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

序一　　罗玺纲同志撰写的太平天国史马上要付排了，叫我写篇序文。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出版一部专集祝贺罗玺纲同志八十五岁大寿和从事学术工作六十年，也要我写点东西。两件事都有意义，但我一时无法分头做出两篇文字。现在就合并办理，把想到的话说在一起。太平天国史是罗玺纲同志精心结撰的新著。观点重加琢磨，材料丰富详细，洋洋百数十万言。发挥一己心得，汇聚众人成果。它不止在著者的研究工作中是带总结性的，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可以认为是带总结性的。大家都会高兴地看到这部新著的问世。刊印专集纪念学术界前辈人士，中国过去就有这种做法，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寿辰纪念专刊等便是。翻开现在的日文书目，我们常常看到某某先生远历纪念，某某先生寿辰纪念这种题目的学术论著。一般地说，那些某某先生、学者，必有可观成就，为学术界公论所赞许。倘若造诣平平，出纪念集，首先就难以搜罗到专家学者的文稿。即使编撰出来，摘「灾诸梨枣」了，也无人重视，难起积极作用。罗玺纲同志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使他有资格排列在有可观成就的学者行列前面。用他的名义出专集，作者、读者都会相当踊跃，有助于促进学术研究工作。对于罗玺同志本人，自然也是最好的祝贺方式。罗玺纲同志的书，我从什么时候读到的，已经记忆不起来了。我们的直接交往，是一九五四年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后。对他的治学经历，知道一个大概。他与萧一山、郭廷以和简又文，都属于开拓太平天国研究的一代人。萧一山以研究清史著称。三十年代初，他从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传回多种太平天国印书和其他文献，使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史料利用上面目一新。郭廷以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四十年代，他出版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两大册，相当深入细致，至今仍是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简又文五、六十年代撰成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凡六大册，几百万字。后来他又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把以上两书改写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用英文出版。在研究环境方面，萧、郭、简似乎不曾碰到过什么阻力，罗玺纲却没有那么幸运。他毕业于中国公学以后，有四、五年时间，是给他那位鼎鼎大名的老师胡适作助手。胡适对于思想倾向有一种特殊敏感性。在看到罗写的第一本书太平天国史纲以且，他愤愤然指责书上「专门表扬太平天国」为不当。照他看来，「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他说什么做书不可赶时髦，此书就犯了赶时髦的毛病，自然就不足取了。无疑这是相当的思想压力。罗玺纲在研究工作上成绩显著，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相继出版了十本书。尽管如此，他那时饱受歧视，工作无人看重。直到一九四七年，南京中央研究院才勉强给个研究员头衔。新中国成立，他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应有评价。一九五一年，南京成立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请罗玺纲同志参加主持。两年以后，中央文化部筹设太平天国纪念馆，请罗玺纲同志负责。一九五四年春，周恩来同志指示从上海调顾颉刚先生来北京工作，我去上海洽办此事，路过南京。范文澜同志要我顺道去看罗玺纲同志，并写一封亲笔信由我带给他。信上说，您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光荣。这是一个很有份量的评价。　　一九五○年到现在，罗玺纲同志已经出版和正在印行的书共三十本。不难看出，唯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得到了研究太平天国最适合的环境和条件，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达到和超过了开拓太平天国研究同时代人的境地。罗玺纲同志在太平天国研究上的成就，详细的评论，要由专家们去做。学术问题不能凭粗枝大叶作出评断。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我印象最清晰的几点。罗玺纲比其他人都早，写了一本首尾完整的太平天国史纲。史纲只有十来万字，却是比较系统地讲述那次农民革命运动的第一本书。太平天国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对它缺乏正确认识。　　本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肯定太平天国的功绩。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都赞扬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孙中山还嘱咐刘成禺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他们肯定太平天国，但大多也认为太平天国是反满革命。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清史稿算是一部历史书。列传中篇幅不短的洪秀全传，是紧排列在吴三桂等「逆藩」后面，作为「粤匪」加以贬斥的。萧一山、简又文的书前进了，也只一味强调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或一场反满民族革命，机力反对农民革命说。太平天国史纲不同，它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并且参入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这个看法，当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确分析，但比之于同时其他研究者的认识，显著地高出一头。它更加接近于历史的本质。在当时，这是难能可贵的。史纲如果是罗玺纲同志研究太平天国的起点，经过不断的积累、前进，用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新本太平天国史，就是它的集大成了。关于太平天国史料和史实考证，在罗玺纲同志的研究成就中最为引人注目。历史研究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事实和有关史料。不论事件大小，先要解决事实究竟如何，而后才能谈得上对它的认识如何。资产阶级学者常常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重观点，轻史料，移史就观。那类宣传出自偏见，识者早就为齿冷了。考订史料和史实，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尤其重要。　　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档案被毁殆尽。后来从海外陆续传回一些，但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仍不得不主要利用清官方文书和私人笔录，旁采野史传闻。官方文书报告，捏造掩饰，本来不实，私人记录出自不同动机，有些与实际相去甚远。对它们不加考订，率玺作为依据，撇开观点不说，史实上也必定谬误百出。这种例子不胁枚举。罗玺纲同志研究太平天国，开始於考证张嘉祥的事迹，纠正张嘉祥早年与洪秀全有往来的谬说。从那以后，他倾注主要精力，对涉及太平天国的史料、人物、事件作一系列考证工作。天国史丛考等作为书名的。另外的图释、调查集，也基本上是史料考证。在这十本书里，他对太平天国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一一加以辨别订正。现在我们对那场农民革命运动一些重要史实，能够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考证所取得的成就。有些考证，近来研究者中有了新的看法。但新看法也还是由于罗玺纲同志的研究提供了讨论基础，然后取得进展的。　　与史实、史料考证并行，是他大量搜集和系统地编纂太平天国资料。从建国初期在南京主持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工作开始，经过十多年努力，搜集有关资料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尤有价值的，编为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册，于六十年代初出版。简辑绝大部分，是关于太平天国后期在江、浙地区施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资料，和太平军统治下农村生产、生活状况，地主阶级与太平军激烈斗争的资料。它们具体、生动纪录了太平天国政权社会底层的状况，对于了解那场农民革命是不可缺少的。五十年代末，他编成太平天国印书、文书、文物、艺术等集，印书影印达二十册，近年又有续编影印印书八种。最近他还在雄心勃勃，进行一项大型资料书太平天国资料续继编的纂工作。　　不少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和国外新出版的史料，都将在这个续编中提供给学术界。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开国以来的三十多年里，进展显著，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尤其显著。这种进展来自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而罗玺纲同志上述几个方面的成就，给这种发展做了打基础的切实工作。　　玺纲同志为人治学，谦逊虚心，一贯保持着书生、学者本色。他不自满，不矫饰。勤奋敏捷，乐于帮助别人。他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从来不认为自己通晓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年常常对人说：我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本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翻遍近三十几年他出版的几十部书，你很难找到那上面像有些人生安硬套，点缀上几句马曰列云之类的地方。善于克服自己所短，充分运用自己的所擅长，在他是做得很好的。一九五五年，董必武同志倡议全国政协举办中国近代史讲座。　　太平天国一讲请罗玺纲同志担任。开讲前两天他赶来北京，拿讲稿向我徵求意见。我看了以后想到前人的一个说法：著述要看用途如何，采取不同体裁。讲堂上面对听众，不能只述事实，要多所论说。他的讲稿史实详尽，而分析论说欠突出。那时手头恰巧有胡绳同志在高级党校讲太平天国史的一个提纲，约三、四千字，纲举目张，观点明朗。他住在距近代史研究所不远的工商联楼上，我随即送去。他很高兴，参考胡绳同志的观点改写原稿。尽一日夜之力，完成了一万字以上的新篇。后来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上的序论，就是以那篇讲稿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俗话说，人怕出名。出了名，就不敢放弃自己的东西，不肯汲收他人的新东西了。罗玺同志完全有异於此。对待学问新知，总是见善如不及，从善如流。一九五七年我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他这时住在北京，我去请教关於太平天国早期参加人员的成份，查哪些资料较为可靠。他说：金陵癸甲纪事略、贼情汇纂最早，记载也最详。大约三五天后，我还没有动手查那两本书，他派人送来了一份用稿纸连接起来的长长的资料表。表上填写着我想查找的人员情况材料，共五十人。根据那个材料，我在文章中对太平天国早期参加者的出身成份作了一个分类。　　但没有说明资料来源。后来别的书上也大体采用那个分类，却不知道原来材料出于谁人之手。「言忠信，行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罗老现在以耄耋高龄，仍然每日勤奋著述编纂不息。说他是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是学术界公论所能够赞同的。这自然不是认为，他把太平天国中什么问题都研究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样的大家是不存在的。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能超越个人主观力量、历史资料、现实环境条件去取得成就。每个人的主观力量总又各有差异，是无法强求整齐一律的。一个研究者，只要在他所从事的领域，或者在思想理论上，或者在具体问题研究上，比同时代人做得更多，更有创造性、科学性，大体推不翻，驳不倒，后来者能够利用他开凿出的途径，拾级而上，去攀登新的高峰，那就以称做大家，而不是谀词套语，乳安头衔。不虞之誉，有自尊心的学术工作者不会引以为荣。太平天国运动只有十几年，它也像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一样，不知有多少细节真相，人们是永远不会了解了。任何研究者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这样的任务：一一恢复事件原来的样子。但是经过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历史的基本面貌，事件的性质和意义，总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清楚的。学术工作的功能也就在这里。与开拓太平天国这块园地的其他人不同，罗玺纲同志的研究工作，与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环境条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不是任何别的大家，他是新中国最早的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　　刘大年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序二　　罗玺纲同志最近写成一部巨著——太平天国史，即将交付出版，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高兴。他出版过许多专著，也发表过许多专题论文，可是这一巨著，不独卷帙浩繁，而且具有综合五十四年来研究成果的独特内容，他已经是八十四高龄的人，精力仍如此旺盛，真正是「莫道桑榆晚，馀霞尚满天」的了。　　罗玺纲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位老专家。太平天国史学史专家祁龙威教授在其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论一文中，评论我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编写太平天国史工作的情况，曾论列到他，说是：「在五十年代，罗玺纲同志恁着积累的研究成果，用纪传体形式撰成太平天国史稿」，「从大量的事实出发，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对于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革命的问题。罗玺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这是不容抹煞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评述，学术界对玺纲同志的所有成就，从来都给予以十分关切。他这部新著的问世，读者也会从多方面给予评论。我虽然阅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在近代史研究上毕竟是门外汉，不敢对此妄有论列。但由于我与玺纲同志，相交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挚友和畏友，深知其为人与治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态度，原意在这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他怎样研究历史和怎样能写成这部书的，说的虽然是些题外的话，却也有必要对罗玺纲同志的为人与治学作些简要的介绍。因为，读其书，需要知其人，论其人，也有助于评其书，老话说，「文如其人」，此语是否正确，此语又怎样来予以正确理解，让我们作出如下的一些解剖。　　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是被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不认真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国史就会陷于荒谬、混乱的地步。玺纲同志青年时就受到五四时代辨伪风气的影响，又受过考据学的教育与训练。一九三一年秋，他发现清人薛福成所撰张忠武轶事，其中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实，他证明乃系薛福成所捏造的，而薛福成却被清史稿誉为是「长於论事记载」，看到了所「长于论事记载」者也会作伪，更看到了太平天国史料伪、误的严重情况，他决心做个披荆斩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在他的研究当中，除了做史料上的辨伪、记载的订谬外，还悉力从考据人手，掌握比较可靠和比较充分的史料，予以分析综合，对太平天国史重大事件进行探索，先后写成以考证为主的专题论文二百多篇，其中大部分已编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内。又写成太平天国游击性运动战、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专书。他的考证，大都是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所以常不易为人所接受，或者遭到激烈的反对；而随着岁月的增进、新史料的发现，其论断往往能得到证实。他所作的考证，有的是一些细小问题，其目的在于广泛的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扫清道路；更大量的考证，乃是围绕着太平天国革命有关重大事件而进行的，具有理论上的重大作用或重大意义。他从考证入手，提供出一些理论性重要研究课题；或者，从考证后的可靠史实出发，作出初步的理论分析，进而争取学术界的共同探讨。他从来没有不先做考证就来叙述史实的，也从来没有把未经鉴定的史料或未经考订的史事就进行理论性探讨，更不会作出自己的论断或写入他撰著的史书内。这是他治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治学的一个优点，应该首先向读者介绍。　　玺纲同志所以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并不是他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而是由于他的勤奋和诚实。考据学的要求，是要在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寻求出符合于历史真相的结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就取决于研究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对玺纲同志说来，谈到勤奋，早已为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前，最初给人家抄写和做家庭教师，后来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从抗日战争起，他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做清代兵制的研究工作。解放后，党和人民重视他，让他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更加奋发有为，五十年代中，到各地办太平天国史的展览，调查太平天国的遗迹，还搜集、整理并编纂了太平天国的文献和资料，编成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部及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等二千多万字。他无论是抗日战争前后或解放后，阅读和写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他在北京居住前后三十年，只陪朋友的父新听过一次京戏，许多名胜古迹都没有去过，至今还没有游览过长城，日日夜夜，埋首斗室，出门不辨方向。我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勤奋的人，玺纲同志又是其中最突出的。谈到诚实，做考据工作，是一项机为谨严的任务。太平天国史辨伪考信，一般都涉及与革命有关的重大史实问题，必须忠实於所从事的职守，忠实於历史的客观真实实际。章炳麟曾讲到作为经师的条件有六，即审名实、重左证、守凡例、断情感、汰花词、戒妄牵，实际上这就是考据学的六条法则，要求做考据的人诚实的予以遵守。玺纲同志在考据学的方法论上的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越於这六条法则之上，这是人们所早已窥见得到的，无容详述。玺纲同志治学之始，就是从掌握一定的可靠史料出发，作为一种待证的假设，不允许凭空设想作为前提，也即反对捕风捉影不重证据的浮夸和虚伪学风。假定成立之后，又必须积累充分的证据并能经得起反证，才能成为定论，决不主观臆断。即万一遇有疏忽失检之处，也必须服从客观的真实史实，予以改正，只尊重学术上的严肃性，后来不考虑个人面子上的「尊严」。　　有一位同志在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就此题目的内容跟他商桷。他读到此文后，立即撰写了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一文，同时热情洋溢地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请编辑部在稿前加写按语，以他为「的」，在史学界的学术争呜中提倡一种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安徽史学於同年第四期把订误稿和信刊出。光明日报以在百家争呜中提倡一种好风气，文汇报以为百家争呜提倡一种好风气为题，立即表示赞同。文汇报评论说：「他对同他商桷的同志，不摆权威架子，平等待人，虚心求教。他提出以他为『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造一个百家争呜的好风气。他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不正是我们当今学术界所应该大力提倡的吗？如果学术界的同志都能如此，『百家争呜』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玺纲同志正是这样的一个尊重客观史实的诚实人，因而他的考证文章，一般都是谨严的，谨严依从於他治学的高度诚实。他善於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一切从史实出发，从研究问题提出假设到具备条件作出结论，容不得半点浮夸和虚假，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太平天国史事考等书，有关他早期的一些考证文章，便很容易看出他治学的这一重要特点。例如洪大全考是他最早的成功作品之一，解决了太平天国史上一椿大公案，后来经过专家们共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同意了他所作出的结论。到六十年代初，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还写了洪大全考补，其谨严与诚实态度，是一丝不苟的。　　玺纲同志在旧社会做研究工作只是十八年，解放后到今年作为一个段落来算，恰好是两倍於解放前的工作时间，这对於他的治学，是很幸运的获得了政治社会优越的客观条件，他在解放后，接受党的教育培养，又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以及思想改造，对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热情很认真，其研究工作也因之出现了一个飞跃。解放前，他受着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影响，做学问往往是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所作的考证，也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在分离的每个问题上即使正确，也只能说明那一个历史事件「是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为史料的辨误正讹来讲，虽然有其一定的价值，要是作为历史科学来讲，那时候他跟我一样，纯属无知。他在学习、运用马列主义以后，开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成就最大，成绩最多的，仍然要算考据方面的研究。不过他不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围在说明每一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一个「为什么」，即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这首先是他能充分重视有关历史发展规律上的重大问题，掌握一定的可靠的史料作为科学的假设，然后继续努力，充分占有史料，抓住典型史料，进行辩证的分析综合，作出符合於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结论。他在从旧史学改造到步入历史科学的过程，原是十分艰巨的。他以尊重科学的诚实态度，勇於否定自己。解放后，写了许多自我批评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到一九五六年秋，他写成七集论文集后，又严肃地检查了他那旧考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其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跋文中，用三万字的篇幅，以自己的旧考据为实例，作了自我批评。他从旧考据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了，同时也逐步跨入历史科学的大门而又逐步登堂入室了。还必须指出，玺纲同志在解放后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主要都是他的新作，其中也包括有改写、重写的上百万字的旧作。这充分表明他在学术上的巨大进步，也表明他那种破旧立新的巨大勇气。在许多部书的序言里，又都充满着自我批评的具体内容和深刻认识，他敢於把缺点甚至错误公开的宣布於读者面前，表明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忠诚的向学术负责，向读者负责。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第一百二十五页，下引「科学上的必要」一语，同）。这种诚实，反映出一位学者在学术上的有破有立、大破大立的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也正是「科学上的必要」。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年事虽然是越来越高了，却是屬劲倍增，著述益丰，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提出一些新的科学的假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运用辩证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定，对史实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得出了可资讨论或者初步可作定论的论断。例如他把太平天国前期领导层的「内讧」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在领导层内部的反映的高度来分析。又如对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地区土地问题，考明保护地主收租的只是那些给降将、匪帮和蜕化变质分子盘踞的那一部分地方，而保护农民的太平天国政府，则采取「着佃徵粮」进而颁发新土地证的政策，使农民得到所耕的土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了十分复杂的问题。他又探索性的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不独从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搜集到政治组织上较为丰富的论据，而且试围追溯其历史渊源和天地会类似政体的例证，是研究太平天国政体和天地会组织形式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赞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玺纲同志这些新论述，虽然还谈不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却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内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他是运用了新的考据学，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了批判审查，以服务于历史科学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他的论述，从来不讲空话，而是非有正面的充分证据和经得起各种反证的检验，一定不写文章，这仍然是「科学上的诚实」，在他本人看来，这种诚实，又正是「科学上的必要」。这里还要提及的，是近几年来，他把太平天国史研究项目以外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等，加以改写或重写，现已在陆续出版。而尤其值得在这里特别予以指出的，是他正确的解决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他以无可辨驳的充分证据，证明水浒传原本只七十回，主题思想为歌颂农民起义，是罗贯中于明朝初年所著。其宣扬投降主义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乃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所续加并盗改的。他这一研究，了结了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聚讼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复水浒传著者和原本的本来面目外，澄清了水浒传是非界线的混淆，而且对于研究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对于研究封建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发展，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理论意义，他这一巨大贡献，是值得我们加以称许的。上面说过，玺纲同志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他的水浒传研究，正是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而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研究态度最具代表性的完满体现。他所以取得这些新的成绩，主要是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改革政策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感召，激发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要在科学上攀登高峰，这又是政治上诚实的一种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诚实与科学上的诚实凝聚在一起，产生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这部太平天国史的写成和出版，决非偶然。毛主席曾经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又说：「科学家是老实人」。玺缨志老老实实做学问，为人也同样是老老实实的，老实即诚实，这是五十年来我对他的一个总的观察和分析，读者中同他有交情或有过接触是不少的，想对此会具有同感。我无法像司马迁一样，能用一两句话把一个人为人的特点逼真的描写出来，只能在这里举两个实例来反映其为人，会是具体一些。解放前，他和吴晗是知心朋友，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玺纲同志还在胡适家当过家庭教师、整理他父亲胡传的文稿。他们都很贫寒，两人在历史研究又都已渐露头角。恰适那时候由外国侵略者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给予个人作研究补助，其数目也很可观。胡适掌握这支配特权，他们本来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们都没有去领这种补助。胡适曾要把玺纲同志安排到这个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做文书工作，月领高薪，两年后还要送去美国留学，他也不肯去。他们宁愿搞点整理资料工作，或半工半读，或卖点稿子来维持生活，这就是旧社会贫寒书生的一种简朴的诚实。解放后，原来这种简朴的诚实，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自觉的诚实。上面已经提到他政治上诚实的一个事例，与此相关的，有如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间，他的社会活动较多，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有关活动仍坚持去参加，直到在小组会上、在大会场上晕倒了几次，经组织上加以劝止，医生多次警告，病重到不能去他才不去，尽职尽责如此，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由于他一贯具有诚实的优良品德，作风上也朴质无华。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强，而语言表达能力却非常之差；他写作上富于文采，而所写的字却很不好，根据这类情况，他自称是「书呆子」。我觉得他确乎具有专门埋头读书的书生气息，锐意于学，根本不想在语言与书法上下半点工夫，崇实去华，达到了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步。而他自己，处之泰然，毫不介意。他为人诚实，而研究工作，又陶冶了他这种性格并形成他的一些特殊作风和习惯。今天，读其书，论其人，写出了如上的一些看法。我这样写并不意味着他的为人与治学，是完满无缺的，只是相信他会一如既往，不断接受别人批评并不断加强自我批评，从而会不断前进。至于对罗玺纲同志其人其书的全面评价以及其为人与治学的关系——是否文如其人等问题的探讨，只有等待读者去作出客观的回答。　　谷霁光谨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于江西大学　　序三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和吴晗同志等史学工作者在北京组织一个史学研究会，玺纲同志参加我们这个会，从此过往甚密。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的家属回了广西，我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他搬到社会研究所宿舍来和我同住。吴晗同志也常来倾谈。玺纲计划中写的太平天国史预定在二十年后写成。我们主张他先写一本史纲，作为史学研究会主编的史学丛书第一部问世。我并建议他写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主要应该从社会经济入手分析。他很廉逊说他不懂社会经济学，要向我学习。于是他白天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晚上回来，把一些社会经济学的书读了，就伏案撰著，使人吃惊，不到三个月的晚上，竟把那部太平天国史纲写成了！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竟敢于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为农民革命，敢于在结论中宣称太平天国革命的业绩永远磨灭不了，太平天国所追求的公有制，人们始终在追求着。须知在解放前，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家外，中国学术界对于农民革命即使不目为叛逆，至多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称为「民变」，同玺纲这样站在人民立场来撰述太平天国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至于我们社会研究所历年所研究的成果，诸如关税、外债、厘金、货币等等，都给他以惊人的敏锐，扼要地采撷到他这部史纲来！吴晗同志在医院，看了他的文稿十分高兴，登时写了序言。我把书稿带到南京，设法送去商务印书馆印行，因急于赴英国，到伦敦后始得写序言寄回来。第二年春，书即出版。当时唯一书评刊物——书人杂志评为中国最新十部佳著之一，大公报誉为一部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把此书列在唐宋以来的私修史目录内并论说：「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以吾所知，惟罗玺纲之史纲著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明其因果演变之迹，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一]。直到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还评论说：「罗玺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围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二]。可是，胡适看了，竟大发雷霆，说「做书不可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三]。他反跟他不同的观点、立场斥为「时髦」，指为「毛病」。这可见玺纲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从他学考据，但是，不仅在政治上始终是泾渭分清，就是在学术思想上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不同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继续大规模入侵。我们的研究机关社会研究所从南京迁到长沙。玺纲于十月奔赴长沙，入社会研究所工作。第二年夏，我也从英国赶归赴国难。那时，社会研究所已从长沙迁广西阳朔。我到了阳朔，住在玺纲家。这年底，又迁昆明。一九四○年秋，再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在这样的动荡迁从中，研究工作都被打断了，而玺纲却于一九三八年在阳朔写成湘军兵志和捻军的运动战两书，一九四○年初在昆明写成绿营兵志一书，一九四二年在李庄镇又写成晚清兵志一书，包括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部分。今年在广西出版的金田，其上有一篇披荆斩棘治史争分夺秒著书对玺纲的报导，说他在抗日战争时，遇到空袭，总是抱着一只凳子，一捆稿子，在修改他的文稿。又说他住在昆明落索坡村，时值通货膨胀，碗里只有马铃薯伴米汤，家里连一张破桌椅都没有。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灰暗的菜子油灯下，就以破衣箱为桌，木头桩作凳，埋首写他的著作。他的被外国学者称道的绿营兵志，就有一半是在夜间坐在木头上写成的。这些都是我亲见的事，那时，玺纲多病，朋友笑他写「病夫」，一家六口，子女吃不饱，两个小的病了，夜间啼器，他晚上就是力挣病体在子女哭闹声中写他的文章，那位记者还没有报导到哩。人们看到玺纲这些轶事，不禁要问：「他是不是个连国破家亡都不知道的书呆子呢？」不！断不！他也同我们一班朋友一样，对国难当头，都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的。只是他从小养成了一种宠辱不惊，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性格，把颠沛流离，危急慌乱，视若无睹。他又想到自己是一介病夫，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就应该用笔来做他所能做的事。所以才能把情绪安定下来，潜心做他的研究工作。他在阳朔得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得到启发，就立即写了一部捻军的运动战，他在自序里说：「捻军所采取的运动战，居然能以弱制强，以劣势胜优势，我们研究其成功之道，又弥足以坚我们抗敌必胜的信念」。他就向读者表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表明他对抗日必胜的信念。他写晚清兵志，写到在高升轮上，被日舰威协，死抗不降的两营淮军无名英雄的凛然大节，写到黄海大战致远舰长邓世昌当舰毁弹尽不能再战的时候，率领全舰将士、猛冲敌舰，与敌偕亡的壮烈牺牲等等英烈事迹，都以满腔沸腾的热血，用可歌可舞的文笔，再三歌颂，要把甲午抗日英雄的英烈事迹作为一面战鼓来鼓舞人心。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支持玺纲从事太平天国史的工作。三十五年来，他作出了多方面卓绝的贡献，为今后研究太平天国史奠定了基础。今天，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太平天国史巨著，是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的。它将像一座太平天国革命史的大厦一样陈列在中外各　　序四　　一　　罗尔纲同志是太平天国史学的一位奠基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为国家和人民争来了光荣。现在他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付梓，谨以这篇献词，表示衷心的敬贺！　　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罗尔纲同志生于广西贵县。一九二五年他就读於上海浦东中学，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同年因病回家乡贵县，参加了微熹青年社的进步外围组织。一九二六年他考取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被国民党查封后，他转入上海中国公学，以列在全校成绩最优异五名内取得免费。一九三○年毕业，到校长胡适家工作，一九三四年，胡适要罗尔纲同志到他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做文书，月领优薪，两年后由该会送往美国留学。罗尔纲同志不肯去，却就了月薪微蒲、为人弃置不顾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的工作。人家都笑他「傻瓜」。可是，他直到今天，还在庆幸说：「没有当年的傻瓜，就没有今天的罗尔纲。」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争起，北大考古室的古物随北平沦陷。他奔赴长沙，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解放后，社会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九五四年，国务院把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罗尔纲同志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刻苦改造思想，全心全意尽力为人民服务。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报道他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勤奋学习和工作。　　二　　罗尔纲同志於一九三一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当时处境困难，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栽培他，人民支持他，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条件，使他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罗尔纲同志接受了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的任务，当时文物、文献空无所有。他在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下，用开荒牛的精神开始了艰苦创业。先是，他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举办南京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展览会起就着手做了这个工作。在这几年间，他亲到苏州、扬州、绍兴，和协助上海、无锡、杭州、合肥等地先后举办太平天国革命史展览，发动群众，进行广泛调查，于是太平天国文物、文献不断发现。一九五六年国庆日太平天国纪念馆成立。一九六一年，扩展成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特馆。经过十个春秋的努力，收集到太平天国典籍原刻本和照片四十二部，文书、文物、美术品的原件和照片一千多件[一]，陆续编辑了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文物、太平天国美术四大部文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千二百万字，太平天国参考资料四百万字，太平天国史料业编简辑六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部，吴煦档案的编辑，也是由他看了全部资料，定出编辑纲目和编选凡例，这些辛勤的劳动，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尔纲同志博学、精深、严谨、平实、坚毅、专注、辛勤，为繁荣发展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成为老一辈太平天国史学家的一位代表。他在全面掌握太平天国史料方面，直至今天人们仍难企及。对资料整理、辨伪求真、笺证注释、编辑出版等方面，他是一位集大成者。他先后写成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新军的游击性运动战、太平天国的理想国、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阳历日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业考甲集、太平天国史业考乙集、太平天国史业考丙集等专著，其著述之宏富，在海内外太平天国史学家中首屈一指。他的著作，构成了一个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体系，从而对鉴定文献真伪、史迹虚实和解释概念、制度得失、事故是非、人物褒贬等等，能够去伪存真，纲举目张，画龙点睛。他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太平天国史纲，就肯定和歌颂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更以大量的事实，论证太平天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为肯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肯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卓越成就，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今天，他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太平天国史，就是综合他五十四年来研究成果，以四十年的功力写成的，前后五易其稿，标志着他惊人的毅力和心血的结晶。　　三　　罗尔纲同志是个不肯向困难低头，不耻向人求教的人。在他进行研究工作当中，经常遇到他所不知的课题，他就向人求教，潜心学习，向困难进攻。他研究清代人口，要编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在计算技术上遇到困难，就向一个在他单位做临时计算工的同济大学学生求教。他研究天历，没有学过历法，就向以研究殷历法驰名的考古家董作宾求教。五十年代初，南京发现太平天国壁画，在他的脑子里，连避画两字都没有存在过，他就向国画家陈之佛、傅抱石求教。一九五六年，有同志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两种笔迹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经法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不是同一人的笔迹，这位同志在刊物上据此发表文章，作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断案，在史学界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那里，罗尔纲同志在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丁云青是个考古学和书法专家。他也认为两种文件笔迹不相同，劝罗尔纲同志把笔迹对勘工作放弃去。罗尔纲同志却认为多年来细看这两种文件的笔迹神韵完全一致，自己并没有错，但神韵是抽象的，怎能使人信服呢？后来他回到北京，经冬历夏，苦思得不到办法解决。有一夜，他忽然想起，何不如把那两种文件的笔画拆开来对照看看。这样一拆，同是一人的笔迹就具体地显现出来了！他急把那些对照片子寄到南京去南向丁云青求教。丁云青看了，笑对同志们说：「罗先生做对了，他用的正是书家八法，他却不知道书家八法。」丁云青回信给罗尔纲同志，教他阅读宋、明、清书法专家的著作。后来罗尔纲同志学懂了书家八法，就用八法理论写成一篇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证实确为一人的笔迹。取得了书家专家和史学界的同意，解决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问题。罗尔纲同志潜研的结果往往使曾经指教过他的专家学者感到由衷的佩服。他向董作宾学习历法，其后在某一点上，两人有不同的论证，在刊物上发表争论达两年之久，后来董作宾承认了罗尔纲同志的判断，用甲骨文写了一副对联亲送来向罗尔纲同志道贺。那时是抗日战争期间，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罗尔纲同志在社会研究所工作，两所都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分住两个村，相距几里路。董作宾已经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考古专家，罗尔纲同志还是后辈。董作宾的甲文对联是不肯轻易送人的，竟跑了几里山路亲自送到罗尔纲同志住的集体宿舍来，满面笑容地当众向罗尔纲同志道贺说：「你对了，我写副对联来向您道贺！」从这些故事，具见罗尔纲同志不肯向困难低头，不耻向人求教，从不知学到知，从知之不多学到知之甚多的毅力，也可见老一代专家舍已从人，探索真理，服从真理的风度。　　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受到了五四时代怀疑精神的影响。他做学问最善於独立思考。他於三十年代初，提出太平天国无「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的论证，立即遭到反对，直到五十年代中还遭人激烈反对。可是，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周天爵原奏，竟全部证实了他的考证。他提出李秀成是学蜀汉大将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一九六四年遭到大批判。当时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报告曾家相传都说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事。至一九七七年，俞大缜又亲笔写曾国藩家这个口碑告知他，事实证明了他的考证。他近几年从洪秀全「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微言中阐发大义，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对於深入研究太平天国的政权问题，无疑是一个学术创见和突破。他从诗经的几句诗中引出缜密考释，又与海内孤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原本对勘，考证出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原本七十回，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名著。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后三十回受招安、征辽、平方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明朝中叶人盗加并对原著七十回加以盗改的。这一研究上的巨大成就，对于分清是非和学术上回答四百年来水浒传作者和原本两大问题的悬案，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最足以看出罗尔纲同志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研究科学的卓越才能。　　正因为罗尔纲同志治学具有这些品质，他做什么工作，就对什么工作取得成就。所以不但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他初离开学校时，给人家编纂蒲松龄全集、参加桓世姻缘传的考证，二十多年后，一位东欧专家还到南京来向他请教蒲松龄问题。他青年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担任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所撰藝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和专著金石萃编校补四卷，使北京大学考古室多年塵封已满的一万八百多份精良拓本的珍贵价值为世所共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了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分为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部分）等专著。其已出版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两书，日本、美国等国家学者给以高度的评价。美国的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是「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的著作，并称罗尔纲同志为「中国军事历史家」。　　四　　罗尔纲同志是一位正直、谦逊、善良、忠厚、富情感、重友谊的学者。他艰苦创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却坚决辞谢馆长的名位。他回了北京。可是，当江苏省委要他回南京把纪念馆扩充为历史博物馆的时侯，那时他已经在做改写清代兵志的工作，每天又到北京医院做各种治疗，他闻命即行，回到南京去工作。到了一九六四年，他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基础打好了，才回北京来。他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坚辞所有出版物上主编的署名，只在每本书上作一篇序言以示负责。给他的稿酬，他全部送馆里作福利费。馆里只好代存在银行里。一九六四年他回京后，馆里把存款汇来，他又立即从银行退回。他直到今天，一直在协助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他回到南京去，又日日夜夜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编纂，与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从八百万字增编为一千二百万字，便是在这一年内编成的。一九七七年夏南京每单位要选劳动模范。在推举会上，一些年青同志要选他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劳动模范。有一位同志笑说：「罗老是科学院人员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不计较名利，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研究事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罗尔纲同志的学者风度，深深印在同志们心中。　　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就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五十年代末，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医生曾建义他作长期休养。可是，他藐视疾病，竖决与疾病作斗争，只要不是倒在床上，就在继续工作。他珍惜时间过於生命，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水休假，长年布衣淡食，一双旧鞋，穿到鞋跟都烂掉了，还不肯丢去。罗尔纲同志克勤克俭，一至於此。但是，他在百忙中，却担任广西史学会顾问，北京、南京、广西三省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大力支持和扶植各地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和书刊出版物，亲切关怀和指道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研究，毫不吝异地贡献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完全撤底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我曾在广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二十五年，早已拜读罗尔纲同志的许多著作和敬仰他的治学精神。我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后，在学术和工作方面得到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甚多。有一段时间，我在各地报刊上，接连发表了数十篇文章，罗尔纲同志看见后，坦率地提醒我说，文章写多了，就不可能深入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看了我的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等几篇文章后，认为是下了一些功夫了，便进而指道我写专著。当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我和鄒身城同志的论文集天国史事释论时，他欣然答应我们的要求，马上放下手头赶做的工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当我正为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矛盾而苦恼时，他又向我介绍了一些老一辈做领导工作和做学问的经验，鼓励我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罗尔纲同志在北京，我在南疆，云山远隔，但罗尔纲同志仿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经常指导我撰写论文，以及提供资料，修改习作，传授学风，……在工作中，对我们的学会活动、学术会义和编辑出版工作等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他曾经在短短的时间中给我写了几十封信。见面时又促膝纵谈，从学术研究以至他的生平和见闻，使我听行津津有味，不肯告辞，有时直到天亮。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都是这样在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下进步成长的。现在承罗尔纲同志的邀约，要我作序，深感不能胜任。只是恭敬不如从命，就把写序作为学习和自勉的一种努力吧！罗尔纲同志已八十四岁高龄了。但他总觉得手头的事还没有做完，或者已的学问还有的要不断补充修改，越来越忙，老当益壮，仍然日以继夜奋笔疾书。在崎岖的小路上继续不断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罗尔纲同志治学和为人的献身精神，将同他的学术贡献一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邢凤麟　　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于深圳市博物馆　　自序　　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一]，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份。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份，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颐的史事[一]，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二]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網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刘知几所论「原隐必该，洪织靡失」[三]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所论「类即事有迁从，而寻求便易」[一]，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二]。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傅，于项傅则云事具高纪」[三]。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傅名篇，动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四]。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太平天国史的打算。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一九四四年，前广西通志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陈寿三国志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份，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於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傅体写的[一]，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还没有做过研究。　　史稿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五月再版。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许立君同志。他对我说，他过去认为纪传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到他写武训批判时，要找宋景诗事绩，翻了许多部中国近代史书都找不到，后来在我那部史的会党起义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纪传体也还是有用的。许立君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句话出自他的亲身体会，使我吃了一惊。　　在史稿出版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到各地去协助举办太平天国纪念展览，调查太平天国遗迹，搜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等等，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们，了解到其中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曾在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视我那部史稿，然后才开始对纪传体裁进行探索。　　三　　当我写史稿时，我是否定纪传体的。到这时侯，我已经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道，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但是，怎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一]，「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二]呢？却还在艰苦探索中。　　我从我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纪传体的评论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优缺点。到一九五四年春，中华书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时，如何去改变纪传体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针对着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去探索，认为可用「叙论」的体裁，写一卷综合的论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因此，我写了卷叙论，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封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等，作综合的论述，使读者开卷即对太平天国史大纲要领，整然在目，得到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一次改变。只因考虑到这种传了两千年的史书体裁，一旦改变，加上一卷叙论，恐怕会犯书蛇添足的错误，所以临发排时抽了出来，没有刊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华书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气，把那篇叙论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叙论、本纪、表、志、列传五部份组合而成。我在重印题记里，对这个改变，特地请求读者教正。　　史稿增订本，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我送请范文澜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给我，对我这一种加叙论来改变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缺点的作法，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可以不朽矣」。范文澜同志的鼓励，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进一步的探索。随着不断的学习，使我对纪传体缺点的认识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一九五八年夏我开始撰写本书时，认识到本纪的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出封建君主制的统摄万方、纲纪后代的特徵，具有浓重的封建性[一]。我又认识到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偏於记述人物，突出了个人，就会掩蔽人民群众，使读者发生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觉，在全书各部份的比重上，必须大改变。　　我对这两个问题苦思了经年，想不到下手处。有一天，分别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过南京，来家匆匆一见，我把我的困难告他。他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紧铃人，就要从洪秀全下手去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绩移入列传，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对封建性清除了吗？但再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本世纪帝王统制万方，宣扬封建主义，但其中却包含国家大事的内容，取消了本纪，国家大事从何而见呢？刘知几论本纪说：「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顯国统」[二]，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时间，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的称谓，称为「纪年」[一]。这样，取消了本纪，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部份，表、志只居於从属的地位。现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份组成，列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份，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经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得到朋友指点，一旦解决了。这是我第二次对纪传体的改变。这次改变，可说是对纪传体性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着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书还在叙论开头特立开宗明义的说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来阐明这个直理。　　到一九七七年秋，对这种体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纪编年用的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春秋的体例，案日纪事，不具首尾，不相联属，绝无组识，读起来实是一堆「断爛朝报」[二]，或有类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帐薄」[一]，不易记忆。应改用纲目体，将流水帐似的记事，综合为几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做目。纲目体也是编年体的一种，虽然仍受以年纪事的原则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围内，却得对史事进行有组识的叙述，使大事易明易记。我又考明「列传」本是和「本」对称的，「天子称本纪」[二]，而「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三]。现在既取消了「本纪」，把秀全、洪天贵归入「列传」内记叙，「列传」的函义已从「叙列人臣事迹」，变而为记叙人物，则「列传」名称也应该改，所以把「列传」改为「传」。这是我对传体所作的第三次改变。　　我对传体这三次改变，是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七年经过长期探索进行的，并且是连改连用，连用连改的。它用「叙论」概括全书，用「纪年」记大事，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传」记人物。「叙论」用综合概括的体裁。「纪年」用纲目体裁。「表」用表格体裁。「志」用专题研究体裁。「传」用传记文学体裁。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　　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绩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大事。　　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份，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於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份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份，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从上面三点不同总起来看，现在改变而成的体裁，与纪传体具有不同的性实。这个体裁，五部份各有不同的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识，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结合而成为一整体，应该定名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应用这种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谕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的史书往往陷於有骨无肉乾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的。我长期探索改变纪传体取得来这个史书体裁，多年来未能认识，并且还错误地仍称为纪传体，认为不能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的史书任务[一]。直到去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史书体裁[二]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但对纪传体形式上可以这样说，实质上是以本纪、列传为主体，却不能这样说，名为纪传体，才是名实相符。现在，我们「本纪」取消，改为「纪年」，将洪秀全、洪天贵事绩移归「传」内，又增加了「叙论」，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成为一种史书新体裁，才能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对瞿林东同志的提法虽有这点分歧，但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誌明所自，并此致谢！由於这是一种个人从探索得来的初次试用的体裁，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所以详述於上，以求指教。　　四　　历史科学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青年时，受资产阶级教育，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大毒，错误地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解放后，经过改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实践时还是不懂得怎样去达到目的的。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范文澜同志看了史稿增订本后，写信叫我「可补一叛人传，列其逆迹，使革命叛徒无所隐匿，在忠奸对比下，此辈奸人将永远遭到蔑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我从此才懂得如何从叙一事、立一传的具体安排上去贯撤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并扩大了视野，增进了认识，使本书对旧著史稿换了面目。我今天对范文澜同志的教导，道不尽的感激！　　中国古代就有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就是把春秋作为斗争的武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清代史家王鸣盛很推崇范晔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固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一]的紧抓历史作为教育工具的作法。本书在妇女传里面，不给那个称为天父第六杨宣娇和曾做东王杨秀内薄书后来逃走的传善祥立传，而给那两个可以代表千千妇女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无限信心与深挚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国失改之后，把结婚证书和爱人奖功执照密藏在尼姑庵的墙壁内以等待爱人胜利归来的柴大妹、祝大妹立传，以及给那些有一节一行可以风示后来的人物如蒋老水手、陕北老翁等立传，便是采自前人可取的作法。　　史以纪实，撰史须要有丰富的史料，文献无徵，就不可能撰述。从前陈寿撰三国志，魏书、吴书因有魏、吴两国官修史，据以勒成删定，内容称充实，而蜀汉无官修史，陈寿虽蜀汉人，父为马谡参军，本人又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所撰蜀书，竟不能不简略缺失。史料对史书的限制如此。而寿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文献被中外反革命毁灭殆尽，我们在百年后撰太平天国史，其困难何止千百倍於陈寿的撰蜀书。所以令天写成这部太平天国史，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陆续发现，庶有以增补而已。　　本书於一九五八年夏开始撰述，连它的雛形太平天国史稿於一九四四年撰述合计，历时四十一年，时间不为不长了，而几经修改，总是感到不满，现在要拿去付排了，心情十分沉重。从前程颐不出易传，说是身后之书。愿炎武自述所音学五书纂辑三十多年，共改了五次，新手抄了三次[一]，是「一生独得」的著作[二]，已经成了，而只经他的学生张弨的改正，就「约有一二百处」，使他不愿刷印[一]，而感欢到「著书之难而成之不易如此」[二]。著者今天方在初学马克思主义，还远远谈不到掌握阶级斗争的观点，连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记叙包罗万象，复杂多端的历史，其中工作之难，成之不易，更何待说。其中问题每每需要长期的钻研，例如洪大全问题於献俘的时候即起争论，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发现档案才能作最后的定案。又如当年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国侵略者对正军师杨秀清执掌太平天国政权指为「专擅」、「僭取」，直到最近才考出这原来是太平天国的政体——军师负责制。一部太平天国史，诸如此类问题，安得一一发现，一一解决，更安得一一解决而无误，沉重之感，曷其有已！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里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三]。　　今天重温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箴言，对科学研究的艰巨性的认识，弥感新切，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鞭策。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我竭诚地垦求读者对我这一束荒无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纰缪，大力帮助我前进！现在要把这部稿送去付印了，使我想到青壮年时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挣扎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往事，感慨万千。到新中国成立后，党教育我，栽培我，给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以最适合的环境和最好的条件，使我得尽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党给我的恩德，是终生感戴不尽的。三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与关注，我的研究得到同志们的指教与启发，这部拙著汲收了许多单位和专家的调查研究成果，都使我永誌不忘，今天在这里，一并致其感激的谢忱！　　一九八五年国庆昌罗尔纲谨誌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凡例　　一、本书以太平天国纪元纪年。太平天国纪元起辛开元年，目前考出至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留在陕西军队在保安县牺牲止，前后共十九年（一八五一——一八六九年）。至於在太平天国纪元前后的记事，或用干支纪年，或用公元纪年，或用清朝纪元纪年，则据具体情况而定。　　二、本书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颁行天历之日起，至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止，一律以天历纪日，夹注夏历或阳历以资对照。在此前后，则用夏历纪日。在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后，凡单书纪日的地方，都加夏历二字，以免与上文天历纪日相混。　　三、本书各表造成於一九六三年，即对当时史料，勾稽亦有遗漏，二十年来又有了不少新史料发现，本定一一补入。但逐条插入已成的表中甚为困难，偶一检查未周，辄致错乱或重复。因此，经再三考虑，为免表中有错乱重复情况，故决定俟将来将新史料另告补表单独刊出。　　四、本书传分为四辑。凡记叙一人或两人合传的归壹辑。此辑人物事迹最繁赜，时间包括全部太平天国史的起讫，要求线索分明，条理不乱，安排不易，主要以史事来处理。例如太平天国后期，以洪仁玕任军师，为朝纲领袖，故后期人物首列洪仁玕。至於永安封王时明定冯云山由杨秀清领导，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实始自洪秀全、冯云山，而建国规模与纲领制度也都由洪秀全、冯云山手创，故先冯而后杨，此则根据具体的情况而作出不同的处理。凡记叙同一类性质的人物，如妇女传牌尾传等则归贰辑。凡记叙全党起义和各族起义人物则归叁辑。凡叛徒、奸宄都归肆辑。　　五、本书处理人物，严於革命与反革命，忠贞与叛徒的分别。凡叛徒列入叛徒传或叛徒表，凡奸宄列入奸宄传或奸宄表。但因资料残缺，稽考难周，其有误把叛徒、奸宄列入正面人物传、表内的，敬请读者教正！　　六、凡太平天国改字，如太平天国的国作「国」，如干支改「丑」为「好」，改「卯」为「荣」，改「亥」为「开」等，本书凡写太平天国国号及记载天历时都照写。至於其他改字，惟在引用原文时始照写。又时人记载太平天国顺字缺一笔作顺，但查文献作顺的少见，故本书记载人名，一律作顺不作顺。　　七、凡太平天国特别称谓，如称上帝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自称天朝等，本书根据具体情况应照写的都照写。　　八、凡太平天国人物，因避讳而改名字中的一字的，本书都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有记载上虽记明改名，而查本人文书仍用原名的，则写原名，例如李开芳不作李来芳；有原名较改名通用的，也写原名，例如曾天养不作曾添养；有改名较原名为众所知的，则写改名，例如秦日纲不作秦日昌；有原名、改名同见於记载的，则写原名，例如曾立昌不作曾立瑲；有仅在本传中记有原名的，则写改名，例如盧贤拔不作盧贤达；有已改名，而后来诏旨恢复原名的，则写原名，例如李俊昌不作李俊良等等。至於名字两字全改的，早都写改名，不写原名，例如黄再与不作黄天申。　　九、凡太平天国改称的地名都照改称，如桂平县鹏隘山，太平天国改称平在山（或省称平山），本书照改称作平在山，不作鹏隘山。　　十、本书所据记载和调查资料所记里数均为华里，故本书所述里数也为华里。又文献、资料藏处常有改变。本书所记藏处，除确知今已转移於何处者外，所记都是撰写时所知的藏处。　　十一、本书守去伪存真之教，故在叙述各卷之前，先致力於史料、史事的考信、辨伪。凡各卷有关考据问题，除简短的附於卷后「本传考证」外，其长篇考据另编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阳历日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业考甲集、乙集、丙集等十部考证集内。　　十二、本书守阙之戒，以免强不知为知，陷於错误。　　十三、依据真实的史料，才有信史可说。故凡遇有可疑的史料，宁对该项史事付之阙如，而不采用。　　十四、历史上农民起义常有伪降的事，太平天国也如此。伪降固然是与真降不同，但仍然是必须批判的。本书遇有此类事件，据事直书，而特揭其本旨於此。　　十五、凡两人或数人主要事迹相同的则合传，如洪仁发、洪仁达干的都是祸国害民的勾当，故两人合传。凡合传，标题姓名都接连写。凡附传附於正传之后，姓名除标於正传之下外，不再标名。凡一卷数传，不论正传或附传，各传之间，都空两行，以清眉目。　　十六、凡推算年岁，都照当时习惯出生之年即为一岁计算，以符前人的年岁。　　十七、本书因受资料所限，许多传都不得不写得很简略。其中主要领导人物如正军师东王杨秀清也只能根据勾稽出来的极有限的史料去写出极简略的传。甚至如陕甘回民起义军领导人物目前还搜集不到给他们立传的史料。　　十八、凡叙述各地会党起义，各族人民起义都以起义时间先后为次序，如厦门小刀会起义先於上海小刀会起义，则先叙厦门小刀会起义，次叙上海小刀会起义。　　十九、凡引用太平天国人物的亲笔自述，例如干王洪仁玕自述。则称自述，例如干王洪仁玕自述。凡系清朝书吏所记录的口述，则称供，例如李沿扬供。　　二十、凡引用清朝统治者及地主阶级分子写的资料，读者一望而知为反革命资料，除在此指出外，其中狂吠太平天国为「贼」为「匪」的地方都不改。　　二十一、凡引用清朝统治者及地主阶级编印的资料，为读者覆查起见，一律照写原书名。　　二十二、凡引文中的原注，都加原注两字，以别於著者所加的注。如上帝教志朝晚敬拜条引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文。　　二十三、凡引文确有遗漏的，著者所加的字者加[]符号为记，以供读者審定。如上帝教志引有才礼拜奏章於年月上补加「天王」两字。　　二十四、凡采用机关或同志们的调查、研究纂辑於本书内的，都郑重声明，使读者知其所自。如江苏金溧戴王府的太平天国建筑戏曲画，江苏溧阳戴埠镇的太平天国锣鼓曲都是。　　二十五、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说：「或得於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耻之也」！著者与有同感，故本书凡据自他人研究成果，或为他人所先发现者，只要记意得到的，都加注明。　　二十六、凡引据他人著作，一律书姓名，不加称谓。惟叙述通讯讨论及共同研究的则按照当时彼此间的称谓，不在此例。　　二十七、凡读者曾指出拙者的缺漏或错误的，历时多年，今天已无从稽查，未能在书中注出，谨在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　　二十八、本书二十多年来，历经修改，都是随新史料的发现，或问题的研究随处修改，并非从头改起。故前后体例有不一，记述有分歧。最后定稿时，虽曾核阅一遍，而病眼昏花，难免遗漏，敬请读者指正！围书馆里，并将在千百年中为无数青年学生和学者所传诵。五十年前，我曾为玺纲的第一本著作写序，今天又为他完成最大的著作写序。此无他，这是青年时期的共同事业和志愿把我们的心紧密地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是老年时期仍然要为祖国为人民作一点贡献的愿望使我们互相鼓励，努力加鞭，共同前进！　　汤锡龙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于成都四川财经学院　　第一部份　　太平天国史卷一序论　　一　　开宗明义的说明　　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首先要向读者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这一大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太平天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的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社会冲突的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裹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组织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领导着人民群众把历史向前推进。但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　　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还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佣工、手艺劳动者、水手、陆路运输夫、矿工以及走江湖的人们等等[一]。翻开一部太平天国历史，就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首先，金田起义，就是人民群众发动起来。那时候，洪秀全在广西桂平、武宣、贵县、平南、藤县、象州、陆川、博白和广东信宜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裹面进行革命活动，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日聚日多，於是拜上帝会群众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金田、白沙、花洲、陆川、博白等地的农民群众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都围聚起来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就掀起金田起义。金田起义的群众，都是最贫苦的纯朴的农民，他们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　　在广西山区艰苦奋斗时期，都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同心同力同向前」[一]，冲破封锁，进到桂林。　　在向长沙进军途中，在广西全州蓑衣渡出不意遭到截击，水路都给敌人用木樁钉塞，冲不过去，受了挫折，不得不放弃从湘水直下长沙的作战计划，改走陆路。但是，自入永州境，人民群众就风起云涌地加入，实力得到补充，并且扩大，一到道州，势遂复振[二]。於是遂得重整旗鼓，向长沙挺进。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大事。关於这一次在湘南加入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计道州、江华、永明有二万人，郴州有二、三万人，茶陵州也有几千人，合共为五万多人[三]。要知道这一个人数对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重大，不可不先知道太平军在北出湖南前进攻桂林时的兵力。据清朝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太平军围攻桂林时约共五、六千人。邹鸣鹤的数字，是根据太平天国公开宣布和他所派的侦探的报告得来[一]，大体是可信的。而在湘南加入的人民群众就有五万多人，可是这次湘南人民群众的加入，对当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的重大。由於这一次湘南扩军，给其后东下长江，席卷江南，以至北伐、西征，在军事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撤长沙围后，西到益阳，得几千船户加入，水路运输得到船户群众大力支援，遂顺流而下，出洞庭湖，到岳州，下湖北，使革命形势得到飞跃的发展[二]。当时清朝湖北巡抚常大淳亲去岳州督办防堵，他沉大船载巨石塞了洞庭湖口之后，回到武昌来，就「侈然自得，以为片帆不能飞渡矣」。据他估计，他经营塞湖口，「经月尚未竣工」，太平军要打通湖口，「亦非竟月不可」，等到太平军到洞庭湖口的时候，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调兵作战。他却料想不到，太平军到洞庭湖口，几万人民群众一呼而起，大力帮助，「去沉船一日而通」，就唾手而克岳州，水陆长驱直下武昌[一]。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二]。这就是说，革命形势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太平军北出湖南后正是这样。汪士铎以狂呔革命的口吻记太平军从广西北出后事说：「过岭则首招道州、桂阳、郴州之奸民，至长沙则湘东之奸民皆从之，至武昌则湖北之奸民皆从之」[三]。到大军下江南时，就发展到五十万的革命队伍[四]。於是以人民群众无敌的力量，由「盐船水手数万人」「为前驱」[一]，在癸好三年正月初七日，从武昌水陆东下，展开闪电般的扫荡，十六日克九江，二十二日克安庆，二月初二日，直捣南京，围攻十日，就把当时世界上第一座大名城一举而攻下，在这里建立与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的首都天京。计从金田起义到这时候，还不过两年三个月，就建立了如此丰功伟业，这正是毛泽东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众之中」[二]。　　在北伐西征中，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的。其中如北方人民群众导引北伐军从洛河渡过天险的黄河，瓦解清军的防河战略，冒着生命的危险，偷过清军的封锁，到处踊跃供应粮食。南方人民群众献清朝官员犒师，到处截杀曾国藩求救的信使，使曾国藩坐困南昌，断绝消息等等，都是极可歌可舞的事迹。北伐西征就是倚靠人民群众这样的大力支持，才写下辉煌的史篇。　　在天京事变的时候，韦昌辉夺取大权，向革命发动疯狂的进攻。当时天京处在反革命恐怖统治中，太平天国政权，已经到了颠覆的边沿。这是一场决定革命舆反革命谁死谁活的大决斗。人民群众就奋然起来，「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把韦昌辉诛杀[一]，保卫了革命政权，保卫了太平天国。　　在石达开把太平天国的军队带跑，走上分裂路线之后，使太平天国陷到危殆的境地。据曾国藩的估计，在丁巳七年冬天，江南大营就有攻破天京的可能。到戊午八年六、七月间，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加穷蹙，曾国藩满以为天京就可以攻下[二]。可笑反革命的算盘打错了。当时人民群众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决定的作用。在江西方面，人民群众踊跃「蓄发助战」，「每战动盈数万人」[三]。在安徽方面，成十万人参军，增加了兵员，补充了实力[四]。　　於是取得了浦口之役和三河之役两次大胜利，使危殆的局面得以扭转，从而稳定了后半期的战局，就是由於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决定的。　　辛酉十一年夏，进军武昌之役，南路军得到湖北兴国、大冶、鄂城、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一带起义人民群众三十万加入军队[一]。这一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后来进军浙江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新生力量。这一年侍王李世贤从安徽向浙江进军，平定浙东，也是由於馀姚佃农十八局和诸暨莲蓬党等人民群众组织四起响应，争先攻城摧敌所取得的[二]。　　在反侵略方面，同样是由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决定。首先要指出，太平天国反侵略是发扬光大鸦片战争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的。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英国侵略者乘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向太平天国提出帮助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谈判。太平天国拒绝了它[三]。英国侵略者由於这件阴谋，见不得天日，他们在阴谋失败之后，就进行公开的挑衅，向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太平天国逐项驳斥，向英国侵略者宣告说：「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一]。在照会发出后，立即展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阻止了英国侵略者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凶狂企图，显示出中国人民无比强大的反侵略的力量。　　当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被倾覆了，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正在叫嚣什么「荡平」「僭伪」，什么「蔚成中兴之业」[二]的时候，在淮河地区的「蒙、亳之众」[三]，奋然起来，群集在遵王赖文光的旗下，霹雳一声，就以雷霆万钧的威力，进行「战无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复国於指日」[四]，使敌人军覆将死惊慑失措的英勇机智的战斗。　　到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一日，留在陕西保安县的英勇将士们在老岩窑壮烈牺牲后，太平天国的纪元告终了，但是，中国人民群众依然是坚持着伟大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太平天国开辟出的革命前进的路上，把历史赛跑的熊熊火炬移到一个新的接力的起点。　　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决定力量。所以那位为太平天国效劳的洋兄弟英国人呤唎（A.F.LindIey）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中，「人民的风起云涌」所创造的宏伟力量，至惊叹为[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论「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在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　　列位读者，请记取这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然后才请读本书。现在，先请看看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　　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　　震惊一世的太平天国革命，於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要明了金田起义前夜的情况，必须知道当时的和历史的背景。　　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进行侵略，并到处激起反抗的时代。封建的中国，在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中，开始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面。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刚刚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大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原来清初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入关后的战争，社会经济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到十七世纪末叶已经逐渐恢复起来。利用社会经济生活比较安定，地主阶级贪婪无厌地进行积累财富，於是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和商业与高利贷发达的现象。　　早在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有一个湖南郴州塾师曾静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的信里，就已经指出当时「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象[一]。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内阁学士方苞约计当时地主与自耕农所占田亩的比率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馀者绅衿商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翼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二]。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於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三]。到嘉庆、道光间，土地兼并更激烈，以金田村为例，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本村韦、谢两姓地主各占有约一百亩，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亩，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亩，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四]。地租一般是佃农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地主阶级还从政治上给佃农以压逼。有一块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地主阶级通过清统治者批准以立法手续建立的镇压佃农的石碑，制定五条镇压佃农的规条：第一条，凡佃农因缴不起苛重的田租，被迫喝卤汁、吃毒物、上吊自缢而死，地主则诬害为「意存吞吸（没）」、「坑陷业户」，规定将佃农「照依架命图赖，从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第二条，凡佃农因负债，其佃种的田被债主准折借款强夺去，或把收成强夺去，地主则诬害为「私将承种业户田亩盗卖、盗典」，或「擅将业户租稻归偿债欠」，把佃农治以「侵盗、侵吞之罪，仍押将租数完全，退田出庄」，剥夺了佃农的租种权。第三条，凡佃农遇到大荒年，在本乡活不下去，不得不全家离乡外出求食，地主则诬害为「拐去业户租籽，泥门脱逃」，「岩饬乡地保人根交」，把佃农追回，「照依拐骗，将稻作银，计赃科罪」。第四条，凡因地主指使佃农於旱年蓄水以灌己田，或大水年头放水淹及邻田等纠纷，引起地主与地主之间打官司的时候，地主则翻脸不认账，诬陷受佃农「播弄」，把佃农照依「唆讼」律例治罪。第五条，凡佃农交租，必须颗颗圆宝，不得有半粒泥土。否则地主就诬为「掺瘪拌土掗交」；佃农有时交不起全租，逼得拿出仅有的物件来作抵，就诬为「全以破物掗抵」；如果地主家是寡妇、幼子，地主更加诬为「更多藐玩」。一经呈控，官府就派出如虎如狼的差役前来勒迫佃农「退田」，「押逐出庄」，并且还要「照例枷杖示惩」。这五条规条，碑上声明，是据自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由两序论江总督制定的江南徵租规条来定的[一]。可见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期以来各地普遍的。地主压迫佃农的惨毒，叫人发指！　　商业和高利贷者也在雍正、乾隆年间趋於发达，当时的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广州都是有名的商业中心。乾隆时人钱维城指出当时「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入或数万金」。又说「今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二]。清高宗弘历论山西富户也说：「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三]。这就使得地主阶级利用商业和高利贷更加紧剥削农民，使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　　在地主阶级激烈的兼并和惨重的剥削下，地主阶级吸尽农民的血汗，拼命享乐。如北京米商祝氏，宛平商人查氏、盛氏，都甲第连云，画栋雕梁，至千馀间，园亭瓌丽，游十日未尽[四]。怀柔大地主郝氏，弘历曾驻跸其家。他招待弘历，「一日之餐，费至十馀万」[五]。当时南京供「富商大贾、荐绅达官」享乐的场所，园亭则「山楼水榭之胜甲於天下」，歌楼舞院则「乘华炫丽，十步相望」，笙歌「入云」，「夜以继昼」[一]。地主阶级过的是「席富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圆林亭沼倡优巧匠」[二]的淫逸靡烂生活。而被兼并被剥削的农民，却过着丰年啼饥寒，凶岁填沟壑的悲惨生活！这样，在十八世纪中叶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　　清代到乾隆初年，社会上发生了人口与田亩比例失调的大问题，反映这一个问题最显著的现象是米价腾贵。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清高宗弘历因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他经过「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乃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他接到覆奏后，曾采用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政策都无效。到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从因丝价昂贵，禁止出洋后，仍未见价平一事，才理解到「盖由於生齿日繁，物介不得不贵」[三]。再遇十年（一七七二年），他对米贵的原因，终於作出：「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的结论[四]。考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全国田亩七○八、一一四、二八八亩，人口一八三、六七八、二五九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八六亩[一]。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全国田亩七四一、四四九、五五○亩，人口二○八、○九五、七九六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五六亩[二]。据当时人洪亮吉计算，生人须有农田四亩，才能维持生活[三]。在乾隆初年，每人所得的平均亩数，已经不够维持那时候人口的生活，由於人多粮食不够供应，民以米价就腾贵起来。到清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全国田亩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人口三六一、七六一、四三一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二.一九亩[四]。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全国田亩因天灾冲塌、抛荒减为七四二、○○○、○○○亩，而人口又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口，每人平均亩数祇得一·八六亩[五]。人口与田亩的比例失调益甚，民生也越发艰难。在当日，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招收广大的制造工人，又没有新兴的大都市，以容纳大量的店员和运输工人，而移民殖边的政策，清政府不但不举行，反把东三省、蒙古、台湾都封锁起来，用严刑竣法禁止汉人前往垦种。我国劳动人民，从来以蔑视困难，艰苦奋斗，闻名全世的。自乾隆以后，山东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东三省和蒙古，福建、广东沿海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台湾，到道光年间，闽、粤人移居台湾的已有二百五十馀万[一]。他们宣泄了一部份人口，也给建设东北和台湾立了功勋。全国农民则大力培植新农作物。当时有两种新农作物玉蜀黍和甘薯，在明代隆庆、万历（一五六七——一六一九年）间传入福建，已经两百年，甘薯广东还有传种，玉蜀黍却只在福建一隅有栽种。到这时候，经过农民大力广为培栽，立即传播到全国去，在道光年间，玉蜀黍且成为山多田少的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主要粮食。贵州诗人郑珍玉蜀黍歌有句道：「只今弥望满山谷，长梢巨干平坡陀。……滇、黔山多不遍稻，此丰民乐否即瘥」[二]。他们的努力，给全国增加了大量粮食。但是，这些奋斗，只能解决一部份问题。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一]的生活。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叫他们为「棚民」，广东叫他们为「寮民」，当时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等省山区地方无不有这种垦山的人。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平在山[二]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李秀成一家，也是「种山」的贫农。天情道理书记东王杨秀清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困厄难堪」。李秀成自述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他们都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更多的人们，连可以垦种的山地都找不到，在家乡再活不下去了，只得喊出「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声[三]，冲向他州外县去，分投找寻生活的道路，为生存而斗争。清朝反动记载所说的什么「流氓」、「乞丐」、「盐枭」、「私铸」、「盗贼」等等，就是从他们而来的。马克思论当时中国，曾经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一]。在嘉庆、道光时代，成为社会大问题，沉重地打击着清朝的统治。　　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唆使各民族互相敌对和仇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同时，又十分凶暴贪残。时人容闳论太平天国革命原因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餽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二]。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布告痛斥清统治者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太平天国讨清布告说：「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又说「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全国人民受尽了压迫，只有起来推翻它。也正是这个政府，到嘉庆以后，却由于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三]，对全部国家机器，已到了无能推动，奄奄一息的地步。　　正在这个时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量输入鸦片。为保护鸦片贸易，并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武力订立南京条约，夺得五大商港的自由贸易权。鸦片战争的结果，腐蚀清朝的统治，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也惊醒了中国人民。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偿付赔款共二千一百万元。这笔赔款，都是用白银支付，使白银从中国外流。那时候，千百艘英国轮船载满鸦片开到中国来。以香港做中心，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为鸦片船巡回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黄埔（后移到珠江口的金星门）、汕头、厦门、泉州、福州、宁波、吴淞、天津、金州经常停泊着囤聚鸦片的叫做「浮动堡垒」的趸船。这些船舶—轮船、快艇和趸船，都是全副武装的，用武力强行走私。鸦片的输入，飞跃地增加。在鸦片战争前五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每年输入平均额为三四、七0二箱，到一八四七年，便增到四0、二五箱，一八四九年，更增到五三、0七五箱[一]。每年换取约在二、三千万元之间的白银[二]。这样，鸦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银泻洪似地外流，其结果，就造成中国银价高涨，钱价暴跌的大风暴。　　清代敝制，虽是银钱并用的双本位制度，而社会上却以用钱为主，如地丁钱粮的输纳，市面的交易，工资的支付，都以钱折银计算。银钱价值比例，法定是钱一千换银一两。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北京银钱市场银一两换钱将近二千文，外省各地银一两换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清政府钱粮徵收银两，以钱折银，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定价每两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二]，后一再增加到二千八、九百文[三]。所以当时完纳钱粮，「较之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常以两年之粮完一年之粮，较之乾隆、嘉庆（一七三六—一八二0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四]。这就是说，由于银贵钱贱使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加重了三倍。他们受不了「吏役四出，书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的诛求[五]，只得出买他们的土地，许多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都破了产。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0年至一八五0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一百九十六亩多[一]。于是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向着急剧方向发展，而抗粮抗租的斗争，就在各省蓬勃地开展起来[二]。在银贵钱贱风暴的打击下，广大雇农和都市雇庸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下降着。当时有人指出：「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三]。这一场银贵钱贱的大风暴横扫了全中国，地震般撼动了清朝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影响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四]，正是此时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急剧地惨重地遭到了失业。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货经两条大路，一路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广州经南风岭达湘潭。据容闳亲到湘潭调查，「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一]。两路运输、护商、旅店、商贩等业及依附为生的人数当不下百万。商业中心移到上海后，广东、湖南、江西骤增百万失业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产茶业，鸦片战争前，由陆路运至广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业就由厦门或福州出口，旧路上的依靠挑茶为生的运输工人也都失业了。东南沿海一带，原有许多本国商船往来各埠，自五口开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挤，「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二]。他们要求生活，就必须反抗旧秩序，腐朽的社会是经不住这个冲击的。　　随着五口的开放，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将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一八二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纱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达到六百二十一万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布是六十万码，一八四五年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国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仅次于英国。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国外市场[四]。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由於「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生计路绌」的萧条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与土布，弃置绝问津」的境地[二]。在厦门，洋布洋纱「充积於厦口」，「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带出产的土布，原来畅销台湾和东北地区，也因洋布的竞争而销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闽海关的官员就把这一情况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四]。这就破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把大批手工业工人，抛进了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清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就已经大声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时，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经过鸦片战争，清廷调兵遣将，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签订辱国丧权的条约。在人民方面，广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却立刻把英国侵略军包围起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三]。清朝的腐朽，彻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鸦片战争后在广州遣撤的壮勇，就进入当时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去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起义。　　与些同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了人祸和天灾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其中一八四九年，长江六省大水灾为百年所未见，估计直接受灾的当有三千万人[一]，尤为严重。一八五一年，黄河在江苏丰北三堡决口也很严重。今据道光东华录所记统计，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0年，只由疆吏奏报被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在内，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个州县[二]。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到处是「饥民遍野」[一]，「饿殍载道」[二]。饥民们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三前期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　　鸦片战争后一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六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村书塾中，创立发动革命的工具上帝教。第二年初夏，洪秀全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冯云山入广西进行革命活动。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组织了拜上帝会。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就在紫荆山区内的平在山建立拜上帝会的总机关。　　拜上帝会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四]，人人是「天生天养」[五]；「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一]人人都平等。凡拜上帝之后，「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二]，「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三]。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菩萨偶像，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四]，凡供奉阎罗妖和菩萨偶像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五]，都是「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六]。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宇菩萨，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七]，很巧妙地披着宗教外衣，从宗教信仰掀起宗教斗争，立即从宗教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　　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里面，迅速发展。他们「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一]。当时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夥），团练与团练一和（夥）各争自气，各逞自强」[二]，斗争越来越激烈。　　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0年）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与地主阶级团练展开武装斗争。十一月底，打败来攻的清军。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就在金田宣布起义，在长空上飘扬起「太平」的旗帜。　　金田方起义，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看出太平军有远大的理想，有坚强的组织，有昂扬的斗志，与天地会起义军迥然不同。他认为「诚腹心大患」[三]，决定集中全力先打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向荣是当时清朝第一员久经战阵的大将，特地调任广西提督来抗拒起义军的。清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两军在大湟江口牛排岭大战，太平军把清军打败，随即乘虚北出武宣县。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即天王位，正号太平天国，以本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立幼王，建军师，设百官，蓄发易服，号召四方。　　四月，太平军从武宣进到象州中坪。清军赶来堵御。太平军被阻不得北进，又缺盐粮，六月，折回紫荆山。时清廷改派亲信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到了广西，他定下封锁的战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内。太平军在多病伤，又缺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斗志，「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于八月十六夜，突围东走平南，粉碎了清军的封锁。向荣率军来追，在平南官村一败涂地，逃入平南城。太平军就向北急进，克服了永安州。清军四百围困，又企图把太平军困死在这个山城里面。清军的封锁是严密的，内久不通，困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二月时，连「斤两之火药」都没有了[一]。但无畏的太平军，于三月初三夜，终于打破包围，向东突围出，大败追兵，进围桂林。太平军从此好比「虎兕出于柙」，敌人再不可能把它封锁在山区内了。　　四月十五夜，撤桂林围，传檄全国，北出经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五月初二日，从全州乘船指向长沙。敌人先钉塞蓑衣渡口，船阻不得过，就焚烧船只辎重，从湘水东岸进永州。阻水，折而南，初九日，克道州。七月初七日，离道州东进，十四日，克郴州。道州、郴州一带群众加入的约五万人。太平军在湘南扩军休整，并广筹军资。　　八月，进军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十月二十七夜，撤长沙围，渡湘水西岸北进。当时在长沙城中抗拒太平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一]。清朝宰相、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畏葸无能，绿营军队的腐朽，骆秉章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了。　　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初九日，克武昌。太平军在武昌欢度新年。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初二日，进围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计自金田起义到这时候，祇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革命形势在飞跃地发展。　　在攻克南京后，建立首都问题摆在太平天国领导者的面前。这一个决定革命前途的决策，要他们立刻作出决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张建都河南的，在长沙北出时，已采取过要到常德经鄂北出河南的行动。只因到益阳忽得民船数千，才改作顺流而下。到这时候，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这一个主张，不论是在战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针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河南说：「河南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一]。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尤其如此。因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国之存在必待清朝灭亡后始可得人承认。清室存亡当视北京之能守与否为断」[二]。而太平天国要攻克北京，就必须先取河南，建立临时的首都。这样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敌人首都的大门口，隔着黄河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形势，然后用全力向北京进攻，大军渡河，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于不败之地，而根据当时双方形势判断，北京又是断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虑这问题时，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国拥有一万多艘船只，满载数不尽的辎重，进入了资源丰富，龙蟠虎踞，号称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国历史，知道南京「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一]。历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据的皇朝，结果没有不遭灭亡的。所以他不从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来看问题，而从革命的根本大计来着眼，提出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取河南建都的主张。可是，杨秀清却采取了老水手的建议，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国兴亡史上，铸成了大错。　　天京既建，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从扬州出发，命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经安徽、于五月攻下河南归德府。打算从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刘家口渡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到刘家口，敌人采防河战略，把渡船烧光，无船过渡。绕道到河南巩县，从洛河偷渡黄河。过黄河后，在怀庆府休整。七月，西入山西，打算从西面攻北京，被阻，折回河南，从武安突入直隶。九月，前锋迫近保定。又被阻，从深州乘虚而东，改从东面攻北京。时值天津地区大水，到达北京东南的静海，淹没道路，无法行进。清军立刻结集在杨村，以阻北进。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粮尽，退到阜城，再退守东光连镇，等候增兵。四月，天京援军到达山东，攻克临清州。李开芳带骑兵去迎接，到高唐州，知援军已溃败，乃入守高唐州，于是北伐军分为两地。林凤祥坚守连镇，到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正月，粮尽陷落。李开芳从高唐州退守冯官屯，也在这年四月给敌人用水淹陷。北伐军以孤军远征，纵横数省，迫近北京，奉命坚守，等候增兵，合取北京血战两年，全军覆败，壮烈牺牲。　　孤军北伐，是杨秀清在建都问题铸成大错之后，又一次大错误，杨秀清既定都南京，就应该用全力来先平定东南，然后北伐，还不失为中策，却孤军北伐，竟出下策。北伐军出发时祇二万二千五百人，到静海时，也不过四万人。由于兵力单薄，故四月出发，五月就过黄河，在怀庆府竟停留了三个月，不能北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西面进攻北京。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隶，前锋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东，改从东面进攻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实击虚、忽东忽西的战略，就是因为兵力太单薄的缘故。到静海后，清军以重兵结集杨村，就不能再前进了。也就由于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无法运输粮食。行军无粮食，必败之道。北伐军过临淮关后，就已经感到「粮料甚难」[一]。过黄河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热烈供应，维持了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没有大村庄供给，粮尽不得不退卻，以致于全军覆没。　　从中国战史看来，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议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捣北京的建议，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他动员兵力二十五万人，照他的计划平定了中原[一]。朱元璋的战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说的「致人不致于人」。在元末北方政权已呈解体的时候，朱元璋还不能直捣北京，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要用到二十五万人的大兵力。而杨秀清在清朝政令还统一，政权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况下，却要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还取北京，怎能免于败亡。　　林凤祥、李开芳是太平天国的开国英雄，两员最杰出的大将，从广西打到南京，都由他们打先锋，名城重镇都是他们先登。由他们领导的北伐军，是太平天国最基本、最精锐的军队。在建都天京后，这一支军队，应该用来做西征的主力。那么，湘潭之役，由他们去担任，就断不会全军覆败。而曾国藩先已在靖港溃败，投水自杀，被救起来躲在长沙南门外高峰寺，地主官僚纷纷向他攻击。他羞愤极了，又几次要自杀[二]。假如湘潭据点得巩固，刚刚组织起来的曾国藩湘军在内外夹攻、四面楚歌中一定会被消灭掉。当刘丽川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时，也不至于派不出军队去支援。杨秀清不这样做，却派他们去孤军北伐，全部丧亡，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李秀成说的天朝十误，其中第一、二、三条错误，就都是指孤军北伐说的，论为「误国之首」[一]。　　太平天国孤军北伐遭到覆败，但西征却取得辉煌的胜利。西征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从天京出发。八月，围南昌不下，撤兵出长江，分军为二：一路回安庆取庐州，一路入九江，取武昌。　　回安庆的军队，于这年十二月克复庐州，安徽归入版图的二十七州县。于是除旧布新，安徽人民热烈拥护，太平天国就在安徽得到了最巩固的政治和经漳的基础。　　西取武昌的军队，于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围武昌，分军进攻湖南。三月，到岳州，与曾国藩反革命湘军遭遇，一战把它打败，追到距长沙六十里的靖港，分一军趋湘潭，以困长沙。曾国藩派兵去救湘潭，自己亲带水陆军来攻靖港。靖港军迎头痛击，曾国藩军溃，投水自杀，部下把他救起，逃归长沙。而湘潭太平军由一个在军事上无能的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统率，三日三败，全军覆没。靖港军势孤，向岳州撤退。五月，再克武昌。　　湘潭覆没，是金田起义以来第一次大败，是使初组织起来的曾国藩湘军得到嚣张猖獗，于是连陷岳州、武昌，十月，遂直犯到九江、湖口。天王急命石达开前来指挥。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石达开用计在九江打垮湘军水师。曾国藩又投水自杀，党羽把他救起，逃走南昌。太平军乘胜西上，正月，克复汉阳，二月，三克武昌。　　这年九月，湘军水陆三路来犯武昌，天王再命石达开督师。时九江仍有湘军陆军围攻。十月，石达开从湖北通城进入江西，以攻敌所必救。江西八个府城，五十多个州县，都望风归附。当时在广东起义进入江西的天地会队伍也都加入，太平天国又增加了宏大的兵力。曾国藩困守南昌，正好似鳖在瓮中一样，果然先撤九江围军回救，接着又撤攻武昌东路军回救。于是嚣张猖獗盛极一时的曾国藩湘军水陆师，到这时候完全处在被动，太平天国掌握着主动权把敌人控制着。　　由于西征胜利，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就在江西抽调兵力回来，打垮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札在天京东门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一]，向荣溃逃丹阳，自缢而亡。　　当这时候，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人民争先归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二]。曾国藩反革命湘军所到地方「无土人为之向道，无米盐可供买办」[一]。人民痛恨清朝统治者，而欢欣鼓舞地拥护革命政权。三年西征的结果，已取得了东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从全国范围来说，自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革命飞跃地胜利发展，大大推动鼓舞全国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起义，反对清朝反动统治，革命怒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其中声势浩大的，计有：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黄德美领导小刀会（天地会支派）在福建海澄县起义。八月，刘丽川领导小刀会在上海起义。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五月，陈开领导三合会（天地会别名）在广东佛山起义。九月朱洪英等领导天地会克广西灌阳。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夏，张秀眉领导苗民在贵州台拱厅起义。秋，张洛行领导捻党在安徽毫州雉河集起义。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九月，杜文秀领导回民在云南大理起义。此外，声势较小的是数不尽的。他们与太平军有的取得了联系，有的遥相呼应，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鼎盛时期。　　四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为反对封建剥削者与封建压迫者，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进行革命战争，是史不绝书的。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是与在它以前的农民战争相同的。但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危险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如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那样担负起反封建的任务之外，而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光荣。还要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任务。　　太平天国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当中，颁布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根据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去进行革命。　　太平天国反封建是先以反满的姿态出现的，辛开元年和壬子二年间颁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道伐暴救民的起义檄文，便是以反满为号召的。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郡众的态度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一]。到了建都天京，就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从反满的民族革命大步跃进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一]。　　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根据新的原则，从新平分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前景。太平天国在宣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到了形势紧迫的地步，无法解决，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暂时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妖」的官僚和反抗革命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等的田产，一概没收。而在暂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是准许收租的，但有敢格规定，必须先让田登记（即报明田数、墟名、花户存案），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必须受限制，必须重新评定。金田起义，追求平等、平均二千年的中国农民起来了，他们当太平军前来解放的时候，就把地主的田契、收租簿、借卷，官府的粮册等等都烧光，不肯再受地主阶级剥削，向地主交租了。地主明知领凭后还是收不得租的，却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这是一般情况，只有在蜕化变质分子、投降的清朝将弁和钻入革命阵营的恶霸匪帮盘距的地方，地主才能收租。太平天国根据这个革命形势，掌握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先采取「着佃交粮」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措施，以保護农民对耕种的土地所有权，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天朝田亩的颁布和根据它的精神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效果，渗透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鼓舞了千千万万农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热情，在革命斗争中成为无限力量的源泉。因此，当太平军没有到来之前，农民们企望太平军来解放他们，都「有奚为我后之谈」[一]。闻太平军要来了，他们就欢天喜地踊跃起来响应[二]。到太平军来了，「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了解倒悬」[三]，给农民们解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他们有衣有食，感受到革命所给予的幸福，「之死靡他」，效忠於太平天国[一]。太平天国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个广大农民拥护革命、参加革命的事实上。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是从金田起义时就实行的。当时处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农民，看见太平天国施行这个「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制度，就都踊跃地奔集到义旗下来。到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总管全国公有财产，统筹军民生活。一切徵收缴获的金银钱粮，以及私人财产，商贾资本，都归圣库，不得个人私有。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也完全和官员士兵一样，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娃崽馆）、养老院（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当时外国人评论这一种制度为「共同生活的实现」[二]。有一个到天京访问的外国人，在他写的天京见闻录中也说：「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三]。这是太平天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它体现了这场伟大农民革命的空前深入，表现了革命农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在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下，又实行过手工业国营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了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的现象，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的生产，其性质已近於手工工厂，比手工业提高一步。诸匠营和百工衙在天京实行，是同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这样有组织地集中生产，对各项手工业采取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在那时是富有创造性的设施。　　天朝天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制的基层政权。规定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乡官。军帅统五个师帅，师帅统五个旅帅，旅帅统五个卒长，卒长统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管二十五家，卒长管一百家，旅帅管五百家，师帅管二千五百家，军帅管一万二千五百家。连军帅至两司马官员六百五十六家在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弄法二，典钱款二，典入二，典出二，都是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而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相当於村。在这里，设国库一，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废疾也由国库供给养；设礼拜堂一，每日教育儿童和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乡官由推举产生，凡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这个制度是中国近代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对巩固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妇女解放也有三项重要的规定：第一，是经济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第二，是社会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第三，废除封建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实行男女自主的婚姻。太平天国的妇女，在金田起义时，就编为女营，与男子并肓肩作战，「起义破关千百万，直到天京最英雄」[一]。他们「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二]。他们「勇健过於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三]。到天京后，他们当牌刀手（衝锋队），担任保卫天京的任务。守卫镇江的任务，大半也都由女军担当。癸好三年十一月，救扬州之役，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场恶战，步步为营，血战而前，直透重围，才把扬州全城军民救回天京，也调女军参加。太平天国女军，这样的勇敢无畏地走上战场，她们的英姿奋发，是曾经震动一世的。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颁布解放妇女缠足令。「一日万家缠足放」，扫除对中国妇女肢体将近千年的毒害，使被圈在深闺裹面的妇女得走向社会。当日天京妇女组织起来，有的做刺繡、织锦、收麦、割稻等生产工作，有的做运米、负煤等运输工作，有的做建造宫殿府衙的建筑工作，有的做开沟、濬濠、修筑营壘等军事工程。太平天国妇女，那样横刀怒马纵横战场，那样成千成万的行列参加各种生产，远远超过当时自夸为文明社会的欧、美妇女，即侵略者也不得不认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一]。太平天国对妇女所作出的这种业绩，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史绩之一。　　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上，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藝」，把中国建设成「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　　太平天国在文化战线上也展开战斗，在永安州时，就首先颁行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节气为造历原理的天历，在政治上否定封建皇朝的正朔，在科学上反对中国古来行使的阴阳混合历，并对今后世界历法改革上，具有现实的意义，表现了中国农民阶级敢於创造新生事物的志气。到建都天京时，又进行文体改革，提倡「纯以俗语」、「明白晓畅」的文体，「文以纪实」的文学，反对「古典之言」，浮文巧言的封建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方向，这也给后来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开了先河。　　在这里，还应该说说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关于鬼神的问题，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不鬼？」子路又问关于死后的问题，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二]？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三]。他认为迷信鬼神就是不智，就是愚。他生病，子路请祈祷，他问：「有诸？」子路答说：「有之。诔曰祷尔於上下神只。」他说：「丘之祷外矣」[四]，不肯。他积极地肯定人生，认为人应注意於现实生活，不应该注意於所谓「彼岸」。孔子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对中国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都起了很大的影响。洪物全熟读儒家书，洞悉中国历史，深知要创立上帝教，树立「独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权威，也就是要树立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就必须打倒孔子。早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他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就立即把书塾里的孔子牌位打倒。到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中旬，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就宣布孔子「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一]。在同进编的太平天日一书中，又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记洪秀全上天时，见天父上帝「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多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故事接着记述，上帝谴责孔子说：「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於朕乎？」天兄基督也谴责孔子说：「尔造也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尔纲案指洪秀全）亦被尔书教坏了！」多错的地方，就在於孔子不信鬼神（「致凡人不识朕」），就在於读书人都受了孔子的影响，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至圣」，而不是所谓「合真道」的地方（即洪秀全在幼学诗中所宣传的封建倫常道德）。洪秀全为什么要反孔，为什么要焚烧儒家书，太平天日已尼明白地宣布了出来。这个故事，最后记上帝审判孔子后，命天使捆绑他，鞭撻他。孔子跪下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撻，永不准他下凡。在当时，拜上帝会所宣传的上帝，正是争取解放的革命农民的化身。这个故事，宣传上帝对孔子的审判和鞭撻，就是革命农民对这种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地主阶段用来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的孔子学说，对这一座给封建统治奉为「至圣」的孔子偶像的批判和声讨，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起着动员群众参加革命、鼓舞革命斗志的巨大作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八月，克服湖南郴州，就焚烧孔庙，毁孔子木主，把庙中排列的孔子门徒「十哲」的牌位画都扫除。凡克服的地方，孔庙有像的捣毁像，立木主的捣毁木主，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至圣」踏在地下。孔庙有的改为军火貯藏所，有的改为马廐。南京孔庙改为宰夫衙（管理屠宰牲畜单位）。在急行军中经过的州县，则采取紧急措施，把烧孔庙与开监狱、毁衙门同时进行。除烧孔庙外，又焚烧儒家书。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尊孔读经，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以维持它的统治。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时，就鞭撻孔子像，把儒家书丢到粪坑里去，反革命分子咒诅洪秀全为秦始皇[一]。到建都天京后，立刻更采取严厉的措施，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反革命的书），「画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在法律上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搜到孔、孟书就焚烧。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记天京焚烧孔、孟书的情况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画日烧」[二]。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记道：「孔、孟於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尔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一]。太平天国掀起了一场群众性反孔大运动。正当天京反孔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东王杨秀清出来阻止。他假托天父下凡宣布：「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二]。洪秀全不处不服从，把焚烧儒家书改为删改。这些删改过的四书、五经於癸好三年间曾一度印过。但洪秀全深知儒家书与他的上帝教是牴触的，不论如何删改，都是改不了的，不愿给士子阅读，而他受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既没有能力对儒家书进行批判，更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学说取而代之，只好在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颁布的士阶级条例里作了「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的声明，以缓和士子的反抗。总之，洪秀全反孔的主观意图，本来是为的是要通过树立「独一真神」上帝的天上权威，来树立他自己这个称为上帝之子下凡「作主救人」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并非为反封建起见。但是，其客观效果，却收到了直使曾国藩驚呼嚎叫：「举中国数千年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盖，此豈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年痛哭于九原」[一]的地步，把封建社会的「至圣」孔子这尊偶像打倒了。　　总之，太平天国革命，颁布了它的反封建的纲领，建立了它的新制度，施行了它的新政策，对「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二]进行了革命的扫盪，猛烈地击破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摇动了它的基础。太平天国所提出革命纲领、制度和思想，也成为后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　　太平天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曾明确地提出；世界各国之间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分割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三]。这说明儘管由於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使太平天国领导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还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但他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互通有无等革命原则却是十分鲜明的。太平天国依据这些原则，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并以如不承认就要动起干戈相威胁。太平天国坚决拒绝接受外国侵略者强加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斥侵略者贩卖鸦片的罪行，并告诫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向他们庄严宣布对外政策：「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一]。太平天国对於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艦，立即开炮射击，对於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太平天国这一坚定的对外政策，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严的革命精神。　　在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冬天，英国侵略者在清政府方面已经取得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预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之前，还用利诱、威协的手段，要挟太平天国答应与它平分中国，帮助打倒清朝，否则采取行动。太平天国赫然震怒，立即进军上海，传檄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捕火，自取灭亡」[二]！　　太平天国对外国的关系，是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天国一定要收复上海，而外国侵略者竟敢抗拒太平天国收复上海，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太平天国就丝毫不动摇地采取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场合所唯一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的办法向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攻击。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反侵略的决策。　　在反侵略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受到了太平天国军队的重大打击。李秀成自述原稿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鸿章报告清政府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敢出击贼」[一]。左宗棠复曾国藩信说：「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麕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面去之，真情毕露」[二]。当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把外国侵略者打得一败再败，以至於战则即败，不敢见仗，显示出中国人民无比坚强的反侵略的力量，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辉煌的业绩。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就如此英勇无畏地担负起他们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在革命进行中，颁布了他们的纲领和政策，坚持着他们的纲领和政策，与中外敌人战斗到底。　　五太平天国兴亡的分水岭—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革命，从飞跃的胜利发展，变为衰败的辅捩点，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的天京事变。　　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里面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农民领袖之间的内部矛盾，另一类是农民领袖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阶级異已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是属於农民的内部矛盾，而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矛盾，则是农民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地主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就是当时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革命内产中的反映。天京事变，就是这两类矛盾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面发展的结果。　　隐藏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面的阶级異分子的代表是韦昌辉。韦昌辉家是个暴发户，有钱无势，为强宗豪右所疾视，常受欺凌，被排於当地的地主集团??猓蚨ㄏ蚋锩痘氚萆系刍幔渭恿斓技拧Ｋ幻嫖弊岸蕴焱醯闹野捅氨升}齪的逢迎，使洪秀全认为他是「爱兄之心诚」[一]，而取得信任。一面伪装圣杨秀清绝对服从、战战兢兢的恐懼和奴才一般的谄媚，使杨秀清更加「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二]，解除了对他的戒备。他又利用石达开、秦日纲、陈承瑢对杨秀清的積怒，暗中结夥共同图谋杨秀清。韦昌辉就是这样用阴柔奸险的手段藏藏躲躲地进行他的勾当。他打算杀了杨秀清，夺取玉平天国政权。在天京事变前一年，曾国藩的情报机关就已经预料到这场变乱不外就爆发。　　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要追溯到杨秀清在平在山假托天父下凡取得凌驾於洪秀全之上的时候。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建国采取军师负责制，擁戴洪秀全即天王位，为国家元首，臨朝不理政，封杨秀清为正军师，总理国务，实权由杨秀清执掌。但是，洪秀全的天王儘管徒存虚名，却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尊严。而杨秀清的正军师儘管执掌太平天国的实权，却还是臣，他朝见天王时，还要站在陛下，他所决定的政事，还要在形式上奏请天王取旨。这对於这个日益滋长着农民消极方面的狭隘性和私有性的缺点，而又受着封建思想深重影响的杨秀清说来，在建国初期，洪秀全的威信最高，他的威信未立，到建都天京以后情况不同了，他的威信日益上升，掩盖了洪秀全，他就不再肯居於洪秀生之下了，同时，又压不住对君主宝座的覬覦的欲望，最终便爆发了篡夺君位的斗争。由於杨秀清要篡夺君主宝座，他利用天父降托的权力，挟制了和打击了天王。他对领导核心除豫王胡以晄长期带兵出征不在天京外，所有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三个都打击遍了，他又把主持朝政的重要人物与国侯陈承瑢、衙国侯黄玉崑也都打击了。在杨秀清这种夺横霸道、唯我独尊的情况下，农民内部矛盾就掩盖了阶级矛盾。而在韦昌辉的伪装下，不但是把杨、韦矛盾看作农民领袖之间的矛盾，并且，把他看作为效忠於天王。这样，韦昌辉才得进行他的阴谋鬼计，阶级矛盾才得掩蔽在农民内部矛盾之中，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天京事变之所以错综、曲折、複雜，其原因就在於此。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在攻破威协天京安全驻扎在东门外孝陵卫的清朝江南大营取得大胜利后，杨秀清假托天下凡，强迫洪秀全答应他称万岁，天京事变的序幕揭开了。太平天国的政体虽然包涵有农民民主的一面，也保留有封建的另一面，承认了君位由天所授的君主制[一]。中国自东汉后，「万岁」为君主至尊专称，「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二]。天王洪秀全称万岁为君，正军师杨秀清称九千岁为臣[一]。杨秀清以臣迫君称万岁，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再从太平天国的伦常道德来论，作为儿童教育读本的幼学诗上，就以「君道」与「臣道」来教育儿童。以杨秀清名义颁布的太平救世歌也同样以「出仕事君，……臣道须存」教人。在那部为宣扬杨秀清忠君而颁行的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里，还特地把杨秀清向天王启奏说「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的话，向军民进行广泛的教育。农民对君权的观念，本来受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又再上太平天国的教育，军民群众自然是反对「君臣不别，东欲专尊」[二]的了。这正是太平天国全体臣的公意。恪守臣道，君臣界限断不可混淆，正是他们共同的伦常道德。至於从洪秀全自己来说吧，他虽然在教养的解释上，有杨秀清和他「俱是良民之主」的说法，但在君位上，他却宣称他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三]。他於金田起义后两个多月，辛开元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建国，即天王位那天，就同时照君主制，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作为他的君位承继人。他曾经用宗教的说法向外国人宣布他立幼主的目的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统书」[一]，要他一家「父子公孙坐天朝」[二]，一统江山万万年，他对杨秀清称万岁，断不是甘心情愿的。因此，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发展到主个地步，已经到了尖锐的顶点。但是，洪秀全为着革命前途打算，还再加忍让，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　　杨秀清这一种违背太平天国政体触犯群怒的篡夺行为，却正是反革命分子革韦昌辉求之不行的好机会。於是他去怂涌天王洪秀全下诏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肯。他又与石达开密议杀杨秀清。阴还未得逞，他和石达开都给杨秀清派遣出征。　　到七月，当时被杨秀清引为心腹的佐天侯（由兴国侯改封）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诏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杨秀清。　　韦昌辉比石达开离天京近，先接诏，赶急带兵归，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瑢接应下，乘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於是掩蔽的阶级矛盾就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了。　　韦昌辉既杀杨秀清，就逞出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兽性，用诡计屠杀东王府所属部队，夺取大权。於是肆行大规模的屠杀，向革命疯狂进功，要把革命政权颠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开一场生死的决战。石达开闻变，从武昌赶回京，要止乱。他当面斥责韦昌辉。韦昌辉又要杀他。石达开弔城走到安庆，起兵靖难。京外军民都声讨韦昌辉。在石达开的军队还没有回到天京的时候，韦昌辉和他的党羽，已经给天京军民诛灭了。　　这一场天京事变，总计被韦昌辉屠杀太平天国革命骨干两万多人。这对太平天国革命是何等惨重损失！而变乱并不是到此为止。在诛韦昌辉之后，全朝公举石达开提理政务。洪秀全却迫走石达开。研达开又把太平天国的精兵良将都还走。祸乱迭出，此祸未已，彼祸又起，於是把刚遭反革命大乱的太平天国陷於万却不返的境地。早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的时候，美国公使麥莲（Robert.M.Mclane)到天京采访，他有一个随员分析汰平天国各方面的情况，曾作过判断说：「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甚么东西可以阻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1]。侵略者所谓「内讧」，就是希望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就是希望潜藏在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地主阶级势力爆发颠覆活动，从内部攻破坚堡。两年之後，侵略者所企望的天京事变爆发了，其结果，竟阻止了太平天国的胜利，毁灭了太平天国。　　首先是军事形势急剧逆转。在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是进攻敌人的。到天京事变後，敌人从东西两线分投反扑。西线湘军攻陷了武昌、汉阳，进犯九江。东线江南大营从丹阳一路反扑，再围天京。太平天国被迫从战略进攻转而为战略防御。後来虽在打通天京北岸交通和保卫庐州，取得浦口和三河两役的大胜利，庚申十年春，在解天京围之役，打垮了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克复苏南和浙江嘉兴，但辛酉十一年春，会师武、汉，力争长江上游，保卫安庆之役却失败了。安庆既陷，天京屏蔽尽失，天京遂不可守。太平天国自从天京事变後，在军事上，始终没有改变过防御的形势。　　同时，在政治上开始逆转，洪秀全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从包含有农民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局，转变而为天王专制独裁的政局。　　总之，天京事变，把太平天国划分为前後两个不同的时期。天京事变前，在决策上，用[1]据简又文译天京见闻录（轶名通讯），见大风半月刊第九十一期，原载北华捷报一八五四年六月廿四日第二0四号。　　兵上不是没有犯大错误的，如建都天京，孤军北伐等都是大错大误。但由於政治发扬了农民民主，「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取得革命始终飞跃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到天京事变以後就不同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造成了大纲紊乱，人心离散的後果，使政治从权力高度集中变为事权不一，军事从进攻转为防御。所以这一场天京事变，是太平一国兴亡的转捩点，是太平天国的致命伤，从此以後，太平天国就从兴隆昌盛转向衰败，以迄於灭亡。　　六中外反动势力在反封太平天国中的结合　　太平天国没有天京事变，清朝就不可能反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者也不敢触犯它。中外反革命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进攻，那是经过天京事变走下坡路之後的事。　　在革命的扫荡中，清朝常备军绿营已经腐朽不可用，八旗更不消说了。原有的当权人物，从皇帝起以至军机大臣、大学士、驻防将军、各省总督、巡抚等，都不能成为反农民革命的团结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曾国藩在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於湖南湘乡县荷塘都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0年）散馆，授职检讨。他要封当时封建统治因循怠玩的政治振作一番，从散馆後第二年起，就以朱子全书做日课，向朱熹学习。他继承孔子提出的「礼」，要「兴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一]。他尽力叫嚣董仲舒宣传的「三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二]。他是从孔子、董仲舒、朱熹一脉相传下来的门徒，汇集了他的先师们的反革命技俩，成为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所以道光帝旻宁看中了他，从翰要院散馆，不过九年，就七迁升到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一身而兼中央六部的几个要职。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因母死在家乡守制，接到清廷任命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的命令。他覆奏清廷说，办团练要捐集练费，是一件滋扰的事，而绿营见敌就溃逃，现在急务，只有改弦更张，另建新军。於是他就在湖南编练了一支反革命军队，叫做湘军。　　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组织他的军队。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营官自己招收，饷由营官发给。营官在营一天，这一营就存在一天，营官战死或不干了，这一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营官，整个湘军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死党。曾国藩又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串到营制里去[一]。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二]。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於首要[三]。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四]。把礼教放在法、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兵士的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新武力，而追溯中国近代军伐的形成，便是从这个反革命军队起源的。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带领湘军水陆师自衡阳出发，他散发一篇反革命檄文，首先捏造什么「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接着，狂叫由於革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还叫嚣会么「粤匪焚郴州之学宫，　　毁宣圣对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一]。他惊呼嚎叫会么「名教之奇变」来唤起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用地方观念和神佛信仰欺骗长江流域群众和落後农民，鼓动他们起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三月，兴太平军在湘潭发生遭遇战，打败太平军，六月，攻占岳州，九月，攻占武昌、汉阳，从此兴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展开激烈的战斗。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担负起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任务。但当时清朝皇帝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之间是有矛盾的。当曾国藩攻陷武昌的奏报到北京，咸丰帝奕詝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汉军机祁■藻献媚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奕詝被他提醒，默然变色，从此坚守惯例，不敢重用曾国藩[二]，专指望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皇朝。到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0年）四月，江北大营早已经屡次被打垮，这时候，江南大营又全部被粉碎，奕詝不得已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授以重任。到奕詝死後，那拉氏（西太后）执政，更进一步重用曾国藩，任命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即制。於是在太平天国政权所在地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以及双方争夺的地区江西，曾国藩负起了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全部责任，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曾国藩又命令门生李鸿章回合肥招募，仿照湘军营制编成另一枝反革命军队，叫做淮军。淮军编成後，曾国藩派去救上海，实行和资本主义外国军队的直接合作。　　清朝政府通过湘军、淮军而团结了中小地主的势力，并通过他们建立了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密切合作。　　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後，当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反对强加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是一个比它们「一向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是它们要想在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但是，它们看到了太平天国蓬蓬勃勃的革命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当时对清政府的勾结又还没有成熟，因此，便一面宣布虚伪的「中立」，一面暗中把成千成万门的洋铁炮，源源接济清政府，装备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对抗太平天国。　　到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外国侵略者所渴望的唯一可以阻止太平天国胜利的天京事变不幸爆发了，太平天国开始走向下坡路。於是英、法两国就向清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占广州，并由大沽进兵天津、北京，逼使清政府於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签订天津条约，於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秋天，再签订北京条约，批准天津条约。从此英、法、美抛掉所谓「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和清政府联合进攻太平天国。　　资本主义侵略国家和清政府之所以双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是因为：前者必须在消灭太平天国後，才能确实得到清政府所给予它们的一切权益，後者则已看清楚向外国侵略者妥协并不致损害自己的统治地位，比较起来，最可怕的还是农民革命。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太平天国给它们的联合进攻以迎头痛击，不屈不挠，一直英勇战斗到底，表现了伟大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　　七　　后期艰苦卓绝的战斗　　太平天国爆发天京事变，给革命以致命的伤害，迫使在东西两线的进攻不得不改变为防御，使敌人得到反扑的机会，革命形势急剧地逆转。其后，中外反革命势力又联合起来向太平天国进攻。在这一次又一次极度险恶的风涛里面，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扭转危局，推进革命，进行了长期艰甘卓绝的战斗。　　天京事变起於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七月。在西线，这年十一月，武昌、汉阳就因为粮尽援绝被迫撤退，曾国藩湘军水陆师立即长驱直犯，兵临九江城下。在东线，清江南大营卷土重来，於丁巳七年（一八五七年）六月，攻陷江苏句容，十一月，攻陷镇江，十二月，就进犯到了天京，宽掘长濠，坚筑高垒，连营百余里，四面合围。曾国藩估计天京就要在这年冬天被江南大营攻陷[一]。到戊午八年（一八五八年）三月，石达开放弃百战经营的江西，曾国藩又叫嚣说：太平天国「不患今岁不平」[二]。四月，九江失陷，西线敌人就进攻庐州和安庆。曾国藩更加以为太平天国「尤极穷蹙」[一]，满以为「计日可平」[二]。当时形势的险恶，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担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把长江北岸清朝统治区内，因年荒粮尽的广大饥民编为军队，使实力受到严重损失的太平军得到新的补充。又积极联络在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军，封捻军首领张洛行为征北主将，争取捻军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共同战斗。　　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解救天京的围困。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击败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杰出军事家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戊千八年八月，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打通天京北岸的交通。十月，挥军西上，在庐州三河镇残灭来犯的曾国藩湘军里面一枝最凶狠的李继宝部队。由於取得了这两役有决定性的胜利，才扭转了天京事变後濒临覆亡的形势，粉碎了敌人攻取天京的企图，从而稳定了太平天国後半期的战局。　　己未九年（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廿二日，浦口江边营垒、隘卡尽被江南大营攻陷，第二天，保卫天京兴北岸及水上交通的九洑洲要塞又失陷，天京再被合围，「困如铁桶一般」。庚申十年（一八六0年）二月，太平天国定计先以轻兵袭破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动精兵去救，然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三月二十六日（夏历闰三月十五日），一战而粉碎了江南大营，天京解围。这一役，用的就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略，也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传统的战略，而这一役连用得更精妙，充分表现出军事艺术的杰出才能，就是反革命头子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为太平天国「得意笔」[一]。这是农民起义战史上一个杰作。　　天京既解围，天王登朝庆祝大胜利，并诏群臣议进取良策，决定先东进、後西上的战略。於是乘胜东进，四月十六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克常州。二十三日（夏历四月十三日）克苏州。五月初六日（夏历四月二十六日）克浙江嘉兴。於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起苏福省，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正如幼主所说的：「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　　[二]。这是太平天国後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要保卫天京，必须虎踞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重镇。自天京事变後，武昌先失，九江继陷，天京最後一道屏蔽只有安庆。太平天国守得住安庆，在军事上可以阻挡敌人东下进攻天京，在政治上可以保卫基层政权最巩固的安徽地区，在经济上可以保卫江南、江北产粮区的生产，使天京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干王洪仁玕借用古人把长江比作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腰，江南为尾，说：「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一]，形像地指出了安徽那时的战略地位，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存亡。所以，东征告一段落，西上的战斗任务即紧接上了日程。西上的目标，是上取湖北，在战略上是力争上游，取得胜利，以粉碎湘军对安庆的围攻。　　庚申十年冬，太平天国以英王陈玉成统北路军，从皖北进蕲、黄，以李秀成统南路军，从皖南进江西，会师武昌，合取湖北。北路军於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二月，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空虚，闻太平军将到，城中已发生混乱，唾手可得。那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带船队到汉口，出来干涉，陈玉成有了顾虑，他把进攻武昌的军队，改向麻城、德安一带进军。到了三月，又把精兵调回下游去救安庆。南路军也於辛酉十一年四月底进入湖北，克复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兴郭、咸宁、嘉鱼、蒲圻等州县，再进则武昌动摇，敌人也要被迫撤退安庆的围师。而李秀成却从湖北退兵，经江西入取浙江。当南路军到了江西还未进入湖北时，曾国藩在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里，暴露出他围攻安庆形势的险恶。他说太平天国这一次「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丞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惊叹太平天国「之善於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他虽然厚着脸皮说什么「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一]，实际上他已被迫处於被动地位，摇动了他对安庆的围攻。如果当日北路军於三月攻取武昌，或南路军於六月兵临武昌城下，他围攻安庆的军队就必定要撤走。後来李秀成被俘，他的机要秘书赵烈文与李秀成谈话，说南路军到了湖北南部，「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二]的话，正是吐露出他的实情。可是，陈玉成、李秀成都竟功亏一筹，没有进行到底，遂致良谋硕算，付之东流。这年七月二十六日（夏历八月初一日），安庆就给敌人攻陷。从此敌人以安庆为大本营，「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三]，向天京进攻。南路军於八月入浙，虽收复浙江，却补救不了安庆的失陷。北路军於安庆失陷後，退驻庐州，旋向西北远征，陈玉成孤军留在庐州，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四月，突围走到寿州被俘，壮烈牺牲。长江以北，失了这一枝大军的支持，保卫天京便困难了。　　当庚申十年夏克复苏州、嘉兴後，太平天国即向上海进军。那时候，英、法侵略联军和清政府的战事尚未结束，已经由一此地主、官僚、贾办雇佣美国流氓华尔（F.T.Ward ）为着抗拒太平天国而组成一枝洋枪队。但这枝武装的流氓队挡不住太平军向上海推进。到七月，太平军进抵上海时，英、法侵略军便起来抗拒。这一役，太平军因嘉兴方面战事告急，没有交兵就撤退。　　在太平天国进军上海後两个月，清政府向英、法侵略者屈服，签订了卖国的北京条约，批准了天津条约。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双方都感到有合作的必要。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天国於攻克杭州後，分兵五路向上海大举进攻的时候，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就由英国海军提督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StaveIey）指挥的英国军队，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 Protet）指挥的法国军队，和美国流氓华尔指挥的洋枪队联合起来，叫嚣要为「肃清上海周围三十英里的地区」而战。这时候，清政府已确定了和外国军事合作的方针，以曾国藩为首的反动势力赶紧配合外国侵略者的军事行动。他一面派李鸿章率领新成立的淮军乘赶到安庆迎接的英商轮船去上海，一面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从安庆出动向天京进犯，同时，又派左宗棠率领湘军从衢州进攻浙江。中国的和国际的反动势力结合起来从事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反封中国人民。英、法、美供给清朝军队以军械、弹药。英、法、美各国军官得到本国政府正式许可投入清军，进行清军的训练工作。　　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春，太平军把外国侵略者从太仓州、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在奉贤南桥镇击毙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在青浦生擒常胜军副管带法尔思德（E.Forrester），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率领的英、法侵略军围在嘉定城。士迪佛立焚城窜走上海，不敢应战。而曾国荃的湘军却正在这个时候，赶急进犯到了天京，洪秀全一日下三道诏令，把进攻上海的大军撤退回救天京。　　大军回到苏福省，开了两次军事会议，集议全局，向天王奏陈湘军有水师运输子药物资，难与争锋，建议将苏福省粮食军火运回天京，广为积贮，用固守以制敌策，使敌顿兵坚城，待两年後，师老力疲，形见势绌，然後一举把它消灭。洪秀全不从，严命立即遵诏，并把在浙江汤溪前线抗击左宗棠湘军进犯的侍王李世贤军队也调回天京作战。九月，东线大军西上，向逼扎雨花台的湘军猛攻。在战事後十一天，曾国藩就看出太平军以十万之众，每日须食米千石，没有大舟运粮，「何能持久」。自己只要守得住江滨通水师粮运的道路，太平军就「自必溃而之他」[一]。後来猛攻四十多天，攻势的激烈，虽然曾经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敬惊碎」[二]，但竟因运输困难，军队「未带冬衣」，「兵又无粮」[三]，攻打不下，果不出这个反革命头子所料。　　由於苏、浙大军西调回天京作战，中外反动势力就乘机在东线向太平天国发动风狂的进攻。在江苏方面，先由美国流氓华尔带领，华尔被击毙後，由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带领的常胜军协助李鸿章淮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进攻。在浙江方面，以英国海军总兵呟乐德克（ R.Dew）组织的常安军、定胜军，法国海军参将勒伯勒东（　　A.E.Le Brethon de Caligny ）、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组织的常捷军协助左宗棠湘军向浙江进攻。这样，太平天国就陷於两面作战的泥坑之中。　　攻打湘军营垒不下，十月，天王采用进北攻进战略，命李秀成率大军渡江，向上游进攻，迫使曾国藩撤退进犯天京的湘军以救上游。又命李世贤率军攻金柱关，通宁国、太平粮道，以接济天京。李世贤力战皖南，没有奏功，而汤溪於癸开十三年正月失陷，浙东金华、绍兴等地全部被迫撤退。李秀成率领的大军进到皖北，给饥饿所困，死丧了几万人，从六安州狼狈归。五月回到天京，而敌人已攻陷太仓州、昆山，就要向苏州进攻了。　　八月，敌人攻陷浙江富阳城，来犯馀杭，进逼杭州。十月，苏州失陷。这时候，由於中外反革命军队把太平天国区域抢光、烧光，彻底破坏了生产，造成安徽、江苏、浙江广大地区「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料之收，相率废业」，其中如「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一]的情况。尤其严重的是「南京附近三百里之地区，全部被蹂躏为荒野地，不能生产，渺无居民，复变回远古未开辟的荒地。……其米粮所出产之地尽成荒墟焦土」[二]。在这种情况下，使太平天国军队「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太平天国政权「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三]。而「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已为敌有，「浙东列郡，苏、松各属」，又先後失陷，「凡山川筋脉之地，米粮百产之源」，太平天国全部丧失[四]。　　天京已不可能再守，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只有放弃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绕湖北，与攻克陕西汉中的西北远征军会合，踞西北，以图中原。白聚文（一译白齐文，H.A.Burgevine）曾向李秀成建议：「最好放弃苏州和南京，集中太平军力量攻打北方」[一]。呤唎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放弃所有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退往内地，因为英军无法到内地去和他们作战，清军也无法在内地阻遏他们的军事行动，制止他们增添兵力，阻碍他们未来的发展」[二]。苏州失守後，李秀成就回京奏请洪秀全执行这个救亡战略。洪秀全断然拒绝，硬要死守天京，把突破危亡形势转向有利地区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最後机会失掉了。　　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年）正月，天京被包围。在去年十一月，洪秀全就特命干王洪仁玕出京到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去催兵解围。各处军队因天京无粮都不应命。而天京这样大的城池祇留一万人防守，也还在缺粮。二月，杭州失守。这时候，苏、浙两省从城池撤出的军队都因缺乏粮食，不可能在当地继续作战，高喊「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三]的口号，冲到江西去。三月下旬，奉诏急救天京的西北远征军从陕西赶回到皖北边境，也因苏、皖地区遍地饿荒，被迫停留，无法抵达天京。四月，天王洪秀全因病逝世。六月，天京遂在激战中陷落，太平天国中央政权倾覆。　　天京陷落後，太平天国革命，由长江两岸太平军及苗民、回民起义军肩负起来，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在长江以南的军队，由侍王李世贤领导，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乙好十五年十二月（一八六六年二月），在广东嘉应州壮烈牺牲。在长江以北，由杰出名将遵王赖文光用太平军编制改编安徽蒙、毫起义的捻军，成为一枝崭新的太平天国後期的新军，纵横於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八省。丙寅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九月，在河南分为两路，赖文光统率东路军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梁王张宗禹统率西路军入西北，连结陕甘回民起义军。这一枝军队，把历代农民战争流动性作战的战术，高度地发展为一种游击性运动战，以无敌的威势，在曹州杀死凶暴昭著的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钟祥俘虏淮军大将郭松林，在西安歼灭清陕西巡抚刘蓉部湘军於霸桥十字坡，在安陆打垮淮军名将刘铭传，在蕲水杀死湘军大将彭毓橘，威震清京，使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班反革命大头子疲於奔命。但由於不能解决流动作战与根据地的矛盾，竟为敌人用书河圈地兜围战略所制。丁荣十七年（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东路军先在山东寿光县弥河覆败。戊辰十八年（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七月，西路军也在山东从　　骇河覆败。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四月，留在陕西的西路军袁大斜部队，最後在保安县老岩窑全部牺牲。　　在太平军覆没後，清朝统治者才得把兵力调去西南和西北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军。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贵州苗民起义军被镇压。明年，陕甘回民起义军被镇压。又明年，云南回民起义军也被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至此结束。　　八太平天国革命永垂不朽　　太平天国革命，时间经十九年，势力遍及全国内部十八省，其规模的宏伟，影响的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无可比拟的。在革命的十九年当中，太平天国发动了亿万群众，组织了强大的军队，颁行了革命纲领和政策，尤其是建立了与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政权，把封建社会「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使地主阶级惊呼号叫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更是史所有的。　　太平天国何处去？答案几乎都是以一个新皇朝作为历史归宿，注定要走回汉、明皇朝的老路，祇因封建化的道路还没有走完就被扑灭了。这个断案，是应该商榷的。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於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环境，都已具有新的特点，已不同於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准备阶段，掀起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不仅要担负起反对封建势力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任务，就是革命的前途，也有了新的展望。因为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由於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原来对立的两个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内部，开始产生某些分化，新生事物正在茁长，太平天国的历史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徵候。　　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曾经表述过他不同意当时三合会仍守该会於清朝初年创立时「复明」的宗旨，而主张革命「当开创新朝」[一]。到起义後，洪秀全就明确地说他建立的新朝——太平天国，是要把耶稣说的「天国迩来」，建立在人间。太平天国主张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建立「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社会，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境地。太平天国的政权掌握在劳动人民之手，「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鄙视天王洪秀全为「苦力王」[二]，讥笑天京为「苦力王们的城市」[三]，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却庄严地向外国人表示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恭维」[四]。英国外交官富礼赐（Forrest R. J.）记他和忠王李秀成弟李明成去参观天京忠王府建筑。他问李明成：「工人得工资多少？」李明成答：「你们英国人给工资雇人做工，我们太平军知识多些，我们天朝是不是很伟大呢」[五]！认识到平等公有的太平天国比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英国伟大而自豪。生活在太平天国的人们都感到万象维新，人人都欢呼「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六]，而对旧时代、旧社会却「皆如隔世」「无可当意」[七]。太平天国的政体，采取包涵农民民主主义的军师负责制。在基层政权上，创行乡官由推举产生的民主政治。在天朝田亩制度上从「着佃交粮」到颁发新土地证——田凭，实际上已收到「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在资政新篇上，洪秀全一面批准它，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指出太平天国是要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纳入於农民政权的轨道之中。诸如此类彰明显著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断不会走汉、明改朝换代的旧套，而是正在走上了一条自己开创的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上来。曾到天京观光后来参加清末革命运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在所著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根据他的观察和体会论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说：「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观此后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一九○五等年种种事实之发生，足以证予言之不谬矣。」太平天国失败后，还可使全国人民都从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的思想，发而为革命运动，而谓太平天国革命成功，反会开时代的倒车，走回二千零五十七年前的刘邦汉皇朝、四百八十三年前的朱元璋明皇朝的封建老路，我们读容闳的话，可以爽然若失了。　　太平天国革命按照当时的条件，是可能成功的，而且是很大可能的。　　那时候的清政府，已经到了腐朽的地步。说军队，清朝在咸丰前的军队有两种：一种由旗人编成的叫做八旗，一种由汉人编成的叫做绿营。其实八旗自入关以后，就开始腐化，清朝自康熙以后，实际上是依靠绿营维持它的统治。而绿营当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之役也已经不得力，清廷不得不召募川、陕、楚等省「乡勇」帮助绿营作战，才勉强把白莲教镇压下去。其后鸦片战争之役，八旗和绿营的腐败，都暴露了出来。到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象州战役，有太平军七名战士进攻清军绿营威宁营，清军千名弃营奔溃的惊人事件。这一役，连清军统将广东副都统乌兰泰在上奏皇帝时，也不得不自供说：「伏思千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而自请治罪[一]。太平军从广西北出，清朝将帅正在湘边布防，闻警奔走，太平军进入湖南，「如入无人之境」[二]。八旗比绿营更甚。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初七日，山东巡抚李惠上奏皇帝说在河南怀庆府战役亲见黑龙江八旗兵见太平军「卽走」，比绿营「更易误事」[三]。清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督办河南军务原任钦差大臣的胜保行文各路军营有「京营禁旅，蒙古番骑，非初历戎行，卽素性怯懦」的话，这个满洲统帅更把八旗，包括清朝统治者用来唬吓人民的「京营禁旅」在内的纸老虎全部拆穿，以致远近「骇异」[四]。当时八旗、绿营的无用可知。说政治，清政府早已瘫痪无能，对责任则彼此推诿，对权位则互相排挤，离心离德，上下期曚。当作总首领的咸丰皇帝奕詝，是一个纨袴子，只知享乐。说财政，户部每年收入不过四千万两，清道光十年至十一年（一八三○——一八三一年）两年间，入不敷出，亏短竟至二千余万两[一]。户部库存银是备国家非常的应用，经常的支出是不动此款的。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部库存银七千万两[二]。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减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三]。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又减为八百万两[四]。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军兴才两年，已用去五百馀万两。到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六日，管理户部事务祁■藻等向咸丰帝奏陈说：「现在户部银库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馀两。七月份应发兵饷尚多不敷。……中外经费同时告竭。……大局涣散，不堪设想」[五]。清政府正像残烛当风，经不起一阵风吹，就会熄灭的。　　据东华录清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一八四一——一八四九年）所记关于汉、回、番、瑶各族起义活动事件，九年中凡一百十次。到金田起义，一声春雷，更加四起响应。各地各族人民一致要求推翻清政府。清统治者陷在全国人民包围中。　　起义时不过万人的太平军，在广西山区经过一年多反围剿的苦战后，于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五月北出湖南，十二月就攻克武昌。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从武昌东下，二月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四月，出师北伐，以二万二千五百人的孤军，九月，就进抵静海，迫近北京。这都充分说明了清统治是枯草朽木，毫无有效的抵抗。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方面，范文澜同志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一]一文中，曾作过精辟的分析，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还在自由竞争制发展的阶段。一八六○年以前，垄断公司的组织还没有开始，一八六○到七○年间，垄断公司还只显露出不甚明显的萌牙；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力量对国外输出资本，没有力量大规模的掠夺殖民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一八六二年投在国外的资本不过三十六万万法郎，一八六○年所占据的殖民地面积不过二百五十万平方里；至于法、德、美等国，当时几乎没有国外投资，完全没有或者仅有很少的殖民地。一八四○至一八六○年间，英国占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一八五二年颇有帝国主义倾向的英国政府要人笛斯勒利尚且说过『殖民地是悬在我们颈上的磨石』。像中国那样巨大的一个国家，再加上当时欧洲各国间存在着武装冲突的危机，英国有多大的胆，多硬的颈，敢于尝试这块磨石？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外国侵略者只能扶助中国封建势力，利用一群文武傀儡来镇压革命，想从欧洲派遣大量军队到远东作战，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太平天国革命具备着成功的条件，但是终于失败了。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不是反革命方面力量的强大，而是革命内部领导方面犯了严重的和致命的错误。李秀成自述原稿天朝十误曾经用血和泪写了出来。　　首先，在建都问题上犯了大错。假如当日照天王的决策，进取河南建都，有了巩固的后方，然后全力进攻北京，则癸好三年至甲寅四年（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间，北京就可以打下。北京既下，清统治集团失去了共同崇奉的中央政府与总首领，残余势力可以各个击破，刚刚靠团练大臣头衔起来组织反革命武装湘军的曾国藩便无法号召。外国侵略者也丧失了要扶植的走狗。太平天国在革命根本大计上，犯下了功败垂成的大错。　　在这一个大错之后，又犯一个孤军北伐的大错。大平天国既决定建都南京，就应该先用全力西征，平定了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即转而东征，收复苏、浙，进军上海，驱逐外国侵略者。根据壬戌十二年（一八六二年）春进攻上海之役来看，那时候，太平天国已走下坡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势力，又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为大，而在太平军的攻击下，却还到了战则即败，不敢见仗的地步，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太平天国以西征胜利的军威，一定能够把它驱逐走的。到了东南既定，然后出师北伐，清朝也一定要被消灭的。只是比采取建都开封，一鼓作气，攻下北京的上策，时间迟些，步骤迂回些罢了。可是，太平天国竟在建都问题上犯了大错之后，又立即犯下孤军北伐的大错，把最基本、最精锐的军队，最英勇的大将都断送了。其结果，不但兵分力单，而西征也只得由第二、第三流的将领去担任，遂致有湘潭之役全军败尽，给新起的曾国藩湘军败而复起的机会。当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义时，也分不出兵力去支援，使外国侵略者得仍盘踞上海。孤军北伐，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大错。　　继两大错误之后，又出现了更大的、致命的大错。那就是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秋的天京事变。在事变前两个月，太平天国在西线把曾国藩困在南昌，好似甕中之鳖。在东线，把踞在天京东门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打垮，一直追到丹阳，东南大局已澄清在望。到事变后，东西两线敌人同时反攻，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急剧地从进攻转变为防御。尤其是在政治上，事变以前，采取军师负责制，发扬农民民主，「严严整整，民心佩服」[一]。到天京事变，杨秀清迫称万岁，破坏于前，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破坏于后，造成大纲紊乱，人心离散的严重后果。从此太平天国一直走下坡路。庚申十年（一八六○年）以后，清政府已经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部被培植成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军事上取得主动地位。而太平天国在这个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的艰苦战斗的时刻，还再犯了会师武昌、力争上游战役没有进行到底，只雇驱逐进犯天京的湘军而陷于两面作战的泥坑等等错误。到最后，还犯了不肯放弃天京，向西北发展，作及时的必要的战略转移的大错。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遂致败亡。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这主要表现于：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等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此外，如要求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的大同思想；如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如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如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等，都成为后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辛亥革命还不及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壮阔。谁都知道，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并不曾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第二、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革命战争当中，凡太平天国克复的地区，清朝的地方政权被打翻了，官僚地主死亡逃散，农民烧了地主的契卷和官府的徵粮册。太平天国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着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到革命后，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第三、太平天国深远的革命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戳穿了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纸老虎的面目，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勇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从小就爱听洪秀全的革命故事，并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许。改良主义者容闳也说：「太平军一役，……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孙中山就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起而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皇朝的。　　第四、太平天国革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在革命战争中，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立刻推翻清皇朝。太平天国革命?唤鍪侵苯佑跋炝诵梁ジ锩椅梁ジ锩唐搅说缆贰?　　第五、太平天国革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破天荒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反侵略的任务，欺骗利诱不能使他们弯腰，武力威胁不能使他们低头，在战场上又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粉碎了侵略者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狂妄野心，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一]。　　第六、太平天国革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波斯有巴勃教起义，在婆罗洲有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印度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虽然他们是各自为战，但亚洲既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侵略者是亚洲人民的共同死敌，那么他们所进行的解放斗争就不能不是彼此支持和互相影响的。一个外国作家曾经写道：太平天国革命对「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说来，好像是地震似的打击」[二]。太平天国革命，毫无疑问，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太平天国革命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推动了历史巨轮滚滚向前，千百万的太平天国英雄们的鲜血是没有空流的，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　　第二部分　　太平天国史卷二纪年　　癸卯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年）　　六月，洪秀全创立发动革命的工具上帝教。　　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起，一八四二年，清政府战败，签订辱国丧权的江宁条约。本年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虎门条约。清政府的腐朽暴露在人民面前。就在这一年里，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在他的家乡广东花县莲花塘书塾中，用中国历史上篝火狐鸣、神道设教的传统方法创立上帝教来发动革命。　　甲辰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年）　　四月，洪秀全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赐谷村进行宣传活动。　　十月，洪秀全回花县。冯云山留广西，从桂平县城进入紫荆山。　　乙巳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年）　　洪秀全在家乡著作革命理论，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冯云山在紫荆山口古林社做雇工，密寻革命根据地。　　丙午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年）　　洪秀全在家乡绩撰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　　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内大冲村，以教学作掩护，吸收山中以烧炭为生的贫农，秘密组织拜上帝会。　　丁末年（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年）　　六月，洪秀全从广州入桂，在紫荆山区内的平在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九月，拜上帝会捣毁神庙，与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十一月，冯云山、庐六被团绅王作新逮捕下桂平县监狱。　　冬，雷再浩、李世德起义，攻全州，湘、桂天地会预备响应。　　雷再浩湖南新宁瑶人，李世德广西人，都是天地会山堂的首领，在新宁、全州交界的黄坡峒起义，分路进攻广西全州。湖南道州、广西浔州、郁林州一带天地会都纷纷拈香拜会，预备响应。清廷急命湖南、广西两省巡抚合兵剿捕。雷再浩等战败牺牲，从此湘、桂间动荡不静了。　　戊申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年）　　三月初三日，杨秀清假造天父降托。　　九月初九日，萧朝贵假造天兄降托，神化洪秀全。　　己酉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　　三月十六日，杨秀清到贵县假托天父下凡，号令会众。　　春，广西大荒年，天地会领导饥民起义。　　广西被清朝统治者诬蔑为「劫掠莽伏之风，匪伊朝夕」[一]的地方，这从反面说明了那里的阶级斗争尖锐，和农民群众富有反抗精神。广西僻处南陲，又是清朝统治薄弱的省份。鸦片战争后，广东遣撤的壮勇[二]失了业，他们大都是天地会中人，都潜入广西来，控制着水陆冲途，攻打村镇，截河抽税，专打富豪，救济贫穷，与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这年春，广西遇到大荒年，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组织团练，把饥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凶杀毒打，血溅满地，哭声震天。州县官复大张布告保护地主，许对饥民「格杀勿论」。天地会看见饥民给地主阶级镇压，就奋然起来，以替天行道，劫富救贫为号召，领导饥民起义。当日天地会到处，饥民都欢呼踊跃，团集在他们的旗下。　　夏，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　　十二月，湖南新宁县天地会首领李元发率领起义军入桂，广西天地会四起响应。　　先是前年雷再浩起义军入桂，广西浔州、郁林州一带天地会正要响应，而雷再浩已败。这时，李元发起义军入桂，他们就立刻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四起响应。计在庆远的有张家福、锺亚春，在柳州的有陈亚贵、陈东兴、陈亚分、陈山豬箭，在武宣的有梁阿九、刘官生，在象州的有区振祖。其他武装屯聚起来的还有几十部。他们都诛杀贪官污吏，打击地主阶级，震撼了清朝在广西省的统治。于是在这一个烽烟四起，全桂动荡的革命大好形势下，太平天国就在金田起义。　　庚戌年（清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年）　　二月，拜上帝会决定起义，命令干部严守秘密。　　二月二十七日，萧朝贵在平在山拜上帝会总机关假托天兄下凡，论谭添顺说：「太平事是定，但要紧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一]。「太平」是起义的隐语。「太平事是定」，就是说起义是决定要干的，但是，现在必须保密。　　四月，拜上帝会决定待清军与天地会作战尽惫时然后起义。　　四月二十二日，萧朝贵在平在山假托天兄下凡命石福隆、黄期升转谕洪秀全说：「石小、黄小，转谕尔主，现要避吉先，等待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天父及天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一]。　　六月下旬，拜上帝会再命令干部严守秘密。　　六月二十日天兄在旧合下凡，命令老干部余廷章等严守秘密。天兄谕余廷章说：「余廷章尔欲回家么？」廷章奏说：「然。」天兄说：「为何事？」廷章奏说：「想去教人敬天父、天兄也。」天兄说：「廷章，到尔家说道理異兄弟听，天下凡间同一盆水，同出一父母，总共一体也。千祈不好泄漏天机，不好讲太平事先。」廷章奏说：「遵天兄命」[二]。　　七月下旬，拜上帝会命令被团练兵差逼迫的高州会众暂时忍耐。　　时广东高州拜上帝会被地主团练和兵差前来把围，派人前来请指示。七月二十二日，天兄在金田下凡指示说：「今高州些事，总是妖魔作怪，踊动外小来侵害。现忍耐先让人三尺，万事天排定。……现回去科炭流连救被捉数人，莫致饥饿先，总要真草（心）坚耐到底也」[一]。　　金国起义营盘遗址　　八月初，拜上帝会命令各地会众「团方」[二]。　　八月中，拜上帝会命令白沙会众切不可作过当事。　　八月十三日，天兄在平在山下凡，因桂平县白沙林凤祥家被地主团练挠害，当地会众动员了一百八十多人把团练打败，派人前来请指示。天兄问明情况，命暂班师留十多人防备便得。如再来犯，然后吊马与他交战不迟。又吩咐　　：「回去各要灵通，切不可作过当事」[三]。　　九月初十夜，拜上帝会下令？「八面亮起，起不复息，要打叠」。　　时地主团练加紧压迫拜上帝会众。天兄圣旨庚戍年九月初十日纪事记道：「天兄於是夜三更劳心下凡，时在洪山，有妖作怪。天兄欲韦正等关顾天王，要灵变谨言，勿中妖计。爱降圣旨论韦正曰：『八面亮起，起不复息，要打叠。』韦正奏曰：『遵命』」[四]。　　九月十五日，拜上帝会命令近处会众预防，地方团练如敢来侵犯，即予迎击。　　天兄圣旨庚戌年九月十五日纪事记道：「天兄欲令刘子机转嘱兄弟等放胆诛妖，爰降圣诏论刘子机曰：『子机，尔吩咐百人千人万人共条心，总不妨，朕自有铺派也。』子机又问曰：『天兄还要吊远方兄弟否？』天兄曰：『现吊近处预防，不用远吊。若果外小来侵害，尔千祈转嘱各兄弟不可临阵退缩，不妨同他厮杀也。』刘子机奏曰：『遵命』」[一]。　　九月二十五日，拜上帝会命令近处团方不动，密论远方兄弟预备，等候命令。现在千祈秘密，不可举旗。　　天兄圣旨庚戌年九月二十五日事记道：「天兄劳心下凡，时在洪山。天兄欲令赖金英转嘱惊天王等，作事慎密，有天作主。爰降圣旨论赖金英曰：『金英，尔说星兄（称洪秀全）山兄（称冯云山）草（心），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也。尔说星兄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论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金英奏曰：『遵命』」[二]　　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　　十月初一日，地主团练发动对拜上帝会的进攻。杨秀清立即将调来预防的近处会众在金田紧急团营，与地主团练发生大战[一]。　　金田既发生战斗，拜上帝会立即命令远方会众来会。於是陆川、博白、象州等地会众都集中到金田来。当时贵县境内的客家人村落和本地人村落发生大械斗。客家人打败，被本地人驱逐，无家可归，他们也投归金田[二]。　　金田村在桂平县城东北四十多里，沃野平畴，农产丰富。东南距位於浔江中站的大湟江口祇三十里，交通便利，东接鹏化，西连紫荆，复山深路僻，形势险阻。所以，拜上帝会一声令下，各地会众，都得迅速前来　　。而万众毕集金田，战斗数月，军资不缺。其后大军从紫荆山西越武宜，北上象州，复折回金田，从鹏化东出平南，进克永安州，乘瑕蹈隙，以奏功绩，都与金田的形便势利有关。十二月初十日，金田起义。　　在拜上帝会决定起义和命令各地会众团方的时候，　　清军正与天寺会起义军驰逐。七月，天地会陈阿贵军连克修仁、荔浦，两县，逼近桂林省城。广西巡抚郑祖琛飞章告急。八月初八日，清廷命两广总督徐广缙赴广西剿办，又命前云南提督张必禄驰驿前往广西，会同徐广缙、郑祖琛合剿。同月二十五日，调向荣为广西提督。九月十三日，命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驿迅赴广西督办军务。旋革郑祖琛职，以林则徐暂署　　广西巡抚。林则徐驰驿到广东普宁县病死。十一月十二日，清廷得林则徐死讯，改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师，以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这时倏，陈阿贵已在桂平被俘，而张必禄指挥的三千绿营兵也到了浔州府城。张必禄才到浔州，就病死，由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接统。　　清军既到浔州，侦知洪秀全和冯云山藏在平南县山人村胡以晄家，就采取先擒首领后破金田的计策，来围山人村。村在金田东，地阻五洞、鹏化两山，与金田相隔。清军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统兵驻平南思旺墟，防堵要隘，阻金田救兵。杨秀清急率队伍来救。十一月二十四日，袭杀隘卡守兵，击破李殿元军，乡团惊走，入山入村迎洪秀全归金田。　　过五天，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派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带兵来攻金田。杨秀清指挥队伍把清军打败，斩伊克坦布。周凤岐从后督兵赶来救援，又把他打败。清军且战且走，苦战一日一夜，才得退归浔州府城。於是起义队伍万众欢呼拥戴洪秀全，在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庆祝他生日那天，在金田宣布起义，把「太平」旗帜高扬在天空上[一]。　　太平天辛国开元年（清咸丰元年[二]，辛亥，一八五一年）　　二月，太平军西进武宣县东乡，二十一日，洪秀全在东乡即天王位，立幼主，封军师，正号 [一]。　　金田既起义，太平军即东出大湟江口。清广西提督向荣带领军队来攻。正月十八日，在牛排岭大战，把清军打败。时清军结集在桂东平南，二月初八夜，就乘虚从新墟漏夜过紫荆山，西进武宣　　县，初十日，抵东乡。向荣移营武宣堵御。十七日，太平军三路前进，在东岭村打败清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军。时义旗方举，就屡败清军，人心振奋，二十一日，就在武宣县东乡宣布建　　国，正号太平天国，拥戴洪秀全即天王位，立幼主，建军师，设百官，蓄发易服，以号召四方。　　四月，太平军从武宣北进入象州境，旋折回紫荆山金田一带。　　先是清军在大湟江口打败后，官兵胆寒，将师又闹意见　　。二月二十一日，李星沅和周天爵、向荣会奏清廷，说太平军势大，兵力不够，请求特简总统将军兼程来桂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前来，否则全局不堪问。三月初九日，清廷得奏，命大学士赛尚阿驰往湖南办理防堵事　　，以蒙古都统巴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随往协同办理。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驰往广西军前帮办军务。初十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又会奏清廷，说太平军势力更加张大，东乡七十多条村都归附它，兵勇胆怯，难德指挥，再次请求迅速特简总统将军来桂督办。清廷得奏，知道事急，密论赛尚阿行抵湘、桂交界，即赴广西接办军务，并傅知李星沅回湖南办理防堵。四月初三日，乌兰泰驰抵武宣军前。第二天，李星沅也到武宣。这时候，清军士气更加沮丧，将帅意见也更加深了。十六日，太平军就从武宣东乡经大林东北突破镇远镇总兵秦定三等防线入象州庙旺。第二天，又败古州镇总兵李瑞，进克象州古城。周天爵、向荣带兵从武宣跟追。十九日，太平军克象州寺村。二十一日，克象州中坪、百丈、新寨。时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已在武宣病死。清廷以赛尚阿一时不及驰抵军前，命周天爵暂署。清军分扎在中坪附近堵御太平军。五月，太平军被阻不得北进，又缺盐粮，招齐象州拜上帝会人马后，於六月初四日，自中坪经武宣折回桂平，以谋给养。　　太平军折回桂平，大本营设在紫荆山内茶地等处。前面以新墟做门户，后面以猪仔峡、双髻山做门户。清将向荣、乌兰泰带各路军队来追。当太平军从象州回师那一天，清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到了桂林。他定下封锁的战略，以乌兰泰进攻前路，向荣进攻后路，企图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区内。　　八月十六夜太平军突围东出，大败清广西提督向荣军，即进取永安州。时太平军又缺盐，战士多病伤。七月十九日，队伍自紫荆山茶地向新墟、莫村集中，准备突围。先在新墟拆取房屋木料，扎造簰筏，伪做要从浔江东下姿态，清军果注重水路。八月十六夜，太平军突从大简翻山东走平南鹏化花洲。十七日，乌兰泰督军来追，阻於山险，不得进。十八日，向荣、巴清德要移营横岭截击，也为雨所阻。二十日，向荣、巴清德督兵始追到平南官村，太平军后队回军迎击，大败清军，尽得其军仗辎重，向荣逃入平南县城。太平军就经藤县北进，又（闰）八月[一]初一日，克永安州。八月二十日，黄河在江苏丰北厅下泛三堡决口。　　太平天国既克永安州，在此颁布法令，褒封诸王，赏功诛叛。　　又（闰）八月初七日，天王诏令：「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九月二十五日，天王诏令各军每场战后，各两司马记录管下士兵功罪。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　　十月十二日，诏封从前及今后所有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赏打大旗升臣功职同将军、侍卫世袭。现在封及的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的风帽一概尽与两司马同。十月二十五日，天王诏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　　，后护又副军师韦正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受正军师东王节制。初，金田起义，因杨秀清威望未著，军令权由天王执掌，至是交归杨秀清。十月二十九日，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夜审周锡能通敌罪行。第二天，诛周锡能。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年）　　正月元旦立春，颁行天历。　　正月初一日丙申立春礼拜三，太平天国颁行天历。这一天，相当於清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乙未，一八五二年二月三日礼拜二。它的立春、干支、礼拜都早一天。天历的颁行，以太平天国的正朔，否定了封建皇朝的正朔，以依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而决定的节气来创造的四季历法，代替了中国自古行使的阴阳历，革了孔子「行复之时」的法古守旧的命。详见天历志。　　三月，从永安突围出，在仙回岭大败追兵，斩清朝四总兵官，进围桂林。　　初，太平军既克永安州，先留精锐守州城南的水秀，以据追兵。一面立即进行设防，加固州城，在城外各要隘修筑营垒，挖断山梁，树立寨栅，建造炮台，并筑长墙两道，连各据点为一气，以保卫州城。清军方面，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首先率兵从平南追到，驻营州城西南的佛子村，北路则驻营在州城北的古排塘以及壬山、二六一带，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分南北两路向州城进攻。州城西的义岭，东面的古苏冲也分兵防守，以截太平军去路。十二月下旬，钦差大臣赛尚阿亲到永安州督战，进逼北城，用大炮注击城内。太平军被清军四面合围，内外不通，接济断绝，粮食将尽，火药也用完，不能再守。　　二月三十日（夏历二月十四日），天王诏令全军男女欢喜踊跃坚耐威武，同心同力同杀敌，准备突围大战。先以精兵击破清军东路古苏冲防线。三月初三日（夏历二月十七日）丑刻（夜一点钟到三点钟），漏夜冒雨从这个缺口向东突围出。初四日，至仙回岭，清军追到，血战牺牲了两千多人。太平军万众一心，坚定无畏。初六日，清军又追到前山，再战，大败清军，斩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等官兵约五千人。於是不行昭平、平乐、绕道牛角瑶，过荔浦马岭，出六塘墟，直向桂林。乌兰泰带军队来追，在桂林南门外将军桥把他击伤毙命，就进围桂林。　　四月，撤桂林围，傅檄全国。北出经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　　太平军将北出，颁布奉天讨胡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论、救一切天生天养及中国人民误帮妖胡者论三道布告。　　四月十五日（夏历四月初一日）夜，太平军撤桂林围，向湖南进军，经全州城外时，南五冯云山中炮牺牲。　　时湘水涨，五月初二日（夏历四月十八日），太平军从全州乘船出发，顺流指向长沙。清知州江忠源带领湘勇踞西岸，扼守蓑衣渡，渡口狭窄，先伐木作桩，钉塞渡口，复抵死截击。太平军不能拔桩抢渡，就立即焚烧船只，弃辎重，改从东岸进永州。阻水，折而南向道州，清湖南提督余万清弃城逃。初九日（　　夏历四月二十五日），克道州。道州多天地会，云集来归，立「道州大旗」，军威大振。　　六月二十五日（夏历六月十三日），广东罗定州罗镜墟陷落，凌十八领导的信宜起义军二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七月，离道州东进，克郴州。　　七月初七日（夏历六月二十五日），太平军离湖南道州东进。初九日（　　夏历六月二十七日），入嘉禾县，烧官廨、学宫、考棚、祠堂、寺颧。初十日（夏历六月二十八日），入蓝山县。十一日（夏历六月二十九日），入桂阳州，十四日（夏历七月初三日），克复郴州，烧学宫，毁孔子木主。郴州群众加入的有二、三万人，采煤矿工千馀人，立土营师帅。郴州是那时候湘、粤两省交通的冲衢，商贾辐辏，驮货骡马千百成群，物资丰富，太平军在这里补充给养。　　八月，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　　西王萧朝贵从郴州率领轻兵袭长沙。八月初九日（夏历七月二十九日），中炮牺牲。事具萧朝贵傅。　　天王接到萧朝贵中炮重伤讯，二十二日（夏历八月十二日），大军尽离郴州前来。九月初十日（夏历九月初一日），到长沙。用地雷四次轰塌长沙城，都不克。十月，撤长沙围，克岳州，进向武昌。　　太平军见攻长沙不下，敌人救兵大集，大集，军中又缺盐，十月二十七日（夏历十月十九日）夜半，撤长沙围，从浮桥过湘水西岸。西岸驻有清军万多人，由向荣亲自指挥防堵，竟鼠伏不敢出截。东岸清军六万人，也不敢追击。太平军既渡湘水，即取道龙回潭急向宁乡，故意分支队南行惑敌人。三十日（夏历十月二十二日），克益阳。益阳人民供香花迎接天王。原定从益阳县靠洞庭湖边到常德，北出荆、襄、取河南开封建都。到益阳，得清湖北巡抚防江堵塞土星港遮留的商船约五千多条，改变了计划，顺流而下，进向岳州。岳州人民由晏仲武率领接应太平军。清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弃城走。　　十一月初十日（夏历十一月初三日），入岳州，得旧藏吴三桂炮械。十四日（夏历十一月初七日），从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千船猛将　　，两岸雄兵，顺凤顺水直下湖北。二十日（夏历十一月十三日），攻破汉阳。自汉阳用铁索系船搭浮桥络绎达武昌，往来渡兵，履凤涛如平地，於是傍武昌四周筑垒，日夜环攻。十二月初五日（夏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廷命在湖南湘乡县原籍丁忧礼总右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围练。曾国藩组织反革命湘军从此始。同日，免向荣前在广西逗遛遣戌罪，赏还提督衔，命帮办军务，提镇以下悉听节制，迅即驰赴武昌解围。跟着，又授为钦差大臣。　　初九日（夏历十二月初四日），用地雷轰破武昌文昌门城墙，清军散走，克复武昌。　　盐船水手数万人，都加入太平军，给太平天国运输增加强大的力量。这一天，清廷命陆建瀛为钦差大臣，专办江苏、安徽、江西防务，防太平军东下。又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专防河南信阳、新野一带，防太平军北上。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年）　　正月大军下江南，克复南京。　　太平军在武昌庆祝了新年，初七日（夏历正月初二日），弃武昌水陆东下江南，陆军夹两岸行，水上艨艟万艘，帆帜如云，蔽江直下。　　十三日（夏历正月初八日），在鄂东广济县境老鼠峡下巢湖击败清钦差大臣两江部督陆建瀛防军，陆建瀛逃归南京。所过城邑，望风而下。十六日（夏历正月十一日），克九江。二十二日（夏历正月十七日），克安庆。二月初二日（夏历正月二十八日），就进围南京。　　十四日（夏历二月初十日），用地雷轰塌仪凤门城墙，从缺口登城，杀陆建瀛。第二日晨，攻破内城，斩清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克复南京。　　克复南京后，就立即分军取镇江、扬州。二十六日（夏历二月二十二日），克复镇江。二十七日（夏历二月二十三日），克复扬州。截断了清朝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带。　　在太平军克复南京后十天，清钦差大臣向荣带军队从秣陵关绕往南京城东，先扎离城二十里的沙子岗，不久移扎孝陵卫，叫做江南大营[一]。三月十二日（夏历三月初九日），清钦差大臣琦善也带军队到扬州城外，叫做江北大营。　　定都金陵，建立政权，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南京古名金陵，龙蟠虎踞，号为帝王之家。东王杨秀清听从蒋老水手献议，二月，在金陵建首都，叫做天京。　　天京的建立，标志着太平天国建立起中央政权。同时，在克复的地方，设立乡官制度，又建立地方政权。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到这时候才告完全建立起来。　　在天京实行供给制。先向人民宣传共有共享的道理，随即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要求实现「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新世界。他如解放妇女，废除儒家书等等法令，都次第颁行。制度恢闳，波澜壮阔，建国规模一新，海隅山陬，革命群众都喁喁仰望。　　三月二十三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到天京探访。四月初八日（夏历四月初六日）出师北伐。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就进行北伐，西征。四月初八日，先出师北伐，直捣清朝的首都北京。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为大将，率领二万二千五百人，号称九军，从扬州出发。左三检点朱锡琨、右十六指挥黄益芸率左二军等从天京出发。朱锡琨等错路误入六合县，宿营失火，延烧弹药，伤亡惨重，黄益芸牺牲，馀军归天京。朱锡琨仍赶赴前方。　　四月二十九日（夏历四月二十七日），出师西征。　　天京地处长江下游，必须力争上游。所以既出师北伐，随即出师西征。四月二十九日，以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为大将，率领殿右八指挥林启容、十二指挥白晖怀等乘船千多只，从天京溯长江西征。　　四月，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地震，天王降诏，鼓舞斗志。　　天王诏曰：「万样■爷六日造，同时今日好诛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钦此。」　　五月初九日（夏历五月初七日），北伐军攻克河南归德府。至刘家口无船渡河。西至汜水口渡过黄河。　　北伐军经安徽，入河南。原定在河南归德府城西北四十馀里的刘家口渡黄河。五月初九日，攻破归德府城，杀死清军三千多。第二天，清军来攻，再战，又杀死清军二千多。清廷得报，派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步军统领左都御史花沙纳等督办北京巡防事宜。清京戒严。　　时敌人防河，把渡船烧光。北伐军到刘家口，无船可渡，就沿黄河南岸（今陇海线）西进。五月二十三日（夏历五月二十一日），用从洛河入黄河计，从汜水口渡过黄河。五月初十日（阳历六月十四日），马克思论太平天国的著名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 在纽约每日论壇报发表。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密切注视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今天作为社论载在纽约每日论壇报上，热情洋溢地歌颂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马克思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马克思恳切地关心中国的革命，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在当时世界上引起了反响。五月二十日（夏历五月十八），西征军围　　攻江西南昌。　　西征军经过南康府时，南康府人民把清朝官吏捆缚起来，送到船上犒师。五月二十日，进到南昌，开始围攻。　　七月十三日（夏历七月十三日），西征军克复江西饶州府，至景德镇，窑工欢欣鼓舞加入。　　当时景德镇窑工约十数万人，来自四方，受雇於窑户。他们除了技艺和劳动外，身无长物，[壮鬻其技，而垂老无依]。窑户则[皆僦居逐末，锱铢计较，遇老病不能执业，辄屏弃之，虽平时曾资其力，亦莫之或恤][一]。他们世世代代受尽了窑户的剥削。西征军克复饶州府城，到景德镇，他们欢欣鼓舞加入[二]。　　七月二十八日（复历七月二十八日），北伐军撤怀庆府围，入山西，旋复折回，攻克直隶重镇区名关，向北急近，清京震动。　　北伐军过黄河后，就围怀庆府。七月二十八日，撤围，徒王屋山中邵原关西入山西。八月十五日（夏历八月十七日）夜，复自洪洞折而东，经太行山从武安突入直隶。　　二十六日（夏历八月二十八日），攻下直隶军事重镇区洺关。清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全军溃散。北伐军向北急进，前锋到距保定六十里的张登，震动了清京。清廷急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率京兵及察哈尔等兵出北京，曾同钦差大臣胜保并力抗拒。并加派恭亲王奕诉、定郡王载铨、内大臣璧昌辩理北京巡防事宜。北京城内官僚地主纷纷逃亡。咸丰帝奕订做了逃窜热河的准备。　　八月二十日（夏历八月二十二日），西征军撤南昌围，改向皖、鄂两省。　　西征军以久攻南昌不下，八月二十日，撤围出长江，分军回守安庆，上攻武昌。　　回守安庆军队，於二十一日（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入安庆，立即以安庆为军事政治中心，经营两皖，建立安徽省政权，不久即攻克庐州，安徽所属归附的二十七州县，太平天国除旧布新，皖民悦服。　　上取武昌军队，於八月二十六日（夏历八月二十八日）入九江。九月十一日（夏历九月十三日），在鄂东田家镇半壁山大败清军。十六日（夏历九月十八日），再克汉阳、汉口，旋退驻黄州。　　九月二十五日（夏历九月二十七日），北伐军东进到迫近北京，与清政府大军相持於静海、杨村间。　　北伐军急进张登时，清军已岩扼保定，被阻。改向深州乘虚东进，谋从东面进攻北京。　　九月二十五日（夏历九月二十七日），到静海。时大水淹没道路，一片汪洋，迷失方向，无法行进。清军又从保定赶到阻截，大军结集在杨村一带。北伐军就分驻静海、独流两地，与清军相持。　　九月，清朝统治者抽收为害人民的厘金税法。　　自金田起义，清廷支出巨大军费，而岁入既缺额甚巨，库藏复竭，这年六月，中央和前方的经费，已到了[同时告竭]，[大局涣散，不堪设想]的地步。九月，清帮办江北军务刑部右侍郎雷以諴用钱江策在扬州附近仙女庙等地抽收货物通过税，叫做厘金。各省相继仿行，在水陆交通要隘，设卡徵收。清朝反动统治就靠这项税收来对抗太平天国。曾国藩湘军的饷源，便以厘金为主要[一]。这一种害民的税收，行了七十七年之久（一八五三──一九三O年），始废除。　　十一月初二日（阳历十二月六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Bourboulon)到天京探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