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散布在森林中的德军营地内响起一片“洛伊森会战”赞美诗般的歌声时,萨姆索洛夫由五个参谋人员陪伴,在黑夜中徒步向俄国边界逃走。因为体力不济而落后,最后终于失踪。他的命运不详,不过大家都相信他已经自杀了。这样就结束了这场伟大的会战。鲁登道夫称之为坦能堡会战,坦能堡是一个小村庄,在乌斯道北面,一四一〇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击败了条顿武士,所以鲁登道夫命名的意义,是认为这一战报了“九世之仇”。虽然对战争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如果德军战败,则战争的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话虽如此,它对西战场的间接影响却仍然非常巨大。在西线,对整场战争而言,也许最足以影响法德两国命运的日子莫过于八月二十五日这天。在这一天,法国总司令作出了决定,而德国的指挥官因为受其部下强迫,也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人就是德军总部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塔本相信在西线已经赢得了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东普鲁士的情形使他感到烦恼,所以认为应立即派兵加以增援。这个建议与毛奇的原有意图也是相符的,他本来就主张只要兵力可以抽调时,应立即从西线调出六个军送往东普鲁士。原定从左翼,中央和右翼三方面各抽出两个军。因为塔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抽调兵力了,毛奇就向鲁普里赫特和皇储征求意见,但他们都激烈反对,他就决定只从第二和第三两个集团军中各抽调一个军。塔本此时就以电话通知鲁登道夫,说已有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奉命增援第八集团军。鲁登道夫说已经无此需要,但塔本却回答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调的。”第二天他又与鲁登道夫通电话,告诉他只有第十一军和近卫预备军(现在都正在围攻那慕尔)和第八骑兵师是可以抽调的,而第五军在西线还有需要。鲁登道夫告诉他,这些部队已经赶不上正在进行的会战,所以不必调动他们(鲁登道夫非常担心从西线右翼抽调部队会影响全局。所以他说如果毛奇一定要送援兵来,就应该从左翼方面抽调)。似乎这些谈话内容根本上未向毛奇报告,所以结果他还是命令第二集团军抽出近卫预备军,第三集团军抽出第十一军和第八骑兵师。毫无疑问,选择这两个集团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不是皇族。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兵力已经抽得够多了:第三军和第九预备军调往安特卫普,第七军调往毛布基,另外在吉维特和布鲁塞尔又留下了一些守兵。总的说来,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右翼,现在已由三十四个师减到了二十五个师,若加上死伤的数字,已经损失其原有实力的三分之一了。当施利芬-毛奇计划正在自动毁灭时,法国人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已经完全崩溃,而部队又屡战屡败,已使巴黎城内发生了极大恐慌。虽然如此,在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当法国内阁举行会议时,总理维亚尼还在高谈财政问题和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这种枯燥无味的讨论中,梅西米跳起来高喊道:“还谈什么阿尔巴尼亚,十天之内德军就要打到巴黎了!”这才决定成立一个集团军来保护首都,并撤换梅西米所不喜欢的米歇尔将军,改以加利埃尼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两天之后,梅西米又去职,而由米勒朗出任军政部长。到底是谁最先想到组成一支防御部队来保护首都,这个问题现在很难获得正确答案。加利埃尼说,他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以前提出了这个建议,而霞飞则说这个命令是那天上午七时下达的。很可能这个命令在内阁开会以前就已经发出了,因为通常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不会那样早。命令的内容是:“如果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后撤,至少应用三个现役军组成一个集团军,开入巴黎的设防地区,以确保它的安全。”这个命令收到的时间似乎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依照霞飞回忆录的记载,此时他也想到了相似的路线。因为在八月二十五日黄昏,他决定成立一个新集团军,位于英军外侧,以便迂回德军右翼。兵力包括第七军和由阿尔萨斯调来的一个师、由巴黎防区调来的两个师、以及由洛林集团军调来的两个师。以后他又说在下午九时才接到军政部长在上午七时发出的命令,并且说:“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集团军,以便在亚眠地区实行迂回,而军政部长的决定是要派三个军去防卫巴黎地区。二者之间并无实际联系。”也许这是真话,在那天黄昏,他颁发了第二号“一般训令”(并未注明时间),内容摘录如下:“由于无法执行原定计划中的进攻运动,未来作战应以在我方左翼方面累积兵力进攻。这支兵力将包括第四、第五和不列颠等集团军,以及从东线调来的新部队。至于其他集团军则应尽量牵制敌军,时间越长越好。”“一个新成立的集团军,包括由铁路运来的部队(第七军,四个师,或许还要加上其他现役军)应于八月二十七到九月二日之间在亚眠的正面组成,位置在杜马尔顿-蓬里约至柯尔比之间,或是在索姆河后面,在皮基尼与维勒尔-布勒通讷之间。这个集团军应完成准备,以便大致朝圣波尔-阿腊斯或阿腊斯-巴波姆方向进攻。”这个集团军被称为第六集团军,司令为莫努里将军,于次日成立。第六集团军成立那天,克鲁克进攻在勒卡托的英军,将它赶出了阵地,但没有追击。霞飞在此时却认识到,弗伦奇的两个军若被歼灭,那么第六集团军预定中的迂回运动将不可能实行,所以他命令朗雷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八月二十七日,它位于瓦兹河正南——发动反击,以减轻英军所受到的压力。此时,毛奇却仍盲目地停留在科布伦茨——距离战场在二百英里以外—一对八月二十八日的行动下达了下述训示:法军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配合俄军进攻。所以德军应尽量迅速向巴黎前进,不要让法军有恢复的时间,阻止它成立新部队,尽量破坏法国的防御手段。第一集团军应前进到塞纳河下游,向瓦兹河以西前进。第二集团军应直向巴黎进发。第四集团军应前进到埃皮纳勒。第五集团军应前进到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第六和第七两个集团军则阻止敌军向洛林和阿尔萨斯前进。“如果敌军在埃讷河,或者后来在马恩河进行顽强抵抗,那么可能就有放弃向西南方前进而改向南方旋转的必要。”施利芬-毛奇计划还是保持着,但其中却充满了疑窦。同时,当克鲁克发现法军左翼正向南和西南方向退却时,自己得出结论,认为寻找“这支部队的侧翼”并将它赶出巴黎之外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他建议比洛,第二和第一两个集团军应“向内旋转”。他刚这样干,毛奇二十七日的训令也到了,在训令中发现并未包括此项运动。但他却并未改变原有方向。八月二十九日,第一集团军与达马德将军的支队在它的右翼接火,同时也听说敌军在亚眠和莫勒伊下火车的消息。比洛与朗雷扎克之间进行了吉斯-圣康坦会战。这又不具决定性,法军溜走了,德军也未追击。此时英军也继续退却。霞飞与弗伦奇会晤,但却没有意义。因为直到此时,霞飞的参谋长贝尔瑟洛将军还未能充分了解德军威胁法军左翼的重要性。同样,克鲁克也不了解法军从亚眠威胁其右翼的重要性。因为他对胜利是如此有把握,所以他甚至没有向上级报告这项威胁的存在,又回到他的“向内旋转”的观念。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他正准备进行这种运动。到下午五点五十五分,他从无线电中知道比洛已经击败法军,法军正在退却。八月三十一日,第二集团军将要休整了。下午六点三十分,比洛发来电报,要求第一集团军合作。其内容如下:“为了获得充分胜利,第一集团军若能以绍尼为枢纽向内旋转以达拉费尔-拉翁之线,实属必要。”因为这与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克鲁克马上表示同意,并向总司令部报告:“第一集团军已向瓦兹河旋转,三十一日将前进到贡比涅和努瓦永,以扩张第二集团军的战果。”毛奇现在把总部设在卢森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的回电说:“第三集团军已向南进到埃纳河并向南追击。第一和第二集团军所采取的运动与总司令部的意图相符。”就象比洛指出的:“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二十九日以来,敌军已开始在亚眠、莫勒伊、蒙迪迪埃和鲁瓦下车,而且这支重要兵力也早已在亚眠以东的维勒尔-布勒通讷地带进攻了第一集团军右翼。”所以这次的过错应由克鲁克负责,他对这个进攻根本就没有报告。第二个应负责的就是毛奇,他距离战场一百五十英里以外,跟在柏林没什么区别。这些重要变化发生时,施利芬-毛奇计划可说从本质上和外表上都已经完全告终。八月六日,基钦纳爵士出任英国军政部长。他听说弗伦奇的意图是退到巴黎西南,大感震惊。因为这无异于放弃会战。于是伦敦与前方之间展开了电报战,基钦纳本人匆匆赶往法国才予以制止。八月三十一日,德国第一集团军向内旋转的运动被一架英国飞机所发现,而其位置也由一份俘获的命令所证实。这个重要消息立即报告给了霞飞。第二天,九月一日,迅速展开了一连串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说的马恩河会战。当然,若法方第六集团军未成立,这个会战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下述说法也同样正确,如果克鲁克不向东旋转,那么第六集团军的四个师——第七军的两个师和第五十五师、五十六师——可能很容易被扫到一边。在这一天,霞飞要求军政部长把首都置于其直接指挥之下。他命令莫努里退向巴黎,把他自己的司令部移到巴尔并下达第四号“一般训令”,其内容的重点是:“第五集团军逃脱敌军对其左翼的包围之后,第三、第四和第五这三个集团军应重整攻势。假如环境许可,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中的部分兵力也应在适当时机内予以召回,共同参加进攻。巴黎要塞地区的一切机动部队也都应参加这个全面行动。”这道命令虽然措词含混,但还是明确暗示准备从巴黎发动反攻。之所以措词含混,部分是因为霞飞对英军的行动没有把握,弗伦奇还在撤退之中。此时在德军方面,虽然已经知道法国正匆匆把部队向巴黎集中,可是毛奇仍然指示比洛把他的左翼向东移动以支援第三集团军。这就使他与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第二天,九月二日,英军仍继续撤退,克鲁克已放弃追击,把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调到沙托-特里来援助比洛。他采取行动之后,又马上接到毛奇的命令,内容是:“我军的意图是要从西南方面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集团军应梯次跟在第二集团军后面,并负责保护我军侧翼。”克鲁克在《向巴黎进军》中这样评论道:“最高统帅部似乎仍然坚信,对一切在首都要塞线以外的作战,都不必把巴黎守军计算在内。”他不但没有停下来,担负其侧卫的新任务——他已经到了第二集团军的前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反而把毛奇的命令摆在一边,继续向沙托-特里推进,也就是说离巴黎是越来越远了。当莫努里将军退向巴黎时,霞飞又向集团军司令们下达了密令,告诉他们应大致站住约讷桥-梅里-阿尔希-布利安-茹安维尔之线,然后采取下述行动:从南锡和埃皮纳勒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军来增援右面。在这时,全线进攻。在蒙特罗与默伦之间,用所有可以动用的骑兵掩护我方左翼。要求英军参加这次行动:(一)据守从默伦到瑞维西之间的塞纳河防线。(二)当第五集团军进攻时,英军也应从防线正面出击;同时巴黎守备部队应向莫城方向采取行动。命令中的唯一要点就是退到茹安维尔,也就是放弃凡尔登,这是一个总枢纽,所有在左方的行动都是绕着它旋转的。假如这个要塞被放弃,那么霞飞的正面将被切为两段,那么任何从巴黎的出击都不能挽回局势。对霞飞而言幸运的是,在八月三十日接替鲁弗利出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萨拉尔将军对这道命令置之不理,他不但没有撤回右翼,而且坚守凡尔登,只把左翼向后撤了十五英里,直到它面向正西为止。这样使第三和第四两个集团军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德国皇储的第五集团军就从此渗入,并进行侧面进攻。这份九月二日的密令说明霞飞心中还是盖着一层迷雾。虽然如此,当毛奇在卢森堡稳坐不动时,霞飞却不断在采取行动。至少他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感谢萨拉尔的努力,终于使他对周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他的右翼还坚守着凡尔登,而中央部分也未被击退,那么把左翼向前旋转不也是可能的吗?他刚刚注意到这个侧翼时,有两件事相继发生:(一)他命令德斯佩雷代替朗雷扎克出任第五集团军司令,他可能是法国诸将中最能干的一个。(二)他开始注意到加利埃尼。说来奇怪,直到此时,霞飞还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加利埃尼,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加利埃尼在这一天只接到霞飞的第四号“一般训令”。加利埃尼立即考虑到把第六集团军推进到莫城。快到正午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克鲁克向东旋转,于是他要求关于莫努里集团军的指示,并建议把该集团军推进到马恩河以北,并向奥尔克河前进。霞飞回答说,他这部分兵力从现在起随时都可以向东北方推进,威胁德军右翼并鼓励英军士气。可是此后,霞飞心中又突然萦绕厚密的疑云,他写信给米勒朗说:“作为联军的一部分,我们的职责是坚持下去,争取时间,并尽量牵制住强大的德军。所以我的决定是多等几天再发动会战。休整我军兵力,准备与英军和巴黎要塞的机动守备部队一同展开最后进攻。”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先进行一场消耗性战斗,继之以一次进攻,时间则未定。此时克鲁克撞上来了。他在九月四日的命令是:“第一集团军在明天仍继续越过马恩河行军,迫使法军向东退却。假如英军抵抗,也应将他们击退。”同时,比洛相信法方第五集团军也已在溃败之中。尽管有这些乐观的看法,在第二天,卢森堡方面却又开始表现出神经质现象。德军总部决定把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和两个军从左翼调到右翼。此时克鲁克仍继续前进,在他的右翼,他的第四军已与莫努里的巡逻队接触,使他相信在他们后面不会有太多兵力。在联军方面,并不象霞飞所设想的那样,认为会战尚有几天时间,而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霞飞仍然想防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第九集团军,由福煦任司令,位于第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这样他才转回到进攻观念,于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用电报向弗伦奇询问,英军是否已经准备就绪,能否于明日参加会战。同时他也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德斯佩雷。霞飞告诉加利埃尼和莫努里,应与弗伦奇保持接触,他们就于下午三时到默伦的英军司令部去访问他。恰好弗伦奇不在,只好暂时与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爵士约定:当九月五日第六集团军进向莫城时,英军应向后退以腾出必要空间;在九月六日或七日,英军应在其右翼旋转达到朝东的位置,其左端与第六集团军连接。当法国第五集团军守住正面时,英军与第六集团军应进攻德方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弗伦奇回来后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不久之后,他的副参谋长威尔逊将军又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其经过如下:德斯佩雷也希望与弗伦奇会晤,就启程前往布内。下午三时,他在那里与威尔逊会晤了——弗伦奇已经离开。他向威尔逊解释说,德方第一集团军现在有如挂在半空中,其交通线是暴露着的,而且也与第二集团军失去了接触。他建议采取下述行动:(一)九月五日,第五集团军应沿塞查恩到普罗万之线,并准备向塞查恩到康塔松的正面进攻。(二)第六集团军应前进到奥尔克河,并向德方第一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进攻。(三)英军应与法军合作,填补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缺,其轴线指向蒙米赖,而右翼则由康尼奥的骑兵加以掩护。他立即把这些建议用电报报告霞飞,而威尔逊则去见弗伦奇,弗伦奇却感到犹豫不决。当电报到达时,加利埃尼也用电话告诉霞飞,说他已经准备行动,但英军的合作却是必要条件。半小时后,即晚上十时,霞飞发出第六号“一般训令”,其要点为九月六日应向克鲁克集团军的暴露侧翼进攻。主要条目如下:(一)第六集团军应越过奥尔克河,并向沙托-特里方向前进。(二)不列颠集团军在强吉-库隆比耶正面,面向东方,并准备向蒙米赖方向进攻。(三)第五集团军,在康塔松-埃斯泰尔奈-塞查恩正面,并准备从南向北进攻。(四)第九集团军掩护第五集团军右翼,并据守圣共沼泽边缘。(五)第四集团军坚守原地,并与第三集团军保持接触。(六)第三集团军的右翼退守,其中央和左翼则应进攻正在阿戈讷河以西行军中的敌人。真是奇怪,理论上这又是一个“坎尼”式的计划。当法军中央部分——第五、第四和第九集团军——在一个大口袋中挡着德方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集团军时,法军的两翼则向兰斯合围。左翼为法国第六集团军和不列颠集团军,右翼为第三集团军。前者向东进攻德方的第一集团军;后者向西进攻德方的第五集团军。那天夜间,加利埃尼命令莫努里在弗伦奇决定合作之后即马上准备进攻。在法军总部,一切都活跃起来。而毛奇本来是一向严格遵守其叔父的不干涉主义,但当他接获报告,说法军正陆续用火车运往巴黎时,开始怀疑这种主义是否适用。他对右翼的安全很感焦急,于九月四日下午七时命令塔本用电报发出下述命令:“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仍应面对巴黎东面。第一集团军在瓦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应占领在沙托-特里以西的马恩河各渡口;第二集团军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应占领在诺根与梅里之间的塞纳河各渡口,上述两地也包括在内。”九月五日上午七点十五分,第一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上午十一时,指挥担负第一集团军侧卫的第四预备军的格罗瑙将军怀疑敌军集中在他西面,就向蒙提昂山地进攻,使法方第六集团军的前卫受到突袭,他们是当天上午才前进的,当即被赶了回来。这样就展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照法国方面的看法似乎还嫌太早,因为联军仍未完全准备就绪。接着就是一场顽强的战斗,当格罗瑙发现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就回撤了六英里,但法军并未追击。克鲁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立即调转第二军——军长为林辛根将军,命令他赶往增援。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不久,毛奇的一位参谋赫希中校到达克鲁克的司令部。克鲁克原先一向以为在他左方的各集团军都在乘胜前进,现在听说因为法军正用铁路把部队从东面向巴黎调动,所以第五、第六和第七这三个集团军都已暂停前进,而且更有考虑全线撤退之必要时,不免大吃一惊。此时,霞飞对弗伦奇的意图深感焦虑,于下午二时亲自到默伦去访问他,在向弗伦奇解释英军的合作必要后,霞飞在结束谈话时强调说:“元帅先生,法国要求你支援。”弗伦奇想用法语回答,却辞不达意,于是向旁边的一位英国军官说:“糟透了,我说不出来。告诉他凡是他的人能做的事,我们的人也都能做。”这样就建立了最后合作,霞飞就向部队发出下述文告:“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一场会战,国家命运系于此战。应该告诫所有人,撤退已经结束,现在应该竭尽努力向敌人进攻并将他们赶回去。凡是不能前进的部队,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们已经攻克的地区,宁死在原地而不退让。在我们面临的环境下,任何示弱行为都不能容忍。”九月五日,以格罗瑙对莫努里集团军领先部队的突击为开端,马恩河会战注定要延长达七天之久,从凡尔登到森里斯,整个西线都是战潮起伏,缠斗不休。包括许多战斗,此处详细分析的仅限于德军右翼方面——可分为奥尔克之战,大小莫朗河之战和“缺口”之战。先说奥尔克之战,九月五日的战斗在第二天由林辛根继续进行,他于上午五时到达特里波尔。尽管这个军刚刚进行了长距离行军,他在六小时之后就把它投入了战斗。不久,沿着法国第六集团军的整个正面展开了激战(此时莫努里似乎一共指挥了十五万人)。尽管战斗颇为激烈,克鲁克还是未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虽然如此,因为接到林辛根的紧急求援报告,他又派阿尔宁将军的第四军前进,于九月七日清晨到达。但是到这一天情况就变得很危急了,于是克鲁克命令另外两个军——第三和第九军——也掉过头来(注:在九月六日黄昏时,从一个战俘身上找到了霞飞的命令,德军才知道进攻的严重性)。从以后的事实来看,这个命令具有决定命运的后果。因为这两个军召回之际,他们为了掩护第二集团军右翼正与法国第五集团军作战。他们一撤退,不仅暴露了这个侧翼,同时也增大了两个集团军(第一及第二)之间的宽广缺口。此外,如比洛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撤退也提高了法方第五集团军的士气。克鲁克撤回第三和第九军的决定,事先并未与比洛和毛奇磋商。这不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归比洛指挥,而且毛奇也已经失去了一切控制。从九月五日到八日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这两个集团军没有发布任何命令。这一天,莫努里的地位也已十分危险,于是加利埃尼搜罗了巴黎的出租汽车一千二百余辆,赶运援兵给他。九月八日,莫努里企图迂回敌人右翼,但是并未成功。等第三和第九两军快要到达时,克鲁克决定在次日迂回法军左翼。他认为可以获得迅速的胜利。但是命运之神却作了不同的判决,在这长达三百英里的战斗正面的其他部分又出了新的乱子。奥尔克之战开始时,克鲁克的第三军(军长为洛肖将军)和第九军(军长为奎斯特将军),正在继续执行毛奇的命令,保护第二集团军右翼。突然遭到了意料之外的猛烈轰击。他们完全不知道战事已经逆转。他们本来认为法方第五军已被击败,现在却又向他们攻来。洛肖和奎斯特匆匆调动兵力迎击,不久沿全线都展开了激战。这两个军面对德斯佩雷左翼的三个军——第十八、第二和第一军,而法方第十军则在右翼作战。法军在这一天之内大约进展了一英里,但到夜幕低垂时终被阻止,奉命挖掘堑壕。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蒙米赖方向进攻。虽然比洛自己的部队守住了,但是情况却很严重,有退到小莫朗河后面的必要。九月七日夜里,德军开始退却。也就是说放弃了毛奇九月四日的命令。直到九月八日,法军才又与德军接触。到此时,第三和第九两军已经接到克鲁克召回他们的命令,开始向奥尔克河转进。在这一天,法军进行了几次正面进攻,均被击退,到九月八日夜里,法方第十八军的军长德·莫德胡伊将军在蒙米赖以西攻占了马尔榭。如泰格先生在《马恩河战役》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成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得蒙米赖陷于无法防御的形势。由于这个城已经受到西面敌军的完全控制,比洛就命令第七和第十两个预备军退回到马尔格尼一线,这个阵地是自北向南的。也就是向东退了十公里,使德方第二集团军的右翼改为向西而不是向南。从此比洛与克鲁克之间的缺口再无填塞的可能性了。对德军而言,其最大的胜利机会就在于能否突破福煦第九集团军的正面,它沿着圣共沼泽,从维伦纽夫直达松米苏。若能突破该正面,即可迂回第五集团军右翼,迫使它撤退。九月六日,豪森将军发动第三集团军进攻福煦。九月八日凌晨三时,他突袭了福煦的右翼,将它逐回,并占领了弗里康皮诺瓦,但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虽然据说福煦曾这样霞飞向报告说:“我的右翼受到强大压力,我的中央已经后退,不可能作迂回运动。情况极佳。我正在进攻中。”事实真象并非如此。当然,他曾连续发出进攻和反攻的命令,但结果毫无作用,因为他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当莫努里迫使克鲁克把他的整个集团军都吸引到奥尔奎河时,德斯佩雷也强迫比洛向东北面退却,这时弗伦奇率领他的三个军,谨慎小心的爬进了克鲁克与比洛之间的缺口,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所谓“马恩河奇迹”。又如彼埃尔夫所说:“弗伦奇挽救了局势,自己却还莫明其妙。”九月六日,弗伦奇开始向一个几乎是真空的地区前进。因为在前一天夜间,克鲁克已经撤走了第二军,到六日清晨,第四军也随之撤走。在英军前面留下来的只有马尔维茨将军的骑兵军的两个师,以及一些轻步兵和自行车营。弗伦奇还是慢慢探路前进。第三军(军长普尔特尼)在左;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林)在中央;第一军(军长海格)在右。第二天,比洛撤退,而克鲁克的第三和第九两个军也奉命北进,于是英军第二和第三两军渡过了大莫朗河,而第一军则滞留在罗祖瓦附近。在战史中从来没有比这次更需要速度的,可是弗伦奇虽然是骑兵出身的军官,却并未催促其部下赶紧前进。九月八日,经过一些抵抗,英军渡过了小莫朗河,并继续向马恩河前进。在三天之内,英军一共只前进了二十五英里。因为它已站在德方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的缺口中,所以只要再向前一步,即可切断德军头部与身体之间的联系。霞飞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在那天下午八时七分,命令第六集团军把德军控制在奥尔克河,而英军则应在诺根与拉费尔特之间渡过马恩河,并进攻克鲁克的左面和背面。同时也指示第五集团军应掩护英军右翼。此时,在卢森堡的毛奇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接获的情报都足以使他感到异常焦急,他就命令赫希中校去访问右翼方面的五个集团军,以获知其正确情况。这时,他和他的幕僚都没有想到有全面退却的必要。虽然情况如此严重,对赫希有给予书面训令的必要,可是他却只接到口头的命令。他说:“总参谋长授权给我,如必要时,可以命令五个集团军退到弗斯勒河后面沿阿戈讷以北的高地。在必要时,我有全权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发布命令。”赫希并非乐观主义者,他于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离开卢森堡。他首先访问第五、第四和第三集团军,于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才到了设在蒙特莫尔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与比洛会谈,比洛相信第一集团军的撤退已经无可避免,他自己也已经决定撤退第三集团军。九月九日上午七时,赫希出发前往齐兹,那是第一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虽然相隔不过二十五英里,可是因为沿途受到部队运动的影响,直到正午才到达。他一路看到的都是混乱和丧失秩序的现象,这其实是一支撤退中的军队后方常见的现象,但却增强了他的悲观思想,好象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他发现克鲁克不在司令部,就与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谈论当前的情况。这时,第二集团军方面有个电报送来,说他们已经撤退了。赫希知道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已经宽达三十英里以上,而且英军也已进入了缺口。他就想到毛奇的授权,命令第一集团军撤退。这个行动事先并未获得克鲁克批准,虽然事实上他就在附近不远。赫希获得过这样的授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却有个极重要的关键,他只能向克鲁克本人下达命令。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德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具有太大的权威,简直越过了指挥官的权力。克鲁克似乎始终没有见到赫面,而当他知道这个命令之后,却无条件的接受了,尽管他本人有较好的判断,也许是不敢违抗这个伟大的参谋本部。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右面的法军已经打算撤退,但是却应该已经注意到缺口中英军的进展实在迟缓而且缺乏联系。假如他不理会赫希的口头命令,而遵照“若有疑惑即应出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仅可能击退莫努里,而且也足以使英军的行动瘫痪,并诱使比洛与他一同前进。如戈尔里茨在《德国参谋本部》中所说,这正是塞德里兹在佐恩多夫采取的行动,可是这类事情在威廉二世的时代似乎不会发生。所以施利芬-毛奇计划是参谋本部拟定,也是它指导的,而最后也终于断送在它手中。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指挥艺术已经腐化。九月十一日,毛奇到前线视察各集团军司令部,这还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他回去后就患了重病,不久就由法尔肯海因将军接替了。坦能堡会战和马恩河会战都是决定性会战——坦能堡会战是战术性的,而马恩河会战则为战略性的。坦能堡会战除了提高兴登堡的地位,使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迅速击败俄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外,再无其他战略结果。但反过来说,这一战若是俄国战胜,那么对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就可能十分惊人。对比说来,马恩河会战在战术上却只能算是局部成功,但其战略结果却十分巨大,所以艾德蒙爵士在他的大战史中,认为霞飞的胜利是世界上决定性会战之一,似乎并非夸大其辞。这就是说德国已经失去先击败法国再转身对付俄国的唯一机会。原因之一,就是布鲁赫预言的机动战争迅速退化成围城战。在无限多的堑壕掩护下,主动权由参谋本部手中转到了双方工业能力上。这种能力较弱的方面,如俄国那样,机动战争的机会虽已减少,但还有可能。在这种能力较强的方面,例如英国和法国,这种机会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西线的决定性战果逐渐不靠军队而要靠工业来寻求;此外还有制海权,可以保护和切断工业的资源补给。如布鲁赫预言的那样,最后的仲裁者将是“饥饿”。更深入一层,在施利芬计划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如果德国人早知道了,可能会阻止它投入战争——除非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援或使它确保中立。这个错误是从其两面战争的对象产生的。如果冲突只限于法俄两国,那么德军若能依照施利芬计划,那么在六个星期之内是可能把法国击碎,然后再设法与俄国寻求和平妥协的。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在西线的敌人已经不只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在内。虽然在这种环境中,英军可能与法军同归于尽,可是英国的领土完整却并不因此受到影响。这就引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施利芬计划如何成功,它是否能使战争就此结束,似乎有待考虑。历史的答案是“否”!正好比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仍然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它再建立另一个同盟,获得胜利为止;要不就是英德双方都已面临经济崩溃,一个依照英国传统路线的和平谈判可能会结束战争。还是象过去一样,当英国投入一场欧陆战争时,历史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海洋,其疆界就是不可进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陆国家,不管其陆军兵力如何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手中夺取主动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失败了一次;一九四五年,它又失败了一次,都是没有认清这条真理,实在可悲。大事记(六):战术僵局以及目标的改变马恩河会战之后的作战使战争的方向有了彻底改变。双方首先都从南面调动兵力来增强自己的北面,以求迂回对方的北翼。但是到了海峡边的新港后,这个奔向大海的竞赛终于结束。这时大家才发现,弹夹式来复枪已使防御者如此强大,使攻击者到了接近敌人之时,不要说是战斗,连求生存也非依赖堑壕不可。就象布鲁赫所预言的那样,结果就是围城战。可是双方对围城战却都没有准备,尤以英国为甚。他们的装备完全不适合这种任务,他们甚至用罐头改制手榴弹,用野炮的弹壳改制迫击炮。抛射机又开始使用,是用木材制成的木质火炮,发射的是填满炸药的油桶。不久堑壕线就彼此相接,互相支援。虽然付出巨大成本,用突击手段攻下一段正面还是有可能的,不过由于堑壕体系的纵深日益增加,加上铁丝网,不久就使突破变得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在坦克出现以前,圆镐和有刺铁丝网已经打败了枪炮。在西线已不再有机动性,从而演变成僵持局势。此时在东线方面,奥军在惨败之余退到杜拉杰克河,所以在九月十五日,兴登堡奉命只留下极少数兵力据守东普鲁士,而把大部分兵力都移到奥军左翼。他照办了,并于十一月一日升任东线总司令。但是他的兵力还是太弱,不足以获得决定性胜利,俄军再度前进,打到西里西亚附近,并重占东普鲁士的一部分。这使德皇大为震惊,就对法尔肯海因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西线作战以增援兴登堡。到十一月,当伊普雷地区的战斗在弗兰德泥沼中陷于停顿之际,他就可以这样做了。要拯救奥匈帝国,必须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地。基于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的建议,决定在戈尔利采与塔尔诺之间突破俄军正面,然后向东旋转达到俄军左翼的后方,以切断其交通线。在东线战场这是个可行的计划,因为俄军正面只有微弱的堑壕防御,几乎没有铁丝网,而只有少数前哨兵力加以据守。一九一五年五月二日上午六时,经过四小时炮击,德奥联军开始进攻,突破了俄军正面,并俘虏了十四万敌人。但是因为道路已经变成泥沼,所以追击变得十分迟缓,直到八月五日,俄军才被迫撤出华沙,接着又放弃了柯弗诺和格罗德诺。到九月底,以被俘一项而论,他们即已损失三十二万五千人和三千门以上的炮火。俄军被迫退到里加-地文斯克-平斯克-塔罗普-捷尔罗维兹之线。虽然还没有被迫退出战争,但是却已衰弱不堪,以至于在一九一六年,中欧同盟方面已经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攻打目标。因为此时土耳其已加入德方,所以俄国的处境就更为恶劣。要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必须回溯战前的历史。一八八三年,为了增强两国同盟的实力,德国把戈尔茨将军借给土耳其,帮助他们重整军队。两年后,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都已完成现代化。二十年后英法协约成立时,英国当时的海军总参谋长费歇尔爵士就开始研究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即使有陆军支援,要强行通过这个海峡依然“十分的冒险”。以后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一年,新成立的英国陆军参谋本部也一再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由于突然袭击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的企图都过于危险而不应加以批准。”由于英俄缔结协约,所以土耳其更趋向德国。为了安抚土耳其,英国派了一个海军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为了对抗起见,一九一三年德国也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赴土耳其,由桑德尔斯将军率领,共有军官七十人。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德土之间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接着土耳其即动员陆军,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