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3

大事记（一）：工业革命与美国的崛起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欧洲封建主义残余铲除殆尽时，世界上从所未见的最伟大的革命也开始撒播一种新制度的种子——这是一种以煤、蒸汽和机器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之后，滑铁卢会战后的一个世纪中，巨大的潜力被释放出来，注定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提高战争的地位，由个别国家的战争演变成为洲际间的两栖大战。早在一八二五年，距拿破仑最后失败不过十年光景，斯汤达就已有了如下感慨：“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四五年，世界的变化何其巨大！在过去两千年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从未在风俗，思想和信仰等方面发生过如此显著的革命！”在斯汤达所说的一七八五年之前，这场仅仅由蒸汽推动的工业革命，差不多已经孕育了一个世纪。其起源大致为一六九八年塞维利发明的蒸汽抽水机，以及一七〇五年纽克曼发明的自动蒸汽机。但是直到一七六九年——也就是拿破仑和惠灵顿出生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工具制造者瓦特才集前人发明之大全，并于一七八二年发明了双冲程引擎。同时在一七六九年，屈尼奥在法国也建造了第一辆用蒸汽推进的机车。一七八五年，卡特莱特又发明了蒸汽纺织机。这样才到了斯汤达所说的一七八五年。从一七八五年起，由于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新式炼铁方法的发明，英国超前一步，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在工业制造方面赢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一八一八年六月二日，科克兰尼勋爵在英国下院指出：“若非适时采用机器，英格兰就会有全面衰亡之虞。”火药的发明引发了一连串新发明，终于改变了战争技术。同样在使用蒸汽作为动力来源之后，军事方面也产生了新的革命。军队的运动和补给可以使用汽船和铁路了。此外，武器制造也出现了许多改进，并且有了批量生产的可能。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军事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发明，就是雷管和锥形子弹。因为一八〇〇年发现了雷酸汞，所以雷管才有制成的可能。七年后，弗塞斯申请了雷汞子弹的专利，接着在一八一六年，萧在美国费城也发明了黄铜雷管帽。锥形子弹发明出现在一八二三年，当时英国第三十四团的诺顿上尉设计了一种圆锥型子弹，装有一个中空弹底，使其在发射时可以自动膨胀并封住枪膛，虽然英国政府拒绝采用，但却辗转传入法国，一八四九年，法国的米尼埃设计出米尼埃式子弹，却反而被英国陆军采用。一八五一年，英国陆军采用了米尼埃式来复枪。这两个发明使步兵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雷管使步枪在任何天气都能使用，而且大大减少了哑火现象。锥形子弹则使有来复线的步枪成了这个世纪威力最强大的武器。雷管的发明又使弹壳可以在发射之后就丢弃不用，这使后膛式枪炮有了实现的机会。这种弹壳在炮兵射击学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因为它可以阻止气体不向膛后发泄。首先发明的是一八四七年的撞针式弹壳，接着又有了镶边式弹壳，最后在一八六一年才有了中央发火的弹壳。当关于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之间的利弊争论在各国都还没有结论时，一八四一年，普鲁士当局突然采取果断步骤，给某些团配发“德莱塞”式后膛枪进行试验。这种步枪通常被称为“撞针式步枪”，是一种使用枪栓的武器，发射纸包的弹壳。虽然气体仍然从膛后泄出，所以有效射程要比米尼埃式步枪短，但是却能在一分钟内发射七颗子弹，而米尼埃式步枪最多只能发射两颗，不过其最大优点还不是装弹迅速，而是因为后膛装弹便于在卧倒姿势中使用。炮兵的发展则比较迟缓，尽管后膛和来复式火炮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直到一八四五年，这两个因素才结合成一体，造出了一门真正有效的后膛来复线式火炮。但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立即采用，直到克里木战争爆发后，才有人把某些铁制的前膛滑管式的六十八磅炮和八英寸炮，改装成有来复线的火炮。射程和命中率都提高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成了“十分可怕的事情”。这次战争之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有来复线的后膛火炮。另一个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的新武器就是火箭，实际上在所有使用火药推进的弹体上，它是最古老的一种，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成对付骑兵的武器，在亚洲有非常广泛的运用。一七九九年，提普苏丹在塞林伽巴丹围攻战中就使用过火箭，这使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康格里夫爵士想到对它进行改良。据他自己说，他制造的飞弹，重量从两磅（即一种自动推进的子弹）直到三百六十磅。一八〇六年，他的火箭在对布伦的攻击中有过成功的试用，于是他预言道：“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会使整个战术体系为之发生变化。”这个预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兑现了。这时，蒸汽推进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采用的形式是轮船和火车，这又为全新型态的战舰奠定了基础，并且使陆军可以尽可能扩充数量。虽然远在罗马时代就有脚踏的轮船，可说是最早的水上机器推进工具。一七七五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拉姆塞建造了一艘最早的蒸汽船，其推进原理就是利用喷水机，用蒸汽抽水机在船头吸水，然后从船尾排射出去，可是这与其他发明家设计的汽船模型，如富尔顿的进行比较，不免黯然失色。富尔顿是个年轻的美国人，具有特别优异的发明天才。一七九七年，他把一个建造潜水艇的方案献给法国执政府，这艘叫“鹦鹉螺号”的潜水艇，一八〇一年在布列斯特港口试航，在水下潜航达一小时之久。（这并不是第一艘潜水艇。一七七六年，布希尼尔发明了一艘龟形潜水艇，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钻到英国战舰“鹰号”下面，想把一颗水雷钉在其船底下面，可是因为调整失灵而失败。）一八〇三年，富尔顿又在塞纳河上试验一艘蒸汽船，拿破仑也很赏识。（第一艘实际可用的蒸汽船是“夏洛特·敦达斯”号，一八〇二年在福思湾试航成功。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是美国在一八一九年建造的“萨凡纳”号。）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对使用蒸汽推动船只的计划这样评论道：“这可能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改变。一个伟大的真理，千真万确的事实，已经摆在我眼前。”富尔顿于一八〇七年返回美国，在那里建造了一艘改良型轮船“克莱蒙特”号，在三十二个小时内，从纽约行驶到阿尔班尼，行程为一百五十英里。此前他还发明了一种鱼雷，一八〇四年九月，英国的凯斯勋爵在布伦港外用它攻击法国舰队。一八一三年，他又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动力军舰“人类”号——以后改名为“富尔顿”号——这是一种双连式船壳构造，激水轮夹在中间，用五十八英寸厚的木带加以保护。这艘巨型怪船明确指出有两件事必须改良：（一）比激水轮更不易损坏的推进方法，（二）不那么笨重的保护方法。螺旋浆式的推进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一八三六年，瑞典陆军的埃里克松上尉获得该项专利。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用铁甲代替木板，这是康格里夫在一八〇五年最先建议的。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爆发，法皇路易·拿破仑才命令建造一队浮动装甲炮台，足以抵挡枪炮子弹。一共造了五艘，用四英寸厚的铁甲保护，上面装有五十六磅炮和辅助的蒸汽引擎，获得了完全成功。不仅证明装甲船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装甲的使用又使威力较大的火炮也成为必要。这逐渐使海军都采用有来复线的火炮。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都开始建造其第一艘装甲蒸汽军舰，分别是“光荣号”和“勇士号”。“勇士号”长达三百八十英尺，排水量为八千八百三十吨，引擎能产生六千匹马力，速度为十四又二分之一英里，武器是二十八门七英寸炮，装甲厚度四英寸半。再说陆上。一八〇一年，特雷维西克在英国设计了第一辆实际可用的火车头，而第一条真正的铁路是史蒂文森建造的，时间是一八二五年，地点是斯托克顿到达林顿之间。虽然火车是纯粹英国发明，可是第一个了解铁路在战争中的超级重要性的国家，就是产生克劳塞维茨的那个国家，这似乎并非巧合。一八三三年，哈尔科特就指出若能在科隆和明登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再在美因茨和威悉之间修建另一条，那么对莱茵地区的防御大有裨益。波尼兹认为普鲁士为了能对抗法奥俄三国，有普遍修建铁路的必要。同时，绝顶天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普鲁士的弱点就是夹在几个强大的假想敌国之间，而处于所谓“中央位置”上，但若能修建铁路，国力即可大增，由一个二等军事强国上升为头等巨强。他说：“这可以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形成一个坚强堡垒。动员的速度——部队可以迅速由国家的中心达到周围边界，加上铁路运输构成的其他一切明显的‘内线’利益，都足以使德国比任何欧洲国家更居于优势地位。”在一条轨道都没有铺设之前，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一八三三年就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其规模大致与今天实际修建的并没有太大出入。十三年后，就在李斯特逝世那年，普军一个军共一万二千人，携带火炮和马匹，由铁路运往克拉科夫，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试验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开始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了综合研究。虽然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间的革命动乱时代，普鲁士对铁路运输的问题又获得了一些进一步的经验，奥俄两国也一样，但是直到一八五九年法意战争爆发时，对部队的铁路运输问题才完全获得解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史蒂文森的天才，才使克劳塞维茨的“全国皆兵”理论获得了生命，因为假如没有铁路，那么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大规模陆军将不可能获得补给。约米尼检讨一八六三年以前的变化时，认为战争又会变成“大量部队之间惨烈而无理性的血战，使用的武器将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我们可能再次看到四世纪那样的人民战争，我们可能再次被迫过着象匈奴人，汪达尔人和鞑靼人肆虐的那些时代中一样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除非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禁止毁灭性发明，否则步兵必须恢复中世纪使用的护甲，不然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之前，整个步兵营就会覆灭。可能会再看到遍身甲胄的战士，连马匹也需要同样的保护。可是工业革命变出来的魔术却比约米尼预料的更进步。古代的人力劳动基础很快就被推翻了，劳动者被赶出自己的家庭和村庄，编入了工厂。这些工厂成了国家财富的源泉和社会革命的温床。普遍贫困造成了大规模移民运动，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五二年之间，有超过三百万人从不列颠和爱尔兰迁往美国，另有许多不能去的人转而信仰社会主义，这是工业革命产生的一种新宗教。这个权力时代的精神铸造者是三位“卡尔”——即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达尔文。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八三二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的老路上去，就是要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思想作为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八五九年出版）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他们三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第一位在战争方面，第二位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位在生物学方面。“机器时代”萌芽之时，一致的呼声是要求和平时代，可是各国间的尖锐差异却造成了矛盾，助长了民族主义势力，到欧洲之外的国家也开始进行工业化之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世界性的了。从有限战争走向总体战和极权主义道路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潜伏思想。第一场无限制的工业化战争就是美国内战。这是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大战。北军方面的目的就是要对方无条件投降，也就是总体性的胜利，其性质有如“十字军”一样，加上这是工业革命后一切军事发展的总试验场，所以在战争历史上开辟了全新的篇章。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行之际，在北美洲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帝国，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都以“扩张”作为其自然附产品。印地安人的领土迅速被兼并，许多新州纷纷建立。一八〇三年，美国花了一千一百二十五万美元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的大片土地，使美国面积增加了一倍，一八一九年又从西班牙买到了佛罗里达，面积再度增加。获得路易斯安那之后，就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接壤，美国开始与西班牙不断发生冲突。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一八二二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群起仿效。门罗总统担心某些欧洲国家对这些新成立的共和国有觊觎之心，所以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对国会提出年度咨文时宣布了三个原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门罗主义”。简而言之，这些原则就是要把美洲保持为美国人的美洲，从此断绝了欧洲人向西半球建立殖民地的念头。所以这也是个总体性政策。这就创立了一种新的扩张方法——用保留方式来确保扩张的机会。虽然欧洲人缺乏土地，可是新世界却不允许他们垂涎，这一大片土地都冷藏起来，留待美国人去进行经济性开发。一八三六年，美国与墨西哥因为德克萨斯争端，终于引发了德克萨斯战争，一八四六年又发生了墨西哥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仅确实兼并了德克萨斯，而且更获得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的一部分，这些地区以后都成了美国的新州，其面积与所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差不多同样大小。同时，美国又与英国签订条约，获得了奥尔良地区，即华盛顿、奥尔良和爱达荷三个州。一八五三年，又与墨西哥完成了加德森购买事件，这样一来，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美国的本土就与今天的面积一样大了。（一八六七年，美国才从俄国方面购得阿拉斯加。）所以不过在一个人一生的时代中（一七八三——一八五三年），一个巨大但大部分还是空洞的帝国诞生了。扩张完成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确保它，而是如何阻止内在的冲突以免使其分裂。许多年来，由于经济生活的不同，美国南北两部分在政治意见上也有很大差异。南方务农为本，重视其蓄奴利益。北方趋向重商主义，重视的是航运和财政。南方是农民和借贷者；北方是资本家和放贷者。代表北方的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代表南方的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即后来的共和党）。国界愈向外推进，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就日益增大。这两派的利益分歧之所以无法协调，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法缺乏政治上控制能力。当时制宪时，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一个松散的组织，所以对这个迅速成长的帝国，完全不能产生凝聚力。美国的组织本来是“邦联”，组织条文是各州在一七七七年同意批准的。邦联解散之后才有后来的宪法。这个原有的“邦联”不过是一个“坚固的友好同盟”而已，每个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路线，国会并无征税权力，也不能管制外国与各州间的贸易关系，更不能强迫各州服从命令。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任主席，开始考虑制定联邦宪法的问题。其主持人就是汉密尔顿，他建议把立法院分为两部分——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参议院握有宣战的唯一权力，众议院则有权发行货币、管制贸易、征收租税、偿还国债和准备国防等。这个建议在一七八八年七月间被会议采纳。这个巨大的改变与法国革命的爆发恰好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欧洲国家为了家事整整忙了二十年，正好让美国人可以自由考虑他们的内政问题。在这种动荡和战争的时期，在南北两部各州都同时发生了经济革命，使他们受到了很大影响。在南方，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棉业贸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结果使南方的棉花种植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与北方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越走越远。在南部各州，贸易关系非常简化，在北部各州则日趋复杂。由于二十年来欧洲一直处在战争中，所以新英格兰等商业州都获得了繁荣的机会；加之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二年以及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五年两次与英国进行战争，长期封锁也迫使他们必须工业化。对北方而言，为了保护其稚嫩的工业以对抗欧洲竞争者，就有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必要；但对南方而言，因为他们亟需出售日益增多的棉花，保护关税却对他们非常不利。这种差异迅速发展成分立的要求。当一八二八年一月所谓“可恶关税法”公布时，危机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查尔斯敦港的所有船只都下半旗表示抗议。同年，佐治亚州对所有反对新税法的各州发表了一个冗长的宣言，到一八二九年，密西西比州主张抵抗，而弗吉尼亚州也决定不接受新的税则。一八三二年，国会对一大批进口货品取消了课税，但这却只使风暴更为凶猛，南卡罗莱纳州立即召开全州大会，宣布废止一八二八年的关税法案和一八三二年的补充法案。最后在次年三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于是争取州权的斗争总算是结束了其第一阶段。当斗争由经济问题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之后，没过多久，争执又转向道德方面，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是非问题。在一七八一年到一八〇四年之间，北方各州都已先后取消了奴隶制度。到一八一九年，当时的二十二州之中有十一个州是废奴的，而另有十一个州则继续蓄奴。同一年，在众议院因为要投票决定是否使密苏里升格为一个州时，困难发生了。不管密苏里废奴还是蓄奴，都足以使南北间的平衡受到破坏。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办法：密苏里被承认为蓄奴州，但另外又承认缅因为废奴的州，以维持原有的平衡。这只是临时应付，并不能解决问题。小亚当斯总统早已认清这一点，因为他在日记中这样的记载道：“我认为现有的问题不过是一出大悲剧中的第一页而已。”因为演变成了道德性的问题，于是争执获得了宗教式的意义。结果所谓州权的问题又裹上了一层政治神秘主义外衣，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永无解决的希望。一八二九年，有个叫沃克的黑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沃克的呼吁》，书中称赞黑人，说他们比白人英勇，鼓励他们造反。结果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黑奴的叛变，评论者认为是受了这本小册与《解放者报》的鼓动，这是波士顿的一份报纸，主编者是格里森，他的附从者被称为废奴主义者。南方各州要求制止他们的活动，尽管反蓄奴的集会被解散，黑人的学校也被捣毁，可是这种反蓄奴的宣传品却仍然源源不断流入南方各州。这样纠纷一天比一天加剧，只是因为德克萨斯问题和墨西哥战争曾经短暂中断。前面说过，在那些战争之后，美国又获得了大批新土地。由于这些土地的获得和一八四八年在加州发现了黄金，更使南北两方的裂痕愈益加深。黄金的发现使这些新近获得的地区发生了强烈的社会骚动。劳动者离开了田地，商人离开了店铺，海员离开了船舶，军人离开了营房，一起去做淘金梦。任何威胁和惩罚都无法使人们留在其合法职位上。因为美国国会尚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政府，所以人民自己建立了一个。一八四九年九月，在蒙特里雷召开了一个大会，起草了一个自由州的宪法，并正式要求加入联邦。这个要求却遭到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因为多了这个州又会使废奴和蓄奴双方在国会中的权力平衡受到破坏。虽然如此，经过一连串辩论之后，在一八五〇年终于还是获得了妥协。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在这些新地区中，蓄奴问题终究还是要解决的，而这些地区最后总归是要升格为州的。结果是在经济和人口两方面，南方已经固定了，而北方却仍在继续扩张，因为开发西部好比是打开了一道水闸，使北方可以尽量向未开发地区发展。此时，法理辩论以外的变化也推动了对立的两方面，使他们越走越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流入美国。他们对政治并不关心，目的是为了发财。铁路每天都在一英里一英里地延长，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间已经铺了六千英里以上。一八四四年又采用了摩尔斯的电报。可是南方却并未跟着膨胀，反而却开始萎缩，因为他们的公民有许多都移殖到北方和西部去了。北方所反对的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实际存在，而是这种制度有向新地区蔓延的趋势。所以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双方的争端就会永远存在。到布坎南总统的任期中（一八五七——一八六一年），由于经济发生不景气，争端达到了顶点。一八五八年，一个相当不知名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当他与道格拉斯竞选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时，他对这个正闹得如火如荼的问题发表了不少合乎常识的言论，全国都为之首肯。他大声疾呼说：“一座房屋若是分裂，也就无法立住。我相信政府不能忍受这种一半奴役和一半自由的情况。我并不希望房屋倒塌，但我却希望它不再分裂。不是这样，就应该是那样。”接着在一八五八年五月，明尼苏达自由州加入了联邦；一八五九年又有了俄勒冈自由州，自由与蓄奴两方面的平衡终于被完全打破了。妥协已经走到了终点。十月十六日夜里，一个名叫布朗的狂热废奴主义者率领二十多个跟随者强占了位于弗吉尼亚哈普尔渡口的兵工厂，以此来支援一场奴隶叛变，于是冲突遂无可避免。这个事件使争执白热化，虽然他被迅速绞死，可是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反奴役运动已经准备死战到底。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举行总统大选时，这个事件也在发展之中。当时有四个总统候选人：贝尔，布雷肯里奇，道格拉斯和林肯。林肯的当选实际上完全是靠北部十八个自由州的选票，在南方一票也不会获得。这是一个最后判决，无异于正式向南方宣告说，扩展奴役制度的梦想已经破灭，北方在政治平衡局势中已经占了上风。十二月二十日，南卡罗莱纳州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州也纷纷效尤。他们开始召集民兵，并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的要塞，兵工厂和海关。一共没收了一千门火炮和十一万五千件武器。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代表南部各州的参议员私下集会，拟定了一个革命计划，并号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国会，组织南方“邦联”。二月四日，南部各州代表在蒙哥马利集会，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所谓“美利坚邦联国”，并选举戴维斯（一八〇八——一八八九年）为总统。一个月后，五十一岁的林肯总统向南部诸州发出了最诚恳的呼吁，其结尾说：“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啊！内战的巨大危机抓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假如你们自己不充当侵略者，冲突就不可能发生。”第一章：七天会战（上）对立双方的战略是怎样的呢？就其本身来说非常简单：为了重建统一局面，北方必须征服南方；但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邦联”，南方却只需抵抗北方入侵即可。所以北方的形态是进攻，而南方的形态是防御。南方要征服北方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南方准备采取持久战，并引诱欧洲国家介入干涉，以便北方实力消耗殆尽之后不得不放弃这场决斗，从而承认南方分立。因为欧洲国家将会采取的态度还是个未知因素，所以如何进行持久战以消耗北方实力，这一点更为重要。这又引发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就是南方本身的资源究竟能支持多久，因为南方必须依赖北方和欧洲的工业，所以也并不太乐观。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林肯宣布封锁南部各港口，同时召集七万五千名志愿军入伍，尽管事实上联邦军总司令斯科特中将认为“需要三十万大军，由一位能干的将领统率，也许在两三年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林肯却不象斯科特那样的认识到经济压力与军事攻击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经济当作军事的行动基础。所以他完全未能明了斯科特计划的价值。这个计划的内容可以这样概括：（一）使用海陆联合远征作战以攻占新奥尔良，并封锁所有南方港口。（二）组成两个大规模军团，一个向下进抵密西西比河，完全切断邦联东西各州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军团则威胁里士满，并把南军主力控制在弗吉尼亚州内。从查尔斯角到密西西比河口，中间的港口和商埠只有九个是有铁路与内陆相联系的——那就是新伯尔尼，贝沃福特，威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纳，布伦斯维克，彭萨科拉，莫比尔和新奥尔良。到一八六二年四月底，除莫比尔，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以外，其余六个港口都已被封锁，这主要应归功于斯科特的远见，因为他坚守门罗堡。以后每次出击南方海岸，都要依赖这个要塞掩护兵力的集中，尽管斯科特的态度未免玩世不恭，可是事实真象却是：假如剩下来的三个港口在一八六二年也被占领了，那么战争的缩短就似乎没有疑问了。举例来说，战争开始时，在南方各兵工厂中所存步枪总数还不到二十万支，而兵工厂的设备极差，没有比脚踏车床更高级的机器。每年中单是为了更换补充都需要十万支，在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三年间，共从外国输入四十万支以上。从一八六二年七月起，兰布上校一直担任费歇尔堡的指挥官，直到该堡陷落为止，据他说至少有一百艘船只经常出入威尔明顿港。“到拿骚去的船只象邮船一样有规律。”由于政策和环境限制，所以南方各州只能采取防御，因此戴维斯必须承认邦联的战略疆界与政治疆界是不相符的。政治疆界是从波托马克河到俄亥俄河，然后到密西西比河的哥伦布，再向西沿密苏里河而下。而战略疆界则是从波托马克起，沿着阿勒格尼山脉到查塔努加，然后沿田纳西河差不多直到萨凡纳，在富尔敦越过密西西比河，再达到在阿肯色河上的小石城。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也认识到肯塔基，田纳西和密苏里三个州只不过是前进基地而已，即仅为主战略防线中的战术前哨，那么他的战略就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具体形式：他应该能够看出主战略防线的枢纽应为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因为邦联中的两条主要横行铁路线通过这两个城镇，并使整个战略地区与孟斐斯，维克斯堡，新奥尔良、莫比尔、彭萨科拉、萨凡纳、查尔斯顿、威尔明顿和里士满等补给港口联结起来。假如查塔努加——亚特兰大地区丧失了，那么从补给观点上来看，实际上这个邦联的面积就会缩小到只剩下南北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三州之地了。（注：依照一八五〇年的统计，德克萨斯一州所有的牛马数字，要比其他南方各州的总和多四倍。）如果戴维斯明白这个战略，那他就一定能认清阿勒格尼山脉恰好把这个主战场（即夹在密西西比河与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战略性的。在政治性地区中，两个主要城市和他们政府的安全实为最重要因素。而在战略性地区中，足以决定一切的就是几条重要的河川交通线——如密西西比、田纳西、坎伯兰和俄亥俄等河。这样他就应该认清赢得胜利的最可靠方法就是消耗北军的实力也就是无限延长战争。其正确的大战术即以查塔努加为其主力基地，而在田纳西州境内进行攻势防御作战，另用一支掩护兵力在弗吉尼亚作战。这样一场战争，若能努力进行，则不仅可以保护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等主要补给来源地区，而且也使进入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重要渡口都能畅通无阻，并向肯塔基伸出援手。有人会说，若采取这样的大战术，北军也许就会占领弗吉尼亚州，并从那里向南推进，深入到卡罗莱纳境内。即使北军能够蹂躏弗吉尼亚，要想深入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在田纳西境内作战的南军会把北军主力向西吸引，而且东部的地理条件也太困难，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的独立战争即可证明它是如何难以克服。一七八一年，格林将军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行动可以参考。他避免激烈战斗，而专靠迅速的迂回运动以打击英军交通线。如果北军透入北卡罗莱纳州境内，他们能依赖的就只有一条丹维铁路，南军的攻击可以使这条铁路线经常被切断，所以为了保护交通线会使北军的整个野战兵力都为之瘫痪。而且为了保护这条中央补给线，他们被迫必须以极宽广的正面前进，而他们所经过的地区对他们又都具有敌意，所以其进度一定会十分迟缓。在北军方面，由于直到战争末期，林肯才开始采纳斯科特的计划，同时林肯又找不到一位将领能够明了把战争带入田纳西东部的战略利益，所以他们的战略也是含糊混乱的。直到一八六三年九月，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河被击败之后，林肯的正确思想才被军人所接受。主要原因是战争开始以来一连打了两年多，但是北军的注意力却始终只集中在那个政治性地区，包括敌方首都在内。分裂成两方面的美国人民，把各自的命运交给林肯和戴维斯去操纵。林肯是农村出身，而戴维斯却是学者出身。林肯曾呼吸到自然界的自由空气，最善于用寓言来表达其内心感情；戴维斯呼吸的是经院中的陈腐空气，学问愈深灵魂也就愈僵化。林肯颇具人情味，而戴维斯却十分矫揉造作，态度刚愎，缺乏幽默感，既不善辩论，又不肯听信别人的意见，既不愿接受他人帮助，也讨厌别人的反对。因为他只想依赖欧洲的干涉来结束战争，所以除了以棉花为王牌，更无其他外交政策。在战争初期，南方邦联政府的驻欧代表马森早已确认欧洲的棉花在一八六二年二月以前就会用尽，所以他们的“干涉”已成定局，可是在一八六一年结束之前，欧洲人已学会了没有棉花也同样可以生活。戴维斯始终不相信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可是他把政府和人民的命运都孤注一掷押在棉花上，结果终于失败了。反过来说，林肯却把他的信心寄托在他所说的人类公共权利的思想上。尽管有许多差异，他所看到的却是一种人类；尽管气候和位置不同，他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民族。照他看来，国家要比任何州的年轮更大，必须先有联邦然后才有各州。他认为无论如何演变，这个民族却决不能永远分裂下去。他的最大困难就是首先维持北方的团结，然后再用强迫手段使南方也重归于团结。反之，戴维斯的基本政治思想却足以使其国家自动毁灭，因为他主张每个州都有其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样的政策当然无法维持其国家团结。从内心来说，林肯是帝国主义者，而戴维斯却是殖民主义者。因为南方面积广大，道路缺乏，主要以农业为主，所以军人天然会采取游击战法，这正是他们的祖先在独立战争中所使用的老办法。要想击败这种人民性的作战，必须采取有条理的方法，只有纪律和坚定的态度，才能胜过个人的英勇和主动。可是不幸得很，北军方面却偏想完全照抄欧洲战争的传统。他们只会模仿而不知道创造。因为在开战之初，他们只有军团司令部和少数正规部队，于是迅速加以扩充，使其看上去颇为雄壮，但实质上却很无用。总而言之，南军就全体而言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以个人而言，却更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具有自动精神，至于北方军人则只根据操典以克服困难。除缺乏纪律为一大弱点之外，南军士兵就当时而论，应该是最优秀的单兵战士。南军方面的D．H．希尔将军这样描写道：“他们总是有高度自信，只服从他们愿意服从的东西，对操练和纪律都感到不耐烦。在担负搜索和以散兵线作战时，他们可说是盖世无双。对正规作战与一切以操练和纪律为基础的行动，他们都不懂，也不注意。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很象古代的骑士，而不象一具机器。他们在前进时好比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秩序可言。”因为在此前二十年，火器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也大大刺激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发展。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燧发式火枪的有效射程在一百码以内，与发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火炮相比，在射程上相差太远，所以火炮成为优势武器。但是到一八六一年，这种火枪开始被使用雷管的前膛来幅枪所代替，其有效射程可以达到五百码，比任何一种火炮都远。所以全部火力战术都发生了广泛变化。火炮变得比步兵落后，变成了支援性兵种，步兵的火力战斗从四百码的射程就开始，而不是过去的五十码到一百码。这种长程火力战斗的结果使刺刀很少能派上用场，个别的精确射击变得比排枪齐放的效力更大，而为了发挥其充分效力，又要求应有主动精神和疏开的队形。所以雷管式来复枪非常适合南军的战术和士兵特性。在战争中，南军士兵是以轻装姿态行军，每个人所背负重量不过三四十磅——一杆来复枪，一个子弹盒，一床旧毛毯，一支牙刷象玫瑰花似的插在纽扣洞中。反之，北军背负的重量则大约有六十磅。对南军的战术，泰勒上校有过下述分析，似颇能尽其全貌：“我把南军士兵在战斗中的独立行动与机械化士兵的机械行动作了对比之后，获得一个奇特的印象。首先是一个人向前进，接着隔了两三个人的间隔，又有第二个人前进了。当火力炽热时，可能会中断一下，接着又是三三两两的前进。于是彼此互相鼓励，终于形成了一个个小群。最后军官挥动军刀，指挥部下“冲锋”，在一声喊杀之下，全线都迅速向前冲进，既不整齐也无秩序，但是其力量却不可抗拒，扫荡他们前面的一切，真是所向披靡。”反之，南军的一位士兵华生对北军的情形也有这样的描写：“最使他们吃亏的就是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和操典队形，人员密集在一起，在开阔地上保持着整齐的战线，给对方的火力制造了良好目标。他们的对手（南军）在战斗时采取较为疏开的队形，并且跪在地面上，所以只形成比较不显著的目标。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武器远比我们优良，所以尽量与我们保持较远的距离，以便从较远的地方射击我们；反之，我们却尽量想要与他们接近，以求缩短我方的射程。这对我方也是相当有利的。我们在向他们前进时被包裹在浓烟之中，而他们往后撤退却处于清晰的空气中，所以他们易于被我们发现。我们在装子弹时都是蹲下来的，接着就前进，然后再蹲下来，利用烟幕掩护，对敌人进行精确瞄准。而敌人却只是对着一团黑烟胡乱放枪，所以他们发射的大部分子弹都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了。”归纳起来说，北军的士兵是半正规的，而南军的士兵则是半游击的。一方随时以纪律为重，另一方则到处都只想发挥主动精神。在战斗时，南军十分勇敢善战，可是一旦脱离战斗，他们简直就不成其为军人。（泰勒将军说：战况愈紧急，他们愈可靠。可是当没有战斗发生时，他们却愿意坐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妻小和料理私事。）举例来说，有位南军士兵叫斯蒂尔斯，说当他前往葛底斯堡时，曾骑马进入一家民房，要求饮水，然后坐下来聊天闲谈，并且写了一封信，这样浪费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再去赶上他的部队。在南军方面，落伍是一个合法权利，这个毛病累次使他们功败垂成。以上简述的即这次南北战争的一般背景。战争的开始是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四点三十分钟。南军在查尔斯顿炮击桑特要塞，它在四月十四日正午向南军投降。这些火炮开始射击时，李上校（一八〇七——一八七〇年）还在美国陆军中任职。四月二十日，他辞去官职，三天后就接受了防卫弗吉尼亚的重责。这时该州已经宣布独立，但尚未加入邦联。对南方而言，这是一件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事件，因为李的身份，无论从军人或公民的立场上来看都很具号召力。他是亨利·李将军的儿子，一八〇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斯特拉特福。一八三一年，他与国父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库斯蒂斯的曾孙女玛丽·库斯蒂斯结婚，从此也就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族的代表。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派杰克逊上校去占领哈普尔渡口，杰克逊不久就获得了“石墙”的外号。五月十日，他被任命为邦联军总司令，直到六月八日才由戴维斯亲任统帅，于是李在名义上就成了他的总参谋长。他的第一任务即确保弗吉尼亚北部。他派约翰斯顿将军率领一万一千人去据守哈普尔渡口，另派博勒加德将军率领一万一千人去据守马纳萨斯会合点。这样他就完成了任务。这对华盛顿的人民和舆论而言实在是天大的刺激。他们都力主进攻，口号是“向里士满前进！”，这就逼得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不能不动手。七月十八日，麦克道威尔将军把三万六千余名半经训练的部队集中在森特维尔，接着前进到马纳萨斯会合点附近的牛奔河。七月二十一日他被击败，他的部队发生了恐慌现象，一哄而散，逃回了华盛顿。虽然这一战并未产生战略性结果，可是对战争的大战略却具有极大影响。这使南方的政客们对于军人的英勇行为产生了一种过份夸大的印象，并对敌军的战斗能力不免估计过低。另一方面也使林肯和他的政府都大吃一惊，于是从那时起直到一八六四年，所有北军在阿勒格尼山脉以东的作战，无一不带有保卫华盛顿的色彩。这一战之后，林肯就把正在俄亥俄指挥西面军团的麦克里兰少将召回了华盛顿。七月二十七天，麦克里兰开始接管首都及其附近的五万部队，不久代替斯科特出任总司令。麦克里兰出生于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三日，曾在墨西哥服役，并且是克里木战争的观战团成员。一八五七年，他从陆军退役，改任伊利诺中央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此人精力充沛，才气纵横，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风度也很动人。他不久就获得了溃军的拥护，他把他们改组为波托马克军团，到十月二十七日，已使其兵力总数增加到了十五万人左右。八月四日，他向政府提出一个著名的情况判断，要求把兵力扩充到二十七万三千人。不久，他知道这样大规模的兵力一时是无法召集的，所以改变了思想，开始考虑向马纳萨斯或其他南军所在的地点前进。但是在十二月他突然患病，于是他考虑的作战不能不延展到第二年春初。虽然麦克里兰能够赢得军人的拥护，可是却完全得不到政客们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他态度骄傲，所以他们始终不敢信任他。可是这却并非全是他一个人的错，因为如罗伯斯所说：“在任何一次大战中，都很难找到如林肯和斯坦顿（他的军政部长）这样完全不适合指挥军人的政府首脑。”。在政客后面的就是群众，他们早已忘记了牛奔河的失败，又在高声呼喊前进。假如麦克里兰更聪明一些，他一定会攻下诺福克或是波托马克河上南军的任意一两座要塞，这就可以使他们的心理大为改观。可是麦克里兰却不会使用这种手段，所以政客们对他的恶感日益加深。当麦克里兰养病时，林肯（他是很想使麦克里兰去职的）就采取了一个不合常规的行动，直接与他的部下富兰克林和麦克道威尔商洽。林肯向麦克道威尔说：“假如还不马上有所行动，大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若麦克里兰将军不想使用军队，那么他可以将军队借给别人，这样他就可以看到这些军队如何发挥作用。”当麦克里兰于一八二六年一月回到任所时，林肯又不与他商量，为了结束他所认为的是“不必要延迟”的情况，林肯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说：“美国的陆海军都应全面运动以攻击叛军。”毫无疑问这是战争中最奇怪的命令。当然，这些都只是白说，还是没有任何行动。到二月三日，麦克里兰因为道路条件不宜行军，所以他建议放弃从陆路进攻里士满的计划，而代之以一个水上运动计划，暂时以拉帕汉罗克河上的乌班那为目标，若发现这个点不合适，则可以转向莫布杰克湾或门罗堡登陆。总统和他的军政部长立即大为恐慌，因为这样行动会使华盛顿前面失去陆军的掩护，而此时南军却仍然据守着马纳萨斯。最后麦克里兰勉强获得他们的同意，可是在三月八日，林肯又另外发出了一个手令，说：“必须在华盛顿城内和其附近留下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规模，按照总司令和军长们的意见看来应足以确保该城安全。否则波托马克军团的作战基地不许有任何变动。”对这一点并未有人提出反对，但很明显是为了迫使麦克里兰放弃他的计划，林肯又禁止他把军队向乌班那运输。这时又发生了两个事件，使麦克里兰也认为乌班那计划已经失去了意义。第一个事件是三月九日，在汉普顿停泊港发生的一场值得纪念的海上战斗。南军的“弗吉尼亚”号军舰与北军的“莫尼托尔”号军舰在那里交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铁甲船战斗。虽然双方都未受重创，可是“莫尼托尔”号却证明它可以拼得过对手，这样就可以保护装载陆军的运输船一直前往门罗堡。第二件事是在同一天，约翰斯顿撤出了马纳萨斯和波托马克河上的要塞，退向拉皮丹河上。四天之后，麦克里兰召集他的四位军长举行作战会议。这四位军长是：第一军麦克道威尔，第二军萨姆勒，第三军海特齐尔曼，第四军凯依斯。会议决定了两点：（一）陆军最好是在老安乐点或门罗堡登陆。（二）为保护华盛顿，只要留下四万名士兵即足够了。这些决定为林肯所接受，于是军队立即开始装船，第一批船团于三月十七日启行。虽然如此，林肯和斯坦顿却并不指定哪些部队应留在华盛顿。而当麦克里兰建议任命其最干练的军官——富兰克林将军——为首都防卫司令时，林肯却另外任命了瓦德沃斯担任该职，这是一位毫无经验的志愿军军官。麦克里兰表示反对，斯坦顿却回答说：“选择瓦德沃斯自有其政治上的必要原因，这是为了安抚纽约农业方面的势力。所以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也不可能再更改。”（同时，当麦克里兰离开华盛顿之后，林肯即利用这个机会下令解除其总司令职务，使其指挥权仅限于波托马克一个军团。麦克里兰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这个消息。）直到四月一日似乎都无进一步的行动，当快要启航前往门罗堡时，麦克里兰写了一封信给斯坦顿说：“由瓦德沃斯将军率领用以防卫华盛顿的兵力总共为一万八千余人，包括正在建筑中的炮台在内。”也就是说，要比三月十三日所议决并经总统同意的数量少了一半以上。不过照斯温顿指出的，除这些守军以外，在首都附近还留有下述部队：在华伦顿有七千七百八十人，在马纳萨斯有一万零八百五十九人；在谢南多厄谷地有三万五千四百六十七人；在波托马克河下游有一千三百五十人，所以总计起来还有官兵七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人。虽然麦克里兰明知他已经违反了林肯在三月八日所发的命令，但华盛顿却并无危险；因为当麦克里兰出发不久，约翰斯顿即奉命把他的部队由拉皮丹移到里士满，在那里他又接管在半岛上和诺福克的南军指挥权，这两支兵力又分别由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来率领。当北军登陆时，李在三月十三日已出任戴维斯的总参谋长，实际负责一切作战指导。他建议把约翰斯顿的兵力调往南方以增援马格鲁德尔。戴维斯表示同意。于是马格鲁德尔和他的一万三千人遂沿着沃里克河占领了堑壕阵地。以上即南军方面的形势，当麦克里兰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军都已登陆之后，他就命令最后一个军向前推进，于是立即与马格鲁德尔的兵力发生了接触。他的下一个意图就是等麦克道威尔的第二军从亚历山大城到达之后，就指导他向格劳斯特前进，以迂回南军在约克敦的坚强防御阵地。可是到四月六日，军政部长斯坦顿却通知他说，因为华盛顿已成为无防御状况，所以总统决定把第一军保留在它附近。麦克里兰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声名狼藉的事情。当一位将军实际上已经与敌方交战时，却突然被夺去了三万五千人的部队。”若能占领格劳斯特，即可使舰队驶入约克河，约克敦也就会受到迂回。因为现在这个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麦克里兰只好准备直接围攻约克敦。五月三日，约翰斯顿率领部队撤到威廉斯堡，两天后在那里发生了一场血战。五月十日，南军炸毁了“弗吉尼亚号”军舰，撤出了诺福克。这个重要事件使北军舰队可以开入詹姆斯河，这样就可以前进到距里士满只有七英里远的地点。五月十六日，麦克里兰在帕蒙基河上的怀特豪斯设立了司令部——在南方首都东面约二十英里。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北军在怀特豪斯设立司令部一事的结果是很不幸的，可是在这里北面仅仅只有六十英里远的地方，就是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军，它现已移到腓特烈堡，正等待希尔德师到达，即向南开往里士满。所以怀特豪斯还是很安全的，并不必害怕侧面的攻击，而麦克里兰驻在这里，可以便于指挥他的四个军联合起来向敌方首都进攻。此时，南军的情况已经变得很恶劣。约翰斯顿于五月九日写信给李说：“到处都是落伍者，而里士满毫无疑问充塞着没有请假就离队的人员。这些人在接近敌军时倒也精神焕发，可是在其他时候，为了避免拘束，却成群结队的离开自己的团队。要想使全军兵力集中起来进行会战，至少要早几天发出通知才行。”南方首都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已在准备把一切军事文件都疏散运往其他地方，甚至连戴维斯写给约翰斯顿的信中，也表示不胜忧惧。这封信是五月十日写的，即诺福克失陷之日，可是在十天以前，约翰斯顿曾写信给李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战争是永远无法获胜的。”“很明显，麦克里兰还是按照他在去年夏季采取的方法，其成功基础是依赖炮兵和工兵。在这两方面我们却无法与他竞争。”“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路线，采取攻势，集中我们在东部的一切兵力越过波托马克河进攻；而包里格尔德则应率领我们在西部的所有部队侵入俄亥俄。”“我们的部队总是希望采取攻势，全国人民也一样。如果我们进行防御，听任麦克里兰去选择他的作战方法，那么我方将决无成功之可能。”当麦克里兰出发前往门罗堡之后，林肯不但不将其在首都内外的兵力集中在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下，反而又把战场则分为三个区，每个区由一位将领担负独立指挥——即麦克道威尔，弗里蒙特和班克斯。第一个人负责华盛顿的防御，而其余二人则布署在谢南多厄河谷中。同样的在南军方面，戴维斯最感到焦急的也是里士满的防御，他和李将军都认清了对其首都的主要威胁，即麦克道威尔的南下。所以他们的行动就是利用林肯的恐惧心理，到四月二十八日，这个机会来了，在谢南多厄谷地中面对着班克斯的杰克逊，建议由他来向敌人进攻。李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一个打击足以迫使林肯命令麦克道威尔向北移动，也就是让他远离麦克里兰和里士满。果然，当杰克逊向谷地前进不久，林肯和斯坦顿就大起恐慌，于是在五月二十四日，麦克道威尔奉令放弃向里士满进攻的行动，而立即率领两万人向谢南多厄谷地增援。同时，他们也把这个计划的改变通知麦克里兰。当麦克道威尔接到这个命令时，他正位于腓特烈堡的南方，相距约八英里。他正在等候直捣里士满的机会，而波特将军率领一万二千精兵，已把南军逐出汉诺福会合点，肃清了正面。五月二十七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而波托马克军团的右翼与麦克道威尔的前卫，相距已在十五英里之内。麦克道威尔的部队第二次被扣住了，遂使麦克里兰原定的分进合击计划完全破产。这个计划的确很不错，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扣留麦克道威尔的兵力，比上一次更不合理。林肯完全没有看清，保护华盛顿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立即向里士满前进，并避免陷入杰克逊在河谷中所布下的陷阱。就象罗皮斯所说的：“若能将十五万人的兵力集中在里士满附近，南军将被迫迅速撤退，这是可以断言的。实际上，北方军事当局的确准备这样干。之所以未能如此，完全是由于林肯总统的刚愎自用。他不听负责指挥作战将领的忠告，故意破坏这次联合行动，使击败南军和占领其首都的大好机会轻松放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麦克道威尔被召回，使波托马克军团一分为二。（选择怀特豪斯为基地也就是为了要与麦克道威尔合作。）在五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之间，第四军在前，第三军在后，已相继渡过了兹卡霍米尼河，而第二、第五和第六三个军则占领该河北岸上的阵地。（第五和第六两个军为“暂编”军，是在五月十五日编成的。）后面这三个军，分别由萨姆勒、波特和富兰克林任军长。虽然决定这样的兵力部署时是为了与麦克道威尔取得接触，可是当麦克道威尔撤退之后，麦克里兰还是没有改变计划。所以他的军队继续被一条具有危险性的河流隔开，这条河虽然并不太宽，但因为边缘有泥泞沼地，所以成为一条困难的军事障碍物。麦克里兰停止了前进运动，开始在兹卡霍米尼河上架桥。在里士满城里的约翰斯顿发现麦克里兰的处境已经颇为不利，就命令朗斯特里特将军去担负解决凯依斯和海特齐尔曼两军的任务。结果就是所谓“仙橡”或“七颗松”之战，从五月三十一日一直打到六月一日。混战之中，双方死伤都很沉重，大约在一日下午七时，约翰斯顿负了重伤。他的职务暂由史密斯将军接替，第二天，奉总统命令，他又把这个军团交给李将军指挥。虽然这次会战不具有决定性，但麦克里兰若在六月二日能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毫无疑问就具有决定性了。假如他能如此，那么他很可能击溃毫无组织的敌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仍然回头进行架桥工程，因为天气阴雨，使他的军团在后面三个星期的时间里都没忙完。当然，他在兵力部署方面已经作了一些改变，因为除波特的第五军以外，他把所有其他部队都从该河的北岸撤到了南岸，并开始构筑坚强的野战工事，从哥尔丁农庄到白橡沼地，以及在母獭溪以东的紧接地区中，而从南面的进路也都有坚强防御。在这段时间当中，为了应付其紧急求援的要求，麦克卡尔的师共九千五百人，奉命前往并加入波特军，另外从巴尔的摩和门罗堡，也调来了一万一千人。所以到六月二十日，麦克里兰的军团一共已有官兵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五人。一旦桥梁完成，若非因为杰克逊仍留在河谷中，可以随时打击他与怀特豪斯的交通线，那么麦克里兰也许就会马上采取攻势——自从麦克道威尔撤走之后，这一面已大部分失去了掩护。麦克里兰的确已经认识到这种可能性，而六月十一日，敌军骑兵对其交通线的突袭即为明证，可以看出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曾经由水路把大量补给品从怀特豪斯转移到了詹姆斯河上的哈里逊登陆地，此外，他也曾侦察铁路与白橡沼地之间的地区以及通往詹姆斯河的道路。此时，李的处境极为困难，不仅因为仙橡战败已使其军队士气大受打击，同时他自己的名望也不够高。一八六一年八九月，他在弗吉尼亚西部累遭挫败。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三日他被召往里士满为止，他对佐治亚，南卡罗莱纳和佛罗里达等州的沿海防御，几乎完全没有出面。所以实际上部队对他毫无认识，而依照他的军事秘书——朗格将军——的说法，军人对他是缺乏信心的。李认为里士满势在必守，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因此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很聪明的——即从南面构筑一条防线，从詹姆斯河上的“查芬岩”直到兹卡霍米尼河上比“新桥”略高的一点。同时，他也着手改组他的军团，一共分为六个师——朗斯特里特、胡格尔、D．H．希尔、马格鲁德尔、惠丁、和A．P．希尔。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六月五日，他出发侦察北军阵地，那天黄昏，他写了一封信给总统戴维斯提出下述建议：假如杰克逊能获得增援，他即可以越过马里兰进入宾夕法尼亚。接着他又说：“我正准备建立一条防线，以便只要一部分兵力即足以守住其正面，至于其余兵力，我决心用来进行牵制性行动，以引诱麦克里兰出击。”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触及“七天会战”的起源，因为三天以后，在进行了另一次搜索之后，李写了一封信给杰克逊，内容如下：“如果没有什么一定需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谷地内，以致于使你不能抽出几天时间离开一下，那么你可以设法欺骗敌人，使他们感觉到你还是留在那里没动。若有这样的机会，请你立即让我知道何时可以与在里士满周围的军队会合，以进行决定性打击。请你自己安排，不过假如有机会发现能给敌人一次成功的打击，就决不要让机会失去。”六月十一日，李又写信给他说：“我已派劳顿准将率领六个团，惠丁准将率领八个团来帮助你击碎当前的敌军。”此外他补充说；“守住隘路，利用铁路或其他方法，迅速前进到艾希兰，冲到兹卡霍米尼和帕蒙基之间，乘本军团在正面攻击麦克里兰时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泰勒将军对这次增援也有如下叙述：“为了欺骗敌人，李将军派惠丁、胡德和劳顿三位将领，率领相当兵力向谷地进发。这个行动是公开的，迅速为华盛顿方面所知，立即产生了预期效果，使华盛顿方面认为杰克逊是想从谷地侵入马里兰。十七日，这些部队乘火车到了斯陶恩顿，并未下车即转回戈登斯维尔，在那里与杰克逊会合在一起。”同时，为了发现麦克里兰右翼方面的正确位置，李又派斯图亚特将军率领一千二百名骑兵去进行搜索，直到约克河铁路线为止。到六月十三日，斯图亚特已发现麦克里兰的工事并未延伸过母獭溪，而且也无迹象显示麦克里兰有改变其基地的意图。但是斯图亚特所获得的情报中，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还是下述事实，即敌人忽视了夹在母獭溪源头和帕蒙基河的一个支流之间的分水岭，并未加以设防。李根据这个情报，决定沿着这道山岭来打击麦克里兰的交通线。不过因为派遣的搜索兵力过于强大，而率领他们的将领斯图亚特，个性又太冲动，使这个情报的价值被抵销了一大部分。在完成任务之后，他本应立即回去，可是他却偏要耀武扬威的环绕麦克里兰全军走了一周，并攻击他的补给纵队和后勤部队，使麦克里兰注意到他的危险。示威游行完毕之后，斯图亚特于六月十五日回到里士满，李获得他的报告之后就写信给杰克逊约他会晤，然后他由朗格上校陪同去侦察北军在兹卡霍米尼河以北的阵地。他决心把杰克逊的兵力用在麦克里兰右方，他回来时就把这个决定向朗斯特里特提及。此时，杰克逊已收到李六月十五日的信件，就率领他的一万八千五百人沿着弗吉尼亚中央铁路南下，于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在李之前到了腓特烈走廊。他留在那里参加基督教集会，直到星期一凌晨一时，他才骑马到五十二英里以外的李司令部去，于三时到达。亚历山大将军说：“如果他的火车一直向里士满开去，那他可能在星期天清晨就到了目的地。他的军队在行军时若遇到星期天，也会留在营地休息一天。这位将军还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战斗或行军用去了一个星期天，那么他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再用一天其他的日子去补足它。”从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宝贵时间的损失实为使李的计划不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一到达，李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杰克逊、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李说明了他的计划。其大致概念为：由胡格尔和马格鲁德尔据守里士满以东和兹卡霍米尼河以南的防线。杰克逊则绕过该河以北的麦克里兰阵地，迂回他的右翼，打击他的背面，切断他的交通线，以迫使他撤退。然后乘敌人撤退之际，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前进到母獭溪上，攻击敌人正面。很明显，这个计划的成功关键就要看朗斯特里特和两位希尔的前进与杰克逊的攻击在时间上能否精密配合。此外同样明显的是，假如麦克里兰在战斗之前或之后撤回兹卡霍米尼河的南岸，拆毁河上的桥梁，然后进向里士满，那么李的主力就会完全受到反迂回。但是李却知道麦克里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深信他决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无论如何，这都必须使他将基地移到詹姆斯河，所以他只会向半岛方面退往门罗堡。第一章：七天会战（下）根据弗里曼的《李传》，李的全部兵力约为六万七千人，而杰克逊则为一万八千人，所以加起来应为八万五千五百人。他的战斗序列如下：防御兵力：马格鲁德尔师一万二千人，胡格尔师九千人；攻击兵力：杰克逊师一万八千五百人，由斯图亚特的骑兵师一千八百人担负掩护；追击兵力：朗斯特里特师在右，九千人，A．P．希尔师在中，一万四千人，D．H．希尔师在左，九千人。詹姆斯河防御兵力：霍尔姆斯师六千五百人；怀斯群，一千五百人。预备炮兵：由彭德里顿指挥，共二十三个连，三千人。兹卡霍米尼河以南的骑兵：一千二百人。再说麦克里兰方面。不算留在门罗堡的一万人，他实际指挥的人数共十一万七千人，其中有效人力为十万五千五百人。所以他要比对方多出两万人。六月二十三日，麦克里兰的秘密情报人员获得一个谣言，说敌人正计划联合进攻。次日，他从一个逃兵口中获知杰克逊企图从戈登斯维尔向腓特烈走廊前进，以便在六月二十八日打击他的背面。虽然如此，他仍命令前哨线于六月二十五日向前推进，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这就是所谓果园或橡树战斗。这次前进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向里士满全面行动的准备。但是当他在那天黄昏回到司令部时，又接获了杰克逊前进的谣言。他还得到报告说博勒加德已经与李会合。他对此深信不疑，即用电报告诉斯坦顿说他面对的南军有二十万人之多。虽然李和麦克里兰彼此都相信对方的数量要比自己的多了一倍，可是李却决定进攻，而麦克里兰却决定退却，这一事实即足以说明两人在指挥艺术上的差异。当然，麦克里兰的交通线现在只受到波特的三万人保护，这是北军留在兹卡霍米尼河以北的唯一部队，所以兵力似乎比较微弱。虽然如此，要想对他们进行决定性攻击，那么李还是不能单靠杰克逊的兵力，这一点麦克里兰也应该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为了击破北军的右翼，李势必要抽调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使其甘冒在兹卡霍米尼河南岸被北军击败的危险。如上文已经叙述的，李的确曾抽调其右翼兵力，让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两个人总共只指挥二万一千人，以对抗超过他们三倍以上的敌军。因为他深知麦克里兰的性格，所以敢于冒险，而此后他能否成功，就完全倚赖杰克逊一个人了。假如杰克逊能在波特获得增援之前即实行打击，那么就象亚历山大将军所说的：“对于李的赌博就是一大成功，这也是任何南军将领从来没有过的最好机会。”可是杰克逊却未能达成任务，这对李和整个南方而言都是极大的不幸。不仅如上文所说，杰克逊的人把整个星期天都用在祈祷而不是行军上面。而且他们在星期一这天的行军成绩也实在太差，所以到星期二上午，他们能到达的位置还是未能比母獭车站更远，距杰克逊预定在该夜宿营的艾希兰还有大约十八英里，距离“斯塔克教堂”附近的弗吉尼亚中央铁路大约二十五英里。依照第七十五号命令，杰克逊应在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三时到达那里。事实上，他在上午九时才越过铁路，然后再前进了八英里，大约在下午五时左右宿营于“亨德利角”。他此时距离波特后方已在两英里之内，可以听到远距离的猛烈射击声。此时李正在等候之中，时间已过正午。到大约下午二时，他接获报告说，北军已撤出某些炮兵阵地。李、朗斯特里特和D．H．希尔向前去观察，证实了报告的正确性。突然，他们听到北方有猛烈枪炮声传来，他们以为是杰克逊终于赶到了。事实上，那并不是杰克逊，而是A．P．希尔的师，希尔已经决定不再等候，未奉命令就主动前进了。于是北军经过梅卡尼克斯维尔退到母獭溪后面的既设坚强阵地中。希尔对他们实行猛攻，但终被击败，死伤极为惨重。这次早产的攻击使面对朗斯特里特和D．H．希尔的北军也向后撤退，于是他们这两个师也就奉令前进，希尔命令李普雷旅向北军全线最坚强的一个据点实行正面硬攻。照亚历山大将军的说法：“这种毫无希望的冲锋是前所未见的，他们前仆后继，直到尸体堆积如山，照北军方面的记载，说尸体的厚度好比苍蝇堆在糖碗上面一样。”就这样，李在七天会战中的第一战以惨败告终。那天夜里，他派一个传骑把下述紧急命令送给胡格尔：“在今天夜里守住你的堑壕，必要时不惜使用刺刀肉搏。”因为现在他的计划已经泄露，他担心麦克里兰会把波特的部队撤到兹卡霍米尼河以南去，然后集合其全军的力量突破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的防线，向里士满前进，以切断南军与其首都之间的联系。麦克里兰应该这样做，其理由非常明显。可是就象斯温顿说的，“这种作战太果敢了，不适合北军统帅的谨慎性格。”麦克里兰刚从他的秘密情报人员手中获得消息，说李现在已经有了十八万人的兵力。所以他决定撤到詹姆斯河上，在那里建立一个新基地以重整攻势。为了掩护撤退，他应该把波特的部队撤到兹卡霍米尼河南岸，否则即应给以增援。可是他却什么都不做，到六月二十七日拂晓，当他得知杰克逊已经与李会合的消息，就命令波特撤到盖恩斯磨坊附近沿着船夫沼泽的既设阵地。这个撤退的执行颇为成功。波特正巩固其新阵地时，李骑马来到胡桃林教堂，位于梅卡尼克斯维尔东面，在那里他与A．P．希尔和杰克逊会晤。杰克逊对他在亨德利角的耽搁并未表示歉意。李预测会战应在波怀特溪发生，这条溪流从船夫沼泽的正西面流过。他的计划是准备由A. P.希尔向波怀特溪实行突击，而由朗斯特里特在其右侧担负支援。杰克逊和D．H．希尔则应前进到波特后方。简而言之，A．P．希尔和朗斯特里特的任务是要把北军向D．H．希尔和杰克逊的手臂赶去。和平常一样，李的指示总是口头的。下午二时，会战序幕展开，首先由A．P．希尔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击，他以为杰克逊的全军也一定会在同时采取行动。他被敌人击退时，李命令朗斯特里特在他右面也跟上来了。一个冲锋接一个冲锋，但每次都被击败。虽然李不断派传骑去催促杰克逊赶紧前进，但是据朗格说，他又走错了路，必须回过头来行军，才能走到正路上，这样一来使李的作战延误了好几个小时，使其攻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实际上，杰克逊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他简直使计划完全破坏了。下午四时，波特不仅英勇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又获得九千余人（富兰克林军中的斯洛克姆师）的增援。最后，快到黄昏时，杰克逊才加入战线，于是李命令沿所有正面发动全面突击。波特的阵地中央被突破了，一共有二十二门火炮和二千八百人（包括伤兵一千二百人）被南军俘获。这样，李总算赢得了盖恩斯磨坊之战，成本却很高：一共死伤了八千余人，而他的对手现在又获得了萨姆勒军调来两个旅的增援，保持着良好秩序向后撤退。亚历山大对这次战斗的批评如下：“简单地说，这次战斗完全是由师长们各自为战的，结果几乎就输在他们手上。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总指挥官才发挥了他的能力。但是假如那天上午杰克逊能够象他平时的惯例一样作迅速推进，而且当A．P．希尔进攻时，全力投在麦克里兰的右翼，结果可能就会获得一场比较轻松的胜利。”当天夜间，波特以良好秩序向兹卡霍米尼河以南撤退，北军的军长们也接获了通报，得知麦克里兰的意图是退往詹姆斯河上的“哈里逊登陆点”。此时，兹卡霍米尼河上的桥梁已被焚毁。李对骑兵的误用要比这些桥梁的被焚毁更足以迟滞他自己的前进。他没有派斯图亚特去迂回麦克里兰右翼，而命令他与艾威尔师合作，去对约克河铁路进行毫无价值的远征行动，因为从那里起，杰克逊早已切断了北军。所以毛莱斯爵士说：“他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才命令斯图亚特重新渡过兹卡霍米尼河，结果还是太迟，没有赶上七天会战的最后一战。因为没有骑兵，所以李无法判断麦克里兰到底是退往门罗堡还是詹姆斯河。此时，麦克里兰的军队位于兹卡霍米尼河与白橡沼泽之间，正忙于在白橡沼泽溪流上架设两座桥梁，第一座桥完成之后，第四军在凯依斯指挥下渡过了溪流，在其南面四英里远的地方占领阵地，以封锁查尔斯城，新市和魁克道路等。接着渡过的就是预备炮兵，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又有一群总数约二千五百头的牲口和军团的辎重纵队——大车三千六百辆和救护车七百辆——也都先后渡过了。到下午，全军都已安全渡过了白橡沼地。同一天，麦克里兰也把经过情形写了一封信报告斯坦顿，其措辞之特殊可说是从所未见。他在结尾说道：“假如我拯救了这个军团，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既不必感谢你，更不必感谢在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你们已经竭尽全力来牺牲这个军团了。”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日出之后不久，李才知道麦克里兰正向詹姆斯河上撤退。他的精神马上来了，如他自己所说：“趁着对方退却和调换基地时加以攻击，这对任何军人都是最难得的机会！”接着他就发号施令，他有一切理由可以确信这一次足以歼灭敌军。但还是和往常一样，仍然是口头式的命令。艾威尔应留在巴顿桥并接受杰克逊指挥，斯图亚特负责监视兹卡霍米尼河下游各渡口。杰克逊负责修复葡萄藤桥，并以全速扰击敌军背面。同时，马格鲁德尔应取道威廉斯堡道路，胡格尔应取道查尔斯城道路，以攻击敌人右翼。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应在新桥渡过兹卡霍米尼河，从马格鲁德尔和胡格尔的后面绕过，前往达尔拜镇大路，以阻塞北军先头部队向詹姆斯河上的退路。这个部署的重点又是在杰克逊身上，因为D．H．希尔和艾威尔现在都听他指挥，总兵力已达二万五千人，在各纵队中是最强的一个。命令下达之后，李即骑马前往马格鲁德尔所部，然后又往胡格尔所部，并且一直留在那里。此后，他对这次追击完全失去了掌控，因为他的部下彼此之间完全不合作，而且也都不与他联络。其结果是一场混战。一开始马格鲁德尔就弄错了，他以为胡格尔已经奉令取道威廉斯堡道路前进来支援他。同时他感到敌人的实力很强大，就向李要求增援。李的反应是把胡格尔师的后面的两个旅送过去，但他却又授权胡格尔，如发现马格鲁德尔不需要他们时，可以将他们召回。在那种情形之下，胡格尔应推进其全师兵力。因为当胡格尔了解到马格鲁德尔是不需要这两个旅的，所以就把他们召回，这个行动使他自己延误了许多时间，所以在那一天内，他总共前进不到六英里。此时马格鲁德尔等候其右面的胡格尔和左面的杰克逊。胡格尔固然没有出现，他却经由他的一位旅长琼斯将军与杰克逊取得了接触。从这方面，他得知杰克逊现在不能帮助他，因为他“正有其他重要的工作。”于是马格鲁德尔独力攻击其所面对的北军后卫，把他们击退到“野人车站”，这正好位于杰克逊的前进路线上。直到那天黄昏，李才听到这个消息，他写信向马格鲁德尔解释说：“我从泰勒少校方面得知你有这样一个印象，以为杰克逊将军是奉命不支援。其实完全不然，他获得的指示正是应该这样做，并迅速加强追击。”为什么杰克逊不遵从这个命令呢？他有什么其他的重要工作要完成呢？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可能的是六月二十九日又是一个星期六，所以就象亚历山大将军说的：“杰克逊对这一点是严格遵守的。他的大部分部队全天都留在营中祷告。直到星期天午夜已过，他们才大约在上午两点三十分时开始前进。”这些对命令的误解，加上杰克逊的宗教信仰，其整个结果就是使麦克里兰的大军在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两天之内能够安全退过沼地。至于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却已经沿着达尔拜镇道路前进了十三英里，到达了阿特里农庄——在浸礼会教堂以南——留在那里，感到进退失据。霍尔姆斯率领的六千人，也已在他们右面，沿着新市道路南下。那天夜间，李对第二天的作战下达了如下命令：（一）霍尔姆斯继续沿新市道路前进，并在这条路与长桥路的交叉点附近的新市高地上占领一个坚强的防御阵地。（二）马格鲁德尔从野人车站向后转，利用最短的路线进入达尔拜镇道路，沿着它前进，作为总预备队。（三）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继续沿达尔拜镇道路前进，直抵长桥路，一旦发现敌人即准备攻击。（四）胡格尔沿查尔斯城道路进发，一与敌军接触即开始使用炮兵。（五）杰克逊率领惠丁和D．H．希尔前进到白橡沼地桥上，在那里渡过溪流，从后面攻击敌军。（六）斯图亚特暂时放弃其原有的任务，向主力靠拢，依照环境的变化以实行协助。胡格尔炮兵的炮声作为全面前进的讯号。次日清晨，李骑马往野人车站，在那里与杰克逊会晤，杰克逊在上午三点三十分已经与马格鲁德尔会合。依照斯蒂尔斯记载，这次会晤的情形是：“两位将军互相温和的寒喧了一阵。他们面对面站着，杰克逊开始以一种冲动急躁的语气讲话了，一面用他右脚靴跟在地面上画出图解。他很快画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两边，然后从第二条直线的顶点上，再画第三边向第一边引伸过去，这条线他画得很慢，一面看着李的脸，一面很起劲的说话。最后第三边与第一边相交，完成了这个三角形。他提起脚来，用劲踏着，大声说道：‘我们可以抓住他。’于是上马走了。”李接着与马格鲁德尔谈话，把命令解释给他听，然后再骑马赶上朗斯特里特，这个纵队的前卫已经接近与长桥路的交叉点。大约正午时，据报敌军正在威利斯教堂道路上，朗斯特里特师立即构成战斗队形，不久开始与海特齐尔曼的北军哨兵发生接触。在下午两点三十分时，听到胡格尔师的方向有炮声传来，于是大家都认为这就是全面会战开始的讯号。虽然炮声在三点钟时停止了，但朗斯特里特的领先旅在此时却已经与北军发生了战斗。同时，李从正沿着新市道路前进的霍尔姆斯方面获得了报告，说看见敌军纵队正在翻过马尔芬小山向南撤退。若这个报告是真的，其意义就是说麦克里兰已经快要逃出他所布下的陷阱了。为了证实这个情报，李沿着长桥路疾驰赶往新市路的交叉点上。他到该地之后，立即发现这个消息完全正确。李离开之后，朗斯特里特指示马格鲁德尔去支援霍尔姆斯，但是李回来后，他收回了这个指示，命令他回来增援朗斯特里特，因为胡格尔和杰克逊的攻击都还没有发动。现在李似乎已经明白，假如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再等下去，那么敌军可能会全部逃走，所以在下午五时，他命令他们通过在格伦德尔和弗莱塞尔农庄附近的森林和林间空地前进。这一战就以这个农庄命名，也被称为纳尔逊农庄之战，这是附近另外一个农庄的名称。现在进行的攻击有点杂乱无章。朗斯特里特师中领先的一旅，很迅速地冲过了这些森林和空地，结果与后续的支援部队脱节了。虽然据守北军防线中央部份的麦克卡尔师被击退了，可是在它两侧属于海特齐尔曼军的胡克和基尔尼两个师却仍能屹立不动。这两个师，加上由于胡格尔和杰克逊两个人的不行动，从那方面放出来的塞奇维克师和其他部队终于阻止了朗斯特里特和希尔达到魁克道路。北军的辎重纵队正沿着该路向马尔芬小山退却。这次的攻击除了俘获十四门火炮和几百名俘虏以外，可说是毫无成就。这时，胡格尔依照所奉命令，已经沿着查尔斯城道路前进。可是他在行动时却十分谨慎，因为他担心除非等杰克逊的攻击发动，否则他的左翼有受到迂回的危险。他发现道路已经被“伐木”所阻塞，就开始进行扫除障碍物的工作，不久就发现敌方斯洛克姆和塞奇维克两个师的支队正在阻挡他前进。这就是炮声的由来，那并不是攻击的讯号，而只是为了扫清进路。他不知道从森林中通过以绕过这条道路，而是一直沿着这条大路前进，于是敌人在他前面一路砍倒树木，其速度要比他所能清除的还要快。这样，直到夜幕低垂，他走过的距离不过两英里，但是因为某种未知原因，他既未通知李，而李也没有给他任何训示。与此同时，杰克逊加上艾威尔师的支援，也在缓缓推进，他们一路花了太多时间来捡拾北军丢弃的枪械和装备，所以直到上午十时，他还只走了七英里，刚刚到了白橡沼泽溪流。在那里他发现桥梁已经被破坏，并且有一个北军的炮兵连——属于富兰克林军——正在南岸发射。现在就要说到会战中的最奇怪的事情了。杰克逊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停止不进，还可以勉强用宗教信仰来解释。可是六月三十日却是星期一，这个解释却无法适用，除非是因为他前面曾用去了一个星期天，所以要在这天补还。不过无论如何解释，杰克逊又停止不动却是事实。虽然桥梁已经破坏，但是这个溪流的平均宽度不过十到十五英尺。在桥的上游有四个徒涉场，在下游还有一个。孟福德上校没有经过任何困难就率领弗吉尼亚骑兵第二团渡过溪流了。汉普顿将军也渡过了。当他回到杰克逊身边，就要求允许为步兵建造一座桥梁。这个要求被准许了，于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建好了一座新桥。关于以后的情形，汉普顿这样记载说：“当我回到沼泽这边，发现杰克逊将军正坐在路边一颗伐倒的松树上，我就坐在他旁边，报告说桥已造好，而且敌人正处于暴露的位置。他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晴，眼睛却是闭着的，在听完我所说的一切之后，过了几分钟一言不发的站起来。第二天上午，我们发现富兰克林和其余北军部队已经集中在马尔芬小山上。我相信，如果当时在白橡面对着我们的富兰克林被击败，那么整个北军就可能全部被毁灭。”此时与杰克逊在一起的达布尼，对杰克逊这种莫明其妙的态度，认为是过份疲劳所致。他说：“在过度疲劳之后，他马上想倒下来睡觉，晚餐的食物还含在嘴里，他（杰克逊）说：现在，诸位，让我们马上都睡觉，到拂晓时再起来，看明天我们能做些什么吧！”可是话虽如此，他却又能在这样忙碌疲倦的一天中，腾出时间写信给他太太，信中充满了感情，闲话家常，絮絮不休。在这天黄昏和夜间，原来坚守弗莱塞尔农庄的北军部队，保持着良好秩序向马尔芬小山退却。这次技巧的撤退，绝对不能归功于麦克里兰的领导有方，因为在六月二十九日，当他给各位军长下达命令之后，就让他们各自为战，而自己则先退往马尔芬小山，以布置那里的防务。所以罗皮斯的评论很恰当，他说：“假如他的军团在那一天被击败，那么麦克里兰本人应负全责。北军各位军长，虽然彼此之间能有效合作，但是在那一天的行动却缺乏统一领导。譬如说，事实上到了晚间，富兰克林（据他自己说）就是自己负责，指挥部队向詹姆斯河移动的。”这样就结束了弗莱塞尔农庄之战，按照弗里曼的意见，这是“南军在战争中所丧失的伟大机会之一。”亚历山大如此评论说：“我常这样想，若李自己回顾其战争经历，那么他一定觉得在整整四年中，再没有比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这一天更不幸的了。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机会，因为这时南方邦联正处于全盛期中，在此前或以后，更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力。而在这个时期若能获得一次胜利，其精神和物质上的效果也会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有效。”七月一日清晨，马格鲁德尔的师到达弗莱塞尔农庄，并立即接替了朗斯特里特和希尔的疲乏部队。不久也与杰克逊取得接触，杰克逊也终于渡过了白橡沼泽溪流。李于是命令继续追击。杰克逊奉令沿威利斯教堂道路前进，马格鲁德尔则应沿魁克道路前进，而胡格尔师中的马洪和兰索姆两个旅则应跟在杰克逊后面。（注：魁克道路和威利斯教堂道路其实是同一条道路，但很明显，李却以为这是两条路。）阿米斯特德和赖特的两个旅则沿着一条向南的小路前进，从查尔斯城道路越过长桥路以达马尔芬小山。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两个师则充任预备队，而霍尔姆斯则暂停在新市道路上。李还是和惯常一样，把命令的执行完全交给师长们去自主。此时，麦克里兰已经把全军集中在马尔芬小山上，这个阵地具有极险要的天然形势，曾由波特对它进行过仔细侦祭。这是一个高原，从南到北约有一英里半长，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的宽度。南面侧翼有土耳其岛溪流和詹姆斯河上北军炮艇火力的掩护，在东北面和东面另有一条叫作“西流”的小溪。据李说，其周围都是由“地形破碎，森林厚密”的地区所包围。中间几乎完全由一个沼泽穿过，只有少数地方可以通过，而且也都很困难。依照麦克里兰的自传，他的大致部署如下：“波特军防守战线左端，塞克斯师在左，莫里尔师在右。柯齐师在波特军之右，其次则为基尔尼和胡克，塞奇维克和理查德森，史密斯和斯洛克姆，然后才是凯依斯军的其余部分，他们形成一道向后弯的曲线，差不多达到河边。宾夕法尼亚预备军则保留为预备队，位于波特和柯齐后方。波特军的一个旅被派往左面的低地以来保护这个侧翼，防止任何从里士满道路方面的运动。”发布命令之后，李即骑马出发去查看敌人阵地。他发现北军炮兵集中起来，从西到东北形成一个长新月形，而以步兵为其支援。在草草观察一番之后，他回营就采纳了朗斯特里特的建议，准备在炮击的掩护之下进击，其讯号预定为阿米斯提德旅的喊杀声。并预定当发现南军炮火一开始生效就立即行动。这个命令是下午一时三十分发出的。亚历山大说：“经过了一些延迟之后，南军的炮兵才开始发射微弱的火力，于是立即被敌方集中火力制压。这种效力很差的炮兵使突击希望渺茫，所以在下午三点钟前，李决定放弃其突击意图。他只通知了朗斯特里特，而并未告诉其他将领，好象无此需要似的。”李现在决定采取迂回运动。他与朗斯特里特一同骑马向东，想寻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经过一番匆匆观察，他决定攻占那个地区中的高地。他正作此项决定时，又接获报告，说北军已在撤退之中，现在马格鲁德尔已经到了右方，而阿米斯提德也已击退了敌军。所以他又打消了迂回麦克里兰的念头，而派狄金森上尉——马格鲁德尔的副官——把下述命令传达给马格鲁德尔。“李将军希望你能迅速前进。他说据报敌人正在撤退。把你的全部兵力向前推进，学习阿米斯提德的成功榜样。”D.H.希尔曾经说道：“我从未见过这样英勇伟大的场面。日落之后，在马格鲁德尔的命令下，九个旅向前进攻。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一起运动，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每当一个旅从森林中钻出来后，马上就有五十到一百门火炮对着他们射击，行列中立即被撕开了巨大的裂口，但是英雄们还是集合起来继续前进，又为炮位附近的敌军预备队击倒，很少有几班人能够到达那里。多数人都要越过一片宽达半英里的开阔地区，前面被敌军的野炮火力轰击，后面又受到炮舰上重炮的夹击。这不是战争，只能说是屠杀。”接着，D.H.希尔听到他的右方发出了一阵喊声，继之以步枪射击，于是他认为这是攻击讯号——他并不知道攻击已经取消了——于是他也命令所部前进。他们马上就遭到榴霰弹回敬。马格鲁德尔向朗斯特里特求援，希尔也向杰克逊求援。于是有更多兵力不断投入这个屠场，直到夜幕低垂，这场流血悲剧才自动闭幕。李已经失败。他走过这些残军的营帐，找到了马格鲁德尔。他问：“马格鲁德尔将军，你为什么要攻击呢？”马格鲁德尔毫不迟疑的回答说：“服从你那个一再重申的命令！”李无言可答，因为实在无话可说了。那天夜间，斯图亚特的骑兵才由兹卡霍米尼河上回来。尽管波特、亨特和萨姆勒，都力劝应向南军反攻，可是麦克里兰在七月二日还是决定继续向哈里逊登陆点撤退。大雨如注之下，他终于把基地从帕蒙基河上移到了詹姆斯河上。此时，李派斯图亚特和他的骑兵继续追击，并命令杰克逊（扣除D.H.希尔的兵力），朗斯特里特和A.P.希尔继续向南运动。其余部队则留在马尔芬山上，只有霍尔姆斯奉令返回宙里岩。七月二日，只前进了两英里。第二天，李获得斯图亚特的报告，说他已经到了哈里逊登陆点，并发现有个伊夫林顿高地，是可以控制而尚未被敌军占领的。在把报告送出之后，向以有勇无谋著称的斯图亚特就开始干一件蠢事，这是这场会战中许多愚行中的最后杰作。为了不让麦克里兰注意到伊夫林顿高地是个漏洞，他本应绕过这个高地，斯图亚特的行动却完全相反，他居然把他唯一的一门榴弹炮（弹药已经快用完了），由少数骑兵掩护送上高地，向下面的敌军营地射击，结果是使麦克里兰立即用强大兵力把这个高地占领了。七月三日，朗斯特里特迷了路，杰克逊则只走了三英里。第二天，李策马前进，发现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准备要发动攻击以夺回伊夫林顿高地，但是经过了一番迅速侦察之后，他发现敌军的防御现在已经过于坚强，不可能再攻下了。七月七日，他发表一个文告向部队表示谢意，两天后就率领他们返回里士满。从六月二十五日起，在七天的会战中，双方所付出的代价都极高。李全军一共死伤了一万九千七百三十九人，麦克里兰方面为九千七百九十六人，但还应加上失踪的六千零五十三人。这就结束了这场战争中的一次最有趣味和最富启发性的会战。即使麦克道威尔的兵力中途被抽走，麦克里兰似乎毫无疑问能够占领里士满。同样，如果在这七天中，杰克逊能够有较好的表现，使他的声誉能够名副其实，那么李也就会击溃波托马克军团。这个假定似乎也极为正确。这两位主将都未能达到其理想目的，这是与他们二人的指挥艺术有关的问题，因为南北两军的士兵在战斗中都表现出同样的英勇。麦克里兰虽然是个能干的参谋军官，但却是个懦弱的指挥宫。反之，李虽然是个大胆果断的指挥官，但却是个能力很差的参谋军官。若引证下面两位南军将领的意见，更可以看出李的弱点。D.H.希尔说：“在整个会战中，我们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原因是我们对地形完全缺乏认识，而对一连串的战场都缺乏侦察的缘故。”泰勒将军也说：“从冷港直到马尔芬山，可以说除了一系列巨大错误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南军指挥官对当地地形的认识，似乎不比他们对中部非洲的认识更多。”虽然李在他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而在整个会战中所使用的地图，都象是十岁孩童所画的一样。可是他却从未认识到克服这种困难就是他的责任。他应该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情报部门，能够提供完善的地图。虽然如此，尽管这两位主将都具有缺陷，而他们的业余部队也很拙劣，可是在这个会战中的最大错误却并非由他们所造成。造成空前大错的人是哈里克将军，他在华盛顿代替了斯坦顿，担负起指导战争的责任。麦克里兰在哈里逊登陆点向他要求继续向里士满进攻——巧合的是，这正与一八六五年格兰特将军结束战争的作战完全一样——哈勒克却拒绝批准。所以在八月三日，违反了其指挥官的意志，这个尚未被击败而且士气极为高昂的波托马克军团，由于一个胸襟狭隘的“军事腐儒”的短视，被迫放弃了会战。七天会战的重要性在于失败方面。若不是南军方面累犯错误，那么麦克里兰可能全军覆没，果真如此，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也会暂时随之崩溃。而如果不是北军方面累犯错误，那么李的全军覆没更是已成定局，里士满政府也就会随之灭亡。就象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战后改造时期的恐怖也许就不会发生，奴役制度的取消也可能不必使用暴力，南方社会也不至于被破坏，而南方对各种温和的改革手段也可以有一些发言权。”所以美国内战中的第一场重要会战，其政治重要性不是缩短了战争，而是使之延长了将近三年之久，并且也足以决定战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