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上)-2

这些远道而来、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官兵，面对海面上庞大的美国舰队，依旧能从容地拆房子修工事，这让杜聿明和巴贝感到困惑不解和不明底细。于是，巴贝下令军舰掉头。在试图从葫芦岛登陆时，才知那里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经过侦察，发现秦皇岛只有五百日军和少量伪军。杜聿明和巴贝决定在秦皇岛登陆。巴贝对杜聿明说：“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你相信了吧？”毛泽东已经从重庆返回延安，他把守住山海关的希望寄托在最早进入东北的李运昌的部队上。但是，李运昌的部队新兵多，武器严重缺乏，平均两名战士才有一支步枪，几门迫击炮仅有几发炮弹，且部队分散在辽西的各个地区，山海关只有一个团。李运昌请求增援。在增援部队日夜疾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试探性攻击开始了。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估计过高，因此攻击颇显迟疑，导致几次攻击都未见成效。就在僵持的时候，李昌运部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三个团步行一个月从山东赶到了山海关。杜聿明亲自制定了攻击山海关的作战计划。除了士气之外，共产党军队和当时的国民党军相比，没有别的优势。天气冷了，从山东长途行军而来的杨国夫师的官兵们依旧穿着单衣，出发时听说的到处都是可以随便拿的新枪大炮根本没见到影子。而且，这里不是山东解放区，没有百姓往阵地上送食物，伤员也没有人往下抬。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国民党军开始攻击，共产党军队边打边撤，山海关外围防御阵地相继失守。杜聿明占领了山海关。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进入东北的大门已经敞开。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直接发电报给李运昌，命令他的部队必须在山海关至绥中一线坚守“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李运昌回电如实报告说，他的有限兵力分散，缺少武器弹药，怕是难以完成任务。毛泽东在命令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的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火速在锦西地区集结，准备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但是，杜聿明没有给共产党军队集结的时间。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连续攻击前进，于十一月十八日占领绥中并接近了锦州。这时候，林彪已经到达锦州。林彪的身边依旧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十一月十五日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设想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到达后，由林彪或者罗荣桓亲自指挥，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作战。可是，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现在在哪里？林彪离开锦州前往兴城和锦西，在兴城，林彪遇见撤到这里的杨国夫，部队的情况令他吃惊不小：伤亡很大，极度疲惫，没有棉衣，甚至没有鞋，官兵们得光着脚作战。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彪终于等来了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七千多人的部队，他们从山东走到兴城足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艰苦的长途跋涉令官兵们根本没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可能。林彪遂致电延安，告之目前部队不具备作战条件，要有放弃锦州的准备。林彪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兴城、葫芦岛和锦西相继失守。三天后，杜聿明的部队占领锦州。锦州失守令林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立即指挥梁兴初部对锦州进行反击，反击的目标还是在山海关与共产党军队交战过的那个八十九师。在后路被截断，主阵地被突破后，八十九师向杜聿明告急。林彪的突然反击令杜聿明非常意外，他急忙调动部队增援。但是，就在增援部队赶到锦州的时候，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突然消失了。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16）几天以后，进入东北的黄克诚与林彪见面了。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状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寒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不准共产党军队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又对共产党军队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尽管一个月后毛泽东发来了关于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但是当时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东北地区站住脚的切实可行的思路。面对看似唾手可得实际难以占领的大中城市，中央依旧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死上梁山，活闯关东。在中国人的心中，闯关东是情势逼迫下的铤而走险。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受降。问题是：谁是有权接受投降的“中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审阅。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便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投靠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和伪军将领，倒被蒋介石列入了受降的中方人员名单：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同时，蒋介石还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跟随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伪军“军长”们，一夜之间变换了军服成为国军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武装缴械者外，二十六万日军反而开始“收复失地”。于是，中国当代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短暂但奇特至极的现象：日本投降以后，两个“国民政府”依旧同时存在，并且依旧在同时“履行公务”：一个是在重庆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一个是战时投靠日本的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届时汪精卫已死，陈公博出任代主席。这两个政府的机关报都叫《中央日报》，两份报纸的报头题字用的是同一块模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在日本投降后，宣传调子即刻从“大东亚共荣”转换为“大家都来拥护蒋主席”。“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美国政府动用了六亿美元，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其运送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三十多万人。美国还直接派遣武装力量，抢先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要地。一个来到中国承担运兵任务的美军士兵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17）国###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国民党军大军向北，主要依靠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四条铁路。此时，共产党将领陈毅已经来到微山湖东岸。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将陈毅派往华中，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时而步行时而骑骡，于十月初在临城和沙沟之间穿越了津浦铁路。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运输繁忙，向北开去的全是运兵的军列。陈毅立即对鲁南军区的干部说：不惜一切代价，把铁路彻底拆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必须发动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轨、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可以想象这些号召在贫苦农民中间引发的热情。“八路八路，专扒铁路。”国民党的报纸一时舆论大哗。尽管兵力不足，也必须直接攻击津浦铁路沿线的要点，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第一个目标就是邹县。上万军民先把县城南北两边的铁路拆了四十多公里，然后就开始攻击邹县县城。天亮时，大汶口被攻破，鲁中军区三师控制了一小段津浦铁路。但是，对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击艰难而残酷。山东军区八师奉命阻击由徐州进抵临城的国民党军。在临城与夏镇之间一个叫柏山的据点，攻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虽然连续组织爆破，但由于敌人的碉堡十分坚固、火力异常凶猛而未能攻破。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名叫陈金合的班长站了出来。他提着四颗手榴弹摸上去，但围着碉堡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安放手榴弹的合适位置。回来后，他向营长要了全营剩下的最后一颗手雷，在机枪的掩护下再次上去。他把手榴弹和手雷捆在一起，放在碉堡唯一的一个小铁门下面，然后跑回来拉动了引爆的绳索。过了好一会儿，也没见有动静，原来绳索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天大亮了，敌人碉堡里的火力越来越猛，陈金合要求再上去一次。由于天色已明，碉堡里的火力都射向了他，他在弹雨中滚来滚过，战友们不知他是否中弹，只看见他终于再次接近了碉堡。上次安放的手榴弹和手雷还在那里，陈金合爬过去，但没有连接引爆的绳索，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朝天色明亮起来的远处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肩膀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和手雷顶在小铁门上，直接拉响了引爆的拉弦。这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士兵。陈金合粉身碎骨的场面让他的战友们悲愤难忍。陈毅同样是悲情难耐，他在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动员会上高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到十一月下旬，山东军区部队控制了津浦线一百四十公里的地段以及临枣线二十公里的地段。自津浦路上的临城沿着运河向南，便是共产党华中部队的作战区域。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将华中解放区内的新四军北撤。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新四军各部队开始北撤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阻截。蒋介石深知共产党武装一旦在北方集结，将会给国民党统一全国带来严重后果。由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的新四军一部的北移历尽艰辛，部队从金华地区出发后，于杭州湾陷于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出重围令这支部队付出了伤亡二百一十三人的代价。接着，部队于深夜北渡长江时，租用的商轮不幸沉没，包括新四军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在内的八百多名官兵沉入江底。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18）此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正赶往淮安。在淮安，粟裕以对未来战争走向的惊人预见，依据“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按照中央“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的指示，把编制凌乱的部队组建为指挥统一的华中野战军。大战在即。粟裕认为必须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以打破国民党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这是一个军情混乱的时刻，陈毅的部队正在北面的津浦路作战，粟裕接到的指令多次变更：先是命令他率部悉数北进以配合陈毅部；当部队开始移动时，中央又命令他不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重庆那边已经准备签署《双十协定》；待高邮邵伯战役就要发起的时候，命令他们返回津浦路方向的电报又到了。粟裕焦急万分，因为高邮之战，势在必打，粟裕给中央发去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力陈目前国民党军重兵集结于徐州、蚌埠地区，除警戒封锁此间的铁路线外，必会“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向两淮推进。时年三十八岁的粟裕是个性格独特的共产党将领。这个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的湖南人，自跟随朱德和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后，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留名于中国革命战争史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战争中，粟裕曾数次直言要求中央改变对他的军事指令，并且对自己的见解执意坚持。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也数次证明，不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他所坚持的战略意图对共产党人赢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邵伯位于高邮至扬州之间，是运河走廊上的一个军事要点。高邮邵伯战役就从这里打响了。北平至汉口——平汉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在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上阻击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将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所属的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计划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到达石家庄，与已经占领那里的胡宗南部的第三军和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直趋北平和天津。沿着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的三个军矛盾严重。第三十军是战区长官孙连仲的基本部队，因孙连仲投靠蒋介石已基本嫡系化，而属于老西北军派系的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仍属杂牌部队。其中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长期受中央军和孙连仲的排挤，对蒋介石严重不满，部队还没从新乡北进，就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表示了不愿意打内战的态度。然而，老西北军部队普遍作战能力较强，火力也充足。相比而言，晋冀鲁豫部队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劣势。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战场选在了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多沙的河套里。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沿着平汉铁路向石家庄推进。由于没有遇到有力的阻击，其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于二十日渡过漳河并开始架桥。此时，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只有一纵到达了战场。当面的国民党军不但装备精良，且兵力是一纵的三倍以上。一纵奋力节节阻击，最后退守到崔曲一线，一纵就没退路了。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向一纵防御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一〇六师装备精良，作战凶悍，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打起仗来亲自带着两挺机枪督战。不间断的攻击持续了一整天，一纵各团阵地相继出现危机。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19）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主力部队相继赶到，并随即发起了反击，最终迫使敌人转攻为守，并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二十八日，刘伯承下达总攻命令。这个有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已被两米多高的土围子围起，一〇六师不但修筑了交错的交通壕、地堡和射击掩体，而且还开辟了火箭筒等重火器射击阵地。由于交过手，一〇六师认为武器破旧的八路军不敢再强行攻击，但是，夜幕刚刚降临，一纵的攻击就开始了。这是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的攻坚战法：第一波是身上挂满手榴弹的两百多人的投弹队，边冲击边投掷，战场上一时间弹如雨下。投弹队的后面紧跟着梯子队，冲到围墙下前仆后继冒死攀登。三个小时后，一纵攻进崔曲村，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刺刀、枪托的格斗声持续一整夜，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崔曲村一战，一纵官兵以巨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的防御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令战局陡然逆转：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新八军的起义，动摇了平汉线上国民党军的军心，令国民党军的整体防线敞开了缺口，马法五遂决定渡漳河南撤。第三十、第四十军受命交替掩护逐次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晋冀鲁豫一纵和三纵多路出击实施侧翼包围，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则在后面紧紧追击，太行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漳河以北进行阻截。马法五知道他的部队已处于绝境之中，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漫山遍野的民兵，这些跟随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庄稼汉端着土造的火枪，或是从自家场院里抄起锄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他们熟悉的乡村要道上，不断地袭击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队。此役，共产党方面称为“邯郸战役”，国民党战史称为“漳河战斗”。战后，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损失数字是：伤亡七千六百二十一人，失踪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人，被俘九百二十三人，其中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全团殉职”。在总结惨痛教训的时候，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将领记住教训，深刻了解共产党军队的长处：第一在组织严密，宣传得法。大家都知道，土匪并没有什么实力，他就是长于组织，利用民众来作他的外围和耳目，尤其是诡计多端，用各种夸大宣传的方法，来威胁我们的精神，动摇我们的心理，以补助其军事的力量，发挥军事的效果。他第二个长处，在能利用会议，集思广益。他在每次作战之前和作战以后都要举行军事会议。在作战以前，他对于当面国军的性质、特长和弱点，皆有详细的研究和检讨，然后针对我方情形，做精密的部署。……这是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混乱而微妙的时期。毛泽东认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与此同时，国民党召开了军事委员会议，制订出向共产党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特别要求对共产党人“必须除恶务尽”。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尽管《双十协定》墨迹犹新，毛泽东所说的“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随着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中国北方各解放区的逐渐蚕食，共产党人万分艰苦的日子来临了。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0）“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服役四十二年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退役了。第二天，退役的五星上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他在那里有一处名叫多多纳的宁静的庄园。电话铃响了，是杜鲁门总统打来的：“将军，您愿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国吗？”一九四五年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依旧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剧来自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称如果美国需要国民党统一中国，就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加强驻华美军的数量，因为国民党军队远远不能控制华北和东北地区。赫尔利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赫尔利终于意识到，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失败，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一味袒护，白宫很可能要就对华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调整，与其被撤职不如自己辞职。内阁会议的讨论是：派去中国的人，要有能够代表美国的身份和地位，要能够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要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最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刚退役的马歇尔上将是出使中国的最合适的人选。马歇尔重回华盛顿。在与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谈话的时候，他问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假如蒋介石不肯让步，美国真的要抛弃他吗？”杜鲁门明确回答：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人又能够控制满洲，美国由此失去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的失败或损失。马歇尔又问：“那么，如果共产党不肯让步呢？”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马歇尔的专机在中国上海江湾机场降落。　　马歇尔一到中国，就与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冲突。魏德迈曾经是马歇尔的下级，其军阶提升一直受到马歇尔的关照，连他的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都是马歇尔推荐的，而正是这一职务使他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将。此刻，魏德迈坚持认为，马歇尔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他十分了解国民党，国民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政府，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绝对不肯作出让步；同时，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深知出于政治信仰的缘故，他们也不会作出真正的让步。一个要掌权，一个要夺权，把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撮合在一起，犹如天方夜谭。被长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劳的马歇尔告诉魏德迈：我们在战争中克服的困难比这难以想象得多！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中国使命！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马歇尔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一个中共政权的意图。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1）第二天，马歇尔飞往重庆。毛泽东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他从休养的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无疑，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抵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可是，即使《双十协定》已经签订，军事冲突还是频繁发生。而要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目前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调解。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依靠苏联的企图。原因很简单：苏联靠不住。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而在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国问题的调解人。——三年后，当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斯大林承认了他的错误：“（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在重庆，马歇尔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不能有内战，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冲突，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地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马歇尔注意到国共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统编应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而共产党认为“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整整三十年后，马歇尔使华期间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公之于世，在这份报告中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战”，而国民党方面坚持“有条件停战”，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恢复交通”，也就是共产党人在北方的解放区内给国民党军北进让出通路。新年之夜，马歇尔彻夜未眠，同时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写备忘录，他特别要求蒋介石作出妥协，但最终还是在自己一直坚持的“无条件停战”的原则上做了艰难的折中。这种颇费脑力的思索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最后，马歇尔建议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谈判小组。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2）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停战。毛泽东权衡了东北问题有苏联参与的特殊性后，也对马歇尔的备忘录给予了支持。谈判小组成立了，成员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当谈判小组坐下来的时候，张群突然提出华北的赤峰和多伦也属于东北范畴，这两处地方也必须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这个要求传到延安，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产党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协商军队安全进入东北的办法。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概不负责。此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距离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一天的时间，心情恶劣的马歇尔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蒋介石态度强硬，说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防止苏联染指华北的举措。马歇尔提醒蒋介石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他目前的职责和权力是苏、美、英三国认可和赋予的，如果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对他的使命以及对蒋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宋美龄将马歇尔严厉的语气尽可能翻译得柔和了一些，但蒋介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得到蒋介石暂且不提赤峰和多伦之事的许诺后，马歇尔回到寓所用电话通知了周恩来和张群。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起草，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月十日凌晨完成。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起停战协定生效，届时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同一天发布了停战命令。虽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是，双方作战部队都接到了于协议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点的命令。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各处战斗激烈。十三日上午，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有十几个小时，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员陈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队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消息。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之后，聂荣臻命令他们立即接敌，守住阵地，寸土不让。战斗结束，已经是十四日凌晨四时。停战了！北平的东单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在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十二万五千美金买下的一个破落王府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于有美国人的背景，这里被选为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此时，协和医院俨然成了一座军营，大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一边是穿着美式皮鞋、挎着美式冲锋枪的国民党军宪兵，另一边是穿着黑色布鞋、打着绑腿、挎着缴获的日式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双方都佩戴着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胸章。出出进进的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和美国军人从军装上很好分辨，但细心的北平百姓还是发现，八路军军官还佩戴着一枚圆形胸章，上面有两支麦穗，刻有“中共代表团”的字样。马歇尔说，“军调执行部是世界历史上最奥妙的组织”，这个以调解中国军事冲突为目的的机构，其主席由美国委员罗伯逊担任。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幻梦。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以及“释放###”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到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3）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还是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Ｃ－４７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所有的协议充满期待。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毛泽东年谱》：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周恩来回到重庆给蒋介石拜年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对此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协议，招致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马歇尔。马歇尔刚到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一起住在林园里，当时蒋介石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马歇尔被安排在三号楼。但是，随着对马歇尔不满的加剧，蒋介石搬到曾家岩去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在散步的时候碰上马歇尔。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摆脱马歇尔的说服与胁迫。出于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极端热爱，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经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4）无论如何，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马歇尔乘着美国陆军航空兵部专门为他改装的Ｃ－５４专机，在他认为已经迎来和平的中国上空，开始了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巡游。这个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无法知道，就在他的机翼之下，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对峙与较量正与严寒中流淌的热血剧烈地扭结在一起。狭隘的关门主义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林彪和他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农民、城市平民、知识阶层，到乡村富农、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蜂拥而起，各种“接收”的机关到处林立，怀着发财念头的人们把行动目标直指日伪统治时期留下的一切。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苏军运走了占当时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百分之八十的钢铁工业设备和绝大多数矿山挖掘设备。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席卷一空，并强制东北地区流通苏军自己印制的“红军票”。苏军士兵军纪松弛，所作所为无人管束。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深夜带警卫员外出办事，遇到几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中国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著名将领，长征后被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出兵东北时跟随苏军回国，死时身上还携带着苏军军官证。苏军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任何一座城市。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此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到北平治疗，他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暂代司令长官之职。当郑洞国来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时，杜聿明劝说他到东北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并在万一他因病不能返回东北时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对郑洞国说，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原来预料的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但是，除了国民党大员们在东北乘机发横财，一时间贪污舞弊成风使他头疼之外，整个东北的局势还是乐观的。因为共产党军队兵力少，装备差，且在东北立足未稳，还没形成群众基础。所以，只要持续果断地对他们展开攻势，是有把握收复全东北的。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停战协议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5）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地区。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来了，在严峻敌情的压迫下，部队撤出了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在秀水河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东北严酷的冬季即将过去的时刻，正是关内桃李含苞、柳烟渐浓的时候。马歇尔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家乡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有人称，五星上将的这次专机巡游，是一次典型的“马歇尔风格的飞行”，因为这与他在柏林战役前从美国本土前往欧洲战场的那次飞行有类似之处。那次飞行，他乘坐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专机。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越浩瀚的大西洋后，几天之内分别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着陆，上将旋风式地接连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蒙哥马利和法国前线司令官等二战高级将领，检查和落实了盟军将要执行的旨在结束战争的作战计划。而这一次，飞行的时间表是由马歇尔亲自制订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马歇尔说，上次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战争，这次是为了中国的和平。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了汇报，然后在北京饭店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点在京城著名的鲁菜馆萃华楼出席了军调部举行的宴会。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人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接了他。听完汇报后，他享用了一桌为他精心准备的由二十多道菜组成的中国筵席。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叼着烟斗的共产党将领贺龙。因为寒风刺骨，马歇尔在专机上听了汇报。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在这之前，身边的人曾对马歇尔提起，中国的山东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孔子，还有一个强悍的共产党将领叫陈毅。再有就是山东解放区的物价很便宜，同样一条抽纱围巾，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只要两元钱，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是王耀武。听取了国共双方的汇报后，两个司令和省长在宴请马歇尔的时候又碰杯又握手，马歇尔不禁感叹道“这是山东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餐”。但是，当马歇尔到达徐州的时候，双方的气氛又开始恶化，陈毅问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顾祝同答：“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陈毅说：“老头子（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顾祝同的回答令陈毅十分吃惊：“老头子能顶什么事！”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26）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但是，在这一天，记者们却觉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闻价值，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在重庆释放了新四军前军长叶挺，共产党方面在新乡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当马歇尔离开新乡的时候，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只大银鼎，他对这个奇特的东西充满好奇。有人对他解释说，鼎是中国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汉语中“鼎”有稳固和强盛的意思。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远与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一九四六年的延安这样呈现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眼前：在三个小时的飞行中，只见山丘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最后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空中看不见人家，因为人们都住在山崖的窑洞里。许多山顶都削平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削平的山顶就是耕地。这里土地贫瘠，蒙古沙漠就在不远的地方。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这里的社交生活充满友好而无拘束的气氛……每逢交际场合，没有人梳妆打扮，也没有人换什么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发的粗蓝布服……冬天跳舞的时候窗户也是敞开的，因为跳舞的人都穿着棉衣……周恩来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刘少奇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坐着不跳，许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舞会结束时，常常都扭起秧歌来，直到最后尽欢而散。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搭建起了欢迎的牌楼，训练了八路军仪仗队，毛泽东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一双黑色的皮鞋。尽管毛泽东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但是马歇尔还是对这位有着非凡气质的共产党领袖产生了好感。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马歇尔对筵席上可口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们养了一群奶牛。”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晚会二十一点开始，礼堂里气温很低，虽然搭着毛毯，马歇尔还是被冻感冒了，但台上乐队演奏的中国国歌、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依旧令他既兴奋又吃惊。马歇尔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后来的历史是：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的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达二十四万之多。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９２６９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更有甚者，国民党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到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名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而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1）四平之战一九四六年春暖花开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演说，要求英联邦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特殊关系，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革命，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接着，美国在太平洋中一个名叫比基尼的热带珊瑚礁堡上，进行了水下原子弹试爆，巨大的“花冠似的水以子弹的速度射向空中”。而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烈事变前的沉寂时刻。在“战”与“和”两种模糊不清的前景中，这个国家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乡村的春播正忙，都市里美国电影的放映海报多了起来，大学开始争论“苏联是否是个新帝国主义”国家。此时，国人并没有人注意到，在这片国土上有两个地区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火药库：一个是冰河开始解冻的东北地区，一个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长江北岸。尽管苏军一再拖延撤军时间，但是终究要大规模撤离了。于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面临着最后的较量与抉择。苏军撤离沈阳时，没有通知国民党军。驻扎在沈阳郊区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彭璧生发现苏军开始移交监狱和工厂时，才感到苏军可能要走。他派出大量的便衣混杂在看热闹的百姓中，直到苏军全部撤离之后，他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沈阳市区。此时的沈阳城市破烂，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但是当街市上挂起青天白日旗后，饭馆的生意顿时火爆起来，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夜夜请客，几乎所有饭馆的门口都悬挂着“某某机关包席”的牌子。苏军一路向北撤离，国民党军乘火车一路向北推进，但是火车运载的兵力毕竟有限，顺着公路的徒步行军更是速度缓慢。这时候，国共两方代表正就东北问题进行谈判，虽然争吵激烈但尚未撕破脸皮。因此，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是：“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必会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才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就在这封电报从延安发出的当天，苏军从沈阳至长春间的四平撤离后，黄克诚立即指挥部队攻占了那里。官兵们把四平城内的国民党地方官员赶上一辆大卡车轰出了城。中共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会议。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会议，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复原原貌。会上，主张攻击大城市和离开大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不同意见展开了直接交锋，而这两种意见关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命运。在和平来临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东北部队很多干部因留恋城市而不愿到农村去。迫于对形势判断的局限，抚顺会议没有形成任何明确决议，东北民主联军依旧试图在东北地区沿铁路线与国民党军争夺大城市的控制权。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东北不存在共产党驻军问题，只有国民政府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国共两党代表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因而分歧严重。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到达东北，蒋介石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没能取得任何斡旋效果的马歇尔回国述职去了。延安方面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只能接收沈阳至长春沿铁路两侧三十里的地带。如想进入其他地区，必须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同意。——显然，共产党方面是不会同意的。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2）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战略要冲四平。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自沈阳兵分四路攻占四平。于是，数天前还强调不要与国民党军在接收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的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要求部队坚决作战。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已经化冻的黑土地一片泥泞。在沈阳向北的各条道路上，国民党军的坦克和汽车与徒步行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在泥泞中迎头而进，战斗相继发生。四月四日，林彪到达四平街，在察看了战场地形之后，他向中央表达了“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决心。毛泽东立即回电，表达的也是不惜一切的决心。一场为争夺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而进行的血战已经不可避免。这就是后来颇受争议的“四平之战”。四月八日傍晚，四平外围战斗开始。交战双方是：东北民主联军山东解放军第一、第二师，第七纵队，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和十旅、东满挺进纵队等，共十二个团；国民党军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新一军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远征缅甸，为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新一军在当时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率领下奋勇杀敌，最终为远征军冲出一条血路，其顽强的战斗作风为盟军赞叹也为国人崇敬。战后，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此时，孙立人正在伦敦接受英国女王的授勋，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两军激战一夜，虽然东北民主联军的两个营在包抄中因迷路没有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但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的三个连还是在共产党军队不顾一切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共产党官兵爬上院墙，一边开枪一面高喊“缴枪不杀”。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曾出征缅甸，作战经验丰富，在指挥部队发动逆袭之后，新编三十八师终于稳住了阵脚。此战，新一军兵力损失不大，但是士气受到打击，梁华盛甚至向刚到东北代替杜聿明指挥作战的郑洞国表示：按照作战命令限定的时间攻下四平是不可能的。在接近四平的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中，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占领法库后，企图迂回四平的侧后，他们面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节节阻击边打边推进。突然间，发现自己被引到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大口袋中：先头团看到前面有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便向路上的老百姓打探情况，百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八路早就走了，于是先头团解散休息。就在国民党军开始又吃又喝时，枪声骤起，原来集市上的不少百姓都是化装的八路军。伏击八十七师的部队，是从阻击新一军的战场上迅速移动而来的，加上共产党辽西工人教导团，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林彪部署了“一点两面”的战术，即用主要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一点，其他方向以少量兵力助攻。同时，突击部队用在敌人的两侧，牵制部队则用在正面攻击。四月十五日，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合力围攻下，八十七师被分割压缩在十几个村庄里。从各村跑出来的老百姓来到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详细报告了国民党军在各村的兵力分布情况。天黑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的围歼开始了，至清晨时分，八十七师大部被歼，副师长和参谋长被俘，只有师长黄炎带领少数卫兵逃离。就在国共两军在四平作战的时候，共产党东北局与苏军就东北民主联军接管长春达成默契。四月十四日，苏军撤离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出长春。一个小时后，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杨国夫部、三五九旅贺庆积部、东满二十二旅罗华生部和吉北军分区曹里怀部共十三个团，在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的指挥下向长春发动了攻击。东北民主联军拉来日军留下的大炮，轰击长春城内被空运来的国民党守军。战斗持续到十八日，包括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在内的八千多人被俘，长春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3）长春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那天，马歇尔回到了中国。美国人担心东北的战火会成为苏军继续滞留中国的借口。马歇尔在听取了前往东北地区监督停战的三人小组的汇报后，在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了关于目前中国时局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令蒋介石与马歇尔的矛盾公开化了。同时，马歇尔也意识到，共产党人对长春的占领，“对于国民政府的影响甚至更是灾难性的”，因为国民政府中的“极端反动集团的势力”现在可以说，共产党“从来没打算坚持履行达成的协议”。四平没有攻下，长春也失去了。四月十六日，从北平回到东北的杜聿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四平。四平血战开始了。在林彪的急令下，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主力部队昼夜奔袭，前后到达四平的总兵力近八万人。虽然没有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官兵们还是开始紧急抢修防御工事。他们沿着小城外围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甚至把小城西南的河道全部堵塞，从而让河水漫出形成大面积的沼泽，以阻止敌人坦克的冲击。同时，四平城内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医疗用品。林彪的命令是：要使每一个前线指战员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要有与最后一个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十八日，国民党军新一军在郑洞国的指挥下发动了攻势，其新编三十师沿铁路由南向北，新编三十八师由西向东，五十师直指四平东南。三路大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四平正面展开轮番攻击。交战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斗志。在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轰击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多次出现危机，前沿官兵数次与进攻的敌人进入肉搏状态。双方不断派出突击队向对方阵地渗透，两军犬牙交错地混战在一起。国民党军的每一次进攻，都用优势火炮进行长达三个小时以上的火力准备，致使四平外围的阻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防御工事很快就被夷平，官兵们只有利用钢板构成的堡垒做掩护，躲避炮弹的杀伤，然后待敌人冲锋到三十米处时，跳出工事用手榴弹和刺刀展开拼杀。新一军虽然武器优良、火力猛烈、战术精到，但是当白刃战和肉搏战来临时，国民党军官兵面对共产党官兵不惜生命的勇气不禁心惊胆战。战至四月二十六日，新一军在四平城东的一次攻击被打退，东北民主联军在城北的反击未能奏效，战场出现了暂时对峙。郑洞国要求杜聿明增援。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指的是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为保卫马德里而战斗。）毛泽东的态度是“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林彪的态度则是“尽量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四平八天的战斗，林彪已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军作战的弱点：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基本经验，官兵们只知道向前方射击，缺乏与友邻部队策应的意识；火力配备的层次和纵深都不理想，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火力；战场上没有统一的射击命令与信号，有的部队开火太早，致使敌人临近时弹药不足；部队交接阵地时没有顾及工事的交接，造成接手阵地的部队在工事已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伤亡。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4）然而，毛泽东要求林彪坚决保卫四平。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仅是以四平之战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要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以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共产党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的目的。但是，本溪失守的消息传来了。本溪失守后，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国民党军迅速北上，向四平包抄而来。其中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右，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在左，已经回国的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居中。东北民主联军本来就装备简陋，兵力不足，现在为防御国民党军的两翼包抄，防线又被拉长至五十多公里，兵力更见稀疏，火力更见单薄。由于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主力都被置于阵地一线，惨烈的战斗导致的重大伤亡令各部队的兵力捉襟见肘。此时，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提出了“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的建议。黄克诚先给林彪发电，但没有等来林彪的回音，更没有等来林彪撤退的命令。五月十二日，他直接致电中央，不但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放弃长春。黄克诚还是没有接到任何回音。他不知道，在远离四平战场的地方，国共正在谈判桌上就东北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而四平无异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时刻绝不能轻易放弃四平。毛泽东十五日给东北局发来电报称：“四平街作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整整十三年后，黄克诚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林彪为什么没有回音。然而，就在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平的最后时刻来临了。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付出一个连的伤亡后，突破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防线。新六军由此乘胜推进。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国民党军用钢板铺路，六百多辆汽车、坦克和火炮强行通过，其推进速度之快、进攻强度之大，令负责阻援的第三纵队连连退守，新六军主力很快逼近四平地区。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在其他方向上的防御阵地也被相继突破，国民党军最后对四平防线的制高点塔子山形成三面包围。塔子山距四平城仅十余公里，塔子山阵地上只有十九团。五月十八日，新六军在向塔子山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之后，步兵在飞机的助战下发动了强攻。十九团五连的阵地前突，八名机枪手全部伤亡，副班长杨甫南一个人轮流使用九挺机枪射击。防守核心阵地的三连和十连，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无一人后退。连续的激战令官兵们无法垒就工事和掩体，他们在犹如暴雨般倾泻的炮弹中血肉横飞。弹药全部用完之后，阵地上幸存的官兵们使用了石头和牙齿。最后，在这个不足百余平方米的小山头上，交战双方官兵的尸体达上千具。林彪不断给塔子山方向打电报，先是命令“尽可能再坚持一天”，然后命令“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但是，在塔子山防御阵地上，官兵几乎伤亡殆尽。而奉命增援的部队轻信了老百姓的话，以为辽河水深难以徒涉，以至于没能及时赶到战场。林彪给毛泽东去电：“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十八日下午，传来塔子山阵地全部失守的消息。这时候，林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5）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之战结束。四平之战，以东北民主联军的惨重损失成为一次失败的战例。不少人认为，四平之战是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下发动的，是在不宜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时进行的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在诸多要素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优势交战对手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导致了八千多官兵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也陷入了被动。四平失守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北撤退。毛泽东来电要求他们坚守长春，罗荣桓、林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讨论后，还是作出了放弃长春的决定。于是，林彪负责组织部队撤退，罗荣桓和彭真组织东北局机关撤往松花江以北。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次来电，还是要求坚守长春。原因是：“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可是，由于撤退已经实施，毛泽东的命令已无法执行。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凌厉攻势感到万分惊喜，他在致东北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电报中说：“甚望共产党军队能幡然悔悟，切念萁豆相煎之痛，同懍骨肉相残之耻，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为人民保存一线之生机……”原想一鼓作气打到哈尔滨的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南岸突然停止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