论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①。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东汉世家大族得人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本书也把它归入此类。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籍的性质，但其身分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长久，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魏晋士族的社会构成，其类别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就每一个士族门户来看，它们发展上升各有其独特的经历，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家世源流久长也并非门户高低的唯一条件。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即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高平郗氏虽然发挥过极重要的政治作用，但由于未正式掌握过东晋国柄，故未计算在内。上述五族门户以其渊源及其它条件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情况。一种是来自东汉高层的世家大族，严格说来只有谯国桓氏可以属此。桓氏为东汉桓荣之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子遗，觍颜事仇，竟不敢追认先人世系，更不敢以门户骄人。所以桓彝、桓温完全同于新出门户，而且在新出门户中也是不受尊重的。一种是虽有旧族渊源关系，但先世阀阅可追溯至东汉者仅一两代而已。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父泽，伯父柔，总角往候郭泰，访以才性所宜，后均至二千石。王泽、王柔以上，则名讳仕履无闻。琅邪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及《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西汉王吉，但是疑信难详。所以《世说人名谱》只以王祥、王览之父王融为王氏第一世，而不再向上追溯，并谓融“辟公府，不就”，也就是说尚未得到官位。但是这也不确。据《晋书·王祥传》，王祥祖王仁①，汉青州刺史；据《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王氏谱》，汉荆州刺史王睿是王祥伯父。这就是说，王仁有子融、睿，融虽辟公府不就，睿则仕至荆州刺史，为孙坚所杀。琅邪王氏王仁、王睿两代刺史，家世背景当始于桓帝时。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同郡临沂的王导“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认为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在东汉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也是符合事实，符合时人看法的。东汉末年，王祥于战乱之时扶母携弟避居庐江，至数十年之久，远离地著，其宗族虽尚或在原地，门户当已就衰。后来王氏复起，主要是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其门户的儒玄转化，大体都在曹魏时代。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来有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一类，其先世只可以尾附于世家大族之列，充数而已，而不能视为世家大族入魏晋以后的真正代表。一种是魏晋新出门户，有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庾氏庾嶷、庾遁起于魏晋；其父庾乘虽汉魏人，但汉桓帝时为县门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为襄城令，亦难得入高门之列。庾嶷仕魏为太仆，庾遁诸子又贵达于西晋，庾氏始得为士族。谢氏谢缵仕魏，先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代表谢、庾门户的玄学名士谢鲲、庾敛，都始达于西晋或终于西晋。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东晋的当权士族，除桓氏情况特殊已另有论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出于东汉世家大族的所谓旧族门户。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东汉门户渊源可以探寻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①。东晋当权士族的门户背景，大体就是这样。不过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界线也并非长久固定不变。随着时日的推移，新出门户日益自认或被认为旧族。颍川庾氏虽属新出，但入南朝亦成旧族。《南史》卷二三《王琨传》谓桓修小女适颍川庾敬度，“亦是旧族”，即是一例。此处所论，只是就东晋言之。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新出门户多一重凭借，多一份优势，因而也被认为高出一等。魏晋的社会观感本来如此。取代曹魏的河内司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门户自豪，东晋建立前后琅邪王氏以门高特受倚重，这些都非偶然。魏晋社会中流行的这种门户观念，被那些处在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着意渲染。在他们看来，旧族门户哪怕权势日替，其社会地位也要比大权在握的新出门户为高。《世说新语·简傲》所载东晋中期陈留阮裕嘲笑陈郡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就是显例。阮裕所从出的陈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确较早一些。《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案阮氏自阮籍辈以上，可以追溯两代①。阮籍父辈：阮瑀，少从蔡邕学，后仕曹操为记室；阮武，清河太守；阮，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内史）。阮氏这一代，以学行和官守论，均属儒学无疑。阮籍的祖辈：阮敦，仕履无闻；阮略，齐国内史；阮谌，杜笃《新书》谓为侍中，《阮氏谱》则谓其“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②阮氏这一代以儒学出仕，也可概见。但是再上一辈，史籍就无微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辈就是从这种儒学世家转入玄学家族的。阮氏作为旧族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世，并非承胤久远，累世不衰。这样的门户，在东汉也仅能尾附于世家大族，难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陈留阮氏的历史，比起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来，似乎只是大体相当。而这个家族在阮瑀以后，尽管名士辈出，但由于门风濡染，宦情似薄，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居位执政的人，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际上日趋衰落。虽然如此，放达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门户历史自矜，不承认其时炙手可热的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准此，在旧族门户中地位远远高于陈留阮氏的弘农杨氏杨佺期和颍川荀氏荀伯子，他们贬抑新出门户的傲慢态度（分见《晋书》卷八四和《宋书》卷六○），在当时看来更是可以理解的事。以旧族门户自矜于新出门户，在东晋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魏晋士族中旧族门户的数量本极有限，其中之过江者已属寥寥，真正够得上世家大族之后，而又人才特出，能够预于江左胜流，并且世有显宦者，更没有几户。所以江左立功立业，不得不依靠新出门户。东晋旧族骄矜作态，并不是由于他们强大，而是由于此时新出门户已扶摇直上，以致于本已就衰的旧族门户对自身的地位，产生了一种危迫之感的缘故。我们可以认为，即令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旧族门户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己自设有沟垒以戒备新出门户，不过森严的程度尚不突出。南朝恢复了皇权政治，昔日的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共同以深沟高垒自固，看来虽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而皇权的侵渔，更是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所最关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阀士族外部。这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二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了求得用词的一致，一是由于这两个名称反映现实比较准确。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①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②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荀组见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同时还可以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中朝的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阳，南来亦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与司马越、司马睿的政治关系，似乎还是未达一间。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户，重女红（分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他们也较多地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阂。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①。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三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对于家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却是默认了的。曹魏的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准而不计人丁，为承认宗族庇荫劳动人手的特权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将出现重大变化的先声。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①中有所分析，可以参看。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所以东汉宗族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和帝以后皇权政治出现异常现象之时，公卿大夫面折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败，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甚至东汉瓦解，董卓入京，开头也只得“沙汰秽浊，显拔幽微”（《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表现为整饬朝纲，延续汉祚，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当汉已不汉之时，曹操力葛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犹“畏名义而自抑”（《通鉴》建安二四年条司马光语），只敢自况于周文王。由于宗族有拥汉的潜在力量，所以皇权易姓并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情。以东汉为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战胜了袁绍的曹操，就是这样。角逐的胜利者组成新的皇权。皇权稳固下来以后，它与宗族之间又会出现上述的关系。曹魏政权有点特殊，它并未等到真正稳固下来，就被强大的宗族司马氏取代了。不过，晋之继魏，犹汉之继秦，亦犹唐之继隋，既有损益，又是一脉相承。帝姓换了，政治格局依旧。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和西晋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古代社会大动乱后回归稳定时常有的反复现象，与阶层的变动恐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识见卓越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贯串到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曹马党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似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主旨，这里不多作探讨。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则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它。世家大族为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争，受到外戚、宦官的重大打击，但结果是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这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曹魏时期，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以学术助长政治纷纭。司马氏代魏，他们悉归于晋。西晋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比过去显著，但也还不足以超越皇权和司马宗室之权。直到八王之乱，士族名士仍然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甚至王与马的结合，起先也只是士族名士王衍依附于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助司马越经营洛阳朝廷。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了江左，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西晋琅邪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憨的皇统疏而又疏。而长安一隅，愍帝所奉晋室正朔还在，这个时候，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除了王导兄弟已偕来江左，追随司马睿以外，其他作为中朝东海王司马越府掾属的众多士族名士，也纷纷渡江，他们恰好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有分量的法码，因而江左门阀政治格局才能水到渠成。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这同样是政治条件使然。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朔，拥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既然武、惠、怀、愍的皇统已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既然愍帝只是苟延残喘，发发可危，据有江左地利条件的司马睿自然成为他们瞩目的对象。这是司马睿得以继承晋统的有利条件。司马睿明白自己的有利条件，也明白自己的不利条件。所以他权衡形势，必须等待关中的愍帝被俘，北方抗拒胡羯的华夷人士联名劝进再三之后，才答应先以晋王名义居位，然后再作皇帝。有了士族支持，有了华夷劝进，其他武力事功之臣也就跟着靠拢过来，不敢心存觊觎而甘冒不韪。这样就形成了皇权与士族结合的门阀政治的较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不过皇权与士族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之间从来不是交融无间。元帝正位时佯作姿态，引王导同登御床，并不是王与马完全协调一致的表现，它只是表明王马之间，也就是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原因，暂时处于不平常和不正常的状态。南渡士族都是亡官失守之士，有其迫切的家族利益急待追求。首先，他们要庇托有所，脚跟能够立定。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使司马皇朝能对南渡士族起庇护作用，但绝不乐意晋元帝真正发挥皇权的威力来限制他们。而从晋元帝方面说来，与士族共有神器，毕竟不是他所心甘的。所以，要稳定共天下的政治秩序，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这里又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的平衡和侨姓士族各门户之间的平衡），还需要经过一场政治倾轧和实力较量才行。于是我们看到，有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以抑王氏兄弟之举，由此又引出王敦与执政王导勾结，以南人钱凤、沈充为援共叛晋室之举。王敦叛乱两次举兵，牵动的矛盾并不全同。王敦一叛，以“清君侧”即反对刘隗、刁协为名，得到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王敦再叛，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吞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告失败，这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此后执政的庾氏、桓氏、谢氏，背景虽各有不同，但都不能违背这一结论，企图违背的人，都未能得逞。因此，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延续多年，始终没有大的变动。淝水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其时士族势力已经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成为枯木朽株。孝武帝所作重振皇权的努力，功效甚微而触发的矛盾却很复杂。门阀政治的格局，以太原王氏两支各自凭借后党妃党的地位，交斗于主相之间而呈崩坏之势。孝武帝死后，破坏门阀政治的代表人物，是执政的皇室人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而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王恭起兵败死后，桓玄并吞殷仲堪等上游兵力，进驻建康，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的势力。如果桓玄处置适宜的话，这本来是重振门阀政治的一个时机。都下重要的门阀士族人物，几乎都支持桓玄，接受了桓玄的官职。《通鉴》元兴元年（402年）谓“玄初至，黜奸佞，擢俊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世说新语·文学》还说其时泰山羊孚从京口诣玄，致笺赞颂曰：“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桓玄即用为记室参军①。但是桓玄走得太远，不旋踵而代晋立楚，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对此，门阀士族自有其不安之处，但亦未见有多表现，我们只知羊孚曾坚持异议。《世说新语·伤逝》：“桓玄当篡位，语卞鞠（卞范之）云‘昔羊子道（羊孚）恒禁吾此意（案此时羊孚新丧）’”，云云。羊孚禁桓玄篡晋，可能反映了怯懦的门阀士族的共同心愿，但并无实际作用。真正有力量反对桓玄此举的，是北府将孑余的刘裕。《宋书》卷一《武帝纪》刘裕语何无忌曰：“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看来，都下的门阀世族对桓玄的态度，颇似昔日他们之对待王敦。迎桓玄入都并与之合作，意在去司马道子父子的专擅而长门阀士族的威风；阻桓玄称帝立楚，意在维持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治而防桓玄独吞江左。江左之初，诸门户与王敦关系，正是如此。这是门阀政治在权力分配上所必需的。君以此始，亦必以终。不同的是，王敦一叛再叛，门阀士族不但直接表示了意见，而且也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即赞同其清君侧之举而用兵力阻止其篡晋之谋，态度明朗，反映门阀士族力量强大，足以有所作为；桓玄兴师入都及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而未敢公然阻止其篡晋，态度暖昧，反映门阀士族的虚弱，丧失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刘裕驱逐了桓玄，使桓玄的起落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反照。昔日决断机枢的门阀士族，一般都无所作为，从王谧奉玺册于桓玄开始以至南朝之末，在改朝换代之际总是随例变迁，无复秦楚。与之相应，东晋统纪由次等士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次等士族收拾残局，代晋建宋，格于各种原因，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还需要相当准备，还得有一个过程。东晋义熙政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历史内容，无非是为门阀政治回归皇权政治准备必要的条件。四门阀政治和流民东晋门阀政治，严格说来，居政而有实权者只限于侨姓士族，吴姓士族只不过是陪衬。吴姓士族政治上不能获得更多好处，经济上却必须坚守既得利益，不容侵犯。王敦起兵，曾责备刘隗辈行刻碎之政，其中一条是“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唐长孺先生认为侨民旧籍无从稽查，依旧名所取的当为江南土著豪强地主的佃客，因而王敦此举，意在联系江南大姓，激起他们对晋室的怨恨和反抗①。这一分析是中肯的，同以后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激起东南八郡大姓和被征发者一起反抗，情况大体一样。吴姓士族坚守自己的经济利益，东晋政府正常的租赋兵徭取给，越来越困难，而兵役征发，困难尤大。因此，从北方南来止于江淮的流民群，就成为东晋朝廷注目的对象。流民群驻足未稳，田宅不立，同仇敌忾，有抗胡的热情。但是他们在艰险中觅道南来，本未受江左政权的羁绊，对江左政权未必竭诚效忠。江左政权也必然能够理解，流民群可用而未可随意用，要用得其时，用得其法，用得其人，用得其所，而且还要估计风险。虽然如此，朝廷每当困窘之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流民群。可以说，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征发零散流民之为扬州与江南诸郡僮客者为兵，成为王敦之乱的导火线，是众所周知的。东晋为平王敦之乱，没有其它兵力可资凭借，仍然只有动用流民武装。此事发谋于郗鉴、桓彝等人而为明帝采纳，卒灭王敦。但是作为后果，却孕育出流民帅苏峻之乱，这当然是郗、桓辈始作桶者和晋明帝始料所不及的。尽管苏峻之乱教训了东晋当轴诸公，但仍无法改变东晋对于使用流民的需求。于是，产生了安顿流民以图得其死力的长远打算，即给流民田宅，用强藩加以控制，组织流民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外的要地作为威慑力量。这样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本意主要是用于防御外敌，不是用于北伐，更不是用于内争。使用流民成功的事例，首先是郗鉴对京口的经营。后来谢玄从流民和流民帅中募北府兵将成功，由此而有淝水之战的胜利，这与郗鉴早期经营京口因而得以羁縻江淮以北的流民帅，当有重要关系。与下游北府经营相应，上游也出现了襄阳的经营。诸庾、诸桓控制上游时都十分重视襄阳流民的作用，其经营办法与下游京口相似。所以襄阳的流民武装，得以成为屏蔽荆、江的重要力量。不过，下游的建康得京口的保障，上游的荆、江有襄阳的武力，彼此各有所恃，又使东晋一朝上下游势力对峙的局面得以长久相持。本来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威慑力量，在内争中实际上起着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东晋一朝门阀政治，通常是由两三家当权士族分据内外，相抗相维。表面看来，这只是荆、扬的地域条件形成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下游两支由门阀士族支配的主要是流民组成的武装形成均势，互相制约使然。苏峻乱后的七十余年中，分据上下游的武装力量没有刀兵相见，使东晋社会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也使上下游的流民武装兔除了为士族门阀间的权力角逐而流血牺牲，这毕竟是一件颇有积极意义的事。孝武帝死后，随着纷坛政局的发展，上下游所分别依仗的流民武装北府兵和襄阳兵，纷纷从抗御外敌的前线直接转入内战，其领袖人物，上游是杨佺期，下游是刘牢之，都可以归入次等士族代表人物一类。他们本来分别统辖于长江上下游的藩镇，属于门阀士族武装。后来他们卷进内战，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想使自己脱离门阀士族附庸武装的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但是数十年相沿的门阀政治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摸索不到成功的道路，杨佺期终于成为门阀士族桓玄进入建康，代晋自立的垫脚石，刘牢之也被桓玄迫蹙至死。不过，他们失败的教训终于使刘裕聪明一些而获得成功，而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刘宋前期，士族人物还凭借历史遗留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的程度上干预和操纵政治。不过这种情况并不长久，越到后来就越不显著了。五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东汉大田庄经济状况，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了。汉魏之际的大动乱，使北方本来是比较巩固的大田庄突遭破坏，普遍地发生了抛荒易主的情形。《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所谓“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谓“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等等，当是包括大田庄破坏情况而言的。等到大乱稍息，流民渐归，田庄主抢占土地，恢复产业，又形成了一股浪潮。荀悦《申鉴·时事》所忧富人专封专地，主张“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就是针对这股浪潮而言。司马朗、仲长统、荀悦，都是其时农村产业变化的见证人。至于荀悦所俟的“制度”，依魏晋的实际而论，其内容不是遏止这一浪潮，而是寓承认于限制。乱后复起的大田庄主人，有些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但并不都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之中，有的成为魏晋士族中的旧族门户，有的就是所谓新出门户。我们可以从新野樊、庾二族的兴衰，大略窥见这种历史情况。《水经·淯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新野庾氏代东汉国戚樊氏而兴，当是东汉末年大乱之后的事。《隶释》卷二有《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樊毅修华嶽碑》，谓樊毅于灵帝光和元年至二年（178—179）任弘农太守，其门户“出自中兴，大汉之舅，本枝繁昌，延庆长久”云云，还看不到这个家族的衰象。这说明樊氏之衰，庾氏之兴，当在光和初年以后。庾信《哀江南赋》叙其先人“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当即指后来成书的《元和姓纂》卷六所载司空新野庾孟而言。兴于樊氏之后的庾公，应当就是这个庾孟。但庾孟子嗣无闻，门户似乍起乍落，这又说明新野庾氏在当时也只能吞附于旧族门户之尾，最多也不过与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差不多。新野庾氏在魏晋时期并没有真正昌盛起来。庾信所叙，不过是夸饰姓族而已。永嘉南渡时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于江陵，到南朝齐、梁间，新野庾氏居江陵者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兴起，这距汉末已三百年了。至于在西晋渐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颍川。颍川庾氏无疑属新出门户。大田庄产业，一般都是山川与耕地相联的多种经营，东汉固然如此，魏晋也是如此。《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所载《山居赋》注，对此有所徵引。如谓仲长统曰：“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囿在前，果园在后……”①。又如引应璩《与程文信书》：“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托崇岫以为宅，田茂林以为荫……”②。又如引石崇“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③，即所谓金谷。魏和西晋士族在北方的田庄，大抵类此。这种田庄经济，都具有比较强的自给自足性质。永嘉以后，士族南来，都汲汲于求田问舍，经营产业。他们都是山泽并兼，同北方田庄情况大体一样，所以才有东晋禁止封铜山泽的法令。《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记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但是，“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炮山封水，保家为利”，士族竞夺之风，不可辄止。他们竞夺的产业，与未离地著的北方士族的大田庄相比，由于缺乏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显得根基不稳，但就其规模来说则有过之。谢玄晚年经营的始宁山居，其规模和状况因有《山居赋》行世而得以知其详情。《赋》云前举仲长统、应璩所说的田庄，“势有偏侧，地阙周员”，比之谢氏累代开发的始宁山居，要局促多了。谢氏其余产业及别家士族产业的详情，我们就知之甚少。不过从《山居赋》注所云蔡氏、郗氏、陈氏以及昙济道人各与谢氏占有始宁一奥之事，以及《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所云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之事看来，其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至于吴姓士族的田庄，虽然规模不一，但由于土著之故，稳定性当有过之。侨姓士族的这类产业，全是依仗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势力得来，又成为支持江左百年门阀政治的物质基础。谢灵运一方面夸耀其始宁山居的富实，一方面表示应当知足，但前提还是要有田业。《山居赋》注说到“非田无以立”，可见田产毕竟是士族立家的根本。《宋书》卷五八《王惠传》：琅邪王氏王惠“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这是晋宋之际的事。按照王鉴之见，无田者是无由得食的。至于王惠“何用田为”、“何用食为”，恐怕只是本传所谓士族名士“言清理远”的标寄之词，不能证明他不食，也不一定能证明他无田。而王鉴若只靠聚敛营田而不假借政治势力，最多也只能成为一般富户，断难置得象谢氏始宁那样的山居产业。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其经济表现是，东晋朝廷主要靠稀少的自耕农的赋役维持其存在，门阀士族主要靠占山护泽以图发展，而占山护泽自然又要分割山泽之内的本属朝廷的自耕农民户口。所以，经济上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朝廷为了图存，或诏免田庄奴僮为兵，或限禁占山护泽。但这些只能偶一为之，难收实效。因此，反映在政治上，是皇权无法伸张，士族自行其是，门阀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下去。刘宋树立了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势力依然如旧，甚至刘宋大明年间的法令，实际上还承认他们竞夺山泽田园的既成事实。南朝士族犹得骄矜作态，可以从这种经济背景中得到部分的解释。而且，即使连这种经济背景也不复存在，士族还能凭借其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影响。国内外有的学者说，士族家庭往往有家境贫困者，但并未影响其社会政治地位，因而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构成士族阶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文化面貌和政治权势。我认为，士族阶层成型以后，情况有时确实如此，但长期看来，却又不然。士族人物由于际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贫而成年以后富者，也有此代贫而下代富者，但不会累世贫穷而犹得称为士族。正因为他们先人已具备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使其家族得以跻身士族，所以骤遇逆境，虽可能一时贫困，但是逆境既迁，贫犹得富，与常人毕竟不同。象《颜氏家训·涉务》所言，“过江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的“朝士”，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见。侨姓“朝士”虽都力求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但欲得到象吴姓士族那样的经济规模以保障其社会、政治地位，并非每一个家庭都能作到。所以南朝结束，时过境迁，吴姓士族仍然有所凭借，继续雄踞乡里，而侨姓士族则多寂尔无闻了。诗人所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感叹人事浮沉，也是曲折他说出侨姓士族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全同于吴姓士族。如果放眼全国，通南北士族而言，我们还可看到北方的山东士族入唐后虽然已就衰颓，仍不失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但与迁居南方而倏然消失的侨姓士族不同，亦吴姓士族所望尘莫及。究其终极原因，还是由于山东士族具有更为长久的宗族历史和更为深固的经济根基，所以政治变化虽然极为频繁巨大，其社会影响仍得发挥久远，史家每喻之为百足之虫，虽濒死犹得不僵。从这几种不同地域或不同类型士族的比较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总的说来，经济因素作为士族阶层出现和存在的基础，毕竟是不能否定的。六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门户来说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代常情。他所谓“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借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借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哀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死之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于太常桓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①，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比较罕见了。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学清谈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晚近余英时先生又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了独到的发挥①。这些全是创新之作。在我看来，学术思想演变同政治演变很有关系，但前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后者的先导或反应，两者更非同步发展。得天下的司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和部分的）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此后出现的情况是，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自己对玄学的态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②、范粲③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讽阮籍见张华《鹪鹩赋》而叹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案指张华）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濛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①。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①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并以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些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椽”之称②；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为一”③；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④。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虽高但是不经世务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濛、刘惔之辈就无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晋书》①：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复存在了。南阳范汪、范宁两代成《春秋谷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竟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需要。刘裕禀分有在，不学无文。据说他晚年颇好清谈，这只是个人附庸风雅的尝试而已，真有实际意义的，倒是他所颁兴学之诏。七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已如前论。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了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了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为新朝的皇权政治；连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门阀政治就更不用说了。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但稳定的平衡并不容易，所以总有动乱。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以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象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动乱的根源却较易来自士族中的权臣。不过权臣挑起动乱，还不致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制约企图破坏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在门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定全面的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将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从王敦、苏峻之乱以后门阀政治格局最终确立算起，东晋七十余年和平环境的获得，与这种种条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门阀士族是这个时期社会的重心所在，是江左社会的稳定因素。但是，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总是有变化的。侨姓士族本身如前节所论，在江左立足不易，生根更难。橘逾淮而为枳。比起在本籍继续发展的北方士族，比起吴姓士族，他们毕竟是移植过来的，土不厚，根不深，宗族不大，一受摧折就容易凋零。士族专兵本是门阀政治的常情，王、庾、桓、谢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一般只是掌握军队的指挥之权，很少自己驰骋疆埸。而最后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浮现出来的士族太原王氏，指挥军队的权力也已经没有了。《颜氏家训·杂艺》云：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射，只能演习“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的所谓博射；而“河北文士，率晓兵射”。两相比较，江南士族积弱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检验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中的《高门世系婚姻表》，可知侨姓士族终东晋世居显位不衰的，并不很多。极其狭窄的通婚范围，可能是士族人才日趋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皇室也是如此。到了东晋之末，王导、谢安那样的士族人才，元帝、明帝那样的东晋皇帝，史籍中再也找不到。士族凋零，本是重振皇权的机会；可是同时出现的是王朝腐朽，孝武帝欲振兴而无方。这样，昔日王马结合的那种政治局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难于维持。加以肥水战后北敌压力的暂时解除，皇权与士族协力求存的需要也不复存在。末代皇朝险象环生，局面在酝酿着大变，只是收拾残局的力量究竟何在，一时还看不清楚。刘牢之藉北府兵力，本来可能结束门阀政治，推倒东晋朝廷，但他并没有这种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开拓道路。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南朝皇帝恢复了绝对权威，可以驾驭士族；而士族纵然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绝无凭陵皇室之可能。只是士族有人物风流的优势，皇帝擢才取士，赞礼充使，都离不开士族，甚至还要向士族攀结姻娅。过去优容士族的各种成规还没有立即失效，士族特殊性的消失还有待时日。从这些方面看来，宋代、齐代以至梁代的某些制度设施带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就不难解释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结论。这种结论，仅从东晋百年历史还难看得清楚。只有当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到来，我们放眼南北，后顾前瞻，才能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① 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使自己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当然这只是就一种途径言之，而不是说东汉世家大族都出自西汉豪强大族。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研究范围，故不作追溯。①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一二（中），王仁作王音，其子王睿亦未著官守。① 美国学者DennisGrafflin有另外的区分法。他在The GreatFamilvin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1.41∶1）一文中说，东晋五大门阀士族中，只有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两族可以追溯到汉代；又说这五族中只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和颍川庾氏可以说是“老的贵族”。案“贵族”是日本学者自内藤湖南以来习指魏晋士族的用词，“老的贵族”应相当于本书所说的“旧族门户”。对于谯国桓氏，Grafflin文未作说明，但在其所依据的他本人1980年的论文SociaIOrderintheEarlv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Ph.D.Thesis，Harvard）第六五页的附表中，则将桓氏先世向汉代追溯到桓荣。他以桓彝为桓荣的第十世孙，而他所列世系中的第六世和第七世，有其位而缺其名。这里他于桓氏先世的诸种异说中采用了《世说新语》庄引《桓彝别传》一说（案此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未将桓氏列入“老的贵族”。① 诸阮前世事迹略具于《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及注、同书《杜恕传》注引《阮氏谱》、《世说新语·德行》“阮光禄在判”条注引《阮光禄别传》、《世说新语·赏誉》（上）“王戎目阮文业（武）”条及注引杜笃《新书》、《世说人名谱·陈留阮氏谱》等。下文即综合这些史料言之，不一一出注。阮，一作阮觊。② 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谓“《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宋史》卷四三一《儒林·聂崇义传》谓阮谌受礼学于颍川綦毋君，取其说为图云。① 《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与仕古字通。《孟子·公孙丑（下）》“有仕于此而子悦之”句，《论衡·刺孟》引作“有士于此而子悦之”。② 名士，不同时期其条件也不全同。大抵汉末名士长于识鉴，魏晋名士特重玄言。少数人如光逸、王尼，门户大低，因特殊条件而得游于名士行列，但终不能成为士族。东晋末，王恭谓“名上不必须奇材，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见《世说新语·任诞》。识者或谓王恭饰己之短，故作此语。① 直到唐代，武人入士流，犹遭非议。《通鉴》唐显庆四年六月条：“土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这是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时的事。① 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① 关于门阀士族支持桓玄，参看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三期）。①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① 参《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文字小异。② 参《文选》卷六○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文字小异。③ 金谷不但是苑囿，而且是田庄。《世说新语·品藻》“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条注引石崇《金谷诗叙》及《太平御览》卷九一九引石崇《金谷诗序》，对金谷有更详细的描述。① 《三国志·吴志·孙登传》谓张昭读《汉书》有师法，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太子孙登。案张昭的师法，以张昭的年岁推之，当是得之于汉代人的传授，并非孙吴时的学风仍然如此。师法和家法是相关的封闭性的经学传授系统。创于某人的某书章句，依以传授，是师法；师法在一个家庭内世代相传，是家法。张昭读《汉书》有师法；张昭传之于张休，即是家法。①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见《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年版。② 董京，《太平御览》卷五○二引王隐《晋书》，谓以魏晋禅代，遂被发为狂。③ 范粲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三十六载。以其卒年计之，当始自嘉平元年，即司马懿诛曹爽之年。①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孙绰诔刘惔语。① 前引书第三二六页。② 事见《世说新语·文学》，《晋书》卷四九《阮瞻传》。③ 《广弘明集》卷一八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④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隐逸的陇西辛谧，居然也赞美此说，竟称“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耶？”见《晋书》卷九四《辛谧传》。① 今本《晋书》无。案汉末《古文尚书》孔氏之本绝，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于民间得而传之。参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注解传述人》。孔传《古文尚书》异说颇繁，不多置论。田余庆 1924年生，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及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本人负责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此书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优秀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及其它多种奖）、《秦汉魏晋史探微》等。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内容简介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自序《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从本书首尾相衔的各题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关系。本书前七题，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东晋门阀政治的阶段性。为了弄清某些比较隐晦的历史内容，作了较多的考证。《后论》之作，一方面是想把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明本书脉络所在；另一方面是想对作为本书主旨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试作补充说明。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头政治。这种种解释无疑包含了许多精辟之见。只是，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而且，中外学者多是概括江左五朝、江左六朝、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而笼统地谈门阀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认为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之久，而较少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本书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原意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本书《后论》企图着重说明的问题。木书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一般不作详尽论述，以免骈枝之累。《释“王与马共天下”》曾在《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发表过，现经改写，作了较大的补充，并此说明。文稿写成后陆续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祝总斌教授看过，在材料和论点上都得到他们精心指正，谨此致谢。本书有参考未备、论断不当、史料失误以及其它不妥之处，统祈读者赐正。作者一九八六年一月于北京第二版序《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出版在两年以前。今年重印此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不顾成本上的困难，决定废弃旧纸型，重排新版，作为再版印出。这使本书外观得以大大改善，作者十分感激。这次重印，原计划是利用旧版，碍于修版困难，改动受到限制。当得知重排新版消息时，排版已近竣工，而且付印在即，所以又只好在校样上增作修改。时间短促，作者只能尽力而为了。再版改动之处，有的是更换原来不恰当的资料和完善不周全的论点，有的是修正原稿在抄、排、校中形成的漏误；有的改动只涉及词句，有的则是大段落的增补。当然也有删削之处。《自序》中曾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正文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这个提法易生歧义，再版中删去了。本书问世后，大陆和台湾都有书评发表，国内国外同行也不时有评骘的意见传来。作者对此深感鼓舞，谨向书评作者和关心本书的同行学者致谢。书评中对本书瑕疵有所指正之处，再版中大体都作了修改、补充、调整；有的建议和讨论涉及重大问题，一时来不及深思熟虑，只好留待日后研究参考。切盼得到方家们更多的指教。作者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三版序本书第二版曾作较多修改，但当动而来不及动的还有不少。也有些不妥的地方当时忽略了，是以后陆续发现的。所以我趁这次刊印机会，细读一过，随读随改，才有这个第三版修订本问世。本书第二版刊行之后，又见到一些国内和国外同行所写的书评，也听到不少口头评骘意见。这说明本书还继续受到史学界同行的关注，因而也推动我为本书再加一把劲，以报同行厚爱。几年以来，不少学者把阅读本书中见到的问题，细大不捐，随时告诉我。膝昭宗先生不惮烦劳，细核全书，多所諟正。这些都是我修订本书的重要参考。我衷心感谢同行学者的关怀，并继续盼望热心指教。作者一九九四年八月释“王与马共天下”一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①《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①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②。“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邪这一条路可走。徵之历史，“共天下”之语，古已有之，并不始于两晋之际的王与马。《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不韦为子楚谋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这就是后来子楚得立为庄襄王，并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缘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书》卷一《高祖纪》记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师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这就是刘邦发使割陈以东傅海之地与韩信，割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与彭越的缘由。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况，西汉以后已经不存在了。“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①。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②，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东汉守、相例辟属内士人为掾，此风在西晋时犹有遗留。西晋诸王辟王国人为官之事，史籍所载不乏其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蜀郡江原人，“以选为国王侍郎，出为緜竹令，国王①归之，复入为郎中令。从王起义有功，封关内侯，迁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案同书《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②成都王颖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内。由此至永宁、太安年间，蜀乱，成都王颖徒封荆州南郡四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为止，历时十余年之久。所以司马颖与成都王国士人关系甚多，是可能的。《晋书》卷九○《良吏·杜轸传》，成都人杜轸，子毗，“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轸弟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皆属此例。《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孙秀，“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徒户为赵人，用为侍郎。”孙秀于赵王伦篡位后为中书令，政皆决之。《世说新语·仇隙》注引王隐《晋书》以及今本《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皆著其事迹，更是显例。《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陆云传》，机、云兄弟，吴郡人，吴王晏出镇淮南，先后辟机、云兄弟为王国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阳葛洪，父为吴王晏郎中令，而丹阳亦吴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国辟属内士人之例。依成都国、琅邪国、赵国、吴国诸例推之，司马睿一系之琅邪王与琅邪国内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较牢固的历史关系，是当然之事。诸王所辟或所与交游的王国士人，如果出于国内著姓士族，其关系可能更为不同。司马睿之祖司马伷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琅邪临沂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资凭借。自此以后，王祥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像琅邪王氏那样业已显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举以光门户；而琅邪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邪王氏结交。司马伷（死于太康四年，283年）、司马觐（死于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①，“有布衣之好”②；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③；王廙是晋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说：元帝与他“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④。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它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当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谓“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①“一国”，琅邪国也。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当西京覆没，元帝将立时，王敦居然“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②；明帝初立时，“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③。元帝惮王氏家族大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南宋陈亮有感于晋宋偏安，如出一辙，山河破碎，吊古伤今，在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阕中发问慨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六朝”云云，是陈亮误解之词。而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诠释两晋之际的王、马关系，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理解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重要一步。① 《通鉴》太兴三年（320年）录“王与马共天下”之语，谓其时“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云云，得实。“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敦所起的实际作用不比王导小。本文从中枢政局着眼，只论王导。①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略同，“元帝正会”作“帝登尊号”，无“中宗引之弥苦”句。② 分见《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三九荀奕、卷七八孔坦等传，卷一二《天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晋中兴书》。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敬司徒王导下》条。① 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卷四《相鉴》谓“自古大臣殊礼，至于赞拜不名而止，过则不臣矣。”于氏盖就北周太宰宇文护故事立论如此，并谓至宇文护，“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护）名，甚于赞拜不名矣。……当此之时，识者已为之寒心矣。”于氏所论不及东晋王导事，似欠周全。② 诸王与王国官有君臣名分，至刘宋时始有诏禁止。《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载，孝武帝欲削弱王侯，讽有司就江夏王义恭及竟陵王诞希旨所陈九事增广为二十四事，其一为“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诏可其奏。案，州郡长吏与掾属间有君臣名分，东汉已是如此，诸王与王国官属有君臣名分，更不待言。参本书第六页注一。① 案前一“国王”疑当作“王国”，后一“国王”疑当作“国人”。刘琳《华阳国志校往》，于前一“国王”亦谓“当作王国”，于后一“国王”则未出校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六五九页注二则说：“‘国王侍郎’，谓在邺之王府官；‘出为绵竹令’，自邺出也。‘国人归之’，颖复召还之也。”此说似嫌牵强。② 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成都王颖始受封在太康十年，同书卷五九颖本传，谓太康未受封邑。①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②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③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④ 《晋书》卷七六《王廙传》。① 案诸葛恢为琅邪阳都人，颜含及刘超均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原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这也可证诸王与王国士人的密切关系。②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③ 《晋书》卷六《明帝纪》，未著年月。案《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及注引刘谦之《晋纪》以及《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晋中兴书》均载此事。《御览》所载温峤反对王敦之谋，有“当今谅之际”语，可知事在元帝已死、明帝初立之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考。二司马越与王衍“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①。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②。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颖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于不败。王衍另一女为裴遐妻，而裴遐是东海王司马越妃裴氏从兄。王衍通过裴遐，又同东海王越增加了一重关系。以上种种，都是王衍所结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动的需要。他被石勒俘获，临死犹为石勒“陈祸败之由”，并且“劝勒称尊号”。他恋权而又虚伪，服膺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信条。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剪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司马越与王衍，是一种各有图谋的政治结合。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当时北方名士团聚在王衍周围的，数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谢鲲、庾、阮修，号为王衍“四友”①。由于王衍的引荐，诸王、诸阮以及谢鲲、庾、胡母辅之、郭象、卫玠等名士都被司马越所延揽，南士也有辟司马越府者，所以史称越府“多名士，一时俊异。”②这些人祖尚玄虚，多半没有政治能力，在司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梦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之中多数人陆续过江，庇托于江左政权；有些名士则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杀。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邺、司马越居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族那样的政治作用。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王氏家园所在的琅邪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邪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洛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洛阳，转回琅邪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邓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①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着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①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②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③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潜运江南粮食的目的。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潜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①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水经·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短了江淮间的航程。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②。《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谓陈敏在丹阳境开练湖，而练湖之开与维持丹阳、京口间运河航道有密切关系③。《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谓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为京口运河航道重要设施，据说“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司马裒镇广陵，开丁卯埭，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陈敏于扬州江南开练湖以济运河之后十年。这些维修江南运河的史实，都与陈敏离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马睿、王导在徐州时本有漕运任务。徐州治所下邳，当泗水通途。《水经·泗水注》：宿预，“晋元帝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④司马睿与王导南来，沿中渎水下广陵，过江而达建邺⑤，也是踵陈敏之迹。根据这许多迹象，我推测，司马睿、王导奉命南来，本有与陈敏相同的潜运江南粮谷以济中州的经济目的。细察王衍“三窟”之说和其后事态发展，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我们知道，司马越是在逗留东海、收兵下邳以后才得以成为独立力量的。他的军队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东海国人为多。洛阳宫省宿卫，也都被司马越换成东海国将军何伦、王景的东海国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马越声称为讨伐石勒而离洛，还以何伦和坚决支持司马越的“乞活”①帅李恽等军，奉东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卫洛阳，监视宫省。这些情况，说明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他们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虑偏安江左。其时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寿春，也被拒绝，周菠以此为司马越、司马睿的军队夹攻致死，这就是史臣所谓“祖宣（馥字）献策迁都，乖忤于东海”②一事。司马越的战略意图，是依托徐州，守住洛阳，自为游军与石勒（以后还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马越这一战略意图的。当洛阳由于刘渊、石勒的攻击而人心浮动，迁都避难呼声甚紧时，“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③。后来，司马越、王衍拥军东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后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归葬东海，以至于在东行道中为石勒部众追及，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何伦、李恽拥裴妃及世子毗逃离洛阳，世子和三十六王①都落入石勒之手，何伦东走归下邳，李恽北走广宗②，时在永嘉五年（311年）。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晋书》卷三五《裴楷传》载东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发良人为兵，司马越死，裴盾“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也是东方将士只图奔返家乡之证。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而无南渡意图，客观上便利了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东方青、兖、豫、徐诸州士族名士则多有在胡骑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尔后江左的门阀士族，大体上都是出于昔日司马越府的僚属。与司马越、王衍一心东归成为对照的，是阎鼎的西行。阎鼎，天水人③，也出于东海王越府参军。他鸠集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洛阳沦陷后，他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奔长安。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①。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①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丁亥条。②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宜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林），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①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下”条谓庾、王衍、王澄、胡母辅之为王敦四友。同条注引《八王故事》、《晋书》卷四九《胡母辅之传》又另有说，不备录。②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五○《庾传》谓“越府多俊异”。案越府僚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士族名士。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②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案此与《晋书》王衍、王敦等传都说王敦出刺青州，《通鉴》亦同。而《世说新语·识鉴》“潘仲阳（滔）见王敦”条注引《汉晋春秋》、《通鉴》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条《考异》引《晋阳秋》，并谓其时王敦出刺扬州。③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潜怀翼戴之汁，阴气盛也。”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越致敏书：“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② 参拙作《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③ 参本书第八五页。④ 《初学记》卷八河南道“邸阁”引《西征记》：“宿预城下邳之中路旧邸阁”，当即指此。⑤ 《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云云。① 关于“乞活”来历及其政治动向，参看周一良先生《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本文“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对此亦有所论述。②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参看同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祸”条。周馥事涉统治阶级中其它矛盾，但也表明司马越、王衍无意南迁。③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① 此据《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同书卷五《怀帝纪》、《魏书》卷九五《石勒传》数各不同。② 李恽及“乞活”部众均并州人，故不东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广宗，盖欲附司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恽为青州刺史。广宗的上白，遂为“乞活”的一个重要据点。③ 《晋书》卷六○《阎鼎传》。阎鼎实际上是巴西安汉人，吴仕鉴《斠注》据《新唐书》卷四三《宰相世系表》（一三）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存的晋武帝的后裔，名分居先。尽管他操纵在西人之手，只要他尚在，建康的司马睿就不敢称帝。所以建兴四年愍帝被俘，五年司马睿只称晋王；是年冬愍帝死，翌年司马睿始称帝。①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三司马睿与王导。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①。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②。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①案《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②。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以上三说③，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①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原来，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②。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③。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泻汉①，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②，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③。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④。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马理解到江东形势亟待强藩出镇，否则还可能出现第二个陈敏；南士则准备接受从北方来的强藩，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名分和权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这样，司马睿与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已故的陈寅恪先生有《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①一文，引证丰富，论议入微，这里不多说了。《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云：琅邪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②，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③，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通鉴》据王敦拜扬州的年月，于此条的真实性有怀疑，因而有所删削，并于《考异》中著其原委。其说确否，姑置不论。但《王导传》此段叙述另有可疑之处。顾荣等人参预过中朝政治活动，被辟于号称“多俊异”的东海王越府，又经历了拥护陈敏和推翻陈敏的整个过程，于晋末形势、司马睿出镇建邺的背景以及王导偕来的目的，应当是熟知的。何况司马越以王导佐司马睿监徐州军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冲，顾荣等人何得于司马睿、王导南渡时对司马睿的身分、王导等北士的态度一无所知，必于徘徊半载之后偶于道旁偷视，始定出处？又观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马睿、王导至建邺，在永嘉元年九月。《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叙“会三月上已帝亲观禊”，此三月无疑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谓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马睿欲奔丧而不果，又谓“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然后南还。据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马睿已在艰中，即令他还未启程归国，尚留建邺，也不可能有“帝亲观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骑从率拜诸情节。所以，这种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和敦、导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应当是近实的。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沙门竺道潜深交于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宫省，自称以“朱门”为“蓬户”，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而此人据说也是王敦之弟①。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也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论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灭。’观乎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传乎！”王氏人伦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与秦淮共长久，其基业即奠定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年代。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准备第二次东下，夺取建康。其时“清君侧”的口实已不存在，大军下都，自然有兴废之举。钱凤问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为天子？便尽卿兵势，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①。王敦答语突兀，历代论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尝措意及此，不见有何解释。我认为“王与马共天下”既滥觞于西都的司马越与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马越、裴妃而轻司马睿，重司马越在晋室的统绪而不重司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语。除此以外，我认为此语还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可能涉及兴废问题，值得留意。如前所叙，司马睿将帝之时，王敦已有“更议所立”的企图；王敦初引叛军入建康时，元帝又有归位琅邪“以避贤路”之语。王敦拟更立者是谁，史无明文。细味语气，似乎还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过此时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于谁。我们知道，王氏兄弟拥司马睿过江，系由司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过主意。江左得有东晋局面，不能不感激东海王越与裴妃。晋元帝对他们“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东海王越死，裴妃于大兴中渡江，这在江东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种政治波澜。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王国世子，当即波澜之一。王敦下都，无视晋明帝的存在而独以裴妃及东海王冲为念，嘱钱凤尽力保护。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废明帝①。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后的波澜。从种种波澜之中，我推测王敦有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的意图。王敦欲废明帝而代之以东海王冲，这实际上只能是把东晋政权完全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一个过渡。王敦如果得立东海王冲，当然也可以废东海王冲而自立，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东海王冲之封可能成为东晋政治上的麻烦问题，东晋朝野对此迹象似乎早已有所觉察。干宝《搜神记》卷七：“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均同。《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搜神记》则曰：“元帝大兴中，割晋陵郡封少子〔冲为东海王世子〕，以嗣太傅东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国，以致患悔，母子华贵之咎也……。’其七月，曲阿县有牛生子，两头，……石氏见（其图）而有间。或问其故，曰：‘晋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两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气焰以取之，故致两头之妖，以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诫。晋明帝和东海王冲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但在统胤上一出琅邪，一绍东海，王敦废彼立此，即是使东晋由琅邪王国的统胤改变为东海王国的统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笃，仓猝之中，命王应在己死后立即代晋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发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东海王冲的实际目的。这是发生在后的事，与上述对王敦保护东海王冲和裴氏之命的解释并无冲突。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另一史料。太兴四年（321年）七月，王导拜司空。《晋书》卷三五《裴楷传》：“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案王导拜司空，是晋元帝为防王敦而以戴渊镇合肥、刘隗镇淮阴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导为司空实际上是元帝在处理王、马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项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对王导特加崇敬。其时王敦构乱将发，王导际遇艰难，处境微妙，说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导在司马睿平东府的同僚，随司马越、王衍出军死难。刘王乔即刘畴，刘隗从弟，蔡谟每叹若使刘畴过江，“司徒公之美选也”，见《晋书》卷六九。王导思及裴邵、刘畴，主要当是从人才方面着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与王导同登三事，姑置不论。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王导与裴邵得以以越府旧谊而又共事睿府，也许东晋初年那种艰难境遇就不至于出现了。王导于此思念裴邵，于叹借人才之外，或许也是表示对司马越与裴妃的思念之情。不过这只能算推测之词，存此备考。《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以及同书卷三三《张济传》，均谓江左“主弱臣强”；《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谓“晋少贞臣”。这些都是确当之论。其实从西晋后期以来，惠、怀、愍帝都是权臣的掌中物，其时已是“主弱臣强”，且“少贞臣”，不独江左如此。不过西晋的权臣是宗室强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西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据《世说新语·仇隙》，元帝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琅邪王氏门强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是强烈地反映了门阀政治的特性。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末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玉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隗、刁协为忠。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如果门阀士族的状况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况，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本书将在最后论及。① 《晋书》卷三五《裴楷传》。《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载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邵）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达，此下人士大敬附之。”这些都说明司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关系。王旷书当系旷弃丹阳居下邳时作。②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王旷《与扬州论讨陈敏计》。①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② 《世说新语》文学、轻诋等篇及注引《裴氏家传》、《续晋阳秋》。③ 三说之外另有一说。《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灵鞠传》灵鞠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这是丘灵鞠自以仕途不顺的愤懑之词，并非叙事，可不置论。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记此事甚略，只说“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②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晋武帝策问华谭语。③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