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其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的一切训令，应先交国共两党联系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来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系会议追认； （8）国民党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之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果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其他党者，不得再加入国民党； （9）国民党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党籍，或依其所犯错误程度，加以惩罚。 这个提案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抑制了国民党右派。4月3日，也就是蒋介石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当天，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必须解决党内纠纷问题，即纪律和党员成分问题。他建议，立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整顿纪律，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对于三民主义尤其不准批评与怀疑。国民党内部不允许其他小团体存在，"须事事公开，不得有秘密行动"。他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国共两党之间的重大问题，应交联席会议解决。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也可以交给联席会议。至于其他的权限问题、手续问题，也应"详细规定"，以免日后再次发生纠纷。 有关党代表制度问题，蒋介石提出，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前，此项制度不宜取消，但"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而跨党党员不应担任党代表。只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才能担任军队干部，而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蒋介石承认，2年来，国民党联合苏俄，容纳共产党，对于革命形势的增厚，革命方法的进步，在唤起民众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实非浅鲜"。由此看来，应当肯定共产党是一种革命势力，苏俄有助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因此，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对于这两种势力，"实有联合团结之必要"。但是，蒋介石同时又提出对共产党加以种种限制：尽忠于三民主义的工作；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一切秘密团体及秘密行动；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训令及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册应交给国民党最高干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宣传部部长的党员，其党龄应在5年以上。 蒋介石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苏联顾问的权限问题：（1）不宜把持要职，与希图集中权力于顾问之举；（2）使中国革命有自动的能力，不限于被动地位；（3）辞去行政长官职权，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4）对于国民党及军队条例，如有贡献，应以中国革命全体利害为立足点。 即便这样，莫斯科还在不遗余力地为蒋介石辟谣。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引起西方一片喝彩。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无奇不有。上海的《北华捷报》报道说：蒋介石"拘留了六十名莫斯科间谍，但有十名逃逸，其中就有罗加乔夫。"《京津泰晤士报》称："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俄国人都已接到辞退书，四十七名顾问几乎全部入狱。"英国在香港的报纸还报道说，3月20日广州发生"反革命颠覆事件"。对此，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辟谣说，这是"英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上述报道的缘由"可能是广州军的蒋介石将军同广州政府存在一些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是原则性的，不是武装的争权夺利，而且很快就消除了"。另据鲍罗廷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星火报》更是明确地宣称："英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的真正意图说成了既成事实"，国共发生冲突的消息纯属捏造，所谓俄国人被赶出广州的谣言是无中生有的。4月20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甚至发表文章，表示对蒋介石的支持。维经斯基也在报纸上撰文，再次否认蒋介石发动过事变。 5．蒋介石说：鲍罗廷的态度"极为缓和"，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布勃诺夫在处理完中山舰事件后，于3月27日致信鲍罗廷，介绍了广州发生的情况。他还通告鲍罗艇：根据使团的决定，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已被解除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个决定是考虑到3月20日后出现的局势作出的。 鲍罗廷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月份还十分自信地向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保证过，蒋介石是一位"完全可靠"的将军。可是，只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广州发动了"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 面对这种局势，鲍罗廷十分清楚，要确保莫斯科在广州的利益，他必须继续拉住蒋介石。4月29日，鲍罗廷匆忙回到广州。第二天，他赶往黄埔找蒋介石谈话。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透露：胡汉民曾告诉他，不要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罗廷扣留。 鲍罗廷虽然不大相信他会被扣留起来，但又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借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至于广州的局面能否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状态，鲍罗廷确实"没有把握"。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到哪里算哪里"。好在莫斯科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并且授予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有7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会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雄厚实力，也助长了广州局势向左发展。 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设宴招待两会代表。5月2日，他还以《工农大联合》为题在会上发表演讲，依旧是满嘴的革命辞藻。他说，工农群众同国民政府合作，促成了广东的统一，肃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国民政府的基础更加巩固。到五卅运动的时候，职工运动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革命军如果能努力为工农谋利益，而全国工农又真正能参加国民革命，那么，国民革命就能成功。 由于中山舰事件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与会者对蒋介石演讲的反映并不热烈。以致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向鲍罗廷抱怨说："共产党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鉴于蒋介石已经公开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所以，左派和共产党人更加怀疑蒋介石是右派，而鲍罗廷却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一个中派"，还没有彻底向右派转变。 此时，广州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鲍罗廷和张静江三人秘密商谈解决。但是，鲍罗廷很快就发现，自己"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过去，各界要人都跑到他这里来求教，而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最让鲍罗廷担心的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因为，他已经听到来自香港的传闻，说"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而且还要"实行分共"。因此，鲍罗廷不得不考虑，如果苏联人在广州的处境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恶劣，那么，他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还向中共方面表示，莫斯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且已经同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因为中山舰事件而有所损害，那么，"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在想方设法冲淡中山舰事件的严重性，甚至不惜出面替蒋介石辟谣。所以，对鲍罗廷来说，他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弥补莫斯科同蒋介石之间所出现的裂痕，"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乎都成为次要的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鲍罗廷甚至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以挽救莫斯科和他本人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一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蒋介石在鲍罗廷的帮助下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汪精卫便成了他的唯一对手，结果，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成功地削弱了汪精卫的势力。这样以来，鲍罗廷精心策划的汪、蒋合作的局面已难以为续。而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打击的汪精卫又声称自己有病在身，过起隐居的生活。但他没有很快离开广州，而是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其实，汪精卫很希望鲍罗廷能够帮助他打击一下蒋介石的气焰，使他得以体面地复出。可是，事态的演变并不像汪精卫想得那么简单。亲汪分子在3月底曾召开促汪销假复职大会，无赖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汪精卫的复出并不热心，还说"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意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 就在这时，蒋、胡合作的消息又在广州传开了。同鲍罗廷一起回到广州的胡汉民，很快和蒋介石言归于好，他不仅参加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而且还同孙科、伍朝枢和吴铁城这几个右派分子打得火热。在莫斯科呆了半年多的胡汉民并没有感激苏联人，还公然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甚至煽动蒋介石全面反共。蒋介石虽然没有接受胡汉民的建议，但他利用了这一局面向鲍罗廷施加压力。 于是，对鲍罗廷来说，他必须在汪、蒋之间作出选择。尽管他一直把汪精卫当作最亲密的合作者，但是，为了防止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蒋、胡合作的局面，他最终还是抛开了汪精卫，转而支持蒋介石。 据张国焘回忆，鲍罗廷同他谈过国民党领导人的安排问题。鲍罗廷说，汪精卫现在既然不露面，别人也就无可奈何。至于胡汉民的企图，鲍罗廷认为是决不会成功的。从鲍罗廷谈话的口气中，张国焘判断，"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象了。" 有关中山舰事件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布勃诺夫在3月27日的信中提出了初步看法。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的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布勃诺夫还提出，对国民党右派应该采取打击的策略，并且"取消国民军中的孙文主义学会"。 4月24日，联共（布）党员穆辛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提纲。这个提纲的基调就是向蒋介石让步。穆辛在分析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形势时指出：此后出现的局势孕育着危险的后果，它明显暴露了国民党左派和广州政府主要领导核心的内在软弱性。以拥有强大力量的蒋介石为一方，同以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为另一方，彼此关系的破裂，有可能造成国民党左派的严重分裂，导致广州政府的垮台。这种关系的破裂在目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吴佩孚、张作霖这两股强大的反动浪潮。如果广州政府内部发生分裂和斗争，北方的反动派就可以比较容易收拾它，进而占领广东。 于是，穆辛提出，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政府中和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主要核心力量，重新使汪精卫复职，使这一派（汪精卫、蒋介石）联合和团结起来。"尽管穆辛已经认识到蒋介石"有种种主观上的缺点"，甚至在将来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麻烦。"但是，他仍然建议，"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国民党内部和广州政府的领导问题，只应通过团结整个左派来解决。所以，穆辛提出："排挤或不让蒋介石或汪精卫积极参与领导政治生活，这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问题，穆辛肯定地说，革命胜利后取得全国政权的政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因此，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他主张，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组织，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因此，在国民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这对国民革命事业来说是很不恰当的"。 穆辛已经发现，国民党左派的一些首领，"特别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有恐惧心理"，试图"取得对共产党的监督权"。对此，鲍罗廷并没有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而是主张中国共产党由半地下状态转向合法化。穆辛则主张"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莫斯科应该使国民党左派相信，苏联人"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他分析说，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因此，苏联顾问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尤其需要掌握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和让步的纲领。为了莫斯科的利益，苏联人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穆辛的报告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意见。在他起草这份报告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拉狄克。会议指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会议还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现有的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国共两党关系来说都是危险的"。会议甚至要求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同时，会议也表示，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者将其开除出国民党。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上述问题作出决定。 此时，联共（布）党内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极力推崇统一战线方针，托洛茨基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建立什么统一战线，并对斯大林进行猛烈攻击。如此以来，斯大林也就绝对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如果苏联人被赶出广州，这不仅对莫斯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且还会使斯大林陷入窘境。 所以，莫斯科的意图非常明确：为了恢复苏联在广州的立足点，它将不惜任何代价，其中包括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而这个左派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莫斯科决心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为代价拉住蒋介石。 为了继续执行布勃诺夫使团对广州的政策，同时贯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鲍罗廷转向支持蒋介石。他很清楚，一心急于北伐的蒋介石需要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因此，鲍罗廷对拉住蒋介石充满着信心。他曾对张国焘说：蒋介石"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鲍罗廷向蒋介石透露，他已经使莫斯科"成为蒋的强大后盾"。鲍罗廷还向蒋介石介绍了莫斯科的情况。鲍罗廷这样做，无非是想让蒋介石信任他。而此时的蒋介石，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尤其是鲍罗廷的支持。 从5月1日至14日，鲍罗廷同蒋介石举行了多次会谈。据《蒋介石年谱》记载，蒋介石同鲍罗廷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几次：5月1日晚，与鲍罗廷纵谈时局，约4小时余。7日晚，与鲍罗廷议事，直到凌晨3时。12日，会见张人杰及鲍罗廷，"商议党务与政事"。会谈中，蒋介石不断给鲍罗廷出难题。下午，双方商定了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13日，蒋介石拟定了"国共妥协条件"。当晚，蒋介石同鲍罗廷商谈"对共党各事"。14日，蒋介石同鲍罗廷再次磋商"国共协定"。鲍罗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蒋介石解释说，这些条件对共产党来说虽然苛刻了些，但是，大党内部允许小党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由于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的策略，是孙中山定下来的，所以，"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而鲍罗廷始终"默然" 经过商谈，5月9日，双方达成三点共设：（1）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包括蒋介石限制、排斥中共党员的行为以及"以蒋代汪"的局面；（2）鲍罗廷将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3）蒋介石答应继续聘请鲍罗廷担任高级顾问，并接受鲍罗廷提出的打击右派的意见。 蒋介石在回忆两人商谈整理党务案时这样说过："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双方达成了八点协议。 这八项协议是： （1）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共产党的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2）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3）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充任； （4）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5）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的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6）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的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系会议通过； （7）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加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8）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程度加以惩罚。 上述八项协议，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作出了让步，同时也抑制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基本上体现了莫斯科的意图。 6．鲍罗廷表示：应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不反对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在向蒋介石作出让步的同时，却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他把中共广东区委的人召集起来开会，批评中国共产党不该采取退让的政策。还说192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后果。这些举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这就"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显而易见，鲍罗廷说这番话，其意图是将酿成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而他对蒋介石所作出的让步，却是"不得已和暂时的"。他还声明，这只是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 但是，张太雷道出了鲍罗廷"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国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廷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对于鲍罗廷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很反感。毛泽东一直不满意鲍罗廷的行为。中山舰事件后，他辞掉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农民运动。当毛泽东得知这一内情后，他责怪鲍罗廷"这个假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张国焘同样也感到不愉快，他回忆说，在5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人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张国焘透露实情。他向张国焘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张国焘非常不满，甚至准备提前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 大约在5月上旬，苏联提供的一批军事援助运抵广州。"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此时的鲍罗廷更是踌躇满志，"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在广州的部分中共党员强烈要求鲍罗廷把一部分武器送给中国共产党，以便对付蒋介石可能制造的分裂。张国焘还责问鲍罗廷，苏联政府既然可以将大批军火供应给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人和农民？"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他还对鲍罗廷说，你把目前的退让措施看作是暂时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甚至注重土地革命，但是，如果不给中国农民武器，这一切都"成了废话"。 然而，鲍罗廷拒绝了，他认为目前决不可能这样做，等到时机成熟了，"再作计议"。不仅如此，鲍罗廷还把"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扣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后来，斯大林批评陈独秀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其实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毫无疑问，鲍罗廷执行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张国焘曾询问鲍罗廷："国共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而鲍罗廷的回答令人吃惊，他说："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 5月14日，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鲍罗廷要求张国焘、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第二天就要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界的传言很多，说中共要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闻甚表关切。所以，他希望中共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也就说不上赞成或者反对，而且还要向蒋介石讲清楚，中共始终维护两党合作，决不会公开反对国民党，如果第二天广州发生游行示威或者出现传单，这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廷的建议无疑使广州的中共党组织陷入尴尬境地。谭平山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直被看作是亲近汪精卫的左派人士，中山舰事件后始终没有同蒋介石接触。他对鲍罗廷的建议"苦笑不语"。张国焘宣称，广州市流传的有关破坏国共合作的谣言与中共无关，中共方面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却不了解详细的内容，如果中共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忠诚，这"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但在鲍罗廷的再三劝说下，张国焘、谭平山只好前往东山拜访蒋介石。他们按照鲍罗廷的要求，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是"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当天会议的执行主席。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以及"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以及《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案》等4项提案。 其中，《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与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伍朝枢等联名提出的。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整理党务案的四项原则：改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的行动与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与意义。二是组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审查两党党员妨碍合作的行动、言论及其纠纷问题，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的各种重要事件。 《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由蒋介石、谭延闿、谭平山、伍朝枢、程潜、甘乃光、陈公博等联名提出。建议设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监督党务工作的进行。这项提案实际上从组织上进一步排斥了汪精卫。 《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是蒋介石单独提出来的，共有九条。大部分条文是蒋介石同鲍罗廷事先商谈好的。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即：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项议案一提出，"全场相顾惊愕"。 《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案》也是蒋介石单独提出来的。内容是：国民党全部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各地党部需要统一，没有中央命令的党部一律取消。 这段时间，蒋介石同鲍罗廷又亲热起来。5月16日，蒋介石在审查整理党务案之后会见了鲍罗廷，说国民党党员消极抵制共产党，不能积极地奋发自强。甚至担忧国共两党党员"混合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他乘机提出，革命非统制不可，否则不能成功。鲍罗廷竟然被蒋介石的花言巧语所感动。当晚，蒋介石又赶往鲍公馆看电影。 5月20日，会议选出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代表。其中，国民党5名，包括蒋介石在内，共产党只有3名。5月21日，会议发布北伐宣言。22日，会议闭幕。蒋介石在当天发表讲话，为提出整理党务案辩解。他说，他这次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如果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以为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是一位有实力的军人，那就完全错了。他提出整理党务案，是"鉴于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他在讲话中还标榜自己如何拥护革命。他说，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不革命，那就无异于说我反革命，"我不但不能承认，而且要起来反对他。" 会议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职务，选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仅接替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而且还担任了国民党军人部长。这些人事方面的所谓改革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一手促成的，"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不难发现，这四个提案，特别是蒋介石单独提出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案》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其目的是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也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对此，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此时共产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决不是由"容共"到"联共"，"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所以，整理党务案公布后，在广州的中共党员"无不万分激愤"。有些人不满地责问说，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地受处罚？ 尽管鲍罗廷也感到不愉快，但他还是作了"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声称："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自我安慰，说右派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自己也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是被赶出了广州，企图捣乱的吴铁城被拘禁了，西山会议派的人也不能插足广东。右派"连一个职位也没有捞到，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这一切都证明受到打击的不是我们。 其实，鲍罗廷向蒋介石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想利用蒋介石来反击右派。蒋介石同意了鲍罗廷的要求，在提出整理党务案时对右派的活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仅此一点，鲍罗廷竟然感到很满足了。他对彭述之说："我也知道，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为了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北伐"。他甚至相信，"将来随着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 事后，鲍罗廷在给加拉罕的信中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右派软弱无力的具体表现。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他认为，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反对我们的武器"，"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现在，右派受到打击，"也无法诿过于共产党人"。在谈到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原因时，鲍罗廷解释说，中派和右派都要求蒋介石继续打击共产党甚至左派。鉴于蒋介石的困难境地，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会或共产党采取措施。他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案，实际上是缩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的决议案。结果适得其反，"左派更生气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发现蒋介石从3月20日到5月15日，也就是从公开反党走到反共，则继续要求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可以说，他成了他们的俘虏"。所以，蒋介石不得不向中派和右派作出让步。 鲍罗廷还说，据他所知，右派人物对这次会议感到很失望。实际上，鲍罗廷对右派的概念是模糊的，他不是把右派当成左派，就是当成中派。在他眼里，戴季陶、叶楚伧不是右派，而是中派。结果，前者担任了广东大学校长，后者也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书记。鲍罗廷还天真地认为，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宣言既然已经明文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大可借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然而，对于陈独秀的意见，莫斯科一方面在《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派共产国际远东部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 结果，鲍罗廷拒绝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为这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旨意。中共既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地退出来。他承认，"国共是要分家的"，但同时又认为，"分得愈迟愈好"。等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就"可能便要实行分家"了，但现在"应该继续容忍合作"。 张国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鲍罗廷的所谓"中共注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以及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种种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他也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转向注重工农群众的工作，不要介入国民党内部的纠纷。 鲍罗廷讥笑张国焘的想法是"退却步骤"，认为在5月15日以后退出国民党，这是经不起打击的示弱表现。他还劝中共中央不必在意整理党务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诸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可以在将来两党联席会议上提出异议。他还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拖延的办法对付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就派人到广州来参加会议。 谭平山对5月15日后的局势表示相当不满，说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跋扈，中共又如此忍让，他要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和广东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公开同蒋介石抗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鲍罗廷。 鲍罗廷对于谭平山的意见，并"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至此，他"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表示，如果有人反对张静江，"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说明鲍罗廷对蒋介石极力忍让，"实际是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而他此后的一切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训令不准退出国民党。这表明鲍罗廷的建议已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从中山舰事件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广州局势的发展表明，这是蒋介石削弱苏联的控制，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左派，强化资产阶级领导的过程。蒋介石个人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继4月16日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5月17日，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5日，蒋介石当上国民党军人部长。第二天，他又接替张静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此，汪精卫原来担任的职务，除了国民政府主席外，均由蒋介石担任。有人评论说，此时的蒋介石，"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蒋介石称：美国如有改进中苏关系办法，"中国必将全力以赴"（1） 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收藏本书 字号 -+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特权。蒋介石在得知雅尔塔协定后的心情，可以用"痛愤与自省"来形容。他确实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在一连几天的考虑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雅尔塔协定的基本态度。但他对"租借"二字无法接受，认为"租借地"这个名称被中国人认为是"最大之羞辱与污点"，所以，"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族之历史"。蒋介石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旅顺再次被俄国租借，将"决难忍辱"。 蒋介石关心的是中国东北的主权问题。他之所以接受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问题的条款，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帮助他收复东北失地。这从他当时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表示，凡是帮助中国收复失地的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给苏联以便，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他还声称，如果苏联能够按照中国的要求解决东北问题，那么，这将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蒋介石甚至表示，中苏签订密切合作条约之后，"将来中苏之间的国界上，甚至可以不设防"，就像美国同加拿大之间一样。 蒋介石急于同莫斯科签订友好条约，一个重要原因是打算在战后解决中共问题时"避免遭到俄国的干扰"。其实，早在6月份日本就请求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但美国和英国急于要求苏联参战。如果没有人敦促苏联参战，那么，结局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承认，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1．蒋介石称：美国如有改进中苏关系办法，"中国必将全力以赴" 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转折。7月至8月，苏军又取得库尔斯克战役大捷。与此同时，英美联军也在西西里登陆，意大利随即投降。11月底至12月初，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缔结了《德黑兰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和英国应在1944年5月发起诺曼底战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由此看来，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已为时不远。这预示着美苏将取代传统的欧洲强国在战后主导世界。于是，美苏两国开始按照各自的意图规划战后世界新格局。 毫无疑问，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在远东地区举足轻重。美国要想在战后确保它在该地区的势力，并且与苏联相抗衡，它就必须使中国成为其可靠的同盟国。也就是说，美国对战后世界局势尤其是远东格局的设想是同中国局势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43年圣诞节前夕，刚参加过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说，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及它们的盟国拥有世界三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拥有巨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紧密合作，决心维护和平，就不可能出现一个侵略国来发动另一次世界战争。" 四大国的概念是罗斯福首先提出来的。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一项宣言，中国驻苏大使作为副署。四国在宣言中保证，战后将"联合行动"，以"缔造和维护和平与安全"。但是，"莫斯科并不希望中国被承认为四个大国之一"，斯大林"强烈反对中国参加签署宣言"。苏联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起草的宣言草案只提出由苏、美、英三国政府达成协议，而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以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相威胁，苏联才承认了中国作为四大国成员，但也"不是真心承认"。 苏联同美、英两国毕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中国国内还有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要想在战后实现这四个国家的合作，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曾就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及美、苏卷入这场斗争的问题给华盛顿写了一份报告。他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即让共产党合法化并推进民主改革的实施。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解散其武装的要求。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就是国民党取缔共产党。一旦采取这种办法，就会爆发内战。戴维斯分析，只有在蒋介石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能向苏联请求援助。因为在日本战败之后，苏联东部边境不再受到威胁，所以，莫斯科"不再像目前那样需要蒋介石的合作"。斯大林可能希望"在他的侧翼有一个友好的而不是作为卫星国的共产党政府"。由于有苏联的武器供应和技术援助，再加上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打败蒋介石政府，最终取得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但是，美国"不会欢迎出现一个以中国作为从属伙伴的苏中集团"。戴维斯还在报告中提到，国民党高级官员们不断发表谈话说，"他们不但要为未来的内战作准备，而且要准备同俄国人打仗。"戴维斯预计，蒋介石将竭力使出一切手段使美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政府"。 美国既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又担心苏联的势力一旦进入中国也就很难退出去。因此，华盛顿希望中国不仅在对日作战中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在战后还能成为抗衡苏联的一支力量。于是，美国对华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是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稳定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援助蒋介石，使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罗斯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政府或者任何领导人能比国民党和蒋介石给予美国更多的支持与合作。 华盛顿为了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却又不愿意以牺牲美、苏关系为代价来扶助一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罗斯福曾告诉孔祥熙，如果中国同苏联闹纠纷的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结果，国民党的反苏情绪暂时被抑制下去了。国民党官员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当战争正在进行之际，抱怨来自苏联的威胁，那是非常愚蠢而危险的。现在说苏联的不是，对国民党没有多大好处。 这个时候，新疆问题对中苏关系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战争初期遭遇了极大困难。新疆的盛世才以为苏联可能支撑不住了，在国民党政府的拉拢下，于1942年8月投靠了蒋介石，迫使苏联的势力退出新疆。蒋介石把新疆的归顺称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中苏关系也由此降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低谷。 1944年春夏，白俄罗斯战役结束，苏联对德战争的胜利局势已基本确定。莫斯科开始考虑对日作战的问题了，斯大林已决定派遣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苏联远东部队。苏联又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对新疆的卷土重来。在组织上，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在军事方面，苏联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了大量武器，还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甚至派遣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境内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1944年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当地反抗组织首领，给他们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还运送了武器弹药。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蒙古得到大批武器。 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行为，蒋介石的态度起初十分强硬。他甚至调兵遣将，准备不惜同苏联一战。同时，蒋介石还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希望美国对苏联施加压力。3月1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他对标有苏联徽记的飞机对外蒙古边境上的新疆军队进行攻击深感不安。他警告说：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一种地方性事件，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对苏联当前和未来的远东政策的极其重要的说明"。蒋介石还告诉罗斯福，他对新疆、俄国人、外蒙古和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意图感到焦虑。 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美国的反映并不强烈。4月8日，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政府暂时"冻结"新疆事件，等到战后再解决。两天之后，罗斯福又劝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在华盛顿的一再敦促下，4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和中苏在新疆问题上紧张关系的计划，严令新疆当局力求避免任何边界冲突，然后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 美国之所以不愿看到中苏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美国希望战后由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而苏联要想在战后保持远东地区的稳定，也需要同美国合作。1943年底，斯大林分别任命梅斯基、李维诺夫担任战后赔偿委员会和战后和平条约委员会负责人，就战后世界问题进行讨论。梅斯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承认，苏联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医治战争创伤。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主要目标，将是确保持久的和平，以使苏联"有足够的时间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即使"欧洲或者亚洲的所有国家的力量合在一起也难以对其构成威胁"。李维诺夫也表示，苏联必须寻求合作，"以拥有至少几十年的和平"。斯大林由此考虑到，苏联需要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进行长期的战后合作"。 如此以来，美、苏要想在战后实现合作，需要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即：共同支持蒋介石，使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华莱士在出访前宣称，"中国和俄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现在是光荣的国家"。这种"政治上的浮夸之词"显示出美国再次致力于为蒋介石打气，并"在中、苏之间制造善意"。 6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赞同罗斯福的下述观点：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人。斯大林甚至相信，蒋介石是在中国可以找到的最适当的人选。哈里曼告诉斯大林：罗斯福认为应该鼓励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解。他还关切地询问斯大林："有没有任何想法能够制定一项联合的美苏对华政策"。6月中旬，哈里曼在塔什干迎接华莱士时向他转告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上述看法。 6月16日，王世杰受蒋介石之托专程赶往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要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0日，华莱士抵达重庆，并同蒋介石举行多次会谈。华莱斯明确告诉蒋介石：因中苏之间冲突而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应该留待以后解决。他还向蒋介石转告了斯大林同哈里曼的谈话内容。 华莱士这番话促使蒋介石提出由罗斯福充当中、苏之间的仲裁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同苏联达成友好的谅解。可是，随同华莱士出访的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司长文森特提醒华莱士，不要承担任何会使罗斯福成为中、苏调解人的义务。第二天，华莱士打消了蒋介石以为美国会在中国对苏关系上发挥斡旋作用的想法。 华莱士还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强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以共同作战。在6月22日的会谈中蒋介石断言，中国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只要共产党在中国没有掌权，苏联就不会感到安全。在谈到国共谈判问题时，蒋介石告诉华莱士，国民党提出的建议是：拥护蒋介石、拥护国民政府。国民党要求共产党把军队统一到国民党军队里，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同国民党统治区溶为一体。 6月24日，即华莱士离开中国的当天，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致信罗斯福，同意美国如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将全力以赴。 2．莫斯科任命新的驻华大使，蒋介石断定：苏联"对华政策已转变" 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考虑，特别是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着想，莫斯科显然不愿意看到中美联盟的出现。因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使美国有可能"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获得军事基地"，从而使它在同苏联未来的冲突中占据"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莫斯科感觉到有必要同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 惯于在国际事务中打交道的斯大林，在同盟国之间酝酿促使中苏为建立友好关系而进行的直接谈判中，采取了两面手段。一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友好，特别是表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向蒋介石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所以，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9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8月31日莫洛托夫向他们透露，如果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帮助中国走向统一，苏联将会感到高兴。此外，苏联政府欢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居领导地位。他甚至表示，苏联无意支持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实际行动上，斯大林却对蒋介石政府表示出强硬的态度。6月至7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8月，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发现，苏联反对同中国代表坐在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以致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士感觉到，国民党同苏联的关系"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苏联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对中国代表的态度，无疑显示出"俄国真正态度的一种迹象"。究其缘故，新疆问题和盛世才实行的政策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但是，国民党"许多令人不快的行动也是与莫斯科关系恶化的原因"。在重庆的苏联顾问曾对孔祥熙说过，1937年7月后，起初是中国单枪匹马地对日作战。在那个时候，真正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苏联不仅派遣飞行员和技师到中国来，而且还运送了大量物资和设备帮助中国抗战。在中国的国土上许多苏联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莫斯科抱怨说，现在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 鉴于中苏关系出现的麻烦，1944年9月，孔祥熙从华盛顿致电蒋介石，"敦促他迅速作出努力来改善同苏俄的关系"。蒋介石采纳了孔祥熙的建议，他指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该努力改善同苏俄代表的关系"。蒋介石还免去了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这"意味着开始同莫斯科改善关系"。因为四个月前盛世才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建议修建一条通往迪化的铁路，这对"防御苏俄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新疆的安全就能免于威胁。他甚至断言，如果不修这条铁路，三年之内中国就会失去新疆。蒋介石担心，盛世才当着数以百计的执行委员的面讲这番话可能会泄露出去。如果莫斯科得到详细报告，这对改善中苏关系是毫无益处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中有人把盛世才当着民族英雄，他们的态度也会使中苏关系恶化。 就在美国积极推动中苏接触的时候，使罗斯福感到焦虑不安的事情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蒋介石又在苦苦哀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因为"他预言将与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冲突"。这无疑是罗斯福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他要求华莱斯向蒋介石讲清楚，在莫斯科会议上主要是由于赫尔的坚持，中国才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在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世界大国而寄以信任和希望之后，蒋介石不能让美国感到失望。 美国人很清楚，莫斯科和延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亲和力"。他们由此认为，中共力量的任何增长，都意味着"苏联势力在亚洲的一次扩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对蒋介石说，如果苏联真的实行对日作战，并且打败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它就会听任那些在华北和满洲的共产党军队及其政权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使他们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成为既成事实，"得到苏联的认可，并且还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而且，美国人还意识到，一旦中国爆发内战，"俄国人会插手支援中国共产党人"。而华盛顿最为担心的就是出现这样一种前景。 为了防止在战后出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并且得到苏联支持的政权，美国要求蒋介石解决好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同时，为了实现中、苏、美、英四大国"协调一致地给一个动乱的世界普遍谋求和平"的愿望，美国坚持要蒋介石改革国民党政府。华莱斯告诫蒋介石，应当通过同共产党和解并与苏联融洽以寻求政治上的自救。高思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吸收其他各团体或党派的有资格代表参加政府"。9月15日，高思告诉蒋介石，他愿意同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进行会谈。而蒋介石却让高思转告中共代表，共产党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的领导。但高思表示，他能做到的只是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即：中国需要团结。 与此同时，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10条建议，其中包括：（1）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为了击败日本和解放中国，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2）美国与中国携手建立与苏联、英国之间的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以支持中国的目标；（3）把一切军事力量统一于蒋介石的统率之下；（4）支持蒋介石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统一。 与其他美国官员不同，赫尔利相信"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人不感兴趣"，他始终坚信莫洛托夫说过的话，苏联看不起中国共产党。赫尔利反复向蒋介石陈述，莫斯科对延安漠不关心，但"它对重庆的意图则颇为宽厚"。 难道事实真的像赫尔利所说的那样吗？毛泽东的看法或许更符合实际。他对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说，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他相信，国民党与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即使国民党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苏联也是不大可能给予援助的"。不过，毛泽东预计，中国共产党也"不能指望得到俄国人的援助"。他还告诉美国人，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只要这种影响是建设性的和民主性的。"苏美在中国不会有可能的冲突点。俄国只要求有一个友好的、民主的中国。" 当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力图改善中苏关系的时候，斯大林却让蒋介石体会到了莫斯科的决心和力量。10月11日，苏联接纳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一年前，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向罗斯福提起过唐奴图瓦问题，打算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起同苏联谈判解决。可是，现在苏联却拿走了这块本属于中国的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使蒋介石感到更为震惊的是，苏联策动了著名的伊宁事件，即新疆三区革命。10月30日，伊宁解放组织派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的问题。11月4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驻伊宁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调往哈密之际，秘密发动群众。11月6日，阿巴索夫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从苏联经霍果口岸潜入伊宁，合同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决定于11月7日举行暴动。 暴动开始后，苏联军队投入了战斗。11月12日，苏联军官波里诺夫又带领一支装备精良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战斗。11月16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领骑兵营越境攻打艾林巴克。为了协调指挥进入新疆的苏联军队，11月下旬，苏联派遣以柯兹诺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抵达伊宁。随后，苏联再次派出一批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 在暴动发生后的第二天，苏联驻伊宁领事派人同当地解放组织领导人接洽，商讨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还就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讨论。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伊宁暴动发生之后，国民党新疆当局立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吴忠信于11月11日联名致信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国民党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也有同感，他说：新疆省的叛乱，"不是一个低级官员所能谈判解决的。这些问题必须在莫斯科与苏俄政府直接谈判。"蒋介石自然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作出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同苏联方面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问题上尽量迁就。 然而，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5年1月5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由于美国不希望中苏之间发生任何冲突，1月29日，蒋介石只好在日记中写道：新疆，如果俄国侵略方针不放弃，则我只有待对日战事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马蓍、哈密必须固守，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 难道苏联真的要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吗？从当时内部和外部环境来看，苏联这样做的顾虑很多。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同新疆接壤的加盟共和国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少数民族存在着宗教、种族，乃至血缘上的联系。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身边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少数民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不会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就国际环境来看，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既然受日本的牵制，也就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因此，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而不是为了新疆问题同中国对立。莫斯科只是利用新疆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种手段。 3月9日，哈里曼给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证明了上述看法。他在电报中说：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的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所以，哈里曼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对新疆来说，"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据他说，当时，苏俄总领事正离开新疆回国，迪化只留下一个副领事。他认为，新疆问题原属于地区民族协作问题，即汉回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中苏两国间的问题。刘泽荣不赞成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还特意提到，当地学校禁止教回语，而要求所有学生一律学习汉语。刘泽荣根据他在新疆的谈判情况判断，苏俄"对新疆并无政治企图"。 3月6日，蒋介石在同顾维钧的谈话中虽然看出了"俄国人的危险性"，但他又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苏联更了解中国了。中国人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苏联企图把中国分成两个国家，它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肯定会反对。况且，苏联也不愿意同全中国人民为敌。 斯大林为了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开始注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4月3日，莫斯科召回潘友新，任命彼得罗夫为驻华大使。蒋介石立刻意识到，新大使的任命，是苏联"对华突变之行动"。联系到"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蒋介石猜测，这意味着苏联"对华政策已转变"。 在4月中、下旬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同时，中国代表团也尽量避免同苏联方面发生冲突。为了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政府在会议前夕致电莫斯科，表示中方愿意维护苏联的利益，并且支持苏方要求中方给予支持的提案。在讨论会议程序时，美国代表团建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而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主张设四位主席，由四个发起国担任，轮流主持会议。葛罗米柯的提案显然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提出来的。美、苏有关会议提案的争议，无疑是对中国代表团"诚意的初次考验"。考虑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向美方解释，因美国再三敦促中国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中方"不愿在会上冒犯苏联"。于是，中国代表团在决定支持美国的提案时，"也不愿过于强硬地反对苏联大使的意见"。代表团在请示重庆后得到的答复是：谨慎行事，间接支持美国，设法避免刺激俄国人。 会议期间，莫洛托夫还向宋子文表示，他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会议主席，并且暗示中国代表团应该支持苏联。对于苏联代表团的表现，宋子文觉得苏方特别是莫洛托夫"显然都愿和中国更友好"。他还连续电告蒋介石，说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 4月16日，赫尔利在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武装部队和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政府。 斯大林坦率地说："苏联政府愿意支持这项政策"。他甚至称蒋介石是"无私的"，而且是一位"爱国者"。斯大林还说，苏联在过去对蒋介石曾"待之如友"。他表示，美国在采取行动统一中国武装力量时，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 对斯大林的上述表态，赫尔利称之为他曾经听到过的最佳消息。4月17日，赫尔利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已得到了斯大林的保证，斯大林将无条件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可是，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凯南却不以为然，他对提交给华盛顿的有关赫尔利同斯大林的会谈报告表示不安。4月23日，凯南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说，在赫尔利关于他向斯大林所谈事项的说明中，自然没有斯大林不能坦白地说出口的赞同话。人所共知，言词对俄国人来说是一回事，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另一回事。而且，就斯大林所言来说，如果我们联想到斯大林谨慎小心地讨人欢心和他所使用的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同样含义的措辞，从而天真地渴望在这一舞台上得到苏联的支持，那就会导致我们不恰当地依赖苏联的援助，或者甚至认为俄国人会默认美国实现其在中国的长远目标，"那就会是很可悲的了"。 毫无疑问，凯南的意见对华盛顿产生了影响。在接到凯南电报的当天，斯退丁纽斯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指示赫尔利，要设法使蒋介石深信"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基础，使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 为试探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4月27日，戴维斯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戴维斯断定，莫斯科还没有把蒋介石同伦敦的波兰流亡领袖以及其他"民主的敌人"视为同一类人。"这与延安把蒋与反动势力视为一体恰成对比"。他分析说，莫斯科对蒋介石所持的态度是"比较保留和明显谨慎的"。戴维斯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延安在此间被莫斯科认为锋芒毕露的独立性，那么，"莫斯科对蒋的宽容态度就可能是一个微妙的警告，即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国弓上，不是只有一根弦。这并没有脱出俄国人一贯的作法，即敞开和利用与蒋合作的可能性，以作为一种手段，以使延安觉得有必要坚守和俄国团结一致的路线。" 为了弄清楚罗斯福总统去世后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5月下旬，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6月13日，霍普金斯在同宋子文举行会谈时，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意同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所以，"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 但是，无论是雅尔塔协定，还是随后进行的中苏谈判，均表明莫斯科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东北和外蒙古，新疆问题只是斯大林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随时准备出手的一张外交牌。斯大林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苏联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又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谈判实现其目标。 3．斯大林提出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随着苏联对德作战的节节胜利，美国希望苏联在结束欧洲战争之后参加对日本作战。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在德国、意大利被打败之后，将取得对欧洲的主宰地位，而且还是"太平洋战争中之重要分子"。美国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成为对日作战的伙伴，就可以"减少美国士兵生命与金钱之损失"。相反，苏联一旦对美国采取不友好甚至消极的态度，那么，美国将会"增加不可计算之困难，甚至战事亦有失去效果之可能。"所以，美国要求苏联出兵的愿望就显得十分迫切了。这个时候，只要"能够获得苏联对日作战"，美国"纵使委屈一点"也没有关系。 1943年10月下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电告在莫斯科出席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会议的美国军事使团：苏联在粉碎德国后如能投入对日本的作战，这对美国以最小的损失，更快、更彻底地击溃日本有重要意义，因此，使团的任务就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委托赫尔转告罗斯福：在盟国打败德国之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同斯大林商谈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建议给苏联使用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这"大概就是关东半岛的大连"。斯大林从谈话中看出了美国急于苏联出兵的迫切心情，他向罗斯福表示：一旦德国垮台，苏联将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同美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在苏联出兵的时间大致确定之后，斯大林关心的则是出兵的条件问题。而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特权。1945年2月4日至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部的雅尔塔会晤。2月8日，斯大林同罗斯福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鉴于美军在太平洋逐岛作战中伤亡过大，罗斯福希望苏联尽快出兵。他告诉斯大林，日本现有400多万陆军，120万海军，6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3000架飞机。美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只有160万人，6000架飞机，600多艘军舰。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军的伤亡会更大。 双方在讨论了一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之后，斯大林希望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一个多月前，即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曾同哈里曼商谈过此事。这次雅尔塔会晤应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或者说是苏联出兵条件的最后时机，所以，他明确表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应当归还苏联。而且，斯大林还想得到中国大连和旅顺的租借权，以及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他甚至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 对于斯大林提出的上述要求，罗斯福在会谈中表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苏联，"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但是，关于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问题，罗斯福说他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讨论，因此，他不能代中国人讲话。不过，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苏联要想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有两个办法：（1）干脆向中国人租借；（2）使大连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自由港。罗斯福表示，他个人赞成第二种办法。 另外，斯大林还提出了南满铁路的使用问题。他说，沙皇曾使用过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到大连及旅顺的铁路，以及从哈尔滨到双城子的铁路。 罗斯福回答说，虽然他没有同蒋介石商谈这个问题，但他建议采取以下两种方法解决：（1）通过租价，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2）由中苏两国组成的委员会管理。 斯大林强调，如果他提出的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能够清楚地理解，对德国作战是因为德国威胁到苏联本身的生存，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同一个与它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感到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就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二十四小时内全世界都会知道"。但是，斯大林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讲。当苏联能够从西线抽出一些部队，调25个师到远东的时候，"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而且，他还保证最高苏维埃不会将此事泄露出去。斯大林建议，在会议结束时，"由三大国书面写下同意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对罗斯福说，关于不冻港问题，苏联人不会使你为难，他将不反对使大连成为国际化的自由港。 根据斯大林的要求，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代表苏、美、英签定了一项有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协定，其中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出兵条件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以恢复，即："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方还达成以下谅解：有关外蒙古及大连、旅顺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国首脑还表示，苏联提出的这些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也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从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和雅尔塔协定来看，这次会议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要求。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协定及其附件无疑是关于苏联出兵的一笔交易，而美国人就是这一交易的始作俑者。为了报答苏联人的效劳，美国人"把帐单交给中国人，由他们向俄国人付帐。"而美国人得到的好处就是"快些打败日本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 雅尔塔协定毕竟是一桩不光彩的交易，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所说，这里是"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他批评罗斯福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在这位外交大臣眼里，《雅尔塔协定》不过是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 事后，罗斯福也承认，在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下，而牺牲中国的主权是不正派的。他甚至后悔当初缔结《雅尔塔协定》。 尽管斯大林和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谈结果守口如瓶，但就在两人2月8日谈话的当天，蒋介石已经怀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里海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但蒋介石此时还不清楚雅尔塔会议的具体内容，他只得静观其变，并且表示："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得罗斯福之来报，详细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但是，蒋介石已经意识到，"雅尔塔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而美国只不过"徒获虚名"，英国也是"毫无所得"。 2月21日，蒋介石从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的来电中证实苏、美、英三国"签有密约"，其内容"极端保密"。他还得知罗斯福同斯大林的"谈话大意"，证实了顾维钧所说，"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并且断定斯大林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但他还感觉到这"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 也就在这时，罗斯福约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他在谈话中表示，他一向挂念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打败日本对中国和美国都至为重要。但要想这样做，苏联参战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苏联的合作，战胜日本可能还需要多年。罗斯福在谈话中透露，他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协议，包括苏联在欧洲打败轴心国之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提出了某些条件，其中就有恢复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从罗斯福谈话的语气来看，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罗斯福建议魏道明将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转告蒋介石，并说明中国接受这项协议后将会得到一些好处。罗斯福强调，他这样做既是为了盟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3月15日，蒋介石从魏道明的来电中获悉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谈话的大致内容：（1）维持外蒙古现状；（2）满洲铁路所有权属中国，但业务管理宜有一种委托制度；（2）苏联希望在海参崴以南获得一温水军港，如旅顺或其附近之港。 罗斯福还向魏道明解释说，所谓委托制就是由苏、中、美三方代表组成。至于大连问题，罗斯福建议斯大林"无须太急"，在他同蒋介石商量之后，"不难获得适当解决"。罗斯福主张将旅顺"长期借于苏联"，但其"主权仍属中国"。 蒋介石看完电报后的心情可以用"痛愤与自省"来形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同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 据顾维钧回忆，3月18日，蒋介石就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条件征询他的意见。顾维钧对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条件感到"太出人意料"，认为罗斯福这样做无疑是要中国改变"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的国策"。顾维钧当即表示："我们不能开倒车"，这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许诺，"我们完全可以不答应"。考虑到这是罗斯福同魏道明的谈话而不是罗斯福的直接来信，所以，顾维钧认为中方"不用马上作出可或否的答复"。他还提出三点看法供蒋介石参考：第一，罗斯福还没有对斯大林的条件作出正式承诺，罗斯福之所以要告诉魏道明，其目的在于探测中方的态度；第二，罗斯福把他同斯大林的谈话通报给我们，似乎是敦促我们从速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端；第三，鉴于美国部队在冲绳岛受到的重大损失，罗斯福迫切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远东胜利的到来，以减少美军的伤亡。 蒋介石难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看不清楚苏联在远东获得立足点并在太平洋发展海军力量对美国带来的危险？顾维钧向蒋介石解释说，罗斯福采取这种态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建立世界和平组织的计划，需要苏联的合作。如果不迁就苏联，不设法使它同美、英、中联合起来，局势就会像一张三条腿的桌子那样不稳。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向罗斯福说清楚，假如满足斯大林的这些要求，将会对美国和整个东亚造成何等危害。所以，"我们应当诚恳地请求罗斯福对这几点加以充分考虑。" 随后，熊式辉在同顾维钧谈话时表示，将中东铁路改为由中苏美三国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的联合公司，"倒不是不可接受"。至于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的要求，可以提出两条反建议：第一，旅顺可以同太平洋西岸的各港口，如香港、西贡、新加坡一起改为国际港口，均由世界和平组织管理；第二，如果此点不能为苏联接受，我们就应当要求美国做出保证，一旦旅顺成为苏联军港，不得将它用于有损于中国的目的。熊式辉告诉顾维钧，蒋介石并不认为罗斯福在试探中国的态度，他相信罗斯福已经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 熊式辉在谈话中还透露，蒋介石在开罗曾告诉罗斯福，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使用旅顺港口作为海军基地。顾维钧起初感到难以置信，但他很快就从王宠惠那里得到了证实。此前，英国一些要员告诉过顾维钧，苏联最怕的是英美势力扩展到它的边界。中国东北地域广大，既同苏联接壤，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这个地区成为某个第三大国的势力范围，将会大大增加苏联的担忧。于是，3月22日，顾维钧向宋子文表示，这是一个对中国关系重大的问题，必须深思熟虑。一步走错，就会使中国退回到1900年以前的局势，加重中国在国内国际的困难。顾维钧反复强调，有关苏联租借旅顺的要求需要慎重考虑。如果中国政府同意租给苏联，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对别的港口提出同样的要求。为了对抗斯大林的建议，我们可以提出指定朝鲜的某个太平洋港口作为国际共管港口方案中的一部分。他要求宋子文，"最好把访苏之行暂时拖一拖"，因为现在去莫斯科是很不利的。 考虑到事关重大，3月下旬，顾维钧在前往美国之前特意赶往昆明去见蒋介石。在谈话中，顾维钧提醒蒋介石，关于苏联对旅顺的要求，一定要考虑到它对国内国外可能造成的影响。他再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对苏联想在太平洋得到一个不冻港的要求非答应不可的话，那就指定一个靠近苏朝边境的朝鲜海岸上的港口更为合适。即使这个让步，也只能作为整个西太平洋安全方案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对台湾、马尼拉、香港、新加坡等地国际化总建议的一部分。他还说，魏道明从华盛顿发来的中文电报有些模糊，诸如苏联要求的详细内容和罗斯福对魏道明究竟说了些什么并不清楚，因此，"无须急于作答"。他认为，最好等宋子文去美国弄清楚斯大林对罗斯福以及罗斯福对魏道明到底说了些什么之后再作答复。 蒋介石赞同顾维钧提出的用朝鲜某个港口代替旅顺的建议是对抗苏联的有效办法。但他认为，此时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直到顾维钧离开昆明时，蒋介石始终没有对斯大林的要求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显然意识到此事的棘手。一方面，他对顾维钧的话颇有同感，另一方面，他又发现拒绝罗斯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4．蒋介石表示：中苏条约签订后，两国之间国界"可以不设防" 4月5日，苏联向日本宣布不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这倒使蒋介石感到了一些宽慰。它表明苏联将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因此，蒋介石要求做好一下准备：（1）苏联对日宣战时的态度与手续；（2）日本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但蒋介石同时又担心，苏联将以对日作战"垂手而占我东北"。 蒋介石估计，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对旅顺和大连的地位一定达成了某种协议。在一连几天的考虑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但他对"租借"二字无法接受，认为"租借地"这一名称被中国人看作是"最大之羞辱与污点"，所以，"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族之历史"。如果旅顺再次被俄国租借，将"决难忍辱"。蒋介石还说，如果中国政府承认租借旅顺，这"不仅造成中、俄两世代之仇恨"，而且还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基因"。有鉴于此，蒋介石甚至表示，旅顺"宁可被俄强权占领"，也"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不仅旅顺如此，如果外蒙古、新疆或东北三省被俄国"武力占领而不退"，那么，中国亦只有"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曾就雅尔塔协定责问过罗斯福：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这样做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5月10日，赫尔利直截了当地告诉杜鲁门，蒋介石不会同意雅尔塔协定的条款，因为协议里的用语在中文里有治外法权及侵犯主权和独立的含义。他还说，蒋介石已经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有关内容，美国应尽快通知中国。 可是，杜鲁门认为由赫尔利"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5月21日，赫尔利还是以个人名义将他所知道的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条款的内容告诉了蒋介石，希望中国方面"速为准备"。 5月24日，蒋介石同赫尔利谈话，他对美国是否准备在中国东北南部登陆表示出十分关切，并以此确定中国"对俄交涉之要领"。赫尔利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谈话情况。他向彼得罗夫声明了美国政府对旅顺问题的态度，要求保持中国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 5月26日，斯大林在同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会谈时宣称：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他还表示，苏联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中国的统一。 然而，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人不相信战后东北会归还中国。蒋介石也有同样的担忧。他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曾告诉他：西方政治家们有这样一种看法：出于战略考虑，不应将满洲归还中国，最好让它处在远东起均势作用的地位。蒋介石由此对东北的前途表现出悲观的情绪，认为它注定会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外。 于是，国民党内部开始担心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企图，一些国民党人士害怕莫斯科会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与会者围绕苏联出兵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代表主张积极寻求苏联的援助，赞成同苏联结盟，并建议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实际上，至少在4月12日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决定同苏联进行谈判。因为宋子文在赴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以1924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基础的。顾维均回忆说，宋子文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给他看过一封蒋介石的来电，并附有蒋介石同罗斯福的来往电报，表明蒋介石想派宋子文作为代表去莫斯科谈判。根据这封电报，顾维均判断，蒋介石已经同意接受罗斯福提出的建议。 国民党政府起初只是寻求战后中苏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而没有料到莫斯科会不承认上述两项协定，企图"完全恢复1904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结果，国民党政府在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在于他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这从6月3日他同彼得罗夫的谈话可以看出。蒋介石表示，凡是帮助中国收复失地的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给苏联以便，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他还声称，如果苏联能够按照中国的要求解决东北问题，那么，这将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他对彼得罗夫说，中苏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他请彼得罗夫转告莫斯科，中国政府希望同苏联政府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东铁路、旅顺口、大连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问题。国民政府愿意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条约，并且准备在互相谅解与合作的精神下解决所有问题。蒋介石还表示，中国政府决心废除不公平条约，以获得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希望苏联给予支持。 6月12日，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缔结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中有四项涉及到中国主权问题：（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享有优势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间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对东三省主权完整的条件下，组建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保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从内容上看，这五项条件同雅尔塔协定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在外蒙古问题上除继续强调维持现状外，还提出外蒙古"成为独立国家"的要求。彼得罗夫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些条件，苏联政府准备立即开始同中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没有当即答复。他仍然强调，"租借"一类的名义是"国家的耻辱"，不同意使用这种名义。他还说，中苏友好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果有"租借"一类的名义，就会"失去条约的原意"。 彼得罗夫并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后者还包括领事裁判权这类特权，而前者就没有。苏联如果租借旅顺，自然会规定租借的期限，而且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他还保证，苏联租借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 蒋介石表示，他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也希望同苏联友好合作。但是，如果为了一个小问题而失去两国人民的感情，"那不是苏联的意思"。他坚持认为，既然是租借地，就是领土和主权的不完整。所以，租借地这种名义"切不可再用"。他请彼得罗夫转告苏联政府，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后，德国租借了青岛，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这段历史，是从俄国租借旅顺起，造成了中国的不平等地位"。所以，租借旅顺不仅是苏联一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亦可援例讲话"。所以，蒋介石强调，中苏条约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内容上，"都不好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以免在中国和外国引起不良的印象"。据蒋介石事后解释，所谓旅顺不能再有租借地之说，最大限度只能同苏联"共同使用"。 6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宋子文将于6月下旬抵达莫斯科讨论中苏协定的细节问题。杜鲁门还说，他已指示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蒋介石并征求其本人的同意，并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完全支持雅尔塔协定。 当天，华盛顿将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方面的秘密协议正式通知了蒋介石。杜鲁门在备忘录中还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向他声明，将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而且这种领导"在战后必须继续"。斯大林表示，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满洲全境是中国的一部分，苏军进入满洲作战，但尊重中国主权。斯大林声称欢迎蒋介石派代表到满洲，以便利在那里设立行政机构。 雅尔塔协定使蒋介石感到十分担忧。他看了杜鲁门的备忘录后其心情可谓"悲愤不知所止"，他甚至怀疑杜鲁门的备忘录没有说出雅尔塔"卖华密约"全文。更让蒋介石感到恼火的是，不仅彼得罗夫向他提出口头条件，而且赫尔利又奉杜鲁门之命，向他书面转达了苏联拟定的中苏友好协定草案，以致蒋介石"疑惧交加"。他表示，如果苏联一定要租借旅顺而不允许中苏共同使用，他"必坚决拒绝"。 于是，蒋介石紧急约见了赫尔利，提出三点建议：美国和英国承担解决远东所有问题的义务并支持中国；中、苏、美、英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四强共同讨论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 显而易见，蒋介石试图通过美国在东北牵制苏联，但他不了解，苏联根本就不会同意美国的势力深入东北。为了避免发生冲突，美国也不打算这样做。6月18日，美国国务院让赫尔利转告蒋介石，美国不会同意他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那些建议是不现实的，而且苏联也不会同意这种安排。因此，美国不会成为中苏条约的一方，也不会考虑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问题。美国方面甚至表示，华盛顿将全面支持雅尔塔协定，并建议蒋介石按照协定的规定同苏联谈判。 6月26日，蒋介石就对苏交涉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为苏联对日参战后军事上便利起见，旅顺军港中国允许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与行政权必须归中国，军港范围以旧军港为限，不得有附属地；（2）大连商港中国愿开为自由港，但行政须由中国独立自主；（3）中东铁路以及南满铁路，中国允许同苏联组建公司，中东铁路苏联卖给日本所得资金应归中国所有。苏联战时可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直达海参崴和旅顺港运输军队，但中途不得停留。除铁路业务外，这两条铁路不得有附属地及其他所谓采矿权，铁路全部主权及土地属于中国；（4）1924年以前中国同帝俄所订关于东三省一切条约，应照苏联宣言一律废除，根据1924年北京新约精神订立新条约；（5）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与苏联宪法上所规定的各苏维埃权限相同；（6）中国在新疆与苏联谋经济上密切合作，苏联不得向新疆提供武器弹药；（7）中国国内的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苏联希望中国统一起见，不得对中国共产党作任何舆论上、政治上及物质上的支持，并设法劝中共交出武力。 蒋介石还提出，苏军在东北应于对日战争结束之日起，三个月至半年内撤退完毕。他特意提到，中国政府不能改组为联合政府。如果中共将军令、政令统一归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可以委任中共党员为部长、会长或者委员。 当天，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正式宣布派遣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希望双方能够"不拘外交形式，开诚商议中苏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有关外蒙古问题，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不会采用清政府武力政策压制外蒙，中国政府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即在外交、军事上享有自主权，但宗主权应属中国政府。至于旅顺问题，蒋介石仍然坚持"租借"一类的名称"切不可再用"。蒋介石还表示，中苏签订密切合作条约之后，"将来中苏之间的国界上，甚至可以不设防"，就像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一样。 5．蒋介石称：中国在外蒙问题上作出了"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关于旅顺问题，斯大林出于"顾念中国政府地位"的考虑，同意不用租借方式，由中苏共管使用，期限为45年。他表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只限于干线，平时不运送军队。斯大林还提出，铁路也由中苏共管，利益均享，期限为45年。 双方还讨论了国共两党问题。宋子文强调，国民党政府愿在军权、政权统一之下，容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领导权属于国民党，而且不能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表示同意，他说，以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是，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容纳中国共产党，将难以克服其困难。斯大林声明，这是为中国利益着想，并非有意袒护任何党派。 当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从宋子文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双方在东北三省问题上"比较满意"，但"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由于宋子文的强硬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斯大林未能迫使中方接受他的要求。事后，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中国人民虽然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事后，宋子文讯问哈里曼，罗斯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何，他请哈里曼立即致电华盛顿询问美国政府的实际看法。 可是，美国的回答使宋子文有些失望。7月4日，杜鲁门通过国务卿贝尔纳斯电告哈里曼，美国在目前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但哈里曼可以"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说明他的了解：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 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个问题显得小心翼翼，不愿意刺激莫斯科，所以它的解释实际上偏向于苏联。杜鲁门在致哈里曼的电报中还说：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美国政府，按照1922年的九国公约，一向谨慎地没有丝毫表示，它认为中国边远的属地，如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具有不同的地位。"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 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蒋介石显然知道承认蒙古独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为了达到保证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及苏联不支持共产党的目的，他宁愿冒此巨大风险。鉴于事关重大，7月7日，蒋介石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在第一封电报中，蒋介石叮嘱说：对苏交涉，务须注意中方要求之主要目的。此次中国以允许外蒙战后独立，"实为最大之牺牲"，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对苏联作出的"最大之诚意"。蒋介石十分清楚，外蒙古问题是中苏关系的最大症结。而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果这一症结被清除，而他的目的又不能达到，那么，"不仅牺牲毫无代价"，而且今后必定会增加中苏两国之间的恶果。所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务望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为此，他又重申了两点：一是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是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及新疆暴动，这是"中方要求之交换条件"。尤其在中共和新疆问题上，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毫无隐饰"地与斯大林谈判，并且"得出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好"断然中止谈判"的准备。 在第二封电报中，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愿以极大牺牲与最大诚意而求得中苏关系有一根本解决，"以期扫除今后一切之纠纷与不快"，希望中苏能实现彻底合作。 当天，双方举行会谈，而且一开始就切入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没有按照蒋介石7月6日电报旨意行事，还想作一次努力，坚持认为外蒙古不能独立。他表示，中方可以接受雅尔塔协定有关外蒙古的条款，即保持其现状，但"不能承认外蒙独立"。考虑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坚决，宋子文主张给予外蒙古以高度自治，军事、外交均可自主。 但是，斯大林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他说：中苏两国现既拟定同盟条约，必须将两国之间可能冲突的因素消除。外蒙古如果不独立，苏联进兵外蒙，就等于进兵中国领土，这很容易成为将来冲突的根源。 宋子文承诺，中国政府不反对苏联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他还详细解释了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原因，并且再三强调，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只要承认外蒙古独立，没有不垮台的。斯大林不以为然，说苏联政府承认了芬兰的独立，却没有因此而垮台。 会谈中，双方对雅尔塔协定关于维持外蒙古现状条款的理解出现分歧。斯大林认为维持外蒙古现状"即为承认外蒙独立"，条文系苏方起草，英、美没有参加修改，他可以向两国当面质问。斯大林还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中苏之间就无法达成协议。而宋子文坚持从法律上解释，所谓保持现状，"乃系中国在外蒙法律上仍保持其宗主权"，只是事实上无法执行而已。 7月8日，中方准备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请示：（1）旅顺军港如果完全由中国管理，苏联必不允许，故事实上只能由苏联管理，而由中苏共同使用，至于民事行政权则全部归中国；（2）大连为纯粹自由港，由中国管理。如果苏方不同意，拟将码头仓库及运输经营组织由中苏合办。（3）中东、南满铁路权利由中苏平分，董事长总经理以华人充任，副董事长协理由苏联人充任。如果办不到，中东铁路董事长为华人，总经理由苏联人担任，南满铁路董事长总经理仍由华人充任。 蒋介石复电表示：旅顺军港名义上必须由中国主管，但关于海军重要部分及其技术人员中方可委派苏联人负责管理，其民事行政权应完全归中国。大连为纯粹自由港，但不能有特殊办理字样。其码头各种管理权必须归中国，南满铁路管理权须归中方掌握。 鉴于双方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在7月9日的会谈中，宋子文只好向斯大林通报了蒋介石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在对日战事结束之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 斯大林表示满意，也同意于战后公布这一消息。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三项交换条件，斯大林承诺，苏联不再向新疆运送军火。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他还表示，此后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向中共提供武器。事后，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斯大林在中共问题上的谈话"甚为切实友好"。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在旅顺问题上，斯大林坚持军港由苏联人管理，而行政权则属于中国。关于中东铁路，斯大林不同意将其归还给中国，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用资金修建的"。他提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干线的所有权应该归中苏两国，包括与铁路直接有关的附属事业及苏联以前经营的铁路沿线小煤矿。但斯大林坚持将日本开采的煤矿排除在外。 关于大连港的国际化问题，斯大林指出，所谓"国际化"是指"应由中国和俄国来控制，并不涉及他国，俄国应有优越的利益，并应由俄国的一个管理机构。"港口的利润一半归苏联，一半归中国。 宋子文主张大连港应该是在中国管理下的自由港，而由"俄国进行某些技术上的协助，同时俄国有充分权利自由使用该港。" 至于旅顺港，蒋介石曾指示代表团不能使用"租借"的名称，因为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所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这两个字，而商议出一个中苏"两国都能够据以获得海军便利的办法"。他还提出，中东铁路、大连和旅顺的协议期限为45年。 不过，在东北主权问题上，斯大林的声明使宋子文多少感到了一些宽慰。他承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国民党代表将"随同去组织政府"。而且，苏联在中国东北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 从宋子文事后给蒋介石的电报来看，当天的谈判在东北问题上较"苏方原提条件让步甚多"。至此，"大问题业已大致解决"。但是，在旅顺军港由苏联人管理及30年期限问题上，斯大林"不肯让步"。宋子文表示，其他问题如铁路及大连自由港的管理等，在不得已时只好"酌量迁就"。谈判之所以会在港口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遇到困难，原因在于"斯大林的要求范围比以前还要大"。 宋子文在谈判中故意使铁路和港口问题悬而不决，是想听一听美国的意见。他要求哈里曼把中苏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转告杜鲁门，希望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有关大连、旅顺、中东和南满铁路条款的解释如实告诉蒋介石。 作为雅尔塔协定的签字国，华盛顿一直关注着中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关于大连和中东铁路问题，美国希望中苏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将"保证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国民对大连海港的设备有平等使用的权利，对铁路运输的特权得以共享"。至于斯大林提出的中国东北主要铁路的所有权归属苏联的要求，杜鲁门强调说，美国对雅尔塔协定的了解是："苏联和中国应当共同经营这些铁路，并没有条文规定所有权专属苏联。"美国尽管表示不打算参加大连的行政机关或者管理，但希望中苏达成涉及大连和其他任何有特别安排的地区的协定时，"应当遵守有关国际商业来往中的公平原则。" 7月10日，宋子文将苏联关于大连、旅顺及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条件电告了蒋介石：（1）旅顺为军港，专供中苏船只使用，军港及旅顺由苏联管理。为保护区域内安全，苏联有权派遣陆海空军驻扎，并可在区域内调动。大连市政府由中苏政府各派五人组成，市长为苏联籍人，副市长为中国人，大连港主管人为苏联籍；（2）中国政府承认苏联恢复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旅顺段所有权益，苏联政府同意中国参加管理经营，并组建中苏联合公司，董事会为七人，其中四人为苏联籍，三人为中国籍，董事长和经理均由苏联人担任。 蒋介石得知后，感到苏联提出的条件比沙皇1896年的条件更为苛刻，"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对苏交涉要点，尤其强调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1）关于旅顺、大连及铁路问题。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事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属于中国。大连港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但允许苏联在同盟期间共同经营，铁路警察权应绝对属于中国。（2）中苏互助同盟期限定为30年。（3）旅大以外区域中国所派主要行政人员应得苏联同意一节，中国决不能承认；中东南满铁路苏联恢复权益的相关产业应以机车车辆工业机厂建筑物为限，其土地应归中国所有；沙皇时代在铁路沿线开采的煤矿及森林不包括在内；重申中东南满铁路平时不能运兵。（4）关于中共问题，苏方所作的承诺应列入谈话记录；苏联不仅不能向中共提供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等方面亦不得支持中共。（5）条约签订之后，苏方应发表宣言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主权与行政完整。 在当天举行的谈判中，斯大林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中方必须作出让步，在相关的声明中说明外蒙古人民已经多次表明他们的独立愿望。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在对日作战胜利后二三个星期开始撤军，二个半月撤完。 至此，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外蒙古边界、中东铁路所有权、苏联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以及铁路董事长局长人选等。由于若干问题已"圆满解决"，所以，当天的谈判显得"稍见和洽"。 两天之后，即7月13日，中苏谈判因斯大林出席波茨坦会议而中断。宋子文返回重庆同蒋介石进行磋商。随后，蒋介石通过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中国在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但由中苏军事委员会联合使用旅顺港的事宜，中国行政人员的任命，"不能先征得苏方同意"。大连作为东北的主要港口，"须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而且，"大连以及由长春至大连之铁路不得划入军事区"。 蒋介石对外蒙古问题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对维持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中国有宗主权"，所以，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国民党中央对外蒙古问题并没有认真研究。结果，苏联方面提出外蒙古问题，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一再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于中国牺牲太大，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都会反对"。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罗夫谈话时明确表示，为了让苏联保证中国东北主权完整，帮助他解决中共和新疆问题，他才有可能"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 鉴于中方在满足苏联条件方面"已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担心斯大林还会提出使他无法接受的要求，于是，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能够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向斯大林施加一点压力。7月20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你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作出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在同斯大林会晤时，"向他指出我们采取的显系合理的立场，使他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美国副国务卿格鲁也希望美国政府"应当单独地或与英国共同对苏联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对于大连和铁路的条件进行修改，使之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利。"哈里曼和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对莫斯科的要求也表示不满，认为罗斯福总统承诺苏联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享有优越权益，仅限于交通运输，而"不是苏联在东北地区有任何广泛的利益，所以苏联没有理由完全控制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利害关系的铁路。" 由于莫斯科曾明确表示过，除非中苏之间达成协议，否则苏联不会参加对日作战。而杜鲁门关心的就是苏联尽快参战。为此，杜鲁门"敦促蒋介石恢复莫斯科谈判"。他不仅没有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向斯大林施加压力，反而认为中方作出的让步是咎由自取。7月23日，杜鲁门从波茨坦致电蒋介石："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他还表示：如果蒋介石同斯大林"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继续努力，以便达到完全谅解。" 宋子文回到重庆后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垮了"。他意识到，"这个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对负责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会是政治上的毁灭"。因而声称，他不想再去莫斯科了。为此，宋子文还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但是，美国坚持认为，宋子文是除蒋介石之外同斯大林会谈的唯一合适人选。如果宋子文不去莫斯科而改派新的外交部长，这可能对中苏谈判产生有害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在美国的再三要求下，宋子文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一道赴莫斯科参加中苏第二轮谈判。 6．斯大林称：国民政府最好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将进入满洲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不久，中苏重新恢复谈判。此时，美国已经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要求苏联参战的心情也就显得不像过去那么迫切了。同时，美国还考虑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后对美国在华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态度开始有所强硬。 于是，美国已不再含蓄了，对大连问题明确表明了态度。8月5日，杜鲁门让哈里曼转告斯大林，美国相信宋子文已经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要求。与此同时，贝尔纳斯也通知哈里曼，美国要求中苏之间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因为"这将对我们的利益起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而没有征得我们同意这一点。应该记住罗斯福总统不同意苏联最初提出的关于租借大连的建议，坚持大连港应国际化，成为自由港。由于我们的利益在于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因此我们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 8月7日，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此轮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外蒙古的边界；（2）大连市的管理；（3）旅顺海军基地军事区；（4）旅顺的管理；（5）中东铁路董事长及局长人选；（6）双方在东北的军事合作。 在当天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中国应同意不在旅顺以南100英里任何岛屿上建立要塞。但中方拒绝了这个要求。蒋介石授权宋子文许诺把沙皇曾经租借过的旅顺地区划归苏联军事区，但大连及其相连的铁路不包括在内。 斯大林虽然同意不把大连及相连的铁路划入苏联军事区，但拒绝将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也不赞成向苏联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的提议，坚持由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大连和旅顺。 会谈中，斯大林又出乎意料地提出一个"以前没有提出过的建议"，这就是"战利品"问题，其中包括部分日本企业的股份。这意味着苏联可能攫取中国东北相当一部分工业以及取得对东北工业永久性的控制权。 美国对斯大林在战利品问题上的漫天要价感到不满。杜鲁门建议中国政府拒绝苏联分享日本企业股份的要求，把战利品的定义局限在物资上，战利品的解释必须符合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传统定义。正如哈里曼所说，如果苏联像在德国那样来解释"战利品"，他们就可能"全部撤除满洲的某些工业"。 为此，华盛顿电告哈里曼，要他"特别坚定"地反对苏联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搬到苏联去的企图。而且，美国也反对在满洲日本赔偿问题上苏联单方面或中苏双边的决定，而应由积极投入对日作战的各国政府来共同达成有关协定。实际上，苏军还是利用了当时没有澄清的法律条文，从中国东北拆走了大批工业设备。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东北在苏联军队占领期间，估计"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莫洛托夫将这一决定通告了王世杰，并表示愿意同中国共同争取对日战争的胜利。8月9日，苏联150万军队越过4000多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进入中国东北。王世杰和宋子文联名致电蒋介石：由于苏联已经对日宣战，形势紧迫，中苏签订条约之事不容过于迁延。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以致中方不得不考虑日本投降对中苏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协定，一旦苏军占领东北，斯大林就会更加强硬。此时，美国已经放弃了在中苏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通报了美国的立场，认为宋子文提出的方案符合雅尔塔协定，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再强迫中方让步。同时，杜鲁门要求斯大林不得强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尤其不要把大连划入苏联军事区。 由于美国对莫斯科的压力，苏方开始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作出让步。在8月10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同意取消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管理的要求，将大连市政权"全归中国"，也同意放弃旅顺口外岛屿的要求。表示不干涉新疆内政及尊重东北三省主权，并承诺苏联一切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但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上，苏方坚持两铁路局局长由苏联人担任，董事长由中国人担任。 会谈中，双方围绕外蒙古边界的划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方既不肯接受中方提供的地图，亦不愿意对换文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分外蒙古边界，那么将会涉及到新疆阿尔泰地区一部分领土的归属问题。这部分领土在1911年前属于外蒙古，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又划归新疆。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却把这一地区划入外蒙古。1944年阿尔泰地区发生暴动，并且引发了边界纠纷。因此，中方不能不考虑到，苏联有可能将这一地区视为外蒙古的一部分。于是，中方只好拿出1926年苏联出版的外蒙古地图作证。 斯大林在会谈中曾推测过中方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分边界要求收回已作出承认外蒙古的要求，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斯大林坚持认为，外蒙古边界十分清楚，25年来，外蒙古同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发生纠纷，因而拒绝了宋子文提出的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堪定外蒙古边界的提议。斯大林还向中方施加压力，重新提出关于立即承认外蒙古的要求。他甚至说，如果中国再纠缠外蒙古边界问题，内蒙古的疆界将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斯大林还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 尽管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在外蒙古的边界问题以及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据王世杰分析，斯大林始终没有拿出苏方地图，原因在于：一是苏方预计其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中方可能不会接受；二是唐努乌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古，现已成苏联的一个属国。但王世杰认为，苏方这种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 此时，苏军已经深入中国东北腹地，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8月11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恐再难强苏方让步"。但是，蒋介石一连两次回电坚持在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前"堪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王世杰"抱定此决心与态度"，即使停止谈判，"亦所不恤"。宋子文、王世杰在商量之后认为，这个时候还谈论堪界问题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遂于8月12日致电蒋介石：中苏条约必须缔结，"倘再迁延，恐易引起意外变化"，对于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可否授权权宜处置"。王世杰在电报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中方要求先堪界，而后承认外蒙独立，则"为故意延宕，苏方决不能同意"。外蒙古问题谈判毫无结果，王世杰感到"不胜惶恐"。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间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8月13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王世杰，准其"权宜处置"。 8月12日的谈判是在莫洛托夫和宋子文之间进行的，双方就大连、旅顺和中东路问题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坚持要把旅顺和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划归苏联，并且主张苏方在旅顺口军事委员会中占居优势，而且由苏联人担任主席。莫洛托夫还坚持将大连港所有建筑物和设备划归苏联，大连港主任由苏联人担任。 宋子文认为，关于大连和旅顺的管理问题，苏方只能充当顾问和享有咨询权。旅顺口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应该是中苏对等，由中国人担任主席。他还表示，大连港的建筑和设备应归中国，但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租赁给苏联。 莫洛托夫提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理事长必须由苏联人担任，其代表可以是中国人。他还坚持要求，苏联至大连、旅顺之间运输苏联物资不应纳税，也不受海关检查。 宋子文表示，这两条铁路中的一条可以由苏联人担任理事长，而另一条铁路则由中国人担任理事长，苏联人担任副理事长。宋子文同意苏联沿中长铁路运输物资可以不受海关检查，但必须纳税。他还提出，大连港主任应当由中国人担任。 在8月13日至14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宣布，蒋介石同意承认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这样，中苏谈判的最大障碍被清除了。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中方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妥协方案，即理事会按照对等的原则组建，中国人担任的理事长拥有两票表决权，但铁路局长由苏联人担任。在大连港资产问题上，双方同意，大连港归中国，部分实施无偿租给苏联，但不得租给第三国。在大连港的主管问题上，双方也达成妥协意见：港口主任由大连市市长征得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局长同意后任命苏联公民担任，副主任由中国人担任。至于旅顺军事管理问题，双方均表示，苏方在军事委员会中占多数，主席也由苏联人担任，但民事管理权属于中国。 据当事人回忆，中国代表团的谈判策略并"不高明"。当中方的一项协议被苏方拒绝后，"中方代表就吓得不敢再提了"。宋子文从重庆带来一张标明外蒙古边界的地图，但斯大林说那张地图是日本人伪造的。宋子文、王世杰却"不敢请斯大林拿出一份真地图来"。每当出现这种紧张气氛时，通常由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出面讲几句话才得以打破。可以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签订一项完全有利于中国的条约。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苏联明确表示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而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时，苏方认为东北三省属于中国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表示"尊重"，并且承认东三省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双方最后商定由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双方同意成立中长铁路公司，由中国人担任理事长，苏联人担任副理事长。但中长铁路局局长一职由苏联人出任。 不可否认，苏联从中长铁路捞取了不少特权。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有权在铁路上用加封的车辆运输过境军需品，且不受海关检查。由苏联至大连、旅顺往返的货物，免征中国关税。 大连的行政主权归中国，但应苏方要求，中方同意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地租给苏联，租期为30年。另指定码头及仓库租给苏联。 据当事人说，苏联在草拟条约的最后时刻大耍"两面派手法"。中长铁路协定注明30年期满后"无偿"归还中国，但"这两个字在俄文本中没写上"。原来商定经大连出口的苏联货物和经大连港进口的外国货物均应免税，俄文本却改为"运到大连供当地消费的货物免予征税"。而经大连运往其他市场的货物仍须纳税，这就增加了大连苏联当局的财政收入。 根据《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苏联取得了在旅顺驻扎陆、海、空军的权利。而且，苏联在军事委员会中占居多数。就连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中方还要征得苏联军事指挥机关的同意。 条约签订之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国民党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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