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上)-4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了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轻易丢掉了呢？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军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家口落入与他存有隔阂的傅作义之手。聂荣臻在制订保卫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时，也注意到了利用这一矛盾。蒋介石必须拿下张家口，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还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做铺垫的政治目的。为此，当国民党军东线进攻部队受阻后，蒋介石把张家口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十月八日，情报显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出现在张北地区。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令战场危险突然而至。张家口被明确地划归入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为了迅速制订作战计划，专门架设起电台测向仪器，根据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得知了聂荣臻部主力的方位。他立即命令一部虚张声势东进，然后集中近两万兵力，避开聂荣臻部的西线设防地域，从集宁向东穿越了上百公里的大草原，以突然、迅猛之势袭击了张北。十月八日攻下张北之后，傅作义部主力直逼张家口。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23）此时，张家口市区内多数人还不知道危险临近，更不知道张家口北面没有主力部队设防，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大批物资还没有转移。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是：十一日占领张家口。没有史料证明共产党人撤离时张家口市内发生了混乱，多数史料几乎都记载十日那晚月亮高悬，月光如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走之后，月光照耀着路上一连串的骡马大车，车上坐的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在他们的身边是钞票、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等生活物资。当时，有一群外国记者目睹了共产党人在张家口的撤离。他们对这个“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个波兰”的城市能够在敌人逼近的时刻平静地撤离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毫不慌乱”。有的记者在这个城市里定制了一些信笺和皮大衣，居然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工人们依旧在为他们从容地制作。记者们看见有人从容地把“漂亮的蓝地毯和缎被子”卷起来，装车的时候大家还在唱八路军军歌。告别的时候，共产党干部与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平静地告诉他们“张家口很快将变成一个战场了”。等机关撤离完毕后，聂荣臻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张家口。最后撤离的是教导旅官兵，时间是十一日上午九时，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张家口的是傅作义的四个师。张家口受到进攻的第二天，周恩来曾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梁漱溟绝望地说：“和平已经死了！”到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已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四十六座县城；而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不但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完全截断，而且令共产党人的中枢——陕甘边区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华北的刘伯承和西北的彭德怀，都已经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的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似乎已经不容置疑。于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那天，蒋介石不失时机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的最后一击：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政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以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彻底决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马歇尔拒绝出席开幕式，因为他“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国民大会的混乱程度连司徒雷登都感到惊讶：“孙科博士作为临时主持大会的人，不能控制同时争着说话的人以维持大会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的麦克风所吸引，抢着发言，用武断的口气提出离题的问题。诸如争取妇女平权、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名额等等。他坐在前排，不时地向执行主席传达提示条子。”会议设置了五十五个主席团名额，国民党占了四十六个，剩下的九个名额中五个留给中共，四个留给第三党派。此时，周恩来已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诫蒋介石：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公平正直。……据传，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马歇尔最后着重提醒蒋介石：共产党军队已经是一只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回答是：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马歇尔彻底绝望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当朝鲜半岛上战争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世界著名的奖项第一次授予一名职业军人。获得了这一奖项之后的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授予十名军队将领以元帅军衔的情报，阅读之后马歇尔说：“这十个中国共产党人我认识其中的七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冬季寒冷的风雪中，马歇尔认识的这些共产党将领正率领着他们的部队撤向更加偏僻的乡村。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了。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1）奇寒中的呐喊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九连五班长房天静的双脚已被严重冻伤，即使在冰天雪地里溃烂处依然流着脓血。实在是疼痛难忍，房天静抓了一把雪把脓血处擦干净，然后从一只冻梨上切下一片来，贴在溃烂的伤口处，冰凉的感觉让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站起来没走两步便再次跌倒了。房天静身边的几个战士因为冻伤已无法站起，此刻正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他们的脚上都没有棉鞋，脸被冻得纸一样苍白，上面是一块又一块的青黑色的冻伤。那些没有大衣的人把草绑在身上，大风刮过来草被吹得纷纷扬扬，整个人像是一团在雪地里滚动的蒿蓬。干部的喊声在风雪的呼啸中断断续续：“同志们……看看枪栓冻住没有！快接近敌人了……都别当孬种！”正是东北长白山地区最寒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白茫茫的山林在风雪中一片迷蒙，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已僵硬，只有这支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跌跌撞撞。这支队伍迎接的战斗，几乎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共产党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与最危急的时刻。内战开始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到松花江以北，以萧华为司令员的辽东军区部队和以程世才为司令员的第三纵队、以胡奇才为司令员的第四纵队仍然留在了南满。南满恶劣的生存环境令林彪焦急万分。他命令南满领导人把需要转移的军火物资及早转移到中朝边境地带去，把伤员安排在远离重要道路的乡村中去，然后集中兵力与敌人在山林中运动周旋。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整个东北局势甚大。在初冬的寒风中，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了。北满与南满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地区，从北满到南满必须绕一个巨大的圈子：先到牡丹江，然后折向昌图，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再从平壤进入中国吉林境内的临江。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程两个人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满的时候已是深冬。南满部队的困境令陈云、萧劲光万分吃惊。冰天雪地，官兵由于没有棉衣和棉鞋出现大量冻伤；粮食极度短缺，只有冻得如同石头一样的杂面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因为没有房子，官兵整日整夜在野外的雪地里烤火。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官兵认为南满已经没有希望，认为仗没有打好是指挥上的错误和无能，在无法解决的饥饿和寒冷中继续守在这里，结局不是到鸭绿江喝水就得流亡到朝鲜。陈云和萧劲光最终了解到，南满部队领导已经做好放弃根据地把部队带到北满去的准备。陈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陈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之前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以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2）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是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陈云主导的坚持南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在南满处境艰难，但正是因为南满的存在，保持了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南北两线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军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的北满地区时，不得不考虑到身后的威胁。为解南满物资之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和被服，由东满经火车运到朝鲜境内的惠山镇，这里与南满部队控制的长白县城隔河相望。河面结冰正好可以转运，但根据《雅尔塔协定》，两岸往来人员必须走桥，守桥人员一边是朝鲜士兵、另一边是苏军士兵。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派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前往疏通。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莫文骅还是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然后他前往长白县城宴请守桥的苏联和朝鲜军官。对方毫不客气，在一位上尉的带领下，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人人喝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万岁。第二次宴请后，苏军连长对莫文骅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朝军排长说的是：“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莫文骅提出请给予东满运来的粮食、药品和被服放行，苏联和朝鲜军官均立即“慨然应允”。“七道江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四纵打出去牵制敌人，三纵队担任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会后，四纵十师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军的侧后插去。保卫临江的第一战来临了。国民党军弹药充足，武器精良，特别是御寒装备充足，而共产党军队粮弹缺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战斗打响前，萧劲光通知旅长彭龙飞来指挥所领受任务，当彭龙飞顶风冒雪赶到的时候，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冰，因为没有大衣整个人围着火炉烤了很久还是哆哆嗦嗦冻得说不出话来，萧劲光“一阵心酸”。旅长都冻成这样，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萧劲光立即让参谋连夜到临江取回五十万元北海票给了彭龙飞，他嘱咐这位旅长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坚持住。茫茫风雪中，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是残酷的拉锯战。三纵七师向敌人发动攻击后，国民党军先是撤退，随即发动起猛烈的反击。无论是三纵还是四纵，都已无力追击，因为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黄昏时刻，天边的太阳如同一张白纸片贴在白桦林的梢头。枪油被冻结了，枪栓拉不开，眼看着敌人在前边跑，但浑身已经僵硬，脖子向前伸着，陷在雪里的腿就是迈不开步。此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一个师从辑安出动了，出动不久就发现侧后迂回着共产党军队，于是立即往回收缩。三纵七师奉命无论如何要追上去。由于国民党军大部已经退回辑安，七师只追上了一个团。战斗中这个团被打散，其中的一个营被七师二十团包围在小荒沟。这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一进村就开始用积雪垒墙，垒一层往上面浇一层水，冰雪围墙冻得十分坚硬。傍晚，二十团在控制了村外的高地之后发动攻击，但连续攻击数次都没有效果。冬夜冰寒，风雪呼啸，水压重机枪因怕冻裂水箱不敢使用，轻机枪由于机油凝固已不能连发，步枪撞针冷缩后无法打响，手榴弹盖子也因官兵手被冻僵难以拧开。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决定天亮再打，官兵们在寒冷的冬夜里苦熬天明。清晨时分，炮兵到达了战场，二十团的集合号吹响了，但号响了半天也见不到几个官兵。三连连长一瘸一拐地走来说：“部队拉不出来了，全冻坏了！”尽管全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投入战斗，攻击还是开始了，在炮兵的支援下，二十团没有冻伤的官兵攻进小荒沟与敌人开始了混战……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3）一九四七年的新年到了，毛泽东发表的贺辞中甚至没有提及战争：……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新年来临，蒋介石发布“侍天字第十七号密令”。回顾一九四六年诸战，蒋介石在历数战场胜利之外，没有忘记巨大忧患的存在，他在新年发表的演说中，历数令人痛心的现象：“投机冒险”、“偷税走私”、“欺诈谋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以致礼义廉耻扫地无余”，蒋介石深感“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是“任何国家和时代”所未有的。与蒋介石有同样忧虑的是杜聿明。在东北的严寒中，杜聿明和他的副司令郑洞国一起消磨着漫漫长夜。酒酣耳热之际，郑洞国提醒他的司令长官：东北国军占领区内的腐败，远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乡村去，搞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也由此有了兵员，目前总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三万之多。可这几个月我们干了什么？跟着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小官员们忙着搜刮民财，官场上“派系之间激烈角逐，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可怕的是部队内部的腐败，高级将领带头，中下级军官效仿，克扣士兵，贪污军饷，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然后到处购买房产和土地。再这样下去军队如何打仗？杜聿明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但是，一九四七年初，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国民党军依旧占据着优势：七个军的正规军，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而且占据着重要交通线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就在南满部队主动出击作战的时候，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的作战，以减轻南满部队的压力，也开始了主动出击作战。退守松花江以北的林彪部，如果不是出于对南满支援，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时都不应出击作战。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处在隔江坚守防御的态势之中，如果彼不出现大规模的移动，就没有将其割裂并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的合理战机。况且，此时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并不适合作战特别是攻坚作战。寒冷给林彪带来的唯一有利条件是：松花江已经完全封冻，部队不但可以从江面上直接出击，还可以方便地撤回来。一九四七年新年刚过，东北民主联军集中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的兵力，出其不意地跨越封冻的松花江，对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击。北满部队跨越松花江南下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新一军的三个团，有力地策应了南满部队的战斗。南下作战还让林彪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民党军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无力调动强大的援军，这证明杜聿明因地盘占据得太大，交通线拉得太长，排兵布阵已经开始捉襟见肘。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4）但是，南下作战也令林彪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松花江一带遭遇寒流的袭击，作战部队出现大批的冻伤冻亡：一纵冻伤多达两千六百七十八人，六纵冻伤更是多达三千一百二十四人……毫无疑问，在战斗中受伤的官兵会得到良好的照顾，食物的丰富也会很快令他们年轻的体格再度强壮起来。但是，那些被严重冻伤的官兵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残废。内战爆发后严峻的军事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影响。《解放日报》发表了具有毛泽东文风的社论《论战局》：“四个月来的总结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四个月的战斗，已使战局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是只要继续过去的努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在蒋军占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进攻。四个月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根本铲除对于美蒋的一切和平幻想，以决死斗争的精神来奋斗……”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绝与战场上官兵的决绝是一致的。蒋介石也在承受着与共产党人周旋和作战所带来的痛苦。一九四七年初，他在《反省录》中这样写道：“本年实为余自革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之一年。二十年来共产党集其所有之实力与阴谋，向余作最猛烈之攻击，尤以其十年来竭尽一切破坏余在美国盟友心中之历史与地位，可无微不至。”就在蒋介石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令他更加伤感的消息传来了：他最钟爱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之一，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在山东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于战场举枪自尽。据报，戴之奇师长临死前曾三呼“国民党万岁”。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冬天也格外寒冷。哀莫大于心死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国民党军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节节阻击，先后放弃了枣庄、峄县等地。国民党军距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只有百公里了，危机令陈毅不得不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调至战场。何以祥的八师负责阻击国民党整编七十七师，八师包围了这个师分散在几个村庄里的两个团。可是，即使一个团负责包围一个村子，八师在兵力火力上依旧不占优势，整编二十六师的坦克又来了，三十二辆坦克形成集团冲锋。一纵三旅奉命阻击，共产党官兵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只有用肉体在平坦的阻击阵地上与敌人的铁甲展开残酷的搏杀。陈毅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直至深夜，最后他说：“只好不打这一仗了！”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到战场视察，他看见了令他“目击心伤，惨不忍睹”的情形：“在峄县东二十余里的圈沟镇沿着铁道线附近，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伤亡千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马励武下令“尽快掩埋”。这时候，华中战场作战双方的态势是：国民党军已形成胶济线、鲁南、苏中和苏北四个攻击方向，其中以苏北和鲁南为攻击重点。而陈毅部和粟裕部在国民党军的强势推进下，逐渐由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压缩。战场已经移到了共产党解放区纵深地带。严峻的军事压力使陈毅和粟裕感到，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必须由配合作战改为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只有集中兵力首先争取一个方向或是一个战区的重大胜利，才能迅速改变战局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5）陈毅致电延安并华中局：“同意华中分局二十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经过反复商榷，陈毅、粟裕取得一致意见：缓去鲁南，首战淮北。一九四六年冬，在江苏的北部，即将打响的就是宿北战役。这是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战，作为战役的指挥者粟裕重任在肩。隐蔽待机的那两天气氛沉闷，粟裕在指挥部里整日盯着地图。此时，粟裕心里有两个作战方案：一是攻击来敌的左翼，将向新安镇进攻之敌歼灭于五花顶地区，然后再攻击向沭阳进攻之敌；二是如果敌人左翼进展缓慢，就攻击敌人的右翼，集中兵力歼敌于宿迁以东地区。粟裕苦苦地思索：右翼的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附属有炮兵团，师长胡琏毕业于黄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兵多将悍，与其作战必是一场苦战。况且，该师刚从鲁西南调到苏北，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必会十分谨慎。相比之下，左翼的整编六十九师冒进的可能性极大。整编六十九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蒋介石的坚定崇拜者，是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在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的心腹。在国民党军内部，多数人对戴之奇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蒋家父子的一个死党而已。但是，戴之奇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北伐，又再次毕业于陆军大学，抗战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平时谈起战略战术也是滔滔不绝。在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的各路国民党军中，他的整编六十九师一直是急先锋。粟裕想定的作战方案是：正面阻击整编十一师，把整编六十九师分割出来，集中优势兵力两翼夹击将其歼灭。十二月十四日，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六十九师继续分路推进。华野第九纵队以少数兵力顽强阻击火力强大的十一师，同时把整编六十九师放进了预定战场。黄昏，整编六十九师师部和二六七团进入人和圩，其他各旅紧随其后，他们与受到猛烈阻击的整编十一师之间已经出现了间隔。十五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各部队到达合围地点。同一天，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以宿新兵团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召集作战会议。会上，胡琏指责整编六十九师轻举冒进，戴之奇指责整编十一师进展缓慢。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整编六十九师遭受围攻的消息，紧接着传来十一师师部附近出现###的报告，胡琏和戴之奇都感到非常吃惊。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攻击开始了。在合围整编六十九师的合围圈上，要点是负责穿插分割的一纵和负责攻占战场制高点峰山的八师。峰山是一个海拔只有八百多米的小山包，但却是整编六十九师防御的支撑点，一旦丢失整编六十九师将四面无依。戴之奇命令预备三旅七团死守，七团在一天之内把山包上的树全部砍光，以扫清一切射击障碍，然后紧急修筑起壕沟，布置了密集的火力配备。八师赶到战场后，集中起五倍于敌的兵力从两面攻击峰山。在西南方向的二十三团一营在副教导员张明的率领下连续冲击三次，敌人猛烈的火力导致部队出现严重伤亡，冲击路线上遍布着遗体和伤员。天快亮了，如果拿不下峰山，势必影响整个战役进程，而此时原本有四百兵力的一营仅剩下四十多人了。副教导员张明决定最后再冲一次，在炮火和机枪的支援下，四十多名官兵们爬向鹿砦，撕开铁丝网，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在壕沟里搭起人梯向山顶冲去。张明头部中弹，血流满面，视野模糊，但依旧冲在最前面。终于，从另一面攻击的二十四团一营一连冲上来了，连长郭继胜与张明在峰山顶会合。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6）整编六十九师陷入重围。戴之奇命令不惜一切夺回峰山。预备三旅和六十旅的两个团，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峰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攻，八师集中起所有的火力坚守不退。十六日晚，戴之奇请求胡琏救援。至十七日凌晨，胡琏除了哀叹“戴先生不堪设想了”之外，就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戴之奇只好向南京求救：“恳求校长派兵或催令胡部相援，拯危局于万难之时。”蒋介石严令胡琏出兵，告诉他如果救不出戴之奇，拿着自己的脑袋来南京。十七日上午，胡琏派出两个旅发动猛攻，企图靠近整编六十九师，但遭到一纵三旅七团的顽强阻击。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不顾友邻擅自撤退，促成了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最后覆灭。戴之奇听见枪炮声逐渐密集起来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十八日早晨，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胡琏，再次严令他不惜一切增援整编六十九师。但是，在胡琏的指挥部里，所有与整编六十九师的联络都已中断，人和圩方向的枪声也渐渐平息。胡琏放下蒋介石的电话后，判断整编六十九师已经完了，立即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转为防守。胡琏的判断十分正确，华中野战军官兵已经冲到了戴之奇指挥所的门口。戴之奇在残部的簇拥下向村庄的东北角突去，当他终于意识到四面都是喊杀声时，朝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宿北作战结束。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一千余人。戴之奇的胸徽、日记和一把短剑被送到粟裕那里。粟裕拿着这把“中正剑”端详良久。粟裕指示：找副好棺木把戴师长埋了。虽然宿北战役规模不大，但粟裕认为此战意义重大：首先是促成了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军从此合二为一。粟裕将宿北战役称为“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在当时依旧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转折”二字还是用得十分奢侈的。农民厌恶马师长“要吃苦，跟马励武。”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官兵们除了抱怨转战辛苦，总在与###打恶仗之外，还对他们的马师长带兵严厉和拖欠军饷严重不满。马励武现年四十三岁，是国民党军中颇有资格的职业军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经当过蒋介石的副官。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率部参加豫中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第二十六军整编为二十六师，他成为整编二十六师师长。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之一，是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配备有坦克、榴弹炮、山炮、反坦克火箭炮、机枪、步枪、无线电设备、地雷、卡车、吉普车，设有无线电装置的指挥车、弹药、汽油、筑路设备，甚至轻便金属船只”——所有这些都由美国提供，连官兵的鞋带都是美国制造的。此时，没人知道，武器精良、火力强大的整编二十六师在国民党军序列中彻底消失的最后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新年之夜，马师长在极度的焦虑中度过。通往前线的电话已经中断，凌晨时分，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前方部队出击侦察，侦察的结果却是：公路已被封堵，有###大部队和大量民兵活动的迹象，通过公路回到师部将是十分危险的。马师长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唯一准确的判断是：自己不能返回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了。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7）实际上，新年之夜，陈毅和粟裕并没有下达全面攻击的命令。前线的慌乱，是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地方民兵发生交火导致的。宿北战役给向苏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迟滞了向胶济线、鲁南和苏中发起进攻的国民党军的攻势。但是，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崩溃，只使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上有了一个缺口，一旦其重新调整部署，这个不大的缺口即刻便可封闭。此时的陈毅与粟裕部依旧处在敌人的夹击之中。一九四七年新年来临之前，陈毅和粟裕经过慎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目前在鲁南地区，国民党军主力是整编二十六师，只有将主力歼灭，局势才能真正好转。战役决心已下，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主力奉命秘密北上。参战部队被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共产党军队的兵力已是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的四倍。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午夜。在此之前，整编二十六师已经侦察到了陈、粟主力向鲁南开进的情况，马励武也预感到自己突出的位置很可能成为陈、粟的攻击目标，他向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请示，要求全师收缩至峄县，但是请求未获批准。马励武只好命令就地压缩阵地，以师部所在的马家庄为中心，在一个东西长二十五公里的狭长地带构筑起防御阵地，并部署了以坦克机动火力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独自被阻隔在峄县县城里的马励武忐忑不安，一月二日晚二十二时，从前方传来的无线电通报说，二十六师各旅同时受到了猛烈攻击。这一天，左路的第一师已深深地插入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五十九师、七十七师之间，整编第二十六师被分割包围。马励武终于在峄县待不住了。三日一早，他带领两个连乘卡车冒险而出，企图回到他的指挥位置上，但是走到半路还是退了回来，因为他的侦察部队反复向他渲染前方战事的危机，令他最终失去了冲向战场的勇气。此时，在瓢泼大雨中，共产党军队的左右两路纵队开始猛烈压缩，到四日凌晨，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快速纵队被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等几个村庄里。马励武战前预定的撤退方案是：在快速纵队坦克的掩护下，以卡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快速移动，原则是坦克夹着卡车车队和炮兵车队沿着公路滚动前进。马励武确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样的铁流。大雨逐渐转成了漫天雨雪，天地间一片朦胧。有参谋问粟裕是否改变总攻计划，粟裕回答：“不变，这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把敌人的重装备陷在那里，他就更难逃脱了。”连续的雨雪确实帮助了共产党官兵。一月四日上午十时，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开始突围。坦克、汽车、炮兵和步兵混杂在一起，拥挤在通往峄县的公路上。在共产党军队的四面围攻下，原来设计好的行军序列已完全混乱。更严重的是，由于公路被混乱的步兵和炮兵壅塞，同时公路上处处是民兵埋设的地雷和挖好的反坦克沟，比步兵行进速度快的坦克和汽车为了尽快逃离战场，纷纷开下公路想从野地里夺路而奔——这些钢铁机械一旦下了公路，末日也就到来了。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抵抗意志崩溃了。整编二十六师的几名军官下令官兵停止抵抗，第一快速纵队二三九团团长也率全团放下了武器。四日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四十四、一九六旅全部，第一快速纵队坦克营、工兵营、炮兵团、运输团和步兵八十旅，共三万余人全部被歼。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8）雨雪还在飘洒，但战场上充满欢乐。两个野战军的官兵、民兵和附近的百姓忙着收缴和清点战利品，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令他们既惊奇又兴奋：数十辆坦克、成排的美式重型卡车拖曳的重型大炮；数百辆汽车上满载着弹药、被服和大米；各式吉普车，车上也装满了子弹；还有满是洋文的罐头、饼干、糖果香烟。成箱的重炮炮弹让官兵们犯了难，谁也不清楚这些涂着各种颜色的美国炮弹是干什么用的，赶紧找来懂点外国字的干部辨别，干部们把写有“Ｈ”标志的穿甲弹和“Ｆ”标志的燃烧弹分开，并且将它们与匹配的大炮放在一起。官兵们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坦克驾驶员加大马力，同时数十名官兵在坦克的前面和后面连推带拉，可就是无法将这些庞然大物从泥沼中开出来。“拉坦克比打坦克还难！”附近村庄里的百姓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扛到这里垫履带，最后终于把坦克弄上了公路。上千名国民党军的坦克驾驶员和汽车驾驶员被集合起来，一个共产党干部当场宣布他们从此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员，并且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这些几小时前还是国民党军的人，立即把坦克和汽车发动起来，往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方向开去。后来华东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在此基础上诞生。当陈毅和粟裕即将在鲁南对整编第二十六师发起全面攻击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鲁西南的巨野、金乡和鱼台地区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史称“巨金鱼战役”。——这场战役距陈毅、粟裕部的预定战场仅两百余公里，在那段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陈毅和粟裕得知晋冀鲁豫部队就在自己的西面，该是多么的惬意，因为他们可以不用顾虑徐州方向国民党军的威胁，放心大胆地作战了。此战不但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受挫，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在鲁南作战的陈毅、粟裕部侧后的安全。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这一天，马励武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下午，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副师长曹玉珩带领少数残兵跑回峄县县城。溃兵个个怒气冲天，伤兵们则是呻吟哀号，整个峄县县城顿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有军官向马励武建议，部队最好全部驻扎在城外，只允许司令部住在城内，结果遭到马励武的一顿臭骂。他向薛岳请示说，整编二十六师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要求退到后方休整。薛岳一口拒绝，严令他立即整顿部队，坚守峄县。马励武看着眼前的残兵败将一下子不知所措了。三天以后，入夜时分，陈毅、粟裕部攻击峄县的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到天亮，防御外围的国民党守军纷纷逃进城内，马励武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此时的一切征兆都表明，共产党军队已决心把他从这个县城里挖出来。更令他惊慌的是，十日，整整一个白天，射向城内的炮火格外猛烈，从爆炸的声音上判断，是共产党军队前所未有的重炮，城内的炮兵阵地因此受到了压制。一天的轰击之后，黄昏，对城防的攻击开始了。炸开城门，解决了在城门洞里向外射击的两辆坦克之后，共产党官兵冲入城内。此时，马励武正在设在城南天主教堂里的师指挥部里，而他的指挥只剩下了一个内容，就是向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和第二十七军军长李玉堂请求部队增援和空投弹药，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忍耐点老兄，总会有办法。”马励武恼怒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他在电话里吼着：“必须在我有办法之前，你们的办法才用得上！我现在已经快没办法了！”接近午夜，城防防线垮了，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南北夹击，峄县城里混乱不堪，那座天主教堂的尖顶已被炮弹炸开了几个大窟窿。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9）马励武的最后时刻到了。他带领少数随从刚从指挥部里跑出来，就眼看着共产党官兵冲了进去。官兵们在里面找到了他的日记本、作战地图、望远镜、照相机、信件和一张他与蒋介石的合影，但被俘的参谋们谁也说不清师长跑到哪里去了。天亮的时候，马励武穿着士兵的衣服混在俘虏队伍中在共产党士兵的押解下往城外走，他对身边惊慌的随从说：“不要吭声，等有机会就逃走。”但是，虽然他把他的中将军服脱了，但身边的俘虏全是他的部下，当一位共产党干部站在他面前向他微笑的时候，他坦白了自己身份。被俘后的马励武在总结自己战败的原因时，强调了这样几个理由：首先是共产党官兵的士气比国民党军队要高，因为“共产党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子弟兵’”。其次，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彼此钩心斗角——“整个军官阶层弥漫着强烈的个人怨恨。”马励武坦诚地说自己属于何应钦派，因此他猛烈抨击陈诚和薛岳的指挥无能，战役中不但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增援，而且坚持让他的部队孤立突进，有故意把他推入重围的之嫌。再者，运气实在糟糕，马励武反复抱怨在他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倒霉的天气——“雨雪把地面变成了一张可怕的粘蝇纸”。马励武不会想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鲁南是共产党解放区，解放区里贫苦农民不喜欢他和他的军队。有资料显示，山东解放区的贫苦农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占有由人均一亩半上升到近四亩，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之后，几乎每个村庄都提出了“保田保家乡”的战斗口号。只要战斗一打响，农民们不但在粮食供应、伤员护理和弹药运输方面全力帮助共产党军队，而且还直接参战。鲁南战役结束后的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传统旧历新年来临了，外国记者们看见数百名农民给刚打了胜仗的共产党军队送来了新年礼物：足足堆满三个大房间宰好的猪。姑嫂二人忙点灯本是春播的时节，三更月最亮五更霜更浓，催耕鸟叫得满山满谷清脆欲滴。可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腹地的翻身农民们却心慌意乱：今年不但地种不上，还要拉着孩子背着老娘去跑反了。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岌岌可危。此时，由于陈毅、粟裕部主力全部集结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附近，国民党军因此判断，“###大势已去”，很难再实施回旋作战，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了。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共产党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为了会战成功，陈诚亲自前往徐州坐镇督战。国民党军调集了十九个整编师（军）共四十九个旅近三十万人，其中直接围攻临沂的部队达十一个整编师（军）共三十个旅。一月二十八日，徐州绥靖公署下达作战命令。两天以后，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军）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攻击部队吸取了以往被共产党军队突袭分割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而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烂葡萄里夹硬核桃”的战术，在三路攻击部队中，每一路中都有一个精锐的主力师作为骨干，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每天推进的行程超过十公里。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10）为了保卫临沂，陈毅、粟裕部主力在奋力阻击的同时，曾命令三纵“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企图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是，欧震不但没有冒进，在发现共产党军队的意图后，左右两路部队反而立即向中路相互靠拢，甚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防御工事。敌人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化解危急的机会。国民党军南线部队逐渐靠近了临沂。北线李仙洲的部队推进很快，二月四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以保卫与争夺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为核心的生死决战已经迫在眉睫。就决战于临沂城下而言，无论是从正规军的兵力、一线作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双方所处的战场态势上看，陈毅、粟裕部都处于劣势。一旦死守硬拼，不但双方都将血流成河，而且陈毅和粟裕胜算的几率不容乐观。二月四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为了争取作战主动权，必要时可以放弃临沂：“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要时放弃临沂”，并且“敌愈深进愈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这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陈毅和粟裕发现：欧震的南线部队密集推进，谨慎缓慢；北线李仙洲的部队却孤军冒进，快速深入。由于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国民党军官兵开始尝到种种苦处。莱芜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组织起十万百姓，对国民党军必经的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老百姓虽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他们把自家门前的道路破坏掉是轻而易举的——连续七个昼夜，老百姓采取了分段包干办法：“敌人在哪里修，就在哪里破，敌人修到哪里，就破到哪里，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由于交通线中断，李仙洲的部队越往解放区内部走补给越困难。北线的国民党军走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形。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讲，战机终于出现了。而捕捉北线的战机就意味着：秘密移动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歼灭北线的国民党军一部甚至大部，以瓦解敌人南北夹击的态势，消除来自侧后方威胁。那么，前提是必须放弃临沂。鲁南的初春，形势动荡，人心浮动。一个已经投诚共产党军队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再次倒戈。郝鹏举，现年四十四岁，河南阌乡（灵宝）人。一九二二年参加河南督军冯玉祥的部队，曾任冯玉祥的机要传令员。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的基辅军官学校和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开封西北军官学校上校大队长和第二十五师炮兵团长。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军官第一次倒戈，背叛了培植他的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当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后，他被任命为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五路军少将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投奔了在西安的胡宗南，靠着“聪明机灵，能说会道”，很快当上了第二十七军参谋长。国民党军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一九四一年，自感前途渺茫的郝鹏举索性到南京投奔汪精卫伪政府，先后出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汪伪政府训练部次长、参赞公署武长官等职。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11）但是，随着日本战败趋势的日益显现，特别是共产党新四军坚持不懈的策反，郝鹏举又一次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在投奔蒋介石还是投奔共产党两条路之间徘徊不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扩充军力大量收编伪军，蒋介石任命郝鹏举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的命令到了，虽然他对蒋介石存着巨大的戒心，并依旧暗中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但蒋介石的任命究竟还是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之后他便发现，虽然他又送汽车又送金条，蒋介石的嫡系们还是对他和他的部队态度傲慢，常常以“惩办汉奸”的口气敲诈勒索，不但克扣他们的军饷，甚至连武器弹药也拒绝补充。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一九四五年秋，他的部队被调到津浦铁路沿线，成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前锋，而这无异于让他这种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变为炮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压力下，甚至是在陈毅将军亲自晓以利害下，郝鹏举率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两万人投奔了共产党。虽然，已经背离了国民党军，但郝鹏举，始终把自己的部队当成一份“财产”，一个与人民军队“平起平坐”的特殊团体。他一面公开宣传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人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但同时，因为害怕共产党在落实国共签署的整军方案时，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所以又在官兵中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他的部队“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国民党军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鹏举送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的头衔，郝鹏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认定这回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解放区都会被国民党大军铲除干净，这个时候自己再不改换门庭就来不及了。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他率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鲁南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认为郝鹏举的举动足以抵消作战中的损失，称之为“还军于国”，“月缺重圆”。但是，准备领赏的郝鹏举立即发现，他在国民党军中地位更加低下了。参谋总长陈诚轻描淡写地告知他，答应他的第四十二军番号仅仅是个“号召”，“因为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所以，他只能“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部队。同时，陈诚命令他立即参加与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决战。就在陈毅和粟裕已经决定放弃临沂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二纵发起了围歼郝鹏举北进部队的战斗。战斗进行得果决而迅猛，到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全歼郝鹏举的两个师，俘敌六千多人。战斗发生的时候，虽然围绕在华东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但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来援救郝鹏举。他从战场上狼狈溃逃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直至把脚摔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脱下军装，换上了百姓的衣服，当他准备派人向陈毅乞降时，被共产党官兵包围了，那一刻他大喊：“我脚疼！你们辛苦了！我早就说不打了，打什么呢？”共产党军民准备撤离临沂的前夕，郝鹏举被押到陈毅的面前。他抢先说自己“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陈毅厉声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力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郝鹏举大喊：“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12）不久之后，当山东的敌情进一步严重，中共华东局决定将之前历次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全部北撤时，为防止意外，负责押送的干部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将郝鹏举处决了。郝鹏举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无名野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处决的国民党军将领。事后中共中央追查此事，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野战军主力放弃临沂北移，由于作战计划和意图不能详细对部队传达，很多官兵对避敌不战感到十分困惑。而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大批机关和政府人员也要同时撤离，原来为在南线与国民党军决战准备的粮草和弹药等大批物资，千辛万苦地转运到这里，现在这些物资还要跟随主力北上转运，路程遥远，困难重重。当部队离开后，临沂地区的贫苦百姓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为了在国民党军到来的时候不至惊慌失措，老人、孩子、妇女不受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地方党组织事先组织农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把财产和粮食统统藏起来，有的村庄甚至还举行了人员的转移演练。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一百四十多公里。鲁中山区道路崎岖，雨雪严寒中，华东野战军十几万官兵夜行晓宿，以最隐蔽的方式连续行军。沿途的地方党政部门尽全力保障着大军的食宿和交通——这是一幅连共产党官兵都没有见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几十万随军的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正在深山中躲避，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挖地三尺或者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地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愿意与共产党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样，他们同时也心甘情愿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承受苦难，一无所有的他们走向战场时镇静而从容。二月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进后的第五天，阻击牵制南线国民党军的部队撤出了临沂。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陷落，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这一事件被渲染为内战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囊形地带和中枢安全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至今还没有成婚。早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之前，他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娶过一房媳妇，但自从进入黄埔一期之后，他似乎把这个媳妇忘记了，不久这个女人在家郁闷病逝。在以后的日子里，曾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但他自己却并不着急，对外宣称“国难当头”，“谈何私事”。话是这么说，其实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女人。一九三六年，胡宗南在杭州探望已经成为军统头目戴笠时，在戴公馆意外地见到一位名叫叶霞翟的女军统，传闻她是戴笠的情人。胡宗南和戴笠是生死之交，两人不分彼此，戴笠决定把这个女子作为一份大礼送给胡宗南。在戴笠的有意安排下，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到胡宗南以一块白金手表作为定情物送给叶霞翟，胡宗南的终身大事总算有了些眉目。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沉默寡言的胡宗南上了前线，与叶霞翟不但很少见面，连书信都很少来往，他与这个女军统的关系好像似有似无了。抗战中期，他相了一次亲，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牵线，女方是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的二小姐。据说，孔二小姐很是乐意，而胡宗南虽然还没见过孔二小姐，对这个女子放荡不羁的逸闻却听说过不少，思来想去，胡宗南还是不想放过个攀龙附凤的好机会。相亲的时候，他故意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布军装，显出一副刚从沙场冲杀出来的样子，可还没和孔二小姐说上几句话，胡宗南就应证了关于这位小姐的所有传闻，他即刻打消了娶这个女子的念头。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13）没人确切知道这个“西北王”的意中人到底是谁。一九四七年，五十一岁的胡宗南立下誓言：等为党国建立“殊勋”之后，将庆功和结婚喜宴合在一起办。胡宗南心目中的“殊勋”，就是占领共产党人的中枢延安。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中枢——陕甘宁解放区首府延安，在胡宗南统辖的战区之内。如果从兵力上讲，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几乎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十倍。其中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的十五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负责由宜川、洛川、宜君一线向北主攻，兵力十四万；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的两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负责自榆林向南助攻，兵力一万二千人；西北行辕马鸿逵、马步芳部十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负责由宁夏的银川、甘肃的镇原向东进攻，兵力五万四千人。而陕甘宁解放区的东边就是黄河，隔河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地盘。胡宗南认为，从战场地形和态势上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已被紧密地围困于弹丸之地；而从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看，陕甘宁解放区内的共产党军队绝不是他的对手。只要时机成熟，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不但延安势在必得，如果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人物来不及向北逃到外蒙，向东又过不了黄河的话，他就很可能把毛泽东等人一一俘获。——作为戎马一生的党国军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显赫的战功吗？在荣耀的极点迎娶美人，难道还有比自己更成功的男人吗？早在几个月前，胡宗南已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偷袭。胡宗南采取的是三面压缩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从晋南和陕南抽调六个旅，会同封锁陕甘宁解放区的四个旅加一个装甲团，自南向北担任主攻；同时，马鸿逵的五个旅由宁夏向东助攻，阎锡山部晋西南地区总指挥杨澄源在东面和北面策应。延安方面发现胡宗南的偷袭意图后，鉴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兵力太少，急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和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张宗逊部开赴延安。在黄河东岸，陈赓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称张宗逊的两个旅到达延安，延安的防御力量已得到加强。目前陈赓部位于胡宗南的侧后，胡宗南担心受到侧击，已将其整编第一师从陕北调回黄河东岸。这样看来，对延安更有效的防御，是在胡宗南的侧后展开一系列战斗，迫使其回援，从而瓦解国民党军对延安的攻击。同时，毛泽东还赋予了陈赓部开辟吕梁地区的任务。为此，陈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王震的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合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陈赓对自己司令部的人强调：“王震同志对党忠诚，斗志顽强，在我们党内是出了名的。大家一定要尊重他。他直爽坦白，爱批评人，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发现你们的错误而批评你们，甚至骂两句，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受，不许不高兴……”王震来了，说话异常直率，他告诫陈赓部的官兵要准备在吕梁山里吃苦受罪。陈赓说：“今后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要尽可能的留给吕梁部队。”为更多地牵制、歼灭偷袭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二日，陈赓和王震部又向位于晋西南的蒲县发动了进攻。蒲县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久攻不下时，三十日拂晓，陈赓部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率领一个连发起持续不断的冲锋，终于占领了可以俯瞰蒲县全城一个高地，共产党官兵利用过去阎锡山部留在高地上的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蒲县被攻克。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14）至此，吕梁战役结束。吕梁战役不但成功地迟滞了胡宗南偷袭延安行动，还使太岳、吕梁和陕甘宁三个解放区基本上连接起来。战役之所以选在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结合部，是共产党人看准了国民党军不同派系之间从来相互不配合的弱点。按照国民党军的战区划分，以山西南部中间地带的灵石为界，灵石以南是胡宗南的战区，灵石以北是阎锡山的战区。但是，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接手晋南防务时，胡宗南不愿自己的兵力过于分散，并没有积极地出兵灵石以南地区，而阎锡山竟然在胡宗南没有接防的情况下，径自将自己部队北撤达五十公里，致使两个战区之间出现了一条宽大的防务空隙。战后，国民党军才醒悟到，陈赓部正是利用这个空隙打了进来。一九四七年二月，陈赓的第四纵队奉命返回晋冀鲁豫野战军。王震很想弄点猪肉慰劳一下第四纵队。他对陈赓说：“你们不必走得那么急，两个节（新年和春节）都在打仗，没有过，再住几天，补过一个年吧！吕梁虽苦，给每人弄上斤把肉吃吃，还是能做到的。”陈赓谢绝了：“每人一斤，就是上万斤肉，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吕梁是个新解放区，底子薄，我们还是回太岳区过年吧。”陈赓命令把缴获的重武器全部给王震留下，为此他还亲自检查了移交武器的情况，要求留下的武器必须是完好的，如果机枪缺少零件或者坏了就用自己部队的好机枪换下来。在晋南遭受挫折之后，胡宗南把攻击重点转向了陕西境内的关中地区，为从陕南直接攻击延安做扫清侧翼的准备。就在延安周围不断发生战斗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此刻，中国共产党人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论断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即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存有相当的疑虑。毛泽东的论断被传达下去之后，有干部给延安打电报，直接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