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建都北京后任用了大批汉族官员，实际上成为满汉合作的政权。如当时的大学学士，满汉各占3 人六部也都各设满、汉尚书1 名，4 名侍郎也是2 名满人、2 名汉人。这种二元式结构在西方被称为是“六人策事会”（Six Boards）。地方上，各省总督也是满、蒙、汉各族分任。清初统治者主要依赖的是汉籍旗人或汉籍旗奴在都察院中的御史人选也是满汉各十的，而各省的56 名御史则分管15个巡区，满汉御史并力合作。总之，清政府任用了大量汉籍旗人，从而形成两头政治的体制。 清时在关内设置了18 个省，除了直隶省与四川省以外，各省均设巡抚上名，其下还有州县郡道及分管全省行政、民政、司法、科举及食盐专卖的各级官员。每两省设一总督〔 近似欧洲人称为“副王”（viceroy）〕，各省重要事务均由总督和巡抚联名报呈皇上，各省内部事务则多由汉人巡抚及满人总督协同办理。他们均有各自的部队，但各省的主要武装通常是满人总督摩下的八旗军队。 这种满汉合作制度起初带来不少翻译上的问题。清初政权实行满汉双语制，满族官员均配有通常为身在旗籍的汉人通事。直到清末，清廷还要形式上将政府文告译成满语后颁行大下，但这种做法早在清初就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满人都学会了说写汉话。康熙时编撰的满文字典在后世子孙那里几乎成为天书。清时各地政府办公语言都是汉语，省级以下的官员也几乎都是汉人。 清代的专制主义 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之手，这是元、明、清三代共有的一个趋势。清代政务，如行政、立法、审判，事无巨细，均须皇帝本人钦定。雍正帝（1723 一1736 年在位）更是大大提高了集权的程度，这与他继位的经过恐怕不无关系。康熙自13 岁大婚后，生下儿女无数，35 个儿子中也有20 个存活了下来。当太子精神错乱后，诸阿哥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明争暗斗。在康照死后雍正得到京师军队的支持，得以继位为帝。他的政敌曾谣传他篡改遗诏，甚至拭父继位。不管事实到底如何，雍正为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可谓费尽心机。他的兄弟中有5 名后来都死于狱中，他们的支持者也都受到迫害。继而雍正又取消了皇族诸王对八旗军队的统率权，并且规定不再宣布太子人选，而是由皇帝于生前写好诏书，埃驾崩后再行公布。另外他还在统治中使用了大量间谍做法，井设立尚书房密奏制度，以便能直接从亲信那里迅速获得全国各地的消息情报。 清代在明代国家机器上新增加了一个机构，即雍正于1729 年设立的国家最高决策部门― 军机处。内阁仍照常处理日常事务，但军机处则与皇帝一道处理各项紧急重大事件，也较少官场上的繁文缚节。军机处大臣通常有五六名，其中二三人常常同时兼任大学士之职，因而军机处与内阁颇有重合之处。皇帝每天傍晚都要召见军机处大臣共商国是二。其制定的方针一则由特选的32 名章京（通常满汉参半）具体执行。 雍正帝勤于政事，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乾隆在位时（1736 一1795 年）亦大抵如此。当时有位大学士曾在日记中写道：“内阁中的十多余同事，每五六天值一同早班都感到劳累不堪，而皇帝竟天天如此！" 国家与文化的统一 承袭前代的统治机制，同时屏入满人统治的因素，这只是满清维持其统治的基本条件，维持其统治还须通过利一举吸收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治人才。这种层层遴选的制度淘汰去不合格或非正统的人员一清代县一级的考试每3 年举行两次，每次录取人约2 . 5 万名秀才。省一级的乡试悔3 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l400名左右的举人，而参加京城一级的会试和殿试并得中进士者不过200 多人二这时他们大多已经年过30 ，均为各地的精英，往往派到各县做官而步人仕途。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他通过这一仪式扮演了一种“圣人一教师”的角色而获得众多“天子门生”的效忠。士子一旦入仕，就会视皇帝为道德的楷模、学术和艺术的恩主，所以对于满清最高统治者而言，真正的考验为他们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从而使国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统治下保持统一。统治中国不仅需要政治和军事上的手腕，同样还需要文化上的领导能力。 康熙（l661-1722年在位）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7 岁继位，13 岁时亲政。他27 岁时平定了三藩的叛乱。他曾亲征蒙古，并大力发扬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在热河修建了行宫。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曾6 次巡幸汉族士大夫的根据地― 江南一带。在这几次南巡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淮河和黄河的水患问题及运河运粮的问题。他在1670 年颁布了16 条道德训教，即所谓《 圣祖圣谕》 ，地方官员及士绅每半月就要宣讲一次以指导百姓的言行举止。 康熙与汉族士大夫阶层关系很好，这有助于他取得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胜利）康熙本人精通儒家经典，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当时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都拒绝与满清政府合作，但康熙于1679 年开设了明史馆，网罗了152 名大学者编撰明史。另外他还开设博学鸿词科，在宫中收罗了一大批汉族学者和书画家为皇家服务。康熙在位期间还令人编纂了《 康熙字典》 、《 朱子全书》 、《 古今图书集成》 （后者远比《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更加卷帆浩繁，有5000卷之多）等书。这样，这位满洲皇帝也和明代皇帝一样，成了文化学术的热情赞助者和保护人。管理全国各地的百姓不仅需要刑罚威慑，同时也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清代全国各地都设有官仓以备荒年贩灾之用；国子监和各地学堂则传授儒家经典；年高有德者可以得到官方的族表嘉奖，地方神灵一并得到官方的祭祀，《 圣祖圣谕》 也有专人负责向百姓宣讲。清代统治是儒法参用的，里甲制即是一例。这项制度草创于秦代，从汉、北魏、唐到宋一直沿用，尽管称法不同，实质则始终如一二如宋代的保甲法，就是与静态的大陆农业社会极为适应的一套政策。明代也袭用了这一做法，并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和告发。保甲法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当时规定，每100 户为一甲，10 甲为一保。甲长和保长由村民推选，缙绅不得担任此职，而当选者须负责传达公事、登记人口 、核对各家门牌等。这并不是“自治机关”，而是由官方规定的一种非官方机构。通过保甲制度，政府和地方缙绅把家庭变成了警察组织： 三、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学术研究：朴学 17 世纪中国学者所面对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明朝汉族统治的灭亡及异族对中原的统治：由明人清的100 年中产生了许多道德问题，像如何依靠儒家信条来防止晚明宦官的专权，明亡后是否应效忠新朝等等。晚明学者大都崇尚唐朝而抵斥蒙元，面对满清统治的现实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坚决认为，“化外之民”不可能胜任中原的统治者。有些则坚决效忠前明誓不仕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异族入侵都是内政不修造成的，于是他们转向研究前明的“德衰”（他们认为这是明之所以灭亡的惟一原因）是如何给“蛮族”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机的。顾炎武（1613 一1682 年）即为其中的一名代表。他曾致力于反清事业，数度为仇家逼害，约1650 年后遍游中原名山大川，虽在旅途中亦着书不辍。他在游历华北时亲身目睹了农业、商业、钱庄业乃至工矿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思索的结果，便是《 日知录》 、《 天下郡国利病书》 等着作。 顾炎武誓不为清廷服务，而是将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灭亡原因的写作上。他对宋明理学提出了批判，同时也抨击王阳明一派的“心学”思想。他正确地指出，王氏的“心学”主张已然背离儒经而渐入禅道。他对八股制艺也大加鞭挞，认为这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国人在面对异族的入侵时只知空谈而一筹莫展。顾氏认为“八股”之为烈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之举。 为挽救上林，顾氏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但他对“宋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的经典。相反，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主张以宋以前的古籍为标准研究传统文化，认为汉儒去孔孟不远，他们的着作更近圣人本义而无理学的搀杂。“宋学”则受到顾氏等人的批判，尽管其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清代学界的创新思想却大都是来自朴学（汉学）学者。 朴学学者注重归纳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训话考据，主张原典实证。这套方法首先应用于音韵之学，后推广至文字学、词源学及考据学等研究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大大拓宽了古典学术研究的视野。确实，这种方法有助于辨别古籍的真伪。如一位学者，在精研《 尚书》 30 年后，通过考据的方法，得出《 古文尚书》 系伪经的可信结论。这样，汉学经过顾炎武等众多学者之手，在清朝成为批判研究中国古籍的一门显学。 有人认为朴学反映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只限于文学研究，并不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中国许多朴素的科技发明和发现大多来自于热爱自然界的道学而非孔门学者。中国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萌芽，从未像西方现代科学那样有意识地予以条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学者仍旧只限于书本研究而与实验等实际操作无缘。 清代对理学思想的重新评估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宋儒由于受到释老二氏的影响，将“理”视为先天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超验实体，对此戴震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是万物的内在结构，强调“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于欲”的命题反击了理学家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仅仅儿句话无法全面介绍戴氏的思想，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像戴震这样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学”，但他并未推翻“宋学”。朴学家的贡献其实仍未跳出传统的藩篱。 官方对学术的控制 18 世纪时的大多数学术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的。雍正帝曾兴建大量学术机构以吸引学者，乾隆在60 余年的漫长统治生涯中，命人编撰了57 部大型图书，清代的学术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权门坐馆教书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为《 四库全书》的主编之一。该书广收前代书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用1 . 5 万名抄手费近20 年之功才‘抄写告成。《 四库全书》 起初以《 永乐大典》 为蓝本，但实际为3 . 6 万余册，远远超过前者的11095 册：全书共缮写了七部，《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 对其中的全部着作做了介绍和评价。 在编撰《 四库全书》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销毁了反清或诽谤前代异族政权的着作在这场浩劫中，共有2300 部书被列为禁书，还有350 部亦被禁印，这些书的作者也都受到厂迫害，甚至连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当时的“检察官”说，书中虽无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谈，焚之可也。又如，当时某人编写词典时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圣讳，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师问罪，他本人被斩首，两个儿子及3 个孙子则发卖为奴。 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 为了罗致知识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缙绅阶层。在文化领域内，平民百姓并无多少露面机会。对他们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们对宇宙万物看法的来源，而他们关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长里短一类的事情。我们对“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们往往出身书香门第，居住在城市中，有办法也有闲暇来赏玩林泉、古董或习字作画。他们还常常阅读小说，或去戏楼观剧。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斗彩瓷器自然远在风靡欧洲之前就为中国文人雅士所珍玩。这些入侵润在中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中，无不精于古董的收藏和鉴别。这是他们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充满了人文理想，一心沉洒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 这种充满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商业化城市中，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南宋的风流余绪。如以西湖着称的杭州，以美女着称的苏州均为其中代表，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即为当时的写真。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一大消遣，文人画在明清时也非常流行。明代画家有姓名可考者逾千人，清代画家自然更多。明代诸帝不少人都喜爱艺术，如宣德皇帝（ 1426 一1435 年在位）本人即是一名很有天才的画家。南宋马远、夏圭一派的绘法不乏传入，而在苏州则出现了另外一批文人画家，其代表人物董其昌（1555 一1636 年）主张书画同源，强调绘画要有“士气”，推崇“南宗”绘法，主张绘画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7 世纪成书的《 芥子园画谱》 对一些绘法术语通过图示都做出了解释。董其昌及其同行推崇中国画的传统并赋予其经典的地位。清时皇室都收藏了大量绘画，如乾隆就收藏了约8000 幅之多。 中国画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艺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道、释二家的精神。此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并不能影响全部。圣贤的思想虽控制了公共生活领域，但它控制不了个体的性灵。结果是，上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和他们读来消遣的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便很是相似了。 大学 蒲松龄（1640一1715年）的《 聊斋志异》 成书后不久即风靡于世。这部书继承了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如讲述一名书生独处书房，忽有二妹出现并争相献媚，该书生遂与之缝蜷，疲而将死之时才发现她们乃是女鬼或狐仙。这种故事自然难以见容于儒家思想，但由于作者文笔典雅，该书在文人士大夫中大受欢迎。 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的白话小说，这些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细节真实生动，因而很受大众的欢迎。其中不少作品来源于宋末和元代的话本，但成就最着者还是明人的小说。如《 水浒传》 ，宋代已有唱本流传，元杂剧也有取材于此者：，该书的雏型是一些自成章节的话本，在这些话本中原先的“盗匪”成了“忠义”的英雄，他们共108 人，均是被逼上梁山的良家百姓。《 水浒传》 一书最后由几名文人作者修润定稿，成为一部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脍炙人口的“抗议小说”。 由一名作者独力创作的首部现实主义大作，是《 金瓶梅》 。该书产生于晚明，讲的是日常都市生活和寻欢作乐之事，一反鬼神传奇的写法，而且对女性个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写。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尽管其中不无渲染色情的成分，但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家庭生活和世态百相。 曹雪芹着的《 红楼梦》 是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杰作。曹氏先祖为汉军旗人，祖父曾出任江南织造的肥缺，康熙南巡时曾4 次驻胖曹家。曹雪芹的祖父雅好文学，曾出资印行《 全唐诗》 ，无怪乎在他身后负债累累了。雍正帝于1728 年抄没了曹家的财产，其中包括南京的13 处房产及300 英亩的田产。曹氏上下114 口人也陷入了贫穷的境况之中。曹雪芹幼经富贵，此时却穷愁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创作《 红楼梦》 。在书中他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一个钟鼎之家的没落过程。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其中最富悲剧性的一个情节罢了。 当瓦肆中的说书艺人逐渐为白话小说家所取代后，戏剧也渐渐从案头走向了舞台。这种艺术形式综合了唱念做打及插科打浑等表演技术，但在剧本中不过廖寥数语便一笔带过，远不足以成为吸引士大夫的文学样式。今天人们往往将中国在帝国晚期的文化与同时期日本的情况相混淆。但前者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丰富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而非创新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重复和没落的迹象。以建筑为例，明清的宫殿建筑与古代几无二致：汉白玉的基座，红墙绿瓦，雕梁画栋。但这时的建筑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唐宋建筑以复杂的大型斗拱同梁柱一道支撑屋顶，这种集实用、审美于一体的建筑式样今天在日本奈良尚可见到，但到了明清时，斗拱渐小渐繁，已失去了支撑建筑的功能而沦为一种纯为美观考虑的装演。 四、衰落的开端 军事的衰败 清朝在18 世纪显露出的衰败端倪主要体现在八旗部队战斗力的下降、上层官僚的腐败及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生活贫困几个方面。纵横东亚近200 年的八旗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像官史中大肆渲染的乾隆帝“十大武功”，其中大部分都是前代的军事成果。 这“十大武功”中有3 项我们已在前文提到，即对准噶尔部的两次平叛及用兵新疆回部。其余7 次都是在已有疆土边界上的自卫战争：对四川叛乱的两次镇压，对台湾起义（1787 一1788 年）的镇压，4 次征伐缅甸（ 1766 一1770 年）、越南（1758 一1789 年）及尼泊尔的廓尔喀族（l790一1792 年这次征伐被乾隆算成了两大“武功”）。乾隆手下的将军们（他们多为满洲人）也并不清闲，如福康安（卒于1796 年）曾用兵四川、甘肃、台湾及尼泊尔。为打击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福康安于1792 年率军西进1000 英里，跨过世界屋脊，将入浸者赶回了尼泊尔，后者从此逐年向清廷进贡，一直到1908 年才停止。 这几次军事活动都是在边界进行的，其指挥将领均为满人，耗费了大量钱粮，而且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将军们挥霍掉了。例如，当时川滇山民造反，其人数不足3 万户，他们在山寨附近建造了数千石堡，后来清军用炮轰为了平地。但第二次人川平叛共费时5 载，消耗了700 万两白银，是当时国库收入的两倍。只有仔细研究了清代中期的这些军事活动之后，我们才会对其发动原因有所了解。仗打得越久，朝廷拨给的军晌就会越多。我们知道，福康安不仅在1780 年到1795 年之间做过好几省的总督，他还是权臣和坤（1750 一1799年）的亲信。 和坤是贪官的典型代表，他的发迹史与前代的权阉有些相象，正反映了当权者的年老昏庸。满洲人主曾费尽心机避免前朝的覆辙，如对亲王贵族、封疆重将、新的“蛮族”入侵者、各地豪门巨室、大内宦官、后妃外戚甚至朝中朋党等一切有可能危及帝王集权专制的因素，一律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范，但惟一不能避免的是皇帝会逐渐变老。乾隆65 岁时璧宠一名25 岁的漂亮的满族侍卫，即和坤，而此公不久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很快从一名五品侍卫升任大学士，贪赃弄权达20 余年之久。他在朝廷的户部、吏部都有亲信，和坤本人则一度身兼20 个官职。和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贪官污吏组成的小集团，在朝中颇有势力。和坤倒台时，抄家官员报告中说他的财产竟达巧亿美元之多。 有和坤带头，我们不难理解武官们是如何搜括民财的了。八旗部队装备越来越差，训练则越来越少，士气也越来越低落。靠炯吃饭的将士们都忍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一贫如洗的旗人们禄米不够吃，不得不从艺、经商、干脆挺而走险或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最后，在清朝承平100 多年以后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满洲军队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无遗。 白莲教起义 1796 年至1505 年在汉水、三峡一带的鄂、川、陕边境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者多为逃亡农民，他们原本开荒自食，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力，这些人不堪忍受税吏的催逼，遂仿照元末明初的“白莲会”揭竿起义。他们宣传说弥勒佛即将出世渡人，标榜要反清复明，并许诺将世人渡出苦海。这次起义的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但造反者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建立政权制定年号，初期大多为散兵游勇的游击作战，与清兵争夺山寨及人马粮食，最后被和坤部下的清兵镇压广F 去。叛乱与平叛双方在交战时都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次平叛与前代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需要整顿八旗军队的纪律，整伤士气。嘉庆帝于1799 年掌权后起用了一批强有力的满族将军，旗军渐有起色：另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并且在各地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队。由于起义对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一些剩余劳力纷纷加入团练谋食。政府在围剿之外，还采取了招安政策，通过大赦和封官、悬赏的许诺分化义军的力量。这样清军多管齐下，最终产生了效果，yJ上一节败退的八旗军队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满洲军队百战百胜的神话也就此打破。〕 清廷之所以能够最终平叛，实际上靠的是地方上的30 万团练武装力量二而平叛以后如何处理这些武装却也成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人口的增长 18 世纪时中国享受着史无前例的承平和繁荣，人日空前增长，但是人日的增长最终却破坏了这种承平和繁荣的局面。官方的人口统计表明，1741 年全国人口为1 . 42 亿，到了1851 年则增至4 . 32 亿。这样的增长速度放在一个不断有移民加人、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倒还可以理解，但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型前现代社会就着实让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照清朝计算人口的方法来看，这个人门数字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1741 年，清政府靠保长或甲长申报的村民情况来统计全国人口。保长除了让每家每户在门牌挂出标明家庭人口情况的号牌以外，还要负责处理地方上的偷盗、赌博、铸私钱、贩私盐种种不法行为以及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等事务。此外，这个统计中涉及的出生、死亡、妇儿、移民及少数民族人口既不一致，也难以可信。总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相反，每年的汇报人日成了走过场的例行公事。有些省份汇报的人口逐年按0 . 3 ％或0 . 5 ％的比率增长，连乾隆都认为：“每年增衍人口竟皆相同，可笑之极。 ” 清代这种带有诗意的人口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突然，早期人口可能多于统计的数字，而晚期则叮能过多地统计了人口几如明代人日总数不超过6000万，竟与约1500年前汉代的人日差不多。我们不妨认为明代人口至1600年已增至1 . 5 亿，清初人口亦与之大致相仿。清政府在18 世纪初开始实行“摊丁入苗”政策，从此赋税均按1711 年的人口来征收，这可能导致了虚报人口现象的发生。先前的地方官们为了减轻赋税负担而隐瞒人口，现在为了取悦皇帝、渲染政绩又纷纷增报人口 。朝廷要求地方详细统计人口，于是人日越统计越多。到了1800 年，中国人口可能为3 亿左右，而非当时奏报皇上的3 . 5 亿。 即使如此，这在一个并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农业国家里也是一个惊人的增长数字。史学家们将之归结为国内承平、开发耕地、种植快熟稻种促进了粮食增产的结果。古代种稻在插秧后150天稻子才会成熟。自从南越引进早熟稻种后，成熟期减到了100 天，之后又从6O 天减到40天，而到了19 世纪只需1 个月即可成熟了。这样就有可能种植双季稻或3 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烟草和豌豆也于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传入了中国。甜薯成为南方穷困人口的主食，因为它能在无法种稻的沙壤土中种植，而且产量超过任何一种作物。除去以上原因，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外贸和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清代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人口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问题也日趋尖锐。这与人口的增长自然不无关系二管理不善，于是问题丛生；问题越多，管理越发腐败。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过由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势力的侵人，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种“扭曲”了的复杂过程。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扩张历史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一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欧洲人把他们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中世纪（即中国的盛唐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并且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壮大、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繁荣及意大利一西班牙对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人中国的。 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 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论核制度二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 葡萄牙不过是一个人口才150 万的小国，但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他们于1498 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511 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4 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原先倭寇、海盗不断侵扰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但未获准：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陆中国的，当时的欧洲人还未养成每天洗澡的习惯，航海条件又很恶劣，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毛发浓重、体臭逼人的形象。首批来华的葡籍探险家们未能证明欧洲文化足以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1517 年，“葡萄牙国工”遣使“中国国王”，使团抵达广州时按照西方惯例鸣炮致敬，这大大触犯了天朝的礼仪，中方官员要求葡方立刻谢罪。就像对付其他国贡使一样，他们把使节关押进市舶司，又按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与之同时，其余的葡萄牙人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岛上筑堡架炮准备交战。中方下令停止贸易。按照中国的法律将这些人指为盗贼、绑匪，说他们从中国拐子手里购买幼童云云。1522 年所有在华葡萄牙人都被驱逐出了广州，而来华的首批葡萄牙使节则最终老死于中国狱中。后来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将其贸易基地建在了澳门。中国政府在澳门四周筑起栅墙，在1887 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和关税。晚明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活动与荷兰人相比，几乎就黯然失色厂：后者于1641 年攻占了马六甲，但在此之后他们主要是在东印度一带扩张势力。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最终打进中国宫廷并且还担任了职务。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 一1610 年）。他于1582 年受教廷派遣入华传教。他是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壮，碧眼长髯，声音洪亮，个性鲜明利玛窦及其同事入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积累了一些传教经验，入华后同样采取了融通阐发（accomodation ）的汉化方针，他们首先面向上层人士传教，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采用中国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与在澳门的葡萄牙籍商人发生干系。他们到中国不久就脱下僧袍，换仁了儒服，也并未直接开展传教，而是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辨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官话讲得十分流利，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利玛窦得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可与儒学相提并论的知识和伦理体系介绍给了中国人。 1601 年，利玛窦像中国的有学之士一样，受到高官的赏识，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所。他贡上的两座自鸣钟和一架钢琴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于是后者召见他及其同事进宫演示这些机器。利玛窦最终使皇帝明白他并非贡使，并且作为一名学者接受皇家的俸禄。几年之内利玛窦及其同事发展了大约200 名教徒，其中有一些还是政府的官员。 利玛窦的继任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西方天文学的成就来修订中国的历法。在中国，天子必须格外注意历法，以求精确预报天体的运行和四季的变化。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钦天监分别由汉人与回人历官把持，但无论是夏历还是回历都不够精确，如预报1610 年的一次日食便出了几个时辰的误差。1622 年来华的德籍耶稣会会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上Von Bel上） 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官廷担任过钦大监监止的职务，并于1632 年在宫廷举行过弥撒。 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连崇祯帝也渐渐转向了基督教。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 世纪时会士与皈依的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了其中的大约380 种着作这些书多为神学着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着。 明清易代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皈依者，他们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先驱。其中最着名者当属徐光启（教名保罗， 1562 一1633 年）。徐氏于1604年得中进士后成为翰林，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饭依了基督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 几何原本》 一书。徐光启于1632 年入阁成为大学士，此后他将耶稣会士介绍进了上层官员的圈子，并协助他们通过文言着作来宣传基督教义。“徐保罗”和汤若望神父还帮助朝廷搞来一些火炮之类的西方军械。在抗击满洲人的入侵时，汤若望曾于1636 年主持一家军械铸造厂，制造了约20 门大炮。简言之，西方的技术比其宗教更为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满人于1644年人关后，汤若望继续在清朝的钦天监中任职。康熙幼年时经常见到他并称他为“爷爷”， 后来他允许传教士在北京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康熙统治中期，在京耶稣会会士使团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交，甚至天天晋见皇帝。某次康熙染病，他们将金鸡纳霜进上，治愈了皇帝的病，结果更加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后来还奉旨采用西方技术勘测各地以绘制大清帝国的地图。他们的身份等同朝臣，和众臣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与百官礼尚往来，在朝中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 中西文化关系 耶稣会会士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他们力图弥合中西，结果却受到双方的一致攻击。不过有意思的是，攻击主要来自欧洲基督教中其他教派的教士。欧洲主动与中国取得了联系，相对中方而言起初却受到更为巨大的文化冲击。通过耶稣会会士的辗转介绍，启蒙时期的欧洲将中国想象为一个具有不受宗教约束之自然伦理观的古老国度。这种观点被伏尔泰及自然神论者、重农主义者一再称引。18 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伦理道德和仁君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演亦风靡一时。 耶稣会会士作为首批入华的西方技术专家，在京城的宫廷里担任着天文学家、翻译官、绘图师、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等多种职能。他们在圆明园主持修建了巴罗克风格的宫殿、仿凡尔赛宫的西式喷泉，满清宫廷中一时西风大盛：不过耶稣会会士的首要任务终究是传教，为了使从督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他们采取了将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汉化”传教方针。）这种融通政策正是他们在亚洲传教取得成功的秘诀。正像徐光启所说的，基督教可以“化佛补儒”耶稣会会士将四书五经视为“古人智慧”而接受下来，但将理学家的注释统统删而不问，同时将道教与佛教视为偶像崇拜而大加抨击这样，基督教就与儒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耶稣会会士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其他教派会上的指责。祭拜祖先到底是一种可为基督教徒接受的日常礼仪，还是一种必须加以禁止的异教崇拜。儒家家并不反对鬼神，如官员在天旱时常常设坛求雨，这又应如何对待？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耶稣会会士们的“汉化”政策超过了限度，他们为了使中国大夫接受基督教牺牲了太多的信仰原则。因为中国人说到底并没有“天主”的概念，他们的“天”和“神”都不足以用来描述“God”（上帝）这一精神实体。 17 世纪40 年代，从菲律宾入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和圣方济各会教士将礼仪问题上呈罗马教廷仲裁。他们原先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墨西路及菲律宾传教，由于当地并无强有力的统治力最取阻止教士的渗透，因而这些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来华耶稣会会士大不相同。他们来华后一反耶稣会会士的成功做法，以下层民众为突破口，走街串巷进行传教活动。1710 年中国共有59 名耶稣会士，29 名圣方济各会教士，18 名多明我会修士，15 名主要来自法国海外传教团的世俗传教士以及6 名奥古斯丁修会会员。单是耶稣会在中国就有70 处传教驻地和208 所教堂。当时天主教共有30 万教士，但罗马教廷内部争权夺位十分严重。“礼仪之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约1640年至1742 年），不仅教会内部意见相左，欧洲与在华教士互相辩驳，最终连教皇与满清皇帝也发生了争执。 同时，儒家学者对基督教也心怀敌意，他们对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处女受胎说及耶稣的神性等问题都抱着一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对本国文化中的儒、佛、道三教则采取了一种保护的姿态，对风传的传教士和教徒乱交，拐卖儿童、挖取死人心和死人眼的做法亦深恶痛绝。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杨光先（1597 一1669 年），其人排斥基督教不遗余力，如摘出耶稣会会士记述汉人为希伯莱人之后的文章来挑拨民族感情，还指控南怀仁用符咒镇魔先帝顺治云云。这使得迷信萨满教的清廷大为震动，拟将南怀仁处决，幸而此时发生了地震，清廷认为是天象示警，南怀仁才逃过一死。不过在此之前已有5 名基督徒历官被处决了，而且因为基督教徒们的礼拜仪式大似秘密会社的集会，所以基督教仍旧受到官方的怀疑。 入华耶稣会会士在欧洲也受到了打击。1700 年巴黎会议之后，在京的耶稣会会士为了自卫，请康熙下了一道支持中国传统礼仪的圣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为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看来，康熙无异于越姐代疤代替教皇裁断神学问题。分别代表葡萄牙、法国和不同教派利益的基督教教士们此时则开始破坏耶稣会会士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取得的成果。在中国皇帝与教皇的争论中，耶稣会会士大多站在中国皇帝的一方。康熙曾派耶稣会会士赴罗马将其69 道圣旨宣示教宗，结果却导致罗马于1715年颁布了否定耶稣会做法的教皇谕旨。 入华耶稣会会士的归化政策在100 多年中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接受，终康熙一朝，他们都被视为有用并且可以信赖的人才。此时颁布的教皇谕旨否定了耶稣会会士的做法，这就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康照曾派一名耶稣会会士绕道俄罗斯赴罗马交涉，但教皇做出的惟一反应却是更为严厉的拒绝。1722 年之后，雍正帝开始驱逐日渐卷人宫廷斗争的耶稣会会士，并大力镇压在华教士的传教活动。许多教堂被充公，除了北京之外的各地教士不得不转人秘密活动。1724 年雍正在《 圣祖圣谕》 中加了一条批注，指责基督教为“异端小教”。1742 年罗马颁布的另一份教皇谕旨为此后200年（直到1938 年）的礼仪之争奠定了基调，要求人华教士必须严格宣誓拒绝“中国的礼仪”。乾隆执政时期，京师之外的传教士一直受到官方的打击迫害。他们不得不改装换面，远走穷乡僻壤。教友聚会受到了限制，而对基督教的敌视思想亦开始深入民心。 早期中俄关系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往来以及在京耶稣会会士发往欧洲的信件，往往使西方人忽略了中俄通过西伯利亚进行的陆上交往。当然，在这条路线上俄国人面临着更大的后勤问题。欧洲人能用船将整支自给的机动部队开到马六甲或广东而并无沿途出入异国国境之累。海上调兵遣将往往也比较便利，而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乘坐的帆船也能比驼队运载更多的货物。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地区逐步进行殖民扩张，进程缓慢但获得了相对持久的成果。俄国人于1637 年就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岸，几乎与英国人发现美洲新英格兰地区同时，此后在向东亚地区进行渗透时却落在了从海路而来的西欧人之后。如果说英国人的舰队像一阵威力巨大但难以持久的台风攫取了东亚，那么俄国人则像一条冰川在此进行缓慢的殖民渗透。今天美国人与远东的海上交往也继承了西欧的传统。俄国的做法与西方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 俄国人于1580 年左右开始从奥伯河（Ob River）流域北上，在几条汇入北冰洋的大河沿岸地区进行扩张。那里的气候和地形都极其恶劣，人烟稀少。莫斯科派到此地的官员都是腐朽的寄生虫，他们设立由释道相连的边防站，向当地人民征收动物毛皮。由于粮食供应缺乏保障，俄国的探险家们开始寻找一块产粮区，于是很自然地来到阿穆尔河一带，从这里他们通过驱船或雪撬可到达较为富饶的土地，而＿且从这里也可以人海。1643 年以后，雅库茨克的哥萨克部队开始沿阿穆尔河一带与当地部族交战井建立起军事据点。其他几路哥萨克远征部队则经贝加尔湖南下叶尼赛斯克（即雅克萨，Yeni - seisk ） ，于1656 年在阿穆尔河主要支流上的涅尔青斯克（旧译尼布楚，Nerchinsk ）建立了据点，后又于1665 年在阿尔巴金（Albazin ）以东修建了永久性的哨所和碉堡。 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修筑哨所与清朝发生了冲突，满洲北部各族纷纷向京师告急求援。不过，清朝在与俄国的对峙中起初并不占据优势，清朝直到1681 年才真正完全统一了中国，但此时又发生了准噶尔部的叛乱，而西蒙古诸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已有接触往来，东蒙古诸部也在涅尔青斯克与俄人进行贸易活动。因此，康熙皇帝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俄国人驱逐出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还要防止他们与蒙古人的进一步勾结。中俄双方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早在1619 年就已形成。1654 俄国沙皇遣使致信清朝皇帝，目的是在否认中国为宗主国的条件下发展两国贸易。俄使拒绝向清帝磕头，而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对贸易不感兴趣，俄使坚持按欧洲各国平等交往的惯例行事更触动了“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未得数见便被遣返出境了，当时来华的另一名俄使即为颇富传奇色彩的N . G .斯巴塔一麦莱斯库，其人出身于希腊一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康斯坦丁堡接受教育，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地。他于1676 年到达北京，首次带来用拉丁文写的国书，并请耶稣会会士为他做翻译。他在接受清帝赏赐给沙皇的礼物时拒绝下跪，因此也同样遭到遣返出境的命运。 1 在当时清朝为控制亚洲腹地而采取的战略中，中俄关系一直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彼得大帝在位时逐步向西进行扩张，与准噶尔部不断进行战争、贸易和谈判。俄国人希望能摆脱耶稣会会士而直接与北京建立永久性的商业和外交关系。结果，一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以解决在京俄国人的精神需要为借口进入了中国，17 世纪60 年代俄国政府即以此为口实不断随商队向中国派遣传教团。雍正帝为了限制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于1722 年后对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团表示了欢迎。另外他还希望阻止俄罗斯与准噶尔部结盟并消除俄罗斯在东蒙古诸部中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满洲人的战略计划相结合，促使两国于1727 年达成了另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大使率军1500人及100 名随员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半年的磋商后，他撤回到乌兰巴托以北、蒙古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加塔（kiakhta） ，并在那里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俄国被明确排除在蒙古事务之外，作为回报，俄罗斯在加塔与中国定期进行贸易。俄国人获准每3 年一次向北京派遣商队，并且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一外交使团。他们可以在北京建造东正教教堂并派遣“留学生”进修汉语。不过，1730 年之前到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有20 个，但在接下来的100 年中只有6 个使团来到中国。清政府对商业不感兴趣，政治的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而最好的对策就是与世隔绝。清政府曾两次向俄派遣使团（分别于1731 年、17 犯年向莫斯科、圣彼得堡派遣使节）以确保俄罗斯不介人西蒙古诸部的事务。清使觑见沙皇时，一如俄使在北京参见清帝，照样一跪三拜行礼如仪。清朝的这种务实性外交取得了成功。到了1760 年，清朝已经在西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西蒙古的叛乱亦被扫平，而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往则局限在大清帝国的边境地区。 广州的贸易 清廷的外交政策是通过限制对外交往以维护国内的稳定，但这一政策在处理广州的海外贸易时似乎失去了效力。中国在18 世纪时面临着欧洲新兴的更有力的扩张形式。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一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在北美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的特许公司，为一私营组织并集中控制了大量资本，同时通过皇家颁布的特许状在海外拥有广泛的政府权力，垄断了本国同某些地区的生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均设有军事据点，在当地行使裁判权，同时发展海军力量及商船运输事业，实际上扮演着亦官亦商的角色。东印度公司最终取得了对印度的统治，并且一直维持到1858 年方告结束。英国的对华贸易扩张即以印度为基础，而商业精神在公司各项事务中均古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英国大众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加，英国、印度和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而英属印度的财政收入亦在某种程度上逐渐依赖于他们在广州的商业业务。 英国人于1699年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工厂（或曰商业据点）。在此之后的60 年中，中英两国的贸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广州商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渐渐将所有的贸易业务都集中到了广州，而且其出口业务亦逐渐集中在茶叶和丝绸这两项。18 世纪时的茶叶生意成为一项高利润的业务项目，并巨它还进一步刺激了两国间贸易的发展：英国致力于装断本国国内的茶叶生意，并通过印度将生意扩一大到中国，清朝则努力维持广州的茶叶生意并从中收取厚利。 对于中国而言，清朝时海外贸易发展之快已然突破原有的朝贡概念欧洲人在广一州的贸易活动即促进了这一变化，而另一个因素则来自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事实卜，正是这些中国商人打破厂朝贡体制，而后来的西方人不过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罢了：中国人在生意中使用帆船，船的体积与外国商船大小相仿，但数量远胜后者。中国帆船最大者载重量可达l000吨，载员180 人。一艘普通的中国帆船载重量为15O 吨，船尾高耸，船帆呈三角形，山木棍支撑以借助风力航行，时速可达6 至8 海里，与东印度公司帆船的速度相差无几二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每年冬季南下，夏季北上，往返于厦门、广州与马六甲海峡之间、他们遵循琐细的航海规则，穿行于各个中途港LI 。由于这类贸易活动是由中国商船开到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因此以往的朝贡制度便不能适用。相反，清朝官员采取了一种传统的做法，即指定商行（英文中讹为“hong " ） 充任中间人来负责中国与国外的贸易活动。 同样，在广州主管对欧贸易的中国商人逐渐也形成了西方人称为“公行”（ eohong ）的商业行会组织。公行由6 至12 家政府特许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商行组成，并且直接向政府负责，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外贸生意：在广州负责外贸税收的官员由京城内务府特别指定，外国人一般称之为“Hoppo " ，中国商行中人向之交纳巨额税款，并且对来华的洋船和洋商负有责任。抵达广州的每一艘货船均须得到一名公行商人“担保”。在外国人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局负责经管一切来华的英国船只和人员。在1760年以前，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在华贸易是在中方控制下进行的。 当时来华外商受到种种限制，如不得携带家眷、不得乘轿等等。他们的住处被划在广州城外沿河一带的“十三行”地区（即洋商、洋行的聚集区）。洋商的贸易活动也受到公行的种种限制，同时他们还得遵从中国的刑法，其公民权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遭受逮捕和拷打的危险。 广州这种独特的生活与贸易方式颇富传奇色彩。对于“十三行”的年轻洋商而言，广州意味着异国情调、与商行领袖的应酬往还以及巨大的商业利润。由于中外商人唯生意是谈，他们发展出一种洋径洪语言，即使用汉语的文法但掺人数量有限的一些外语单词。这种语言在今天的香港尚可听到。只要这些年轻人未得疟疾而一命归乎，他们很快就会发财，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少而又少。广州的中外交往相对说来较为容易，因为它取决于商行而非官府，无需为主权国家间的平等问题而大动干戈。 这样广州等于已经纳入了世界贸易的轨道，但中华帝国对此仍是借懂无知，在政治上也依然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东印度公司一向注重眼前利益，在他们看来，打破中国这种对贸易扩张的传统冷漠态度似无必要，倒是英国政府的领导人急于为本国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这时东西方都已有人呼吁以自由贸易代替贸易保护主义。1784 年，雄心勃勃的美国商人加人了广州的商业战场，私营业主函欲进入印度市场并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这就是1793 年英使马戛尔尼（Macartney ）来华的历史背景。 马戛尔尼本人领取东印度公司的薪水，但他这次是奉英王之命乘战舰到达了天津。他请求清政府开放宁波、天津及其他几个近海城市以发展中英贸易。他呈交了一份印制成文的正式税表，但忘了给经手官员送礼。从一开始，这位英使便不得不力使自己同以往的贡使区分开来。他带来的贵重礼品一概被中国官员标为“贡品”，并且他们还敦促马戛尔尼演练三跪九叩的礼节，但遭到了后者的严词拒绝。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还下沼褒奖英王乔治三世的“向化归诚之心”，但同时指出，天朝万物丰庶，不需要什么外贸。通过这次直接接触，英国人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但对广州的情况仍是一无所知。中方的文献一再强调朝贡的礼仪制度，1795 年荷兰使节来华更加深了这种看法。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们在很多场合都同中国人一样叩头行礼。马戛尔尼来华使命的失败是由于他触犯了广州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由于利益极丰，东印度公司在其最后几年中又格外小心，因此广州的商业体制不论西方人做出何种外交努力都是依然故我。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 1816 年来华时受到更为草率的接待，而且不幸的是当时英国又正与中国的属国尼泊尔交战。阿美上德抵京后又被中方接待官员引见失次，结果未得觑见皇帝便被草草打发走了。 到1825 年为止，正当欧洲准备大规模进行扩张之际，西方与中国的交往还停留在17 世纪的水平，清代统治者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内统治制度，稳定了中央在伊犁、拉萨、加塔及广州的对外关系之、当时欧洲甚至北美同中国已经有所接触，但在头3 个世纪里，这些接触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 第10章 中国在19 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 一、传统中国对变革的反对 19 世纪中叶，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都先后面临西方列强的凌厉攻势而不得不与之打更多的交道。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给东亚带来的只是幻灭与苦难。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当西方列强叩门之时中华帝国已然外强中干、临近历史循环的尾声了。19 世纪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苦难深重。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者首先应该梳理这时中国国内的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入侵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的。这些内忧外患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并无时不互相产生着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举步维艰。当时日本国内正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后来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其原因至今也仍然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统治阶级及其农业规划 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这种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乃是广大农民阶级同朝廷统治之间的中介。明清两代的统治阶层事实上是由地主、商贾及文人士大夫这儿种类型的人构成，他们一起形成了乡村市镇的精英阶层以及王朝统治在地方上的拥护者。 统治阶级由于垄断了文宇与高雅文化而与农民阶级迥然有别。其力量来自于家族制度，事实上，上层阶级正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家巨族构成，它们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利益。族中长老负责管理族中财产、修撰家谱、在宗祠中主持祭祖仪式、救济族中贫困成员及举办家塾，并且有权力惩治族中的不肖子弟以免惊动官府。为了维护本族利益，族人的婚事通常由家族出面撮合包办，当事人反而无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当然，有时同族之中富家亦会与贫穷但有才华的人联姻，这有助于下层人士通过努力奋斗到较高地位。但分割家产和田地在人口增长时期也会导致家庭逐渐走向贫困。大体说来，地方精英阶层中存在的种种亲戚关系有助于家族的维系与发展，族内贫穷但才能出众的人亦可获得出人头第的机会。 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扩张型的模式。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 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依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 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君子，并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步入仕途。甚至一些有钱人亦可捐买功名，因此科举制度受到广泛的支持，“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深人人心。获得功名但不足以担任官职的低层缙绅阶级包括两类人物，其中大部分为获得秀才功名的真正学者，但也有1/3左右的人是捐班监生。和前代一样，时人通过世袭或赏赐也能获得功名。到了1800 年，这一阶层的人数约有100 多万，往往从中产生出上层缙绅或高级官僚。至于上层阶级则由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者或官员构成，人数约有十二三万，他们往往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样，科举制度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一些富人可以捐钱步入仕途，但主流仍是真正的学子，而且后者往往也古据了高层的职位。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正统观念的统治地位。 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经济 中西交往最初始于商业，早在中西形成外交关系、西方观念输入中国之前，贸易便成为中西交往的重要环竹了二但是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民能够自给自足。在旧世纪早期中国约有3 亿农业人日，古当时全国人日的4 / 5 ，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主要是他们的土地，通过祖祖辈辈的劳动，如围田、修堤、打井、挖渠，生产也得到缓慢的发展二这种农庄经济需要先期投人大量的劳动和劳动力来维持其运转。其他类型的生产资料，如牛马等驮兽、劳动工具、住宅、粮仓等等，大都难敷生产之需。由于技术陈旧落后，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也很匿乏。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源却很丰富，18 世纪人口的飞跃发展，大大增加了人口中青壮年的比例，这就导致了劳力甚至是熟练劳力过剩但土地、资本缺乏这一现象的发生。当时既乏节省劳力的技术革新，也缺少这种革新的动力。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经径渭分明的对垒即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都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却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商业上 ，各地的贸易活动集中在一些市镇进行，这种市镇每省都有好几十个。市集大约每三、四天举行一次。附近一日路程之内的村庄都用家畜、手推车、扁担。或灿板将货物运到市集。小商小贩亦在此贩卖盐、铁、纸、纺织品、陶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货物。 在这种蛛网状的市集形式上还有一种地区间的贸易集市，主要从事铜、瓷器、皮毛、丝绸和木材的生意。中国的国内贸易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型市场。广洲与西欧的贸易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变种罢了。 地区间的贸易活动主要依靠便利的水利交通。像茶砖即是从长江、汉水运到北方，再经驼队运往蒙古和俄罗斯的。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亦通过大运河或海运互通有无。如福建的茶叶和安徽的丝绸经赣江运往广州，四川的货物沿长江而下，宁波等地的货物可用舶板一直运到满洲，而厦门的货物则运往东南亚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运输网络系统。这也是西方人打进中国市场的一个原因，因为西方人使用的汽轮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并很快就使中国的传统货运方式得以改观。 另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并未使中国的国内经济格局迅速得以改观。像茶叶和丝绸等出口商品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易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各地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与发展贸易所需的资本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当时信贷制度尚未出现，商业事务中主要使用铜钱和银锭。商人受制于官府，他们或者寻求官吏的保护，或者自己捐买功名，因而中国的商人更像政府专卖事业的税吏而非具有冒险精神和事业心的投资者。 19 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 总之，1800 年前后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比，不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亦有极大的差别。首先，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既未受到官方的鼓励，也未被课以重税。其次，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第三，中华帝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侧如。最后一点，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 政府的惰性 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亦未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通常一名县官负责管理方圆300 英里之内的二三十万百姓，即所谓“七品芝麻官”，因此，他根本不敢得罪当地缙绅，也不可能实行改革，而事实上他的为官之道也不允许他如此行事。县官往往由其师爷及随身仆役辅佐并负责后者的薪晌，以此来管理衙门中的青吏、捕快、人犯等各类人员。县官不仅仅是一名行政长官，他对境内之事负有全部责任，必须管理本县行政、司法、钱粮等一应事务。就像皇帝必须是全国的表率一样，县官在一县之内也必须以身作则，并以一种近乎仪式的方式对境内之事作出奖惩。这种官场仪式的宗旨就是用尽一切方法避免事端。为了能在3 年内升迁官职，地方官们并不关心当地的长期发展，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息事宁人，得过且过。如果大力整顿秩序，就等于承认境内不法现象的存在，这反而会妨碍他们的前程。因此，与其兴师动众地剿匪清盗，不如将他们招安收编到地方军队中来。其结果，便是官府与地方势力的妥协、合作而不是对之进行整顿、改革。所以，中国官场充斥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官员们明知事情会发生，但都希望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才好。 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便是皇帝本人的统治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像是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往往是大臣上奏之后由皇帝作出朱批传旨执行。由于事务太多，皇帝只能选择其中重要者做出同意或否决的批示后再交付大臣处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为何中国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原由了：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地方官员若想改革会遇到重重阻力，尽管京城的皇帝整日忙于变革。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 腐败造成的国力下降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 世纪中期清朝官场中沉崖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豁民财。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瘤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人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川中国各阶层的复杂人际关系。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收受贿赂亦已然成风，当“外敬”的数口大大超过法定的俸禄时，腐败现象便真正不可收拾了。 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数字只是极为粗略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的。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镰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份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报呈朝廷的表章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问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 例如，在产稻基地的长江上游地区，土地税主要包括两项。其一为按16 岁至60 岁男丁人口和土地面积征收的固定复合赋税，不过1700年以后则改由各级政府交纳固定份额的赋税。其二为贡粮，亦按一定份额，以钱或实物的形式上交朝廷。负责收税的官员不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且挖空心思通过收税作弊来中饱私囊，其手法堪称厚颜无耻，如通过“库耗”的名目私扣公粮，或将贡粮折成超过实值的银钱、或提高纹银与铜钱的折兑率来盘剥百姓。苛捐杂税和库耗往往高达原来赋税的10 倍之多，这些民脂民膏大都由地方官府和缙绅及上级政府三者之间分肥，他们狼狈为奸耗尽了农民的“血汗”。至于差役青吏，他们通过征收关税、通报钱或下乡揩油，亦可分得一杯羹。 这些“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的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婿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愈是富有的家族就愈有可能与官府结成良好的关系，而地方上获得功名的人，即便他们本身不是地主，但由于他们在官场中的势力，差官税吏也不得不予以优待。这种劫贫济富式的税收政策在各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记载。如富户交纳4000文钱可抵4 斗粮食，那么一般农户就需交纳2 万铜钱。衙门中的差役亦乐于替地主效劳向农民催租收税。结果，农民为了减轻赋税负担纷纷投靠豪门富户，而富户亦乐于将农民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以便剥削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地主、缙绅阶层中饱了私囊，但国家税收却遭受了损失，而小民面对地主与官府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我们在上文中总结了19 世纪初中国农民之所以贫困的几条原因：首先，农民缺乏改善生活的经济资源（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其次，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农民饱受地主和官府的盘剥。这儿项原因当然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相影响的： 二、学术与思想 “今大学派”与“经世学派” 白莲教起义（17956 一1804 年）之后，王朝的衰落之势也波及到了上大夫阶层。他们熟读经书，深通国家兴亡之道：腐败与农民起义促成了前代各朝的夭折，清朝又怎能例外呢？ 这种忧患意识促进了新型学术思想的发展。至19 世纪时“汉学”学派已成为学术正统，不过此时又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一即为“今文学派”。汉学学派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以东汉典籍为研习对象，并将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奉为圭皋。不过，到了17 世纪末期，古文《 尚书》 被证明系后人的伪作或篡改而成，因此又出现“今文”一派，将东汉之前的典籍奉为正宗，认为它们要比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更为古老因而也更为可信。同时，“今文学派”的学者还在“今文”经书中，尤其是在《 公羊传》 一书中，发现不少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简言之，《 公羊传》 一书中的变革思想成为当时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为19 世纪末对传统思想的全面清点和开放国门做好了铺垫。不过，“今文学派”运动直到19 世纪90 年代仍然处于酝酿阶段。 19 世纪出现的另一思潮代表为“经世学派”。这一学派同样为前代思想的复兴，即反对直觉认识、玄学思考和形式主义，主张学以致用。清王朝的衰落，重新引起学者们对统治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关注。清代朴学虽然囿于对古代尤其是古代文字的考察，不过也记录了不少前代统治制度的详细情况，诸如祭礼、丧服、交通工具乃至头饰马具的式样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一学派对于如何解决晚清时种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却显得一筹莫展。随着晚清颓势愈显，学者们就像明清之际的学者一样，开始对社会进行反思，同时对学者的皓首穷经却不通世务也大加批判。顾炎武的着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经世致用”的口号风行一时。不过，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以维持帝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己任。魏源即是这一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魏源原籍湖南（ 1794 一1 857 年），属于思路开阔、讲求实际的新型士大夫。他在北京时曾研习宋代理学及汉学（古文学派）， 他对这些正统学术研究的批判促成了“今文学派”运动的产生。〕 他还主张学者须讲求通经致用，学问要用来解决当代迫切的政治问题。大运河停运后，魏源于1825 年着文主张通过海路将贡粮运至京师。当时的江苏巡抚服膺其说，于1826 年把魏源的主张诉诸实践，将巧。船的贡粮从海上运至天津，但只实行了一年便停止了。在19 世纪30 年代，魏源还曾致力于改革淮北盐务，后又于19 世纪50 年代亲自掌管该地盐务，政绩卓着。可以说，魏源是一名实于型的学者。 1826 年，魏源应邀主编《皇朝经世文编》 ，其中收录了2000余种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文章。这成为后世此类丛书的雏型。为了引起士大夫们对时局的关注，随后又出了10 余种续编或补编。魏源在此之后又入两江总督幕，得以接触到诸多珍贵文献，如未经发表的奏章、论着、卜疏及议案等等。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 圣武记》 一书，其中回顾了满清对中原、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征服历史，以及清兵与俄罗斯、缅甸、越南及自莲教徒作战的赫赫武功）此书成书于1842 年，止是中英《 南京条约》 签订之时。 像魏源这样关注时局的士大夫还有一些，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满清政府一方面网罗文人学者，但同时又排除异己，这就使得清初充满生气的政治思想渐次摧折，沦为摘句寻章的考据之学。学者们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思想仅仅局限在词源或训诂的考据上，学者们的天才都耗在了史传经书文章之中。像阮元（1764一1849 年）就是一名典型代表。：他是一位着名的藏拓家，于1817 年至1826 年曾出任两广总督。他一生多次出任各省总督或巡抚，兴建了多所藏书楼与书院，刊印了至少十几部大型着作，如古玩训录、诗集、十月经注疏、珍稀古籍汇编等等。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期间，与时中英冲突正在酝酿之中，他又兴建了一所书院，井主编了广东省的地方志，印行1366 卷180 种经文注疏汇编，又发表了白己作的约50 卷诗歌、散文及书话，还刻印了江苏诗人的183 卷诗集。另外，他在绘画、算术及金文、石鼓文等方面也有独到的造诣：）做这些事情时，他正在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任上，负责中西的外交往来，因此他在西方咄咄逼人攻势之下一味妥协、避让，也就毫不为奇一了。 西方在中国的形象 有阮元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为榜样，一般的正统知识分子就很少有机会和动力对域外国民产生兴趣。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其中不乏谬误和歪曲― 已然深人民心，并且形成了中国人对19 世纪欧洲国家与人民的知识，并且以讹传讹，乃至成为定论。除此之外，惟一的信息来源便是来到广州的西方人，但这些人数量很少，而且多为商界人士。由于缺少准确的认识，19 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在打量欧美人时，套用了以往几千年中与亚洲各国往来的模式。如亚洲腹地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兴衰变迁，也一再变换名称与地域，故来华做生意的西方人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描述成像幽灵般往来飘忽不定的人。中国人还搞混了西方各国的名称。如在阮元主持编写的广东地方志中记载，非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是明时居住在锡兰与马六甲之间的一处蛮夷，葡萄牙位于马六甲附近，英国即是荷兰或为后者的属国，法国人原为佛教徒，后改信基督教＜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法国即是葡萄牙云云。 看来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了解西方没有什么兴趣。当魏源等杰出之士试图了解西方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着作的译本。时人对西方一无所知，当西方开始横行中国时，中国人才发现，中为年来对付外夷行之有效的那套办法突然失灵，丝毫不起作用。 三、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 国家贸易与私营商人 印度的私人企业从一开始便是东印度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它们与当地发展贸易并赚取利润。这种私营企业采取所谓“国家贸易”的方式，即由私人业主在东印度公司的授权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这种形式首见于印度及邻近地区，英国公司将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均可汇兑的汇票转售给英籍或印籍的“国家贸易”商人，利用后者的利润来发展本公司的汇兑业务二为一了争取更大的商机，“国家贸易”扩展到了东亚。例如，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孟加拉的鸦片供应，然后通过拍卖形式将之转手给“国家贸易”商人，后者再取道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将鸦片转销到国外。英闰人和苏格兰人开设的私家商行为这种“国家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组成“销售局”，不仅投资造船业，而且也一手操办了货物、船只、仓库、保险及收取佣金的私人交易等业务：这种方式正好介于英国的商业、财经和工业扩张与现代国际贸易活动之间的分水岭上。 印度的“国家贸易”很快做到了中国。早在18 世纪80 年代，积极进取的英国人为了逃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已然在广州开始充任欧洲各国政府名义上的代表。这在后来成为一项定例，如1823 年，詹姆仁、开弟臣（JameS Matheson ）担任丹麦领事，托马斯？ 丹特担任萨一丁岛的领事：担任这一职务获利甚丰，无需多少资本，但需要极大的事业心与创造精神。这样，丹特、升弟臣及其他在广州的英国人很快就有了自已的舰队，成立了保险公司，并开展了银行业务。东印度公司于！ 813 年停止了对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垄断后，原先的业务交由“销售局”办理，而私有业主往往即是这些机构在远东地区的联系人和主顾，反过来这些销售局又成为大英帝国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的首选利器。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国家贸易”于1817 年后古据了英国对广州进「份额的3 / 4 ，迅速完成了两项工作：首先，它为印度的产二品找到了销售市场，并将利润源源汇上印度；其次，它继续为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茶叶一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在此项生意中通常能获取很大的利润。 中国方面的商业利益也相应地增长起来了。不过，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广东是中国南方手工棉纺织。钻及茶、糖的一个集散地，其中棉纺织品大多为“南京布”，因为当时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主要分布在苏州和松江一带。这些出口商品不包括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内，而国内生产则主要面向中国国内大众的消费。直到19 世纪，印度都是从外地进口棉花再转销到中国，这是印度“国家贸易”的主要进口、业务。行会商人就像一个漏斗，他们从华中原产地的游商手中买来茶叶、蔗糖后又转手销往外地。当时从江西到广东的货运主要依靠驳船或苦力搬运，广州的贸易额相对说来虽然不大，但它在积累资本、培养商业精神及商业利益等方面都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商业利益”成为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鸦片生意的繁荣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鸦片，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英国在中印鸦片生意的繁荣，由于鸦片属于服用上瘾的毒品，它的社会危害远比今天在英国谈虎色变的杜松子酒要大得多。婴粟在中国一早已有之，其麻醉药效亦为中国人所认识，但直到烟草于17 世纪从美洲经马尼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抽”起鸦片。18 世纪晚期时每年大约有1000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从1800 年到1821 年，这个数字达到每年4500 箱，到了1838 年更增至每年4 万箱（注：每箱大约载重133 磅）。当时耽于阿芙蓉癖者逐年增加，这与上文提到的人日压力、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的腐败及民众的不满反抗情绪无疑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当时的中国呈现出民心涣散的时代精神：吸鸦片是当时中国人、尤其是衙门青吏差役这些与大众打交道的官府代表的一个精神表征。 当时英属印度的财政收人中有5 ％一10 ％为鸦片生意的利润，这也是中国鸦片成患的一个幕后原因。尽管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并由政府以拍卖的形式销售给加尔各答的私营鸦片商，但西印度的鸦片生意却不归东印度公司管辖，并且一度还对孟加拉的鸦片生意构成竞争威胁。不过到了18 世纪30 年代，东印度公司已控制了印度各船舶港口（如孟买），这就使它通过抽取转口贸易税而大发其财。同时，孟加拉与西印度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推动了鸦片的增产与降价。在华鸦片商通过因供求变化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可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1821 年以前，一箱鸦片可以卖到1000乃至2 000墨西哥银元，便宜时也可卖到700至上1000银元。这种投机生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外商开始使用原始的快船（Clinper ships ）运货，力争赶在竞争对手的前面。他们将运到的鸦片装到“接货船”上，船上往往设有重兵把守的浮动货舱。中国本国的鸦片商人则组成经济人伙房，通常由十几人组成，每人均参股筹集资金。他们使用的走私船往往备有武装，船上的六七十名桨手（中国人称之为“飞龙”或“快蟹”） ，通常兼任脚夫负责从洋商的运货船上装卸鸦片。到18 世纪30 年代时，广州的海域上大约有25 艘接货船及一两百艘“快蟹船”。起初这些鸦片运往广州以西尤其是广州以北的内地，但后来改由洋商洽海路从广州运往广州东北的内地。 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如此猖撅的鸦片走私生意，竟然采取了装聋作哑甚至暗中推波助澜的政策。早在1729 年清政府就下旨禁止买卖、吸食鸦片，1796年又下令禁止国内生产和进日鸦片，并于1800年后一再重申这些禁令。但随着鸦片生意日趋繁荣，政府干脆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鸦片贩子钱可通神，所以鸦片亦成为当时官场腐败的又一根源。官员们一来贪图厚利，二来又惧怕会惹恼在幕后操纵鸦片生意的黑社会中人，尽管上面三令互申地禁烟，下面却睁只眼闭只眼，或将一部分贿赂转而孝敬＿［司乃至朝廷。当政府高层而对曝光、讹许和物议而信誉扫地时，他们感到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不再受理走私鸦片的案件1821 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命令珠江下游的接货船离汗广州，于是外商开始转向广州东北的泉州等地寻找市场，这种“沿海贸易”比在广东三角洲时还要猖撅，很快在18 世纪30 年代就赶上几了广州鸦片生意的规模。 鸦片生意受到中英两国的一致看好，不但英国的商业扩张依赖于鸦片生意，而且随着中国吸食鸦片人数的增加，在中国还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走私组织，这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腐败：一个多世纪以来，清廷例行从广州的贸易中提取利润以补贴国用，但鸦片生意却只是养肥了私人、巩固了“广东的商业利益户’。与之相类似，英国向中国出口鸦片所获取的商业利润也增强了英国向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扩张的野心；换言之，鸦片生意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在华利益。 但不幸的是，英国此时又因行会商人财力不足而受到打击。当时行会商人中最着名的首领为怡和商行的伍浩官（伍绍荣），其人靠做生意（他甚至通过北美波士顿旗昌洋行的朋友投资海外）而发了大财。不过，伍浩官只是一个例外。大部分行会商人往往缺少资本，并饱受官府的敲诈勒索，因而不得不向东印度公司举债，后者则往往追加资本以买断下一季度的茶叶、丝绸生意。不过，当时并无追查债务的法律机构，所以行会商人债台渐高，但公司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官府随意逮捕、拷打人犯亦卜分反感，而由于中英两国对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看法不同，两者的法制传统也因此而大相径庭。出于这个原因，在广州的英国人于1784 年以后拒绝由中国的法律来审判英国的杀人犯，美国人于1821 年亦如法炮制。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等于治外法权，但中国方面对此一汽没有明确表态。 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 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1834 年成功地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在华贸易的垄断，井派遣一名政府贸易督办到广东代理海外商业事项。这时爆发了危机。这位苏格兰籍的督办纳皮尔勋爵，毫无外交经验，对亚洲事务一也不熟悉：他仓促受命，在几乎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却要完成一件儿乎不可能的任务：建立中英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并就此结束以往的朝贡制度。清朝的地方官们白然拒绝了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很快他们就中止了中英两国的贸易往来，这正是他们压制外商的惯用手法、于是纳皮尔便散发中文揭帖谴责中国官员无视两国间的商业往来和商业利益。对此满清官员则切断了英方的所有供给而报以颜色。二。纳皮尔勋爵的两艘战舰冲出珠江主航道口，与岸上的清军进行了交火。这时清朝皇帝下令英军归降，否则即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 行会商人和英方的自山贸易者同时呼吁双方让步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几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对峙局势、纳皮尔辞职寓居澳门后一于1834 年10 月因病在当地去世，他的继任者在此后的4 年中推行绥靖政策，但此时英国内部关于对华政策却产生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以查甸？ 仃弟巨公司为首的大多数英商均要求英国海军为纳皮尔勋爵所受的侮辱而惩罚中国，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丹特公司为首的对立一方则希望以商业利益为重，主张息事宁人。广东的官员则要求英国政府委派一名官员以负责英国的在华贸易事务。 这样，广州的商业体制到1836 年便土崩瓦解了中外贸易不再局限与广州一地，“公行”又中外贸易尤其是鸦片生意的垄断也被打破了 ，行会商人时常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也被众多相互竞争的私营者所取代，而拒绝听命于行会商人的英国督办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商人的管理。中英贸易成交额增加了，但其中的不法现象也日渐多了起来， 四、鸦片战争 1839 年至1842 年的第一次中英战争是近代史上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最终以船坚炮利的英军获胜而告终，其后中国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无不痛感积弱的中国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是如何不堪一击，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沦入了“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深渊。 同时，我们在重新审视鸦片战争时，也很有必要将之放入现代历史发展大潮的背境中进行考察。19 世纪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当时日本的锁国政策相似，均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因而必然会导致失败。正在进行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诸国，在工业技术、组织管理及军事力量上迅速发展起来，与18 世纪时的欧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不断拉大，这就势必引起中国与外界关系的重大变化，旧日的宗主一附庸式朝贡关系迟早会被打破。中国不但在军事上积弱不振，而且缺乏诸如科学、个人自由及经济发展等现代观念。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如果中国需要不断进口印度原棉，或鸦片在晚清时的中国竟毫无市场，那么“鸦片战争”也就不会爆发了。但在当时西方大力扩张、中国闭关白守的历史条件下，一场中外战争大概也势所难免： 禁烟运动 清政府很晚才发现鸦片的巨大危害（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下令禁烟，而这便成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最好借口二禁烟运动在实质卜可以说是一场旨在维护本国实际利益的道义圣战。 直到19 世纪30 年代，衙门及军队中吸食鸦片之风愈演愈烈，几乎与公开的走私活动一样日渐猖撅，而各级官府对此却不闻不间，这时清廷才如梦初醒卜令禁烟。但此时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二鸦片的流入引起中国自银外流，银价飞涨，财政困难，继而这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完税时需交纳更多的铜钱，而税吏亦无法从中捞取多少油水。不过，造成这一局面的还有其他儿个潜在的原因：首先，当时铜钱体积、重量都只有以前的1 / 3 ，于是铜钱与白银的比价大跌；其实，清政府的铜钱铸造数量与年俱增，市场上私钱流行，人们纷纷贮银保值；最后一点，中国白1821 年起白银外流加剧，导致了清廷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都是外贸顺差国，它从日本、马尼拉、英国、美国、印度等地吸收了大量白银：但至迟到19 世纪30 年代，这种顺差局面开始逆转，中国的白银主要通过鸦片生意而大量流入印度。早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明显发觉在鸦片进口中白银流失、但在出口茶叶一时却无白银流入的失衡现象。于是清政府仓促间做出了结论。1825 年一位御史上疏，认为进口鸦片是引起白银外流的罪魁祸首，白银外流又进一步造成了国库的空虚。他的意见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成。 当时鸦片为害之烈，已然难以一举根除。有些具有务实思想的人都赞成和议，主张由官员、士大夫、士兵负责禁烟，但同时寓禁于征，并采用物物交易的方式来防止白银外流。1836 年5 月，当时魏源在京师翰林院任职，这一意见得以上奏道光皇帝，并交呈厂‘州政府照章办理，而且很快就被有所预感的外商所知晓。广州地方政府于1836 年9 月h 疏表示遵行，但在北京，主战一派逐渐古了上风：清廷在宣布鸦片生意为合法的4 个月后义废止了这一法令，于1837 年至1838 年在广州查禁鸦片生意，但广州的鸦片走私生意禁而不止，反而吏加猖撅起来。1 838 年下半年关于是否禁烟的朝议也未得出什么结果，但到年底，道光帝最终下定决心全面禁烟，决定凡是种植、买卖、吸食鸦片者，一律格杀勿沦二这项法律于1839 年颁行，其矛头所指，也对准了在华的外国商人。 此时，广州的这场禁烟运动已然捣毁了不少鸦片走私巢穴，也处死了不少鸦片贩子，并于1838 年、1839 年之交的冬季里达到了高潮，使得广州的鸦片生意几乎难以为继。但这一运动反过来又刺激了沿海走私生意的发展，外商的武装走私活动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英国政府认为政府“不应帮助或限制走私者的活动”来进行干预，于是禁烟运动只得由清政府单方面来采取行动了。回顾历史，有一点很清楚，清政府希望通过禁烟运动达到两个目标：根除鸦片之害，维护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地位。广州的官员一再拒绝绕开行会商人直接与英方贸易督办进行联系，并且居高临下地要求后者保证永不从事非法贸易活动。这样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合作便无法维持下去了；东西两个世界相互对峙，而中国人的禁烟运动因之也演变成为一场英国反抗朝贡制度、要求外交平等的斗争。 林则徐在广东 历史选择了林则徐（1785 一1850 年）来领导禁烟运动林则徐主张“通经致用”，为官清廉，政绩出色。他于1839 年3 月10日抵达广州，紧接着便派人翻译外文书报，节译出瓦特尔（Vatte上）的《 国际法》 一书中有关政府如何管理对外贸易的章节。林则徐还向维多利亚女王致书两封（从未发表过），告诉女王“如果有外国人来到英国贩卖鸦片并引诱英国人购买吸食，女王想必也会对此深恶痛绝…… ” 林则徐计划捣毁广州国内鸦片商的运输和销售体系，这个计划成功地得到了实施。以武力镇压外商本非林氏的初衷，更不用说挑起中英两国间的战争了，但他很快发现，要使外商交出库存鸦片非得使用武力才行，于是在3 月24 日上下令封查十三行附近约350 名外商居住的地区。外商雇佣的中国仆役被剥夺，但供应照常，这种情形维持了大约6 个星期二英关烟贩上缴鸦片后，林则徐解除了查封命令，并且将这些鸦片当众销毁。这次共销毁了大约2 万箱英商的鸦片，但是这一胜利很快就化为鸟有了：首先，中国的鸦片市场已经崩溃，中国及从印度流人的鸦片每年却达5 万箱之多，使本来就获利无多的鸦片贩子几乎未受多大损失；其次，英方商业督办接管了这些鸦片，于是虎门销烟成为中国对英国的挑衅行为，正如开弟巨对查甸所云：“中国人已落入陷阱，他们必须为此向大英帝国付出代价。”林则徐查办英商自是符合大清帝国作为天朝上国的一贯做法，但从世界近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林氏的禁烟举动却正好成为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由于两国司法制度不同，1839 年7 月一名酒后闹事的英国水手杀死了中国的一名村民，中方一要求英方交出凶手，英方则拒绝用中国的刑法来审判英国公民。随着双方分歧的加剧，中西冲突又从鸦片生意蔓延到了外交及司法领域，而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格局因之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动。 在中方的压力下，英国人安全撤离广州到达澳门，于1839 年8 月又迁到了香港。香港与九龙半岛只有一水之隔，面积约有30 平方英里，当时人烟还很稀少。中英双方敌意渐增，谈判期间时有小规模冲突发生。1839 年10 月两国于海上首开战火，但广州的外贸业务仍然照常进行。美国的旗昌洋行与行会商人伍浩官一向往来密切，他们联手控制了在美国旗号下的对英茶叶出「J 生意。同时，鸦片商依仗武装保护，在林则徐难以顾及的广州以外地区照常活动。184D 年夏，英国远征军来华攻古了舟山和天津大沽口并要挟清政府进行谈判，这清楚地表明，林则徐禁烟与维持广州贸易体制的努力都落了空。当年9 月，林则徐被道光帝革职，而英国则准备通过武力进一步在中国建立起殖民地。 战争与和谈 清政府军备陈旧，战斗力落后，因此在仓促应战时节节败退。当时清军的练兵有名无实，只是虚应故事罢了，有时为剿匪或镇压起义，不得不从好几个营团中抽调人马，这就使得军营中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难以具备大规模攻敌制胜的作战能力。由于清兵训练不足，军纪松弛，他们平时对百姓作威作福，但在交战时则胆怯无能，一触即溃。 清朝的海军更是暴露了清政府的屏弱无能。清朝海军向来缺乏海上机动作战的能力。沿海各省的水师只是用来维持沿海某些地区的安全与秩序，而且由于各省制度不同，又缺乏远航及协调作战的能力，清朝的水师不过是一种海事警察部队而已。海盗们往往流窜各省海域以逃避水师的缉捕，而饱受海盗骚扰之苦的省份亦往往追之不及而徒唤奈何。清朝水师拥有的舰只始终很少，大约只有300 吨的总吨位和100 英尺的总舰长，在役人员不过100 ，大炮只有6 门，而此时商用帆船的承载量已达1000吨之多。这样的水师肯定是抵挡不了19 世纪的西方海军的。 英国为了惩戒清政府，派出一支人员只有几千但武备精良的机动部队。中国的战船还停留在弓箭加陈旧火炮的阶段，沿岸泡台亦装备落后，调拨不灵，面对叮以抗风、抗潮、配有救生筏和堡楼的英国战舰简直是不堪一击。结果英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下厂广州至上海各个沿海重镇。英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海军优势建立起中外关系的新秩序。他们想在中国谋求一个商业基地，如香港。 在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林则徐的继任者皇亲琦善，于1841 年7 月与英军签订了和约，允诺割让香港、向英军赔款、重新开放广州。这个和议很快遭到清廷的否决，而中英两国政府态度均很强硬，遂使战事再次升级）1841 年5 月，该季度茶叶装船后，2400名英军袭击了广州，但获得日厌）万元赎城费后即撤去了军队。英军在撤至三元里时受到当地群众的袭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标志中国人民现代意义上爱国精神的第一次觉醒。 在鸦片战争第二阶段，英军占领了厦门、舟山、宁波等沿海地区。1842 年春，英军援军到达，攻古了上海、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之后又进逼南京。清兵多方进行反攻，诸如停止中英贸易、调集广州地方团练、封锁河口港日、改造战船并从各省调兵增援，但均为英军所击败。1842 年3 月清军反攻宁波，但由于领导无方、组织不力加之军备落后，仍然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负责守御的满洲八旗部队，尽管勇气可嘉、宁死不屈，但也未能逃脱溃败的命运。 新任英匡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满清政府为求自保不得不向英军求和。清朝的皇帝作为异族征服者的后裔，对“勾结外夷”的汉奸格外敏感。当时走私活动及香港的秘密会社也分外活跃。清政府感到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将会动摇其在中国的统治，因而有必要向英军做出妥协让步，于是道光帝另派一名宗亲省英向英军求和。林则徐的禁烟大业失败了。 《南京条约》 1842 年8 月29 日，看英与璞鼎查签订了《 南京条约》 。条约废除了公行对广州外贸业务的垄断，允诺施行“公正合理”的关税，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另外还向英国赔款2100 万银元。1843 年至1844 年又先后签订了《 虎门条约》 （1843 年10月8 日）、《 中美望厦条约（1844 年7 月3 日）及《 中法黄埔条约》 （1844年10 月24 日）。这几个条约都订有“最惠国”条款，使得英、美、法等国可以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由于中方做出了让步，这些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不过，这种不平等的外交体系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实际上经过18 年的贸易活动和外交努力并最终依靠军事手段才得以确立起来。 《 南京条约》 等不平等条约只是中外关系发生逆转的第一步。五口通商后均设有英国领事馆，当地的英国居民均享有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不仅商人、传教士等人员可以享受治外法权，他们的财产、货物乃至其中国仆役也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这样，西方及中国的商业活动就相对逃脱了满清官府的敲诈勒索。条约中规定的关税在原先基础上改为4 ％一10 ％左右。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中方的贸易垄断和行帮制度（如广州的公行）都一并废除。顾盛（caleb cushing ）与首英签订的《 望厦条约》 规定，美国同样可以享受英国种种在华特权，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扩大。 下面为东亚各国于1842 年至1943 年与西方签订的儿项主要不平等条约： 起始发展废止 中国《南京条约》（1842 年）及《虎门条约》《望厦条约》（1844 年） 《黄埔条约》（1844 年） 《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中美、中俄，1858 年）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 《辛丑条约》（1901年）德国、奥匈帝国1919 年；苏联1924 年 1922 年《华盛顿协议》 后， 1930 年中国关税自治，中美、中英1943 年签订新的平等条约 日本日本日美、日英、日俄《 神奈川条约》 （ 1854年）《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 1858 年）1894 年日、英修正原有不平等条约；1899 年，外国领事裁判权结束；1911 年日本关税自治 越南《 越法西贡条约》 （ 1862 年、1874 年）《 顺化条约》 （1883 年）越南沦为法附庸国，中国于1885 年承认1946年建立“法国自由同盟”， 1954 年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朝鲜《朝日江华条约》（1876年）《 朝美条约》 （1882 年）1905年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 年被日本吞并；1948年成立大韩民国 五、通商口岸西风东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编译《 四洲志》 ，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 海国图志》 。该书辑录了不少西方近代史料，并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魏源的思想新旧参半，他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而所谓夷之“长技”尤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练兵技术。“自强运动”便脱胎于这种思想，该派中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这实际上是魏源等人“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子兵法》 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正好表明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不幸的是，中国太大了，士大夫们墨守成规、思想闭塞，对外界情况麻木不仁，因而西方的影响主要只是局限于香港等通商口岸地区。 商人与传教士 清政府拒绝了英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但实际上对上海以南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的鸦片生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去广州等5 个通商口岸之外，当时还有10 个中外鸦片生意的半公开码头。当时中国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19 世纪50 年代，每年流人中国的鸦片高达五六万箱，比20 年前增加了一倍。美国的鸦片商，如旗昌洋行，以前从土耳其将鸦片贩至中国以与东印度公司争夺生意，如今可作为印度在华代办商而直接与怡和洋行或丹特公司一逐高下了。美国也和中国、英国、苏格兰及印度一样，通过鸦片生意而发了大财。中国开始在本国大量种植鸦片，后来便取代了从印度输人的进口鸦片。不过在19 世纪中页，几大洋行因其商船运送迅速且有武力保护，加之资本雄厚、设施先进，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鸦片生意。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出口每年都超过1 亿磅，但赚得的钱主要都用在支付进口鸦片的费用上了。英国的纺织品等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往往并不富裕，他们自耕自织地生活，没有多少余钱去购买洋货。地处西欧一隅的英国商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坚信，只要每个“中国佬”的衬衣后幅多用1 英寸布，兰克夏郡的工厂就足以忙碌儿十年的。 几个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呈现出一种在有序竞争基础上产生的积极进取、富于活力的气象。上海和广州的商会下属大约有2 仪刃家商行，其中大多数为英美公司，它们在各个贸易领域内进行着优胜劣汰的商业竟争。不过5 个通商口岸与香港有所不同，它们都有英国炮舰把守，居民年龄偏低，人员流动迅速。这些地方也实行有序的商业竞争，加上广大的“异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来华传教。不过中国对此反应冷淡，新教传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耶稣会于1773 年解散后，他们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国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钳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1801 年到1829 年，只有少数儿个传教团能深入乡村传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华的开拓者马礼逊了，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自1807 年起便在广州传播新教教义。新教传教团（又称福音教派）是工业革命的精神产物，18 世纪时产生于英国及北美新英格兰地区。马礼逊成功地将《 圣经》 翻译成了中文。为增强与广州市民的亲善，他的同事于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有名的英华书院。 首批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系受美国海外布道会（ 1810 年创立）派遣，于1530 年在广州登陆。他们创办了着名的《 中国丛报》 ，编者之一的威廉姆斯还编写了一本《 中国》 （1848 年），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从此医学传教团亦进入了中国。后来威廉姆斯与伯驾及马礼逊等英国传教士一样先后从政为本国政府服务。不过，他们从政，主要目标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福音，特别是通过梁阿发（1789一1855 年）等皈依者编写的宗教小册子进行传教。为了使福音广为流布，他们试着采用汉字注音（即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阪依者寥寥无几，不过数十名而已。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亦卷土重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及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者法国政府从清朝统治者那里获得了弛禁的保证（1844 年、1846 年），自此在华天主教士可以公开进行传教并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通过建立在华级差会，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耶稣会于1814 年得以恢复，以上海徐家汇（徐保罗，即徐光启的家乡）为在华传教的中心，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和拉撒路会、圣多明我会等欧洲教会一样，儿乎在中国每个省份都得到了重兴。尽管传教在内地仍属非法，天主教会各派的传教活动仍比新教传教团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不过，前者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冲击也不像后者那么巨大。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身穿汉装，并且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们开办的学堂也不教授欧洲语言，而在华新教传教士则更为强调本身的宗教文化，并且更为直接地批判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佛教、道教这些“偶像崇拜”。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相对深入人心，但对中国社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却是基督教新教。 广州人扮演的历史角色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在广州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外国人家中的仆役、律师行中的中国商人、中国的鸦片商及宗教书籍分发者最初都是华南人，尤其是广州人。他们各操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语言），各自有不同的行业规范，为上海、厦门等地的洋商服务，本身具有一种当地人无法比拟的“洋气”。如若他们定居新加坡或香港，他们可能会随身携带英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些人作为通商口岸上洋行“员工”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可以申请获得治外法权。他们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19 世纪40 年代晚期，这些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从事贩卖苦力的罪恶活动，即将壮丁在厦门及澳门等地装船后运往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及马来西亚这些急需劳力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移民东南亚，如今由于几个新的因素，这一迁徙活动的速度加快了。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世界性的废奴运动使合同工的需求增加；其次，国外机帆船和汽轮的传入，使得低成本、大规模地运载苦力成为可能。中国的人贩子在外国商行的掩护下，一如早期非洲一北美奴隶贩子，从事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广州的公行制度废止后，一种新型中国商人― 买办应运而生。他们受雇于洋行，为外国雇主搜集情报，或负责洋行在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在通商口岸的特殊条件下，这一阶层的人物逐渐成为中国的现代实业家。这样，中国从一开始便加入了现代世界贸易经济的大潮并在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 六、清末农民起义 19 世纪中叶时一系列长达20 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大清帝国的18 个省份。鉴于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所以产生这场大动乱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内部。19 世纪奶年代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几乎已是一触即溃。国内人口不断增长，国势危急而官员们却只顾及自身利益，官场遂越发腐败黑暗不堪。例如，清政府在黄河与大运河上修建了不少堤坝，但泥沙淤积仍是有增无减。大运河作为南北粮道的地位逐渐下降，而黄河则于1194 年之后的六七百年中（ 1852 年）首次在山东境内泛滥改道。人口激增、水涝旱灾、贫穷、腐败再加上政府的无能，遂导致了全国盗匪横行，并不时有暴乱产生。 由于官府无能，秘密会社得以大行其道。这些秘密会社，北方称“教”，南方称“会”。1883 年，白莲教的一支（即1900年义和团的前身）流行于华北地区，不过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如“天地会”（洪帮），却是屡禁不绝。据说天地会由福州的一名武僧于1674 年因不堪官府欺压而建立，其口号为“反清复明”，入会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入会者欲血为盟，立誓反清复明、、不过天地会平时很平和。类似西方的共济会，天地会规定人会者即是兄弟，但必须遵守一些严格的道德准则，会员之间亦须互相帮助二这对商人、船夫、苦力、下级官吏或走私者这些流动人员具有特殊的作用。人会者在异国他乡（如新加坡和巴达维亚）通过切日、手势暗号即可得到当地分会成员的保护和照应。 19 世纪40 年代末，中国南方地区普遍动荡不安，这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在两方面遭到削弱的缘故。首先，华南是当年满洲人最后征服的地方，清政府仅在广州一地驻有八旗部队。其次，这一地区长久以来深受西方商业及文化的影响，并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峰。事实上，广州正是产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摇篮，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西方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的。1841 年的三元里抗英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义民被清政府遣散后，广州人民对英帝国及求和苟安的清政府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上海因为地近茶叶、丝绸产地，自1843 年开埠通商以来便杜绝了操纵粮运、潜运的帮会势力。最后一点，英国海军于1849 年开始打击中国的海盗势力并取得成功，这就迫使海盗帮会不得不沿西江迁到内地的广西省。 太平天国 就像以往的大规模起义一样，发生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为号召来组织人马造反的。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1814 一18 必年）及其副手均为客家人。客家人几百年前从北方迁到南方，与本地“土人”并未完全融合，甚至相互仇视争斗。洪秀全本一落魄文人，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而均遭落第。因此，他最终变成一名神秘主义者，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失常。他在病中见到“天父”，于是自认为是新的“弥赛亚”降世。洪秀全于1836 年见到梁阿发编写的传教小册子而若有所悟，后以新教《 圣经》 为依托，创造了一种类乎旁门左道的“拜上帝会”。洪秀全长久以来因病而见神见鬼，他在病中阅读这些小册子后认为，他病中见到的正是天父耶和华、天兄耶稣，而本人则是天父的幼子，为拯救世人而降下儿间。洪秀全与广州的新教牧师曾有短暂交往，但鼓吹武力和复仇的《 旧约》 对他产生的影响更大。他全盘接受了“摩西十诫”的思想，但对“登山宝训”的内容却弃之不顾。 洪秀全及其同事传教数年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由于官府对盗匪和地方纠纷已经无能为力，地方上经常自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这些“民兵”通常领取报酬，并由当地缙绅指挥领导。他们有时会发展为秘密会社或宗教组织，并向当地勒索保护费或孝敬钱。不过，随着官府势力的衰败，这些会社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争斗。就像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各部一样，这些组织也往往由一铁腕人物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帮”会组织。 洪秀全及其追随者于19 世纪4O 年代末组织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不得志者，如客家人、天地会成员、盗贼及流离失所的农民等等。他们于1851 年7 月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起义，于1851 年9 月攻克广西永安州后建立起了军政制度。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一词在经书中屡见不鲜，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农民起义即以此为名号，有些朝代亦采用“太平”为年号，而《 圣经》 译人中国后，“太平”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出身烧炭工的杨秀清（约1820 一1856 年）被封为东王，领中军主将。其余人亦封为北王、西王、南王、翼王，皆受东王节制。 清军久攻永安不下。1852 年4 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队伍不断得到壮大。由于缺少火炮，他们未能取下桂林和长沙，但于1853 年初攻克了武昌，继而渡江而下，于1853 年3 月占领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南京。这是太平天国的胜利顶峰，此后便是互有胜败的相持阶段。太平军曾派大军北伐，因失利而西上太行，又东下临铭关，时值冬季，行军艰苦，最终于1853 年年末迫近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从广西北上，并未在沿途建立起政权机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地方官的合格人选。太平军转战中国的16 个省份，攻下大约以刃座城池，但得之而不能治之。攻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并且建立了六部，但在乡村，其政权仍为军事化的统治机构。 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事化宗教社会中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禁欲制度。太平天国鼓吹男女两性的贞节，主张男女平等，禁止缠足，妇女亦参加劳动和战一斗，也可以担任官职。太平天国的清教徒式狂热使得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抽烟。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混和而成的奇特产物。洪秀全自称为天父次子而被奉为天命在身的新天子；他的追随者向大众布道井向＿上帝献祭；他们捣毁偶像及儒、释、道三教的庙宇；他们的首条道德准则即为敬畏上帝、耶稣与天王，第二条便是“孝顺父母”。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却是尊卑有别、＿上下森然。太平天国实际＿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于《 圣经》 并未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于是洪秀全与杨秀清像王莽、王安石一样从《 周礼》 中寻求答案。中国的这种乌托邦理想根植于原始经济时期的社会状况，主张每人都为公共财富务尽其能而后各取所需。土地按肥沃程度划分为9 等，农民们按人数分得相等面积的田地，并规定凡居民25 家为一“两”，设两司马负责管理生产、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武装等工作。理论上每个农民战时都是军人，各级官员的体制、称呼亦与军队相同（均田、编户并耕战合一的制度自然均为中国的传统做法）。由于太平天国并未在占领区设立政府，因此平分土地的规定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他们仅在建都南京的最初几年里试图实施过这一计划。各王均有自己的宫室、行政班子以及军队，因此平等的理想也不免大大打了折扣。 洪秀全强调个人作用及超验的神性，他心目中的国家建立在理性的白然秩序之上，与传统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太平天国的狂热实践却使这一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他们反清辟孔，震撼了整个社会秩序，触犯了保守的七大夫阶层，但同时又未能团结天地会形成统一战线。太平军借用了不少天地会的切口，许多天地会成员还加人了太平军，但天地会于1853 年在厦门及上海起事时，太平军却袖手旁观。太平军低估了盘踞在上海的外国势力，也未发展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同时，太平天国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东王杨秀清为马基亚维利式的人物，他自称天主附体，从而攫取了极高的权力。天王还算比较老实，尽管他自称上帝幼子，却对杨秀清一再忍让。到了后来，东王的势力已驳骚然驾乎天王之上，洪秀全乃密诏北王韦昌辉等回京除杨。韦昌辉趁机大开杀戒，残杀东王及其家属、部众2 万余人。于是天王又不得不诛韦平乱。这时洪秀全当年的老部下已所存无多，于是他又封了一些亲戚为王以巩固其统治。大多数新王均腐败无能，唯有忠王李秀成（1859 年受封）为其中佼佼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领导人。由于清政府垄断了管理国家的统治人才，所以能枚平19 世纪50 年代的起义而得以苟延残喘。这些人再次证明了传统文人政府的优点，也可以说是康熙及历任清帝为国家及文化大一统所做努力的遗泽了。士大夫们宁可拥护传统的异族政权，也不愿接受本族“逆贼贰臣”的统治。最后，汉族士大夫领导的“新军”、尤其是湘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 湘军的主将即是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他的一生与太平军起义是紧密联密在一起的。曾国藩于1838 考中进士，之后是在京师的10 年宦海沉浮。1853 年初，他受命在家乡湖南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他以儒家伦理训练湘军以维护“名教”。曾氏出入释儒二氏，主张“经世致用”。他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但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首先建立了一支缙绅士大夫队伍，之后又整肃军队，向他们灌输敬上、爱民、立德等道德信条。湘军常常跨省作战，渐渐由防御性组织发展为进攻型队伍。其次，湘军还训练水师，镇守华中一带。第三，曾氏一直盘踞在湖南，于1854 年收复武昌后才离开本省老营。不过，即便是这时，各省依旧是各自为战，各地起义仍然绵延不断。 捻军与回民起义 正当太平军于1853 年崛起于长江流域之时，黄淮之间、运河以西地区又爆发了捻军起义。苏、鲁、豫、皖一带原有白莲教的余党，这时发展成为盐袅“捻子”（帮）。他们活动的范围即所谓“九省通衙之地”，虽无名都大邑，但出人方便，不过时有盐袅出没，村民械斗不绝，并且常常还与回民发生冲突，此外水患、饥荒不断，人民颠沛流离。1853 年各地捻党大致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势力之大，许多地区都是只知捻军，不知官府朝廷。捻军不断扩充武备、马匹，并向当地征收赋税，很快发展起骑兵队伍劫掠邻近地区。1855 年，捻军形成黄、红、蓝、白、黑五旗军制。他们使用暗号手势、献血结盟，人伙时还有一套复杂的人会手续，并且效仿太平军蓄留长发。捻军与太平军先后多次合作，但内部一直各自为政，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乡村，也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不过，捻军首领渐渐建立起晓勇的队伍（尤其是骑兵部队），并在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先后牢牢控制了当地的兵勇、平民百姓和粮食供应。到了18 的年，捻军与太平军隐隐然已对清政府形成合围之势。 云南回民起义持续的时间更长。穆斯林自元朝之后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一直很有势力。云南的回民自成团体并时常与外界发生冲突，在争夺铜、锡、铅及金银矿源时尤其如此。当地的清朝官员人数不多，也很难行使政府的权威，如一名从麦加朝圣回国的阿旬，因发现孺家思想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聚众闹事时，官府儿乎无力治理，于1861 年才用招安的方法将之勉强平定下去。不过，云南西部的回民起义在杜文秀的率领下又坚持了十一二年。1856 年杜文秀定都大理，自立为新建伊斯兰国的苏丹。他从缅甸（后者将穆斯林称为Parthay ） 获得军火补给，甚至还于1872 年遣使至伦敦谋求合作，但未获得什么结果。同时，1862 年中国西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回民起义，而贵州的苗民自1854 年以来也纷纷生事作乱。 这几场起义虽然规模不及太平天国起义，但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王朝身处内忧外患之中，一时岌岌可危。不过，内地的这些起义仍然无法产生足以取代传统社会的新型制度，相形之下，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倒是趁机在沿海地区大力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 七、条约体系的完成 这场起义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成批的城池为之夷灭，与之相比，伤亡仅仅数千人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同样，早期的鸦片生意、传教活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也未形成多大气候。它们并未直接触及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只是使人们对旧的生活秩序产生了疑问，并潜移默化地冲击着旧有的社会制度。不过短期看来，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不总是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相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列强于1860 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满清的灭亡与中国政治的变革。从1851 年到1860 年，正当中国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西方一列强一反谈判做法，转而向清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之后转而又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国内的起义。19 世纪50 年代，清政府对地方（包括诸通商［上岸与内地省份）的统治遭到削弱，地方势力逐渐抬头。但在诸通商日岸，西方各国的领事建立了西式的统治机关。当时上海挤满了躲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 年，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清朝的海关陷于瘫痪，自道台以下的官员尽数被驱逐出上海。上海洋行中的外商为求自保组织了“上海志愿军团”。1854 年7 月，英、美、法3 国领事联名要求上海道台准许他们自治并获得准许，此后在上海便逐渐形成“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各租界均有自己的武装与警察。这样，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通过租界在长江流域牢牢地攫取了一席之地，为上海日后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打下了基础。 同时，由于当时上海未设海关，由英国领事负责租界关税事宜并把持了内地的洋货进「上关税。租界的关税本应一视同仁，但由于中方海关官员的作梗与各国外商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无法实行。但如果关税不统一，自由贸易及合法的贸易发展势必受到威胁。因此，英、美、法3 国领事于1854 年7 月做出决定，由其向上海道台指派海关税收人员，以此保证各国外商利益一致，同时也确保关税能够交到道台本人手中。这即是中国海关外国监督制度的滥筋。自1855 年起，中国政府聘用英人李泰国（Horati 。Nelson 场）出任上海的江海关税务司。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几项制度反映了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的本性及中国与列强虚与委蛇的手腕。 中英、中法战争 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与国外的茶叶、丝绸及鸦片生意仍是有增无减，但广州逐渐失去了先前的外贸优势地位，排外情绪不断滋生：英国人仍然无故不得人城，这涉及到中英两国政府的“面子”问题。到了1851 年，英国已打定主意再次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但也认识到外国的侵略也许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局势，于是暂时隐忍不发。看起来太平天国政权不会比清政府提供更好的贸易机会，因此英国在双方对峙交锋时保持了中立。 1854 年，英、美、法3 国在广州、上海与天津3 地召开修约筹备会议。清政府拒绝并回避了这一问题，但中国人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使修约问题又不得不提上议程。此时西方列强正迫使日本等亚洲国家鉴订一系列通商条约，他们亦欲通过与中国修订条约而进一步控制中国。英国认为有必要修约以扩大原有成果，于是在1856 年借口中国水师在“亚罗”号船上撕毁英国国旗，并于次年与法国（法国以马神父事件为借口）组成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中国“天子”接受西方对全球贸易及外交关系的诸般理念― 他们花费4 年功夫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一番周折，他们于1858 初攻古了广州，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联军手下的傀儡。英法联军意在满清皇帝，于是在1858 年5 月攻陷大沽炮台后又逼进天津，并于同年7 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汀《 天津条约》 ，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二俄美作为中立国向天津派出全权代表，也签订了内容几乎相同的条约。由于各国驻京使团意欲彻底粉碎满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清政府方面的态度乃日趋强硬不肯做出让步，甚至否认条约草案中的内容：英法两国公使抵津一年后，又于1859 年6 月赴北京换约，以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为借口进攻大沽炮台，但遭到重创，有4 艘英国军舰沉没1 之后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其中包括英舰41 艘，运输船143 艘，英军1 . 05 万人，另有2500 厂－州苦力随军效力。、法国方面则派出军队63 朋人，军舰60 余艘。英法联军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后于当年10月进驻北京。而咸丰帝则仓惶逃往热河避难二〕 山于法方坐大，同时对中国亦毫无商、｝仁兴趣，致使英法两国在京期间发生鳅龄，另外英方代表额尔金亦不得不设法遏制本国的扩张要求：就在此时英方的谈判困首领在停战状态下被清政府逮捕，其余约20 名成员亦被处死，额尔金为了报复清朝皇帝，下令焚毁了圆明园飞由于缺乏弹药，兼之冬季将临，英法联军不得不做好尽早签约后撤军的打算。他们与咸丰赞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沂签订了新的和约，认可厂1858 年签订的《 大津条约》 ，又增加了租界地与赔款数额。例如，英国获得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法国方面则获得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的特权。 尽管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进一步使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国门。 俄罗斯在满洲的扩张 俄国凭借最惠国条款，同样也获得了英、美、法诸国的种种特权。不过同时俄国人还别有所图。满清统治者j 通过《 雅克萨条约》 将俄国人拒于阿穆尔河流域及蒙古之外，俄国人因而曾转向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伯令（Bering ）于1741 年发现了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在堪察加半岛设立了卫所，并开始与日本进行接触。1799 年，俄美公司得到政府授权，垄断了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业务，其势力足以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分庭抗礼。自1812 年至1839 年，俄国甚至还一度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地区，同时，从1727 年到1860 年之后几年还在外蒙古境内的“买卖城”与中国政府定期举行边贸活动。尽管俄国不再向北京派遣商业使团，东正教传教团却源源而至，这些传教团后来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事机构。 中国的5 个口岸通商之后，俄罗斯也同时加紧了对后来称为“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的扩张。在整个18 世纪里，俄国人在此地不断推进，并修筑了边防哨所以防御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进攻。这些哨所很快就蔓延到从里海以北到奥伦堡及东伊尔铁什（Irtysh ）河沿岸的广大地区。俄国在侵略过程中逐渐将矛头转向了南方，开始逐步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基辅、布哈拉（Bokhara）及撒马尔罕（ Samarkand ）发展边贸。1851 年，中俄两国在库尔加签订条约以加强“买卖城”的贸易管理。俄国商团的路线、人华季节及下榻处等方面都受到中方的严格规定，但同时也受到本国驻库尔加地区领事的保护。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因为中俄两大帝国都是这一地区的征服者，他们在此都需要对抗当地的好战部落以维护本国利益。 受到英国侵华胜利的鼓舞，俄国也再次侵入阿穆尔河流域，其将领即是曾于1847 年担任东西伯利亚总仔的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 ）。他于1854 年向阿穆尔河派去舰队并于次年在该河北岸设置哨所，一直延伸到与乌苏里江交汇的哈巴罗夫斯克（khabaIDvsk ）。俄军很快就牢牢控制了这一地区。1858 年5 月16 日，在《 中俄天津条约》 签订之前，穆拉维约夫已与清政府签订了《 中俄援挥条约》 ，中方将阿穆尔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并且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原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穆拉维约夫占领这一人烟稀少地区的讨一划终于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勉强同意。 《 中俄天津条约》 使俄国同样获得了西方列强在华的种种权益，但满洲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1860 年，伊格那提也夫将军（Nikolailgnatiev ） 与清政府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了俄国在东亚的胜果（而清廷则于1859 年否认了《 中俄媛浑条约》 ）。在谈判过程中伊格那提也夫费尽心机，使出了浑身解数。清军击退进犯大沽炮台的英军后，他下榻俄东正教驻京传教团，与清政府谈判了数日而未有结果。1860 年他去了上海，凭其对清廷内幕的了解与西方各国代表打得火热。当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伊格那提也夫作为调停人亦随之进京，趁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 年11月签订了《 中俄北京条约》 。这个条约除承认《 中俄缓浑条约》 的内容之外，又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上地（即海参威一带，俄国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割让给俄国。这样，早在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通过商贸与传教活动叩开国门之前，俄罗斯人已然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了蚕食。 八、清室的中兴 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最高统治者，而太平天国起义则表明“天命”并不在他们那里。到了1860 年，重建和平的惟一出路看来还得依靠清政府本身。这时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辟”， 一如前代（如东汉、中唐），清朝在农民起义之后又重新建立起了王朝统治。这场复辟恰好发生在当时几场大斗争的关键时期，而首先便是平定太平军及捻军等农民起义。 1860 年，清军江南大营再次被李秀成攻破，迫使清政府任命曾国藩全权负责剿匪事宜。当年8 月，曾氏升任两它上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他提拔了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人才，渐渐对太平军形成合围聚歼之势。另外，英法联军攻古北京后，清廷内部的一批死硬派失势，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出面主政，负责议和善后事宜。显然，清廷只有议和签定城下之盟一法，除此并无他路可走。后来，咸丰帝于1861 年8 月病死于热河，小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一道发动了“祺祥政变”，铲除了仇外的强硬派王公大臣。他们一方面继续议和活动，一方面全力支持曾国藩等汉族大臣镇压农民起义，通过以上措施，清政府得以重新控制了政局。正如恭亲王奕诉所云，外夷不过手足之疾，而太平军起义方是心腹大患。至于新皇的年号“同治”， 即为“共同治国”之意。 外国的援助及“太平天国”的覆灭 曾国藩及其学生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于湘军之外又建立了淮军，与湘军乃成相互呼应之势。后湘军因接连失利及军费不足等原因而逐渐衰败，但淮军却不断壮大起来。1862 年李鸿章乘坐外国汽轮率淮军进驻上海，受到当地士绅的欢迎。李鸿章此时出任江苏巡抚总领粮运、海关等事务，逐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培植起了自己的势力。他向国外购买军火，将淮军扩充至7 万人，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他与曾国藩一同创办了几个兵工厂以建造西式枪炮与轮船，并且在镇压起义与第二次“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中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渐渐摧升高位。 制造洋枪洋炮的动力之一来自上海的洋枪队。最初，清政府为阻止太平军进攻七海，委派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ord of Salem ）召募外国人组建了洋枪队。当太平军于1862 年进攻上海近郊时，英法为保卫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而放弃了中立。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大约由4000名中国人组成，先后在不下百次战斗中获得胜利，因此又被称为“常胜军”。华尔于1862 年死后，英军少将戈登（Charles Ceorge Gordon）被抽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统领”，并协助清兵攻下了苏州。另外，由法国人统领的“常捷军”也协助清兵夺回了杭州。1864 年7 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最终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经过激战攻下了南京。“天京”顿成火海屠场：当西方列强与清朝开战时，太平天国本来可以联合“洋兄弟”共同反清，但他们未曾这么做而坐失良机。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尽管提出了美好的理想，终因领导不力导致内部倾轧、贪污腐败而终归覆灭。最终平定这场起义主要还是依靠曾国藩创建的军队，因为清政府对于洋枪队也是心怀戒备的，正如1862 年清廷一道圣旨中所云：" 目下之计一，须假洋人之手训我军队，以图自强… … ”本着“自强”精神，西方对中国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中国官员利用外资制造洋枪洋炮及训练新军上。烙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终于发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而正是这些汉族士大夫拯救了大清朝。通过洋枪洋炮及西式新军，清政府也成功地扑灭了捻军起义（ 1853 一1 868 年）、云南回民起义（1855 一18730 年）及西北回民起义（上862 一1873 年）。 中国的门户开放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成为在华既得利益的拥有者。19 世纪60 年代初期他们准备进一步扩一大成果，又在华北、满洲、台湾、汉口等地增设了11个通商口岸。中国沿海及内陆航道上都可见到外国公司的货轮，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进口成为合法，但需交纳一定数额的关税；多种洋货只需交纳2 , 5 ％的转口税（这个数字只及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大量涌入内地，这对中国的“国货”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外贸事务由上海的外事监督局负责，这使得清朝海关有名无实，成为由西方人把持的一个机构。外国人凭其护照可在内地通行无阻，于是传教士得以深人民间传教，并且天主教及新教传教组织很快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 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势力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各国驻华公使有坚船利炮为后盾，主要的职责就是确保条约得到执行以及巩固本国政府的在华权益。结果，西方对中国遂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新的“蛮夷”如今确实是纵横于国门之内了。不过，即在此时中国统治者面对这种威胁仍未做出应有的爱国主义反应。朝贡制度废除了，但代之而起的条约体系只是面向现代国际关系格局迈出的一小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与传统的中国政治格局不无相似之处：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国家并未取代、而是加入到了满清的统治阶级阵营。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秩序以往曾成功地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如今依然屹然不动，完好无损。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似乎倒为大清朝提供了操纵牵制“诸夷”的机会〔 ：1864 年之后，清政府就依靠这种方法得以苟延残喘，而中国也得以怀着戒备的心情在接受西方帮助的同时艰难地向现代化迈进。 第11章 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一、洋务运动 1868 年至1912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 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国。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祟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正如在西方一样，这一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对编写历史和理解历史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日本史学家怀着一种力求客观的自豪感记录了本国明治维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许多中国史学家来说却不堪回首，肯于直面史实者少而又少。无疑，中日两国的盛衰差异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偏向胜利的一方。晚清史不够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1912 年以后革命连绵不断，人们无暇顾及当年的那段历史。简言之，日本史学与日本社会一同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的史学却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长期以来仍然羁留在传统之中。出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下文所谈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只不过是一种试验性的摸索。 我们认为，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由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去后则依然故我。概而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 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个方面找到原因。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未能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起初西方对中日两国都只产生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一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 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 世纪60 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二1860 年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首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天子”不得不承认天朝与外邦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给了中国“大一统”观念以致命的一击；其次，清政府为扑灭太平军起义而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这造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并削弱了满洲人的统治。这些变化其实正是后来日本改革的先声：使中华帝国或日本成为国际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并将汉族百姓或大和百姓视为帝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不过日本很快就实现了这些目标，但中国却一直等到很晚的时候才做到这一点。与明治维新相比，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进行的改革只是漫漫征途中步履维艰的第一步。 自强运动及合作政策（洋务运动） 太平军于1860 年至1862 年进攻＿上海与宁波时被英法联军击败，这使得当时的清政府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强大，于是准备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度来解决国内外的问题。曾国藩曾引用孟子的话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恭亲王奕诉建议通过镇压国内起义以获取西方的军火武器。中国自古以来的策略，“以夷制夷”，显然已过时了。相反，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时人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861 年后在外交、财政、教育及军事等领域内发起了“洋务运动”，而这些改革又进一步扫清了朝贡制度的残余。 英、法、美、俄等国的驻华公使对此纷纷表示欢迎，他们不仅相互合作，利益均沽，并且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合作的政策。像阿利国（Butherford Alcock ，曾于1865 年至1869 年担任英国内阁部长）等外交家建构起中外条约体系后，又致力于在中国本身利益和西方在华特权之间寻找平衡，并适当地节制在华英商的非份要求。阿利国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社会转型只能是循序渐进。19 世纪60 年代时西方奉行“合作政策”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 1861 年3 月，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外交事务）而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由奕折担任总理大臣。这个机构实际上只是附属于军机处的一个涉外机构，直到1901 年成立“外务部”才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外政策仍需由皇帝木人裁定，而且总理衙门也只负责北京城中的中外交涉事务。至于沿海省份的中外事务，则分别由“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处理，两职一般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担任，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太平大国起义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而上述下放权力的措施正好适应了这一现实。 海关制度的建立 清朝外交事务新秩序之能够建立，英国人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英人李泰国于1855 年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他熟谙汉语，曾于1858 年参予起草《 中英大津条约》 ，后于1861 年上月被恭亲王兼总理大臣奕诉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不久他受清政府委派赴英购买军舰，后组成舰队开回中国并企图控制这只舰队。当这只舰队于1863 年来到中国时，奕诉与曾国藩都表示拒绝这一安排，付与偿金后将舰队退还给了英国政府。李泰国认为自己是清廷的客卿，不归清政府管辖，如他曾经说过，“一名绅士听命于亚洲的蛮子并为之效劳，这个念头真是太荒谬了。” 赫德（Robert Hart）于1 863 年继李泰国之后担任中国海关特总税务司，制定了由外国人管理海关事务的新制度。赫德为北爱尔兰人，于1854 年来华。他曾对担任海关特派员的外国同事说过，“接受中国政府的薪晌，就得为中国政府效劳”，这个人同时便是中国官员的“同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人民的同胞”： 他和一手下的外国同事控制了海关事务大大小小各个方面，但在名义上仍接受各商埠中方海关长官（多由道台兼任）的领导，海关收入最终也交予后者。赫德本人负责管理外方人员，到了1875 年，其中有252 名英国人及156 名来自其余欧美16 个国家的人员。凭其高明的手腕、耐心与预见力，赫德为大清王朝创建了一支现代行政机构，如他聘用外国人来管理外商的在华活动，为清土朝迈向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利用海关的收人，在北京创办了“同文馆”，以便为清朝的外交人员培养翻译人才。正如总理衙门的一道奏呈所云，与外夷交涉，须先知其性情。李鸿章亦说过，办夷务须先规其野心，防其非分之想，识其优劣长短。同时上海、广州及福州也开办了“广方言馆”，但学员多为中年旗人，因而成绩并不理想。 随着船坞及兵工厂的建立，时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渴求亦与日俱增。曾国藩与李鸿章于1865 年在上海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68 年中国人独力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但是轮船马达仍需国外制造。当时翻译西方科技文章亦风行一时。另外在法国的帮助下，清政府于1866 年还在福州创立了“福州船政局”。几乎所有这些西化举措都是由总理衙门负责办理的。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奉行的政策兼有新旧两种时代特色。西方侵略者在商贸、外交方面获得利益，中国政府则从他们那里学习军事技术以抵御外侮、镇压国内起义，但同时也致力于振兴旧式的儒家管理方式。相形之下，维护传统与国家的大一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办洋务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二、儒家统治制度的中兴 上文谈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已达到高度的稳定及自足，即使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均水乳交融在一起而相辅相成。其结果，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做出的回应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现代化。于是新生事物一概受到排斥，正如一位保守派领袖所云：“何故师法夷人？彼本我中华之大敌：" 除去这种制度上和心理上的惰性之外，1860 年后的满清政权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故清在平叛之后的短暂中兴期间志在恢复传统而非开拓创新。不过此时的清王朝已然元气大伤，新继位的同治皇帝尚在冲龄，由其母慈禧太后（1835 一1908 年）垂帘听政。这位了不起的女人聪明过人且意志坚定，但是心胸狭隘，她主政之后，很快就熟谙了险罚减否这一套帝王之术而成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她依靠宫里的太监，牢牢把持了国政，同时也任用了一批大臣，但她丝毫未曾意识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结果，当时尊孔复辟之风甚嚣尘上，大清王朝一时亦得回光返照，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却遇到了挫折。 平定国内叛乱 1864 年天京陷落，标志着清政府的对手― 太平天国的覆灭，但各地的零星起义仍然接连不断。捻军据守村寨老巢，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切断了清兵人员及粮食的供应补给。同时，捻军的骑兵部队还在北方各省流窜作战，太平军的余部亦有加人，捻军势力一时大张。这一切都促使曾国藩于1865 年率军围剿捻军。曾国藩率领下的清军曾两度攻古捻军老巢，并将其村寨夷为平地，但这并未起到f 十么作用；村寨上上下下仍然支持捻军，他们很快就又重新建立了营寨。于是曾国藩采取传统的策略，即一方面悬赏捻军首领的人头，一方面又招安其部下随从：曾氏在捻军老巢附近建立了4 个据点以及封锁线，在封锁范围内仔细“筛蓖”何个村寨，并将居民按5 人一组编户并指定各村的负责人二另外，清兵还就地开荒屯田似确保人员和粮草的供应，同时也切断了捻军人员和粮草的来源。这样，曾氏便以其人之道还治了其人之身。 1866 年下半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围剿捻军。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后，由于部队经费不足及领导、纪律等问题，正式解散了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代之而起，成为当时中国的一支主要现代化部队。淮军使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武器，7 万人共拥有3 万多只毛瑟枪及舰炮，此外还有7000骑兵部队。 1866 年之后，捻军被部署在山东西部及西北部、运河与黄河沿岸1000英里的10 万大军封锁线分割为东西两块。其中，东捻军于1868 年上月被清兵消灭，西捻军亦于同年8 月溃败 云南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则又坚持几年。杜文秀为穆斯林回人，对汉人号召力不大、清政府一方面加强地方统治，一方面采取政治分化的手法，同时兴办地方团练，由地方缙绅管理指挥当时甚至有不少回民也投向了清政府一方、由于迁徙及死亡等原因，回民人口减少了一半有余。回民起义军所占据的昆明等53 个城池亦久久被围，后逐一为清军攻破，城破之日，不免又成血泊火海。清军于1873 年攻克了大理，杜文秀服毒投清营后自杀身亡。贵州的苗民起义亦于同年被平定。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回民曾于18 世纪80 年代发动叛乱，到了19 世纪中期，又因不堪官府压榨而兴兵起义。1862 年，西安回民首先发难，并逐渐向西发展、西北为战略要地，但此刻清政府正忙于应付太平军及捻军起义，氏到平定这两大起义后才得暇西顾，派左宗棠前去镇压：左宗棠花了恰好如其所料的5 年时间（ 1868 一1873 年）收复了陕西和甘肃。他按照先代成例，巩固地方政权，加强粮草供应，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左氏有计划地层层推进，逢寨必毁，见人（回民）则杀。1871 年时，正如他在致某友人的书信中所云，其妻已段，其鬓已华，齿牙已落，又患痢疾及疟疾，并因进兵缓慢而受到朝廷的斥责。不过到了1873 年，尽管回民人数锐减，西北地区却又重现了升平的局面。清朝在19 世纪60 年代的中兴是传统文治武功的最后辉煌。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堂均为士大夫官僚，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不特因其奋力作战，更是由于他们成功应用了儒家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在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实行有效的赋税制度，并且采用了西方的某些先进技术。但这时的中兴并未将中国恢复到先前的局面，而是使得各省大员增加了手中的权力，与朝廷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格局。清廷依靠这些人得以苟延残喘，但同时又面临着地方主义滋生坐大的威胁。 平乱后的经济状况 就像同时期的美国一样，19 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中国也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任务。太平天国等几场起义不仅比美国的南北内战波及的地域要广，时间也持续得更久，但中国却无现代化的工业力量来抚平战后的创痍。战后的中国，生产资料的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像西北的灌溉工程与华中的桑田（这对丝织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生活饥寒交迫。这些问题主要都是靠了普通百姓的咬牙苦干来解决的二在政府鼓励下，由地方缙绅牵头，“以工代贩”输送发放贩济、舍粥、收容孤儿难民以及修建公共设施等等。政府则主要提供道德训诫与指导，减租降税，有时亦组织移民并提供作物种子与工具。总体说来，这些措施主要是面向地主阶级而非农民，前者减轻了赋税负担，但农民的地租仍须照交不误。 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国库收入很快耗费一空，同时也失去了几个富庶省份的钱粮收人。清廷为了补贴财用，大肆卖官弩爵并发行铁钱纸币，结果官场人满为患，市场物价飞涨。清廷曾于1712 年宣布“永不加赋”，是以政府无法更改祖制以济一时之需，其财政状况亦因此而元气大伤。 为了应付这一财政危机，江苏省于1853 年实行厘金制，变相向商家抽捐。“厘金”捐有3 大特点：首先，数量不大（多为1 / 100 ） ，易于征收；其次，它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类似转口税或销售税；第三，这项制度由各省缙绅帮办。这项制度于1857 年又获准在全国推广施行，由婿绅与官府劝输厘金以支付军晌，但平乱之后，清政府仍然实行这项制度并且一直沿用至民国。 1850 年之前的清朝财政收人主要来自农业，但到了19 世纪末，商业财政收入已是1850 年全国总收人的两倍有余。厘金曾是这笔收人的主体部分，但年度海关收人在19 世纪60 年代增至约700 万两白银，并且在此之后与年俱增二这笔钱中即包括鸦片进口税的收入。此时清廷已无法依靠以往大一统农业官僚国家的老一套做法来管理财政了。厘金制与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的兴起，导致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儒家刻意维护的大一统格局已是明日黄花。 “中兴”时期的哲学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思想在这场所谓的“中兴”中所起的作用无足轻重。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巨”维护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以儒学经世致用，其荤荤大端，即：中国社会的和谐秩序有赖于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每个人应遵守“礼”法；身居高位者应以德服人；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等等二他们的哲学是，做乱者必须加以严惩（如改造或肉体消灭），但平叛之后则需公正廉明地实行仁政。只要天下太平，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这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与等级观念，与现代的平等思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他们认为发展经济重在“节流”而非“开源”，强调有效利用资源与税收而不是增加赋税或发展生产。静态的和谐，而非动态的发展，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观念，其实也正是传统的“循环往复”或曰“通变”的思想二这是一种保守的改革做法，它一方面强调发展农业是“民生”大计，一方面又提倡选拔“人才”为治国之本。 19 世纪60 年代，中国满汉统治阶级在利益和观念等方‘面渐趋一致，因为双方都致力于维护旧有的传统制度。直到1850 年，京官中约有一半为满人，另外各地总督的2 乃及各省巡抚的1 / 3 亦均为满人、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新提拔仁来的人才几乎全为汉人。）他们以前一直充任下僚，此时相继成为各省的总督与巡抚。同时，到了19 世纪60 年代，满洲祖地也不再禁止汉人迁进，八旗部队战斗力下降，满语几乎废止不用，满汉不得通婚的禁忌也被打破了，满清政权与汉族统治阶级儿乎合二为一，直到19 世纪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满洲政权才被作为“挞虏”而大受抨击。至于现代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汉族“中兴名臣”“卖身求荣”，不过是用今天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强求古人罢了。 发掘“中兴”人才的第一步是恢复开科取土，重建书院并刊印经书等钦定书籍。科考题目往往联系实际，如询问考生如何带兵等等，这正体现了“经世”学派讲求实际的精神。实行科考就必须限制捐买功名的做法。捐纳功名可以解决一时财源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将一批富有但学识不足的人收罗进统治阶级队伍，但同时也不影响“正途”出身者的地位。“异途出身”与“正途出身”有着很大的区别。19 世纪上半叶每年的捐纳收入达一至二百万两白银。捐纳出身者（多为监生、举人）古当时士大夫人数的3 / lO ，到了1880 年总数则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人。 “中兴”时期政府颇有成效地扼制了买卖功名和官职的做法，但也未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各省进士人数与年逐增，太平天国时期进士中榜比率增至18 % ，一些富庶的省份还要更高些。终有清一朝，长江下游地区考中进士者的人数最多，其中号称鱼米之乡的江苏省（这也是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争夺的焦点）就古了2 / 5 。但同时异途出身者的人数增长更快。19 世纪末中国大约有145 万名缙绅，其中上乃以上是通过捐纳买得功名或官职的，这无疑表明当时不少商人都步人仕途而与十大夫融为了一体。这样，尽管科举制度得到重兴，但已不像以前那样是培养儒家统治人才的惟一途径口最后一点，“中兴”举措丝毫末曾触及基层组织与人员，差役肯吏们照样勒索鱼肉百姓，这里既无法产生统治“人才”，亦难以提供现代政府所需要的专门技术人员。 三、中国的反洋教斗争 此时西方在华传教活动渐人佳境。出于自卫，中国的儒家人上开始发起排教（基督教）运动。罗马大主教与新教传教团在华的传教活动迥然有别。1800 年时天主教在中国各省还拥有大约巧万信徒，两次鸦片战争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870 年，在华的250 名左右耶稣会会士、圣方济会修士、拉撒路派修士、圣多明我会教士及中国本国的修士总共拥有4O 万名信徒。1860 年的《 中法北京条约》 准许法国在华传教，并归还了先前充公的教会财产，而且法国还私自加上一条：“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用地，建造自便”。这样教会就成了地主，不仅雇人租种土地，而且兴办学校、神学院及孤儿院。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已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善男信女们参加教会中的各种宗教仪式，诸如节庆、朝圣、布道、礼拜等等，所有这些曾受到官方禁止的活动如今都融人了中国特有的风俗制度。相形之下，新教的传教活动还只是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1850 年时中国只有大约80 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5 处通商口岸及澳门、香港等地。这些新教传教士及其妻子（她们往往也是传教士）相对缺乏经验，至1870 年时中国虽然已有350 多名新教传教士，但阪依的信徒还不足6 以刃。他们没有罗马布道总会那样的机构，内部也缺乏协调统一，人人各自为政，似乎单干的在华洋商。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团有伦敦传教会及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团，后德国喀尔文派、福音派、卫斯理派等教派的传教团也纷纷来华传教。这些来自北欧、北美的传教士与来白拉丁语系国家的罗马天主教士针锋相对，后者视新教为异端邪教，而新教则视后者为“敌基督”。二者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彼此几无任何合作交流可言。 1866 年，英人戴德生（Hudon Taylor）来华开创“中国内地传教团”，后逐渐发展为最大的在华传教机构。戴氏坚信人类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可逃脱地狱的烈火而得到拯救，而在他看来，中国实在太成问题：“在那里每月有100 万不信上帝的人死后沉沦永劫。”他从各国招募新教各派传教士来华传教，一般没有固定的报酬，认为“上帝会予回报的”。并派他们到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与中国人一样地生活，通过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戴氏因坚信祈祷的力量而广为人知并获得大量的捐赠物资。这样，在大主教会经营多年的中闰内地也逐步出现了新教的传教点。 缙绅阶级的敌视态度 自晚明以来，护国的儒家士大夫便一直视基督教为迷信或异端邪说，他们质问“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会允许原罪发生”？天主教于1724 年遭到清政府的禁止，一直到1846 年才有所改观，其间讲求理智的中国缙绅也一直未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此外，太平天国源自“拜上帝会”，浸华诸“夷”亦信奉基督教，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加剧了中国缙绅对“洋教”的反感。最后一点，由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渐渐担负起某些上大夫阶级特有的社会功能，这也引起了后者的警惕。 首先，传教士们通过传道、兴学而步入原为儒家一统天下的谱绅阶层。为了传教讲道，传教上发现有必要与缙绅所代表的传统社会秩序周旋一番。他们在育孤、济贫、贩灾等实际事务上与当地的婿绅形成竟争并渐有取代后者之势二产生摩擦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传教上天主教孤儿院。一修女（中）正在交接过程中监管婴儿。该照片摄于九江或九江附近，时间约发生在1891 年，正值中国反对洋教的动荡时期。 们享有治外法权而成为中国的特权阶级。中国的缙绅与平民百姓不同，可以免受肉刑之苦并与官府多有往来，而传教士则不但与官府声息相通，还可以在受到官府究查时寻求本国政府的保护。反过来，身列特权阶级的传教士又常常不得不为民请命，特别是在维护中国教民的利益时更是如此。当教民与一般平民发生冲突时，传教士常常干预官府、庇护教民一方，这样，许多穷极无赖之人往往加人教会“吃教”，而基督教便引起了其余中国人的普遍反感。 这些来华传教士语言不同，举止特别，并且显然对中国的传统秩序具有颠覆性作用，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标准来看，这清楚证明了为何中国谱绅对洋教是如此深恶痛绝。传教士所谈的救世主及信徒的得救，无疑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秩序，中国的学者对之深恶痛绝可以说是毫不为奇。从18 印年到1899 年，中国发生了成千上万次与驻华洋人冲突及大约240 起教案。但即使如此，在华传教活动仍是有增无减。 一如前代，各地士绅不时煽动大众的排外情绪，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首先，他们印发揭帖攻击基督教，由于文字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有着很高的权威，当地人往往对其中所讲的内容信以为真。他们同以往的反对洋教者一样，攻击基督教不过是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支派流亚，教徒们为非做歹，而传教士则挖取死人眼以炼制丹药等等。在19 世纪60 年代时还出现了描绘教士与教徒混居群交的黄色画册，一度曾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读者。其次，排教者在各省首府（尤其是举行科举考试时）散发揭帖呼吁百姓行动起来反对洋教。当传教士在出租教产或修建房屋时也常常因为“破坏风水”而与当地人发生冲突。 当时教案不断，谣言四起。当天主教慈善修女会试图收养中国的孤儿、流浪儿时亦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地人怀疑她们为“拐子”（当时一些中国育婴堂中大约确有此类丑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闲汉无赖便借机闹事进行打砸抢，有时甚至酿出了人命案子。在冲突中，中国信徒往往首当其冲，受害尤烈。这样的事件儿十年来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缙绅阶级深感西方威胁其地位，为维护旧秩序而领导进行的自卫活动。 1870 年的天津大屠杀 1870 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深刻揭示了《 中法北京条约》 签订10 年以来中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英国一直希望通过签订条约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和平谈判不能完全代替武力，在保护传教士的权益时尤其如此。如戴德生在扬州开创了中华内地传教会，后于1868 年8 月受到当地群众的围攻，阿利国最后派了四艘战舰到南京而迫使曾国藩将扬州知府革职查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中法两国关系便因为这些教案而不断恶化：法国在中国没有多少商业利益，于是便借口保护法国在华传教士来扩大法国在华的政治影响。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动用战舰，并与各省督抚直接进行谈判。 天津的法国慈善修女会曾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于是谣言纷起，局势渐趋紧张。1870 年6 月21 日，当地群众涌到教堂说理，残暴的法国领事竟向天津知县开枪进行恫吓，未曾击中，但本人却被众人打死，接下来又有20 名外国人（多数为法国人）被群众打死，其中包括10 名修女，事后当地群众又焚毁了教堂二事件发生后，被激怒的英、法、美等七国政府将军舰开到天津、烟台一带进行示威。 清政府派现已年老多病的曾国藩查办此事，而曾氏则再次显露出他的坚强个性与勇气，如实向国人宣布并无真凭实据表明传教士拐卖儿童或将儿童挖眼掏心，同时也拒绝了法国漫天要价的索赔。后因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赔款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李鸿章继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后亦主张避战求和。于是天津教案越发激起了中西之间的相互憎恨与恐惧。 四、条约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西方的经济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中国商人之手实现的，因此不像先前西方军事侵略或传教活动那样引起中国人的戒备。不过，中国在效仿西方发展工业化时进程缓慢，个中原因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治外法权与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的土地被英法政府永久性租用，他们每年只付一笔为数不多的租金，这就形成了所谓“租界”。19 世纪60年代，英国在广州、厦门、镇江、九江、汉口、天津、牛庄都建立了租界，法国则在广州、上海、汉口及天津拥有自己的租界区，而且两国在华的租界还不断增加。各国领事向中国政府签定的租借期限为99 年。凭借领事裁判权，他们对本国人实行本国法律并且在租界逐步推行木国的税收和警察制度。这样，中国的主权在租界便名存实亡了。同时，英美两国于1863 年在上海设立了“公共租界”，这里生活着2000多名外国人，其中尤以英美人居多。租借者的代表由一经选举的委员会组成，该委员会直属本国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后来该委员会渐渐包办了上海市的所有市政工作，诸如道路、码头、下水道、卫生设施、警察及娱乐设施（如跑马场）等等：这样，＿上海虽然仍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完全控制在外国领事的手中，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 西方的法律，诸如公司兼并法、合同法等等，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极其适用。在华的外国人只服从本国领事法庭的法令，中国人也只能到领事法庭与之对簿公堂。英国还将负责审理中英、日英案件的最高法院从香港迁到上海，是为各领事法庭的最高机关。不过，法国、西班牙、荷兰及俄罗斯的仲裁法庭则分别设在西贡、马尼拉、巴达维亚及海参威。这使得中方原告很难找到上诉的地方。1864 年，上海成立了混合法院（shanghai Mixed Coult ） ，由上海知县担任主审，但同时有一名外国领事担任副审列席审判。审判程序亦一如西方；甚至在审理非涉外案件时亦是如此。这样，中外被告均可以在本国法官面前接受本国法律的审判。 上海的商业凭借治外法权得到了发展。随着大量中国人的迁人，上海地价飘升一，外国人通过转租土地而发了大财。当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商埠发展为现代型大城市后，它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也日益依赖于治外法权。而原本为保护本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治外法权也成为本国商行、公司的保护伞，通过其免去向中国政府纳税的义务。本国未曾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外国人亦托庇于英法美等国领事的保护之下，从而得以享受同样的治外法权。如法国领事可在中国的领土上对梅梅尔（ Meme上）、摩纳哥、波斯及罗马尼亚的公民行使司法权。另外，最惠国条款亦使西方列强得以“利益均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五口通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不过350 名，到了20 世纪初，就发展为约90 处通商口岸，约25 处中途港，在华外国人也达到了30 余万。这些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发展起各种西方的城市制度，如新闻报纸事业、学校、图书馆、医院、下水管道与供水设施、马路及照明等等。另外，他们也将食肉的习惯、皮鞋、弹簧床及现代水管装置等优裕的生活享受带人了中国。所有这一切使得洋人在中国高人一等，他们与中国上层人物一样享有特权，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修约的失败 19 世纪60 年代，奉行“合作”政策的中西人士希望中国能平稳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但他们分别都遭到了本国内部的反对。通商口岸的商人要求开放内地通航、通车、开矿、废除厘金及转口税、允许外国人在华随意定居等等；但守旧派却因清廷平定内乱而大受鼓舞，有些死硬派甚至打算利用中国大众的排外情绪用武力将传教士逐出中国。西方的外交官及清廷大员们则力求折中以构筑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关系。 1865 年至1868 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 . Wade ）提出了改革中国以谋富强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几上一年后得到了中国维新派人士的进一步阐发。西风东渐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赫德曾在书中写道：“如果改变政策，中国就能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如果不思变革，她就会受到别国的奴役。”与西方增进交流大概是帮助中国重建文明的最佳办法了。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 Anson Burlingallle ）一向鼓吹“合作”政策，他于1 565 年作为满清一等使臣出使西方各国，在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较为平等的《 中美续增条约》 。蒲安臣擅长演讲，但他预言古老的中华帝国已出现西化与基督教文明的曙光却为时过早，并且具有误导作用。他于1870 年出访俄罗斯时碎死任上，其使命也就有始无终而中途天折了。 同时，由于条约经过10 年便可加以修改，阿利国在赫德的协助下，与1868 年至1869 年与清政府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努力在英国商人与中国保守派之间寻求契合点，并最终于1869 年10 月达成协议。这份协议意在为英国日后的对华扩张打下更为稳固的基础，但由于阿利国过于强调通过限制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以稳定中外关系，协议草案刚出台便遭到英国在华既得商贸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协议；中国方面，恭亲王奕i 斤也与朝廷、军机处及各省督抚商量了对策。本来，阿利国的草案对中国颇为有利，并且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故而英国政府的否决对于当时的中西“合作”政策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修约努力的破产，与天津教案一样，深刻地揭示了中外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变化 随着19 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张，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成为促进中外通商、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多功能综合机构。最重要的是，海关不断无条件地为中国提供新的财源，并利用关税制度来打击走私及腐败行为。为了防止香港大规模地走私鸦片及盐等商品进入中国，中国方面必须采取两种措施：首先，于1887 年将澳门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使之成为外国领土；其次，海关在九龙及澳门附近建立分部以缉捕海上走私船。同时海关也标明了各近海区域，建立了灯塔、信号台、守望员等现代航海设施，同时发表贸易统计数字及商业、科学的调查报告。各地海关的负责人也和赫德一样具有准外交官的身份，而海关的中方雇员则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务员。1875 年时各地海关共有400名外籍雇员及1400名中方雇员，到了1895 年雇员总数发展到了73500 名，其中一半以上的外籍雇员为英国人。总而言之，赫德主持的中国海关是条约体制中的核心部分，不管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影响，赫德等人的工作均为其中最具建设性的。 随着通商口岸的发展，国外的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了中国。1869 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一半。1870 年至1871 年，海参威、长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都铺设了电缆，可经伦敦到旧金山与全球进行电话通信。这样中国便与世界经济联成了一体，随全球的物价波动、危机起伏及外国竞争而同步运作。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世界银产量的增加，各国纷纷采取金本位制，受其影响中国银价亦一再下跌乃至最终废止使用白银。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将关税固定在5 ％左右，但在物价上涨后关税有所降低，中国的进出日商品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时要多交一半的转口税，但同时也免去了厘金等国内产品须交的税金。同样，外国进口货物时亦可多交一半关税作为“到岸税”，这样就可以免去其他一切税款。这些措施妨碍了中国政府实行保护性关税，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得本国商人在与洋商竞争时处在不利的地位。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并未能为外商提供预想的理想市场，这对做着黄金梦的欧美商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折。到了189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不过50000万英镑，还不如某些小国，并且已经被日本迎头赶上。贫穷、自给自足及封闭保守无疑是中国贸易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但英国的商人却将之归结为满洲官员从中作梗、设置转口税及阻碍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原因。 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贸易均于19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很快就衰落下去了。从1858 年到1860 年，通商口岸的鸦片生意受到法律保护并向政府交税，1879 年进口量更达到创纪录的8 . 7 万箱，但此后由于中国国内鸦片产量猛增，市场趋于饱和，鸦片进口也随之锐减。与之类似，出口到英国的茶叶销售量起初由19 世纪30 年代的30 阳万磅增加到80 年代的1 . 5 万磅，但随后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占领了英国市场，中国的茶叶出口也随之一落千丈。印度采用集中资本大规模庄园种植茶叶的方法，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并且免交出口关税。中国则仍采用小规模的个体种植方式，由于茶叶贩子经常在茶中渗假而难以保证质量，并且还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中国茶叶的竞争因此而大打折扣。就连中国的老牌出口商品― 丝绸，1900年以后也渐渐一撅不振，因为欧洲和日本已采取科学的养蚕方法、机械化的缥丝工艺及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使得本国丝织品质量稳定，产量亦大大得到提高。总而言之，清政府无法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领导并管理本国的商业活动，因而在经济上渐趋没落破产。 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生产的棉花支撑着当时庞大的手工业生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890年，中国对棉花进口的需求一直不大，远远低于英国所预期的数字。倒是印度从英国进口的绵纱从1872 年到18 90年的八年间增长了2O 倍，这是因为机纺棉纱比手纺棉纱产量提高了80 倍，而机织棉布比手织棉布的速度只快了三倍。这样，国外的廉价棉纱沉重打击了国内的纺织业，但却为当时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外贸对19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种种意见不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机器化大生产会对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造成破坏，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毕竟与完全殖民化的东南亚地区有所不同。而且，茶叶与丝绸出口受到打击后，中国又开始出口植物油、桐油、猪鬃、皮毛及大豆等农产品，这些也都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或小农经济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买办、金融家与实业家 洋教士与中国士绅势不两立，但中外商人彼此却需要对方。先前广州的行会商人原为洋商与国内市场的主要中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买办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不过，行会商人是政府授权的传统型商人，而买办却是受雇于洋行并为之服务的合同雇员。这些人为中西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及制度差异搭起了桥梁。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廷枢，他和大多数早期买办一样来白广州，幼年在传教士办的英语学校里受过教育，后在香港政府担任译员，还曾在上海海关任职，1863 年又成为怡和洋行（原查甸？ 开弟臣公司）的买办。他曾捐买功名而厕身官场，同时又在通商口岸投资做生意，实为当时买办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 买办商人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另一明显表现则是由宁波及山西钱庄发展而来的私家银行。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朝的战略重地，位处蒙古与四川商人、华北与中亚贸易及驼帮和嘈帮商人的中转枢纽。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分号，尤以钱庄为多，并首开雇用保镖护送银船的先例。由于盗匪过多，货主开始使用钱庄汇兑钱款：、通常保镖费用为货物价值的2 ％一3 % ，但钱庄汇兑费用一般只需3 厘就够了。 山西钱庄商人的先驱是19 世纪前后的一位洗染业商人。当时他在天津做生意，在重庆设有分号以采买原料，后逐渐转向汇兑业务。晋商钱庄后来在全国发展到二分于个，各大钱庄设在普中的总部逐渐形成三大集团：为获得户部的认可，新开设的钱庄必须有其他钱庄做保，这样晋商便儿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各省官员子i 一了舰也依靠他们汇兑自己的钱物，如搜括来的民财之类这些钱庄不但负责将其“宦囊”汇往京城，而且还专门负责贿赂沿途地方上及户部的官员。另外，钱庄还贷款给一些希图升迁的官员以为打点之用、）自19 It 七纪卜’上几叶起，他们还帮助）～州商家汇兑资金以购买茶叶、丝绸及进口鸦片等商品少 中国商人凭其对地方情况的熟悉，通过行会将国外进「I 的商品发送到各地销售。洋行本来在各通商口岸都设有分行，但后来逐渐将业务集中在香港、［海等主要航运中心。在各中转港口，中国商人成了国外船运公司的主要客户，因为与国内船运相比，前者更为稳妥可靠。简言之，条约体系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发展，如当时不少买办在通商口岸自办公司就是最为显着的一个例子。 英国等国的洋行于1865 年合并成为汇丰银行，这标志着士。海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崛起。汇丰银行与许多外国银行一道为中国商人及银行提供贷款、为转口贸易提供资金、承揽海外汇兑业务，甚至还自己发行钞票。中国的国内资本大多流向各通商口岸，因为在那里投资房地产生意较有保障，也符合当地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加工产品、建设公共措施和居民住房或发展航运事业等等也都需要资金。中国与外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吸引了国内的大量人才和资金。举例来说，旗昌洋行向美国合伙人、在华洋商及中国的商人、买办均摊资金，于1862 年开设了一条从上海到汉口的航线，采用美国的浅底外轮式轮船，每两周一班，业务方面由美国人主管，同时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标志着长江轮船航运时代的到来。 1870 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引进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管理技术。如果条件合适、时间允许，中国可能会因此突破自给白足的发展模式而越过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阶段。但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因而难成气候。当时日本的发展表明，工业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应与其他领域一道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但中国（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既无明确的国家政治目标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无稳定的货币操作规范可循，加之政府领导无方，民族企业又先天不足难以自立，实现工业现代化仍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19 世纪剩下的30 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虽然不慢，但仍然落在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的长江航运仿照美国密西西比河航运事业的做法，但并未像欧美国家一样发展起铁路运输事业。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全国实现工业化，但在中国，工业化仅仅是在有数的儿个城市中得以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及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政府领导的无能 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当时清政府的手里，只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与政策制订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与调控可言。1890 年左右，清政府列出的年度收人约为8900万两白银，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上交朝廷，大部分都由各省自留自用了。不过，当时实际的赋税收人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至五倍，由此可见，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 年曾氏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的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氏虽大力提倡洋务，但他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无所知。19 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年这些人却因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即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直到1894 年以前，朝中大权都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满朝官员皆为她的心腹。同治帝对她言听计从。据说他在慈禧纵容下冶游致病，遂于1875 年1 月不治身亡，年仅十几岁。慈禧为了继续掌权而打破了“祖宗家法”，让自己4 岁的亲外甥继位，是为光绪帝（1875 一1908 年）， 并在光绪1889 年亲政之前，继续垂帘听政。1884 年慈禧将恭亲王奕诉免职，自此朝野上下无不俯首帖耳以奉其一人之欢。 这位女强人思想保守，善于在中央的大一统统治与新兴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派大臣的现代化努力（如制造局与军械所）促进了地方主义的发展。慈禧只能采取合作加控制的方法来维持满清的统治，而这些洋务派领袖也依旧听命于朝廷，从未起过拥兵自立的念头。 李鸿章一生宦海沉浮，权力不可谓不大，但同时他又对清王朝忠心耿耿。1870 年之后，他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30 年之久，其掌权时间之长，在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李氏的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他训练了淮军，这支军队的人数在2 . 5 万至4 万人之间，长期驻扎直隶、山东及江苏，其军械由天津、南京及上海提供；其次，李氏手下大约有2 的名年轻的将领、官员和技术专家，其中许多人都来自李氏的家乡合肥；第三，李氏掌管着各省的财政大权及全国的军费开支（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慈禧之重用李鸿章，表明她希望利用而不是阻碍后者不断上升的影响，从此两人在政治利益上走到了一起。李鸿章就像美国的市长，将私人的资金用于其事业，所以，他领导洋务运动既有为国为民的一面，却也不乏为个人打算的动机。 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办法来发展民族经济。这与以前的食盐专卖一样，政府通过垄断某种日用必需品以聚敛钱财。但这种方法并不符合现代实业家崇尚动态、冒险的口味，因为它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与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不过是一种新的财富分配形式罢了。李鸿章首先发展了造船业。当时清朝仍需通过运河或山东近海的嘈运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运往北方。1872 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承运槽粮，兼揽商货。李氏起初任用潜帮中人管理招商局，但他很快便改用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为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因此，轮船招商局既非官办企业，又非现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一种官商合办的牟利性四不像机构。在朝廷支助下，轮船招商局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自1877 年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一批船队后，更是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但英国随之扩大经营在华的航运事业，而招商局的经理们却忙于中饱私囊，公司的营业乃每况愈下，最终不得不将中国国内航运业的龙头地位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轮船招商局是后来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雏型，这类企业始终未能摆脱旧式官商的习气。首先，在这些企业中，裙带关系、派系斗争、损公肥私及不思进取的风气仍很严重；其次，由于公司受到政府控制，经理者为顾眼前利益，无暇进行扩大再生产；最后，“官督”常常意味着为了与洋商竞争而赋予企业某些垄断专卖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往往会导致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抱着开办各种企业互为保障的想法，李鸿章及唐廷枢于1876 年又开创了开平矿务局，计划为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燃料，而轮船在贡粮北运后还可载煤南返。矿务局使用现代化的水泵、风扇及起重机等设施，从以前经土法开采早已废弃不用的矿区中采煤获利。靠着十几名外国技师及现代化的设备，开平矿务局于1883 年又建立了机器制造局，自己生产马达、矿车、拖船，并自办电话、电报及7 英里长的一段铁路。很快全矿每年产煤量达到25 万吨。不过，1892 年唐廷枢死后矿务局事务交由一名旗人接管，其人只知牟取私利，遂使矿务局负债亏空。19 （刃年，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接管，其总工程师即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1912 年，开平矿务局成为英国资本的企业― 中英开滦矿务局。 这样在华北地区，轮船航运带动了煤矿的发展，而采煤运煤又促进了铁路的出现。晚清官僚为了防止外国的剥削，对办铁路持反对意见，如外商于1876 年建造的吴淞铁路，次年被两江总督购回后随即捣毁。开平矿务局拥有的铁路线也是分段逐步建成的：1888 年南线建至天津，1894 年东北段建到山海关，1896 年又铺到北京近郊，全长大约240 英里。除了台湾的一小段铁路外，这段总长不过240 英里的铁路，便是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30 年后对全球铁路时代做出的惟一回应。中国铁路建设之所以滞后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首先，中国除华北地区外水路交通方便，各内河航运公司之间竞争激烈，通过水路可深入到中国内地，但铁路由于穿越水渠、稻田甚至坟莹，与中国人的生活直接产生了接触，很快就激起大众的迷信思想和仇外情绪。另外，由于地价高昂，修建铁路耗资巨大，但资金不易筹集，政府也苦于财力不足，而且当时合同及信用贷款制度也很不完善。清政府对修建铁路一事满怀戒备心理，既不许外商在中国建设铁路，同时也不准中国人向外国人借款修造铁路。 在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中有不少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1 844一1916 年）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盛氏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自办“官督民办”式的天津电报总局，尽管招牌堂皇，但其大约200 万两白银的本金还是通过盛氏及电报局同仁参股筹集起来的。清政府也提供了贷款，并且派兵护守电话线，以防农民因其“破坏风水”而捣毁设施。电报局每年的收人有1 / 5 流入了股东们的腰包，直到1900年之后，电报局才逐步收归国有。在此之前李鸿章、盛宣怀控制了全国的电报局，不仅人员由其指定，他们对下面人的不法行为还想方设法予以包庇。 许多国家在实行工业化时，首先发展的都是棉纺织机器制造厂，像日本于19 世纪80 年代兴建的织布厂就大大获得成功。早在1878 年，李鸿章就着手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与国外进口纺织品相竞争。清政府亦予以免税的优惠，并特许织布局在10 年内垄断全国的棉布、棉纱制造。同时织布局也购买国外机器并聘用国外的技术人员。由于筹组人抽逃资金，兼之认股不足，筹办之事一时搁浅。1887 年盛宣怀清查重办，由直隶省拨款重建开厂。自1890 年起，全厂4000名工人每年均生产出优质的棉布和棉纱。当工厂于1893 年失火被毁时，股本已收回了大约1 / 4 。李鸿章与盛宣怀毫不气馁，计划再建11 个织布局，准备垄断国内的纺织工业并击败国外进口的纺织品，但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只建成了5 家纺织厂，李、盛二人的梦想破灭了。 六、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通商口岸商业及工业等物质文明的发展自然也带来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革新。但这些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和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显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西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如长辫、马褂、缠足、红白喜事及轿舆仪仗等等，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邮政与报纸 赫德早就设想在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邮政制度，但他花了30 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传邮方式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首先，中国以京城为中心，分五路在全国设立了大约1600个驿站以负责接待官府人员和传送官方信函、货物及钱款。其次，“邮行”亦可为普通百姓传递信件（虽然传送地区有限），收费则视道路远近而定。在19 世纪末，全国24 个通商口岸中共有大约300 个邮行，另外在乡村也有不少这样的机构。最后一点，西方国家为方便对华商业起见，在各大城市都开设了邮政业务，并且面向普通外国人服务，后来十几家外国邮政机构在中国也先后开展了业务。 为了发展现代化的国家邮政事业，赫德利用海关以代替以往的邮行等既得利益集团。海关起初只是在冬季将使馆的信函递送到北京，后逐步建立了邮政部，1896年时正式隶属于总税务司，利用外国轮船来传送邮件。邮政部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邮政机构并逐渐取代了国内的邮行。 现代化的另一标志― 新闻事业，在中国亦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史。中国一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登载朝廷文告的“邸报”，但它并非正式出版物，而且形式单一，一般京师的商家印发这些所谓的报纸有偿向全国的士大夫通报朝廷的动向与文告。在城市里，坊间亦印刷一些附带新闻的商业广告，由小贩沿街兜售。另外，行会规定的价目表及官府捐刻的书籍目录，也是当时传播新闻的一个途径。 真正将新闻报纸带人中国的是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一直未能打人中国内地，于是他们印行用中国方言翻译出的福音书进行传教。伦敦布道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家报馆并发行一种中文月刊。其他传教机构亦纷纷效仿，除去中文期刊外，当时还创办了China Mail （ 1 845 年创于香港）、《北华捷报》 （又名《 先锋报》 ，1850 年创于上海）等报纸。这些报纸主要登载时事新闻、商业动态及领事公报，它们便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先驱。 后来不少文人也纷纷投身报界评论时事，中国的报纸遂超越了提供事实的幼稚期。清政府对此十分忌惮，因此该类报纸也只有在通商口岸才可容身。这批报人的先驱王韬，其人本为封建知识分子，19 世纪50 年代曾在上海任职于伦敦布道会所办的墨海书馆，60年代又协助理雅各（James Legge ）翻译儒家的五经，其中有两年是在苏格兰度过的。1874 年他在香港创办了《 循环日报》 ，以评论时政为主，并时常穿插他游历欧、日的随笔。王韬对清政府常常提出批评，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名爱国主义者，而王氏的爱国思想与改良思想正是来自于他早年与西方的接触。 派遣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最早留学国外者当推容闳，他出身广东香山一贫苦农家，幼时人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后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在美国饭依了基督教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于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说，通过在耶鲁的学习，他感到了“无知者永远体会不到的责任感”。他认为，“向西方学习，也许会使中国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但直到1872 年，容阂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盼望已久的梦想― 中国向美国派遣教育考察团。通过这项计划，120 名身着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农家）分为四等被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 ）的首府哈特福德（ Hartfort）学习。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此时容闳己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二他对这一文化同化现象也持赞成态度，这令思想保守的同事大为震惊，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尼福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当这些学生返回上海向道台即头请安时，他们却因对传统科举制度造成冲击而受到八股学者的猜忌。因此，容闲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12 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新教传教团与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新教传教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同样也是大力耕耘而收获甚微，充满了挫折与失败的经验。1870 年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有250 人，1896 年达到750 人；而同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人数每10 年就增长一倍，他们的传教点也与年俱增，如18 印年有35 个传教点，19 （ X 〕 年时增加到498 个。不过在1890 年时，尽管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达到1300 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在华天主教牧师的两倍），坂依的教徒才不过37 仪幻人，而同时阪依天主教者却有50 万之众。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英两国的中产阶级或乡村地区，通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传播福音，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做些慈善工作也许能收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于是他们改变了传教方法。但当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多妻制、童养媳、缠足、赌博、算命、佛道信仰乃至儒家的祖先崇拜以及溺婴、吸鸦片等社会陋习时，却遭到了社会的抵制。他有感到，为了传播福音首先必须办学普及教育，让饭依的中国人向本国同胞传播教义。 1877 年经新教布道总会统计，全中国已设有20 所神学学校，其中有学生231 名。起初办的只是中小学，后逐步发展了公学和大学（c ege ） ，如圣约翰大学。这些高等学校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学院为所属或对应的关系。1881 年，由奥伯林（oberlin Colle）学院派出的传道团到达中国，从而揭开了美国高校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山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了Foreign Mission ）的序幕。同时来华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医疗队、诊所、医院及卫校等慈善机构。18 卯年第二届新教布道总会召开时，不仅有“中华教育会”（ Educa - tiona上Association of China ） ，而且还创办了“中华医学布道会”。基督教徒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前景是无比广阔的。 浸礼教牧师李提摩太是威尔士人，他曾于1877 年至1879 年在山西贩济灾民。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认为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文明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饭依西方文明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西方式的人类进步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慈善工作，特别是教育，则为人类进步所不可或缺者。李提摩太自1891 年起担任“同文书会”的总干事，致力于向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宣传革新的思想。他的同道有来自美国乔治亚洲的传教土林乐知（Young J . Allen ） ，后者曾从事过翻译和编辑工作，白1868 年起在上海开办《 中国教会新报》 ，后来又改称《 万国公报》。这份杂志聘请了一些出色的中国学者担任编辑，向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时事消息，对后来19 世纪末的那场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就像王韬、容闳一样，传教士的改革主张也只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不过是通商口岸地区的产物，对广大农民或缙绅阶层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 第12章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一、外国侵入中国边境 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凯觑中国边境的领土，出于某些原因，这种敌对势力自1870 年以来大大增强了。在欧洲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英法等民主政体国家走向了殖民扩张。欧洲列强的国民刚刚通过不断发展的城市报业同世界大事联系起来，因而都对国家进行海外掠夺抱有不同程度的热忱。这一切都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导合理化了，即种族和民族必然为了生存而竞争，而且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去。有些行政官员意识到身负“白人的重担”，这种理想与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可谓同出一辙。报纸的读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变成了当事者，他们往往因每日新闻或惊或喜，群情激奋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由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很明显中华帝国的边境变得模糊起来，换句话说，变得不够稳固了。地图通常是不可靠的；历史上对一块领地的归属也常常有不同看的法，并且，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也日渐产生了动摇。不但疆域不再确定，清政府对于朝贡国的宗主地位也变得若有若无。毕竟朝贡体系这种防卫制度，主要是以儒家道德和文化的优越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协定和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清政府或是为附庸国的骚乱承扣责任并向激怒了的外国人赔款，或是放弃对这些地区的司法统治权。在面临这一选择时，清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诱责任不肯付出赔款。就这样，琉球群岛、台湾、越南、朝鲜以及亚洲中部地区逐渐成了外国列强殖民扩张的绝佳目标。 沙俄进退中亚细亚 自1870 年中国清政府的最西北边境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中国新疆）受到侵犯以来，中国领土的完整性便受到极大的威胁。满清政府有三大战略要地，首先是哈密（喀穆尔）一带的地区，此地为穿过沙漠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进入亚洲腹地的枢纽。哈密地区及以西的其他重要地区曾是满人向西进行军事远征的后勤基地，也是政府行政官员和那些协助清政府征服并统治中亚突厥语系同盟的大本营。 第二个战略地区以位处阿尔泰山山脉之南和天山之北的伊犁河谷大草原为中心。该地曾是西蒙古准噶尔人的故乡，在18 世纪50 年代这个部落灭绝之后，这地遍布了囚犯隔离区和军事要塞，由军事首脑在主要城市库尔加（Kuldja ）进行统治。在当地及其他边哨上，中国用茶叶、丝绸和棉织品同哈萨克部族及其西北地区交换马匹。 清政府对第三个战略地区的控制最为松散。这一地区由位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谷上的绿洲城市组成，有时根据其主要绿洲及其在贸易通路上的核心地位被称作喀什。当地居民主要说突厥语，大多是穆斯林，这同西部绿洲贸易城市的情况十分相似。帕米尔地区一东一西这两处中亚地区通过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紧联系起来了：它们都曾相继受到蒙古察哈台汗国的统治；13 和14 世纪都曾受到帕米尔帝国的统治；以后又从14 世纪到17 世纪受到蒙兀尔人的统治― 这个好战民族虽然讲突厥语并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却是蒙古人的后裔。 这一地区的最后统治者是祖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氏族成员，即霍加家族的成员，他们曾在17 世纪末的许多绿洲城市中极有势力。这样，喀什的霍加族统治者就同帕米尔地区西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可从后者那里求得支持。这个家族被清政府迁出这一地区后，其后裔就藏匿在浩罕（Khokand ）以及山左以西地区。浩罕汗国成为商贸发展的中心，并通过向清政府朝贡发展了贸易。这里同时也是反清暴乱的根据地。清政府在喀什的首脑曾赐予当地约270 名首领以“汗”（hun）的称号，分配其土地和农奴，这样就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名义上归属清政府的统治阶级。不过由于他们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因而是很难约束他们的。到了1860 年，这时清政府仅仅统治了一个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成为不断扩张的沙俄和大英帝国的侵略目标。特别是沙俄，穿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大草原向南部和西南方向不断进逼，企图兼并西部的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一则为了该地的棉花收成，二则因为该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这个地区可以进入英属印度北部。同时，清政府对喀什和伊犁地区的控制则相当薄弱，两地相隔有3500 英里之遥，靠释站往来消息要用6 个星期。这种措施只是出于传统上对西部蒙古边境的战略考虑，而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862 年穆斯林在中国西北的叛乱，由于得到了浩罕地区霍加人的支持，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逐渐演变成一场起义。浩罕国的阿古柏汗当即掌握了权力并统治了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该地在其统治下从1865 年到1877 年一直是独立的穆斯林领地。为遏制阿古柏和英国在当地的影响，沙俄军队于1871 年进驻伊犁河谷并战领了霍加的商业中心。他们对占领该地蓄谋已久，早在1851 年就同当地有着相当正规的贸易往来。沙俄向清政府保证，一旦后者重新确立在伊犁的统治，他们就会撤离此地。 就这样，清政府在19 世纪70 年代中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尽管左宗棠在1873 年率兵镇压了西北穆斯林的叛乱，但是他的军队主要是在甘肃省，同阿古柏在喀什的首府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到洛杉矶之间的距离。这其间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一支商队须走几十天才能到达。同时，中国还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纠纷。 对这场危机清朝有两派不同的战略意见。李鸿章一派主张“自强”并主张沿海岸线防御海上侵略，而左宗棠一派则计划再次征服亚洲腹地的不毛之地，这项计划因耗资太大遭到了李鸿章一派的反对，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朝廷认为左宗棠的意见可行并准予实施。中亚是清政府传统上用来抵御蒙古人的战略要地，为此曾一再拓边西进。为了祖宗先皇就必须重新古有这片地区。左宗棠在上海办起中外信贷来购置西方的大炮，并在兰州建成了军火库和毛纺厂。同时他命令军队在当地屯田，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来满足一部分军队的衣食需求。他在甘肃建立了一块基地，并由此不断向西推进。1876 年，左宗棠的军队穿越沙漠攻取了乌鲁木齐及其他战略要地，并对北部地区讲汉语的穆斯林“反贼”大开杀戒，然后大军驱人塔里木盆地，对待当地维吾尔族居民比对边境叛逆较为宽和。阿古柏于1877 年死去。到1878 年，左宗棠重新占领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 清政府因其辉煌战绩要求沙俄撤出伊犁。第一位满洲使臣在同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极为愚蠢，作出了太大的让步，以至于朝廷威胁要砍他的头。这样的外交使双方都极为愤怒，甚至彼此以战争相恐吓。但是危机过去了。1881 年产生的另一条约使沙俄得到了更多的赔款，但是中国也收复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二1884 年中国土耳其斯坦成为一个省，命名为新疆，意为“新的占领地”。这一结局令人欢欣鼓舞。中国人的自信心再次高扬起来，同时保守派也由此不负责任地高谈阔论，认定中国能赶走外国侵略者，并且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抵制西化。 滞后的中国外交 清政府为何迟迟不肯派遣可用来观察敌方国内情况并保护本国利益的驻外使节呢？自1861 年以来就有西方官员居留北京，但是直到1877 年中国才派出驻外使节。这种滞后状况有其心理及政治根源。中国派驻使臣的传统是在国力强盛时向外邦遣使以弘扬皇威，国力衰弱时则是遣使向“蛮夷”求和。一旦北京进驻了一批不需叩拜的西方使臣，皇帝的威严就会动摇，外交关系则变得格外屈辱。在政治中这一受了伤的尊严就被利用了。李鸿章等主张西化的人，在同西方的接触中势力增长，而死硬保守派则认为任何同外国人的往来都是反叛行为，他们对主张西化的人进行严厉谴责，后者则不得不对此加以包容，而这恰恰最好地遏制并平衡了西化论者的势力。慈禧太后因此采纳双方意见并在这种相持局面中坐收好处。 外国扩张主义者也从清政府的优柔寡断中得益，如日本处理台湾土着杀死琉球群岛居民的事件就是一例。尽管琉球群岛自1605 年后即处于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但它并非日本的附庸领地，从前一向是附属中国的。然而，总理衙门颧预之极，竟对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不加置疑，更糟糕的是，反而为了免向日本交付赔款宣称不为台湾土着负责。于是，复仇心切的日本武士便在1874 年攻人台湾；虽然战火未燃，但中国为了让日本撤军，又不得不交付偿金。李鸿章等人指出如果中国在日本派驻使臣的话，或许可以避免这场耗费财力的事件。1875 年，在英国人试图开辟一条陆上贸易通道从缅甸入侵云南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一名英国翻译被当地武装民众杀死。英方要求中方支付赔款并向之道歉、规范中外交往条例，同时在贸易中做出让步。全部这些条件都包括在1876 年《芝呆协定》 的最后议定条款之中。中国第一位驻外官员郭篙煮于1877 年被派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致歉。他是湖南人，翰林院学士，也是曾国藩的朋友。他在从伦敦送回的报告中盛赞铁路、电报和矿井，并且他发现有200 余名日本人在英国学习技术，他对此极为欣赏。郭篙煮公然宣扬西化激怒了死硬派，这些人对他大加低毁，这样他不得不于1879 年离任。不过这时中国已向美、德、法、日、俄及英国等国均派遣了公使。 中国不愿向外国派遣使节是因为这无疑承认了外国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中国政府十分为难。但是，一旦外国列强兼并了中国的附属领地，再自欺欺人就会导致危机。在越南的情况就格外说明问题。西方的入侵，附庸国的软弱，再加上中国无力行使西式宗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一起摧毁了旧式的朝贡制度。 二、中法战争 以河内附近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北越曾于公元前111 年被中国汉朝兼并，直到公元939 年之前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尽管北越人不讲汉语（越语同泰语相似），而且其主要文化特质也与其他东南亚民族相似，但是中国的文字、儒家经典与家庭教育、考试制度、官僚体制及中央集权制都给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越南统治者自939 年以后就按时向中国朝廷进贡，并继续效仿中国的律法和学术研究。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是仅次于朝鲜的朝贡国。 19 世纪越南国力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越南国小地狭，北部的河内三角区曾是历史悠久的人口、生产和权力中心。后来西贡南部的泥公河三角区受到了接管，该地相对比较落后，不过是越南扩张国土的前沿。而阮氏王朝新都顺化位于一片狭窄的沿海耕地上，则担负着融合南北、统一全国的任务。从社会环境讲，由于存在着非越南的少数民族，统一受到了阻碍。越南处于印度影响下的东南亚和中国两大文明的夹缝中，很难像中国那样获得民族和社会的一元性，与朝鲜和日本相比也差距极大。儒家政权及其官僚制度模糊了村社之间极大的差距，但是无法依靠一批受到正统思想灌输的乡村精英或绅士阶层在效忠朝廷的同时治理乡间。杂棵性的教派极易兴起并滋生力量，同时地方豪强还拥有私人武装。 法国的入侵 由于越南海岸边境线太长，更是难以控制，在法国传教上的努力下，天主教遂稳步发展起来，对此阮氏王朝的统治者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在外国积极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基督教汉化活动之后，基督教在当地深人人心，其教众超过了在中国的教徒人数，同时，在政治上、村仇械斗等方面也都受到基督教深刻的影响。阮氏王朝是在儒家道德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嫡长制度进行统治的，现在统治者及其保守派支持者都日益感到国外宗教的威胁。他们对此进行了抵制。直到1860年的20 余年中，约25 名欧洲传教士和300 名越南传教士，还有大约3 万越南教众在这场宗教迫害中被杀害。这为法兰西帝国的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侵略机会。 法国一直苦心孤诣地试图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对发展外贸缺乏相应的兴趣，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转而大力提倡在东亚传教以扩大影响。法国曾在1857 年至1860 年与英军一同进犯中国，同时还入侵越南，并于1859 年占领西贡，然后又攻下了西贡周围的三个省。随即越南南部发起了抗法起义。越南官员逃走了，这样法国无法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因而只能直接进行统治并建立了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殖民地。同时，法国看到有可能在泪公河上同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从1863 年到1864 年在柬埔寨附近建立了一个保护领地。法国主要通过法国海军才得以占领南部越南。商人那时几乎还未出现。传教士只起到了辅助作用，从1866 年到1868 年在泥公河一带的地理考察充分激发了法国民众建立印度支那帝国的兴趣，但是考察结果只是表明无法经泥公河进入中国西南进行贸易，这样一来，法国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从东京（北析）走红河一线。在这里，法国侵略者在同英美争夺霸权的同时感到重振了法国的雄风。 中法战争 19 世纪80 年代“安南”（即中国和西方所称的越南）同时接受法国和中国的统治。由法国治理，是奠定在1874 年法越条约的基础上，而由中国治理，则是基于越南统治者自1664 年以来向清政府朝贡约50 次这一事实，（最近两次朝贡分别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但是法国在南部控制着其殖民地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 ，在越南首府顺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的东京（北析）， 10 余年来陷入混乱之中，中法之间相互产生了敌意。在这里阮氏王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同时中国的非正规军队― 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队的残余也渗透了进来。随之产生的混乱状况使法国未能得到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如在红河上进行贸易等等。越南统治者支持中国非正规军对抗法军，又请进中国军队来打击法国及中国的非正规军。最终法国于1882 年占领了河内，通过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块保护领地，随之法国不得不马上派遣增援军队。中国于1883 年越过边境从云南和广西向东京（北折）派遣了正规军队，同当地严阵以待的法军展开了较量。1883 至1885 年的中法关系是敌意与谈判共存，不仅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局混乱，同时交战双方的议和人员又都受到自己同胞的挟制，一经战败，败方的战争呼声就更加高涨。在同沙俄的伊犁危机中，清政府内阁中已然出现了主战派。在19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两次镇压起义之后，中国官员有很多是穿着文官服色的老军人，这些人由于清政府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信心十足。北京的六七名年轻的学士组成了“清流党”（ “purification clique” ） ，宣扬在外交上要采取最强硬的政策，以武力对抗武力。一些动辄便上奏折的人为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攻击洋务派官员，并且主张对俄法采取战争姿态。1884 年，法军一再击败清军，导致恭亲王被免职，军机处被解散，这样，“清流党”迅速掌握了权力。然而，随着法军的节节胜利，他们只是一再尝到失败和受挫的滋味。张之洞（1837 一1909年）是这个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也是惟一掌有大权的人。张氏于1884 年成为两广总督，他全力主战并于此显示出了他的务实才能。 中法双方几乎在刚刚出现敌意时就开始谈判了。最终1884 年5 月李鸿章同一名法国海军军官达成了《 李福协定》 ，其中规定中国撤军并允许法国通过东京（北沂）进行贸易，而法国则保有安南及条约中规定的权益，并且不向中国要求赔款。主战派为此上了47 道奏折痛低李鸿章，朝廷也不愿失去宗主国的地位，而在此之后中法之间的敌对状况并没有停止，时有零星战斗发生，伤亡更为惨重，谈判亦往往破裂。罗伯特？ 赫德身处清政府内阁之中，却并不为中国服务，而是同法国开始了秘密会谈二1885 年他派遣海关的伦敦特使前往巴黎，并依靠法国朝廷在《 李福协定》 的基础上同中国议定了和约。李鸿章于1885 年6 月在和约。签了字延长了一年的敌对状况使中国耗资巨大。一支法国舰队于1884 年8 月进攻了台湾北部；在福州湾则停泊了另一支舰队，同清朝新建的福建水师舰队的11 艘小型福州造木制蒸汽战舰停泊在一起〕 这八艘法国军舰比中国战船大，船上大炮的威力也吏强清政府五周以来犹豫难决，任由法国的最后通碟于8 月23日失效，于是法军在几分钟内摧毁了中国的9 艘战船，其中包括1866 年在法国工程师帮助下建成的船坞。 法军的陆上优势则没有那么明显。骄傲自大的法军经常在东京（北沂）的丛林中受到中国人和越南人的伏击。法军占领了河内一带的三角区，并往北向广西边境上挺进，最后占领了镇南关以南的谅山。1885 年3 月中国出其不意重新夺回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导致了法国内阁的垮台，这为中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反法战争是中国自19 世纪60 年代“自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抗击现代化敌军的自卫战争。它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如果中国人没有受到一定的训练，不讲战术没有后备，消息闭塞，缺乏战略和统一指挥，那么欧洲最好的大炮到了中国人手里也是没有用的。例如，福州湾距海约20 英里，由一条狭窄的海路与海相通，沿途的炮台配备有克虏伯和阿姆斯特丹最新生产的大炮。然而，由于指挥极为混乱无章且不够果断，不但现代化装备无法发挥效力，就连传统战术也不能起到阻挡和遏制法军的作用。中国在1884 年拥有50 余艘大多数在中国制造的现代化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了4 支舰队，号令并不统一，如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就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守在自家海域上。一则出于谨慎，二则官员各自保存实力并相互倾轧，因而水师未能统一作战而被敌军各个击破。 然而，同法国的战争也导致了另一结果，即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民纷纷起来奋勇抗敌。在广东，即东京（北沂）军队的主要根据地，情况更是如此。广东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传统由来已久。对法国人进攻的恐慌、中国政府在福州大溃败之后向法国宣战及张之洞按照旧俗用现金悬赏法军的人头― 所有这些都使广东人民的抗敌精神更加高涨。法国侵略者，特别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甚至还未侵古广东就开始在各地滋事掳掠了。香港的现代化中文报刊媒介面向当时的比文人学者阶层更广泛的社会，进一步向读者报道令国人激奋不已的消息，这似乎也激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民族主义运动。 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0年中相对太平无事。由于俄国、法国和日本在边境地区的侵略，中国相应地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加强军事和海军建设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多方进行努力要使国家防御体系实现现代化，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一改革只能依赖于在位者能继续推行它的改革措施，然而当它触犯了当地官员的既得利益时，其改革亦往往付诸东流。 台湾于1885 年从福建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省。在台湾，这种依靠某个官员来维持发展的状况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以士大夫为核心的保守派的利益相对薄弱，这样台湾的首任总督、李鸿章的一名副官刘铭传，就得以在其六年的任期内取得一些颇有影响的成果：在首府台北建成了一个军火库，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澎湖列岛为核心创建了一支海军，在土地测量和人口登记的基础上改革了土地税，同时建成了其他一些现代化设施。不幸这位总督并非真正的孔门学子出身，而是从办团练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的，保守派对他大加攻汗并导致1891 年刘铭传被调离台湾。 张之洞在地方上推行的改革则更为有力。同法国人交战的惨痛经历使张之洞转而相信有必要进行现代化改革。1885 年以后，就地方影响和官方政治而言，张氏成为李鸿章最主要的对手。尽管张之洞自1885 年至1889 年任两广总督、自1884 年至1896 年任两江总督，他的主要地方根据地是在武汉三镇（即汉江汇人长江之地，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合称）。他分别于1889 - 1 894 年、1896 一1907 年担任湖广总督，前后共巧年时间。这一漫长的任期使他得以完成发展地方力量所需的种种规划。他培养了一批自己的部下，在地方有自己的税收来源，建立起了军队，兴办工厂并获得了政治上的靠上[ 上。由于张之洞过人的才华及其在抗击外国侵略战争中立下的功劳，他着手现代化改革时不至于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同李鸿章相比，他做地方官长晚了20 年。他不像李鸿章那样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是他更为刚正廉洁，一心希望人们能接受现代化的观念，并使之在理沦卜与‘} ，国的传统血。脉扶件， 张之洞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机构，但这时他却不得不直面这一事实：“自强”不断危害若儒家秩序的根本支柱例如，国家要自卫，就得在军校中培养有文化的军官，即军人须同时又是文人。这就破坏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再者，军队统领须掌握实际作战的技能，这又模糊了上等人（“劳心”的文官）和下等人（ “劳力”的工匠及其他小民）之间旧有的界限。张之洞为了加强军事防御而不断吸收西方技术，同时他也一直努力试图保存中闰的传统学术和传统价值。张之洞成了通过改良来“自强”救国一一即使用西方技术为中国服务― 最主要的发言人。 加强国防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海军：1885 年法军摧毁了福建水师之后，当局认识到海军必须要有统一的指挥，于是在北京成认了“海军衙门”。然而，实际上分驻沿海4 个地区的4 支舰队依然受到地力一力量的控制。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了海军的主力部队北洋水师。他同外国工厂签订合同，在中国北方修建炮台和基地，其中包括旅顺的海军基地和威海口的兵备库。不同于福州继续修建自己船舰的做法，李鸿章向英、德等国的大军火商购置舰船，一位英国海军官员直到1890 年一直都是他的主要顾问。那时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总共拥有大约25 艘船舰，其中9 艘为现代化的战舰。 然而，这时清政府却打算在北京西北建立一个新的皇家园林为慈禧太后1889 年归政后休憩之用，这就结束了清未建立海军的一切努力。昆明湖上着名的大理石船便是这一情形的缩影、它令人回忆起就在4 个世纪以前因奢糜而使明朝衰落的万历皇帝的奢华排场。宫中大太监和其余朝臣都极力促成此事以便中饱私囊。内务府向各省以“海军费用”的名义征集了大额税款并向怡和洋行举贷这样，在19 世纪9O 年代早期，清廷为修建颐和园花费了上百万两白银，北洋海军却从此再无军费补给，而同时代欧洲海军发展突飞猛进，同时日本海军也新增了9 艘快艇。清朝的某些舰队甚至还在旅（顺）大（连）港（Port Arthur）和芝翠之间开始运送乘客。到了1894 年，李鸿章意识到他的舰队不尽如人意，于是竭尽全力避免同日本海军开战以求保存实力。 三、中日甲午战争 朝鲜北部像越南北部一样，于公元前108 年同属汉朝统治下，在此400年后也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辐射之下。 朝鲜于7 世纪时完成了统一，其文化模式主要仿效中国。越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变体，但其中亦混杂有东南亚文化的因素，而朝鲜却转化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所有主要特点以为己用。这样，尽管朝鲜同中国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历史，朝鲜人民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朝鲜仍是中国的第一号朝贡国、因此朝鲜统治是极为保守的。王氏高丽于935 年重新统一了朝鲜，其统治维持了470 多年，此后李朝（1392 一1910 年）继起，其统治持续的时间相当于明朝和清朝两代之和。 越南由于地理条件极为不利，一时沦为欧洲列强进行海外扩张的目标，朝鲜也同样由于地理的关系，正好处于中、日、俄止个帝国交接和冲突之地。而且，全方位的汉式儒家教育，尤其是朝贡制度，都显然给朝鲜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朝鲜几个世纪以来的外交往来仅限于按时向中国朝贡，有时也向日本进贡。尽管当时朝鲜的国力十分微弱，但朝鲜国主仍对所有同西方的接触抱有极大的敌意。他们顽固地坚持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直到被迫学习外交艺术时已然大势去矣。朝鲜不能当机立断明确目标，因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帝国主义在这里的侵略扩张和在别处一样，尽管后来难以抵御，一开始却似乎只是在外围即从思想上构成一定威胁。 朝鲜的叛乱和复兴运动 朝鲜在19 世纪80 年代遇到了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危机，一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早些年的经历。国内一个宗教组织领导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几百年来破坏性最大的一次。这次起义主要是由于人民的贫困和政府的昏庸，太平军起义失败和外国入侵中国的恶讯也同样激发了朝鲜人民的斗争。然而，朝鲜的国内叛乱及其与国外宗教的关系和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天主教首先由北京的耶稣会会士通过中文传教材料传入朝鲜，后逐渐以“西学”闻名。到了18 世纪末，中国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才进入朝鲜进行传教活动。基督教由于发展了一些教徒，于是马上在1801 年及以后作为异教和国外敌对力量而受到迫害。这样，在朝鲜的基督教只能转入地下，成为秘密团体，早期由中国神父主持圣礼，1836 年以后方由潜入国内的法国传教士接管了这一工作。 19 世纪60 年代，一个综合性的宗教团体即“东学”在朝鲜兴起“东学”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反抗“西学”，但其实它也部分受到了“西学”的影响。“东学”教义棵和儒、释、道三教，其中甚至也包含了天主教的宇宙哲学，同时还夹杂着很强的朝鲜本土宗教萨满教以及神人精神合一信仰的影响。这个新教派很白然对穷苦农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从而迅速传播开来，并促进了朝鲜东部和东南部的起义（1862 一1863 年）。朝鲜统治者一则奉行闭关锁国的反基督教政策，二则试图进行改革以振兴传统机制，这样，朝鲜统治者在19 世纪60 年代在国内遭逢叛乱的同时又受到西方列强的挑衅……结果东学运动被迫转人地下，朝鲜的摄政工兴宣君（或称大院君）从1864 年到1873 年的10 年中实施了强有力的改革金计划。兴宣君是幼帝高宗（1864 一1907 年在位＞的生父，他准备对整个既成体制进行改革。在这场国内危机中，他试行改革以重现王朝建立之初的黄金时代。 尽管兴宣君要全力复兴传统，甚至借用现代手段来保卫这一传统，但他却是一名激烈的排外者。他下令处决法国传教士，这使法国于1866 年从海上发起了进攻，而就在这时，他的将官还向入侵者一本正经地宣讲儒家义哩：“你们怎能让我们放弃祖宗的训诫，而去接受他人的呢？”法国人离去之后（朝鲜人认为法军败退了）， 兴宣君继续迫害基督徒，同时根据既成习惯将所有的外事权限都交由清政府掌管。 朝鲜的门户开放 李鸿章在中俄伊犁事件及中法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中，始终注视着日本。后者的崛起对中国北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对朝鲜的影响尤为显着。日本继续在釜山同朝鲜展开有限的贸易往来，这同荷兰在长崎进行贸易不无相似。同时朝鲜也不时从汉城派使团去往江户幕府除此之外，朝鲜始终严密封锁着国家边境。直到19 世纪80 年代，朝鲜惟一的外交活动便是定期向清政府遣使朝贡， 在19 世纪，西方的船只由于天气原因常常在朝鲜的港口停泊。朝鲜政府总是救助遇难乘客，然后再把他们遣送到中国：但是朝鲜仍上日强烈反对与外界通商乃至对话谈判：这就激起了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敌视，大家都拭目以待，看谁能超过海军司令官佩里当年来“打开”朝鲜的国门。1871 年派往中国的美国官员受令率五艘战舰沿海上直接进逼朝鲜首都船上的勘察员继续前进，结果有两名美国人受伤，要求朝方一致歉未果：为了报复，美国舰队摧毁了五个炮台，杀死约250 名朝鲜人，但是最终舰队只能驶走。朝鲜方面十分顽固。坚决拒绝谈判，并且由于这些表面上的胜利而更加信守闭关锁国的旧有政策： 此时邻国的扩张构成了比远道而来的西方人更为严重的威胁。到19 世纪20 年代中期，约有4000朝鲜难民为逃避艰难时世与严酷政治公然反抗闭关锁国的政策，纷纷在北朝鲜以北沙俄新建的靠海省份留居下来。同时，向朝鲜挑起战争也成了急不可耐的日本武士的既定目标。1873 年，日本武士侵略朝鲜的计划未能实施，这是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头脑较清醒的人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但东京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要试着打开朝鲜国门并从中国手中夺走这个国家。 1875 年，一队日本人乘战舰侦察朝鲜海岸，下船后遭到朝方射击。当时日本政府仍旧强烈反对侵略朝鲜，故决定通过炫耀优势兵力适度提出交往要求以期和平“开放”朝鲜。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仍坚持中国陈腐的自命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同时又不积极争取对朝贡国的宗主国地位，认为“尽管朝鲜依附于中国，但它并非中国的领土，因而它有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权利”。最终，他们建议朝鲜同日本谈判。日本停泊在仁川的战舰和货船由此在1876 年2 月按照西方同中国和日本签约的模式，享受到了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权益。日本开辟了三处通商口岸即釜山，仁川（当时名为Chemulpo ）和元山，并宣布朝鲜为“独立的国家”。 中日交恶 同外国增加接触在朝鲜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中国不得不马上要在朝鲜的政府和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尽管中国的介入颇为勉强，但是中国已经决定变法，以同日本更为激进的现代化改革相抗衡。但是，由于兴宣君之流的死硬保守派极力反对中国和日本对朝鲜施加影响，从而使改革变得复杂起来。尽管自1873 年以来兴宣君已经失势下台，他仍煽动并支持了1882 年抗击外国的起义。在这场起义中，暴民攻打了日本公使馆。中国和日本都向朝鲜派遣了军队，但是中国派遣的人数更众，挟持兴宣君之后还将他在中国软禁了三年。日本则在获得赔款后退兵。李鸿章开始试图在朝鲜优先发展贸易，任命顾问，并且左右了朝鲜政治。 自1880 年起，中国同朝鲜的关系不再受礼部控制（传统上一直由礼部负责同朝贡国的往来），而是转由李鸿章负责。李鸿章接受国内和英国的建议，一直致力于制订一项综合政策。首先，李鸿章希望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海军的同时，通过介人朝鲜内政以促进“自强”运动。其次，他希望清政府能够庇护朝鲜，使之不向日本和沙俄靠拢。这些贸易大国通过与朝鲜建立条约关系来拉拢朝鲜，以便从朝鲜的独立中获得商业利益，所以他们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美国海军外交官（海军司令官）R? W ? 舒费尔特继承外交官佩里的传统，起初试图通过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未果，后于1882 年通过李鸿章在天津成功地缔结了条约。这样，李鸿章制定的该项新政策就传承下来：）李鸿章专门为朝鲜同美国进行了谈判，但是他未能在条约中加上“朝鲜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的词句。而在美国的条约中却承认了朝鲜的独立。此后从1883 年到1886 年，在同其他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也是照此办理。 19 世纪80 年代早期，朝鲜面临的最大威胁似乎来自沙俄，同时沙俄也是最令英国提心吊胆的国家。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和日本为了争夺朝鲜的统治权而成为最主要的对手。起初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似乎古有优势。但在朝鲜国内，更为激进的改革者都被吸引到了日本一方，因为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比中国更为激进。朝鲜国内传统派和激进派的斗争因此也反映出邻近两个大国现代化进程的异同、不过，朝鲜的保守派和各个派别 之间的斗争仍旧是根本问题。中国掳走了兴宣君，导致其政敌上台，即势力极大的阌家族，其在朝廷的代表即是高宗的仁后（常被称为“阌王后”） , 阌 后及其家族集团乃与中国合作，废除了兴宣君的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们同样反对那些追随日本模式的人大搞现代化。全国政令难以统一，这在权力集团内部的种种倾轧纷争中即可看出，而朝鲜因此也始终难以实现独立与现代化的目标。 外国的影响势如潮水般猛烈冲击着朝鲜的内政。1881 年朝鲜向中国和日本分别派出了文化使团，尔后朝鲜又于1883 年遣团出使美国，1888 年另一支使团则在华盛顿有了自己的公使馆。美国在19 世纪80 年代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布道牧师和慰问使节也同样波及到了朝鲜。但是，尽管这些人支持朝鲜独立，正如他们后来支持“中国统一”一样，华盛顿方面却从未考虑过动用武力来实现这一想法。 1882 年到1894 年是中国政府在汉城进行统治的时代，然而，颇为矛盾的是，止是这个时期同日本的接触激发厂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众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改革观念。日本的自由派人士，如板桓退助，曾为金玉均和洪英植等年轻改革者出谋划策，并亲眼见到日本在朝鲜开启一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如美国曾对日本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些朝鲜的改革者，由于一心要按日本的模式西化，于是将阂氏统治集团和中国的控制影响视为障碍，井于1884 年发动厂政变。他们根据日本提供的情报刺杀了儿名保守派官员并挟持了国君，但是这场政变被中国一位很有气魄的年轻官员哀世凯所阻挠，他击败了日本公使馆的卫兵，救走了国君。这一事件到了1885 年方得以解决。1885 年，李鸿章同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大津淡判后达成《 天津会议专条》 〔 ；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两国约定各自撤回兵力，从朝鲜撤回双方的军事顾问，在危急时刻遣回军队和军事顾问之前也要事先通知对方。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方面在东京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此后决定在卷人国外纷争之前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国力：。伊藤相信时代对日本更为有利，过早为了朝鲜同中国交战只会沙俄从中得利。而李鸿章则感到历史传统和地理都对中国有利。李鸿章继续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强令朝鲜实行英国在20 年前要求中国进行的改革，如建立海关并由中国海关聘用的西方人主持工作，派遣一名美国外交顾问，安装电报电缆，以及汀“练西式新军。作为李鸿章的副手，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从1885 年到1894 年担任清政府驻汉城代表，试图保留中闲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而同时美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却同其他人一起满怀善意要扶助朝鲜走向独立。在1885 年以后的10 年中，日本在朝鲜青年一代爱国者中的影响稳步上升。 中日战争 朝鲜政府的改革优柔寡断，未能改善人民的困苦生活，所以东学运动对被压迫人民仍然极有吸引力。1894 年，东学党融入了某些保守派的特点，并且采用了发动群众的方式在南部朝鲜组织起义，要求改革腐败无能的地方政府机构。这一起义加速了中国和日本对朝鲜内政的介人。中国应朝鲜国王之请派遣了一支小型军队。继而日本派遣了一支人数相对较多的军队，要求朝鲜政府进行改革并最终控制了政府使之向中国宣战。随即日本与中国于8 月1 日开战。 双方这次交战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整整一代人军事现代化努力结果的首次真正较量。大部分西方人认为以中国之大自当稳操胜券，然而日本很快就证实了自身的现代化革命更为成功。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朝鲜并且转而进犯满洲。但是，胜利主要还是由海上力量决定的，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海上的力量甚至控制着中国去往朝鲜的通道。中国舰队数量较大，但日本舰队的素质却更高。9 月17 日在鸭绿江河口外，日本采用英式现代海战重创了中国舰队。当时中国舰队一字排开，颇似骑兵战术。随后日本攻古了满洲南部的海军基地旅大港，继而围攻山东北部海岸的威海卫，这里驻留着中国的全部剩余舰只，威海卫失守，中国只好求和。 1885 年4 月17 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了《 马关条约》 ，条款相当苛刻。如果当时没有发生日本一名疯子开枪射伤李鸿章的事件，李氏也许不会在上面签字。中国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赔偿2 亿两白银；增开更多口岸以及谈判商业条款二这一条款于1895 年签署，给子日本以西方列强在中国拥有的全部特权，并且进一步增加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同时日本亦可在条约规定的口岸上使用廉价劳动力。 不过一旦日本取得了胜利，西方各国马上开始炫耀武力进行威胁以逼迫日本做出让步：沙俄对满洲和朝鲜都抱有野心，日本的胜利使之感到十分不安，为此，沙俄于1895 年4 月23 日劝说德国、法国联合对日本进行外交于涉，“建议”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迫于强大的压力只得同意，但额外获得3000万两白银作为补偿） 四、对华的强权政策 失败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新建海军于1894 年9 月在鸭绿江边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这就打破了中国国内外力量的平衡。这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纷起、彼此为敌，争相在中国扩张势力范围。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及工业主义不断上升，已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现代海军和铁路都使用了蒸汽机，成为当时最先进的交战和后勤工具，由此便可以征服世界各地。列强争先恐后地从欧洲向外进行扩张，此时已占领了非洲和近东。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和海军强国突然兴起，让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朝贡制度最后必然崩溃，同时英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上建立起来的非正式商业帝国也显示出其软弱性、这样，东亚的国际关系就完全陷人了动荡之中。 当时英国和俄国从近东和位于印度西北入口的阿富汗边境穿过中亚、西藏和蒙古，最后直抵满洲和朝鲜，在整个亚洲大陆形成了对峙：通过观察这种情况我们可似在19 世纪60年代万花筒般变幻不定的列强政治格局中理出一点头绪。英国盘踞在南亚，统治着印度、马来西亚和缅甸，同时也是泰国、中国和临近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是英国在泰国和缅甸的竞争对手；两国在非洲的冲突则更为严重，1893 年俄法联盟之后，这种状况也趋于复杂化。沙俄作为一支亚洲北部的陆上力量不断加紧活动，这一举动加深了欧洲各国在远东的敌对局面。 穆拉维约夫在19 世纪中期成功入侵阿穆尔河，并于1860年获取海上省份，此后沙俄的扩张遇到了食物供给和运输的重大困难。哥萨克人居住在沿阿穆尔河流域形成交通网的的个村庄里，但是当地气候恶劣，粮食短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夏天，他们只能艰难地逆水而上运输粮食，到了冬天，他们却征募不到冰上运粮所需的牲日。俄国于1867 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且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水獭生意也很不景气，为此沙俄甚至削减了亚洲东北部的警卫部队和海军部队、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最终粉碎了俄国通过阿穆尔河在中国同欧洲俄国领土之间发展贸易的企图。1880 年时俄国在远东的人口仍不足10 万，而中国人以及来自满洲的通古斯人和朝鲜人的移民总数多于俄国移民，这样一来，贸易主要是由非俄罗斯人经手的。远东同沙俄的欧洲领土主要是通过海上而非陆上进行联系的。沙俄处于劣势，其政策也比较消极。在1881 年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清政府在满洲积极进行拓殖，李鸿章也建立起北洋舰队和旅大港海军基地，同时日本舰队的实力亦不断增长，这一切无不使俄国感到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处较为易行，同时还可以得到法国的贷款。1891 年沙俄开始修建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同时从铁路两端启动工程，定于1903 年完工。俄国这项重工业计划的核心工程一启动，当时的理想主义者们就试图证明俄国转向东方是要承担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由于沙俄的利益和力量由此都有所增长，于是它对东亚的政策开始变得较为积极主动。1895 年日本取得胜利之后，沙俄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在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半岛之后，沙俄继续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地位。1895 年沙俄通过法国和德国银行借贷给中国大约一半赔偿日本所需的资金。1896 年沙俄打算修建穿越满洲直达海参威的中东铁路，因为这条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如果按原计划沿阿穆尔河修建，不但路程要长350 英里，而且沿路还得修建造价高昂的隧道和桥梁。相反，走中东铁路的捷径则可以避免这些不利因素。沙俄的计一划得到了中国的允许。李鸿章于18 96年6 月在圣彼得堡谈判签署了《 中俄密约》 ，约定中俄共同抵制［J 本在亚洲的扩张。通过种种外交手腕，沙俄依约于1897 年12 月向中国旅大港派驻了一支海军部队，同时亦于1898 年3 月获得租用满洲南端辽东半岛25 年的权利，并且沙俄获权修建南北走向长达650 英里的南满铁路，以此来接通中东铁路和辽东半岛。 在华势力范围之争 沙俄成功地获得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冬季不冻港，并且通过铁路与欧洲联结了起来，这些都是新阶段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新手段。帝国主义利用贷款、铁路、租借地、减轻地租以及在地方拥有司法、警务和开矿等权利，实际上达到了制造“势力范围”的目的。各国之间互相对峙并各自加速活动，英、法、德、俄、日以及美国在某种程度上都通过上述手法彼此挑衅、协助、破坏或合作，以便在中国的分裂中坐收渔利。纷争中的主要事件按先后顺序大致是这样的：由于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土匪杀害，一支德国舰队于1897 年12 月占领了山东胶州湾上的青岛港。几乎就在同时，一支俄国舰队也于12 月占领了前边提到过的旅大港。1898 年4 月，一支法国舰队占领了广东南部、广州。英国马上就此做出反应，租借了香港对面的新界和山东海岸线上旅大港对面威海卫的一个海军基地。列强这些明抢暗夺的行为都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通常以99 年的租借期来制造所谓的“兴趣范围”或“势力范围”。中国的主权和海关进项尚有保障，但同时外国势力也对一些要害部门进行有计划的统治和掠夺。个中详情不仅迷惑了当年的外交官，在今天仍使历史学家们感到扑朔迷离。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不乏一定的模式可循。 首先，没有一个国家的行动方针是刻板不变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受制于他国及国内斗争的压力。例如，以上总括的俄国的举动不过是织毯中的一根线而已，并且这些行动部分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活动做出反应的结果口就这样，英国和德国从1895 年到1896 年一直怂恿俄国进逼东亚，以便减轻俄国在其他地区造成的压力；而俄国一则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鼓励，二则鉴于后者于11 月派舰队进驻青岛的先例，马上亦于1897 年12 月古领了旅大港。俄国国内的意见常常不统一，所做的许多努力也都不很成熟，不但总是缺乏预见性，而fI .行动起来时而莽撞，时而又优柔寡断。其他国家大致也是如此。 其次，欧洲各国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盟。俄法联盟几乎未曾发展海上贸易，此时则从印度支那和俄罗斯远东的陆上基地分别入侵中国。事实上法国首先采取了行动：1895 年6 月，法国在中国西南强行获得了开矿权，并从东京（北折）将铁路延伸至此。英法计划通过铁路向云南渗透，两国竞争了几十年后法国取得了胜利，从河内沿红河至云南府（昆明）修建窄轨铁路并于1910 年完工。此外，俄法在中国边境上也享有减免关税的权益。他们还通过比利时的一家公司，于1897 年5 月获得了在中国国内修建北京一汉口铁路的特权。另一方面，英德两国虽是贸易和海上大国，但都不与中国接壤，因此在长江流域和山东各自寻找领地。同时他们还有更雄厚的资金，两国银行家借给了中国用于赔偿日本的大多数资金。然而，这两个海上强国之一的英国一直在维护自己的老牌商业大国地位，当初英国古有中国外贸额的4 / 5 ，但德国后来居上，早已成为英国的主要贸易竞争对手，并且还野心勃勃地寻求市场和海军基地。德皇威廉与其亲戚俄国沙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在各处寻找海军基地，此后，在俄皇的默许下，于1897 年11 月占领了胶州湾。这一行动掀起了列强全面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场混战中，英国政府受到来自中华协会等有关中国贸易和帝国主义扩张之代言机构的强大压力，于是它注重实效，转而遵循“补偿”政策。尽管英国仍旧奉行保证中国完整、门户开放、以及贸易机会均等这些传统政策，但还是分割出了自己的“范围”并实际上奉行了两国标准，即英国在海军军备竟赛中与任何两个竞争对手的军备之和都要保持均势二结果法国以广东、广西、云南一带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广州湾为海军基地（1898 年4 月）；俄国将满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在山东。各个范围都由中立区划分开来，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为中心而修建的铁路但英国与法国一也竞相打通中国西南门户，以便从了“东沿西江而上进行贸易，同时展开了修建缅甸铁路的竟争（1897 年2 月）。另外，通过一个利益均沽的协定（即中国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割让英国所古地区）， 英国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这是上海的整个腹地，古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英国还获得了修建2800 英里铁路的特权，大致相当于法国（420 英里）、俄国（1530 英里）以及比利时（650 英里）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总长。此外，英国还租借了旅大港对面的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英国在香港附近大陆上的租借地也扩大了8 倍。英国保留由其发端的条约体系，一方面要保证在西南和东北依照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国承诺：只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最大，海关总监一职就由英国人但任。但结果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反倒削弱了，这是由于英国拿到了“补偿”，这就等于肯定了其他国家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而这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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