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兴亡-11

板垣征四郎命令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第2混成旅团长本多政材少将，从大同向西直插雁门关，猛攻茹越口。梁鉴堂率203旅奋勇抗击，粱鉴堂为国阵亡。日军9月28日攻下茹越口，29日夜进占繁峙，平型关左侧受到威胁。阎锡山只得下令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于10月1日全线撤退，平型关战役即告结束。　　大战忻口攻太原　　平型关战斗使板垣征四郎感到有失体面，为显示“大日本皇军权威”，板垣率5万人马，以坦克150辆、火炮250门为掩护，气势汹汹杀奔忻口，向太原进犯。　　日本军部对是否攻取太原一直存有激烈争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代表着不同意见。石原莞尔辞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后，日本军部才于1937年10月1日决定攻取太原。当日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以第5师团向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　　板垣征四郎接到命令，即率领精锐部队向忻口进发。忻口对他并不陌生，当年他曾骑着毛驴在这一带“观光”，晓得忻口是所谓三山夹两口的军事要地。　　三山，就是云中山、五台山、河谷中间的土山；两口，就是土山东西两侧的水道。此处正面甚小，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且从南向北看，忻口呈倒八字形，真是军事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处，更是太原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攻下忻口，就等于打开了河东根本——太原的大门。板垣的部属在日记中写道：“攻下忻口，再有两天，步行也可以走到太原。”　　平型关战斗后，板垣征四郎指挥日军做扇形推进。10月1日一接到陆军中央的命令，就以正面攻击结合迂回的战法，在坦克、飞机和各型陆地火炮的支援下，向崞县、原平发起猛烈攻击。　　板垣征四郎首先命令第5师团主力猛攻崞县，第19军军长王靖国率部奋勇阻击。第21师坚守高怀化阵地，从早晨打到中午，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日军集中全力攻击一点，付出极大代价后突破阵地，师长李仙洲亲自率领师直属部队参加战斗，身负重伤；旅长崔振东率领部队一鼓作气击退日军，守住了阵地。　　10月13日早晨，日军出动飞机9架、战车20多辆，开动20多辆大炮，掩护几百名日军向板市、下王庄一线阵地前进。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旅长王晋指挥两连反战车炮大发威力，击毁日军战车7辆，打退敌人进攻。　　接着，双方展开激烈战斗，驻守崞县西关的中国部队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一个团全部为国捐躯，团长刘连相、石焕然阵亡，崞县陷于敌手。　　日军10月9日大举进攻原平，196旅在旅长姜玉贞指挥下与日寇在原平大战10天，与敌人苦战肉搏，除500人外全部阵亡。　　日军占领原平后，板垣征四郎集中兵力在同蒲路左侧发动猛攻，幸好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援军到达，命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中央兵团，刘茂恩、李默庵指挥左、右兵团，与日军展开决战。　　在5天的大战中，板垣征四郎集中全力以飞机、重炮，战车掩护步兵猛攻，中国部队奋力苦战，南怀化等阵地反复争夺，几易其手，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光荣阵亡，歼灭日寇2万多人，创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纪录。　　与此同时，八路军深入敌后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0架，歼灭日军百余人，又袭击日军交通线和后方目标，迫使日寇抽调兵力回守后方，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战役。　　正当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准备南北夹击在忻口的板垣师团的时候，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寺内寿一不得不亲自飞到忻口前线督战。他见板垣师团死伤惨重，忻口战役相持不下，只得放弃突破忻口占领太原的计划，改由正太路西进，进攻娘子关。　　1937年11月初，日军川岸师团偷偷攻下娘子关的旧关，国民党第38军教导团和第17师等奋力回击，阎锡山却从娘子关附近调走池峰城部，使日军乘机攻下娘子关，从阳泉、寿阳、榆次直逼太原。　　太原又称晋阳，左有恒山、太行之险，右有黄河之固，可谓“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自古为重要军事战略要塞城堡，为兵家必争之地。　　阎锡山见日寇从东面直逼太原而来，忙命第7集团军司令傅作义回太原组织城防，令第6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去晋南组织防御，又命卫立煌下令部队停止反击，撤离忻口阵地，向太原撤退。　　1937年11月6日，日军大举进攻太原，傅作义率军苦战3日，抵挡不住日军攻势，11月8日退出太原，率2000余人向西山突围，日军当晚攻占太原。　　以太原失陷为标志，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第28章　　喋血杨子江　　血战大上海　　1937年8月，华北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燃起烽烟。　　十里洋场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在西方列强大力经营下，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通向华中的门户。日本对上海早就垂涎欲滴，认为上海主要是英美的天下，现在该由它来独占了！　　阴谋进攻上海的军国主义分子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　　长谷川清见陆军在华北发动全面战争为日本侵华立了“头功”，也不甘落后，从1937年7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形势紧迫为由，请求日本军部批准，向上海逐次秘密派遣特别陆战队，大举增兵上海，企图先占领上海机场，然后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上海，再犯南京。　　日本当局在推行“不扩大方针”掩盖下，把长江流域的近3万名日侨全部撤到上海，解除了发动华中战役的后顾之忧。　　8月8日，长谷川清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重新部署兵力，为在上海挑起战争做准备。　　8月9日下午6时左右，侵华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带领水兵斋藤要藏，乘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驶向虹口机场，蛮横地要闯进军事重地。机场卫兵过来阻止，要查证件。大山勇夫勃然大怒，掏出手枪打死了卫兵。中国士兵怒火中烧上前干涉，双方发生冲突，大山和斋藤被当场击毙。这就是有名的“虹桥机场事件”。　　上海市长俞鸿钧是有名的“和事老”，人称“OK俞”。他晓得此事非同小可，急忙往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建议双方合组检查团查明真相，阻止事件扩大。　　近卫首相接到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急忙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早已接到长谷川清的密电报告，蓄意在上海挑起战火，胡说“上海事件绝非偶然发生，而是中国反日分子有计划制造的事件，若不予以严厉膺惩，今后帝国在支那侨民将一无保障”。　　米内光政又称，要在上海打仗，只靠海军力量短期很难解决，必须有陆军的协助。陆军大臣杉山元满口答应，声称只要在南北两面施加军事压力，就能攻占上海、南京，迫使南京政府投降，3个月解决中国问题！近卫文■犹豫不决，提出上奏裕仁天皇。杉山元便进官拜见裕仁天皇，保证2个月时间攻下上海、南京，陆军派兵方针得到天皇批准。　　杉山元出宫后就召开参谋本部首脑会议，决定立即增兵3万，由海军舰队火速运往上海。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接到日本政府训今后，为掩护日本向上海运兵，就先找上海市长俞鸿钩谈判，要求中国政府撤退代替中国军队驻守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日本便加速向上海运兵，动员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又将30多艘作战舰只集中在吴淞一带，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8月12日晚，日军一个师团开到上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得到军方通知，便向俞鸿钧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警察及所有武装人员退出上海，把上海交由日军接收，并限定中方在8月13日正午以前给予答复。　　俞鸿钧代表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侵华日军不等援军到达，便在八字桥燃起战火。　　八字桥是在宝山路与日本海军司令部之间的大水沟上架设的简易通道。　　日军突然向桥对面的中国军队第88师开枪射击，中国军队奋通还击。日军又沿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进攻，日舰更以猛烈排炮轰击中国守军。中国守军早就憋足了气，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坚决反击。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自此拉开了战幕。　　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将最高指挥部设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开战前就悄悄在虹口集结重兵，据守丰田纱厂，做侧击真如、北新泾的准备，还把一部分兵力隐藏在内外纱厂，企图渡过苏州河，截击麦根路车站，迂回进攻中国军队之后背。　　长谷川清坐镇黄浦江中的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8月13日从横滨桥、天通庵一线发起进攻。　　张治中将军率领中国部队主动出击，采取凌厉攻势，打算在日寇援兵未到前一举歼灭在上海的日军，然后再与日本的增援部队展开决战。中国军队士气高昂，给侵略者迎头痛击。　　长谷川清见日军初战失利，当即发电请求日本政府火速向上海增兵，请求空军助战，请求日本军部派资深望重的陆军指挥官到上海指挥作战。　　日本军部接到长谷川清的求援电，当即指示日本陆军航空兵出动飞机轰炸杭州览桥机场。号称日本飞机驾驶员“四大天王”之首的木更津航空队队长高桥宪一率队出征。　　中国空军第4大队长高志航率领阎海文等升空御敌，一交手就打落日本轰炸机4架。中国空军战士越战越勇，又攻击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炸得“出云”号东倒西歪，整个舰队乱作一团。　　激战中，阎海文的飞机不幸被日寇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时被风吹落在日军阵地上。日军要抓活的，阎海文拒绝投降，打死野川小队长等8人，然后以最后一颗子弹自击殉职。　　8月13—15日，中国空军击落敌机44架，消灭日军木更津、鹿屋两个精锐的航空队。中国陆军也英勇反击，日军节节败退。　　8月16日，中国空军再次轰炸日军设在公大纱厂和虹口地区的阵地，陆军从左右两翼缩小了对日寇的包围圈，浦东日军被迫放弃三菱、太仓、日清等公司的仓库和码头。　　中国军队乘胜向设在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发动进攻。日军在那里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堡垒建筑，易守难攻，使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连攻不克，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长谷川清连续遭受沉重打击，紧急向东京发报求援。陆军大臣杉山元忙与参谋本部次长梅津美治郎商量派兵问题。经裕仁天皇批准，任命松井石根为“中支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为“北支派遣军”司令官，大举增兵，侵华战争全面展开。　　8月23日，松井石根率第3、第11师团和第6、第13师团一部，在张华洪、川沙强行登陆。　　这几个师团是日军的精锐师团，有很多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战斗力较强。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骄横地叫嚷：“我11师团的大日本皇军，1个兵抵中国兵10个！”　　松井石根1878年生于日本名古屋，1904年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任关东军司令部副官、步兵旅团长、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当过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驻上海武官、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第11师团长，1932年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933年被编入预备役。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军部报请裕仁天皇批准，他再次被召用，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来参与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松井石根上任后，制定了攻占上海的作战计划：　　一、实施要领：派遣军以一个精锐师团在浏河镇、川沙河口地区登陆，以主力在吴淞地区登陆，击溃当面之中国军队，占领上海及其以北的重要地带。　　二、实施方法：　　1.派遣军以第11师团的主力从浏河地区登陆，以第3师团及派遣军的直属军队在吴淞地区登陆，歼灭上海周围之中国军队。　　在吴淞登陆时，海军陆战队将予以掩护。　　2.随着歼灭作战的进展，根据作战情况可派出一部分部队至黄浦江上游地区，切断沪、杭铁路。　　3.击溃当面的中国军队后，应占领上海及其以北的重要地区，以掩护租界。　　4.根据情况，开始时以一部兵力在上海租界内登陆，增援海军陆战队。　　5.登陆后，应迅速占领和修整好上海附近的机场。　　松井石根率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人员8月22日乘军舰到达上海以东的马鞍列岛，把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召来密谋登陆方案。　　山室宗武根据松井石恨的命令，于8月23日凌晨由大型运输船换乘登陆机动小艇到达川沙河口，占领出发阵地。他一声令下，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日军突然发起冲击。　　中国部队估计到日军有可能在川沙登陆，事前做了一定的部署。对日军的突然进攻，中国将士奋勇抵抗。　　罗店是通往宝山、上海市区、嘉定和松江等重要战略据点的几条公路的交叉点和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要攻占上海，必先夺取罗店。　　在松井石根督促下，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参谋长片村四八亲自向第10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布置进攻罗店的任务。罗店很快陷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在南京下达了夺取并死保罗店的命令，严令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陈诚夺回罗店、川沙，消灭登陆之敌。　　于是，中日两军在罗店展开激战。天谷直次郎首先率领第10旅团展开轮番攻击，日军先用步兵重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又开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重炮，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企图摧毁中国守军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中国第67师官兵在日寇汹涌而猖狂的攻势面前被打懵了，但他们都满怀一腔爱国热血，镇定下来后，在师长李树森指挥下拼死反击，顽强地坚守了2天2夜。　　日军被打得焦头烂额，师团长山室宗武急电松井石根，要求绕过罗店进攻上海；松井石根强调罗店在上海战役中有重要地位，命令山室宗武率该师团精锐全力争夺罗店，又调藤田师团一部前往增援。　　这样，罗店战斗迅速升级，中国部队第11师和第67师坚守罗店5天5夜。日军动用陆海空火力狂轰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守军常常整营整连牺牲在日军的强大而猛烈的炮火之下，但中国部队仍无所畏惧源源而上，冒着密集的炮火将入侵日军团团包围。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气急败坏，又命日军大量增援，将中国援军反包围起来；此时，蒋介石又派援军赶到，再对日军施加包围。于是，形成中日两军阵地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的阵势，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肉搏战，罗店几易其手。中国官兵前赴后继，愈战愈勇，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称罗店是“血肉磨坊”。　　松井石根满以为指挥10万日军精锐部队，可以一举攻克上海，没想到与中国军队打成平手，不由想起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时日军被迫三易统帅的往事，害怕重蹈盐泽一郎、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的覆辙，急忙向东京当局提出增兵要求：“根据上海的敌情及地形，要给南京军以大的打击，最小限度需要5个师团。”　　日本军部首脑接到松井石根的求援电报后，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感到吃惊，但对向上海派兵意见不一，陆军大臣杉山元力主增兵，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坚决反对增兵。石原莞尔为使日本避免陷入侵略战争的深渊招致惨败，以向参谋总长闲院宫提出辞职相要挟。闲院宫载仁亲王不愿得罪任何一方，9月16日背着石原莞尔进宫向裕仁天皇启奏：“内定增派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用以占领崇明岛飞机场）到上海，再派后备步兵10个大队到上海。”裕仁天皇当即批准实施。　　松井石根9月7日前后接到日本军部关于增派重藤支队和3个师团的秘密通知后，腰板顿时硬了起来，当即制定如下作战方针：　　以第3、第11及应先到达的第101等3个师团攻击南翔一大场镇一线之敌，其作战方向为经刘家行附近向大场镇方向，消灭上海北侧地区之敌；在此期间，命重藤支队及第11师团主力消灭罗店镇附近之敌，并确保该地以北，掩护军侧背安全。　　松井石根得到援兵后大举进攻；中国方面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中央军精锐——薛岳的第19集团军投入战斗，双方激战五六天，罗店镇的“血肉磨坊”杀声震天，死伤累累，双方展开拉锯战。日军虽在猛烈而密集炮火配合下攻下罗店镇，但阵地不久又被中国军队夺回。　　松井石根在罗店碰了硬钉子，就狡猾地采取迂回战术，先以主力切断淞沪与罗店的联系，再以2个旅团重兵在30辆战车引导下，猛攻吴淞、狮子林一线。中国守军旅长翁国华抵挡不住日军进攻，丢失阵地后拔枪自殉。日军猖狂进逼宝山城。　　宝山是扼守长江和黄浦江出入口的战略咽喉，为交战双方必争之地。　　9月6日，松井石根下令所有火力都指向宝山。霎时间，黄浦江的日本军舰都一齐向宝山城开炮，第3师团的地面火炮猛轰不止，日军飞机也发疯般把钢铁炸弹投向火光冲天的宝山城。宝山真是地动山摇，炮声隆隆，烈焰冲天。　　接着，日军第3师团第68联队在联队长鹰森孝之大佐指挥下发起冲击，但被中国守军营长姚子清指挥部队消灭几十人。鹰森孝之被打懵了，忙命令日军炮兵再次猛烈轰击，直炸得天昏地暗，守军阵地大部被毁。鹰森孝之指挥部队多次冲锋，姚子清营500壮士全部战死。日军攻占宝山后，对中国士兵的奋勇战斗精神极为崇敬，将中日两军官兵尸体都整齐地码好，予以安葬。　　上海《大美西报》载文称颂道：“此次姚营全部殉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人之光荣，亦为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册而不朽！”　　日军攻克宝山后，又得到第二批增援部队，妄想一举击溃陈诚集团军主力。但陈诚适时指挥主力部队撤至杨家宅、陆福桥、施相公庙一线，制止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　　日本为全面击溃中国守军，攻下上海，于10月1日举行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加的四相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军事行动之目的，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　　为实施四相会议要求，松井石根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纲要：　　一、不是攻占杨浸西岸的敌阵地，而是以主力从左边回旋到南边，从右面以第9、第3、第101师团为第一线，准备对大场附近进行攻击。　　二、使第11师团进入杨泾一线，回旋掩护右侧面。　　三、以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兵团，保持在军主力的右翼后面。　　四、以上述部署的兵力攻击大场镇附近的敌人，进入苏州河一线。在此期间，随着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南进，第11师团主力尽可能向南面移动，面向西掩护主力的侧面。　　10月初，松井石根手下兵力达到20万，拥有重炮300多门、战车200余辆、飞机300余架、大小舰只70余艘。于是他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沿沪太路南线，向蕴藻浜全线发起新的攻势。　　10月7日，松井石根指挥2个师团的兵力，由蕴藻浜北岸向南岸中国守军侧背展开猛攻，中国守军左翼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连续发动攻势，企图进占大场、南翔，截断防守在闸北、江湾、庙行方面的朱绍良中央方面军的后路。中国守军为摆脱困境，决定实施反击。　　10月15日，桂系的第21集团军到达战场，当时正值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中日战争问题。蒋介石想打个大胜仗显示中国军队的力量，便接受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建议，命令桂军6个师分三路开始反击。　　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势，但缺乏与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将桂军大批士兵放到阵地前沿，再用火力封锁他们的后路，然后像围猎一样前打后堵，中国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场面惨不忍睹；日军又在陆海空炮火支援下大举反扑，3万桂军大部牺牲。　　在中国部队顽强抵抗下，日军损失惨重，其进攻也陷于停顿状态。　　为制定下一步侵华军事作战方针，裕仁天皇10月20日亲自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上海战场形势，决定再以3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兵力组成第10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另从华北战场调中岛今朝吾率第16师团从水路进入长江，在江苏省常熟县的白茆口登陆；命令这两支部队上陆后迅速向太湖的南岸、北岸接近，切断在上海作战的中国70万大军的后方，以策应松井石根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的进攻。　　日军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接受任务后，亲自带人到上海南方的杭州湾北岸侦察，发现这一带海岸线平直，便于部队登陆，近岸水深达40米，大船可以开近，可以说是淞沪地区最理想的登陆场所。他还发现，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只有正规部队两个连和部分地方武装担任守卫任务，暗笑蒋介石和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给他提供了从上海的战略后方登陆的良机，决心按500年前倭寇进攻华中的老路猖狂进犯！　　1937年11月5日拂晓，柳川平助迎着嗖嗖的秋风，指挥第6、第18、第114师团摆好进攻架势。　　柳川平助一声令下，3个师团和日本第3舰队的火力一齐开火，向守卫海岸线的中国两个连展开猛烈炮击。　　接着，在飞机掩护下，日军3个师团分头向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嘴、漕径等处猛烈进攻。　　中国部队奋勇还击，但装备落后的两个连怎能抵挡住有优势装备的3个师团的日本兵？11月5日上午，有3000名日本兵从金山卫一带登陆。　　中国统帅部得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的报告，急调两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前往堵截，但都没有及时赶到，使日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源源登陆。上海战役形势急转直下。　　松井石根见日军从中国军队背后登陆成功，命令日军加速向上海推进。　　于是，第18师团一部沿沪杭铁路进攻，该师主力和第6师团主力直扑松江而来。　　中国部队第67军刚到达松江，立刻投入战斗，只因实力相差悬殊，因而一仗下来就溃不成军，松江陷于敌手。接着，日军又向青浦、白鹤港一线发动猛攻，中国部队旅长吴继光督战身亡，这一带防线又被日寇突破。　　陆军大臣杉山元闻报大喜，为统一上海方面的作战指挥，通过陆军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将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编成华中方面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明确下达作战任务称：“与海军协作，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　　松井石根得意之极，命令柳川平助加紧进攻。日寇很快占领昆山、嘉兴，开始追击沪宁铁路附近的中国部队。　　11月13日，日军第16师团和重藤支队在上海北方的白茆口附近登陆。　　从此，日军两路夹攻上海。　　为避免腹背受敌，中国统帅部下令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淞沪会战便告结束。　　淞沪会战是“七·七事变”后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三个月时间里，日本出动9个师团陆军和2个海军舰队，参战兵力20余万，几乎倾巢出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认真抗战，先后出动73个师兵力，竭尽全力，奋勇杀敌，使日寇伤亡6万余人，虽因敌我力量悬殊和指挥不当失利，但中国军民用血肉之躯，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就可解决中国问题”的狂言破产，以鲜血和生命绘出了一幅中华民族誓死抗击外来侵略的壮烈画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在二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勇士和爱国志士，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密谋攻南京　　南京战役是淞沪会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当时首都南京的作战，由于它和淞沪会战后中国军队的大溃退相衔接，历史上常将南京战役作为淞沪会战的一部分看待。　　南京自古即为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军事重镇，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横跨长江两岸，西临皖中沿江平原，东与宁镇山脉和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相连，地形复杂，气势雄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早就重视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对南京作出的极高评价：　　南京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南京垂涎欲滴，极想及早攻下中国首都，一举摧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现全面占领中国的目的，进而占领亚太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此，在研究进攻上海时，日军参谋本部就在研究进攻南京问题。　　当时日本军部决定把侵华战争的主战场转向华中，从东北的关东军和平津地区的华北方面军向华中转调兵力，因而策划在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决定以3个师团组建的1个军在长江下游的白茆口登陆，另派以2个师团为基于的1个军在杭州湾乍浦附近登陆，先攻占杭州、上海，再夺取南京。　　日军参谋本部未料到蒋介石亲自指挥中国70万大军在上海顽强抵抗，日本投入5个精锐师团，动用海空力量予以配合，国内只剩下2个师团可调，仍无取胜把握，因而非常头疼，于是逐渐增兵，把华中派遣军的作战地区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以东。　　为准备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当局首先公布临时内阁参议官制，任命日本侵华巨头宇垣一成、荒木贞夫、末次一夫等退休大将和町田忠治、前田米藏、秋田清、乡诚之助、池田成彬、松冈洋右等为内阁参议，参与日本内阁策划进一步侵华的“重要国务”；又将内阁的企划厅和资源局合并设置企划院，统一扩军备战步伐，推行总动员计划。　　恰在此时，意大利法西斯于1937年11月6日宣布参加日德防共协定，签署了三国防共协定议定书，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大受鼓舞，怂恿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他们一起进宫，鼓动裕仁天皇11月17日以昭和12年军令第1号公布了大本营令：　　朕制定大本营令，命令实行。　　大本营令　　第一条在天皇大纛设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大本营于战时或事变之际，根据需要设置之。　　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为其各自幕僚之首长，运筹军机，策划作战，根据最终目的，谋求陆海军之同心协力互相策应。　　第三条大本营编制及工作，另行制定。　　大本营成立后，立即收到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的报告，认为“因此次战况好转，对南京方面精神影响极大”，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才命令作战课研究是否需要一齐向苏州、嘉兴一带“进军镇压”。下村定派参谋本部课长河边虎四郎前往现地了解情况，听取侵华日军一线指挥官的意见。　　河边回到东京，汇报了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强烈主张向南京追击的意见，参谋总长闲院宫于11月24日作出重大决定，发出撤消限制以苏州、嘉兴一线为作战地区的限制指示。　　在杉山元等人极力活动下，11月24日首次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裕仁天皇、参谋总长闲院宫、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陆军省作战部长下村定、海军省作战部长近藤信竹等。　　会上，首先由参谋总长闲院宫奏陈日本陆军的作战方针，鼓吹一鼓作气攻克中国首都南京，然后由陆军省作战部长下村定向裕仁天皇说明，日本陆军自“七·七事变”以来，在海军的密切协作下，各方面都给中国部队以重大打击，今后将继续此种强压作战。　　下村定在说明下一步进攻南京的作战方案设想时声称：“华中方面军正利用在上海周围取得的战果，及时进行果敢追击。该军的编组，其任务原为扫灭上海附近敌军，且以断绝该地与南京联系而使之孤立为重点。因此，不仅其推进能力有相当限制，而且目前其前线部队的辎重以及炮兵等战列部队尚有不少在遥远的后方，所以并未考虑能一举到达南京。在此情况下，华中方面军拟以其航空部队和海军航空兵力协作，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且不断显示进攻气势，用以消磨敌军战意。”　　下村定向裕仁天皇深鞠一躬强调说：“统帅部正在考虑，根据今后的情况，命该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和其他地区。”　　经御前会议批准，侵华日军大举向中国南京进犯。　　南京外围战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军部不敢贸然挥军进攻南京，是有原因的。一是日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对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不敢再轻视；二是获悉蒋介石为保卫南京修建了两道坚固的防线。　　原来，蒋介石对防守南京早有考虑，远在1934年就开始构筑南京外围防御线：第一条是吴福线，以太湖为中心，北起长江沿岸的福山，经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南至杭州湾的乍浦；第二条为锡澄线，北起长江南岸的江阴要塞，南至太湖北面的无锡。　　日军参谋本部情报机构获悉，蒋介石对这两道国防工事线极为重视，指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动用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大兴土木，用两年半时间修筑起钢筋混凝土工程，1936年建成，自以为固若金汤，称其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吹嘘至少能抵御日本百万大军，坚守南京十年八载。　　蒋介石还不放心，又指示在镇江以西修建了许多工事和堡垒，1936年秋还亲自指挥搞了一次保卫南京的大规模演习战，这才放下心来。　　道防线的失效，完全是蒋介石军事指挥失误的恶果。　　从1937年10月25日起，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做战略上的转移，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抗日英雄谢晋元率领500人号称“八百孤军”坚守四行仓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热烈赞扬。蒋介石也在10月29日召开南翔高级指挥官会议，肯定战略转移的做法，并说：“这一回我们淞沪各军经过三个月的抗战，左翼仍能维持原有的阵地，右翼亦按计划只作战略的移动。这种奋勇超绝的战绩表现出来，无论中外人士，对于中国军队，不仅改变了轻视的心理，而且都不能不表示非常的赞叹和钦佩，英美各报且赞扬我军队已因沪战之英勇，与此次有秩序之转移阵地、安全退却，证明中国军队已建立其军事国家基础于从来未有的历史上方。近三个月来，我们虽没有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策略之下，已使敌人受到意外大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已实在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　　蒋介石这些讲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日军登陆杭州湾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蒋介石忽然心血来潮，不顾战场上出现的不利形势，一厢情愿想让中国部队硬着头皮抵抗到国联开会完毕，乞求西方列强施加压力逼迫日本从上海撤军，声称如果现在从上海撤兵，造成日本占领上海的既成事实，列强想帮忙也帮不上了。　　基于这个错误指导思想，蒋介石命令已开始回撤的部队返回原防地，殊不知军心已乱，不到一天便战线大乱。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情知中国部队已到全军崩溃的最后关头，他再三向蒋介石提出紧急建议，蒋介石才勉强下令让部队后撤，撤至吴福、锡澄一线。　　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看到这一有利形势，不等日本军部批准，就擅自下令向南京追击。　　在早已发兵向南京进犯后，日军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才干11月19日向日本军部发去如下电报：　　一、第10军于本日正午占领嘉兴，于傍晚大致扫荡完毕；二、第10军19日晨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大致部署如下：国崎部队经湖州（今吴兴）、广德向芜湖追击，断敌退路；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向南京追击；　　第114师团经湖州、长兴、深阳向南京追击；第6师团先向湖州前进..　　中国主力部队慌乱中退到赫赫有名的吴福线时，只见这个钢筋混凝土国防工事大锁把门，急忙去找当地军政官员和掌握钥匙的保甲长，这些家伙早已溜得无影无踪。日军追兵又到，中国军队只得就地赶修简易工事防守抵挡，但溃退之兵难抵追赶而来的日军精锐劲旅，一触即溃。　　不几天，常熟、英城镇、苏州等相继失陷，蒋介石花数百万金钱、动用4个师、用两年多时间修筑的吴福线等于虚设，二战中“马其诺防线”的溃败悲剧提前在中国上演，中国部队被迫撤向锡澄线。　　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逃奔惨景，时任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称：（11月）9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经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汉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密，说明日军已迫近青浦..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　　弄到这种地步，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妄图依赖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与日本进行和谈，以谋求结束战争。　　松井石根见中国军队溃败如山倒，因而改变主意，认为“必须而且可能追击到南京”，11月22日向日本军部提出日军华中方面军今后作战意见，声称：“判断结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　　11月23日，松井石根不等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即命令侵华日军向锡澄线发起攻击，24日接到大本营御前会议解除作战地域限制的命令后，第10师团突破中国部队升仙市阵地，攻到吴兴城下。　　蒋介石眼见吴福线没有起到阻击作用，大发雷霆，命令前方指挥官无论如何必须守住锡澄线。第7军173师副师长夏国璋率一个旅死守吴兴，与柳川平助指挥的第10军隔着城墙鏖战一日，日军尸体遍布护城河外。日军第10军自金山卫登陆，首次遇到顽强抵抗，马上调集援军，出动飞机轰炸，夏国璋率部死战。直到全旅战亡殆尽，夏国璋战死，日军才攻下吴兴。　　12月1日，松井石根接到日本参谋本部以大陆命第8号下达的“大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取敌国首都南京”。　　血雨腥风陷金陵　　松井石根接到参谋本部命令，亲自与参谋们一起拟定出《向南京追击的作战指导纲要》，上报日本参谋本部，很快得到批准，他正要命参谋长冢本召集主要指挥官会议，忽闻日本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前来视察，松井石根急忙出来迎接。　　本庄繁1876年生于日本兵库县，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历任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参谋本部中国课氏和部附、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旅团长、日驻华使馆武官、师团长，1931年8月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指挥关东军侵占整个东北，裕仁天皇授予他金级功勋章和一等旭日大绶章；1932年8月任军事参议官，1933年4月被裕仁天皇看中，担任天皇侍从武官长，6月晋升陆军大将，1935年12月列入华族，授男爵及金一级勋章。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南京后，裕仁天皇和陆军大臣杉山元等对能否顺利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心存疑虑，便亲自召见本庄繁，命他到上海去见松井石根，传达裕仁天皇的御旨，鼓舞日军士气。　　松井石根为人狂傲，不把一般日本将佐看在眼里，但知道本庄繁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桥本欣五郎并称日本皇军五员大将，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结拜为异姓兄弟，特别是身为天皇侍从武官长，为裕仁夭皇的亲信大臣，松井自然就对本庄繁格外敬重，执礼甚殷。　　本庄繁向他传达了杉山元、米内光政等军界首脑要他一举攻克中国首都南京的指示，特别说明裕仁天皇对他的殷切期望，强调裕仁天皇至今未忘松井石根当年夏天叩见天皇时给他的御旨。　　松井石根一直将出征前受到裕仁天皇接见视为一生的最大荣耀，此时手握日本武士指挥刀，转身向墙上挂的裕仁天皇御影深深鞠一大躬，诚惶诚恐地回忆说：“本人永远难忘今年8月17日上午10时，到宫中晋谒陛下，拜受珍贵敕语：‘朕委卿以统帅上海派遣军，宜细察宇内大势，以速勘定敌军，扬皇军威武于内外，以应朕之倚重！’”　　本庄繁点点头，轻轻说道：“陛下也至今记得你的奉答之词。”　　松井石根说：“当时我再三拜谢，奉答如下：‘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受赐优渥敕语，不胜感激之至。谨奉戴圣旨，性仁性威，发扬皇军之宗旨，以安宸襟！’”　　松井石根意犹未尽，趁此机会大出风头，滔滔不绝地吹嘘道：“当时陛下问我今后采取什么方针能达成派遣军之任务，我当即回答陛下：‘派遣军遂行其任务时，将与我海军密切协同，并密切联络当地我国官宪尤其是列国外交使团及军队，齐心协力，以迅速恢复上海附近之治安。’对我的奉答，陛下亦然欣俯允之！”　　本庄繁听后脸上露出笑容，又命随从打开一个绘有日本皇室菊花标志的精致匣子，深鞠一躬后将其放在裕仁天皇御影下面的小案上，小心翼翼打开，取出良子皇后亲手制作的围巾，交给松井石根。　　这在日本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礼遇，日本军部以此激发在国外重要将帅的军国主义狂热。松井石根双手接过，交给副官仔细收藏，讲了他誓死攻克南京的部署，本庄繁才高兴地告别松井石根，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本军部首脑复命。　　松井石根如醉如痴地在《阵中日志》中写道：　　顷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电告攻克南京之决定。日前会呈报之意见业已奏效，不胜欣喜。若两军之后方联络畅通无阻，命令一下，至迟可于12月5日许下令全军出击。　　此日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亲莅司令部慰问，赐优渥之圣旨令旨，又赐皇后陛下亲制之围巾，不胜惶恐之至，谨托奉答并向侍从武官长敬表热忱。　　又，向属下转达上述圣旨令旨。　　松井石根率领柳川平助的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兵分三路，气势汹汹杀向南京。　　面对日军进犯南京，蒋介石伤透了脑筋，急忙研究南京战守之策，最后决定迁都重庆。12月5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命唐生智挂帅留守。　　松井石根获悉蒋介石已离开南京，便于12月7日下达《攻占南京城要略》，命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合力围攻南京。　　松井石根命获洲立兵中将率领第13师团和天谷支队从北路包抄南京。天谷支队攻占镇江，渡过长江，攻陷扬州，切断了江北大运河。第13师团从镇江渡过长江，攻占六合，占领滁县，进逼南京。　　松井石根命牛岛贞雄中将指挥第18师团和国崎支队从南路包围南京。国崎支队从广德出发，经郎溪、石臼湖渡过长江，攻占浦口，切断了津浦线。　　第18师团从泗安出发，攻克宁国、芜湖，直逼南京。　　松井石根亲自指挥第6、第9、第16，第114等4个师团从正面进攻南京。守卫江阴要塞的中国部队奋勇还击，面对数路围攻的日军打得英勇顽强，尤其是海军浴血奋战，牺牲惨烈。　　12月6日，日军正面进攻的部队已达宣城、秣陵关、淳化镇、龙潭一线南京外围阵地。从12月7日拂晓开始，松井石根下令向中国主阵地发起总攻，南京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雨花台至中华门一线是通向南京的主要道路，松井石根特派第6师团担负攻击任务。师团长谷寿夫1882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日本驻印度武官、旅团长，1934年升为中将，任东京湾要塞区司令官，1936年8月率第6师团入侵华北，侵占保定和石家庄，11月在金山卫登陆参加淤沪会战，又由昆山经松江、嘉兴、湖州、广德向南京进犯，与第114师团共同进攻雨花台。　　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受到中国军队88师两个旅的顽强抵抗。　　88师曾参加1932年的“八·一三”上海之战，富有同日军作战的经验。　　这次参加保卫雨花台的两个旅长朱赤、高致嵩与所部官兵发誓，如雨花台失守决不生还，两旅官兵依托坚固的工事从容迎敌。谷寿夫几次进攻受挫，中国阵地前留下成堆的日军尸首。　　谷寿夫见中国部队打仗勇敢，知道只靠步兵断难取胜，就向松井石根要求飞机和炮火支援。松井石根深知谷寿夫打仗凶狠勇猛，一般从不说软话，现在开口请求炮火支援，可能真正遇到了劲敌，当即拨归谷寿夫一部炮兵，并下令出动100架飞机，给谷寿夫助战。　　谷寿夫得到支援，又对雨花台发起进攻。日军依仗飞机大炮猛轰，中国军队士兵士气高涨，未被炸死者仍英勇反击。谷寿夫的部属已成惊弓之鸟，被88师打得抱头鼠窜，乱成一团。　　谷寿夫狡诈异常，他下令步兵停止进攻，只出动飞机，开动大炮，不停地狂轰乱炸，成吨的钢铁砸在雨花台的中国部队阵地上。谷寿夫的地毯式轰炸终于起了作用，88师两个旅官兵全部为国牺牲，雨花台阵地才告失守。　　谷寿夫深知雨花台为中华门的前冲屏障，中华门则为南京的惟一陆路要道，因而攻下雨花台后即马不停蹄猛攻中华门。　　担任防守中华门任务的是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他曾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富有作战经验。他见日军炮火猛烈，如死守中华门只能束手就擒，主张主动发起反击，经请示南京卫戍副司令罗卓英，即率领一个团进攻莫愁湖的日军阵地。　　日军攻下雨花台后认为中国主力已被歼灭，不会再有大的抵抗，突然受到易安华所部官兵反击，顿时慌了手脚，转瞬间丢失莫愁湖附近阵地。　　谷寿夫闻报大怒，当即派出飞机和情报人员进行侦察，发现中国部队兵力单薄，就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派十倍于中国部队的日军发动进攻。双方在莫愁湖畔浴血苦战，最后，易安华和所率全团官兵全部殉国。　　松井石根又指挥日军猛攻紫金山，中国教导总队官兵奋起反攻，迫使日军一度停止攻击。松井石根闻报亲自赶到现场，调动绝对优势兵力再度发起进攻，中国军队抵挡不住，被迫撤退，紫金山失陷。　　谷寿夫见中国部队还在抵抗，命令日本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击南京城内新街口、中山东路等人烟稠密之处，又用重炮将中华门城墙轰塌多处，命士兵以缆梯攀垣而入。中国军队抵挡不住，南京陷落在即。　　唐生智知南京形势不可挽回，急忙发电向蒋介石请示战守之策。蒋介石于12月12日回电：“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时，特别用蒋介石的指示来回答主要将领的责难：　　“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而是固守的时间问题；在敌军火力优势，长江得自由航行的情况下，欲期保持，颇属难能，故只可希望较暂时间之防守。既作短时间守城之望，则不必将全部之基干部队全部牺牲，须预为撤退之掩护。”　　唐生智在南京城外指挥所用电报向主要指挥官传达完蒋介石的指示，长叹一声，命令一部分部队渡江掩护，大部分部队分头向芜湖、广德地区突围集结。　　当时，中国各部队正在南京各地浴血奋战，将士们明知南京必失，但仍奋勇战斗，只希望多坚持一日就能掩护中国军民多撤出去一部分，以尽自己的责任。　　在此危急关头，各部队收到唐生智不知从哪里发来的命令，指示相机突围，但从哪里突围、怎样组织掩护全无明确指示，想请示也找不到唐生智。　　各师长面临无可奈何的局面，打下去没有后方补给，人员、枪械无法补充；不打又向何处退，全无上峰命令。　　各部队在混乱中只能按常识行事，纷纷向浦口撤退，明知渡江船只有限，总希望友军能控制住下关通往浦口的江面，齐心协力杀出日军的重重包围。　　守城部队、政府官员、逃难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前仆后踩，城门为之堵塞，死者不计其数。松井石根见状大喜，指挥各路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军民死伤无数，只有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十多万大军多为日寇凶残屠杀。　　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举行侵占南京的入城仪式，松井石根骑着栗色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入南京。美国作家戴维·贝尔加米尼生动地描写松井石根“凯旋入城”的情景如下：　　12月17日，星期五，早晨，身材矮小的松井将军举行了入城仪式。这期间，浩劫有所缓和。松井因患慢性肺病刚刚发过高烧，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就被日本海军汽艇溯江而上送至南京码头，然后请进小汽车，来到城东疮痍满目的中山门三孔拱桥。　　在那里，他骑上一匹英俊的栗色马，马鼻子上长着一条很窄的表明马种的白色条纹..　　响起了嘹亮但吹得走调的军号声，于是，松井便率领着桥本以及朝香宫的随员进入了被征服者的首都。　　他面前的大街两旁站满了数万日军士兵。他使马前肢跃起，后肢站立，漂亮地把马转向东北方向遥远的日本皇宫。附近，日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迅速用柔和而激动的声调对着麦克风说：“松井将军率领将士为天皇陛下三呼万岁。”　　..松井骑马沿着精心清理过的路线，穿过大街和成千上万的欢呼的士兵，一直抵达城北部的首都饭店。　　在南京首都饭店举行的为庆祝日本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盛大宴会上，松井石根喝着美酒，拼命用尖嗓门吼叫：“陆军大元帅陛下万岁！”　　日本电台技术员对这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军国主义狂热感到吃惊，对他的尖声狂叫不以为然，赶忙把录音机声量放小，以防声量过大使信号失真。　　松井石根意犹未尽，又指挥日寇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第6师团长谷寿夫等，对手无寸铁的几百万南京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使30多万中国人惨遭杀害，但也很快遭到各国人民的严厉谴责。日本当局为掩人耳目，只得将其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召回东京。日本投降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29章　　南京大屠杀　　集体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侵华日军兽性的恶性大发展，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这次惨绝人衰、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屠杀规模之大，杀人手段之凶残，受害人数之多，迄今罕见。在当今文明社会的各种字典中，都难以找出一个恰当的词汇，形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使用了各种残暴手段，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官兵达30余万人，是各种酷刑的“集大成者”。1947年3月13日，在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上对南京大屠杀罪犯之一谷寿夫进行审判，公布其罪证事实时指出，在谷寿夫部队驻京期间，即从“12月12日至同月21日”，“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1982年日本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日本史学家洞富雄，经研究、具体推算和周密调查，指出南京城区被害者不下20万人，郊区被害者10万人，全部被害30万人。　　南京大屠杀，早已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闻知并刻骨铭心，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是，在日本尚有少数人，不正视历史事实，甚至公然歪曲事实，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被安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可以肯定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没有的事”，完全“是虚构”的，“纯属子虚乌有”。事实胜于雄辩，谎言毕竟是谎言，还是让血写的事实来作证吧！凡是富有正义感的人，在明了事实、闻见幸存者之控诉，便再也没有脸面为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辩护、并掩盖其所犯的暴行了。　　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侵华日军各师团按松井石根《攻占南京要略》的规定，从各门进入南京市内，分窜各区，进行血腥“扫荡”。当时，未及撤退留在城内外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约10万余人，城外还有从淞沪战场退下来的众多病伤散兵。如何处理10万之众的俘虏，刚进城的日军部队曾请示过军司令部，得到的回答是“适当处分”。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可以将俘虏任意杀掉。虐杀俘虏的方针，在日军进攻上海时就已经确定了。日本侵略集团把侵华战争看作是对中国的“膺惩”和讨伐，是“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因此可以使用最残酷和最野蛮的手段，包括杀害俘虏。日本军队在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下，视为天皇进行“圣战”为天职，在占领南京后，“皇军”神圣的狂喜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以致进入南京城的日军，羁压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并借搜查散兵为名，大肆捕捉无辜百姓和失去抵抗力的中国官兵。在占领南京的最初6周内，进行了野蛮而凶残的集体大屠杀。屠杀地点有：汉中门、鱼雷营、中山码头、大方巷广场、三汉河放生寺、草鞋峡、下关、龙江口、燕子矶、上新河、煤炭港和中华门外花神庙等十几个地方，被杀军民19万余人。南京几乎成为杀人屠场。　　12月13日，在长江下关、挹江门一带还聚集着很多难民和未来得及撤走的中国军队。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部队到达下关后，对聚集在江边的人群用机枪扫射，人群纷纷倒地，横尸江边，鲜血染红了扬子江水。另一支部队在挹江门附近向溃退的中国士兵开火，顿见首身分离、缺肢断臂的尸体横倒竖卧在沙袋堆之间。事后，佐佐木到一在作战记录《南京攻略》中写道：“共打了1.5万发子弹。”太平门城门口堆积着500余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护城河内尽是尸体。这一天，日本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将见到的极其恐怖、凄惨的大屠杀记述下来：在中华门附近的城墙上，“俘虏们在25公尺高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着向俘虏们的前胸或腰部刺去，（俘虏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混身战栗”。　　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大屠杀，从12月15日开始了。　　汉中门外集体大屠杀。12月15日，日军将从安全区司法院难民收容所内搜捕的中国散兵、青壮年男子和警察等2000余人，押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一时未断气的人，再被刺刀捅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幸免未死的原南京交通警察伍长德，作为汉中门外大屠杀的见证人，曾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日军的屠杀暴行。他说：　　12月15日上午8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在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钟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下午1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2000多人在城门里停下来，并被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日本人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　　到下午5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　　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我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原来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好不容易逃回难民区。　　伍长德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这一天在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还有四五百名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被机枪射死，倒在血泊中。15日晚，日军用枪押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百姓9000余人，朝长江边鱼雷营行进。日军已在鱼雷营置4挺机枪，当9000余人到达时，4挺机枪密集扫射，除殷有余等9人死里逃生外，余皆惨遭杀害。《纽约时报》记者都亭12月15日曾三次目睹日军集体屠杀俘虏的暴行。　　12月16日的大屠杀。16日，日军从难民区搜捕万余名平民和散兵，其中数百人押至大方巷难民区附近的水塘边，用机枪射杀，尸体推进水塘，塘里的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其余全部押至煤炭港，于当天晚上，用绳绑后，用机枪射杀，尸体投入江中，16日的集体大屠杀还在中山码头进行。这天下午，日军将汇集在华侨招待所及其附近的中国士兵和普通百姓5000余人，押至中山码头，令人群沿江边人行道排成一行，有些人双手被反绑着，日军在路中每数十步放置一挺机枪，枪口对着人群，逼迫跳入江中，日军再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炸、用刺刀戮，然后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纵火焚尸灭迹。中山码头大屠杀的宰存者梁廷芳、白增荣于敌人屠杀时携手投江，幸而脱险。梁廷芳在1946年6月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12月16日，日军将难民5000余人押赴南京下关沿江排列，用机枪射杀。”梁廷芳和白增荣2人还在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罪犯谷寿夫时出庭作证。他们还于1946年10月7日联名向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报告，1937年12月16日在中山码头被屠杀5000余人，此报告现收藏在南京市第二档案馆内。　　12月17日，在三汊河放生寺的集体大屠杀中，有4500余人丧生。从三汊河至水西门，遍地都是尸体，这一段就有五个万人坑：老虎门附近一个，水西门附近一个，汉中门外黄土山下一个，三汊河高鼓村对面一个，大同面粉厂后门仓库外一个。这五个坑都被尸体填满了。17日这一天，日军在煤炭港用机枪又屠杀3000余人。被屠杀者中还有南京首都电厂的40余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在12月13日以前，原南京首都电厂职工一直坚持发电，至13日南京陷落时才离开电厂，但进城的道路已断绝，几十名职工便躲进英商和记冷藏厂内。当日军搜查和记洋行时，除有证件证明其身分确系洋行职员而未被抓走外，电厂职工49人中，除副总工程师徐士英经洋行友人介绍，为敌人配置汽车电钥，另3人为敌人煮饭，余皆被赶至煤炭港江边，时江边早已聚集3000余名难民。日军从上午开始屠杀，每10人一组，初用机枪射死，直至晚上仍未杀完，后来就用机枪扫射和火烧，3000余名难民几乎全部被杀害。当年住下关宝塔桥东、日军在煤炭港放火烧房焚毙百姓的目击者说：“..　　我还看见日本兵把2000多人赶进煤炭港一个大仓库内，在房子上泼上汽油，放一把火，把2000多人都活活烧死了。”战后南京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和证人证实，判明17日在煤炭港江边，被拘禁者有3000之众，“初以机枪扫射，继集薪油之类，堆集茅屋四周，放火燃烧”，3000人“全部殉难于是役”。　　12月18日，日军第13师团103旅旅团长山田旃二按上级“处理掉”之命令，在草鞋峡进行了最大的一场大屠杀，57418人惨遭杀害。草鞋峡位于南京城北幕府山下，临江成狭长地带。南京失陷后，在下关一带长江沿岸聚集着众多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他们被日军驱赶囚禁在幕府山下的一些村落里，不少伤员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难民也因冻饿成疾、缺医少药、生病而丧生。18日，山田支队按“处理掉”之命令，将幕府山下被囚禁的5.7万余军民，用铅丝捆扎，赶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屠杀，一时未断气的人在血泊中痛苦挣扎着，日军便用刺刀乱戮致死，然后用汽油焚烧尸体，将尸骸投入江中。草鞋峡大屠杀是南京大屠杀中一天在一个地方屠杀人数最多的一次。从山田的作战记录可以看到，因18日“竭尽全力”屠杀5.7万的中国军民，致使19日延期出发，“全体出动收拾”被屠杀的尸体。这一天又将从大方巷难民区搜查出来的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集体屠杀。　　鱼雷营宝塔桥也是日军进行屠杀的重要场地。在这里屠杀的大多是无辜百姓，凶残的日军将被杀人群押至这里，或集体枪杀，或逼迫从高崖跳入江中摔死。在1937年12月份，日军先后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残杀军民3万人以上。12月份，在燕子矶江滩被集体杀害的军民达5万余人，这些人中有的是从城内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是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他们想在燕子矶渡江，到江北去避难。但日军已封锁江面，把他们围困在燕子矶沙滩上，用机枪扫射，致使5万余人遇害，堆积在江边和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到次年春夏之交还无人过问，恶臭的气味远传数里之外。12月份，日军还在上新河集体枪杀2.87万余人，在南门外花神庙集体杀害7000余人，在下关九甲汗江边屠杀500余人。在南京有大大小小屠杀场几十个。江东门的旧桥被日机炸断后，用中国人的尸体堆接起来，上面铺上木板，当桥行走。　　攻占南京后，日军一次次的集体大屠杀，造成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的惨景。1989年4月，由江口圭一、芝原拓自编辑整理的《从军日记》一书出版，是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佐证之一。《从军日记》是侵华日军小原孝太郎写的，在日军攻占南京这段时间里，他是第16师团的后勤兵，在进军南京路途中，他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书中在炫耀歌颂日军“胜利”的字里行间，也记下了目睹日军暴行的情景，如12月24日记去南京港领饲料，“我看了一下岸墙下边，在浅水的岸边，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无数具人的尸体，如同海滨的细沙一样安息在那里，足有数百、数千”。南京大屠杀凶犯之一第6师团长谷寿夫，为向上级显示自己的战功，在攻占南京的“军状报告”中写道：“河岸边全被尸体覆盖满了。”由于谷寿夫等日军头目的纵容，12月12—21日，中国被俘军民19万余人被日军集体屠杀了。　　分散屠杀　　当一批批中国军民被驱至屠杀场所、被集体屠杀时，在南京城内外，分散屠杀无辜者也在疯狂地进行着。在南京失陷的最初6个星期中，日军三五一伙、八九成群，在南京城内外，见民宅就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其中最为凶残和暴虐的是谷寿夫指挥的第6师团。　　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之一。他性情凶狠残暴，素有“亚述魔王”　　称号，手下士兵大都凶猛剽悍。淞沪会战中，在金山卫乡就屠杀无辜百姓1050人，还血洗淞江镇，在上海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12月13日谷寿夫指挥的第6师团占领雨花台，率先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后，他公然对部下宣布“解除军纪3天”，唆使部下开始大屠杀。参与大屠杀的还有中岛今朝吾率领的第16师团等。　　暴虐成性的日军几乎以虐杀为乐事，以奸淫为快事。其屠杀手段花样翻新，极端野蛮残酷。有枪杀、刺杀、烧死、刀劈、活埋、砍头、溺淹（在水里或粪池中）、挖心、分尸、用锥子锥死、装入麻袋摔死、用军犬撕咬死、剖腹取胎、割生殖器、先奸后杀等等手段，被分散虐杀致死的人数达15万人之多。12月12日，乡妇王徐氏，在中华门外下码头，被日军砍头并焚尸。　　13日，谷寿夫部下在中华门堆草巷纵火烧屋，乡民魏小山驰往救火，被砍致死。载于1938年2月7日汉口《大公报》的佚名文章《京敌兽行目击记》，真实地记述了日军的暴行，“他们用钉子和针向我们同志身上直刺，直刺成了血人，被难同志有时叫骂怒视，他们会连眼睛也刺上两锥子，最后用刺刀把喉咙穿破，血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而兽性大发的日军却在一旁拍手叫好”。一位目睹日军活活烧人惨状的人说：“20日，鬼子在太平路放火，火起后强迫百姓们上前救人，及到该处，鬼子即将百姓捆起丢在火中，活活烧死，鬼子鼓掌大笑。”13—17日，驻中华门外的日军，勒令乡民30余人，进入水塘捞鱼。时值严冬季节，进入水塘捞鱼者冰冻致死，不从者被杀。日军还将一老人捆绑，悬吊树梢，以枪瞄准，当作打靶目标，终至命中，绳断摔死。受害人梅福康说：“日本兵把我们12人一起赶到小土堆旁，要我们围着土堆脸朝外围成一圈，然后用布条将人与人相互的手和脚捆绑连接起来。　　待捆好后，日本兵就残酷地向我们这群人圈摔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后，还惟恐我们没有死，又凶恶的跑来用刺刀刺。..我本人耳根周围、颚部和舌根都被炸伤，又被捅了3刀。..在这次受害的12人中，幸存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邻居。我家8口人，7人惨遭炸死。”更为残忍的是，日军叫被杀的人自己挖坑，然后让其站在坑边，当日军开枪后，被打死的人就自己倒进坑里。或让被杀的人站在自己挖的坑内，日军再填上土活埋。小原孝太郎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的：“27班去征集粮草时，在农家的草堆里发现了4名残兵败将，便把他们抓来了，我和×××拔出战刀砍过去，脖子没有被完全斩断。接着，×××的×××也拔刀便砍，脖子还是没有被砍断。这时，××××说了声：‘看我的’。飞刀一砍，脑袋飞到了前边，鲜血随之四处飞溅。他的手腕实在高超。”　　还有古之未闻、今之未有以杀人多少比输赢的野蛮之事。杀人比赛的消息于1937年11月30日、12月6日和13日，登载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它以显着的位置炫耀日军在中国的“战绩”和“武功”，称赞两个杀人恶魔为勇士，并将两人手持战刀的合影照登载于报端。此二人是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的两名少尉军官，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从上海出发后，两人相约杀死百人。因此，在向南京进军途中，他们一路挥刀杀人。至汤山时，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两人杀人均未达到百人，比赛因此继续进行。据12月12日英文《大美晚报》登载：“当12月10日进攻紫金山之际，两人的杀人记录居然达到105人和106人。12月10日中午，两人各执已成缺口之刀，相值一处，野田道：‘我已杀了105人，你杀了多少？’向井回答：‘我杀了106人。’两人相互哈哈大笑。向井赢了1人，但未悉何人先杀到100人，两人乃复相约，将比赛目标展至150人。彼等乃复于昨日开始。”从12月12日起，向井与野田的杀人比赛继续进行。杀人比赛出现在中岛今朝吾所率的第16师团，绝非偶然。因为中岛今朝吾为人凶狠，是个“具有虐待狂气质的冷酷的人”，他以“黑色帐篷”为第16师团的部队代号，令其部下对任何人都不宽恕。当他接到松井石根、朝香宫“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后，便大规模屠杀被俘中国军民。1937年，中岛被任命为侵华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以中国军人出来自首可以免除惩罚的骗人布告，诱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辜百姓，其凶狠残忍令人发指。在这种师团长的教唆、纵容下，向井和野田两人的杀人比赛得到称颂和赞扬。谷寿夫的第6师团第45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比野田和向井更加疯狂，他用“助广”军刀，狂杀俘虏和无辜百姓多达300余人，田中军吉杀人的凶器“助广”军刀的照片，收进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编写的《皇兵》一书中，照片下标明“曾杀300人之队长（田中军吉）爱刀助广”。孰知，为夸耀日军“辉煌战绩”的报道和照片，战后却成了审判日本战犯指挥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最好罪证。　　据《谷寿夫战犯判决书》中统计，第6师团进行屠杀的地点就有：雨花台、雨花路、雨花村、宝塔山、扫帚巷、燕翅口、制造局，安德里、安德门、中华门车站、北山门、窑湾街、珠珠巷、黄泥塘、下码头河边、土贵桥、西街、土显庙、见子桥、养回红村、红梅巷、中华门城门口及其内外、小市口、大思古巷、小思古巷、桑树园、长乐路、长乐街、胭脂巷、三元庵、仁义桥、仁厚里、正觉寺、武定门、紫竹园、牵牛巷、菱角市等近100处。同时，攻占光华门的第9师团，攻陷中山门、和平门的第16师团，进入南京后同样对南京市民进行疯狂屠杀。当时随同日军进城的《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在目击了光华门的情景后作了这样的记述，“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在城内呆了4天，目击日军无数暴行。..从光华门北上，走向中山东路，在光华门马路两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黑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子下面，压着的都是尸体，四肢断折飞散，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我“当时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也就是地狱里面面目狰狞的‘狱卒’了”。通济门、中华门、中山门等地带，遭日军屠杀的南京市民，不计其数。通济门外的地区已成无人地带，据住在通济门裘家湾一带的居民说，当年大屠杀时，躲藏在东关头涵洞里的数百名同胞都惨遭日军杀害。这个1937年以前被称为南京的水陆运输码头繁华地区，从12月13日起遭日军血腥大屠杀，其后竟成了无人地带，呈现出一派“尸横遍野”的凄惨景象。《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一书的作者小俣行男在该书中说：“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日军进入南京后，四出强奸，一逞淫威，往往还奸杀并行，其凶残令人发指。据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统计，12月16—17日两天，遭日军蹂躏者已越2000人。审判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在指控谷寿夫及部下罪行时指出，日军奸淫妇女，其“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乘所未前闻。”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肖徐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13—17日，日军在中华门外，于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和尚与之行奸，和尚拒不从，口中念着“阿弥陀佛”，日军见了拍掌大笑，说你长的东西失去了作用，当即割掉和尚的生殖器，和尚疼痛致死”。日军强迫儿子强奸母亲，父亲强奸女儿，兄强奸其妹，甚至日军自己强奸，令其丈夫观看，若稍示反抗，当即杀死。这种现代文明社会早已消亡的乱伦丑行，日本兵却强迫中国人去干，以此取乐，一旦中国人不从。便被杀死。逃入安全区之妇女，也常遭闯入安全区日本兽兵之害。对于日军的淫暴行为，在南京的外国人实感震惊。一位外侨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实际上，1/3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军医蒋公谷睹日军白日宣淫的兽行，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日军“赤身裸体，公然白天宣淫，迭经外邦人士目睹，当面斥为禽兽。”　　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小至只有十一二岁的幼女，长至六七十岁的老妇。最常见的手段是轮奸，年幼少女往往被轮奸致死。更为残暴的是，日军奸后把被奸妇女杀死，令其赤裸裸地躺在大街上或田地边，有的被害妇女仰卧地上，小衣撕破，下身肿烂，小腹像鼓一样隆起。有的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　　有的妇女被奸之后，日军又用木棍由下部捅向腹部致死，有的奸后又被剖腹，等等。甚至有的以残虐妇女取乐。据一位目击者回忆说：日军“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的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军则在旁拍手大笑”。曾参加血洗南京的一等兵田所耕三讲道：“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①可以说，在南京大屠杀中，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就将被害者杀①［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死。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强奸，若没有上司的同意，是干不成的。　　在崇善堂收埋的11.2万多具尸体中，有女尸2000多具，其中多数是奸后被杀的。　　践踏六朝古都　　具有悠久历史、风景秀美的六朝古都南京，在日军占领后，被阴森恐怖的屠杀、疯狂野蛮的抢掠、丧尽天良的奸淫袭击着，破坏着。一位外侨这样写道：“12月10日那一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是秩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宛如人间地狱。”　　市内大部分房屋被破坏，商店被抢劫。日军闯入民宅抢劫财物，甚至连妇女身上所戴的饰物也不放过，往往抢后将房子烧掉。田伯烈所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写道：“12月20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5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出外，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火舌，向天空飞腾。”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被火烧了。《大公报》干1938年7月连载李克痕的文章《沦京五月记》，叙述当时南京的凄惨景象：“敌人又到处纵火焚烧房屋，尤以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处为甚，烧得片瓦无存。往日的繁华街市，今日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日本《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目击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写了《活着的士兵》，发表在《中央公论》上，书中是这样写的：“坦克开进了城，无数敌军的尸体被压得稀巴烂..南京已成一片火海..大街上还躺着不少尸体，暴晒了好几天，已经发黑了。夜晚，狗和猫争先恐后地来啃尸体。　　其中有一具尸体（只）剩下骸骨，可是头发却没有拔掉..”“在南京，硝烟、尸臭味、血腥味混杂在一起，横倒竖卧的尸体，身首分离，肠肚满地，南京简直成为人间最可怕的地狱。”　　贪婪财物、疯狂抢掠亦为日军暴行之一。到处抢掠的不仅仅是普通日本兵，就连日军上层军官也到富有殷实人家，掠走珍贵文物、字画等中华文化瑰宝，带回日本借以炫耀。南京大屠杀罪魁之一的中岛今朝吾，因名声太臭，被召回东京时，把从南京掠夺的大批赃物也带回国内。国民党的总统府、蒋介石的公馆均遭洗劫。南京市博物馆及收藏许多珍奇矿物标本的南京地质矿产博物馆，均遭破坏。地质博物馆内的贝壳、树叶的化石、珊瑚、古代容器，等等，任何一件都是稀世珍品，瞬间即被毁坏。　　安全区内的外侨住宅，也不断受到日军“光顾”。日军寻找到喜爱的东西，便毫不客气地拿走。各国使馆也未逃脱这场浩劫，英、美等国的使馆，甚至日本的盟国德国使馆，也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和抢劫。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临时代办罗森，在12月8日，与随员为躲避日机轰炸乘船驶入长江。12月18日，罗森等和英、美等国的外交官想返回大使馆，遭日军拒绝。罗森写道：“因为日本人不愿让我们看到恐怖的日本军队对南京市民失去理智的报复行为。”至翌年1月25日，罗森从上海返回南京，看到的是市区商业中心完全毁坏了，市内到处有火光。罗森不仅把看到的日军破坏南京的情况写成报告寄回国内，还把美国传教士麦奇拍摄的胶片内容的记录资料送往柏林。　　迟至1938年3月4日，罗森还不断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材料发回德国，称日军是“兽类的集团”。法西斯德国的一个外交官，站在纳粹德国的立场上，认为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残暴行为，“制造了一种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危险气候”，对德、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是丧失了“理智”。但他发回柏林的报告，却真实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和对六朝古都南京的蹂躏，成为日军暴行真实而珍贵的佐证。　　不安全的安全区　　南京失陷前，在南京的未撤退的各国人士、教会神职人员等，效仿上海沦陷后的做法，自愿组织了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市内设立一个安全区，以使南京市民有避难之处。安全区的总负责人是德商雷伯，总办事处设在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安全区的范围，南起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每一条出路口，都以红十字会会旗为标志。安全区内有几个难民收容所。实际上，安全委员会是一个难民救济机构。在南京沦陷前，原南京市长马超俊，选拔450名警察协助维持秩序，还拨米、面、盐等生活必需品和现金，供国际委员会救济难民使用。因此，直到沦陷前，南京难民区内秩序良好，一切井然。当时在难民区避难的男女老幼约30余万人，他们怀着在安全区内可以躲避战火的幻想，扶老携幼来到安全区内。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军事机关，不轰炸，使留在安全区内难民可以避难。中国当局完全同意并承认安全区。日本方面表示安全区内不驻扎军队，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袭击”。可以说，日军基本上是同意安全区存在的。　　但日军攻城开始后，根本不受任何限制地开炮。12月11日上午，日军炮弹便打中了安全区内法籍人开的福昌饭店，当即炸死40余名难民。13日南京陷落后，未来得及逃出的士兵纷纷跑到安全区内要求保护，据当时在安全区服务的一位外籍人士记述道：“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国际委员会主席亲赴汉中门，与进城的日军说明难民区的情况，并交上一份公函和保护难民的计划，同时也向日方提出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望贵军当局重视人道，保护俘虏”并“避免牵累无辜平民”　　的要求。　　这天上午11时，一队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官兵进入安全区，20多个难民见后惊慌奔跑，日军举枪便射，奔跑的难民当即毙命。当时，不管在哪儿，“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格杀勿论。此后，日军按照上级指令，在难民区内大肆搜捕和押走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青壮年男子，甚至一般市民，将其驱至屠杀场所。日军完全违反1929年7月签订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中有关在战争中对待俘虏的规定，残暴地屠杀俘虏和无辜市民。12月16日是日军在安全区内疯狂搜捕和屠杀的一天。这一天，日军从司法院内难民所中搜捕散兵和青壮年男子、警察2000余人，押至汉中门外集体屠杀。晚上，日军又把附近一个难民所中的1300余人押走，还从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抓走数百人，在中山路法官训练所内抓走100多人，从华侨招待所抓走全部中、青壮年男子，他们当中有散兵，但大部分是普通市民。他们被押到大方巷塘边，被机枪射死。在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70多个难民，无辜被拖出枪毙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手上有硬茧，日军就认为是当兵的证据，必杀死无疑。因此，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体力工人，往往被捉去杀死。安全区内，分散被杀的难民尸体横陈街头。　　逃入难民区内的妇女并未幸免于难，她们常被闯入的日军奸淫蹂躏，或被掠走，作为日军官兵奸淫行暴的工具。在金陵女子大学避难的妇女，在校内被强奸的有11岁的小女孩和53岁的老妇。12月15日夜，大批日军闯入金陵大学校舍，当场强奸30名妇女，有几名妇女被6名日兵轮奸。而金陵大学与日本大使馆近在咫尺，隔街相望，试想一向标榜有严明纪律的“皇军”，若不得最高当局的认可，胆敢在大白天肆无忌惮地行奸施虐？这一天，在难民区内，一昼夜间发生的强奸、抢掠、殴打事件有100件以上。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有一位妇女被强奸17次之多。一个兽兵在强奸时，旁边一个5个月的婴儿哭声不断，兽兵竟活活将婴儿闷死。金陵女子大学内住有数千名妇女，有外国人负责把门看护，使日本兵白天不能闯进去行奸。但每当夜晚，他们便翻墙进去“摸彩”，抓住妇女，即行奸污。失去人性的日军，只要碰见妇女，不分场合和时间，便行奸施暴，竭尽野蛮之行为。1937年12月20日，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公函，指出：“难民区内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他们平时都是洁身自爱，清白无暇。”国际委员会先后向日本大使馆交上428件《日军暴行报告》，12月13日至年底向日本当局递交170件《日军暴行报告》，1938年1月1日至1月12日又交上17件《日军暴行报告》，这些报告所述日军暴行都是发生在难民区内。1月28日，侵华日军司令部下令解散难民营，强令难民返回自己住处。因此，1月14日至2月9日国际委员会提交日军当局的240件《日军暴行报告》，大部分是记录难民离开难民区后被杀、被抢、被奸淫的日军暴行。　　屠杀新招数　　12月22日，驻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公布“签发平民护照”令，在市内张贴布告。布告中说：“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此令公布后，在南京市内设立多个良民登记处，当时的金陵大学、宁海路、上海路、金陵神学院、金大附中等地均设良民登记点。在难民区内设良民登记点，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30余万难民，更主要的是为搜查中国散兵。从满铁株式会社派到南京的“南京特务班”写回的报告，就可以看出日军当局放发“良民证”之真正用意和目的。“南京特务班”是12月24日进入南京开始工作的，1938年1月21日写回的第一次报告中说：“我军认为，由于南京整个被皇军包围，完全没有逃跑余地，因而在这些难民中必然潜伏着很多残败兵、不法分子。因此，直至1月6日，每天进行严格搜查，努力将其查出。查问全体人员之后，已清除多数残败兵，对其他普通无辜良民发给证明其为良民的‘安居证’，使其安居乐业。”①为了能让当过兵的人自首，在金陵大学登记点，日军采取欺骗手法，以“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获得工作为诱饵，致使难民区内二三百人①《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载于《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上当受骗，甚至没当过兵的平民，为得到一份工作，也去自首。结果，这二三百人全部被押走杀害了，只有10余人死里逃生，逃回难民营中。在宁海路登记点，有数十人承认当过兵，结果全被杀害。一个从虎口逃回的人回忆说：　　“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个晴天，日本兵在我家一带挨户搜查，已经将许多人集中在宁海路上，查看他们手中有没有老茧，头上有没有帽箍，主要看是不是当兵的。我自料逃不出去，只好躲在家里。吃过中饭以后，大概一两点钟的样子，四五个日本兵到我家搜查，他们发现我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就硬要把我带走。我母亲哭着说：‘他不是当兵的，是做铁匠的。’并拿出铁匠工具给他们看，他们根本不理睬，还恶狠狠地用枪托把我父母打倒在地，吆喝着把我强行带走。..日本兵把我带到宁海路，那里已经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一齐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下去。..当我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我从死尸堆里慢慢爬出来，满身是血污，顺着原路摸回了家。”由此例可以看出，日军当局发放良民证是继续屠杀的新招数。当年曾参加过攻占南京的一个日本兵冈本健三战后说：“本人曾经在现场亲眼看到，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后，对于谁是良民，谁是便衣队，是分辨不出来的。因此，日本军队就制发一种良民证，我隶属的部队每天都在办理登记，叫他们填写出生年月、性别、职业等项目。可是，会写字的中国人很少，对于不会写字的人，就以口头说明，由于语言不通，能讲得清楚的，算他运气不坏，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的，就认为他可疑，把他搁在一边，解决掉了事。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场内哭声大作，争先奔逃。可是，四面八方都喷出机关枪火焰，结果都是死路一条。那一次大概解决了四五百人。”在良民登记骗局中，有多少人被杀，已无法统计出精确的数字，但我们从“南京特务班”写回的第二份报告中，可以知道，“自去年（1937年）12月22日至本年（1938年）1月5日，协助中岛兵团进行的盘查活动，清出了大约4000名的残败兵和抗日分子。1月6日到2月25日间，特务机关得到天谷警备支队的协助，又在城内外继续进行盘查，清出约500名”。由此看出，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2月25日之间，仅“南京特务班”参与的“良民”登记，就将4500人屠杀了。“南京特务班”的第三份报告中说，在南京沦陷前，留在南京的人口是38万，截止到1938年3月末，登记领取良民证的只有23.5万余人，分散住在市内5个区内。当时，登记工作还没完全完成，但38万人与23万人之间的人数差额之去向，该报告并未说明。　　其实也用不着说明，他们之中的多数被屠杀了。　　日军最初6周的大规模屠杀、奸淫、烧抢等暴行，世界各国均有报道，并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抗议和谴责。但日军当局我行我素，屠杀几乎持续了3个月。究其原因，是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对华方针造成的。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为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已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表明日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军进犯南京时，就曾充满杀气地说：　　“降魔的利钊现在已经出鞘，要发挥它的神威！”正是日军实行的“大体上采取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以及参谋长下达的“杀掉俘虏”的命令，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30余万中国骨肉同胞被残杀了。　　销尸灭迹　　侵华日军为掩盖大屠杀的罪证，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就进行销尸灭迹的工作。曾在12月17—19日参加屠杀燕子矶被俘军民并处理被害者尸体的日军第13师团山田旅团第65联队的一名下士说：“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在善后处理阶段，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　　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曾为南京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部员太田寿男被俘后供称：他于16—18日奉命处理尸体。碇泊场司令部拨出运输兵800名，专门进行运输和处理尸体。太田寿男与另一名军官安达少佐各率400名。经太田寿男直接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入江中的尸体有5万具，以上合计处理的尸体共有15万具。以上是日军开始大屠杀不久集中处理的中国军民尸体。但由于侵华日军在最初6周内疯狂大屠杀，致使城内城外、农舍民宅、街道田野、江边沟旁被杀中国军民的尸体比比皆是，尸堆如山，日军销尸灭迹的工作，难以单独完成，不得已才允许一些慈善团体和个人参加收尸埋尸的工作。参加收尸埋尸工作的团体有红会、崇善堂、南京红十字会分会、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还有一些个人及伪职人员。　　“南京特务班”进入南京后，曾协助1月5日刚成立的伪自治委员会的收尸埋尸工作，他们写给满铁株式会社的第二份报告，称赞红于会收尸埋尸工作成绩昭着。报告中说：“红会的尸体埋葬队（队员约600人），1月上旬以来，在特务机关指挥下，连日涉足城内外掩埋死尸，截止到2月末，埋葬的尸体约达5000具。”在第三份报告中又说：“至3月15日为止，已把城内1793具、城外29998具、共计31791具尸体收容在城外下关地区及上新河地区的指定地点。”但仍有不少尸体需要收埋，“现在每天需要卡车5—6辆，民工200—300名”。直到5月份，红会共收埋43123具尸体。　　崇善堂共收埋113267具尸体，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3091具，孩尸813具。红十字会收埋13722具尸体。回民掩埋队专门负责收埋被害回民的尸体，在3个多月中，共收埋回民尸体400余具。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在雨花台、花神庙等处，组织难民掩埋7000余具尸体。伪南京市政公署令卫生局将灵谷寺、马群一带无人认领之尸骨3000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碑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闉丛莽、山巅、水埃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告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瘗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魂。呜乎！诸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僭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　　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洵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瘗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记。　　收埋尸体的工作至1938年5月才告结束。经慈善机关收埋的尸体有15万具之多，连同被侵华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的19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柳川平助、中岛今朝吾等将校80余人。他们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奖励。松井石根被任命为内阁参议，日本政府为他叙勋。1944年，松井又担任了“大东亚开发公司”总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柳川平助被召回东京后，裕仁天皇还亲自接见了他，奖给他一对雕有皇家菊花纹章的银花瓶。松井石根的参谋长武藤章亲自指挥了南京大屠杀，召回东京后被东条英机重用，提升为第14方面军参谋长，协助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但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凶手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及帮凶武藤章，受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刑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南京大屠杀罪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和野田岩，还有用军刀杀死300人的田中军吉，战后经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判以死刑，1947年4月26日被押至雨花台，实行枪决。　　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是侵华日军最凶残的血腥暴行之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院内13块小型碑雕，记载着南京各处大屠杀地点的情况，它们与馆内收藏的大量真实史料、图片及血泪控诉书，及尸骨陈列室内的累累白骨，是对日军血腥暴行的永久控诉。　　第30章　　华中大会战　　对华“新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军部法西斯分子头脑更加狂热，磨刀霍霍，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是个花花公子，一味追随日本军部扩大侵华战争，他口吐狂言说：“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介石政权已陷入真正的困境，只要我们再推他一下，就会垮台！”　　南京沦陷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近卫文麿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与中国的和谈条件。内务大臣未次一夫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叫嚷说：　　“进攻南京，乃因中国方面无视日方寻求重返日华提携大道所致。松井军司令官最后劝降之目的，也在于此，但中国方面毫无反省之意，日本方面也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别无他法。”　　陆军大臣杉山元、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认为，原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太低了”，当时只要求取消《塘沽协定》、《梅津一何应钦协定》、《土肥原一秦德纯协定》，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设立包括卢沟桥在内的河北省非武装地带，“太便宜”中国人了，要求提出更苛刻的条件。　　广田弘毅说：“在帝国付出大量牺牲的今日，以如此轻微的条件同蒋介石会谈，实在难以同意！”　　杉山元说：“中国事变乃东亚之一悲剧，但为使悲剧不再重演，日本此际不能回避彻底手术。就此意义而言，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始终不能放松膺惩抗日政权！”　　近卫文麿见大部分内阁成员都同意杉山元等人的意见，就不顾参谋本部一些人的反对意见，12月21日操纵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日华和平谈判问题，对驻日德国大使的复文》：　　鉴于最近战局的迅速发展，事态已有重大转变，帝国政府拟提出以下基本条件。　　中方如全部承认以此为讲和原则，并有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之态度，则帝国亦准备按此开始日华直接谈判。上述原则如不被接受，虽属遗憾，但帝国将不得不以不同既往之全新观点处理事变，此意希予谅察。　　基本条件如下：　　（一）中国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逼迫中国投降的四项条件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催中国在年内做出答复。蒋介石听了汇报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询问日本所提四项条件的具体内容。陶德曼于1938年元旦到武汉会见王宠惠催逼。　　蒋介石看了日本提出的条件，感到断难接受，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　　于是，蒋介石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把军事统帅部移至武汉，摆出与日军决战架势，向全国发出响亮的抗战号召：“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做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　　接着，蒋介石命外交部虚与陶德曼周旋以稳住日本，抓紧机会改组政府机构，枪毙了丢失济南等地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战区司令韩复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此大出风头，成了世界著名的抗日伉俪。西方记者宣传说：　　“宋美龄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位能从日本鬼子侵略下救国的圣者。”　　近卫文麿见蒋介石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就又向蒋介石提交强硬照会施加压力：　　中国关于谈判的答复，已经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收到中国的答复时，我们发觉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日本帝国现在决定放弃承阁下的政府竭诚帮助而进行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　　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蒋介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以让日本详细解释四项条件为由拖延时间。对此，1938年1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召集御前会议，展开激烈争论。　　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头脑比较冷静，他强调说，绝对不能不等中国方面的最后明确答复，在日本举国一致的决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即转入前途暗淡的长期战。　　杉山元反驳多田骏的意见说：“限期已到，中国未来回电，证明他们无和平诚意，我主张应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以前继续作战！”　　广田弘毅与杉山元狼狈为奸，以外交家身分蛊惑人心说：“根据长期外交生活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应对姿态，显然并无和平的诚意，参谋次长是否不相信我这个外交大臣？”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更以辞职来威胁：“政府是相信外务大臣的，而统帅部不相信外务大臣，亦即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只有辞职！”　　多田骏有一些战略头脑，他看到了日本硬打下去的危险性，声泪俱下说：　　“明治大帝曾有仰勿辞职的圣谕，值此国家重大时期，所谓政府辞职，成何体统！”　　杉山元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陆军统帅部首脑。陆军省军务局长町尻等人也向多田骏施加压力说：“今日的问题，多田骏次长若不谅解，致使内阁总辞职，则对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陆海军大臣等的压力下，多田骏回到参谋本部，与总务部长中岛、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等人商量，由于“不能忍受因中国方面的态度致使日本内阁崩溃”，因而“决定在当夜会议重开时做出让步”，编造理由声称：“大本营陆军部本不能同意，但考虑内阁崩溃的不利，决定予以默认，不再提出反对。”　　于是，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同中国停止交涉。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称：　　（日本）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　　因此，今后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这就是臭名昭着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杉山元等认为此声明太软弱了，近卫只得又于1月18日发表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上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亦无需宣战。　　这就是日本以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而采取的“对华新政策”。为贯彻此政策，日本在1938年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对华长期战争体制：　　首先是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在东北和察北，主要是巩固“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前，日寇在张家口建立了以杜运宇、于品卿为首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以云王、德王为首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然后将三个伪政权合并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成立的第一个大傀儡政权。在华北，炮制出以江朝宗为首的“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以高凌尉为头子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还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王克敏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浦东区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在南京组织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在杭州炮制出伪杭州治安维持会。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日本又在策划建立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加速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推动近卫内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操纵议会通过了超过80亿日元的军费预算，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飞机制造业法》等80多个法西斯法令。日本军部制定出《昭和13年（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自昭和13年2月至同年夏季，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要纲》，都规定“运用政略和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　　为便于统一指挥日本侵略华中的军队，日本陆军于1938年2月18日取消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司令部，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命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　　畑俊六1879年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在日本驻德国、瑞士使馆任过副武官，其后任陆军大学教官、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班班长、第四部长、第一部长，当过师团长、航空本部部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陆军教育总监。　　本军界，许多人认为畑俊六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特别是他在任侵台日军司令官期间，疯狂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更受到杉山元等日本军部首脑的赏识。杉山元等人认为，要打破“中国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僵局，必须拿下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地——武汉三镇，此重任非畑俊六莫属。　　畑俊六走马上任，率领华中日军进犯武汉，首先打响了徐州会战。　　兵败台儿庄　　畑俊六自吹懂汉学而以儒帅自诩，他从两句古诗中早就盯准了徐州：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　　九里山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畑俊六认为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为连接中国南北的必经之地，素有“五省通衢”、“军事重镇”之称。他认为，要攻取武汉必先占领徐州。日本大本营也指望在徐州一带发动会战，以期歼灭徐州附近50个师的中国主力部队，将其作为占领武汉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徐州会战在畑俊六走马上任之前就已经打响。　　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攻克南京之后，日军为沟通南北战场，就想打通津浦铁路，进而击破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部队防线，使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南北并进，会师武汉。攻占徐州必然成为首要战略目标。　　历时5个月的徐州会战可分为津浦路沿线的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和徐州突围等三个阶段。　　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为津浦路沿线保卫战。从1937年12月中旬起，日军从津浦路南北两端夹攻徐州。　　畑俊六大将亲自率领8万日军作为主攻部队，从津浦路南段的镇江、南京、芜湖等地渡江北上。获州立兵中将指挥第13师团主力连续攻陷滁县、来安、六合，全椒后，1938年1月中旬继续北进，在明光、池河镇一带，被中国部队韦云淞所部第31军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你争我夺不分胜负。畑俊六急忙从南京增调援军和重武器前来助战。中国第4兵团司令官李品仙便命韦云淞率第31军主力让开津浦路正面，与于学忠的第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阻止日军越过淮河北进。到1938年2月初，虽然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被日军攻占，但中国主力部队损失不大。　　这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第59军、第21集团军之第7军增援。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后一度被人们骂为卖国贼，现在终于有了同日军决一死战的机会，因而率领部队英勇作战，从日军侧背发起攻击，迫使日军退回淮河以南。张自忠、张淦指挥第59、第7军乘机反击，夺回淮河北岸阵地，与日军在津浦铁路南段形成隔河对峙之势。　　在津浦路北段，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处死韩复榘，任命孙桐萱继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后，孙桐萱率领部队东渡运河，一度攻入济宁、汶上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激战数日，虽被迫退回运河西岸，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第22集团军由临城（今薛城镇）地区向邹县之日军发起攻击，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在此期间，板垣征四郎指挥的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配属于华中方面军，1938年1月沿胶济铁路东进，占领山东潍县、青岛，尔后南下攻取沂水、莒县、日照、蒙阴等地；板垣又以所属第21旅团为骨干组成坂本支队，猖狂地向汤头镇、临沂方向进攻。中国军队退守临沂以北防线与日军对峙，战局暂时趋于稳定状态。　　从1938年3月起，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即台儿庄会战时期。　　台儿庄是山东峰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儿庄）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运河的咽喉，是进攻徐州的必经之道，被称为徐州的门户。　　蒋介石在汉口最高统帅部和幕僚们围着军用地图研究徐州会战的方策，突然，蒋介石以手直指台儿庄冷笑道：“娘希屁，他们败定了！”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他首先看到蒋介石抓住了一个良好的战机，幕僚们也顿时恍然大悟，一齐称赞蒋介石“神机妙算”。　　这倒不是蒋介石的部下胡乱奉迎拍马，这次的确有些道理。　　原来，为打破津浦战线的对峙状态，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多次向大本营申请“增加兵力”，“追剿眼前之敌”，很快得到大本营批准。西尾寿造中将当即命令矾谷廉介中将、板垣征四郎分别率领第10、第5师团南北夹攻徐州，以打通津浦线，然后沿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三镇。　　蒋介石抓住了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孤军深入的机会，命令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迎头痛击，务求必胜。蒋介石还亲自赶到台儿庄前线督战，下达严格命令称：“部队必须死守台儿庄；若有闪失，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军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为使华北与华中方面军连成一片，命令第10师团向徐州北面最前线的据点滕县发动进攻。　　矶谷廉介指挥的第10师团为日军精锐师团，平日训练又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科目。矶谷廉介接到命令后，即以所属第33旅团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从1938年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的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天攻下界河，又迂回到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总司令孙震）之侧背。李宗仁立即调第20军团一部增援，并令第3集团军侧击充州。　　3月16日晨，板垣征四郎指挥第5师团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向膝县发起攻击。川军第122师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奋勇还击，誓死防守界河，打退板垣师团的几次进攻。板垣征四郎老奸巨猾，见正面进攻受阻，就采取迂回战术猛攻右翼，终于突破川军阵地，王铭章率部退回脖县县城防守。板垣师团猛攻膝县5日，该县城尽成焦土，王铭章为国捐躯，日军才攻下膝县县城。　　板垣气势汹汹扑向临沂，企图攻占临沂，从背后攻击中国部队，再由微山湖从西面进攻徐州，使徐州陷入两翼包围之中。　　临沂是鲁南名城，城宽池深。据守临沂的第40军军长庞炳勋是西北军有名战将。他冒着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防守临沂，与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形成胶着状态。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深知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5师团凶猛异常，担心庞炳勋抵挡不住，打算予以紧急增援，但惟一可以调动的第59军尚在200华里之外，而庞炳勋最多还能坚持24个小时，情况十分严重。　　第59军军长张自忠接到命令，当即率领西北军以每小时18华里的速度跑步前进，12个小时就率部赶到临沂，休息1个小时后，就漫山遍野向日军扑去。官兵们甩手榴弹、拼刺刀，个个怀着报仇雪恨念头同日本鬼子拼命，惟恐失去报国机会。　　板但征四郎以为再有半天就能攻取鲁南重镇临沂，没想到一下子被张自忠的第59军冲乱了阵脚，不到半天整个师团便全线动摇。庞炳勋见状大喜，打开临沂城门，率领将士冲杀而出。　　庞炳勋、张自忠率领所部官兵对板垣师团合力夹攻，直杀得板垣师团尸横遍地，狼狈逃回滕县。庞炳勋、张自忠胜利会师，两人抱头痛哭，多年来在军阀混战中形成的隔阂霎时间一扫而光。　　临沂战斗的胜利增强了全中国军民战胜日寇的信心，庞炳勋、张自忠作为抗日英雄名声大振。　　临沂之战打痛了板垣师团，日本内阁受到巨大冲击，吵作一团。陆军大臣杉山元决心继续打通津浦铁路，但担心军事失利后遭受攻击，便把他关于打通津浦铁路线的计划提交日本内阁会议讨论，但受到内务大臣马场瑛一的嘲笑反对。杉山元只得以打不通津浦路就辞职的条件，换取了日本内阁对他的支持。　　经裕仁天皇批准，日本军部命令华中方面军向台儿庄挺进。3月23日，板垣征四郎接到命令，挥军冒险向台儿庄推进。他估计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占领台儿庄，激烈的战斗大概会发生在徐州附近。　　蒋介石和李宗仁早就看上了台儿庄这个有3300余户的大村镇，命令中国部队加固石头城墙，修筑碉堡70余座，决心利用这个理想的打歼灭战的场所，在台儿庄附近布好阵势，歼灭猖狂前进的日军主力。蒋介石和李宗仁命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的3个师（黄樵松的第27师、张金照的第30师、池峰城的第31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而以汤恩伯的关麟征和王仲廉的第52军和第81军诱敌深入，然后南北夹击日军，消灭日军主力于台儿庄一带。　　1938年3月23日，蒋介石、李宗仁担心日军不向台儿庄已布好的阵势里钻，便催促池峰城诱敌深入。　　池峰城接到命令，即率领王郁彬的185团北上诱敌深入。这时，日军矶谷师团正从峄县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猖狂进犯，双方在泥沟发生遭遇战。池峰城率军奋战一天，又调骑兵生力军助战，歼灭大量日军。池峰城想到诱敌深入的任务，便佯装失败，撤退到小村北洛。　　矶谷廉介不知是计，指挥第10师团主力快速追击。池峰城又退兵南洛，设下伏兵痛歼猛追之敌。为打得更逼真，李宗仁指挥孙连仲集团军部队，在台儿庄外围村落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矶谷廉介为人残暴刚愎，没想到中国军队竟如此顽强抵抗，就摆开大战架势，利用炮火优势展开猛攻，有时一天发射六七千发炮弹，不少村庄被轰为平地。　　池峰城见诱敌深入的任务已经完成，就率领185团退回台儿庄；日寇冲过刘南湖、三里庄，直逼台儿庄石头城下，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正式展开。　　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台儿庄内，师长池峰城率军奋战，立下大功。　　3月24日傍晚，矶谷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猛攻，突破台儿庄城墙的东北角，从突破口窜入200多名日军。池峰城急命该师186团奋勇反击，一举将200名日军全部歼灭。　　矶谷廉介不肯善罢甘休，3月27日又指挥一部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池峰城有了第一次反击经验，便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拉锯战。矶谷廉介命濑谷旅团第63联队4000人，火速从峄县增援台儿庄。该联队第二天夜晚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另一部冲入台儿庄内，直奔台儿庄西门，企图截断池峰城师师部与台儿庄内联络的惟一通道，使台儿庄形势十分危急。　　在危急关头，池峰城满怀一腔报国之心率军顽强抵抗，先用强大炮火压制日军攻势，再选派几十名爱国士兵组成敢死队，穿上日军军服，发一声喊冲入日军阵地，趁日军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用刺刀、手榴弹展开近战夜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　　3月30日，矶谷廉介派兵由台儿庄北面攻入庄内，占据碉堡后逐步向前推进，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池峰城虽率部奋战，仍不能将其消灭，就向孙连仲联系请求增援。孙连仲即派两个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到，将入侵庄内之敌消灭，稳定了台儿庄形势。　　矶谷廉介见中国军队正从外面向台儿庄攻来，怕汤恩伯率军赶到被包围歼灭，就赶在汤恩伯集团军合围台儿庄之前，于3月31日再次攻入台儿庄北部，在文昌阁建立指挥部，向台儿庄内进攻。池峰城率领第31师与日军展开巷战，双方都伤亡很大，处于对峙状态。　　这时，台儿庄外围据点只剩下沅上村一处，池峰城便派人命令沅上两连守军从背后偷袭日军。这一着果然有效，将文昌阁内的几十名日军全部歼灭，缴获了一批日军文件，可惜兵力太弱，未能将500名日军全部消灭。　　矶谷廉介在台儿庄站稳了脚跟，4月2日以该师团主力部队在台儿庄东面展开大规模攻势，日军凭借强大火力连连得手。4月3日，日军赤柴旅团第10联队攻陷台儿庄南门外黄庄、边庄、孟庄等地；福荣第36联队攻下台儿庄东南门，同时投掷催泪瓦斯弹，中国守军牺牲十之七八，退守西关，只剩下台儿庄西北一角，形势十分危急。　　为挫败日军猖狂进攻，台儿庄外的汤恩伯、张自忠两支部队奋勇作战，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才使形势有所变化。　　3月底，板垣征四郎认为汤恩伯集团军是他扫清台儿庄外围障碍的主要敌手，就派他的王牌部队——仙岛联队沿潍台公路进攻兰陵、洪山两地的汤恩伯部队，妄图拊汤恩伯集团主力之背。　　汤恩伯晓得板垣征四郎这一着极为毒辣，急忙将集团军主力后撤，回师解洪山、兰陵之围，两军外围部队展开一场决战板垣征四郎利用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抢占有利地形，汤恩伯部队行动缓慢，其指挥机关大都处在仙岛联队大炮的射程之内，形势十分不利。　　汤恩伯与第53军军长王仲廉、第54军军长关麟征紧急研究对策，认为只有迅速发动攻势才能解救危急局势，便突然发动猛烈攻势，使3000名日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汤恩伯集团军先以大炮机枪猛轰，接着派敢死队冲上去展开白刃肉搏，再辅以火攻，打得日军人仰马翻，叫苦连天。仙岛联队几次拼死突围，都被中国部队击退，刘庄的500名日军被全部歼灭，中国部队夺得日军战马50匹。围攻兰陵的板垣师团仙岛联队受到内外夹击，狼狈地向板垣师团的后方向城逃走。汤恩伯哪里肯放日军逃跑，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在向城又歼敌一部，遂将板垣师团的仙岛联队基本歼灭。　　板垣征四郎得到其仙岛联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大发雷霆，急派板本旅团前往解救仙岛联队残部。坂本旅团受命，急速向爱曲、向城一线进犯，袭击关麟征的第54军。汤恩伯不敢大意，忙命王仲廉的第85军和周碞的第75军增援，很快在台儿庄以东的底阁杨楼对日军形成包围态势。　　中国部队断定这里是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坂本旅团的后方勤务机关所在地。此地的日军3000人由板垣和矾谷两师团人员组成，只要能将这两个师团混合在一起的敌人消灭，进攻台儿庄方面的矶谷师团主力将不战而退。　　汤恩伯集团军将士军心大振，抓住难得的时机发动猛烈进攻，双方几度肉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中国部队越战越勇，毙敌1300多人。　　日军旅团长坂本感到情势严重，再恋战即有全部被歼之虞，就下决心以坦克开路拼命突围。中国部队指挥官料到日军要逃跑，早已下令以密集炮火组成强大火力网，封锁住日军逃跑的通道。日军坦克车一到，就开动平射炮击毁坦克，再集中火力消灭步兵，最后冲上去展开肉搏战，终于把企图突围的日军全部消灭。　　坂本看突围不成，只好横下决心，依托碉堡固守待援。汤恩伯调动平射炮将日军碉堡全部轰塌，又挑选敢死队冲入敌人阵地，逐条街道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兵力又占绝对优势，经2昼夜浴血奋战，坂本旅团被消灭一半，被俘100多人，坂本旅团长带领残兵败将仓皇而逃。　　矶谷廉介得知坂本旅团在底阁杨楼被消灭大半，当即决定下令后撤，匆忙之中坦克汽油用尽，又抛弃坦克乱放空炮，掩护师团主力后撤。汤恩伯集团军分路发动进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收复台儿庄周围被日军占领的大片乡村，解除了日军对台儿庄的威胁。　　在台儿庄内，池峰城率领全师官兵执行蒋介石亲自制定的“磁性战术”，以巨大的伤亡诱敌深入，在台儿庄与矶谷师团激战7昼夜，打得相当艰苦。　　在关键时刻，接到汤恩伯、张自忠在外围连连告捷的喜讯，池峰城在4月5日夜间率领敢死队向日军据点发动攻击，经3小时夜战，将台儿庄内的700名日军层层包围。　　日军旅团长濑谷见已成瓮中之鳖，官兵又丧失斗志，便下令余部从台儿庄内外抽身撤退。　　1938年4月6日晚，中国部队在台儿庄战场发动全面反攻：汤恩伯军团从外线包围进攻，孙连仲集团从正面进行内线扫荡，两路大军夹攻，不到2小时，便把台儿庄内外的日军全部歼灭。　　4月7日凌晨，中国部队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矶谷廉介还算明智，认为再投入日军也无济于事，下令北撤。中国部队追至红瓦屋又歼灭日军几百人，日军坂本、濑谷两支队狼狈逃窜。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台儿庄之战，中国军队摧毁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装备，为中国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的第二次大胜仗，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取得的最重大胜利。　　第5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满怀豪情向蒋介石报告喜讯：“台儿庄之役在委座亲自指挥下以胜利告终。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　　蒋介石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喜形于色，虽“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但他却过高地估计了台儿庄战役的作用，错误地认为日军已失去决战能力，便向徐州附近调集60万重兵，决心扩大台儿庄战役的成果。日军一直在捕捉中国部队主力，这下找到了目标，就调集华北、华中派遣军，气势汹汹向徐州扑来，徐州会战进入第三阶段。　　损兵占空城　　日军在台儿庄大败的消息传回东京，日本内阁和军部受到巨大冲击。　　在内阁会议上，内务相马场瑛一对陆军大臣杉山元等大肆攻击，硬要全体内阁成员为2万被消灭的日本侵华官兵鞠躬默哀，还提出要与杉山元一起辞职，以此向日本军部施加巨大压力。　　杉山元竭力为自己辩护，声称日本大本营在台儿庄战役中有重大发现，那就是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有四五十万重兵，尤其是汤恩伯率领的中央军第20集团军不可轻视，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了中国军主力，应坚决放弃“战局不扩大方针”，下决心集中日军主力部队，在徐州地区歼灭中国部队主力，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华中占领区和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伪政权连成一片，根本上改变日本侵华局势，彻底打败中国军队。　　杉山元和日本军部首脑的意见得到日本近卫内阁的同意，1938年4月7日下达了大本营陆军部的命令。　　大陆命第84号　　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前项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合肥）附近。　　四、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日本内阁通过进行徐州决战的方针后，杉山元伙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提出以海军大将未次信正代替马场瑛一出任内务大臣，近卫文麿不敢反对，又拉他的好朋友、内大臣木户幸一进内阁出任文部大臣，共同策划徐州会战方策。　　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杉山元提出要从中苏边境调关东军进关参加徐州会战，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坚决反对：“无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满苏边境的国防军绝对调动不得，万一苏俄发动进攻怎么办？谁要这样做就是帝国的罪人！”　　杉山元强调侵华日军不够使用，必须动用赫赫有名的关东军。石原莞尔不以为然，指出当时山西战场沉寂，华北方面军可抽调部分兵力；华中方面也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南京附近的日军可以调出，不必调动关东军。　　大本营会议同意石原莞尔的意见，决定由寺内寿一大将统一指挥进攻徐州。　　寺内寿一1878年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曾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历任参谋本部部员、步兵联队长，师团参谋长、驻朝鲜军参谋长、侵台（湾）日军司令官，1935年升任陆军大将，1936年任广田内阁陆军大臣，1937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此人是日本已故首相寺内正毅的长子，自幼受寺内正毅和日本元老和军阀们的刻意培养，很快青云直上，军国主义情绪高涨。　　寺内寿一被任命力徐州会战的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后，急电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两个师团长飞赴天津，商议进攻徐州方策。两个台儿庄之战的败军之将本以为要受申斥，却受到寺内寿一以礼相待，板垣和矶谷都表示要打个大胜仗以报知遇之恩。　　在商议进攻徐州的战略战术时，寺内寿一提出再增加一个师团仍由台儿庄进攻徐州，板垣征四郎提出采取大迂回战略，即先不攻徐州，而是出兵截断中国部队西退之路，然后再逐以击破、歼灭。矶谷廉介也赞成板垣征四郎的意见，提出自蚌埠向北发动攻势，以钳形攻势包围徐州，全歼中国部队主力。　　这时，寺内寿一接到了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方案：　　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草案　　昭和十三年（1938）4月7日　　大本营陆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