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3-7

“经过了平安的一夜，八月八日上午绝对沉寂。天空万里无云，日光强烈无比。敌方的炮声完全不响。除了在基利奇丘陵偶有一两响枪声外，可说完全没有战争噪音。在缺口附近的沙丘中挤满了休息的部队。海水中有许多人在裸泳。斯特福将军和他的参谋长都留在“水仙’号军舰上，仍未上岸。”因为总司令部始终未接获消息，就决定派阿斯皮拉尔上校——即后来英国官方战史的编撰人——到岸上考察实际情况。他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出发，发现整个海湾中都是一片太平景象。他上了“水仙”号，遇见了斯特福，斯特福的精神极好。他说：“好呀！阿斯皮拉尔，士兵们已经有了很卓越的成就！”阿斯皮拉尔回答说：“但是并未达到山地。”斯特福回答说：“是的，但是他们已经上了岸！”他又补充说，准备在明天命令部队进行新的前进。阿斯皮拉尔在这番对话之后，就用无线电将下述报告拍发给总司令部：“刚刚到了海岸，发现一切都平静无事。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显然也没有土耳其人。第九军正在休息中。我确信黄金时机已经丧失，并认为情况已经颇为严重。”当阿斯皮拉尔在岸上时，英军总部接到土耳其部队正在提基丘陵以东前进的消息，这才催促斯特福前进。他把命令转达给各位师长，但是却补充说：“因为缺乏适当的炮兵支援，我不希望你们攻击有强大部队据守的堑壕阵地。”所以当然又是一事无成。最后，汉密尔顿爵士才决定亲自上岸督战，但因为驱逐舰一时走不开，所以直到下午四点三十分才能成行。他首先到“水仙”号上去，发现斯特福的态度非常“愉快”，因为在这位将军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此外，斯特福又告诉他说：他决定暂缓占领基利奇丘陵，直到明天上午再说，因为这个行动可能会引发一场正规会战。汉密尔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很想对他说，我们所希望的正是一场正规会战。但是却忍着没有说出来。”接着，他决定去视察哈默斯利的司令部，但是斯特福却故意托辞不想陪着一同去，他表示自己不太舒服，刚从海岸上视察回来（实际只走了四百码），希望能让他的腿休息一下。在哈默斯利司令部中，汉密尔顿看到的是混乱的和平。他在日记上这样记载着：“一个得胜的师正在这里休息，据说在接获通信十二小时之后还不能行动。”他命令他们立即向提基丘陵进攻。可是乱糟糟的，一时又找不到各单位。正当他们调动之时，从布莱尔方面赶来的第一批土耳其增援部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却还是占领了山顶。这样一来，突然袭击的机会完全丧失了，两支相当的兵力在战场上开始互相对峙。就象坎伦吉塞尔说的：“八月八日整整一天，胜利女神一直把大门敞开着，可是斯特福却偏不进去。没有一个人前进。简直是一片和平景象，好比童子军露营一样。”“同时在同样的日光照耀之下，土耳其方面的第七和第十二两个师，却分别从各方面用强行军赶往增援。他们能够如时到达吗？正在阿拉法尔塔等候着的元帅却心急如焚。”英军总司令外表固然也很威猛，可是对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却哑口无言；反之，桑德尔斯元帅却象烈火一般活跃。在拂晓前就骑着马到处搜寻援兵，他找到第七师的一个幕僚，告诉他该师和第十二师都还落后很远。他遥望着前面的战场，感到十分焦急，在敌人与他站立的地点之间，高地上有四百名守兵，基利奇丘陵上有三百名守兵，两者之间则一个人也没有。那天黄昏时，他从维尔默方面得知菲兹伯伊仍未到达。他马上把菲兹伯伊找来，菲兹伯伊说他的部队太疲倦，在八月九日上午以前无法攻击，这时桑德尔斯怎么做的呢？他立即将其撤职，并命令凯末尔指挥在阿拉法尔塔地区中的全部部队，因为他认为凯末尔是一位“勇于负责的领袖。”八月七日和八日是危机之日；而八月九日和十日却是决定之日。经过许多前后矛盾的命令之后，哈默斯利终于奉命在九日上午五时攻占阿拉法尔塔山嘴，而马洪则应占领提基丘陵。第十一师的攻击以混乱开始，也以混乱收场。当第三十二旅的领先营正向前进攻时，土耳其的援兵却从山岭另一边涌出，一经冲突之下，该营即在混乱中被击退。尽管已经延迟了四十八小时，可是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提基丘陵的竞走就已经输定了。第三十三旅的攻击的混乱程度也只是稍好一点。当他们前进时，遇到一大堆丧失了士气的逃兵，于是在阿斯马克迪尔停下来挖掘工事。此时在基利奇丘陵方面，第十师的攻击部队在前进了短距离之后也停下来构筑工事。现在，斯特福将军终于在岸上建立了司令部。汉密尔顿说：“当我走到基利奇丘陵的坡下，找到了斯特福，他正在忙于指挥一连工兵为他自己和军部建筑一些可以防御流弹的营舍，他对这个工作十分认真，据他自己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所以工作还是认真一点比较好。”第二天，已经登陆的第五十三师也奉命投入战斗，准备收复九日丢失的镰刀山，并攻击阿拉法尔塔山嘴。一共进行了两次攻击，但都失败了。阿希米德·巴特利特对于这两天的战斗这样评论：“似乎没人知道各旅和各师的司令部在哪里。部队到处寻找饮水，参谋到处寻找他们的部队，而土军的狙击手到处寻找攻击对象。我昨天看见有一名土军的地方，今天却已增加到了十人。他们只留下相当少的部队在堑壕中，大部分都躲在丛林里——是炮火打不到的——来等候我们攻击。他们的狙击手在树林丘陵之中偷偷前进，一发现有利目标即加以攻击，而他们自己几乎完全没有损失。”这一天，凯末尔也向英军进攻。八月九日，他已阻止了第九军，并于十日进向库鲁克巴伊尔。他侦察地形之后，决定夺回杜鹃花山嘴。上午四点五十分，大批土军从天而降，扫过了敌方的前进堑壕，占领了山顶和农庄，此后这次进攻也失去了力量。到八月十日，结束了萨里巴伊尔和苏弗拉湾会战。英军的损失有多大呢？在五万不列颠部队中，死伤及失踪总数共为一万八千人。八月十二日，阿希米德·巴特利特感慨道：“我们已经再次登陆，并且另外又挖了一个坟场。”会战的其余部分可以简述如下：斯特福撤职，代替他的是拜恩将军，这本是原先汉密尔顿所要求的人。基钦纳勋爵现在说：“这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可惜已经迟了六个月。可是汉密尔顿却留任原职，虽然他对这次惨败实在和斯特福负有同样的责任。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之间，在苏弗拉湾又进行了一次无谓的正面攻击，在作战人员一万四千三百人中又损失了五千三百人。英国失败的立即后果是保加利亚陆军在九月二十五日动员。十月十四日，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宣战，于是基钦纳勋爵决定从达达尼尔地区抽出两个师转用在萨诺尼卡方面。可是风云突变，马肯森率领着九师德奥联军越过了多瑙河。乌斯库布于十月二十二日陷落，尼希于十一月二日陷落，比托拉于十二日也落于德军手中。塞尔维亚变成废墟，德军的火炮和弹药纷纷流入君士坦丁堡。十月十四日，汉密尔顿被召回英国，代替他的是门罗爵士，他于十月二十八日在达达尼尔登陆。两天后他即主张把英军全部撤回。这个建议使首相阿奎斯大为震惊。到十一月二日，他决定把战争指导权交给“战争小组委员会”负责，其人数为三个以上，五个以下。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应作如此更改。十一月四日，基钦纳被派往达达尼尔作实地视察，他获得的结论也是非撤不可。此时虽然巴福尔已代替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可是丘吉尔却力主再向狭窄部分进行一次海军攻击，虽然此举毫无战略意义。虽然明知徒劳，但他仍然坚持不肯放弃。他好象觉得只要强行通过窄海就算是大功告成。他却没有认清，现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通道已经打通，当舰队炮击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同时他也不知道德国土耳其方面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并且想使用毒气。不过这一点他却应该可以猜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一阵大风雪扫过半岛，时间长达七十二小时，暴露中的人员被冻死者数以百计。单是苏弗拉地区，在三天之内就冻伤了五千多人，被溺毙和冻死的多达二百人以上。这场风暴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尽管门罗将军估计在撤退时，留在半岛上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但是经过多次争论之后，战争委员会还是首先决定撤出澳新军地区和苏弗拉湾，后来又决定连赫勒斯也包括在内。前两个地方的撤退是在十二月二十日执行的，赫勒斯的撤退则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进行，结果没有死一个人。这也是这场会战中唯—一次成功的行动。英军登陆总人数为四十一万人，法军七万人，损失了二十五万二千人，包括死亡、负伤、失踪、被俘、病死和因病后送的人都在内。土耳其方面的损失总数也达二十一万八千人，其中有六万六千人死亡。留在半岛上的物资数量是极其巨大，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地区整理清楚。这样就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可与公元前四一五年的叙拉古围城战相比，因为其根本原因都一样，即民主制度无法指导一场战争。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有权发出明确而横蛮的命令，可以获得毫无疑问的尊敬。权力分散在许多重要人物手中，他们在这个阶段成了统治阶级。”劳合－乔治也说：“没有协调的努力，没有完整的行动计划。也没有重视时间的观念。”可是更糟的却是没有判断力，对问题本身没有明确的战略分析，对战术要求没有适当计算，在未来目的与眼前手段之间没有真正的平衡配合。若非如此，那么很明显，唯一实际可能的解决就是不作正面突击，而只仰赖突袭。这个行动也许可以分为两部分：在一个果敢的指挥官率领下，在布莱尔或其附近，用一支规模小而训练精良的部队登陆，这样就打进了后门。紧接着就使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前门——并炮击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样行动有点象赌博，但是对突然袭击而言每每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中，这样冒险也值得一试。如果一开始就失败了，可以立即停止，那么威望上的损失最多不过相当于实际失败的几分之一。再说到这场作战，若有果敢善战的指挥体系，是否可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其答案足以显示当时流行的指挥体系具有根本上的弱点。和一七七七年的伯戈因一样，汉密尔顿被要求担负一个最困难的任务。也和伯戈因一样，他的主人是一个经常辩论中的团体，而且所有成员对战争都完全是外行。而且也和伯戈因一样，他是一位运气不佳的将军，不过所谓幸运与否，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性格的副产品。在最初登陆时，缺乏突袭的因素并非汉密尔顿的过错，对海军支援的缺乏，他也不应负责。如果海军将领对他们的战舰也敢和一般海军少校们对他们的潜水艇那样冒险，那么在四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七日之间，只要肯付出相当代价，海峡的狭窄部分随时都可以突破。费歇尔勋爵曾大声疾呼道：“在海军输掉之前，陆军能够赢得战争吗？”但是当决定进行海军攻击后，作为一个良好的参谋人员，他应该支持他的长官（丘吉尔），不管他个人是如何反对。只要一读他的回忆录，就知道费歇尔是民主人士的气味重于海军将领的。他所缺的正是丘吉尔式的权威，能够说“做”和“再做一次！”但是没有海军部的支持，只有具有拿破仑式的决心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作为军人，汉密尔顿是布尔战争以前时代的标准产物。在这个时代，英国人把战争当作一种绅士行为，团体精神取消了主动精神，军人精神已经与运动员精神合而为一。布尔战争以后，英国陆军也成立了参谋本部，大部分以德国为楷模。他们也接受毛奇的观念，认为一旦开始行动，主动权就应完全交给下级指挥官。但是土耳其总司令桑德尔斯元帅几乎总是身临前线，勇于负责的时候，汉密尔顿却安坐在司令部中，如同局外人一样的评论这场会战，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着：“今天的总司令是被包在棉被中的，从作战开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进入步枪火力射程之内”，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会战已经快四个月了！应该追问，为何他自己不解开这个被包呢？为什么他不学桑德尔斯，亲自指挥并强迫敌人接受他的意志呢？他这样写道：“与斯特福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否被资深的马洪所掣肘呢？”桑德尔斯并没有为菲兹伯伊所束缚，他把他撤职，并派凯末尔来代替。在Y滩头，汉密尔顿看到情形不佳，但他却不采取行动。他说：“我不能强迫他们行动，那不在考虑之列。”为什么不考虑？胜败关头真是千钧一发，在苏弗拉湾之战，他变成了他那个岛的囚徒，而桑德尔斯和凯末尔却到处活动。关于凯末尔，英国官方战史说：“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师长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在三次不同的机会中，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不仅决定了会战的胜负，甚至决定了整个作战的成败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反之，对汉密尔顿的作茧自缚，上述评论也同样正确。若能以突袭为基础，这场会战可能成功，那么后果就会非常惊人：俄国可以得救；巴尔干诸国会保守中立或积极合作；塞尔维亚不至于被占领；土耳其会被击败；当西线僵持不决时，从东线却已经把德国包围了。不仅俄国可以支持下去，而且如坎伦吉塞尔所说，“若无加利波利的失败，俄国革命也许不会发生。”此外，在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以后的巴勒斯坦，也都不至于再发生长时间的战争。这些战斗吸收了大量的联军兵力，若是加上巴尔干各国的陆军，那么联军在必要时，也许可以集中两百万的兵力来对付奥匈帝国。因为这个帝国早已陷于两面作战之中，那么可能在一九一六年秋季之前就会崩溃。虽然这只是个推想，但却并非不可能，因为君士坦丁堡之于德国，正好象美国内战中查塔努加之于南方邦联一样。一九一五年八月八日，也就是斯特福在苏弗拉湾登陆后的一天，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这样说道：“从昨天开始，在达达尼尔已经发生了激烈战斗。情况颇为紧急。如果达达尼尔沦陷，那么世界战争的结局可能将对我们不利。”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没人会反对卡尔森在英国国会下院中对加利波利撤退事件的评价，他说：“这是此次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最大灾难。”大事记（七）：战争的进展（一九一五年 —— 一九一八年）在协约国方面，英国实为战略重心，中欧同盟要赢得战争，必须设法将英国赶出协约国——这又要求先击败法俄两国，并赢得中立国的支持，这样，当盟友失败之后，不列颠政府将无法组成另一个新联盟。所以不列颠的问题就是努力使这个联盟不致瓦解崩溃。过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英国采取的手段可以列举如下：封锁敌人、补贴同盟国、在分散及牵制作战中使用其小规模英国陆军。现在，虽然英国仍然是协约国的银行兼兵工厂，可是从战争开始起，它并未充分使用封锁手段，而陆军也并未作为牵制兵力使用，而是运往西欧战场。虽然如此，一旦僵持局势已经形成，不列颠政府就不再坚持这种新的大陆政策，而又重新回到了传统政策——牵制与分散。甚至在达达尼尔冒险之前，英国就已决定发动两个辅助作战：一个是在埃及，以保护苏伊土运河；另一个在波斯湾，以确保在阿巴丹的英波石油公司的设备。后来又加上对萨诺尼卡的远征。这些牵制行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作战。到一九一七年，当俄国垂危之际，联军方面的人力问题也就达到了危机的顶点。第一个作战已经变成了巴勒斯坦战役，英军使用的兵力达到三十四万人；第二个作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英军的兵力大约为四十万人；第三个作战成了马其顿战役，联军方面一共用了六十万人，其中有二十万二千为英国人。在这三个战役中，大英帝国一共损失了十七万四千五百人（包括战死，负伤，和病死者），此外还要加上加利波利战役所损失的二十一万四千人。无限制浪费人力是战争拖延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却是迟迟未能完全封锁中欧强国。这是因为不列颠政府受到一九〇九年《伦敦宣言》的束缚，而这个宣言又是以一八五六年的《巴黎宣言》为根据的。它把禁运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绝对禁止的，就是军用品；另一种是有条件禁止的，包括运往敌国供军用的粮食和饲料。因为无法判断后一种物品是否经过中立国家运往德国，所以从战争开始，英国的封锁就已受到阻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英国第一次宣布修改《伦敦宣言》，十月二十九日又第二次修改。这些修改使进入德奥两国的货物大受影响，为了报复，一九一五年二月四日德国政府宣布从二月十八日起，用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一切水域。从政治上来看这是一种愚行，因为英国的政策本来已经触犯了各中立国，尤其是美国，可是这种潜艇封锁却毫无疑问改变了中立国的敌对方向，使所有与英国做生意的中立国都对德国大为不满。后来的事情更产生了增强作用。五月一日，一艘美国商船被击沉，一个星期之后，“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更使中立世界为之哗然。由于这个事件引起的反应，英国政府乘机于五月十五日宣布对所有进出德国的货物都当作禁运品。这才建立了完全的封锁。同时，德皇看到美国大起反感也颇感震惊，就命令停止一切对客船和中立国船只的攻击。如果美国从此禁止军需物资输出，也很可能迫使协约国就范，因为他们的工厂都已无法满足其军事需求。德军右翼在新港被阻时，西线的正面很象一个很大的舌头，在海峡与孚日山地之间向西突出，顶部在香槟附近。对一九一五年而言，霞飞的计划是想用一场两面攻势来切断这块舌头：英军应从阿图瓦向东攻击，而法军则应从香槟向北攻击，他们的攻击轴线预定在圣康坦以西。在整个战争中，这一直是法国的基础战略；依照这个战略，在一九一五年发生了以下各次会战：第一次香槟会战（十二月二十日－三月十七日）；苏瓦松会战（一月八日－十四日）；新夏佩勒会战（三月十日－十三日）；费斯蒂贝尔会战（五月十五日－二十五日）；第二次阿图瓦会战（五月九日－六月十八日）；罗斯会战（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第二次香槟会战（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六日）。这些会战的成就最多不过是使这个巨大的突出部凹陷了一点而已。因为在俄国战场已经面临冬季，而联军在西线的突破企图屡次失败，在法国也产生了失败主义思想，所以到一九一五年年底，法尔肯海因决定再次把德国的主力重点移到西线。他的计划是一方面重新展开潜艇作战，另一方面同时打击凡尔登要塞，因为法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突破的据点，所以他就故意选定它作为目标。如果他把这个要塞攻下来了，就足以使法国人已经颓丧的精神从此一蹶不振，这样将导致法国崩溃，从而使英国陷于孤立地位。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凡尔登会战展开。和过去所有对堑壕阵地的正面攻击一样，还是不能达到突破目的，一直拖到七月十一日，德军一共损失了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为三十一万五千人。这场会战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德国也开始发动潜艇战，最初的成功颇为惊人，好象德国终于找到了一种足以迫使强敌就范的武器了。但是到三月二十日，当来往于福克斯东－第厄普之间的邮船“苏塞克斯”号未经警告就被击沉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德国提出威胁——除非德国修改其潜艇战的规则，否则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个威胁使德国很害怕，就同意限制其潜艇只攻击纯军事目标。七月七日，英国政府也宣布完全废除《伦敦宣言》。虽然凡尔登会战阻止了联军的春季攻势，可是俄法英三国仍然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六月五日，由勃鲁西洛夫将军在东线首先发动攻势。英国在五月三十一日在日德兰海外进行了一次虎头蛇尾的海上会战，五天之后，基钦纳勋爵在海上失事死亡，这个消息在他们的精神上多少产生了一点刺激作用。到六月二十日，奥军向俄军投降人数已达二十万，可是在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勃鲁西洛夫却受到德军的强大反攻，终于被迫退却。虽然如此，这场攻势仍然发展下去，直到八月十七日。到此时，俄国损失已超过一百万人，并且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面色苍白了。勃鲁西洛夫的攻势发展到最高潮时，七月一日，经过大规模准备和长达七天的事先轰击之后，法英两军（英军现在由黑格爵士指挥）在索姆河上发动了拖延良久的攻势。于是互相消耗的会战再度开始，一直打到十一月十八日，双方损失都在六十万人以上（包括死伤被俘都在内）。八月二十七日，罗马尼亚也向中欧强国宣战，两天后法尔肯海因被免职，由兴登堡出任德国总参谋长。十二月六日，布加勒斯特向德国投降。索姆河会战结束之后，所有正面都完全形成了僵持局势，似乎交战双方已经没有在战场上寻求决定的可能性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等方面都在开始考虑和平谈判。艾斯奎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十二月七日终于倒台，起而代之的是劳合－乔治，他却是激烈的主战派。五天后，德国和它的同盟国提出了四份性质相同的通牒，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建议。可是从随后发生的事实看来，德国的诚意似乎颇有疑问。十二月十八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各交战国发出普遍性的通牒，要求他们正确说明什么目标才能使他们满足。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威尔逊在对美国参院的讲演中，又宣布其“不要胜利的和平”的主张。德国既不接受美国总统的号召，又不愿将阿尔萨斯和洛林让给法国，以收买法国使其退出战争，反之德皇威廉二世却于一月三十一日，命令自二月一日起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在这个愚行之外，此时美国人又得知德国曾怂恿墨西哥与日本缔结攻势同盟以对付美国。这些事情都使美国人怒发冲冠，二月三日，华盛顿与柏林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和谈虽然仍在继续，可是却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德国当局怎么会如此愚蠢呢？因为在柏林，大家都认为俄国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潜艇战所引发的恐怖若能继续增大，也许就能使英国马上屈服，美国虽然强大，在军事方面却还是来不及发生作用。实际上，德国所应采取的办法，是首先等俄国崩溃，再集中全力于西线，并同时发动全面的潜艇战。德国对俄国的研判是正确的。一九一六年年底，圣彼得堡开始出现不安状况。十二月二十九日，俄国皇后的宠臣拉斯普廷被人暗杀，从此俄国的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圣彼得堡发生了骚动，面包店被抢劫。十一日，部队出动维持秩序，但他们却不向群众开枪，反而射杀了自己的长官，与暴民携手合作。在俄国首都驻有部队十九万人，可是从禁卫军开始，叛乱象野火般迅速蔓延。到十二日，革命已经不可避免，群众闯入皇宫，公共建筑被烧毁，监狱被打开，囚犯被释放。三月十五日，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三天后由罗夫亲王组成临时政府。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五月，克伦斯基转升军政部长，七月又升任首相。三月二十二日，各同盟国政府都正式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三月革命之后，战争范围继续扩大。四月六日，美国对德国宣战，差不多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却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把列宁送回了俄国（列宁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乌里扬诺夫，生于一八七〇年，死于一九二四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是两件最重要的大事，注定要改变世界的政治轴线。从瓦伦斯在亚德里亚堡战败之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是欧洲历史上第二个重要日子，而美国总统对此似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四月一日夜里——即他向国会宣读宣战文告的前夕——他与纽约《世界日报》的柯布先生作了下述谈话：“战争会使我们已知的世界翻转。只要我们不参加战争，中立主义还有优势，假如我们加入协约国方面，那么世界就会失去和平的基础，而进入战争时代。”“就是说我们也和旁人一样的丧失了理智，不再有是非的考虑，也就是说半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民都会发作战争狂，放弃冷静的思考，集中精力进行毁灭。”威尔逊又说美国的宣战，其意义相当于德国已被击败，而且是相当惨重的失败，所以结果将是一种指定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他又说：“这也就是企图以战争的标准来重建一个平时的文明，到战争结束时，全世界已经不会有旁观的中立国，而都是交战国了。”他更进一步说：“一旦领导这个民族进入了战争，他们就会永远忘记所谓‘容忍’是怎么回事。要战斗你就必须野蛮和残忍，而这种野蛮残忍精神也会渗入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根纤维，使国会，法庭，站岗的警察和大街上的市民都受到感染。”美国总统又说，任何人都要符合这种精神，否则将受到惩罚。若非美国公众的情绪已经被宣传煽动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威尔逊也许就不会强行采取这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此时，俄罗斯已经有五分之四退出了战争，而德国已经可以自由的集中全力在西线采取攻势，若无美国支援，英法两国势必被迫转入防御，可是德国虽倾全力，仍然难以对联军正面进行决定性突破；加上自五月开始，英国海军部已经采取了护航的办法，开始控制住了潜艇的狂潮，所以很可能由于美国的调停，在列宁尚未在俄国上台之前，就已经先开始谈判和平了。（四月份联军船只的损失为一百六十九艘，开始采取护航制度之后，从四月起到年底为止，船只平均损失已经降到每月七十五点五艘，而且没有一艘运兵船被击沉。）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也很怀疑美国的参战是否明智。八月十七日，他致书豪斯上校和美国总统，其中这样说道：“我们人民中的大部分都欢迎美国加入战争，但是却有少数人对此深表遗憾。他们的理由可以表述为这样两点：（一）他们认为并不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以迫使任何强国寻求合理的和平。（二）他们认为美国若能置身于战争之外，那么对和平可以有更多贡献，并对和平解决可以有更好的影响。”此外他又说：“当你以为可以获得没有胜利的和平时，历史却证明，一般国家都是有胜利而无和平。”许多年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丘吉尔也发表过类似意见：“美国最好是管自己的事情，而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如果你们没有投入战争，那么协约国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可能已与德国媾和。若我们在那时媾和，俄国就不会崩溃，共产党也就不会出头。同样，意大利也不会产生法西斯主义。而德国若不签订《凡尔赛条约》，那么纳粹主义也就不会在德国生根。如果美国能置身于战争之外，所有这些‘主义’就都不会在欧洲流行，而国会式的政府也都能安然无恙。英国若能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即获得和平，那么至少可以拯救一百万以上的生命（包括美英法等国在内）。”既然俄国已经实际上退出了战争，而美国还只是名义上参加，所以英法两国应该采取的最聪明办法，就是在正面采取防御，尽量节约人力以等候美国发挥力量。可是他们并不如此，反而决定从阿腊斯向东以及从兰斯向北发动一场联合春季攻势。从联军的准备行动上，德国人猜透了他们的意图，为了便于扼守西线以等待东线的援军到达，德军撤出了巨大西线舌形地带的顶点，退到了“齐格飞防线”——即联军方面所称的兴登堡防线。这个巨大的堑壕体系，从阿腊斯附近一直延伸到苏瓦松以东几英里远的地方。撤退使联军的联合攻势计划完全失去了意义，结果引出两个孤立的会战——阿腊斯会战（四月九日—五月十五日）和第二次埃讷河会战（四月十六日—二十日）。阿腊斯会战使英国付出了死伤十五万八千人的代价；而第二次埃讷河会战在尼维尔将军指挥之下，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使法军损失了十八万七千人。尼维尔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接替霞飞的。更糟的是接着发生了广泛的叛变，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法军必须放弃任何进攻思想。五月十五日，贝当将军代替了尼维尔。接着在东线也发动了所谓克伦斯基攻势，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了七月十八日即完全被德军所粉碎，从此再无俄军的攻势。在索姆河会战之前，黑格爵士曾主张应在弗兰德平原寻求决定性会战，如今为了吸引德军远离丧失了士气的法军，并占领在奥斯坦德和泽布勒赫的德军潜艇基地，他就决定首先攻占梅西讷岭，然后在伊普雷正面实行突破，并进向布鲁日和根特。五月二十一日，在二千二百六十六门火炮和十九颗地雷（装着一百万磅的炸药）的掩护下，梅西讷会战开始了。到六月十四日占领了梅西讷岭。接着在七月三十一日，经过十三天轰击，又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就是第三次伊普雷会战。战场是一片已经耕种的沼泽地，炮击使它变成了一个大泥潭，攻击部队都被它所吞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会战才以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七人的损失而告结束。八月底以后，对这场战术上已没有可能性的会战还是不肯放手，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愚行，也足以表明黑格的头脑是何等僵化。因为从那个月二十日以后，法军的元气已有相当的恢复，并且足以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这场进攻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五日，还是象以往一样受到了重大损失。在意大利方面，在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四日之间，意军在卡波雷托会战中也受到重创，损失了三十万五千人，其中有二十七万五千人被俘。为了防上意大利崩溃，英法两国部队又纷纷向意大利增援，到十一月二十日，黑格又在康布雷向德军发动了新的攻击。在这场会战中，并未进行事先炮击，而且也是首次大量集中使用坦克。开始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可是到十二月五日，由于缺乏预备队，终于还是失败了，但仅损失了四万五千人。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英国由于流血过多已经面色灰白，法国在精神上已经支撑不住，意大利几乎退出了战争，而美国还不能对战争作出足够贡献。此时在十一月七日（旧历为十月二十五日，故称为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圣彼得堡取得了政权，并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一个月后，当俄德两国间的战争被搁置时，沙皇的大帝国也开始瓦解。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二月九日依照第一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得到德国承认。接着在一月十六日到五月三十日之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格鲁治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和哥萨克亚（由顿河和库巴高加索人合并组成）也都纷纷宣布独立。为了迫使布尔什维克政府屈服，并停止托洛茨基的滔滔雄辩，二月十八日德军恢复了对俄国的进攻，布尔什维克派大为恐慌，立即表示愿意接受和平。三月三日双方签订了第二次《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依照条约，俄国政府承认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割让库尔兰、立陶宛、波兰、巴统和卡尔斯——后面二者割让给土耳其，将海陆军复员，并停止一切在德国境内的宣传工作。五月七日，俄国又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当俄国陷于无政府状况时，威尔逊总统正在考虑和平，并于一月八日向美国国会提出解决战争的十四点计划，后来又加了四点。这些思想是具有崇高理想的，很适合一个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使德国获得了以谈判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的机会。可是德皇和他的大臣们却拒绝加以考虑，部分是因为威尔逊虽然口唱和平高调，却又主张对德国应加以严惩。现在既然战争已经只剩下一个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就决定在美国开始大规模行动之前先击毁法英两国。既然不愿接受十四点——这本是唯一实际可行的路线，就象鲁登道夫指出的那样，俄国的崩溃使德国人感到如释重负，所以每个人都想进攻，而担心防御会使敌人不断变强。此外，封锁的绳索也已经快使德国窒息，只有进攻才能迅速打破这种封锁。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错误并不是不应该决定进攻，而是在选择目标时应该选定已经士无斗志的法国人，而不应选择顽强的英国人。一旦当七十个师的援军由东线调来之后，德国的计划就是从皮隆尼南北两面的英国第三和第五两个集团军的地区实行突破，在达到渗透目的之后，就把右翼向北旋转，切断英法两军之间的联系。三月二十一日，在雾气与毒气的掩护下，展开了“凯撒会战”，其发展是如此成功，所以到了二十六日，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福煦被任命为联军“协调者”。虽然如此，到四月五日，这次进攻的动量开始自动减少，德军攻占了一块巨大的舌形地区，其顶点在亚眠以东九英里处。在索姆河地区受到挫折之后，四月九日，德军又对横跨里斯河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四月三十日这又渐成尾声，使德军占领了另外一个突出地带。只是在这两次会战流产之后，德军当局才决定再向埃讷河上的法军发动攻击。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第三次巨大的进攻展开了序幕，德军攻下了榭芒山岭，到二十八日夜间，在兰斯与苏瓦松之间，向南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六月三日，德军在沙托-特里达到了马恩河，暂停到了六月九日继续进攻，到十四日又告顿挫。七月六日，德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这一次是在兰斯的东西两面，但是联军拼命坚守，使德军颇少进展。为了阻止德军继续向巴黎进攻，福煦决定对这个突出部的西面实行反攻，七月十八日，他从维勒尔－柯特里特向东进攻，到八月二日，已经迫使德军退回到兰斯－苏瓦松之线。从三月二十一日到此时为止，双方所受到的损失都已在百万人左右。对德国而言，这种损失是绝对的，因为这是无法补充的；可是现在却已有超过一百万人的美军在法国登陆了，而他们正以每个月二十五万人的速度源源流入法国。所以鲁登道夫说：“这些美国人现在成了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可是赢得决定这场战争的会战的却并非美国人。第七章：亚眠会战（上）亚眠会战，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蒙迪迪埃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会战。它不仅使西线德军从此崩溃，而且也打开了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了战术方面的革命。虽然如此，如果一九一四年的德国陆军，在组织方面能以速射野战炮和机关枪作为真正核心——这是二十世纪初的支配武器，而不是以弹夹式步枪为核心——那是十九世纪末的支配武器，也许就不会形成这种僵持局面。法国也就会象后来在一九四〇年一样迅速被打垮。在一九四〇年，德国使用的是另外两种具有支配能力的武器——坦克和飞机。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双方都缺乏这种高度的组织力，结果使子弹为圆镐争取到了足够时间，构筑出足以防御子弹的堑壕，并降低了火炮的威力。只是到了这时，各国陆军才开始增加火炮和机关枪，以达到防守或突破堑壕正面的目的，但因为堑壕和障碍物阻碍攻击而有助于防御，所以就象布鲁赫预言的那样，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为了克服这种攻守之间的差异，第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使用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以摧毁堑壕和障碍物（铁丝网）。虽然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可以保证最初阶段的成功，但却使战场弹坑遍地，使轮动车辆难以通行，而没有车辆，攻击部队就无法补给，所以虽然炮弹能够削平堑壕和铁线网，结果还是一样。（英军的准备射击在弹药消耗量上迅速增加：胡基会战（一九一五年）共用炮弹一万八千颗；索姆河会战（一九一六年）用了炮弹二百万颗；阿腊斯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二百十六万颗；梅西讷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三百五十万颗；第三次伊普雷会战（一九一七年）用了四百三十万颗），此外，即使这种炮战非常成功，但无疑会使攻击者留在一个突出地区——在战术上这是一种不利形势。所以虽然火炮的威力大大增加，可是其毁灭方式却使炮击变成了静态作战，不能在运动战中担负决定性的任务。（在第三次伊普雷会战中，前进的部队和火炮，都象山地战一样，其补给要依赖骡马驮运。）进一步说，凸凹不平的弹坑也使防御者的机关枪更能发挥威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炮兵的火力不但不能打破僵局，反而使这种僵局变得更加牢固。既然火炮不能解决问题，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德国就在伊普雷地区第一次施放氯气，这就是毒气战的开始。虽然最初也颇有成效，但因为毒气很容易用防毒面具等降低危害，所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德国首次使用光气弹，在一九一七年夏季又开始使用窒息性毒气，称为“蓝十字”毒气，以及芥子气，又称“黄十字”毒气。芥子气是非常强烈的起泡液体，威力相当可怕。美国在战争中由于毒气死伤的人数为七万四千七百七十九人，占全部死伤数字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其中只有百分之一点八七是致死的。）到战争末期，双方都希望用打击对方精神层次的手段来获得决定成果。双方都使用飞机攻击平民，但这只不过是个陪衬，虽然它预示了一个可怕的将来，可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空权却始终没有长足发展，无法获得决定性成果。（英国一共遭到一百十一次空中攻击，共投弹八千五百颗，总重量超过三百吨，杀死一千四百一十三人，伤三千四百零七人，毁灭财产总值三百万英镑。在德国方面，共死了七百二十人，伤一千七百五十四人，损毁财产总值一百一十七万五千英镑。）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瞎撞，因为对问题的实质并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不是单纯摧毁堑壕和铁丝网，而是要降低枪弹的威力，也就是使敌方步枪和机枪不能发生作用，并且不是缓慢而是要立即起作用。很明显，答案就是能够防御子弹的装甲，而不是增加弹药的数量——不管是子弹、炮弹、炸弹和毒气都一样。战争刚一开始就有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在英国有斯温顿上校等人，在法国则有埃蒂安纳将军。他们认识到虽然个别士兵无法进行装甲，但是他们却可以象舰船上的水手一样，用装甲车辆运载，因为这种车辆必须越野行动，所以应该使用履带而不是车轮。这就是坦克思想的起源。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在炮火连天的索姆河战场上，坦克第一次出现了。实际上，这种解决方案古已有之，以最近的过去而言，布拉肯布里上校在一八七八年七月的《十九世纪评论》杂志中就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装甲野战炮兵》。这篇文章的内容值得详细引述，因为它很明显地预言了“坦克概念”。简单说来，布拉肯布里上校的理论大致是这样的：普列文会战的主要教训，就是说无论何种部队，只要躲在掩蔽物后面，而敌人位于其前方，那么实际上这个部队就立于不败之地。炮兵火力的效力是射程越短就越有效，所以若在接近地域，炮兵的毁灭威力即可实际歼灭敌人。但因为步兵的威力也已经大大增强，所以又不能使炮兵进入步兵的歼灭射程内。因此最后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火炮不受子弹的威胁。布拉肯布里上校建议用轻薄的甲板帮助炮手对抗步兵火力，炮兵可以安全地坐等攻击，不等敌人到达炮位即先将其摧毁。炮兵不必再担心被敌军俘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战术体系，假设炮兵无论发现其前方出现什么都不必逃走。如果双方炮兵对战，那么哪方面能够不怕敌人的霰弹和步兵火力就可以压倒对方。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损失中的百分之九十，就是被俘的危险，那就可以不顾任何意外了。军舰有装甲对抗重炮，同样，野战炮兵也能用装甲对抗步兵火力和榴霰弹。最近，步兵的火力变得日益强大可怕，所以野战炮兵迟早都要采取这种防御手段。如果我们给炮兵加上这种防御装甲，而这却是骑兵和步兵所无法享用的，就可使炮兵拥有巨大的威力，使战场上的战术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发展将有如日夜循环一样自然。我们希望英国应该为其他国家作出榜样。（事实上，英国却没有注意他的思想，而德国在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九年的秋操中都试验过他的观念。）布拉肯布里的建议中还有个特点，就是他认识到“会战中的目标实为精神方面的效果，因为死伤并不能使敌人退却”——这就是“坦克概念”的灵魂。他也象腓特烈大帝一样看清了“前进就是征服”，因为持续不断的前进具有可怕的精神效果，“刺刀学派”的思想与此并无二致，在原则上也是合理的，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条件下却根本没有可能性。可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的“炮弹学派”却始终没有认清现实，他们一直不知道问题的核心不是把敌人的阵地变成废墟，而是要让火炮能够在敌方步枪和机枪火力之下前进。要想使火炮能够持续不断前进，不是要使它拥有压倒性的毁灭能力，而是要能彻底打击敌人的士气。这正是坦克——自动推进的装甲炮兵——所获得的成就。自从有火器以来，陆军即面对两个难题：（一）如何调整运动与火力的关系，（二）如何调整运动与保护的关系。现在坦克都能使其获得解决——用机械动力代替肌肉，增强了陆军的机动性；用装甲防御枪弹，又增加了安全；军人不必自己携带武器，也不必用马匹拖运，所以也增强了攻击力。因为坦克使军人在动态中获得保护，又使他能够在静态中战斗，这就是把海军战术用到了陆战之中。坦克的第一次正确使用，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康布雷会战中。在这次会战中，没有使用炮兵进行准备射击。坦克在步兵的前面前进，有如一条由机动装甲炮台构成的锁链一样。除了少数修改以外，这种战术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使伤亡比例大大减低。虽然这次会战证明对战术僵局已经有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可是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术上还是失败了。直到亚眠会战，才又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终于获得了完全成功。与“装甲战”同时发展成形的又有“空中战争”——这是最具机动性的战争，也是由于僵持局势而促进了发展。最早飞机的使用几乎仅限于炮兵火力指导；其次为空中照相，用以测绘特种炮兵堑壕地图。这些任务也引发了空中的战斗，但是直到一九一五年夏，德国方面才有在螺旋桨叶之间装置机枪的弗克尔式单翼战斗机出现，开始有了系统的空战。在罗斯会战中才开始有轰炸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目标的尝试。接触性的巡逻在索姆河会战中首次使用。在梅西讷和康布雷会战中，开始对堑壕和炮兵阵地进行低飞攻击。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英国正式成立了独立的皇家空军，代替了原有的皇家飞行团。空军的进展十分惊人：一九一四年，皇家飞行团只有军官一百六十五人，士兵一千二百六十四人，共有六十三架飞机飞往法国。到一九一八年夏天，皇家空军共有官兵二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飞机二万二千架，其中有三千三百架在第一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当研究从八月八日到十一日发生于亚眠的这次最伟大的决定性会战时，对上述这些战术发展必须先记在心头。到六月底，英军在亚眠的地位是已经大有改进，指挥第五集团军的罗林生将军——战败后改称第四集团军——决定第四澳大利亚师应该占领哈米尔村和柯尔比以东的一片森林。七月四日，在与第五装甲旅合作下，这些目标依照计划完全攻占，而且损失极为轻微。（这一战使英国装甲军大大出名。）所以次日罗林生又向黑格建议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类似作战。因为心里本就有这样的腹案，所以黑格又于七月十二日向福煦（两天前他刚刚升了法国元帅）建议，发动一场攻势推进在亚眠以东和东南两方面的战线，从而使亚眠和重要的亚眠－巴黎铁路不再受德军炮火威胁。福煦表示同意，于是在次日，罗林生奉命拟定计划。他于七月十七日提出计划，到二十三日获得福煦和黑格批准。这个计划就是哈米尔攻击的扩大，目的是进行有限的前进，以达到四月丢失的原有亚眠外围防线，在第四集团军方面是从亚眠－鲁瓦公路上的勒奎斯尼尔起，通过凯克斯村直到索姆河上的梅里库尔以东不远的地方。在等候黑格批准计划时，罗林生在七月二十一日在设于弗利克斯库尔的司令部中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他的三位军长：加拿大军军长居里中将、澳大利亚军军长莫拉希中将、第三军军长巴特勒中将，还有骑兵指挥官卡瓦拉中将，以及空军和装甲军的代表。在会议中又把原有观念扩大了一些，所使用的坦克营由八个增加到了十二个。接着在七月二十六日，福煦下达了正式作战命令，开头一段是这样的：（一）作战目标是使亚眠和巴黎－亚眠铁路摆脱战斗，并击败和逐退位于索姆河与阿夫尔河之间的敌军。（二）为了达到目标，由于进攻在北面有索姆河掩护，所以应尽量向鲁瓦方向推进。虽然目标还是一样，但却已不仅限于推进到亚眠外围防线，因为鲁瓦位于勒奎斯尼尔东南八英里处。同时也决定以八月八日为“零日”，七月二十八日，福煦再次扩大这个计划，把迪贝尼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拨给黑格指挥，并指定用它在罗林生的右面进攻。最后在八月五日，黑格又召开了一个会议，使作战目标发生了彻底改变。不仅在法国第一军右方的第三集团军也包括在进攻部队之内，而且罗林生所奉的命令也改为向亚眠外围防线以东前进，为了便于使法国第三集团军在蒙迪迪埃与努瓦永之间前进，他又奉命占领鲁瓦－绍讷之线，把敌军逐回到哈姆——在绍讷东南十五英里。为了协助他，骑兵军也交由他指挥。在攻击发动前三天，突然使攻击深度增加一倍，这当然使各位军长没有充份时间来改变原先已经拟定的详细命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进攻计划中都不可或缺的。所以现在必须适应一种过去从未料到的情况。此外福煦和黑格两人似乎也从未考虑到，当计划扩大时战场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在索姆河以北，地面都为山岭沟壑所分割，对坦克构成严重的障碍，但是所要进攻的距离却很短，因为亚眠外围防线在起线之东，相距不到五千码。在索姆河以南直到亚眠外围防线，中间都是坦克的理想战场，而德军只有微弱的防卫。但是再往前进，就是一九一六年索姆河战场的法军部分，那里堑壕遍布，到处都是弹坑。不仅坦克和步兵都很难通过，而且对敌人的机关枪手而言却是个理想的防御地区。所以当攻击深度伸展到鲁瓦－绍讷－索姆河之线时，攻击者就要面临两个不同的作战：（一）是有计划的，就是进入亚眠防线；（二）是没有计划的，就是如何从那里继续前进，越过索姆河旧战场以达鲁瓦－绍讷之线。因为后者是不能冲过的，所以需要强大的步兵和坦克预备队来赢得它。但是因为这种兵力不在预算之内，所以象康布雷会战一样，亚眠会战实际上也是“一天”作战。八月八日这天，罗林生将军指挥的兵力如下：左面为第三军，一线展开的有第十二、第十八、第五十八等三个师，第四十七师在最左端巩固该军左翼，而美军第三十三师充当预备队。中央为澳大利亚军，前线上并列着第二、第三、第四这三个师，至于第一和第五两个师则充当预备队。右面为加拿大军，前线上为第二和第三两个师，而由第一和第四两个师充当预备队。此外还有骑兵军，其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骑兵师；第五空军旅，下辖六个战斗机中队，八个侦察机中队和三个轰炸机中队。装甲军的第三、第四、第五旅和第十营作为总预备队；另外还有第十七、第三十二和第六十三这三个师也由他指挥。攻击正面从南面的莫勒伊直到北面的昂克尔河。从莫勒伊到亚眠－鲁瓦公路，由法军第三十一军负责，从亚眠－鲁瓦公路到维莱－布勒特努－绍讷铁路，由加拿大军负责；从这条铁路到索姆河由澳大利亚军负责；从这里到昂克尔河由第三军负责。第一天的会议，大致说来是准备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军作为攻击主力，而法英两个军则在他们左右两方构成防御性侧翼。这个战场又分成三道目标线：（一）绿色线为所有部队的第一目标，（二）红色线为各军的第二目标，（三）蓝色线和蓝色点线分别为澳加军的第三目标。在第一线准备暂停二小时，以便第二波攻击军跟上，并越过第一波进攻。装甲部队分配如下：第四装甲旅（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十四营）配属加拿大军；第五装甲旅（第二、第八、第十三和第十五营）配属澳大利亚军；第十营配属第三军，第三装甲旅（第三和第六两营）配属骑兵军。这些坦克营装备的坦克，其性能见附表。第三和第六坦克营各有四十八辆中型惠比特式坦克，除第一和第十五营各有三十六辆V型星式坦克以外，其余各营都有三十六辆V型坦克，另有六辆预备坦克作为损毁的补充。共有三百二十四辆重型坦克和九十六辆中型坦克，加上四十二辆预备坦克；此外还有九十六辆补给坦克（改装后的IV型坦克），二十二辆火炮运载车也改装为补给车，所以总共是五百八十辆履带车辆。此外还有第十七坦克营，装备十二辆装甲汽车，由第五装甲旅指挥，参加澳大利亚军作战。附表：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所用装甲车辆的性能性能Ⅳ型Ⅴ型Ⅴ型星式中型惠比特式火炮运载车增强型普通型增强型普通型增强型普通型长度26.5英尺26.5英尺26.5英尺26.5英尺32.5英尺32.5英尺20英尺30英尺重量28吨27吨29吨28吨33吨32吨14吨34吨乘员1官7员1官7员1官7员1官7员1官7员1官7员1官2员1官3员武器2门6 磅炮+4挺刘易斯机枪6挺刘易斯机枪2门6 磅炮+4挺霍奇基斯机枪6挺霍奇基斯机枪2门6 磅炮+4挺霍奇基斯机枪6挺霍奇基斯机枪4挺霍奇基斯机枪1挺刘易斯机枪引擎105马力105马力105马力105马力105马力105马力2个45马力105马力最高速度3.7迈3.7迈4.6迈4.6迈4.0迈4.0迈8.3迈3.0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