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将军谈了国内资源令人忧愁的情况后，提出日本有三种抉择：立刻备战；继续谈判；坐以待毙。当然，第三种选择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只能从前两种中择其一。 最后，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发言。他在日本政界地位很高，是天皇的最高顾问，通常代表天皇说话。他举起决定开战的草案说：“这份草案似乎意味着，战争第一，外交第二。但能否把它解释为，我们将尽力开展外交，只有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时才进行战争？” 杉山刚要站起来回答，海相及川因为知道杉山在前一天已受到天皇的严厉斥责，便抢先站起来回答：“原议长的解释与我起草本文件的意图完全相符。” 由于陆军和海军总长再没有发表意见，原嘉道显然认为，他们的沉默就是表示同意，便松了一口气说：“知道统帅部的意见也和海相的意见一样就放心了。” 在正常情况下，御前会议应该到此结束。但这一次在事关战与和的选择上，天皇却破例地开了口。他戏剧性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吟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40年前在对俄开战前夕所写的一首含意不明的短诗：四海之内，本皆弟兄。 胡为扰攘，致此汹汹。 天皇继续说：“朕定下规矩，要不时朗诵这首诗，以提醒朕牢记明治天皇对和平的热爱。你们对此有何体会？” 裕仁以天使和哲学家的含糊方式说完了上述的话之后，便退出明治以来曾经屡次举行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的千种厅。他把惊恐不安和紧张留给了那些辅弼他的重臣们，使他们暗自忖度他不动声色的内心想法。事态表明，裕仁又以日本特有的“腹艺”方式说出了日本要与美国开战的决策。 第32章近卫新体制 风云变幻 1936年，日本军队中一批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维护天皇威望的“皇道派”军官发动了“二·二六政变”，冈田启介内阁随之垮台。元老西园寺公望向天皇推荐近卫文麿继任内阁。近卫家是日本大化革新时期藤原镰足的嫡流。近卫文麿的曾祖父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心腹。近卫自幼年起，就深受尊皇保皇思想的熏陶，并铭记“尔等子孙须对皇室效以最深的忠诚” 的祖训。由于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二·二六政变”的善后事宜难以处理，便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理由予以拒绝。于是，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 不久，内阁因同军部对立而垮台。继任的林铣十郎内阁也因国内矛盾不断激化而不得不于1937年5月31日全体辞职。在这两届短命内阁相继垮台之后，西园寺公望再次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在西园寺看来，近卫既有高贵的门第，又同各方面的人物有广泛的交往。无论官僚、政客还是军阀都想利用他作为自己的屏风。因此，只有依靠他才能建立稳定的政府。 1937年6月4日，第一届近卫内阁成立，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近卫在组阁宣言中，重申了他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他的内阁要实行“国际正义”，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劳动力移动的自由。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华北的资源早已垂涎三尺，近卫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近卫7月11日发表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并召集各界头面人物，要求对战争予以协助。 与此同时，近卫内阁为了确保战争的进行和后方的安定，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传“举国一致，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设立了旨在使国内经济生活全面转上战争轨道的企划院，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又发出了关于“实施国家总动员”的内阁训令，并制定了《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部门的控制。但是，近卫首相仍然无法控制局势。他常发牢骚，说外务大臣不向他报告情况，陆军大臣也靠不住。有时甚至在天皇面前自嘲：“我这样的人完全像个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因为近卫从3岁起经常被祖母光子和继母贞子带进宫中参拜皇室，9岁再次入宫，因此，他在天皇面前说话比较随便。 近卫又从军人、大资本家和议会政党的最有势力的代表中选出了10名内阁参议。然而，陆军却设置了大本营，加强了军人在内阁中的发言权，使国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军人手中。 “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这样，日本法西斯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三个月内一举鲸吞中国的狂妄企图破产了。 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深陷战争的泥潭无以自拔，在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不久的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声明，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日寇协作，参加“新秩序”的建立。汪精卫逃出重庆后，在河内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1938年12月29日），接受第三次近卫声明中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即灭亡中国的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公开投敌。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诱降亡华的政策，还设立了“兴亚院”，作为统辖对华政务的机关，加紧活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了适应进行长期侵略战争的需要，从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出发，实行全面的国家总动员，建立战时体制。日本法西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着手实行总动员。在精神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要他们支持侵略战争。在疯狂鼓吹侵略战争“神圣”、反战反法西斯有罪的运动中，日本政府一面封闭进步报刊，逮捕有反战反法西斯思想的进步人士，一面在各级学校中大力灌输战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随着战争长期化，从1938年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改称“兴亚奉公运动”，实行“兴亚奉公日”，不仅增加“献纳”金属制品、应募国债等搜刮人民财物的项目，甚至连普通群众穿衣吃饭的事都要求“符合圣战精神”。 在物质方面，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人力、物力进一步实行总动员，实行战时“统制经济”，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按经济军事化的原则实行经济的综合性规划和组织。1938年4月1日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不论平时和战时，如有必要，国家随时可以进行国民登记、培养技能者、强行保有物资、制定事业计划、强行试验和研究等等。在战时，国家可以对劳务、物资、贸易、资本、设备、物价以及出版等一切方面实行统制。 不久，近卫政府又宣布物资总动员计划，目的是以军工生产力中心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制，为扩大军工生产能力而由国家对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强行管理、使用和征收，用以生产、维修、储存和运输各种武器装备和军需品。 将工人的雇佣、工资、劳动时间等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后来又实行有关统制资金、利润的条款。日本政府还继续增发公债，长时期地执行军需通货膨胀政策，从财政上加强战时统制经济的体制。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进入了战时统制经济的新时期，全面地确立了战时体制。 由于战时统制经济的实施，国家同拥有巨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鲜明的军事性质，是典型的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财阀同法西斯军阀密切结合，垄断资本同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二·二六事件”后，大财阀的代表、劝业银行总裁马场瑛一入阁担任藏相。一年后，三井财阀的池田成彬就任日本银行总裁，掌握国家金融大权。此后，垄断资本同法西斯军部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军财拥抱”的局面。 另外，日本资本主义一向靠战争起家，靠国家发展军工生产和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弱小国家以养肥自己。日本垄断资本从军事订货中捞取了最大的利润，壮大了财政资本的力量。在以军需生产为中心不断扩大重工业、化学工业生产的同时，资本不断集中，尤其是大财阀企业在军需生产中的垄断地位空前增强，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老财阀和一批后起的新财阀，如大仓、日产等，垄断了几乎整个军工生产。所以，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军事冒险性。 近卫首相虽想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由于对蒋介石的诱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深深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中。近卫想要借字垣一成和池田成彬的手来解决事态，便起用他们为内阁参议，但也无济于事，便发出了只是个“服装模特儿”的哀叹，透露了辞职的意向。池田则对此表示反对，并向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谈了自己的意见：应该使外交一元化，别让军人插手外交。日本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也向原田强调了外交独立的必要性。 近卫首相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并对内阁加以改组，分别任命字垣和池田为外相和藏相兼商工相。近卫为了“谋求政治和战争策略进一步趋于密切”，设置了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另外还设置了有首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三相会议，以讨论最重要的问题。 侵华战争使近卫首相焦头烂额，再加上在国际同盟问题上，德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也迫使日本对国际政策作根本性的修改。而在这一问题上，首相与陆军发生了分歧。字垣于9月30日辞去了外相职务。拖到1939年1月，近卫内阁便总辞职了。 随后出现的以平沼骇一郎为首相的平沼内阁，并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平沼内阁虽然不断召开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共同商讨问题，但因陆军省与外务省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得不出结论。 为了从软弱无力的内阁手中挽救政治，必须物色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元老西园寺公望打算起用池田成彬，他认为只有池田能够“坚决扫除一切”，并可以召回积极推动三国同盟的驻德大使大岛浩中将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然而，池田内阁只作为西园寺公望描绘的画饼而告终。接着，组成陆军拥立的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首相的少数官僚制内阁。 它的基本路线是：“以处理中国事变作为政策的重心，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在这个基本路线下，对于刚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战事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对英、美、苏实行协调外交；对中国，则策划建立汪精卫政权等，但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战争陷于僵局。这时，国内经济矛盾更加深刻，继1939年粮食危机之后，衣料品和日用杂货显着短缺，国民生活困难的程度与日俱增，国民的厌战情绪日益严重。在国内外问题上都处于走投无路的阿部内阁，为政党和国民所唾弃，1940年1月实行总辞职，代替它的是以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为首相的米内内阁。 辞职的阿部慨叹说：“现在这样，完全像是两个国家——陆军这个国和陆军以外的国。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终究不可能顺利运行..自己虽然也是陆军出身。早就想到要对陆军内部的反常现象多少有些纠正，但没有感到竟有这样严重，实在不能不对自己的认识不足感到羞耻。” 米内内阁具有强烈的亲英美倾向，但在缺乏强有力的基础和没有具体的解决方策这点上，同阿部内阁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前景也是黯淡的。 随着世界风云的变幻，日本的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表演着，无论哪一届内阁也无法改变日本的恶运，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充满着沮丧情绪。 新体制运动 1940年5月，德军在西欧开始了大规模攻势，击溃了英法联军，法国也很快投降了。德国闪电战的胜利使日本统治阶级产生了幻想。他们以为英国的屈服近在眉睫，产生了大战的趋势和结局已定的错觉，急切想趁德国的胜利捞上一把。当时，统治阶级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这一口号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同德、意结成三国同盟问题，另一个是国内体制强有力的一元化问题。 德军进犯北欧、西欧得逞后，日本的亲德势力抬头，陆军利用斋藤隆夫反军演说事件和有田外相广播问题等发动攻势。日本窥伺着败于德国的荷兰、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即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马来亚等这些战利品。为了在对殖民地的重新分配中不落在后面，便有必要同一帆风顺的德国携手合作，进军南方。陆军方面认为，一旦控制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就能解决侵华战争的需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就可以完全支配亚洲。从1940年6月起，陆军参谋本部就派遣特务到南洋各地去活动，同时改变了首先“北进”的主张，讨论并制定了以武力南进为基本内容的“作战指导方针”，从而使广田内阁在1936年8月拟定的初步“南进”国策得以实施。 在要求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形势下，1940年6月19日，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向德国建议，由德意、苏联、日中和美国这四大地区形成世界新秩序。承认把苏联纳入所要形成的同盟中，乃是对日本过去的对苏战略的修订。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日本反倒要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7月3日，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在“捕捉良机，致力于解决南方问题”的同时，要“迅速地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迅速调整对苏邦交”。但是，陆军省和外务省在对南方行使武力的问题上发生争执，陆军的《纲要》策划了以“英国”为靶子的“对南方行使武力”，甚至想到要“根据情况”进行“对美战争”，而外务省则是要彻底地由外交谈判来达到目的。陆军便谋划倒阁，参谋本部的骨干军官于7月4日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陆相畑俊六大将提出要求书，一方面批判“现任内阁消极颓废，给国军的士气与团结带来了坏影响”，同时则要求实现“举国强有力之内阁”。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访问了在一个月以前的6月1日新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指出“米内内阁的性格对于同德、意方面商谈极为不便”，希望能使近卫文麿上台。 ，还存在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元化国内体制问题。为了进军南方也好，或为了准备将来对苏作战也好，确立国内战争体制是必要的，必须效仿德国建立强有力的一国一党独裁体制。 这样，与欧洲战局的变化相呼应，在国内一下子冒出了一个以近卫为中心的新体制运动。这个新体制运动是在政治上推倒稳健的米内内阁，代之以在强有力的新党基础上成立的新内阁，新党拟定以近卫文麿为总裁。 新体制运动包含有几种不同的主张和活动。一个是近卫的亲信风见章、有马赖宁和后藤隆之助等昭和研究会集团所提出的国民组织论。他们主张，为了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必须使国民组织化，利用国民的组织上的团结来创造对抗军部的政治力量，以建设高度的国防国家、解决日中问题、建立政治新体制为纲领，开展新党运动，从而开始了新体制运动。 近卫首相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来纠正军部的独裁，然而，新体制运动却得到了陆军的支持。陆军企图把“新体制”作为模仿纳粹的一国一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军部独裁的国民基础而加以利用。并且，对于新组织的头头，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为首的陆军实权派认为，必须由在国民中有威望、作为革新人物受到各方面期待的近卫来担任。 第三个是政友会和民政党等原有政党集团的活动。脱离政权很久的这些政党的意图是，以组织强有力的新党来重新接近政权。他们认为，新党的总裁应该是最接近政权的政治家近卫。率先倡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内务官僚，则企图把新体制运动当作内务行政的辅助组织。 政党势力看到近卫开始了新体制运动，便蜂拥解散原有政党，要把“新体制”作为“政治领袖的团体”，使之政党化，谋求政党势力的起死回生。 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成了已有的各种势力隐秘着各种不同想法而混杂在一起的场所，也成了潜在的各种各样势力以及形形色色思想汇集活动的舞台。 近卫想要组织一个与现有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就是打算把国务与统帅权统一起来、为开展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基本手段，是想要以“国民组织” 的法西斯主义来修正以天皇的统帅大权为支柱的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 近卫从第一次内阁时扮演“服装模特儿”的痛苦经验中引出了重要教训。 他自己曾这样写道： 我在过去一年多的第一次内阁期间，关于首相生活的结论是，自己的内阁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中间内阁，而且没有任何舆论作为后盾..尤其是统帅与国务，恰似完全不同之物相互乖离，而联系其间的线索，则仅是通过态度极为暧昧之陆军大臣进行。而且，此陆军大臣常能置内阁于死命。因此，内阁与国务只不过是被统帅所操纵的脆弱的摆设。国民的生活、外交的政策，已经完全离开了国民的意志和舆论，而是由军部的意志，说到底乃是由模糊而难以捉摸的统帅的影子来决定、修改和放弃的。①近卫要组织的国民组织，是扎根于全体国民中间的组织和以它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为背景的政府，他想以国民的舆论为后盾来抑制军部，没想到却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了。 近卫文麿第一次辞去首相职务后，曾就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担任无任所大臣。1940年6月，他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为建立“举国政治体制”筹组新的政党，并发表开创“新体制”的声明，这就掀起了新体制运动的高潮。惟恐来不及参加近卫新党的各政党争先恐后地自动解散了各自的组织。跑在最前头的是社会大众党，它在近卫刚刚发表了声明的7月6日就率先声明解散。直到8月为止，政友会的久原派、中岛派和民政党依次宣布解散，争先恐后地挤进了“新体制”。 近卫文麿所推进的新体制运动，得到了对建立“新体制”最热心的陆军的支持，米内光政内阁因此陷于困境。米内内阁提出“物心一如”的口号，实行配给票证制，推行产业报国运动，妄图尽早解决中日战争，但无成果。7月，陆军要求内阁总辞职，米内反叫陆相畑俊六辞职。陆军拒绝推荐继任的陆相人选，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 对继任首相的选拔是由重臣进行的。组成重臣会议的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和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这六名前任首相。重臣会议推举了近卫。木户内大臣同元老西园寺公望商量后，便将推荐近卫一事奉答天皇。17日，天皇命令近卫组阁。 接到天皇组阁命令的近卫文麿，在得到以东条英机中将任陆相、吉田善吾中将任海相和松冈洋右任外相这样的人选后，便于1940年7月19日在东京荻洼的住宅中召开了近卫所说的“四柱会谈”，商量基本国策，于22日成立了第二次近卫内阁。 近卫内阁的登台加快了新体制运动的步伐。在一切部门里，“新体制” 这个词成了时髦语，各种势力都争先恐后地赶乘“新体制”这部“公共汽车”。 8月23日，近卫内阁公布了“新体制准备会”的26名委员和7名常任干事名单。曾作为近卫的智囊的政治学家矢部贞治，对这些人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写： 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74页。 委员中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统制派”，主张一国一党的亲德主义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皇道派”，鼓吹“国体明征”的纯正日本主义者）；既有东大的校长，也有爱国团体的代表，是贵、众两院与新闻出版界、经济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进来的吴越同舟和势力均衡的人选，因而并非志同道合。常任干事的人选，也是由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陆军和海军两军务局长、企划院次长和内务次官这样职务的官吏充当，不属此类情况的，惟有后藤隆之助——后来松本重治也参加了进来。① 各种各样的势力根据形形色色的思想提出来的各不相同的要求，在使近卫为难的同时，也引起了近卫的动摇。他很快便开始失去耐心。在“新体制准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的8月24日，近卫向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感叹道：“一看到总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也许这个内阁10个月左右就要倒台。” 西园寺询问原田：“看这样子，近卫是否也要把性命搭上呢？” 近卫从原田那里得知西园寺正在担心后说道：“不，这比死还厉害，实在为难呢。” 以“新体制”为目标的各种势力各有自己的打算。对于“新体制”成为像军部所想象的强有力的一国一党政治组织，遭到了天皇周围的宫廷集团和精神主义的右翼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是侵犯天皇权限的幕府组织，将会具有超过天皇之实力。如果实现了“一国一党”，显然就违背了“一国一人” 这个天皇制的原理。 此外，对于“新体制”成为团结国民的政治组织，官僚也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感到国民的组织化有引起批判和抵抗表面化的危险性。 8月28日，近卫在“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了关于“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新体制”乃是“为了对世界新秩序之建设起指导作用”、为了“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于这一大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 （意为“辅助天子”）之所谓国民组织。这样，以后组织起来的大政翼赞会，就成为是以“万民翼赞”、“承诏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的机关。近卫只能按照唯心派右翼所主张的精神运动的方向走下去了，他自己否定了自己所倡导的“新体制”的初衷，否定了“国民组织”的存在，而以大政翼赞会的形式出现。 基本国策 第二届近卫内阁一上台，就急急忙忙以大本营的“南进”方针为基础，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又与大本营共同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这两个纲要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 军部法西斯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安定后方，强制人民为进行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以便为他们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对内政策方面加紧实行法西斯化，即完成所谓新的国家体制。为此，首先在国民中间“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其次，要求建立坚强的政治新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民的集中统一。第三，在经济方面，大大加强军需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为新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79页。 近列入日程的战争作好准备，把建立“一元化的统制机构”作为中心任务。 所谓“政治新体制”，就是一切政党相继解散，于1940年10月成立“大政翼赞会”（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首相兼任该会本部的总裁，都、道、府、县的知事被任命为支部长。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法西斯头子以及妇女领袖等包括统治阶级各界各层代表或走卒来担任。同时，一切工会都被解散，代替它的是“产业报国会”，所有工人都被编入会中。农民协会也被取消，农民被迫编入“农民报国联盟”。 此外，政府还组织了“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大日本妇女会”（由“国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合并而成）、“复员军人会”，作为青年、妇女和兵役适龄者的组织。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称为翼赞政治会，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下属机构。 翼赞会的最基层组织是“邻组”制度，“邻组”由近邻十户左右组成。 它的上面，在城市设“町内会”，在农村设“部落会”。 “通过这个制度，政府以各部落、各街道上的恶霸为走卒，对全国人民进行监视、统治以及动员。这是比幕府时代的五人组制度更为严密而凶狠的压制人民的组织。”①这种政治新体制使“全体国民..都被直接统治和置于政权的监视之下，全国好像一座大军事监狱，丧失了一切自由。”②近卫首相在建立“政治新体制”的同时，也曾设计了经济新体制的组织。 他打算起用统制官僚岸信介为领导设想中的经济新体制的商工相。岸信介于1936年由商工省商工局长调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制定伪“满洲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38年参与“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的设立，1939年回国，1939年10月任商工次官。虽然近卫想要惜助作为统制官僚岸信介的力量，但岸信介谢绝说：“我认为自己宜作为事务次官留任。总之，在加强统制的情况下，乃以来自实业界的人为宜，而官僚则不可。 这是因为事情要由他们来做，所以不能不认为是没有办法的事。”近卫通过池田成彬反复劝说财界巨头小林一三，才确定了小林任商工相和岸任次官的布局。 自1940年11月起，近卫内阁开始着手建立经济新体制。负责这项工作的经济阁僚恳谈会，自11月12日起开始研究企划院起草的经济新体制草案，在委托企划院重新加以推敲后，于12月1日得出了大致的结论。 可是，针对这个新体制草案，财界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朝日新闻社经济部编辑的《朝日经济年史》（1941年版）指出了它所存在的问题：然而，该草案抛弃以追求企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以往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以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公共的经济原理为基调的扩大生产为其根本目的。对于它的主要宗旨，虽然财界和产业界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有关具体方案，则早就在推敲自主的新体制草案的财界中，引起了各种不安。特别是在最初的草案中，由于写明了“经营与资本的分离”，而大大刺痛了产业资本家，又正好与公司经理统制会相关联，恰逢产业界对革新派官僚的不满和反作用勃然而起的时候。所以，便集中谴责了政府的经济新体制草案，认为它是与产业界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的脱离实际的草案，是无视利润观念的社①［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630页。 ②［日］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1960年版，第193页。 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违反宪法的行动，是暴露了不尊重民间创造精神的官僚自以为是的统制的缺陷。① 12月6日，财界向首相提出了各经济团体联名的意见书。意见书直率地表明了财界对政府草案的不安和担心，特别强调了“应避免经济机构的根本性变革，同意对利润观念给予限制，避免企业的动摇，以实现目前所需要的以发展生产为第一”的宗旨。7日，政府采纳各方面对1日所决定的经济阁僚恳谈会草案的意见，决定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纲要》完全没有涉及资本与经营分离的问题，而是强调说，以“国防国家体制之完成”为目标的“企业体制”，应是在企业担当者的创造精神与责任方面使其自主经营，由发挥最高之效能而增强生产能力，要为了“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而组织“经济团体”。 这里所说的“经济团体”不久便作为统制会而具体化了。 经济新体制的决定过程，尖锐地显示出了资本的逻辑与官僚的统制之间的矛盾。东洋经济新报社编辑的《日本经济年报》（第44辑）指出：“国内增产的必要性一旦急剧提高，迄今为止所采用的各种统制政策便不能不愈益成为它的桎梏。”该年报强调说：“在当今不得不增产的情况下，即使说革新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它的色彩也并非言过其实，当能看到时局紧迫所带来的战时经济的一个转机。”结果，财界与官场、财界人士与官僚还是合不到一起来。1941年1月4日，商工相小林一三罢免了商工次官岸信介。 然而，经济新体制不仅不能逃脱官僚的统制，反而露骨地显示出了官僚化的倾向。统制会于1941年4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会长是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平生釟三郎。其他各行业也根据8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1月起建立了统制会，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担任会长。《朝日经济年史》（1942年版）指出了统制会的官僚化问题：统制会为了进行充分的活动而需要成为庞大的组织，作为实际问题，便不能不成为监督官厅与二重组织。在迟迟不肯让与权限的官厅方面，其心理有着这种因素，即在将来也不能指望会有不惜全力支持统制会的态度。而且，统制会成立时间也短，处在几乎还没从事什么活动的状况下，但另一方面却已表现出了官僚的色彩以及将来要走向官僚化的倾向，在事务上没有统制会之间的横向联系，由于要维持各自统制会地盘的态度而阻碍综合效率的情况乃是很多的。① 统制会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关中占有许多席位，就使资本的逻辑与官僚统制、军部独裁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不久，资产阶级便提出自己的要求，为运动的开始创造了条件。 统制会从纵的方面，把各产业部门的所有企业组织起来。统制会被赋予分配生产任务、分配资金和原料、动员劳力、解散和合并企业以及决定价格和利润等各方面的大权。这就确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权。这种体制是“在由纳粹直接输入的‘公益第一’的名义下，不外是以国家权力保障垄断资产阶级最大利润的体制而已。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不能改编的就被消灭）”。②实行经济新体制的结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1937—1941年的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吏》，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86页。 ②［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631—632页。 四年中，他们的资本和利润迅猛增长。例如，造船工业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在这一时期资本增加3.1倍，利润增加6.5倍；机器制造工业的日立制作所的资本和利润分别增加3倍和4.3倍。①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比重发生变化，前者的比重扩大。在1938年4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前后，第一次近卫内阁公布的《农地调整法》继承和发展了以往《自耕农创设法》的旨趣，把创建自耕农的法制化与保护佃农（限制收回土地）作为政策提了出来。 阿部内阁于1939年12月公布的《佃租统制令》，把每石的佃租固定为43日元，禁止佃租同米价一齐上涨。 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10月决定的米谷管理规则，实行了管理米制度，把米谷移交国家管理。第三次近卫内阁于1941年8月实行的大米二重价格制度，把主价格与生产者价格分开，在生产者价格中包括奖金的同时，实质上便减低了生产者（佃农）向地主交纳的佃租。 这样，对生产粮食的生产者（佃农）的保护结果便大大推进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编辑的《日本农业年报》（第1集）计算出，实物地租的50％的佃租率，以货币表示，1941年的大米即为45％，1943年的大米为38％，而到1945年则仅为9％。 当政府再次开始推进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时，由耕地农民所建立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发表了声明：“要把历来土地斗争的方向集中于耕地农民的自耕农化这一点上。”1942年3月，当时的东条内阁便禁止了同盟的组织。 这样，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未能经由耕地农民的手来实现。 近卫政治新体制当初的意图是统一各种政治势力、实行政治领导一元化、牵制军部等，但并未如愿以偿。近卫经济新体制，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的势力得到了加强，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日本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政党、工会等独立组织均被解散，直至最基层的国民都被编入部落会、町内会等地区组织和产业报国会等职业团体。成为以内务官僚为中心的势力进行上情下达的机构。在“实践臣道，尽忠职务”的口号下，剥夺了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人权，为法西斯体制的改组开辟了道路。 “共荣圈”狂想 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后不久，就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方针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国防国家，即将英、法、荷、葡等国在亚大地区的殖民地，列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在亚洲地区取代欧美的殖民体系，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当时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与地区有： 日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阿富汗及太平洋诸岛屿等。 这一臭名昭着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最初是出于外相松冈洋右之口。1940年8月1日，松冈发表声明，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以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供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由他们主宰一切。 日本的政策就是要获得中国、印度和南洋（东南亚）的丰富资源。把“东①［日］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1960年版，第159页。 亚新秩序”扩大为“大东亚新秩序”。把横跨“满蒙”、“中国本部”和东南亚——如果有机会甚至还要及于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丰富资源确实纳入原料补给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必须强化战争机器，称霸东亚和太平洋，夺取以上地区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南洋的石油、橡胶、锡、铁、铝矾土以及大米、食糖等等。在南方的权益对于日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尤其是石油更是日本战争经济的血液。“荷属东印度实在是东亚的石油宝库。它拥有相当于日本的大约20倍即80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当时日本每年需要大约500万吨石油，而其自给能力不过只有10％。”①日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大东亚共荣圈”确定起来，就可以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就可以保证把荷印出产的全部石油运到日本。 南洋地区除了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外，还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新加坡是英国的重要军港，马尼拉是美国的海空军基地，摧毁英美在两地的海空军力量，夺取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就可以控制西南太平洋，囊括美、英、荷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这不仅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步骤，而且西进可入印度洋，包围锡兰、印度，进而与希特勒的侵略军在中东会师，南下则可攻澳大利亚，从而称霸西南太平洋。 要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日本帝国主义是力不从心的。它不仅要遭到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要引起英、法、荷等西方殖民帝国的反对，尤其是引起日本争夺太平洋的劲敌美国的反对。 当时，日本陆军被困在中国战场。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搞垮重庆政府是早日结束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而迫使重庆政府投降的有效办法就是断绝它的外援道路。如果同英美开战，占领印度支那，封锁海防和滇越公路，入侵缅甸，截断英美从西部对中国的供应线，便能在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而调出大量日军并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去加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能力，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本为了实现向南方扩张的政策，就必须勾结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又必须在北方稳住苏联。因此，近卫内阁推行了以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为杠杆的向南方发展的政策。 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对抗美英等竞争对手，日本急于和法西斯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企图同德意一起建立“世界新秩序”，并且描绘了有别于德意两国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日本计划把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这“四大圈”。日本所描绘的“世界新秩序”，其意图在于牺牲中国和大英帝国，瓜分欧亚大陆，进一步重新瓜分世界。 日本向南扩张，必然要遭到英国的抵抗。日、英两国在日俄战争前，为了共同对付俄国，曾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以此为借口参加了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华盛顿会议以《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条约》，同时，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权益被美国夺占。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力量大为削弱，已经不能在太平洋地区称王称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的力量已经被德国牵制在欧洲战场，无暇东顾，当时的英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 ①［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1975年原书房版，第43页。 如果日本同英国开战，就必须冒“不惜同美国一战”的危险。日本向南扩张，夺取南洋的战略资源，又使它同美国的矛盾加剧。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出产的橡胶占世界产量的78％，出产的锡占67％，这些产品一向以美国为主要买主。1940年，这两地生产的锡有90％、橡胶有75％卖给了美国。日本独占南洋的野心不能不激起美国的反对。 此外，菲律宾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窥伺亚洲大陆的跳板，日本进逼南洋，侵占菲律宾，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殖民利益。 日本国防方针中的对美战略虽是海军的主张，但海军并不想对美国本土进行进攻性作战，也没有要使“美洲圈”解体那样的政治谋略。但是，随着日美矛盾的激化，美国就成为日本的潜在敌人和主要敌人。因此，日美开战是不可避免的。 原来，日本就同德、意签订条约一事，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主要原因是日本当时仅仅把苏联当成是三国同盟的对象国，而不想激怒英美。当日本确立了“大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后，就要“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这样，三国同盟又作为首要问题列为新内阁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企图借助德意以牵制英美的力量。 日本希望德国把美国牵制在欧洲，因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德意占领西欧诸国后，美德矛盾也因争夺欧洲和拉丁美洲而变得激烈了，因为欧洲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世界金融、贸易的重要地区。1939年就有情报说，德国武器生产居世界第一位，并且开始研制一种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核炸弹。这些对美国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美国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美国必须首先打败的敌人。 当时，美国的大城市和大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地靠近欧洲。在大西洋上，美国的军舰和商船经常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惧怕德国的入侵远远超过对日本的担心。 另外，美国的海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英帝国和欧洲国家，并且欧洲又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希特勒征服西欧后就切断了欧美贸易联系。 美国在法国败降后，为了摧毁希特勒德国的霸权，极力以英国为反德的前哨基地，援英抗德，以阻止希特勒入侵美洲，进而打败德国。否则，如果英国一旦崩溃，希特勒称霸欧洲，掌握了欧洲所有的造船厂和海军，则美国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早在1941年4月，英国损坏的军舰和商船就在美国的船坞里修理，同时美国造船厂已开始根据《租借法案》为英国建造大量的军舰和商船。可见美国首先是要对付希特勒这个主要敌人。 希特勒德国早就希望同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方面拉拢日本反苏，以便东西夹攻；同时为了阻止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又想利用日本在太平洋上牵制美国，打击英国。两个法西斯强盗各怀鬼胎，再加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想狐假虎威，扩大侵略。于是，从1938年就开始酝酿的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终于在1940年9月27日正式在柏林签订了。这一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德、意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 在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条中规定：“..三国并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①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大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所以，这个条约充分显示出它的矛头是针对苏联和美国的。日本就这样进一步同德意法西斯勾结在一起，对美国施加压力，妄图在瓜分世界、谋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斗争中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日本同德意两国一起企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其中包括一个苏联圈。 其实，日本又何尝不想侵占社会主义的苏联呢。他们在1938年（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诺门坎事件）曾两次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但都遭到了失败。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部分陆军陷在中国，北进侵犯苏联又主要依靠陆军，因此颇感力不从心。日本虽然为了有朝一日从苏联夺取西伯利亚而在秘密地准备日苏战争的计划，但是，为了实现三国同盟的目的，出于使苏联采取中立友好态度的必要性，便特意设计出一个“苏联圈”，玩弄政治权术。作为中立友好的代价，日本声称要把“印度、伊朗”分让给苏联。 为了调整日苏邦交，松冈外相将访问欧洲，他草拟了《对德意苏谈判方案纲要》。1941年2月3日，在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参加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经过若干修改后得到承认。其中的一段进一步鼓吹了瓜分世界的设想： 帝国主张将世界划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包括印度、伊朗）这四大圈（将澳洲及新西兰留给英国，大体如荷兰之待遇），于战后之媾和会议上加以实现。① 松冈洋右外相于1941年3月12日出发前往欧洲，在得到德国的协助后，向苏联提出了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苏联舆论认为，不带有收复失地的不可侵犯条约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所说的“收复失地”，是指库页岛南部（萨哈林南半部）和千岛群岛。苏方只同意缔结中立条约。4月13日，松冈便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其有效期为五年。 4月17日，日本陆海军部便大体确定了《对南方施策纲要》，决定在同荷属东印度间“确立密切之经济关系”的同时，还要“迅速同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之间建立军事结合关系”；并下定决心，当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因英、美、荷等对日禁运而威胁帝国自身之生存时”，以及“美国单独或与英、荷、中等联合，逐渐加强对帝国之包围态势，以致帝国国防不可忍受时”，“在对此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帝国将为自存和自卫而行使武力”。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以外相松冈洋右和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张立即实施北进，配合德国出兵苏联。 松冈拜谒天皇，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在6月25日的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海相及川表示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陆军参谋长杉山元针对松冈的质问也回答说：“目前，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不可能。”经过激烈争论后，7月2日，在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规定“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了达到向南方扩张的目的，“必须排除任何①《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78—279页。 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73页。 障碍”，并“不惜与英美一战”。 由于“南进”准备尚未就绪，为了隐蔽日本的南进企图，近卫内阁从1941年4月起正式同美国进行谈判。为了给侵略战争赢得时间，需要继续制造假象，近卫决定撤换一味刺激美国的反复无常的松冈。7月16日，近卫宣布内阁全体辞职。7月18日，成立了第三届近卫内阁。外相由较温和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 在第三次内阁期间，日本一面继续同美国谈判，一面对东南亚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7月28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加速了同美、英、荷之间战争的爆发。9月6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无希望，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10月，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则认为同英美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战争若无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必须避免”。近卫终因不能说服东条等人，向天皇提出了辞呈。 1941年12月8日，新成立的东条内阁以突袭珍珠港的方式开始了同美英的战争。 第33章大政翼赞会 “国民组织” 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后，在26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第二天，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军筹划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它与《基本国策纲要》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海相吉田善吾虽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但内阁中陆相、外相的压力太大，他便于9月5日辞职了。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纲要》采用“皇国”的称呼，取代了过去所称的“帝国”，强调完成国防国家体制的重要性；指出了根据“以八纮为一字之肇国之基本精神”，“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皇国之国是”。 为了实现“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近卫便强调推行这样的方针，即外交上要“特别迅速地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飞速调整对苏邦交”，内政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和确立“新国民组织”。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所说的“新国民组织”，就是打算把国务与统帅统一起来。是想以“国民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来修正以天皇的统帅大权为支柱的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虽然近卫大体上是按照陆军铺设的路线推进其对外政策，但他又不甘心盲目地追随陆军。 其实，日本在总体战方面，缺少最必要的国务和统帅的统一，这是基于天皇制国家机构特殊性的结果。同时，也是有长期的历史背景的。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由天皇直接掌握。作为辅佐这一统帅大权的机关，在陆军里设立了参谋本部，在海军里设立了军令部。这种陆海军统帅机关作为一种独立于议会、也独立于内阁的机关，完全不受政治干预，这就是统帅权的独立。这不仅妨碍了国务和统帅的统一、协调，也成为政府和陆海军对立的原因。1907年，陆海军确定了长期的日本国防方针（《帝国国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兵力，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这一《方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经过了三次修订。尽管长期国防规划和外交、内政部有着密切关系，但政府却不得干预其制定。陆海军依照国防方针向政府要求扩充军备费用，常常和政府的方针发生对立。 近卫首相在第一次内阁期间就有着痛苦的教训。1937年10月25日，近卫内阁创设了企划院，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11月10日，发出了关于“实施国家总动员”的内阁训令。但是，近卫对于“中国事变”的处理是无力的，仍然摆脱不了军部。陆军于11月18日由军令公布了大本营令，于20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决定了处理事变的方向。 大本营是隶属于天皇的最高统帅机关，根据1893年5月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于1894年6月5日设在参谋本部。伊藤博文曾列席大本营会议。 1937年11月24日，陆海军当局发表谈话，把大本营和政府严加区别，强调统帅权的独立，并夸耀大本营的意义和作用： ..大本营之设置，专门根据于统帅大权之发动，系以将平时由统帅部与陆海军省分管之有关统帅问题的处理一元化为宗旨，而使之成为纯粹的统帅机构，并非由此设置而使统帅与国务职责之区分有任何变化。里巷之间常有臆测，以为大本营系将统帅与国务合并之机构，或为战时内阁之前身，但这些全为无根据之流言蜚语，当然并非此次设置大本营之真实意图。①当时，近卫首相要求列席大本营会议。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拒绝了近卫的要求。为了寻求调整国务和统帅的关系，设置了“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但是，这毕竟是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机关，而不是决定机关。所以，仍不能使国务和统帅得到有效的统一；这一联席会议仅存在两个月，以后就再也没有召开。第二次内阁成立时，又恢复了“联席会议”，并且每周召开一次，其决定具有“越过内阁会议的效力”。但联席会议的实际情况，只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认陆海军统帅部的决定。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重新召开的联席会议是谋求国务和统帅的统一机关，不如说它是把陆海军决定树为权威的机关。 大本营的实质，也不过是陆军的参谋本部和海军的军令部相互混合。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是各自独立的，不得互相干涉。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有着长期对立的历史。早在1907年的国防方针中，陆军以俄国为假想敌，海军则以美国为假想敌，相互进行扩充军备竞争。能调整两者的对立并使之统一的机关，在法制上只有天皇。这样，在国家机构上，陆军和海军各自独立，内阁和陆海军又互相对抗。真正统一的最高战争领导机关，是不存在的。 近卫在一年多的第一次内阁期间，深深感到内阁与国务只不过是被统帅所操纵的脆弱的摆设，陆军大臣常常能置内阁于死命。国民的生活、外交的政策，已经完全离开了国民的意志和舆论，而是由军部的意志、说到底乃是由模糊而难以捉摸的统帅的影子来决定、修改和放弃的。 1940年8月28日，近卫在“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了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所谓“新体制”，就是为了对世界新秩序的建设起指导作用，为了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其集中于这一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的所谓“国民组织”。 过去，国民同政治发生关系的惟一机会，是每三年或四年参加一次投票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国民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会抱有多大的关心，这是必然的。近卫所指的“国民组织”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为国家服务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下，才能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为了建立“国民组织”，就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应该从国民当中自发地蓬勃开展起来。假如由政府加以计划指导，使其行政机构化，往往会妨碍国民自发地发挥全部力量。 但是，近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不容许期望这一运动只是自然地发生和展开，而且由下面发生的运动常常会陷入派别斗争，有可能不会成为国民运动。因此，他强调对国民运动，政府有必要积极给以培养和指导，使之能成为“官民协同之国家事业、全国性的翼赞运动。国民的运动乃是要超越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分散性政党政治的运动，是举国一致的、全体的、公共的运动，是要促进全国的所有力量一元化地集结的超政党的国民运动。但是，在近卫看来，国民运动是不能容许采取所谓一国一党这种形式的。他极力强调说： 这是因为，一国一党乃是以一个部分即可构成“全体”，把国家和党同样看待，断定反对“党”就是反叛国家，把“党”掌握权力的地位永久化，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59页。 意味着把党魁当成永久把持权力的人。不管这种形态在别国显示出了多么优异的成绩，但在日本如果立即容许这种形态，那么便会扰乱我一君万民国体之本义。我国乃万民分担翼赞之责，绝对不能容许一人或一党以权力而垄断翼赞。万一对翼赞之想法出现分歧时，则正需仰赖圣断，而一旦作出圣断时，则一切臣僚必定统一于“承诏必谨”之大义，乃日本政治之本色。①近卫概括地说道：“新的国民组织乃是国民在各个部门奉献翼赞大政之至诚的国家的与永久性的组织。”他敦促国民注意天皇于当年2月11日纪元节时发布的宣称“尔臣民宜驰恩神武天皇之创业，念皇图之宏远、皇谟之雄深，和衷戮力，愈益发挥国体之精华，以克服时艰，昂扬国威，回答祖宗之神灵”的诏书，强调了对于“我等国民应处之道”的实践。 近卫的主张包含着奇怪的矛盾，他虽然想把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作为“抑制军部”的手段，但是，他为“抑制军部”而寻求的最高手段又是什么呢？是“国民组织”？是“圣断”？是国民？还是天皇？ 近卫否定了自己所倡导的新体制，虽然最初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来纠正军部的独裁，但遇上了“一国一党”与“一国一人”之间的矛盾，便放弃了“国民组织”。 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是绝对不会站在普普通通的国民这一边。可是，当他同军部发生矛盾时，又感到势单力孤，没有后盾，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因此，他就幻想构筑一个“国民组织”，用以同军部相抗衡。可是，这个“国民组织”一旦带上政治色彩，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国民运动，这又是近卫所害怕的、所不愿看到的，那就会形成近卫所认为的危及天皇制的“共产革命”，就会扰乱“一君万民”的国体。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圣断，以“大政翼赞会”偷换了“国民组织”，把“大政翼赞会”当作“实践臣道”的机构。 实践臣道 近卫文麿作为一个宫廷贵族，过去一直是同“国民”最为疏远的。还不单纯是疏远，他作为首相，也曾残酷地镇压过国民的“自发”运动。自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在他第一次组织内阁期间，曾压制人民阵线运动，逮捕了山川均和大内兵卫，禁止出版反法西斯思想的杂志《世界文化》，逮捕了久野收与和田洋一， 还曾禁止出售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河合荣次郎所写的四本着作，并给予其停职处分。 近卫原来并没有要寻求国民“自发地发挥全部力量”那样的思想。他为了“抑制军部”而考虑到“国民组织”，这是为了实现“国务”与“统帅” 的一致而要对军部的独裁加以修正的结果，是使这一修正的方向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对应的结果。最后，近卫在“国民组织”与“圣断”的选择中，不得不选择了“圣断”。那么，所谓“圣断”又是什么呢？ 近卫认为，欧洲立宪国家中的君主虽是立宪君主，却有一定的“大权”。 1831年制定的比利时宪法规定由国王“批准法律，予以公布”，还规定国王“统帅陆海军，宣战，缔结媾和条约、同盟条约及通商条约”。同时，比利时宪法还写明“一切权力来自国民”，确定了国民主权。 与比利时国王相比，英国国王拥有更为切实的权力，并不断行使其大权。 ①［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76页。 他有“把全部军舰卖掉”的权力。即使国王想把英国的全部军舰卖给苏联，按照惯例需得到海军大臣的副署，否则不能实现交易。如果海军大臣副署了，那海军大臣就会受到下院的追究，从而成为整个内阁的责任问题，而内阁最终只得辞职。然而，根据1920年的非常时期权力法，枢密院在非常情况下，有发布《非常事态宣言》的权力。在非常事态持续期间，政府可不必得到议会的承认，也不必通知议会，便可以发布敕谕。 日本天皇虽然也不断发诏敕和敕语，但大多是根据当时政府的要求作出的。虽然有时是天皇对政府已经拟好的草案提出希望，并加以修改，但其要点则还是由当时的政府借天皇的名义拟就的。不过，近卫所寻求的“圣断” 不同于对普通的诏敕和敕语那样的要求。近卫所寻求的“圣断”，与英国在非常时期权力法之下国王的敕谕乃是为了使面临紧急状态的政府便于行使行政权的非常手段大体一样，是在为了合理地完成战争而必须抑制军部以谋求国务与统帅的统一这一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情况下，它也不难成为推翻军部独裁的“宫廷革命”的契机，如果考虑到“国民组织”有可能变成近卫所害怕的“共产革命”，那么，作为与“国民组织”相反的另一选择对象的“圣断”，就有可能发展为“宫廷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近卫仰赖“圣断”不仅有其思想基础，也有其社会基础。在当时日本社会状况下，不用说，与“国民”疏远的近卫进行自上而下的国民运动并不能改变军部的独裁统治，激进的进步人士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军部的专横。 早在“二·二六事件”前，在对“天皇机关说”进行抨击的同时，就开始了“显教对密教的征伐”。1935年3月，众议院就指出，“明征国体之本义，明确人心之归趋，乃眼下最重要之任务”；并作出决议称，“政府对于与我崇高无比之国体不能相容之言论，应立即采取坚决之措施”。军部采取高压手段，使冈田内阁发表两次声明，指出统治大权俨然在于天皇，是国体之本义，是帝国臣民坚定不移之信念。 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而逐渐形成独裁的军部，向历届内阁要求普及显教。1936年3月成立的广田内阁，在其政纲中指出，“盖施政之基本，在于显扬肇国之理想，以实现一君万民、举国一体之美”，强调了“使巩固之国体观念愈益明确”的必要性。1937年2月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同样在政纲中声明，决心愈益明征国体观念，阐明敬神尊皇之大义，发扬祭政一致之精神，以加深国运通畅之源流。 就在林内阁总辞职的1937年5月31日，文部省出版了《国体之本义》小册子，宣扬显教的教义：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 万世一系之天皇为统治大日本帝国而所在之皇位，“乃万世一系之天皇之御位，系惟一继承天照大神系统之皇位。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之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实之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成我国之臣民。如此之皇位乃无上尊严之高位，乃永不动摇之国家的根本原则”。 作为现实的神进行统治的天皇，“由祭祀而与皇祖皇宗结为一体，与皇祖皇宗之精神相呼应”，但“显彰皇祖皇宗之遗训的统治之洪范”正是宪法，宪法所规定的“政体法之根本原则”，既非英国式的“君临但不统治”，也非“君民共治”，而是“天皇之亲政”。日本的宪法乃是“万世一系之天皇以‘承受自祖宗之大权’，依其之所想而制定的钦定宪法”。 在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下，祭祀、政治于根本上乃系一体，议会不是“君民共治”之机构，而是翼赞天皇之亲政的特殊机构： 如议会者，在所谓民主国，系作为名义上之主权者的人民的代表机构；在君民共治之所谓君主国，乃抑制君主之专横、为实现君民共治之人民之代表机构。我帝国议会则与之完全不同，乃对特殊之事项采取特殊之方法，正是为翼赞天皇之亲政而设置者。 显教在传播中把天皇尊为绝对君主，接触了显教的国民便把天皇作为绝对君主来尊崇。 把日本投进了侵华战争的近卫内阁，于1937年9月9日决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实施纲要，发出了内阁训令，指出打开因“中国事变”而面临困难局面的方法“在于根据我尊严之国体，进一步振作尽忠报国之精神，在国民日常之业务生活中加以实践”，特别强调了“昂扬日本精神而实现举国一致” 的必要性。 日本政府通过“纪元2600年”①的庆典活动，展开了关于国体意识的大规模宣传战。 《朝日年鉴》（1941年版）这样登载了1940年1月1日的庆祝盛况：光辉的纪元2600年的黎明，终于伴随着来自国家肇始之圣地的橿原境内的大鼓声而来临了。在今年的1月1日，从头一天夜晚就来橿原神宫等候新年参拜的人们，挤满了通向正门的道路。凌晨零时，菟田官司打响了神前的大鼓，宣告新年的开始，并通过无线电收音机向全国转播。上午9时，全国一亿国民一齐遥拜皇官，表达庆贺之诚意。还有，帝国联合舰队驶入大阪湾，并发射礼炮，向天皇致敬。 1月9日，东京的七家百货店举办了由以近卫首相为会长的庆祝会主办庆祝纪元2600年展览会。31日，日本文化中央联盟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艺术节开幕仪式。在2月11日纪元节那天，天皇还亲自决定在宫中举行纪念仪式，以皇族和年初组阁的首相米内光政为首，有文武官员2000人参加，随后便向国民发布了诏书。内阁接到天皇的诏书，便发出告谕，极力强调遵从“昭示臣民翼赞之道”的诏书，发扬“臣民辅翼之大义”的必要性。 贵、众两院分别把前一天的全体会议决定的祝贺上奏文献给天皇，贵族院强调：“兴亚之圣业虽前途仍有重重困难，但以陛下之棱威能克服无数艰险，八纮为一宇之日盖已不远，遥远皇祖之神灵亦当有以鉴察。”众议院则发誓“敢以匪躬（舍己尽忠之意）之节辅翼圣业”。6月10日，天皇行幸宇治山田市，在他参拜丰受大神宫的上午11时12分和参拜皇大神宫的下午1时54分，全国的国民也都依据收音机、汽笛和钟声而遥拜了神宫。 庆祝纪元2600年的仪式一直持续到7月继米内内阁之后成立的近卫内阁的时期。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一天的10月11日，海军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而举行了特别的阅兵式。21日，陆军同样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举行了纪念阅兵式。11月10日，近卫内阁在皇宫外苑（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纪①1872年，将日本神话中虚构的神武天皇即位年份规定为公元前660年，称“皇纪”元年。据此，1940年则为纪元2600年。 元2600年庆典。天皇身着军装出现于5万名参加者的面前，近卫首相把充满国民祝贺之意的贺词上奏天皇。天皇宣读了“望尔臣民善自体察以往所降宣谕之旨趣，显扬我唯神之大道于中外，以期对人类之福利与万邦之协和有所贡献”这样的敕语。第二天，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宫外苑举行的庆祝会，下赐敕语，举杯祝贺。全国学生代表3000人合唱了国民庆祝歌曲《纪元二千六百年》。 10月30日，教育界的1.1万人在明治神宫外苑的宪法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教育敕语》发布50周年的仪式。天皇下赐敕语，强调了“国体之精华”。 在全国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的政治氛围中，近卫首相关于“国民组织” 的主张，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也没有多大的鼓动性。于是，近卫将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偷梁换柱为“大政翼赞会”而得以出笼。近卫自己并不承认大政翼赞会是政治组织，而认为它是以“万民翼赞”，“承诏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机关。 1940年，近卫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即10月12日，举行了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仪式。近卫作为总裁在会上致词，他面对希望展开强有力的国民运动而聚拢来的会员演说道：“本运动之纲领，仅在于实践翼赞大政之臣道..此外别无纲领和宣言..” 听到这样的演讲，那些满怀希望的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只有那些唯心派右翼兴高采烈地鼓了掌。在大政翼赞会成立的当天，近卫便否定了它作为“国民组织”的存在。大政翼赞会实质上只不过是由内务官僚领导的、和以前一样是自上而下的官办国民运动。 这位生长在天皇宠信的贵族之家的近卫，自小就受到作为“天皇家屏藩” 的教育和训练。近卫的曾祖父近卫忠熙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心腹，历任宫廷要职。近卫在家中同曾祖父最为亲近，一起生活了八年，深受尊皇保皇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两次组阁，但他同国民还是最疏远的，一到紧急时刻，便像弃之如敝展那样，抛开了“国民”与“国民组织”。对于他来说，剩下的惟有“圣断”而已。 当近卫首相把大政翼赞会由“国民组织”变为“实践臣道”的机构时，内务官僚则暗自称快。企图把“新体制”当成行政的辅助机构的内务省，成了使大政翼赞会精神运动化的主角。还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期间，就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产生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作为政府的外围组织。到平沼内阁时期，又在政府中设置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加强了政府的统制。米内内阁期间，则废除了中央联盟和委员会这种二元组织，合并为由首相和内相任正副会长的官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1940年10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在建立大政翼赞会的同时，又解散了本部，使之与大政翼赞会合流。 在大政翼赞会建立前不久的9月11日，内务省即向各府县通知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整顿纲要》，把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当作不许“下情上通”的“上情下达”的机构而系列化，建立起一个人也不遗漏地直接监督国民的组织网，甚至企图以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来偷换近卫首相所计划的“国民组织”。大政翼赞会离开近卫的意图，成为官僚统制的机构。 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后的1941年1月，内相平沼骐一郎把大政翼赞会同《治安警察法》上的“关于政治的结社”相对照，认定其为“与政事无关”的“公事”的结社，禁止其从事政治活动，试图使其“精神运动化”。 东条内阁取代近卫内阁后，在1942年8月的内阁会议上把部落会、町会、邻组列为大政翼赞会的一环。大政翼赞会的机关刊物《大政翼赞》号召，“于今要建立一亿国民之组织”。另一方面，大政翼赞会把各种社会团体都包容于自己的属下，以“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之实现”为目标，组织各职业和地区的“臣道之实践”。 翼赞体制 大政翼赞会虽说实质上变成了精神运动机关，但新体制运动却彻底加强了对国民的官僚性统制和统治。 大政翼赞会除了中央和地方都同官僚机构形成一体之外，它还成立了部落会、町内会和邻保班的基层组织。 邻保制度是古代的共同体组织，明治以后基本上瓦解了，但是法西斯把它作为直接控制民众的组织，在重新改组的基础上又复活起来。有别于行政村的自然村的部落，明治以后才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以前搞农村自力更生运动时，成了农事实行组合和清理负债组合的单位。 自明治以来的地方行政是，把行政村作为官僚统治的基层组织，采取了不承认自然村的方针，正如在部落所有森林原野统一运动和氏族神统一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其目的是破坏作为共同体的自然村。可是在农业危机对策中，不得不利用自然村的共同体机能。1932年10月在农林省下达的关于恢复农村、山村、渔村经济的训令和1933年3月的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法里，正式承认了部落是农村的单位。 这种战时体制下的邻保组织，根据1940年内务省制定的《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设置纲要》进行整顿和制度化。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地方本部的统制下，编成以5—10户的单位的部落会、町内会，以家族主义的互助、团结和振兴地方自治为宗旨。 町内会和邻组作为大政翼赞会所领导的组织，根据内务省的训令，从1941年7月以后，通过广播主持召开了全国邻组统一例会。通过这种方法，把全体国民在其居住地编入官僚机构的基层组织町内会和邻组里。 这个邻组制度是把地方上的小头目编入官僚统治的基层里，以达到贯彻统制和动员。这些小头目主要是担任町会和邻组长的干部。他们主要是中小工商业主、退役军人、中小地主、上层自耕农、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官公署职员、神官、僧侣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他们形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政府不仅在居住地区强化了组织，而且在工作单位也强化了组织。1940年7月，连总同盟等最后剩下的工会也被迫解散了；同年11月，作为翼赞会的外围团体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其前身是1938年7月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1939年政府命令成立以知事为会长的府县联合会，使产业报国会官办化，同时强行解散工会组织。指导思想以“国体本义”为基础，以“产业报国”、“劳资一体”为核心，以“企业一家”、“家庭和睦”等家族主义的思想意识为特征。 1941年，产业报国会已达6.5万个，会员有547万人，组织率达70％。 由厚生大臣任总裁，干部均由“特高”官僚、大公司主管劳务的人员和右翼工会运动的头子担任。 在其他职业领域也都成立了农业报国联盟、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等各领域的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环，于1938年11月组成，1942年加入大政翼赞会，1944年5月改称为农业报国会，只剩下不多的农民组合。根据政府的劝告，1940年7月、8月、9月，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大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农民联盟相继解散。 青年组织统一于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青少年团以1925年创立的青年团体的全国组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核心。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是战前青年团的全国联合组织，1925年由民间倡议成立，但受官僚控制，旨在对青年进行军国主义、崇拜天皇的教育。纲领为：修炼身心，勤劳奉公，体察忠孝之本义，致力于国运的发展。1939年改组为法西斯统制团体大日本青年团。法西斯体制建立后，1941年1月，大日本青少年团是在合并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大日本少年联盟和帝国少年团协会等三个团体后成立的，是大政翼赞会的下属团体。 妇女组织统一于大日本妇人会。过去一直对立的爱国妇人会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同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亦在1942年2月合并，成为官办的妇女团体，属于大政翼赞会。 此外，还有退役军人组成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这些组织和团体共同发挥了动员组织的作用。于是，所有的政党和工农团体以及一切民众的自发性组织都被破坏了，把所有民众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单位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里，统一于天皇制统治体制之内，用以确立日本法西斯的统一的民众统治体制。 如此严密、彻底地将全体国民组织起来并由法西斯官僚一手把持和统治，是日本法西斯的一大特点。 偷袭珍珠港虽然使日本国民感到吃惊，但在12月8日正午传达的天皇的宣战诏书说是“为了自存自卫”。甚至连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土都为对美英战争的胜利而感动，被战争的狂热弄得飘飘然。 以战争初期的胜利为背景，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体制得到了加强。在开战的同时，东条内阁以“非常措施”为名，逮捕了过去与左翼运动有关系的人物。在12月16日召开的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和《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前者为了加强言论统制，将原来有关政治性集会和结社的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实质上等于禁止了一切这种活动。后者为战时犯罪加重刑罚。 此外，从1941年12月末至翌年3月末的例行议会，接连不断地通过了《战时刑事特别法》、《战时民事特别法》、《粮食管理法》和《重要物资管理营团法》等战时法规和统制法规，加强了治安体制，巩固了法西斯统治。 1942年4月，相隔五年举行了众议院大选。日本统治集团以内外形势紧迫为借口，把在前一年4月任期已满、理应实行的众议院大选拖延了一年。 这次是在加强治安体制基础上、抓住战争狂热高涨的有利时机才举行的。在选举之前，东条内阁收罗了一些政治家、财界人士和军人，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为会长，组织了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这个协议会，是替代政府推荐候选人的，并和内务省、各地警察密切联系，在公告大选那天以前，就推荐出全部定额候选人。东条内阁只把与政府步调一致的人推荐为候选人，其他人则完全予以排除。由于“翼赞选举”，议会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庸。政府对市、町、村的官僚组织、警察和各种团体进行了总动员，公然干涉选举，为了只让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而积极努力。 这次的所谓翼赞选举，在定额的466名中，推荐候选人当选了381人，非推荐候选人当选了85人。选举后，网罗推荐和非推荐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组成了新政治结社翼赞政治会，由阿部任总裁。这一团体是根据东条英机的指示、为建立战时独裁政治基础而建立的政治团体。除了两院议员外，还有舆论界和财界的代表，标榜“团结全国政治力量”、“确立翼赞议会”。只有少数议员不参加，或参加后退出。1945年3月该团体解散，发展为大日本政治会。 由于翼赞政治会以外的政治结社、众议院内的交涉团体全部解散，事实上实现了一国一党制，从而奠定了东条内阁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础。 5月，临时议会开会，通过了感谢陆海军的决议案，政府提出的原案全部得到通过。议会完全变成了政府的辅助机构，变成了只以鼓掌通过为己任的御用议会。 在翼赞政治会成立后，政府又改组了大政翼赞会，用以加强翼赞政治体制。在翼赞选举之前，1942年1月，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翼壮团”在选举中用来作为实际行动部队，最初是以团员自发性活动为主的翼赞会外围团体。可是，政府和官僚对于加强“翼壮团”的自发性活动严加警戒。 5月，决定把过去各个省（政府各部机关）分别领导的国民运动组织，一律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也决定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6月，把工人团体、青少年团体、妇女团体等都合并到大政翼赞中来，剥夺了这些团体的主动性和自律性，成为行政的辅佐机关。 另外，按地区把居民组成町内会、部落会、邻里会，通过这些邻保组织，加强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干涉和使群众互相监视。 这样，在战时，民众的自律性的组织全部被破坏，甚至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也被统一化。这种被称为翼赞体制的统治体制，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支柱。统一的翼赞政治体制就此确立并巩固起来了。 战时统制 近卫文麿及其亲信所推行的“新体制”，其目的是集中国民的政治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大政翼赞会就是这种“政治新体制”的具体体现。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或为了进军南方同英美开战，或为了准备将来对苏作战，非常有必要确立国内战争体制。军部甚至认为有必要效仿德国建立强有力的一国一党独裁体制。 在整个战争期间，大政翼赞会以“实践臣道”为宗旨，成为协助政府的公务结社。主要工作是统制国民生活。 大政翼赞会本部的总裁由首相兼任，都、道、府、县的知事被任命力支部长。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法西斯头予以及妇女首领等包括统治阶级各界各阶层的代表、走卒所组成。同时，一切工会都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产业报国会”，所有的工人都被编入会中。农民协会也被取消，农民被迫编入“农民报国联盟”。此外，政府还组织“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女会”、“复员军人会”。 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称为翼赞政治会，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下属机构。翼赞会通过“邻组制度”把农村和城市的居民都组织起来。通过这个制度，町内会和部落会就被利用来进行防空演习、欢送出征士兵和迎接骨灰等。 后来，由于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而实行配给制时，又被用来作为配给的单位。 日本加快南进的步伐以后，日美矛盾骤然加剧。1940年9月，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并实施美国石油输往日本需凭许可证的制度。美国还宣布把各种废金属列入7月间宣布的战场物资和航空油的禁运货单。 美国禁止输出石油，对日本是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国内的石油生产还不到需要量的1/10，3/4要从美国输入，其余靠由荷属东印度群岛输入。因此，断绝石油输入，就意味着迫使日本陷入除了消耗国内贮藏的石油之外别无其他办法的困境。当时，日本每月消耗石油45万吨左右。而日本储备的石油约940万吨，仅能维持两年左右，如果同英、美开战，石油在一年半内就会消耗殆尽。 日美开战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种种统制令，推进了一切集中于军需生产的经济改组工作。 《国家总动员法》于1938年4月1日公布，同年5月5日施行。由近卫内阁之下设立的“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关”——企划院立案。在众议院审议时受到民政党和政友会的自由主义议员的批判。对此，陆军省军务课课员佐藤贤了便大肆咆哮地说：“住口！”该法案授予政府极广泛的权力，以便统制和运用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全力，支持战争。据此，政府在战时可统制劳务、物资、资金、设备、事业、物价、出版等，平时也可下令调查职业能力、培养技术人材和保存物资等。1941年该法经过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统制权限。政府以此法案为依据，频繁地颁布各项命令，强制进行战时动员。 与此同时，在各个产业和金融部门中，成立统制会，从原料和资材的分配、生产的分摊直到劳务和利润都进行了全面统制，垄断资本依此确立了对全部产业的支配权。于是，牺牲民需工业和中小企业，把所有资金、物资材料、劳动力都投入军需生产的体制形成了。 统制会于1941年4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其他各行业也根据8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1月起建立了统制会，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担任会长。统制会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确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权，保障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利润。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这样，军需生产的工厂企业膨胀，民用生产萎缩。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他们的资本和利润迅猛增长。三菱重工业公司的造船工业和日立制作所的机器制造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资本和利润在战争初期的4年中增加了3—4倍。 然而，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军需生产，不久就陷入其本身带来的矛盾之中。为了继续发展军需生产，就必须发展支持它的以基础生产部门为主的总生产力。即使只发展缺少雄厚基础的军需生产，如果不能保证原料、部件、劳动力的再生产，很明显，虽然暂时会有发展，但会立即耗尽原料和资材，陷于困境。 从1938年起，政府制定《农机具用钢铁配给纲要》，对钢铁、铜、锡等农机具原料实行国家计划配给。1940年又制定《农机具配给统制规则》，成立专门公司管理农机具购销，有权指定制造工厂、分配产量、决定出厂日期和销售去向。至战争末期，由于缺乏动力及原材料，整顿合并了全国农机制造业。1940年，全国有衣机工厂2511家，到1945年，仅存1214家。同时，对农机具种类加以限制，加强了对动力、劳力、原材料、品种及产量等方面的统制。 自发生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时起，大规模的航空消耗战需要大量的飞机和船舶，结果破坏了日本生产力基础——基本产业部门。仅就武器和军需品的生产而言，以1943年为顶点，以后生产量日益下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基本断绝，更加快了军需生产的停滞。战争使日本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地的美国、英属各地区的贸易完全断绝。而指望能够代替的东南亚资源，只有运到国内才能发挥作用，但由于海上运输断绝而成为不可能。日本的战争指挥者对于确保南方运输路线又很少关心，海军不愿拿出力量来护卫海上运输路线。从1942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潜艇的攻击，运输船遭到了巨大损失。另外，陆海军都把有限的船只征来供作战用，对确保运输物资的船只并不关心。 运输的断绝给战争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军需工厂也由于资材不足，设备闲置起来，多余的工人无活可做。1943年11月，为了军需生产的一元化计划和经营设置了军需省，但在运输断绝和原料、资材缺乏的情况下，不但不能扩大军需生产，连任何方案也制定不出来。 在军需生产下降以前出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民生活遭到破坏，主要是缺乏粮食，这正是使战争体制崩溃的原因。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牺牲农业的政策使农业发展缓慢。日本常年粮食需求量中，有10—20％靠掠夺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等地解决。进入战时经济体制后，如何继续发展刚从30年代初期严重危机中复苏的农业，以确保粮食供应，满足战争需要，成为日本战时农业政策的最大课题。 民族习惯的主食是大米，粮食问题主要就是稻米生产和供应问题。 1939年朝鲜大旱，输往日本的稻米锐减。日本国内稻米生产从1940年以后也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却使稻米需求量迅速增加。 进入40年代后，国内粮食危机日益严重，粮食生产赶不上需求量的增长。日本政府不得不主要依靠行政措施，加强征购并限制消费，保住战时经济命脉，这是战时农业政策的中心环节。 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强行征购粮食。1940年10月，农林省在《粮食管理规则》中授权各级农会，“可依照地方官指示决定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收佃租地主的生产和交售额”。到1942年，《粮食管理法》更明确规定：“粮食生产者和收佃租地主必须依照命令将生产出的粮食和收取的佃租按规定数额交售给政府。”在这个义务交售制度下，生产者必须将口粮和种子粮以外的全部粮食交售给国家。政府规定，这些粮食由直接生产者自耕农或佃农交售，免去经土地所有者交售的中间环节。这样一来，政府的强制征购取代了自由交易，农民和地主都丧失了处理粮食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其他相应措施，确保征购更多的粮食。如国家制定粮食征购计划，通过大政翼赞会的邻组机构，依次将征购数字硬性摊派到农民身上。征购任务一旦完成得不好，各村和部落会都要负连带责任。 在粮食消费方面，日本政府从1939年起开始控制消费，翌年即制定了对各种粮食品种的配给统制规则。1940年后，首先由国家管理稻米的征购和配给，成人每人每天配给粮食二合三勺（330克）。1941年7月后掺入豆类，质量下降。同时，统制范围扩大到麦、面粉、芋、大豆、杂粮。《粮食管理法》是集有关粮食的单个法令之大成，规定设立“粮食营团”，以使配给机构一元化，并须按政府制定的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征购时采取地主米价和生产者米价的双重价格制，这样就堵塞了地主把租米变成商品的道路，大米等主要粮食的流通完全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 日本政府以不同标准制定对生产者的征购价和对消费者的零售价，力图使后者低于前者并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上。对直接生产者在征购价的基础上再给以生产奖金和补助金。政府开动机器大量印钞，将灾害转嫁到农民身上。 由于所有生活、生产用品的统制配给和价格的迅速上涨，农民手中无处使用的纸币的增加，并不标志农业生产力发展或生活好转，而是反映了战时掠夺性农业政策的恶果。 城镇的粮食配给制，随着战争的扩大，愈来愈难以维持，配给量愈来愈少，质量也在下降。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言、二分春，终于不得不配给只去壳的糙米。副食品的缺乏更为严重，蔬菜、肉、鱼类因短缺也逐渐实行配给制。到1944年，全部食品都实行了配给制，或实行票证制。以东京配给的生活必需品为例：1940年6月，砂糖、火柴；11月，育儿用乳制品；1941年2月，大米；6月，木炭；7月，豆类，面包类、面条类；9月，小麦粉、食用油、食用肉；1942年1月，豆酱、酱油；2月，衣料类；11月，水果；1943年5月，木炭、烧柴；1944年11月，烟卷。配给量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砂糖从1944年8月起完全不供应，食用油在1945年每人一个月20克，鱼五天供应一次，每次每个人一块鱼段，烟卷成年男人一天六支，衣料品1945年每人一年1.2磅（l磅平均为3.5米）。①到1945年7月，粮食配给量又降至二合一勺（300克），其中一半以上是高粱、大豆、玉米面。政府制定的《国内战场化后的粮食对策》，甚至到了宣传“合理烹调”、提出厉行“完全咀嚼”以更多摄取粮食营养的自欺欺人的程度，成为日本战时农业政策惨遭失败的历史性象征。 以上这些粮食的收购、定量配给、政策的宣传，都是在大政翼赞会下属的机构中进行的。看来，翼赞政治体制的确立，对战时统制的推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战时日本侵略军及战死、失踪者达905万，占日本总人口12％以上。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必然要从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村拉走大批壮丁，数量达278万人之多。战时农村大约共减少400—500万劳动力，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与此同时，大批耕马被征为军马，役牛被送进罐头厂，农用畜力锐减，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同时，通过提高既有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加强劳动强度，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如在农村创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事业。至1941年，平均每个村都设1个公共食堂、2—3个托儿所。在“农民是大和民族之源”、“农民魂正是大和魂”一类口号鼓动下，许多农民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20小时，老幼妇弱成了农业劳动的主力。政府还鼓励集体作业，利用各地农忙期参差不齐，由农会组织劳力及畜力、农机具集体移动，相互支援调剂。 在城镇，则通过町内会大规模动员居民、特别是学生去搞支农劳动。1943年，政府决定动员中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集体去农村劳动，每年一个月。此后时间加长，连低年级学生都必须参加。1945年初，学校已全部停课，动员学生达300万人。战争后期还采取归农制度，让参加军需工业的原农业劳动力在农忙时暂时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此外，政府还用“结婚报国”一类口①［日]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4页。 号鼓励早婚多育。甚至从殖民地抢掠劳工，以解决日本劳动力的不足。 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也推行战时统制。1939年，内务省、厚生省和朝鲜总督府制定了《关于朝鲜劳工移居国内的文件》，有计划地将朝鲜人充当劳工，使之从事“时局产业”（煤矿、矿山、建筑工程、军需工厂等）。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白天把正从事作业的成年男子赶上汽车拉走，像抓奴隶那样驱赶他们，到了日本不让吃饱，生活环境又极不卫生，经常加以体罚，强迫他们劳动。在矿山和铁路工地上，许多朝鲜人被夺去生命。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根枕木，一条朝鲜人的命”（仙山线敷设工程）。随着战线不断扩大，许多朝鲜人被运到前线，在南洋各岛修建飞机场。据内务省调查，原计划1939—1945年动员106.2万人，实际上运往日本的朝鲜人有72.5万人，但也有人估计超过126万人。此外，朝鲜总督府于1938年和1944年分别颁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和《征兵令》，到战争结束时，日本陆海军中的朝鲜人约有21万。 为了确保战时拥有足够的劳动力，规定在通过职业介绍、招募等方法仍得不到必要的人员时，可由厚生大臣发布征用令，强行保证劳动力的供应。 勒令134种职业的现时就业者和具有该职业经历的人员进行登记，对登记者颁发征用书，先后征用160万人。 由于粮食和生活日用品的奇缺，社会上黑市猖撅，物价上涨无法控制，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愈加明显。1940年10月不得不修改《工资统制令》，采取决定适当工资的方针，如规定在每个地区和行业中，雇主应该制定、提出工资条例，承认雇主间签定的工资协定，厚生大臣和地方长官有权发布必要的控制工资的命令和实行处分。但物价上涨超过工资增长，不可能防止实际工资的下降。 由于物价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黑市交易出现。许多工人不得不旷工缺勤，到山区用高价私买粮食。但是，一旦被查出就以经济犯论处。 为了在工作单位强化战时体制组织，1940年7月，连总同盟等最后剩下的工会也被迫解散了。11月，作为翼赞会的外围团体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1941年，产业报国会已达到6.5万个，会员547万人，组织率达70％。 1942年编成军事化组织，归大政翼赞会领导，竭力加强劳动，但因缺勤、怠工现象不断增加，生产效率下降。 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动员国民思想，还强制进行各种活动。自1939年9月1日以后，每月一日定为“兴亚奉公日”，禁止娱乐，废除“奢侈”。在1942年1月2日内阁会议上废除“兴亚奉公日”，改为“大诏奉戴日”，在工作岗位和邻组“奉读”宣战诏书。 在战争后期，通过邻组制度，要求国民在胸前都佩戴一个名片，上面写明性别、年龄、血型，以便随时可以献血。 在战时统制时期，日本的共产主义者，遭到日本政府的彻底镇压，濒临毁灭状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一切活动也遭到禁止。不仅如此，东条内阁在开战不久后召开的议会上，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大部分政治团体被解散，甚至统治体制内部的政府批判分子也被严加处置。 1940年12月，为了统一领导分属各省的情报、宣传业务，设立了内阁情报局。职责是搜集情报、报道、启发宣传、控制报刊的内容及对其他手段的指导和管理。本来，其任务是进行对内、对外的情报、宣传活动，但各省派出的各部、各课之间不断争夺地盘，不仅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反而导致竞相统制言论、思想的结果。内阁情报局总裁由天皇亲自任命，与内阁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企划院总裁并称“内阁四长官”。总裁向有关言论、思想的民间团体派遣“参与”，并负责指导出版周报等。还负责决定情报局推荐的电影、戏剧、歌曲、浪曲等，也向基层派遣文艺团体进行巡回演出，利用这些形式统治国民思想。另外，还掌管分配出版用纸的权力，以此曾迫使《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停刊。 大政翼赞会及邻组制度，在整个战时统制时期，加强了对国民的统治，成为日本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从首都到村镇，从日本国内到殖民地，从国会议员到普通国民，无一不被统一于天皇制统治的体制之内。在这种战时统制之下。在这种愚民政策的愚弄和强迫命令的压制下，全体国民丧失了一切自由，都被置于独裁政权的监视之下，全国成为一座大军事监狱。 虽然日本统治阶级颁布了许多统制政策，但仍然不能阻止人民的反抗。 1945年6月，大政翼赞会及其所属的产业报国会、大日本翼赞壮年团等组织同时解散、消失了。 第34章和谈烟幕 讨价还价 日本侵略中国触犯了美英的在华利益，引起日本同美英的矛盾加剧。日本进逼南洋，要侵占这些地区，严重地威胁到美英的殖民利益。针对日本的侵略：美国也采取了一些经济制裁措施，1940年正式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失效，又先后对日本采取“道义禁运”、“出口许可证制”、“经济禁运”等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飞机、航空设备、军用器材等战略物资输往日本，给予日本一定的压力，以迫使日本同美国妥协。 在政治方面，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矛头明显地指向美国，华盛顿便加紧支持英国对抗日本和德国，指使英国提前重新开放滇缅路，给予国民党政府一些新的贷款。 同时，罗斯福也表明了美国愿意同日本对话，敞开谈判大门，力求美日协调。尽管美日矛盾日趋尖锐，但还没有达到武装冲突的程度。就日本而言，它在经济上还要依赖美国，在军事上惧怕美国雄厚的潜力，暂时还不想同美国直接交锋。日本统治集团也故作姿态，希望调整日美关系，企图利用美国迫使蒋介石投降，使自己在南进时能有个安定的后方。 美国虽然表面向日本提出一些抗议，但实际上仍将战略物资卖给日本，尤其是石油。直到1940年6月，当主管石油产品分配的内务部长伊克斯要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时，罗斯福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声称：“禁运将加重天平的一边，迫使日本在进攻俄国和进攻荷属东印度之间进行选择.. 问题不是节约燃料，而是对外政策..在这方面的考虑现在极其微妙和非常机密..总统和国务卿在出口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认为在他们所了解的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政策最有利于美国。”①由于美国统治集团以战略物资为手段，诱导日本去侵略别人，以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所以美日之间便进行长期的外交谈判，试图拖延战争的爆发。 当松冈外相正在莫斯科大唱“和平中立”赞歌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侧，美日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通过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和赫尔国务卿在华盛顿进行调整两国邦交的谈判。 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部副部长，二人是朋友，且有亲笔通信之谊。虽然双方都希望能找到解决日美关系的良策，然而，野村同赫尔在卡尔顿饭店、沃特曼公园饭店等处多达60次的马拉松式谈判，令他大伤脑筋。 野村是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没有外交经验，而且也不大适合搞外交。 美驻日大使这样写道：“外相说，这次请野村出使美国，野村曾两度拒绝，因为此去势必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保证，而一旦内阁更换，外相易人，新外相若不赞成松冈先生的意见，这些保证就会归于无效；他野村不愿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外相说，他坚决地劝说野村接受此职..”①其实，在野村与赫尔谈判的幕后，还有两位神父的活动，一个叫沃尔什，一个叫德劳特，都属于天主教马里诺修道院的。1940年11月，两名美国神父带着纽约孔莱普商会经理斯特劳斯的介绍信，拜访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①[美]哈罗德·伊克斯：《伊克斯秘密日记》，第3卷，1955年纽约英文版，第558—559页。 ①［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1页。 川忠雄，并给他看了呼吁日本实行“远东门罗主义”的备忘录，还表明了反共立场。井川看了备忘录被深深打动，据说神父的行动是经过美国政府中“最高级人士”批准的。他把两位神父介绍给近卫首相，近卫建议井川去试探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岩畔是个理想主义和阴谋诡计奇特地结合为一体的人物，也正是能把这两位神父的建议付诸实施的人物。 他是谍报活动专家，著名的中野间谍学校就是他一手创建的。东条也很赞赏岩畔对时局的了解。这样，岩畔便怀着玩弄阴谋诡计的意图抵达纽约，协助野村大使，与岩畔同行的还有井川忠雄。 岩畔对德劳恃神父说：“由于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决不能作出任何背叛其他签字国的事情。第13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② 1941年4月2日，德劳特神父协助这两位日本非官方外交人士起草了《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是：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同盟义务；由美国出面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从中国撤军，放弃所有对中国领土的要求。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的物资，维持与日本的通商和金融合作。 方案经罗斯福总统过目后，国务院的远东事务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赫尔也同意这一看法。经过赫尔与野村会晤，赫尔把一张开列四项原则的纸递给野村： 1.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 野村把修改后的方案经两位非官方外交官发回东京。近卫召开了政府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大家都感到兴奋，商定立刻在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 然而；野村却没有把赫尔的四项原则报告给东京。 从欧洲返回国内的松冈听说方案是两个外行外交家搞成的产物，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决定不给华盛顿回答。 急性子的岩畔直接打电话给松冈：“那天我送给你的鱼，你觉得怎么样？ 请早点把它烧了，不然要变味的。野村和其他人都在等你的回应。” 岩畔以此暗示来催促政府对《日美谅解方案》下达训令。可松冈敷衍着说：“我知道，不要太急嘛。你对野村说，别那么积极，不要过早地迷恋老美，向他暗送秋波。” 松冈把方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打算等待希特勒的意见。后来，在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被称为“松冈三原则”的基本方针： 1.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再插手中国；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 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以此作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现在，松冈是要用“威胁美国”的既定方针来重新处理问题。而且，松②［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册，新华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86页。 冈指示野村向赫尔提出口头声明，建议日美签订中立条约，以此作为暂时对美方的过渡性答复。松冈的口头声明是想借德、意领导人的名义，提出对美方针的理论——只有通过威胁压迫，才能阻止美国参战，并重申日本将恪守三国条约。 赫尔当然拒绝了野村的建议：“既然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就请你们保留好了。”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美方已通过破译日本的外交电报掌握了“松冈口头声明”的内容。 5月12日，野村把《松冈修正案》交给赫尔。修正案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威胁压迫美国的方针。这期间日本政府发给野村的大部分电报都被美方破译，赫尔对日本的真正意图十分清楚。这位田纳西州的前任法官，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他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都将背叛美国的民主原则。 赫尔和野村常常在沃特曼公园饭店会面，力图消除分歧，不过进展甚微。 日本拒绝考虑真正从中国撤军，意欲继续控制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地。这一“撤军”方案遭到赫尔拒绝，双方未达成协议。此后，日本趁地中海战火突起、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际贪欲猛增，企图把英美势力全部排除出中国，排除出远东，美国当然不干。 在东京，松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5月14日，他对格鲁大使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是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格鲁受不了这样的侮辱，逐点驳斥了松冈。松冈知道自己说得过分了，写信给格鲁，表示用词不当。“假如人家认为我神经不正常，也毫无办法，因为我生来就如此。” 有不少人认为松冈神经不正常。当罗斯福读完情报部门破译的松冈给野村的指示后，认为这些指示“是出自满腹烦恼、不能安静地进行合乎逻辑思考的人之手”。 由于松冈的辱骂和迟迟不行动，华盛顿的谈判几乎陷于僵局。6月21日，赫尔对日本的提案作出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完全从中国撤军。 近卫及其内阁很震惊，美国人为什么要从自己的建议立场上后退呢？原来，近卫不清楚，赫尔从来就没有把《日美谅解方案》看作是谈判的基础。 赫尔在答复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口头声明，大意是说，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谈判道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人身侮辱，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由于双方讨价还价的差距如此之大，日美谈判陷入僵局。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借机暂时中止了日美谈判。 不惜一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使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各个国家无不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审查和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方针。 松冈外相不顾他在两个多月前亲手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背信弃义，悍然主张立即对苏开战，暂缓南进。但日本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松冈的意见，而主张积极备战，观望待机。 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拒绝松冈关于进攻俄国的建议，加强南进态势，为达到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 军部已经不能容忍松冈对这种以和谈掩护南进政策的干扰，近卫采用内阁集体辞职的办法撤掉了松冈。 7月17日，近卫重新组阁，只有外相一职改由比较温顺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7月24日，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8月1日，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 这样，日美关系空前紧张，谈判已无实际意义了。 但是，日本统治集团仍大耍外交手腕，还建议两国首脑直接举行会谈，想换取罗斯福的让步。8月6日，近卫得到了天皇对日美首脑会谈的同意。8月7日，近卫便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与罗斯福总统在檀香山会见，以讨论调整日美间分歧的措施。 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陆军部长史汀生同意赫尔的看法，认为这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张伯伦使用过的那种“摸心术”。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 “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 两天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想得到肯定的答复，而赫尔连指责带教诲地反驳说，现在很清楚，在日本赞成和平的人“已经失去控制”。 当时，罗斯福正在同丘吉尔会谈，商谈如何拖住日本，使英国能在新加坡巩固阵地。罗斯福一回到白宫，赫尔便警告说，除了武力，什么也阻止不了日本人。但为了达到推迟日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目的，要装成相信的样子。 8月17日，罗斯福召几了野村大使，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日本停止其扩张行为，并决心“开始奉行太平洋和平的计划”，美国“准备重新恢复7月间中断的非正式的预备性讨论，并将竭力选择交换意见的时间和地点”。他对秘密会晤的主意表示感兴趣，甚至建议“10月中旬左右”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城会晤。野村立即给东京发了电报。 8月18日，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召见了格鲁大使。格鲁给赫尔发了急电，认为最高级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 日本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辩论后，最终同意避免与美国开战，作出一定的让步。8月23日，近卫向罗斯福发出电文，再次要求与他会晤，并同意赫尔的四项原则。这个提议否定了日本数个月来所鼓吹的政策，还展现了将作出另外的尽管是有限的让步的前景。罗斯福的反应是乐观的，他提出了与近卫会谈三天左右的初步计划。 然而，赫尔从截获的电报中得悉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集结后，对日本人产生了怀疑。一直想“领略与近卫会晤的滋味”的罗斯福被轻易地说服，同意“在未取得圆满的协议”之前不进行会晤。这就是说，本来就不相信日方建议的美国人，只有预先得到他们的条件会大体上被接受的保证，才愿进行谈判。 在9月3日晚上，罗斯福的回答才到东京。罗斯福婉拒了近卫一再邀请会晤的请求。 近卫仍然不想放弃同罗斯福会晤的念头。他在伊藤文吉（伊藤博文之子） 家破例地接待了格鲁大使和杜曼参赞。近卫首先作出保证，东条和及川将军两人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格鲁问：“那么，赫尔的四原则呢？” 近卫说：“这四项原则，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实际运用这些原则时，还会产生各种各样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会见（总统）。” 近卫又把脸转向了杜曼参赞：“日本的情况你清楚（杜曼出生于大贩，在日本生活了23年，父母是传教士），我给你说几句话，请不要翻译给格鲁先生。你知道后，才能用你自己的信念，使他相信我的诚意。你也清楚，我们不能把天皇也卷进这场争议中去。不过，一旦我与总统达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协议，我便马上把情况上奏陛下。天皇将立刻下令，让陆军停止敌对行动。”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杜曼压住了要把这番话翻译给格鲁的愿望，答应一定保守秘密。 “我与总统会谈时，陆军和海军将各有一名大将站在我后边。不瞒你说，军方有一小撮人反对谈判，但由于得到海、陆军两位总长的全力支持，一定能制服一切反对派，”近卫还说，“我可能遭到暗杀，但如果和平能实现，死也是值得的。” 东条确实同意这次最高级会晤，但并没有全力支持。他认为成功的机会不过30％。 在荻洼别墅暗杀近卫首相未遂事件发生后的9月22日，格鲁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向赫尔紧急报告了丰田的新建议，即日本准备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款——合并蒋汪政府；不赔款；经济合作：除在某些地区保留军队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 同时，格鲁大使凭借曾与罗斯福的长期私交（在哈佛大学一起办过校报），直接致函总统，发出个人的呼吁：“我认为，除近卫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本人最真诚地希望，我们能达成协议。” 在美国国务院里，人们认为日本的首相是侵略者，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三国同盟的缔结，都是在近卫任首相时发生的。虽然近卫表示支持“赫尔四原则”，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吗？ 赫尔的忧虑使罗斯福初期对会晤的热情凉了半截。9月28日，他从海德公园给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我完全同意你用铅笔写成的照会——列举日本人最初要求会晤时比较开明的态度，指出他们现在狭隘得多了的立场，认真询问他们是否能回到原来的态度，重新讨论原则协议，并再次强调我希望会晤。” 10月2日，赫尔召见野村大使，拒绝了日本方面举行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的要求，并要求日本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确认“赫尔四原则”； 2.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 3.放弃日华间的特殊密切关系； 4.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 赫尔的这一答复，使近卫想利用外交谈判达到目的的企图彻底破产。 在东京，刚翻译完这份美国的照会，就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只有首、外、陆、海四相和两位总长出席，再加上宣读和翻译电报的寺崎。 陆相东条英机建议应对这个“极端严重的事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不要企图当天找到答案”。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无情地打断了人们的迷惑：“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要迅速行动。” 10月6日，陆军参谋本部召开会议，一致达成决议：1.日美会谈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不得不开战；2.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不得后退半步； 3.让外务省继续以10月15日为期和华盛顿谈判。 尽管近卫天天叫嚷战争，可是一旦战争真的就要降临，他却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勇气。 14日晚上10点半，东条英机指使铃木企划院总裁去劝告近卫辞职。 10月16日，天皇裕仁召见了近卫，接受了他的辞呈。 各怀鬼胎 10月17日下午，重臣们在皇宫西厅开会，推荐继任首相。内大臣木户幸一也在场，他决心推荐东条英机。木户认为，只有东条能使陆、海军协调，能取消战争的决定，能够搞日美谈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重臣们才勉强同意。 于是，天皇便命令东条组阁。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 木户又传达了“取消成命的御旨”，即放弃了“决心开战”的9月6日的御前会议的决定，这是史无前例的。东条受命要“还原到白纸”上去，换句话说，要重起炉灶与美国议和。 东条选定了内阁成员，只有贺屋兴宣和东乡茂德坚持先见东条再作决定。东条用“我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的话打动了贺屋，使他接受了藏相的职务。 东乡出身于武士家庭，与那位著名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却没有亲戚关系。他身材肥大，是个深思熟虑的人，说话时故意操着九洲口音，使东京人听了就讨厌。在格鲁看来，此人是冷酷而“超缄默型”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了解欧洲事务，还娶了德国老婆。他不同于大多数外交家，说话直言不讳，以致有些人觉得粗鲁。他要求得到能让他真诚地去进行谈判的保证后，才出任外相。东乡很坦率，他认为，陆军必须在中国驻军以及其他的问题“作出真正的让步”。 在美国方面，在谈判中发言最有份量的人——赫尔，认为新首相的特点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单心眼”、“相当愚蠢”。 美国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那里将得到“更少”。 10月30日下午1时举行的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了“日美谈判的前景”问题。与会者都同意维持三国同盟的立场，兑现近卫对赫尔的四项原则所作的承诺，只在从中国撤兵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曾对近卫坚决不让步的东条这时建议，“作为一个外交姿态”，应提出在25年内从中国撤兵完毕。 现在倒是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坚持东条原来的立场。外相东乡则说：“最好立刻撤兵。” 东条提出如下三种方案继续研究： 1.极力避免战争，卧薪尝胆； 2.立即决定开战； 3.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开战的准备。 联席会议在忧虑的气氛中在宫内御前会议室继续进行着，这是自有联席会议以来的第66次会议。在此决定国家命运的关头，又一次发生了首相与陆军争吵的事，而陆军仍拥有多数票。 “立刻开战！”永野回答贺屋的刺激性讲话时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 海军一反常态，是因为怕在今后的军费分配上不能取得更多的份额。 杉山说，应该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与美国继续谈判，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 东乡、贺屋说：“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一定要进行最后的谈判，因为这是关系到具有2600年历史的皇国存亡的重大问题。要我们玩弄外交骗术，这是荒谬绝伦的，我们可干不来！” 海军认为谈判的期限应到11月20日（东京时间），而陆军的期限是11月13日。 东乡怒气冲冲地说：“除非有成功希望，不然，我作为外相不能进行谈判。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很明显，你们都应该放弃发动战争的念头。” 东条首相有时支持东乡和贺屋，有时又支持军方。 最后，陆军作了让步，把期限定在11月30日的午夜，这实际上也是把限期定在东条所要求的时间上—12月1日。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 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会上就这两个方案进行了研究。 方案甲同意从中国撤出全部驻军，期限是在25年内。方案乙是万一赫尔拒绝方案甲时备用的，保证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 陆军认为：“绝对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方案乙行不通，只能提出方案甲。 面对顽强的反对，东乡不得不摊牌说，谈判时间那么短，甲案被华盛顿接受的希望不大，乙案是尽外交上最大可能的最后途径。堵塞了这条途径，那就不能承担责任了。 会上的气氛有可能迫使东乡提出辞职。休息时，东条规劝陆军将领，要服从圣上的旨意——“还原到白纸上”。 在争取乙案的斗争中，东乡取得了胜利，但他不能肯定这个方案是否会使美国人满意。 意见统一了，该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无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觉得，在华盛顿取得成功的惟一希望是派人去协助曾犯了几次外交错误的野村大使。野村也曾提出要求来栖三郎前去辅佐。 来栖是个极富才干的外交家，三国同盟条约就是他代表日本签字的。他又与美国有密切联系。他的夫人是个美国人，出生于纽约的华盛顿广场，父母都是英国人。 虽然来栖有点踌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格鲁大使的安排下，来栖从香港飞往华盛顿。 11月5日，在御前会议上，在一片焦虑不安的气氛中，东条解释说，9月6日的决议已经重新考虑过，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作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步定为12月1日；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东乡说：“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渺茫。” 尽管发言的人都勇气十足，绝望的气氛越来越笼罩着整个会议室。杉山本人也建议要“加强”外交。东条在回答枢密院原嘉道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 原嘉道询问美国对方案甲和方案乙会有何反应。东乡答：“方案甲不能很快见效，恐怕连方案乙也不解决问题，谈判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因此，我认为成功的机会极小。大概只有10％的希望。” 格鲁大使了解日本领导人是何等的沮丧和这种沮丧情绪可能导致的结果，他给赫尔发去了电报：如果外交谈判失败，可能会采取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袭击。 然而，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没人理睬。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认为，格鲁受杜曼的影响，对日本有同情心。情报部门截获的电报使霍恩贝克深信日本人的确在耍两面派。另外，他相信日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会真打美国。所以，他告诉赫尔不用去理睬格鲁的最新警告。 罗斯福在着手寻找一种能“给我们赢得更多时间”的方法，但就在他寻找这种办法时，他收到了危机不能避免的情报。情报是从东乡外相发给野村大使的一封电报中截获的。这封电报很长，包括方案甲和方案乙，还有秘密指示。这封密码电报被破译后，便立即送给了赫尔。指示的开头一句话就使人产生日本人已放弃谈判的印象： 好吧，日美关系已到了边缘，我国民对调整这些关系的可能性正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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