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约实施了一年有余，河南地区也差不多交割完成。但是，和平终归是金人赏赐的，操纵权既然在人家手里，注定事情必然会有反复。 金国的形势陡然又起了变化。完颜宗磐、完颜昌联盟得势未久，就遭到了完颜宗弼等一派的打击。宗弼自建炎以来，一直就是金军南侵的急先锋，此人极端狂傲，从来都不把宋廷放在眼里，尤其反对完颜昌让地和宋的做法。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七月，宰相宗磐被诬以谋反罪处死，完颜昌也由汴梁调往燕京，到任不及一月，即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被执，满门处斩。完颜昌死后，宗弼顺理成章地进位“都元帅”，并立即撕毁和约，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向宋廷展开进攻，帝国刚刚得到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等地又告沦陷，高宗的欢喜瞬间化为乌有。 为此，朝廷上下自然群情激愤，这也包括天子在内。高宗又在诏书中称金人为“贼”，对夷狄之徒出尔反尔的行径感到由衷的伤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也只有开始全面的抵抗。令人兴奋的是，在岳飞的奋勇抗击中，金人的势头很快被遏制。本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军事统帅岳飞率领他那支战无不克的岳家军，进而把矛头指向了河朔，欲乘此东风，从头收拾帝国的山河。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岳飞的牛皋、孙显部首战告捷，大破敌军于陈、蔡州界；闰六月二十日，张宪部克复颖昌城；二十四日，张宪、牛皋克复陈州，几天后，另一路王贵军收复了郑州，此外河南义兵也纷纷而起，占领了不少州县。岳家军所向披靡的同时，负责淮西战事的张俊、王德部却无意锐进，攻克亳州后便班师庐州，这使得宗弼集中兵力，开始对岳飞实施重点打击。七月初八，完颜宗弼探知岳飞本人驻扎在郾城，遂派了一支突击队偷袭，以冀建立奇功。但在岳飞亲卫军的迎击下，这支近一万五千人的敌军还是大败而逃。七月十二日，岳家军进入洛阳城。七月中下旬，岳飞以挺进突兀、两翼空虚的孤军，犹与完颜宗弼在颖昌府境内展开决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一系列战役中，整个岳家军号令严明、作战英勇，具有一种守死无去、有进无退的顽强精神，俨然是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那句有名的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所有金兵从内心发出的感叹。 然而岳家军由于不断的进攻而掉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是因为淮西一翼的张俊、王德部不仅没有火速并进，反而继续撤退，使岳飞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夹击中，前不能进，后不易退。颖昌决战胜利的第三天七月十七日前后，岳飞在连章请求增援而不得的情况下，反复掂量得失，不得不按照朝廷的严令“措置班师”，使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付诸东流。这一事件使岳飞为之痛心疾首，确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这对于一位赤胆忠诚、以灭虏复仇为己任的志士来说，又岂是一个“痛”字所能概括的！ 金人叛盟对秦桧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为此很是忧恐了一阵子，深怕他的地位会从此丧失。但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高宗依旧对他保持信任。秦桧转忧为喜，决心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八月，中原和淮东的宋军已基本撤退，金军也开始休整。从十二月起，经过了充分准备的完颜宗弼选择了淮西作为重点进攻的目标，开始从汴梁一带向南移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正月，渡过淝水攻占了寿春，揭开了第二次战役的序幕。进军初期，金人并不顺利，在柘皋县一战中，还遭致了失败，但不久宗弼就来了一个回马枪，将轻敌的淮西宋军张俊、王德部成功地击退。在这场战役中，奉命驰援的韩世忠水军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等到岳飞受令移师淮西时，沿线宋军已全部脱离了战场，岳家军也自然也无可施为。 此次战役双方的得失参半，但这两年进攻宋军如此不顺，是宗弼没有想到的，这使他锐气顿失，大有无可奈何之态。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的八月，宗弼转而在心理上向宋廷施加压力，放回了扣押的宋使莫将、韩恕，并让他们带信返国，信中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岂料这个效果竟出奇得好，高宗一下子就表示接受金廷的责备，愿意以新的条件重新和谈。 许多迹象表明帝国的天子根本就无心恋战。去年停发援军，让岳飞不明不白退军是一例，今年四月，更以庆贺淮西之捷为名，一下子就将三大主帅张俊、韩世忠、岳飞明升暗调，从而罢卸了他们的兵权更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在这一事件中，秦桧与高宗的目的相同，但出发点却不一样，他之所以汲汲于此，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三人除去，自己就不可能安居其位，秦桧并没有忘记前番议和时三大帅强烈反对的旧事。三帅名义上担任了枢密使和副使，但除了战功最逊的张俊逐渐倒向秦桧外，韩世忠、岳飞两人都成了地道的闲人，内心苦闷中，表面上还不得不装作优游闲散的样子。最可忧的是两帅的部属，疑惑之下，不免猜测纷纷，军心已有所动摇。这一倾向不仅给秦桧重新整编韩、岳两支部队提供了动机，也为他们的主帅埋下了悲剧命运的种子。 最能表现秦桧丑恶嘴脸的事情是岳飞的冤案。岳飞对我们帝国的贡献有目共睹，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将校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帅，完全是凭着自己对国家社稷的忠诚和血汗努力。然而，甘泉易竭，秀木必摧，岳飞的赫赫功勋却使许多人由嫉妒而嫉恨，张俊就是最不能容忍岳飞的人，就连韩世忠也不能免于此病。金人就更不用说了，宗弼就曾一再表示，若要议和，必须杀掉岳飞。利害得失如此，叫我们的天子和秦桧怎么做呢？ 这场冤案的过程虽然很复杂，从这一年七月初秦桧党徒谏议大夫万俟卨率先弹劾，到张俊首告岳飞部将张宪与岳飞子岳云谋反，再到十月份岳飞入狱，前后共三个多月的时间。但制造冤狱者的动机如此，这件事情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岳飞的申诉已经毫无意义，他脊背上刺写的那闪耀古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更打动不了诬陷者的顽石心肠，他只有在最后的逼供纸上写下“天日昭昭”的字样来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毒死，年三十九岁；岳云、张宪斩首。 似乎不能认为秦桧一人就可以一手遮天，若没有天子的默许，秦桧要想杀掉一位朝廷重臣绝非如此轻而易举。本朝虽然一向防忌武人，但自太祖以来，从未杀过一位大将，秦桧胆敢开此先例，不可能没有倚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岳飞之死竟没有引起朝堂之上的任何反应，只有韩世忠一人到秦桧面前说了句气话。士大夫们可以为天子的无端受辱而不顾性命，为己辈的忠而不察而抗言直疏，但却不能为精忠报国的岳飞说上一句公道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 与此同时，和议在紧张地进行着。这一次已与帝国的颜面浑无关系了，因为天子已全盘接受宗弼的条件而表示臣服，再在细枝末节上锱铢必较不仅毫无意义，也不为高宗所同意。十一月二十六日，天子不等金朝一方的誓书签返，就正式告祭天地宗庙，宣布和议的完成。誓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宋方另割京西一路的唐、邓两州以及陕西大半予金，每年纳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金方则归还徽宗梓宫及太后。帝国的誓书最后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誓仪完成后，高宗先后两次对金使表达这样的意思：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已不能及，若太后能回，自当谨守誓约，否则朕不惮用兵。这就是说，天子不耻屈和是为了孝义了，那为什么一字不提他的兄长、正在敌人囚窗中度日如年的哲宗皇帝呢？可怜我们的哲宗，在送高宗生母韦太后返国的时候，痛哭流涕地拉着太后的衣服不放： “寄语九哥，吾若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其他不敢望于九哥。”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二十三日，当高宗在临平镇与母亲抱头痛哭的时候，太后一定对他转达了此话，但效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帝国的半壁河山就这样形成了，整个疆域只有两浙、两淮、江南东西、湖南湖北、四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京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阶、成、和、凤四州，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八十五，县七百零三。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1节 无人会，登临意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 可叹的是，帝国近似于以胜利之势向敌夷投降。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军的再一次南进，不仅不能与建炎时期的三次入侵相提并论，就是和两三年前的情况也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次完颜宗弼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在军事上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尽管在淮西、西南两个战场上双方都各有得失，但最大的失利者却无疑是金国一方，因为宗弼的整个进攻计划受到重挫，业已丧失了战略上的优势。凭着金军眼下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再有靖康、建炎年间长驱直入的实力，敌人所谓“问罪江表”、“水陆并进”，只不过是祭起早年的法宝恫疑虚喝罢了。很明显，宗弼正是由于军事上的困顿才想到进一步威胁宋廷，却没有料到歪打正着，一下竟击中了高宗的要害。天子也没有认真想一想，狡诈多端的金军哪一次大兵压境时，像这样“先事以告”过？！ 比起十多年前的惊恐万状，帝国的整体心态已趋向于稳定，朝野反对和议的呼声高涨，至少证明现时的民心士气可用。以帝国目前的实力，假如上下激励、同仇敌忾，也未必就不能再与金人决一死战，虽不一定能直取河朔，保住淮水一线当不会有太大问题，又何至于主动示弱而未战先降？ 即使单从天子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高宗皇帝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此屈辱苟和。能够成功地保住宋室的国脉，这已经让许多人为之额手称庆，再加上十多年的惨淡经营，我们的天子已经为自己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就算金人施以辣手，把钦宗从五国城请到汴梁，也未必就能对现在的大宋皇帝构成威胁。当然，宗弼如果把钦宗送回到临安，这倒会使南渡政府产生一点麻烦。不过，和与战的主动权一直都在金廷一方，两国交兵时金人固有理由不放钦宗，但说不定在双方媾和后，金人反而会弄出送返宋室旧帝的伎俩，这都是很难保证的。高宗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既然如此，我们的天子无心恋战、不惜屈服的原因何在？特别是默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岳飞，表现出高宗不仅已经对和议义无反顾，而且从根本上彻底放弃了武备。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对于一个刚刚得到恢复，并且依然处于强敌威胁之下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径。 有一种说法是高宗不能容忍武将势力的坐大。这种见解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一味持久抗战下去，除了三大帅将越来越难以控制外，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军事势力。因此，天子要收回三大帅的军权，并且纵容秦桧杀掉岳飞。这个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限制武装固是本朝的国策，高宗因为登基不久就曾遭逢兵变，从而对将领手握重兵心存顾忌也不难理解。但按常理来说，兔死狗烹是和平局面下的事，眼下国家正灾祸未已，岂可因所谓尾大不掉的担心做出这种荒唐之举？中兴以来战事频仍，武将确实也有恃功娇纵的一面，但尚还没有发展到囿于个人得失而不顾国家利益的程度；同时，帝国如果与金军打上持久战，也就是勉强维持淮水以南而已，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另外，三大帅内调后，都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兵权，另一位资格较老的刘光世也在不久之后称病赋闲。天子即使有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再动杀机。 一切的一切其实很简单。高宗是一位天子，无上的地位决定了所有登上这一宝座的人都不免迥异于常人。因为天子可以做几乎一切事情，所有理论和规范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制定的，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从历史上看，天子过分的随心所欲也许会带来危及本身的祸端，但这仍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经验教训而已，天子们有遵守帝王规范的义务，但并没有不得不去遵守的限制。因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想做，他们只要想做就一定会去做，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使独夫们每每以道义作为标榜，然而从根子上讲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所有的皇帝并非都是低能儿，如果能使自己从心所欲，又何妨讲一点手法？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用多举。归结到高宗的身上来，我们的第十位天子的机会是上天所赐的，这个机遇来得太突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让高宗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必须绝对珍惜这样一个上天的礼物。早年的经历更加剧了这样一种心理障碍，他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几乎所有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草木皆兵。眼见的事实和确凿的逻辑也并不能帮他的忙，高宗在后来已经不知道怎样分析利害得失了，他就只知道“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只要能求得哪怕是一纸空文的和平，他都能感觉到最彻底的满足。对这样一种病入膏肓的人主而言，除非把未来的一切放到他的面前，否则他就永远无法改变已经形成的禀性。所以，二十年后金兵再一次南侵时，高宗便宁愿去当太上皇，他已经没有丝毫的勇气再去面对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只要有这样一位天子存在，就一定会有秦桧这样的人。 事实已证明秦桧是一个无耻之徒，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因此秦桧孜孜以求的投降动机只能归咎于我们的天子，是皇帝的需要赋予了他动力和源泉。贪生怕死、全无操守的人虽然也有他的处世原则，但绝不可能对任何事都一以贯之、始终坚固，所以即使他确为金人的奸细，一旦身居高位后，也并无绝对的理由再为金人奔走效忠。如果秦桧当初可以为身家性命而卖身投靠，现在也可以为高官厚禄而纳宠新主，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秦桧的成功在于他从里到外都与天子达成了高度的契合。高宗没有什么强烈的癖好，秦桧也没有蛊惑人主的奇巧诡异之术，因此这种亲密无间就绝不是性情之合，而是为了某种功利的认同，这就是从权变通、一切为一己得失考虑的路线，为保存自己而不惜任何代价的强盗逻辑。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战的天子，秦桧一定也会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耻兴复为己任的志士。 秦桧当然也自有他的手段来保持这种契合。早年提出的二策没有落到点子上，反倒迫使他采取了更巧妙的策略来抓住天子的动向。本朝不比以往，没有宦官可资利用，也无法攀附后宫作为依托，因此秦桧发展了一位天子御医王继先成为自己的亲信，同样在皇帝身边找到了一位通风报信者。王继先是汴梁人，世代为医，他本人也是由于医道高明而受到了高宗的宠信，成为天子身边惟一能说得上话的近臣。高宗之所以对一名御医如此宠爱，有一个原因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扬州惊变落下的那场严重的疾患，使天子病于“熏腐”。人道既失，为己身的快乐以及宗脉的延续考虑，都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治疗。因此继先得以凭恃恩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窜下跳，势焰熏灼。秦桧当然不会放过援引的机会，所以让妻子王氏与继先拜为兄妹，两人联手，对双方都有好处。秦桧其实是很不轻松的，他必须始终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殚精竭虑，于是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乘轿、骑马或默坐时，经常是嚼齿动腮若有所思，好像是在筹划什么重大的决措。阴险者的嘴脸，往往如是。 高宗皇帝之外，秦桧的妻室王氏对秦桧的一生也起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秦桧本人就说过，若不是王氏给他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是不可能使金酋完颜昌答应让他们夫妻同时随军的。确实，王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是秦桧的主要智囊和谋主，因而秦桧北去时要王氏同行；出任伪职随军南下，他也要想尽办法把王氏带在身边。最后临机应变仓皇逃走时，犹不惜冒险与王氏同生共死。这似乎不能单纯以秦桧夫妻情深的理由来解释，要知道国破家亡之时，往往变故突发，绝大多数人都不免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要都像秦桧一样面面俱到，根本就无法照顾自己，又何论保全妻孥。所以当秦桧南来后，朝士们都奇怪秦桧竟能与家偕归，由此而怀疑其中有没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无论秦桧如何逃脱，无论其夫妇感情如何，他离不开王氏是可以肯定的，秦桧在很多方面确实都要靠他这位贤妻为他运筹帷幄。岳飞下狱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定案，当时就有不少传说，认为是相府闱阁中拍了板才促使宰相最后下了毒手。无风不起浪，假如这些传说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的话，王氏的不简单就可略见一般了。 王氏算得上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就是当年被人戏称为“三旨相公”的王珪，在神宗后期及元祐太后掌权初期担任过十五年的宰执。王珪这个人基本上属于折中派，在变法与反变法的夹缝中起过一定的缓冲作用，就客观效果而言，对变法也有一些贡献。王珪有两个儿子，一曰王仲山，一曰王仲薿，王仲山就是王氏的父亲，大约是在秦桧中进士后不久，以二十万贯的嫁妆，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南方人。 王家的人继承了王珪赋性不坚的特点之外，尤还增加了懦弱胆怯、贪生怕死的劣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渡江后分兵追击隆祐太后进入江西，一路攻城掠寨，沿途守军望风披靡，王仲山时知抚州，仲薿知袁州，也都无一例外地开门投降。名门之后如此恬不知耻，还一度引起朝廷的愤慨。但事过境迁后，在帝国政府一切宽容不咎既往的政策下，王氏兄弟犹还不断钻营，力求重新起用，但遭到朝野公论的鄙夷。秦桧当权后，王氏当然会要她的丈夫想尽办法营救，秦桧也确实为岳父奔走援引不遗余力。可以想见的是，既然有心为弃城投降者开脱，则必须要在理论上分清战与和的原则是非，秦桧力持和议，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高宗迫切希望的是和谈能够从速达成，因此十分需要了解金人的动向，确切地说，需要知道完颜宗弼到底有没有和的意思。天子既然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方，他当然还必须清楚对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其中哪些可以婉拒而不至于影响大局，哪些又绝不可贪图细节而因小失大。秦桧在这方面做得尤为从容，他似乎很能洞悉金人的谈判砝码，因而在具体的措置中，秦桧也能够让高宗彻底放心。在这一点上，与秦家有着几重亲戚关系的人物郑亿年起了不小的作用。 郑亿年的母亲是秦妻王氏的姨母，而王氏的哥哥王，又娶了亿年的妹妹。下一辈中，秦桧的养子秦熺又娶了亿年的侄女。郑、秦、王三家亲上加亲，注定了他们少不了臭味相投、互为庇护。郑亿年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军追击南逃朝廷时在宁波被俘的，刘豫僭立后，出任伪齐高官。秦桧当政后的第一次金宋媾和时，亿年自觉有所依托，遂从北方脱归回到临安，明里上表待罪，暗地里当然向秦桧进行了通报，说不定还曾密疏皇上。果然，秦桧和天子都为他一力开脱，最后不顾朝间大臣的汹汹之议，作为一个特例恢复了他的官职。亿年的凭仗当然不止是一个秦桧，显而易见，他一定还掌握了高宗所不得不对他礼遇有加的东西，所以他才敢回到朝廷。至少，亿年就曾在朝堂之上以全家性命作保，说金人绝不会背盟，他如果不知内幕，何来这样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郑亿年或许才是金人有意放归并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以利用他的关系向南渡朝廷的天子和宰相传达信息。至于后来的反复，那主要是因为宗弼发动政变掌握了权力的结果，亿年所负的当然是完颜昌的使命，他也不可能预见到金廷内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绍兴和议达成后，金人据有关协议要求宋廷放还原在汴梁伪齐任职后又逃归宋廷的有关人员，郑亿年也在名单之中，但高宗就是不放。于此也可看出，亿年具有一种双重奸细的身份已无可置疑。 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没有高宗自不会有秦桧，没有王继先、郑亿年乃至万俟卨等人，秦桧还不能完全成为秦桧，而没有王氏，秦桧也不可能发挥出他的全部极致。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2节 采石大捷 后来的事情不难想见。 秦桧在达成和议后的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进位太师，历封秦、魏两国公，稳如泰山地做了十五年的宰相。这十五年中，秦桧所做的不外两端，一是粉饰太平，以此抚慰天子的心神，同时也为他的丰功伟绩制造证据。此外，援拔党徒、打击异己，进一步巩固他的地位，也是秦桧在十几年中的一贯方针。在天子始终如一的恩宠下，秦桧最后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企及。甚至有时在天子面前，秦桧都敢于抗言争辩，强迫皇上遵从己愿。只有到了晚年，他才感到为众论所嫉的恐怖，于是设置逻卒，布满京城，闻有议之者，当即收捕，深文罗织，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高宗天子与秦桧绝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秦桧从中得到了尽享威福的实利，而天子也得到了安居宝位的满足，双方求同存异，各取所需，以是十五年来相安无事。高宗在后来并非不讨厌秦桧，甚至对他的专权十分恐惧，但只要一日存在着金人的对峙，高宗就一日少不了秦桧，天子为了根本的利害也只有委曲求全，就像他对待金人的态度一样。只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后，高宗才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道： “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十二月，高宗马上就开始亲决政事，收揽权柄，并罢黜秦桧姻党，清除他的势力。不过，天子并不允许和的方针在秦桧去后有所改变，因此他早在秦桧死后的第二天就下诏明示：“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后，百度废而复备，皆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第二年三月份，朝臣纷纷请废和约，太学生们也在酝酿着伏阙上书，而一些冲动之士甚至在私底下伪撰废和诏书以鼓动民心，高宗为此再次严诏督责道： “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义耶？” 可见，天子需要的是秦桧的政策而不是秦桧本人。千百年来，恐怕再没有人能像他们两人一样把君臣之分变成如此赤裸裸的利用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和议本身的利弊得失并不是主要问题。秦桧和我们的天子把天下正气销蚀殆尽，才是帝国的真正损失。秦桧在相位，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便立取显美。这使得朝间的风气愈趋浇薄，人怀速化之望，仕于朝者多不肯外迁，随事俯仰，共乐晏然。忠臣义士贬逐略尽，而执政者皆乃沽名钓誉、柔佞奸巧之辈；轻儇之徒，竞于告讦，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如此薄恶之风，不能不给本朝百多年苦心培养的道德礼义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的命运亦复如此。二 北方的金国也并不平静。 金廷的世系与我大宋朝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两位开国皇帝太祖阿骨打和太宗完颜晟也是同胞兄弟，皆为劾里钵之子。金太宗驾崩后完颜亶即位，史称“金熙宗”，他是太祖阿骨打的孙子。金熙宗以第三代继承人的身份登基时只有十六岁，因此整个在位期间，老一辈的宗室元勋始终没有停止过争权夺利的斗争。完颜宗弼、宗幹两人也是兄弟，都是太祖的儿子，他们联手诛灭了完颜昌、宗磐、宗隽集团后，基本主宰了金廷的政局。其中宗弼进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算得上是金廷负责南方事务的首脑；宗则进位太师，封梁宋国王，是朝中最显赫的人物。不幸的是，与宋签订和议的那一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宗幹从熙宗出幸，在回京途中病故。宗幹的次子叫作迪古乃，汉名为“完颜亮”，这个人在不久后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完颜亮这个人保存了女直人残暴而野蛮的一面，为人僄急猜忌、残忍任数，自以为与熙宗同为太祖之孙，对皇位常怀觊望之心。皇统八年（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十月，集军事民政大权于一身的宗弼去世，完颜亮终于有了机会。 年轻的皇帝熙宗无力平息朝中贵族大臣之间的纷争，因而金廷内部的派系一直处于相互对峙的局面，表面风平浪静，其下却暗伏潜流。宗弼死后熙宗亲问政事，但也没有办法控制事态的恶化，由于处事不当，更引起了朝中部分贵族的不满。到了皇统九年（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十一月，熙宗杀掉了与完颜亮等大臣勾结的皇后裴满氏后，事态已一触即发。 十二月初，完颜亮已经与左丞相秉德、驸马唐括辩及大理卿乌带等达成共识，又开始在宫廷内外秘密联络。他首先争取了熙宗几名重要护卫的支持，然后重点开始策反熙宗的近侍局直长大兴国。熙宗最信任的近侍就是大兴国，未尝一刻轻离左右，只有在就寝后才放他归去。大兴国掌握了皇帝寝宫的钥匙，同时又能自由出入，要想发动宫廷政变，他这一关非过不可。 完颜亮先找了一位与大兴国有旧的人探知了一下底细，知道大兴国正因无端受到熙宗的责备而心怀怨望。遂在一天夜里将他邀致府第，终于把他说服。两人约定，事不宜迟，就在十二月初九举事。 初九这天夜里二鼓时分，大兴国窃取符钥打开宫门，矫诏熙宗有旨召唐括辩。唐括辩早已候在宫门附近，见机立即趋入。守门者因唐括辩是当朝驸马，不敢怀疑，便将他放入，于是完颜亮等人暗藏利刃也随之入内。走到殿门，守宫卫士方觉有异，刚要动手，被唐括辩手起刀落一下砍倒几个，惊惧之下，其余卫兵竟莫一敢动。熙宗在寝殿中听到动静，察觉情形不妙，急往榻上取刀，岂料往日从不离身的佩刀早已被大兴国藏到了床下。几位反叛护卫首先持刃进弑，完颜亮继之，熙宗血溅当场，时年三十一岁。 完颜亮即位后本性便开始彻底暴露。最典型的表现是任意妄为、需索无度，依附群小、滥杀无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完颜亮采取了极端手段，所谓“刑杀不问有罪”，未过多久，对政变有功的秉德、唐括辩皆被诛杀，太宗子孙、宗翰子孙等宗室子弟亦遭诛夷，一些军事将领如左副元帅撤离喝等人被满门抄斩。完颜亮为满足一己之好，甚至抛弃了基本的伦理纲常，以至于淫嬖不问骨肉，妇姑姊妹尽入妃嫔之列，为夺人妻则使之杀其丈夫。完颜亮的行径是开化未久的游牧民族残存劣根性的典型反映，因此在他身上，既有残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同时也有豁达任性、不以礼法为意的天真之趣。比如他有时出巡，见到民车陷入泥淖，辄令卫士为之牵挽，必俟其出而后行；他身边常备有黄金钱币，如有需要者，即令自取。最有意思的是，身为一朝之主，他甚至允许臣子直呼其名。完颜亮以强制和压迫性的手段统治他的国家，虽然在客观上能够加强集权政治的威力，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金国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从某种程度上说，金帝完颜亮既然代表着女直民族野蛮性的一面，他便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战掠夺本性，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完颜亮念念不忘讨伐宋朝，早在即位的翌年就曾公开表示迟早要将江南之地收为己有。即位后的第五年，完颜亮把首都由上京迁至燕京，并改名为中都，仿造宋制，大事营建。当然，模仿宋朝制度仍然只不过是他用来满足猎奇性格的一场游戏罢了，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从理念上接受汉家文明的熏陶。在完颜亮的眼里，只有那未知的广阔江南才是他真正急需的东西，他把帝都从遥远的北方迁到燕京，目的也就是为此。到了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连一向麻木的宋廷上下，都有不少人感觉到完颜亮叛盟南下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未被高宗和属于秦桧余党的朝廷宰执们接受。第二年，完颜亮决计南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二月，开始小规模挑衅，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正月，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打造战船、运贮军械、调兵遣将。金廷计划了近五年，可宋廷方面却始终一无防备，就是到了中外籍籍、路人皆知的当口，高宗犹还不愿相信： “朕待彼甚厚，金人拿什么借口出兵？” 权礼部侍郎孙道夫哭笑不得：“敌夷出兵，岂需借口！” 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八月，金军重兵已屯驻淮水宿、泗一带。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六月，完颜亮移驻汴梁，七月，大肆屠杀宋、辽宗室一百三十余人，八月，又弑杀反对南侵的太后徒单氏，南进之意已无可动摇。九月，完颜亮戎服亲征，以六十万的兵力分三路大举入寇：西路自凤翔攻大散关，以取宋朝侧翼四川；中路由蔡州攻荆、襄，从正面压迫；其本人亲率东路主力从淮西进攻江南东路；另外，完颜亮还派遣了一支水军由山东取道海上直袭临安。金军此次入侵在战略上虽是老调重弹，但规模却明显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然而不同以往的是，金人这一次虽然来势汹汹，但早已失去了当年鞭梢所指，所向披靡的效果。金军的战斗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绍兴九、十年间，就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他们并非不可战胜。此次金军数量虽众，但大部分是各族士兵拼凑而成，成份既复杂，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大，加上兵员众多势必造成后勤保障的困难，确实很难做到速战速决。首先南进的西路军一开始就遭到宋四川守将吴璘的阻击，退守凤翔；接着中路军也被击退，被迫改向东进。十月二十七日，曾在岳飞制下的李宝率战舰一百二十艘挂帆北上深入敌境，将正在密州陈家岛停舟待风的金军水师一举歼灭。 决定性的采石大捷虽然看起来是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特别是中书舍人虞允文的临机果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这场胜利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客观上的因素一是完颜亮不顾朝野一片反对之声竭举国之力兴兵南下，已促使金廷发生内变，十月初八，曹国公乌禄在辽阳被立为新帝。消息传到前线，金军亡归逋逃者更是不可胜数，这也使得完颜亮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其二，塞外契丹诸族也开始叛乱，声势已趋浩大，加上河北汉民的起事，不得不使完颜亮分兵以征，导致南侵军力的分散。另外，金军的水战经验要明显逊于宋军，宋军在水面上的装备也大大超过对手，金军以小而缓对付宋军大而速的战船，以长江的宽阔汹涌，绝对不是对手。完颜亮过分高估了自己，他认为当年宗弼能以小舟在诲上追击宋帝高宗，此次必然也能成功渡江。事实也证明，宋廷淮西守将王权所统领下的士兵并非不能打仗，而只不过是胆怯的主帅临阵逃脱瓦解了军心，才使金军渡过淮水直逼长江。若无民心士气可用，虞允文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力挽狂澜。十一月八日，虞允文到采石犒军时，王权已被罢免，而新帅尚未到任，一路溃散下来的宋军士兵只剩下一万八千余人，散坐路边，不复成伍，情况已是千钧一发。允文毅然负起指挥重任，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将采石一带的军民调动起来，结果保住了长江防线。 当然，采石之捷的具体战果绝非像宋廷渲染的那么辉煌，完颜亮临江时已无心久战，所以只派了先头部队渡江。为采石宋军击败后，完颜亮大队人马立刻就趋回扬州，并没有再次尝试强渡。尽管如此，虞允文将金帝亲征之师打得落荒而逃仍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宋军以一儒生率区区乌合之众就能将完颜亮的精锐主力一举击溃，虽不能证明宋室的军事实力是如何的强大，但至少说明金人五十年来的南侵确已成了强弩之末。 采石大捷的意义极其深远。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3节 雍容富足十一月底，众叛亲离的完颜亮被部将杀死，残部退军三十里后遣人持檄至宋镇江军议和。不久，荆、襄及两淮各地金军亦皆拔寨北还。乌禄即位后更名为“雍”，史称“金世宗”，世宗得知完颜亮死讯后，进驻燕京正式掌权。此时，中原一带民众纷纷起义，山东人耿京起兵收复东平，成为其中声势较大的一支。金廷为安顿局面，一方面在两淮及西南收敛兵力以图再战，一方面也不得不遣使请和以作喘息。尽管金军仍在各地与宋军往复交战，但完颜亮发动的南侵毕竟还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更大的影响还是在我们的帝国方面。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十二月完颜亮死后，高宗尚还有意乘胜恢复汴京，并亲临至镇江府。但当金新帝即位后兵势复振，高宗的意向马上就开始改变，坚决要返回临安。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宰执奏金使将于二月份渡淮南来议和时，天子的和意已经十分坚决。照理而言，徽、钦二帝已经驾返道山，重兵大将也所剩无几，用兵取胜破虏复仇，丝毫没有背其所利而中其所忌的成份。然而帝国的天子所担心的早就不是得失利弊，高宗的怕事已融入骨髓，他既没有心思去作任何的判断，甚至连面对明白无误胜势的勇气都没有。早在十二月份朝廷下令在西北战场上首先撤军就是天子的主意，结果使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所光复的十三个州又为金人所占，吴璘部仓促退还，在金军的掩击下损失惨重。全军将士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营痛哭，声震原野。在高宗心里，败固然非所情愿，胜也并不能保证一切，他只相信眼下的无事才是最最要紧的，因此他对臣下说： “朕料定最后还是一个和字。” 和是不错，战争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妥协，但怎样去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四月，金使高忠建来到临安，经过一番激烈争执，抗战派中坚左相陈康伯驳斥了金国仍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以洪迈报聘，国书采用敌国之礼。这种方式的休战似乎才是我们的帝国所能接受的，外交上的胜利当然是战场上胜利的产物，根本没有必要惧怕谦让。然而，高宗还是密付了洪迈一道手札： “若彼诚能以河南地归还，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这又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天子在大好局面下仍不惜屈己退避的做法，显然已无法被十几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主战人士所接受。洪迈到了金国，金世宗见到国书用辞不逊，先令洪迈更改，洪迈不从；后又命他朝见时行旧礼，洪迈也坚执不可，结果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水浆不通达三日之久。本来，洪迈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诏行事，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然而他就是没有屈服，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与洪迈在敌营的大义凛然相呼应的是，朝中要求乘胜恢复的呼声也极为高涨。代表人物一是当朝首相陈康伯，一是完颜亮南侵时方被重新启用的张浚。 康伯字长卿，宣和进士，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除参知政事，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迁左相。完颜亮南侵时，举朝震骇，不少朝士都遣家属南下以避寇，独有陈康伯具舟迎家眷入浙，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敌虏逼江，康伯坚决反对幸闽之议，迫使高宗留在了临安。虞允文出任参谋军事前往采石，也出自康伯的倡议，结果取得了采石大捷。张浚虽然一直被高宗闲置，但在朝中主战派中却享有甚高的威望，此番出判建康府后，处事布军，风采依然，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此时的另一位元老级大将刘锜刚刚去世，张浚遂成了抗战一派的希望所在。陈、张二人得到普遍的拥护，反映出时下的主战潮流确实无可抵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高宗皇帝要想再蹈故辙，实在也是非常困难了。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采取了退位禅让的做法来作最后的逃避，其中的原委倒也颇令人困惑。高宗从建康回到临安是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二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便下诏立皇子赵玮为皇太子，明显表露出禅让的意思，到六月初九正式下诏内禅，前后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洪迈出使金廷是在四五月份，如果从那时算起，高宗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内就作出了选择。前唐玄宗、本朝徽宗之内禅，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天子目前正处于一个国威复振的大好时机，年龄也只不过五十六岁，又何至于如此心灰意冷而想到归于淡泊、颐养天年？严格说起来，古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实际上，高宗要是一意孤行，再次委曲求和，尽管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但也并非不能做到。当年的和议所遭受到的反对浪潮，也并不比今天逊色，天子彼时能不惜任信奸佞、滥杀大将，此次当然也可以如法效仿，从这一点上讲，他似乎没有理由做此无谓之举。有一种说法是陈康伯对皇上施加了压力，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康伯是个正直之士，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悖于臣下之道的事情。眼下的情形也不同于靖康之时，高宗的声望虽然由于不惮屈己而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可与当年的徽宗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康伯即使有心逼宫，也不会为天子所答应。 最后的解释仍要归结到高宗的懦弱本性上来。所有的天子都没有丝毫的逻辑性可言，高宗也不例外。他内心的害怕恐惧情结已经根深蒂固，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这使他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败时可以和，但胜时如何呢？我们的天子显然也是黔驴技穷，所以内禅完全是出自于他的本意，他也只有这条路可走。高宗的禅让诏出自洪迈的哥哥洪遵的手笔，但有一句话也真实反映出天子的心态，即所谓“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他已经安居帝位三十有六年，与其忧勤万机，宵旰靡怠，倒也无宁雍容释负，退养康宁。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结束后，已成为太上皇的高宗随即驾往德寿宫，从此平安地度过了二十六年，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并不轻松的人生旅程。 高宗惟一的儿子早夭，因为扬州兵败时染上痼疾，从此再无生育。即位的皇子赵玮是秀王赵子偁的儿子，算起来是太祖的七世孙，受册太子时更名为眘，后来的庙号为“孝宗”。翌年，孝宗改元“隆兴”。孝宗是个主战派，即位伊始，就重用了张浚，同时追复岳飞父子官爵，正式予以平反。朝野气象，为之焕然一新。 高宗内禅只是采石之捷深远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场抗战胜利对帝国产生的最大后果是孝宗主持下的朝廷发动了一次北伐。很显然，这次乐观情绪下的主动出击同完颜亮的南侵一样，都是不合时宜之举。南渡朝廷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彻底降服金敌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朝野上下究竟有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不幸的是，帝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事情表明帝国内部的主和倾向已经蠢蠢欲动，只不过暂时蓄而未发罢了。孝宗以新君的锐气一贾其勇固然值得嘉许，然而恢复大业并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实现的。而金国虽然内乱频仍，但底气尚在，金世宗能够迅速抚定局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以帝国久弛的武备遽而北上劳师远征，能够速战速决尚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一旦受挫，立即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年轻的嗣君是否有这个思想准备？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初张浚出任北伐统帅，四月，李显忠、邵宏渊取得宿州大捷，成为近十年最为辉煌的光复胜利。然而时隔不久，由于李、邵不和，未能协同作战，导致宋军在符离的大败。此次失利在军事上并不算什么严重的挫折，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这使朝廷妥协的潮流又开始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即位不久的天子。果然，一贯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又重新入为宰相，在他的一力干扰下，先是张浚被迫去职，接着主战派遭到清洗，最后两淮宋军在金军的袭击下全线溃败。宋师尚还未渡过淮河，就宣告了北伐的破产。 想望中兴的孝宗仍旧未能避免高宗的命运，最终还是不得已与金人求和。尽管这一次的和约看起来比绍兴和议有了大大的进步，比如双方不再称君臣而改称叔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上也减少了十万等，但宋廷一方仍然割去了六个州。帝国的形势原本已一派大好，即使不能渡淮北上，至少也不必再度割地。假如孝宗意志坚决，准备充分，应该是能够避免这样一个结局的。 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无奈的现实，这是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十二月的事情。第二年，孝宗改元“乾道”，时为公元1165年，距高宗南渡已近三十五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雍容富足的时代，这是惨淡萧条的时代，这是安逸平和的时代，这是痛苦无奈的时代，这是湖山歌舞、尽事逍遥的时代，这是志士堪悲、拔剑而起的时代；这是水云浩荡迷南北的时代，这是断肠落日千山暮的时代。 自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自绍兴府移驻临安后，因为敌情的变化，天子行营或因巡幸或因亲征，也曾有过短暂的迁移。当年冬天，宗弼军南下，天子出幸平江；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高宗再次亲征，行在随之北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春天，张浚力主北伐，遂鼓动天子移驾建康；赵鼎复相后的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奉皇帝复还临安。自此以后，始无变动。 临安府所在地杭州本名钱塘，隋始置州，大业初又改名余杭郡，唐复置杭州，五代时吴越王钱俶即定都于此。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升其为临安府，属浙江西路。 虽然临安已成为南渡帝国实际上的京师，但在名义上还不算是永久的首都，故仍曰“行在”，朝廷亦称“行阙”，这当然都是不忘故都之意。不过，名号的不正丝毫未能影响它在南渡以后的飞速发展。绍兴初年，临安数遭兵火，户口仅存十之二三，大半还是北方流寓的客户。和议以后，人口激增，到了绍兴末年，户数已臻至二十五万左右，人口近五十五万，使临安一跃而成为一个庞大的都市。整座城池周遭约七十余里，分内外两城：外城一名罗城，在沿袭吴越城垣旧制的基础上有所扩建，形成南跨吴山、左江右湖的极为可观的规模；内城即大内宫城，位于凤凰山下，本乃州治所在，过江伊始因陋就简改作行宫时，不过只添造了二三百间房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间先后建成慈宁等八殿后，宫殿始具规模，但仍只不过是汴京的四分之一。孝宗即位后，大内建制方日趋完备，新建宫殿大都朱钉金户，画栋雕梁，覆以铜瓦，又镌以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而规划中的许多亭台楼阁都在陆续营造之中，照其建制预计，假以时日，行宫将来的规模超过旧都汴梁当是毫无疑问的。 临安吸纳诸方精华，渐渐而成繁盛之都，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中，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径行不绝。尤其突出的是，临安已彻底消除了历来天子都会严格划定的坊、市界限，店铺甚至临街而设，通衢坊巷，连门俱是。自然夜市亦应运而兴，交易之盛，一如白昼。各种官办及私营作坊，遍布杭城内外；勾栏瓦舍，不计其数。 临安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说东京汴梁是蕴籍深沉的，行在临安则是秀丽妩媚的，多雨而温暖的南方所具有的那种绚烂的色彩、和熙的氛围，临安无不俱备。春之燕语莺歌，夏之荷钱榴火，秋之金风玉露，冬之梅红雪白，四时之美，齐集于斯。更妙的是，临安城中尚抱有一如珠之水，号曰“西湖”，一城胜景，全在此一勺碧玉中，本朝苏轼曾有诗写其妙处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是其万种风情的绝好写照。南渡后，湖山之间，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 温柔的临安像一位绝代佳人，她以温暖的怀抱，化解着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了剑锋，雌了男儿。 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知道欢乐的可贵。太上皇高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高寿的太上皇晚年喜静好佛，在优游闲淡的岁月中打发着余生。早先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褪去，剩下的只是吟风弄月的潇洒和恬适。上皇尤爱西湖，常常泛舟湖上乐而忘倦。平日居于北内，亦甚属意器玩之物，嗣皇帝孝宗秉意承欢，时时网罗人间奇珍以供怡颜，遇得佳物，不复问价。每逢上皇生日，进奉尤甚，孝宗为承上意，曾一次进钱四十万缗之数。宫廷靡奢之习影响甚大，贵近之家、北来豪客，仿效之风不绝，进而也传染到民间。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4节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聊足安慰的是，新一代皇帝孝宗显然不同于他的前任，他像早年的康王一样，并没有经历过惨痛的教训，因此尚还不失锐意进取的精神。早在藩邸时，孝宗对恢复大业就十分向往，所以在即位不久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然而符离失利使新帝的一腔热情陡然浇灭，从此不敢轻言出师。不过，孝宗并没有忘怀恢复大志，内心深处也时时都在考虑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问题是时势又有所变化，敌国的金世宗果断息兵专治内政，同时不忘广蓄严备，使我们的帝国根本无隙可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十一月十三日，天子又一次对辅弼大臣们谈到了恢复故疆的事情，同知枢密院事刘珙的意见反映出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 刘珙道：“复仇雪耻，诚乃当今之要务。但臣以为，若非积十年之功内修政事，恐怕未可轻动。” 刘珙早年曾因忤秦桧被逐，论事峻切，一向主张收复旧地。这样的人说话都如此保守，看来其中似不乏原因。当廷臣中有人提出疑问道：汉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过数年功夫；帝国恢复之业，如何竟要十年？刘珙说出他的道理： “正是因汉之高、光起于匹夫，所以他们无所顾忌。陛下躬受宗社之寄，其轻重程度，岂彼两君所能比！”这就是说到点子上了。 帝国所经历的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在敌人几度兵临城下的危机面前竟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更难免让人们心惊肉跳不已。尽管国家用丧失绝大利益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和平，但隐藏的祸患并未根除，久积的弱势也尚未伸曳，若置宗庙社稷之安危存亡于不顾而一味好战，确实也不见得有效果。相反，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带来危及帝国根基的灾难，这都是有前车之鉴可以记取的。当然，在有志之士的心中，恢复仍是第一急务，但关键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无疑，刘珙是相信德政和文治的力量的，所以他提出要皇上取法古代的贤王周宣王，“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任贤使能以修政事”。公平地说，刘珙此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符合帝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代表着一种务实的政策，与高宗天子在敌我刀剑相向时尚还固执地坚持委曲退避的投降哲学有根本的不同。 刘珙的意见绝非偶然，整个帝国的心态仍旧不很正常，怕事怯战的懦弱心理很难一日消弭。四个月前，朝廷修治前线重镇扬州的城隍，谏议大夫陈良祐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战绝不能招致敌人之疑，而修扬州城又徒劳无益。这个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孝宗不解：“备战如何无益？” 良祐道：“万一敌人突破时我不能守，则岂非为敌人所筑？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治城备战，敌人一旦探知，便有挑衅借口。” 不想到胜而首先考虑到败，这就是目前帝国大臣的通病。他们的畏敌情绪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成份，但最终的结果是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天子又问：“若临淮不可，在内地如何？” 就是这样良祐也主张缓行缓施，总之不能被敌夷所乘。所以他说：“今日为备之要，莫过于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意见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就是倾向于锐进的人士，在考虑问题时也变得谨慎小心，试图规划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稳妥可靠的路线。他们也清楚，天子目前的心态正处在矛盾之中，过于激烈的方案，必然会被拒绝。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五月，一位从北方南来的义士辛弃疾入对，提出明确的抗战主张而未被孝宗接纳，就证明了这一点。辛弃疾献策后不久，张浚的儿子张栻也上疏皇上请求朝廷下哀痛之诏，明示复仇之义。但他同时也承认：当今之势，“我亦未有必胜之形”，为此必须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把“内修外攘、进战退守”统一起来。张栻在后来又不断向皇上阐述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观点虽是刘珙、陈良祐两派理论的综合，但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年十二月，代表着激进思潮的太学生中有一位叫袁枢的上书天子，也认为今日图思恢复，应当审察至计以图万全之举。显然，在这一点上君臣的意见已经大致相同。 事实上，孝宗垂拱天下的近二十年里，在主观出发点上一直都把人才、财用以及治理得道等内政放在了中心地位。特别是理财方面，朝廷虽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改革举动，但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尽量在加强国家储备上多做一点文章。与金国的和议在客观上为理财创造了条件，而南方优厚的物质基础又使它成为可能，因此帝国开始幸运地走向一条繁荣的道路。人口的增加最能反映出经济的改善，乾道二年（1166年）整个南方帝国的人口数已达到二千五百多万，尽管其中有不少南迁的北方人口，但这个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临安的风物鼎盛和君臣士民的奢华之风，都是国家财政开始好转的必然产物。 当然，帝国的国力尚远远达不到充裕有余而能应付强大军力的程度，这一点朝野上下都十分清楚。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负担依然很重，为了收拢士心而继续采取的优厚政策，使冗官闲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既无事职，犹还挂名食俸的现象甚至还要超过南渡以前。国家既重视文治，又必须在经济上予以扶持，所以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兴盛必然也伴随着物力的消耗。民生条件虽然有一定的改善，但地区之间、贫富之间也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除此之外，财政金融等经济领域里的各项措施，也频繁发生差舛错失，政府有时应付偶发的天灾人祸尚还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大规模的用兵征讨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如盐、茶、酒专卖的绝对控制外，只有沿袭高宗的做法继续重税重赋。尽管朝廷上下对此反应强烈，要求拿出切实的惠民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善。帝国的物质状况固然是处于上升之中，但正如刘珙所指出的，生聚教训需要时间。 在采石大捷中立下殊功的虞允文在孝宗初政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的宰相，在整军肃武、增加军备方面做了不少实事。孝宗对这位有胆识的大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此专门派他到蜀中任职，想让他在富庶的四川地区率先出兵。但允文使蜀近一载，始终没向朝廷报告进兵的规划，于是天子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左右又一次密诏催促。 允文的回答是军需未备，不能出击。 孝宗十分不满，又派人持御札敕谕允文尽早行动。但传令者到时，允文已不幸病殁，使天子的愿望又一次破灭。这是孝宗的第三个年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的事，从此出师之议便再没有被提起过。 无情的时势使孝宗的政治策略最终还是趋向于折中。一年前的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二月十五日，孝宗对宰相虞允文等人谈及他的为政之道，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孝宗道： “近世废弛之弊，宜且纠之以猛，它日风俗变易，却用宽政。” 天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好比立一华表，倾则扶之，过则正之，使之适中而后已。” 应该说，天子的本意是想力纠时弊。具体地说，就是更张以往一味退守不思进攻的废弛之政。所以他坚持认为：天地间若无肃杀，就无所谓发生。言下之意，为政之道并不忌讳暂时的用强。为此他发挥出一套“适中”理论，拿来为他的“猛纠”政策服务，其用意不可谓不深。不过，宰执大臣们却不同意皇上的观点，比如虞允文虽然承认救宽之道在于猛，但他也说，虽然“杀之”是为“生之”，但天地之心终归于仁，政治仍须以重德厚生为准则。在这当口，聪明的宰相虞允文固然以阴柔之功巧妙地化去了天子的一腔壮志，但最终让孝宗走向自己反面的东西却是时间，这个造物主最伟大的魔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月，天子终于无奈地承认：本朝家法虽远过于汉唐，但惟独用兵取胜一道，实不及之。孝宗此时已开始更正他的想法，他对宰相龚茂良道： “治体不可有所偏。比如四时，春生秋杀而能成一岁，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 孝宗把他自己“无杀则无生”的理论整个颠倒了过来。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天子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 早在几年以前，帝国便已经明显呈现出无为而治的状态。值得赞许的是，政治妥协在客观上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孝宗以他的平和、宽厚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强了这种效果，从而使整个当政期间的朝廷政治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静的局面，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当今天子的政治作风无疑也有着性格上的因素，孝宗的为人可以说是当得起淳厚英毅四个字，所以他也能和太上皇始终保持着亲密的父子关系。我们这位帝国的第十一位天子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而能做到克尽宫廷之孝，自古而来确实无有及之者。他后来的庙号为“孝”，就这一点来说实在也是当之无愧。 然而帝国的心腹大患仍然近在眼前，如果安于现状积重难返，后果便不堪想像。天子最后返归到保守的老路上，饱受国禄的宰执大臣们要负主要责任。乾道时期的虞允文等尚还有些作为，但大多数人都是无所建树。本朝人才摧抑之极，在南渡以后终于看出了恶果，严酷剧烈的党派斗争和政治打击，再加上蔡京、秦桧之流的钳网之风，使士气摧损，流弊及于百年之后。士大夫们虽心怀贞志，但在行动上却不求尽忠，但思无过，各有安身立命之术，以使进不贻君子之讥、退不逢小人之怒。正如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云：举世习与相安，为获一吉人之誉而随事俯仰，始以容容，终以靡靡。孝宗一朝，书生意气也始终充斥朝堂，言战者指斥言和者忘记不共戴天之仇，言和者又嘲讽言战者好大喜功、无所顾忌，双方互执一辞，议论不已而全无实效。最后在天子的妥协方针下，大家彼此消化，又都成了折中路线的实践者。正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人的话一点不错。 幸运的是，天下事往往得失参半。不知不觉间，帝国迁来临安已近四十年了，造物主的自然法则使南渡帝国的第二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南渡以后，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长大，虽没有亲身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血泪洗礼，但他们自束发受教之日起，面临的就是半壁河山的惨痛现实。在父老耆旧的教诲下，他们同样为帝国的奇耻大辱而愤懑难平；即使在耽于安逸无所更张的无奈现实中，犹能不忘砥砺慷慨激昂之志。更重要的是，这一辈人已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这年轻的新一代，肩负着帝国未来的重任。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5节 三纲治天下孝宗登基不久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十月二十四日，张浚符离失利五个月后，新天子在垂拱殿召见了一位有禄无事的赋闲官员朱熹。一个多月后，一名客居临安的布衣之士陈亮也向天子上书。其时北伐刚受顿挫，天子下诏求言，各种人士纷纷怀牒于朝上书言事，朝野气氛正处于激动紧张的状态。与军事失败后的尴尬情形相比，召对上书一类事情本身并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朱熹和陈亮这两个名字，还是给了人们以强烈的印象。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家世居南方。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宣和末年授建州政和县尉，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一带任地方官。南渡后，一度入朝，因言论与秦桧不合而被贬出。朱熹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于福建南剑州龙溪，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时进士及第。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比朱熹小十三岁。其父名次伊，身名不显，大约只不过是一地乡绅。 朱熹与陈亮两人有着相似之处，虽然在年龄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同样属于南渡以后的南方新生之辈，且都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聪睿的才智。朱熹幼年就被其父课以《孝经》，自题其眉曰：“不若是，非人也”，从小就对古代礼训产生倾慕之心，十八岁时贡于乡，一举登第。陈亮虽终生未仕（五十二岁时曾被朝廷授以官职，未到任而卒），但一样是才气超迈，卓尔不凡，年轻时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酌古论》，得到了所居郡守周葵的赏识，目为他日国士。 但从早年的经历上看，两人也存在着绝大的不同。朱熹是个沉潜思深之士，对传统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五六岁就知道向天发问，十五六岁时便能读经传而为之警砺奋发，自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后，朱熹遵从遗嘱，跟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位老师继续学习。这三人都是朱熹的父执之辈，也都是德养深厚的名士，特别是在程颢、程熙所倡之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朱熹最后归入二程的洛学起了很大的影响。二十四岁时，朱熹执弟子礼第一次拜见了父亲的同门学友、在当时极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延平先生李侗，从此奠定了他一生思想学术的旨归。朱熹当过一任崇安县主簿，此后一直挂衔赋闲，其间不断向李侗请教，同时孜孜于儒学，特别是对二程之学进行了深入钻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哲学观念。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向孝宗上书，建议皇上首以明理，次以养气，复以任贤修政经纬其中，以此三纲治天下之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时的朱熹三十四岁，已全然是一位饱受圣训且心有所得的儒学之士，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理想来到临安，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朱熹在第一札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务须以儒学圣典《大学》之道为本；在第二札里明确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合战守之事为一；第三札则向皇上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要天子以真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可以看出，朱熹早年的思想尚不失积极进取的精神。遗憾的是，当时孝宗正为军事的失败与和战的选择而大伤脑筋，对朱熹高深的理论并不十分感兴趣。读第一札时，天子尚能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孝宗便沉默不语。失望的朱熹从此辞职归里，专心于探究学问、著书立说，近十年间一直力辞征辟。 陈亮与其不同，他生来目有光芒，迥乎常人，十来岁时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年轻的陈亮善于机辩，议论风生，同侪不能及；尤能著文，下笔千言立就，具有一种逼人的英气和豪放的性格。他虽然没有师承，但天道酬勤，刻苦的学习使他在世事学问上独具慧眼。一贯器重他的父母官周葵在陈亮来到临安之后入居宰执，在朝士间为他大事揄扬，凡有官员前来办事，周葵必命其访见陈亮，于是一时俊杰，多与结交，陈亮也因此声名鹊起。绍兴末朝廷与金人缔约，天下人多为之忻然庆幸，独有陈亮力持不可。他的禀性是激扬踔励不甘默守，因而断然向天子上书极言抗金。与朱熹的遭遇相同，书入不报，没能得到任何的回应。统治者的下诏求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安慰士心的姿态而已，它的意义在于求言本身，而不在于照方行事，所有慷慨上书的忠臣义士除了能达到宣泄的目的外，其实别无所得。 此后的十年间，除了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乡贡解元赴临安省试未第，并于次年再度向天子上了一道《中兴五论》外，陈亮一直在故里砺志读书、著述传学，四方学者慕名访问者不绝。所不同的是，陈亮家贫日甚，为生计不得不托于讲授，但乡闾却不信其说，对他的激进言论更有所不满，这使得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陈亮家童杀人于境，恰巧被杀者又曾与陈亮的父亲有隙，因此其家人向官府状告，陈亮父子遂被执于州狱。朝廷台官认为情节严重，又把父子二人移下大理。当时的宰执中有一位叶衡是陈亮的同乡，对陈亮的印象甚好，于是一力援救，再加上有不少人特别是很有名气的辛弃疾看重陈亮的才志，又从中出力，方使陈亮父子幸免于难。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陈亮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十年的磨砺使得陈亮的志气益坚，信仰愈固，他推崇孟子和王通的王霸之学，以“推倒一世之勇，开拓万古心胸”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便与朱熹的主张差之千里。此时，婺州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吕祖谦亦退居故里讲索学问，祖谦极博学，虽亦主张“明理”，但更提倡“躬行”，十分讲究经世致用。陈亮往谒，祖谦一见如故，与之彻夜长谈而不倦。吕祖谦与张栻、朱熹极相友善，陈亮也许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知道了朱熹的学术蕴义，不用说，他对这种理论是不以为然的。 在朱熹和陈亮之外，第二代人中还有一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为援救陈亮出过大力的辛弃疾。辛弃疾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无以伦比的优良品性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最光辉的精华，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把这种闪光的结晶发挥到极致，从而又一次给天地之间的浩瀚正气添加了一抹壮丽的色彩。辛弃疾的一生再次使我们相信，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对国家民族的赤子忠诚不仅不会消失，相反还能激扬奋发、跌宕升腾而至于永恒。 辛弃疾与朱熹和陈亮等有着绝大不同的是，他是北方人，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出生在济南历城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沦陷敌手已经十多年。辛弃疾一家和所有无力南来的众多士人百姓一样，都成了无奈的亡国之民。人在檐下，百事艰难，弃疾的祖父辛赞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出仕金国的地方守吏。辛赞是个普通人，他虽然不能以杀身成仁的壮烈证实他的忠诚，但在心中始终未能忘记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应尽的匹夫之责，他把这一切都教给了他敏而睿哲的孙子，在弃疾的身上寄托着报效祖国的一腔壮志。弃疾没有让他失望，二十二岁那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两千多人，在济南山区英勇起义。 弃疾尽管年轻，但文才武略兼备，他遵从祖父的教导，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因此从未在繁文缛节上下过功夫，而代之以对文韬武略的刻苦学习和广收博蓄。弃疾先后两次借赴金廷科举北去燕京，一路考察山川攻守要略、四方民心向背，开始在心中谋划恢复故国山河的大计。弃疾心怀高志而又能临事有方，正是惨淡现实所磨砺出的那种干略之才。泰山之麓本有一支义军，其首领就是在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时，被南渡朝廷遥封为“天平军节度使”并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的耿京，弃疾率众起义，正是为了响应耿京。 弃疾来到耿京军中，耿京委任他为掌书记，负责军中书檄文告的工作。但不久之后，弃疾就显示出他文学以外的杰出才能，开始在义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金廷正挥戈南下，为后方安稳计，对起义各军施展以分化利诱和压迫围剿等各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耿京义军显得内外困窘，处境十分艰难。弃疾当仁不让，他首先为耿京处理了内部的叛贼，然后审时度势，果断向耿京提出南渡淮河归靠朝廷，以保存这支起义力量的建议。这个策略得到了耿京的赞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辛弃疾等数人经楚州来到当时天子行驾所在建康府，高宗立即予以接见，并同意耿京军南来。 但弃疾返回途中，情形又顿生变化。其时完颜亮已死，金世宗即位后一方面与宋廷讲和，另一方面在境内招抚纳降，采取怀柔政策，使得耿京义军分化日重。耿京部下一位叫张安国的人在弃疾走后，竟联络了一些人杀掉了耿京，劫持部分义军向敌人投降，自己并且去做了金廷的济州知州。弃疾走到海州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机立断，约集了当地义兵五十人轻骑突袭径奔济州，在张安国五万大兵的军营中将其缚捉，并策反近万人渡淮南归。他在后来回忆此事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豪迈俊逸之风，溢然言外。可以想见，在弃疾的心目中，上马杀贼是一件多么酣畅淋漓的快事。弃疾的脾性显然接近于陈亮，所以在南来朝廷任职后便全力援救陈亮，并与之在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辛弃疾所没能想到的是，他的南来也许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南国的半壁河山竟成了埋葬他一腔抱负的坟墓。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弃疾向孝宗上了一封共含有十道论札的奏疏，他称之为《美芹十论》。在这篇书奏中，辛弃疾不仅为皇上分析了金国的虚实，提出了帝国御戎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向天子大声疾呼必须破除朝廷上下惧于争衡的懦弱之气，反对承认南北定势而安于东南。在十论书后，弃疾又着重强调，绝不能再把和战之权让于敌夷，尤不可以暂时的失利而放弃根本大计。同样，他的观点也是接近于陈亮而又更富于现实意义。然而天子既已定下了和议的方针，弃疾的主张便同朱熹、陈亮一样，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搁置。 南来以后，弃疾便再也没有回到军队中。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被派往建康府任通判，三年后再度入对，亦未能被天子认同。此后任职朝廷又近两年，其间反复献策宰相虞允文，仍没能达到效果。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弃疾赴职滁州，开始了任职地方官的生涯。身怀大志而不能伸，这对弃疾这样一位忠贞之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尽管他在各个任所都克心尽力多所建置，但依然不能消解心中的苦闷。辗转徙驻之间，登高临风，悲世伤生，满目江山，献愁供恨，缕缕幽绪岂堪怅惘；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又是何等的悲楚！ 淳熙时代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分水岭，因为南渡后出生的新一代已逐渐步入了他们的壮年时期。然而现实给我们划下的种种藩篱，常使佼佼者往往不能身居大位，譬如朱熹、陈亮乃至辛弃疾等，他们都未对政局起到过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人还很多，他们大都声名卓著，空怀才智而无处施展。不过，政治并不能替代一切，精神的力量同样推动着历史的进步。第二代中的杰出之辈从个人遭遇来说也许是不幸的，但他们得以把心灵升华在无尽的时空中辉映千古，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相识较早，而朱、辛直到绍熙时期才第一次见面。三人中朱熹的年龄最长，就他们对时局及后世的影响来说，朱熹也无疑要排在第一位。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6节 学术和政治结合本朝是学术鼎盛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形成巨大影响的，却只有王安石与二程兄弟这两派理论，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学与程学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徽宗时期，双方的斗争主要还是表现在政治范畴而非思想领域。靖康以后王安石的所谓新学被否定时，程氏兄弟的洛学曾经一度活跃了近十年，但此后也同样遭到了排斥。洛学这一段短暂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扶持下的结果，当时的宰相赵鼎并未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洛学的精蕴，而高宗天子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对眼前的利益的考虑而并非出于对学术的尊重。至于秦桧当政后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学的做法，更是独裁统治必然带来对学术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般规律的典型表现，此中道理自是不须分说。 就本朝而言，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肇始于王安石，元祐时期的种种做法又加剧了这种劣习。思想家如果入主政坛，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来对待学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错误正在于此，二程之一的程颐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于此病。学术上的真理绝非是以强权就能树立的，朝市之显学若非是一种手段，便一定是荒谬错陋的俗学。对以往经验的反思使南渡以后的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反对赵鼎一味扶植程学的张浚，后来主张对学术派别不当一切摒弃的叶谦都是其中的代表。不过，排斥异端是政治的内在要求，并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转移，有识之士的努力相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威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南渡以后的杰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潜心学术所创立的哲学，假如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正，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难以预料的是，政治却不容许思想意识身处事外，最终必然会选择某种理论标榜于庙堂之上而成为官学，朱熹之学同样也没能避免王安石新学那样的命运。当然，这是本朝后期的事情了，但一种思想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成为钳制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学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例子。如果他知道自己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不知是否会黯然神伤。 朱熹的理论直接起源于二程，而二程哲学则是继承发挥了本朝以来一种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形成的，后来的人们将洛学的师承划归于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看法虽不一定确切有据，但从二程及朱熹的学术渊源上看，他们接受濂溪之学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周敦颐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对“心性义理”之学的首发幽暗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理学”的开山之祖。“理”者，道理、法则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理学就是有关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学。孔孟之后，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义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绝。敦颐之后，张载、二程、邵雍等大师辈出，这些思深之士始终不懈地锤炼心智、发展性灵，有意识地从具体的现实向形而上转化，以千年的文化传统为积累，转益多师，厚积薄发，从思想上对人生和国家的终极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终于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横空出世，开始奠定未来中国的思想基调。 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朱熹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过，它的核心却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字发展到严密、精致和深邃的境界。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气发挥万物，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认为理与太极是同一的东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摄万理，万理又归于此理，理依于气而行，化育流行，涵盖万物。从这一点出发，人之性也就是天赋之理，天理使人具仁义礼智之禀赋，而化气则使人有善恶刚柔之区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学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若非圣贤，即是禽兽，这是朱熹思想规定下的天理、人欲关系的必然产物。每个人都必须居敬穷理，“内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这既是朱熹对人性的定义，也是对政治和社会范畴里一切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他本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朱熹的思想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它把我们与禽兽和事物相区分，指示了一条走向终极目标的艰难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朱熹哲学的荒谬。假如以天理来规定人，人之本身岂非毫无意义？如果照朱熹所说，天理与人欲是绝对的对立，那么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以天理的神圣，又何能容忍气之所化，再赋予人性之恶？当然，也许天理的本意是磨炼我们的意志，但理在气先，气化我成，以我们渺小的形而下又怎能与至高至极的形而上同归一途？朱熹指示的道路太艰难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事情明显的是，如果做到了这些，人也就不是人而成为“天理”了。从另外一点上考虑，“天理”的标准在哪里？如果这个标准只不过是由圣贤来决定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历史的东西而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原则。朱熹哲学被后来的政治用作统治理论看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使统治者的强迫手段成为可能的思想基础。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朱熹送吕祖谦返乡时，来到江西信州铅山的鹅湖寺。由于祖谦的撮合，朱熹与当地的两位人物陆九龄、陆九渊得以相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 陆氏兄弟也是知名当时的思深之士，特别是比朱熹小九岁的陆九渊，刻苦向学，覃思精微，取孟子“放心”之说而发挥，主张以廓复人之本心为第一要务。九渊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不过此心，心皆具此理，因此心即天理，不待外求。所以一开始就与朱熹追求名分、讲究行为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在赴会之前，两兄弟专门预先讲辩直至深夜，准备折服朱熹。 第一天双方不欢而散，原因是九渊一上来就抢了先手，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这使得朱熹很不高兴。 但第二天朱熹在如何教人求学的问题上展开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居敬存心才能穷理致知，而致知问学又是涵养尊德的必要过程，二者不可偏废。他对陆九渊“先求本心，然后泛观博览”的教人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过于简单。 九渊仍然也坚持己见，批评朱熹的方法过于支离。朱熹那些“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所谓持敬工夫，在九渊看来当然是难以容忍，所以针对朱熹提出的“泛观为先”发出诘难道：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这话说得就近乎于强辩了，幸好下面的话为其兄九龄所止，否则两人的唇枪舌剑说不定就要闹出伤害感情的结果。 鹅湖之会虽然未能取得一致，但双方通过这场学术讨论多少还是有了一点融合。特别是九渊的哥哥九龄在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幡然悔悟，转向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与朱熹取得了契同。朱熹虽然不能同意九渊的“求心”理论，但也对他的为人深表钦佩，一直希望两家能兼补所长，并且后来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九渊的理论。只有九渊终身未改其说，他甚至在后来公然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的作用同样发挥到一个绝对的境地。九渊在学术上的从一不二，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使得自己的“心学”传人在后来与朱学一派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的原因之一。 朱、陆虽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大前提还是共同的，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存在着迥异的见解而已。真正与朱学既殊途又殊归的是陈亮的学说。 浙东婺州一带是南渡帝国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既能导致文化的昌盛，必然也影响着学术思想的内容。婺学有一个共同特色是主张经世致用，带有明显的事功色彩。南渡后最著名的学者先是唐仲友，后是吕祖谦，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色。唐仲友与朱熹在学术上甚不相容，由此后来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互相诉讼的事情；吕祖谦虽然也强调性命之学，对朱熹理学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仍未放弃强调躬行实践的初衷，所以他既与张栻、朱熹私交极佳，又能与陆氏兄弟时相过从，同时也能与思想激进的婺州后进陈亮有着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反映出环境对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但最能代表婺州事功特色的是陈亮的学说，他与吕祖谦的调和理论完全不同。陈亮从根子上反对性命之学，同时把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林化，明确提出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将功利提到这样一个明确的高度。陈亮的哲学既是环境的影响，也是时势的反映，更是其坎坷境遇的产物。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亮在家居十二年后入太学为诸生，这无疑又是叶衡帮助的结果。在这一年，陈亮于太学的一次试论中再度发表见解，以至于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腾谤之言数月未已。第二年，陈亮再度上书孝宗畅言恢复，结果让锐意恢复的孝宗读后赫然震动，天子当即在朝会上传旨，要将陈亮所上书榜于朝堂，并欲召陈亮授以官职。 不幸的是，当朝宰臣中大多数人一下想不起来陈亮是谁，殿前独有一位叫曾觌的官员知道陈亮，主动提出前去宣召。这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陈亮的一生。 曾觌这个人名声很臭，他早年以父荫补官，孝宗在藩邸时为内知客，因而在孝宗即位后为天子器重。曾觌与另一位经历相似的官员龙大渊恃宠娇纵，横行不法，在当时甚为正直之士所不齿。陈亮是何许人？以他的性格，甚至都不愿见到曾觌，如何又能在他的面前受诏接旨！所以陈亮在居处听到曾觌将到的消息后，立即翻墙而逃，给了曾觌一个绝妙的软钉子。曾觌当然十分怨恨，为此在朝间一力攻击陈亮。而一部分宰执怪罪陈亮出言不忌，也在天子面前谤沮不已。他们受命天子前去复考，陈亮的慷慨陈词尤使这些朝廷大员感到落落不合，遂使得授官之议被暂时搁置。 十天后，陈亮先后两次诣阙上书，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并对献书数天后没有回应深表遗憾。在第二书中，陈亮把自己向汤思退等朝廷重臣的面进之言和盘托出，言下之意，对某些人的从中阻挠也表示了不满。陈亮的勇气和精神于此可见一斑。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7节 学神州毕竟，几番离合孝宗仍然十分欣赏陈亮的切直，再度要授官陈亮。然而陈亮得知后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我的目的是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岂是以此而博一官？” 陈亮当日便渡钱塘江而归。数罹祸患使陈亮愤懑难禁，归乡后常与同邑知己狂饮，以壶中之物洗浇胸中块垒，醉后拔剑起舞，少不了豪气干云，说出一些狂话来，有些人便把此事告到了刑部。刑部侍郎何澹在省试中黜其下第，陈亮对他曾有所不满而语出不逊，何澹便借此报复，又把他下到大理寺狱中，笞掠批杖以至体无完肤。幸亏天子依然有心袒护，否则这一次陈亮难免就要身遭不测。 出狱以后的陈亮再度归乡发愤读书，潜心思考，终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二月，陈亮出乡访问朱熹，两人在一起呆了十几天，彼此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此后的十年，他与朱熹书信往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次的争论虽然不像鹅湖之会那样面对面地进行，但它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无疑要超过鹅湖之辩许多。 一个基本问题始终贯穿在这场辩论中，这就是王霸和义利。陈亮认为，天理人欲不可分割，因此王道与霸业可以并用，义与利也可双行。无疑，这自然遭致朱熹的强烈反对。两人从三代以至汉唐，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亮击到了朱学的要害，他的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的，所以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以“志在天下”反驳朱熹的“独善其身”，把自己的哲学发展成为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当然比保守的朱熹高明得多。实际上，在陈亮的堂堂英气面前，朱熹根本就无力抵挡，他就像一个年长的禅师一样，故作高深地作着劝谕： “奉告老兄，何必如此撺掇？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岂非一事？……名教中自有安身处。” 陈亮答道：“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两相比照，优劣尽知。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陆九渊的近禅之学倒并不可忧，因为学者一旦无可摸索，自会弃去；惟有“浙学”专于功利，学者学之便可见效。他为之而感慨万端道： “陈同甫之学已行到江西，而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 看来朱熹之学后来成为帝国恢复大业的一种拘碍势力同样不是一个偶然，它的核心就包含了反对进取的因素。他所力持的那种“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的理论，尽管是种地道的迂腐之谈，但无疑会被人拿去当作逃避的凭据。朱熹过分相信道德修养的力量，并不是他一家的发明，而是本朝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通病。它带来的无穷恶果是：天下生民肉体上的血泪痛苦既不能免，而道亦未必能行，心亦未必能安。也许它惟一的长处就是把伦理道德重新倡导起来，在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里麻醉自己也麻醉别人，从而维持着社会的长期稳定。但是代价太沉重了。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陈亮又遭受到一次冤狱，得脱后又为人聚凶徒击于路，卧床一月始告平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二月，陈亮来到金陵、京口，观察沿江山川形势，其后来到临安，再度上书天子极倡恢复，一心内禅退位的孝宗没有加以理睬。陈亮义无反顾地倡言王霸义利、浑无顾忌地疾呼恢复，当然使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们把陈亮视作狂徒，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朱熹就认为他是祸由自取，乃平时自处法度之外、不闻礼法的结果，甚至来信要他痛自收敛，绌去王霸并用之说。在落魄境遇中，惟有辛弃疾不断来函抚慰劝励，赋壮词相寄，使得陈亮深为感动。这一年冬天，陈亮约请朱熹前往紫溪与辛弃疾相会，但朱熹负约未至。陈亮遂独与弃疾在江西信州的铅山山中重逢。铅山的主峰就是鹅湖，峰中的鹅湖寺也就是当年朱、陆辩论的所在，陈、辛两人也常常去那里小坐，但他们却不是相与争辩而只是互道衷情、共论时事。两人盘桓近十日后洒泪而别，这一场相逢成了他们不幸人生的惟一可堪慰藉之事。 辛弃疾此时已罢职闲居好几年了，无奈、愤懑、痛楚和不甘交织在他的心里，百转千回而不能已。“近来愁事天来大，谁解相怜？”当陈亮走后的第二天，对挚友的依依难舍之情使弃疾又去追赶陈亮，希望能再与他把酒起舞，倾吐心事。但追到鸬鹚亭时，雪深路滑，实在无法前进，弃疾只有无奈而止。夜宿于道旁孤馆，中宵闻笛，不能成眠，弃疾将一腔愁怅化作歌词，遥寄知己。词中有道： 佳人重约还轻别。 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 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 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 长夜笛，莫吹裂！ 陈亮答词有道： 树犹如此堪重别！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 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 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 龙共虎，应声裂。 弃疾再答曰： ……，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陈亮又答曰： ……， 斩新换出旗麾别。 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 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霸、只成痴绝！ 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剑铁！ 淝水破，关东裂！ 把忧怀社稷生民的一腔血泪铸成词什最终成了他们惟一的选择。最突出的就是辛弃疾，他的作品肝肠似火，色肖如花，雄奇阔大委婉缠绵之美，不仅独步当时，亦可冠盖古今。也许我们惟有相信，现实的本意就是让真正的志者只能在心中完成他们的壮烈。否则，我们又如何面对这许多泪洒江山的英雄豪杰呢？ 淳熙后期的朝廷事务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王淮字季海，绍兴进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为首相。取法汉制而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后，宰相的名号便没有再变动过。王淮此人从总体上讲倒也是个持重之士，风骨清癯，萧然简远，为人冲淡寡欲，喜愠不形于色。但这种秉性的人虽会有善名，但却不一定会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认为的那样不党无私。朱唐交讼一事就是个例证。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征召下，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军，两年任满后接受王淮的推荐，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这是一种经济监察官职，但在其时主要的责任是监督浙东一带的救灾措施。朱熹到职后，先后弹劾多位官员的不法行为。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时，发现离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问题，遂连章朝廷请予惩罚。王淮起初压下不报，此后又在天子面前为仲友开脱，最后大事化小，以夺唐仲友新授之职转授朱熹的处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亲，王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王淮也是婺州人，与唐仲友一样具有一种讲求经世的思想倾向，所以对朱学有一种排斥心理。尽管他为政宽厚，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摆脱学术偏见，以至于在不久后默许郑丙、陈贾诸人攻击程、朱之学，开了以政治手段压迫朱熹学术的先例。就事实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论在客观上对帝国的恢复大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朱熹本人从再度出仕之后，就明确主张“先以东南之事为忧”，反对急功近利妄生衅端。但当时朝廷反对朱熹者并非出自于这个考虑，他们只是攻击朱学之人“饰怪惊愚”、“欺世盗名”，这对于朱熹来说当然不是很公正的。平心而论，只有陈亮对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种无私的意义。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压制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罢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虽然他刻意为天子理财治政、区分军务，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山河依然，气氛照旧，帝国政府从没有真正把眼光转向沦陷已久的北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与孝宗并驾齐驱、和平共处的金熙宗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应。 从高的标准上说，帝国第十一位天子御临天下的时代其实是庸碌和无为的，孝宗皇帝最后一个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初，皇上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自己将禅位太子。他对新任宰相周必大、留正说，准备在旬日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并密赐当年高宗禅位的手诏给周必大，命令他立即依式进呈诏草。孝宗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说年来稍觉倦勤，所以想退就休养，同时也可终毕先帝高宗三年之孝。太上皇高宗于两年前返归道山。 这在帝王原则上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人主受命于天治御万民，本就应当治道忧勤、宵衣旰食，绝不能以日理万机劳心蚀骨而遽让神器。何况天子不过五十三岁，春秋方盛，圣体未愆，如何竟能以倦勤而想到休养！至于上皇驾崩，哀深慕切，欲以塞耳闭目之道以尽三年之丧，则更悖于古来的圣训。尽孝之大者在于尽道，欲报高宗之恩，犹应殚心竭力以奠安天下，哀毁过礼岂足以慰先人于溟漠？孝宗虽是个淳厚的人，但并非不明事理，他所谓宅忧谅荫以尽丧纪的理由明显是一种饰词。 这件事情确实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朝堂上下一片寂静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孝宗把绍兴禅让挂在嘴上，目的是想打动二府的宰执，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当年高宗的内禅，明显是出于时势压迫下胆怯懦弱心理的作怪，而眼下虽然国步未康、恢复无功，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平和熙乐的年代，我们的天子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去效法先君。至于说他的禅位是因为抱志未伸、不甘屈辱，那只不过是后来臣子美好的愿望罢了，祖宗之仇家国之痛又岂是退处闲适所能销磨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子急切希望此事能速战速决，正如他计划的那样，从透露风声到最后禅位确实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如果没有难言之隐，又何必惧怕其中的波折？ 根子出在已故的上皇高宗。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内禅时正当盛年，这个事实使得入继的嗣君只有二十六岁，照本朝诸帝大都御极长久并能享高寿的先例推论，新一代天子像高宗那样再次垂拱三四十年是不成问题的。果然，孝宗居位一转眼就是二十八年，这叫有心大宝的储君如何能堪呢？ 太子赵惇排行第三，已经四十三岁了，入为储贰也有近十年的光景。天意难测，以他这个年龄走在皇帝前面也不是不可能的，长兄庄文太子早早而薨就是先例。太子没有父王至淳的修养，因而心怀怨望也就顺理成章。在这个问题上，太子妃李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出身将官之家，既缺乏礼义簪缨之家应有的教育，更没有金枝玉叶所具备的涵养，因此性格粗率又悍妒狭刻，尽管孝宗一度有废去之意，但她成功地掌握了太子，一直我行我素。在李氏的影响下，太子不止一次地做过母后的工作，希望她能说服皇上能效法祖翁而早日内禅。爱子心切的成穆皇后当然也委婉地劝过孝宗，但起初未被天子同意。孝宗对皇后道： “孩儿尚小，缺乏经历，故不能与之。” 当皇后无奈地回复太子时，太子推起头巾，露出前额： “儿臣毛发已白，尚以为童，岂非翁翁之罪！”他也许不好指责皇上，所以只能把怨气发泄到祖父高宗的头上。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8节 金戈铁马上皇高宗的去世是太子的怨气开始表露的契机，当孝宗最后得知这一情况时，不能不在心底有所触动。自古以来，储位之事一直是个两难的问题：久阙不建，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隐患；但过早确立，也会带来新的麻烦。东宫的影响是很微妙的，历代都不乏太子不道而祸起萧墙的故事，孝宗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出发，孝宗最后选择当年高宗的道路，以抛弃一切而自求快活的退让来达到折中之道，自与他性格十分契合。太上皇高宗二十几年恬淡的生活给孝宗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也是他甘于退却的另一个因素。当然，天子是个至孝的人，以老吾老之义推及幼吾幼之情，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内禅的根本原因。 不过，孝宗的做法既是一种逃避，就注定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受制于悍妇的赵惇并没有因顺利地入继大宝而改变性格，反而愈陷愈深，作了自己皇后的傀儡。李氏当然也没有因为顺利地执掌大权而消释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二年就对曾经有心废己的太上皇孝宗开始报复，不断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一段时间后，两宫的关系竟成隔绝之势，有时太上皇要见儿子都不可得。 这事使得举朝忧虑。一两年来，宰辅百官以至布苇之士，过宫为请者不绝，但亦未能立即改善状况。新天子本就有心疾，在李氏的悍妒暴躁下，震惧成疾，不能视事。孝宗遭此打击，独处在幽深的重华宫里怏怏难捱，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孝宗的这个失误就如同他二十八年的临政一样，怀有良好的愿望，但从没有良好的结果。 新帝后来的庙号为“光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绍熙”，也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后宫干政是本朝家法所严格禁绝的，在这方面既有着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也有强烈的共识。光宗陷入妇人之手的遭遇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龙銮宝座上的匆匆过客。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上皇孝宗大渐，思见光宗犹不可得。消息传出，朝廷上下顿时哗然。六月初九太上皇孝宗驾崩，光宗又未能赴重华宫尽礼，这导致了光宗帝位的最后终结。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一批贵戚及宰执大员发动了一场近似于政变的运动，请出寿圣太后——这是孝宗的母亲，光宗的祖母——主持了又一次禅让，使光宗的第二子赵扩成为帝国的第十三位天子。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初五的事，新一代天子史称“宁宗”，时年二十七岁。 历史的合理性常常使人无比困惑。 以公元十二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宋帝国来说，尽管和议在精神上严重挫伤了国家的气势，然而在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是高宗的退避和秦桧的独裁，在产生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的同时，却也使得半壁河山的稳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军事上，我们的帝国虽说从原来的基础上又退后了一步，比如十几年的兵戈不兴武备不整使得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本来诸事不张的经济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第一当然是农业的恢复。以南渡之后的半壁之地支付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首先得依靠农桑，这是天子臣民的共识。为此政府实行了不少政策，比如蠲免租税、招抚流散、经界田亩以去民之扰等，从实际情况看，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大兴水利，使南方河道密布、水泽纵横的地利得以发挥，更使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带来民间产业的兴盛，举凡采矿冶铸、丝染棉织、造纸制瓷，甚至工艺技术要求甚高的造船业，都能克尽其善。物质需求的强大动力使民生工业在这个时代第一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是很值一提的。其中对我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造纸的发达，本朝的纸无论从品质、种类来说都已臻致极高的水准，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自然也就保证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这更是划时代的事情。本朝的书被后人称为“宋本”，并不是单单以时代命名，它代表着一种精美和准确的典范，尽管后世不断取法模仿，但始终难以超越。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则是商业，这个被传统所忽视的经济成份也在南渡以后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兴旺起来。它的最好反映就是行在临安和大大小小的城市，比如平江、镇江、衢州、江陵、潭州、襄阳、成都乃至兵燹之后的扬州，工商辐辏，极尽其盛。濒海的福州、泉州、广州又能通舟洋外，商货输入，不计其数，商户富户金珠罗绮，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 南方优越的物质条件当然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南迁。南北之分由来久矣，历史因素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向处于北方的中原地区，“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信条最后固化成一种原则，不断强化着所谓四海归一的向心力。由于这个原因，地利优越的南方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南渡的现实打破了这个藩篱，从而使广阔的南国自六朝以后再度成为天下的中心，南人不受重视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因为他们已成为惟一的百姓。绍兴和约使北方移民南来的规模与程度已经大大减低，而靖康一辈又已谢世，第二代人早已融合在这个新的大家庭中而不分彼此。这个事实造就了一切，南渡帝国得以稳居东南的奥妙，也尽在于斯。 但我们若是以这种眼前的利益就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以一时的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以实际效果来取代是非标准。否则的话，历史就成了称斤论两的数字而不再是一种惩恶扬善的理念了。帝国持续已久的战、和的分歧也就在此，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图求实利，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此刻帝国的现实正处在承平已久、渐得其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便尤显得十分突出。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那一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著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在完善学术理论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种道统，人们称之为“道学”，开始受到普遍的注意。他又在各地任所复古建礼、躬行实践，广泛传播他的学说，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雪耻恢复的问题上，此时的朱熹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他认为恢复之计至少需要有二三十年的辛苦准备，像现在这样既不练兵又不积财，一味高谈恢复就只能是一个空想。朱熹在这个时期内曾对他的弟子们反复强调，除了“战”与“和”之外，尚且还有个“守”字，只要措置得当顽强固守，就不会再为敌夷所侵。他的这种看法基本反映了淳熙以来务实派的思想主张，也成为时下的主流。这种理论就道理上讲固然是不错的，但承认现实就必然会亵渎原则，假如强烈的正义感竟因为“不切实际”而受到指斥，这必将给我们的帝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 这种风气首先给那些坚持信念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不幸。陈亮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十二月再度入狱，这是某些当政者不满于他狂放如初的结果。幸有大理少卿郑汝谐阅其辨疏，诧为奇才，力言于光宗，陈亮始免一死。出狱后，陈亮虽在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策举进士，第二年又终于被朝廷授以官职，但这时陈亮已经五十二岁，困苦的遭遇使他的身体也受到损害，未到任便突发急病而卒。 闲居十年的辛弃疾在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被朝廷起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为政公正，奉职勤勉，并与朱熹一起也在任所内推行丈量田亩的经界之法。朱辛两人在这一年见了很多次，讨论政事之外，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弃疾奉召入朝，上书皇上建置长江军务，毫无结果。此后又出任福建安抚使近一年，在任职期间撙节钱财、整肃军队，甚至还准备扩充地方军力，但谏垣的一道措辞严厉的弹劾再度扑灭了他的满腔热情，“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罪名使辛弃疾罢官卸任，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八月又回到江西信州的带湖，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时光荏苒，南渡以来最著名的诗家莫过于尤、范、陆、杨四人，其中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而享有盛名的范成大死于前一年，而光宗皇帝的老师尤袤已在本年去世，另外两人陆游与杨万里也都已到了古稀之年而致仕在乡。他们两人同弃疾一样，都是满怀抱国之诚而终未得伸的高洁之士。烈士暮年，壮心未已，陆游有一首诗可以略窥其志，这是他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的一个风雨之夜里所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 金戈铁马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不在战火中新生，就在刀剑下灭亡，没有谁能逃脱掉这个法则。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1节 湛湛长空黑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刘克庄（公元1187—1269年） 在我们这样一个帝国里，天子的行为法则总是不可理喻的，政治的关键还是在于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在于他们的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假如执政者不能尽到士民与皇帝之间的折中之责；国家的灾难便不可避免。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的那场变故既为宗庙社稷带来了一位新天子，也给我们的帝国推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韩侂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位韩侂胄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进程。 韩侂胄为内禅得以顺利实现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当时情形的尴尬程度，在本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孝宗死后的第二天，宰相留正率百官拜表请天子就丧成服，竟被光宗诏以疾病未愈而推却。国遭大丧，皇帝不出，这是个相当严重的事件，朝廷宰执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左司郎徐谊及另一位老资格的大臣吴琚的建议下，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转趋寿圣皇太后，想请这位两朝太后垂帘主丧，但也被皇太后拒绝。两人一再恳求，寿圣太后也只答应暂代祭奠之礼。显然，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尚书左选郎官叶适果断提出以早正储位、太子监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帝国政治的不良局面。留正赞同此议，当天就率宰执进呈，但疏入不报。六天后再请，天子在奏疏上批复了“甚好”两个字，似乎已经同意了宰相的请求。翌日，留正与众臣将拟好的诏旨递进，请天子正式批付翰林学士院降诏。但这天晚上，光宗突然给宰相来了一道手札，上有八个字： “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这就是有退位的意思了，留正看后大为惊惧。按照他原来的意思，皇帝既以疾病未克主丧，宜立皇太子监国。这样的话，即使无可奈何而行内禅，太子名分已立，自可即位。现在皇上竟然首先想到禅位，这不能不使他大为紧张。留正不敢拍板，便去找赵汝愚商量，但汝愚一向不同意宰相在如此情形下尚还坚持循规蹈矩的做法，此刻更是主张顺水推舟：以太皇太后传旨，宣布禅位皇子嘉王。留正听罢十分无奈。 留正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清楚：储诏未下，遽提内禅，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越轨之举。事情顺利便罢，若以后一旦有所变故，宰相必然要负责任。留正显然不愿以一时的冲动而致使日后难处，所以在第二天早朝时假装跌倒受伤，以一乘肩舆离开了朝廷。刚出宫门，便立即上表辞职。他这一走，朝会上人心益摇。这还不算，光宗刚刚出现在殿上，便晕倒在地。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顿时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沉稳的赵汝愚也手足无措。 紧急关头，还是徐谊给汝愚出了主意。徐谊认为，禅让事关重大，非皇太后出面不可，知閤门韩侂胄是太后的亲戚，若通过他去说服，事情一定能成。“知閤门事”是閤门司的主管，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朝见谢辞礼仪，一般有外戚勋贵担任。知閤门等官员虽是一清要之选，但不预政务，若非事出急需，韩侂胄本来是不可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始作俑者徐谊与他非亲非故，完全是因为他同皇太后的亲戚关系才想到把他派上用场。 侂胄做得很好，他通过内侍张宗尹、关礼两人见到了皇太后，并说服了太后定下内禅之策。侂胄复命后，汝愚这才向另两位宰执陈骙、余端礼通报，并让近卫军统帅郭杲等人分兵把守大内，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使内禅得以完成。应该说，新一代天子宁宗即位的第一功臣是赵汝愚，他是宗族大臣，在这个问题上既怀有为国分忧的忠诚，也有克襄大计的勇气。汝愚在事后尤以“同姓之卿，不敢言功”的谦逊辞让了右相之职并只担任了枢密使，尤不失宗臣的本色。韩侂胄当然在其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略为逊色的。不过，侂胄却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自认为自己的功劳十分巨大。 新帝即位后，汝愚主持朝局，裁抑侥幸，起用名士，甚至还召回了留正。同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奖揄有功，包括以陈骙为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等。但出人意料的是，侂胄只被升衔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一职。 侂胄面谒汝愚，希望至少能像郭杲一样加赐节钺而成为一地节度。但汝愚却予以婉拒，对他道： “吾是宗臣，汝是外戚，何可以言功？只有普通大臣才应当推赏。” 侂胄极为失望。 侂胄是当年的忠献王韩琦的曾孙，父亲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而他自己以父荫入仕，并且又娶了寿圣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既是外戚，也算得上是武臣世家。在此之前，侂胄本身就带有一个汝州防御使的武职，所以他十分想成为封疆大吏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作为元勋子弟，侂胄当然还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对建功立业非常向往，对功迈远祖、光耀门楣有着一种天然的希冀。也许是读书较少的缘故，侂胄为人直率，冲动而不拘小节，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的礼训有一定的距离，与朝中那些进士出身的文臣们当然也有相当大的区别。 实际上大家对此也都十分清楚。叶适就对汝愚说过：“侂胄所望，不过节钺而已，与之又有何妨？”但汝愚没有接受。本朝有一种鄙视近幸的传统，特别是对于担任知閤门一类官职的皇亲国戚，更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当年陈亮对曾觌的态度就是例子。汝愚多少也有些宗室大臣的傲慢习气，他与不少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身为外戚的韩侂胄，这也是他不同意擢奖侂胄的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就是留正，此人除了老奸巨猾之外，尚还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对侂胄的鄙视表现了出来，直接导致了侂胄后来与他们这些文臣们的对立。这是当年八月份的事，天子即位以后，侂胄自恃恩宠，经常到宰相办公所在地发表意见，留正甚为不满，指使省吏转告： “宰相部堂不是你知閤事日日往来之地！” 这话近似于侮辱，侂胄当然无法忍受，于是他立即就到宁宗面前进言，以留正当初在内禅中的暧昧态度为由，使天子下诏罢免了留正。赵汝愚一向倚重留正，所以不惜在新帝即位后立即将他召回，现在侂胄不先预告就使天子出诏罢免首相，汝愚无法不感到气愤。他像留正一样把这种情绪付诸行动，当侂胄就此事来谒见时，汝愚辞而不见，使侂胄惭忿而返，终于和他彻底翻脸。事后，汝愚为自己失去控制而怒形于色也感到后悔，曾经一度想补救，但被侂胄拒绝。 朱熹在这个月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天子侍讲，这是新帝两位老师黄裳和彭龟年推荐的结果。他们两人因十分推重朱熹的学说，所以经常在天子面前提及这位名噪海内的儒臣。朱熹在孝、光两朝的处境不是太好，有点心灰意冷，此次受诏后曾上章辞谢，但未被接受。朱熹不得已在八月底来到临安，由此也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侂胄的优势在于接近天子。他不仅是当朝皇太后的亲属，又是宁宗皇后的堂祖父，同时与新帝的婕妤曹氏也有一层亲戚关系。另外，曹氏的几个姐妹通籍禁内，与侂胄的关系亦十分融洽，这都为他邀受皇恩浸预政事创造了条件。新帝遽而登位，本身就缺乏自信而十分需要有所倚仗，侂胄不失时机地走到天子身边，正好填补了宁宗心理上的某种空缺，因而获得他的充分信任是很自然的。患难之交往往牢不可破，侂胄在后来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因素。 当觖望转化成怨恨的时候，单纯的不满便被刻意的报复所代替。侂胄排挤掉赵汝愚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来自于与侂胄同样心怀怨气的同事知閤门刘，他为侂胄勾画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建议他首先任用台谏以树植势力。台谏一向是宰相的对立面自不待言，关键还在于台谏之官一向是天子任命而宰相不得与闻的，这正好充分利用了侂胄的优势，刘的计策不能不说是相当高明。在十月份，侂胄开始以御笔批出的手法调整台谏人选，两位党人谢深甫、刘德秀先后被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和监察御史，为打击汝愚排除障碍。当然，事情伊始就使得朝廷上下一片哗然。 原因是天子御批不由中书的情况太露骨了，而且谁都知道这是侂胄一力左右圣意的结果。第一位被免的谏官黄度就公开宣称侂胄“假御笔而逐谏臣”的做法，具有当年蔡京擅权的性质。而朱熹则进而上书天子，明确指责侂胄窃取圣柄而使“主威下移”，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侂胄恼羞成怒，立即予以反击，又唆使天子罢免了朱熹。这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闰十月的事，朱熹担任天子侍讲仅仅四十余天。 侂胄对付朱熹的做法使不少人气愤之余又忍俊不禁。他让一个宫廷优人装扮成峨冠阔袖的形象，在天子面前逗笑，以影射朱熹的迂腐不堪。朱熹的这个毛病由来已久，他坚持居理持敬的修养工夫，也不得不首先使自己道貌岸然，当年的陆九渊就曾讥笑过他，以侂胄的性格，对此当然尤为讨厌。不过，以此细琐小节而进行人身攻击并达到政治迫害的目的，则无疑一个极端荒谬的行径。朱熹的罢职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工部侍郎黄艾、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等人连章抗议，指责侂胄奸佞不法。而侂胄倚恃天子展开反击，先后将陈傅良、刘光祖、彭龟年罢免，知枢密院事陈骙虽素与汝愚不协，也被侂胄排挤，于这年的十二月份罢职。侂胄引用了一位老资格的大臣京镗入为副相，使汝愚在朝中完全被孤立。第二年，新帝改元“庆元”，这一年的二月，赵汝愚在侂胄一连串的打击下终于罢相。清除汝愚的同时，所有反对者也一概被侂胄诬以汝愚党人而被逐斥出朝，其中既有十数位朝廷大臣，也有六名伏阙上书的太学生，甚至对他有过重大贡献的徐谊也未能幸免。 侂胄在对待汝愚的态度上十分强硬。太府寺丞吕祖俭因上书反对，被侂胄出旨安置韶州。这是一个岭外荒蛮之地，处分已不能不说是太重。有人提出：祖俭是当年社稷功臣吕公著的孙子，投之岭外，岂非过分。但侂胄的回答是：谁要是再敢援救，就把祖俭放到新州去。新州比韶州更远，这下没有人再敢说话。虽然后来侂胄迫于舆论压力而一度将汝愚改置吉州，但仍然对他怨恨未解，一心欲置其于死地。七月，罢停了汝愚祠职，十一月，又使人上书请斩汝愚，未能得逞后，再将汝愚改置永州军。 汝愚自知必死，这时倒反而很坦然。临行前对诸子道：“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等或可免。”果不出其所料，次年正月二十日，汝愚暴死于贬途衡州，时年五十七岁。 汝愚的政治经验显然很欠缺，他既没能想到侂胄因为求节钺不得而会如此失望，也未能注意到侂胄越来越重的报复心态。在这一点上就连朱熹都比他明智，曾建议他厚酬侂胄以消其预政之望。但汝愚不以为然，认为区区一个韩侂胄并不足为虑，他的幼稚最终使他命丧黄泉。在本朝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哪一个宰执大员像他这样不明不白地暴死在异地他乡。 韩侂胄的出现再次暴露出我们的帝国在权力问题上的弊端。太祖以来制定的政策只是一味地限制宰相和重兵大将，结果使天子的权力过重而失去牵制。天子本身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蔡京和秦桧的故事早就证明，宰相一旦和天子结合在一起，手中的权力就会极度膨胀，独裁也就应运而生。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2节 政治运动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制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派之见或个人恩怨的产物。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绍熙内禅的险恶风波造就了这种气氛，而韩侂胄的恣意妄为又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上，并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预料到的。朱熹在淳熙末期对其所谓“正心诚意”之说的过分渲染多少就已经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而此后树立严谨的道统，就更明显地表露出自我标榜、独立门户的倾向。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与孔、孟先师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当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对朱熹的攻击还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时，有一位婺州人叶适曾经极力为他辩护，反攻王淮、林栗随意创名诬陷朱熹。但也就是这位叶适，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朱熹之说完全是背离孔子大统的“浮论”，充分反映出与朱熹对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侂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侂胄先是组织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反复从理论上论证朱熹之说的伪学性质，然后按照他的需要，将所有不附己者尽数列入“道学”的名单。既然朱熹的“道学”已被指斥为“伪学”，那么道学之人也就是伪党，这对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过的借口。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职罢祠。这时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质已有所转化，但既已错过了反击的机会，除了在福建家里焚烧文稿之外，别无办法。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态臻于极致，有一位绵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议订立伪学名录，以便今后处理。这简直就是蔡京“元祐党人碑”的翻版，侂胄当然乐于取法。于是在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其中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黄度等三十一人，甚至还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显，这个道学党籍可以说根本就与所谓的“道学”无关。赵汝愚不必说了，留正与王蔺两人也从未涉及过道学，特别是留正，他与朱熹的个人关系甚至都不怎么样；另一位宰执周必大以文知名，更与道学浑不相干。严格来说，五十九人中真正的道学家也许不超过两三位，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黑名单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之所以名列其中不外乎是与侂胄发生了抵触而已。刘光祖在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曾说过的，“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确实不失为先见之明。侂胄禁黜道学之党，其实是从反面证实了自己的朋党事实。 独裁政治的一个最大效应就是趋利之徒奔竞于道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世事既不可能清明如水，人性自然也就不会全如光风霁月般纯洁无瑕，即所谓天道流行化育万物，必得是气而有是形，禀得衰颓薄俗之气，便为愚、不肖。在这一点上，朱熹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愚不肖者既然无法避免，那么侂胄一人翻云覆雨如此肆无忌惮，也正是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小人当道，则道德沦丧、士风日下就是个必然的结果。 侂胄当政后，吏部尚书许及之谄媚所事无所不至，但两年内却一直未得升迁。及之每次拜见侂胄，总是涕泗俱下，其衰迟之象，就差要跪在侂胄面前。如此次数既多，侂胄恻然生怜，终于把他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次侂胄庆贺生辰，及之来迟一步，阍人已经上栓落门，及之无奈之下，只得俯偻而入，奴颜之气，令人扼腕。不过，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相比之下，有一位叫赵师■的比许及之高明得多了。侂胄尝与众客饮于私园，信步之间，他指着山庄中人工修筑的竹篱草舍道： “真是一派田舍气象，只是缺了犬吠鸡鸣之声。” 话音未落，丛草之中立时就传来犬嗥。众人趋前视之，原来是师■在那里匍匐为狗，侂胄大笑。这一笑给师■笑来个工部侍郎的官衔。 群小之象虽不值置喙，但有些事还是颇发人深思。侂胄兴道学党禁最得力的助手是京镗，这个人比侂胄要大十四岁，早年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孝宗初政锐意用兵，群臣大多附合，惟有他主张徐缓图之；高宗驾崩后奉命报谢金人吊丧而出使，京镗以正为上皇服丧之故，在金廷不肯听乐，金人强之，京镗大义凛然： “头可断，乐不可听！” 但也就是这位京镗，在侂胄欲逐赵汝愚而苦于无计的关口，竟对侂胄说： “汝愚是宗室之臣，若诬以谋危社稷，则可一网打尽。” 这简直就是杀人而不择手段，与他当年的作为不啻天上地下。在党禁过程中，京镗也是主要的策划人，对侂胄的襄助甚大。若不是他几年后死去的话，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恐怕还不会轻易地平息。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人能不畏刀剑，却不免在欲望面前轻易就范，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朱熹卒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当朝廷听说朱熹四方信徒可能会齐集信州，为这位道学宗师送葬时，又特别下诏，严饬地方予以约束，禁止彼辈聚会之间妄议时政。结果使朱熹殁后，门生故旧无一至者。但严酷的禁令并不能磨去天下的正义之心，辛弃疾就为朱熹撰写了祭文道：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耄耋之年的陆游也为朱熹的不幸遭遇深表感慨，专门为文祭之并给朱熹以很高的评价。如就两人的思想倾向来说，他们无疑与朱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他们并没有因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而落井下石，这充分表明韩侂胄的政治迫害是相当不得人心的。 执政的侂胄一方显然非常心虚，因为对立一方虽然遭受重挫，但未必就不会东山再起，有报复就有反报复，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朱熹死了两年后，侂胄方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了道学之禁；这是因为在侂胄看来，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再在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所谓“道学”上做文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朱熹去世的这一年十月，侂胄进位太傅。有意思的是，以侂胄的外戚身份是不可能出任宰相的，但他却能将太傅这类荣衔变成实职，从而成为宰相的宰相。这再次说明制度这种东西的虚幻，对聪明人来说，它毫无约束力可言。—个月后，皇后韩氏突然病故，这对于侂胄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次年宁宗改元“嘉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二月份，侂胄接受了一位党人的建议，突然宣布放宽对道学的禁令，并且先后追复赵汝愚、朱熹两人的官衔，留正、周必大、徐谊等人也渐渐复官还秩，实际上也就是基本停止了这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接下来，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对侂胄后来的人生经历起了重要的影响。 皇后韩氏死去后，坤位虚悬了一年有余，册立新后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侂胄与曹婕好相善，按他的意思当然是把想把曹氏扶上皇后的位子。但另一位候选人贵妃杨氏却是个有心计的人，不愿束手就毙，与侂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就接近于天子来说，杨氏显然比侂胄要得天独厚，控制一位年轻的皇帝，作为女人的杨氏更具备侂胄所没有的条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十二月十四日，宁宗下诏立杨氏为后。新皇后奉受册宝的这一天，侂胄也进位太师，封平原郡王。但这却并没有使他感到一丝一毫的兴奋，侂胄知道，宫苑深处已经出现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他必须赶紧拿出对策来应付这个变故。正是在这个时候，侂胄发现了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件事将会获得的支持和响应，比禁黜道学不啻要高出多少倍。 侂胄之所以在后来作出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决定，主观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侂胄十分清楚，自己这个近幸出身的人很难以服众，更无法对付由于大兴党禁而带来的普遍反抗，假如不能建立殊绝的功勋，他也就无法永远掌握天子，因而也就不能抵御新皇后的排斥。就目前形势而言，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恢复故疆、尽雪仇耻，这一点触目可及。同样，这一件光辉大业所能产生的反响，也是无需判断的。帝国为这件事情已经争论了七八十年，从来也未曾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忘，侂胄有理由相信，只要抓住这个东西，登高一呼必然应者如云。有一个事实更是昭然若揭：凡是在恢复大业上有作为的人物，不仅能在当时提高威望，也都能在身后受到广泛的赞誉。毋庸置疑，侂胄想望这样一个结果的心情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 侂胄是个粗率的人。他对自己当政之后种种专权擅政、恃势骄居的作为从来都不加以掩饰，只是率意放纵、为所欲为。内宴之上，常常会看到他与妃嫔杂坐，言语肆意，无所忌惮；而与曹妃的姐妹们出入宫闱，秽声传于朝外，侂胄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侂胄既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也不像蔡京、秦桧那样富于心计，因此他从来也想不到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够做到的事，侂胄从不考虑是非，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地考虑后果。眼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为达到目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 当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年初侂胄匆忙停止所谓的伪学党禁时，他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十二月份杨氏立为皇后，促使他进一步确立了方针。为此，他开始作出姿态，不仅追复朱熹、赵汝愚，恢复受排斥人员的官职，同时将一大批长期不受重用的人擢升入朝，其中就有一贯主张用兵恢复的薛叔似、辛弃疾和陈谦，甚至包括年近八十的陆游。其中的陈谦还是赵汝愚的门客，因党禁而被罢斥，但因为力主抗战，也为侂胄起复。从这件事情上看，侂胄的用意已非常清楚。到了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侂胄开始进行具体的行动：七月，命殿前司制造战船，出封桩库府钱十万缗；八月，增派战略要地襄阳骑兵；十月，命两淮诸州教阅民兵弩手。种种战备措施已全面展开。 不过，最后促使韩侂胄付诸实施的还是客观因素。 这个时候金国的情形很不妙。 本来，金世宗统御的几十年里，金国的国势已经基本稳定，中原地带也逐渐融合在既成的现实环境中。世宗取法汉制，宽厚治政，在相对平和的态势下使久经战争的国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休养生息，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与南渡帝国相似的是，金廷上下对怎样维护长治久安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安乐之下，淫逸易生，这个新生不过数百年的民族似乎还是缺乏生存的经验。世宗之后是后来被称为“金章宗”的完颜璟成为金国皇帝，即位后不久，内部的问题就开始渐渐暴露，特别是与中原汉人的矛盾又开始突出起来，成为金廷的一个绝大心病。但最主要的威胁却是来自于它的外部。 得中原者得天下是以不断进取为附加条件的，它是一条进攻之道而并非一个守成之策。金人的窘迫正在于此，它在入主中原之后既未能进而克服南方，相反又面临着北方异族的挑衅，结果两面受敌。对宋朝的休战是个明智之举，使它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北面特别是几个渐趋强盛的游牧之族鞑靼、蒙古两部落，因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自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对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征讨后，金人才终于感觉到用兵再也不像早年一样毫无顾虑了，因为内部的问题时时在掣肘着它的对外进攻。两年后，契丹人占据信州反叛，远近震动，使得金廷不得不分兵以击；又一年后山东汉人亦纷纷起义，再次给金廷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此后在边境及境内两方面，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金国政府已是焦头烂额。金人的不幸是因为进驻中原后，它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业已从一个掠夺者成为了反掠夺者。成为中国人是有极大代价的，必须学会付出、学会忍让、学会用精神力量来克服困难。显然，金人尚做不到这一点，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第五部 雾失楼台第3节 金国业已困弱不堪暗怀心思的韩侂胄自然不像以前的帝国大臣那样对金敌的情况麻木不仁，在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左右，当不少人将有关情形汇报给侂胄时，立即就促成了他的决策。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正月，除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受命入朝，给天子上了一道奏疏，又给了侂胄决定性的影响。 辛弃疾此时已经六十三岁了，但几十年的光阴并没有让他的报国之心和誓清中原之志有丝毫的衰减。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即使赋闲家居也没有忘怀国事，一直就注意了解敌国的动向。他与好几位朝廷派往金国的使节有着较密切的交往，从他们那里初步得知了眼下的形势。出任浙东方面的封疆大员后，弃疾又先后派遣了不少人前往北方的河北、山东一带探听虚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弃疾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他对好友程珌说： “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弃疾给谍报人员布置了很详细的任务，既命其深入幽燕，也让他们到中山、济南等地详细调查，凡是有关山川形势、官寺位置、兵马数目、将帅姓名都在侦察范围之内。弃疾自己就在山东长大，又历经北方诸地，对反馈的情况有着独特的判断能力。他向程珌出示的一幅战略地图，正是根据各种谍报综合处理而绘制的，它的详实程度，颇使程珌叹为观止。 其实弃疾根据手中的材料所下的判断，对目前的局势并不十分乐观。他私下里就对程珌承认，眼下敌人的士马状况还是相当可观的，绝不能掉以轻心。然而弃疾对恢复大业刻骨铭心般的向往，使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应白白错过，因此他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目前敌夷的势态如果继续恶化，金国必乱必亡是肯定的，朝廷可以考虑采取应变之计。弃疾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将帅佳选，以他的身份提出这样的建议，侂胄不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 但最后促成侂胄贸然开战的却是刚刚出使金国回朝的邓友龙，他对侂胄说： “臣出使时有一金国的驿使夜半来见，具言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若拉朽。” 显然，这是根据一个含糊的事实做出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臆断，但赌徒最爱听的就是这样的话。 所有的舆论准备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五月二十一日，有诏追封冤死的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这无疑是侂胄决意用兵的信号。 其实在两三年前，金廷由于担心宋廷方面趁火打劫，就在沿边聚粮增戍，又禁止了襄阳榷场，中断了部分贸易，致使双方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逐渐开始发生。但自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起，挑衅就主要来自宋廷一方，沿边地带的宋朝军民趁着金国的内乱，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湖北节帅吴猎第一个开始筹措军务，在重镇襄阳一带蓄积钱粮、整编军队、构筑工事，率先完成了中路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侂胄创建国用司，以宰相陈自强兼国用使，负责战时经济工作。十一日，下诏明年改元“开禧”，这是取太祖年号“开宝”与真宗年号“天禧”合并而成，其恢复祖业的寓意十分明显。新年的三月份，金人截获了一份宋廷书牒，这才得知韩侂胄已在鄂、岳一带布置了重兵。一个月后，金国边境报告说，宋军已进入秦州、巩州一带，金廷上下开始有所警觉。金章宗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廷，要求宋廷按照两国和约撤出部队，另一方面命平章政事布萨揆为河南宣抚使，集诸道兵马严备。 侂胄采取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在布萨揆抵达汴梁后，帝国朝廷由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答复道：边臣生事，已行贬黜，所置兵亦已抽去。前线濠州的两位指挥官也配合朝廷佯示诚意以麻痹对手，他们派了一些当地的老百姓前去汴梁，向布萨揆报告假情报说：宋军增戍，本意是对付盗寇，且军士多为白丁，穷蹙饥疾，死者甚众，根本不能打仗。布萨揆相信了此话，松弛了防备，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燕京。 金廷主要的问题是意见不甚统一，尽管有些大臣认为宋廷意图不轨，但更多人认为南渡宋室连遭败衅，自救不暇，恐怕没有胆量叛盟。就整个金廷朝野的意见来说：确实是不愿意再与宋开战，章宗本人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于是在得到布萨揆的报告后，这年的八月，下诏罢停了河南宣抚司。九月，侂胄为了进一步探听金人动向，派陈景俊借贺正旦之名出使金国。章宗明确对陈景俊表示，河南宣抚司业已罢停，意在息战。但十二月份金廷派出的复使赵之杰却没有能很好地贯彻金帝息事宁人的主张，入见宁宗时态度倨傲，在帝国朝廷内外引起公愤。次年正月，陈景俊从金廷使还，带回了金帝明确表示的有关双方互不干涉的意向。金人的委曲涵容是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又助长了侂胄的骄气。 与金廷的示弱相反，侂胄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早在去年六月，朝廷就已秘密下诏给内外诸军，正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七月，侂胄被加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三日一朝并赴都堂治事，这就在名义上也完成了韩侂胄的领导身份。侂胄在收纳三省官印于私第的同时，又建立了一个叫“机速房”的特别机构，使战时指挥大权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到了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事态已是一触即发。 近一年以来，整个帝国上下的气氛极度紧张凝重，大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对这件积压心中已久的事情，不少人为之慷慨激昂长吁闷气，但更有很多人惴惴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一般。当侂胄的开战企图明朗化以后，几乎在帝国的各个阶层都引起了抗议浪潮，最激烈的是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四月武学生华岳的上书，他在切谏朝廷不宜开兵边衅的同时，甚至要天子斩韩侂胄等人以谢天下。在这种关键时刻，侂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来阻挠他的大计，于是以强硬的手段弹压反对言论，华岳也被侂胄投入大狱。 道义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贯主张复仇的丘崈就认为，中国当示大国之体，在金人未必有意败盟的情况下，只能申儆军实以作防备，而不能率先生衅。丘崈为此坚辞了宣抚两淮的职任，在丘崈看来，金人宣抚既寝，我方亦不可轻举。丘崈的这种言论明显是“凡事礼为先”的传统观点，侂胄自然是很难理解的。 在侂胄的坚决态度下，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二月开始，侂胄已经不再掩饰，帝国军队开始在好几个边境地带主动进击。尽管宋军起初仍然采取一种昼伏夜出的骚扰形式，但也使金廷逐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金章帝在取得殿前大臣的共识后，于三月份重新命布萨揆在汴梁设置行省，分兵屯守要害。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十九日也是一个帝国历史应该记取的日子，这一天，朝廷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制词中有道： “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认诸人之责！” 这句义正辞严的话让无数人为之一吐积郁，一时都下之口传诵不已。在这一刻，我们的帝国无疑是激动、兴奋而又慷慨激昂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侂胄的意料。本来，从四月份开始进兵后进展颇顺，山东京洛招讨使郭倪收复了泗州东西两城，江州都统使许进收复了新息县，镇江都统陈孝庆收复了虹县，光州义军收复了褒信县，只有江州都统王大节在蔡州失利。在形势大好中，侂胄自以为得计，便于五月初七请天子下诏正式对金宣战。岂料下诏之后，两淮一线宋军各部却进击不利，先后在宿州、寿州、唐州遭受重挫。丘崈受命出长两淮后又单纯退守，使得金人由守转攻，于十月份分九道南下。到了这年冬天，中路及东路宋军开始全线败退。此后，就是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于十二月据蜀叛变，使得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吴曦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吴璘的后人，其父吴挺官至利州安抚使。吴氏家族世袭兵柄，长期经营四川，号称“吴家军”，南渡四大将之后，也就只有吴家世代为将独守一方。吴挺死后，在丘崈的奏议下，朝廷召回了吴曦而改用他人镇蜀，这使得吴曦甚为不满，回朝后一直在上下活动，想重回四川。侂胄为了拉拢吴曦，答应了他的请求，于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月命他出任兴州都统制。放虎归山，终成后患。 吴曦节镇一地后便开始收拢军政大权，图谋不轨。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三月份被命为四川宣抚副使后，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战事开始后，吴曦一直按兵不动，并派人赴金以献关外四州的条件求封蜀王。十二月与金人达成了协议，暗中退兵，使金兵长驱直入。侂胄主持下的朝廷中枢对吴曦的不法行为反应十分迟钝，直到次年正月吴曦公开称王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证明了侂胄发动的这次北伐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侂胄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自认为战局的失利是国无贤才的缘故。为此他在六月罢免了两淮宣抚使邓友龙而改用丘崈后，又处理了数位丧师失地的将领，甚至把他的得力助手苏师旦除名抄家。师旦本是侂胄的门客，北伐前后一直是侂胄在军事上的主要谋士，也是力襄北伐的骨干。侂胄对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平复人心的需要，但从侧面也说明苏师旦根本就担负不了克敌制胜的重任。七月份，他又调整了中枢的人选，进而在次年正月罢免了擅自与金兵议和的丘崈而改用张岩，同时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然而丝毫无济于事。 确实，正如反对开战的人早就指出过的，目前将帅乏人的情况非常严重。陆游、辛弃疾已老，叶适、丘崈等由于和侂胄观点分歧又不愿合作；而薛叔似临事无方，邓友龙柔弱乏力，两人皆不堪大用。剩下的只能是侂胄手下的一帮党徒，其中陈自强、苏师旦无能，许及之胆怯，根本不是将帅之选；等而下之者如张岩，开督府九月，耗费州县官钱三百七十万缗而未立寸功。至于叛贼吴曦则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帝国在人才方面的无奈现状。不过，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 决定性的原因是帝国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打赢这场战争。大的因素不论，侂胄的准备就显得过于仓促，疲敝的士气和骄惰的兵卒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五月份攻宿州时，士兵乍遇暑潦就怨声载道，全无军纪，到符离后，金人本欲投降，而当地义军业已登垣肉搏，岂料官军反而妒嫉其功，以箭射之自相杀戮，守城者于是不降。至于攻击不利后，更是兵败如崩，溃卒满野。如此军队又岂能与敌开战！ 侂胄的用兵动机也注定了他必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金兵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能发动反攻，证明了辛弃疾的判断不误，敌人尚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叶适在侂胄决心下诏宣战时就坚决拒绝了草拟诏书的任务，他在给天子的上书中忧心忡忡地预言说，如果认为“虏已衰弱、虏有天变、虏有外患”而轻率冒进，将是一个“至险至危”的事情。当然，侂胄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欧阳修的那句老话上去，如果自身不具备实力，并不一定能够乘人之危，何况敌夷尚还没有危及到让你有可趁之机的地步。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初，由于内外交困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金人在取得胜利后便已经有意乘势收手。二月份，吴曦刚刚称王没有几天就被部将所杀，更使金章宗感到十分沮丧，议和之意遂定。对金国来说，对宋休战虽然是目前形势下惟一的选择，但它毕竟是胜利者，就像以前一样，金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八月，宋使方信孺从金营使还，带回了对方的要求。 第一是割两淮，第二是增岁币，第三是索取归正人，第四是犒赏军银，第五——方信孺说：“第五条臣不敢言。” 侂胄坚持要他说，信孺只好嗫嚅而道： “这第五是要太师的人头。” 侂胄气极而晕。 这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事到如今，侂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他当初是为功名地位而赌博的话，现在则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了。几个月不到，侂胄须发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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