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军的防区共有两个堑壕地带。第一道叫凯撒区,约有二千码纵深,前面是一道堤岸,完全绕着菱形部分的东边。堤岸约十英尺高,已经掘有堑壕和安装了铁丝网,其前哨线则一直推进到格拉韦第和其他小岛上。第二道防线称为康尼区,在皮亚维河以东约六英里,并且沿着蒙蒂卡洛河左岸,这道河岸从维托利奥-威尼托的南面起,并在奥德尔佐以东与利文扎河交汇。卡凡的第十集团军将其预备性作战分为两个阶段:(一)占领格拉韦第,(二)在皮亚维河左岸获得立足点,以建立桥头阵地,也就是说应向堤岸进攻。这两个行动都准备在十月二十三日夜里举行,在黑暗掩蔽之下,使用小艇和徒涉渡河来达到格拉韦第。第一批渡河的部队指定为英军第七师的第二十二旅,因为只有十二艘意大利平底船,每艘船上除两个船夫以外只能乘坐七人,所以每次只能渡过八十四人。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十五分,第一批小艇出发,因为河中有漩涡,所以船夫对船只的驾驶要有惊人的技巧。英军最先不敢相信船夫有这样的本领,以后对他们的技术和勇气不禁大感敬佩。他们一旦在格拉韦第上陆,第二十二旅的领先排就冲向几个小规模的匈牙利部队据点,然后向右旋转再向南沿着岛本身前进。此时奥军也已射出了告急火箭。正在摆渡之际,又同时用平底船造了两座浮桥,但是到天亮之后,它们就暴露在敌方机枪火力之下,所以在渡过两个营之后,浮桥即自动拆散。到二十四日上午五时,英军第七师的目标都已完全占稳,可是意军第三十七师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该师是指定在更下游的地方渡过皮亚维河——他们已经有六个营渡河到了卡塞塔岛,但在那里却被机枪火力所阻止。当右翼方面获得成功之后不久,在中央方面又作了另一次企图。在浓雾之中,开始对皮亚维河与布伦塔河之间的地区进行炮兵轰击,到上午七点十五分又开始下雨,第十二集团军在左面支援着第四集团军部队,开始向蒙特格拉帕山的斜坡上冲锋。蒙特阿索隆山却得而复失,到处都是猛烈的机枪火力,之后的每次前进都被击退了。双方都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克拉蒙对奥军颇为赞许,而卡凡勋爵对意军也一样恭维备至。当第四集团军攻克蒙特格拉帕这个坚强阵地之后,卡凡勋爵称之为最英勇的成就,足以在军事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十月二十五日,他们继续攻击,虽然并无进展,但在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两天,却吸引了奥军的预备队,所以对整个会战还是颇有贡献。此时,由于大雨和河水泛滥,迪亚斯将军命令第十四军暂停前进。到第二天雨停之后才继续渡河。为了对抗奥军的探照灯,意大利第三探照灯连也在河岸上游五百码的地点用灯光来对抗,在互相照射之下,渡河部队获得了良好掩护。扫清岛屿的工作预定在晚上九点三十分钟开始,此时月光可以提供相当的照明。到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全岛已完全落入英意军手中。意大利第三十七师是从马杰奥雷岛渡过来的。六月二十六日,在萨莱托上游三百码处建好了一座浮桥。下午六时,迪亚斯命令第十、第八、和第十二集团军开始渡河。二十七日,第十二集团军在面对佩德罗巴的左岸建立了桥头阵地,而第八集团军也在塞尼加利亚之南获得了立足点。第十集团军向前进攻,第十四军的第二十三师和第七师在左,第三十七师和意大利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三师在右,上午六点二十五分开始炮击,前面两师的攻击部队从芦苇中爬过,因为水深齐腰,流速更在十海里以上,所以他们大家用手臂互相挽着,进入了该河东面的水道。掩护炮击停止了,他们开始向堤岸冲锋。到上午七时,全部右段堤岸均已为英军占领,但是他们右面的意大利三十七师还是没有赶上。他们没有渡过,但不久之后还是过来了。迪亚斯于是把意大利第十八军(下辖第三十三和第五十六两个师)——本为第八集团军的预备队——交给卡凡指挥,使他可以有足够兵力来保护其左翼。占领堤岸之后,英国部队的两个师继续前进,到上午八时十分,第二个目标达到了。此时又一次失去了意大利三十七师的踪影,但是卡凡却不顾一切向前挺进,到正午时,整个凯撒区都已落入他手中。二十七日夜里,仍留在皮亚维河西岸的部队又继续推进,但因为架桥困难,所以第十八军的部队只渡过了两个旅,他们就在第十四军左面。虽然他们的数量有限,却还是奉命进攻,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在英军第二十三师的炮兵掩护下,有一个旅进向圣路西亚,与英军第二十三师的左翼连接,另一个旅则进向内维萨以北的马尔切泰利,以攻击奥军步兵和炮兵的侧翼,这部分奥军一直阻住第八集团军的第八军,使其无法在普鲁纳点建立桥头阵地。虽然他们未能攻占圣路西亚,可是对马尔切泰利的威胁却迫使奥军撤退,于是第八集团军在下一夜遂能架桥渡河。当这些攻击进行时,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点三十分,第十四军又前进了,第二十三师进向瓦佐拉-圣路西亚之线,第七师进向瓦佐拉-拉易之线。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在黑夜掩护下,这两个师又奉命前进,以夺占蒙蒂卡洛河上的桥梁为目的。但当他们接近时,那些桥梁却被敌军炸毁。所以到二十九日清晨,这两个师都已经超过了前一天所指定的目标线。二十八日,意大利第十一军使其左翼前进到特姆皮奥,于是在皮亚维点以西构成了一个侧翼防御阵地。在第十集团军左面,第三集团军在二十八日那一天并未移动,而在它左面,第八集团军正彻夜忙于架桥。尽管侧翼还暴露着,二十八日下午,卡凡勋爵却仍然对第十集团军下达了次日继续前进的命令。其目标线分别规定如下:第十八军为马尔切泰利-科内利亚诺-柯斯尼加之线。第十四军为柯斯尼加——卡多格尼——封坦尼勒特之线。第十一军为封坦尼勒特——特姆皮奥之线。前两个目标未能达到,因为波罗伊维奇看到他的部队中叛变者日益增多,已于二十八日夜间决定退回到奥匈帝国边界,为了掩护撤退,他已经把生力军调上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后卫兵力。所以第十八军和第十四军在蒙蒂卡洛这一线都遇到了顽强抵抗,虽然奥军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但在一整天内,还是能够维持其原有阵地不动,直到夜幕低垂时,除右翼以外,其他攻击部队还是未能渡过蒙蒂卡洛河。此时,英国空军的观察员已经报告说,在河川线后方的道路上已经塞满了撤退中的部队。当第十集团军正在与波罗伊维奇的后卫苦战时,第八集团军也已在普鲁罗点渡过了皮亚维河,其领先的两个师一路畅行无阻,在苏西格拉赶上了第十八军左翼,苏西格拉位于苏西格拉-科内利亚诺公路上。从那里,当夜幕低垂时,意军派了一支由骑兵和自行车组成的纵队去夺占维托利奥-威尼托。十月三十日清晨这个任务达成了,这就阻塞了奥匈帝国第六集团军的退路,使他们发生了混乱。此时,第十二集团军部发现难于维持在佩德罗巴越过皮亚维河的交通线,由于第四集团军在二十九日对蒙特格拉帕正面的攻击失败了,所以它的左翼也受到了威胁。依照奥地利官方战史编者的看法,十月二十九日是这场会战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天。它说:“十月二十九日,由于看到国家内部的混乱和陆海军的加速解体,奥匈帝国军方当局获得了一致结论,认为战争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在那天黄昏,从巴登向波罗伊维奇元帅发出了命令,要他撤出维尼提亚,并仅对追兵作必要的抵抗。当这个命令到达乌迪内时,第六集团军和伊松佐集团军的北翼早已在全面撤退之中。这些部队在敌军压迫之下,其精神抵抗力早已发生动摇,为了撤退,他们进行了三天苦战,最后于十月二十九日夜间撤到了维托利奥以北山地的边缘,萨奇莱和利文扎河后面,在南面一直撤过了布鲁格尼拉。”因为在二十九日这天收到的所有空中侦察报告都指出,奥军已在皮亚维河正面作全面撤退,于是迪亚斯又命令一直以静止姿态保留在第十集团军右面的第三集团军也在三十日前进。此外他又调动了四个骑兵师。其中有一个在第八和第十集团军之间前进,其目标为萨奇莱以北的利文扎河岸。三十日上午九时,第十集团军的追击开始了,尽管在接近利文扎河以前奥军殊少抵抗,可是意军的进展还是极慢。到夜幕将垂之际,他们到了默西奥河和利文扎河,但是所有桥梁都已被炸毁,而且这两条河都是无法徒涉的,所以必须暂停前进以等待架桥材料到达。在这一天,第三集团军只有一个师渡过了皮亚维河,第八集团军的前进几乎完全未遇抵抗,第十二集团军向山地中前进了一个短距离,第四集团军继续受到敌人阻拦。在三十日一整天之中,攻势转移到了空中方面。在道路上向后方退却的奥军纵队,成了英国空军的良好目标,他们受到无情的轰炸和扫射,其效力十分可怕。以下为当时目击者的报告:哈代将军说:“在这次大战中,英国空军在任何战场上都没有碰到这样有利的目标。他们对这种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在十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这两天,科内利亚诺、波代诺内的道路为向东撤退的奥军纵队所塞满。英国空军不过几个中队,从低空向他们发射了三万发子弹和三吨半炸弹。以后对道路上的观察,迫使观察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形式的战争在将来应该加以禁止。”英军第七师的牧师克诺斯也这样写道:“十一月二日上午,本师沿萨奇莱-波代诺内-乌迪内公路前进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前几天飞机造成的屠杀惨状。很明显,当奥军沿着公路全面撤退时,我们的飞机进行了低飞攻击,甚至在法国战场上,我们也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景象。路面和路边深沟中到处都是死人、死马和丢弃的炮车。有些挨饿的平民更在割取马肉充饥,使景象更显凄凉第八章: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下)迪亚斯将军对十月三十一日的作战下达命令如下:第三和第十两个集团军逼近利文扎河,并在河上架桥。第八集团军为了切断在蒙特格拉帕正面的奥军,应前进到费尔特雷和贝卢诺。第十二和第四集团军仍继续推进,至于第六集团军则在阿夏戈地区进攻。因为奥军贝卢诺群早已撤退,所以第八、第十二和第四集团军都颇有进展,但却并未能如希望的那样俘获大批敌军。在南面,第十集团军花了一天时间在利文扎河上架桥,而第三集团军则进达其右方。十一月一日,意军的任务可以概括如下:骑兵军推进到伊松佐河,第三和第十集团军到塔利亚门托河;第八集团军越过贝卢诺;第十二集团军从第八和第四集团军之间抽出,在费尔特雷充当预备队;第四集团军应进到博尔扎诺。第六、第一和第七集团军向特伦蒂洛——博尔扎诺方向追击敌人;第六集团军向北直进,第一集团军进到阿迪杰谷地,第七集团军向东北前进,以诺斯河谷为目标。所有前进都未遭到抵抗,到处都可以看到敌人漫无秩序的退却,追击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停止,奥军单以被俘一项,就损失了三十八万七千人。这是意大利方面的估计,也许不免过于夸大,因为奥军所宣传的数字说在整个意大利战线的战斗人员总数也不过二十六万人。费拉里认为意军共损失了三万八千人,其中有二万四千人都牺牲在蒙特格拉帕正面。第十四军的损失共为一千六百二十二人。奥匈帝国曾一再企图退出战争,在所有的尝试中,维勒·古斯蒂的休战是其顶点。自从奥皇卡尔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继位之后,他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束战争,不仅是因为他的陆军已经溃不成军,而且由于封锁,这个二元君主国内部也无法维持下去。食物的缺乏是个决定性因素,早在一九一七年春季,对谷物的最低需要量就只能满足五分之四,而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从罗马尼亚运来的,在此后的十二个月中,这个来源也会断绝。英国官方历史记载说:从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牛已经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到了三百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七头;猪则由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到了二十一万四千头。十月九日,奥匈帝国政府收到威尔逊总统对德、奥、土、保四国联合要求休战通牒的答复,说除非所有被占土地都全部撤出,否则就不算有诚意,那么谈判也就不在考虑之列。卡尔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命令波罗伊维奇元帅和约瑟夫大公准备撤出意大利的北部。为了逢迎美国总统,卡尔在十月十六日又根据威尔逊十四点中的第十点,即民族自决原则,向自己的臣民发布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奥地利依照其人民的意志,将变成一个联邦国家,其中每个民族都各有其自治政府。这种改组的目的是一方面确保每个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也保护共同的利益。”这是一颗政治炸弹,非但不能使奥匈帝国的人民团结一致,反而把这个二元君主国炸得粉碎。十月二十九日,根据皇帝的命令,奥匈帝国代表团进入意军战线开始谈判。十月三十一日,威尔逊又对他的破坏政策再加上一包炸药,坚决主张必须使奥地利人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都完全满意才肯休战——他早就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会议为联军方面交战政府中之一员。于是匈牙利军队开始逃亡,奥匈帝国的舰队自动移交给克罗地亚人。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克拉科夫和伦贝格都分别成立了自立的政府。在维也纳也成立了一个中立政府来清算中央政权。十一月二日,接受了意大利提出的休战条件,三日奥匈帝国停战,十二日皇帝卡尔宣布退位。此后维也纳即宣布成立共和国,从此奥匈帝国变成了历史遗迹。此时,在德国的情况也在作平行发展。十月九日收到威尔逊的答复时,德国政府是很愿意同意将部队撤出各被占领国的。一个星期后,除这个要求之外,威尔逊又要求停止潜艇战争,德国对此也表示同意。十月二十三日,威尔逊在第三个通牒中说,假如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和专制政府谈判,他所要求的将不是和谈,而是全面投降。因为这就等于要现有德国政府退位,而让革命的社会党登场,所以鲁登道夫主张停止谈判。但是政治领袖拒绝了,鲁登道夫就在二十七日辞职。十一月三日,基尔的水兵叛变,柏林也已经充满了革命气氛。第二天,依照布尔什维克模式组成的军人工人委员会开始登场,要求德皇退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十一月九日,德国首相马克斯亲王并未征求德皇同意即宣布德皇自愿退位以及皇储放弃继承权,于是德意志共和国就这样成立了。十一月十日,德皇威廉二世逃入荷兰,第二天在贡比涅森林中的雷通德车站,联军与德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对这场悲剧,鲁登道夫这样评论说:“所有我们为之生存和我们四年来浴血苦战的原则都完全消灭了。我们不再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祖国。国家和社会秩序都已荡然无存。一切权威都被践踏。德国已经充满了混乱和恐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一切非日尔曼的东西都涌了进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势,是从一八〇六年以来任何普鲁士人都想象不到的。”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与这场巨大的悲剧并无关系,因为在它之前,亚眠会战早已为德国敲响了丧钟。同样,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也并没有加速奥匈帝国的崩溃,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德国倒了奥匈帝国也就会随之垮台。那么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第一,是它对意大利人民的精神影响。从卡波雷托战败之后,意大利民族精神逐渐觉醒,到这场会战发展到了顶峰。若非如此,那么战后意大利很可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主导。同样,这种民族精神也被墨索里尼利用,成为其政治巫术的重要工具之一。若无维托利奥-威尼托之战,那么墨索里尼可能会以一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终了其生,而第一次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也许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这一战成功了,他才成了一位代表新信仰的先知。所以不管他的法西斯主义是善或恶,可是它却表示一场思想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使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困扰和影响。意大利战死了五十万人,残废者则达百万之数。战争使他们破产,许多人民都到了饥饿线的边缘。所以其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费拉里说:“俄国的例子发生了巨大影响,社会党的极端分子都与莫斯科有密切接触,他们把俄国说成是人间天堂,他们说服了许多工人,相信若能在意大利也建立这样一个政府,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很快乐,而不需要再工作了。”于是罢工风潮大起,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一九一九年六月,尼蒂成为意大利首相,他不敢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潮,反而想赢得他们拥护,于是允许社会党自由活动。因为他不喜欢陆军,所以对所有曾在军中服务的人展开了一场野蛮斗争。军人在大街上会受到公开侮辱,胸前的勋章会被人摘去,更有许多被政治流氓杀害。逃兵和军人中的罪犯都被赦免,纪律完全消灭。地主和农民,拒绝服从者都受到严重迫害,轻则挨饿,重则送命。没有一间房屋敢挂上意大利的三色国旗,否则即将被捣毁。第一个提倡恢复民族精神的人就是墨索里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他那间小编辑室里,他开始组织第一批“战斗法西斯”人员,这些都是青年人,愿意为意大利复兴而工作。不久人数日渐增多,大部分以退伍军人为主,他们还记得在战争中所作的自我牺牲,并且也知道若无纪律和团结,一切都不会成功。这个法西斯组织在精神上的焦点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的精神。由于他们的努力,社会党的势力终于崩溃,首先是在波河流域,然后遍及意大利全境。十一月八日,墨索里尼把他的从者组成法西斯党,他又亲自说明其所代表的就是维托利奥-威尼托精神。一九二二年,在会战纪念日,墨索里尼命令他的四个纵队进军罗马。尼尔逊说“这个事件对欧洲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比不伦瑞克从瓦尔密撤退的影响更为深远。”意大利国王接受了萨朗德拉劝告,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执政之后,他就开始改革。此时,在欧洲到处都是贫穷、不满和疾病。失业人数日增,在英国都要靠救济才能使人民不至于造反。把意大利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作个对比,墨索里尼被人恭维是欧洲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这次世界大战对胜负双方以及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一千年来的旧欧洲被击碎了,各国之间的平衡完全丧失了。三个帝国成为灰烬。德国在经济上已经崩溃,领土也被宰割,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西里西亚和波森的一部分给了波兰。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奥匈帝国分裂成许多碎片。土耳其也只剩下一点原有的领土。可是战胜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法国已经流血过多,精神衰败,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大不列颠在战前是全世界的银行,现在却成了负债国,而且国际联盟也代替了“不列颠的和平”——这是用幻想来代替现实。美国盲目投入了战争,现在就由它来偿付战争的开销,也似乎是咎由自取。只有并未太出力的日本却是个真正的胜利者。这次战争使它在远东和西太平洋获得了支配性地位。这都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悲惨后果。在这许多悲剧中,俄国革命以及国际联盟代替“不列颠的和平”,从历史上看又是最重要的。俄国革命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国际联盟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为二者之间并无仲裁者,所以整个世界在思想上被分割成两片。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被颠倒过来,和平成了战争的延续。也就是说,因为双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进入了“战乱”状态。虽然“不列颠的和平”并不能阻止欧陆战争爆发,但是却可以阻止战争扩大到世界范围,所以它成为一个国际仲裁者。虽然“不列颠的和平”已经被战争所毁灭,但还是因为英美两国政治家的愚蠢,才会使战祸蔓延到全世界。这种愚蠢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列颠的和平”的消逝,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正与“罗马的和平”的消逝是同样重大且具有悲剧性。莎士比亚在《查理三世》中把英格兰比为一个天然要塞,可以不受战争的传染。他说这银色的海水就是万里长城,这段话也说明了“不列颠和平”的基础。拿破仑说过:“英格兰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大陆国家,若作这样的企图则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莎士比亚的意见重复一次而已。简而言之,海洋支配着英格兰的外交政策,在英国所有政治家中,查塔姆对这一点看得最清楚。他认识到作为殖民帝国而不是欧陆国家,英国即可永远保持其强盛地位。以后坎宁也认清了这一点。他说:“我并不是说大不列颠对权力平衡的维持和扶助弱国对抗强国是没有责任的。相反,我认为这正是英国的责任。不过我也要肯定的说,我们自己的责任还更为重要。”迪斯雷利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英国对欧陆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表示其权力衰颓,而正是表示其权力扩张。英国已不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一个伟大海洋帝国的中心,其疆界延伸到最远的洋面。当然英国并非从此就不过问欧洲的事情,只要情形有必要时,它还是和过去一样愿意加以干涉。”最后,当丘吉尔开始其政治生涯时,他内心里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三日,下议院辩论国防问题时他说过:“当任何欧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时,我们却是最幸运的,处于岛国的地位,可以使我们不必负起这种双重的担负,可以集中全力发展海军。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有必胜把握的游戏,而去玩那个必然失败的游戏呢?”英国自己破坏了“不列颠的和平”,这固然愚不可及,但若美国不加入战争,那么在一九一七年,战争也许就可以用谈判来作一个了结,欧洲所受到的灾难毫无疑问可以减轻。所以毫无疑问,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在现代欧洲史上是一个最黑暗的日子。虽然如我们在大事记(七)中所记载的,威尔逊总统早已料到在美国参战之后,大祸将接踵而至,可是为宣传所沉醉的美国人民却不了解因为美国的权力是如此巨大,所以它若能不加入战争,就可以保持世界仲裁者的地位,那么对世界是大有贡献的。他们也并不了解,尽管美国参战对战争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从此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仲裁者存在了。若非宣传中毒,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忘记华盛顿在一七九四年的遗训,这个思想曾使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国势,而且日益强盛。华盛顿说:“从欧洲的纷乱开始之日起,我就坚持着和平观念。我的政策是对世界各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绝对保持独立地位,而不卷入任何国际纠纷,除非为了自尊心的原因,我们决不加入任何战争。”威尔逊不能遵守这个遗训,是这次战争中的最大悲剧。他所未能认清的是,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再想阻止俄国在欧洲的蔓延,那么其唯一合理的途径就是尽量使欧洲的劫后残局能够维持平衡和安定,也就是支持已经摇动着的政府,维持一九一三年的旧疆界,反对一切领土兼并,用增强现存的欧洲政府为手段来对抗革命,而决不可以再削弱他们。查理曼大帝首创“东马克”——即奥地利的前身——来作为一道堤防,用以阻止斯拉夫人和其他东方野蛮民族侵犯基督世界。从那时起,日尔曼民族逐渐就构成了两个大堡垒:北面一个以勃兰登堡为核心,即普鲁士,南面一个即奥地利,它们是欧洲对抗亚洲的第一道防线。威尔逊拒绝与威廉二世的政府谈判和平,使北面的堡垒被减弱了,至于南面的堡垒则完全被他拆除了。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之前几星期,塔列朗曾写信给拿破仑说:“奥匈帝国是许多杂牌民族所拼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会强大,但对野蛮人(俄国人)却是必要而适宜的堤防。在将来,哈布斯堡帝国将会背靠欧洲而面对东方以保护西方文明,使其免受俄国的侵略。”一八四八年,捷克史学家巴南基也这样说过:“如果奥匈帝国不存在,那么还要再创立这样一个国家。若奥匈帝国瓦解,变成许多小共和国,那就会使德俄帝国主义获得扩张良机。”威尔逊没有认识到这个古老的奥匈帝国是一个伟大的企图,它把许多不同地域和种族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在约瑟夫统治之下,这九个民族已经学会了应该如何共同生活。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并无热爱,但却至少已经互相尊敬,在战时也能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威尔逊却完全忽视现实,而听信那些流亡分子的意见,其中尤以捷克未来的总统马萨里克为甚。他被说服了,相信哈布斯堡皇室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是被奴役人民的死对头。西顿-华森是马萨里克的密友,他说在维托利奥-威尼托会战之际,威尔逊所提出的交换文件击溃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外交防御,把奥皇的奥地利联邦计划在初生时即加以扼杀,一定要迫他和他的政府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独立。在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打击之下,这个二元君主国完全崩溃了。威尔逊总统的力量比雷霆还强大。除了政治家的愚蠢和错误以外,军事上也有一个主要原因,足以造成战争中的许多悲剧。这就是布鲁赫曾预料到的“战术僵持”局势。也象他所预料的,最后决定胜负的因素是饥馑、破产和全部社会秩序的崩溃。若不是发生了这种僵持,封锁就不会产生效力。最后击破敌人意志的就是联军的封锁,这是海权而不是陆权。它打击到每个男人、女人、小孩、工厂、农村身上,其效力遍及敌国的任何部分。除非在开战之始,中欧国家即能透入敌人正面,也即缩短了封锁的距离和扩张了其取得粮食地区的范围,那么封锁才会丧失效力。另一方面,联军的护航制度也击破了德军潜艇的反封锁。根据计算,在最后两年的封锁中,德国一共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直接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丧生,比由于潜艇攻击而在英国船只上溺毙的人数大约多了五十倍以上。这次战争的性质和结果都同样具有革命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宣传日益增多。道德和礼貌都已随风而去,就这方面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具有显著差异。在那两场战争中,双方都在严防革命的乘机蕴酿。(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本来可以解放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在“百日复辟”时他在法国也可以煽起革命,但他却没有这样做。惠灵顿公爵害怕在任何国家制造革命。一八七一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也保持着敌对态度。)双方都捏造事实,故意宣传对方是如何残酷野蛮,简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战争延长之后,人类就变得更加野蛮残酷,终于丧失了一切理性,而回到原始的兽性。大家都有一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不惜使用一切卑劣和残暴的手段以打击敌人。斯奎里斯对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之间,英国宣传对美国人民的心理影响有下述一段评述:“英国的宣传说德国大兵割断比利时儿童的手指,还有这类荒唐而不合理的说法,使美国人心大愤。美国投入战争时,充满了一种感情冲动的歇斯底里心理,若不了解宣传力量在战时条件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这种现象将无法解释。在这种狂潮中能够保持冷静者,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也根本无能为力。这种共同的仇恨心理可以用下述的例证说明:在新英格兰的某次由基督教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中,有位发言人说当把德皇威廉二世俘虏之后,应该把他下油锅。所有听众都站在椅子上鼓掌欢呼,充分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心理。我们就是在这种疯狂心理中自动投入战争的。”战斗手段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因为这也是战争历史上第一次,工厂之间的战斗变得与军队之间的战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会战之中,武器的生产要比人员的征召更具决定性。上帝站在有着最强工业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有着最大兵力的一边,坦克和火炮胜过了步枪和刺刀。如夏特威尔所说:“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之间,战争毫无疑问进入了经济史中的工业阶段。战争的工业为两种技术的结合:(一)和平的技术,供给战争资源,(二)毁灭的技术。在战争中获取暴利的不是抢劫发财的将军和部队,而是财阀和工业界。战争虽然带来了许多变化,但其中最重要的却完全出乎一般人想象,这场战争并未使民主国家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安全。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比宗教战争更加厉害;群众心理的感情因素从此支配着人类关系。国家的治术和战略完全丧失了理智,在和平和战争中都充满了疯狂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