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百年史作者：孙献韬内容简介：中国电影诞生已经整整一百个年头了。一百年前，中国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成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已经拍摄了近7000部电影。当我们仔细回望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中每一季搏动的时候，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代代相传的中国电影人的热血和信念。正是他们的赤诚、智慧和创造，才使中国电影毫无愧色地融进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顽强奋进的奔涌之河，绘就了波澜壮阔、憾人心弦的史诗，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之自豪，为之骄傲！这本书收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点点滴滴，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典籍，它让更多的电影爱好者能够领略百年中国电影的种种精彩。前言序并非序言的序言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第一章 1905－1920年襁褓中创造第一第一部中国电影《庄子试妻》剧照第一位女电影演员梅兰芳剧照从1905年到192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最后一个王朝被写进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襁褓中的中国电影，像所有新生儿一样，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众多个第一次：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第一位电影演员谭鑫培；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家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第一间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　　　　在短短的15年内，中国电影在懵懂中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使电影由西方传到东方，从戏园搬进影院，从记录转向叙事。最关键的是，电影由新鲜玩意儿演化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方式，看电影成了一种时髦。1905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908年虹口活动影戏院1909年亚细亚影戏公司 1913年《难夫难妻》1913年奇男子开创香港电影源流 1918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1920年梅兰芳舞出古剧新章第二章 1920－1929年迅速发育的十年《空谷兰》剧照海归派电影人洪深女明星宣景琳《火烧红莲寺》剧照在这十年中，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电影公司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经营状况令人满意，甚至还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商战，电影开始越来越像一门“正经”的生意。电影明星应运而生。张织云、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被列为四大电影皇后，风光一时。　　在这十年中，中国电影不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各类专业创作者的加入令作品充满了中国式的情怀。洪深、田汉等文人进入电影界，也使得这段娱乐史厚重深沉了许多。1921年故事从此越说越长 1922年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劳工之爱情》 1923年《孤儿救祖记》1924年鸳鸯蝴蝶派 1924年昌明电影函授学校1925年洪深编个故事给你看 1925年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四大女明星 1926年南国电影剧社1928年《火烧红莲寺》 1928年《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1929年 “六合围剿”第三章 1930－1939年被腰斩的黄金年代被认为有伤风化的镜头《春蚕》剧照《马路天使》剧照传奇女星阮玲玉孤岛影后陈云裳电影皇后胡蝶耀眼的男明星金焰经历过飞速发展的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电影进入了全面的繁荣与成熟。据统计，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就有上百种，而一般综合类刊物中也都有专门的电影版面，影星的照片或电影海报也常被当作封面。由此可见，当时上海“东方好莱坞”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电影文化已完全渗透到整个城市文化的体系当中。　　　然而，战争却使中国电影的发展势头被拦腰截断，黄金年代也就此止住了高速的步伐，在踌躇与无奈中停滞下来。　1930年联华影业公司 1930年阮玲玉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1930—1931年《电影检查法》 1931年沉默是银有声是金1933年 “电影皇后”选举 1933年《狂流》、《春蚕》1934年《桃李劫》 1933—1934年影评大战1935年阮玲玉之死 1936年好莱坞明星访沪1937—1941年 “孤岛电影” 1937—1938年内地影人南下香港1938年 “中制”与抗战电影 1939—1940年《东亚之光》大上海流金巅峰之《渔光曲》大上海流金巅峰之《神女》大上海流金巅峰之《大路》大上海流金巅峰之《联华交响曲》大上海流金巅峰之《马路天使》大上海流金巅峰之《十字街头》大上海流金巅峰之《夜半歌声》 “你是明星”之阮玲玉“你是明星”之胡蝶 “你是明星”之金焰“你是明星”之黎莉莉 “你是明星”之王人美“你是明星”之赵丹 “你是明星”之周璇第四章 1940－1949年在废墟中歌唱《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乌鸦与麻雀》剧照满映时期女星李香兰四大名旦之一秦怡男明星刘琼男明星陶金抗战八年，中国电影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间，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30年代的创作规模。昆仑、文华等电影公司兴起，费穆、史东山、蔡楚生、桑弧、沈浮等导演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黄佐临等文学、戏剧界名流开始参与电影的编剧、拍摄工作，陶金、刘琼、石挥、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等人的演出也在续写30年代的明星神话。与此同时，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地区，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电影。1938—1940年特殊时期特殊创作 1941年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37—1945年 “满映”李香兰 1947—1948年史东山的巅峰时期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5—1949年文化精英成中坚力量1947年《不了情》和《太太万岁》 1947年《假凤虚凰》1948年《哀乐中年》都市悲喜剧 1948年诗人导演费穆的巅峰之作1948年中译片《一舞难忘》 1948年现实主义典范《万家灯火》1948—1949年第三次南渡香港 1931—1948年萌芽后期的台湾电影1948—1949年《三毛》搬上银幕 1949年郑君里首次独立执导1949年 “东影”初探电影体制 1946—1949年女星战后大放光彩1946—1949年男星战后各展其长第五章 1950－1959年从头再来分开旅行《南征北战》剧照《青春之歌》剧照《五朵金花》剧照喜剧艺术家吕班田华饰演白毛女谢芳饰演林道静受尽磨难的杨丽坤5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电影开始出现明显的地域分野。　　同其他企业一样，内地旧有的电影公司开始经历从公私合营到完全国有的转变，整个电影的市场运营机制也随之改变，国有的收购包销取代了以往的票房回收。电影产业随着革命的年代开始翻天覆地，作品的视野、内容连同创作者一起发生改变。1950年真实故事《白毛女》 1950年《我这一辈子》平民史诗1950年《大众电影》创刊 1951年《武训传》的社论1951年史诗作品《新儿女英雄传》 1952年准史诗片《南征北战》1951—1953年八家电影公司并入上影 1952年粤语片制作公司成立1956—1957年吕班喜剧三部曲1957年《柳堡的故事》战争中的爱情1958年 “大跃进”冲击 1957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难忘的1959”之《林则徐》 “难忘的1959”之《青春之歌》“难忘的1959”之《五朵金花》 “难忘的1959”之《林家铺子》第六章 1960－1969年急刹车与快起步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喜剧《李双双》剧照《小兵张嘎》剧照黄婉秋饰演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刘世龙饰演王成武侠片一代宗师张彻进入60年代，内地的电影制片厂制度已经完全确立，机制成熟，运转正常。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电影人，开始发挥各自的能力，一批既符合当时需要，又具备创作风格的影片自然产生。《刘三姐》、《李双双》、《小兵张嘎》、《地道战》、《冰山上的来客》、《大闹天宫》等作品的出现，证明了60年代内地电影也不乏娱乐性因素以及创作者的个人色彩。当人们期待着更多具备水准的电影问世的时候，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却让一切化为泡影。1960年祝希娟获首届“百花奖” 1960年音乐风光片《刘三姐》1960年商业导演旗帜人物王天林 1961年《蓝与黑》与“过渡一代”60年代香港诞生《黄飞鸿》系列 1963年黄梅调《梁祝》风靡港台1963年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 1962—1964年百花奖历史篇章1963年《李双双》表现农村妇女 1963年《农奴》1963年《小兵张嘎》 1963 《早春二月》1963年《冰山上的来客》 1961—1964年《大闹天宫》1964年《英雄儿女》 1965年《地道战》1963年《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 1965年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1966年《大醉侠》新派武侠片 1967年《独臂刀》武侠经典第七章 1970－1976年前路更漫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样板戏《红灯记》样板戏《白毛女》功夫片明星李小龙玉女林青霞娴静端庄林凤娇文雅君子秦汉对内地的观众而言，这个时期的电影记忆完全近乎空白，除了样板戏电影就是类似样板戏的电影。像《创业》这样的描写石油工人奋斗的“主旋律”电影，都会被迫戴上政治批判的牌子。唯一不同的记忆，也许只有革命少年潘冬子帽子上那颗“闪闪的红星”。1976年，“四人帮”下台，长达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对眼前一片荒芜的内地电影人来说，显然前路会更加艰辛漫长。1968—1974年八亿人民八台戏 1974年奇葩《闪闪的红星》1974年石油工人题材影片《创业》 1971年香港功夫片走向世界1976年香港喜剧经典《半斤八两》 70年代琼瑶电影明星黄金时代1972年纪录片《中国》 1972—1976年《愚公移山》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97——2005第一章在胶片中复活摄影系78级，左一是张艺谋电影《泪痕》影片《生活的颤音》《小花》横空出世徐克和他的武侠电影周润发《胡越的故事》经历过长达十年时间的浩劫，中国电影本不殷实的家底只留下残破不全的一穷二白。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电影人开始从头再来。一部部表现“文革”题材的作品问世，被人称为“伤痕电影”；外国影片重现银幕，不再是供内部批判的毒草；甚至新中国的银幕上，还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吻，足以让全国心动……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伤痕电影”反思“文革”报晓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 阴差阳错踏进武侠圈许鞍华投奔新浪潮怒海中国首个专家电影奖诞生第四代在北海“读书” 先锋《小街》探索电影技巧《邻居》探讨“纪实美学” 《城南旧事》缔造经典散文电影杨德昌拉开台湾“新电影”序幕第二章短暂的繁华张华勋给刘晓庆说戏英姿飒爽的刘晓庆影片《珊瑚岛上的死光》从《少林寺》走出的李连杰家庭伦理片《喜盈门》反特片《戴手铐的旅客》事实证明，经历过短暂的复苏期后，中国电影曾遇到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机。从功夫片《少林寺》到戏曲片《白蛇传》；从儿童片《泉水叮咚》到农村片《喜盈门》；从动画片《哪吒闹海》到反特片《戴手铐的旅客》；从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到动作片《神秘的大佛》，即便在今天，也很难想象中国电影曾经在短时间内拍摄出这么具备商业萌芽的类型电影……“神秘大佛”脚下的商业萌芽 “珊瑚岛”：科幻的灵光乍现八零初类型片之功夫片八零初类型片之名著改编片八零初类型片之农村片八零初类型片之反特片八零初类型片之结语第三章 “78班”毕业《红象》在云南拍摄电影学院的轴心人物田壮壮现任电影学院院长的张会军唯美派李少红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刘苗苗对现在的中国电影来说，最知名的摇篮自然属于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中国电影教育的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多年以来为电影界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其中，以“78班”最为令人刮目相看。“78班”是北京电影学院恢复高考后首次公开招收的一届，他们在毕业后的创作构成了“第五代”的主体……“78班”之首部长片 “78班”之田壮壮“78班”之吴子牛 “78班”之张军钊“78班”之李少红 “78班”之夏钢“78班”之张建亚 “78班”之刘苗苗“78班”之谢园 “78班”之张会军“78班”之何群 “78班”之冯小宁“78班”之陶经 “第五代”来了革新电影叙事语言第四章另一段黄金年代《自古英雄出少年》剧照张艺谋等摆出胜利姿态成龙奠定一线男星地位重情重义的小马哥姜文主演的《芙蓉镇》女性电影《人·鬼·情》对香港电影来说，80年代中期是一段毋庸置疑的黄金年代。徐克、吴宇森两位导演，以不同的方式引发着香港电影美学的变革；成龙凭着一身功夫和一张笑脸，在海外都打出了“香港巴斯特·基顿”的名号；周润发的风衣墨镜，连同他的子弹白鸽一起被印成香港电影的名片……而在内地，在“文革”结束整整十年之际，老导演谢晋完成了巅峰之作《芙蓉镇》，彻底向上一个时代告别……少年英雄不是梦吴天明与“西部电影”神话成龙成为一线男星地位 1986年《英雄本色》空前卖座1986年谢晋导演《芙蓉镇》 1987年内地首部“女性电影”“商业片热潮”之《京都球侠》 “商业片热潮”之《神鞭》“商业片热潮”之《二子开店》 “商业片热潮”之《最后的疯狂》“商业片热潮”之《东陵大盗》第五章长大成人的季节凄婉动人的《胭脂扣》意大利大师推开故宫大门重量级的催泪弹候孝贤拍摄《悲情城市》《顽主》工作照《赌神》在创下票房新纪录自80年代初期，华语电影的两岸三地几乎同时兴起了各自的新浪潮。在内地，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以前所未有的浓墨重彩描绘出新的电影蓝图；在香港，以徐克、许鞍华为首的电影人开始推动新浪潮运动，以期发出主流之外的声音；在台湾，侯孝贤、杨德昌开始尝试新的电影方式，重新书写台湾电影的历史……《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关锦鹏执导《胭脂扣》台湾苦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贝托鲁奇执导《末代皇帝》《顽主》开拓京味喜剧无情至极现悲情《赌神》开创港片票房新纪录《本命年》开创新城市生活电影西部武侠片《双旗镇刀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徐克《黄飞鸿》系列作品八一厂《大决战》、《平津战役》黄建新执导“都市三部曲” 《大撒把》、《留守女士》张建亚编导《三毛从军记》宁瀛执导《找乐》、《民警故事》第六章走向今天《活着》《霸王别姬》田壮壮执导《蓝风筝》《爱情万岁》剧照一个眼神…… 《无间道》剧照与80年代相比，内地电影市场开始萎缩，好莱坞大片引进加剧了华语电影份额的降低；香港电影不复80年代的辉煌盛景，以“救市”为名的影片应运而生；导演李安以《卧虎藏龙》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台湾电影却维持着“无土生存”的尴尬境地……中国电影走过百年，到今天却很难让我们真正感到乐观……张艺谋改编余华小说《活着》陈凯歌导演《霸王别姬》田壮壮执导电影《蓝风筝》张元执导《北京杂种》《爱情万岁》获威尼斯金狮奖《甜蜜蜜》引起全球华人共鸣杜琪峰创立“银河映像” 贾樟柯执导《小武》陈果执导《香港制造》冯小刚执导《甲方乙方》《花样年华》掀起“王家卫旋风” 姜文作品《鬼子来了》《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王小帅执导《十七岁的单车》陆川拍摄《寻枪》张艺谋执导《英雄》2002年—2003年《无间道》系列《功夫》狂卷内地票房1.6亿2005年12月中国电影博物馆开馆编后记跋中国电影百年史前言中国电影百年的旷世重逢李多钰正如电影是所有文化产业里最昂贵的一种，电影史也是一种需要金钱堆砌的昂贵历史。　　欲寻当时光影的真实样貌，最恰当的方式当然是观看当时的电影，并且最好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否则对于电影这样一种代表时代科技进步的艺术门类，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如果置身1905年大观楼无比娱乐的放映现场，我们还能否说中国电影起始于一种行将没落的文化？如果置身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用简陋铁皮修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我们还能否苦大仇深地诉说电影院线的西洋侵略史？如果置身1924年昌明电影函授学校面向社会的创办现场，我们还能否认定电影教育必定是一种学院派的贵族教育？如果置身1930年初具国体的民国上海，我们还能否简单地认为电影检查法在当年的推出主要是为了排斥异见？……超级影史家最想还原的中国百年电影史片断，当在1928年的上海。在海宁路和乍浦路交汇处的虹口大戏院看《火烧红莲寺》，“电影皇后”胡蝶在早期“吊威也”的威力下，如神似仙，飘飘飞来，那种观影的感受肯定比现在坐在家庭影院里，看dts音效的《指环王》要震撼得多。彼时，好莱坞的电影潮流和技术水准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中国电影狂人张石川已经发现了超越故事的“大片”魔力，狂拍一十八集《火烧红莲寺》，集集轰动上海滩。50年后，好莱坞在斯皮尔伯格的带领下，终于走向大片时代。但是十八集《火烧红莲寺》成为电影史上无人超越的观影颠峰。　　不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好莱坞的胜景，正堪用“灰飞烟灭”四个字来形容。对于早期的电影来说，资料的收集功夫几乎不可能，不管花费多少银子，怎么样保管，那些低燃点的电影胶片总在慢慢人间蒸发，慢慢不复存在。譬如《火烧红莲寺》，今人只有想象一下当时盛况，至于张石川、郑正秋、董克毅们到底把电影技术玩到多HIGH，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还原了。电影史上关于《火烧红莲寺》倒是有些记录，不外乎“武侠神怪片”盛行一时。“武侠神怪片”后来恰好属于刚刚制定的电影检查法的清理目标，所以《火烧红莲寺》最后的命运是被禁，并且成为国人崇尚怪力乱神的经典受到传统电影史的诟病。说到所谓武侠神怪，与当下世界范围内正在风行的“奇幻”文学和电影潮流如出一炉，可是谁会指责《指环王》或者《哈里·波特》怪力乱神呢？　　早期的电影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部任尔评说、无法还原的文字史。对于电影这样一种后文字时代新的历史记录方法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就好像你空有科技昌明的录影设备，可以完整录制世界大战，但是对于一场发生在南宋的宋辽大战，却只能任凭说书人绘声绘色，唾沫横飞。如果你坚信信史的原则，希望看到一部电影的本来面目才能发言，则20世纪初的电影史只好留下一段恼人的空白。　　好在中国电影并不缺乏“历史”，资料馆的书架上有足够多的教你如何判断是非的史籍，如果你希望了解一些关于电影百年的是非的话。一般电影史学家并不需要介意影像资料的稀缺，遵命的中国电影史基本上脱胎于中国电影评论史，有着浓郁的意识形态影子，对于社会意义有着足够多的阐述。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想看的一本电影史至今确实尚未写出。有没有人在做这样一项工作：将中国电影百年，依据电影本体技术、样式的进步来一个论据充分的分解与阐述？有没有人能将常规中国电影史中那些边边角角的细节还原拼贴，最终形成中国电影百年的真实图卷？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与其说是没有人能完成，不如说它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电影从来也没有一个和平递进的发展历程，它本身便是片断式的，有头无尾的，它的历史无法给现在以借鉴，它的现在也无法给历史以辉煌，它无法自圆其说，空有一腔随家国命运跌宕的惆怅。　　所以，如果有人问，这本书是不是一本全新的关于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的书，我委实不敢认同。我想，中国电影百年缺少的绝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是和他一起重温那早慧天真的童年、热情梦想的青年和命运多舛的壮年岁月的勇气。如果一定要给这本书一个说法，我愿意把它当成一次漫长的重逢，一次深切的同行，一次为了前行的回首。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中国电影百年》的专题每天都还在《新京报》上和读者见面。编辑部最初打出的是“我们的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百年”的口号，准备用一年的时间和中国电影百年来一次“漫长的婚约”，没想到现在一年已过，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对着一年可数的几部可看的国产电影，你往往意想不到，中国电影竟然有这么多值得寻回的过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娱编辑部几乎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庞大的约会付出过努力，他们采访当事人，收集史料，观看电影，书写还原百年中国电影的点点滴滴……虽然只是大众媒体的一项面向公众的策划，我自问我们在一手资料采集上的投入不亚于任何专业的治史队伍，我们对中国电影的专业情怀也不亚于程季华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拥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在速朽的娱乐编辑生涯中，和中国电影百年站在一起，每天都在面对新的命题，每天都有新的发现，那种慢慢探寻的幸福，再不会有其他人能够拥有。　　感谢所有帮助我实现疯狂想法的同事们。2004年2月的某天，在小汤山的一次会议间歇，《2004中国电影加速度》特刊温热地拿在手上，我不可抑止地发下了与中国电影百年同行的宏愿，这念头一度成为编辑部的紧箍咒。好在取经的人们确实非同反响，一路同行到今天。感谢刘帆用他图书馆式的大脑梳理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基本线索，感谢杨彬彬用执著实现东方好莱坞的历史图景亮相2004上海电影节，感谢牛文怡用湖州人特有的才情驰骋于电影百年的纸上迷情，感谢张悦一次次敲开老电影人尘封的记忆之门，为电影百年开掘出无数珍贵的宝藏……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对该书出版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对图片收集给予的大力帮助。　　让我们把这些微小的成就献给《新京报》。没有他坚定的办报理念，我们无法实践这样纯粹的人文事业。中国电影百年史序吴贻弓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从去年四月开始，我的手边总有一张《新京报》。每天，在我工作之余，我会把它翻开，翻到载有回顾中国电影百年轶事的那个熟悉的版面，看一看今天它将给我带来怎样的欢乐和欣喜。　　每当这个时候，一种会心的惬意便油然而生。因为，在眼前中国电影不太景气的状况下，有一张并非电影专业的报纸，竟如此认真地拿出恁多篇幅来盘点中国电影的过去，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偶然之中，我和《新京报》负责这个栏目的记者和编辑有了一点交往，我从他们的言谈里更感到了一股执著于中国电影的敬业精神。虽然他们都不是电影专业的从业者，但他们都把电影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拼命地干着，着实让我感动。　　中国电影走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个年头了。一百年前，也就是1905年，中国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拍成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已经拍摄了近7000部电影。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啊！所以，今年，在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无论于情于理，都是值得我们欢庆和祝贺的。　　但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深知这个欢庆，是我们踩在无数电影前辈们双肩上的欢庆；这个祝贺，更是在中国电影走过坎坎坷坷之后的祝贺。当我们仔细回望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中每一季搏动的时候，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代代相传的中国电影人的热血和信念。正是他们的赤诚、智慧和创造，才使中国电影毫无愧色地融进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顽强奋进的奔涌之河，绘就了波澜壮阔、憾人心弦的史诗，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之自豪，为之骄傲！　　《新京报》这一年多来所作的努力，即在于为这个值得欢庆和祝贺的时刻铺路搭桥，默默地做着本该电影人自己动手去做的事情。现在，他们又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联手把这一年多来取得的成果汇集起来，精心编成了这本值得珍藏的典籍，以便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随时从这里领略百年中国电影的种种精彩。我觉得，这是《新京报》对中国电影百年最美好的祝贺，也是对中国电影人最诚挚的鼓励。因此，我要大声地说：谢谢《新京报》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为中国电影所做的这一切！同时，也通过本书谢谢所有关心和热爱中国电影的观众！　　其实中国电影第一个百年的神圣起点离我们并不算太遥远，但毕竟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然而，我们处在今天却有幸亲手去翻开中国电影第二个百年的恢弘画卷，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电影人的光荣。为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作为当代中国电影人，我们唯有承前启后，一心一意地用我们的虔诚和智慧去努力耕耘这方深受大众钟爱的园地，重新铸造出中国电影的辉煌与感动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的重托和人民的厚爱！2005年4月11日中国电影百年史并非序言的序言陈凯歌中国电影百年是一个大题目，而《新京报》的编辑、记者朋友们以发烧友般的热忱编撰出数百篇美文，记述一百年来中国电影中的人、事，使本已沉潜于历史巨影下的故事一一浮现出来，说是雄心壮举并不为过。现在，这些文字又以缤纷的姿态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结集出版，使电影的情人可以灯下捧读，成就了人生一件快事。所以，第一要感谢的，就是《新京报》的朋友们。　　电影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电影在这个星球的出现，其意义不亚于宗教的诞生。它向全世界狂飚般地传播生命的快乐、精神的诉求和悲苦中的希望。它拥有广大的信念、狂热的信徒；它有自己的教堂，而观众在并非由上帝创造的光影中获得了对人类自身的认知权。和宗教唯一的不同，是它有一张世俗的面孔。　　中国电影分布在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电影曾经娇艳地开放，也有尴尬的时光。无论正面或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自由的大地，才会有一望无际的盛开。中国电影虽然已有百年的历程，我们却还未有我们自己的学派；足以影响美国电影一百年，“最后一分钟营救”那样的大卫·格里菲斯铁律，尚未在中国出现；中国电影前辈，可称先贤的只在少数，而若以独立不羁，可以引导为公众精神方向作为标准，大师的出现更要寄望于将来的后生。但是，在新世纪的土壤中，也许金钱的化肥已经腐蚀了我们久已期待的种子。　　可我对电影仍然充满了信心。　　我的理由仅仅在于：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2005年4月25日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1905年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年《定军山》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投射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片子随后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进入中国伊始，电影便成了本地商业文化的盛载和延伸，传统的趣味找到了最新、最时髦的表达方法，而以后的事实会证明，这种结合会在偏离与拷问中证明自己的必要性。　　电影大历史：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　　无论后人在何种高度上评价《定军山》，我们首先要表达的是一种由衷的庆幸之情：《定军山》给了中国电影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　　设若中国电影起于宫廷，起于慈禧太后一次心血来潮的尝试，我们的电影史恐怕也不得不更换第一位主角，让这位老朽的女人在七十大寿时隆重登场。这并非不可能。1904年，也就是《定军山》拍摄一年前，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庆贺。彼时在宫内的放映如果一切顺利，老太太凤心大悦，令有司连夜赶制影片贺寿，甚而成立电影局，以录吾国吾民歌舞升平之盛况，则后世电影研究者不得不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中国电影主旋律历史悠久。　　所幸英国公使进献的放映机质量一般，放映中途突然发生爆炸。慈禧以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当即下达了一个不准再在宫里放映电影的命令，就这样放了中国电影一条生路。　　不过中国电影的开始注定要与寿辰有关。1905年，适逢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六十寿辰。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忽然获得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灵感。　　任庆泰，一个典型的技术派商人，京城最早开业的照相馆老板。在1905年，这位老兄犹如互联网狂潮中的创业者，不断地给他的新技术寻找盈利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初，他的大观楼像中国当时的所有影戏楼一样，放映的是舶来品。渐渐地，任庆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他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　　史家常以为，中国电影开始于国粹京剧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价值取向问题。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话题是：世界电影开启于卢米埃尔兄弟的纪实短片，为什么中国电影开启于国粹京剧？人们愿意想象这其中的秘密与分歧。事实上，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分歧。答案非常简单：世界电影已经开始了十年，中国人已经有了近十年的观影经验。不管是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还是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以及梅里爱所强调的戏剧式电影，中国人都可以拿来。而任庆泰选择谭鑫培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实际上代表着中国电影娱乐化、商业化的起源。那时，京剧是举国若狂的头号娱乐项目，京剧名角就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任老板在无意间触摸了“明星制”的大门。　　很多年以后，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开始了他们的寻根之旅、人文之旅，当他们用中国的国粹渲染作品之时，中国的国粹已死，电影早已走过了一段长长的非商业化的崎岖路程。电影和娱乐、商业的结合，再也无法像《定军山》那样简单、自然。　　口述影像：《定军山》的拍摄　　上世纪50年代末，曾有人对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做过采访，那次采访留下了了对《定军山》拍摄情况的最详细的记载：　　“……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即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1908年虹口活动影戏院把电影放进电影院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里，尽管电影的放映在大城市内已经相当常见，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的观念尚未生根，除了任庆泰的摄影活动，同期内地并未见有其他中国人摄制电影的记载。推动这个局面产生变化的，是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片源的需求。　　电影大历史：从茶楼到影院，从看客到观众　　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內一大号叫“又一村”的茶楼里。那时，电影这种“西洋法术”是穿插在唱戏、“杂耍”、“戏法”这样的节目间放映的。看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在他们的身边，小贩们不停叫卖着吃食。然而这“西洋京剧”有时竟然要比谭老板的绝艺更为惊人，当他们看到外国的皇帝驾车出游、印度人执棍跳舞，甚至金发的少女洗浴嬉水时，不由得会大声叫一句：“好！”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唱戏，它的光影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方能得以显现，于是茶楼为它开辟了单间，单独售票。然后电影的生意越做越好，茶壶里的水渐渐养不下这条大龙，“活动影戏院”这个专门的名词出现了。从戏园、茶馆里脱身而出赢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也许是这百年来在市场营销的角度上中国电影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八九十年以后，中国电影院多厅化的改造，使得电影这个商品可以像超市里的饮料一样任人挑选，那么当年的那一步则是把电影从“康师傅”的包装盒上拆下，单独地摆上了货架。　　那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就是货架前的一个成功的推销员。1908年的时候，他已在上海定居多载，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放映电影的经验，作为一个深谙上海市民趣味的“中国通”，他修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有着成功的包装，尽管只是一个铁皮屋子，它的经营项目却非常明确——一家只放映电影的“专业影戏院”。对时髦事物好之若鹜的上海市民很快就填满了这个铁皮屋子。　　接下来是个水涨船高的故事。商业上的成功先例使得后继者汹涌而至，影院也修得越来越高档，与此相应的，票价也越来越往上爬。据说二三十年代上海最高级的大光明影院一场电影的门票从6角到2元5角，而当时一担米的价格是8元，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一个月的饭钱也就在6元到8元之间。这个时候进电影院的人已经与当初茶楼里的看客有了很大的不同。　　旧上海的一则报纸简讯报道过那时最常上影院的五类人，他们是谈恋爱的年轻男女、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青年以及影评人，抛开当时文字形容的文艺腔不论，这个人群和今天的影院观众已相差无几了。　　电影对当年文化青年的吸引力可以从著名导演汤晓丹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极有帮助。”还是这个雷玛斯，他的低价路线和“一票到底”策略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批铁杆观众。　　口述影像：中国最早的影评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上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可看做中国最早的影评。这是一篇有着桐城派古文风格和士大夫文人气质的文章，对电影画面产生了中国文人独有的联想：“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1909年亚细亚影戏公司西资东进的电影黎明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如同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院一样，是由西方人建立的。那时的中国有4亿人口，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很多西方的冒险家纷纷来到中国，想靠拍摄电影盈利。经过一段个人的零散拍摄活动，中国第一家正式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于1909年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美籍俄裔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尽管该公司的事业并不成功，但它提供的资金和设备却方便了张石川和郑正秋这两位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走上影坛。　　电影大历史：“亚细亚”的启蒙经验　　如果为中国早期电影划定界限的话，那么1909无疑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电影界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失火，二是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正规性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却暗中验证着中国电影在地域上的首次重心转移，由威严排场的帝都北京转向开放且市井化的上海。　　也许只有意外才是历史的正牌墨水。关于“丰泰”的大火，曾有很多种说法与解释，现在的眼光看，早期胶片在北京这样干燥的环境下自燃属于比较合乎情理的一个。无论如何，丰泰照相馆的影片摄制业务自此彻底停止，而原本足以铭刻荣耀的北京早期电影也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偃旗息鼓。而在亚细亚起步创建的两年间，电影放映已在上海普遍发展，观影人群日益扩大，甚至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注意。1911年夏天，上海的“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规定了电影放映与观看的相关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最早雏形。　　像很多外来淘金者一样，布拉斯基只是一个希望能利用新鲜事物在中国冒险的西方人，却在不经意间成为改变中国电影进程的某个关键人物。事实上，亚细亚在经营上并算不上特别成功，布拉斯基也没能像那些开办影院的外国老板们一样聚沙成塔，积累下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布拉斯基与亚细亚的拍摄活动也确实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启蒙之师。比如拍摄纪录片《中国》，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在香港投资的短片《偷烧鸭》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与黎民伟合作出品了第一部香港故事片《庄子试妻》，催生了香港电影的诞生；后来回国时带走《庄子试妻》等片，更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1912年，清王朝覆灭，各地的形势并不明朗，布拉斯基感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便将整个亚细亚公司转让给了另两个洋商人，依什尔和萨弗。一年之后，中国政局基本趋于稳定，依什尔让歇业一年的亚细亚恢复运转，并将拍摄制作的工作交给张石川与郑正秋组建的新民公司处理，亚细亚自身只负责影片的投资、发行以及提供相关电影设备。　　通常认为，布拉斯基将亚细亚影戏公司转让他人是由于其自己经营不善，但是他自己拒不承认，并认为完全是因为一次“事故”：有一次他从美国带回一部西部片放映，片中有牛仔举枪对观众射击的镜头，因为正值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观众大为不满，大叫“白魔鬼”，并放火烧了影院，让他损失惨重，无以为继。　　亚细亚的经营方式为中国电影提供一种新的操作模式，由外方出资、国人办事。即便站在今天的角度，也不得不认定这是一种不错的合作思路，既保证了本土观众对影片的认同感，又未使投资者经济受损，同时为国人拍摄电影积累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也避免了外国人自行拍摄会产生的很多细节问题。这种投资发行与拍摄制作分离的方式，直到今天仍在电影业大面积沿用，就比如闹得厉害的迪斯尼与皮克斯动画公司就是有名的例子。　　此外，新民公司还创下了同演员签订合约的先例，对演员在具体拍摄期间的要求有非常明晰的规定，这也为日后中国民族电影机制留下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如此的机制下，亚细亚与新民接连拍摄了十余部影片，直到1914年的一战爆发。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1913年《难夫难妻》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口述影像：戏剧依然与电影难解难分　　当郑正秋、张石川这些做文明戏的人第一次把舞台搬上银幕时，中国并无专门的电影演员，因此他们选择了文明戏的演员，并且在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的演员都由戏剧演员充任。与一个世纪之前不同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戏剧演员以及戏剧院校的学子们选择了主动“触电”，在接拍电影、电视剧的热潮中他们也真正地做了一把急先锋。中央戏剧学院谈晓认为，戏剧人“触电”的原因主要是自己在专业上的优势。戏剧演员的功底非常扎实，像《玩偶之家》、《雷雨》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员的表演必须具有非凡的张力才能够把戏剧推向顶峰。演惯了戏剧的演员应付起可以重复拍摄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来说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当然，戏剧不景气也是戏剧学院学生投身影视的重要原因。目前戏剧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2004年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15个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选择了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章子怡、秦海璐、刘晔……一个个戏剧学院培养起来的戏剧学生目前在电影演员的道路上都前途无限。电影的巨大光环给了戏剧人成长和成名的机会，同时，舞台上的探索精神也丰富了电影本身。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庄子试妻》剧照严珊珊在《庄子试妻》中饰演婢女，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演员。1913年奇男子开创香港电影源流1913年《庄子试妻》1913年，几乎与《难夫难妻》拍摄的同时，一个叫黎民伟的广东人在香港组建了一家名叫“华美”的电影公司，不久该公司就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这也是影史上第一部由香港出品的故事短片。百年来，在与内地、台湾影业互动的各个阶段中，无论是双峰并峙、一枝独秀，还是三足鼎立，香港一直是华语电影的重镇。而《庄子试妻》尽管情节简单，却是香港电影的滥觞之作，它的制作人黎民伟更是一位时代奇男子。　　电影大历史：电影救国，“天下为公”　　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少有人知道，当初孙中山亲笔题下这四个字，只是为褒奖一个人。那时北伐刚刚开始，他扛着笨重的摄影机，不顾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中拍摄了攻打惠州城的镜头，甚至从飞机上俯拍战场全景。这些战地摄录镜头，组成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的大型新闻纪录片，成为振兴民族的有力武器。此人就是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老电影史上，他只是和《庄子试妻》联在一起，一笔带过。香港资深电影工作者、影评人罗卡说：“如果当时的中国是个盛世平治的中国，香港是个注重历史文化的香港，在电影诞生百周年或者中国电影九十周年，黎民伟兄弟也许会像卢米埃兄弟之于法国人般，被供奉在中国电影的殿堂里享尽尊荣，大事庆祝。”　　1913年的《庄子试妻》在中国电影史上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头衔：它是中国第一部运到海外放映的电影；电影中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演员。令人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旧中国电影从开创时期1905年至1913年，有8年时间没有女演员，凡女角一律由男演员扮演。甚至在《难夫难妻》这样彻底描写男女婚姻关系的影片中，仍是如此。这时候，严珊珊出现了。她是黎民伟的妻子，在片中扮演使女，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由女人扮演的女人。　　黎民伟的电影事业是从香港出发，但他生命的黄金岁月却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度过。1921年，黎民伟与兄长黎海山和黎北海创建香港首间电影厂“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厂址位于香港大坑，香港政府后来将该地命名“银幕街”。民新最后因亏本而解散，黎民伟认识到上海是中国电影文化的中心，决定在上海重振旗鼓，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第一部影片《玉洁冰清》便一炮打响，另外还拍摄了《西厢记》等经典影片。自1926年至1929年，上海民新公司在4年内共摄制了20部影片。黎民伟邀请了欧阳予倩、卜万巷、侯曜、孙瑜等担任编导，然而，正当“上海民新”的事业到达顶峰之际，他最费心血拍摄的《木兰从军》却令他亏蚀严重，上海民新倒闭。此时，罗明佑向他提出合作，妻子林楚楚也从旁鼓励。他们创办了“联华影片公司’，打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旗号，拍摄《故都春梦》。同时开拍《野草闲花》和《恋爱与义务》，后者由阮玲玉主演，可是，后来阮玲玉的突然去世，影响了“联华”的号召力。再加上1937年抗战爆发，联华公司被敌伪势力查封。1941年，香港沦陷，制片厂被毁，黎民伟将财产变卖，得款分给员工还乡。因拒绝与敌人合作，全家逃亡到广西，参加了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在生命的后期，他带病坚持电影的技术革新。北京电影洗印厂曾聘请他当厂长，但因重病缠身，未能应聘。　　1953年10月26日，黎民伟病逝香港，享年6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挂着“国片之父”的横额。　　口述影像：黎民伟与黎北海：谁是第一人？　　时至今日，电影史对黎民伟作为“香港电影之父”的评价比较确定，但是由史料来看，我们的电影史似乎忽视了另一位开拓者，他就是黎民伟的哥哥黎北海。据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先生著文所说：“黎北海对香港电影发展贡献很大，不应遗忘。而且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第一人”之义）。”　　黎北海出生于1889年，在1909年布拉斯基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短片《偷烧鸭》中，黎北海参与了演出，《庄子试妻》中，黎北海参与了制作并扮演了主角庄子；1924年，黎北海又在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中，担任编剧及导演，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省港罢工结束后，第一个站出来重建香港电影（在罢工期间，香港电影人纷纷北移内地）。1928年，黎北海开创了香港影片公司。这是当时香港唯一的电影公司，其创业作《左慈戏曹》标志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复苏。在此之后，黎北海在香港电影最困难的时期，连续办了3间电影公司，先后拍出13部影片，尽管耗尽家财，却令此时的香港电影史不致空白。黎北海还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先后开办4所电影演员养成所，为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或许是身在弟弟黎民伟的光环之下，黎北海的贡献鲜为人知，1955年在广州病逝家中。　　关于黎民伟与黎北海兄弟的电影成就，从史料上看，黎民伟的“香港电影之父”的称号是香港电影界普遍认同的。2003年11月，黎民伟诞辰110周年，广州举办的“寻找黎民伟的足迹”图片文献展中也展示了大量珍贵资料，2001年还有一个叫《“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的纪录片采访了许多老电影人、电影学术界人士、电影制作方，展示了许多民间的珍贵收藏，比较有说服力，黎民伟的“香港电影之父”的称号是难以撼动的。1923年黎海山、黎北海、黎民伟三兄弟发起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开创了香港电影新纪元，这是黎氏兄弟们为香港电影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电影是集体协作的产业，个人的光环是建立在许多人淡泊名利的奉献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黎氏兄弟的奠基，就没有香港电影的现在。把黎氏兄弟合称为香港电影的拓荒者或许更为恰当。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