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三长官的起因是“居昌事件”被外国媒体报道。随着开战以来一直没有被评判的申性模的倒台，加上在野党“民主国民党”出身的赵、金退出，李承晚总统的政治力得到了强化，据说李承晚也利用了居昌事件来到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决定改组内阁，更加倾向于外国特别是美国。 驻韩美国大使穆乔说：“这个时期麦克阿瑟在4月11日被解任，范弗里特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中国军队的四月攻势展开，激战正在进行之中，李承晚肯定不想让韩国军队的丑闻公之于众。特别是范弗里特曾露骨的批判过韩国军队，麦克阿瑟的退出说明美国在对待朝鲜战争问题上出现了转变，李承晚希望尽量给美国人留下好印象并为此而努力。” 李承晚把“对外工作”从“对内工作”抓起，他要想尽办法“不让裙子内的风光”泄露到外面，4月25日早上，出席会议的徐珉濠接到了李承晚的亲笔信，信上要求停止“国民防卫队事件”的中间报告，希望他不要再扩大这个事情。徐珉濠匆匆读完前往釜山剧场，在入口处看到数十名国民防卫队的军官聚集在那里，他们口口声声要求徐珉濠中止报告，其中一个中校威胁说“你的肚子是铁板做的吗？”徐珉濠沉默以对，按预定计划做完了中间报告，随后，他拜访了李承晚。李承晚听到徐珉濠做完了中间报告，大为震怒，脸上现出痉挛，连说“你做的好事，你做的好事！” 4月30日，国会对议员金意俊提出的《国民防卫队废除法》议案进行了表决，出席的152名议员中80人赞成、3人反对、61人弃权。这个法案规定还乡的队员中，大田以北的居住者发放路费6450韩元和九升米，大田以南的居住者发放2500韩元和五升米。 徐珉濠议员感叹道：“太可悲了，一切都白费了！”申性模于4月25日提出的辞职，直到5月5日才受理。5月7日，李起鹏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李起鹏上任后立即指示宪兵司令部重新调查“国民防卫队事件”并查明“居昌事件”真相。 就在李起鹏上任的5月7日，国会会议上负责“国民防卫队事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作出了最终报告，议员太完善所做的报告内容如下： ——1950年12月17日国会通过的国民防卫队预算为209亿830万韩元。截至1951年3月31日财政部向国防部划拨了176亿4218万韩元，其中164亿9629万韩元是防卫队的预算。 ——事件中的贪污对象就是这164亿9629亿韩元。 ——贪污的手段是以欺诈为基本方式榨取预算和农林部划拨的粮食。 ——自1950年12月17日至1951年3月31日这105天中，向国防部报告的队员人日数加起来有2732万3494人，平均一天26万223人。 ——另一方面，同期防卫队记录在案的人日数累计1974万554人，平均一天18万8005人。 ——这每天7万2218人的空饷人口首先成为贪污的基础。 ——划拨给防卫队的伙食费、燃料费、办公费等总计76亿1317万5432韩元，以报给国防部的人均费用来算，这7万2218人的空饷就达23亿5126万韩元。 ——农林部接到的要求是平均一天为31万6715人提供大米13万9315石总计约合54亿1313万韩元。 ——但是防卫队一天平均人数只有18万8005人，相差了约12万人合52684石，总计金额20亿4710万被贪污。 ——以上仅虚增人员一项贪污金额就达44亿韩元。 ——其它，防卫队司令部会给下属教育队分配预算，其中一部分被扣留，扣留总数为28亿8328万7000韩元，扣留款项的用途大多不清楚。 ——副司令尹益宪上校提取过3亿的机密费。 太完善议员的这份报告结果是在检查了防卫队司令部的账簿后得出的。 太完善认为在对各地的教育队调查后还会取得了许多资料，在大邱调查完毕返回釜山的途中，他在密阳遇见一个国民防卫队员，是一名像乞丐一样行走的青年，太议员问他去哪里，那名队员回答“我要到金日成那里去！”，太议员回忆说他忘不了那名队员蹒跚的脚步、锐利的眼神和平静的声音。 国防部长的更迭给韩国议员添加了活力。申性模时代，国会对于“国民防卫队事件”以及“居昌事件”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对国防部的干扰，而新部长李起鹏则亲自声明要彻查并追究这两个事件。 5月8日，国会通过“国民防卫队事件结果和移交军事法庭再审”的议案，为此成立了《国民防卫队审查事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成员有曹奉岩（副议长）、太完善、徐范锡、洪昌燮、白南轼。对于“居昌事件”，国会通过了起草一个要求处罚责任者的议案，起草者为卢企容、金宗顺、池运海、徐二焕。 当天的会议上，在调查防卫队司令部过程中发现的赃款可能流向地“新政同志会”也成了讨论对象，后来在曹奉岩副议长的主张下，排除了这个讨论。虽然通过调查可以弄清楚真相，但三天前副总统李始荣的辞职使曹奉岩深有感触，李始荣认为“国民防卫队事件”的“贪官污吏”问题是他在任三年间所养成的，因为自己的“尸位素餐”而引咎辞职。曹奉岩由李始荣辞职姿态上得出觉悟：查明事件真相应交由搜查部门，国会议员应当闭口等待最终裁决。副总统李始荣的继任者在执政党的李甲成与在野党的金性洙之中产生，5月15日，金性洙以75票对73票而当选。 一个月后，6月15日，宪兵司令部将“国民防卫队事件”11名相关嫌疑人逮捕并移送最高军事法庭。这11个人是：司令官金润根准将、副司令官尹益宪上校、财务室主任姜锡汉中校、调拨课课长朴昌源少校、补给课课长朴基焕中校、军需处处长金希上校、会计课课长张义斗少校、会计课副课长鲁龙植上尉、第十五教育队队长朴哲中校、第二十七教育队队长林炳彦上校、第十教育队队长宋祕洙上校。接着，6月23日，陆军总参谋长丁一权少将和作战局长姜文奉准将受命去美国“留学”，他们的职务分别由李钟赞少将和李龙文准将接任。由此，原国防部内申性模派系的首脑们都被清洗了，这为查清“国民防卫队事件”扫除了障碍。 新总参谋长李钟赞在11人被移交军事法庭后，向法务总监李澔准将询问说这11个人中有的已经接受过军事法庭的处置，最高军事法庭能否再审他们。李澔回答说军事法庭的原则虽是同一事不再理，但起诉内容和适用法律变更后可以再审。李钟赞因为上次军事法庭用的是《国防警备法》，这次就用《非常措施法》来再审这批人。《非常措施法》可以理解为“非常事态下，惩处有关罪犯的临时措施令”，其中对非法挪用军需物资者的最高处罚是死刑。据太完善议员的说法，5月8日成立《国民防卫队审查事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后，他向李承晚做了汇报，李承晚明确的说：“我已经知道了防卫队干部的胡作非为，一定要杀几个才行！”使用《非常措施法》也许是李承晚意见的反映。 李钟赞精心安排了法庭的组成，审判长是兵器总监沈彦俸准将，审判员是作战局长李龙文准将、监察总监安椿生准将、军需局长金炯一准将、法务士桂哲淳中校，都是军部内有声望的人。另陆军本部检察课长金泰清中校、金东燮少校出任检察官和副检察官。李钟赞下了指示，他将在审判结束前和参与审判的人员一起合宿，且禁止饮酒。他鼓励金泰清说：“不要在意政治的压力，只要根据证据判决即可。” 被告的拘留时间为二十天，因此开庭日定在7月5日。检察官金泰清和金东燮一起审查了各项文书，加紧准备对被告们的预审等工作。因为戒严令时的军事法庭可以请地方检查官协助，所以，他们请了大邱地方检查官徐丙均帮忙。 在金泰清的印象中，金润根看上去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对他的提问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含糊地回答“不知道”而不是否定；尹益宪则与金润根大不相同，“近六尺的巨大身躯，三白眼，声音像汽车，据说曾在中国待过，倒是有点像三国志中的武将。”回答提问时的态度非常泰然自信。根据金泰清的调查，国民防卫队没有银行，为在地方上采购粮食和制服，预算是直接以现金划拨的，因此给干部们的贪污造成了极大的方便，金泰清指出，那帮干部把钱当成水一样使用。 被告的辩护律师是金达镐、张厚永、李炳夏、田凤德等九人。 7月5日，在大邱市东仁国民学校礼堂，最高军事法庭开庭了。和以往不同，这次军事法庭对外公开，旁听的人一早就聚集到了学校，进不了会堂的市民群集在操场和附近的道路上。法庭在校园内安装了大喇叭，播放审判过程。由于公开审判，前来的市民数量超乎预料，也显示出国民对“防卫队事件”的关心程度很高。因干部腐败而受害的队员及其家属的“怨声”撩起了一般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据金泰清说，之前接到很多意见说“审判会像政治那样暧昧吗？你们会起诉他们吗？就算起诉了你们会判他们刑吗？”等等。一般市民自开战以来就处在残酷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加上停战谈判所带来的南北无法统一的挫折感混合在一起，这些不满、仇恨、苦困统统发泄在了“国民防卫队事件”上了。政府方面则希望通过公开审判，扫去国民心头的疑虑，由此这场审判也可称为“舆论审判”。 当然，同时也有批判的声音。东仁国民学校是国民防卫队的司令部，特意把法庭选在这里，还把从不公开的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是不是太过于迎合舆论了？如果按照李承晚总统的意思“杀几个人”的话，难道不是操纵审判应对舆论吗？——但这些批判的声音已经淹没在聚集到国民学校的市民们的怒吼声中了。礼堂的北面的关押被告的帐篷，市民们虽然没有扔石块，但怒骂声不断。 法庭的正面是审判官座位，它的左边是检察官席，右边是律师席。审判官座后面站立着四名武装宪兵，另外其左右通道上各站了两人，出入口内外也安排了宪兵站岗。 上午十点，被告先入庭，随着审判官入席，最高军事法庭开庭了。辩护团以审判官回避和适用法为由申诉审理应无效，随后指出审判官们本身就是朝鲜战争初期丢下市民逃离汉城的“重罪犯”，无权审问被告，又指出《非常措施法》是开战时制定的，在特殊状况下使用到被告身上是不正当的……辩护团的主张被一一驳回，军事法庭在暑热中连日进行。 总参谋长李钟赞不时出现在旁听席上，他看着戴着手铐上庭下庭的金润根，隐隐有些心痛。虽然金润根等人的所作所为必须得到处罚，但国民防卫队本身就是在无计划的情况下仓促成立的，没有军历的金润根以青年团团长一下子就成了肩扛将星的准将，成了司令官，之后什么训令计划、组织、纪律、监督都没有。事情的根子难道不是出在国防部和陆军本部身上吗？李钟赞上任后，已经处分了一批使用防卫队赠送的金质肩章的干部。望着毕恭毕敬向审判官鞠躬的金润根，李钟赞觉得还有更多的被告应该站在上面。 战时特命巡视官金锡源准将也有同样的感慨，开庭前，金锡源拜访了检察官金泰清，鼓励他无论如何都不要屈服于压力。当他听到作为证人出庭的前总参谋长丁一权的证词时，显得非常愤怒，检查官询问了丁一权“为什么会让没有从军经历的金润根出任司令官”等五项问题，丁一权都回答说是总统的命令，金锡源认为丁一权的回答属于“逃避责任”，当丁一权退庭经过身边时，金锡源对他大喝道：“喂！你刚才回答的什么东西啊？赶快把你的肩章下掉！”丁一权无言的离去了。 从检察官角度看审判进行得很顺利，而对辩护团来说，他们的辩护根本没有人听。7月18日，金泰清做个最后的总结，请求法庭量刑：“各位审判官，大家可以听到各种怨言，悲惨倒下的爱国壮丁的哭声萦绕在上空，遗属们的哭声回荡在四周……”总结分序论、事实、证据、法律、影响等部分。 “金樽美酒民兵血，玉盘佳肴壮丁膏； 项目流时兵泪流，笑声高处哭声高。” 金泰清吟诵完《春香传》的诗，要求法庭量刑：“死刑：司令官金润根、副司令官尹益宪、财务室主任姜锡汉、调拨课课长朴昌源、补给课课长朴基焕。15年徒刑：第十教育队队长宋祕洙。量刑内容事前已得到了国防部长李起鹏、总参谋长李钟赞、法务总监李澔等人的同意。 当晚，审判官会议上在金润根的死刑问题上产生异议，最后通过匿名投票维持死刑。接到通知的李钟赞承认这是个“宿命”的判决。 翌日，7月19日下午一点，“国民防卫队事件”进行公判。公审开始以来一直晴好的天气却在这天早上下起雨来。上庭的被告只有检察官总结中请求量刑的六个人，余下的五人免于处罚。特别旁听席上坐着李起鹏、崔庆禄、金锡源等人。一点十四分，审判长沈彦俸做出了判决：检察官提请的五人死刑照准，而提请的15年徒刑的宋祕洙则被判无罪。宣判下达后，五名被告脸无人色，茫然伫立。随后，被告被押回帐篷。 尹益宪请求与陆军本部法务室审查课课长太伦基中校会面，太中校来到后，尹益宪似乎想说什么，沉思了半天后只说了句“多承照顾，很感谢”的话。 金润根则对担任警戒的第101宪兵队队长宋孝淳中校痛切的表达道：“我是一个不懂政治不懂军事的相扑手，意想不到的让我担起了重责，结果搞得一塌糊涂。让一个没有资格的人担任重要职务是不应该的，会做出很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所表达的意思和副总统李始荣辞职时提到的“尸位素餐”类似。宋孝淳从审查金润根时起，就觉得他是个“能吃的好人”，并不令人厌恶，听了这些话，不觉很是同情他。辩护人金达镐也认为死刑过重了，但已毫无办法了，当金润根夫人哭着要他再做努力时，金达镐只能安抚她说“无力回天”，然后离开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一。五名被告的死刑在大邱郊外的花园山山麓执行。 开城的停战谈判会场正在召开第23次会议，南日仍然是长舌连连，乔伊则仍然是兴味索然的望着中朝代表。 死刑是公开执行的。虽然宣判了死刑，但仍不足以打消一般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已经有声音传出，说死刑不会执行，被告们都已流放到国外去了。 死刑的执行由第101宪兵队负责。当天，大邱的天气非常闷热。上午八点，金润根等五人被允许与家属见面，自从7月19日的判决以来这是最初也是最后的见面。本来军事法庭的规定是不允许会面的，十分同情金润根的第101宪兵队队长宋孝淳向法务总监李澔求情，拿到了特别许可。金润根在帐篷边上的院子角落静静地与夫人见面，偶尔交谈两句。 下午一点，五人被押上军用救护车驶离了东仁国民学校。救护车由宪兵队的吉普护卫，开得很慢，和步行的速度差不多，缓缓的驶向西南方约十公里的刑场，一点三十五分，抵达花园山山麓。五人下车，由宪兵押着走向刑场，在猛烈的阳光下，走在山道上的五个人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仍不断地问身边的宪兵要烟抽。刑场上立了五根白色的柱子，四五百名军民代表和15名记者就聚集在离柱子约两三百米的地方。代表中的法务总监室审查课课长太伦基中校曾在判决后见过副司令官尹益宪，太伦基回忆说，当他接近草丛中的柱子，望者被绑在柱子上的五个人，很有些同情。五个人以职位顺序依次绑在柱子上，绑完后，宪兵用毛巾帮他们擦了擦脸。 死刑执行官宋孝淳命令二十名射击手就位。射击手每四人一组，再两人面对面一组，一人跪射，一人站在犯人背后立射。随军牧师简短地祈祷完毕，宪兵用黑色的头巾蒙住了五人的脸，并在心脏部位做了标记。五个人谁都没有留下遗言。 死刑执行时间是下午两点，宪兵准备完毕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宋孝淳看着手表等着预定时间的到来。虽然只有两分钟不到，在场的人都感到这段时间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难耐。审查课课长太伦基说他静静地听着刑场上虫子翅膀的震声，周围的四五百人汗流浃背地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五名犯人则蒙着黑头巾，绑在柱子上，暴晒在午后最强烈的阳光中……宋孝淳的号令发出了，随着“预备！”“瞄准！”“射击！”，子弹射了出去。接着军医上前确认死亡。五人的尸体横躺在草丛中，接着被装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材里，用卡车运走了。 至此，朝鲜战争中发生的国内大事中的一件——国民防卫队事件结束了。据说军事法庭的公开审判、重判、公开执行死刑等特别措施发挥了效果，挽回了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度。 另一个事件“居昌事件”也随着军队首脑的更迭而加速处理，早在7月27日，在大邱高等法院召开了高级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是姜英勋准将，审判官是李龙文准将和李云基中士（法务士），检察官是负责防卫队事件的金泰清，另一名检察官是金釜楠，助理检察官是金东洙。被告是第11师9团团长吴益庆上校、3营营长韩东锡少校、3营情报官李钟大少尉。这次审判也倾向于“舆论审判”，公开进行的。不过这个事件与贪污腐败为内容的国民防卫队事件不一样，居昌事件是正规军在作战行动中发生的事件，主要问题是肆意屠杀住民，审理进行得比较困难。 到了九月，妨碍调查团工作的金宗元上校被起诉，另外已经担任驻日大使前往东京赴任的前国防部长申性模也被召回问话过。总算在12月16日做出了如下判决：吴益庆无期徒刑、韩东锡十年徒刑、金宗元三年徒刑、李钟大无罪。量刑出人意料的很轻，判决理由的结语是：“为了国家的权威和军队发展而挥泪斩马谡，按照主要部分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可以理解为考虑到作战第一线官兵的士气而做出的判决，而且被判入狱的三名被告都在差不多一年后就都获得了特赦。 国民防卫队事件是因贪污渎职而造成队员饿死，属“间接杀人”，而居昌事件则是军队“直接屠杀”住民事件。两个事件的结局差异使许多市民不能释然，后来发生在居昌郡神院面的意外事件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埋下的怨念的祸根造成的。居昌事件发生十年后的1960年5月11日，在神院面举行了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结果在仪式上约百名遗族把事件当时进行“共匪份子甄别”的神院面面长朴英辅给活活打死了，据说暴行是酒后发生的，朴英辅遗体的惨状很是令人不忍。第二十六章 板门店 315．潘趣酒大碗作战再开（第二十六章1） ——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国民防卫队事件的五名被告被处决的两天后，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韩国的“建国纪念日”。 当天，美国如期发表了对日和谈条约草案，日本沉浸在即将回归国际社会的喜悦中，正好是“夏节”，各地开展了许多“和平舞蹈”“和平抬轿”活动。对日和谈条约在朝鲜战争的爆发下反而得到了促进，日本的自立由于朝鲜战争而提早进入，日本从中获得了明显的机会。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和平的眉目”也渐渐出现了。 联合国代表乔伊在当天的谈判中建议为了扫除谈判中的障碍而举行小组讨论，翌日，中朝方面表示同意。对于小组成员问题上，乔伊建议双方各派“一名代表、两名助理”，而最后则按中朝方面要求的“两名代表、两名助理”执行。中朝方面的代表是北朝鲜军少将李相朝、中国军少将解方，联合国方面的代表是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H.霍吉斯少将和远东海军副参谋长A.帕克少将。8月17日，第一次小组会议召开，而这个小组会议基本上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不过讨论气氛比正式谈判要好得多，中朝方面实际首席代表解方似乎因为获得了自由发言的机会而显得思维很活跃。解方认为讨论过于对立将无法得出结论，他认为军事分界线问题最好能就着地图具体商议会比较好。联合国代表霍吉斯和帕克也显出了愉快的一面。第二天，8月18日，霍吉斯在会上提出了“谁先拿出方案”的问题，并拿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弹出去用右手盖住在左手手背上，微笑着说道：“猜正反怎么样？”不过，李相朝拒绝了这个可爱的方法，“用抛硬币这种鄙俗的手段来决定这么重要的问题是不谨慎的！”说着，取出了地图，地图上面画着一条基本沿着三八线走向的线，半岛东部在三八线北侧四公里，西部在北侧五公里，李相朝主张以此为军事分界线。站在固守现防线的联合国的立场，霍吉斯当即说“No”，李相朝撇下地图说道：“那这个问题就只能没有结论了！”李相朝的话语显示出中朝方面的态度依然强硬，而在霍吉斯看来，当天中朝代表的态度已经表露出了事态好转的苗头，虽然让步的幅度仅仅只有四公里，但已显示出中朝方面修正了其固执的坚持三八线的姿势。“似乎问题不大了，我们出了初招，就看他们怎么接招了。”“我想这是我军的攻击所产生的效果。”在回汶山的直升机上，霍吉斯和帕克这样谈道。当天，第8集团军利用天气好转的机会重新开启潘趣酒大碗作战计划，霍吉斯认为这次作战的效果将对谈判产生影响。 作战仍然由韩国第1军和美第10军担任。韩国第1军因军长白善烨参加停战谈判而由副军长张昌国准将指挥，作战目标是“潘趣酒大碗”东北偏北的南北走向的高地群，以南端的1031高地为基点，向北依次是965、924、751、884、591高地，从591高地向东至702、612、710高地，形状有点像“J”或拐棍，美军因为其像一个倒过来的字母“J”故称之为“J字峰”。美第10军的第一目标是位于“潘趣酒大碗”西壁下方大愚山（1179高地）西侧的983高地。两军的作战目的是在着手“大碗”外缘之前，确保北侧和西侧的要地。 韩国第1军以美第10军调派过来的韩国第8师（崔荣喜准将）主攻1031高地，美第10军以韩国第5师（闵机植准将）主攻983高地。这样“潘趣酒大碗”作战的第一阶段完全交给了韩国部队，范弗里特是有意这样安排的。8月12日，范弗里特指示新任的美第10军军长C.帕亚斯少将道：“韩国军队失去了自信，必须通过实战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恢复信心，先让韩国军队承担攻击任务！”帕亚斯根据范弗里特的意思，将黄烨上校指挥的韩国第5师36团划给了美第2师，并下令由第36团攻击983高地。美第2师师长C.拉夫那少将也从军长那里听说了范弗里特的要让韩国军队品尝胜利恢复自信的观点，便调集了师部保有的全部198门火炮（其中迫击炮72门）支援韩国第36团。“有多少炮弹就发多少，尽管发射。”拉夫那的指示让炮兵很兴奋，当天早上六点开始了攻击准备炮击，炮兵们根本不考虑弹药问题，只管开炮。根据记录，美第2师在九天时间里耗费了约36万发炮弹。 韩国第36团在如此猛烈的炮火的“祝福”下向前攻击，团长黄烨上校将1营留作预备队，计划以3营夺取983高地，以2营夺取与983高地邻接的940、773高地。由于敌人的阵地前布满了雷区，两个营的攻击基本都停滞了下来，虽然都到了突击地点，最终无法实现，就这样拖到了日落。只有2营5连对773高地突击过一次，不过遭到了友军的误击，又遭到了敌人的交叉阻击，只能后退。 韩国第1军方面，第8师攻击“J字峰”南端的1031高地、首都师（宋尧讃准将）攻击北侧的924、751高地、第11师攻击最北侧的884高地。 首都师选定徐廷哲上校的26团为主攻兵力，徐廷哲以2营和3营分别攻击924和751高地，下午四点左右2营攻占了924高地，3营仍在奋战751高地。 第11师以9团为主攻884高地的兵力，而这个第11师9团正是“居昌事件”的主角，师长崔德新让金安一上校代理团长一职，因为此时前团长正在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似乎是为了“清还欠债”，9团的进攻相当猛烈。金安一命令郑唐喆少校的1营攻击884高地，1营在美第7舰队的炮击支援下攀爬大斜坡，正午时分，在一阵手榴弹的齐掷下占领了884高地。 接到报告，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韩国军队将领都很高兴，特别是884高地，这是个可以威胁突出在南江南岸的敌人阵地的要地。因此范弗里特、李钟赞以及白善烨等人陆续发来了贺电。然而，韩国第1军获胜的运气到此为止了。下午五点多，天空突然层云密布，从山谷涌来的浓雾笼罩了战场，入夜后下起了倾盆大雨。首都师26团3营利用大雨夜袭了751高地，但被手榴弹的弹雨打了回来。 “J字峰”一带盘踞着北朝鲜军第2、第13、第45师，采取了固守的态势。碉堡、坚固阵地密密麻麻，很难突破。而且，能够利用大雨偷袭的不仅仅是韩国军，北朝鲜军也在雨声中展开了逆袭， 26团2营、9团1营分别被驱逐出了刚刚占领的924高地和884高地。由此，韩国第1军和美10军发动的“潘趣酒大碗作战”的第一阶段进行得很困难。 翌日，8月19日，9团1营再次占领884高地。8月20日，26团2营夺回了924高地。 8月21日，9团1营又失去了884高地，26团2营从924高地进至964高地，遭到了北朝鲜军第13师21团的反击，双方胶着在一起。 美第10军地区，韩国第5师36团2营在8月21日结束前占领了965、940高地，而3营仍在983高地上苦战。8月22日上午十点，3营营长李圭升少校从各连中选拔了60人组成的“特攻队”发动突击，结果以失败告终。团长黄烨以“团的荣誉”为名严命李圭升必须拿下983高地，李圭升用9连、10连、11连把高地先包围起来，然后展开反复的猛攻，上午十一点五十分，终于占领了983高地。此时已经是作战开始后第五天了。 以上的韩国军队的奋战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停战谈判桌上中朝代表在8月22日后显露出了软化的征兆。 小组讨论会上，中朝方面代表李相朝表示出了“如果联合国方面不拒绝讨论适当的补偿问题，中朝方面可以修正在三八线问题上的意见”的意向。这个意向不仅仅是针对三八线，而是接受以现战线为基础讨论军事分界线的划分，这是明确的让步。 李奇微得到报告，认为中朝方面已经不拒绝讨论以现在的接触线为停战线的议题，他马上向华盛顿请示“以接触线为中心设置宽幅为四英里的非武装地带”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电表示接受。谈判代表霍吉斯觉得谈判已经突破了僵局，将向可以期待的方向发展。但是，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十分，一个无线电话从开城打到了汶山，是中朝方面的紧急联络，电话称十分钟前，十点二十分，一架联合国军飞机飞临开城进行了轰炸，要求联合国方面立即展开调查。 乔伊命令联络军官奇尼上校和马莱上校带着两名翻译出发。风雨交加的夜晚，从睡梦中被叫起来，在雨中的车上，四人都很是不快。由于板门店附近的跨越临津江的桥坏了，一行人只得乘小船渡过河，正值退潮，小船只能停靠在离岸不远的河滩上，四个人顶着大雨中徒涉河滩，不仅浑身湿透，而且一身的烂泥，总算上了岸，坐上吉普驶往开城。 达到开城已是8月23日凌晨一点四十分了，中朝方面的联络军官张春山（北朝鲜）和蔡清文（中国）战争谈判会场的门口，周围是中朝方面的记者和摄影师。张春山通报说联合国飞机进行了空袭，听到了爆炸声，南日中将也是目击者之一，飞机投下了炸弹和燃烧弹。奇尼问投下了几颗炸弹，回答是不知道，又问飞机是单架还是多架，回答还是不知道。张春山催促奇尼一行去看现场证据。 第一现场是离联合国代表休息处约90米的道路，首先看到了一堆类似飞机副油箱的金属片，其下的地上没有坑和燃烧过的痕迹，离它3米远的路上，有一个直径约75公分、深约25公分的洞。张春山认为这是燃烧弹的痕迹，奇尼则觉得像是手榴弹炸出来的。如果是燃烧弹的话，至少要留下宽20米、长40米的灼烧痕迹。 第二现场在中朝代表宿舍的西北面，有四个和第一现场类似的洞，尺寸更小一些，还有散落着的长约25公分、宽约15公分的铝片。奇尼觉得有点像飞机引擎外面的盖子，只有一个洞里有一个火箭弹的尾翼。 “给我看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奇尼因为没有看见炸弹和燃烧弹的痕迹，愤然地对张春山说道。而张春山则反复强调肯定是轰炸：“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军人，你就不能否定你看见的东西，我根据首席代表的指示，首先提出口头严重抗议。我宣布明天预定的谈判取消，并保留进一步抗议的权力，根据首先代表的指示，还有……”“你是说小组讨论和联络军官是事吗？”“是所有的会议！”奇尼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吉普，离开了开城。 驶往板门店途中，蔡清文的吉普追了上来，张春山的车也来了。两人要求奇尼回开城重新调查，说是发现了新证据。奇尼回说在黑暗的大雨中进行调查是没有意义的，希望等天亮了再说，但张春山强调发现的是很重要的证据。尼奇没办法，只能跟去第三现场，是开城郊外的一个岩丘，有两个直径约60公分、深约30公分的坑，附近散落着一些飞机机体的破片。奇尼判断坑是小型坠落物冲击造成的，但不是爆炸引起的。一个坑里散发着汽油的味道，附近的地表散在分布着一些7.5至12.5公分的烧灼痕迹，另一个坑里有些类似凝固汽油的液体，散布面积约1.5平方米，但没有燃烧的痕迹。 一名中国士兵是目击者，他说有一架机头闪着两个灯的飞机飞来扔下了数枚炸弹。奇尼问机头灯是爆炸前亮还是爆炸后亮的。因为空5军在轰炸友军势力圈以外的地方时机头是不亮标识灯的。那名中国士兵回答说“一直亮着”。 “够了！这完全是捏造！”奇尼在心中叫道。奇尼打发走采访的欧美记者，向张春山建议等天亮了再重新调查，此时已是凌晨四点半，雨一直没停，天还是黑的。但是张春山反复强调他们的调查已经结束了，没必要再调查了，联合国军必须承担责任。 美空5军在其后的调查显示，8月22日晚上11点多，雷达捕捉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从西面飞向开城，11点18分，在穿越开城约两分钟后消失，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似乎是在开城北侧的松岳山山阴降落了。肯定不是美军飞机，空5军的调查报告指出：“我们的飞行员里不会有人喜欢在这种大雨里飞行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8月23日的停战谈判正如张春山所警告的那样小组讨论和军官联络会议都中断了。当天，东部山岳地带的北朝鲜军一起发动了反击，谈判的中断也许与这次反击有关系。北朝鲜军的反击在韩国第1军和美第10军的整个正面展开。 据北朝鲜的《祖国解放战史》记载，这个时期在这个区域展开的作战遭遇了“三十年不遇的连续大雨”和“敌人的猛烈炮火”，非常困难，第一线的弹药和粮食十分紧缺。然而，北朝鲜军官兵的战意强烈，攻击与抵抗十分顽强。 美第10军地区的韩国第36团夺取了目标983、773高地后，遭到了北朝鲜军三面攻击，两个高地之间的山脊染满了敌我的鲜血。血岭——这是美军爱用的词，太平洋战争期间每当有高地出现激战时就会用上这个词。983高地也被冠与了这个称呼，现实上，这个称呼超越了“激战之地”这层意思，确实是战地惨状的反映。三天的战斗，高地上的炮声和叫喊声就没有断过，坡面上淌满了血。8月27日，韩国第36团败退，血岭被北朝鲜军占领。 美第10军军长帕亚斯判断相比以有限兵力争夺若干个高地，还不如整个第10军发动全线正面进攻，“我不明白为什么北朝鲜军那么拼命的进攻，总之如此不顾一切的攻击肯定会造成兵力的分散，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全线攻击之策。”北朝鲜军的补给是十分困难的，美军的全线攻击将使其更加无法集中兵力，这样攻击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帕亚斯命令陆战1师攻击“潘趣酒大碗”的东北壁，韩国第5师攻击西壁，美第2师接替疲惫的韩国第36团。 8月31日，攻击重新开始，出乎意料的是进展相当顺利。 陆战1师知道血岭的北朝鲜军很勇猛，而且知道对手是北朝鲜军中精锐的第1师，因此陆战队首先进行了慎重的攻击前进尝试，但目标1026、924、605等高地上北朝鲜军的战意却意外的低落。“以前，一旦接近阵地前沿，肯定会遭到手榴弹雨，而这次的‘雨’只能算‘毛毛雨’，许多阵地上连敌兵都没有。”陆战队第7团1营营长T•凯利中校的回忆带着一丝疑惑，不过北朝鲜军“软弱”的理由很快就清楚了。担任防御的北朝鲜第1师正在和东海岸的北朝鲜第3军一部交接，阵地的兵力配置不全，防御态度尚未完备，陆战1师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发动了攻击。9月1日，“潘趣酒大碗”的东壁被轻松得拿下了。 韩国第5师面对的“大碗”西壁包括大愚山（1179高地）、加七峰（1241高地）、1052高地和1211高地，师长闵机植以27团、35团为主攻兵力，从大愚山东北侧开始攻击。事先判定敌人是北朝鲜军第12师23团，和陆战1师的情况一样，这里的抵抗也很软弱。担任先头部队的27团很容易的拿下了大愚山和1052高地，9月4日占领了加七峰。 进攻血岭的美第2师9团虽然遭到了潜伏在反斜面和战壕里的北朝鲜士兵的手榴弹袭击，一度被击退，但在另两个团（38团、23团）投入后，9月5日最终夺取了血岭。山顶附近，残留着约550以上的北朝鲜军尸体，大量的弹药和装备散落其间。血岭作战自8月18日起至9月5日结束，前后近三周，美韩军阵亡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总计2772人。美第2师发表的北朝鲜军的损失是“战死5677人，负伤9422人，俘虏264人，总计15363人”，不过这个数字出了俘虏以外都是推测的。 另外，韩国第5师的攻击正面，第27团在9月5日向最终目标1211高地突击，但遭到了北朝鲜军第27师的反击，被击退了。之后，韩国第5师陆续投入第27团和第35团连续攻击，不过最终仍未能夺取1211高地。 1211高地被北朝鲜方面称为“英雄高地”，守卫高地的北朝鲜第27师主力大部分是由学生、农民等新兵构成的。连韩国士兵都对被俘的学生兵、农民兵表示赞扬，被俘的北朝鲜士兵所说的顽强抵抗理由惊人的一致：“如果我们取得胜利，你们就不得不在谈判桌上接受我们的条件，就算你们挣扎到最后，那也是没用的，我们伟大的指导者金日成同志……”滔滔不绝的演说表明俘虏们坚信北朝鲜将获得胜利、停战谈判就是联合国军的投降谈判。 美第10军军长帕亚斯得知这些1211高地俘虏的告白后，情绪有些不高，“原来那些家伙认为他们已经获胜了，所以打起仗来那么拼命。”如此一来，指望中朝军队战意变得低落是不可能的了，可以预料到今后的战斗中“敌人将愈发顽强，我方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 李奇微判断：中朝军队的这种“信念”将会给谈判带来恶劣影响。开城的停战谈判自8月23日以来处于中断状态，李奇微仍然强耐着性子等待谈判重新开启。期间中朝军队又以联合国飞机在开城发射了照明弹、飞越板门店开火等“违反中立事项”为由提出抗议。当然，这并说明他们想完全中止停战谈判，可以多少理解为暂时的中断。李奇微是这样猜测中朝方面中断谈判的理由的：“我认为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谈会议是焦点，对日和谈没有中共参加，而会谈的时机又很敏感，为了从侧面支持苏联的和平攻势，停战谈判必须受到阻碍，另外一点，也许打乱谈判计划是其宣传的需要以及希望握有谈判的主导权。” 有观察认为，中朝方面由于在设置小组讨论上向联合国做出了让步的意向，为了赢得时间检讨下一步交涉策略，所以中断了谈判。这些推论究竟符合不符合中朝方面的实际想法无从得知。 “不管怎么说，旧金山的会议正在召开，东部战线我军处于攻击成功阶段，对手就重启谈判的心理准备正在成熟，我是这么认为的。”李奇微在攻陷血岭的翌日，9月6日，联络军官李寿荣递交了对方请求谈判重启的声明信。 李奇微提出了一个绝对条件——变更谈判地点。李奇微早就认为谈判地点设在开城是不利的不合适的。开城在北朝鲜控制范围内，位于三八线南端三英里，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方面“前往谈判”，因为开城是北朝鲜控制的。“进一步说，在开城谈判，将造成联合国军不能攻击开城以西目标的印象，说是中立，保卫工作都是由中朝方面负责的，事件、事故的防止和调查都很不方便。”正是由于这些原因，1211高地的北朝鲜士兵才会士气那么高涨，所以变更谈判地点是当务之急。“我建议，我们的联络军官将在板门店桥上与你们会面，为了能没有障碍的继续谈判，我们双方共同商议一个谈判的新会场。”李奇微在李寿荣拿来的声明信中这样强调道。 但是，北朝鲜方面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在旧金山，对日和谈按计划顺利进行，李奇微回复谈判重启的声明信后两天，9月8日，对日和平条约正是签字。参加会议的51个国家中，除苏联、波兰、捷克，其余48国都签字了。 48国理应都是日本的交战国，但其中古巴、海地、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南美、中东、近东、欧洲小国等，连日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与之交战过的。然而，和平条约的缔结使日本有了回归国际社会的基点，对日本来说同意的国家越多越好。会场在大剧院厅，开会期间，太阳旗和各国国旗一起飘扬着，签字结束后，各国代表都鼓起了掌。 李奇微判断的中朝方面中断停战谈判是为了给旧金山和谈施压的猜测似乎是对的，9月8日之后，中朝方面的态度表现出了急剧软化的趋向。 9月10日，一架美军轰炸机误入开城地区并向地面扫射，中朝方面提出了抗议，乔伊立即在9月11日郑重的以书面形式表明了遗憾的意思。照此之前的惯例，中朝方面的态度一向是得寸进尺的，而这次对乔伊的信件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李奇微认为这是中朝方面态度好转的征候，9月17日，发表了要求重新开始谈判的声明。 9月18日，四名韩国士兵驾驶着一辆装载DDT的卡车闯进了板门店，属于“侵犯中立”，中朝方面对这件事表现出了宽大态度，将卡车和四名士兵都释放了。 9月19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向联合国军递交了备忘录，“如果贵方同意，贵方可派联络军官和我方的联络军官讨论在开城重新开始谈判的时间，希望贵方能尽快安排。”但是，李奇微没有答复。因为李奇微打算将谈判会场挪到开城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开城与汶山中间的板门店。” 奇尼、马莱和李寿荣、张春山、蔡清文、金一波等人的联络军官会议开始了，地点在板门店的桥上。会议上联合国方面坚持要求变更谈判地点，而中朝方面则要求立即在开城重启谈判。基本没有什么进展。 9月27日，李奇微提出了新的谈判地点——开城东南方12.8公里处的松贤里。松贤里基本上位于两军前线之间的中间点。恰好这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雷和国务顾问C•博兰从华盛顿飞来日本，李奇微向二人表述说：“如果中朝方面同意变更谈判地点的话，那么之前我方坚持的非武装地带的宽度可以让步到以现战线为基础的四公里宽的程度。”二人表示同意。“对我来说，我是不愿意先投下鱼饵的，我要等鱼游过来了再投饵。”中朝方面拒绝了李奇微的提案。 10月4日，李奇微又提出了方案：“希望贵方能提供一个我方可以接受的地点，这个地点应在双方前线的中间，这样双方代表可以尽快重启谈判……”选择地点的主导权交给对方，这样可以给足对方面子，李奇微是这样考虑的。李奇微的设想果然发挥了作用，三天后，10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提出了将谈判地点选在板门店的方案，联合国军方面当然没有意见。李奇微又命令范弗里特，如果重新开始的谈判出现问题，就立即占领板门店东侧的高地。 联络军官在新谈判地点就有关谈判重启的会议开得很困难。中朝代表张春山提出既然地点已定那就赶快开始吧，而奇尼则提出要对谈判细目先进行一个准备协定。一进入准备协定的交涉，开城就成了问题，联合国军方面认为开城已不是谈判会场，将不再属于中立地带，并指出中立地带的范围以谈判地点中心半径3000码内。“但是，中朝方面怎么也不肯放弃曾经得到过的利益，这是他们的处事原则，他们仍坚持以前的方式，主张半径为五英里。”奇尼等人因为被授予了比较大的权限，便把范围让步到3200码，“令人吃惊的是，对方也让步到了4.5英里。这样的话就有谈的余地了，我们的心情轻松多了。”奇尼记述道：“结果就是双方联络军官在板门店的桥上热烈的吆喝着，这边说3300码，对方就说4英里，好，再喊一声3400码，对方就变成了3.8英里……。”像是在猜拳，又像是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每100码是个让步单位，终于在三天后达成了一致——开城、汶山都设置半径为3英里的中立地带。“仔细想想，虽然还算顺利，但为了一个三英里竟然交涉了三天……” 此时却又出了事情。10月12日，一组美军F80战斗机编队通过开城地区，其中一架开炮打死了一名12岁和和一名2岁的孩子。联合国军方面立即认错并表示遗憾，而中朝方面的联络军官的态度出现了转变，之前“友好”的态度又变回了早先“教条主义”的形式，说美军飞机的有意侵犯中立地带，射杀两名儿童是有计划的残忍行为，奇尼进行了反驳，“张上校，你的发言好像是给我上课一样。”“没有！奇尼上校，你多虑了，我可不是你的老师，没有教育你的义务。”“你知道就好！”奇尼的实现冷却下来，张春山也变得冷淡起来，双方都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为重启谈判做准备工作的。最后，张春山接受了飞机因为天气和技术原因造成误射的理由。 联络会议进行到10月22日，终于达成了一致——除了之前的开城、汶山设置半径为3英里的中立地带外，板门店的中立地带范围为半径1000码。为防止侵犯中立地带的事情不再发生，把开城和汶山至板门店的道路两侧各200米设为中立地带，谈判期间双方可各安排2名军官和15名士兵担任警卫，其余时间可安排1名军官和5名士兵。谈判代表的休息帐篷设在中朝一侧，架设、照明、冷气由联合国军侧负责。 10月23日，中朝方面代表南日中将提议，两天后，10月25日谈判重新开始，联合国方面立即同意。时隔63天之久，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终于重新启动了，不过当时基本上没人会料想到板门店会成为半永久性的谈判会场。谈判会场设在两间老平房和道路边上约一英亩大小的空地，周围飘着四个气象气球做标记。谈判开始前一天，联合国代表的帐篷旁边建了一个小小的厕所，中朝方面看见后有些不解，很快就在他们自己的帐篷一侧也造了一个木头厕所。10月25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乔伊等联合国军代表的直升机抵达板门店谈判会场，等直升机扬起的灰尘落下之后，中朝代表的车队拖着烟尘从开城方向驶来。车辆有八座克莱斯勒“印派利亚”、四门的49年型福特以及美制和苏制吉普。那辆克莱斯勒是朝鲜战争初期在汉城缴获的，是一名韩国政府阁僚所有的。 和开城谈判一样，中朝方面从桌上的旗子开始，尽力营造着“优越感”，板门店新会场，联合国方面建布厕所，那么他们就建木厕所，也是基于同样的心理。同样，联合国方的交通工具是直升机，相对于缴获的汽车而言，肯定多少会刺激他们的自尊心。在开城，停机坪设在离会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乘中朝方面备好的车辆前往会场，而在板门店双方都是直接进会场，中朝方面也许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乔伊觉得这样会给谈判的进程造成影响，应该可以简单改善，他向李奇微建议借一架直升机给中朝方面，李奇微则认为这样更会刺激对方的神经，否决掉了。乔伊仍然觉得这个是应该提出的建议，“谈判不能再次出现中断，如果不能在这里解决掉停战问题，美国和联合国将面临更多的危机。”根据乔伊的观察，围绕停战谈判，军事上国际形势上对美国不利的因素很多，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希望能击退北朝鲜军恢复战争开始时的态势，当初战况有利之际想采取统一朝鲜半岛的动作，而当中国军队介入后，又回到了“恢复战前”的思想上，这以后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的意图越来越弱，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后，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停战的意图得到了明确化。参加谈判的美国抱着“不要击倒胜（knockout），只要判定胜”的态度，但随着开城谈判的进行，国际情势出现了变化，“判定胜”也变得困难起来了，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存在及其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 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国防部长马歇尔拿出在“苏联介入战争时、中国扩大战争时、谈判失败时”这三种场合下的对策。中国军队在朝鲜扩大战争时，就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谈判失败时为了应对“全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撤销对在朝美军的行动限制、封锁中国沿岸、强化美军和联合国军、武装日本和整编韩国军队等。但对苏联介入问题却不怎么担忧，这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然而对日和约签订后，感觉苏联的姿势越来越强硬了。九月至十月在普拉哈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上苏联展示了共产阵营的团结，接着进行了第2、第3次核试验。美国当然对苏联的动向做出了反应，10月10日制定了国家安全保障法，又根据对外军事援助法划拨了70亿美元强化对西欧各国的安全保障和军事力量。美苏对立一时针锋相对，这令西欧各国感到不安，土耳其和希腊匆忙加入NATO就是这种不安的体现。 李奇微站在美远东军司令官的立场上请求华盛顿强化在朝美军，“对我来说问题是兵力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停战谈判开始一个月后，即截至1951年7月末，联合国军的兵力为55万4577人，推测的中朝军队的兵力是46个师49万9200人，人数上联合国军占优。联合国军17师中美军只占了7个师，共25万3250人，余下的26万多是韩国和联合国各国派来的“杂牌军”。以李奇微为首的美军将领对韩国军队的能力评价极低。其实，韩国军队的能力不足问题上美国至少是要负一半责任的，韩国独立后请求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因无意与苏联对抗，且又不信赖韩国的政治指导者，所以在韩国国防问题上更倾向于培养其确保治安的警察力量，战争开始后韩国军队的表现的确不能令人满意。随着战况推移和停战交涉的进行，强化培养韩国军队来接替美国军队的声音越来越高，而李奇微等美军将领却一致摇头。当华盛顿方面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M.狄拉少将问及此事，李奇微明确的答道：“事态变化太快，想指望韩国军队在一两年内完成近代化改造，太困难了。”接着又强调道：“无论什么样的部队，最必要的是拥有勇敢、执着、忠诚心的将校和士官阶级的存在，现在的韩国军队没有这样的基础，战况照此发展下去，再加上一定的训练，再建韩国军队需要三年左右时间吧，就算停战能够实现的话，差不多也要两年时间，而且还需要一直给韩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严肃惩处腐败、怠慢、卑怯的将校和官吏。” 狄拉少将认为即使这样，训练韩国军队也是越早开始越好，因此，从九月开始，美军将校着手重新训练韩国官兵。陆军副司令A.亚历山大于9月5日向司令佩斯报告说：“只要给以时日，韩国军队的情况就能得到改善，到达北朝鲜军的水平也是可以期待的。”然而，韩国军队要成为“北朝鲜军”还早着呢。 其他联合国军队成员中，除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部队，基本派不上用场。 派出地面部队的国家有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泰国、菲律宾，派遣医疗队的有印度、挪威、瑞典。而且派出的兵力很少，比如丹麦只派了一艘医疗船……有些部队还需要加以训练，有些部队还需要额外援助，由于国情和习惯不同美军的负担相对很重，例如，回教徒的土耳其士兵不吃猪肉，锡克教的印度士兵不吃牛肉，法国、荷兰、比利时士兵则要求比美军士兵更多的面包和土豆，泰国士兵一定要吃米饭和辣酱……“最重要的是，战斗力可以信赖，能灵活使用的只有美军。”范弗里特感慨的记述道。 第8集团军在停战谈判中断的十月份中，以第9军和第10军发动攻势，在中部山岳地带确保各个要点。作战目的基本达成，第9军报告的战果是：“确认死体12711人，推定死者16818人，俘虏1022人。”第10军的战果是：“确认死体1473人，推定死者8389人，打伤14204人。” 光从数字看，确实给与了敌人以相当的打击，美军方面，第9军“阵亡710人、负伤3714人、失踪73人”，第10军“阵亡597人、负伤3064人、失踪84人”，总计损失8242人。 范弗里特认为55万联合国军中只得信赖的只有美军的约25万人，即纯粹的战斗主力只有一半，因此对8200多人的损失相当痛心。 李奇微已经向华盛顿发出了要求增兵57000人的报告，特别是在对日和约签订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战况的现实，对增兵的要求更变得强硬了。然而，华盛顿方面拒绝了。 在国际形势判断上，华盛顿判断苏联对于介入朝鲜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兵力实在是很少了。截至十月，美国本土有7个师的兵力，但其中完成训练的只有第82空降师、第28师和第43师。第82空降师是战略预备队，第28师和第43师是为了强化NATO部队而准备派往欧洲的。余下的四个师是第11空降师、第31师、第47师和第1装甲师。第11空降师要到11月份、其他三个师要到翌年初才能训练完毕。 华盛顿方面只能从派往欧洲的两个师中调出了五个高炮营和四个野炮营约13000人的兵力转而投入朝鲜战线，这已经是最大努力了。 以上就是停战谈判重启时美国方面的内情，美国和其他各国更关心“欧洲危机”，他们希望谈判能够成功。所以乔伊提出的提供直升机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尽量给谈判的前途增加光明。当天的谈判是第27次，上午十一点，双方代表进入谈判帐篷，相别许久的双方连招呼也没打，就开始了谈判。因为帐篷内点着燃油取暖炉，代表们都脱去了外套。 双方的代表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方面，韩国军队野战训练本部部长李亨根少将接替了白善烨，白善烨回到了韩国第1军。中朝方面，中国军队的边章五中将接替了邓华中将，北朝鲜军的郑斗焕少将接替了张平山少将。代表的变更已经通过联络军官会议相互通告。 南日在介绍完新代表后立即发言，为了保持会场的中立，防止问题发生，或者为了在发生状况时能及时处理，建议设立由参谋军官组成的监视团，乔伊觉得有点意外，当即表示同意。“我想这是一个明确的友好姿势，一直抱怨和宣传中立受到侵犯的是共产方，南日的发言表明了撤回这些方针的意思。”乔伊的脸随着南日的发言轻松起来，南日没有对之前谈判的中断说任何话，好像谈判进行的很顺利一样，希望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并提出下午由原来的小组会议进行讨论。 乔伊又表示同意。上午十一点五十五分，当天的代表谈判结束。刨去两边的翻译时间，实质性的谈判时间差不多只有十五分钟左右。乔伊很高兴，虽然中朝代表依旧是一副毫无笑容的表情，但已经表现出了对谈判的进展所应有的积极姿势。事实上乔伊觉得应该尽可能的缓和对方的心境，例如他让记者团注意多拍摄中朝方面的车辆、避免把自己拍得比对方高大的摄影角度等等，都是为防止刺激对方的自尊心。不过南日目前似乎还不需要乔伊这种婆婆妈妈的担忧，南日所表现出的对谈判的态度是很积极的。“这样就能谈下去了。”乔伊对代表之一的帕克说道。出了帐篷，乔伊马上对记者团发表了声明：“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记者们吃了一惊，在此之前，乔伊从来没有在谈判一结束就对记者们说过什么，但这次却例外了。 然而乔伊脸上的笑容、被燃起的记者们的期盼仅仅持续了两个小时。下午两点，中朝方面的李相朝和解方、联合国方面的霍吉斯、帕克开始了小组会议，会议又回到了“旋转木马”似的运动中。会议的对答以下面为例（注：联合国方面将发言翻译成韩语和中文，中朝方面翻译为英语和中文，李=李相朝，霍=霍吉斯） 李：那么会议开始吧。 霍：OK 李：你方有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提案吗？ 听了翻译，霍吉斯移开了视线。谈判中断前的那次小组会议上，还是这个李相朝，一直强调着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论调，但也表示可以考虑以现战线为讨论对象。本来联合国方面预想，作为前面谈判的延续，李相朝应该会提出新方案的。 霍：上次会议正想听你方的提案时中断了，你方有提案吗？ 李：我方想先听听贵方的意见。 霍：我方已多次表明了态度，所以想听听贵方对我方提案的意见，召开小组会议是贵方提出来的，我方期待贵方能有新的提案，请讲。 李：你方希望新提案？我方还没有听到能打破僵局的新内容呢。 霍：是的，就是没有！ 李：我方为了打破僵局提议设立小组会议，打破僵局需要一个我们能够相互接受的提案才行。 霍：确实如此，所以想听听你方的打破僵局的提案。 几乎完全一样的问答进行了55分钟，然后是15分钟的休息时间，休息后，霍吉斯决定避开这种方式的问答。 霍：休息的时候贵方想到了新提案了吗？ 李：你方如何？ 霍：看来贵方是没有新提案啦？ 李：我方没有考虑。 霍吉斯看来看手表，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多。从窗户中投射进来的晚秋的阳光静静地照在桌上绿色毡布上。看着照在左手手表上阳光，霍吉斯想起快要入冬了，太阳快要下山了，而且可以确认中朝方面并没有准备新提案，所以就提出了联合国方面的分界线提案。这条分界线就是以现有战线为基础，西起礼成江口，沿东岸北上，在开城北6.4公里处转入现战线向东延伸，经过中部金城南10.4公里处和东部高城南18.4公里处的一条连接线。提案的新内容是放弃金城和高城，换取开城。李相朝带着不痛快的表情听着，当天再也没有说什么。 翌日，10月26日上午十一点，小组会议开始，李相朝反驳了霍吉斯的提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听到你方的提案，一定会认为这是明显不正当和不合理的。世界上正直的人们看到我方今天的提案，一定会接受这条以现战线为基础的正当提案。”李相朝将地图铺在桌上，高声说道。地图上的那条线在东部和中部联合国军前进线的南方很远的地方，差不多是沿三八线走向，在西部从开城南方至延安、甕津半岛，只留下了甕津半岛的下半部分。放弃以河海夹杂的散地为主的延安、甕津半岛一部，换取东海岸的突出部、J字峰、潘趣酒大碗、铁三角地带等地方，几乎是要求联合国军归还全部三八线以北的地域。 “你方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做交易吗？”霍吉斯尖刻地反问李相朝。 “我们不是商人，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军人！”李相朝挺着胸对霍吉斯嚷道，解方少将也冷眼凝视着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军非常想得到开城。开城是古都，位于三八线南侧，是韩国战前的领土。以人参的集散地而闻名，是守卫汉城的重要外城。开城对韩国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地，而且也是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的要地，对联合国军来说，是击退北朝鲜侵略的象征，比确保中部东部的山岳地带有价值的多。 中朝方面也需要开城。由于韩国方面重视开城，那么中朝方面更要占领开城，其意图是为了说明北朝鲜是要“解放”韩国的，开城位于三八线南，说明那就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土地。 对于支持北朝鲜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开城，因为这是支援北朝鲜的战果。 这就说明，中朝方面参加停战谈判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将谈判会场指定在开城，接着移到板门店，同时强调开城的中立化，就是为了保住开城。中朝方面的这个意图在10月31日的会议中充分显示了出来。五天前，李相朝说过“自己不是商人，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军人”，并强调不会进行讨价还价。而在31日，李相朝提议以当前的接触线为中心，双方各设置两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以此作为军事分界线。这个提案一下子就接近了联合国方面的提案，可以说是“非常让步”，同时可以理解为只要得到开城就行了。李相朝认为这个提案是根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希望下“最佳的也是最终方案”。 李奇微却表现出了不满。实际上，10月31日当天，他收到了从华盛顿发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指令说如果能够确保“堪萨斯线”阵地的话，联合国方面的军事分界线提案可以多少做些修改。意思是联合国的方案将修改为以当前的接触线为分界线，这和中朝方面的提案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李奇微考虑占领开城是京城防卫所必须的条件，所以在11月2日，他给了乔伊新指示：如果不能设定占有开城的军事分界线，那就把开城包含进非武装地带中，如果这样还不行，那要确保联合国军能够在临津江西岸设立前哨点。乔伊将这个指示转达给霍吉斯和帕克，霍吉斯和帕克再和中朝方面交涉，但李相朝和解方不答应。乔伊将中朝方的态度报告给李奇微，李奇微判断中朝方面不愿意再修正当前接触线了。李奇微和乔伊进行了商谈，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以当前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案，但是还要绞尽最后的脑汁。 11月6日，霍吉斯告知李相朝：“我们不再提出新的方案，我们认为在停战协定签字时，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将非武装地带的宽幅适当的修正为四公里，这样我方可以接受。为此，双方各派三名军官确定战线，在实现停战前必须向代表提交报告，同时，也可以促进在此期间讨论审议其他议题。” 提出在当前的接触线上停战的是联合国军方面，这也是联合国方面最根本的主张，包括南北战争在内战争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一个妥当的停战方式。而且在联合国方面看来，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反对理由。但李奇微非常想拿下开城，即使不能，至少也要占据离开城靠近一点的地盘，他注意到了“当前”这个词。“中朝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当前的接触线’，但并没有限定时间。”李奇微将其理解为“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前时间”，所以决定在此之前要继续作战并确保有利的要地。 李相朝和解方的劈头盖脸般的质问涌向联合国代表，其焦点是联合国所说的“适当的修正”非武装地带是否包含开城，当得知开城是包含对象时，本来中朝代表还挺有兴趣的样子一下子变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二个议题，第二议题是决定停战，因此在当前的接触线上把手指从扳机上拿开不就实现停战了吗？”李相朝的主张得到了解方的附和。“你方说在停战协定签字之时，但签字是什么时间呢？要到那之后再决定军事分界线吗？难道第二议题要像第五议题那样处理吗？请你方明确说明。希望按我方提案进行处理。”霍吉斯说尽快讨论其他议题就能签订协议了，并反驳说中朝方面所主张的“当前的接触线”不是已经实现了吗？但是李相朝和解方的意见没有改变。 无论是霍吉斯，还是接到报告的乔伊和李奇微，都判定再做出让步是“不必要是，也是危险的”。他们从停战谈判一开始就坚持在签字之前继续作战的方针，在当前状态下停战，不仅违反了这个决定，而且将赋予中朝方面充分加强军备的时间，一旦协定不能签字，战斗重新打响，肯定将给联合国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当夜，中部战线的铁原西北约六公里位于驿谷川北岸的白马高地（395高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白马高地是“铁三角地带”的一角，是守卫铁原的要地，位于晓星山（627高地）向南延伸的山脊的南端，和其西方的矢尻高地（281高地）一起组成了守卫驿谷川至铁原平坦地区的城堡。联合国方面如果能占住白马高地进入停战的话，作为军事分界线向北两公里，那么中朝军队就无法在晓星山的山脊上设立阵地了。相反，如果中朝军队拿下了白马高地，军事分界线就要通过驿谷川了。中朝军队期望能将晓星山至白马高地的山脊阵地化并形成对铁原的重大威胁。因此中朝军队的目标是夺取白马高地，担任守备的是韩国第9师（朴炳权准将），高地一度失守，但在翌日被夺回。中国军队利用夜幕接近，用猛烈的火力射击并夺取了韩国军队的阵地，天亮后面对韩国军队的反击一直战斗到全军覆没。 李奇微根据中朝军队的动向判断，随着时间推移，联合国方面越来越不利，今后必须要继续进行作战。他指示乔伊，谈判的态度要重新回到“不退让”上。但是，华盛顿却表现出了软化。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前已经表明了接受当前接触线为分界线的意向，11月6日，又发了如下指令给李奇微： ——联合国代表在开城以及分界线问题上经过了长时间坚持，使得中朝方面接受了提案，可以看做是他们做出了重大让步； ——美国国内舆论很欢迎中朝方面的让步，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在开城问题上出现交涉决裂； ——为防止中朝方面拖延分界线的合意、反对联合国方面的提案，必须尽快解决开城地区的接触线问题； ——对手虽然有将当前解除线转化为永久性的意图，但我们有防范的手段，“设置其他议题的讨论时间限制，在此期限内不能合意的话我们就将修正非武装地带。” 李奇微基本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见解，他自己也在考虑不得不放弃开城的问题，但他确信以现时点的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是不利的，因此，11月8日，他将此考虑向华盛顿进行了汇报。 当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巴黎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为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在10天以内停战，外国军队在30天内全部撤出朝鲜。虽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发言，但却刺激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停战氛围。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11月9日，对前一天李奇微发来的电报进行了回复：“我们同意联合国代表通知对方延期讨论分界线问题，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立场。中朝方面已经在分界线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联合国军必须考虑签订一个早期协议以实现所获得的主要要求，否则对方也许会重新回到要求三八线为分界线的立场上。”指令的意思是要求就此妥协，话说到这种程度，李奇微也不能再反对了。 李奇微为应对新的事态，首先取消了范弗里特策划的“日晷”作战计划。范弗里特在板门店会谈开始后的第三天，即10月27日上报了该作战计划，其内容基于李奇微之前一直强调的发动全面攻势作战的精神，准备向前推进至铁三角地带的顶点平康至东海岸的通川一线。根据指示“日晷”作战被推迟到10月31日，但并没有否决。联合国司令部甚至检讨过停战谈判一旦破裂马上发动的攻势，攻势将向元山至平壤的连线推进，甚至发展为向鸭绿江北进的作战。但“在当前接触线上停战”的方针确定下来后，这些作战计划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或准备进行了。 11月11日，李奇微正式通知第8集团军取消“日晷”作战计划。翌日，指示范弗里特今后将转入“积极防御”。以现战线为基础，夺取最适合的防御点，但无须投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攻击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前哨点，同时做好寻机大量杀伤敌人的准备。说白了，就是将战斗限制在最小程度，等待命令。 板门店，无法谈拢的讨论和辩论还在继续。中朝方面坚持无需修正当前的接触线并以此为分界线，联合国方面没有泄露华盛顿和东京的让步意向，毫不相让。 11月14日，李相朝的顽固而冷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李相朝发言说现在的分界线问题如果意见一致的话就相当于实质上的停战了，好像分界线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样，而霍吉斯则反驳说那不代表什么，这下中国军队代表解方向前探出了身子，在霍吉斯说完后狠狠的说道：“忘八蛋！” 汉语翻译肯奈斯•禹屏住气看了看解方，翻译道：“乌龟的蛋。”然后仅仅告诉霍吉斯这是中国话里骂人的话。 准确的说应该是“甲鱼的蛋”，“忘八”的意思忘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虽不清楚为什么甲鱼会叫忘八，但确实是甲鱼的别名。中国社会是重视上下秩序的，例如语言中涉及老婆的骂语就不如涉及母亲来的更恶劣，忘八蛋虽然只用了最原始的“蛋”的形式，但确是很恶毒的骂人的话。另外在中国，乌龟被看做淫乱的动物，忘八（甲鱼）比乌龟还不如。 禹翻译根本没有想到解方会说出这样粗俗的话，有点不知如何翻译了，“如果把真正的含义翻译出来的话，帕克少将肯定会用差不多的英语回敬的，最后导致双方互骂，也许会谈就此破裂了，我可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翻译得尽量轻描淡写些。” 中朝方面似乎不领禹翻译的情，“相信联合国会拿出诚意简直就是相信恶魔会爱好和平一样！”解方表达完毕后，转向了乔伊：“我忘记名字了，你们的首席代表是……” 面对如此露骨的非礼，霍吉斯在第二天的发言中瞅准了机会对南日回敬道：“你方的首席代表叫什么来着……”不过解方和李相朝就跟没听见一样。 会议没有进展，联合国代表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拿扑克牌算命，或者打打桥牌，借以放松压力。 板门店的后方，妥协的动向越来越明确了。11月15日，就是霍吉斯借首席代表名字斗嘴的时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指示发到了东京：“当前接触线能够确保堪萨斯线已经很充分了，在此实现停战也不算是我们做出让步。必须抓紧讨论其他议题，确保谈判在一个月内结束！”11月17日，联合国方面向中朝方面表示，以“在一个月内签字”为条件，同意以当前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中朝方面进过一些询问和检讨，11月23日，接受了联合国的提案。如果一个月后停战谈判协定未能签字，双方的实际接触线将根据战线的变化加以修正。 一个月后就是圣诞节了，报纸以“实现圣诞节停战”为中心进行了报道，美国陆军部发表了开战至11月14日的给中朝方面造成的损失是“146万7400人”，也同样显示了准备停战的意思。 为了将当前接触线转化为军事分界线，必须要确认敌我双方的阵地、占领点。双方的参谋们趴在板门店会场桌子上的地图前，进行着逐个确认阵地和据点的勘定作业。当解方得知涟川西方的高地是联合国方面占领的时候，嘟囔了一句“今天晚上就是我军的了”，果然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夜袭夺取了高地。不管怎么样，勘定工作到11月26日结束了。11月27日双方正式代表会议上同意军事分界线已确定，并以此为基础实施停战。 分界线从东岸的南江河口以南约4.8公里的处向西，在月飞山东南约0.8公里处南下，经新垈里、新炭里，自獐项沿邵阳江北上，然后转向西南方的加七峰，再经沙汰里、松亭向西，在鱼云里北方渡过北汉江通往金城西南，然后在松岘的北方横穿驿谷川，至桂湖洞到达临津江，再从板门店南下至临津江河口……这是中朝方面和联合国军方面都没有异议的“当前战线”。 由此，停战谈判最初的难题——军事分界线问题解决了，可以说这项交涉的第一回合的得分点被中朝方面获得了。本来联合国方面已经成功地迫使中朝方面放弃了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的主张，但从板门店会谈开始，联合国方面的谈判目标变得很混乱，比如在开城问题上的固执，比如延误了分界线勘定的时期等，都是些不现实的主题，结果最终还是同意了中朝方面坚持的“当前接触线”的主张。其结果是符合了中朝方面强调的“先停战后交涉”的调子，而且，接触线被转化为了分界线并固定下来，今后的武力活动被“封杀”了。虽然附加有“1个月”的期限，但李奇微已经下发了“积极防御”的指示，第一线官兵原来的“积极进攻”的士气一下子消失了。 “如此一来，美国采取了比共产主义阵营还要稳妥的立场，从而消除了军事压力，而这一年间为朝鲜战争付出的代价就算是白费了。”乔伊感慨道。 北朝鲜的《祖国解放战史》是这样简洁的记载谈判成果的：“这意味着敌人的失败。” 对韩国民众来说，开城的失陷和分界线的确定意味着这条分界线将是无限期分断南北的“第二条三八线”，忧郁感和失败感溢于言表。 11月27日当天，一位韩国少校面对《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说道：“如果不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问题将无法解决。”随后唱起了《三八线之歌》。 被山阻挡住了不能来了吗？ 被水阻挡住了不能来了吗？ …… 每夜都想见到你， 梦徘徊在三八线， 噫，消失不了的三八线。 …… 朝鲜战争迎来了第二个冬天，中部、东部战线早已被白雪覆盖，汉城也已是寒风凛冽。窗外的寒风中一遍又一遍的回响着那名少校泪声中的《三八线之歌》。11月27日，军事分界线问题合意之后，范弗里特对第8集团军各军军长进行了训示：“第8集团军在谈判长期僵持时将好攻击准备，同时必须表明我们希望停战实现的意思。其含义是作战行动与合意的军事分界线无关，行动将仅限于保持现有阵地，如果没有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反击将仅仅限于要地被敌人夺取的情形下……”此训示是这样考虑的，因为军事分界线的确定是以一个月内签订停战协定为条件的，因此，在这一个月里要控制战斗，从侧面协助协定的签字。 这个训示当然是经过李奇微点头的，同时是极度保密的。如果把有期限的停止战斗等处置透露给敌人的话，很可能招来敌人的攻击。说不定还要被指责为“边打边谈”违反联合国的“原则”。 不过，这个训示居然简单的就泄露出去了。训示下发的翌日，AP通讯社记者J.兰多夫就从美第3师参谋那里获得了训示内容。兰多夫立即把训示内容作了报道，内容的精神也被理解成“非暂时性的，而是完全的战斗停止命令”。 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员都感到相当尴尬，“尴尬的是AP通讯的报道确实是正确的，无法从正面进行否定，但又不能直接承认。”李奇微是这样记录当时的“苦衷”的，所以只能沉默应对。“边打边谈”的方针必须维持，为此必须想办法消除AP通讯社报道的影响。 11月29日，首先由范弗里特发表声明称“停战一说”是对训令的误解，东京的联合国军电台广播说并没有发出停止战斗的命令。华盛顿的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李奇微报告说那篇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在佛罗里达半岛奇维斯特避寒的杜鲁门总统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声明说：“希望所有的人能够明白，现在还没有实现停战，只有等到停战协定签字才算停战实现……”杜鲁门参加过一战，军衔是中士，他在声明中提及了当时的一些往事，“1918年10月27日，我和炮兵连一起向法国推进之际，看见报纸上说停战协定已经签字了，但是在我们连周围，敌人的150毫米炮弹像下雨般落下。”言下之意，AP通讯社的报道与此很相似，完全是编辑们得意忘形而导致的错误。“总统先生，这就奇怪了，如果这是一个误报的话，为什么从您开始各个部门都在解释呢？”一名记者提问道，但杜鲁门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味的否定“停战一说”，记者们的视线只好回到了板门店。 在板门店，开始了第三项议题的交涉——停火和停战条件的履行及监督等相关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出现一人的变更，L.克莱齐少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由空13军司令H.塔纳少将接替。 乔伊和南日也着手研究了第四项议题即交换俘虏问题，双方同意交换有关俘虏的资料，同时双方提出有关第三项议题的方案。联合国方面就停战协定成立后的措施提出了七项内容： 1.停止所有战斗行动； 2.为监督停火成立军事停火委员会； 3.冻结军事力量（不增强部队、补给、装备、设施等）； 4.自由视察（停火委员会行动自由）； 5.相互从对方的控制地区撤退； 6.从非武装地带撤退； 7.非武装地带的保障。 中朝方面提出了五项，这五项除了联合国的第3、4项外基本一致。讨论的焦点就集中到了这第3、4项上了，惯例的论争再次展开。中朝方面反对第3项中禁止增强“设施”这条，“设施”即指军事设施，其中包括机场，因此此项意味着修复和建设都被禁止。朝鲜战线上联合国空军是占绝对优势的，制空权一致掌握在联合国军手中，即使地面部队受挫，空军的活动几乎不会受到限制。换而言之，停火协议生效前，北朝鲜一直处于轰炸之下，而韩国则无此担忧，提案的第3项就是要冻结并保持这个状态。“这个提案是阻碍北朝鲜重建的阴谋，是干涉内政！”南日嚷道，并一直保持着拒绝的姿势。 12月3日，南日在其五项提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项内容：“停火协议生效后……不以任何借口输入兵力、武器和弹药。为监督前一条规定的实施，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代表组成监察机构……负责视察非武装地带及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中朝方面的提案让联合国方面转入了守势。 关于监督问题，和联合国方面提的“自由视察”不同，而中朝方面提出的是“有限制的视察”，但总的来说中朝方面对视察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如果不能向韩国运送兵力、武器、弹药对联合国军来说比视察问题严重得多。一旦不能派遣兵力，人员和部队的更迭将无法进行，部队将老兵化，而且韩国的武器生产能力不发达，武器和弹药也会出现老朽化，最终导致联合国军的战斗力变得“无力化”。 乔伊在12月5日向李奇微建议提出反提案，必须确保兵员的轮换和装备的更新，另外不允许对方新建机场。以此来答应对方的条件——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允许修复老机场，另外答应联合国军从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岛屿撤离。李奇微基本同意了乔伊的意见，只是李奇微认为，中朝方面要求中立国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要向军事停战委员会进行汇报这点不合适，两个委员会必须独立。 军事停战委员会也是联合国方面希望设立的组织，其成员由联合国军和中朝军队代表担任，这点中朝方面没有异议。另一方面，中立国应当包括苏联和中华民国，中朝方面当然希望苏联有代表进入委员会，那么联合国方面就可以要求中华民国的代表加入。就算这两国没有代表参加，监督委员会的政治色彩仍是无法避免的，监督委员会和停战委员会如果发生联系的话，停战委员会肯定会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中去。 12月7日，李奇微将所作的考虑汇报给华盛顿，请求指示。李奇微之所以强调停战委员会的非政治性是有原因的。 韩国总统李承晚早就表明了反对停战谈判的态度，他通告美国大使穆乔，如果停火协定生效，韩国军队将会脱离联合国军的指挥。李承晚的这个措施算是合理的，韩国军队归属于联合国军指挥下是在1950年七月，应麦克阿瑟的要求，以“仅在交战期间”为条件，李承晚将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委托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李承晚先是口头答应，随后向麦克阿瑟递交了书信，但美国与韩国并没有正式协定，可以说仅仅是李承晚个人的承诺。一旦停火协议生效，“仅在交战期间”这个条件就消失了，韩国军队理所当然的就要回到韩国军队司令官即韩国总统的麾下。李承晚给穆乔的通告，只是预告这个当然的结果而已。 停火问题上，中朝军队是以联合国军为对手的，并没有以韩国军队为对象，他们的立场是不承认韩国的合法存在，只以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国为敌。从韩国方面看，韩国军队并不受停火协议的限制，一旦指挥权脱离联合国军，韩国军队将可以恢复自由行动。这点也是美国对于保持朝鲜半岛和平问题所担忧的焦点。“制约韩国军队的自由”是美韩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板门店谈判能一直维持下去的基础。 李奇微获知李承晚的通告内容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他知道仅仅是李承晚所表明的“收回指挥权”的意思，就将给停战谈判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如果中朝方面知道这个通告，他们的态度肯定会变得强硬起来。因此李奇微希望华盛顿能够妥善处理李承晚的提议，同时李奇微深感停战谈判如果不能撇开政治因素的话就无法达成目的，他强调停战委员会应去除政治性。 不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接到李奇微的请示后，表示支持乔伊提出的让步方案，关于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问题可以接受中朝方面的提案。杜鲁门总统除了反对设施修复这点，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联合国军以莫大的人力物力破坏了北朝鲜的道路、铁路、机场，决不能让它们轻易修复。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提出：现在实现停战将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让步。而且，即使制止修复设施，但能限制多长时间呢？事实上美国也正计划修复和建设韩国境内的多处设施，“我们不能做的太强硬！”杜鲁门只得勉强接受。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于12月11日发往东京。板门店谈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成员有中朝方面的李相朝和解方、联合国方面的霍吉斯和塔纳。另外，将在近期接替帕克的R•里皮海军少将、接替霍吉斯的C.弗兰保少将以“见习”身份列席。 12月11日的会议上，解方提出希望将第四项议题即俘虏交换问题一起讨论，同时提出可以接受兵员的轮换以促进中立国委员会方案的通过，显示出了让步的姿态。 俘虏问题专门委员会很快就组成了，下午开始了磋商。中朝方面的委员是李相朝和联络军官蔡清文，联合国方面则是R.里皮和G.希克曼上校。只有李相朝一个人是身兼第三、第四议题两个讨论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上午和下午都出现在会场上。似乎显得很繁忙，李相朝落座后，就说要尽快处理掉，并提出双方同时交换所有的俘虏。 如果交换俘虏按李相朝所提议的那样进行的话，并没有太多问题，可现实是在俘虏交换问题上包含了太多的微妙而复杂的因素。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曾经历过残酷的俘虏问题，特别是和苏联交换俘虏，苏联方面的敌国俘虏数量很不明确，而且有传闻称被交换回去的苏联俘虏中那些曾为德国效力过的人受到了惩罚。美国不希望类似的问题重新出现，所以联合国方面特别是美国决定在交换之前必须逐个征询俘虏的意见。 里皮针对李相朝的“全体交换”方案提出必须先交换俘虏名册以及让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视察俘虏收容所。但是李相朝坚持方案不让步，第二天的讨论仍是双方互不相让。 第三议题的讨论也没有进展。联合国军代表塔纳将12月12日收到的华盛顿指示做了个总结，提出了“概括方案”，并要求中朝方面对此表态，“Yes”或“No”。中朝方面代表解方前一天还表示同意兵员轮换问题，而现在却首先从这点上就表示反对了，到12月14日，解方提出了以停战委员会同意为前提每月轮换五千人的方案。塔纳当即以两个理由表示反对：停战委员会由双方相同数量的委员组成，只要一方不同意，方案就无法进行；另外，每月五千人太少了，美军在朝兵力约26万，一个月五千的话，轮换一遍至少要四年…… 俘虏问题委员会的争论仍在继续，实际上就是李相朝坚持全体交换，里皮坚持先交换名册。12月15日，里皮带着半吃惊的口吻问李相朝：“你的主张就好比没有水没有肥皂就准备洗澡一样！”“不！我们准备了水和肥皂，只是你不愿意洗罢了。”李相朝反驳道，并进一步强调，“最重要的是释放俘虏，把俘虏名册作为问题根本没有必要。”里皮耸了耸肩摇了摇头。 由此，板门店谈判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后又陷入了停滞。“共产方面不退让！”“谈判没有进展！”报纸上使用了这些醒目的标题。12月17日，李奇微对全军发表了《圣诞节讲话》，语气也是不乐观的，“……‘圣诞快乐’也许不是个合适的词……各位一起祈祷吧，愿万能的神能引导和保佑我们。”这篇讲话发表后，李奇微分析起范弗里特的战况报告来。 第8集团军各部已经灌输了“边打边谈”的方针，实质上是转为了“坐观谈判”的态势，第8集团军的立场非常有利。经历了去年冬天的补给不足的经验，眼下粮食、弹药、药品、服装等都很充足，即使是山岳地带的第一线，第8集团军的阵地多数的朝阳的南斜面，而北朝鲜军则多在背阴的北斜面。不过这些有利因素似乎只能嘴上说说。第8集团军的报告称，未经过寒冷地区训练的新兵中冻伤者不断增加，中朝军队好像习惯了这种与去年一样的寒冷。李奇微特别注意到，中朝军队的坑道阵地大大地增强了。根据第8集团军的侦察，早先中朝军队因为白天会遭到联合国军的攻击，所以阵地的补强作业都是在晚上进行的，现在第8集团军停止了攻击，所以阵地作业昼夜在进行。从西海岸至东海岸，在长约220公里的前线上，一直深入到其后方，布满了像蜘蛛巢穴一样的复杂的堑壕。据北朝鲜《祖国解放战史》记载，这些工事因为没有足够的工具和炸药，基本上靠凿子、锤子、洋镐等手工作业完成，发动了人海般的人员才有了这样的成果。第8集团军就这么注视着这些工事的完成，什么也没做。李奇微认为“这就是共存”，但心里似乎还有些放不下。 12月17日——距离停火协议生效的时限还有10天。敌人就在这20天里于前线掘出了阵地网，再有十天的话，这个阵地网就更结实了。李奇微突然觉得有些不安，匆匆做了些准备，飞到了汉城。第二十七章 巨济岛暴动事件1 331．延长十五天 ——再有十天停火协定就能生效了吗？ ——在这十天里能做些什么呢？ ——十天的期限是不是需要延长呢？ 在汶山的联合国军代表营地访问的李奇微就这十天反复询问乔伊等人，希望得到解答。乔伊等人是怎么回答的并不清楚，但从随后李奇微发给华盛顿的意见书中可略知一二。在意见书中，李奇微认为在机场、空中视察、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自由视察等问题上并不一定要让步，特别是机场问题是最重要，他强调了以下三点理由：（1）谈判期间太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想整理出头绪有困难，必须延长；（2）关于谈判态度，放任对手的顽固将会使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的态度必须修正，即联合国方面需要表现出强硬的态度；（3）必须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电报中频繁使用了“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即联合国军代表”等字眼，以此表明李奇微和乔伊等人都认为谈判无法达成一致，与其做出无理的让步接受不利的妥协，还不如重新展开战斗。 但是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等政策决定层否决了李奇微等人的形势判断。华盛顿认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利益是回避与中国及苏联的冲突以防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必须按现有的方向予以解决！”美国国内相关国家都期待朝鲜战争能尽早停火，希望朝鲜问题能够寻求政治上的解决，“请考虑停火以最低条件得以实现的可能。”虽然华盛顿并不认为在停火后通过政治谈判能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停火后防止战争的再次爆发还是可能的。“只要让共产方面明白，新的侵略将遭到最大的报复，另外，停火后如果参战各国能发表一个强硬的共同声明的话也是很充分的，英国已经表示同意这些观点了。”将来朝鲜半岛的和平会根据停战协定来加以维持，所以停战协定必须尽可能的交涉以确保有利条件。“现在的停火交涉阶段就拿出最终的态度不是上策。” 华盛顿方面总结了以上见解，12月19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了李奇微。内容是：允许除使用喷气机以外的机场再建、修复，可以撤下空中巡视这条……即在兵员轮换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自由行动以外的问题上作出了大幅让步。另外谈判期限可以再延长15天。 李奇微很失望。在商议和争论尚未有结果的情况下逐步后退，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敌人越来越强化，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之前付出的牺牲与消耗就变得白费了。” 华盛顿的判断不仅仅是基于政治考虑的，李奇微所重视的军事层面的观察也是被包含在内的。华盛顿方面没有自信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来结束停战谈判。当时，副参谋长C•博尔迪中将（作战）向陆军部长助理K•潘迪托塞提出了这样的报告：“美国目前在远东不具有能够支持任意决定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也不确定。想要在短期内增强军事能力，美国就要大幅调整世界战略，而且还必须对人员、资源等国力进行总动员，前者将给国家安全保障带来重大危机，后者将引发深刻的经济问题，不管采取那种措施，都将把有利的位置让给苏联。” 李奇微自己对于“一旦出现问题”时的准备也并不乐观。板门店谈判事实上到预定的截止日期12月27日为止是没有产生的结果的，而在当天——12月19日，李奇微要求范弗里特提出一个重开战斗的构想。在截止日期前的战斗再开，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范弗里特当然会拿出新的攻势作战计划来，但是范弗里特的回答用了“很遗憾”这个表达方式予以了拒绝。“最近这段时间不考虑攻势作战！”范弗里特报告说，部下军官都认为目前为了强化联合国军的战线所发动的小规模攻击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报告另外指出敌人的阵地网已经强化，盲目的进攻虽能压制敌人，但这种胜利的损失将会很大。 李奇微的参谋们构思了一个推进到平壤至元山一线的“富有野心”的作战计划，并指出要做好损失约20万人的准备。远东空军司令O•维兰德中将反对将作战空域接近满洲，还建议李奇微不要采取积极的攻势。海军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为防止北朝鲜基地的空袭，避免舰艇和登陆舟艇的损失，同时尽量不刺激敌人，最好不要采取攻势。 华盛顿、东京，还有朝鲜战线，眼下都没有提不起“干劲”来。“1951年年底，大规模攻势除了成为学究式的话题外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是美国陆军《朝鲜战争史》的表述，李奇微也只能发出叹息声，“仅仅一个月情势就变了，战意变得如此低下，这样的先例我是没有见过的。”板门店谈判依然在僵局中。 中朝方面在12月20日提出：同意机场的再建与修复问题，取消空中视察，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行动范围限制在特定区域。这似乎是知晓了19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而做出的。联合国方面表示拒绝，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中让步是有条件的，要在万不得已下才能做出。 李奇微访问汶山后的第二天，在板门店双方交换了战俘名册。联合国军提交的截止12月23日的中朝战俘情况是：北朝鲜军111754人，中国军队20720人，总计132474人。中朝方面提交的截止11月底的联合国军战俘情况是：美军3198人，美军以外的外国军队1219人，韩国军地7142人，总计11559人。中朝方面提交的名册中包括已经被认定阵亡在大田的美第24师师长迪恩少将，另外“美军以外的外国军队”中还包括“Taniyama yojio、Tsutsui kiyohito、Yasui tatsufumi”三个日本人，Taniyama 和Tsutsui隶属美第24师，Yasui隶属于韩国第1师，这三个人都是战争初期非正规受雇于驻日美军，后来到了韩国而卷入战祸的。 联合国方面对中朝方提供的名单很震惊，根据美方的计算，韩国军队的失踪者约为88000以上，美军的失踪者也有11000多人，仅对北朝鲜发布的战果所做的统计，联合国军的被俘总数就有约65000人。联合国军方面并不认为韩国及美军的99000名失踪者都被俘了，总被俘数应和北朝鲜发布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名册中怎么只有11000余人…… 中朝方面对联合国军提供的名册也感到疑惑。根据中朝方面的推算，其失踪人员达到了188000人，联合国军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的俘虏数超过169000人。 双方的俘虏数字都有出入。联合国方面的数字是根据实际情况发表的，与报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差别部分37000人，经过俘虏甄别确认为是被北朝鲜强制编入部队的韩国人市民，所以从中扣除了。中朝方面俘虏了大量的韩国人儿却只发表了很小的数字，理由是俘虏中大部分人都“自愿”参加了北朝鲜军。双方的论战再次展开。 李相朝认为联合国提供的名册中少了“44259名北朝鲜士兵和1456名中国士兵”。里皮做了说明，称37000人是“老百姓”，另外16000正在甄别之中，如果是一般市民的话就将被释放。“即使是韩国人，只要是志愿加入贵军的我们不会释放，会当俘虏处理。”“真是奇妙的诡辩，军队所属的士兵被抓难得不应该全部算俘虏吗？”听到李相朝的反驳，里皮反问道：“北朝鲜军说抓获了65000名韩国俘虏，怎么就不全部算俘虏呢？”“那是因为通过再教育就原地释放了！”“这就奇怪了，我们迎回的被释放的俘虏只有本年春在水原的177人，我们知道大部分俘虏都被你们强制编入部队了！”“请注意你的言词，我们是只招收志愿者入伍的！”里皮觉得用一万余人换十三万多人是不合理的，“第三议题的内容包括停火后禁止增加战斗力。这样一来，不等于给贵军增加了十个师吗？” 像以往一样，争论一直在进行着。 虽然迎来了1952年，板门店的氛围没有什么变化。 1月1日，联合国代表乔伊向美国进行了广播讲话，“这六个月中，我们坚定地选择了体面而公平的停战，并取得了部分成效。这部分成效对留在停战营地的我们、阵地中的官兵、俘虏看守所的官兵以及在故国的你们都是痛苦而漫长的等待结果，但是和共产主义者谈判，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篇讲话录音是在12月30日完成的，据说当时乔伊因为疲劳和烦恼脸看上去有些歪，两手微微有些颤抖。对于新的一年的谈判前途的展望，在乔伊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好兆头，前景艰难。确实，之后的谈判正如乔伊所料，进展缓慢。 板门店的元旦没有休会，双方代表的“毒舌”和“讽刺”代替了信念祝辞。中朝方面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补给、兵员轮换问题上似乎有让步的意向，而在机场问题上却坚持顽固的立场。 俘虏问题也仍在僵持。联合国方面提出将根据俘虏的意愿决定是遣返北朝鲜还是留在韩国，等甄别完毕后再行交换。愿意回军队的进行相同数量的交换，余下期望回国的签一份不再拿起武器的誓约然后送还，俘虏的甄别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担任……里皮认为这种方式和中朝方面对待韩国俘虏的方式是一样的。 中朝方面代表李相朝当即表示反对，“俘虏的释放和送还，不是奴隶买卖！现在是20世纪了，不是野蛮的奴隶社会了！”李相朝的这个发言并不太恰当，奴隶买卖是不用理会奴隶自身意向的，而尊重俘虏的意愿是和奴隶制社会完全相反的。考虑到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联合国军的俘虏遣送方式对中朝方面很不利。韩国俘虏被编入北朝鲜军，基本上是在战争初期北朝鲜军进逼釜山的那个阶段，当时北朝鲜军为了补充兵员，同时为了不背负“俘虏”这个负担，将韩国兵编入自己的部队是有利的。对于交换战俘，俘虏回归自己部队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采取尊重俘虏意愿的方式，有俘虏不愿意回部队甚至不愿意回国的话，对北朝鲜的面子影响极大。北朝鲜在朝鲜战争上表现的姿态是在进行击破侵略者、解放韩国的正义战争，如果多数俘虏拒绝回国，那么自己部队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怀疑战争目的的人，北朝鲜方面就失去了正以战争的名分。 当里皮表述对于中国士兵也要尊重其自由意志时，中方代表蔡清文发出了怒吼：“中国人民对此绝不能忍受！我们将战斗到最后！”里皮反问“中国人民”是不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亦或是代表全体中国人？蔡清文没有回答。其实中国方面的情况和北朝鲜是一样的。如果中国兵俘虏选择去台湾而不是回大陆，这对志愿军的“自愿参战”的立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因此，联合国军提出的志愿遣返的方式遭到了中朝方面的强烈反对。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联合国方面在去年12月27日提出的“延长15天”的方案得到了中朝方面的认可。然而15天即将过去，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希望协定生效的意向，最后双方也不管谈判期限了，仍然在一次一次的磋商。 华盛顿方面为了缓解事态的发展，1月15日询问李奇微，是否可以在机场问题上让步，并且在俘虏甄别问题上预先通知对方？另外又询问先由国际红十字会对俘虏的意向进行调查是否可行？1月19日李奇微回电：俘虏的意向的调查是为了尊重个人意志而实施志愿遣返的方法，对方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我和我的参谋们判断敌人对能送还多少俘虏并不十分关心，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个人和国家问题上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志愿遣返）对他们来说是破戒禁制的。”李奇微认为如果美国要从战争中脱身，就必须尽快结束谈判。“为此，不能禁锢于所谓的原则，能让步就让步，志愿遣返如果行不通的话就全体交换好了。”联合国军代表乔伊也认为俘虏的宣誓问题只是枝叶问题，可以放弃。空手的俘虏即使宣誓，回到北朝鲜还是一样会拿起武器，韩国军队不也一样是给回来的俘虏发武器吗？李奇微和乔伊在俘虏问题上意见一致，都希望快点解决。 1月28日，联合国军方面提交了新的俘虏名册，俘虏数量是132080人。比上一次的名册少了394人，里皮解释说那是因为把一般市民当成了俘虏的缘故。 李相朝依然坚持全体交换，作为让步同意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俘虏收容所。联合国方面在宣誓问题上给了新方案，即只针对军人，而且宣誓只对朝鲜战场有效。普通人不拿武器不需要宣誓，而军人也许还有机会必须参加战斗，我们不能剥夺那些军人的生计，这就是联合国的考虑方式。这种理论不说也罢，与停战的议题搭不搭界都成问题，然而，到了2月5日，中朝方面同意了。联合国方面很高兴。 “之后就只剩交换方式问题了。”这虽是问题的焦点，李奇微仍带着喜色给乔伊去了电话，“我们可以和可恶的巨济岛俘虏们说再见了。”中朝战俘十三万余人收容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马山湾、巨济岛，骚乱和纷争不断。李奇微对管理这些俘虏深感头痛，虽然这个时期巨济岛有些纷争，但他没有想到会演化成战争史上罕见的俘虏暴动。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军对俘虏的优待是有名的，二战中德国官兵就会寻机选择向美军投降。美军的这项传统虽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发挥，但在巨济岛收容所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俘虏们是从1951年1月起收容到巨济岛的。之前集中关押在釜山，由美第8集团军第二兵站司令部管理，由于人数不断增多，便将甄别出的约37000名韩国市民分开，余下的132000人进行转移。岛上的住民约有118000人，难民约10万人，俘虏被关押在岛的北部紧急建造的收容所内。收容所所长是美军军官，美国士兵也负责警戒，但实际上主要工作是由韩国警备队担任的。在美军看来，俘虏是国际法保护的对象，再小的行为都有规定，不能给国际红十字会找到问题。因为语言相通，使用韩国士兵担任警备更容易管理，而且停战谈判一旦签字很快就会释放他们，“总之，不要弄出什么麻烦事来！特别是不能让记者们知道！”这是第一任收容所所长H•蒂姆上校的指示，从这以后，这是每隔一个月上任的新所长所首先强调的事项。 但是，收容所内的麻烦事从来就没断过。所谓的麻烦就出在亲共俘虏与反共俘虏之间的斗争上，其原因和理由是很明显的。 巨济岛俘虏收容所设在岛的一角，设满了木棚屋和帐篷，像一个人口密集的村落，一般俘虏和归顺俘虏没有区别混杂地住在一起。一般俘虏基本是因为被敌人压倒性击败或负伤而被俘的，而归顺俘虏则是逃离自己部队投降敌人的，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一般俘虏回到本国的话也许会成为“英雄”，而归顺俘虏则就是“叛徒”了。所以一般俘虏亲共、归顺俘虏反共就是自然的事情，两者混居在一起的话发生纠纷也是必然的。而美军却只考虑维护俘虏的人权的问题，例如俘虏的伙食比韩国警备员都好，当韩国警备员管教亲共俘虏时，美军一般是采取制止手段的。警备队队长曹兴万上校说：“我们除了有枪，其他没什么比俘虏强的地方，共产俘虏趾高气昂，把俘虏协定当成了护身符。” 开城的停战谈判开始后，送归本国就成了不远将来的问题，俘虏们的纠纷愈加激化。根据美军的说法，带着北朝鲜密令的工作人员混入俘虏队伍，来到收容所后将各屋的俘虏们组织起来进行指导，其联络方法有传令、投石、眼色、暗语等，伪装的很巧妙。另外似乎还通过收容所附近的岛民和难民经游击队之手同北朝鲜政府取得了联络，其目的就是为了停战谈判中中朝方面主张的“俘虏全部遣返”能够得以实现。如果收容所内骚乱频频发生，将使得美军对俘虏的“归国意愿”的甄别工作受到了妨碍，各屋在亲共势力的控制下就有可能实现“全体回国”。早在1951年5月，第92营就成立了“朝鲜劳动党巨济岛支部”，开城谈判开始后，支部的工作迅速的覆盖到整个收容所。被称为“炼矿炉”的“解放同盟”给各营起了名字，不久又设立了第1课（政治保卫）、第2课（组织计划）、第3课（警备）、第4课（煽动）等委员会，另外各营还设置了军事行政委员会、人民法庭，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由自称“全文”的北朝鲜人朴士贤担任。北朝鲜的这些工作情况直到后来的多德准将绑架事件发生以后才调查清楚。 在北朝鲜工作人员指导下的亲共俘虏，在各营插上了红旗，高唱劳动歌曲在收容所内游行。反共俘虏以第83营的李观淳、韩光昊为中心，组织了“反共青年团”，与亲共俘虏进行对抗。亲共俘虏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反共青年团”则是公然行动的，因此“反共青年团”被美军以禁止政治活动为由，受到了断粮的处分。但是“反共青年团”暗藏粮食，反复举行“反共示威”和“反对送还北方游行”，流血斗争不断。接着，反共势力不断发展，第81营、第82营、第83营、第74营都成了反共阵营。韩国警备队给予了反共阵营以支持，他们将各营的反共俘虏转移在一起。 亲共俘虏遭受石头和棍棒的抗争，而在晚上则召开人民审判进行反击。人民审判分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特级是用石头棍棒执行死刑，一级打500棍，二级打400棍、，三级打300棍，四级打100棍。当时在收容所的俘虏韩银松回忆说，打300棍肯定是要死的。尸体就埋在收容所内，有的尸体被肢解，再被冲入厕所或带到户外。审判和执行都是在夜幕下进行的，不过到早上点名的时候，就暴露了。韩国警备队曹队长回忆说，美军对亲共俘虏根本不追究，反而责备曹队长看守不严。1951年9月，通过人民法庭共有15名俘虏被审判并处决。12月，第73营遭到亲共俘虏袭击，死了14人。 进入1952年，斗殴事件连日发生。前述的2月5日，在俘虏宣誓问题上达成一致后，李奇微表明了对前景看好，就在这两周后，2月18日，收容所发生了出现死亡的暴动事件。 美军在俘虏送到巨济岛后，会进行一次甄选，将普通百姓收容者区分开来，但是关押有5600人的第62营是亲共俘虏的中心基地，该营一直强硬的拒绝美军的进入。2月18日，美第27团3营端着刺刀进入第62营展开强行调查。约1500名俘虏用石头、小刀、斧头、棍棒进行了抵抗，3营开枪镇压，共打死77名俘虏，打伤约140名。 美国陆军部担心事件会给停战谈判造成恶劣影响，指示李奇微发表一个声明，称事件不是发生在俘虏们身上的，而是仅仅发生在1500多名普通百姓收容者身上的。 范弗里特撤换了收容所所长，由F•多德准将接任。 3月13日，韩国警备队和亲共俘虏发生冲突，12名俘虏死亡，26人负伤。板门店，俘虏交换方式在联合国方面的志愿遣返和中朝方面的全体遣返两个方案上僵持不下。 联合国方面不管怎么样都想要对手接受志愿遣返的方案，因此提出了一个办法，因为没有对俘虏进行过调查，希望北归的究竟有多少人暂不清楚，只有进行归国愿望调查，才能实施志愿遣返，联合国方面将此点通知了中朝方面。联合国军参谋长黑奇少将推测132000多名俘虏中不愿意回国的人最多约有16000人，其实他的推测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个数字提交给了中朝方面，并声明为了获得正确的数字必须进行审查。所以这个推测只是为了让中朝方面无法提出反对。这个方法取得了成效。 4月1日，联合国军代表G.希克曼上校向中朝方面提出了要对116000名俘虏进行甄别，翌日，中朝代表蔡清文爽快地接受了，似乎很满足的样子。蔡清文表示中朝方面也希望知道有多少人不愿意回国，同时爽朗地说道：“大概就像你所说的，希望回国者在116000以上，反对者不会超过16000人的。”希科曼随口应了句“可能吧”，这个方法是联合国军方面的失误。116000这个数字不仅没有根据，而且希科曼回答的语调给了蔡清文这116000人都希望回国的印象。 俘虏的意向审查被命名为“分散作战”，从4月8日开始。联合国方面也索性期待希望回国者能多一些，这样中朝方面就不会再纠缠全体遣返了，自己侧的俘虏也能尽快回来。希科曼从中朝方面获得了俘虏回国后不会遭受处罚的承诺。另外对于审查方法，约定当俘虏提出不希望回国时，要强调家族可能遭受的灾难，要使用诱导归国的询问方式。 4月11日，意向审查在进行到查不到一半——约66000人时中断了，被亲共俘虏控制的七个营拒绝美军进入并进行了抵抗，结果造成7死65伤。而且，审查的结果让联合国方面很困惑，在接受审查的66000人中，希望回国的不足26000人，余下的约40000人坚称“打死也不回国”。拒绝接受审查的七个营约有37000名俘虏，这37000人可视为全部希望回国的，算上剩下的未审查俘虏中希望回国的中国士兵、原韩国兵的希望北归者、平民，加在一起只有约70000人。 审查结果于4月19日通告给造成方面，美陆军《朝鲜战争史》记载当时的情景为“很有戏剧性”。望着写有70000名希望回国的俘虏名单，大吃一惊的蔡清文一脸呆然，过了一会，叹了一口气，提出休会便退席了。然而，从第二天起，猛然抨击联合国“违约”，因为之前联合国方面说过有116000人希望回国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发布了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元帅卸任李奇微上将继任的消息。艾森豪威尔是为了回国参加总统竞选，李奇微的继任者为M.克拉克上将。 李奇微希望能于在任期间实现停战，当天指示乔伊向中朝方面提出了替代机场问题的新的让步案，即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和俘虏交换的“包括提案”。提案内容是：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由瑞士、瑞典、波兰、捷克等国代表组成，俘虏交换为70000中朝俘虏交换12000联合国军俘虏。但是中朝方面冷淡地对待了这个提案，认为那“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范弗里特针对不愿接受审查的七个俘虏营，决定动用武力来实施。在之前的审查过程中，不希望回国的俘虏都被移送到了釜山，所以巨济岛越来越成为亲共俘虏的“根据地”了。范弗里特派遣美第38团、第9团3营至巨济岛，另让第15团1营和韩国第20团在釜山待命。李奇微接到范弗里特的计划通知后，向华盛顿进行了请示，最后命令中止实施。动用武力肯定会使双方都遭到损失，李奇微对那七个俘虏营是相当警惕的。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则考虑，即使不强行审查，那些无论如何不愿意回国的俘虏总会有办法来表达其意愿的。李奇微特地指示范弗里特必须要防止骚乱的发生。 五月初，远东美军宪兵队司令R.恰普林上校视察了巨济岛，之后他向李奇微报告说，该岛的俘虏收容所已完全被俘虏控制了。李奇微将恰普林的报告转给了第8集团军，并提醒范弗里特必须注意保持俘虏收容所的秩序。范弗里特对恰普林越过自己直接向李奇微报告感到不快，不冷不热的回复东京：“本职尚未发现需要对巨济岛发出特别关心的理由。”岛上的情形确实是俘虏收容所内部已经被俘虏控制了，美韩部队只能控制收容所外面的地方。双方隔着铁丝网对峙，确实这样也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5月6日夜，第76俘虏营的俘虏向第94宪兵营营长W.莱彭中校告状，说韩国警备队虐待他们，莱彭中校答应进行调查，俘虏又说希望能见收容所所长多德准将一面，希望他能到这来，有重大的事情要汇报。“俘虏随便招呼收容所所长到面前来，实在是个很滑稽的现象。”莱彭这么想着，还是转告了多德，多德倒是没在意，说明天去看一下。在此之前，多德经常在收容所唯一的出入口与俘虏面谈，听俘虏反应情况。俘虏们因害怕被拘留，不愿意到所长办公室，为了缓和俘虏们的心情，多德都是亲自前往进行谈话。 5月7日晨，情报处勤务韩茂俊中尉接到了所长室的指示，多德将在午后与俘虏会面，由他担任翻译。但是韩茂俊午饭吃的慢了，耽误了时间，等他下午两点赶到所长室，多德已经前往第76俘虏营了。 第76俘虏营有30个木棚房子，外面布下了双重铁丝网。先是莱彭中校隔着没有上锁的铁门与俘虏对话，两点多钟，多德的吉普车来了。莱彭和多德都没有带武器，美韩警卫站在后方的位置。俘虏先是诉苦说伙食、衣服等问题，很快就说想了解停战谈判的情况，并提出想出来和两人对谈，莱彭当即回绝，多德也表示这样谈话足够了。不知什么时候，里面的俘虏渐渐聚集在了边上，多德笑着对他们说：“喂，你们到这里来，听听外面的谈话。”一名俘虏从房子里搬出一个装屎尿的铁桶，打开了门，向多德二人解释了一下，将桶搬到了指定的地方，接着返回了房子，门就这样没有关上。多德还在和俘虏们交谈，俘虏们似乎是为了听清楚谈话一点一点地靠近着，渐渐集中到了多德和莱彭的周围。下午三点十五分，似乎感觉到情形有点不对，莱彭示意多德该结束谈话了，就在他们转过身去的时候，俘虏们猛扑了上去。莱彭死死地抱住了门柱，被赶来的警卫救了下来，而多德却被拖进门里，关进了补给物资堆放地边上的管理小屋。据多德在被释放后所说的，俘虏们从四月就开始策划绑架他了。 救出了莱彭中校后，美韩警备兵默默地站在门前，这时，里面发出了呼喊声，并打出了一条很大的条幅，“我们俘虏了多德，只要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安全将得到保障，如果发生枪击等暴行，他的生命将发生危险。”就凭横幅的准备上就能推知绑架多德是事先计划好的。俘虏在俘虏收容所内绑架收容所所长，很像是电影情节。 收到急报的釜山第二兵站司令官P.扬特准将、范弗里特、李奇微等人顿时大吃一惊。多德准将是个对俘虏采取亲和政策的人，所以就算被俘虏绑架了，似乎也没有觉得不安，另外多德在事后曾说过俘虏们对他很尊重。多德在被绑架后传出话来，说希望在五点以前不要使用武力，似乎他想在这个时间点以前说服俘虏。 釜山第二兵站司令官P.扬特准将得知事件后，立即派参谋长W.克莱格上校去巨济岛确认岛上的状况。扬特还考虑用投降过来的李学九去解救多德，但这个想法根本不现实。李学九在开战时是北朝鲜第2军作战参谋，之后转任第13师参谋长，再后来向美军投降。美军认为这是个重要俘虏，招待得很好，在从釜山向巨济岛转移俘虏的过程中，因美军采取投降俘虏与一般俘虏一视同仁的原则，李学九也被混入一般俘虏之中。李学九理所当然的被亲共俘虏视为“变节者”，遭受了私刑，据李学九说，他本来就是为了做煽动俘虏工作而假装投降的，而实际上是受到俘虏们的严刑拷问而再次从反攻转为亲共的。5月7日晚，当克莱格上校找到李学九时，他还不知道李学九已经又“变节”了。“人民军上校李学九认为释放被绑架的美军多德准将是可能的。”李学九在接到克莱格的解救多德的斡旋请求时拍着胸脯答应了下来。接着李学九提出了俘虏们释放多德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允许成立俘虏代表团，克莱格以此事只能在多德准将获释后才能商议为由表示拒绝。这时，宪兵报告说李学九曾去过第76俘虏营，还报告说俘虏们被告知可以成立代表团，因此很高兴地挥舞着苏联、北朝鲜和中国国旗，由此可以察觉李学九已经和第76营的俘虏取得了联络。但克莱格没有在意，还是让李学九去了。李学九在俘虏们的欢迎声中进入了第76营，从这以后李学九就变成了俘虏方面的发言人角色，也没有从第76营出来。 当天，李奇微的接任者克拉克上将在下午两点五分乘飞机抵达羽田机场，李奇微在美国大使馆给克拉克安排了住处，又在美远东军司令部所在的原前田侯爵府设晚宴招待了克拉克，李奇微夫人佩妮也出席了欢迎宴会。李奇微告诉克拉克明天陪同他一起到朝鲜和第一线指挥官见见面，这是新旧司令官当然的交接手续。随后双方闲聊起来，但是关于巨济岛事件李奇微没有对克拉克提及。李奇微接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是5月12日前返回华盛顿，“还有四天，所有问题就将转到克拉克的桌上，但是，这件事我想由我和范弗里特能解决掉。”因此他没有提起巨济岛的事情。 ——但是，翌日，5月8日，在飞往汉城的飞机上，李奇微把事情告诉了克拉克。据克拉克回忆，飞机刚刚起飞，李奇微就招呼了声“韦恩”来到他的面前，韦恩是克拉克的教名（middle name），李奇微用教名当克拉克的昵称。“事实上，朝鲜发生了一个小事件，俘虏们绑架了收容所所长多德准将，并将他扣为人质。我们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化。”克拉克无言地看着李奇微，这确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我在华盛顿接到有关各种问题的报告，但关于俘虏问题却没有任何情况，李奇微的告白是我最初了解到的有关巨济岛蠢事的情报。”等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了解详细情况后，越发对事态的异常感到惊讶。范弗里特就情势做了如下汇报： ——第76俘虏营装了电话，已经可以和多德通话了； ——俘虏们召集了各营的代表开会，提出了成立代表团、在各营间架设电话线、提供两辆联络用车等要求； ——多德准将说虽然他没有这个权限，但他接受这些要求； ——俘虏代表已返回各营，向其同伴传达了内容； ——第8集团军司令官已经解除了多德的职务，由美第1军参谋长C.科尔森准将继任； ——克莱格上校已派遣美第9团3营乘LST艇前往巨济岛，韩国海军的军舰已包围了巨济岛； ——第8集团军司令官准备调用釜山的美第3师所属的第64坦克营B连，共有坦克20辆，其中火焰喷射坦克5辆。 范弗里特汇报完毕，强调将尽可能不动用武力来解救多德准将。“这是我个人意见，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意他们成立代表团并提供相应措施，要挽救多德将军的生命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李奇微表示俘虏问题是停战谈判的重要议题，不管怎么处理都将给谈判造成影响，希望能听听联合国军代表乔伊的意见。当飞到汶山的联合国代表营地，乔伊对事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对两位将军说会场上会成为问题，并建议要采用强硬的口吻。“任何一点点让步都会被共产主义者理解为服软的标识，一定要强硬的让他们立即释放多德将军，并且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来解决。”李奇微深有同感，点了点头。 回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李奇微指示范弗里特：“立即营救多德，为此可以动用超出必要范围的兵力，时间是最重要的，多德的解放是一刻也不能拖拉的！”李奇微强调要动用“最大限”的武力。范弗里特回答说这样的话多德的安全将无法获得保障，李奇微的脸上涌上了愤懑的红潮：“将军，你是职业军人，多德也是，选择军人作为职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已经有许多将士在与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战场上将军的生命和一般士兵的生命一样没有贵贱之分，如果为了营救一名将军而需要牺牲更多士兵的生命，那是对他们的背叛，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了祖国的安全和自由，为了赢得荣誉……”李奇微滔滔不绝地演说了起来。接着他又指出巨济岛俘虏已经明显偏离了其俘虏的立场，在公然与联合国军作对，“这是新的战斗行为的开始！”那还顾虑什么、踯躅什么呢？“我觉得长时间的对峙和停战谈判的持续，已经让第8集团军得了软骨病！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现在的心境就像平日里的警察一样……”李奇微对范弗里特的态度非常不满，最后下了严命——“无论如何都得在5月10日上午十点前把多德弄出来！不管是死还是活！” 克拉克因为还没有正式结果指挥权，所以在一旁没有发言，他其实也是一名战意旺盛的野战指挥官，对李奇微的演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范弗里特对李奇微的命令没有表示异议，领命而去，不过在他的内心是很不满的。“我觉得李奇微的主张就是小题大做。不管做什么事都是先长篇大论一番，就像打架，一上来先劈头盖脸一顿！” 范弗里特命令新任收容所所长科尔森赶快到巨济岛上任，同时指示第二兵站司令扬特按如下顺序处理这个事件： 1首先书面通知要求第76俘虏营释放多德； 2同时通告多德已被解除了收容所所长的职务并失去了决定权； 3如果俘虏拒绝释放多德，就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动用武力伤及多德的安全其责任将由俘虏一侧全部承担； 4到达时限后使用武力营救多德并回复收容所的秩序。 因为有李奇微限定的最后期限，范弗里特认为没有必要调整解决问题的次序。 科尔森准将直接前往巨济岛，当天下午在第76俘虏营背面的山丘上设立了指挥所。 俘虏们摇着旗子唱着歌，但没有进一步行动的样子。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李奇微和克拉克于上午九点十分从汉城出发飞往釜山，去拜访韩国总统李承晚。 离开釜山后，飞机在巨济岛上空盘旋了一圈，克拉克嘟囔了一声“降不了飞机啊”，原来巨济岛没有能够起降四发大飞机的跑道。下午三点，回到羽田，李奇微宣布将在十日下午三点半于总司令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就5月10日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进行发言。 巨济岛，科尔森所长通宵等待第76俘虏营就释放多德要求的回复，六个半小时后，再度发出要求。科尔森的谈判对手是李学九，在科尔森第二次提出要求时，李学九朗读了多德准将的声明书，声明书中内容包括多德承认对俘虏“进行过非人道的虐待以及残杀行为”，李学九还对科尔森就任新所长表示欢迎，希望他能到第76营去和多德谈谈，科尔森表示拒绝，李学九声称如果美方不和多德谈话将不会释放多德。 科尔森从扬特那里得到指示，要求对俘虏发出最后通牒并限定时间。但是科尔森在等待坦克连的到来，又打电话给扬特以及汉城的第8集团军参谋长O•穆德少将请求谅解。据穆德回忆，坦克连从韩国国内南下，在釜山通过海上运输上巨济岛，抵达时间是九日深夜，如此一来，天一亮就要投入行动……科尔森一边显示出强硬姿态一边思考了一个对策，即禁止俘虏代表自由前往第76营。这个举措对俘虏们的冲击似乎是出乎其意料的，第76营周围美军的配备增强，使俘虏们感觉到了不安，他们通过多德要求保障谈判的安全。科尔森回答说他不会阻挠与多德及俘虏们的对话。 到了下午，范弗里特飞临巨济岛。在听完科尔森的汇报后，告诉了科尔森他和李奇微、克拉克的谈话内容，并强调最后期限是“5月10日上午十点”。科尔森很吃惊，“这差不多是李奇微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下达的最后命令，竟然是不顾部下的生命而采取强硬命令，令人印象太深刻了。” 但是命令就是命令！科尔森指示第38团团长W.卡南中校准备突入第76俘虏营，使用的武器有坦克、火焰喷射坦克、装甲车、50口径四联机枪车、催泪瓦斯、散弹枪等等。 第76俘虏营正在举行多德与俘虏们的“对话”，俘虏们就虐待行为、遣返、审查、俘虏代表等问题与多德磋商。俘虏们对多德的待遇不错，态度也很礼貌，所以多德表示接受，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对话”就是“人民法院”的变相而已。据后来多德回忆说，俘虏们对多德朗读了十九条事项，都指责由于收容所的残暴行为导致了俘虏中间出现死伤，每一个项目都有“证人”出来陈述，并要求所得回答提问。时间到了夜里，开始下雨了，雨声在室内回响。多德回忆说这个审判还算好的，俘虏们接受了他的“辩解”，表示将不再进行“追诉”。因为感到审判会进行到晚上都不会结束，多德就给科尔森打了电话，说“对话”要进行到翌日正午，俘虏可能在“对话”结束后释放自己。科尔森回答说要请示第8集团军参谋长穆德，得到的回答是“翌日上午十点的最后期限不会变更”，随后科尔森告知了多德。 入夜后雨越下越大，在大雨中坦克连开进了巨济岛。科尔森指示其他16个俘虏营做好分散收容第76营俘虏的准备，同时命令第38团团长卡南中校进行战斗位置。雨中充满了脚步声和引擎声，每个要所配置了两挺机枪，所有枪支上膛，士兵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达到指定位置。刚刚上岛的坦克也把炮口对准了第76营，在雨水的敲打下等待着进攻。 在所有准备完成后，科尔森打电话给多德，多德回答还在“对话”，气氛是友好的，语气很轻松的样子。科尔森没有告诉多德明天上午将以坦克为先头进行突入的计划，而是岔开话题说了些问候的话，最后来了句“再见，将军。”攻击一旦开始，多德的安全是不令人乐观的。多德早在7日晚上就从正门口边上的管理室移到了76营中的某一栋房子里，具体是哪一栋连多德自己也说不清。如果能知道多德的所在房子的话，至少在攻击时还能有所针对，现在的状况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科尔森的道别似乎是向多德告别今世了。“那就再见了，晚安，明天见！” 多德是能够理解美军强行使用武力的决定的，他对结局也是有所准备的。那么俘虏们话能相信吗？“对话”结束就能释放多德吗？而多德给科尔森的回答是明确的，科尔森回想着和多德“最后的对话”，一夜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雨渐渐小了，天亮前停了下来。取而代之是雾起了，5月10日的清晨，巨济岛笼罩在云海般的浓雾中。俘虏收容所的早晨正如一般电影里所表现的——平凡而单调。点名、毫无活力的体操、淡淡飘来的早餐的味道、吵吵嚷嚷的吃早饭……然后各自到劳动的地方，和昨天一样的一天又开始了。迎来5月10日清晨的巨济岛俘虏收容所的气氛似乎和平常一样。 雾渐渐散去，熟悉的声音在收容所各营响起，然而这阵慵懒的早上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收容所又笼罩在紧迫地寂静之中。待在屋子里的、在室外的人，虽然看不到第76营，但他们的视线都固定在那个方向，都在等待着异变的发生。 第76俘虏营看起来很安静。因为海风温和，林立的旗帜无力地垂着，营内能看到俘虏的身影，但没有人大声喊叫或唱歌，就这样往来晃悠。周围的美军也没有行动，坦克的炮塔、枪身、铁盖在旭光中闪耀，炮口与枪口都对准着第76营的中心部，等待着命令。 科尔森坐在后山的指挥所里，不时揉揉太阳穴，等待着时间的到来。最后通告已经发出，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上午八点多，已经成为俘虏代言人的李学九上校向科尔森提交了俘虏们的要求书。 “李学九致巨济岛俘虏收容所所长，1952年5月10日 一、你方立即中止野蛮的行动、侮辱、拷问、禁止血书抗议、胁迫、监禁、屠杀、机枪扫射、毒气和细菌武器、核试验； 二、立即中止针对北朝鲜军人以及中国士兵的不合理的志愿遣返； 三、立即停止强制审查。以防数千名北朝鲜军人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被再次武装，从而永久地非法地陷入奴役状态； 四、即时承认由北朝鲜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组成的代表团（委员会）并和贵军协商。这个代表团将在贵军就前几项之满意的回答作出正式的声明时，将把美国陆军准将杜德交给贵军。我们期待着你方诚意的回答。” 这封要求书用不太熟练的英文写成，有些地方科尔森看得不是很明白。不过因为是要求书，很容易把握内容，大致就是要求联合国军在对待俘虏问题上不能违反国际法、要求撤回在停战谈判中提出的针对俘虏的志愿遣返和强制审查等等。如此一来，绑架多德变成了配合中朝方面在板门店谈判的一部分了。显然这些要求是科尔森无法答应的，第2、3项是板门店的议题，一个收容所所长哪有权限，而且也不是他的职责，作为所长，能回答的只有第1、4项，如果承认了第1项中的虐待俘虏，那么和第2、3项一结合，肯定要遭到中朝方面的抗议，如果承认第4项的俘虏委员会，又等于间接承认了第1项，这也就意味着李学九转达的要求书是联合国方面无法接受的，科尔森的选择只剩下了动用武力。但是，科尔森借李学九传书的契机，准备重开谈判。经过一夜的思考，科尔森已下定决心要避免使用武力，无论如何都要保全多德的生命。在他收到李学九的要求书后，得到情报称其他营的俘虏们计划在美军对第76营行使武力的同时实施集体逃跑，而且收容所周围的居民已经在进行避难了。这个情报更坚定了科尔森“放弃行使武力”的决心，如果不这样，不仅仅是第76营，整个收容所都将发生骚乱，不光是多德的性命，俘虏、美军、住民都将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这是个没有必要发生流血牺牲的事件。” 科尔森打电话给釜山的第二兵站司令扬特，没说别的，直接建议取消强制审查，给俘虏侧一个满意的答复，并同意俘虏代表团的成立。扬特又打电话请示汉城的第8集团军参谋长穆德，穆德回答可以在审查这件事上进行让步。科尔森告诉李学九上级的意见，李学九则要求科尔森以书面的形式回答，因为俘虏方是提交要求书的，又因为要求书是英文的，所以科尔森的书面回答须使用韩语。由于未对类似的事态做准备，收容所里并没有合适的翻译人员。因翻译工作的原因，上午十点的“最后期限”只能押后，书面回答的翻译稿终于在十点多完成，科尔森交给了李学九，第一项否决，第二项因没有权限，否决，第三四项如果多德获释将采纳。科尔森提出要求，多德必须在正午前获释。 正午悄然而过，俘虏们发觉科尔森的回答实质上是个全面否决的答复，回答基于多德是人质为背景，回答中不时有意无意提出了质问，在言语上科尔森占据了有利形势。和板门店停战谈判相似的矛盾出现了，科尔森很不习惯这种事态，只能流着汗解释着，由此他没有时间和釜山或汉城进行联络，这使得东京的李奇微很生气。 李奇微正在等待着十点钟巨济岛枪炮声带来的报告，但是从第8集团军司令部传来的却是新的有关释放多德的谈判又开始了，科尔森做出了书面回答。李奇微认为承认俘虏代表团是不合适的，而书面回答已经交给俘虏方了，之后就没有新的联络了。正午前，李奇微实在忍受不了了，给范弗里特发去了电报，在电文的末尾写上了深表不满的语句，“我对你为什么不按我的命令为恢复（收容所的）秩序而使用武力深感不解！”范弗里特回电说科尔森应该不会在谈判中做出不合适的言辞，其实范弗里特自己也很困惑。之所以起用科尔森为巨济岛俘虏收容所所长，是因为科尔森是野战将领，比较有身望，对他的评价是“在复杂场合下具有决断和判断能力”。但科尔森在最后关头却半途而废了，连个联系也没有。“科尔森到底在干什么啊？”范弗里特嘟囔着，参谋长穆德也只能耸耸肩膀。 科尔森其实正在和多德协商。正午过一点时分，多德在电话里说：“我认为你的书面回答有问题，你所说的过去的俘虏待遇不成问题多少是有些麻烦的。”多德在转达身边俘虏们的意见，还夹杂他自己的劝告，催促科尔森修改回答书，科尔森参考了多德的意见完成了回答书的第二稿。但是俘虏们对这个第二稿仍表示不满，科尔森又和多德协商，提交了第三稿： “一、关于第一项，本职承认过去发生过联合国军士兵杀害俘虏的流血事件，本职保证今后俘虏收容所将严格遵守国际法给与俘虏以人道主义待遇。本职将在权限范围内避免暴力和流血的发生，如果将来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将是本职的责任。 二、关于第二项，这是板门店所讨论的议题，本职没有能够影响停战谈判所做决定的能力； 三、关于第三项，多德准将如果安然获释，本职将申请在本收容所内停止针对俘虏的强制审查和再武装，包括各种名目的审查在内都将被取消； 四、关于第四项，根据多德准将的意见和本职的认可，允许由北朝鲜军和中国军队俘虏组成一个代表团或委员会。” 第三稿回答书后来被称为《科尔森答复》，也成了停战谈判的一个问题，读完给人以意外的印象。科尔森之前根本不懂收容所的事情，仅根据被俘虏包围的多德准将的意见就做成了这个回答书，这个回答书内容是很有问题的，第一项承认过去发生过流血事件和对俘虏进行过非人道的虐待，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第三项同样承认了无端对俘虏进行强制审查和再武装，这个回答书相当于“自诉自己罪行的认罪书”，科尔森因为这个回答书后来遭到了集中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俘虏们来说，拿到《科尔森答复》基本就是获得了胜利。 科尔森指定的释放多德的期限是晚上八点。俘虏们回答说要在大门上装饰一下再送多德，被科尔森拒绝了。晚上九点三十分，多德被释放了。 以上——巨济岛俘虏收容所事件结束。事件的后续令人很不舒服。 独自从第76营正门走出来的多德准将，立即被关进单人房间监禁起来，随后移送到汉城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也是被单独隔离的。 新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从事件结束的5月10日起一直在忙，要忙到李奇微离开日本为止。5月12日，克拉克瞪着睡眠惺忪的眼睛在总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官办公室等待着，李奇微定于下午三点从羽田离日，从那一刻起，克拉克就可以行使指挥权了。在前往送行之前，克拉克要利用这段时间考虑一下巨济岛事件的新闻发言稿，但是总司令部的新闻官员B•马修斯不在，副官报告说马修斯和李奇微一起回国，此时在羽田机场。花了点时间找了一个合适的担当者，让他准备发言稿。 下午三点不到一点，克拉克抵达羽田机场，出发前的仪仗队检阅时，克拉克将一个纸片塞给李奇微，并说这是新闻发言稿，起飞后看一下给个回复。飞机于下午三点零九分起飞，很快李奇微的回信就来了，回信表示和克拉克的意见一致。 对于这次事件，特别是对《科尔森答复》发出敏锐反应的是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2日发表声明称《科尔森答复》明显“偏离了轨道”，国防部则批评该答复将给世人以“错误的印象”。 克拉克回答了一个问题，紧跟着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问题，连日连夜地工作使他很疲惫，当天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雷又要求和他进行电传会议。所谓电传会议，就是在屏幕上查看发来的内容文字，并将回答通过电传也打出到屏幕上。布拉德雷指定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5月12日上午十点，东京时间是5月13日凌晨零点。克拉克等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参加了电传会议，就像看电影一样，眼睛越来越疲劳，当然精神更疲劳。电传会议结束已是13日凌晨五点了。当屏幕上出现布拉德雷的问候语“就此结束，谢谢，晚安”时，克拉克的忍耐已超出极限了，“什么晚安啊？！这里是早上啦！”克拉克命令打字员原封不动的打印到屏幕上，他也不想多解释，只是要华盛顿也尝尝睡眠不足的滋味，所以通告华盛顿九个小时后再举行一次电传会议。东京时间13日下午两点，相当于华盛顿时间13日凌晨零点。但是，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克拉克，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应了会议时间，而克拉克因为刚上任，他一直到5月15日都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 对于《科尔森答复》，克拉克也发表了声明称之为“无效的”，和华盛顿是保持一致的，费事的是要对科尔森、多德、扬德等有关人员进行处分。 科尔森被解除了所长职务，所长一职由美第2师副师长H.博特南准将担任。扬特从5月12日至15期间率领审查委员会对科尔森和多德进行了审问，判决是：科尔森因和俘虏交涉“沉着”且“判断卓越”判无罪，多德也是无罪。范弗里特认为多德的举动和对科尔森的好话是不适合，他向克拉克建议对多德进行“行政处分”、对科尔森进行“警告”。华盛顿方面，特别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之前的处置太宽大了，并电告东京“至少要撤一个人的职”。克拉克也对第8集团军的处置感到不满，所以他命令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B•布莱恩少将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重新审理。布莱恩的审查委员会关注到《科尔森答复》的形成过程中科尔森与扬特进行过协商这点，所以追究了扬特的责任。 正如担忧的那样，《科尔森答复》作为武器被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所利用，不知是什么样的途径传到中朝方面的。5月16日的会谈上，南日说：“贵军的俘虏收容所所长承认虐待俘虏和再武装俘虏这些事。”并要求联合国方面撤回方案。《科尔森答复》的内容被反复南日引用，作为攻击手段，“贵军的俘虏收容所所长承认对待俘虏不人道，而且使用了残暴的手段，为了进行强制审查和再武装，贵军是行为是违法的犯罪行为，他本人因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不得不将这个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南日的发言很快被国际舆论所报道。 这个发言的基础是《科尔森答复》的存在，但是这份证明了无根据事实的《科尔森答复》联合国方面却没有。“如此让我方遭受损失的答复必须要追究责任，决不能放过！”克拉克在看过布莱恩审查委员的报告后，决定把多德和科尔森从准将降为上校，给予扬特“警告处分”，陆军部同意了这个裁决。 多德是巨济岛俘虏收容所第十任所长，科尔森是第十一任。第九任所长M.菲兹杰拉尔特上校回忆说过“巨济岛是指挥官的墓地”，他所指的是这里麻烦很多，仅仅这些就足够让人不能晋升了，多德和科尔森还被降了级，军人的前途就此终结。巨济岛确实成了两位准将的“墓地”。 第二十八章 戒严令和修改宪法 343．大军对峙 “我没事可做了，谈判也没什么可谈的了。”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伊中将在5月22日的第65次谈判结束后说道，然后他离开了板门店。 乔伊辞职了，他的继任者是W.哈里森陆军少将，哈里森是二月份以第8集团军副司令的身份成为代表，当时韩国代表李亨根也由副参谋长刘载兴接替，随着乔伊的辞职，刘载兴也被国防部政训局李翰林准将所接替。哈里森的空位则由F.马克奈尔准将填补。 中朝方面依然是南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李相朝（北朝鲜）、郑斗焕（北朝鲜）、边章五（中国）、解方（中国）。和中朝方面相比，联合国军代表的军衔都要低一个等级，给人的感觉是联合国军对谈判并不是很热心。现实上，联合国军方面对谈判的热情确实减少了很多。 停战谈判的五个议题中，军事分界线是第二议题，双方与各自有关的各国政府进行协调是第五议题，这两个议题已基本达成一致。第五议题是2月6日提出的，仅仅是建议各国政府进行政治协商解决朝鲜问题而已，因为和停战没有直接关系，2月17日双方即达成一致意见。第三议题是机场修复和设立中立国监视委员会，双方意见是对立的，第四议题是俘虏志愿遣返还是全部遣返问题，双方互不让步。 联合国军方面将第三第四议题合二为一，提出了一个方案，联合国方面在机场问题上让步，中朝方面接受志愿遣返方式，苏联不参加中立国监视委员会。这个4月28日提出的一揽子方案由于中朝方面有巨济岛事件的内幕当即予以拒绝。巨济岛事件使中朝方面不妥协的态度愈发强化，在停战谈判上不再提出新的方案。 第一线的情况，也是陷入了僵局。第8集团军和中朝军队对峙于蜿蜒的堑壕中，不时争夺一下要地，哪一边的行动都不积极。双方都在加强战备，第8集团军用驻扎日本的第45师、第40师接替了骑1师和第24师，前一年解散的韩国第2军重新又组建了起来。因此，截止四月底，在朝美军地面部队为260479人，韩国军队341113人，其他国家军队35912人，总计637504人。中朝军队兵力推算为82个师约866000人。约150万大军对峙在横断朝鲜半岛的战线上，紧贴在一起。 巨济岛事件是一个发生在陷入僵局的战线和谈判会场后方的骚乱事件。“虽然是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但背后着了火不能是不能忍受着。”范弗里特得知事件发生的时候，曾指示扬特要尽快平息事件，解决巨济岛事件，对负责第一线指挥的范弗里特来说意味着后方的安全，可以确保后顾无忧。 乔伊辞职的当天，范弗里特从釜山的扬特那里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李承晚总统正在计划一场革命！” 范弗里特很愕然，要求提供详细情况。釜山是支撑朝鲜战线的最大最重要的补给港口，如果釜山发生问题，第8集团军及韩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将出现重大的障碍，是比巨济岛事件还严重的后院失火事态。扬特马上将情况汇报通过电报发去，因为事态的背景很发杂，盘根错节，所以一共发了14封电报。 扬特的汇报所说的“李总统的革命”严格说来并不准确，李承晚发动的不是革命而是计划发布戒严令。因为戒严令计划针对的是在野党反对议员，似乎也算是一种“革命”。 停战谈判开始时，韩国市民和政府是反对的，但他们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和回顾战争问题，结果导致了对政府在战争中的指挥、国民防卫队事件和居昌事件等问题的不满，加上生活艰苦，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批判的声音越来越高。 而且，总统的任期就快要满了。李承晚是根据1948年7月12日议会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于同年7月20日选出的，任期是四年。宪法虽然规定了内阁责任制，但也认可总统中心制。因为在野党以主要派别“院内自由党”为带头，提出了打到李承晚政权、修正宪法的主张。“院内自由党”是两个同称为自由党的政党的合称。在野党“共和俱乐部”以吴纬泳、严详燮、金永善、郑宪柱为核心，李成甲和金东成为副主席，主席空缺。另一个自由党，即“院外自由党”主席是李承晚，副主席是李范奭，主要议员有梁又正、朴永出、李镇洙、李活等人。 虽然都是在去年即1951年12月23日成立，院外自由党支持李承晚再选，并确定了将总统直选制加入宪法的方针，院内自由党的基本纲领是必须实现内阁责任制并修改宪法。院外自由党是执政党，以政府为支撑压迫院内自由党，两党的对立日益激化。 四月份，院内自由党于17日在国会提出明确内阁责任制的宪法修正案。两天后，19日，首相张勉辞职，李承晚指名国会副议长张泽相为继任者。院内自由党的宪法修正案是承认总统存在的，强调的是先修改宪法，再选举总统，即双方在“先决后选”还是“先选后决”问题上争论。院内自由党的一部分人在后来支持首相张勉竞选下一届总统。 副议长张泽相考虑了一个中间策略，基于对总统和国务总理（首相）人选的事前协定，张泽召集了约20名同志结成了“新罗会”，这个“新罗会”的势力在国会内部掌握着决定性的投票，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承晚会指明张泽相为首相的原因了。 以院内自由党为首的民主国民党、民友会、共和俱乐部等在野党原本就是相互对立的，随着新罗会的出现，在野党的步调似乎更加乱了。到了4月24日，发生一件更加不利于在野党的事件——活跃于“民国防卫队事件”的在野党得力议员徐珉濠枪杀了军人。 徐珉濠当天带着儿子徐元龙、护卫巡查金处中访问了顺天市，晚上七点半左右在市内荣洞的酒馆《平和馆》和邮局局长韩相休等九人一起吃饭。据徐议员说，他们一行是在丽水演讲后来到顺天市的，从釜山出发以来，全南军区司令部的军医徐昌善上尉就开着吉普一直尾随着他们，徐议员等人开宴后不久，徐昌善从房间南面的窗子向内张望，金巡查和他的儿子徐元龙跑出去诘问徐昌善，似乎是对徐昌善一直以来的尾随爆发出了极度不满。徐珉濠也走出房间，说道：“我是徐珉濠，你作为军人跑到饭店来捣乱是想干什么？”徐昌善回嘴辱骂，徐元龙见父亲挨骂，大怒，扑上去对着徐昌善的脸上就打。徐昌善叫嚷着踉跄后退，掏出了手枪开了一枪，徐珉濠逃往厨房，徐昌善追上来射击，徐珉濠掏出防身用的莫赛尔手枪回击，结果徐昌善胸部第二肋间、大腿中弹，当场死亡。 翌日，徐珉濠向顺天市警署自首，并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但还是被拘捕起来。检察、警察、宪兵、特务队、国会还有美军组成了13人的调查组勘查了现场，结论是徐珉濠属正当防卫。5月14日，国会以90比0通过了释放徐议员的决议。 5月14日当天，政府向国会提出了以总统直选制为核心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同一天，根据张泽相的指示，新罗会从两个宪法修正案中抽取了重要条项，提出了一个“优选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与其说是折中方案，倒不如说是强调正副总统直选制的政府方案。 执政党方面，动员了约2000人举行了反对释放徐珉濠的示威游行，釜山市内要求严惩徐珉濠的传单在到处散发，而在野党的郭尚勋、吴纬泳、严详燮、郑宪柱、徐范锡等议员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各地议会基本都在院外自由党控制下，其代表陆续聚集到釜山，要求解散国会。 5月19日，在釜山市忠武路广场举行了“反民族国会议员声讨大会”，是由院外自由党主持的，确实是“声讨”，约300多名纺织女工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批判在野党议员。 院内自由党为应对执政党的攻势，开始统一思想，确定“先决后选”的方针，并内定了下一届总统人选。吴纬泳议员为核心，偷偷地向赞成修改宪法的议员分配选票，安排他们将意中的总统候选人名单写下来。金永善等其他议员则在为张勉首相竞选总统筹划着，选票的开票预订在5月26日。 在野党的这些行动被汇报道李承晚那里，李承晚决心发布戒严令。 扬特准将听说了李承晚的这个“革命”决心后马上向范弗里特做了汇报，不过发布戒严令也意外地遇到了阻力。 戒严令的发布的由国防部第一局负责的，李承晚向国防部长李起鹏透露了意向，李起鹏找来了第一局局长崔庆禄和他商量。总统发布戒严令是为了政治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崔庆禄当即向李起鹏表达了反对意见：“戒严令是在天灾地变以及战祸的情况下行政机能瘫痪时才能下达的，釜山地区目前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李起鹏表示同意，答应向李承晚建议不要发布戒严令。 李承晚于是更迭了国防部长，任命申泰英中将为新国防部长，同时内务部部长张锡润也由副总统李范奭接替，5月24日，戒严令发布。戒严令的范围是以釜山市、顺天市为中心的庆尚南道以及全罗北道的23个地区。理由是“共产分子”扰乱了治安，发布时刻是5月25日零点。任命陆军总参谋长李钟赞为戒严司令，又任命元容德少将为岭南地区戒严司令负责釜山市和庆尚南道地区。在此之前，李承晚找李钟赞征求意见，李钟赞冷冷地回答说这是“政治性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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