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历本章对造历的理法和对旧历书的革命作了扼要的说明。接着便是日历,从正月起至十二月,接月编排。它的内容至为简明:数字和干支是记日序。二十八宿是记礼拜。立春是每年第一个「节」,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日,所以在正月初一下记明「立春」二字。雨水是每年第一个「气」,立春与雨水距离十六天,所以在正月十七下也记明「雨水」两字。凡二十八宿排到房、虚、星、昴那一天就是礼拜日。正月初三排到虚、初十排到昴、十七排到星、二十四排到房,正是礼拜日,所以都在下面注明「礼拜」二字。「壬寅」「癸荣」等是干支,干支纪日,自殷代行使起,相续不断,而又一天不错,所以天历把它保留下来。至于旧历书上一切吉凶宜忌、生克休咎等迷信思想,尽行删去。又太平天国以「丑」音近于醜,乃改为「好」;「亥」音近于害,乃改为「开」;「卯」音近「冇」,广州糸方言,冇作没有解,乃改作「荣」。东王杨秀清答覆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说:「干支内名号,因以声音不雅,故为改之」便是。又因「鬼」字是太平天国忌讳的字,所以把二十八宿中的「鬼宿」改为「魁宿」;因避东王杨秀清讳,乃把清明节写为菁明节。这是天历用字不同的地方。到己未九年后,又命史官作月令,把每年节气、草木萌芽都记录起来,附在第二年的同一月份日历之后,以供农民耕种的参考,如辛酉十一年四月份日历后附庚申十年四月萌芽月令记道: 立夏一 南方地暖,落贰造谷种,落番薯秧,种膏〔高〕梁粟。 立夏二 种白豆,北方地寒,亦有至此日始落谷种。 立夏三 种油麻 立夏四 北方地寒,始种包粟。 立夏八 金银花开,芍药花开。 立夏九 种青蓝。立夏十 种黄麻。 立夏十四下雨。 小满一北方地寒始插田。乙天的基本法则 天历是一种以节气定岁时的太阳历,可以叫它为四季历法。节气就是依着一年里气候的变化,平均地排成二十四个节次,所以叫做节气。 地球以二十三度半的倾斜依黄道环绕太阳周年运行,因而在一年中有昼夜长短和太阳高度的不同,从而产生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一年中白天最长、正午太阳最高的一天叫做「夏至」;白天最短、正午太阳最低的一天叫做「冬至」;夹在中间、昼夜平分的两天叫做「春分」和「秋分」。 黄道的一周是三百六十度,所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在黄道上的位置,各占九十度:春分在黄经上是零度,夏至在黄经上是九十度,秋分在黄经上是一百八十度,冬至在黄经上是二百七十度。在这四个节气各九十度中,各匀分为六个节气,每个节气的间隔为黄经十五度,每年便共有二十四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表示地球在轨道上运行时到达的位置,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太阳在春分点的时候,就是太阳在黄经度等于零的时候叫做春分。从春分起,黄经每隔十五度便是一个节气,顺序叫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 二十四节气又分为「节气」和「中气」两种;古人把从小寒起每隔黄经三十度为一节气;从冬至起每隔黄经三十度为一中气。一年有十二个节气和十二个中气。每月各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节气排在月初,中气排在月中。 节气主要是表示气候的变化。气候最主要的因素是「气温」和「雨量」;雨、露、霜、雪一般又称「降水」,都包括在广义的「雨量」里面。试把二十四节气加以分析,就可知它和气候的关系。 (1)关于四季的变化的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共八个节气。春分和秋分,是表示昼夜平分的两个节气。夏至和冬至,是表示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到临的两个节气。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表示春、夏、秋、冬四季里每季开始的四个节气。 (2)关于气温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共五个节气。 (3)关于雨量(降水)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共七个节气。 (4)其他关于农事方面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共四个节气。 气温和雨量,是气候的主要因素,四季的变化,也是属于气候的。所以节气主要是依据气候的变化把太阳一年在黄道上匀分为二十四个相等的位置,使农业上跟了每个节气的降临,便来做一定的农业工作。它是为农业服务的。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天文学和气象学上的伟大创造和发明。其中的夏至和冬至,称为「二至」,春分和秋分,称为「二分」。在西欧,也有这四个节气,但是他们除这四个节气外,就没有别的节气了。只有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农业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最能掌握与农事最有关系的气候。他们精究历象,根据气候的变化,把一年匀分成二十四个节气,除二至二分外,比西欧和各国更细致地更精密地多了二十个节气。 远在距今四千多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知道利用黄昏时星宿出现来定一年四季的方法。书经尧典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就是根据鸟、火、虚,昴来定四季。把这四个星宿作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黄昏时的中星。到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二至和二分的四个节气。孟子离娄章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人称冬至和夏至叫做「日至」,冬至叫「日短至」,夏至叫「日长至」。从孟子所说的话,可知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采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已经很有把握测定阳历年的长短,就决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了。 二分二至四个节气,是在每季之中。既有了二分二至四个节气,于是由于一年四季的变化,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到西汉初年,其余二十个节气也都确立了起来〔一〕。到了这时,可以表示气候变化和提供农耕日程的二十四节气,便全部完备了。 二十四节气在我国历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农业生产,尤其具有重要的作用。二千多年来,我国农民耕田、播种、收割,都是按照节气办事的,他们依据节气来断定时令,农事的进行就有了根据,用不到再仰观天象了。 我国自古以来,行使夏历。夏历以月亮绕行地球一周作为一月,它的历年长度不和回归年相符,所以夏历的日期和气候变化没有固定关系,这样于农业生产很不方便,于是夏历既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等于回归年,并在安排年、月以外,再设置二十四节气,来弥补日期和气候变化不符的缺陷。 夏历一年比阳历一年短十一天多,因此夏历每年同一节气要比前一年移后十一天左右。夏历闰月的长度是三百八十四日,比阳历年还长十九天。遇到闰月之后,那年节气又要比前一年提早了二十天左右。这样,同一节气在夏历不同年份前后相差可达一个月。所以二十四节气固然弥补了夏历日期和气候变化不符的缺陷,但是,也正由于二十四节气的设置,突出地显示夏历「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的大缺点。 上面说过,节气是符合地球环绕太阳的黄道的,黄道匀分为二十四份,排成二十四个节气,也就是符合周天三百六十度,匀分为二十四份,在黄经上每隔十五度,列成一个节气。地球绕太阳一周是阳历一年,依了一年的轨道,平均排列起来的二十四个节气,所以节气是完全符合于阳历的。夏历日期和气候变化没有固定关系,而二十四节气却概括地表示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气候变化,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是按照节气从事农业生产。「那末,何不如把夏历废掉呢」?「为什么不干脆用节气来定岁时呢」?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世代实践之后,他们提出了问题和要求。 这一个问题和要求,经过北宋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沈括初步提出了回答。他指出夏历「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的大缺点。认识到「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的历理。故建议:「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至于月亮的圆缺对寒暑的季节无关,只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以备参考。他以宋元祐元年(一○八六)孟春、仲春为例:「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沈括把一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部份,共十二个部份。每一部份含两个节气,一个节气居首,一个节气居中。例如立春为孟春第一天,雨水居孟春之中;惊蛰为仲春第一天,春分居仲春之中。他用气定岁时,不用朔定岁时,所以说「更不用十二月」,但他仍借用月的名,一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相间,不置闰月。他认为用这种历法,「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陵夺」,「简易端平,上符天运」,跟四季时令完全一致,又整齐划一,易于记忆,便于计算了〔一〕。 沈括这一个用节气定岁时的改历建议,实在就是废除夏历而用阳历来代替,不论从天文、气象、风俗、习惯那一方面来看,都比夏历合理而方便得多。但是,在封建时代一切都须要尊圣法古,如有轻议古法,那便是离经叛道。当时一般人认为自从尧帝行使夏历以来,已有三千多年,有谁可以变更古法呢!所以沈括的建议只有得到「怪怒攻骂」的结果,而当然是不会有实行的可能了。 在沈括提出这一个新历法七百六十五年之后,金田起义,反封建的矛头在文化战线上首先指向夏历。第二年太平天国就颁行了同样的新历法天历。天历采用节气为制历的基本法则,分一年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以十二节为十二个月的开头,以十二气为十二个月的月中,而以立春为岁首。太平天国颁行这一个以节气定岁时的四季新历法,说明它是反映当时中国农民的要求,符合当时中国农民的愿望而产生;也说明它只有到了反封建的太平天国,才得见于实施。 丙 天历的分析〔一〕 天历以节气为制历的基本法则,是一种依据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所定出来的历法。这是天历对夏历革命的方面。但是,天历对夏历的构成的个别部份,却还有继承的地方,也有借用的地方。所以要明白天历的各个构成部份的来历,还须对它进行分析的研究。天历的内容可以分析如下: 节气(如「立春」) 岁实(一年日数三百六十六日) 年名(如「癸好」) 月名(如「正月」「二月」) 月建(如「甲寅」) 日名(如初一「壬寅」) 日宿(如初一壬寅「牛」) 月宿(如正月建甲寅「牛宿」) 礼拜(如初三甲辰虚「礼拜」) 以下就这九项,一一探索它的来历。 A 节气 节气是太阳历的骨干,太平天国创制天历,采用节气作为制历的基本法则,这是最有见解而能掌握到关键性的地方。中国历术上有「朔」与「气」之分,朔系太阴关系,每月朔望,都从太阴而定;气为太阳关系,每年节气,都从太阳而定。因中国历术是从冬至起算,冬至是十一月的中气,以冬至为代表,所以称节气为气。 节气的定法有两种。中国古代历法采用的叫做「恒气」,就是把岁周匀分为二十四等分,每一节气占全年日数二十四分之一,约一五·二一八七五日,即十五日有奇,所以又叫做「平气」。到清代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颁行时宪历,始改用「定气」注历,以太阳实到之时为准,如冬至前后,十四日有奇为一气,夏至前后,十六日有奇为一气,其馀节气也各不同,故各节气的日数不平均。太平天田制历,为求平匀整齐起见,故定节气不有定气,而用恒气。 天历采用恒气,又因调剂十二个月的单双数便于记忆,故对自汉以来的分配法稍有变动。汉代人推恒气,以四年为一组,因每一气的日数是一五·二一八七五,二十四气在一年后,还有奇零,必到四年然后成为整日,周而复始。今将古四分历的恒气日数,与天历对照如次: 古四分术的恒气,四年里面,气与气的距离日数不同。例如流沙坠简著录的西汉永光五年壬午(前三九年)历谱,有冬至及立春的注入。 十[一]月辛丑朔小巧玲珑十日庚戌 冬至 十二月庚午朔大 七日丙申 立春 此时所用为太初历,在“午”、“戌”、“寅”年,应查第二年一行的日数,惟冬至以后,属于下年,在“未”、“亥”、“卯”年,应查第三年一行的日数。第三年由冬至到立春,共四十六日(第一、二年都四十五日),永光谱由庚戌至丙申正距四十六日。所以古代用恒气都很严格。天历要在一年里面使恒气各有固定的日数,就难再求同古代恒气那样的准确了。 知天历所定一年的恒气与古不同,天历的节气当更不能与清咸丰时用定气的时宪书各节气全合,但其关系究如何,亦不难由推算而知。今试推清咸丰元年、二年的定气冬至及立春如下: 清咸丰元年 十一月初一日 壬子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四七九 冬至 下午五时三十六分 公元一八五一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冬至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 冬至早一日 清咸丰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丙申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五二三 立春 下午十时二十九分 公元一八五二年 二月四日 立春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正月初一日 立春 清咸丰二年 十一月十一日 丁巳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八四四 冬至 下午十一时二十八分 公元一八五二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冬至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 冬至 清咸丰二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壬寅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八八九 立春 上午四时二分 公元一八五三年 二月四日 立春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正月初一日 立春 天历的历元,可以说是壬子二年的立春日,这一天确是一个定气的立春日。事有凑巧,癸好三年的立春日,也遇到了定气的立春。这可见太平天国编排天历是开始于壬子二年,其出发点的立春日,是借用了当时时宪书及阳历的定气立春,确与天象相合。而二年的立春,距三年的立春,事实上也恰是三百六十六日。但这仅是闰年的现象,并不是年年同这样,故向前推辛开元年的立春即提早一日(通常系阳历二月四日立春),向后推甲寅四年的立春已错后一日,以后约每四年增加错后三日。于是到己未九年遂有「四十年一干」的修订办法。兹再将太平天国十九年间的立春日与阳历对照如下〔一〕: 由此表可见天历的编排开始于壬子二年,这年立春与天象合,即定气的立春日。辛开元年乃逆推的,故冬至及立春日都错前一日。甲寅四年则错后一日。以后每遇阳历闰年的次年,即少错一日,因阳历闰年,同是三百六十六日。 B 岁实 岁实,就是一岁里面实在的日数。天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有人以为采自公元一八五二年的阳历,这一年正是阳历的闰年,全年三百六十六日。其实,天历的编制者是懂得阳历的(论证详第三节),可以肯定他们不会错误地以阳历闰年的日数来做岁实的。我从前因见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前,往往附会儒家书籍中所说的帝就是他们所奉的上帝,曾经以为天历的岁实大约是采取书经尧典一岁「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基数。现在看来,天历的编制者是通晓历法的,他们也同样不会以尧典这个基数作为岁实的。太平天国之所以定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在献历本章上曾经明确地说到:「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也。故臣等造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这就是说由于天历要求平匀圆满,反对置闰,所以定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 C 年名 天历年名,承用干支纪年古法,清代时宪书用它,太平天国天历也承用它。天历创制时曾参考清咸丰元年时宪书,这一年干支纪年名为辛亥,于是即据以推出下一年太平天国二年为壬子、三年为癸好(丑)等等。 D 月名 古代月名,乃依年始至年终每月的顺序排定,这是太阴月,以一次太阴圆缺晦朔为一个月。当殷商时代,如武丁时,即以一、二、三至十二为月名,闰年添一个十三月。祖甲元年(公元前一二七三年)才改一月为正月,沿用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改用阳历,正月的名称,行用了三千多年。但天历正月的名,乃是太阳历的「节气月」,与以前的「太阴月」名同而实异。太阴月的正月,乃是一年里面春季第一个月亮之月。太阳历的正月(节气月),乃是当一年春季的开始,约占全季三分之一的一段日子,就是春季的首一段,共三十一日。二月三十日为中段,三月三十一日为末段,天历的月名意义是这样。夏、秋、冬三季,四月以至十二月也都是这样。所以天历的月名,只是代表一年中十二分之一的一段日子它的初一也不是日月合璧之朔。它将一节一气叫做月,不过是借用太阴月的名称罢了。 E 月建 月建,即干支纪月,也是中国古法。西汉以前,有月名而没有月建。以干支纪月,所纪的虽在太阴月的上面,实在乃是太阳月,即节气月。汉简中已有月建的设置,例如流沙坠简中著录的西汉元康三年(公元前六三年)历谱「正月廿日甲寅」下注一「建」字,即指正月为建寅之月。其法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字配十二支,注于每日干支之下,遇节日则重一字,所以十二节所建不同。古以建除附会吉凶忌宜,叫做建除家。但所谓「月建」,有支无干。以干支相配为月建的名,见于后唐同光四年(九二六年)具注历,其年「正月小建庚寅」。月建既是太阳历的月分,不计闰月(闰月分属前后两月的月建),故以配干支,五年而一周(六十月),凡甲、己年起正月丙寅;乙、庚年起戊寅;丙、辛年起庚寅;丁、壬年起壬寅;戊、癸年起甲寅。同光四年即天成元年丙戌,故正月建庚寅。清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建庚寅;二年壬子,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建壬寅;三年癸丑,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建甲寅;四年甲寅,即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建丙寅;十一年辛酉,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建庚寅,一一都合。但太平天国造壬子二年新历,却据清咸丰元年十二月建辛丑以次推求,而定正月建壬寅。可知天历的月建,乃沿用干支纪月的古例,承袭时宪书而定的。 F 日名 以一至三十或二十九,定每个太阴月的次序,也始于汉代。周、秦以上,但以干支做日名,不记日次的数字。干支纪日,是中国古代一种优秀的文化,其起源很古,究在何时,尚不可考,而就可以确切指定的殷代甲骨文材料来看,己有悠久的历史,为世界各国所无与比伦的。在库、方二氏所藏甲骨文字第一五九五版,所记为殷武丁二十九年,殷正十二月十五日庚申夜的月全食,相当于公元前一三一一年儒略历的十一月廿三日,儒略周日一二四二九0七。从这一回月食的那天庚申算起,到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丙子,儒略周日二四一九四0三,确实可靠,相续不断,而又一天不误的干支纪日,已用了三千二百二十二年,一百一十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七日。若从盘庚迁殷算起,则有一百二十一万多天。这种长久的纪日法,实属可惊。若再上推,自更邈远。干支纪日原来与迷信没有关系。当殷、周时代,还仅以干支为日名,绝没有阴阳五行吉凶祸福的说法附会其间,汉以后乃逐渐增入许多迷信,到了清代的时宪书,可谓集其大成。太平天国制作新历的另一目的即在于破除迷信,所以把历书里面一切迷信说法一举而廓清之,真可说是二千年来历书上一大快事。但是,太平天国却保留有价值的干支纪日的旧法,就用干支来做日名。以干支为日的代表记号,一复古代干支纪日的本象,这是太平天国批判接受过去文化具有识力的地方。至于天历中的干支纪日,也还是承继自古流传的顺序赓继而记录的。太平天国创制的壬子二年新历,不但年名、月名、月建沿袭时宪书,日的干支,也同样是因袭时宪书。一个干支是一日的名,这一日,在久远而庞大的时间线上,有它固定的一点,这一点是不容移动的。这不但有儒略周日可证,二十八宿与节气也都可作证的。天历创始日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新历与儒略周日对照如下: 壬子二年 正月初一 丙申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五二三 G 日宿 以二十八宿名附人历书,开始并没有迷信羼难其间,只不过是代表七日来复的四周,即用来记四个星期日子,从中国历书的沿革,就可以知道。汉代历谱残简,绝没有记星期日的影子,今所见后唐及北宋日历,才有「密」日的注入,密日就是星期日。后唐同光四年历在「正月六日甲午」上注一朱书「密」字,十三日辛??,廿日戊申,廿七日乙卯都同。这六日、十三日、廿日、廿七日都正是日曜日。北宋雍熙三年(九八六年)丙戌岁具注历,更载有推七曜值日吉凶法,列有七曜名〔一〕。但七曜名不全载入历书,仅以「日曜」的「密」,注朱书在日干之上,如正月三日壬申,十日己卯,十七日丙戌等都是。以上两种,都不载「宿」名,实为宿名人历的前身。 后于雍熙三年历凡二百三十二年,而有南宋嘉定十一年(一二一八年)的残历〔二〕。这份残历仅六月的一面,由十六日至廿四日,这九日上都没有「密」字,而在日干之下,列入由「翼」至「箕」的九宿,二十一日辛酉下列「房」宿,正是星期日,可知「房」宿即是代替「密」日的一宿。又后三十八年的南宋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会天历,也仅注二十八宿而不注「密」日,可知以宿代密,当在北宋雍熙后、南宋嘉定前二百多年间。 天历沿用二十八宿注在日干之下,以记七曜的次序。但自嘉定以来,至于近代,二十八宿纪周,是否一系相承没有讹误?天历所注的宿名,是否承袭时宪书?却非加以推求不能知道。今试推之〔一〕:则 南宋嘉定十一年 六月二十一日 辛酉房星期日 儒略周日 二一六六一二八南宋嘉定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甲子箕星期三 儒略周日 二一六六一三一(案六月二十四日正为七元甲子的首日)南宋宝祐四年 正月初一日 癸已柳星期六 儒略周日 二一七九八四0(案此癸已柳正为四元甲子的第三十日)清咸丰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 丙申箕星期三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五二三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正月初一 丙申箕清咸丰二年 十二月廿七日 壬寅牛星期五 儒略周日 二三九七八八九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正月初一 壬寅牛(案清咸丰元年十二月丙申,推得为六元甲子的第三十三日,二年十二月壬寅,推得为五元甲子的第三十九日,天历壬子二年正月初一丙申箕,可证为承袭时宪书。) 以上可见二十八宿入历,自南宋嘉定十一年以来,在四百二十日周期之下,一系相承,毫无讹误,都以此代替七曜。天历所载日宿,无不在此七元周期里面。 七曜日记入历书,起于唐代,是沿西域伊斯兰教的习惯,初用「密」日,南宋以来,更易以二十八宿。宿曜的对照如次: 虚、昴、星、房属日。 危、毕、张、心属月。 室、觜、翼、尾属火。 璧、参、轸、箕属水。 奎、井、角、斗属木。 娄、鬼、亢、牛属金。 胃、柳、氐、女属土。 太平天国崇奉上帝教,以礼拜为大典,天情道理书说「七日一礼拜,每逢房、虚、星、昴之辰,理宜格外虔敬,歌功颂德,酬谢天恩」,所以天历沿用二十八宿来做代表星期的符号。 H 月宿 月下注以宿名,为向来历书所没有。二十八宿在历象上本有表示恒星月每天月在(月离)的意义。在历书上每日注明宿名,是切实用的。对于约略辨识月的出没时间及几点钟是什么方位,都有帮助。至于月宿,如朔月所在的宿来表示,就事实上是表示这个月的月在,也是有用的。尽管历书上不记载实际的月在,但我国民间还是注意这实际的天象的,诗经:「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这一句古诗,是成了谚语在民间流传着的。如果日宿表示实际的月在,则每月加一个月宿,表示朔月的月在,那就很可以极简单地把朔望月和恒星月的差毕显示出来。这样各年的各月的月宿,是会很不相同的。天历特地选择辛开年十二月的月望立春日来作岁首,以为圆满的象徵,说明天历的编制者对月象的注意。天历中增加月宿,理论上应该是知道月宿有它的实际作用的。至于天历中的月宿、日宿,仍和实际不合,可能是为了一时不能远离旧习惯,或是另有一套看法〔一〕。 I 星期 太平天国崇奉上帝教,以星期日作为礼拜颂赞上帝恩德的日子。关于天历以星期入历,已在日宿项内说明。二十八宿就是用来记星期的,又在虚、昴、星、房四宿的下面,再注明「礼拜」,以表示郑重。所以天历的礼拜日,乃是承袭时宪书一系相承的日宿纪周赓继记录而来的。 根据上面对天历九项构成部分研究的结果,就可以把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历恢复起来,并推出时宪、阳历以资对照。 从上对照,就可以看出了天历编制时的根据如下: (1)节气:立春是天历的起元,壬子二年立春是借用时宪书的定气立春,其馀则用恒气而每年相同。所以也可以说天历的历元本于时宪书。 (2)岁实:自定。 (3)年名:因清咸丰元年为辛亥,二年为壬子,太平天国二年相当于壬子,故天历以为年名,本于时宪书。 (4)月名:正月至十二月的月名,系借用时宪书古法的名称,但其内容却与时宪书的月完全不同。 (5)月建:承继辛亥十二月建辛丑,故正月建壬寅,本于时宪书。 (6)日名:本于时宪书。 (7)日宿:本于时宪书。 (8)月宿:新增。 (9)星期:本于时宪书。 上面天历九项构成部分,其中根据和借用自清咸丰元年时宪书的就有七项。由此可见,天历虽然是对夏历革命,但却不是简单地抛弃旧历法,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革除了不良的和有害的部分,而利用了有用的部分。东王杨秀清答覆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说:「天朝历书,凡礼拜日皆是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旧。有歪者除」。正是对这一个原则的好说明。 丁 己未九年的改订 天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较回归年长十八时十一分十四秒。因此,天历每年多四分之三日有奇,四年多三日有奇,四十年就多了三十日有奇。天历初制,定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天王在己未九年改历诏书上追述此制说: 天父上帝太平天,太平天国万万年,天国天历无穷尽,四十年加诏在前。……朕前业准东王、西王、南王暨众臣等,天历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 四十年一加的诏书今未见,己未九年的诏,原是四十年一减,从它追叙前事中知道从前曾有四十年一加的办法。照天历三百六十六日一年的历法,每四十年暗中已加三十日有奇,到四十年又每月三十三日,再明加三十日,这样到了四十一年就多了六十日有奇,节气错误便两个月了。 天历这一种四十年一加的办法是不合科学实用的。己未九年干王洪仁玕到天京,奏请废除此法,改用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所谓四十年一斡旋,实际就是四十年一减,太平天国讲忌讳,为避用「减」字,故用「斡旋」一辞代替,以取旋转归源了无痕迹的意义。它的办法见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改历诏,说: 兹据玕胞等朝奏,天历永远高深,固非凡例浅识所能窥,而便民耕种兴作,亦属天情真道不可少。恳请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匀,令善有便于民。自四十年至八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六十年,至千年万载万万载,永远如是。每四十年一斡为总。朕业准奏。为此再诏,除却从前每四十年一加之诏外,继自今史官每年遵今诏,每四十年一斡,斡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余俱照前例,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双月三十日,单月三十一日例,制造天历颁行。 此法于四十年一斡旋,斡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均,全年减去三十日,只三百三十六日,合四十年日数共为一万四千六百一十日,与儒略历日数相同。儒略历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平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闰,闰年加一日,四十年日数也共为一万四千六百一十日。儒略历是因平年日数不足,故用闰年以加不足;天历是因每年日数过长,故用斡年以减去过长。天历的方法与儒略历不同,而原则却是一样的。 三 天历的局限性和它的特点 天历在改订之后还是有缺点的,在四百年后,与回归年的长度比较,正同儒略历一样还多出三天二小时五十分。而在四十年里面,由于天历岁实比回归年长,所以节气就一年比一年落后于天象,真到经过斡年后始与天象复合,但跟着又是一年比一年落后,天历是以节气定岁时的历法,这就不能很好地达到它的主要目的,也不能算是一种好历法。 天历的问题在于岁实长于回归年,只要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天历就可以成为一种优良的历法。案儒略历年分十二月,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惟二月平年二十九日,闰年三十日,当时以春分(三月)为岁首,二月为岁终,故于岁终之月,减少一日,以为置闰的地步。天历月日的安排,除不置闰及以正月为岁首外,其余与儒略历全同。如果天历采用闰法,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取儒略历于岁终之月置闰的办法,只须把十二月的日数改为平年二十九日,闰年三十日,就首先解决了月日的安排问题。接着,再采取格里历逢四的倍数之年为闰年,逢百之年非闰年,逢四百之年又为闰年,凡四百年而闰九十七日的置闰的方法,每年和回归年长度相差仅二五·九二秒,积四百年相差二时五十二分四十八秒,历三千三百三十三年始有一日的差误。如果能够采用回历太阳年的置闰方法,定为四年一闰,每过一百二十八年取消一闰,即每一百二十八年中置闰三十一次,就和回归年的日数更为吻合,需积八万年之后才有一日的差误。这样,就不仅是可以把天历的问题全部解决,而且,还要造成一种比较今天世界通用的格里历(阳历)计算更加精密、使用更加便利、又与四时气候相适应的一种优良的历法。 太平天国的制历者有没有达到创制这一种优良历法的水平呢?肯定说是完全具有这一种水平的。冯云山「通星卜」,洪秀全在起义前三年曾到广州礼拜堂学习两个多月,第二年正月因营救冯云山事又到广州礼拜堂,他们熟悉当时耶办教会编印的阳历。从己未九年改历诏追叙前事所说:「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的话看来,所谓「有加无已」,就是说天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每年较回归年多加十八时十一分十四秒,积四十年已经增加三十日有奇了,到「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再加三十日,如此加上再加,所以说「有加无已」。这就可知他们在编制天历的初时,是知道回归年的日数的,也就是懂得儒略历和格里历置闰的历法的。至于洪仁玕是一个天文历法专家,他曾在上海和香港的外国书馆专门学习过天文历法。他在自述中,曾经明白地记载过这一件事,他说他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到上海,打算去天京不成,「乃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是年返香港,仍习天文」。关于儒略历、格里历和回历各种历法的基本法则,对于一个作为天文历法专家的洪仁玕说来,只是起码的知识,不待说,他更是完全知道的。洪秀全、冯云山、特别是洪仁玕,既具有创制这一种优良历法的水平,那末,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们使天历达不到这一个水平呢?阻碍他们制历前进道路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绝对不用闰法这一个大障碍。 由于回归年长为三百六十五日五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日数有奇零,所以任何一种历法要求与回归年密合,除用闰法以补奇零的日数外,是没有其他道路的。但是,太平天国却绝对排斥用闰法,这就阻碍了它创制历法本来可以达到的高度。 太平天国为什么绝对排斥用闰法呢?就因为用闰法是跟它的「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的迷信抵触。要求完满,为的是要取吉祥,反对亏缺,就是避忌有欠缺的事物。一用闰法,就显露出有所亏缺,触犯了太平天国的避忌,所以天历绝对排斥用闰法。试看天命诏旨书中,就昌对颁行天历前一年辛开元年的「闰八月初七日」,也要改为「又八月初七日」,可见太平天国对闰法避忌之深。凡对事物采取吉凶宜忌的看法,这就是迷信。迷信是科学的大敌。太平天国为着避忌,连天象也要迁就迷信了!太平天国敢于废除阴历,并且提出「百无禁忌」〔一〕的新观念,扫除了中国历书上二千年来的阴阳五行吉凶宜忌的迷信,但它却给另一种迷信来束缚住自己。天历在创造道路上所遇到的大障碍,正是一个十分生动具体地说明太平天国这一个农民革命局限性的好例子。 天历虽然具有局限性,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法。它的特点,可以提出五点来说: 第一以四季成岁 春、夏、秋、冬,四时代序而成岁。「岁」的含义是和四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案四季安排的历法,应该是最合自然规律的历法。书经尧典虽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说法,但中国自古来用的夏历却无法达到这一个要求。夏历一月的时间为二十九日十二时四十四分有奇,全年十二月的时间为三百五十四日八时四十八分有奇,与回归年相较,每年少十日二十一时有奇,故每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夏历平年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闰年十三月,三百八十四日,相差至一月之久,历日与时令错乱,四时不正,所以农民耕种,不能案月份办事,必须另记节气,很不方便。至于阳历的日期虽然和气候变化有固定关系,但冬季跨在前后两年,却割断了四季与岁时的关系,也就是使「岁」的含义失掉了它最显著最具体的一面意义。天历以节气定岁时,分一年为四季,每季三个月,一年二十四节气,每月一节、一气,月首为节,月中为气,每年正月初一元旦立春,为一年春季的第一日,四月初一立夏,为一年夏季的第一日,七月初一立秋,为一年秋季的第一日,十月初一立冬,为一年冬季第一日,历年与四季完全吻合,对于表示时令具有精确性,实为一种最合自然规律的好历法。一九二二年国际天文学会会议曾讨论历法改革问题,并在一九二三年设立了改良历法的国际专门委员会。它研究和发表了由各种不同机构和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将近二百种新历设计,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其中一种便是四季历法,被称为国际新历〔一〕。而我国早在一○八六年已由沈括提出了这一个历法,一八五二年已由太平天国实行了这一个历法,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至于将来国际预备采用的四季历法,系用天历的四季划分法呢,还有用天文学上的四季划分法呢,抑或是西洋习惯的四季划分法呢。这是还须要精细地进行研究的。但是,天历所采用的我国自古以来的四季划分法,有了四千多年的历史,却是应该值得特别注意的。这是天历第一个特点。 第二岁首符合我国人民的理想,在气象上具有它的重大意义,即在天文上也有它的一定的意义我国历法,理想上以立春为岁首,而每月朔日,又依太阴为标准,以此事实上的元旦,很少能与立春相遇。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百年难遇岁朝春」,如果人生遇到元旦正逢立春的日子,那就是一件难遇到的大喜事了。至于阳历以冬至后十日为岁首,实受耶办诞日的影响,无论在天文上或气象上都没有意义。天历以立春为岁首,这一天,正是春季的开始,在气象上是一个具有十分重在意义的日期。我国从同代以来,直到清末,都以立春为一岁的大典,民间有「立春大过年」的谚语。那时候,立春那天,当迎春的纸扎春牛经过门前时,母亲们带孩子去摩春牛,一边教唱道:「摩摩春官老爹头,养猪大过牛,养牛大过北山头」!立春给农民带来丰收的希望,鼓舞农民热情去生产。而对一般人来说,在经过寒冬之后,到了春回大地,也都同样地感到欢欣鼓舞。宋代张栻立春偶成诗道:「律回岁晚冰霜少,春一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形象地唱出了人们迎接春天生意勃发的喜悦。这一天,太阳又正位于黄经三百十五度,它在天文上虽然没有二分、二至那样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日期,但也是一个具有比较重大意义的日期。所以天历以立春为岁首,首先是符合我国人民的理想,同时在气象上具有它的重大意义,就是在天文上也有它的一定的意义。这是天历第二个特点。 第三划分整齐历以纪时,必须划分整齐,然后使用时得到最大的便利。夏历每年十二月份的大小不定,又有闰月,很不易记忆。阳历以一、三、五、七、八、十、十二月为大月,每月三十一日,四、六、九、十一月为小月,每月三十日,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闰年二十九日,参差不齐,也难于记忆。天历每年十二月,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一年二十四节气,每月一节、一气,节为月首,从初一日开始,大月十六日,小月十五日;气为月中,大月从十七日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正月历 清光绪十三年时宪书正月历 两相对照,一目了然太平天国新历对旧历书上封建迷信思想的扫除。 开始,小月从十六日开始,俱十五日。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平均。天历划分得这样整齐,年年如是,四十年始一斡旋,斡年仍是一样的整齐,所以天历最易于记忆而便使用。这是天历第三个特点。 第四除旧历书上的迷信思想中国地主阶级为着维持其封建统治,极力愚弄人民,所以从汉以来封建社会所颁行的历书,乃是向人民传播迷信思想最主要的工具。在每一日的下面,不但注有吉凶宜忌,而且还注有祸福休咎,极力向人民宣传,地主的富与贵,农民的贫与贱,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命里注定的,灌输给人民一种思想毒素,使他们「听天由命」,不要反抗封建制度。天历指出:「从前历书一切邪说歪例,皆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尽行删除」,把中国二千年来历书上地主阶级所传播的封建迷信思想一举而廓清之。这是天历第四个特点。 第五为农业生产服务并向人民传播科学常识天历从庚申十年开始,特命史官作月令,把每年节气和草木萌牙都记绿起来,附在下一年同月份日历之后,以供农民耕种做参考,并供负责编制天历人员,「每四十年一核对,裁定耕种便于民」〔一〕。例如辛酉十一年天历所附庚申十年萌芽月令,其中记载气候变化的,如:驚蛰十三、雷鸣下雨,菁明九、雷鸣下雨等;记载耕种日期的,如:立春十六、南方地暖种松、种花麥、种乌豆、春分二、南方地暖落谷种、种包粟,春分四、南方地暖种蔗,菁明二、北地寒始落谷种,立夏一、南方地暖落二造谷种、落番薯秧、种膏(高)粱粟,立夏二、种白豆,北方地寒亦有至此日始日始落谷种等。这些记绿,都可以供农民做今年耕种的参考,为农业生产服务。同时天历在月令上还传播一些科学常识,如立冬八,五更地动,使人民知道地震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皇天示警的大变。这是天历第五个特点。 由于历法须迁就于不可公约的自然的三种周期,即日、月、年之间,故在事实上要制定一种完全合于理想的历法,乃不可能的事。历法家所能追求的只是一种使用具有最大的便利,而表示时令复有最高的精确性的历法。准此标准去衡量天历,它就不仅是在中国历法史上具有革命精神又颇合理想标准的历法,而且,对今后历法改革上,还具有现实的意义,仍不失为一种值得人们研讨的历法。 四 天历与夏历阳历对照及简表 天历在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秋冬间编制,它的日名(记日的千支)、日宿(记星期的二十八宿)都承继自清咸丰元年辛亥的时宪书。而清时宪书所记的日名、日宿,乃承继中国几千百年的历书赓续记录下来而没有一日错误的,其房、虚、昴、星四宿日,就是阳历所记的日曜日。那么,天历的日名、日宿既承继自清时宪书,它的干支、星期就应该是与夏阳历相同的,从天历编制的承继性来论确实应该是这样,但是,今天对照起来却有差异。考天历在壬子二年颁行,而据确鑿可信的记载,到这年除夕已发现它的干支、星期跟夏历和阳历差了一天,如左表: 从天历编制的承继性来论,天历跟夏历阳历对照,天历壬子二年十二月 三十日辛好(丑)斗宿(星期四),应该是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辛丑斗宿(星期四),阳历一八五三年二月 三日星期四,天历的干支、星期跟夏历阳历全同。但这一日,天历跟夏历阳历对照实在却相差一日,天历的庚子日箕宿(星期三)早在昨天度过,今天已经是辛好(丑)日斗宿(星期四)了,而夏历正在今天过庚子日箕宿(星期三),阳历正在今天过星期三,因为天历的干支、星期实在较夏历阳历早了一日。从此以后,天历跟夏历阳历对照始终相差一日。 天历这种情况,最初人们不知道。后来经过把许多史日,一一与夏历阳历对照才发现出来〔一〕。于是人们进行研究:天历与夏历阳历相差一日起于何时呢?天历从编制的承继性来论,它的干支、星期本来应该与夏历阳历相同的,何以颁行之后却有一日之差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看法是在壬子二年正月元旦天历颁行之日就开始差异一日;另一个看法是癸好三年二月十三日乙酉克复南京之日才开始错落一日。后来证据证明后一说与史实不符,而前一说得到了证实〔一〕。关于第二个问题,曾经提出来的有六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错乱月日这是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著者郭廷以于三十年代初提出的说法。他接受张德坚贼情汇纂「错乱日月,以惑我军」的说法〔二〕,认为太平天国之所以将「日次干支,即全部天历,如此错综倒置,即在使清军莫测究竟,无法应付准备」。董作宾驳他首:「郭表及解说谓有意『错乱月日』,则何不舍去干支宿名,使敌人捉摸不出,无从与时宪书对证。若仅错落一日,则敌人反极易推求之,正如一本密码电报册,一字猜着,字字可知矣」〔三〕。查近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曾国藩向清廷进呈的五件太平天国文书,他在天历下用红纸签出注明夏历对照,条条都合,并没有起到错乱月日的作用,给董作宾提供了论据。但是,由于没有发生到错乱月日的作用,就可以断定没有此意图吗?那也不能作出这个结论的。 第二种说法是有意立异这是我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与董作宾先生论天历书中提出的说法,以为:「因洪秀全造历之初,有意立异,将干支较夏历者提早一日,于是遂造成天历干支及星期较夏历阳历者提早一日之历法」。董作宾回信驳说:「尊说『有意立异』,则改用干支纪日,何必只错一日,逆推元年辛开正月元旦庚寅,何不径自甲子日起,以昭示新天地新日月之开始,何必只立错一日之小异也」〔一〕。我回信给他,说他的驳议有道理。 第三种是无意的记错或算错这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四日董作宾提出的说法。他说:「天历之干支礼拜有早于阴阳历一日之史实,此种错误一日之解说,当为『无意的』纪错或算错一日,亦即少算一日。在天历书本上原有此一日,事实上曾因一时疏忽,误算一日,以致少过一日,由此以后,与阴阳历对照则干支与礼拜皆提早一日也」〔二〕。我接受了董作宾这个说法,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的天历志上,解说一日之差的缘故说:「吾人据当日情势而论,当天历颁行之时,正太平天国被困于永安州之日,天情道理书记其事云:『壬子岁时在永安州,粮草殆尽,红粉(纲案即火药)亦无,妖魔数十万,四面重围,无路可出』,于是由于军事之危急,由于制度之新旧交替,天历于颁行之始,即无意错落一日,其故殆由于此欤」? 第四种是以旧约的「安息日」为礼拜日这是历法专家曾次亮的说法。一九五四年,我的太平天国史稿从开明书店转到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请曾次亮审阅天历志。他不同意董作宾无意错落一日的说法,提了一条意见说:「基督教的『安息日』本相当于今日的『礼拜六』,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否原于基督教的『安息日』,值得考虑。(干支之提早一日自是事实,但也可能是由于这个「以礼拜六日为礼拜日」的原因而改的,其中或亦兼含有错乱日月以惑敌人的作用。)『无意错落一日』的解释,似不十分合理。(圣经明记安息日为「七日的第七日」,今之礼拜日为「七日的第一日」,此亦可注意之点。)」当时我看了曾次亮的意见,就去追查太平天国文献,果然查出太平天国刊刻的旧遗诏圣书中的创世传、出埃及记和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条书、天情道理书、太平救世歌、醒世文等都同记「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故天父命此日为安息日,定为礼拜之期」。所以我认为探索多年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在一九五五年新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天历志里把这一节全部改写,解释为太平天国遵旧约耶和华十诫以安息日为礼拜日而来,故太平天国的礼拜日实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天历是根据咸丰时宪书编制的,由于礼拜日提早了一天,干支也就跟着提早一天。后来我又看到那个曾经做过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教师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自述他于一八六○年九月二二日星期六到苏州,那天正是太平天国的礼拜日说:「那天是太平军遵守的礼拜日,他们用的是犹太人的而不是基督徒礼拜日」〔一〕。一八六一年二月到天京探访的英国中校吴士礼也说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是「遵守犹太的安息日」〔二〕。使我更相信曾次亮的说法,我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天历考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的自序里,欢欣鼓舞地向读者报道了这件事。 第五种是因根据当时某一种历表推算或者是因根据当时某一种历本或历表上原来的夏历阳历的错误对照而来我的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出版了,赵宋庆不同意,写了一篇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三〕,并提出这个说法,以为太平天国既进行改正朔,这一个差错,正可以利用来作为朔已不正,必须重加改正的理论根据。 第六种是根据自时宪书的错误时宪书是有过差错的。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就记有所见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民间通书及万年书,都把这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立春,误刊为二十八日戌时立春的事。如果咸丰元年时宪书十二月十五日立春有误刊,那天历的差错就是据自其错误而来的。 以上六种说法,我以前最同意第四种曾次亮以旧约的「安息日」为礼拜日一说。到赵宋庆提出不同的意见后。尤其是到我在庚癸纪略看到当时的时宪书确实有误刻的事之后,对这个说法起了动摇,使我想到这个差错会有种种可能,任何一种说法,都未能断定,也都未能否定,而且,除了上述六种说法外,也许还有其他说法。因此,在一九五四年时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实在是还没有解决。 直到七十年代,我看到了黄光域、梁昆元译的麥华陀等一八五四年六月访问天京文件辑录〔一〕附录一之附件四东王杨秀清答覆英国外交人员三十一条询问诰论。第十七条问答如下: 〔问〕我们是否知道在我们的历书中亏了一天,结果礼拜日就早了一天,以及你关于我们为什么不正误,我们关于日子所用的名字是否与其他中国人所有的一样的问题。〔答〕一覆:天朝历书凡礼拜皆是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旧有,歪者除。 英国外交人员对天历差错这个询问,先问太平天国知道不知道,再追问为什么不正误,又问干支是否与中国旧历相同,是把问题问得很扼要并且很全面的。可是,太平天国对差错全部不答,只答天历礼拜、干支都同中国旧历。这个答覆,否定了曾次亮提出以旧约的「安息日」为礼拜日,和当时外国人认为太平天国礼拜日是「遵守犹太的安息日」的说法,并全部证实了董作宾在四十年代选著的天历发微探索出天历据自清朝咸丰元年时宪书的研究。但是,太平天国为什么对外国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地方不予答覆呢?这必定有难于回答所以才不答吧。 根据太平天国政府这个回答,对天历的干支、礼拜日比夏历、阳历提早一天的问题应该这样说了:「天历的干支、星宿都承继自夏历赓续而来,它的干支是与夏历相同的,它的礼拜日也是与阳历相同的,但施行以后,却提早了一天。为什么早一天呢?太平天国政府不予答覆。」 至于天历与夏历阳历对照,我已撰有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按日对照,以供治太平天国史者的翻检。 在本书中只附一简表于后,以见天历十八年间每年正月初一与夏历阳历日的对照。下表应先说明三点:第一,天历施行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辛开元年还用夏历。如果用天历来推算则一切都成谬妄。英国人麥都思翻译太平天国文件将所有辛开元年天命诏旨书中月日都认作天历,据来转合阳历,以致与史事完全不符,就因为犯了这一个错误。太平天国到癸好三年时曾刻辛开元年新历送给人民〔一〕,那是后来逆推的,而不是辛开元年就行使了天历。所以本表根据历史事实从壬子二年排起。第二,天历干支、星期提早一日,起于开始颁行天历那一天,所以本表天历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丙申立春星期三,就与清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乙未、阳历一八五二年二月三日星期二对照排起。第三,以前的人排天历表都断到甲子十四年止,他们意见,认为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纪元就断了。这一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长江以南的军队转战到福建、广东去,到乙好十五年十二月才在广东嘉应州败没,遵王赖文光领导的由改编蒙、诧队伍而成的新军,到戊辰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才在山东徒骇河覆败,而留在陕北的梁王张宗禹部将袁大■军,却战斗到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才在陕西何安县牺牲。他们都是太平天国的军队,太平天国首都虽失陷,幼天王虽殉难,但是,他们都「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为复兴太平天国而奋斗。他们都在紧奉太平天国的正朔,不但遵王赖文光亲笔自述大书「丙寅十六年秋」这条煌煌的纪年具在,此外,还有当时当地亲见其事的人保留下的「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的记载〔一〕。这是当时革命者本身的纪年,历史学家必须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太平天国纪元根据现存记载应该断到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清同治八年四月十七日,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陕西保安县老岩窑陷落为止,排天历与夏历阳历日对照表也应该断至这一天为止。本此三点,编成下列天历与夏历阳历对照简表。至详表已另编有天历考及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一书。 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三 志第十二 科举附招贤 一 总说 科举是中国自唐代以来,地主阶级网罗人材培养统治骨干的重要途径,士子只能「代圣贤立言」,阐述孔子的说教。这样被选取的士子,直接加入各级统治机构,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奴才。太平天国有自己的科举路线和取士标准,考试「不论门第出身」,试题「不本四书、五经」〔一〕,而取自颁行诏书,以阐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至策论、赋诗,亦多即近事为题」〔二〕,重在务实,不取空谈。所出试题,如「上帝权能诛灭妖氛」,「一统出河乐太平」,「四海一家皆兄弟」「诛残妖以安良善策」,「治兵安民策」等等,这些题目本身,具有战斗意义。曾国藩情报机关编纂的贼情汇纂对此就狂吠说:「其敢废圣籍,虚构妖言,竟以为儒林之式,取士之资,欲上掩乎孔、孟,则斯文之一厄,再见於秦火馀烬者也」。很明显,这是反对孔、孟经书,而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服务的。士子只有歌颂革命,为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出谋划策,才是革命所需要。被禄取的士子,在朝内、军中任职,为推进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 中国前代科举对出身限制极严。清代定制,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一〕。此外,复有冒籍之禁〔二〕,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 太平天国科举把这些封建性的限制,一概扫除,不论出身,不论本地流寓,一律准考试。时人记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苏福省武科事说:「卖乌黄□□亦中武举,争趋捷径,极一时之荣」〔三〕。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实具有反封建的作用,它与唐、明以来科举制度的立制精神是不同的。太平天国的科举是收到了它的预期的功效的。昆山王德森先世遗闻说:「其时有新阳廪生孙启楙,号吟秋,考中长毛解元,其文有『恨不得杀尽妖头,上答天王之高厚』句,得意甚,逢人辄曰:『吾道行矣』。设立解元公馆,引进其弟正齐名启榘者,为贼招致本地人为伪官如军帅、师帅、旅帅之类,乐於从事者不少」〔一〕。如同孙启楙这样,只不过是太平天国开科录取的成千成万的士子里面的一个典型的例。故湖北兴郭州人应试的最多〔二〕,拥护太平天国也最坚决〔三〕。他们应太平天国科举,取得了功名,他们就拥护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效忠,而太平天国科举就收到了它的预期的目的。 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举行女试。天京女子传善祥中式第一名,派往东王府任东殿内簿书,替东王杨秀清批判军国大事。时人传有「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传善祥」的诗句咏其事〔一〕。 太平天国还有招贤的制度,凡有一材一艺,都网罗录用。对劳动人民尤为重视,称木匠、瓦匠、铜铁匠、吹鼓手为英雄人物。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轻视工匠,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吹鼓手在国家法典中更被定为贱民之列。太平天国的政权与封建社会的政权不同,故它对人才的衡量也就与封建社会不同,而一反封建社会的所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才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扬眉吐气。这也就是太平天国招贤制度的根本精神。 由於太平天国考试不论门第出身,取才不拘一格,所以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上面天朝田亩制度志中所引那一首地主阶级讥笑太平天国的「天朝一统四十二里半,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的对联,它的后半联也恰恰说明了太平天国网罗人才的成就。 二 科举制度 太平天国科举,初无统一制度。在天京除天试外,尚有东王、北王、翼王生日的东试、称谓,应该把它称为「女试」才好。因为不论它确是科举也好,是临时测验性质的考试也好,都是考试女子,都可以称为「女试」。在太平天国前期,男子考试有「天试」、「东试」、「北试」、「翼试」等,都称为「试」,我们把那时女子的考试称为「女试」,也是有依据的。我在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中称为「女科」是欠妥的。近年我另撰有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一文,详考此事,收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内,请读者参看。志第十二科举附招贤北试、翼试〔一〕。到天京事变后,东、北王诛死,翼王出走,三王考试遂废止。其他考试条例,也经历年逐加改订,至庚申十年冬,由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洪仁玕、副总裁英王陈玉成、又副总裁赞王蒙得恩制献士阶条例,天王旨准,辛酉十一年镌刻颁行,预定於甲子十四年甲子科举行新制〔二〕,於是考试制度始厘然具备。但是,甲子十四年夏天京已沦陷,这一个新制还未得到实施。现据士阶条例所列,分为考试程序、考试规章两项叙述於后,以见其制〔三〕。 甲 考试程序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从乡试开始,乡试是乡官的考试,与清朝称省级的考试为乡试名同而实翼。乡试以军帅为考官,继为县试、郡试(类於清朝的县、府试)都是守土官的考试。县试以县监军为考官,郡试以郡总制为考官。乡、县、郡试后为省试,省试后为天试。其程序如下: A 乡试 乡试每年试期於二月举行,由各省郡县师帅先期出示,并行文所属的旅帅、卒长、两司马,其各统下有愿应试的,令各造名册先期送师帅处。师帅汇集本师名册,一并呈送军帅。军帅先期出示,於二月初三日考乡文学(文学类於清制文童生)一场,其首一名曰信士。二月十二日考乡武学(武学类於清制武童生)一场,其首一名曰艺士。由军帅典试,文武均取首一名。军帅给以信士、艺士执照,其馀评定甲乙,亦概行录送於县监军,接考县试。 B县试 县试於每年三月举行,将各军帅录送的考生,由县监军典试。县监军先期出示,於三月初三日考县文学一场,初六日覆试一场,其首二名曰秀士。三月十三日考县武学一场,十六日覆试一场,其首二名曰英士。文武均取首二名,县监军给以秀士、英士执照,其馀评定甲乙,亦概行录送於郡总制,接考郡试。 C 郡试 郡试於每年四月举行,将各县录送的考生,由郡总制典试。郡总制先期出示,於四月初四日考郡文学一场,初七、初十两日覆试二场,其首二名曰贤士。四月十四日考郡武学一场,十七、二十两日覆试二场,其首二名曰能士。文武均取首二名,郡总制给以贤士、能士执照,其馀评定甲乙,亦概行录送於提学考试(乡所取的信士、艺士,县所取的秀士、英士,郡所取的贤士、能士,都类於清制的文武生员)。 提学由天京於每年遣放(类於清制学政),每省二员。到省以后,候各郡总制考试毕时,视路途的远近,分赴各郡,将郡试录送的考生召集考试。五月初五日考文士子一场。五月十五日考武士子一场。每郡视应试人数多寡,於十名中取中一名,文曰俊士(类於清制廪生),武曰毅士,提学官给以俊士、毅士执照。 提学除典试考取俊士、毅士外,惟逢荣、酉两年,於五月二十五日集该省各郡、县、乡新旧科所取的信、秀、贤、俊各文士验明执照报名,考试一场。每郡视应试人数,於五十名中选取一名曰杰士(类於清制拔贡),提学给以杰士执照。杰士系荣、酉两年特行拔取,不由约士亦可进京应考天试。 D省试 省试(类於清制的各省乡试),继乡,县、郡及提学官的考试后举行。初每年都有考试,后改定从甲子科起为三年一科,逢子、午、荣、酉年为考期。应考资格文为信士、秀士、贤士、俊士、杰士,武为艺士、英士、能士、毅士。届期在省验明执照报名考试。每值科年,由天京遣放正、副提考各一员(类於清制正、副主考)。提考先期行文。文场於七月初七日考头场,初九日覆试,由提考出题。武场於七月十七日考头场,十九日覆试,由提考校阅。文场取录若干名曰约士,武场取录若干名曰猛士,提考给以约士、猛士执照。 E天试 天试是最高一级考试,继省试举行,类於清制会试,殿试。初原定於天王万寿十二月为考期,旋改移於幼主万寿时,以每年十月初一日在天京开天试〔一〕。后改定从甲子科起为三年一科,逢辰、戌、好、未年为天试的考期。凡遇天试科年,各省新旧科提考所取文试的约士、武试的猛士及荣、酉两年提学所取的杰士来京应天试的,先期持执照到各佐将处请凭。佐将验明执照,给以文凭,并在公项内按路途远近给盘费。到京文士子约士、杰士投礼部验凭,武士子猛士投兵部验凭,即持执照往诏命官处报名,由诏命官开册送考。如前科京试已经中式的人,除元甲首名外,馀俱准其再考,亦照例请凭。若来京已过试期,概不补考。各省士子试毕,除正总裁保封某职奏留外,均领原凭回省缴佐将注销。所有在京应试者,於报名时各持取中执照投诏命官处验明,在册注明某某官属下,无庸请凭。其朝官有愿应试者,亦准报名送考。惟在京属官,有未经中式约士等本无执照而有志观光者,须由各本官行文诏命处报名入册收考,以免朦混。 逢科年九月初九日考文士子首场,九月十二日次场。於九月十九日考武士子首场,九月二十二日次场,二十三日覆试。正副讲武官随正副总阅襄理,所有文武甲乙均由正总裁评定,取定后分为一、二、三甲。元甲三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文武都同。文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下若干名称为国士(等於翰林),三甲第一名称为会元,下若干名称为达士(等於进士)。武二甲若干名称为威士,三甲若干名称为壮士。由正总裁评定上奏请旨出榜,声炮鼓乐,悬榜於朝门前,俱赐黄缎一匹,红绉二匹,在朝门设宴,又择日令状元游行,以示荣宠〔一〕。正总裁给以执照,以为出身,并因材选举,奏封为天朝殿前等官及各廷府等处属官,授职执印理事。 案太平天国天试的制度,是将清代的会试、殿试、朝考的考法合而为一。清制京考程序,先为会试,中式后殿试,殿试分一、二、三甲,其二、三甲进士须再经一次朝考,始分别授职,而太平天国则对旧制加以简化。 乙 考试规章 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定有种种规则章程。这些规章,对前代制度有改革的地方,也有承袭的地方,还有一些新创的地方。其重要的有六项: A 不限资格 士阶条例第一条规定:各省郡县师帅所属的旅帅卒长两司马统下「有愿应试者,令各造名册,先期送师帅处」。就是说,凡太平天国人民,自愿参加考试的,都一律得应试,不限资格。反革命分子狂吠太平天国科举说:「不论门第出身,取中即为举人」。又说:「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取中即为状元、翰林诸科」〔一〕。这就对自唐以来严限资格,被列为「贱民」的人们不准应试的科举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从而对反封建的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B 场规 各省士子来京应天试,在未建二十一省士子进京考试栖身之院以前,文士子在翰林院居住,武士子在讲武官处居住,都由江南省文将帅以印挥发给粮米薪水等件。设京都试院司事一员,於每届试期之前,饬属打扫试院房屋及东西阁(即清制东西号舍)文场,裱糊窗壁,铺陈床桌厨灶等项。如要修整房屋物件,禀明文将帅请修,由殿前工部奋办。场期的时候,带属员数名在场内照料。并由总裁保举请旨钦派巡察官十员入院襄理监场与供应各事。 试卷由诏命官内选派理卷官二员奋办,编列字号。字号底簿交总阅收存,以奋拆封时应用。卷面用浮票填写姓名坐号,卷背姓名用弥封。缴卷时令士子揭去浮票。其弥封俟正总裁评定,方行对号拆封,奏献天王御定悬榜。至场中点名、给卷、收卷及分派各房文卷,都由理卷官管理。其武场默写武略卷,亦照例奋办,但不用浮票、弥封。 天试考场称为京都试院,以巡察官二员管理启闭,并先期传知五大军巡查,以重关防。考试那天,应试士子都给与风帽,以壮观瞻。五更各齐集试院,有圣兵护卫栅栏,无许拥挤。监试官到,声炮开门点名,士子随点入场,人给卷一本,卷长一尺二寸,每开宽尺馀,士子领卷后一律归东西阁〔一〕。进毕供给物件,即将试院大门印封锁钥,候士子交卷放牌时方开,私开者以舞弊议罪。大门旁壁上开一小窗门??约尺馀长,一尺宽,加以小锁,除正总裁公文本章由此传出传入外,试院内各官都不准传文书便字出入。试院内东西两阁,都於阁外设立木栅,士子按照点名卷面字号归号后,即将木栅封锁,至缴卷放牌时方开。栅外设一水缸贮水,士子不准出栅取水。每阁建炭炉二座,由军中拨牌尾二名,专司本阁内士子茶水及传送饭菜等事。士子带入的木炭、茶铫、茶壶,交牌尾代理,出场时认明交还。牌尾各给腰牌,试毕缴牌出院,仍回原军。每场每日定於辰刻散给士子等饭菜一次并碗箸等件,午刻散给糕饼一次,饭菜糕饼都丰厚〔一〕,酉刻散给烛台油烛。武场也照例办理。磨勘、阅文等官场内动用纸张笔墨印色各件,都自行措办带往,不取诸公。其各省、郡、县、军帅典试供给,都仿此例。 天试每场圣诏所命的题目,跪读悬挂,由总阅饬员抄写多张,交巡察官分派每阁一张,实贴号首。场规及诗文策论抬头等例,亦实贴木牌,周传各号公阅。士子得题归号作文。午刻开栅一次,巡察官亲至各号,按照坐号於各卷盖用「真道图记」,盖毕仍旧封栅,至缴卷放牌时方开,士子於缴卷后,不准再行入号。至文武士子有故犯一切场规滋事者,由巡察官禀明议罪。考试通行的禁令规则:凡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及天试士子应试的文与策论不满三百字者不录;题目写错、抬头写错者不录;误写避讳字面不合天情者不录;真草不完及字迹两样者不录;乌卷、曳白及烧损文卷者不录;卷内未盖「真道图记」者不录。 C 考试项目 每年各省的郡、县、军帅典试,考文由典试官出题,一文、一诗,覆试一策、一诗。考武亦由典试官校阅,马箭三枝,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覆试步箭五枝。 每年钦遣各郡提学考俊士,两文、一诗,考毅士马箭三枝,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其荣、酉二年考杰士两文、一策、一诗,都由提学出题校阅。 省试考约士,三文、一诗,覆试一策、一论、一诗,其提考出题。考猛士马箭三枝,步箭五枝,覆试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并默写武略一节,由提考校阅。 天试考文士子首场三文、一诗,次场一策、一论、一诗,由天王颁诏命题。考武士子首场马箭三枝,步箭五枝,次场考弓、刀、石技勇,覆试步箭五枝,各默写武略一节。 考试题目出处,多取於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真圣主诏旨、天条书、三字经等。其要旨是阐明「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在太平天国颁行的书中,有一种叫做钦命记题记,为其取士程文。其题目皆具节令,凡七节,有云太兄升天节记,太兄暨朕登极节记,东王升天节记等类。此书今未见,其内容不可考。至於考试诗文体裁,文仍用八股体,诗仍用试帖体,论策等仍不出旧式的范围。其武场所试马箭、步箭、弓、刀、石技,以及默写武略,也与旧制相同〔一〕。 D 考官 乡试的考官为军帅,县试的考官为县监军,郡试的考官为郡总制,都以本处的官员兼任考官。 其各郡的提学,各省的提考,每逢子、午、荣、酉年,於正月十五日京试考选。应考的资格,为朝官及各廷、府等处有印属官与京试曾经中式者。其无印属官愿考者,由本管官行文诏命处报名入册收考。其报名册中,一概俱注明官衔出身及某某属下,以杜冒滥。试期一场,两文、一诗,系天王颁诏命题。由正总裁评定,上奏请旨出榜。其钦定正取提考,届期赴各省考试。提考职同燕,试毕回京奏覆缴印,仍理原官事务。其奋取者由正总裁选定上奏请旨,钦遣为每年及荣、酉两年各郡提学。提学职同燕,试毕任满回京奏覆缴印,仍理原官事务。提考、提学都是一科一任。 至於天试的考官,以钦命文衡正总裁为最尊,总领文武一切,又有钦命文衡副总裁、钦定文衡又副总裁各一员。下设正、副总阅二员,磨勘官二员,阅文官十员。并设正副讲武官二员,襄理武场校阅事宜。磨勘官、阅文官由正总裁考选,每逢辰、戌、好、未年九月天试前,于九月初一日,在正总裁府旁殿,调考官员,未奉调者不得报名求考。由正总裁出题,一文、一诗。俟正总裁评定,肃本奏举。其阅文官十员,分派十房,士子文字优者,由各房阅定,盖用「阅荐图记」,加批送交磨勘阅定,转呈总阅阅定,进呈正总裁评定,上奏请旨出榜。 E 士阶名目与职位 太平天国科举名目,初尚沿用清代的名称,其后认为秀才、举人、进士等旧日所称的名目,名实不符,始一律改用「士」字以为士阶。乡试录取的文学称为信士、武学称为艺士。县试录取的文学称为秀士,武学称为英士。郡试录取的文学称为贤士,武学称为能士。提学录取的文士子称为俊士,武士子称为毅士,于荣、酉两年拔取的文士子称为杰士。省试录取的文士子称为约士,武士子称为猛士。天试中式分为一、二、三甲,元甲三名,仍沿旧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亦沿旧称),三甲第一名称为会元(亦沿旧称),文武都同。二甲第一名以下,文称国士,武称威士,三甲第一名以下,文称达士,武称壮士〔一〕。 至于所录文武士子授职,定制天试元甲职同指挥,二甲首名传胪职同将军,国士、威士职同总制,三甲首名会元职同监军,达士、壮士职同军帅。省试约士、猛士及各郡提学拔取的杰士均职同师帅。至提学每年所取的俊士、毅士俱职同旅帅。郡试贤士、能士职同卒长。县试秀士、英士职同两司马。乡试信士,艺士职同伍长。所有录取文武士子,俱免差役。 F 服制与仪仗 文武士子品级相等,与清代重文轻武不同。其袍帽服制,俱详细定明。自信士至国士,袍都大袖,色青蓝不论,靴着方头乌靴,帽则各有分别,信士、秀士、贤士帽用扁巾,或缎、或绉,或红蓝玉色皆可。俊士帽用方巾,或缎,或绸,都用乌色,前安白玉方帽准一块。杰士帽用圆巾,或缎,或绸,可用青蓝红色,后用二飘带,前安白玉方帽准一块,帽身绣花。约士帽用角巾,或缎,或绉,可用青蓝红紫等色,后用二飘带,蓝玉方帽准在前,帽身绣花。达士戴纱帽,或天青,或乌色俱可,后用横尖翅,前安金镶红帽珠一颗。国士戴纱帽,或天青,或乌色,后用横圆翅,前安金镶大红帽珠一颗。 榜眼、探花皆用方翅纱帽,加镶黄玉额一个,榜眼左插金花一枝,探花右插金花一枝,袍皆紫色大袖,靴亦著方头乌靴。状元帽与榜眼、探花相同,加金镶黄玉额一个,左右插金花二枝,袍红色大袖,靴亦著方头乌靴。状元、榜眼、探花皆准加着黄马褂。 武士式亦相同,仅去其帽准换缨毬一朵,其色依玉色为准。状元、榜眼、探花则换黄毬,余俱类推。 在仪仗方面,定有浪、锣的制度。其浪俱长二尺五寸,凡士子职同指挥、将军、总制的用黄布,职同监军以下用红布,俱不镶边,不绘彩。其锣制俱阔二尺,指挥职三十三点,将军职三十点,总制职二十七点,监军职二十四点,军帅职二十一点,师帅职十八点,旅帅职十五点,卒长职十二点,两司马职九点,伍长职无浪无锣。 三 开科情况 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定都天京后,开科取士〔一〕,初颁考试制度,天试以外,各省郡县都举行文武的各种考试。己未九年后,一再修订,使制度周密。辛酉十一年,将钦定士阶条例镌刻,颁布各省〔一〕。 天试自癸好三年在天京开科,历年开科情况,记载多缺,可考的如癸好三年天试文首题「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己子,遣之受难,因为代赎吾侪罪孽,尚未报恩,又得荣光」。次题「天父天兄最恶邪,最恶曲,最恶恶,最恶假,人炼得正正直直善善真真,方转得天也」。诗题「春风吹清好凉爽,他名未好救饥荒,名说饥荒就是病,乃埋世人水深长」〔二〕。甲寅四年天试文科元甲三名,为吴容宽、汪祖槐、夏庆保。同年武科乡试、会试连考,都在天京举行。投考的武生于乡试前五日赴诏命官处报名,当时应试者三百多人,都是各衙的牌刀手。四月初一日为武乡试的考期,天王钦遣佐天侯陈承瑢为掌考官,赴教场校阅,先试马上箭五枝,次试步下箭三枝,无弓、刀、石技勇,当日完场。取中谷光辉等一百四十七名为武举即后来的猛士)。十五日即继续举行武会试,钦遣北王韦昌辉为掌教官,赴教场校阅。北王以佐天侯所取名数过隘,复出诫谕命不中的也一体会试。于考试马、步箭外,加试马上炮三声。取中刘元合等二百三十多名为武进士(即后来的威士、壮士)。五月初一日,东王杨秀清复集合取中的武进士到教场校阅考试,评定甲乙后,遂奏请天王以刘元合为武状元,职同指挥,谷光辉、周得三为榜眼、探花,职同将军,余二百人都职同总制。第二天,在朝门设宴,称为会武宴。一律仍回原衙听候调用〔一〕。 各地开科情况,甲寅四年,试湖北、安徽两省。这年八月,湖北乡试在武昌县(今鄂城县)开科取士〔二〕,正掌考官为翼试状元杨启福,副掌考官为翼试榜眼张友勋,文首题「真神独一皇上帝」,次题「皇上帝乃真皇帝」,诗题「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待何为」?安徽乡试在安庆开科取士,掌考官为天试状元武立勋,仅知其一题为「真命天子福命将」,别题因出五经,将武立勋降为伍卒。考试全日一场,不覆试。其掌考官虽在此省开科,而各处人都许参加,应试者林林总总,各式人物都有,计湖北中举人八百多人,安徽应试二十七县,中举人七百八十五名〔一〕。丁巳七年三月,安徽各县考试,由监军为试官,潜山县考进文士三百六十名,武士一百二十名,夏,在安庆乡试,祇潜山一县,便中文举人八十四名,武举人七十三名〔二〕。这固然是由于太平天国科举宽予名额,但也反映出了人心悦服,故应试的人多。 在福建省方面,丁巳七年三月底,协天燕石国宗部进军汀州,四月初三日(夏历四月十八日),在汀州开科取士,以「上帝权能诛灭妖氛」为题,中式的张榜周知〔三〕。 在苏福省方面,太平天国于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克复苏州,以次抚定各县,建立苏福省。这年八月,就在苏福省城考省试,开科取士。八月十六日(夏历八月十一日)头场,三文一诗, 首题「同顶天父天兄纲常」,次题「禾王作主救人善」,三题「能正天所亲」;诗题为「一统山河乐太平」。二十日(夏历八月十五日)二场,试一策一论一诗,策题「治兵安民策」,论题「真道根源惟一正」,诗题「万郭来朝」〔四〕。辛酉十一年三月,苏福省各县考县试,常熟、昭文三月初五日(夏历三月初六日)考文场,取五十人。初六日(夏历三月初七日)考武场,所取甚广〔一〕。吴江、震泽于三月十四日(夏历三月十五日)考文试头场,三文一诗,首题「真道未知须省悟」,二题「大孝终身继有虞」,三题「四海一家尽兄弟」;诗题「万姓安居享太平」。十五日(夏历三月十六日)覆试,一论一策,论题「孝弟力田论」,策题「治安策」。下午出案,取录原秀士八名,新秀士四十名,给红缎包头〔二〕。五月三十日(夏历六月初三日),在苏福省城举行省试,首题「天父有主张,天兄有担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论」,次题「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祇常熟一县便中式三十三人,分博士、约士、杰士等弟,博士相当于清制举人,杰士相当于清制廪生,约士则相当于清制副榜〔三〕。 在浙江省方面,太平天国于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克复杭州,明年,天王就钦派文状元天安陈姓为浙江正提考官,文传胪书天燕陈姓为副提考官,来浙开科。正提考、副提考都驻杭州,行文各县佐将举行县试,送中式的到省城省试〔一〕。于是各县纷纷举行考试。仁和首题「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次题「为将必有为将之学问」,诗题「草木咸沾雨露恩」。榜发,新进秀士,头裹红巾,身披蓝衫,足踏花鞋,赴卡拜客,各赠贺仪〔二〕。桐乡于三月十四日( 夏历三月二十七日)考头场,首题「君君臣臣」,次题「真天真主」,诗题「四海一家皆兄弟」,廿五日(夏历四月初八日)覆试,题目五道,首题「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而喜与予游」,次题「开辟独一论」,三题「天国三大政赋,以耕田、铸钱、取粮三大政为韵」,四题「桐乡县城破废不堪记」,五题「十八学士登瀛洲诗,得登字」〔三〕。榜发,海宁人朱祥中秀士第一名。朱祥本清朝附生,热烈拥护太平天国,故参加考试〔一〕。山阴、会稽、萧山都集绍兴考试,应试的有一半是清朝诸生。在试期先一日,试官红袍金幞头,旗帜导从,驺唱鼓吹进试院。第二天五更点名,给卷、编号、盖戳,一一如旧制。山阴题「进贡上帝尽子道,敬孝魂爷福久长」。会稽题「进贡基督尽弟道,恭敬魂哥永荣光」。萧山题「进贡幼主尽臣道,令知幼主见父王」。诗题「赋得万民咸宁,得宁字五言六韵」。过两天,出榜,每县俊士一人,秀士十二人。覆试题「重拜皇上帝」,诗题「运筹设策马衔枚,得枚字七言八韵」。中式者各与以黄巾〔二〕。 当时各地开科情况,大略如上述。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于克复的地方,秩序安定后,就立即举行考试,以团结士子,收拾人心。而就实施效果来论,也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 应试诗文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湖北省试首题为真神独一皇上帝。有一篇中式的文卷。作者姓名佚,其文说: 皇矣上帝,神真无二也。(破题)夫犹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独一皇上帝上而何。(承题)且自三代而下,神灵每操祸福之权,然伪妄者恒多,真正者恒少。自圣人出。去其伪而复其真,犹恐人不知至真者之果何属,故特指一真实无妄之神,以明其寡二而少双也。(起讲)兹不禁穆然于皇上帝矣。(领题)今夫当建业之初,惟念予怀于顺则,值开祚之始,当凛帝谓于无声。(起出股)此石言怪诞,圣人所以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号。(起对股)何也?诸神皆非真神也。真神独一皇上帝也。(出题)人心之不古也,妖魔多惑其良贵,而不知真神之照临孔昭,当圣王兴,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无形貌以示众,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独有加严者,知众黎之憔悴,悯憔悴者此也;虑亿兆之倒悬,解倒悬者此也。维皇上帝,其真正孰有与于斯哉。(中出股)世运之方兴也,隐怪不迷于寸衷,而咸知真神之鉴观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风云雷雨岂无位号以彰尊,而要独由皇上帝之令出惟行者,见庶民困于乾旱,救乾旱者此也;念下民厄于水火,拯水火者此也。上帝是皇,其直实谁能过乎是哉。(中对股)皇天震怒,令我天兄而舍命代人,将以[复汉族数千年〕之余业,以鼎新夫世宙。自非上帝居歆真神默牖于其间,何以攘泯棼之敝俗而焕其文章。此其神之无有匹休也,独一皇上帝诚克当此而无忝。(后出股)上天眷顾,不惜太子而隆之凡间,于以起天朝数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时歆真神保佑于其际,何以体帲幪之隐念而广其勋庸。此真神之未有并美也,独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无惭。(后对比)后比常愿皇上帝之鉴观不惑者矣〔一〕。(结题作收)这篇八股文中说皇上帝「知群黎之憔悴,悯憔悴者此也,虑亿兆之倒悬,解倒悬者此也」,「见庶民困于乾旱,救乾旱者此也,念下民厄于水火,拯水火者此也」。又说:「将以复汉族数千年之余业,以鼎新夫世宙」,「于以起天朝数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在束缚士子思想的八股文体中,仍然茁露出革命思想。 太平天国试场中八股文外的策、论等,未经发现。据时人记载,曾见「不好拜邪神赋一篇,古雅绝伦」〔一〕。诗则间有流传,如庚申十年苏福省试,有一首一统山河乐太平诗传诵于世,诗道: 一统天朝界, 山河万重新。 士民皆欢乐, 咸颂太平春〔二〕。 这首诗,在形式上虽然是受了试帖体的局限,但却反映出了人民对太平天国的热烈拥戴,流露出了群众歌颂革命的心声。 五 附招贤 太平天国除科举之外,又有招贤制度。天京初建时,就出招贤榜略说:「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一〕。当时凡克复郡县及行军经过,都在官衙或行辕前出招贤榜,其大略说:「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才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典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二〕。辛酉十一年七月在浙江桐乡濮镇也出招贤榜,其略说:「定乱尚文才,戡乱需武略。清朝士习时文,官多捐纳,故空疏贪劣之人夤缘昌进,而畸士异人所以不出也。今列规条,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厄塞者 ;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士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人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其余条款还多。总之,一材一艺,都搜罗录用〔一〕。 太平天国有时为某一专门人才不惜重赏特行招贤,如甲寅四年四月初七日北王韦昌辉招延良医诫谕说:「照得前蒙东王仰体天父好生之德,屡经诰谕招访良医。查此外地当孔道,为良医聚集之所,类如大小方脉、内外专科、眼科、妇科以及专理小儿急慢惊风等症,可以立奏奇效者,必不乏人。乃迄今并未见有医士应召而来,为此不惜重赏,再行诫谕。凡有精通医理能治各项病者,即宜应命前来。又眼科为天朝所尤重,抑或专精眼科者均即到该镇守将佐衙门报名,以便送至天京录用。果能医治见效,即赏给丞相;如不愿为官,即赏银一万两,并使其回家安享,以奖其艺。决不食言,断不使之失所。尔等慎勿裹足不前,空负济之术也」〔二〕。 太平天国有时与开科取士同时举行招贤,如丁巳七年四月初三日,在福建汀州开科取士,在同一天,就下求贤之诏〔一〕。壬戌十二年,浙江省于开科取士的同时,就在杭州湖墅镇设招贤馆〔二〕。太平天国这种种招贤制度,都体现了「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任官惟贤,需才孔亟」的方针政策,所以才能够纲罗了各方面人才。 太 平天国史卷三十四 外交 一 总说 在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九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四年,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再过两年,英、法又发动新的战争,清政府再签订北京条约。由于太平天国坚决保持中国的主权,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清政府却屈服于外国侵略者,订了一连串的卖国条约,因此,外国侵略者终于扶植反动的清政府,干涉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就在这一个非常的时代,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交,最后展开了反侵略战争。所以太平天国的外交史,实际就是一部反侵略的纪录。 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有一个先后的步骤。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对外的方针政策。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他也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要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他预定在把清朝打倒之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方面,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他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在新兴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伪中立对付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所望于外国资本义侵略者的正是要使他不与清朝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也就随着不同情况相应地去对付他。当时太平天国所进行的外交,正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针锋相对的外交战。 太平天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坚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者的侵略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内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大错,还在与封建阶级作生死的搏斗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朝统治者已经通过打和拉的阶段,进入了军事合作。而就在这时候,狡猾的英国侵略者还到天京来,向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的秘密外交,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愿帮打倒清朝,否则把太平天国打倒的谈判。太平天国断然予以拒绝,立刻向上海进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断绝外交关系,以干戈相见。 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对内,而不是对外。虽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曾经漫不经心地把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让给外国侵略者。这是由于无知,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太平天国初期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外国视为属国,这固然是不对的,洪仁玕也曾对此向天王提过意见。但那时候,外国侵略者并不曾敢动过太平天国的一根毫毛。而到洪仁玕来天京执政,庚申十年夏李秀成进军上海之役,一切都遵守国际法,外国侵略者却敢抗拒太平天国。可知这种态度,在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上,并无关大旨。至于为着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不顾安庆失守后形势的紧急,而断然进击外国侵略者,论者指为失策,又因天王的错乱调度,使进军上海功败垂成,并招致两面受敌的后果,以致败亡。然而太平天国这种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给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最光辉的榜样,那是错误吗?应待千秋的论定。 正因为太平天国对外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在展开反侵略战争之前,就针对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使不敢有所异动,使不得逞其阴谋,这才粉碎了侵略者想把中国变成为殖民地的狂妄企图,太平天国的外交史,正纪录下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光辉的反侵略史迹。现 分述于后。 二 对外的方针政策 太平天国对外的方针政策是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建筑在从古以来我国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传统,尤其是发扬光大鸦片战争反侵略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在金田起义前十年,正是鸦片战争。这一役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大事,使中国人民认识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凶狠贪残,更进一步教育了十年后起义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革命干部。 当时英国侵略者是世界上最强横的海盗,到处掠夺,在十八世纪的末年,把印度变成为殖民地之后,闯入我国,与英国侵略者经过四十多年接触的广州人民,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有所认识。广东人民谕英国侵略者义律等檄道:「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对为强」。粵东义勇檄文也指斥英国侵略者在华的横行道:「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豕,恒蚕食夫南夷,辄夜郎以自大」。又说:「勾串粵省奸商,私往澳洋岛上,盛贩鸦片,毒我生灵,伤我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伤财,岂仅数千万金,并敢屡杀民命,匿不交凶抵命,万众痛心疾首,盖数十年于兹」。到鸦片战争既起,我国东南沿海广州、厦门、定海、宁波,乍浦等地都被侵轶,蹂躏我土地,杀害我人民,一直豕突到南京,强迫清朝统治者签订辱国丧权的南京条约。这就使我国人民认识了英国侵略者的凶狠贪残,尤其是教育了当时在广州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后来起义的太平天国领导者和革命干部。 当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曾向他询问过太平天国为什么不肯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联合,曾国藩的幕僚记录李秀成的回答道: 洪秀全本广东滨海之人,素知洋人反覆,故不肯与之合夥〔一〕。关于这一件大事,有一份在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之友报(The Friend China)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十二日(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对戈登的评论里也特别提出来说道: 戈登跟我们一样明白,叛军从不乞求外国人的帮助,他们并不在乎外国人参加不参加他们的队伍,并且他们对于这些外国人总是抱着猜忌的态度的〔二〕。 太平天国为什么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总是抱着猜忌的态度」呢?这就是因为天王洪秀全「素知洋人反覆」。洪秀全从那里得到「素知洋人反覆」这个认识呢?这就是由于英国侵略者来华后四十多年来在广州一带的横行,特别是受了雅片战争的大教育而来。其实,岂止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天王洪秀全如此,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者和革命干部也都是如此。法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官加勒利(Callery)、医官伊凡(yvan)在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合著的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一书中指出太平天国「指挥的军官大都是广东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参加过鸦片战争时那些勇敢而无纪律的队伍,以愤恨夷人著称」。又指出这班参加鸦片战争的英雄们,自从三元里之役以后,「一直深信」自己的力量把英军打败,「不断用神咒和军队的术语来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一〕。就因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革命干部极为愤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他们素知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所以他们才能够对外国侵略者从开始就进行戒备,才能够对英国侵略者的提出帮助打倒清朝的谈判予以断然的拒绝;就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才能够坚决不移地展开反侵略的伟大战争。鸦片战争对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天王洪秀全和革命干部的教育,其重大如此。固然,太平天国这种认识,还是感性的认识的阶段,而不可能是理性的认识的阶段,看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但是,就是这一种感性的认识,便使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开始就进行戒备,不向侵略者求助,作出了必要的对策,最后对侵略者的自愿帮助的谈判予以断然的拒绝。 太平天国革命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论中国近代革命形势,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是有不同的。太平天国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与中国封建阶级相结合,而中国封建阶级已经失却单独统治中国的力量,也不得不依靠外国侵略势力,中国封建政权成为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外反革命势力一步紧过一步地互相勾结,统治着中国。因此,太平天国以后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还不是这样。在庚申十年清朝统治者向外国侵略者屈服签订北京条约前,还在打的阶段。到这年九月签订北京条约后才开始进入拉的阶段。直到壬戌十二年初,才进入军事合作共同进攻太平天国的阶段。这是从外国侵略势力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看问题。再从外国侵略势力的力量看问题,当时外国侵略势力侵入中国不久,脚跟还未站稳,并没有力量单独对付太平天国。故当天京初建的时候,英、法、美三国都不得不派公使前来表示「中立」,他们虽然痛恨太平天国为订立不平等条约的「障碍」,而在与清朝军事合作以前,还不敢把「中立」的假面具撕开。戊午八年冬,英国特使额尔金带舰队入长江之役,企图把太平天国赶出京,结果经过交战之后,反不得不向太平天国求和而归。这是外国侵略势力没有力量单独对付太平天国的明证。那时候,外国侵略势力必须与中国封建阶级联合才能够对付太平天国。因此,太平天国根据当时这一个革命形势,定下了首先打倒清朝统治者,而后驱逐外国侵略者的决策。 太平天国还从革命与反革命双方力量的对比来作决定。据额尔金舰队被击伤之后,英国侵略者威妥玛表示说:「叛党虽在失势中,但是要让他们单单只对付帝国政府,他们还是有足够的集中力可以拖延斗争的」〔一〕。这就是说太平天国虽然经过天京事变,但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抗击清朝的。其实,这一句话,更可以适用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自已。但是,如果两者联合起来,那就有不同了。因此,太平天国能够使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离而不合,得到维持单打一的局面,显然是对自己有利的。太平天国对这一要着看得十分清楚,它就在力量最强大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不符合实际的同时打倒两个敌人的打算。而在大军下江南时,清朝统治者就向外国侵略者求救,希望依靠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来抗拒太平天国,并大肆宣传,先用虚声加以恫吓。这又使太平天国在攻克南京之前就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大问题,从而定下了使外国侵略者不助清朝与己为敌的决策。 太平天国根据这两个决策,定下了它的对外方针政策。 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但却不愿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不愿轻易失和是政策的一面,另一面却是戒备,它并不曾因为要不失和而忘了戒备。太平天国防江炮台对凡闯进境内的外国战舰一律开炮制止前进,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先后来天京坐的战舰都曾被炮击。外国战舰停在天京,炮台都严密地监视着,甲寅四年五月,英舰来天京,当他们试图把战舰靠近江边要去强夺煤块的时候,炮口就对着他们。凡外国使节人员到天京活动都须得到太平天国的批准,美使麦莲到天京后,他的随员请求到聚宝门外去瞻望大报恩寺琉璃塔,不但负责招待外宾的官员正提中关江丙新不敢擅许,连天朝政务首长兴国侯陈承瑢也不能决定,而要一直申禀到正军师杨秀清去作决定〔一〕。可是,美国海军助理军医法斯(Charter Fahs)等八人,竟然不等候太平天国的批准,擅自跑去参观。附近守卫堡垒的军队就把他们拘捕起来,带去严讯。讯罢,还带入城去给一位高一级的官员处理。拘留了几个小时,经过层层请示,最后决定从宽处理,到东王府领取出通行证才把他们释放〔一〕。当天,太平天国即发出札谕警告说:「尔等自后仍敢擅以往来,致被圣兵不明来由,按奉天命诛戮,休谓本大臣谕颁不早,而无见容之量也」〔二〕!从这一件小小事情看来,就可以充分地看见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是怎样地警惕、提防,与处理的严厉。必须这样,才能制止侵略者的蠢动,才能保障安全。否则额尔金带舰队入长江之役,便要措手不及,说不定真会被侵略者赶出天京,扭断脊骨了。 太平天国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帮助,但却要使不与清封建皇朝联合以增加革命的阻力。要使不与清朝联合是政策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不求帮助。就是任用外国人员,也只是用为驱使,而「不许任何外国人当权任事」〔三〕。必须这样,才能保护中国的主权,才能杜绝外国冒险分子的野心。否则太平天国求助于甲国,清封建皇朝却求助于乙国,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将陷于瓜分之祸了。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太平天国在施行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不与清朝联合的政策当中,曾采用了一些对策。这些对策,第一是利用宗教形式的相同,去争取西洋国家不干涉。太平天国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幻想,而只是利用天父天兄的宗教说法去作为一种达到目的底手段和策略。戊午八年冬,把英国舰队击伤后,天王赐给额尔金的诏书,还是用这种宗教说法,满纸都是「同敬天父同一家」、「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的调子,去笼络英国侵略者,便是最好的说明。太平天国这一种手段和策略,是发生了作用的,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维多利亚主教就曾经为太平天国革命庆祝〔一〕。就是到了庚申十年秋英、法侵略军协助清朝抗拒太平天国收复上海的时候,据呤唎说,还有「许多谦逊虔诚的传教士」仍是太平天国的朋友〔一〕。英国公使普鲁斯致外务大臣罗塞尔书说:「洪仁玕的小册子给予传教士的印象颇深。我以为,这既不能证明他的理论健全,也不能证明他的行为纯正。我宁可认为他的小册子不过是在叛军图攫取上海之际所施用的笼络诡计,以骗取教会团体的支持和同情而已」〔二〕。普鲁斯这一个判断倒是对的,太平天国对外的宗教宣传,确实都是为着争取西洋国家不干涉的手段和策略,而从他的报告中,也可见太平天国这一个手段和策略具有它的作用。又据马士对太平天国的外国同情者的分析,也指出:「有的是由于太平军运动的根源为伪耶稣教而引起同情」〔三〕。所以当英国要干涉太平天国的时候,英国侵略分子便首先攻击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冒牌的天王自创的宗教」〔四〕,或「冒牌的基督教」〔五〕,指斥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六〕。而站在太平天国立场的呤唎,却极力为太平天国宗教作辩护〔一〕。这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反映出了太平天国这一个手段和策略的作用。 第二是利用通商。西洋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表面是要求通商,太平天国就利用通商去争取西洋国家不干涉。当英使文翰来天京的时候,东王杨秀清给文翰的诰谕就声明准予通商,不加禁阻〔二〕。检点赖汉英也当面告英国人说:「倘有外国兄弟情愿到此贸易者,并不阻滞,必为照应」〔三〕。但来中国通商的外国人「务要凛遵天令」,对鸦片等毒物则禁止入口,而与通商有连带关系的问题,如开商埠、订条约等也声明将来方定。可见太平天国虽用通商争取西洋国家不干涉,但却是在十分坚持中国主权保护中国人民利益的原则之下进行的。 第三是友好往来。太平天国以「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号召,这也是一种争取西洋资本主义国家不干涉的手段和策略。庚申十年七月初七日(一八六○年八月十六日),英商怡和洋行上海分店负责人惠涛致亚力山大·仆希佛尔信说:「据报叛军离上海不过几哩。……有人秘密张贴了许多告示,清清楚楚地说明他们的意向,说是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是要抵抗外国人的,不过,同时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友好相处。自然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所有不断和他们接触的人的态度,以及运下生丝等等,给人以各种各样的贸易方便,都说明他们是实行这种政策的」〔一〕。辛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海英国领事密迪乐致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书说:「自从我于一八五三年四月间初次前往南京,直到最近上海商人访问苏州止,非武装的外国人,或单身或结伴,曾屡次进入太平军的的前哨地,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得到了太平军的和平接待。同时,也有一些心怀偏见、抱着非友好态度去访问的外国人,在访问他们之后,被他们的友好接待所感动,因而对他们一变而为善意的态度了」〔二〕。同年十一月,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向英国海军部报告太平天国克复浙江宁波事说:「彼等宣称,极欲与外国人保持友谊」〔三〕。参赞巴夏礼在关于太平天国攻克宁波的备忘录中也说:「宁波叛军表示极愿与外国人友好。……他们对于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视同仁,全都视为自己的同教兄弟」〔一〕。直到癸开十三年九月(一八六三年十月)上海英国代理领事马安(Markhanm)在致普鲁斯的报告中,还指出太平天国「最善于使用这种手段来博得人们的好感」〔二〕。这一个侵略分子对这一点倒是看得很准确的。 考察当时太平天国所采取的对外方针政策,不仅如呤唎所说,如果得到一个在英国公众舆论有影响的人物到天京来长期居住,把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的虔诚,对待外国人的友好,渴望和欧洲人毫无限制的通商与往来」等等对英国人民宣布,那么,「所有一切全都足以影响公众的舆论,从而几乎毫无疑问地可以迫使英国政府保持中立」〔三〕。而且,就是在侵略分子中间,他们虽明知是一种手段与策略,但是,也仍有不少反对干涉太平天国的。例如在庚申十年五月(一八六○年六月)被派往苏州访探太平天国情况的教士艾约瑟、杨笃信、马可望(Macgowan)、何尔(Hall)等就着重地论道:「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显然是非常友好的,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我们崇拜同一天父,信仰同一天兄,为什么要不和睦呢?』他们似乎渴望跟外国人来往,并极愿鼓励通商。他们说,他们很愿意开放十八省进行通商。有人说,他们这样声称是他们的政策使然。就算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这种政策,或其他类似的花样,没有使满清政府作同样的声称呢」〔一〕?怡和洋行站在商业的利益上,于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从香港发出的商业报单中,提出反对干涉的意见说:「我们的利益全靠严守中立,今不但不推行此种政策,且如我们前次通报所说,英、法陆海军与清军联合,由两国提督率领,进攻六千叛军……如果一直坚持这种自杀政策,结果,所有贸易倘非毁灭,也将遭到严重的阻挠,因为这种做法只有激怒一个绝不可轻视的敌人而已」〔二〕。而上海英国领事密迪乐在他致外务大臣罗塞尔反对英国干涉太平天国的长函中,论到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他也强烈地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说:「有人曾经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友好态度全是伪装出来的,要是他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我们,他们就会来攻打我们』。我的回答:纵然如此,那么太平天国跟俄国、法国、美国有多少不同呢?这些国家对待英国的和平有礼的态度,是由于单纯的友谊或者是由于政策的缘故呢?他们一旦获得攻击我们的有利机会就会来攻击我们么?试问我们的海峡舰队、我们的炮垒、我们的十五万志愿兵是干什么的呢」〔一〕?艾约瑟等意见,可以代表一部分教士的意见。怡和洋行是当时中国头一家外国商行〔二〕,它的意见,可以代表英国在华商人的意见。而密迪乐则是被称为最熟悉太平天国情况、最有才能的英国在华外交官〔三〕。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成功,是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总之,太平天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是根据当时斗争实际情况制定,它是正确的,在伟大的反侵略斗争中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的。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对外大事 太平天国对外发生关系,始自壬子二年十二月驻军武昌时,即派有使者到广州,与欧洲国家的代表联系,使他们知道革命军的进展〔一〕。这是太平天国外交的开始。 癸好三年正月初,大军下江南,直指南京,革命势力即将与外国侵略势力接触,是跟在广西山区的时候不同了。而这时候,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彼此还有很大的矛盾,清政府在广州公开排外,在上海却认为外国海军的支援是事所当然〔二〕;侵略者却打算趁清政府的困难,乘机勒索,于是革命、反革命与侵略者之间使展开钩心斗角的活动。 首先是清朝统治者方面,钦差大臣向荣跟追太平军到江西九江的时候,就迅速命令苏松太道吴健彰在上海租借洋船,亲督催趱,前赴江南助剿〔三〕。吴健彰是从前的行商〔四〕,以「于夷情最为熟悉」〔五〕著称,正是靠拉拢外国侵略者起家。他奉到命令后,就在口头上及函件上,有时用他个人名义,有时用省当局名义,频频地向上海英、法、美领事请求派遣兵舰救援南京〔一〕。他从美国一家大商行旗昌洋行租来一艘叫做赛因斯号(Science)的商舰,伪称为外国兵舰,开往南京〔二〕。又买了几艘外国船,置备武装,在澳门雇了一批外国人,将派往南京助战〔三〕。于是清朝统治者就大肆宣传:公开的布告,奸细的广播,用尽方法,使太平天国相信外国侵略者已经帮助他们,企图利用侵略者船坚炮利的虚声向太平天国进行恫吓〔四〕。到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吴健彰又假造一张说是贴在苏州城墙上的太平天国的布告,说不日兵临松江、上海,指斥外国人为:「丑夷亦非人类」,要把他们归于「概行诛戮,鸡犬不留」之列,企图刺激起外国人对太平天国的恶感,以达到援助的目的〔五〕。 太平天国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即接到清朝统治者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情报。它并不曾为侵略者的虚声所吓倒,但面临着这一个当前的形势,却十分迅速地采取正确的对策,在攻克南京内城第二天——二月十六日,东王杨秀清就在南京城外派了一员专使叶师帅秘密通过敌人重重封锁,赶着远赴敌管区的广州十三行去与欧洲国家的代表接洽。叶师帅于四月初六日到广州,初送公函于十三行,不收。又送去靖海门医馆,亦不收。又到广东礼拜堂,大门不开。他赶上广西梧州设法。五月初九日又到广州,闻礼拜堂查访这封公函,遂送去礼拜堂。外国人对这封公函感到怀疑。叶师帅写了一篇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举出天父下凡诗句及金田起义前散布的童谶为证〔一〕。这是太平天国外交上一大事,说明了开始就定下力使外国侵略者不助清朝的决策。 在外国侵略者方面,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打算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加紧侵略中国。现在苏松太道吴健彰奉命向他求援了,阿礼国认为良机已到,就向在香港的文翰建议,把「当前的时机看做一个机会,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活动领域」〔一〕。到了得到江苏巡抚杨文定请援的照会后,他发出一封紧急公文,再向文翰申论英国应该立刻采取行动,建议「大不列颠一国,或是在中国海拥有舰队的三个外强联合起来,去制止这个毁灭性的战争,趁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他企图乘机勒索的主要内容是「无限制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外交关系,以及鸦片的合法化」。他坚决相信这些权益,「满可以在今后两个月以内,用正式条约获致之」〔二〕。文翰得到阿礼国的紧急公文,一面向英国外务大臣报告,如果清政府要求英国兵船帮助守卫南京,而英国能从而取得商业上的利益,清政府的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一〕。同时着手调配武力前来上海,他命令原已受命开往新嘉坡的兵舰哈尔米士号(Hermes)作为他的座舰,调原泊厦门的另一艘兵舰撒拉曼特号(Sylamander)开往上海,更令原泊宁波的兵舰拉特雷号(Rattler)留在原地待命,不要南开,准备实行阿礼国的「到扬子江的运河口去,宣布他们准备为北京皇帝掩护某些可以进出??舰的重要地点」,并且「以三个签约外强的名义占领镇江府」的侵略计划。〔二〕 在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内城后一天(天历二月十六日,阳历三月二十一日),文翰乘兵舰到上海。第二天,他就命令阿礼国答覆吴健彰说,英国全权大臣已到上海,「高级当局之间的接洽比较方便了,如果两江总督阁下要求援助,或就当前局势与全权大臣有所洽商,应由总督正式行文致公使本人,而不要由次级官员转达」;他并且声明,「一经收到来文,对其中内容当即予以最善意的考虑,并及早答覆」〔三〕。这就是明白的说只要那个带有钦差大臣头衔有权可与他谈判条件的两江总督向他求援,他是乐意即行援助的。 但是,再过三天,太平天国攻克南京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与此俱来的是清朝的败北,与太平天国百战百胜的种种情报。这就给外国侵略者以地震般的打击。于是上海英领事馆翻译密迪乐赶着根据这些情报作出他的书面报告,他的结论说:清朝在南中国的统治权已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外国的干涉只会无限期地延长战争与增加混乱〔一〕。事实很清楚,新的情势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清朝政权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对清政府的帮助能不能阻止太平天国的胜利?当这些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答覆以前,他们唯一的政策是多等一些时候。因为他们如果现在帮助了清政府,而最后却是太平天国成功了,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因此,文翰在收到密迪乐报告书后态度起了一个大转变,赶忙于二月二十三日(阳历三月二十八日)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二〕。四月二十六日(阳历五月三十一日)英国外务大臣克拉兰登(Clarendon)批准了这一建议〔一〕。这样,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形势,英国的侵略手段被迫从准备公开与太平天国为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暂时等待和观望。 文翰到上海后,就指示上海英领事阿礼国于三月初四日(阳历四月八日)召开了一次上海全体英侨会议,讨论正式组织防御武力问题。在会上决定成立「上海义勇队」,由英国军官任队长。第二天阿礼国召集英商代表开会,成立协防委员会,帮助英海军加强租界内军事设备。四天后,阿礼国又邀集法、美领事、海军军官及各国重要商人开会,扩大协防委员会的组织。阿礼国强调各国合作的重要性,宣称不准太平军进入租界一步。法、美领事都支持阿礼国,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m)担任了这个组织的委员。于是在上海租界成立武装,积极构筑工事,把这部分中国领土置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二〕文翰把这些工作大体安排妥当以后,决定到天京去探访。 文翰探访天京的主要目的在刺探太平天国对外态度。他在行前给英国外交部报告说:「此行目的是向各方面说明,目前英国是守中立的,藉此可对举事者揭破上海道台所捏造的无稽谣言,此举也许会发生效果,诱使举事者的领袖们宣布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意向」〔一〕。三月十八日(阳历四月二十二日),文翰乘哈尔米士舰前往天京。二十二日(阳历四月二十六日),到镇江,进入太平天国防线,炮台即对英舰开炮,文翰派人送函上岸,述明系有事相商而来,并非帮助清朝打仗。第二天,英舰到天京,炮台也对英舰开炮,文翰立即以书面送达江岸,通知来意,炮台始停火。 在炮台停火之后,文翰派密迪乐入城谒见太平天国政府。密迪乐见了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他首先说明英国公使前来的目的,在于申明英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接着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意向及将来进兵上海时的政策如何,并商谈接见英使的仪式。韦昌辉对英国表示中立不助清朝的声明,以充满信心的冷静态度表示说:「你们如帮助满清,真是大错,但即使帮助它,也是没有用的」。但对所问太平天国对英国人的态度一点,却欣然回答说:「我们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二〕。 二十四日(阳历四月二十八日),太平天国谕英使文翰说天王为万国真主,凡来朝见,都须遵守礼制。着文翰先行奏明,己为何人,所操何业,来自何处,始准朝见〔一〕。文翰因谕中有天王「为天下万国之真主」等语,把来谕退回,并将南京条约中文本一份交来使带回,以表示英国从清政府取得的条约权利。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九日),检点赖汉英到英舰,对昨天谕文的语气表示歉意,约定文翰在第二天上岸竭见东王杨秀清〔二〕。 二十六日(阳历四月三十日)上午,赖汉英照约定时间来迎。文翰深恐在会见时礼仪上发生困难,遂托词天气不佳,不能履约,改用书面照会太平天国〔三〕,说: 溯我英国与中国通商,在广州已二百馀载。前十数年又新立和约并通商章程,议定广州、福建(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凡英国商民均可建造房屋,携眷居住,照令叙话记实一,与北王翼王叙话录。例纳税贸易,不得稍有妨碍;各处俱设本国领事专管本国商民事件。又有本大臣奉我国君主旨驻扎香港,统辖五口英国商民事务,凡与中国官员交涉事宜,俱归本大臣经理,迄今十数载,并无变异。近来闻得中国人与满州人兴动干戈,又闻贵王已得守金陵,传播不一。有满洲官晓谕云,借西洋国火轮船十数双,由长江直上,与贵王军兵打仗等情,此皆满洲官之假语谎言。查我英国往各国贸易居住,凡各该处有兵戈,向例均不干预。今在中国为有借用火轮船相帮之理?至于满洲官雇广艇,置买西洋船只,本大臣并不闻问。所有英国商民船只均不准其雇用。其买卖英国人商船者,与买洋布及各贷无异,难以禁止。如他国买卖船只,本大臣更难阻当(挡)。但买去之船,俱不许用我国之旗号。设有我国人民仍旧在船为满洲官使用者,实属不该,本国决不护庇。总之贵王与满洲相敌,我英国情愿两不干预。独是英国在上海建造许多房屋居住,并礼拜堂及堆贷机房,黄浦江内是有英船多只来往停泊。刻下贵王已抵金陵,与上海近在咫尺,闻得贵王军兵欲到苏、松一带后,至上海时,贵王之存心立意,欲与英国如何办理之处,先原闻知〔一〕。 这一个照会清楚地表明了文翰以中立做幌子来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承认英国已经取得的特权。 二十七日(阳历五月一日),英舰沿江西上,前行约十二英里,当晚回到天京。二十八日(阳历五月二日)晨,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答覆文翰照会的黄绸诰谕送到英舰〔二〕。其略道: 我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天兄耶稣代世人赎罪,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料我天国为满洲夺取,遍地立土木偶像,敬拜邪神,大失真道。耶苏初显圣外国,传下圣书,英国信之;近又显圣天国,遣使迎我主升天,封为天王,令将三十三天邪神驱入地狱。自戊申年三月天父降凡,九月天兄降凡,助我天王成万国真主以来,六年于兹矣。尔远人愿为藩属,天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弟兄,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另给圣书数种,欲求真道,可诵习之〔一〕。 文翰接了诰谕,见太平天国以藩属待英人,他立刻凶狠地答覆了下面的一封使用恫吓手段的照会,说: 来文已收到,其中有为吾所不能明白者,尤其是暗指英人隶属于贵君主一层。因来文所言如此,我不得不申言: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和约内容前日已送上抄本一份,京已得知矣〔一〕。 文翰发出照会,英舰即离天京回上海。在回经镇江时,他派密迪乐上岸谒见镇江守将殿左一指挥罗大纲。罗大纲对密迪乐提出鸦片问题,严正地指出英人不应再卖鸦片〔二〕。 文翰回到上海后,命教士麦都思研究从天京带回的太平天国书籍,并综合各人观察所得,向英国政府报告说: 如果举事者成功,至少传教士的活动可望获得完全的容忍。这些人看到外国人一般地都和他们遵奉同样的教义,因而当他们得势时,可能对外国人怀抱友善态度。他们无疑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品以及他们的行为上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不像现在这样的有名无实,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一斗争中,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举事者们可能施与他们的任何攻击〔二〕。 这就是文翰探访太平天国实况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一个结论,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也反映了英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畏惧,而尤其是说明了英国所谓的「中立」,只是为了要观望一下,好看清楚究竟用什么方法利用这一复杂的局势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权益。所以文翰露骨地说,「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二〕。这就是当时英、法、美对太平天国革命暂时保持「中立」,观察形势发展的所谓「等着瞧」政策(a“Wait and See”Policy)〔三〕。 文翰那封具有恫吓性的照会,在革命政府面前依然胆敢露出张牙舞爪的凶相,这就使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愈加警惕。在英舰去后,东王杨秀清下令在长江各处口岸派兵设防,在太平郡、芜湖、东梁山作重点防守,以防备外国侵略者进犯长江〔四〕。 在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后七个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月廿六日(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偕同使馆秘书顾随(C.de Courcy)及随从人员并耶稣会士南格禄神父(P.Gotleiand)、葛必达神父(P.Clavelin)等乘贾西义(Cassini)军舰从上海西上探方天京。 十一月初二日(阳历十二月六日)早晨,贾西义舰抵天京。一座位于城外沙洲(与城坦隔护城河)的炮台开炮示警,命令在远处停泊。军舰抛锚后,炮台立即派一军官乘小艇来询问。法舰说明来意,提出明天双方会晤的请求。太平天国允许,于傍晚把答覆送到舰上。 第二天早晨,法使馆秘书顾随偕翻译官马凯士(M.Marques)、葛必达神父及其问答式传道师,并舰上军官两员登岸进城。夏官正丞相黄玉昆、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接见顾随。顾随陈述贾西义舰来访的动机,是法国皇帝对中国天主教表示关心。葛必达神父说明法国人不是以敌人的姿态,而是作为朋友前来的。顾随接着陈述法国公使就在贾西义舰上,他替布尔布隆提出与顶天侯秦日纲〔四〕,甚至天王会晤的请求。黄玉昆、赖汉英答应由顶天侯接见法国公使。 那时,因天气不佳,法国公使请求会晤推迟于十一月初六日(阳历十二月十日)举行。这天早上九时,布尔布隆率领多人登岸。太平天国已派人等候,带引先到前日顾随所曾到的官衙,然后前往顶天侯官邸。会见的礼仪发生问题。布尔布隆以他被指定的座位为不合体统,不肯坐下。顶天侯立即建议到隔壁的客庭去,在那里家爱可以不拘礼节地会谈,把困解解决。 会谈逾一小时,当时参加会谈的葛必达神父记道:「我总觉得布尔布隆先生在他所有的举动中抱着双重的目的:首先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在中国进行的大变革,特别是有关宗教和天主教权益的确切情报;其次,让人们对法国抱着一种公正的,并且与它的重要性和尊严性相协调的观念」。布尔布隆早已知道不可能明言这一个自己之所以前来天京的真正动机,他把预先写好的一张便条交给顶天侯,便条上概括地说明他想使太平天国知道他这次出使的目的。 顶天侯以彬彬有礼的礼貌接待法国公使,并留他在天京过夜,以便接着举行宗教会义。布尔布隆说明他是偕同两位天主教神父一起来的,举行一次宗教会议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因此希望约定翌日会谈。顶天侯答应这一提议,但是坚持当夜开始谈判。于是葛必达神父及其问答式传道师留了下来。这一点议定后,法国公使站起来向顶天侯告辞 太平天国对法国公使来访的真正目的感到莫解。在葛必达神父留在天京两天两夜里,大臣们和王侯们之间往往来来,查问和探听这种举动到底是什么意图。对布尔布隆所递的便条,认为在形式上感到屈辱:便条上没有签署。他们所要发出的咸丰,法国公使竟然把他称作皇帝,而对他们的元首天王的称呼,却使用不那么意义重大的字眼,使他们愤怒。他们奇怪法国能有会什么权利来保护天王统治下的天主教徒。甚至对葛必达神父进行威吓,他们误以为他就是那张便条的执笔者。 夏官正丞相黄玉昆把葛必达神父和其问答式传道师叫来,历数法国公使对太平天国和他们的革命事业的全部错误,其中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方曾在他们面前提到法国和清皇朝之问所缔结的条约,尤其是称咸丰为皇帝;这一称号多么尊敬,他们只用来称呼上帝,从来不敢把它给与他们的最高元首。接着黄玉昆又以怒盛的口气说:「既然妖头咸丰如此可敬,受到你们如此尊重,那么你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叛乱者啦。所以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啦;为了帮助你们的朋友,你们前来侦察我们的情况,探听我们阵地的虚实啦」!黄玉昆转过身来继续说:「在这上面,砍掉你们的头,或者至少把你们沦为奴隶,不是罪有应得的吗」?葛必达神父辩解说由于法国公使的举动所引起的种种看法,请跟公使直接请,他本人只是一名做宗教工作的神父而已,有权拒绝承担一切责任。第二天早晨,夏官正丞相黄玉昆又把葛必达神父等带来。他指责法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切无礼和侮辱行为,指责时声色俱厉,怒气冲天,侍从听了也发抖。随即读问了葛必达神父几句,就命令把他们软禁起来,到十一月初八日(阳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才把他们释放回舰。 十一月初九日(阳历十二月十三日),北王韦昌辉给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发出一封诫谕,命令他前来会谈。布尔布隆拒绝会谈,以不逊的语气回覆,并仿照中国公文「仰各遵照」的套语,在结尾处用「仰即知照」四字以示报复。北王接到覆文后,立即勒令法国公使离境。第二天早上九时,法国军舰离天京,十一月十四日(阳历十二月十八日)回到上海。 在法舰抵达天京的第二天,驻军在天京东门外孝陵卫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派了一名特使上贾西义军舰向法国公使致敬。军舰司令卜拉(de pIas)拒绝接见清朝官员的方访问,也不收受他们的礼物,表示只要不受侵犯,法国保持中立。 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这次探访天京,亲眼看见天京俨然一大军营,壁垒坚整,纪律严明,社会安恬,秩序井井,显然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使他惊异。卜拉司令论天京之行说:「在政治方面,尽管没有取得人们所期待的成就,至少促使人们更加正确地评价那从广西到北京,威协着中国皇帝的叛乱运动的趋向」。这就是说,他们探悉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与动向〔一〕。布尔布隆面对着这种形势,因此,他建议他的政府「保守中立」〔二〕,也采取了等着瞧的政策。 在布尔布隆到天京后五个月,甲寅四年四月十六日(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国公使麦莲也乘苏士贵限拿舰(Susquehanna)来探访天京。十八日(阳历五月二十四日),至镇江,炮台发炮命令停轮。麦莲派人上岸,谒见镇江守将殿左五检点吴如孝,陈述为通好而来,请求转达,并派人引导上天京。吴如孝命暂泊江迷滨,侯旨定夺。二十一日(阳历五月二十七日)晨,美舰开往天京,下午到达,由舰长布嘉南(Buchanan)照会,有美使来通好。二十四日(阳历五月三十日),太平天国以地官又正丞相、地官又副丞相名义札谕布嘉南,称「天王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从主,知所依靠」,「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翰之恩泽」〔一〕。布嘉南接到札谕,认为叫他「诧异」,「尽非友谊之意」,愤然覆了一封照会,声明暂止照会,「现只因奉本国钦差大臣着令达知,以后遇有必要与贵国天京大宪知会之事,有如讲论,按照中华与本国所定立条约内所载,凡属我国商民在中华所应得之利益公义等事款,本国钦差大臣自必早日以礼以尊敬事照会,并望所与互相照会之员,亦依样以恭敬礼仪相答〔二〕。在这一封照会中,明白地要求太平天国承认美国从清政府所取得的特权。二十五日(阳历五月三十一日),美舰上驶往芜湖,二十七日(阳历六月二日),折回天京,东王杨秀清颁给麦莲诰谕送上美舰。东王在诰谕中严正地答覆麦莲照会,说明太平天国的通商政策,不但许美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三〕。东王这一道诰谕,断然拒绝了麦莲的要求,宣布了太平天国执行捍卫中国主权的外交政策。麦莲等访问天京的结果,清清楚楚地看出一旦太平天国在全国掌握政权以后,决不可能承认清政府与列强已经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们回到上海后,就大声叫嚣太平天国的「傲慢」,用一个作为随员的名义出面,凶狠地在北华捷报上向资本主义列强提出他们的主张,说:「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是与欲与同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这是无知和骄傲的结果。其为订立条约之障碍可以断言,是故各条约国应速行纠正这一点」。又说:「苏士贵限拿号之来,令我们得知许多事实,藉以证明太平军已安全统治全国之大部——其领土之广,足以保证终极的成功。他们已占有长江,远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之地。照现在形势看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有之,惟内江而已,但在目前尚未现此病徵,是故,这形势对于各条约国成为重要问题——将趁此时对此新兴的势力取得相当的了解吗?抑等到他们占领全国呢」〔一〕?美国侵略者居然凶狂地提议要联合英、法各国起来趁着太平天国还未统一中国的时候,动用武力,「速行纠正」,使承认他们从清政府所攫得的权益。但是,当时太平天国方在兴盛时期,外国侵略者究竟还不敢动手。麦莲给美国国务卿麻西(W.L.Marcy)报告说:「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是:一个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中立必须保持,直到战斗的双方之一取得了一个优势」〔一〕。他也跟英、法两国之后,向政府建议采取等着瞧的政策。 这一年五月,英国新在驻华全权代表约翰·包令到上海,知美使麦莲访问天京事,也于初十日(阳历六月十五日),派麦华陀和利韦士·包令带领两艘兵舰拉特雷号与斯底克士号(Styx)前来天京探访。麦华陀等请求与太平天国领袖会谈,被拒绝不见。他们以拉特雷舰长麦勒西名义致函东王,请求买煤,也不获允许。当他们试图把拉特雷舰靠近一个有一千吨煤的地方要抢劫的时候,看到炮台上的大炮正对着他们。十九日(阳历六月二十四日),麦勒西致函下关守卫官员,请求太平天国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予确定的答覆〔一〕麦勒西等提出三十一条问题,从军事、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刺探太平天国的实况与动向,甚至对太平天国徵收关税、粮饷也提出质问,英国侵略者心怀颠覆太平天国政权的意图,至为明显〔二〕。二十三日(阳历六月二十八日),东王答覆他们所提出的三十一条问题,并向他们反质问五十条问题〔三〕。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太平天国文件。在覆三十一条问题里,其中第一条和第十八条都是对通商政策的说明,道: 一、覆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侯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 一、覆前月花旗国炎(火)轮船来京者经诰谕他,不但许伊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 从这两条覆文中,明确地说明太平天国三项重要的通商政策一、天下之内都是兄弟,故欢迎万国通商;但外国来华通商的务要凛遵太平天国法令,准到镇江焦山下通商,听守镇江大员办理;二、立埠之事,就是指订立通商条约的事,待到革命成功后再定,也就是表示所有以前清朝与外国订立的条约都不承认;三、害人之物为禁,首先是指鸦片,并包括其他一切有害毒物。 太平天国在上月诰谕美使麦莲之后,又一次向外国宣布通商政策。 太平天国向麦勒西等反质问五十条,全部都是用天父、天兄的宗教说法和一些基督教义指斥外国侵略者到中国来的横行,尤其是最后三条更为声色俱厉地责问道: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一〕久,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欤?远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也?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今一齐知得上帝、耶稣现在天国作主,天上重重天,一概兵权都齐会在天国。天下万国众臣民蒙上帝化心,晓得齐会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上帝兵权;有一国不到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求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妖魔。尔等知否? 一、问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现今上帝同耶稣降凡作主,诛灭妖魔几年,因何不见尔等各国具些圣物进贡上帝,进贡耶稣,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瞒无礼,诡向天国讨取煤炭。尔等各国自想叛逆上帝为何如?叛逆耶稣为何如?叛逆上帝真命万国真主为何如?请问合得天情否?尔亦当自思也。 天王宣称奉上帝及耶稣之命命下凡作主,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也以信奉基督教做招牌,所以太平天国就质问他们:「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指清朝统治者)欤?还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也」?这就严重地给当时口口声声表示「中立」,而对太平天国却心怀敌视的外国侵略者以当头一棒。麦华陀等回到上海,说他们证实了美使麦莲关于太平天国「傲慢」的报告。同样,他们在天京因企图抢劫煤块而受到太平天国大炮对准的羞辱行为也遮掩不住〔一〕。不过,尽管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心怀愤恨,可是,约翰·包令回香港后却还不能不宣布所谓「中立法案」,禁止英人不得参与中国内战的任何方面,否则分别监禁罚金〔一〕。因然,这仍然是等着瞧的政策,英国侵略者在颁布这一法案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是「时犹有待」,目前惟有「神手观变」〔二〕。但是,也反映了当时英国侵略者想要咆哮起来还是有所顾虑的实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太平天国革命正处在全盛时期,外国侵略者虽然早已知道太平天国是一个比他们「一向所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三〕,是他们要想在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攫取特权的「障碍」,但是,他们还要等着瞧,还不得不伪装中立。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的野心是很清楚的,由于北伐、西征正在激烈地进行,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一着就是使外国侵略者不助清朝,不与己为敌,因此,一面布置江防,对外国侵略者提高,加紧戒备,另一面却宣布友好往来、准许万国通商的政策,以暂时笼络外国侵略者。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双方斗争的总形势。 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对外大事 外国侵略者总是「首先就和旧社会制度底统治阶层—封建主和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大多数民众」〔一〕。而在两者结为联盟以前,侵略者必须先把旧的统治阶级打服,使 它成为驯服的工具,而后进攻大多数的民众。呤唎分析当时英国的对华侵略政策说:「英国政府坚决执行巴马斯顿勋爵的顽固、奇翼、不义的政策,强迫中国对英贸易,必然首先要打击满清政府,然后再消灭将取满清政府而代之的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这样英国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提心碰到拒绝和反抗了」〔二〕。这一句话却实是挖出了英国侵略者的心肝。只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正在胜利发展着,同时英、法两国又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而进行无里米亚战争,也没有力量到中国来发动侵略战争,所以才不敢有所动作。 先是英、法、美在对太平天国革命采取等着瞧政策的同时,对清政府进行修改南京条约的活动,企图扩大鸦片战争所夺取的特权和利益,要求订立一个新的内容极其广泛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清政府拒绝。到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的春天,英、法、俄等国缔结巴黎和约,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是这次掠夺战争的胜利者,在近东问题上得到暂时满足之后,就打算着把侵略的矛头重新转向远东的中国来。也就在同年的秋天,外国侵略者所渴望的唯一可以阻止太平天国成功的天京事变不幸爆发了。从此太平天国从蓬蓬勃勃的胜利转为下坡路。这两项新的形势,促使英、法侵略者对中国问题作了新的决定,从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英、法侵略者为着要扩大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中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所以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目的是先迫使清政府屈服,然后结合中国封建势力共同对付太平天国。 战争起於丙辰六年九月,由英国侵略者借走私船亚罗号事件首先在广州发动,得到法国的参加。丁巳七年(一八五七年)夏,英国派遣一支侵略军来华,以前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特使。法国也派出一支侵华军队以男爵葛罗(Gros)为全权特使。英、法侵略军於十一月攻陷广州。戊午八年(一八五八年)四月,攻陷大沽炮台,入踞天津。五月,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九月,在上海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十月,签订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 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馀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一〕。英国侵略者取得了这一项权利,就促使它非对太平天国革命干涉不可的地步。所以当时俄国的外交家普提雅廷分析天津条约,得到结论是:英国马上要改变对太平天国的政策,转而对清政府予以积极的支持。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他从巴黎写给俄国外交部的文件说:「英约内的条款,规定长江沿岸於内战终止之后,沿长江帝国内部航行的开放,明白表示了英国内阁蓄意要居中镇压叛乱,在中国最富庶的工厂区内,这一乱事现在是英国扩张商业的唯一障碍了」〔二〕 在订定的税则中,清政府承认了鸦片为合法贸易。当时英国对华贸易,英国制造品销量很小,而鸦片销量却很庞大,这一个〔庞大的鸦片销量,对於英国资产阶级具有双重的重要性。第一,鸦片是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英国人购买中国商货的支付手段。据蓝皮书估计,一八五一年自中国输往英国本土的贸易总值为八百万英镑,没有鸦片,英国这笔庞大的进口贸易有四分之三都要停顿。第二,鸦片又是英国和印度财政上绝对不可缺少的税源,,没有鸦片,英国本土就没有大量的茶叶进口,英国国库也就没有茶叶进口税可得,这项税收每年达六百万英镑。印度方面,一八五一年从鸦片专买和鸦片过境税上所取得的收入为二百七十五万英镑,足足占到印度财政总收入的十二分之一」〔一〕。这就可见鸦片贸易在当时英国的重要性,因此,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便成为英国侵华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用战争手段达到目的了,而太平天国却厉禁鸦片,这也就促使英国侵略者非对太平天国革命干涉不可的地步。呤唎指出英国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原因说:「太平天国的法律以鸦片为违禁品,吸者处死,一切违法者均斩首不贷。由於鸦片是每次对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由於人人知道太平天国获得成功就要彻底废除这种贸易,因此,……就有有力的团体起来反对他们。……一家开设在中国的臭名昭彰的大商行(邓特洋行),拟在距南京上游五十英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易,曾派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六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未成功。我曾亲眼见到过这艘鸦片船。这家洋行贸易不成,就一变而为太平天国的最激烈的诽谤者,用种种办法去反太平天国了。不幸,许许多多商人及他们的国家代表热中於保持鸦片的收入,盲目谋利,不惜为金钱而牺牲原则。……而同样令人感到遗憾是,他们从武力中所得到的巨大利润现在竟成为合法的贸易了。这种情况就是使得列强一致来扑灭在被鸦片毁灭的中国中所崛起的自由和基督教的萌芽的主要原因」〔一〕。 就因为英国从天津条约取得了开放长江口岸和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两项大权利,所以在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当天—九月三十一日(夏历十月初三日,阳历十一月八日)英国特使额尔金经过与清朝钦差大臣的协商〔二〕,就立刻行动起来。他率领以巡洋舰佛尼斯号(Furnious)、阿尔吉尔号(Arngier)、莱塔布登号(Retubuton)、阿登号(Acteon),以及炮艇李亚号(Lea)和荪奈号(Sone)组成的舰队〔三〕。舰队上配备兵员三千人,都是英军的选锋〔一〕。「这是一支庞大的兵力」,以履行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口岸的开放为「借口」,闯进长江,向太平天国示威,还企图「能有藉口」,把太平天国赶出天京,「扭断他们的脊骨」。清朝钦差大臣派了官员随舰队前往后,却躲在幕后,等候英国侵略者替他们「收复」南京的消息〔二〕。这时镇江已失,天京下游失去屏蔽,额尔金这一枝强盗舰队到了镇江后,於十月十二日(夏历十月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从镇江上驶,正午各舰官兵各上岗位,作战斗准略。太阳西下时,闯到天京观音门。江防炮台立刻发炮迎击,互战约一时许,把英舰洞穿,烟筒打破。第二天鸡初鸣,英舰队折回观音门停泊江心,向两岸进攻,仍不得逞,向上流窜去。十八日(夏历十月二十一日,阳历(十一月二十 六日),英舰队到天 京上流要塞安庆,离城约半里,炮台即开炮迎击,英舰接仗,窜入清朝辖境,开往汉口。十一月初四日(夏历十一月初八日,阳历十二月十二日)英舰队从汉口东返。额尔金怕再受太平天国的炮击,回经安庆时,派威妥玛(Wade)上岸求和。太平天国把英舰队击走后,也不愿在这时候与外国侵略者开衅,天王还颁了一道诏书派使捧诏到芜湖赐给额尔金,告他「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二十一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五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英舰队回到天京,额尔金再派威妥玛、李泰国(Lay)、俄理范(Oliphant)韦烈亚力(Wylie)入城求和。益天福李春发接见他们。威妥玛等力陈并非帮助清朝,实系前往汉口,请勿开炮。又要求以后英船准予通过长江。并狡猾地重申英国严守中立的信约。李春发准许英国侵略者的求和,要以后英船通过天京应先通知。他用盛宴款待他们。在欢送他们回舰的时候,还摆了一个威风凛凛的武装齐备、兵种俱全的由精兵万多人组成的盛大仪仗队,在侵略者面前耀示太平天国的兵威〔一〕。这一役,当侵略者胶敢动武时,就予以膺惩;当侵略者低头时,就以礼相待,而不愿轻易失和,致两面受敌,增加革命的阻力。太平国在额尔金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外方针政策是十分明显的。而在英国侵略者方面,经过这一役的交绥,受到了太平天国武力的教训,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单独来对付太平天国,而必须与中国封建势力联合起来方才可以进攻太平天国。但是,当时天津条约还不曾经清政府批准,侵略者还不得不有所等待,因而对太平天国仍不敢撕开中立的伪装。 己未九年(一八五九年)五月,英公使普鲁斯、法公使布尔布隆同往北京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大沽口被清军打败,战事再起。庚申十年(一八六○年)春,英、法侵略军来华,对清政府开始军事行动。正在这时候,太平天国打垮清朝江南大营,大军向苏南挺进的消息传到上海。麕集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请求英、法侵略军代守上海城。四月十六日(阳历五月二十六日),太平军攻克常州,就在这一天,英、法公使联名出布告,说:「余待与驻沪海陆军将领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任何暴动与抢劫,同时,上海内城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遭蒙外来攻击」。英、法侵略者把这张布告贴在租界及内城各城门前,并印就多份,交由清朝官员分贴内地,宣告代清朝守卫上海,抗拒太平天国进军〔一〕。以买办杨坊、苏松太道吴煦为首的官僚地主买办也雇用了一个美国侵略分子华尔,募集美国的冒险分子及杀人越货 之徒,在四月二十三日(阳历六月二日)太平天国克复苏州这一天,组成一枝洋枪队。这枝洋枪队,在一年多以后,清政府把它称为「常胜军」,成为英、法侵略者的「足资信任的盟友」〔一〕,后来并且代替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进攻太平天国。 原来自南京条约缔结后,上海就成为外国资本家重要的据点。英国资本家久已重视上海有利地位,处于长江之口,邻近大运河,中国的一切商品差不多要经过那儿。他们懂得谁能控制长江,谁就能占有中国的心脏。英国在上海长期租借了大片土地。法国和美国得到了若干较小的地区,这样在上海建立了三个外国租界。外国重要的商行和银行等等都在这儿。全中国最重要的上海海关被英国攫夺了。上海是英、法、美军舰停泊的处所,外国军队扎在这儿。所以太平天国要收复上海,外国侵略者就势必要起来抗拒。 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后,知道收复上海会引起与外国侵略者发生冲突,打算用外交解决问题,由忠王李秀成先致书上海英国公使普鲁斯申明收复松江、上海的必要,请与各国公使同来苏州面商,以敦盟好。书辞道: 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致书 大英钦差全权大臣青览: 盖闻通使议和,自古国家常有;而修盟会好,从来中外联情。……伏思买国自古在昔开创之主,即是耶稣下凡,御食万方,自我先主东、西两汉以来,曾经执盟牛耳,结为兄弟之国。……今我主恭奉天命复汉,诚为中兴之主,非特媲美於前人,抑亦争光於买国耳。……现在附近昆山、新阳、太仓、常熟、江阴、嘉兴等处,尽入我国。而松江为我军取粮之处,不能不分兵往取。惟上海一县为姑苏唇齿相依,通洋门户,其势又万不能不前〔往〕收复。但该上海虽止一县地方,为诸买国通商之所,洋物堆贮之地,各国钦差大臣均在於彼,一旦兴师动众,我国原为打仗而支,并不与买国为难,第恐我军多众,间有不守纪律者,迨至两下角胜之时,或有误犯买国官民,或致骚挠买国贷物,虽非出自我国本心,总属有乖今日邻邦之好,昔年兄弟之情,岂不大伤和气,贻笑先人。为此特字奉布,务望买大臣上头上帝、耶稣一脉之传,前盟不远,世好相传,仍祈结为兄弟之国。敢烦买国各大臣劳步下降,一同各国来苏面商国事,虽结今今日之新盟,实联昔日之旧谊,从此开疆拓土,我国收先人之业,而推心置腹,实国无意外之虞,岂不美哉!望切,望切,谨此布达,书不尽言,幸即如约,即赐降临,是所切祷 五月二十二日(夏历五月十三日),李秀成派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攻克松江府。旋有外国兵舰三、五艘至松江南门外大河中开炮示威,又探得上海城内有英、法军助清军坚守。陆顺德把这个消息向李秀成报告。三十一日,李秀成又致书上海英、法、美公使,重申修好的用意,告以干王洪仁玕奏准即来苏州等候面叙,望「勿徇一时乞救之妖情,而误终身通商之大事,务祈即撤炮船,收回兵勇,作速发驾来苏」〔二〕。外国侵略者都置不理。到干王抵苏州后,干王又致书上海英、法、美领事。英使普鲁斯向英国领事发出训令,命将该函置之不理〔三〕。干王知道了各国领事对他的去信并没有启封拆看,而英、法军队正防守着上海的消息,他激愤地对来见的英国传教士指斥外国侵略者说:「这种行为,首先 ,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其次,在太平天国与满清交战之际,外国人直接达反了中立的态度」〔四〕。 六月初,华尔洋枪队攻陷松江,旋与清军同来犯青浦。这月中旬,李秀成从苏州率兵去救,大破敌军,解青浦围,顺流再克松江。这时候,有上海方面外国同情人士前来迎接〔一〕,又有以都司余义政为首的两粤兵通内应,包取上海 ,开城迎接〔二〕。李秀成以为上 海可以唾手而下,他祇带三千兵前往〔一〕。七月初七日(阳历八月十六日),太平军进到泗泾镇。普鲁斯在这一天发出通告,悍然宣布:「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联军特此警告一切人等,倘有武装群众攻击或走近联军所驻地点,即视为侵犯联军之行为,联军当依法对待」〔二〕。由上海英领事署翻译富礼赐送往,没有送到〔三〕。 初九日(夏历七月初二日,阳历八月十八日),李秀成照会上海各国公使,声明:「本军已抵七宝,即将到达上海城下。所有买国商民,烦买化使转令其於门首县挂黄旗,守候屋内,被陷,……连日所获奸细,俱供有即窜上海之语」(见吴煦档案)。廿六辰正薛焕致吴煦书说「余义政前日临刑时,连称:『天意,拼在他手里』,别无他言」( 见吴煦档案)。安廿六为夏历六月廿六,前日为六月廿四日,即天历七月初一日,系在太平军进抵上海之前九日。这一天余义政已被杀,内应已破,李秀成却还没有知道,仍以为城中尚有内应。李秀成自述原稿说进抵上海那一天,因大风大雨,不能进兵,「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今核对清方文件,知在进抵上海前九天内应已破,李秀成自述原稿所记是错了的。不必惊恐。余已令兵士等认明黄旗符号,不准侵扰。其他要事,俟到上海再行磋商,先此驰告」〔一〕。发出照会后,即进军到上海。英、法侵略者的回答,是下令军队用大炮和来福枪向太平天国的军队轰射,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兵舰也发大炮轰击。 这一役,李秀成预备兵不血刃和平进入上海,「并上海县城亦无意攻击」〔二〕。在当时革命形势决定下,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用普鲁斯的话说:「不是要把自己牵累在对付外国的困难中」〔三〕。因此,兵临上海城下,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挑衅,仍然需要暂时极力隐忍,不愿轻易失和。所以始终不开一枪一炮〔四〕,在徐家汇驻屯三天,到知道城中内应已先被镇压 了,十二日(夏历七月初五日,阳历八月二十一日),就从上海撤退。太平军在退兵时,致书上海英、美、葡等国领事(无法国),责他们不守中立,痛斥法人失信,说大军初到苏州时,有法国人来约进军上海,今法人竟转帮清兵守上海,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我军势如山岳之坚,若决心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望勿悛心迷交清兵,仍保持友好为美〔一〕。 就在太平军从上海撤退那一天,英、法侵略军却在北方占领了大沽炮台。八月十一日(阳历九月二十日),当英、法侵略军在通往北京途上的张家湾采取行动的时候,普鲁斯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称,清朝江南官员方面又重新提出请求英、法联军的援助〔二〕。九月初四日(夏历八月二十九日,阳历十月十三日),英、法侵略军入踞北京。十五日(夏历九月十一日,阳历十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佥订买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交换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第二天,签订中法北京条约,交换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是标志着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的完全屈服,同时也标志着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太平天国的开始。正如一个侵略分子马士所说:「从那时以后,西方列强为了本身的利益, 越来越被迫着在镇压叛变的各种措施中进行干涉,并且逐步地被驱使着支持帝国政府而抵抗叛军」〔一〕。而清朝政府也「放弃他的头明的排 外主张」,已经看到要粉碎太平天国的叛变而恢复清朝的统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与外国和平合作」〔二〕。於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勾结终於达成,而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干涉就要一步紧过一步地起来了。 在北京条约缔结后,英国特使额尔金训令海军提督何伯率领一枝强大的舰队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协商英国船只航行长江事宜,向太平天国宣告,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来,也不是企图参加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内战而是要太平天国充分保证,英国的贸易船只可以在长江航行无阻,不受干扰〔三〕。又给参赞巴夏礼训令指示三点:一、严禁外国人将军用品和新募的兵士,运入骚乱地区;二、中国政府应在镇江或上海徵收其所应得的外国贸易进出口税;三、我们应在满清政府和叛军之间严守中立〔四〕。额尔金在他的训令中,虽然还镶上「严守中立」的字句,但是,核其指示三点内容,却已经是支持了清政府,而间接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呤唎驳斥第一点说:「虽然英国作出了中立的保证,可是清军在上海和所有的通商口岸 ,均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船只、物资、武器及其他军用品」。驳斥第二点说:「英国保证了鞑靼人的税收并防守了徵收税收的口岸,攻击太平军」。驳斥第三点说:「英国尽其所能帮助清军;防卫各通商口岸,并在每个商口岸建立清军跟太平军作战的基地;准许英国人和清军贸易,禁止和太平军贸易;支持清军徵税,不准太平军徵税;替清军防守上海,在一八六○和一八六二这两年中,歼杀进 军上海的太平军;供给清军武器去杀害太平军」〔一〕。呤唎的驳斥,完全揭破了英国侵略者无耻的所谓「严守中立」的伪装。 英国侵略者的无耻欺骗,太平天国是清楚的。但是,这时候,形势发展,外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当时奉何伯命入天京探访太平天国情况的英国步兵中校吴士礼所说: 所有各王对於天国之前途均抱乐观。……他们说他们立意在本年夏间尽驱去长江一带诸「妖」—这是他们叫清军的绰号。因此之故他们极想知道我们在沿江高悬我国国旗之通商地点将要怎办。当去年我们与清政府交战时,我们曾阴阻止太平军攻占上海,在防卫中我们曾与其交绥。当我们与咸丰帝交战时,徒因我们的国旗树在上海城即便用兵保护防卫,今议和既成,我国与清廷又是友善的,他们自然断定我们之助清比前益力了。因此之故,他们对於我们在长江新发殿之商业暗怀怨恨,但清廷则欢迎之。清廷之心理以为我们一到汉口、九江及清(镇)江等处,则此数镇均得藉以安全而清军实无能保守之也〔一〕。 这一个侵略分子根据他自己探访得来的实情作出的他析是不错的。在英国侵略者方面,则急於实现长江开埠的目的。在太平天国方面,从天京至安庆都在辖境,目前又正是向长江上游武昌大举进军之际,半年前上海事件未远 ,如今英国侵略者却入到长江来,这不待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大事。至於在清朝统治者方面,则欢迎国侵略者到汉口、九江、镇江来,藉以拒抗太平天国的进攻。太平天国当时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紧迫的形??之下,因此,在处理外交问题上,就不能不对全面局势进行十分慎重的考虑。 辛酉十一年(一 八六一年)正月,何伯率舰队到天京。二十一日(阳历三月一日),命深淘号(Centaur)舰长雅龄(Aplin)先向太平天国提出泊舰交涉,要求八项:一、英人已取得长江通商许可,本人奉命停泊南京,以便行使职权。二、英商船通过南京,由本人给与护照,请太平天国承认,勿加干涉。三、英船悬挂英旗,非自卫不开炮,遵守太平天国法令。四、凡在南京停泊英船,均通知太平天国政府。五、英人上岸入城,必先取得许可,通知关务监督。六、太平天国攻九江、汉口、镇江时勿侵及英人生命财产,该处英兵船除保护英人外,不加干涉。七、英人在岸上犯法,送交英人处理,华人在英国船上犯法,交远中国处理。八、本人负英船的责任〔一〕。天王不愿天京江面有一外国兵舰停泊,不允。后经雅龄等说明,驻舰是为避免太平天国官员与英国商人发生误会起见,并无其他用意,天王才勉强答应〔二〕。 二月十七日(阳历三月廿八日),何伯又训令雅龄向太平天国提出两项要求:一、英国海军要在吴淞与福山间,沿江建置航线标志。二、英、法两国政府已颁发训令,倘太平军进入上海及吴淞境内,必以武力迎击,因皮,希望太平军切勿进至距离该处两日路程的地点。倘太平天国愿意遵守此项约定,英国自将尽力设法阻止所有中外军队自该处出击太平军〔三〕。 上海是中国的城市,英国侵略者竟敢抗拒太平天国收复,这就暴露了要霸占上海的意图。对於外国侵略者者企图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是太平天国极为警惕的大事〔一〕。因此,天王拒绝了这项要求。巴夏礼和雅龄在天京交涉五天,与赞嗣君蒙时雍等举行了五次会议,都遭到拒绝。侵略者咆哮起来了,二十二日(阳历四月二日)上午,他们撇开太平天国的外交官,直闯到天朝宫殿来,上照会给天王,说什么「与太平天国当局商谈重大事务,已历五日,迄未解决,难以再事拖延」,要求天王准许他们观见,或指派负有全权的官员与他们商谈,使问题得以解决。负责与他们交涉的国务大臣赞嗣君蒙时雍和忠诚贰天将李春发得讯,派人来请他们到赞王府会见。巴夏礼悍然回答说:「我们必须向天王本人申请,我们不原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如果他们要跟我们谈话,可到天朝宫殿来」〔二〕! 这一个凶横透顶的侵略分子巴夏礼竟以对待清朝政府的作风加於革命政府,居然无礼要挟到天王,居然以极端侮慢的态度来指挥太平天国的国务大臣。这时候,太平天国与英国侵略者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了。但是,由於全部兵力已分从长江两岸向武昌进军和在皖南作战,实际上在本年内不可能东征上海;且要一举而同时完成光复上海与驱逐外国侵略者出中国的大功,又必须在收复武昌打垮清朝的王牌军队曾国藩湘军之后,才能够无后顾之忧,调动得大军东向作战,而目前正是展开长江上游大战役的时候。因此,为着不致与目前的军事行动抵触,为着军事行动的先后步骤计算,所以太平天国用无比的忍耐,与英国侵略者订下在本年内不进军上海的协定〔一〕。天王还颁布了一道中西永遵和约诏〔二〕,来牢笼外国侵略者。 美国见英国取得英国商船通过天京的协定,美国水帅提督司百龄(Stribling)也到天京来要求。四月十二日(阳历五月二十三日),太平天国允准持有美国领事执照,经天海关佐将验明的美国商船,均得经过长江〔一〕。 外国侵略者明白目前太平天国对他们祗是暂时的妥协。他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太平天国要是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他们,就会来驱逐他们的〔二〕。现在祗因为正在长江上游用兵才勉强订立这些协定,到这一个战役结束后,就要宣告决裂了。因此,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就忙着行动起来,先由吴士礼叫嚣由英军攻取天京,在本年内将太平天国解决〔三〕。英公使普鲁斯与何伯也在研究英国功取天京的利害问题〔四〕。而为着要从伪装中立的政策转向武力干涉,须得武装英国舆论以反对太平天国,於是英国刊物中就时常出现煽惑性的文章,指责太平军的残暴、黑暗等等,特别是关於太平天国对英国贸易的损害。因会内提出长江贸易情况的蓝皮书,对太平天国肆意加以诬蔑。蓝皮书的目的在於宣传太平天国破坏商业和生产的罪恶,制造在华大举干涉的舆论。 但是,事实具在,连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也起来为太平天国辩讲,他致函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反对英国干涉,他说他坚决否认太平天国不是合法的政府。他指斥宣傅太平军破坏克复城市的郊区和其他残暴行为的说法,都「完全是荒谬失实的」。他举出许多证据,指出「大家公认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地区,较之在清政府所占领的地区要安全得多」。他又强调地说:「关於太平天国渴望建立友好的商务关系,我们是有着一连串的不容置辩的证明的。这是书人皆知的事实」〔一〕。密迪乐的论证,坚强有力地否定了英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一切诬蔑,也防疑了他们的侵略行动,便把他从上海调走了〔二〕。 英国侵略者就是这样遮掩真相、颠倒事实,作出这种煽动性的宣传,以欺骗国内人民,成为武力干涉太平天国的根据。其实,英国首相巴马斯顿(Palmerston)在国会辩论英国对华关系时,就曾经很露骨地自供说:「我们干涉了中国的事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条约权利受到了危险,我们的国家利益处於岌岌可危之境」〔三〕。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在上议院讨论中国问题时的发言中,也无耻地提出质问说:「太平军所能给与我们的利益可以和中国政府(案指清政府)有责任给与我们的利益同等吗」〔一〕?就因为太平天国阻止中国成为附属於外国资本主义的国家,革命的目标也针对着外国强盗,只有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外国侵略者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才是外国侵略者干涉太平天国的真正原因,巴马斯顿和罗塞尔都自己供认出来了。 五 断然拒绝英国侵略者的利诱、威胁,展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 可笑英国侵略者在做梦,他们在武力干涉之前,还向太平天国进行过一次外交阴谋。他们乘着这一年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利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在太平天国方面取得比清政府还多的利益,把中国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中旬)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就到天京来提出平分中国,头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谈判。天王招集群臣开会议,一致决定拒绝后,召见何伯和巴夏礼。何伯首先开口,他企图用利诱来打动天王,说:「天王你的兵虽多,但还比不上我英国军队一万人的利害。有我英国军队三、二万人,又有军舰助战,去打清朝,举手而平」。天王严厉地拒绝说:「我起革命,要救全中国,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巴夏礼见天王拒绝,这一个强盗就向天王威胁说:「我英军不过一万多,就打入北京,清朝向我国求和,现在还有一部分赔款没有交清。你天王不趁此时机与我英国合作,你天朝不会再有多久日子。你等着,我国就要采取必要的行动」。天王看见侵略者竟胆敢在他面前露出狰狞的凶脸,赫然震怒,叫朝臣把他们带走了〔一〕。 何伯在秘密交涉失败后,十一月十七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命令停泊天京的狐狸号(Reynard)舰长宾汉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一、赔赏去年英人在太平天国领域内被劫的损失。二、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与英国所造的船无异,均属英国船双,须照本年初协定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及任何其他侵掠。三、不进入上海、吴淞一百里以内的协定,太平天国并未忠实遵守,要求派员将此项命令传达该两口岸附近驻军,以防止日后再发生同样错误事故。四、九江、汉口两处一百里以内亦不得进入,并不得掠及李秀成自述原稿记太平天国断然拒绝英国侵略者的利诱威胁太平天国进军上海展开反侵略战争布告镇江英国领事署所在的金山〔一〕。 英国侵略者提出这四项无理要求,目的是向太平天国进行挑釁,太平天国丝毫不畏惧,二十二日(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答覆宾汉照会,逐项驳斥:对第一项要求,指出所称被劫各地,距「天京纵非千里之遥,亦在数百里之外」。「无凭无据而要索赔赏,实属无理」。对第二项要求,指出今春协定,并未包括此项规定,今英国收中国不法商人应纳税银的半价,授以旗帜一面,护照一张,冒作英船,不付税银,自由通过,使税卡形同虚设,掠夺了天朝税收权利,实为不义。对第三项要求,声明不进军上海、吴淞,祇限於本年内,在签约后业已遵守。现在本年将尽,天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於不顾」,待协定满期后,即当攻取上海。对第四项要求,指出英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钳制我军行动」,实属荒谬。就这样,太平天国对这四项挑釁要求,全部予以坚决的拒绝〔二〕。何伯接到答覆,当天命令宾汉通告太平天国称:「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证明贵方所表示之友好全属空言而已。因此,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一〕。这就等於一封最后通牒,凶横地向太平天国挑战。 太平天国从建国后,掌握了正确的对外方针政策,与外国侵略者所进行的外交事务到此结束。於是为保护中国的主权,为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立刻向上海进军,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宣告开始了。 太 平天国史卷三十五 地 理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遍及十八省,时间历十九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地主阶级的政权对峙。其间辖区变迁,建置沿革,记载不存,文献残缺。兹篇所录,不过一鳞一爪,虽欲求窥其轮廓,已不可得了。 一 辖区 太平天国统辖区,大军所到,领有地区,远至甘肃阶州。但与天京连接的统辖区则以长江两岸为主要。当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春天的时候,西至湖南岳州,东至江苏镇江,长江两岸城邑都归太平天国统辖。这年五月,太平天国在安徽举行省试,应试的共二十七县〔一〕。乙荣五年冬,大军从湖北入江西,明年夏,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广信、饶州、九江十郡都克复,入太平天国版图,江西未下的仅南昌,赣州两郡、宁都直隶州〔二〕。汪士铎乙丙日记述太平天国於乙荣五年领有「江宁、镇江、安庆、庐江、太平、池州、九江、武昌、黄州、汉阳、德安而已。其冬十一月,又取袁州、瑞州、吉安、临江。六年春取抚州、建昌、南康、宁国、扬州、和州,凡二十一府州」。他在胡文忠公抚鄂记卷一清咸丰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记事又论当时太平天国领有地区及势力范围说:「首金陵及扬州之瓜洲镇,江浦之浦口镇,江浦、和州,无为州、巢县、庐州、舒城、庐江、桐城、安庆、望江、宿松、潜山、太湖及湖北黄、德、汉三府,此北岸也。南岸自镇江、金陵、太平、池州、饶州、九江以及湖北之武昌皆濒江南岸之地」接着又说既而江西太平军由瑞州、临江分掠江西全省,「亦由章、贡水也」〔三〕。汪氏所列郡县有遗漏,但其范围大略如此。一八五七年一月二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二七日),裨治文通讯报遵太平天国情况也说:「江西省十三府治,革命军已占其九。安徽几全在其治下。长江上游大部分之地,与及两岸许多炮台俱被占领」〔一〕。这是太平天国最强盛时期的统治区域。 庚申十年春,攻下江南大营,进克常州、苏州、乘胜追击,顺取浙江嘉兴。明年,大军分路入浙江,除衢州、温州两郡城及定海、石浦、龙泉、庆元、泰须五厅县外,全浙九郡都克复〔二〕,於是太平天国奄有苏、浙。但同时,在长江上游却失掉了安庆,天京受到致命的威胁。忠王李秀成以为既抚有苏、浙两省,便可以高枕无忧,对此威胁没有顾虑。干王洪仁玕写信给他论道:「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自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洲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三〕。到安庆既失,太平天国果然不出洪仁玕所论:「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了。 二 行政区域的划分 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号为天京。这是在战略思想上和政策上一件极大的错误。天京既建,天王下诏说:「天下万国朕无二,京亦无二,天京而外,皆不得替称京」,命改北京为北燕,因尚为清朝窃据,故贬为妖穴,俟灭清后,方复其名为北燕〔一〕。 天京建立,标志着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同时,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区域也建立起来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区域他为省、郡、县三级制,县隶属於郡,县隶属於省。故钦定士阶条例县试而后郡试,郡试而后省试,省试而后京试。兹再举例以明之,如: 天京省江宁郡尚元县〔二〕 江南省常州郡阳湖县〔三〕 苏福省松江郡菁浦县〔一〕 安徽省安庆郡桐城县〔二〕 湖北省黄州郡黄冈县〔三〕 浙江省杭州郡钱塘县〔四〕 江西省吉安郡吉水县〔五〕 湖南省长沙郡刘(浏)阳县〔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