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瓜分狂潮的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政局上。这股浪潮标志着更为险恶的条约制度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划分“势力范围”显系列强为使中国成为各国名正言顺的殖民地所做的铺垫。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各贸易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关税及内河航运。同时，俄国和法国不断挺进，通过新建铁路、矿山、工厂和海港进而控制整个省份。山东和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由外国人来管理和警卫而因之成为半殖民地，这与旧式条约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规定相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影响更大，也更具危害性。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使清政府面临着亡国之祸，这一危局直接引发了改良运动、义和团起义。 五、维新运动 1894 年中国战败后，反对现代化的保守派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些人未曾亲身参战，对结局甚感诧异，于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卖国，同时也激烈反对议和。当时再战的呼声甚高，20 天之内，朝廷就收到了约有2500 人签名的130 份奏章。这是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大爆发。这些奏章强调指出，赔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赔款使帝国负债于外强，而其他条件也使国威扫地、削弱国家力量乃至于亡国。当时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带领1200 余名进京参加会试者于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万言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万言书”中呼吁朝廷拒绝和议继续参战，迁都内地以赢得时间，同时全面进行改革。这宣布了维新运动的开始。此后4 年中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变得日益露骨，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 中国战败后国门大开。外国势力开始“瓜分中国”， 大清帝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统治阶级则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自强”的“改制”以挽救传统的国家与文化。维新运动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野的文人士绅也可以议论朝政，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违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晚明党祸是怎样削弱了明朝，于是下令禁止获得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结党营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对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员团体都斥为自私自利之“党”，要求每个官员都要忠于王室，以君王的好恶为一己的好恶。尽管在19 世纪时，议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却几乎史无前例。由士子缙绅们组成的政治团体“学会”的兴起，则显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为1895 年8 、9 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支机构及其他类似社团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社团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经济资助。士子们一旦涉人政治就马上拿起笔来。学会开始出版报纸和期刊。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于1895 年8 月起为强学会编辑日报，起初借用了一份传教士所办月刊的名字（《 万国公报）》 并从中翻译了许多文章。当时尚年轻的梁启超还一度协助过属意革新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运动开始成立小组、举办会议讨论、积极发行报刊，这与传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阶层之外的大众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来了。 改良思想 士子们自幼接受渗透整个社会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对他们而言，要变革，首先要变革思想。改良理沦的发展历经了两代，进展极为缓慢。其先驱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具有“经世”思想，认为应当从体制_ 上进行管理及制度的改革。他在鸦片战争中首先推行使用西方武器。随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高涨，要求使之合理化的需求也日渐迫切。人们应如何利用西方的东西来走中国的道路呢？ 答案一是明确区分所要保卫的和所要采用的，即区分结果和手段。日本改革者曾使用过这样的口号：“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在中国，允许“自强”实施的思想最终集中体现于19 世纪90 年代由张之洞首倡而流行的一句口号里，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在有判断力的人看来却是似是而非并有误导嫌疑的。这句口号借用宋儒的“体”“用”之辨，将“体”即“实质”和“用”即“运用”区分开来。这门术语表明任何事物的内在实质同外在功用都是相互依存的。例如，这曾用于君子的“修身”和“治人”以及统治者的内圣外王之道上。所以，张之洞的口号是强攀理学旧论套在西化的新生事物之上，这就遭到批评家们（如严复）的驳斥。严复在19 世纪60年代曾翻译过J ? S .穆勒、T . H ? 赫青黎和赫伯特？ 斯宾塞等西方进化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作品。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均不乏独到之见。严复指出，中西学术各有其实质和功用，体用之说只是虚妄之言，因为技术会影响价值，采取的手段也会决定结果。 另一种手段则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内为西化找到立足之地，这其实也是“借古以察今之变”的一个变体。于是19 世纪6O 年代在北京的同文馆就宣称西方科学的祖源是古代中国的数学，并由此承认了西方学术。到了80 年代，为西学所进行的这种有失严谨的辩护即汾此脉络进行，例如，认为化学源自中国古老的五行争说，而使化学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们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变革的法则，于是泛化“法”这一术语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扩展了传统观念中“变法”的含义。“法”的字面意义是“方法”，但在广义上也意味着“法律”或“体制”。原来的中性的词组“改变方法”就开始具有改革最根本的体制的含义。例如，19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文人们呼吁建立议会，他们引经据典来使之合理化，大讲“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不过，对于当时西方作品中古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人们却仍无法在中国的传统经典中找到对应之物。 康有为对儒学的重新阐释 康有为曾在1895 年的事件中激烈地上书请愿。此后他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了阐释，这样就可以利用经典准许西化，通过儒学容纳进步思想。康氏出生于广东一家门第显贵的士大夫家庭，从小就熟读经典，但他随即发现这些经典言之无物……据康有为后来｝外忆，他的老师总是告诫他不要过分自以为是，但他在21 岁的某天冥想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大悟，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尔后康有为即以圣人自命并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传统。首先，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今文运动，对某些“古文”儒家经典的确实性进行质疑。对于就儒家传统大做文章的改革者们而言，“今文”派的解释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理学正统的垄断局面就被打破了。康有为综合了“今文”派做出的各类研究，于1891 年对数种经典大加挞伐，其结论是：古文经典不能作为“汉学”的基础，宋代学者所尊崇和阐述的经典大都是伪托孔子而作的。他的言论并不为广大学者所接受，但是他的学识广博，论证有力，在19 世纪卯年代的学术界极有影响。1894 年一些高官下令烧毁刊行于世的康氏着作，但这却丝毫无碍康有为后来成为进士，并于1895 年成为翰林学士。这时他正达到了成功的顶峰。 康有为横扫了正统的观点，又进一步推出了某些“今文”新释，并于1897 年宣称孔子写了、而非仅仅是编辑了儒家的基本经典，这是孔子借古典改今制的手段。这一观点如果得到承认，那么后人就可以借着圣人的名义开始一场类似的革命。受到基督教的启发，康有为建议尊孔子为中国国教的核心。不仅如此，他还结合两种经典说法，创出一种世界的演进次序，这包括3 个时代，1 、据乱世；2 、升平世（小康）；王太平世（大同世界）。按照这一分析，世界一直处在乱世阶段，经过康有为的革新就会进入升平世。这样，中国的传统学术经过改造已可容纳进化和进步的理论了。 百日维新 尽管康有为已为变法创造了哲学基础，维新运动还是未能立即得势。1895 年战败后的恐慌已经消失；强学会在北京和上海都遭到了封禁，但在某些省份改革活动仍受到官员士绅们的推动。例如湖南，尽管绅士们既反对太平军又反对基督教传教士，但还是进行了某些变革。在总督张之洞的眷顾下，湖南省的官员们在首府长沙进行了一些西化建设，如修路设灯、发展汽轮运输、架设电报线通往外界、建立现代警察组织、创办现代化学校和新式课程、组织学会进行演讲及讨论等等。官员士绅合作的这些成就表明了中国许多地方改良运动的发展壮大。 1897 年末，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康有为的机会来了。坚信正统“自强”观念的温和派把他举荐给了皇帝。到1898 年年中，列强显然准备瓜分中国，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康有为大力献计献策，而当时27 岁、年轻热情的皇帝终于给予康有为充分的信任。康有为提出中国将亡，皇帝则表示那全是保守派的责任，而康有为又进言说如果皇帝要依靠这些人实行改革，将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传统的审议制度、分权和监察制度曾得到大力发展，以便为统治王朝服务、防止国内发生叛乱。康有为的计划就是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现就抵御外侮而论，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不但无用，甚至还起了反作用。康有为提议建立一种内阁式的国内管理制度，聘用12 名受过现代化训练的专家为部员以取代颧预无用的六部和军机处。康有为像日本人一样对议会的作用深有感触。这些议会不但可以征收税款、防止腐败、提高国民福利，同时还可以利用儒家学说将统治者和人民联系起来并且加强这种联系。他建议成立国民大会，制订宪法，甚至建议成立地方“民政局”，在士绅的参预下推行改革。他的追随者更怀有各种激进的思想，如讲求民主、简化汉字，甚至主张男女平等、易服西装等等。 从1898 年6 月11 日到9 日21 日的100 天时间里，光绪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他幕后策划者颁发了4O 多道改制诏令，几乎涉及到了各个方面：修建现代学校，改革考试制度，修订法律作为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基础，促进农业、医学、开矿一、商贸、发明、留学等事业的发展，促使陆军、海军、警备和邮政制度走向现代化。除了在湖南，这些诏令几乎均未得到执行二官员们都在观望1889 年归政的皇太后对这一激进的改革制度会做何反应。保守派官员当然都纷纷反对，叫嚣不已。所有的改革者除皇帝外都是汉人，皇帝废除了领皇家俸禄的闲差，这就威胁到了满族官员的利益，有些人还害怕他会罢免全部满人。提议改革寺院为学校的方案又吓坏了寺僧，这些人与宫里的太监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军队改革则威胁到满洲的旗兵和绿营。攻击作为任职资格考试的旧式科举制度更威胁到了所有获得功名的人，这些人本希望借此得到一官半职，打击腐败则几乎影响到了全体官员。总之，皇帝的计划一展开，他就发现整个统治基础都与他为敌，特别是他的“额娘”慈禧太后。后者虽已63 岁，但仍操纵着朝政大权。 维新的关键不在改革与否，而是康有为等激进派和主张“自强”的温和派（当时正是该派缓慢推行西化的第40 个年头）谁占上风的问题。后者的目标在张之洞的着作《 劝学篇》 中得到了总结，该书发行于百日维新期间以表明作者反对激进派的立场。这本有影响的书奉旨颁行各地，主要试图通过复兴儒家社会秩序来维护满清政权，首先是它大力提倡“三纲”（孟子提出之“五伦”中的三种，即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并极力反对平等、民主、君主立宪制、民权、议会、人身自由以及西方的公民自由权。其次，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救国）他建议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各级学校、高校及京师大学堂，教学课程中既强调儒家经典，又重视西方技术。：这一讨一划是仿照日本的模式制定的，故其中还包括出国留学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内容‘第三，张之洞希望通过工业救国。他在武汉推行的军队“自强”活动就是一个实例。这一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进仁上钢材。张之洞在汉阳首建了一家铸铁厂和军火库（1890 年），并在湖北大冶增开铁矿（1894 年）， 此后，他建议由中央铁路管理局在中国腹地修建（北）京一汉（日）一广（东）铁路。 慈禧太后发现，康有为对儒家经典和朝廷上下的腐败进行攻击威胁到了自己的整个统治。看到反对风潮日涨，她静待时机，最终在满人军事首领荣禄的帮助下，于1898 年9 月21 日发动政变，挟持了光绪帝，开始第三次垂帘听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了日本，但也有不少人被杀害，其中包括来自湖南的年轻有为的谭嗣同。皇帝就此被软禁，当慈禧太后于1908 年去世时，他也神秘地于前一天死去。 百日维新的惨烈结局使得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了以前的状况，不过，某些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如废除几项闲职和建立现代新式学堂。1895 年事变的主要意义在于，这是激进派自上而下进行变革的一场试验，它仿照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但以失败而告终。慈禧太后政变之后的10 年中尽管也进行了颇有节制的改革，但这恰恰表明任何真正的革命性变革都必然自下而上地进行，甚至还须借助暴力手段。由此看来，按部就班进行改革则成功之日遥遥无期，相比之下，倒是剧烈的革命也许更有成功的可能。然而革命尚有待时日。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这说明1898 年在整个中国进行革命的时机还未成熟。受到来自西方世界60 年的进攻和刺激之后，中国的传统秩序仍旧十分牢固，足以顽抗西化的进程。 六、义和团起义 义和团运动 1898 年的改革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中国学者在统治最高层对政府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他们面对西方的威胁做出的勇敢回应。维新失败后，主动权转移到一个具有传统形式之神秘社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之中。这个组织的名字被西方人粗略地译为“义和拳”或只是简单地译成“拳民”，表明这个组织在“义”与“和”的名义下，还操练着一种中国“拳术”。这种拳术通过一系列的姿势、练习来协调头脑、肌肉以便参加战斗。这是一种魔幻般的修练方法，通过法术和一种规定的仪式，拳民三颂咒语，紧咬牙关大口呼吸，然后就神灵附体而刀枪不人，甚至不惧外国人的枪弹。拳民在半真半幻的戏剧人物中寻找自己的英雄，如《 水浒》 和古代群众暴动中的人物：他们在1899 年初自创的口号是“反清灭洋”。 人们对基督教的敌对情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明显起因。由于19 世纪90 年代传教活动日益频繁，因而激化了前几十年间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有些转信基督教的人裹读神圣的家庭关系，拒绝参与地方上庆贺春节和拜祝鬼神的活动，并让传教士介人他们的内部纷争。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天主教教一上甚至能左右中国的地方官。由此，人民中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恶毒诅咒。义和团运动的勃兴同样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因素。1898 年黄河泛滥在山东引起了大饥荒。中国北部又普遍于旱，一无所有的乡民流离失所。国外进口的棉制品和原油在某种程度＿上： .阻碍了中国本国上二业的发展，同时修建新铁路的计划又威胁到运货工人和摆渡者的生计。事实上，在19 世纪80 年代末，中国到处动荡不安、盗匪横行，18 个省全都爆发了起义，如4O 年代末太平军起义前的情形：总之，全国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而义和团起义就自接反映了这一情形。 义和团运动在1899 年受到满汉官员的支持，于是转而支持政府。保守派的核心人物及朝中的亲王都在宫中受教，儿乎没有真正的统治经验，对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人接受了4O 年前日本武士盲从的所谓驱除外夷的口号。为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人，他们在传统思想中找到同西方“民众权力”大致相当的依据，即所谓“天听自我民听”。1899 年8 日，政府军队在山东击败并俘获一些义和团反清拳民之后，仇洋官员和“扶清”的拳民之间开始结成了同盟。义和团的口号从此转变为“扶清灭洋”，同原来秘密组织的抗清战斗口号相比性质大不相同，政府已经认为可以接受 清政府的官员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积极支持义和团，并最终成为主流，另一派人数虽众，但常常举棋不定，他们鄙夷拳民们的迷信狂热，同时又全然理解他们的动机。1900年的前5 个月之中，义和团几百人至几千人的小分队遍布直隶乡间，焚毁教堂建筑，屠杀“二毛子”（中国信徒）。满洲亲王使慈禧太后相信拳民们确有不可思议的刀枪不人本领。这时外交使团一再呈交外交照会，要求政府镇压义和团，于是政府于1900年1月和4 月颁发诏令，但含义十分模糊，将攻击传教士及其教众的组织归为“另外的”组织，要求镇压他们的官员必须“识别”好坏。外交使团对西方的优势过于自信，迟迟没有意识到由于西方各国几十年来通过不平等条约一再获得特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最终会有备而发地放任这种群众运动以武力向西方挑衅。 围攻北京公使馆及其后果 政府这种绥靖而非镇压义和团恐怖活动的决定，终于激怒了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早已隐忍了60 年，现在爆发了。对此双方都负有责任自1900年6 月义和团包围了北京和天津的使馆区。西方各国集中海上力量派军解围，于是清政府向他们宣战。北京以外的北方地区约有250 多名外国人遇难，他们大多是活动于山西一带的传教士。中国信徒被杀者更多。尽管全国教民生活社区曾成功地组织过几次自卫活动，但于全局无补。这一盛夏中的疯狂举动震惊了世界。一个月以来没有外交官、传教领袖、赫德以及其他北京公使馆中被困者的消息，因此外界很有根据地揣测他们都已被害。清政府办事松垮的作风同时也证明还是有些实际用处的。不明所以的满洲举子仍在宫中参加考试，老于世故的封疆大吏们则早就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排解这场灾难。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协同南京的刘坤一、武汉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决心对朝廷的宣战决定置之不理。他们提出，如果洋人不再派遣军舰进入长江地区，该地总督将保证太平无事。结果除了中国北部省份之外，全国都处于中立状态。人们马上开始巧言辩说义和团起义实为“叛乱”，这也是政府一贯的看法，故其活动并未受到政府的支持云云。外国接受了这种说法。 这样，义和团运动这场19 世纪中国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洋运动被局限在华北一带，西北各省的官员都忠心不二，为朝廷的利益而力求和平。他们通过电报与北京往来消息，使慈禧太后得以左右逢源。她同时施行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应朝中满洲大员之请扑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则在驻外使臣和南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争取和平。清政府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在北京也同样表现得很明显。在围攻公使馆的冲突中有76 名洋人被杀，其他人之所以能够生还，是由于御林军某部的官长尽管领兵叫嚣围攻，却未使用所携大炮，执行任务时打了折扣。外国联军在7 月14 日解了天津租界之围，8 月14 日北京各公使馆也均得以解围。 西方侵略者按照常规在当地人的协助下开始劫掠早已被义和团洗劫过的城市。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乘车逃离了北京。慈禧太后在65 岁的年纪才深深体验到了百姓处境的艰难，人民要安居，要吃饭，要保护自己不受盗匪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侵害。朝廷逃到西安后，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此时李鸿章己经77 岁了，人们像往常一样指望他能力挽狂澜。他巧妙地同洋人周旋，使他们相信义和团之乱根本不是向他们宣战，相反，清政府要同西方列强合力镇压这场叛乱。尽管德国公使是惟一被杀的德国人，威廉二世却要求享有任命联军总司令的权利。此人于10 月份抵北京，后不遗余力地侵人中国北部的几十个城市。这一惩罚性活动延续了6 个月。到1900年末，华北约有外国军队4 . 5 万人，其中沙俄单独通过一次战争早已占领了满洲。 1901 年9 月7 日，一位满洲亲王、李鸿章（他于两个月后去世）和11 国全权大使共同签定了有关义和团的议定书（即《 辛丑条约》 ）。其中要求处决10 名高官并惩罚另外几百名官员；要求清政府正式道歉；为惩罚士绅阶层，要求在45 个城市中停考，其中山西古了一半；扩大使馆区，在那里修建防卫工程并常设卫戍部队；拆毁炮台，占领铁路沿线各军队驻地以确保外国军队可由海上进入北京；提高进口税5 %，以及数额惊人的赔款等等。 英国试图为贸易和传教活动改善条件，于1902 年签订了商贸条约，但效果并不显着。不过清政府的某些计划也证实了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废除阻碍贸易的厘金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币制、改革某些法律条文以便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采用19 世纪70 年代日本现代化运动中所用的方法等等。 义和团起义和《 辛丑条约》 标志着清政府的对外关系跌至最低谷，此刻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但是，仍未产生能够取而代之的领导核心。 七、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回应 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1901 年以后，新式的帝国主义统治不仅再限于“势力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清政府的整个财政结构上来。1893 年中国政府代理机构通过国外渠道借到约25 项贷款。但是欠款全部要以海关收人作为担保，其金额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中日战争的赔款（2 . 3 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1 . 5 亿美元，1895 年、1896 年和1898 年3 年中清政府从外国银行获得了巨额贷款，但是条件十分苛刻：中国实际得到的贷款会小于面值（例如，是面值的94 % ） ，还必须交付很高的利息，为期长达45 年之久，同时还须按照当时的金银比价用黄金支付。义和团事件的赔款为4 . 5 亿两白银（约3 . 33 美元），以黄金支付，年息4 厘，到1940 年本息折合将达9 , 28 亿两白银（7 . 39 亿美元）。 以上两项赔款不同于有偿借贷，对于中国完全是一种损失。这两项赔款消耗掉了清廷海关的外贸税收，而这些钱以前是用来提供军备和现代化所需资金的。由于物价上涨，1858 年制订的关税利率降低，这一本来有限的税收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因此除海关收人之外，还需加上大量各省的税收、厘金税及盐税收人才能勉强偿还赔款。 帝国主义有时确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厉害，这可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来证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和日耳曼帝国衰落，英美等国减少了赔款金额，再加上其他变化，实际上中国最终所付的赔款不到原来的1 / 3 。同样，日本打算通过1898 年4 月签署的利益均沾协定在福建得到一块势力范围，但是协定并未落实。1899 年3 月，中国成功地拒绝了意大利在浙江划取势力范围的要求。外国19 世纪90 年代末获得有关修建铁路的一系列特权，但是从未积极地加以利用。列强未能“分裂中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虽然如此，在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无休止地相互竞赛，另一方面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计划要超越前几十年不够积极有力的商业渗透和经济增长。于是爱国的中国人对整个条约体系恨之入骨，视之为“帝国主义的枷锁”。 美国的扩张和门户开放 19 世纪80 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充满了正义感，为自己的政府感到自豪，认为本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不同，从不寻衅挑战，也未在亚洲攫取过殖民地。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大部分是在英国海军的庇护下在亚洲享受特殊权益的。但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美国确未染指东亚的“帝国主义”活动，正如它在欧洲没有卷入纷乱的局势一样。借助英国首创的最惠国待遇和机会均等思想，美国从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中获得了利益，同时又不必承担恶名和责任。然而，随着欧洲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不断升级，新的扩张趋势连同某些历史事件使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也出现在了东亚这片土地上。美国人之易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染，实际上超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扩张同欧洲列强的扩张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美国而言，主要是由于生产廉价外贸商品工厂的兴起、国内边疆荒地的消失以及在国外传教传统的影响。正如大力倡导发展海上力量的海军上校马汉（A , T . Mahan ）所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北欧人种优越说为寻找市场、殖民地和海军基地提供了合理化依据的时代，美国一直在放眼展望未来。马汉寻求海外基地的倡议同议会及美国公众的意见不谋而合。1890 年议会打算建立一支第一流的舰队，美国公众鼓噪不已，要求修建穿过尼加拉瓜的运河，以便舰队在两个大洋上发挥效用。同时，美国长期以来对夏威夷抱有商业兴趣，此地生产白糖的种植园主也一直向美国靠拢，并希望加人合众国。 1898 年关国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促始美国同时在东亚进行扩张。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 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抽调司令官杜威及其香港的美国亚洲海军部队，进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舰队。杜威于5 月1 日黄昏发动了进攻，次日午时西班牙舰队大败，舰只非沉即焚。看到战局再无反复之虞，美国在1898 年夏天占领了马尼拉，驻军1 . 1 万人。同年12 月与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后得到了菲律宾，并且马上开始镇压菲律宾人酝酿已久的独立斗争。夏威夷通过美国国会于该年7 月被兼并，西太平洋的关岛也从西班牙人手中转给了美国。美国获得的这些领地超过了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所获，从而可以在珍珠港、关岛、马尼拉以及夏威夷群岛和整个菲律宾群岛建立起海军基地。正是在此期间，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 年9 日首次发表了他的“门户开放”论。 海约翰曾任美国驻伦敦公使，英国政府早在1898 年曾向他咨询，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应如何保持贸易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平等的传统。他当时听取了赫德手下一名中方海关官员的意见。事实上，美国的“门户开放”反映出赫德对此的特殊兴趣以及海关维持条约体系最初原则的努力，即在所有条约规定的口岸，不论是否在新“势力范围”之内，一律征收相同的外贸税。“门户开放”首先要求任何国家不得侵犯其“势力范围”之内“条约规定的口岸及既得利益”；其次，在根据条约规定的税额收税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在上述口岸征收贸易税；第三，任何具有“势力范围”国家的公民不得享受港口或铁路的付费优惠。总之，美国首次提出门户开放是为了确保在中国进行平等贸易，与政治无关。英、德、法、意、日五国约定，如果各国均如此办理，则同意接受这些条件。只有俄国的反应不够积极，因此海约翰并未取得全面的成功，但他轻描淡写地照会有关各国，他们的一致同意是“最终的”也是“明确的”。 由于义和团起义，1900年夏天华北和满洲进驻了外国军队，中国政府的存活机会较前更为渺茫。由此，海约翰的第二份意见函于1900年7 月发行，表示美国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为中国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和行政管理的自主，用条约和国际法保护所有友善国家的法定权益，并为全世界扞卫在整个中华帝国进行公平贸易的原则”。各国一致表示赞成，于是，门户开放就作为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公开得以确立。后其基本思想逐渐演变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不再仅仅为保证外国在华的商业机会。但它最初确实打算拉开距离通过海上力量维持条约体系以反对殖民主义的泛滥。它用文字将原则固定了下来，本身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但未虑及动用武力为其后盾。当时美国仅在菲律宾得到一块殖民地。可以这么说，美国人自己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比外界人要高出许多。 中国的劣势与优势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1900年事件的原因，它似乎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只有支持清朝反动政府的统治才能更好地享受在华特权；实际上他们60 年来一直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与当权者进行合作。我们可以拿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外国集团为保护自身在华利益是何等冥顽不灵（如果不是贪得无厌的话）： 1869 年《 阿利国条约》 未能发挥效力，1902 年英国为中国的利益而修约也是落得同样的结果。在洋人看来，巨大的变革对他们似乎无利，所以他们更愿支持旧有的秩序。 很明显，中国是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很自然对中国现代爱国者极富吸引力。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中国为什么不早些起来更有力地抗击外国侵略呢？那些有能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实现现代化以抵抗外国侵略并赶走帝国主义者的中国革命者又在哪里？ 19 世纪发生的起义只是反对满族的统治，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都缺乏现代观念的指导。太平军起义是其中最猛烈有力的一次，但经过10 年发展，只表明自身是因循守旧的争权者，并没有改变传统秩序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防守性的，缺乏创造性，是回避激进型现代化变革的一种保守妥协做法。1898 年的变法计划尽管不无革命性的因素，但这些人自视为朝廷的忠心臣子，完全依赖“天子”进行改革。满洲王公大臣们所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毫无意义。人们最终只能看到大清帝国统治的破产。在上以60年以前，大量的人才其实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进行真正的革命或改革。无人能对身边的旧秩序进行大的变革。中国的变革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东亚大陆上的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它对种族一民族情绪大力镇压；通过科举制度，它又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这些官员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长官绝对服从，同时，为民请命式的官员也不受欢迎。后来各条约口岸办报兴起，传教士办学兴盛一时，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观察，而这时清政府仍实行高度精英化的统治，缺乏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象征、语汇以及实践。另外，由于这些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洛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的坚强领导核心。清政府为了淡化政权中异族统治的色彩，曾大力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稳固其统治，但做得并不成功。 在这种很少为人所理解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务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与外国官员各自区分职权范围，正如商人分红一样。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用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上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19 世纪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在任何时候一样，都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结果，反对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统治的末期而完全处于劣势。它还足够强大，可以固守传统并镇压叛乱，同时它又太虚弱，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变革之路。因此，清朝后期能身处劣势而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并取得相当显着的成功，这样的外交记录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利用自身显而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赂。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 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 世纪6O 年代就己经历了原始革新过程，而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还是在这一过程中徘徊。旧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 年至1895 年战争的冲击后开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结构还继续存在了15年。 清王朝从1901 年到1911 年间的最终衰亡与其说是一个崩溃阶段，不如称之为一系列新开端的显现期。体制与社会的转变早已开始，政治危机只是最后才来到。1911 年前，中国国家事实上已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重建道路在前进，这条路线在19 世纪90 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传，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与她的守旧派支持者们在1898 年软禁光绪帝、逼走康有为后，从1901 年开始继续推行他们积极进取的改良计划。实际上，他们别无选择。义和团战争宣告了绝对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又刺激了清政府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以图自救。于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共和党人的革命努力在边睡地区成长起来，但在1905 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影响不大，此后也一直只是变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将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 … 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但即使是在这条导向政治灾难的道路上，晚清的改良并不是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曾尝试寻求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问题。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 年出现的民族危机中十分练达地处理好了与朝廷和洋人的关系，既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又安抚了洋人。两位于1901 年7 月间向皇太后上书，提出了一个与1898 年百日维新时期相似的宏大改良计划。在上书中他们委婉地陈述了几个严重的事实：“民意和30 年前已有了不同，百姓羡慕外洋的富庶而耻于中国的贫穷。”他们羡慕外国军队的纪律，钦佩海关司办事人员的绅士风度，外国租界治理的井然有序也令他们叹为观止。此外“叛党”的势力亦日益嚣张，革命党人开始散布颠覆政府的主张。这两位提出的改良方案条目之多前所未有，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培养新一代精英着眼，教育仍被视为当务之急。 教育：新式学堂和新式学者 这一教育计划的总体目标是更为有效地培养和遴选官员。它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惠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普及教育，也不是推行有益于个体中国人发展的开明教育。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抚那个时代正在任期内的学者型官僚和用传统方式培养的应试举子。这两类人都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莫大的依恋。解决方案是一种妥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与行政建制级别相应的各级学校，分别设在县治、府治、省会和京师，形成四级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与传统科举制度并行不悖，学生最终进入科举考试体系以接受国家的选拔。10 年之后，由公众捐款支持的新式学校便被用来取代了科举体制。同时，该计划也希望两种体制能够并行不悖。新式学校的考生与用传统方法在私塾里培养出来的考生将同样能参加定期的考试，而考试内容将会有所更新。八股文将被首先废除，上日式的书院将改建成政府办的学校。 不幸的是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传统私塾教育方式准备应试科举、进入仕途会继续保有费用低且更方便的优点，因而比耗资巨大、历时数载的新式学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大多数举子对政府办的新式学校都敬而远之。而另一方面，在活跃的具有近代化思想的年轻人中，新式学校面临着外国基督教传教团在一些重要城市中建立的教会学校的竞争。到1905 年，新教传教团拥有大约389 所“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其中有1 , 5 万名学员就读。这些机构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通过扶植基督教、宣传个人主义、推动妇女教育和全面提倡西方生活方式，正在设立一个革命的典范。这些机构拒绝让他们的学生祭孔和参拜皇帝，而新式学校是有这些要求的（清廷的针对性举措是不接纳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仕途）。中国的私立近代化教育也在此时开始。1 例只年，北洋水师学堂一位精干的毕业生张伯菩在天津开办了一所中等学校，后来他取得一块土地扩大校园，到了1 酬为年发展成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大学）。面对固守旧式科举制度的保守派和支持教会学校及私人学校的新派人物之间的竞争，张之洞于1903 年得出结论，认为除非旧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通向仕途的选择得到废止，新式学校既不能保证自已的生源，也难以得到民众的经济支持。1905 年，在各省大员的敦促下，废除科举的伤令终于在第二年得以实施。现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新式学堂上了。1906年，政府成立了教育部来监督这些新式学堂。 师法日本的新式学校体制要求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通过专业化教学为政府机构提供专门人员。以日本的学制改革为榜样，1904年制定并颁行的大量细则规定了学生的就学程序，从4 年制的小学开始，经过5 年的中学（初中）， 3 年的高等学堂（毕业生可得举人资格）， 一直到太学，即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经过3 年的学习，可得进士资格）。京师大学堂是在1898 年由美国人丁题良创建，他在此之前的1869 年到1895 年间曾任同文馆教习，他当时是西学馆的负责人。京师大学堂于1902 年合并了同文馆。但自京师大学堂以下，全国范围内建立的新式学堂普遍缺乏受过新式教育的师资、校舍、设备、基金和开明高效的领导人员。设立大学堂易于设立中学，开办中学易于开办初等学校。整个体制的根基是最薄弱的一环。 地方上的教育主持人同样也从日本那里得到重要的启示。张之洞两次遣使团赴日本考察学制并购买教科书。他开始认识到，要在民间获得人才就必须实行普遍教育。不久，他邀请日本人做教习，这些人至少能与其中国同行、中国学生用文字沟通。他开始视日本为替中国培养新一代教师的理想场所：因为一衣带水的缘故，派遣学生留日比留学西洋耗资要少；又以日本的“文字制度”和中国相近，许多西文典籍已被译成日文，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计划也较易实行。此外，留学生在日本，中国政府派遣学监监督也相对容易些。 早在1896 年，就已经有中国学生东渡日本求新学于东京。1898 年的维新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留学生于1899 年增加到约200人，1903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000人，1904为1300 人，1905 年底差不多有8000人，到了1906年时，已有1 . 3 万人甚至更多的人在日本求学。但是大量赴日的人数超过了在东流求学的人数，而求学的人数又远大于最终毕业者。事实上，1912 年以前任何一年从日本知名高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超过700 人。在清朝最后10 年里赴日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大致有一半是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学费，而这笔款子主要是由省级和其他地方政府筹集的。他们通常是在省级新式学堂里读的预科，在此之后随每年一度的使团被派往东京。在那里，他们袭用了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立由同省人组成的同乡会。这种同乡会和几个世纪以来由官员、士绅和商人在北京和其他国内主要城市设立的同乡会馆是同一类性质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为新的学制提供了更能激发起团体凝聚力的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式学制将越来越多的青年男性和一部分青年女性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旧的科举制度从未做到过的。正像中国的新式学生生活培养了地方主义和乡土意识一样，这种生活在东京滋养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教育在这种方式下发生着无声的革命。传统经学让位于一种中西结合的学科建制。通过个人准备参加以传统方式命题的3 年一次科举考试让位给全日制的学校生活、更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更多的社交与思想接触。新的学制未能造就笃信孔子和听命于皇帝的忠臣孝子，却培养出了革命者。张之洞可以规定学生应当着浅蓝色制服、戴饰有红缨的制帽，并制定一大套繁琐的礼仪要求学生遵守，甚至以此为内容创作了一首校训歌曲。但科举制度的藩篱一经破坏，就再无可能抵御变革的大潮了。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新学的思想内涵至此已包含了许多西学的成分。尽管几十年间中西接触不断加强，中国知识界真正开始吸收西方思想还是1900年以后的事。此前，一位着名的西方小说介绍者林纤已经开始用笔录他人口译的方式创作他改写的狄更斯、大仲马父子、斯各特及巴尔扎克的作品。经他的笔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作品有156 部之多。而这时在渊源已久的文学生活中又加人了严复译注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作品。严复在供职于中国海军时，于19 世纪70 年代遍历各国，对英国尤为熟悉。考察各国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它的思想。他成了赫青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坚信个人积极的自我实现必须有助于他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生存竞争。严复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更多地需要用来增加中国的财富、增强中国的力量，而不只是促进个人的自由。但建立民主自治政体还为时过早。这位翻译家极力传达那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思想，他似乎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最具现实意义。由严复作书评的T . H ? 赫青黎《天演论》 文言中译本于1898 年面世，在这之后的10 年间，亚当？ 斯密、约翰？ 穆勒、孟德斯鸿和其他一些人的着作中译本也陆续而出。严复在他的翻译和评论中，通过褒扬、推崇西方的逻辑、法律和科学进化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古圣先贤的精神侄桔。但是他这些批评只影响了很小一批读者，因为译文是用知识阶层才能掌握的汉语文言写成的。 新军：袁世凯的崛起 到1901 年为止，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历史中继承了三种主要军事组织形式。当时，满洲八旗兵已经腐化成了一群只知道在僧多粥少的军晌上谋食的蛀虫，而汉军绿营虽然颇有战斗力，但是由于分受几省长官节制而各自为政，于清廷并无多大意义。1862 年，几千名八旗兵士装备了新式枪械，组成新的京散卫队。此后清政府又从驻北京附近的绿营军队中挑选精壮兵士，为之配备枪械并加以训练。但带兵将领的挑选还是通过一种无益实用的古旧程式进行的。他们必须善于骑射、长于剑术，能够臂开硬弓、力举磐石。1901 年8 月，旧式武举考试被废除，朝廷伤令建立新式军校。 第二种军事组织是由汉族文官指挥的地方团练。它们的原型是1852 年由曾国藩打破旧式军制、招募组建的湘军。湘军的兵源是乡绅提供的农民，这些人被编进500 人一营加180 名军需供应兵的军事组织中；名义上，3 名士兵配备1 名后勤兵。尽管后来曾国藩正式解散了湘军，实际上它一直存在着。与之共存的还有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和左宗裳等人组织的其他一些武装力量。这些武装都是19 世纪中期平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些乡绅指挥、地方自募的军队不是简单的团练武装，而是由职业军人（“勇”）构成的正规军。由于有领导者的个人关系网和地方上的支持，他们成为地方利益的合法扞卫者，逐步取代了八旗兵和常驻地方的绿营兵，因此被称为保安军。淮军驻天津，受李鸿章管辖，湘军驻江宁（今南京），受刘坤一节制，这两支军队一度是这些互相竞争的武装力量中势力最大的派系。这些军队尽管已配置有近代的火枪和火炮，淘汰了旧式的火绳枪与滑膛炮，他们还仍然缺乏标准化军事装备、受过近代化教育的军官和专业参谋人员，更不用说工兵、信号兵、军需兵、近代运输工具或医疗后勤的配备了。 第三种，也是最新型的军事组织，是面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应运而生的。李鸿章和张之洞早在19 世纪80 年代就已开设了军事学院，聘请德国教习训练一支新的军官队伍。张之洞于1895 年在江宁按照德国样式建立了一支“自强军”。这支3000人的军队从农村青年中仔细挑选，择其精锐组建而成；士兵的军晌待遇很高。同时一支更为重要的军队则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发展起来。袁世凯尽管是文官，但他颇具军事才能。他是作为李鸿章的代理领事驻朝鲜时得到耀升的（注：1894 年，袁世凯率领清军击退进攻汉城的日军并夺持了大王公）。1895 年袁世凯受命在德国教习参与下训练一支新式禁军。这一计划由户部出资，他很快就在天津附近开始训练一支7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从几个省募得，朝廷用高铜维持，希望以此杜绝常见的腐败现象。通过领导这支后来被称为“北洋军”的武装，袁世凯奠定了“北洋系”的基础，他本人也成了“军阀之父”。他早年的部下中至少有10人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几个省的军事长官，有5 人（袁世凯本人除外）成为民国时代北京政府的总统或总理。 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 年和1902 年去世；此时40多岁的袁世凯成了满清创建新式军队的主要人物。他继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在任期（1901 年至1907 年）内与满清上层密切合作，其中就有以腐败着名的庆亲王。此人自1884 年恭亲王失势下台后就一直把持着清廷总理衙门的最高职位。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被分为相当于师一级建制的6 个‘，协”，附属于这6 个协的有6 所各具特色的军校，军队还设有自成系统、具体而微的总参谋部。加之士兵训练有素，军事演习给观者以深刻的印象，各省于是竞起仿效北洋军建立起自身相当不完备、更谈不上有任何实际效用的地方新军。 对于已经被各省与各地方势力之争消耗得筋疲力竭、支离破碎的清王朝而言，政治形势使真正的军事中央集权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上以只年的军制重组使中国军队的主要控制权仍然留在省一级的地方机构中。建设新军的蓝图要求建立36 个协，但已建立的新军缺乏指挥、充分的财政和工业支持这些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这一时期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新式军校的创建上，如北京附近的保定军事学堂。这些军校此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学者型军官，他们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军事活动家，既懂近代军事技术，又有学者们重整河山的责任感。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日本教习受聘于军校，以替代先前高薪聘任的德国教习。中国军校学生也被派到日本的军校学习。在日本，中国军校生们看到邻国的榜样，再一次激起了更大的爱国热情。浙江人蒋介石当时18 岁，他于1 例万年人保定军校，于次年赴日本留学。 计政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平衡 继承明初体制并在此后的4 个多世纪中不断得到完善的清朝政体，到1800 年为止，与中国以农业为本的需求还是相当契合的。但是正像习于骑射的军队突然被铁路和步枪所取代，木桅帆船换成了蒸汽轮船，这个帝国政府同样也已变得过时。此时的中国需要强劲有力的中央机构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速度执行新的职能，实施新式法律和推行财政程序，并且被各省份更充分地承认为它们的宗主和协调者。然而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将打乱长期以来北京与各省之间的平衡。当时各省政府仍属平行于中央政府的部门，它们依然直接向皇帝上书陈事。各行省只是由设在京师的六部提供指导和帮助，而不是接受命令和控制。对北京而言极其不幸的是，随着19 世纪后半期汉族士绅阶层参与平叛运动而产生的地方主义，这时由于各通商口岸工业的发展、地方贸易收人的增长、地方军队的扩大以及私人官僚机器的膨胀，也得到极大的助长。所有这些新情况都加强了一些主要地方省政府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力量，这与加强中央政府权力这个日益紧迫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中央集权过程同时面临着旧利益集团官僚机构的无动于衷和新地方利益集团野心勃勃的凯觑。 在北京推行的改革通常是以建立与旧的政府机构并行且隶属于旧机构或是在旧机构的框架内运作的新的代理机构。在新机构不断成长、日臻完善的同时，旧机构逐步萎缩。按照政府与各国签订的关于义和拳事件善后事务的草约，总理衙门于1901 年改为一个建制完整的外交部，称作“外务部”。19 0 5 年，巡警部成立，即后来的“民政部”。在1000年的官制重建工作中，新设的教育部接管了原属礼部职司的督察纠幼官员的职能，而旧有的兵部，本来由文官任事，现在被扩充成了陆军部，由野心勃勃的满洲将领把持。以沿海省份建立各式各样的“局”为标志的革新举措也渐渐为设在北京的新式政府部门采纳。当各地招商局推动了一些先进省份的商会活动、商务报刊的发展和商务及实业学校的兴盛后，招商部于1903 年在北京建立。它逐渐吸收了旧的工部，最终形成农工商部。它的主要职司是促进铁路建设，举办实业成果展示会，推广标准度量衡，主持各类企业的注册，制订矿务条例，完善公司法，管理农会和其他一些近代化举措。其中还有一项很别致的举措，即向有突出实业成就者授爵。 仅仅在北京建立一些新式政府机构，相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革新还是较为容易的事。正如列强在对待日本时的态度一样，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取消治外法权的举措都必须以法律上的改革为前提。19 （拜年，在原供职刑部、时年65 岁的元老沈家本的主持下，朝廷设立一个修律局开始制定新式法律。起先，他试图换一种说法来阐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但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最终却促成革命性的变化。沈家本在1907 年推出了一部刑法草案，该草案师法德、日，特点是将法律从道德体系中分离出来而使之独立；这无疑会使儒家有关“礼”的规则（如“孝”） ，不能通过法律得到推行。沈家本在草案中又规定，皇室成员之外的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具有平等地位。草案一旦获旨颁行，这部法律将是对建立在地位、年龄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五常”及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重创。但草案最终未被采纳。不过他同时推出的一个不太激进的《 大清律》 修订版在1910 年得以颁布，这部法律的效力实际上持续到1928 年之后。它对法律的近代化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该法典，体罚和刑罚得到减少，黔刑（刺面）、凌迟（剐）、没人官府为奴蟀和弃市（斩决后陈列尸首于街市）的刑罚被废除，此外还取消连坐（一人犯法，殃及他人），区分民法和刑法，并申明了使用“例”这种经验法时应洛守的一些指导性原则。这些律“例”在有清一代积聚到大约19 （刃余条，是一部详实但多有抵悟的案例集成。在使用时，司法者往往不能一以贯之地征用某一条前代律例来裁定类似案件，而遇到新的案件时往往又无例可征。这种针对具体案例的法律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加之在中国社会中法律既不古首要地位，也不普遍地为人们所关注，造成了司法机关执法职能的不良发育。在这种情况下，要讨论法律哲学和法律用语的整个体系与法律职业本身也就毫无可能了。尽管沈家本删减了“例”的数目，但重建律制却无能为力。财政体制的改革更为艰难，这不只是因为这方面的改革将会威胁到大量的“饭碗”（个人收入），更是由于承袭沿用已久的财政制度至此已演化得形同虚设，很难找到改革的切入口。全国范围内的赋税状况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征收赋税既无预算，征收部门也毋须向任何上级通报并向其负责。地方上的征税机构和它们的顶头上司各省政府一样，仍然需要依靠就地征敛“衣食租税”以供给日常开支。除此之外，官方征得的赋税指标并不是集中纳人一个“公共金库”；相反，它们按照各种名目分门别类并依照不同数额、从数不清的固定渠道聚敛得来，紧接着又被分配到为数巨大的专门用途中去。从一个省份聚敛得来的赋税收入被分割成零星小块以填充省内外的各项用度。当时全国的18 个省中，有13 个省份定期上缴一定数额的赋税所得，以供应其他省份的特殊用途。譬如，每年花在护卫京师的八旗兵身上的700 万两白银即从国内52 种不同渠道中聚敛得来。这种“专款专用”的赋税征用方式将国家岁人直接分配到难以计数的利益集团上去，而这一切主要是用于供养官僚机构和维持武备。最后，即便是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单独的财政总署。1 卯5 年的国家岁人如看账面，折合成美元总数约在7 （ X 旧万元左右。这个数目对于这样一个涣涣大国而言显然小得不成比例。然而，新的商务税收关税、厘金已被搁置在一边用于支付对外战争赔款，而传统的土地税配额依旧未作任何改变。1 叹巧年户部重组，但清廷依然没有取得对财政的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各部却一如既往地征收和扩大它们的传统赋税项目，有的甚至还自设银行，如19 （ ） 7 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即是一例。 一项旨在设立全国性预算体系的新措施，随着1 叩8 年推行的全国赋税核查和19ro 年开始的财政预算的编订拉开了帷幕。另外一项举措使中央与各省政府的赋税收入与各项开支从地方赋税与开支中分离出来。预算估测的结果是总赋税收入2 . 97 亿两白银，总支出为，中央与各省份3 . 38 亿两，各地方3700 万两，这预告了一个可观的赤字规模：7800 万两。不幸的是，规划和制定预算、收集统计数据以及确定税率都是在中央各部和各省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省份并不隶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却被要求向这一部或那一部提供赋税收人。这种根本上缺乏集中规划控制的状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风俗、政治价值和社会结构中。很明显，清政府作为一个虚有其表的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处在被动地位，苟延残喘至此，要想变成一部近代化国家机器，能采取的措施只有大力扩张它的各项政府职能，坚持中央集权的办法。这对于一个处于民族主义蓬勃发展时代的外族王朝而言，不舍为天方夜谭。 立宪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 1905 年立宪君主制下的日本击败了沙皇独裁君主制下的俄国，立宪君主制似乎已经证明自身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联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础。甚至俄国此时也在走向议会政体。人们希望，立宪君主制能在中国使处在勃兴期的地方利益集团获得真正分享国家政权的机会，并以此吸引这些利益集团为国家效力。在1 吠场年和19n 年之间，北京政府积极奉行一项双管齐下的计划，力图将政府建设近代化国家的计划和推行立宪君主制的努力合二为一。但是这种变化反而加速了中央政府内部的倾轧以及中央政府与各省份之间的权力之争。在京师，满洲王公成功地维持了、甚至扩大了他们对枢机要位的把持，但真正根本上的改革却没有得到施行。这一亲满排汉的色调使北京成为到处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的国内各省人民的矛头所向。 新兴的民族主义导致了1905 年近代中国首次联合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是针对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完全排斥中国劳工的事件而发起的。在这场联合抵制运动巾，依旧例由当地商会发起停业抗议，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和广州两埠。沪、粤两地的学生加人了商人的行列，共同举行群众集会，利用刊物发动群众。几个月里美国的贸易因此受到损失，而北京在压制这一群众性排外运动时有所顾虑，担心举动失当会引发排满危机。 在日渐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清廷于19 （巧年上半年派遣两支官方使团出洋考察宪政。其中的一支主要访问了美国和德国；另外一支考察了日本、英国和法国。伊藤博文向来访者作演讲，强调皇帝必须保有至上权力，不可使权柄下失于民。当这一支使团回国后，成员们上书建议采纳日本的观点，认为只有一部由皇帝饰令颁行的宪法以及由皇帝授予臣民的包括舆论批评权在内的公民自由权利方能切实加强皇权；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皇帝才能遥临万民之上。上侧万年9 月，慈禧太后谕称将在准备完善后，实行立宪政体。1908 年8 月，她公布了一系列准则以指导一项为期9 年的计划，为实行立宪政体作准备。省级咨政会定于1 创刃年招开，全国咨政会定于1910 年。即使是这9 年训政期的概念也是取法日本，因为1881 年时日本便定于1890 年召开国会。 满清政权伴随着1908 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的去世而元气大伤。半个世纪以来，太后在民间被称为“老佛爷”，她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未被透彻地研究过。她是光彩多姿的北方“京剧”的保护人，只是她较之先前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缺乏作为一名艺术鉴赏家和文学保护人的能力。她去世的那天同时公布了那位虽然不幸但是身体尚属康健的光绪皇帝的死讯。据说光绪于前一天驾崩。光绪37 岁神秘地死亡毁掉了引导中国转向立宪君主制的良机。皇权于是落入了狂傲无知的满清皇族手中。慈禧太后立了她3 岁的侄孙溥仪做光绪的继承人，年号为宣统。小皇帝的父亲醇亲土做了摄政王。海关总监赫德于1908 年返回英格兰。袁世凯于1 吠为年1 月引退，同年10月，张之洞去世。 清廷的改革努力由于过分地瞻前顾后，步伐过于缓慢，此时面临着解决不完的堆积如山的问题。于1 以为年重新组建为11 个部的中央政府需要有一个内阁来加以协调。但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受内阁首领一人节制势必削夺皇权的执政力量。满清摄政府不敢设立这样一个内阁。 到了1910 年2 月，所有16 个新成立的省级咨政会议代表们云集北京。这些人代表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全国运动的呼声：向清帝请愿要求建立一个国民议会。请愿被拒绝，但代表们并未放弃请愿活动。由1 朋名御定的议员和100 名各省咨政会议推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全国咨政会于1910 年10 月召开之后，人民日益迫切地要求组成一个真正由议会和内阁构成的政府。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摄政王宣布将于1913 年召开议会；但是当摄政王于1911 年4 月最终组建了一个内阁时，人们发现他极不理智地选定了8 位满洲人，一位蒙古旗人，而汉族人却只有4 名。 铁路之争 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利益之争在关于铁路建设的问题上达到了巅峰。19 世纪后期中国力图避免由外国出资建设经营铁路，但是这一政策在1898 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土崩瓦解。外国资本控制下的铁路线，如日本和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建造的铁路线，此时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铁路建设到哪里，矿山就开发到哪里，当地资源被榨取，市场受到掠夺性开发，而其他线路，尽管名义上控制权还在清政府手中，实际却依靠与外国财团签订贷款合同借钱维持营运。这些财团通常发行证券以募集资金，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这些财团当时也营建铁路，用它们向外国股东做抵押；一旦有风险，这些股东作为第一债权人有权先行得到赔偿，弥补他们在贷款本金上的损失。于是中国刚步人铁路时代，就已经有外国金融家在跷首待利了。结果，全国大多数的省份里兴起了一场爱国的“复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地方集团要求赎回外国经营的铁路线，并且自己集资兴建中国各省的铁路线。在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首脑的鼓励下，张之洞于1 卯8 得到一笔英国人的贷款，赎回了与美国的中国发展银行在1898 年签订的合同中允许美国人建设从汉口到广州铁路的权力。但各省资金不足以支持铁路建设。尽管受到爱国心和铁路利润的双重驱使，这些由绅商组建的铁路公司发现自己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购买路权、支付铁路沿线土地的地租以及购买有望升值的外国股票。投机者和贪污现象的出现也使他们的努力受到重创，即破坏了铁路系统建设对于中央规划和统一营运的要求。铁路中央管理的主要倡导人是盛宣怀。他是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两任上司的提携下得到升迁的，到1908 年为止控制了“华商”公司的蒸汽轮船运输线和张之洞在汉口附近的工业基地。同年，盛宣怀将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湖北境内，距汉阳约129 公里）和萍乡煤矿（江西境内，距汉口约402 公里）合并起来，组成了汉冶萍煤铁公司。为了支持这一企业，他已经开始依赖日本贷款，而日本八蟠滨的钢铁公司则从1896 年开始就依靠大冶提供的铁矿石进行生产了。盛宣怀在此之前就已经在督办纺织厂、电报局和其他一些产业的过程中中饱私囊，此时又与北京政府的满洲人财政首脑合作，为清廷申请贷款、专供建设汉口到广州和汉口到四川的铁路线使用。这些铁路线被称为“湖广铁路”（从汉口到北京的铁路已于1 叩5 年竣工）。于是铁路的建设成了重要的政治举措。在修建铁路这件事情上，盛宣怀为清廷取得外国贷款、接受清廷的领导的做法一直和他本人的贪污劣迹、挟地方对抗朝廷的行为以及全国人民的反满情绪纠结在一起。 由于铁路贷款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工具，此时美国不切实际地卷人了塔夫脱政府为扞卫“门户开放”政策而推行的自相矛盾的“金元外交”。国务卿菲兰德？ 诺克斯在1 例刃年11 月的一项提案中颇为含糊地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但是这一点正好与1 卯7 年之后英国政府默许俄国与日本在满洲扩张势力的政策相冲突。诺克斯先天不足的提案反而刺激日本与俄国在19ro 年私下重新确认了它们各自在东北划分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塔夫脱总统于19 （珍年7 月对湖广铁路贷款谈判进行了干预。他在致摄政王的一封私人电报中要求“允许美国资本平等参与铁路建设，以便使美国资本能够促进中国的民生福抵及其疆土完整”。这一举措的结果使摩根财团并入由四大国（法、英、德、美）于1910 年组建的财团体系之中。 四大国财团与盛宣怀在1911 年5 月最终签署的财团合同正好与当时一道上谕一同面世。这道上谕是由盛宣怀促成的，它对所有原先由各省份控制的项目实行国有化，买断并置于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弃置各省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在各省爱国人士眼中，满洲人和他们贪赃枉法的爪牙们为了渔利，不惜将中国出卖给外国的银行家。一场“保路运动”由此兴起，尤其在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和派代表赴京请愿活动。但是一切归于徒劳，清政府不给任何答复。四川的运动形势渐趋紧张，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税款的支付被迫中止，农民也开始动员起来。到了9 月份政府调来了军队，枪杀示威者并逮捕了当地士绅领袖。这些人大多数是家道殷实的举人，有绅商背景，在日本留过学，此时又是省咨政会的要人，在铁路建设项目上做过大量投资。他们的排外口号“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反映了省内实力阶层的利益，表明此时该阶层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反清排满思想。 这样，晚清改革的最后ro 年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社会和体制转型的开始。义和拳运动失败之后，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教会学校和美国青年卫理公会的影响进入了社会上层和城市青年中，妇女缠足的陋习受到抨击则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两种传统上被轻视的行业― 商人和军人，也获得了新的特权。19 世纪通商口岸中有不少官员和买办曾与外国人周旋往还，此时他们也开始被在国外受教育归来的官员和有更广阔背景的金融商人实业家所取代。一些拥有地产的士绅不再把自己的出路定在科举人仕和朝廷的荣宠上，他们已经致力于开发当地的商业利益和建设当地的工业基础。这一基本上态度保守的地方精英集团一度支持过宪政运动，希望立宪政体的建立能够使他们通过设在北京的议会与最高统治集团联系起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通过让整个官僚体制向内阁负责，把中国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和公共事业结构推向近代化。19 （为年之后，各地方的省级咨政会成了新兴的政治机构― 政策探讨和政治组织的中心。 近代出版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大多数是通商口岸，因此成了向这一新型政治生活输送新鲜血液的源泉。中文报刊最早主要由传教士开办，这种状况持续到1895 年；但在总共60 种左右刊物中，大多数是于1911 年之前的巧年间开始出版发行的，其出版商为完全华资的产业，在发展商务新闻业的同时也传播了改良主义思想。在上海，新的日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继《 申报》 于1872 年创办之后，其后继者队伍不断壮大。《 申报》 到1895 年为止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 . 5 万份。另一家创办于1897 年的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则主要为各所学校提供教科书。到19n 年时，各省咨政会和出版界为维护士绅阶层和新的年轻学生与军官阶层的利益，创办了一个讲坛即《 青年中国》 杂志。立宪君主制依旧是时代的口号，但是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基础已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致命侵蚀。 二、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新政权经常是从中原以外的地域开始它们的征服，10 世纪到17 世纪之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在20 世纪早期的各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以及日木帝国都为中国的反清志士提供过避难所。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 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承认。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但不管怎样，在1898 年到1914 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 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 （ X ）年至1901 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 年游历了美国，但20 世纪最初的ro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 年创办《 公意》 、1902 年创办《 新民丛报》 ，1910 年以后创办《 国魂》 。1903 年梁启超年仅30 ，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 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 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 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 如7 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 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 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 年（1886 年到1892 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 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 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 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 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 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 坎特利爵士（J 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样，年仅30 的孙中山就以反清革命领袖的身份闻名世界，成了浪迹天涯的中国命运之子。当他于1897 年回到日本，取得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帮助和建议时，孙中山已经把几种新旧反清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新的力量包括从海外华人集团那里得到的资金支持。这些海外华人集团由于长期处在中国大陆传统社会之外，养成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商业价值观。他们极富民族主义情感，但在政治上却为不知应该忠于何方而焦虑。另一股新力量来自一个半西化、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青年爱国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边些人同孙中山一样来自中国接受近代化生活边缘的广东地区。旧式力量包括那些可由内地秘密团体召集的武装反清组织。此外，孙中山还寄希望于通过简单的反清暴动夺取某一处地方政权，期待产生连锁反应来颠覆清政府。1 以”年10 月，在兄弟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香港以北的泥州发动了一场暴动。由于从台湾来的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和人员接济未能如期兑现，起义者在坚持了两周后撤出了战斗。通过结合传统和近代的组织方式，孙中山于1903 年加入了兄弟会的檀香山分会，并通过它向全美的华人募集资金。 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 卯3 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 苏报》 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 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 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 卯3 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 卯5 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久已有之的提法，以后有人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含义不定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很多那个时代纷纭多变的思想，在特殊情境下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反满、倾向共和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尽管那些希望取得外国对革命帮助的人士对后一点并不强调。民权主义包含一种与儒家原则相反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宪法（孙中山这里借用了梁启超的名词术语）来保证；这部宪法将由五权―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借用美国体制）加上选举和考试共五种权力― 组成。选举和考试这两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这“五权宪法”明显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他的民生主义为了面对工业发展将会带来的新问题，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是追随当时风靡一时的亨利？ 乔治（He 恻G 加妙）的理论，即用一种单一土地税来调控将来可能得到增长的土地价值，从而限制投机者和垄断资本家攫取暴利。于是这古已有之的“民生”概念在1905 年主要就指这种基于特殊的西方单一税意义上的城市“平均地权”思想，而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再分配。这最后一项主义即便在绅商子弟中也不可能激起太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可能迫切地要求一场政治革命。 同盟会的兴衰 所有这些要素― 海外华人资金、与秘密会党的接触、新式学生构成的领导层和革命的意识形态― 于1 叩5 年在日本同志的撮合下汇合到了一起。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把昔日的竞争者吸引到一起，把黄兴和其他一些湘籍人士介绍给了孙中山。那年8 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宣告成立，公推孙中山为主要执行人，黄兴为副执行人，章炳麟和其他人士也担任了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分会和各省的分会协调行动。在同盟会1 〕 刃名左右的早期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由湖北和湖南籍人士组成的（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曾长期督抚两湖），广东集团次之，四川和下游诸省人士组成的集团分居第三和第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39 岁时的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不仅年事最长，而且声誉最大，游历最广，在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最多，尽管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是最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西化较深的中国人。 他不属于士绅阶层，不以文字知名于世，长期以来以策划亡命行动为世人所知；智识察赋平平，并没有担当起指导他那一代人思想进步的近代哲人角色。然而，处在中国伟大传统和各种外国模式分崩离析的多元格局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会取得可以与孙中山媲美的成就。 新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孙中山的助手们在《 民报》 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阐释（《 民报》 是同盟会机关报）。在抨击梁启超关于渐进改良和立宪君主制的思想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作者阐明了通过一场急进革命中国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了中国学生的支持。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精英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干预来推动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建立近代化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报》 支持孙中山分三个阶段实现革命的思想：第一阶段是为期3 年的军政府时期，以在全国逐县实行地方自治为起点；第二阶段是在一部临时宪法指导下为期6 年的“训政”时期；第三阶段在宪法的基础上，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组成政府。这些乐观的估计和过于简单的保证很快就变得比梁启超冷静的理智更为深人人心，不管怎样，梁启超推行君主制的计划由于1908 年光绪皇帝的驾崩而搁浅了。 尽管组成了新的联盟，革命运动还是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反清活动最活跃的湖南省，1 久巧年10 月反清组织“哥老会”借当年的饥荒单独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得到了附近江西萍乡煤矿工人们的支持和参加，但是由于清政府调集四省兵力，起义在一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19 （ j7 年，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了孙中山。他和黄兴辗转来到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于1 卯7 年到1908 年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发动了6 次暴动。但是这让法国殖民当局注意到中国人的榜样刺激了越南人的不安定情绪。于是法国人也驱逐了同谋举事的同盟会会员。到了1 创刃年，清政府的捕杀加上革命者内部因协调不力所招致的挫折，使海外华人资助革命党人的热情大大降温，革命运动内部也渐渐发生了分歧。此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已经被迫中止，孙中山再度到西方游说寻求资助。其他一些人转向了由一批从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采用暗杀方式以使他们的行动为更多人所注意。1910 年英俊的汪精卫密谋用炸弹刺杀北京的摄政王，此举失败后注精卫遭到了监禁。反满情绪正在上扬，但是革命运动看起来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黄兴坚持了一条最具希望的策反清政府新军的道路。1901 年2 月在广东发动的一场新军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另外一场海外资金募集活动在东南亚和加拿大华人中间筹得一笔18 . 7 万港元的资金，支持了19n 年4 月向广东地区走私军火和派遣敢死队的活动。和其他早期密谋一样，这次“广东革命”注定会失败。尽管成员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起义始终困难重重：保密不严、政府已有戒备、举事前夕临时改变计划、缺乏协调、处乱即惊。黄兴指挥的起义者照常分成儿组冲击督抚衙门，其中有一组起义者把另一组同志误认作是清军，双方交火。孙中山把这次称为1895 年以来他领导革命党人起义的第十次失败。黄兴总结道，在策动革命时必须采用独裁手段；异议一旦得到容许，革命注定要失败。 所有这些暴动和起义与其说纯粹是军事行动，不如说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摧毁清王朝的至上特权和地位。所有的暴动和暗杀，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和武器都用来摧毁人民对于大命皇权的默从。但天命皇权同样也受到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威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10 年湖南发生的农民抢米风潮和1911 年支持过“保路运动”的四川土绅阶层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两者都加速了清王朝中央权威和满清帝室的衰落。到19n 年，天命看来确实不在满清了；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中大部分人员对他们的信心和曾给予他们的积极支持，这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警察和新军，甚至还有新军统帅。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末日的降临，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地方自发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同盟会意料之外的事件。学生和士兵已经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研究会，以便今后更好地策划起义。1911 年10 月9 日，他们的密谋照旧被发现；驻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士兵为了自救，于10 月ro 日发动了起义。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双十节”，每年都受到庆祝。尽管起义的3 （兀旧名士兵只古驻军总数的一小部分，满清派来的巡抚逃到了城外，清军指挥也弃城而走，武昌遂落人了起义军手中。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由于起义发生后没有革命党领导人在场，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支持。几周之内其他20 余省发布反满独立声明，这些中心城市通常是由同盟会、新军和省级咨政会支持的。到了11 月初，所有华南和华中甚至西北的省份都宣布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省份通常都由易帜的清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和各省咨政会中宪政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只有6 个地区发生了战斗。此时清廷召回了袁世凯，因为最精锐的军队听命于他。袁世凯同意出山，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由他任新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兼军队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各个已背叛清廷的省份和同盟会革命者们联合起来，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丹佛出版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他很及时地赶到上海，以深厚的资历被推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于1912 年1 月1 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同时表示只要满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任何时候易帜支持新的民国，他愿意辞职让贤给袁世凯。尽管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武汉三镇）， 19n 年的革命出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在几个实际问题上革命者和各省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须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遏制来自外国（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凯是当时惟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 月底时，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于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凯这方面，在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支持下，高踞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个层面上既明且暗地一边与清廷要价，一边又同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谈判，最终达成了总体解决方案：1912 年2 月12 日，极概中的宣统帝（以后被称为“溥仪”） “顺天意，应民心”地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它的君主政体亦随之消亡。孙中山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场兵变（禄步仓之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烦。3 月10 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在一部临时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直到议会被选出、一个合于宪法要求的完备政府成立为止。 袁世凯大总统后来“背叛”了选举了他的革命党人，止如他已经背叛了在危难之际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廷一样。但是1912 年的中国社会群龙无首，全国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来承担社翟重任。在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满洲人本来可以拒绝金钱收买而诉诸武力，北方本来可以被用来对抗南京政权，而不久之后就变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来也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机会。但正如后来形势所证明的一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维持下来。日本人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始终无法在采取积极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国要求中国保持统一。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出现了。 这样，当从远古就有的中国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拥有实力者的出现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已经得不到传统礼教对至高权威持有者的认可了。尽管和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中国统治者历来无庸置疑地高置于万民之上；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样，一方面失去了传统上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认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权力认可习惯尚未形成，袁世凯及以后军阀这些古代天子的继承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武力维持其权威。当一些新的认可习惯建立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年革命党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这样，1911 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 中华民国陷入军阔混战 到了1912 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转变，开始将中国文明碾为童粉。那些从当时起经历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中国人经受了每一个层面上个体或是公众、实践上或是理论上的大混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对一种新秩序、一种民族力量的复兴和国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寻求，比在中国受到更长时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管了己经不复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职能后，很快就卷人一场与革命党领导人的权力之争。从1912 年到1916 年，他使用了贿赂、军事力量、暗杀等各种伎俩，胁持国会，肆意篡改宪法，最后用尽心机企图恢复帝制。他所有这些举措都给自己打上了独夫民贼的烙印。 1912 年3 月，袁世凯依照共和政体的要求，任命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总理，责成他组织一个10 人内阁。唐绍仪早先曾留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这个内阁中有4 位同盟会会员，湖南人宋教仁即为其中之一。他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和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部约法划分了总统和议会的各自权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关于应该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权限的争执。唐绍仪总理没有听命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背景和自己的财政预算资金，甚至不能控制内阁中各部的部长。当他看到袁世凯不想让他管理内阁，他和其他4 位同盟会会员在1912 年6 月递交了辞呈。此后的内阁就只向总统一人负责，而不是以前那样向议会负责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就职。黄兴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与两人会面，表示赞同两人的主张，甚至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长，主持一项规模宏大的全国铁路系统建设。这一切当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当模糊，目的不明确且意见相左；而党派政治作为一种政体在中国政坛上仍未经过试验。实际上政治党派此时不过刚从传统中脱胎，开始成形而已。 一种是士大夫阶层的党政传统，如康有为的“自强社”和其他一些1895 年之后形成的政治研究组织。这一度有助于全国范围的宪政运动，在此时的1912 年5 月借“共和党”的名义出现，其成员大多支持袁世凯政府。当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之后，他组建了一个“民主党”，并于1913 年5 月将所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派别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进步党”。这个党派大体上仍然支持政府。另一个传统来自于秘密会党，革命者曾仿此建立秘密政党。许多政治集团是两种传统兼而有之，而且有些政客同时属于几个党派。没有哪个党派的性质超出了由上层社会出身的个人的杂凑，这些人往往因私人关系或共同的背景拉扯到一起，他们缺乏可靠的选区支持者、政治地位及从政经验。简言之，日本在19 世纪70 年代开始采用的政治联盟和制造舆论争取选民的西方政治方式，此时中国刚刚起步。现在来讨论政党政策的实质性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是政党本身在整个体制中的角色也还是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 与西方传统上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以分权政治为治国中心法则不同，中国君主历来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一身。袁世凯已经取得了对内阁和政府文职机构的控制，又要把触角伸向各省的军事长宫。肩负如许沉重的个人职责，不论从传统上还是经验上来看，他都没有任何准备面对一个忠于中华民国更高利益、但可能攻击他政策并危及其个人权力的“忠实反对党”。然而这却正是西方模式的代议制政府的要求。看起来此时建立一个由反对派主导的议会方案是可行的；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这一个新阶段的权力斗争是由宋教仁领导的。这时的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位居孙中山和黄兴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他于1912 年8 月说服了四个小政治派别和同盟会联合，组成一个公开的党派“国民党”。在一场以各省为基础、对选民限制极严的间接选举导致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到1913 年2 月为止在国会两院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利用这种形势，宋教仁在华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竞选活动，批评政府并要求由国民党来控制内阁，尽管袁世凯仍应留任总统一职。 这是中国议会民主制发展的一个高潮，但是宋教仁宣布参加竞选的结局极大地挫败了这一很有前途的发展。根据上海混合法庭事后作的详细纪录，袁世凯雇用刺客于1913 年3 月加日在上海火车站枪杀了未满31 岁的宋教仁。袁世凯事后暂时用编造的谎言混淆视听，指责黄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此前暗杀是在野反清革命党人的武器，但是临时袁世凯大总统却发掘出它对于当权者的潜在用途，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亲革命党将领被暗杀或处决。暗杀宋教仁的战略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执政者高于法律”，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战术，即“要最有效地阻遏反对派运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灭它的领导人物”。这一套伎俩从此被用来扼杀中国的民主力量。 此时反袁情绪高涨。因为袁世凯不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换取金钱支持及对其政府的承认。在国内镇压政党政治的同时，他好像在把中国国库的收入支付给外国人。他的财政吃紧。尽管现在他能用个人力量节制指挥大部分军队的各省军事长官，但是在增加流向北京国库的土地税和其他一些少得可怜的收人方面，曾经统帅这些将领的他并不比前任更显得有才能。1911 年4 月满清政府以“币制改革和满洲实业建设”为名向英、法、德、美四大国银行组织破釜沉舟地借款上（众〕 万英镑，使本已濒临破产的财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和俄国银行于1912 年6 月又加入这个财团，四大国银行团成了六国银行团。袁世凯很早就开始寻求大规模外国贷款，但六国财团一方面申明自已实际上有垄断向中国贷款的实力，一方面要求袁世凯以盐税作抵押，并且必须通过由一个中外双方共同管理的类似海关司的机构来征收盐税。所有不同信仰的爱国人士一致反对这一系列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3 年3 月改变了塔夫脱1 峨为年时申明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立场，否定了美国在这些事务上继续参与财团活动的可能性，理由是这些贷款的条件威胁中国行政事务的独立自主。经过14 个月的谈判，由银行团提供价值25 佣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还是于1913 年3 月26 日签了字。这一借款活动是袁世凯在未经国会表决，于暗杀宋教仁案证据发布的当天与银行团中剩余的五大国银行签订的。由于债券是以90 ％的票面价值发行，另有6 ％的佣金单独支付给银行，中国实际上只得到84 ％的款额，约2100 万镑，但是在1 叹巧年的最后期限前却要偿清全部本金和5 ％的年息，总计金额为6789 . 3597 万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粉碎人们对反对党的希望并通过借款来支付他军队的开支，主要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他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和平。在1913 年年中，他仍然得到“进步党”的支持，为众多国民党人所容忍，并有北方诸省的军事长官，即其北洋军队中嫡系作后盾。正因如此，他轻慢地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让步，将华中和华南诸省支持国民党的军事长官革职，并同时调动军队随时镇压这些拒不受命的将领。针对袁世凯的嚣张，在1913 年的7 、8 月间，7 个省的政府不顾他们军队武器装备的低劣，再一次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由此开始了短暂的“二次革命”。这次运动既没有发动群众，也未得到外国的支持，在两个月内几乎兵不血刃便被镇压了下去。孙中山、黄兴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逃往日本，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重新开始，而袁世凯部下的将领们把他们的势力扩一张到了剩下的几乎全部省份。 议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得到国民党温和派帮助的进步党于1913 年9 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由袁世凯的一些亲信组成，其中也起用了梁启超做司法总长。袁世凯的目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他希望自己通过法定程序由国会正式选为总统后摆脱国会。他使用贿赂和武力胁迫国会对他惟命是从。10 月6 日，国会最终选举他为总统。7 日，他通过外交上的一番要价，成功地让儿个大国承认了中华民国。10 月10 日，他宣誓就任由国会选出的第一任大总统。不久他就破坏国会。11 月间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了国民党籍或前国民党籍国会议员共438 人。1914 年1 月，他先是宣布国会暂时休会，接着终止了各省的咨政会议。2 月，内阁辞职。54 岁的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尽管后来的爱国者对袁世凯的行为唾骂不已，袁世凯当时用蚕食手段瓦解议会制度这堵薄墙，公众中好像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大的触动；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刚从各通商口岸和各省会城市中显现出来的一些未来的议会主义者：列强、蒙昧的民众或城市商人阶层中没多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文职官僚、军队及大多数省军事长官则安于独夫统治，惟求自保。一与日本政治中责任的分配不同，中国式的政治实体惯于由一人在上平衡各方利害，最后一言九鼎，做出裁定。袁世凯现在正是这样，在一部新近制定的宪法旗号下，通过指定设立的机构发号施令。这部宪法就是于1914 年5 月1 日制定的《 中华民国约法》 ，它赋予袁世凯以独裁者所需的一切权力。他钳制出版业，鼓励由士绅和遗老推行地方自治，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并重新确立儒教为国教。他一下防弹车，就在天坛行古代帝王的祭礼。1915 年底，他成了终身大总统。 外交关系：中华民国与外国列强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失去对前清两个边疆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开始分离出去并与英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密切。相反，它们与北京日渐疏离。中国人在民族一种族自决的名义下驱逐走满洲人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对亚洲内陆省份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袁世凯在北京继承了前清的权力之后，代表中国申明了中华民国对那些地区拥有传统上的主权。俄国、外蒙古和中国三方很快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允许外蒙古自治。这项协议默许了实际上俄国对外蒙古的支配地位。英国也如法炮制：中国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但允许西藏自治，这当然允许英国享有在该地区的永久性利益。1913 年11 月7 日，俄国和英国最终一致承认了袁世凯政府。与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发生的，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内税务机构操纵的加强。继承赫德海关司总监职位的英国人于1911 年n 月得到清廷同意，对海关岁入的管理做了根本性改革，因为此时的海关司已经完全成了中国偿付贷款和对外赔款的机构。在此之前尽管海关司的外籍专员只是向北京政府汇报一下他收到的账目单数，但这笔收人至少还经过海关司中国监督的手。而现在各省都已宣布独立，中国的海关体系和对外信贷及偿债能力要得到保全，就只有让外籍专员每收集到一笔收人，就通过海关总督汇给驻上海代表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国际银行集团。在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多国领事团在1911 年年底完全接收了“混合法庭”。这一次外国势力对上海和海关收人控制范围的扩大，与一个经过改革由英国人充任总监的新盐务局一起，造成了与早先许多不平等条约一样利弊难明的后果：它们在短期内帮助了中国政府，从长远来看却在继续蚕食中国的主权。中国的偿债信用得到了保证，方便了外国贷款的流人，并且盐税收入也大大增加了。 另外，条约体系的一个利害难定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贪婪会因其他列强的妒忌心理而受到遏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分散了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开始侵略中国。1914 年8 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后，派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做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后，日本又于19 巧年1 月8 日，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5 款21 条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通过设立日本顾问体系以控制中国政府及警务，垄断中国的军火贸易，参与中国军备建设，以及福建省的开发建设。袁世凯故伎重演地将这些令人发指的条款透露给外国报社，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将第五款留待‘旧后协商”；但当日本方面的5 月7 日最后通碟日期将至时，他迫于压力接受了前4 款的大多数要求。没有一个列强站出来维持公义，尽管当时的英国大使认为‘旧本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中日之间于19 巧年5 月25 日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体现了日本这些要求，这些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长久以来已被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东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获得承认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享有特殊权益。很久以来，汉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贷款的担保，连孙中山在1912 年也这样做过。这些条约虽然从未经过任何一届中国国会的批准，日本却把它们视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一个代表着日本新兴工业集团利益的内阁提出的21 条，其目的基本上是与经济有关的。但21 条在中国产生的反响却主要是政治上的，它们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各地发生了集会、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强烈抗议。 衰世凯的皇帝梦 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 巧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他连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惧锋刃而爱财货”。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过地体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努力上。1915 年8 月他在幕后操纵，指使人发动了一场帝制运动。这个运动充斥了要求袁世凯当皇帝的团体、全国范围的民众请愿、由选派出的代表一致通过的投票、旧式奏折一样的上书和其他一些伎俩。这一切只有一个意图：劝袁世凯称帝。为了对这些制造出的“民意”表一个态，袁世凯在一番恰到好处的推让之后，于19 巧年12 月接受劝进，答应即皇帝位。他建元“洪宪”，以1916 年为元年。但这一切终成泡影。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将士离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发动了几乎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列强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国国内军界的反对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这些反对情绪受了梁启超等人的鼓动。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视历史为不可逆转的力量，此时则积极宣传保存中华民国的国运。他和他的一位湖南籍学生共谋反袁。此人时任云南省都督，控制着袁世凯势力鞭长莫及的地区。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的6 个月里发生的战事有限，谈判却进行得密不透风。先后有8 个西南省份宣布反袁，而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大典，接着宣布放弃称帝，最后于1916 年6 月6 日忧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赋予和认可，或统制者通过一套灾异说就可让人民默认他的统治。相反，有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这个国家的实际代表― 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1919 年之前漫长的年月里，天子作为一种传统已经逐渐开始丧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经被民意所代替，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否成了统治能否持续的关键。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民军”、“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即是例子。尽管只有少数上层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要求建立近代代议制度，强人政客袁世凯对这个代议制概念还是过于轻视了。从传统观念上审视，他失信于他的部属，又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为他尽忠？ 地缘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对他。因为各个具有独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从1850 年以来，相对于北京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 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 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史场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征。首先，一名军阀必须有强悍的个性、下属和军队。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忠心，然后是发给他们军饱，供给他们装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从一个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铁路的收入那里，从其他军阀或外国势力那里得到支持。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可能给予他战略上的优势，但这个地区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军粮和壮丁。这一点和在农民中得到支持的现代游击战争“根据地”具有本质的不同。典型的军阀部队在当地人民中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征税并鱼肉乡里，无异灾星，人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当一支军阀部队开进一个新省份时，往往至少能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可以抢掠一空后开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割据混战的军阀并没有其他统治方式来代替军队。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它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 最后，我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一直不很明确。一方面，军阀们是如此贪心和卑劣，不时背信弃义地使用诡计，几乎使人想起《 二国演义》 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当旧的权力结构失去首脑，它的下层机构却还继续存在并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全国性的机构。军阀们最终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于是他们寻找各种制度上的认可来加强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与国会和咨政会合作，甚至召开各省军事首脑会议。由于他们缺乏从事近代政治活动的组织能力，互相争斗的军阀们始终无法超越地方割据的层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承认中国国家的存在。在此期间，北京政府继续对外行使外交职能并保留、维持了多项行政职能，无人打算改朝换代：时代已经变了。军阀和军阀之间、国会议员之间以及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各种争斗经历了各个阶段的变化，但大势所趋，国会不断被削弱，而国家则日益分裂。起初，梁启超和其他一些原来的“进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研究系”，在总体＿上努力寻求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国民党余部的反对。随着控制华北和华中12 省的北洋军阀政府日益加强了对国会和政府的操纵，南力‘诸省逐渐疏离北京政府。在第二阶段，南省人士于1917 年退出北京国会，这是一个转折点，它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 上本，孙中山重新以早期利用秘密会党形式发动革命的方式于1914 年7 月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他希望这个党能成为一个服从领袖的、纪律严明的革命四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革命党人缺乏纪律的缺点，而这正是革命事业屡次失败的原因。但是黄兴和其他许多人拒绝宣誓效忠孙中山；这次重新策划革命的努力显然不符合民主原则。同时，它也没有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爱国主义运动产生吸引力，因为孙中山在1914 年召开的革命党大会上删去了民族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原以反满为宗旨，所以这时孙中山很奇怪地认为民族主义已经毫无意义。他此时放眼亚洲，希望与日本合作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和时代的主旋律脱节，孙中山对1916 年袁世凯的倒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17 年，孙中山重新崛起并加人到军阀们的争执中来〔 〕 7 月，他和其他国民党同志率领当时中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来到厂一东：）在那里，他召集了250 名国会议员组成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是掌握实权的是当地的军阀。孙中山在广东竭力联合当地实权人物，这与梁启超在北京力图改造军阀政权创为文职政府一样，举步维艰。1917 年8 月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后，为支付国内混战的军费开支而大肆向日本借款，借口是“准备与德国人开战”。这就是“西原借款”。北京当局这时与日本结成军事联盟，聘请日本军事指导，并且与被称为“安福系”的一名亲日派政客及军阀集团密切合作。许多爱国人士抗议当局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以求后者支持扩建自已的军备。梁启超最终怒不可遏地退出了政坛。在南方，孙中山的广东国会也分裂了。一个称为“政治系”的小集团开始与军阀合流。尽管如此，军阀们还是开始暗杀孙中山的追随者，迫使他于1918 年5 月辞职返沪。当时“桂系”广西军阀集团控制了南方，而北方则是“安福系”的一统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双方迫于压力开始弥合双方的分歧。于是1919 年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合作事宜，但毫无结果，1920 年，中国的分裂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南北方的少数派们通过争取一切盟友把原先执政集团赶下了台，但仍无法确保对地方的控制。 1922 年后，中国文职政府的分裂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并开始在南北方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北方，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抛出了新的领导人，这些人一早年并不受到袁世凯的重用。有三位人物最终站到了前排，其中各方均采用了联系第二方打击第三方的策略，于是任何一方都不免被自己的盟友所出卖。这汽位是： 一、张作霖（1875 一1928 年），人称“东北王”J 此人早年做过土匪，在日俄战争中与日本结盟而发迹，1916 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有东北的丰富资源做后盾，经营着远离华北的东三省老巢。 二、吴佩孚（1872 一1939 年），早年受儒家经典教育，后入保定军事学堂跟随日本军官学习军事，成了一些中国人和英国人安定中华的希望。 三、冯玉祥（1882 一1948 年），农民出身的赳赳武夫。11 岁起当兵，后毕业于保定军事学堂。1913 年他受一位基督教青年会长老的洗礼，信奉了基督教，他的外国传教十朋友们戏称他为“基督徒将军”、：他要求部下服从军纪，追求清教徒式的理想，崇尚简朴的生活、务实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他于1924 年率军发动北京政变，打破了北洋军阀的权力体系，最终摧毁了代议制政府的空架子。 这些军阀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尽的千丝万缕般的关系。1922 年到1926 年间爆发了6 次省际战争。它们给已被无休止的掠夺和沉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造成通货膨胀、贸易中断、铁路线和水利灌溉系统等公用设施被毁，吸食鸦片恶习也死灰复燃。清政府早在上峨巧年协同各界力量大力打击鸦片的生产和吸食，曾得到爱国人卜的）‘一泛支待，使当时已经减少到每年500 万箱的英属东印度进日鸦片继续缩减，鸦片贸易最终于1917 年年底完全停止，而数量大得多的中国国户二鸦片也正走向消亡。这时，山于军阀在适合种植婴粟的土地上几征收极高的地租，农民为支付地租只好种植生产鸦片的原料＿一婴策或许罪恶累累的军阀混战大大刺激了爱国青年们的思想；如梁启超曾说过，“今日之中国惟有奸究恶猾之徒方能昌达”。一场学界革命就在这个绝望和耻辱的时代中产生了。 第14 章 中华民国兴衰 一、思想和文化的革命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战乱和衰落后重又面临复兴和再生〕 这场变革规模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改朝换代。对19 世纪早期的社会瘤疾（那时人们吸食鸦片成风）。〕 和近几十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中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奉献热情做一比较，我们就必须承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中国在19 场年后的军阀政治中衰落到了极点，但随着政党专政制度的建立而又得到复兴。意识形态领域内儒家思想的衰落与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影响大致同时发生，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确实有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模式曾经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军阀时代既是乱世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先破后立。1916 年之后10 年中形形色色的思想实践和时新试验毫无拘束地涌现出来。随着政治力量的衰落，出现了思想、经济和社会多元发展的态势，在躁动的思想下潜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大潮。 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中央集权政府衰落、国内社会秩序加剧恶化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西方对中国减少出口使得民族工业更容易地在外国控制下的通商口岸中发展起来，在这里民族工业的发展可以不受横行内地诸省之军阀部队的肆虐。一个游离于旧式行会制度之外的新兴商人阶层，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从1901 年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4 年为止，全国已有1 仪习多所地方商会，会员达20 万人。但是大型企业主要还由英国人开办，当然也有美国企业（尤其是在上海）和德国企业（1915 年前在山东）的参与。如中国缺乏石油资源，即为外国向中国出口煤油提供了市场；进口的煤油或是用来代替植物油照明，或是作为燃油与煤炭竞争。中国的石油进t - J 完全为美孚石油公司和亚洲石油公司所控制。后者是成立于上叨7 年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由于中国的英资、华资和日资棉纺厂长期进口棉纱，受此刺激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发展起来，此时已有能力为这些企业提供原料。香烟市场最早是由美国人1902 年组建、总部设在伦敦的跨国集团英美烟草公司开发的。打开中国市场后不久，英美烟草就通过它的买办向华北的烟草种植者提供种子和信贷。它建立了一套烟叶收集和烟草熏制工厂网络来为六个下属的卷烟工厂提供中国产的烟叶；但不久后，建于1905 年的南洋兄弟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与它展开了竞争。 到了1914 年，一种现代中国的行政和企业管理阶层出现了。这一阶层后来被不顾历史事实地贴上了“买办阶级”的标签。确切地讲，它是在外国教育家、公务员以及商人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这一阶层的人士在教会学校和其他设有中西混合教程的学校、海关司、邮政局（它于1912 年起从海关司分离出去，到了1918 年，它雇用了100 名外国人和27 仪幻名中国员工）、汽轮航线、工厂、商店以及怡和洋行等通商口岸公司的日常事务中，或在A . P . C 和英美烟草等等新型专业化公司的商务活动中获得了经验。这个新生的中产阶层已经在通商口岸的工作和与外国人的日常交往中掌握了现代经济管理方式。他们已获得建设经济所必须的心态和素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给他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的机会： 其他工业化所必须的要素还包括中国通过海外华人和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些资金往往由一些现代中国银行经办。这些银行或受政府监督，或为私营。这类银行在1914 年有17 家，1926 年则上升为102 家，旧式的山西银号就此淘汰出局。但是还有许多因素滞缓了金融资源的发展。作为生产性投资的一种替代选择，旧式高利贷仍能赚取12 ％甚至更高的年息。币制的改革和统一当时还未能取代价值单位不同的银两，尽管早在哀世凯做总统时由政府铸造、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就已进入流通领域： 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吸引了一支劳动大军，因为这些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来看护纱锭、检选烟叶，或在生产火柴、面粉、罐装食品、水泥等物的工厂中做工。而新近开发的铁路交通和汽船航运系统则使这些就业机会，为农民长期以来的闭塞生活提供了新的选择：军阿的捐税和兵役、人口的增长（假定人口增长了）和自然灾害都刺激人口流向了城市。城市生活和工厂做工打破了旧的家庭纽带。当儿女们开始自己挣工资吃饭、女性成员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时，家庭就不再是一个控制着个人生活的自我封闭型的社会经济单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受私人关系左右、普遍适用的工作能力标准也替代了家庭地位和亲缘关系。在拥挤的贫民窟和剥削劳动力的1 几厂中，新的价值观开始古据主导地位，而工厂中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则缓慢得到增长。到了1919 年，他们的人数已超过100 万，或者可能达到了150 万。社会变革不仅体现于新式资本家和劳工阶级的崛起，而且也反映在青年和女性新型地位的确立上。）年轻人曾领导了辛亥革命，如今学生则取代了旧式学者的特权地位。19 巧年，教育部统计表明，当时已有各式政府出资的学校12 万所，在读学生达《 幻万人。这个数字比过去有所增长，尽管有大学学历者才有几千人。天主教和新教办的教会学校在1919 年拥有大约50 万名学生。新教办的大学为高等教育树立了新的旗帜。传教士们首先发起女子教育运动，在1 . 3 万名新教学校学生里女学生古有可观的比例。1915 年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金陵大学在南京成立。 工商实业家、工厂工人以及现代学生这些新兴的社会阶层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统科举考试的合格者（狭义上指士绅阶层）让位给那些在城市里或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在农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喜欢住在城市里，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社会：，简言之，对群众运动十分敏感的各阶层人士所居住的城市，其兴起是随农村生活的衰落而来的。在农村，高高在上的大家族统治消亡了，而像以前一样住在村庄里的广一大农民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交通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农村人口在数量上有增加，但这些人口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反而下降了。佃户和贫农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这些人受不到教育，既无立身之地，又没有职业，很多人只能去做土匪、加入军阀部队或做苦力为生。旧式社会结构的崩溃迫使学生阶层以领导者和救世主的形象站到社会生活的前列。他们继承了知识阶层以国家为己任的传统，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强国、救国。通过对外国的接触，他们不断产生各种新的想法和动力（。这时的日本仍然吸引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约古总数的2 / 5 ） ，但有1 / 3 的人开始留学美国。上的8 年美国返还镇压义和团后它所得的庚子赔款（约12 （ X ）万美元），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从19H 年起不断有学生拿到它所提供的奖学金赴美留学。1924 年最后一笔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后，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笔款项，成立了一个称为“中国教育文化促进基金会”的组织。另外，为了给一战时期的欧洲提供劳工，中国征集了14 万劳工遣往法国。在那里，一些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在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发起了为劳工补习文化的活动。此前，已经有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发起了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二所有这些活动开始打破长期以来知识阶层和劳工之间的界限。 于是，法国取代美国成了中国留学生接触了解政治运动和培育政治信仰的中心。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劳工阶级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萌芽，但欧洲无政府主义理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克鲁泡特金在他的《 互助：演变的因素》 （1 如2 年）中宣称，尽管要开展合作互助，但首先必须打破对自由的限制，互助和竞争仍均为自然法则。在东京和巴黎留学的学生试图将无政府主义原则应用于中国，他们反对一切精英集团和任何政府形式（包括民族主义政府），鼓吹平均主义、群众运动和包括暗杀在内的直接行动。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是对公众意志和自愿联合不切实际的信仰，它结合了清教传统、自我牺牲精神和摧毁现存秩序的手段，许多中心城市中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均采纳了这一思想。 北大新思潮 学界革命的中心是国立北京大学。一方面，它在当时的国内教育界执牛耳（当时北大以外，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另一方面是由于1917 年新校长蔡元培为它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蔡元培为前清进士，25 岁时人翰林院，后加入同盟会并赴德研究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学说，1912 年先后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任总统治下担任第一届民国政府的内阁教育总长。他再次赴德法深造回国后，便着手把北大从培训官僚的衙门学校改造成为兼容并包各种思想的学术中心。蔡元培曾在1912 年呼吁，“学术应当超越政治？ ? 一学术不应当受制于政治”。由于当时袁世凯执意恢复孔教，他的呼声受到压制；而此后这类呼声也屡经党派独裁的封杀。从长远看，中国的重建需要寻找新的正统理论来巩固其政治实体。但是在军阀混战时代，恰恰是政治结构的弱点而非多党政治中的法网优势，使得自由思想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真正发展起来。蔡元培鼓励在北大自由发表各种观点，甚至允许师生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结果，知识界的百花齐放在思想层面上形成了与辛亥革命双峰并峙的局面。这场思想革命由不可多得的转型期人物发动，他们大多生于19 世纪80 年代，旧学功底深厚，留学海外后对西方文化也多有熏染。横跨两个世界的这一代人所具有的知识优势使他们能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加以扬弃。蔡元培为北大带来了一位国文系主任，他就是影响颇大的革命记者陈独秀。出身官僚世家的陈独秀为前清秀才，后赴日本和法国留学，并参加过辛亥年革命。他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个人自由理想”的热情宣传者。他把中国的衰败归咎于孔教，认为它宣扬的家庭义务侄桔了个人自由；它的轻商思想导致了民贫国弱。19 巧年他在其本人创建的《 新青年》 杂志上，号召中国青年“要独立，不要做奴隶… … 要进步，不要保守… … 要积极，不要消极… … 要放眼世界，不要封闭，？ ? … 要实际，不要追求空洞的形式… … 要科学，不要空想”。在北大，陈独秀继续主编《 新青年》 。此时这份杂志成了各种思想均可公开论战的讲坛，并公开刊登各界致编者的来信。它的发行量达到1 日汉刃份，鼓舞了各阶层的学子。 陈独秀在北大的主要盟友是胡适。胡适也是出身官僚学者家庭，早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兴趣转向了哲学。他在哥伦比亚学院师从约翰？ 杜威时，接受了许多革命者倡导的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的观点；明清两代的白话小说和早期传教士编写的小册子为自话文写作树立了榜样。胡适首创用日常语言写作中文白话诗，反映了当时美国诗坛“新潮流”一派的观点。他和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共同发起了白话文运动。陈独秀在《 新青年》 上表示支持这一运动：此后不久，《 新青年》 就完全改用白话写作了。此次“文学复兴”有好几个目的。首先，人们希望通过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以适应现代的思维方式。胡适宣称，一种死的语言不能够创造活的文学。他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故追求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并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书面语言用作批判性思维的工具。第二个目的是用浅近的文字创作一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文学，使文学更加深入大众。陈独秀要抛弃“僵化和过分雕琢的”古典文学以发展一种“新鲜而真挚的”现实主义文学，抛弃那种“属于少数贵族的暖昧不清的文学”，创造一种“平实、简练、表现力强的大众文学”。这一运动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目的，即摧毁“孔教道德和道教迷信的擎生场”，解放个人。一种“抗议文学”很快出现。《 新青年》 在1918 年5 月号刊登了一篇短篇讽刺小说《 狂人「1 记》 。，小说中的主人公认定人们要杀死并吃掉他。他打开一册历史书，见到“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但靠近了细看却发现“整页书上”的字里行间写满了两个字：“吃人！”这篇小说对旧社会的控告体现了作者鲁迅的典型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很快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人物。就这样，到了1919 年，北京大学成了西方和中国古典传统汇集交融的场所。其他不少刊物的创办使《 新青年》 获得了更多切磋砒砺的同志……在接踵而来的思想震荡中，当时盛行于欧日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理论都在这里得到了表达，尽管其中不乏一知半解的转述。它们包括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等二依靠这些思想武器对旧社会的全面批判引导了两位主角的出场：这两位主角就是陈独秀所称道的“德；创：。 ' '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写道，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医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和思想止的恶疾）此时，从思想仁和沟通方式上看，在政界和学界引发一场知识阶层能量大释放的条件都已经具备。 “五四”运动 “五四”一词来源于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的小威游行活动，但通常它成为指代1917 至！921 年问（甚至这以后时期）整个思想界运动的专用语。关于这场运动的叙述，我们只是开了个头。“互四”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主导政治力量的出现。自日本于1914 年占领山东后向哀世凯政府提出21 条要求以来，爱国情绪 518 中国：传统与变迁 不断高涨。在一些人的努力下，中国于1917 年8 月加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这能使中国获得参与战后和平会议的权利以反对日本的战时扩张。但是日本事先已经秘密照会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取得了它们对日本保留在山东权益的承认。同样，日本在1917 年11 月和美国签署的“兰辛一石井”协议中也默认了这一点。1918 年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世界欢庆民主战胜军国主义，但代表北京和广东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1919 年1 月和威尔逊总统本人同样惊讶地发现，后者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和开放外交并不适用于东亚。后来有迹象表明1918 年连北京的军阀政府本身也签署了承认日本在山东地位的秘密协议。于是中国年轻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最终付之东流。中国公众震惊了。数百名海外华人、学生、商人、教育界人士、工会和政治组织向巴黎和会发去电报，表示抗议。正当学生们为北京军阀政府的秘密卖国行径而群情激愤时，传来了巴黎和会决定保留日本在山东权益的消息。5 月4 日，北京13 所高校的3 仪”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签署了共同宣言。接下去的游行示威引发了暴力事件，学生们痛扫一了一名亲日派官僚并放火烧了另外一位内阁部长的私宅。 “五四”运动的历史影响在于此后学生们发动的政治舆论。北京学生组织了一个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学界联合会。他们的活动很快得到了来自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界和商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以及安福系对立面军阀的支持。其他城市的学生仿效北京学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举行示威游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并以上街演讲的形式发动大众支持这一运动。他们也发动了教授、教师、作家和新闻记者这一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后者亦组成团体参与政治活动。5 月底6 月初学生在2 仪）多座城市里举行了罢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学生们证明了自己是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相信武力能解决事端的北京军阀政府在6 月初企图镇压这场运动二军阀政府逮捕了1150 名学生闹事者，把半个北大变成了一座监狱。作为反击，女学生加入了男学生的行列，继续上街游行。同情学生运动的上海商人在一场持续一周的爱国罢工活动中宣布罢市。上海4O 多家工厂中，工人以支持爱国运动的名义罢工。这场包括各主要阶层并形成群众运动的真正爱国主义运动终于获得了胜利。北京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三名亲日派“汉奸”官僚被革职，内阁宣布辞职，同时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引发的政治活动迎来了19 世纪20 年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个时代具有三项主要标志：一党专政的兴起、社会主义思潮的成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孕育了政治活动的学界激变仍然不断发展，传播媒介日益增多，西方思想得到更为热心的研究，旧的恶习受到更为有力的打击，新的价值观也更多地得到了讨论。这场运动在1919 年5 月4 日之后的一二年中基本上停止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活动，故又称为“新文化运动”。作为它的宣传媒介，几百份白话刊物此时纷纷面世，尽管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报纸也同样鼓吹新思想，对一切价值取向重新进行审视。包括西方着作泽本在内的书籍出版也骤然增加了。，通过这些方式，由二十几岁的年轻教授和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发起的学界革命迅速地从北大扩展到了全国。不同目的的学会遍地开花。知名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往往由胡适担任口译。罗素也来华讲了一年学。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很广泛的影响。 对旧儒家等级制度的抨击否定了自古以来“三纲”的合理性。这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应的“忠、孝、节”三德作为国家和家庭专制的支柱也受到了抨击。儒教的反对者抨击了儒教体制下父母的专横、包办婚姻和把成年人当作家庭附庸的现象。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和西方同一时期争取妇女普选权和平等权利的运动媲美。尽管康有为还像1898 年一样积极鼓吹儒教，当时许多保守派人士试图将儒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却受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儒家礼教常被遣责为压制个人的栓桔以不平等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和理沦受到唾弃：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服侍主子的文化；胜利的主子在千万人的痛苦之上耀武扬威。 对孔教的抨击让人们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古代的传统。北大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对古史的真实性做了再评价。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领导了一项涵盖深广的“整理国故”活动，对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做披沙拣金的扬弃工作。他们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中国佛教史、白话小说和有清一代的思想。这种对民族遗产的关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欧洲物质文明幻想的破灭而得到加强。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在精神领域的破产。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到崇信物质至上，它已经萎缩、干枯，正在承受着一场由精神饥荒造成的疾病。这一系列的沦争使人们得以评估各种观点的优劣。宗教问题也在讨论之列，有人扞卫它，但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1922 年世界青年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立派学生则在全国范［fi上内组织了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 随着学界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战胜传统秩序，它渐渐失去统一的目标。这个阵营内部分化成厂两大派，一些人倾向于从事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演变，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投身政治行动、暴动和暴力革命。人们主要按照个人气质和出身背景给他们归了类。用实用主义方法重建中国文明是由胡适提出的；他反对多谈“主义”， 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无所不包的教条。相反，他提出应该把力量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要用细致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去分析问题。“无所谓彻底解放。解放指的是从这种或那种制度，从这种或那种信仰，为这个或那个个人，赢得解放；它是一点一滴的解放。”这种看法对许多人而言不足以应付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在感觉上也很难令人感到满意。胡适立足教育的长远规划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成效。这一规划只能产生向军阀政府要求保障民权的自由主义宣言，但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们并无能力实施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积极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来源于西方关于天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理论，但在中国并无能够支持起真正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类似理论传统。相反，在军阀肆虐的中国，未来的自由主义者在能“自私地”要求获得他应得的民权之前，首先必须帮助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也是新型爱国思想所要求的。大众关心的焦点一度是如何解放个人，但1920 年之后它又回到更为合乎国情的主题上，即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又一次夺走了自由主义的优先权。各种政治运动再度兴起，它们将发动个人并将个人及其文化生活纳入它的轨道。 五四事件已经表明，当学生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行动时他们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看得很清楚。于是他开始招募学生，作为他全面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政治行动对于性格活跃的陈独秀也颇有吸引力。正当此时，苏俄的榜样和方针以切实可行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派和某些主要的国民党领袖人物一样，很快感到已经找到了长期寻觅的行动纲领。 学界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科学的理论，而当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列强的秘密即在于“科学”二字。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依靠压迫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为了争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前发展。这一观点对青年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有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演化的真义、阐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受欢迎的是一种乐观的信仰，即认为通过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古有制度，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削；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上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所有问题刚刚萌芽。不仅如此，列宁还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共产党这个纪律严明的精英组织将成为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殖民帝国主义解释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本来被认为适用于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至此还只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小题目，而马列主义就更是新生事物了。1917 年苏俄成功夺取政权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救世主形象由此变得更为可信。它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套能够全方位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沦层面上，它提供了一套完整、普遍和科学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教人们摈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在政治层面上，列宁主义提供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和一种夺取政权、利用政权发动群众、重建社会的领导艺术。这其实是苏俄在借用西方世界政治技术方面迈出的一步。最后，列宁主义向个人展示了一条自我约束并为爱国主义目的而献身的道路。 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本来就与日俱增，而这一理论在中国出现时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白热化，正需要一种组织方式来引导。中国在凡尔赛被出卖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C 从此，正如列宁所说，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走到了一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进而开展政治行动。一向关注中国农民解放问题的教授李大钊曾在《 新青年》 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文庆贺十月革命；1919 年5 月他负责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北京和上海的研究会开始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讨论（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李大钊助手的湖南学生毛泽东也在1919 年3 月回到长沙后发起了类似的团体）。到1920 年年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全身心地接受了马列主义。陈独秀于同年9 月和其他一些人聚会，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当1921 年7 月毛泽东和其他11 位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均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 苏俄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支持。它首先提出放弃所有帝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此举赢得了全国上下广泛的亲苏情绪。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 年3 月）来华筹建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设立通讯联络处，出版刊物和设立各党小组，并且列席了中共一大。在这个阶段，共产国际的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战后在法国半工半读的学生中有不少积极分子来自湖南。他们于1920 年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南开大学毕业的周恩来成了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领导集体中最着名的一位。1921 年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使学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抉择，学者或是避开政治埋头学术研究，或是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当胡适和陈独秀在合作四年后于1920 年初分道扬镰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选择。 作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似，书面化的日常语言开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实验性的应用。长短篇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等新式体裁和主题都有待于人们用中文对它们进行再创造。许多努力刚刚开了一个头，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但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当务之急是社会革命：人们应当铲除旧制度，重建一个新社会。作家们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教育民众，拯救中国。那些以个人主义方式追求浪漫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与前者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中有素以救治中国瘤疾为己任的鲁迅。最有影响的早期文学组织― 文学研究会，承担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小说月报》 杂志。他们提倡一种多样化的现实主义的“人的文学”，重视西方小说的翻译，并且鼓励新进，其中包括几位女作家。与之竟争的是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起初他们投身于一种彻底反叛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出版了一些坦白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描写主人公爱情生活和爱国情绪同时受到挫折，从而良心受到谴责，有负罪感。但到了20 年代中期，创造社以同样的热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郭沫若在谈到1924 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写道：“我现在能够把所有过去无法理清的思想安置齐整；我已经找到了所有过去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一表述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并预示了视文学为艺术的自由派个人主义者的厄运。由于缺少一种近代传统和在新环境中进行艺术评价的尺度，或许作家们更容易接受以文学为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初级社会功能的定义。 二、国民革命的背景 19 世纪20 年代在军阀战争达到了混乱的极点之后，目睹了又一场革命的兴起和军阀制度的消灭。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外交关系上和国内政治上的一系列目标。在外交关系上，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外国特权和外国势力。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但在国内政治上，各派间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分歧。通过组织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发动社会革命，这本来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但革命领导层的主要人物最终背叛了社会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始于1921 年，直至1925 年年中。它从团结各派，积聚力量开始；两年后达到高潮，然后革命热情才开始消退。作为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一步，国民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党专政终于问世以替代旧的封建王朝制度。不平等条约体制也即将走到它的尽头。通过不断修约，中国收回了越来越多的主权。但这些可喜的现象不幸未果而终。国民党独裁政权并未能控制中国所有的省份。国民党赖以取得政权的那场国民革命，原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一旦推行到农村，便戛然而止。同样，中国也未能彻底恢复全部主权，如未能如愿以偿地取消治外法权。这场国民革命与1911 年革命一样，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可能影响至此也将用尽。无论通商口岸的西方实业家还是在内地活动的传教上，对中国问题都无可奈何。任何一个把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身上的西方列强都无法为中国提供一种政治改革的模式。它们同样也没有办法约束迅猛发展的民族主义洪流使之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动力。西方帮助中国打破了旧制度，但它是否能帮助后者建设一种新秩序呢？这成了1921 年到1922 年间重建战后外交关系的根本句题。 拖沓的修约 外强希望看到中国建设成一个和其他国家一样稳定的中央政府。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形成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终止的可能性。由于条约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定的，其中一方（中国）接受另一方对它主权的限制。外国外交人士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歧与其说在于中国是否应收回主权，不如说是以怎样的速度、通过怎样的过程来实现主权的回归。西方列强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的（华盛顿会议于1921 年11 月12 口至1922 年2 月2 日召开）二这个解决方案共分四个部分，但它无论从合法性、条款的可执行度，还是强权政治中的条约约束力来看，都不具备强制实施的可能。首先，方案规定英日同盟自行终止，两国之间不再建立其他替代性联盟。原先的英日同盟约定，一旦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英国和英联邦应加入日本一方参战。其次，会议就列强海军主力舰的吨位限制达成了一致，英、美、日之间的比例为5 : 5 : 3 ；附加条件是英国或美国不得在新加坡以东和夏威夷以西建立海军基地。第三，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同时也撤出东北亚。1918 年年中西方列强干涉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列强军队特别是日军进古了俄国远东的滨海省、中国东三省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就是说，日本为了答谢英美承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权，把它在亚洲大陆上除朝鲜以外的势力区缩小到上卯5 年时的规模。最后，九国条约正式宣布，与会国家一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并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关税问题和治外法权问题，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根据这些协议的规定，日本撤出了山东，英国也归还了威海卫。但关税会议一直拖到1925 年、1 926 年间才召开。即便到了那时，与会各方除了同意中国至1929 年可以实行关税自治外，没有就任何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同样，1926 年在北京召开的治外法权会议也未产生任何结果。使中国在走向一个民族国家的路途上更加步履维艰的，是它缺少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军阀和土匪的肆虐威胁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中国当局在履行国际义务时的无能使之在外争国权时往往气短。中国的内乱阻碍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修改工作…… 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启发 苏俄对20 年代中国的影响仍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但和西方列强那种不太热心地逐步改革中国外交体系的做法相反，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国内革命样板。早在1912 年，列宁就已提出工业化欧洲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支持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导下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1920 年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在他题为《 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亚洲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作为反击，西方无产阶级应当和亚洲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共同的敌人“金融帝国主义”，因为后者是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者和亚洲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死党。列宁就这样用帝国主义理论归纳了世界形势。它在同一个体系中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各种因素的历史意义。革命者军事上的对手可以被定性为代表垂死的旧秩序中封建反动派的“军阀”。城市商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也可以“跃过”。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动中国广大农民，一个“联合阵线”就可以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采用这一策略，在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击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很好地组织起来从内部夺取权力。列宁预见了一系列的机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暂时合作甚至结盟组成统一阵线，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农苏维埃建成独立的政权中心。 列宁的后任们继承了这一理论。托洛茨基鼓吹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而斯大林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阵线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所以斯大林在提出他的观点时不得不首先声明国民党只是一个政治联盟，它是由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这四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后来被称为民族资本家）。这些选择使苏俄对中国的建议具有一种内在的二重性：它既可以强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可以鼓吹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苏维埃以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地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在这两种策略之间还存在一种缔结政治联盟联合一些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的中间立场；如共产党人可以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除去这一方针上的灵活性，苏俄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公开外交和革命颠覆两个层面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苏俄外交部的政策以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特殊权益为开端。经过在北京的九次艰苦谈判，苏俄政府实际上达到了帝俄政府在东北亚的目的。苏俄和北京政府于1924 年5 月签署的协议最终确认了中俄共同管理中国东清铁路的事实以及俄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范围。同时，在苏俄颠覆计划的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组织机构，并帮助发动一场由中共领导的劳工运动。共产国际也和北方主要军阀头目及南方的孙中山进行联系。这时，俄国局势的发展使列宁在1921 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紧缩开支，缩减各项活动，“暂时搁置”共产主义的输出。这一做法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未能看到苏俄更为极端的可怕形象。 国民党的重组和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共合作孙中山正在寻找一种政党组织形式，以便把国民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派改组为能对觉悟不高的广大民众进行“训政”、建立民治政府的政党。苏俄的一党专政此时似乎已成了历史大潮的一部分，而1919 年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提供了不依靠阶级斗争的一党独裁的典范。五四运动启发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新的国民党章程、纲领和宣言于1923 年1 月1 日公布。国民党的重组工作在1924 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正式完成。作为重组工作的一部分，孙中山逐步发展起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关系。 孙中山是在各种形势的逼迫下走向了这一步。列强只顾与北京政府周旋，而未作出任何举措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他在1923 年9 月向列强提出允许广东政府使用广东地方海关税余额，遭到列强的严词拒绝；更有甚者，列强在广东海面聚集军舰，防止孙中山的军队武装占领海关。他多次向西方求助未果，国内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也令他沮丧。国民党在广东成立的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国会同北京军阀政府的国会一样脆弱，随时都会分崩离析。与某广东军阀合作破裂后孙中山被迫出走上海。他函需帮助。 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结盟意味着孙中山必须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二大于1922 年年中召开，会议同意和国民党平等合作。但国共合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两党合作。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以便形成一个“党内”而非“党外”集团。孙中山允许李大钊在加人国民党时保留中共党籍。紧接着陈独秀也以同样的条件加人国民党，并被授予国民党要职。此外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陆续加入。 根据苏联的建议，孙中山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军队。他派遣其得力军事助手蒋介石赴苏学习建军方法。国民党开始列席共产国际的会议。1923 年年初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开始任用中共党员担当要职。他采纳了一位能干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让他负责规划新的国民党机构。很快孙中山就有了一个政治部，为他培养宣传干部以组织发动群众。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推选代表组成高一级机构（县级和省级）， 再由后者推选出执行委员会。这样层层向上直到全国党代会，再由它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时却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控制一个列宁主义集权政党。在这次权宜合作的共产党方面，则于1923 年召开了中共三大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部集团”的联盟方式。会议同意由国民党来担任“国民革命的中坚力量”。毛泽东一度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一位国民党强硬派人士共事，负责协调两党组织关系。但是党员不足千人的中共为了不让国民党过多地控制其成员而反对进行过分密切的合作。他们计划双管齐下，一方面从内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同时在国民党外发展自己的群众组织。 孙中山以自信与务实的态度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他看到学生能够有效地组织工人农民，而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共与拥有上万名成员的国民党相比是不足为虑的。据说列宁曾谈到孙中山有一种“无人能学的、孩子一般的天真”。但孙中山却认为他的党能成为俄国人的长期合作伙伴。他认为国民党是不会被中共这些毛孩子所愚弄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军 孙中山需要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完善新的政党机器。从1918 年孙中山在野寓居上海时起，他就开始发展一套“心理重建”的理论。其中就有“知难行易”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认为革命至此仍缺乏一种思想理论的指导。孙中山内心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帝国主义的论断。他同意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间存在斗争的说法，但并不认为应该把这种斗争和每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实际上，当鲍罗廷提出国民党应当有一套更加正式的意识形态时，他拿出了经过修正的“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在1922 到1923 间的冬季所做的零星演讲中，人们可以发现，对于在1905 年被定义为反满、到1914 年被抛在一边的“民族主义”观点，孙中山强调其反帝的内容。它同时也包括汉人和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民权主义”经常被解释成“民主”，此时则区分了国民享有的自主权利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孙中山虔诚地希望“使政府成为机器，人民成为机械师，'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创制、复决和回收选票的过程二这一套办法当然从未在中国实行过。“民生主义”是最模糊的一条。孙中山特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并重申他坚持早年信仰的限制资本和亨利？ 乔治用单一的土地税来实现“平均地权”的观点。三原则中，民族主义原则是各方均一致同意的共同核心。 和政党组织与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是一支受过训导由党指挥的军队。蒋介石在苏联学习四个月后回国担任了广州附近珠江下游黄埔军校的校长。一批苏联顾问担任他的助手。中共主要代表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不断向政治部渗透，但未能完全控制这个部门。很快，两个团的军校学生组成了国民党的党军，他们受到的训导将使他们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战。孙中山于1925 年3 月12 日逝世。他死后，国民党像对待开国帝王一样，尊他为“国父”。他的着作成为“孙文主义”的教材。为了继承他的事业，他的部下于7 月1 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化一党专政，选孙中山的主要接班人汪精卫为主席。这时，革命发展到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阶段。 三、国民党的兴起与执政 劳工组织 1925 年夏大，古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和人数较少的共产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武装起来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反对金融资本的劳工运动相结合，斗争形势不断高涨。这些运动都有各自的理论。“五四运动”之后六年，列强仍然享有累积起来的儿乎所有特权。日本关东军的租古地和由其经营的南满铁路古据了整个东三省。南满铁路和英国的开滦矿务局垄断了中国最大的煤矿。在天津，租界地区仍然由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控制。外国使团的卫兵依旧在北京大街上巡逻。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向地方纳税的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通过上海市政厅进行治理。华南的贸易基本上由香港一家独揽。中国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系统的要职仍由外国人担任；这些机构的收人主要都用于偿付外债。外国经营的汽轮航线及各国军舰均可沿内河深入到湖南和四J 日等内陆省份。许多现代工业企业也都是外国人开办的。 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详细地描述这幅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画面。南北方和东三省的军阀们互相攻伐，争夺地盘，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外国势力勾结，使局势更加恶化。反帝情绪在一些大城市里最明显。新兴的工人阶级大量集中于上海、广州、武汉和天津这些城市。在那里，工厂虐待劳工的恶行几乎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一样所在皆是。工人每天工作12 小时左右；一周工作7 天，只有很少的节假日可以休息；农村来的非熟练工领取计件工资，随时会被退货；童工和女工一样受到剥削，女工在工作时经常把婴儿放在用来缥丝的沸水盆下。工厂没有任何措施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工人经常和中方包工头、外国管理人员及督工头发生争执；工人的工资极低，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就是这种让人回想起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场景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了动力。 现代工人运动理所当然需要一种新的劳工组织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手工业行会里，店主仍然控制着手工艺人和学徒。那里时常强调的是行业的稳定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旧式的秘密会党已不再适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颇有势力的青帮和洪帮始终不能超出走私鸦片、开妓院、从事非法活动和保护依附者的活动层次。在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间已成立起一些组织，以维护工人权益，但早期最有效的工人组织是1914 年之后成立的中国国际海员工会。一阵罢工浪潮曾随“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兴起。此后共产党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取得的成绩逐渐超过了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和组织。中共于1922 年5 月在广州发起了首届中华全国劳工组织大会，并在湖南、湖北和华北铁路沿线酝酿罢工。 1925 年，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和各省军阀政权在大多数深谙世故的中国人眼中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罪恶搭档。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把这对罪恶的双胞胎看成“民族主义”的敌人。中国实业家更是急切地反对它们，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来竞争就呈复兴势头。1925 年年初，上海的工会组织和罢工活动有所回升，中华总商会的商人们也抗议上海市政厅不给他们代表权，却制定法规向他们征税。当英国人为首的的警察于5 月30 日在南京路枪杀了13 名示威者后，全国各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罢工和抵制洋货活动，甚至发生了武装反帝活动。这次“五姗运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一场类似的冲突发生在6 月23 日。在面对广州领事馆区沙面岛的沙基海岸，示威群众和英法军警发生争执，游行队伍里的黄埔军校学生和英法军警互相枪击，有52 名中国人丧生。这次冲突导致了一场持续15 个月的反对港英当局的大罢工和抵制洋货运动，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一时陷入瘫痪。这些事件与一些零星冲突为以后组织学生运动和动员各界参加全国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青年积极分子参与了这些事件并成为活动的中坚力量。到1925 年为止，包括共青团在内的中共党员总人数迅速增加到2 万人左右。它已经有力量夺取对城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了。 北伐和国共分裂 全国各界对1925 年“五琳运动”的强烈反应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提出了革命最终目标的问题，这使在J ‘一州各方合作力量的团结受到了考验。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得到左右广东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纵容，国民党右派则处于守势。后者的主要兴趣是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联合各个阶层开展反帝斗争而非用阶级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它需要一种促进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为联合各界反帝反共的斗争服务。对中共和决定其路线的共产国际也很为难：不是冒倾覆的危险与国民党决裂，就是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寄希望于两派的分化。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不断发展独立的力量，同时也领导着农民运动。 事态的发展还是朝着维持国共合作的方向进行，而斯大林也倾向于继续保持国共合作。1926 年召开国民党二大时国民党左派仍然古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会决定继续两党联盟。大会维持了共产党员在秘书处和组织部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保留了七名共产党籍委员，古委员总数的20 ％。这一安排得到了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已经击败了盘踞在广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但在省港大罢工时建立的武装组织已由共产党接管，并正发展成一个在当地拥有武装、听命于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的影响在国民党机构和群众组织中不断扩大，并且实际上控制了海军。蒋介石于3 月20 日借口自卫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逐步排斥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些苏联顾问，但同时又重申将忠于广东和莫斯科建立的联盟。这样到了1926 年春，蒋介石作为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主角在政坛上出现了，而中共则再次面临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或与之作斗争的选择。莫斯科依然赞同合作：斯大林需要蒋介石的合作，以便说服主张建立独立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而蒋介石也同样需要和中共结盟以换取苏联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支持。 根据很早以前孙中山的计划，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消灭军阀割据势力以重新统一中国，但也有越过广东地方矛盾、扩大国民政府国库税源区的目的。1926 年7 月开始的北伐，在新建宣传机构的协助下进军神速，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边上的时候已经收编了大小34 支军阀部队。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了沿途人民的欢迎。这些部队中只有一支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共产党基层组织还没有在军队中广一泛建立起来。1926 年底，仍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中共依然留在国民政府中，于是中共仍然保持“党内集团”的特殊地位而未及时发动热情高涨的农民或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 1927 年春，北伐军乘胜进军华中。国民革命进入了一个军事力量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此时，凭纯粹的政治手段左右局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军方关于反共的矛盾很快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蒋介石和军方加入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不久，国民党左派也背弃中共并最终与右派合流。这样，争取国家统一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民族主义运动把可能导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共产党成分清洗了出去。 蒋介石挥师东下占领上海附近粮产区的工业基地之后取得了这些进展。正当此时，北京当局冲击了苏联大使馆，发现一些苏联秘密策划颠覆活动的证据。李大钊等涉嫌此案的中共领导人后来被当局处决。紧接着，4 月12 日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协助下，怂恿当地反共分子摧毁了共产党的武装组织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机构。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城市。4 月18 日，蒋介石在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武汉政权分庭抗礼。事变发生后，留在武汉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仍然得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要他们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国民党左派在对共产国际失望之余也增加了对中共的戒心。7 月间，他们终于和原先的同志决裂，共产党被逐出了武汉政府。8 月1 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南昌起义，于是两党内战公开。共产国际指责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说他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了相反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导致合作的失败。陈独秀作为斯大林判断错误的替罪羊于1929 年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在他写于1927 年2 月的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提出和当时莫斯科指示相反的观点。这时他在湖南领导了一场被称为“秋收起义”的农民暴动。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中共在沙头和广州发动暴动也相继失败。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或被处决，或潜入城市开展地下工作，还有一些人被迫撤到农村。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学右派面前的障碍已经扫清。他们在上海的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左派展开和谈，把南京政权建成了全国的中央政府。军阀割据并未完全消灭，但中国与10 年前已大不相同，它总算有了声称要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维护国家尊严的中央政府。 革命和外国列强 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反应是承认革命政府要求的多项权利。1925 年“五份运动”之后，上海市政厅有了中国人的代表；市立公园逐渐向中国人开放；上海混合法庭被一所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地区法庭取代。1926 年列强准许广东政府征用海关税余额。他们曾在1923 年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同样要求。英国则撤销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 1925 年至1927 年间的战事使大多数新教传教士撤离内地。一支四万人的列强军队集结上海以保卫租界。1927 年3 月国民革命军攻古南京时，有六名外国人死于战乱。英、美军舰曾开炮攻击。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平息了事态。鉴于人们对当时中国人革命情绪和事态恶化极度恐慌，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并无多少中外纠纷发展成暴力冲突。和英国一样，美国国务院在此事件中保持了中立，甚至不愿就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外国侨民深信，中国之所以兴起排外情绪完全是受莫斯科的煽动。但西方几乎听任苏联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占领北京后，易名北平。1928 年底，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东北“少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东三省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政府在新一代欧美留学生的领导下，致力于巩固国家团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一些西方大国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但南京政府颁布邮新的法令并与许多小国签约，把他们在中国的侨民置于中国的司法控制之下。1933 年中国恢复了关税自治，同时从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收回了相关的权力。外国租界的数口也从三十三处减少到十三处。 国民政府这一强劲的对外政策不断削减列强在华的特权，但1931 年后放慢了执行的步伐。因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侵略使国民政府和西方列强意识到保留各国在华的法律地位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路线的南京政府面临日本的侵略时便把对外国特权的打击作低调处理。它发现自己和外国人有不少共同利益。这些外国人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人，他们继续作为特权阶层参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办大学、医院，设立银行，兴办公司及进行对华投资。以现在的眼光看，共产国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战略恐怕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当时中国城市劳工几乎不可能发展到能像欧洲工人组织那样建立政治组织夺取政权。工会组织要得到发展、增强力量，也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港口城市中才有可能；但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民党上层权力和外国利益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夺取中心城市，也难以从内部夺取国民党的权力，因为共产国际已经为国民党建设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苏式政党结构，要颠覆它谈何容易。在20 年代，共产党也未利用农民的力量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当时的中国共卢党力量薄弱且经验不足，而莫斯科又在万里之外遥控指挥，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国民党和蒋介石从他们当时的胜利中得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结论，即维持国家政权根本上要靠大工业支持下的正规军队。这个结论日后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看不到组织起来的农民同样有能力帮助建立政权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有一代人均持此观点，他们的历史比共产党还长，与城市和地主阶级的联系比农民还要紧密，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规划中完全忽略了农村社会革命。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从1928 年到1937 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为期10 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可惜西方却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10 年间，苏联开始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时期，而纳粹德国则开始兴起。日本侵略中国未曾受到亚洲以外势力的制约。南京政府与西方进行了全面的接触，但未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而中国农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同时向现代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国传统寻求答案，结果一无所得，受到挫败和失望的双重打击。在旧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新兴现代国家大多有过此类典型经历。旧的政体和传统看来已经破产，而西方模式又不适合国情，忧心国事的领导人向这两者寻求启示，但没有一个给予他们帮助。 国民党时期中国最显着的特征是现代政府和经济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落后。即便到了这10 年的后期，四五亿中国人拥有的现代公路里程与只有2500 万人口的西班牙相当，拥有的铁路总长度不及意大利或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拥有的电报线总长度不到法国的1 / 3 ，创造的工业产值还不及人口800 万的比利时。 为求建国良策，30 年代的中国人纷纷转而师法西方，因为日本和苏联均证明不是友善的师长。这种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成了南京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政权根基的浮浅。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就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业的落后与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结果，南京政府对现代金融、外贸、国际交往及交通和通迅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它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醉心于现代事物的官僚一到农村则往往感到不快。 国民党的弱点同样也来自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它先是不断把新占领区的投机官僚吸收进自己的机构，其后又把年轻的共产党对手一一荃除。国民党刚掌握政权就抛弃了创业时期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式组织形式，转而镇压学生运动，对地方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听之任之，丧失了早先的使命感。简言之，国民党已蜕化为一架官僚机器，变成了反革命的政权。 蒋介石 尽管君主制已在2O 年前废除，中国政局还是需要有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这样一种人不是总统制或是主张权力制衡的立宪制政体所能产生的。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这个独裁者必须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于是蒋介石成了惟一的人选。蒋介石其人立志献身国家，意志顽强，政治手腕老练，有时也多少有些迁腐二他出身于浙江地主家庭，一生推崇曾国藩的为人，青年时期在日本士官学校曾受武士道的影响，后来在有军队才有地位的军阀政治时期积累了政治经验。在苏俄学习时期，蒋介石学到的更多的是治军方略而不是组织群众运动。他不相信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发动群众会有什么用处。不管怎么说，他也碰到了任何执政者都面临过的问题：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要应付所有潜在敌手，必须时时控制所属部队和战略资源，并且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蒋介石需要双管齐下，在身居高位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1927 年蒋介石和孙中山遗婿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从此他和蒋夫人一样成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通过夫人、妻弟宋子文（哈佛大学毕业生）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奥伯林学院毕业生）的关系与西方保持联系。他任用这些有美国背景的亲戚主持财政，安排有日本背景的老同事主持军事。在党派政治方面，算不得国民党元老的“外人”― 蒋介石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处理好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关系，并通过拉拢、分化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及其嫡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1927 年，蒋介石数次和两派中的一派合作以打击另一派。之后，他和胡汉民合作把汪精卫排挤出政坛。1931 年胡汉民和汪精卫结成联盟，而蒋介石却因日本的入侵而成为不可缺少的军事统帅。后他又与汪精卫合作了4 年。1936 年胡汉民死去，蒋介石在1938 年成了国民党领袖。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1935 年遇刺未死，政治上的失意和个人私怨使他于1939 年投靠了日本人。 “蒋委员长”很及时地驾驭住了党政军这套三驾马车，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动用服从他个人意志的官僚机器稳住了地方势力和竞争集团。他的军队主要由“黄埔系”军官指挥，这些人是他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的学生。他们控制了庞大的军事机器和秘密警察组织，压制广西军阀和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在党内，蒋介石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通称为“CC 系”）为首的“组织系”建立了主要培训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院、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这个派别的各机构有它们独立的人事档案、经费来源和秘密警察组织。二陈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政治系”，这是一些与实业界有联系的政客和官员的松散组织，部分源于梁启超的“研究系”。国民党从来没能对它的成员严加约束。它能控制的党员人数在200 万到《 旧万之间。在它的党建结构上，不断扩大的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被党内高层不断加强的集权倾向所抵消。1924 年召开国民党一大时有150 名代表；1945 年召开的六大囊括了各界知名人士，代表人数达到仪旧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 年成立时，有24 名正式委员，17 名候补委员，但到1945 年便发展到222 名正式委员和90 名候补委员。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只开两三次会，它的权力便集中到了常务委员会手中。最初常务委员会只有8 名委员，后来扩大到50 名，几乎每周一次例会。由于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党内要人竞相向最高领袖靠拢。由于训政时期（1928 - 1948 ）掌握政权的是国民党而非人民，通常领导政府的政治局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像组织部、情报部、社会事务和境外事务部等一些原本国民党属下的机构承担着中央政府某些部的职能〔 。党政就这样互相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中国党派政治的第一次试验就显示出许多封建王朝统治的痕迹：所有基层军事和文职官僚机器在最高政治层才统一起来，一切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具有延续性的政党实体选出的最高统治者手中，而后者则于各个政治层面上在或公开或秘密的监督人员协助下开展工作。 军国主义的发展 很多证据都表明，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把注意力从国内改革上转移到加强军事防务方面，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当日本军国主义在持续14 年的侵华战争（ 1931 一1945 ）中最终失败时，中国政府或政府的残存力量要重建国家也只能依靠军国主义政策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国民党政府逼上了相同的军国主义道路，使它否定了在二三十年代所受的西方影响，也失去了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中华民族各种问题的机会。在承认这种观点正确性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政客得以发迹的原因。自从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政府就开始在摒弃阶级斗争的同时投身到统一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去。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即共产党人所称的“黄色工会”）受到政府支持，与左派工会展开了竞争，但农会却普遍受到压制。由于未能在农村发动群众并取得支持，国民党政府只好独力与残余军阀作战。1929 年召开的统一善后会议未能就裁军达成协议。军阀割据消失得异常缓慢，军事统一全国的目的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国民党内有一派反蒋势力集结在广东，而云南、四川、山西、新疆等地的军阀只是表面承认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1934 年前在江西、1934 年后在陕西一直是一个地区性独立军事集团。日本军队则从1931 年起在满洲、1933 年起在热河和河北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股由外国势力控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央政府的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国内各地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力量打打停停。在这方面，南京政府的相对胜利就是蒋介石的胜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军事机器越来越不像以前国民党领导下的苏式党军。相反，它日益成为对其缔造者与军事指挥者惟命是从的小集团。 蒋介石在1927 年辞退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后，转而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接受德国援助并采用了和日本极为相似的德国军事组织结构。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军队及其指挥官自成体系，并不由国防部长管辖。国民党军队同样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并且不受立法机关的干预。军事委员会在各军事部门之外也不断增设为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的机构。在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中，黄埔军校毕业生毋需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就能担任要职，并在不受预算限制的情况下挥霍国民政府的收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中央军很快就扩充到了30 万人。要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不胜负荷。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构筑了防御工事。兵工厂制造出德式武器装备，德国专家得到重用，而他们还未见过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合作的战术，但早晚会遇到“运动战”和蒋介石的“焦土战术”。 经济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10 年里，国民政府效法了集权制程度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主要是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但是，当国民政府试图将预算制度和审计程序推行到自行其是的军队中去时，这一计划在这个一向无法无天的部门中搁浅了。至于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一整套的发展计划就更成了空话。此时美国自己正经历着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尚无通过政府间项目开展对外援助的打算。 政府经济政策的关键是财政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仍有30 多家外国银行在营业。它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还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政客、军阀、商人和投机者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它们一度控制了上海白银贮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上的硬通货。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其资产高达5 亿美元。而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及向政府贷款。 为给革命战争筹款，国民党于1924 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1928 年后，它迁到上海，成为发行国民政府货币兼作国库的国家银行。不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参股并垄断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形成一个欧式中央政府银行集团。在所有中资银行中，四家银行拥有2 / 5 的资金储备和一半以上的存款。 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直到1933 年。在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包括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人、取消厘金和废除沿用已久的银两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1934 年后美国实施了吸纳境外白银的政策。白银的继续大量外流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中国从1935 年起推行了一项货币改革，即在国家控制下发行纸币以代替白银，同时动用一部分外汇来支持纸币。这一政策旨在稳定国际市场上中国货币的价格，并进一步建立起不受外国势力干扰的银行体系。尽管国民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不无成就，但由政府通过信贷合作机构或农业信贷署（成立于1937 年）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以发展经济，却毫无可能。此时的农村银行信贷只能用来满足季节性短期贷款的需求，尚不适合为长期生产性投资提供信贷。它在农村的力量只能和旧式的高利贷行业竞争。当时制定的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蓝图中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实施。这些项目包括了从开发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到控制虫害、改良种子、改进工具和农作物以及牲畜的品种改良。同时引进的还有美国式的大型农场。但在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乡村一级，政府并没有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来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效率。 社会财政状况在现代通商口岸的经济部门里显示了同样的集中趋势。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南京政府放弃了在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而让予各省政府。这样，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放弃历代王朝主要收入来源靠土地税的做法表明南京政府力图避免触动农村的既成格局。与此相反，国民政府有50 ％左右的收人来自海关税，而这个比例在美国仅为1 ％。此外，它对烟草、煤油、面粉等公众日常消费必需品课以重税；政府还从盐务垄断上获取了巨额利润。由于不征个人所得税，普通消费者和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公众的购买力在消费循环里不断被削弱。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来弥补年度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 ％。而四大银行则在国内市场上发行债券，债券总额很快超过了所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总额。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 乃用来应付这些债务。这些债券的国内持有人有不少是南京政府的官僚，他们往往获得极高的利息收入（如果把他们在购买债券时享受的折扣计算在内，利息率常常高达20 ％一4O % ）。由于这些不义之财进的是中国人的腰包，比起上如1 年后支付给列强的赔款可能要干净得多。但南京政府的政策既不鼓励国内生产，也不支持外国贷款的参与，几乎没有积累起能支持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也并未提供多少投资。国家的资金潜力并没有得到开发，而现有的资源则主要被用来支持军事工业或流人了“官僚资本家”的私囊。 文化生活和美国的影响 生活在“攘外”和“安内”的阴影之下，30 年代那批以“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两大主要集团：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学者型人物，他们主张发展科学技术，要求政治不干预学术；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一批有积极思想的作家，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宣传革命的文学。 在文学界，鲁迅是一位老资格的人物。他提携后进，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对左翼文学的迫害，同时也尖锐批评左翼作家的粗制滥造和虚张声势。他认为，“好的文学从来就不是遵命文学”。作为批判社会不公现象的勇将，他在精神上接受了共产主义事业，尽管最终一生未能成为共产党人。1930 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发起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得到各方资助，创办了许多讥评时事的刊物，多以言辞激烈着称。“左联”标志着在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旗帜指导下的文艺界中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左联”日益深人地在青年学生中间传播它的世界观，而国民党当局既无力与之竞争以争取学生，也无法限制它的影响。30 年代非革命派知识分子受美国改良主义的影响最大。这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归国后在学术和科研机构工作。全国十几所教会大学一半以上的办学收人来自中国国内。学校由当地中方董事管理，2 / 3 的教师是中国人，尽管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与拥有41 （ X 均名学生的一百来所国立大学相比，只有6500 名左右学生的教会学校似乎算不上什么，但它们在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面却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大型国立大学同样也有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美国的影响同样可见于中国地质学会、中央政府下属中国科学院的十几个研究所、设在南京的国家农业研究院、洛克菲勒公司支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其他一些受益于它的国家卫生机构。这些棚勾的建立和发展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结果。从1901 年到1920 年间约有24 （刃人进入关国大学读书；1920 年到1940 年间有5500 人在370 所美国学校里学习，主攻工程学或经济管理等实用学科。这些人回国后或是在上海的公司中做事，或是到南京的政府部门及上述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享有的物质水平和知识层次远远高于普通中国农民的贫穷和愚昧。二三十年代，受西学浸染较深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在许多领域开始取得创造性成就，如发现北京猿人、发掘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前代的碑刻、整理和出版清代文献以及引人西方科学术语和概念等等。 传教团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时，尽管仍以宗教思想为主要工具，但也采用了其他方法。19 仪）年时，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1 〕 为人，分别代表28 个教会组织，到了1930 年，已增加到3 （ Xx ）多人，代表着6O 个组织。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组织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让中国人独立领导自己的教区，外国传教团体只提供指导和帮助。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不拘泥于教义，注重服务社会，吸引了一批中国青年担任领导。这些青年在工厂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班，帮助工人开展社会工作。基督教组织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如1920 乍到1921 年华北发生饥荒期间它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到1936 年它募集了5 以X ）万美元的外国捐款用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C 这个组织在灾区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在灾区打井、开路、建设堤坝，还在华北建立了拥有20 万成员的农业信用合作社。鉴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重视社会福利，1922 年召开的包括各教派在内的新教会议组成了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其宗旨一方面施行社会福利、传播教义，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建设。理事会在它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外开始制订农村建设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到1930 年基督教传教团已经开始触及“农村重建”的问题。 这项运动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詹姆士？ 晏从192 石年起在北京附近开展工作，后来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的大众教育运动以利用外国援助为中国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率先应用农业科技，推广基础教育。不久，这一运动就遇到了农业信贷、开发市场、创立合作社和成立农会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会这种形式在受过教育的成员领导下，可以反映农民疾苦，最终提出有关土地租赁期限和地方政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渐进改革方式与地方势力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地方势力是以前士绅阶层的遗绪，经常在地方军阀或黑社会的武力支持下独霸一方。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重建”计划会威胁到现状的稳定。 政府本能地控制和利用了这种形势。蒋介石通过和教会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的夫人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在刚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江西选择一个地区设立模范县，但当地的赤贫使无论宗教还是社区工作都未见任何成效。蒋介石发起了自创的“新生活运动”，推崇“礼、义、廉、耻”这四种古人的行为准则，同时采用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方法。1934 年到1937 年间，政府通过拥有1300 个支部的组织网络向公众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是在“新生活运动”的幕后，蒋介石效仿欧洲法西斯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蓝衣社”以协助他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统治。 当时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快步走向崩溃，这一点为时人所忽略，亦乏统计数字说明。中国巨大的农业人口散布在上百万个小村庄里，国民政府或传教团体的势力都鞭长莫及。农村手工业制品受到工业制成品的全面打击。被无情拖进货币经济泥淖的农业，本身却没有变成资本。农民极端贫困，缺乏资金贮存收获物、改良种子和改进工具，只有借高利贷一条出路。农村的贫穷和混乱日甚一日，而非共产党组织推行的西方式重建计划却始终零星而无效。最终农村重建的希望在外敌入侵和持续的战乱中破灭。 五、日本侵华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中国的反应 中国的东北三省面积古全国上/ 4 ，而人口只古全国上/ ro 。l9 （幻年东三省的人口为1100 万，到1930 年猛增至3 中闺万，这部分是因为华北移民的大量涌人。驻东三省的日本军事当局有强烈的扩张欲望，而国民政府兴起后把东三省视为“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中国合法领土之一部分”，这与日本关东军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发生了正面冲突。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军官策动“沈阳事变”，企图占领整个东三省。上海各界群情激愤，起来抵制日货并在租界外举行了大规模抗议；19 犯年1 月28 日到3 月3 日，抵制和游行发展成与日军的正面冲突。7 万日军在遭到中国军队异常顽强的抗击后，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与此同时，日本在东三省发动的一场成功政变粉碎了国联构建的集体安全体系。国联和美国对日本通过暴力取得的利益不予承认，但这并不能遏止日军的侵略气焰。 鉴于以往异族用中国人征服中国的惯例，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并通过指派日本参谋控制了这个政权。1932 年3 月1 日，“满洲国”成立；不久，前清废帝溥仪被立为“满洲国”皇帝。日本当局拉拢一批当地中国人组成“自治委员会”，宣布“满洲国”独立。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这样外国势力只要不承认新政府，他们无法染指该地区。“满洲国”的军备建设需要工业化的支持，政府对开办公司给予扶持，鼓励个人把私人资本转化为投资。在一家中央银行的管理下，币制得到统一。通讯、交通运输和水电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修建到东三省和苏联按嚷的边境，而原与日本南满铁路竞争的中资经营的平行铁路线则被合并。这样日本人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与日本本土竞争并要求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业基地。虽然日本在其中并未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基地既满足了军方的帝国主义虚荣心，也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日本军队猖狂进犯华北。他们在长城以南的北平和天津一带制造了一个非军事区。在那里，又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怂恿不法分子向华北走私货物和毒品。1935 年中日签定一项协议，华北成为中立区。紧接着，一批日本军官企图策动分离主义活动，将已经中立的华北五省建成又一个傀儡政权― ' ’华北国”。这项阴谋在12 月北平学生的示威抗议下宣告破产，但学生运动的高涨也使南京政府左右为难：究竟何时何地组织抵抗？ “沈阳事变”后，中国以抵制日货形式开展的非军事抗日运动一度相当有效，抵制活动遍布全国及全海外华人地区，人们拒买日货甚至不与日本银行与商务机构打交道。抵制活动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协助，学生、商人均踊跃参加。活动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采取了地下形式，必要时亦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并通过公众集会、宣传、监督、罚款及严惩汉奸商人的方式推广各项活动和宗旨。日本对华出口额减少了50 ％。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全国各界强烈抗议，但南京政府低估了非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抗日游击队）的抗日能力。国民政府的武器专家们深知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不可能阻止日军的坦克和飞机的。这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但它忽视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的情况：当群众性抵抗力量被动员起来支持常规军事力量或与军事力量合作时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蒋介石有标准军人的战略眼光，他先集中力量建设他的德式陆军而不急于投人战斗。1931 年后的六年间，他凭其手腕与毅力和日本人斡旋、谈判、逐步撤军，动用一切手段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除了训练新军，蒋介石在动员群众、发动全国抗战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由于他反对共产党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的阶级战争方式，蒋介石让新军遵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在1931 年到1934 年间连续五次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了“围剿”。南京政府不抗日反打中国人的政策激怒了非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时间，南京政府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巨大压力。 1934 年和1935 年间，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到1936 年，共产党在西j 匕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1935 年8 月，中共和共产国际共同提出为抗日救国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策略目的是转移日本对苏联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1936 年罗马一柏林轴心国协议和德一意一日反共产国际协议的签定进一步增大了侵略战争的危险。12 月，蒋介石在西安被不愿与中共作战而要求抗日的东北军逮捕。这时，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出面调解，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以北平“七七事变”为始，紧接着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中国正式卷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比欧洲战争还要漫长。在1941 年12 月8 日前的四年里，自由中国孤军奋战，而美国迟至1941 年年中还在向日本出售重要军需物资如燃油和钢铁。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直到那时仍一如既往地顽强抗战，同时也仍然未能摆脱南京时期的政策局限。国民政府本以对外贸易为立国根本，但战事的发展迫使它迁往内地，日渐与外界隔绝。这时它才开始领教内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正确地估计到，日本的疯狂侵略早晚会使其他国家卷人战争，中国会得到它们的援助，战争会成为双方耐力的竞赛。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前进，但它本身也遭到重创。1937 年底，中国军队受到日军侧翼包抄后被迫放弃阵地西撤，“用空间换取时间”，采用“焦土战术”把许多不能迁往内地的工业设备彻底毁坏。1938 年国民政府在汉口稍事喘息后，继续沿长江西迁，把四川雾瘴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整座整座的工厂、武器库和一些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机构随政府迁渝。他们远离了敌人的坦克，但是无法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 日古区很快被两家傀儡政权瓜分。它们各自发行了货币。进攻华北的日军得利于密布的铁路网，迅速占领了城市，不久也击败了大多数抵抗力量。但在铁路网内人口众多的平原地区，日军势力难以进入，抗日游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华北方面军抢在华中友军之前在北平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成立了临时政府并起用军阀时代亲日派遗老做政府首脑。他们提倡封建礼教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利用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宣传反对西方和反共的思想。在华中，「1 本于1938 年3 月在南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同年10 月，日军攻陷汉口和广州后宣布他要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欲以对华宗主权取代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使一度留日、此时政坛失意的汪精卫背弃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单独与日木礴和，投靠了日本人。1940 年3 月30 日，经过反复的谈判，汪精卫就任重组后的国民政府首脑。该政权设在南京，打着国民党正统派的旗号，由一批和汪精卫一起变节的反蒋国民党人士组成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所谓“国民政府”。北京和南京这两个傀儡政府和满洲国一样须靠日军刺刀维持统治，他们的伪装面目根本骗不了任何人。但是，一如稍后欧洲的情况，侵略者的军事优势使城市起义无异于白杀，杜绝通敌行为事实仁也往往难以做到。一些人和敌人合作有时也能缓和一下侵略者的残酷行为，不能说客观上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日本在30 年代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招集到一批汉奸来统治中国的广大地区，也说明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群众性抗口的能力。 由于日军势力在大西南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幸存下来。这使它卷人了与共产党的竞争。从1937 年年中开始，国共合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两党竞争表面化。国民党很快就发现，共产党在战时社会剧变中会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国民党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压制这种势头，派去封锁西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后达20 余万人。两党统一战线只是一面贴上“统一”标签的墙纸，墙背后掩盖不住的事实是两个拥有武装的集权政党互相争夺最高权力。 在避免农村社会变革的同时，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政治权力。1938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参议会以敷衍公众对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界的头面人物，但这个机构只有建议权，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给它答复。1939 年到1947 年间，蒋介石领导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建成了一套和国民党平行的金字塔式组织。但随着团员年龄的老化，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团体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终只能被国民党回收。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全国各类法官、军官、教授和政府官员集中起来向他们灌输党义。经过两到三周的讲座、柔软体操等活动之后，这些人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国民党党纲，并由最高领导人接见，聆听训话。地方政府于1939 年实行“新县制”。以振兴县级经济和福利，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复了古老的保甲监视制度，这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处。政府宣传说保长由村级选举确定，因此有“自治”性质，但实际上并无记录证明当时内地农村举行过选举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都和重庆政府的抗战作风一样暴露了指导思想的贫乏。最典型者，国民党领导人此时仍热衷于争夺权力。军事委员会日渐行使文职政府的职能，控制的军队人数一度达到5 朋万。而如此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却围绕着蒋介石于1943 年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 一书阐述的贫乏思想运转。该书首要观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外国侵略使中国蒙受耻辱、不平等条约罪恶滔天。由于西方国家侵害中国，中国才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蒋介石在书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恢复古代儒家道德伦理，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家。同时他还要求大规模发展工业、建设国防，并把农民组织起来，闲时务农，战时当兵。 政府公务员同样生计艰难。这些“下江人”一旦随机关迁到住房拥挤、物资奇缺的战时四川，马上就遇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飞扬的物价摧毁了政府工薪的购买力，公务员的生计等于在慢性自杀。尽管国民政府控制着出产大量粮食、食物能够自给的农业地区，但它未能用征收地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人。相反，它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政策基本没有触动关系民生的农村经济，但却把为政府工作的城市工薪阶层日益推进了通货膨胀的绞肉机，而他们是当时中国惟一的现代化因素。白领人士的情形也不见好。原先用于买书、购衣和添置家具的积蓄都花在了食品上，而营养不良则导致了皮肤病、胃病和肺炎。贫困使许多人不得不靠贪污活命偷生。少数发了国难财的人则宁可囤积居奇或换成黄金，也不愿将逃税得来的利润用做投资。当时的中国各个阶层整日为生计忙碌，日渐消沉，最终只是抱怨政府。而在这时的大学里，国民党力图控制高教系统使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使得学界即便潜心学术的一部分人也开始对国民党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美国的对华援助 在最初几年里，国民政府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远远多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它的支持。苏联甚至派了一支志愿空军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但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苏联的援助逐渐消失了。从一开始，中国抗战就获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但得到的帮助却很少。除了从海防到昆明的印支铁路和穿越高山峡谷连接缅甸铁路东端和昆明的中缅公路之外，中国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了。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为重庆政府送上一位积极的盟友。美国政府通过军事援助首次在中国国内事物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美国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参与中国社会生活，而中美战时联盟把这种参与热情推到了极点。1943 年1 月中国修改了和英美签定的一系列条约，宣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正式终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时双方的合作努力在中国造成了美国势力前所未有的膨胀。在空军和军事基地、培训学校、军需和运输系统及其他建有无线电网络和航空线的战时机构中，人们到处可以见到美国势力的影子。其中最着名一例即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阻击日机轰炸中国城市的辉煌战绩。 但是美国的援助遭到了一系列挫折。首先，1942 年初，日军突袭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供应线。惟一可替代的是空运，从印度飞跃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将物资运抵昆明。但空运代价太大且运输能力有限。其次，盟军先击败德国再打击日本的战略部署，使中国战场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租界法案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到1946 年初累积达巧亿美元，只古美国向世界各国提供500 亿美元援助总额的3 ％。援助中国本非易事，而中国又不具备最重要的战略意义，结果不言自明。任蒋介石“总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顽强地展开了重新占领缅北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艰苦战役，他深信以此可建立进攻日本人的大本营。在1945 年初，史迪威将军筑成一条新的滇缅公路，铺好一条输油管道后，终于达到了目的，但美国海军早已在太平洋战争中把战场开到了日本本土。 战争的进展超过了外交形势的发展。最初，美国援华政策有一个目的，即击败日本后把中国扶持成能够稳定东亚局势的“大国”，同时帮助国民党发展军事力量。如果盟军借道中国对日本发起反攻，那么战后中国的形势可能导致国共两党竞争，而不是一边倒地对共产党有利。但是，盟军的进攻绕过了中国，结果使中国战场成了一个只需附带解决的问题。这加剧了任何联盟都无法避免的摩擦：美国人和英国人、史迪威和陈纳德、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最后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开始互相责难和讥讽。美国在战争中急于击溃日军的态度显示了一种因本土从未受过入侵、国家长期承平而只把海外战争当作一个插曲的民族心态。而在中国这边，1937 年以前抗击日寇的战争已将国力消耗殆尽。中国政坛已为两大主题古据：国民党要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共产党则想夺取政权并推动社会革命。急于打赢日本的美国人向中国施加压力，希望国共两党加强战时合作。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史迪威将军于19 科年11 月被召回美国。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美国迅速撤回了它的庞大军队，但它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却使国民党将领们过分自信，认为凭借这些装备，共产党将不堪一击。他们的政府刚从二战的废墟中走出，国民经济满目疮痪，政局动荡，而他们的军队却拥有了优势武器装备，这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把国民政府拖进了导致它覆灭的内战。在早期一度兴盛之后，国民党何以如此迅速地走向败亡？美国人一直比较关心这个问题。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自从1923 年国民党重组为独裁政党后，国共之间冲突不断。发动农民参加战争以影响政治并最终促成革命性转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但国民党未能抓住这些机会而加以利用。其次，1931 年以后日本的侵略一直是中华民族生活中时刻存在的事实，其紧迫性甚至超过革命。为抵抗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许多建设事业上撤出精力以全力扩军备战。第三，1941 年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支持尽管达到了百年以来的最高峰，但援助还是迟了一步。如果早在30 年代，美国就像1941 年之后援助其他国家政府那样对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中国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美援姗姗来迟，而此时，国民政府已衰朽不堪，援助至多为它提供一根拐杖而不能治愈它的瘤疾。 最后，八年抗战期间南京政府的衰败既是大势所趋，也是缺乏有效领导的结果。南京政权的根据地在沿海城市，政府的内迁对它是致命伤。共产党避开抗日主战场，利用战争局面发展壮大了自己。国民党军队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古日本派往海外兵员的一半。中国军队伤亡300 余万，其中国民党军队古了大部分。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着眼点不同，中国历来认为个人的功过得失影响到国家兴衰存亡。蒋介石既然是最高领袖，一旦国家主权在他手里丧失，他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然而只要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蒋介石实际上很少有能够左右全国局势的时候。他个人的顽固不知变通正表明了整个政治传统的僵化。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儒教国家。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的援助不能拯救中国的衰亡一样，西方政治模式对于战时的中华民国几乎毫无用处。一个新生事物从大战中的中国崛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 中华民国在台湾 1949 年后，尽管台湾被公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实际上它是一个自行其是的政权。作为被共产党从大陆赶跑的国民政府的延续，它值得我们在此提上一笔。1949 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及其余部开始改革国民党，努力把台湾建成一个新的政权基地。 台湾岛长250 英里（如2 公里），宽印至so 英里（ 97 到129 公里），距中国大陆不足160 公里。全岛2 / 3 是山地。16 世纪葡萄牙商人来到这里时把它称做福摩萨岛，就是美丽岛屿的意思。台湾属亚热带气候，雨量丰沛，被当地人誉为“终年如夏，四季常青”。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台湾的主要居民是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血统的上着。1895 年时土着人口还有12 万。16 世纪晚期，中国商人、盗匪和农民等开始移居台湾。清朝于1683 年收复台湾，把它建为福建省治下的一个府。1885 年台湾建省。这时，台湾的300 万居民实际上都是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及其后裔。台湾社会由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乡绅所控制。大多数土地由佃农耕种，其比例远远高于大陆。台湾向大陆提供食糖、茶叶和樟脑，再从大陆输人纺织品和鸦片。 台湾建省后第一任总督刘铭传是一位积极的近代改革家。他将省会建在台北，兴建铁路，建设军事防务。但在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后，日军很快在台湾建立了统治。 日本占领期的台湾 世纪之交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它努力把国内实行的改革推行到台湾。19 （ ） 5 年后这些改革同样推行到了朝鲜。日本希望开发这些新殖民地的资源来为建设日本服务，同时也准备把它们最终纳入日本。一如明治时期的日本本土，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也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通常由军人领导。一种现代警察制度则担任执法、维持治安、监督风化和主持公共卫生事业的职能。政府负责发展和协调交通通讯事业、普及基础教育、发展农业、金融业等适合殖民地环境的产业。 台湾之所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殖民地，在于它的居民还没有明确的民族归属感。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它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而即便是中心地区，维新运动所表达的早期民族主义意识也迟至1898 年才姗姗到来。日本接管的是一个民族意识确立前的政治实体，它习惯于接受一种来自远方、操着一种陌生语言的官僚的统治。台湾使用的闽南方言是和官话相去最远的一种方言。新统治者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多地决定于他们的政绩而非他们的国籍。 建设这个新殖民地对于日本是一种挑战。老牌的欧洲殖民强国对一个新兴亚洲国家加人它们的行列并不十分欢迎。日本人很看重外界的评价，一心想建设一个理想的殖民地。1898 年，儿玉源太郎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为民政长官，台湾的开发正式起步。后藤新平为一位医学博士，为官干练。两位领导人接到手的是一副乱摊子：旧的集权政体已经破坏殆尽，传统的农业经济混乱不堪。他们镇压土匪以恢复秩序，采取措施控制并禁止吸食鸦片，几年内就控制了疫病的流行，全面清查了土地、人口和关税，此外还敦促大众科学利用资源。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后藤新平恢复保甲制度并推行到农村家庭里，使它和现代警察制度融为一体。当局越来越多地在台湾人中招募警力，这些人在日本官员那里受到特殊的训导。待遇优厚、训练有素的警察协助当局开展许多行政工作，如登记户口、征收租税、开展卫生和水利事业乃至参加植树造林。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台湾的人口因素，土着地区的情况忽略不计，那么台湾的警力配备甚至少于日本本土。殖民政府大力推广卫生事业，使1 久巧年台湾的死亡率降到了33 ％。，到1940 年又降到19 甄。 其次，殖民政府重新规划了土地制度。此前中国人的土地税一直未有变化，许多新开垦的土地根本未征地租。而且，在日本人来到之前，台湾的大土地所有者租地给小地主，后者再予转租，这样，同一块地就有好儿个人租古。日本人丈量了土地、绘制新地图、登记造册，到了19 （抖年又用公共债券收买了不事耕种的地主们的土地。这一政策培养了一个自耕农群体，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并支付地租。政府地租收入一时间增至原先的三倍。 接管台湾之时，日本国内正在普及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日本发展缓慢，因为日本没有那么多的职位来吸引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1898 年时，只有很少一部分台湾学龄儿童进中国学堂读书。日本人引进了专为台湾儿童开办的“普通学校”和为日本移民子女开办的全日制日语学校。普通学校教授近代科学、儒家伦理思想和日语。到了1929 年，31 ％的学龄儿童得以人学；到1944 年，则达到71 ％。日本人的日程表把在台湾普及初等教育的时间定为1946 年。（荷兰人从印度尼西亚撤走时，只有10 ％的当地人识字；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归化委员会”的工作也收到了类似的效果。）不过日本人并不热衷于发展高等教育，因为台湾人一旦觉醒可能会反对日本的统治。所以直到1915 年才出现第一所台湾人办的中学，而此前只有一些师范学校和职业中学。1919 年，殖民当局对教育普遍放宽限制，岛上的日语学校和台湾学校并入同一系统。但通过日语考试进入日语学校读书的台湾人仍为少数，1928 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大多数学生还是日本人。比较富裕的台湾人送子女去日本读大学，那里反而没有台湾那么多针对学生民族成分的名额限制。1922 年至少24 （刃名台湾人在日本读书，到了1942 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 后藤新平意欲把台湾建成经济自给的殖民地以使日本有利可图。他的愿望在1905 年实现了。物质建设的迅猛发展归功于政府的领导和投资。1903 年，台湾南北贯通铁路，每个村庄也都通了公路，总长约有仪众）英里（9 以刃多公里）。农业生产上大力发展了水稻、茶叶和甘蔗的种植。政府引进了高产种子、化肥和新的农业技术。农业试验站引进夏威夷甘蔗，鼓励农民把产品卖给日资榨糖厂。这些日资企业在土地改良、灌溉和运输上作了很大投资。政府用优惠政策吸引劳动力，宣布只要耕种者在开垦新地时留出一部分面积种植甘蔗即可免交地租。政府也科学地制定了各种标准和销售手段。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支持和政策保护，台湾食糖产品免税进入了日本市场。到1914 年为止，台湾蔗糖产量增长了四倍，满足了日本市场的大部分需求。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骄人业绩。战后日本经济的兴盛使它增加了对台湾的投资。1936 年，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台湾发展公司，其投资涉及纺织、陶瓷、机床和化工产品等方方面面。这些几乎都是日资产业，台湾籍实业家很少。但是这一代台湾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获得的技能培训在日后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反殖民主义情绪发展缓慢。日本在台湾建立统治并不需要镇压当地望族或否定整个传统文明。它也没有打破当地原有的农村社会形态。相反，殖民政府成立了农会以促进农业的发展（50 年代农村重建的基础就是此时打下的）。台湾农民能住上砖房、用电并学会使用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在亚洲农民中显然具有相对优越的地位。经济上的大发展加上警察署的控制，抑制了反日倾向的发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人建立了政治组织要求得到与日本人平等的地位。这些组织宣扬个人自由和政治改革一类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在日本大学里就读的台湾学生迅速作出了响应。20 年代时台湾人多次向当局请愿，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他们成立了一些文化团体和青年组织，共产党组织也开展了活动，但均告失败。日本对此做出了有限的让步二当局在1919 年到1936 年间实行“平民政治”，但1937 年中日开战后日本政府即在台湾加强了警力镇压，推行强制同化政策。1945 年日本人撤离台湾前并无多少反日事件发生： 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台湾重新成了中国的一个省。欢庆摆脱殖民统治、赢得自由的台湾人民迎来了祖国大陆的官员。但是，国民党官员们认为台湾人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已非纯粹的中国人，因此对待台湾就像对待占领地一样。他们像蝗虫一样来到台湾，丝毫不改在上海时的腐败和贪婪，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台湾人民忍无可忍，于1947 年2 、3 月间奋起反抗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当局杀害了示威群众数千人；5 月，当局从大陆调来更多军警，又有几千人被杀，其中包括地方政府中的台湾籍要人。1949 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大约200 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蒋介石长子蒋经国任台湾省主席后亦无情镇压一切反对派。白色恐怖中，又有数千人被杀，台湾人的不满被压制了下去。韩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强劲反对党儿十年后才一出现于台湾。所以国民党在台湾的早期统治是比日本殖民时代更为残酷的独裁政治。台湾人对来自大陆压迫者的反感持续了几十年。 1949 年至今的台湾政权建立在一种官方神话的基础之上。国民党当局声称建立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将来总有一天它会反攻收复大陆，或者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一旦倒台，它将恢复行使全中国合法政府的职能。自称是“中华民国”使台北政府有了一个由少数大陆人统治古人口大多数的台湾人的正当理由，但台湾的顽固立场也使它失去了在五六十年代宣布台湾独立的机会，因为那时其他国家有可能承认独立的台湾。蒋介石及其同僚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政府。随着时间流逝，光复大陆的计划渐渐成了老人们一个模糊的梦。但如果有人敢于指出这一点或宣传台湾独立，他就会被送进监狱。 与官方声明一致的台湾政治结构也相应分为两级。一面是国家级的国民党组织和代表全体中国人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是省一级的国民党组织和代表台湾岛内人民的台湾省政府。时间一久，省级政权变得日益开放：台湾人可以进入官僚机构或参加国民党，然后通过选举可以进入省会台中的省级国民大会。甚至非国民党候选人也曾赢得席位被选为市长，但国家大权还是保留在国家级政权那里。譬如，“国民大会”是由1948 年在南京国民大会上选出的立法委员组成，因为在光复大陆前不得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新的立法委员。原先的立法委员年老死去后由他们提名的人选接替。实际上，“国民大会”只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橡皮图章。国民党专政得到了警察、情报、军队和国民党保安部队的保障。团年代晚期，台湾社会开始发生变化。九年制义务教育于1 % 8 年开始实施。台湾孩子和大陆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台湾学生也学说“国语”。大陆移民和台湾本地人的通婚亦日渐普遍。80 年代初期有2 乃的初中学生升人高中，而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继续上大学。在每个阶段能否升学取决于考试成绩。举例来说，能否进大学完全取决于全国大学人学考试的成绩，得分最高的学生上最好的大学。结果，台湾成为与日本类似的“考试社会”，学校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学，孩子的母亲个个都是家庭教育家。70 年代后期，随着教育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民众的日渐富裕，中产阶层中形成一种开放的风气，进一步打破了台湾人和大陆移民之间的界限。 台湾政权经历的长期稳定与社会变化一起促成了政治上的解冻。一些政治犯获释。到1973 年，80 ％的国民党党员是台湾籍人士，但大陆籍党员仍古据了要位。1969 年，早先的禁令被取消，首次通过选举补充“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的缺额，几位台湾籍人士进入了“国民大会”。更多台湾人通过1980 年和1984 年的选举担任了“国家级”和省级公职。在1986 年的大选中，尽管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仍属非法组织，但它们获许提出各自的候选人并有人人选。1987 年，实行了4O 年的军事管制被取消，反对党取得合法地位，但前提是它们必须承诺反共并且支持国民党收复大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改革大多是蒋经国做出的。他历任各项要职，1972 年当上“总理”， 1978 年成为“总统”， 1984 年大选获胜后又连任六年。他以一位独裁领导人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但也意识到，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孤立的台湾必须得到岛内各界人士的支持。1988 年他逝世后大多数台湾人都为他志哀。 蒋经国死后，李登辉继任主政。李登辉生于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曾在一所日本人办的高中就读。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读过书，战后取得了康奈尔大学农业规划专业的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1972 年他担任某部部长，成为蒋经国的亲信。1978 年成为台北市长，1981 年任台湾省长，1984 年蒋经国连任后他成为“副总统”。李登辉上台后承诺继续执行蒋经国的政策，包括收复大陆、统一全国的“大业”。李登辉是一位基督徒。他曾经说过，退休后希望做一名传教士。1945 年后另一种塑造台湾历史的巨大力量是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速度。二战结束时，台湾岛的农业古主导地位，到了1988 年，台湾被改造成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工业化地区，而台北则成了人流如织的世界大都市。台湾人口也从1950 年时的大约800 万上升到1988 年的约2 仪X ）万。国民总产值则从1 945 年的极低水平跃居1960 年的81 亿美元，1986 年更达到726 亿美元。80 年代，台湾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台湾经济的成功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日本占领期殖民当局的遗泽；台湾人民的工作能力；掌握技术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陆移民的涌人；国民党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对它的援助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方式；以及向它开放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消费了台湾出口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 经济增长是从农业开始的，日本人已经铲除了古地不耕的旧地主，1949 年后台湾政府决心将佃农制也一起消灭。先压低佃户地租，把公用土地卖给农民，用这笔钱把大土地所有者原先租给佃户的土地买下，然后再将这些地卖给农民。用公债来偿付原土地所有者。在一些主要方面，这场改革和战后日本改革不无相似之处：来自大陆移民政府和美国占领军同属外来力量；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权；它与当地利益枚关；它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稳定、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个目标达到了。台湾当局同样也鼓励农民成立农会（这种日古时期的组织形式得以继承下来），推广农业科技教育，新种子和化肥的使用，以及农村手工艺产品的制造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整个50 年代台湾农业始终大步前进。 台湾的制造业直到50 年代以前还是满目疮咦。最初当局的政策是要稳定局面，不久，50 年代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当局目标遂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以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四年讨一划实施为标志。几十家以前由日本人创办、后来在1945 年被政府没收的企业开始转让给私人企业家。这些人多为和政府有联系的大陆移民。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如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也已起步。50 年代晚期时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增长点大多集中在为台湾消费者提供日用品的轻止业。印年代中，出口工业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政府取消控制并欢迎外国资金进入台湾。美国和日本公司的投资均相当可观。外国企业可利用台湾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台湾劳动力也从中学到了新技术。60 年代新兴工业的中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6O 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刺激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情况和朝鲜战争促使日本经济快速恢复一样。新兴工业城市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但即便如此，直到70 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还是求大于供。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工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化，钢铁和化工工业就此发展起来。80 年代涌现了新的工业大潮，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制造和军事装备。1988 年，台湾国民总产值达到950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820 美元，后者是中国大陆的10 倍。 台湾历史中最后要提到的方面是它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这可分三个阶段阐述： 第一阶段：1945 年到1950 年，台湾是国际社会中无人过问的“孤儿”。当时美国想让中国内战的尘嚣早日归于沉寂，就只能让台湾陷于前途未卜的停顿之中。第二阶段：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的30 年间，台湾在美国的安全伞下，成了美国的“代理国”。美国第七舰队巡航于台湾海峡。1954 年美国同台湾签署了《 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向台湾提供了约20 亿美元的援助。1968 年，台湾经济迅猛发展，美国取消了不必要的经济援助，但继续予台湾以外交和军事支持。但到了1970 年后，台湾的国际地位开始动摇。中国开始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中站起，逐步放弃了闭关锁国政策。各国相继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政府。1971 年，台湾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1980 年又被驱逐出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9 年，美国和台湾断交，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980 年，《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到期废止。 第三阶段：1950 年后台湾的外交关系很难定性。台湾又陷入了与50 年代以前一样的困境，与它保持外交关系的只有韩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几个国家。但是台湾出口的猛增使得各国在承认北京政府的同时，竞相在台北建立具有非官方领事馆职能的商务代表处。一些主要外国银行也在台湾开设了分行。贸易联系固然不能代替外交关系，但即使没有外交关系，台湾也还是国际上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这和几十年前的情况显然大不一样。 与台湾断交后，美国仍对台湾有很强的非官方“兴趣”。美国仿效日本，通过一个设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间接维持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这一事实上的美国大使馆被称作“台北美国学院”，由退休外交人员任教。197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 ，决定继续保持所有经国会立法审议通过的美台经济联系，并且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卫性武器。迫于北京的压力，美国在1982 年同意削减对台武器销售，重申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只是“远景规划”。协议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美国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长期以来，台湾对大陆奉行“三不”立场：不接触、不妥协、不与共产党谈判。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北京把它的政策从解放台湾变为呼吁台湾当局自愿回归祖国。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北京允许台湾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实行自治，如它可以保留原先的政府、军队和经济制度。台湾拒绝这项建议，声称这是共产党的诡计。但从70 年代后期开始，台湾与大陆之间通过香港进行的非官方贸易已在稳步增长。！987 年，台湾取消了居民不准到大陆旅游的禁令。之所以有这项政策上的转变，是因为缓慢扩大的个人自由、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增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台湾岛内文化生活的兴盛，使当局对赴大陆旅游的居民回岛的信心大为增加。台湾当局更希望赴大陆探亲的人能把台湾生活优于大陆的情况告诉在大陆的亲友。北京方面的反应是声明它热烈欢迎台湾同胞回家乡看看。 1949 年后，台湾在美国的视野中变得很是瞩目。和香港一样，它象征的意义和它本身的大小不成比例。但是，在开始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时，我们必须记住，台湾只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 第1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袖 起初，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样认为，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农民在革命中只起辅助性作用。但是毛泽东在1927 年写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很快从实践中认识到把群众性农民组织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1927 年和1928 年之交的冬天，他带领由朱德担任军事指挥的几千人来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在那里建立起了根据地。但是他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为他的武装运动正名。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定义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里，毛泽东在不同的语境下借用了列宁在1905 年使用过的表述方式。《 劳工法》 则将诸多特权赋予了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 红军作为代表阶级的军队享有许多特权。土地被重新分配，但并未大力推行集体化。 毛泽东的地位逐步上升。1932 年，由留苏学生控制的中共中央放弃上海，把中央委员会迁到江西，毛泽东的地位上升暂时停止。1930 年底、1931 年4 月间、同年7 月及1933 年，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红军游击队把国民党军队引入山区加以歼灭，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在1933 年年底和1934 年，国民党采用“碉堡战”封锁苏区，步步为营向中共根据地推进。结果，10 余万红军从江西根据地突破重围，趁着夜幕的掩护踏上了长征之路。他们边战边走，一年中步行创X 幻英里，创造了人类意志力量的神话。直到1935 年1 月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会议才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尽管如此，在以后几年的党内会议上继续有人反对他的路线。 延安时期 1935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带领不足2 万人的部队到达陕北。自1936 年年底起，他们把总部设在了延安。这是一块贫瘩的黄土地，到处被侵蚀得沟壑纵横，车辆交通不便。这里易守难攻，但是普遍缺水。由于农民很少有余粮，地主也不多，它为简单的平均主义和自力更生生活方式提供了自然环境，不存在都市中的种种弊病。在延安的10 年为毛泽东提供了机会，他在整整一代中共领导层都打下了他的烙印。当长征结束后，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时，他发现了一群充满自信和乐观进取精神的革命老兵。他们的穿着及对农民事业的献身精神被斯诺写进了《 红星照耀中国》 （即《 西行漫记》 ）一书，使全世界的读者为之神往。 1937 年时形势已很明朗，中国抗日战争能够牵制日本进攻苏联并使南京政府无暇对共产党发动进攻。所以在日本1937 年7 月7 日在北平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统一阵线加人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队伍。这第二次国共合作其实只是两支军队停火后勉强建立的合作，合作初时双方热情很高，但不久就迅速低落下去了。共产党在全民族解放抗日战争的全新背景下扩张自己的力量，因为全民族抗日本身就要求发动农民武装自卫。有组织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于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儿省边境地区，最早的晋察冀坑日根据地建立于1938 年。到1946 年，据称有19 个“解放区”的根据地，控制的总人口在7 （ X 旧万到侧I 心万之间，保卫根据地的有大约2 叨万民兵和号称有91 万共产党正规军。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使它成为在东三省抗日运动中最有力的领导者。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发动农民这一层面上无力与共产党竞争，只能对延安地区进行封锁。 战时共产党暂时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为减租减息。地主获许保留土地，可以收取经过削减的地租，同时也有权参加地方选举。与以前实行的苏联体制不同，共产党这时宣布通过“三三制”进行直接选举。政府中共产党代表古1 / 3 ，另外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各古1 乃。由于人民在战争年代的自由政治角逐中自愿支持共产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不断壮大起来，虽然当时日军及其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权本来都可能取代它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计划包括发动军民从事生产以实现各个解放区粮食自给的“大生产运动”。尽管没有使用种子改良和西方农业科技，共产党通过提倡合作开荒、农民间的换工及运输互助的方式开办小型手工业合作社弥补了这一缺陷。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共同目标劳动并通双领导和宣传控制这些组织，使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通向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新路。 思想建设 毛泽东在1940 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是：在统一战线武装反对日本侵略和在解放区开展党的建设。还有一个不常提到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百万大军。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长期革命目标的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盟友，以便与国民党竞争、打击日本侵略军和重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战术日趋复杂、灵活和有效。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孤立对手，把所有可能的盟友和中间力量从对手那里分化出去，关心后者的利益并照顾他们的特殊需要，但永远不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做妥协交易。国统区的“统战干部”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并不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领域被一批能干并献身事业的秘密党员不断渗透，他们心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明天充满了信仰。同样，“友军”互助活动也使一批有才干的将领渗透进国民党军队并得到升迁。但是统一战线也树立了战时友好互助的风气以及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榜样。事实证明，武装斗争可以与统一战线紧密结合，以此打击被充分孤立的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顽固派分子。 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第二个组成成分是党的建设。共产党员人数从1937 年的4 万人增加到了1945 年的120 万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统一的马列主义政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它其实比以前更不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农民这时被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它的活动范围已超过100 万平方英里，共产党要控制如此广大的地区必须要有思想上过硬的共产党员干部，于是教育新干部就成了关键。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延安几千名学生先后进入党校学习。 1942 年毛泽东发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整风”运动，力图纠正党员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及发言与写作上的不正确态度。小组中长时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上公开认错和悔过成了标准程式。整风的目的在于保持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党的战斗性，使它能够胜任今后的任务。党做出了很大努力对仍受自由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气质或封建道德影响的新党员进行再教育，使他们服从党的纪律。 这次整风运动也标志着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国际主义者”们最终被清除出共产党的队伍，这些人均曾长期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全党一致同意马列主义思想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推广到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中去，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一种“民族形式”。这一观点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它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创立20 年后，共产主义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微弱影响下完成了它的中国化，从此以后共产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来思想。它的主要成功就是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基础上建设起了列宁主义政党，证明共产主义制度实际上可以脱离无产阶级而存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向阐释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并不来源于他的阶级归属。根据新的定义，他的阶级归属可以由他的思想倾向决定，也就是说，一个思想进步的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这是主观政治思维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胜利。 毛泽东写于1940 年的《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是一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统一战线定性为一个临时性阶段，同时再次强调了党的长期任务。为了使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能赞同、理解他的观点，毛泽东果断地自称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和“五四”运动的传统，而在面向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为共产主义理论做出贡献的理论家的地位。而实际上，毛泽东的“创新”来自于实践而不是理论领域。他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早期共产主义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表述。他真正的贡献在于创建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群众的支持。 普通人民当中兴起了一种新的信仰，它强调人民的解放，目的是唤醒和激发中国农民的大众活动。文艺领域盛行木版画，因为成本低并且易于大量复制。大合唱和一种古老的乡村舞蹈形式结合，产生了一种称为“秧歌”的新型艺术形式。秧歌是一种穷人的戏剧，它采用民歌曲调串联舞步，寓教于乐地表现日常生活的主题。普通大众对革命理想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现代科技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重塑和丰富农民的生活。人民的坚定信仰激励了广大干部和军队。党的工作者必须住在村里，和农民一起劳动，吃同样的饭，过一样的日子，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只有这样他才能领导人民获得新生。“解放”的客观必然性也成了新的一党专政理论的依据：首先，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新的生活；其次，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威；第三，这种政治权威只能通过一个集权政党实现；最后，一个政党要有力量，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纪律。这样这个政党才会具有一种不断前进的永恒实体性质而肩负起超越个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 年4 月召开，这是192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首次盛会。会上，共产党决定采用“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以完善其战后政策。1941 年1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皖南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会发生内战。毛泽东此时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包括所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一提议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既可以是它在1946 提出时的原意，即一个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也可以指联合一些小党派和开明绅士反对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此即1949 年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这一路线对具有现代思想、对国民党统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特别的吸引力。 国共内战 二战期间，约瑟夫？ 史迪威将军作为蒋介石名义上的总参谋长，在印度为蒋介石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收复缅甸北部。而得到印度空运物资支持的美国空军则保护了一些城市并打击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但同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走海路绕过中国，美国对华援助最终只是向政治上极端脆弱的国民政府送去了精良武器，使它在1945 年后面对共产党时骄横不可一世。1946 年，乔治？ 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政府特使赴中国调停国共争端，当时计划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但国民党将领和斯大林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的力量，而毛泽东则通过发动群众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上大举推进。1946 年之后，美国撤回了驻华美军。 1946 到1949 年的中国内战是近代史上着名的大型战争之一。战争初期，国民党有300 万军队，大多都配备了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它所缺乏的只是能够激励士气的出师之名。蒋介石不听劝阻，执意抢古华北和东北各省的中心城市，而军队一到那里马上被就被共产党军队分割包围，断绝了与外部的联系，一切军需依靠空投提供。共产党采用他们以前在华北使用过的战术，向东北渗透并发动农民支持战争。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只有100 万人左右，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从国民党俘虏和投降者那里缴获大量美式装备，人数稳步增加。共产党军队开展运动战、发动农村群众参军和支持战争、毁坏国民党铁路交通，但避免在不利形势下作战，在人数和军事力量上不断壮大自己。他们得到几百万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后勤支持，这些农民破坏铁路运输线、切断国民党军队的军需补给、用简易运输工具为共产党军队运送军需，同时也挖掘壕沟阻止国民党坦克并为共产党军队侦察敌情。 国民党军队1947 年到1949 年间的崩溃并非由于军备落后于对手，而是输在缺乏明确的目的。蒋介石的军队有优势装备，但他没有振兴经济的能力，没有发动群众的计划，更未看到中国的未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居民因为物价飞涨，其生活朝不保夕。抗战胜利后回到长江下游的国民党官僚像贪得无厌的征服者一样大肆掠夺财富，而把自己的同胞以汉奸通敌的罪名论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有诸多原因：黄埔系和桂系军阀势力相互倾轧，各支军队像军阀时代一样只顾保存实力，大肆积聚物资，倒卖军需品，同时官员相互猜忌，“蒋委员长”也一意孤行地坚持对各战场进行摇控指挥。1948 年年中，共产党军队数目已与国民党持平。10 月，东北的国民党守军被迫投降。1949 年1 月，在南京以北徐州附近的平原上又有大批国民党军队投降。同月，共产党军队进入天津和北平，4 月攻古南京，5 月进驻上海，10 月占领广州，n 月进古重庆。1950 年5 月，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蒋介石和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撤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 年在北京成立。 二、成立人民共和国 政治组织 在28 年充满考验和艰难的通向执政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创建新中国的经验、眼光和自信。50 年代旱期的中国令人回想起明朝初年那种肃清外族残余、统计土地和人口、重整河山的伟大时代。中国从过去时代继承的东西不如吸收的新事物多，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提供给它的一切。到1957 年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八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绩斐然的时代。 由于共产党只有70 万干部，而新占领的地区却有200 万个行政职务需要填补，所以军事接管各大城市后留用了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共产党干部们给军事接管加上了一种喜庆气氛，居民们在大街上扭起秧歌以庆祝和平解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政治蜜月期，共产党致力于消除国民党残余影响、建立联合政府来取代它的势力，同时改革中国的军队、外交和经济体系。毛泽东把新政府定义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坚决打击反动阶级或“人民公敌”的专政政府。这种中国式的“人民民主专政”试图用统一战线的形式为共产党政权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并同时消灭它的敌人。在政府操纵下，这个制度可以灵活地去除人群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许多反革命分子遭到了镇压。 由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新中央政府保留了几个小党派并让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一些显赫的职位，以体现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但关键问题在于，要充分利用上层社会那些人的学识和才干，而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于是知识分子被委以要职，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共事的是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才干，但是更容易受政府约束。大多数学者从西方回国，这些爱国人士愿为国家的未来而献身。由于长期和国民党疏离，除了与共产党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和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建立了党、政、军三足鼎立的结构，每一部分自成体系，但都统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人数1947 年达到270 万，1953 年为610 万，1959 年为1 中［X ）万，1961 年为17 （ X ）万，1973 年是2800 万左右。到了1987 年，这个数字会达到4700 万。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62 年发展到了94 名委员和93 名候补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由19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终做出决定的则是大约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的结构大致分为：主要有六个地方局，28 个省或直辖市委员会；258 个专区委员会；2200 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1 958 年后有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另在农村、工厂、学校、军队和其他单位中还有100 多万个党支部。 党组织以外还有和它平行的政府结构。政府中也有大量党员存在。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由村一级向上直到设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等级体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 年在北京召开。这些代表大会是作为群众参与治理国家而设立的，但并没有实权。政府结构于1954 年做了调整，因为那年颁布的新宪法缩减了非共产党人士的权力而增强了总理的地位。这时周恩来领导着国务院（政务院），这个机构有包括10 多位副总理在内的大约70 个部委的领导人。政府被划分为不同的体系，它们包括：处理文化事务的宣传部和教育部；负责农村事务的农林水利部；通讯工业部和经贸委。每一个系统都同时受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监督。其“垂直控制”系统由＿上而下延伸、分支，在遇到相应级别党委的平行协调时，这个等级系统就在“二元控制”中达到了平衡二外交和军事方而亦存在类似的“二元体系”。 在一切事务中，党制定政策，政府机构负责执行；共产党党员古据了政府中大多数重要职务，而地区级、省级和地方党委在和这些部门合作时又可以对它们加以监督。各政府机构中的党员都有他们自己相应的党委或党支部组织。 与党和政府平行存在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组织二这些组织起源于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二譬如，成立于1922 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到1956 年时拥有1300 万会员。类似的组织还有妇女联合会（1953 年拥有成员76 （ X ）万）、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拥有成员3 中刃万）及其他知识分子组织、学生组织和少先队，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覆盖了各类行业和社会角色，其成员往往受到政府不可能向他施加的影响。每个组织都有篇幅很长的政治纲领和遍布各地的行政机构。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就这样被带进了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团体，在共产党党纲指导下开会、学习、讨论。与学校或教育中心合办的培训活动从这些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白己的意愿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种制造、操纵舆论的做法。在各个地区得到稳步发展后，这一整套政治机构对个人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公众压力。制造这种压力的机器便是“运动”。“运动”起初看起来是自发出现的，一旦发展起来它就开始听命于中共中央的指令。它很快把庞大的新型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将打击的铁锤瞄准各阶级中的一个又一个目标及其行为。 这一革命变化的后盾是新成立的公安部门和保密部门。各地的公安局监督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些居民委员会不但负责推行福利政策，而且负责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的互相监督与批评。街道居委会协调邻里纠纷，公安局处理性质较为严重的案件，有必要的话把案件递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犯往往先在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接受全面调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和一切同谋，然后案件才交由人民法院审理。由于法律必须反映党的革命政策，因而往往零乱多变。法律行业不健全，司法正义倒向国家一边，法律部门用普遍通用的准则处理不同环境下的个别案件以尽量减少操作程序。诉讼程序无足轻重，立法程序也同样若有若无。尽管法律条文不公开出版，个人行为准则还是通过政治教育为全社会所熟知。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有中国社会传统的影子。把犯人交给国营工厂或农场“劳改”是效仿苏联体制，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中认为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育和社会压力得到改善的观点。总之，相比过去各个时代，国家大大加强了对个人的控制。 振兴经济 1949 年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中去。首要目标是把工业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在中国东北，苏联占领军移走了价值20 亿美元的重要工业设备，而在中国腹地，铁路系统被毁，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战时城乡之间的隔绝造成农村经济日益封闭自给；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急需得到恢复。大约侧刃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 ％的预算赤字。 为通货膨胀消肿的第一步是通过增加国家收人逐步恢复预算的平衡。政府首先在农村实行农作物分类征税，然后在城市中通过商会的“民主评议”决定主要商品的购物税和营业税税率，以便从国民经济中较为富裕的部门中挤出一些钱来。第二，整个财政体制经过重组后，中央政府得以控制原先地方税的征收，同时禁止私人银行经营公款业务并且从整体上削减支出。政府通过接管银行、控制货币和信贷、成立六个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稳定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商品单位”来计量工资收入、银行存款、一部分政府津贴和国库券的价格。在这种制度下，货币价值和一定数量的日用消费品（如大米、面粉、煤炭和面料）挂钩。价格上扬，基于商品数量的货币单价亦随之而上升。持有这种通货，居民就可以抵挡飞涨的物价。实行了这一系列平衡商品供应和货币收人的方法后，通货膨胀于50 年代中期被消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到rl952 年，国民经济更趋集中统一。重建和新建的铁路线总长度从先前的1 万英里增加到1 . 5 万英里，重新开通的公路总长达到了7 . 5 万英里。，全国金融业受一家中央银行的领导，由一种单一货币覆盖全国。有史以来政府首次能够制定真正的财政预算口私营企业在名义卜获准继续存在，而实际上却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控制； 1 从1950 午年中开始到1953 年初完成的全国土地改革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华北建立政权时所用的经过实践考验的方法。这不只是一场经济改革，它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进入农村的［作组先找出反对土改的顽固分子，必要时先把他们清除出去，然后向贫农们讲清实行土地改革的好处，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后吸收他们担任土改运动的领导。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即进入“阶级斗争”时期：在“斗争大会”上，人民群众以“诉苦”或“算账”的方式倾诉自己长久以来受到的痛苦、。不得人心的地主或“土皇帝”被处决、赶走或者悔过自新，而人民群众则通过激烈方式表示拥护新制度：） 下一步是创建农会。通过农会决议，每个人都可以确定他的阶级成分，诸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农会只负责土地的归类、没收和再分配。最后的“平均土地”仍是农民起义的老传统。地主阶级的残余一般在人身或社会地位上都被消灭，党代表建立了他们的权威，耕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根据1950 年的宣传，这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私有制形式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实际上无沦对于资本家还是农民，它都并不长久。新政权马不停蹄地开始进行农业集体化建设、、这项改革从北向南按i } , 划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先建妇喻时、常常是季猫性的/ ！、规模互助组，然后发展大一点的长期互助组，最后建立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共同一起耕种并根据各人提供的土地、工费和付出的劳动分配产品。，农业合作社仍然建立在私人土地古有制和自愿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但是运动的门标开始改变很快有人提出只有全面实行集体化才能生产足够的农产品支持工业化建设：： 社会变革 很久以来，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亲合观念和孝道就开始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运动”更推动了这一发展。根据1 塑为年颁布的婚姻法，妇女和男子在结婚、离婚及财产拥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一做法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历经本世纪初以来的发展后取得的胜利。旧的家庭制度受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致命打击，人们要求子女反对父母，这极其明显地破除了以孝为百德之首的古代传统。旧式大家庭被当作封建残余受到批判，自由恋爱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政权力随着1950 年底朝鲜战争的爆发，发动群众的工作变得比以往更为容易。中国军队初期的胜利和以后关于美军开展细菌战的消息为摧毁美国以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中国兴起了两场运动，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号召人们为了保卫祖国，监视亲属邻里中的可疑人物，一旦证实某人通敌，则即使是父母也要当众批判，并且把人民公敌送交劳改。被处决的“敌人”和土改中由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者有上万人之多，一说有上百万。 在这样的革命和爱国主义情绪中，外国传教士作为外国间谍而受到批判。他们或被监禁，或受到驱逐。“三反运动”发起后，要求建立不受外国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控制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会。不受外部影响的“民族教会”终于建立了起来。到1958 年，“一二自”运动统一了各地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发动群众斗争某些个人的运动方式日渐普遍地被用来重建中国社会结构。1951 年和玲52 年间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即采用这种很典型的方式。“三反”的目标是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风气。它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腐败分子清除出自1949 年后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政府机关，从而增进政府机关的活力。“五反”运动是一场针对商人和企业家这些“资产阶级”的类似斗争。它即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二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群众被发动起来，建立各种委员会，鼓动起群众的高度积极性、义愤填膺的场面和对正义战胜邪恶的热情支持，而以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或自杀、处决和送交劳改等方式消灭替罪羊的程序也接踵而来。通过这种运动，使商人阶层服从国家法令。 以延安时期建党方法为基础，刘少奇等组织者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思想改造方法，以此来改造各类敌人或同志的思想。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交待美军细菌战的计划并与抓获他们的中国人合作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已经在包括党员在内的中国人身上实践过的思想工作方法。这些针对犯人的“洗脑”程序是共产党革命工作的一种表现。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性。 思想改造一般都有某些共同特征：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环境及其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一点已在全国受到普遍控制）；理想主义和恐怖手段的交替刺激；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汉语俗语“洗脑”一词的含义在其他地方只见于古代宗教斗争中，其独特之处在于更为全面严谨的组织结构。心理学家能够说明剥夺人身自由、长期不得安全的环境、紧张再加上过度疲惫和反复灌输教条怎样会使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为了逃避这种压力，许多人只好服从权威。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来源的学生阶层而言，这种思想感情的改变是在作为新教育体制一部分的大型革命大学中完成的。 这类教育中心一般拥有喇X 幻名左右的学员，可以被分成一两百人的班级，并再细分为6 到10 人的学习小组。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课程往往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自由讨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发表意见。在这个阶段学员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共同讨沦之后自由交换意见，从而在“思想动员”中公开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开始感到压力而惟恐被改造运动拒之门外。学员不仅仅抽象地抨击社会的丑恶思想，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缺点并全力加以纠正。他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接受其他学员的斗争，身上任何程度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都在斗争之列。各参加者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面对斗争时都无能为力。很快他就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他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理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一旦学员的思想检查或悔过书得到通过，他会觉得受到净化而成为一个新人。他受到的教育使他感到，本性给他造成了强大的情感压力而只有服从党的权威，他才能从这种白造的紧张情绪中得到解脱。他必须依靠党。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受过训练的积极分子，它更要改变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他们不再听命于家庭和父辈，党和革命取代了二者的地位。 至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思想已经定型，批评、自我批评和悔过并未能彻底改造他们。当北京的教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影响时，实际上的效果与其说是改变了这些个人的思想，不如说是让大众看到他们站到了新制度一边。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代表西力一非共产主义影响的阶层保持了中立。 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传统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中闰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理沦联系实际列宁认为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但能够认识世界而目＿可以改造世界。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阳明，曾抨击过知行二元论，认为正人君子应当用合乎道义的行为去体现他的道德观点。濡家的修身即指知在行中得到实现，而行则有助于知的深化， 然而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一种群体活动，它强调的是人性有在道德上得到改善的可能。这种中国古代思想认为通过适当的道德教化，可以把人塑造为更为人世的个体。其实个人的修身和群体的自我批评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两者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延安整风运动术语“古为今用”取得了类似于儒家教化的权威。根据刘少奇的观点，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须用“自我修养”来要求自己，学会“反省自身”以服从党的领导，更为灵活有效地为党＿〔 作。这样，原先的儒家思想灌输个人对家族、父辈和皇帝的忠诚，毛泽东思想则把忠诚的对象换成了人民、党和领袖。当时学习、引用儒家经典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思想改造主要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进行，这些人日后成了国家的精英和政府的智囊。在农村的农民群众中间，最显着的社会变革是给每人划分阶级成分以及建立由干部与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新领导层。由于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地方管理阶层取代了以前士绅阶层的地位。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变革与城市相比仍是慢了一步。 朝鲜战争和苏联援助 早在1949 年毛泽东就宣称他的政策是“一边倒”和“反对金融帝国主义”的。此后，他在莫斯科经过九个星期的艰苦谈判，于1950 年2 月和斯大林签署了为期30 年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是北京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卷人朝鲜半岛的冲突。相反，中国共产党倒是可能有过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台湾的想法。但由于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制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可能采取的渡海入侵行动，这一想法遂成泡影。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的主要战略利益转为确保其重要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南部的安全。这一工业基地是从日本人手中接管过来的。 当美国军队于9 月进逼三八线向北挺进直指鸭绿江时，他们清楚地表明，其作战目的从制止北方军队入侵变成极不明智的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这一军事计划起源于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胜利，而华盛顿对此也表示默许，但它忽视了一点：中国需要一个起战略缓冲作用的邻国，从而避免在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与一位宿敌形成对峙。中国明确发出警告，表示将不会坐视不管。10 月中旬，林彪摩下第四野战军的一部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进入了北朝鲜。11 月下旬，志愿军突袭美军并切断美军各部之间的联系，迫使后者向汉城以南退却。 但是当中国欲以人数上的优势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时，这一努力受到联合国军队的火力压制。最终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对峙局面。停战谈判于1951 年7 月开始，在停火线附近的板门店延续了两年。在此时期战斗仍在继续，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苏联重型武器装备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于1950 年进入西藏，经过一年的战争，在那里平息了战乱恢复了控制。此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采用了苏联模式并得到苏联的帮助。中国按照苏联制式组建起一支职业军官队伍，它指挥着250 万人的正规部队。 但苏联的援助是有代价的。1950 年，中苏间仿照东欧模式成立了“合股”公司，共同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并开展其他合作项目。但在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所有项目全部废止，苏联人也逐步放弃他们在中国东北铁路干线和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特殊利益。 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的经验技术起初曾给中国以极大的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学员前往苏联接受培训，许多苏联技术人员则来到中国帮助建设几百个工业项目。得到苏联贷款的支持，中国的外贸模式发生了180 度的大变化，其贸易伙伴由西方国家和日本变成了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国得到了关键技术上的重要帮助以及不计其数的军事装备和重要设备，但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当时的贷款是用原材料偿还的。中国效仿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发展模式的能力受到一些特殊条件的限制。50 年代初期当中国开展自己的五年计划时，国内状况与其说近似1928 年的苏联，不如说更为接近l9 （ X 〕 年的俄国。1 峨刃年时，俄国人均拥有的生铁、钢材、棉产品数量和每平方英里铁路线的长度，都大于中国在1952 年的数字。同时，苏联还拥有一支更庞大的受过现代教育的技术专业人员队伍及远为发达的教育体系二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并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过多的人口（根据1953 年的人日普查达到了5 . 83 亿，并且每年递增1200 万到！《 刃万）加lt －可开发新增土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 上对粮食供应产生的压力比几卜年前的俄国更大C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的社会革命曾试图从根本上把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将群众引人政治生活。但是中国农村还不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事务来自一个更加简单的时代：如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以及如何分配这些粮食。除了饥荒和疫病，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统治阶级。极少数特权阶层利用其所受教育和拥有的社会关系古有土地并垄断官职。既然统治阶级通常在城市里向村庄发号施令，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问题便是如何将政权的影响深入到农村，并在那里发动革命。如果它的力量不能达到农村并改变它们，农民就会保留过去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如受过教育者可以统治别人等等），这样，古老的乡村今后依然有可能迎纳新的统治阶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希望通过改造人民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渐渐成为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阶级利益之间受到适度控制的一场斗争。 这场革命的一个特征是道德和政治的交融，以致每项政策的失误往往源自政策制定者思想道德仁的问题。》 这从古代儒家的观念来解释，是行为方式为个人品德的体现；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C 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人民共和国及以往的儒教封建国家中同样可以实现，或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实现目标。它和政治权力相结合而成为衡量思想道德的权威。正女11 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互相渗透，意识形态也必须随着事态的发展转变它的职能： 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强调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譬如，在外部世界有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内有工业需求和农业需求的矛盾，个人思想中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自由和纪律的矛盾，民主和集中的矛盾，不一而足。这些矛盾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面。一经发现就会导致斗争、不断分化，最后达到一个新的统一体。这样，一场斗争引发下一场斗争而永无止境。毛泽东巧妙地称之为“继续革命”，认为它像生命一样没有穷尽。这和儒家“和”的理想有着极大的反差。 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的控制 1953 年，北京开始同时规划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不断扩大的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实行工业化需要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集团进日主要物资，而这又需要用农产品支付。为了从农业经济中挤出更多的资源，政府只能成立真正的集体农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但这是厉行节约、阻止富农阶级死灰复燃的惟一稳妥方法。 集体化过程在最初阶段的进展比顶期要快。到1955 年年中，50 ％的农业耕地和农户被编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花了数周时间到各地视察，了解地方上的民情，然后号召2 , 5 亿农民以每50 户为单位组成200 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全国约100 万个乡村中每村平均成立两个）。这项大胆的计划在热心的干部们推动下，发展速度再次超过了预期目标。据报道，到1956 年，已有90 ％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他们很快又被要求再上一个新台阶，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个人份额（份额根据个人的贡献各不相同），建设社会化农业。与1929 到19 犯年间灾难性的苏联集体主义运动不一样，集体化在中国并没有直接导致农业的国家所有制，而是形成了合作社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即由合作社买下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活动在全盛期显然产生了可观的成绩，因为当时几乎见不到有关反对集体化的现象。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只用了五年就完成了全过程，但中国农民除了信仰党中央和毛主席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和列宁从城市斗争起步不同，毛泽东在农村开创了他的革命事业，所以农村中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早就被清除殆尽了。 合作社继续发展，形成了完全的集体化农场。每个村庄都有一到两个农场。它们这时成了乡村生活的新热点，负责兴建地方公共事业和开展福利活动。这些事务在封建时代是乡绅阶层的职责。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贩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宏伟的计一划向人们展示了光明的前景：文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各种疾病及水旱灾害将得到根治，山岭处处披上绿装，也无人会有失业之虞。对于刚刚读书识字的农家小孩来说，这一信心十足的预见固然令人兴奋，但对于怀疑者和持异议者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经起步，银行、工业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国有化转变。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牺牲前者的决定，在为1953 年到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中已经很明显。这些目标直到1955 年才公布：钢产量要翻两番，电力和水泥产量翻倍，但棉制品产量增长不到50 % ，粮食作物的增长目标也不超过20 ％。农民的产品被政府间接取走，也通过实物上缴和税收等形式被直接征收这正如在以往战争中中国重枪炮轻人力一样，在发展农业时中国也不得不强调发展资金需求少、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如防洪大坝和灌溉水渠等。饲养的猪既能提供食用肉类，也提供粪肥，但发展化肥产业则有可能受到限制。）同时，资金投人的重点是重工业生产二此时古据党中央主导地位的毛派分子们预言，人民群众将从思想上得到解放，因而像“生产竞赛”之类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方法将会在生产上一举实现“数量、速度、质量和节约”的高指标。这一强制推行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把约古中国国民生产总值30 ％的收入划归政府，其‘1 ，大约有一半用于投资。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看「去快得惊人。1957 年，中国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同一时期，中国西北的铁路线已经扩展到外蒙古，并且穿越沙漠通到了新疆。这些铁路线的开通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打开厂亚洲腹地的大门并为大规模开发扫除了障碍。同时，它们加强了中国对重新获得的内蒙己，和新疆的控制，因而具有政治卜和战略上的意义。 知识分子和干部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动员起包括只有10 万人左右、从事专业技术和学术＿上〕 作、“西化”较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协一个人。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已经从精神上改造了这个阶层，使它和自己结成一了联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新的党组织会窒息党的思想活力〔 少于是1956 年和1957 年间共产党又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协调党的两个战略要素一一知识分子和于部的关系。，1956 年5 月，知识分J ' .出身的党员上二部和政府官员中兴起一场提倡自由批评的运动，它的「｝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井下是提泪评论白由的号角。）批评不能越过内容的限度，即个人必须绝对忠于党的至高权威。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迹象，此时正值1956 年10 月爆发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对它镇压的余波未平之际。毛泽东于1957 年发表了他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如共产党政权与其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是非对坑性矛盾，是正常的并且可以协商解决的，如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在这个框架内，他希望在其“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健康而有节制的阶级斗争贯彻发展生产力的改策。和延安时期一样，这一辩证过程先是号召人们发表意见，然后针对意见讨论并解决问题。1957 年党和政府不断邀请外界发表意见。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们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集权主义政体及其思想、目标和方法的不满。）意见之多，言辞之激烈，震惊了党中央。这些意见受到严厉的压制。在运动中提出批评的人不久均被迫公开检讨，并互相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如何控制负责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组织。工农业生产双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可以见到新修的马路、工厂、城市、堤坝和新开的湖泊、山林，农作物也欣欣向荣。全国6 . 5 亿人民动员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劳动强度和合作规模建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党需要几百万积极分子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大多都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很可能有4 / 5 的党员不到高中学历，刚从党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很容易陷入“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或“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是通过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农民群众的工作。干部们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但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开展工作所必需的聪明才智却比较困难，更不用说改变在此之前已经影响了干群关系的腐败现象和虚报产量的做法了。农业集体化在推行过程中其实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农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干部空头许诺的误导。 为避免“脱离群众”， 1957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纠正党员干部不良工作作风的思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向知识分子征求意见的运动。1957 年年中，这两项活动汇合成了一场“反右”洪流。“反右”运动最终发展成对中国大约50 到75 万本已很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打击。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灾难。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即把教师、学生、城市干部与公务员遣送到农村，让他们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以避免脱离群众，同时帮助农业生产。从此时起，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开始造成一系列灾难。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1957 年9 月中共中央开会时，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和国家有力地控制了经济，各级党委开始负责经济决策。形式主义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产。集体化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家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农业陷入了停滞的困境。1952 年到1957 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 % ，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增加农业税收以发展工业的苏联模式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在1958 年做出“大跃进”的战略决策，希望它能推动现代工业和乡村农业这两个各具特色而又互相联系的部门的发展。在农村往往动员群众以充分开发潜在的劳动力。首先，兴修水利灌溉工程控制洪涝灾害，开发荒地；其次，投人更多的人力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业产量；第三，就地取材，发展小型农村工业。党希望利用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在尽量不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的农产品可以增加外贸出口换取资金，也可以作为原料进一步投资于工业建设。 “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与劳动力的过剩，把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转变成经济成果、新思想能解放未经开发的人力资源等观点付诸实践。由于经济学专家已经和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下放的厄运，各地浮夸的“大跃进”目标并非由经济学家制定，而是由干部们在竞相攀比中推出的。各地因陋就简发展小型工业的着名例子是让每家农户在后院架起小锅炉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根本无法使用。随着运动的深人，经济部门出现了规划、管理不断分散的倾向。中央统计局被分成小块，成了地区统计局。根据未受专业培训的地方积极分子所提供的统计报表，统计局宣布1958 年一年中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领导层陶醉在自己做出的报告之中。中共中央拿到国外进行宣传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得不在1959 年夏末很不光彩地收了回去。 “大跃进”的后果一言难尽。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儿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土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二但这冒进的做法也造成了大量失误，许多新灌溉的土地出现了盐碱化现象，本来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大量人力则被自白浪费。 1958 年人民公社成了“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根据发扬群众自发积极性的群众路线而做出决定。典型的人民公社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人民公社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这里一切都接受党的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大致等于先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大型公共食堂吃饭。尽管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全部劳动力仍受到严格的控制。村中的男子像军队一样列队向新的生产指标发起冲击，而妇女们则代替了他们在农田里的位置。政府的浮夸风宣传，激起了不了解实情的农民的热情。党希望以此将农民改造为无产阶级，把他们和土地分离开来以建设新型的农业城市。由于拥有自己的上地是中国农家千百年来的执着迫求，反对人民公社的农民自然没有多大的积极性。由于管理不当而劳民伤财，破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场革命终于失败了。政府实行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工资制度后生产力不断下降二在人民公社中把劳动者按军队编制随意调动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1958 年12 月，「扫共中央不得不把决策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一级。工资的发放也恢复了以工作量大小和工分为标准的计酬方法。1960 年，农业形势继续恶化，人民公社的权力进一步分散，平均大约40 户人家一起劳动的生产小队成了基本农业单位，私人经营的自留地也得到恢复。1 勿闭年之后苏联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工业生产停滞时期。印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和苏联撤回援华技术人员等一系列困难。之后好几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处于混乱状态。196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以前减少了大约1 / 3 。人民普遍营养不良。1959 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 万甚至更多。所有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人民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工业生产也停滞不前。政府承认，10 年来不受重视的农业现在应当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了。总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权力造成了经济建设上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不断鼓励50 年代中国革命中极端主义的发展和“冒进”、“放卫星”的做法。他们认为，马列主义领导团体懂得如何解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它能够解放中国劳动人民此前受到国内外剥削阶级压制的创造精神。他们相信，一旦党发出号召，群众就会纷纷响应。这种信念当时既未受到全盘否定，也没有得到支持。到了60 年代，中国人民已经懂得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共处，就像他们和以前历代专制政权共存一样，但他们原来的革命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更为严重的是，党的上层领导集体和最高领袖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断扩大。1959 年年中，从“大跃进”灾难中觉醒的一部分中央委员批评了毛泽东不切实际的极左政策。毛泽东挺了过来。他仍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毛主席永远止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毛氏不得不从日常事务退了下来。国内的政策争论从此开始；不久，外交关系上的新情况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交政策 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这从它的汉语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统治的疆域是“天下”，它代表的国家是中央之国的“中国”。这些称谓显示了中国自给自足、不事扩张的传统。当然对它具有国防战略意义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是例外。50 年代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它囊括了藏族、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等40 多个少数民族，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拥有7 亿多人口的庞大国家。古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继承了一项思想传统，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才能遏止内战和外族入侵，并保证国家的和平昌盛。与同属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它要求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收复台湾。北京称台湾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收复台湾才能结束国共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 中国国内革命造成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强硬态度。它强调普遍适用的名称，如“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前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中代表“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主义阵营”做斗争的榜样。在这些话语中，中国新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更大的适用范围内得到了表述。在这种情绪下，中国把苏联看成自己的“老大哥”。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在50 年代的外交战线上采用了和国内斗争中一样的软硬两手政策。 从1950 年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始自中国和美国遏制政策之间的军事对抗。1950 年6 月苏联支持下的北朝鲜军队进攻韩国，这成了中美军事对抗的直接导火索：正如前所言，这一事件促使美国支持联合国军队保卫韩国并恢复派驻海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此后不久，中国军方干预朝鲜战争，进入西藏，并向印度支那的越盟提供军事援助。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议于1953 年7 月签订。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击溃后，法国于1954 年7 月在日内瓦签署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中国作为军事大国也参与了协议的签署。在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美国也扩大了对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的防卫承诺。在冷战的阵地七，双方都通过军事行动寻求安全保障。1954 年9 月，美国发起创建了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也与汉城政权（1953 年10 月）及台北（ 1954 年12 月）当局签订了联合防务条约。这样，当国共双方在厦门海岸金门岛的对峙于1955 年初演变为军事危机时，中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西藏的活动遇到了美国领导并进行经济支持的反共活动的干扰。在早期的军事对抗之后，双方迎来了更多依赖外交沟通的时期。在1954 年4 月至7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会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法国势力撤走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间中国与缅甸和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1955 年4 月有29 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主题。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中美双方从1955 年8 月开始进行大使级的阶段性谈判。双方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73 次谈判，之后于1958 年到19 必年间转移到了华沙，又进行了58 次会谈〔 。 但这一较软的外交路线很快又硬了起来。1957 年8 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一导弹，同年10 月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帝国主义一时似居下风。11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关系中采取挑衅姿态。j 这一号召很快就体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美国已于1951 年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了军事力量。此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加对大陆的骚扰，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航空侦察或派飞机散布传单，甚至还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冲击大陆海防〔 ）他们加强了金门岛“前线”的防务，在那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 / 3 。这最终造成共产党在1958 年8 、9 月间做出炮击金门的反应，引发了第二次金门危机。后来炮击虽然中止，但是国民党守军只保住了一片焦土。国民党当局把金门岛看成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 在另一个地区西藏也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但被中国驻军镇压下去。次年夏，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端的边界摩擦升级，到1962 年发展到了短期战争。中国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尽管后来证明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粉碎性的迅速反击，但在当时西方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制造事端。 四、“文化大革命” 宗派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随着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党内会议上关于是否采用其他政策的争论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旦确立，它的团结统一就开始受到决策压力的考验，而这一压力随着中共放弃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而逐渐增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提出可能采取的政策。其中毛泽东持有一此观点，而刘少奇与邓小平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早年生涯使他养成一些独特气质，如独立思考和关心普通农民的疾苦等。20 年代早期和中期他曾与国民党合作，1927 年国共分裂后他懂得了军事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在这两个时期中，他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者。1935 年后在他领导共产党的20 年里，他的武装斗争方式不断取得胜利。由于革命需要强有力的个人领导，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在决策方面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一种路线而反对另一种。 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有两种对待革命的观点：一种把历史看成一出道德剧，革命即是道德改革；另外一种观点把各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物质意义上的技术发展看做促使新的生产力产生新阶级的革命力量。在研究这一对同源主题时，毛泽东着重强调对社会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追求，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看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物质文明发展的实际要求。这后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中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上层建筑是其物质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生产关系改变了，上层建筑才能得到改变。毛泽东所倡导的唯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想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力量一旦得到发动，人民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从毛泽东本人的出身背景中人们也可以看出农民世代相传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纪早期，中国学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理想做出积极响应，希望消灭一切政府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在毛泽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中国古代典籍认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适当教育就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而领导职位必须由德才兼备之人担任。这一点成了孕育一位圣人式英雄的温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苏联的刘少奇及其同事们却把毛泽东思想从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删去，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 这两种内在选择的二元性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一、唯意志论与计划论：大多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支持通过系统开展五年计划，积聚投资基金、建设工业，但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加热心。唯意志论是毛泽东的个人信仰。这种信仰导致他支持各自为政的地方积极性，反对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并值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红”与“专”：受过政治培养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群之间，即党的组织者与政府专家之间构成了最为强烈的一组对比。 这些通向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开文件中，它们都作为相互联系的原则而加以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度支持具有显着毛泽东式空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大跃进”，但运动失败后两人的反对态度迅速转向强硬。1958 年12 月后，毛泽东“自愿”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刘少奇。这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会遇到的问题：何时社会革命可以转向社会稳定？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革命精神永不衰败？追根溯源此即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 苏联也曾经陷人的窘境。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 中苏关系破裂 鉴于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标的差异，中苏之间在几个层次上产生重大分歧就不足为怪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互相产生了猜忌。13 世纪，蒙古人曾经奴役过南俄地区；而沙俄帝国主义者也曾侵犯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透过共产党的中苏“兄弟”关系的宣传话语，历史确未提供多少能让双方相互敬仰的事实。两国合作以苏联提供援助、中国实物偿还的形式进行。这本来出自双方领导人的意愿，两党交恶后合作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是合作的基本纽带，而破裂过程也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不懂外语，在他接受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种思想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受到了一些归化“变形”。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一边前进一边丰富他的思想，折衷了共产主义原理以适应具体国情。俄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它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声称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就可以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声明会采取一种渐进而有说服力的非暴力变革方式，与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激进暴力变革有所不同。 1956 年苏联的“反斯大林化”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使当时仍将“马恩列斯”并提的中国共产党大为尴尬。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观点的承认其实接受了中国成为亚洲榜样的要求，但这一让步也松动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根基。自此两党分歧逐渐加大。这时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成了一个自行其是的意识形态权威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听命于一家之言，即使不发生破裂，中苏间的摩擦也在所难免。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后，处于巅峰期的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用来“赶超莫斯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指为危险的“左倾”狂热。作为回敬，北京也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尽管1957 年时莫斯科曾保证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但援助中止了。1960 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出了中国。苏联国内产生了对中国疯狂扩张的强烈恐惧，到了1 % 9 年两国军队在黑龙江和中亚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北京首先试图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和他在这一时期的支持者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模式如何应用到古世界人口2 / 3 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去。1965 年9 月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譬喻，鼓吹全世界人民自力更生进行革命，但中国只做一个引路人，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扩张方式实现世界革命。这种态度使人想起古代的朝贡理论：中国为各国做出表率，但另lJ 国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则取决于它们自己。林彪为世界革命提出的“各自为战”原则在某种程度卜是为了防止中国军方卷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越南战局，因为这会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运动偏离方向。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部实行连续轰炸。由于得到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所以北京只好坐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而承受无力保护友好邻邦的耻辱。同时，1965 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关系上的挫折。6 月中国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未果。ro 月，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未遂政变导致大量亲华印尼共产党员被杀。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问题 在60 年代晚期的社会间题背后存在着深层创伤。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着贫困和期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飒，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而现在则反映了政府规划的失当。中国共产党为负此重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结构。但集体单位的管理者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譬如长征年代的党政领导并不忌讳送子弟上特殊学校。简言之，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新的党一政一军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特权组织。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到严密控制的集团，对其地位和安全极端敏感。上层守旧派日趋保守失去革命性，下层则因受压制而感到失望：革命者取代旧政权后反会继承它的恶习，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产生的鸿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的纵容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形成。 官僚结构内部还存在着斗志和动力的问题。党负责监督所有党员的思想行为，要求他们忠于党、服从党纪。他们从非党员中独立出来，深人参与“党组织生活”：不断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报告下属的情况并想方设法在人事、安全和监察部门的秘密档案中留下一个好的纪录，因为不管是否在党内，一名干部的个人材料几乎比他本人更为重要。他永远不会见到这份档案，但是他知道里面有关于自己的个人履历、家庭出身、政治观点和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的个人陈述。可疑的个人会受到系统的审查，如果遇到一场运动，有问题的个人当然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古代的科举制度使人们在思想上禁锢自己，共产党的制度则让他们在精神上恐吓自己。除了在运动中批判各类丑恶思想，党还不时地找出一批人对之进行系统的批判和当众游街，这让人意识到，如果不是党的宽大，他们之中也难免有人被游街示众。这些公于付十｛‘让人深刻体会到党的权威。动员一些自认为可能受到牵连的人严厉批判那些饱受游街示众之苦的同事，这也是当时常用的一种牛争方式。〕 其结果，“运动”这台制造社会变革的机器到了60 年代开始失去它原先的效力〔 ）卜部们学会了怎样不发表实际意见而顺利通过各种会议程式。他们学会了不与任何人保持密切私交，以免日后被好友出卖而受到批判。积极分子已经掌握如何驾驭运动，如何在动员期伪装出进步和热情，而到了巩固期则变得恰如其分地谨慎和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整个党组织已经学会在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大潮下自保无虞，但是它也正在失去真正动员群众的能力。 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许多党员已经对毛泽东不切实际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冒进方法失去了信心：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内领导人也反对毛泽东的革命狂热，认为这只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他们忙于解决上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于1962 年底发动又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们表现不够积极。毛泽东发起的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 建立于1955 年的苏式职业军官队伍中也滋生了官僚主义倾向。这些军官向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干预军事指挥做出了挑战，他们支持苏式军队的统一指挥原则。随着军队中党员人数的减少，党组织的地位也逐渐下降。但在1959 年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被指责与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后，惟毛泽东马首是瞻的林彪接替了他的职务。军队又吸收了很多新党员，连一级的党委重新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党员阶层这时在深人到连和班的军队基层建立了它的组织，党性教育和政治监督一起得到了推动。政治工作者维持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时防止见解相似的持异议者结成私党。军队受到了彻底的党性教育，从而在1964 年发动了一场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1965 年秋天，军队支持毛泽东发动一场他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更准确地讲，这是一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 毛泽东的圣战 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名义上从1 叭涌年5 月开始到1 % 9 年4 月结束，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与其说这是一项有控制的计划，不如看成是第二次革命。当毛泽东面对公开批评他的人，他发现党内支持这些人的力量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和1956 年“百花齐放”运动中的批评相似，反对意见的普遍存在令人吃惊。但这一次反对意见出自党内。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在党外发动对他的支持。公共场所很快就充斥了群众集会、游行和把毛泽东比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宣传展览。几百万青年由于极度乃至过度兴奋而极度疲惫，但不久就恢复了亢奋。在这些活动中最高领袖对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但与斯大林利用党组织秘密从内部对共产党进行清洗不同，毛泽东公开利用“红卫兵”等群众组织从外部对党进行清洗。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处决了几百万人，而支持毛泽东的人则依靠人民解放军，并使用公开侮辱的手段和使用殴打和监禁等手段对付反对派。 毛泽东的第一步是保证他对处在中心地位的大众传媒的控制，所以首先冲击主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人和北京市委。他走出党组织的圈子，召集了一帮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充当“红卫兵”，并亲笔为他们题词，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希望他们“发动革命，学习革命”。另外，他在党组织之外还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其妻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1966 年秋天，在军队的后勤支持下，1100 多万“红卫兵”云集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尔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进行他们的长征― 在公共场合他们武力冲击所有被认为是代表“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的人和事物。1967 年1 月，毛泽东进一步深化发展革命，号召直接冲击党组织，像1870 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样发动“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此时开始出版的上百万册“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 ，给每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带来了可供参考的大量“语录”和用来表示忠诚的护身符。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大众传媒。党内实力人物逐个受到冲击，无法团结起来抗拒形势。结果，党组织彻底崩溃，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清洗。 为了取代旧的权力结构，毛泽东最终号召在各级政府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新鲜血液）、军人以及经过革命转化的党内老干部组成。党组织在各处艰难地反击，派出自己的“红卫兵”，一面表示忠于毛主席，一面又不断击败他领导的“红卫兵”。地方宗派逐渐开始“武斗”以致乱到了不得不时时动用军队于预以恢复秩序的地步。到上% 8 年1 月，全国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这些组织内部并没有建立起有力的领导核心。最后，对党组织的冲击使军人获得越来越多的政府权力，他们古据了政府要职并继续经常性地对知识分子和官员们进行打击。在这个疯狂年代里，大中学校已经停止招生好几年。知识分子和专家受到批判，学生则在宗派斗争中接受革命洗礼。1 % 8 年秋天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包括前红卫兵战士在内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1 肠9 年4 月召开的“九大”选出了以军人为主导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党章中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70 年代，一些大学慢慢开始恢复招生，但其学生来源并非通过考试竞争选拔，而是由学员所在生产单位群众提名保送。因为竞争性考试仍然会产生一个知识特权阶层，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在中学毕业之后工作过两年才有资格被推选人学，大学毕业后还必须回到原单位工作。这种希望一夜之间就把工人、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做法，由于学员在中小学校中基础打得不好、识字不够多而失败。知识的掌握不可能一娥而就。比较见成效的是为“赤脚医生”提供基础公共卫生培训以使他们能够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城市公务员则被派到“五？ 七干校”接受轮训，这种真正的农场锻炼在于体验农村体力劳动的艰辛并不断除去身上的剥削阶级残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体验农民靠土地吃饭的生活是一次很艰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并非像“大跃进”那样使经济建设陷于停止，但其意识形态倾向的确滞缓了经济的发展。如文革中各地区须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禁止农民经营鸡鸭词养等副业。 1971 年9 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据报道，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期整个军方势力抬头过程中扶摇直上的林彪死于发生在外蒙古的一起坠机事故。事件的来龙去脉慢慢得到披露，据说他有篡权的野心，甚至想刺杀毛泽东，当他的无耻阴谋败露后潜逃出境而折戟沉沙。不管这一离奇事件真相如何，紧接下来对林彪长期叛国罪行的及时揭露，看起来和以前受到批判的刘少奇叛变革命事件极为相似。这产生了又一个问题：如此罪恶昭彰的人何以登上这样的高位？在局外人眼中，对于政治失败者的道德低毁好像是儒家思想的一项奇怪遗产。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信仰再次受到打击。 林彪倒台之后，继续控制大众传媒鼓吹阶级斗争的毛派领导人和追随周恩来总理寻求有序经济发展的中共高层政府官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毛禅东继承人位置的斗争。周恩来在他1976 年1 月逝世之前使邓小平得以平反并担任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但是在1976 年4 月5 日天安门广场群众集会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后，接替他的邓小平在以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即所谓“四人帮”的干预下再次被免职。毛泽东于1976 年9 月逝世之后这群激进派思想家才最终垮台。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十年浩劫”。无知少年的肆意破坏、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和政府机构成员的残酷打击以及使100 多万人受到伤害的人身侵犯、监禁、拷打和折磨是一次空前的人性和文化灾难。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滥用暴力是一种偏执的极端主义行为，虽然它使城市精英得以体验农民生活并由此获得较为深入的认识，但这根本不能补偿它所造成的损失。 中美关系正常化 当中国人民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时，美国人民也卷入了性质不同的另一个泥淖。这就是1 % 5 年至1973 年间的越南战争，美国在越南付出了5 . 8 万人死亡的代价。越南战场上的失败与其他几个偶然因素一起促成了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邦交的戏剧化努力。首先，美国从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撤军实现于缓和、谈判政策之后，而不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继续竞争的军事对抗时代实现的。此后美苏在贸易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在1972 年5 月签订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框架内的裁军以及文化交流缓和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姿态。这反过来使得中美接触成为中美苏三角格局中极受欢迎的一角。 第二，美国把战争限制在越南南部，本不希望引起类似中国抗美援朝的局面。但是，随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却让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美帝国主义相对于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只是一个“次要矛盾”。这一评估使北京对尼克松政府有步骤、有节制的恢复邦交努力做出了积极反应。 中美两国在持续22 年的相互疏远之后取得这一突破是一个重大事件。1971 年4 月，北京出人意料地以“人民外交”的姿态，欢迎来访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后，尼克松总统突然于7 月间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后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已先期秘密访问了北京。11 月，台湾的“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四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在上海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这一文件陈述了双方在儿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但都表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两国贸易和文化接触，为最终恢复关系正常化而努力。1973 年5 月，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初具大使馆规模的联络处，由双方各派大使领导各自机构的上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双边贸易开展起来，儿十个代表团不断来回互访（主要是科技领域的交流），仁千名华裔美国人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方面，政府也已经制定了一个大型规划，希望在政府控制下把美国人吸引到中国早已建好的面向世界各国游客的旅游渠道中去。这种吸引海外游客的旅游业不过是国内群众性活动的拓展。此前，中国国内代表团就已经被带去参观一些样板示范点，到山西的大寨生产队学习农业或赴东北的大庆油田学习工业。与美国的交往同样也被纳人了改造中国的进程：： 上海公报也确定了台湾的地位。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寻求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与之相应，美国同意减少在台湾的驻军并最终从台湾完全撤军二这份文件和双方所接受的“一个中国”概念隐含了美国的一个意图，即逐步撤回对台北的外交承认以实现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并最终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但是，鉴于这两个独立政权从1949 年起就一直存在，并且均坚持“一个中国”（这一语气强硬的措辞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想而非事实），台湾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的次年后，美国方面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进展放慢。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牵制了政府的注意力，该事件于1974 年8 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时达到高潮。基辛格博士不断访问北京，1975 年12 月福特总统也来华访问，并重申恢复中美关系的政策不变。但是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仍都有各自的代表机构，这一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并不多见，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也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北京的继承人之争也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直到1978 年底才全面获胜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美国公众情感上仍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但邓小平地位刚刚稳定，卡特政府就于1979 年元旦承认了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的中国政府，此时距其建立政权刚好30 年。效法日本在1972 年的做法，美国国会于1979 年4 月通过了《 与台湾关系法》 ，为美国继续保持和台湾的贸易、投资和文化往来提供法律支持。美国撤回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原驻台美国领事馆更名为台湾美国学院，由外交部「了退休的前外交官在此任职。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华民族爱国人士的观点，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四面环海、有着自己政府和军队的台湾只是中国一个分离的省份。不过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它已答应逐步缩减援助的规模。 五、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1978 年底邓小平担任领导职务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口号让位于“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的提法：改革时代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像一座大坝突然决口，毛泽东推行的知识无用论、排外思想、意识形态的狂热与平均主义同时被新政策和新规划的大潮一扫而空。短短几年间，中国人的生活步调大为改观。 毛泽东晚年的领导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致于所有这些变化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面貌。在只有他能够正确发动的含义不清的“阶级斗争”口号下，毛泽东冲击、毁坏了这个政治实体的基本要素二知识分子被党员积极分子扣＿上右派的帽子，冒进政策指导下的工作失误浪费了几千万农民的人力（1958 一1959 年）。党政官员被红卫兵从职位上赶走（1967 年）。军队把互相仇杀的红卫兵青年下放到农村（1968 年）。而全军统帅林彪最终也折戟沉沙（1971 年）。最后，“破巢无完卵”，毛泽东一人坐在了废墟之上。庞大的中国国家机器依靠一个领导集体和一套思想体系而存在，而党内各个宗派争相抛出不同的口号二于是，1978 年以后的改革只能从党内开始。 重新振兴中国领导集体 为了恢复自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只能顺应人心进行拨乱反正。中央对卯万甚至上百万“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案例重新进行调查，一直上溯到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被迫害致死的人得到了平反，曾经受到批封和迫害而现在幸存下来的教授、作家、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终于重见天日。在中国集列宁和斯大林地位于一身的毛泽东必须得到其他后任的公开评价，人民才能对他们的领导产生信心。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做了评价。这份文件在否定毛泽东对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的同时，认为毛泽东早期的贡献和晚年的严重错误是七比三的关系。党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前进的日号，同时坚持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党还需要进一步重建它庞大的于部队伍。粼X 刃万党员中约有一半是在文革期间入的党，他们文化教育不足而思想狂热有余。这样的人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新时代建设。邓小平同时面对着两个问题，一是改变领导结构，二是实现领导千部年轻化〔 领导人退休制度得到了实行。，年迈的领分人被请进一个地位很高但无实权的顾问委员会，他们的收人、住房、服务人员、汽车、特种物品供应和一些特权待遇得到保留。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建立在特权和私人关系基础上的领导人的影响力只能随着时间渐渐增加。直到9 年之后，长征时代的老战士们相继去世，这项退休制度才在1987 年ro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f 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几得以通过。！上寸年83 岁的邓小平为他的老同事们做出表率，带头退出一线领导集体（尽管邓小平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当时五六十岁没有经历过长征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掌握了政治局和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同时也全面发动整党活动以把党内不称职的人员清除出去。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尽管有20 万人被勒令退党，32 万人受到党纪教育，这个比例仅仅超过党员总数的1 ％。老党员相继去世，党通过吸收新生力举使党员人数在1987 年达到了4700 万。党员中受过有效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从1 / 3 左右增加到了上/ 2 。 与整党同时发起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建设工作，目的是弥补“十年浩劫”中造成的损失，并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技术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才的短缺。提高教育质量以赶上发达工业国家的运动必然意味着回到发掘人才的传统道路上去。在选拔人才方面，中国人继承了一份相当精致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总的来说，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分流：一小部分优秀学生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则接受实用性专业技术方面的职业教育。而大学生中只有更少的一部分出类拔萃者进入几所综合性重点大学，接受到有可能将他们培育成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全面教育。 1978 年之后高考得到恢复，每年都吸收了渴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中学生。和毛泽东时代学生被随意分配到某个专业和某所学校的情况不同，这时学生可以表达对某专业的偏好，而高校招生则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学术潜力。同时，学校和每年毕业的学生数目逐步减少以保证教学质量并避免大批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子女在家里较早受到文化启蒙，他们因此有可能被造就成新一代精英。同样，在全国大约1 仪幻所高校中，只有少数儿所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而受到重点扶持。许多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研究所重新发展起来。在北京建立起和中国科学院平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大城市中也都设了分支机构。上千名学有所成的人物被派往国外继续深造，而在诸如工商管理等需要优先发展的专业领域，中闰国内就办有各类长、短期培训班。到了80 年代中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有1 万到1 . 5 万人左右 在普通大、中学校以外，同时也建立了各类特殊教育院校以满足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四化的需要。上几厂一、地方政府和国家各部委纷纷开办了业余学校、函授学校和技术培训类院校。一些课程通过广播和电视形式提供给了学员。学习英语的兴趣一时高涨，日语紧随其后，俄语则远居第三。在教育的新时代里，这么多人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寻求如此多样的教育，正规教育体系反而变成了冰山一巅。此前已经改变了日本和一些亚洲周边国家的变革看来终于在中国发生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政治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务之急是淘汰超龄军官和恢复专业Ul上练。和高等教育系统一样，要提高质量只能通过减少数量来实现。裁军1 / 4 后军队总人数仍有大约300 万人。尽管中国得不到两个超级大国的高新技术，许多武器装备还是得到了更新，军队的防卫能力高于境外攻击的能力，1979 年初中国要“教训越南一顿”时，部分装备了美式武器并久经沙场的越南人就颇感吃力。而中国人的运载火箭、核武器研制和弹道导弹潜艇则显示了它的军事实力： 经济建设问题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和人川司步发展。在生产浪费和低效率现象抬头的同时，工资和消费水平却停滞不前一问题部分出在计划方面。由于中国学习斯大林模式牺牲农业以发展重工业，投人大量资金增加工业产品，中国经济规划者一度认为资金／产出比率（即投资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比率有所增大，结果导致单位投入的产量越来越小。譬如，在1976 年到1980 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1 （烈）瓦电时的投人，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 （沁一1970 年）的三倍。尽管投资不断增加，发展速度却降低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们轻视物质动力、外贸和技术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地区实现自给自足，从而放弃了让各个地区尽其所长以求发展的机会。结果，中国继续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正在建设工业化的国家。因此，改革者的新政策就是恢复物质动力的作用，把中国的大门向外贸、投资和引进技术开放。物质动力的恢复对农业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中国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毛泽东的集体主义体制下，被称为“铁饭碗”的农民生计得到保证，但其生产动力被削弱并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农民即便用上了改良稻种和新的科学方法，集体农庄也未能生产出比落后的旧式家庭分散耕种方式更多的产品。 80 年代实行了“责任制”以补救这种状况。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家庭与国家签订合同，为集体生产队生产一定指标的产品，余下的部分农民便可拿到市场上出售。私人承包的责任田扩大到了总耕地的巧％，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要由“责任田”提供的农产品产量奇迹般地翻厂一倍。这恰好证明了物质动力大于毛泽东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力量。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另外一个变革是允许农户经营副业。此前这类活动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变革带来了众多成果。大约1 / 6 的农户开始从事交通运输、修理业、私人食品买卖和其他一些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服务性行业。这些家庭被允许使用雇工。农民们潜在的经营才能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他们建起了两层楼房，成了地方＿上的名人。〕 人们视之为模范并向他们“取经”学习。 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很快与地方党员干部展开了合作二干部们当然不能从事经济活动或以权谋私，但是其个人关系和影响对新兴的企业家很有用处〔 ：因此，干部和企业家以一个新兴地方精英集团的面目出现，颇似早年乡绅阶层的情况。发生腐败的契机也相应剧增。从总体上看，经济模式的创新机会大大增加了可能提供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类型，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但在万众趋利的形势下，公社的取消和一些集体单位的凋蔽给一些能力不是很强的人造成了生活上的问题〔 ：工业改革更具创新精神，尽管这方面取得进展也更为艰难。在毛泽东时代工厂经营者必须与党委密切合作以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计划体制给他们提供原料，但往往并不考虑产品的分配。结果常是全厂工人为完成指标而加班加点，｝币完成后则生产效率低下，直到下一个指标的最后期限公布为止。无人关心效益问题，产品可能会因为无人购买而堆积在露天发霉、生锈。为了改善产值纪录，一些厂长还计划扩建新的厂房，但这些皿厂是否能对经济有所贡献却全然是个未知数。然而铁饭碗仍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奖金已不再能调动积极性，工人们劳动纪律松懈且出勤率低；， 邓小平的改革给厂长们带来了一种“负责制”，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不再受到党委的严格监控。厂长们不单纯考虑完成指标，他们必须负责偿还国家给工厂的贷款。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一种为偿还贷款、减少利息开支而工作的动力。工厂对效益的重视和国家下放计划控制权同时进行，中央政府指令部分让位于地方行政指导。由于中央只要求厂长清偿贷款，上交所得税，厂长就有了更多机会来改进产品以适应地方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组织销售。中央政府逐步减少原材料供应，厂长们开始通过市场购进原材料。他们在投资决策权上自由度的扩大虽然使他们有更多机会营私舞弊，但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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