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回国后提出制定宪法建议书、殖产兴业建议书、振兴国外贸易建议书，三大建议书为建国事业绘制了蓝图。 使节团成员对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和体验，使他们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官僚、推动日本全面近代化的带头人。 教育改革 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把兴革教育列为建国工作之先，并定兴革教育原则两条，一是“破除旧时之陋习”，一是“求知识于世界”，颇具革命开放精神。因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是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为开端的。 另一位革命家大限重信在总结维新后教育发展时说：“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40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因此，在讲维新后教育改革时，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江户幕府时期的教育方针和状况。 德川幕府的教育方针，是以贵族教育为王，教育对象是武士，教育内容则以儒学为主，所谓“武士之家盛行儒教”。教育机构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设有昌平坂学问所、藩校、寺子屋、乡校、私塾等。 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是昌平黉，校址在昌平坂，1790年幕府将昌平黉收为官学，改名为昌平坂学问所。此校任务是以儒学教育幕臣，学员主要来自旧旗本，同时兼收诸藩的优秀武士，学习科目为经（四书、五经、三札）、史（左传、史记、两汉书、通鉴纲要）、国史（本朝通鉴、六国史、德川实录）、律令（唐律、明律、津律、本邦律令）、诗文等五科。后来拟增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科，但因幕末政治形势多变，未能实行。维新后昌平坂学问所改为昌平学校，1869年与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成“大学校”，1870年被勒令停课，翌年被废除。 各藩设立的教育机构称藩校，通称学馆，如会津藩的日新馆、米泽藩的兴让馆、长州藩的明伦馆、水户藩的弘道馆、熊本藩的时习馆，鹿儿岛的造士馆。藩校的组织形式和课程内容，全部效仿昌平坂学问所。宽政以后，藩校数量增多，学科也逐年增加。到幕末，医学、算术、天文、兵学等均为藩校采纳，在某些藩里还设立医学校、洋学校、国学校，并附设出版机构，藩校成为传授新知识、新技术的基地。不过，藩校学员均来自藩士，不收农、工、商“三民”。据统计，江户时代共有藩校280所左右。废藩置县后，藩校被废除，有的改为中学校。 江户中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自发地设立起来许多平民学校，其学员有“三民”，武士不进入。这类学校多设在寺院里，儿童七八岁时入学，跪于师前，结师弟之契，学童敬师如敬亲，师爱生如子，故名寺子屋。学习内容，以实用为主，因职而异，一般设有习字、诵读、作文、珠算、礼仪等。多以《三字经》为课本，还有“商业往来”。办学者，城市以官员、商人、医生居多；乡村以村长、神官、僧侣为主，也有武士。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平民学校已相当普及。幕末，全国寺子屋达1万余所。 私塾是江户时代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形式。私塾多是各学派（包括兰学家）的鸿儒学者创办的教育和学术传授场所。名人学者无不通过名门私塾修业而成名，所以私塾对政治影响非常大。例如，京都大儒伊藤仁斋创办的“古义堂”，就是著名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受教育的地方；国学家本居宣长创立的“铃屋”（于松板），平田笃胤创办的“气吹屋”（于江户），都名盛一时；洋学家绪方洪庵创立“适塾”于大阪，前后门生达3000余人，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等英才，均出于绪方门下；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于萩），培养出维新领袖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多人。 除上述各类学校外，幕府末期，幕府还创建了为数不多的专门为幕臣和武士传授洋学的教育机构，如医学所、开成所等。 上述各类学校，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教育机构，对维新后的新日本已经不适应了。于是，明治政府采取“求知识于世界”的政策，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改革，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设资本主义精神文明。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着手整顿教育机构。1868年4月，恢复了公卿学习机构“学习院”；12月13日，分别建立“皇学所”和“汉学所”，由一批宫廷御用文人把持，提倡“汉土西洋共为皇学之羽翼”，玉松操、平田钦胤、矢野玄道为其中心人物。1869年迁都后，此机构被撤销。另外，1868年8月17日，东征大总督府接收了昌平坂学问所，改名昌平学校。8月14日，把幕府创立的医学所改为医学校，将洋学渊薮开成所改为开成学校。1869年又将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名为“大学校”。“大学校”是过渡性的教育管理机关兼教育机关（学校）。该学校在教学上，以国学为中心，兼授汉学和洋学。1871年成立文部省，废除昌平学校。1872年，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为包括文、法、理、医四个学部（系）的东京大学。此时，旧藩校也实行改组。新政府和幕府的教育政策有两点不同：一是打破身分制，允许平民入各类学校学习；二是虽以国学、汉学为主，但大量增加洋学课程。 所以，人们称此时教育制度为“四民不分”时代。实际上，这是教育改革的准备时期，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真正的教育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的组成部分，开始于1871年。 废藩置县从根本上推翻了幕藩体制，为建设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把旧日本改造成为新日本奠定了基础。随着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教育改革也开始了。1871年设文部省，掌管教育行政，大木乔任任文部卿，江藤新平任文部大辅。同年11月，派遣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为岩仓使团理事官，专门考察欧美各国教育制度；12月，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着手草拟《学制》（学校制度法令），任用大批了解西方国家教育的学者，如箕作麟祥、内田正雄、爪生寅、河津佑之等，担任《学制》调查委员。在起草过程中，正在欧美考察的森有礼、田中不二麿、新岛襄等，都提供了许多有关欧美教育制度的资料。1872年8月（阴历），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并以文部省的名义发布《撤销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的通知，共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的发布和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正式开始。 《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首先宣扬：“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此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增长才艺又非学不可。”接着批判幕府时期的教育是“词章记诵”、“空理虚谈”、“士人以上之事”、“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然后宣布政府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从“士人教育”到“国民皆学”，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大革命。 《学制》是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近代学校体制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设计的，即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1所。全国共设8个大学、256所中学、35760所小学，形成一个金字培型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文部省的第13号通知（《撤销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指令地方政府：“教育之事，今后更着力进行改革。府县旧有学校未能统一，且多不妥之处，因此一律令其撤销。应按此次所定《学制》汲取其主要旨意，重新建立学校。”于是，各级政府立即将乡校、寺子屋改成小学，并强令学龄儿童就学。到1875年，全国重新建立（改建）小学24225所，但多流于形式，实际就学率不高，约占学龄儿童30％。至于大学和中学建校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教育改革开始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师资。为了培养合格的师资，1872年在东京成立师范学校，从1873年起，相继在大阪、京都、宫城、爱知、广岛等地设立公立师范学校，在东京特设女子师范学校。1873年和1874年又颁布《增补学制》，制定留学生规则、外籍教师规则、专科实业学校和僧侣学校规则等，使新的教育体制日臻完善。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学制》，迅速地废除了封建教育制度，并为建立近代学校体制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政府有关人员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而过分强调集中和划一，忽略了国家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现状，从而招致政府内外对《学制》的反对。因此，政府被迫在1879年废止《学制》，代之以《教育令》。 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教育改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艰巨任务，在改革过程中遇到许多矛盾和政策上的分歧。在政府内部存在两种分歧：即教育政策教育体制上的分歧和教育内容上的分歧。 前者表现在教育法令不断修改变化方面，后者主要表现在关于德育问题的论战上面。 明治政府在实行《学制》中，因耗资过多（当时国家财力极端不足）和权力过分集中，引起社会各阶层非议，政府内部也发生分歧。田中下二麿于1873年归国，将美、英、法、德、俄、荷等国教育制度考察报告汇集成册，以《理事工程》为名出版。他对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教育”颇有倾慕之心，于是，于1876—1877年再度赴美考察，归国后出版《美国学校法》一书，对教育改革影响很大。政府为缓和对《学制》的非难，就采纳田中不二麿的教育思想，制定《教育令》，经伊藤博文（参议兼法制局长）亲手修改后，交元老院审议。虽然有部分保守派元老反对，但最后还是通过了。1879年正式颁发《教育令》，撤销《学制》。 《教育令》和《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在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得再设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取教师巡回上课方式；儿童6—14岁8年内，有4年上学，每年上4个月即可；小学课程，将诵读、习字、算术、地理、历史、修身6科定为必修课，另外可因地制宜增加课程，务必讲求实用；取消学区监督职，设立公选学务委员（从当地士绅中选）。很明显，《教育令》放宽了地方权力，在政策上也比较灵活，故被称之为“自由教育令”。《教育令》确实缓和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延长了就学年限，缓和了家长（主要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但又出现新的弊端，因当时地方自治体制效率很低，有些负担不起办学经费的町、村，随意废校，使儿童就学率急剧下降。这种新的弊端，加上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政治形势，使政府内外出现了要求加强德育和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呼声。以田中不二麿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教育改革政策受挫。1880年2月，河野敏镰任文部卿，田中调任司法卿。河野到任后，立即着手修改《教育令》。1880年12月颁布《修正教育令》，取代《教育令》。 《修正教育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了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强调国民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年限从16个月改为3年，不就学者须经郡长批准；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即忠君爱国教育，吸收了元田永孚等保守派的主张。 《修正教育令》的颁布，表明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 农民起义、自由民权运动、士族叛乱，使明治政府中的保守派越来越感到不安，政府内部发生德育论战。1878年夏天，正当刚刚实行《教育令》的时候，以宫内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保守派，用天皇的名义撰写了《教育大旨》和《小学条例二则》，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是“追逐文明开化之未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等等。并预示“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为了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在《小学条例二则》中规定，校内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元田永孚极力主张恢复儒教，反对文明开化政策。 应当指出，元田永孚和另一个宫内省官员高崎正风，曾向天皇规谏，主张天皇亲政，改组内阁，建立一个由天皇侧近的侍从辅佐天皇左右国事的政府。伊藤博文斥责元田等主张是历史的倒退，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伊藤博文针对元田的有关教育改革意见，于1879年9月委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申述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政策，“保护旧时的陋习”。元田对伊藤的《教育议》立即进行反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他在文章里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元田、伊藤的论争是德育论战的开始。 明治天皇在德育论战中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发布的敕谕中写道：“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 德育之争公开化后，很快就发展成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一场激烈论战。例如，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在1882年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实行攻击；元田水孚在1882年发表《国教论》，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确立以儒教作为“百科基础” 的修身教育；思想家兼教育家西村茂树在1886年发表《日本道德论》，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即所谓“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道德论。1887年著名教育家杉浦重刚发表《日本教育原论》，否定以宗教作为教育原理，主张以自然（物理）的原理作为教育基础。 东京大学总理加藤弘之，主张把神、佛、儒、耶稣四教全纳入修身课，统一教育论战。1890年，文部省官员能势荣发表一篇名为《教育评定论》的文章，实际上是代表文部省的意见，企图用折衷主义平息这场论战。 如此众说纷纭的论战，直接影响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使学校的德育无所适从，从而引起地方官员的不安。于是，1899年地方长官会议向内阁提出要求文部省确立德育方针的建议以便结束论战，建立统一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众所周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了日本的国家体制。为使教育更好地为巩固天皇制服务，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法制局长井上毅、宫内侍讲元田水孚共同制定日本帝国教育总方针，并于1890年10月30日以《教育敕语》的形式颁布了，《教育敕语》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教育方针，从而平息了自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结束了自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教育敕语》是本着“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兹录原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举止恭俭，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力行公务，经常遵守国宪、遵守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显彰尔祖先之遗风。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内外而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宜其德。 不难看出，这是一篇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纲领。这一纲领在日本实行了半个世纪，影响之深不可低估。 还必须指出，《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事实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着人们的一切行动。《教育敕语》是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们苦心炮制的、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的桎梏。半个多世纪里，它从精神上驱使日本人民为“大日本帝国”效忠。《教育敕语》曾为加固近代天皇制、建立军国主义体制、发动侵略战争、炮制法西斯制度起过特殊的作用。 明治政府在1884年设立制度调查局，着手起草宪法和各项制度。1885年建立内阁制，学校体制的建立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久居国外考察的森有礼于1884年回国，任文部省负责人。1885年正式任第一届内阁的文部大臣，担负起进一步整顿教育制度的重任。当时，正是德育论战的高潮，文部省一方面以折衷主义平息论战，一方面发布一系列《学校令》，整顿学校体制。1886年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令》、《中学令》，1889年发布《实业学校令》，同时废除了过去的《教育令》。 森有礼主要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他于1887年10月在直辖学校校长会议上说：“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学生思想教育强调以“忠君爱国”为根本，灌输“万世一系”的“皇统”教育；为了维护国体，提倡实行军事训练，提倡学生“气质”（所谓顺良、信爱、威重）和体质。在学校管理上，“以国家办学为主”，由国家统一管理。故森有礼的教育思想被称为“国体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是和伊藤博文的立宪思想完全一致的。 《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为寻常小学4年、高等小学4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力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5年，高等中学3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入才，实属大学预备校，全国共设5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1校，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1校（以后逐渐增多）。帝国大学分本科〔设法、医、理、文学部（系），后增设农学部（系）〕和大学院（研究生院）。《学校令》基本上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任务，为确立近代学校体制奠定了基础。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进程中，很重视派遣留学生和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这种做法是符合日本国情的，对建设近代文明确实收到了显着效果。 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曾出现求之过急和人选不当的弊病，故有人批评说，明治初期是“出洋万能”、“留学万能”的时代。当然，这样的批评不免也有失之片面和过分之处。 1870年，制定了《海外留学生规则》，在1871年发布的《学制》中也列有留学生条款。明文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 这是在海外问题上第一次标榜四民平等原则。规定“华族留学生，由太政官选派，士族庶人留学生由府藩县厅遴选”。遴选标准是：“通晓派往国语言，禀性诚实，思想敏锐者”；年龄16岁以上、25岁以下，“但有非凡俊才者，不在此限”；留学年限，一般为5年；对留学生的纪律要求甚严，凡有“污辱国体者”、“懒惰或有不轨行为者”，一经查出，立即召还，并给予应有处分。临行前，还要对神宣誓，保证“报效国恩、不沾污国体”。私费留学者亦同。留学生任务是：熟悉各国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文物制度、科学技术，即所谓“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助国家于兴隆，期皇谟于久远”。所作规定，可以说是具体而又严密的了。1871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在奖励政策下，一时出现了所谓“留学万能”的出洋热。1869—1870年共派出留学生174人，1873年增至373人，所耗经费25万元，占文部省总预算的18％，比例过大。在人选上也产生弊端，例如，在留学生中有不能顺利使用外国语音，出去后不能学习，既浪费国家财力，又给国家出丑。政府为了纠正弊端，1875年召回全部公费留学生，并决定以后由开成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严格遴选优秀学生出国。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文部省于1875年再颁布《贷费留学生规则》，即通过考试选拔学习、品行、身体好的人才，由国家贷予学费，学成归国后，20年内还清贷款。在当时国力微薄的情况下，此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管理，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于1882年制定《公费留学生规则》，由国家负担学费，由文部省指定所去国家、所学专业、学校，归国后由国家分配工作。几经修改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素质不断提高，数量逐年增加，仅文部省自1868—1912年就派出留学生683名。从80年代起，归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逐渐取代雇用的外国专家。 生派往的去向，70年代以美英两国最多。从80年代开始，派往德国的数量猛增。这是因为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欧洲强国，引起日本政府领导者们极大兴趣。 日本政府为了加快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在派遣留学生同时，还不惜重金雇用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和培养科学文化人才。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和国内毕业生的增多，从70年代末开始减少外籍专家。到80年代末，留用者已为数很少了。 外聘人员在教育部门占1/3左右，其中大学最多。在东京大学创立时，全校共有教授39人，其中外籍教授27人；1881年全校共有教授49人，其中外籍教授26人。这些教授对于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教育改革中，文部省内聘有外籍顾问，协助教育官员规划教育改革事宜，提出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已经载入日本文化史册。 “理性之光” 维新前，西方启蒙思想只能随着洋学从锁国政策的缝隙一点一滴地渗入“大君之国”，在少数先进的日本人士中间秘密流传。戊辰革命，一举打倒德川幕府，粉碎人们思想上的桎梏，加之明治政府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使西方各国各派思想家的学说像势不可挡的潮水涌进日本列岛。 幕未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者。 新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首先担当起传播“理性之光”的历史使命。 福泽谕吉（1835—1901年），出生在大阪，其父是中津藩的下级武士。 福泽少年时期，在汉学先生自石常人门下通读经史，偏爱《左传》（读过11遍）。开国后，从1855年春到1858年秋，就学于绪方洪庵门下，学兰学。 1858年进江户奥平藩邸，一面开兰学课，一面自修英语。1860年随幕府使节团赴美，归国后留在幕府从事翻译工作，直到幕府灭亡。在此期间，他得到三次周游欧美各国机会（1862年随遣欧使周游英、法、荷、德、俄、西、葡；1867年赴美），亲眼看到欧美各国实际情况，调查其文物制度，受近代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他确信要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维新后，对新政府的聘请，固辞不就，专心从事教育（经营庆应义塾）和着述工作，传播自由平等之学说。他后来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他在1866年冬出版（1867年发行）《西洋事情》初编、1868年出版外编、1870年初冬又出版二编。作者以亲身考察英、法、普、荷、葡等国的记录材料并参考有关书籍，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各国的议会制度，作了全面介绍和解说。此书是身居日本了解世界的好书，深受人们欢迎，起到了为进一步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开路作用。此书仅初篇就发行40万册，当时日本总人口是3500万，仅此一例，足以表明维新后日本人渴求近代文明的炽烈程度。福泽谕吉应时势的要求，从1872年起，其名着《劝学篇》连续问世。《劝学篇》全书共17编，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作者从天赋人权出发，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旧道德伦理观念，发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呼声，并强调“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为急务”，并力言学问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号召日本人舍身为国，使日本文明赶上先进国家。《劝学篇》发行总量340万册，这种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状况，反映出民主主义思潮发展的趋势。1885年，福泽谕吉又一名着《文明论概略》问世。此书和以前的译着不同，“以前的译着专以输入西洋新事物和排除我国旧弊习为目的，说起来好像把文明一节一节地切开兜售一样”，这是福泽在自传中自述的。而《文明论概略》是系统地论述文明，并号召人们向近代文明进军，不仅向一般人讲，“尤其说给儒教派的故老们听”。福泽认为文明是日本人民的理想，王政复古、废藩置县“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福泽从历史上分析比较了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断定西方先进、日本落后，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回到野蛮？”大概这是向儒学家提出的。福泽还在书中阐述了文明的涵义，说“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他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说物质文明“易取”，精神文明“难求”，“应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本书最后一章标题是“论我国之独立”，其中写道：“兹再申前言，国家的独立是目的。 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今天号召日本人民“向文明进军，就是保卫我国的独立”。《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是福泽的代表作，是当时文明开化论之经典，福泽偷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 中村正直（1833—1891年）是福泽同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 维新前曾在昌平坂学问所任教，后力幕府儒官，1866年西渡英国，1868年回国任静冈学问所教授，并开始从事传播启蒙思想工作。1871年翻译出版《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的《自助论》），1872年出版译着《自由之理》（即穆勒的《自由论》），介绍自由主义学说，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自由之理》是当时出版的译着中发行数量最多的书，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穆勒的着作和《劝学篇》并列为教材使用。这种进步书籍对以忠孝为中心的封建思想给予无情的批判，同时给日本一代青年注入了自由主义血液。 政治家、思想家加藤弘之（1836—1936年），维新前是幕府御用知识分子，通德语，研究西方立宪政体，为幕府改革献策，曾着《邻草》一书，维新后进入明治政府供职，并从事着述，1870年着《真政大意》，1875年着《新国体论》，倡天赋人权学说，主张立宪政体，对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曾有过贡献（后来转向了）。思想家西周（1829—1897年），于1862年被幕府派往荷兰留学，学法律、经济、哲学，归国后任开成所教授、将军顾问等职。维新后进入新政府任职，同时致力于传播欧洲近代思想和哲学，1874年出版译着《致知启蒙》、《百一新论》，此书是日本最早的逻辑学着作。西周在学术上作为西洋哲学最初介绍者和传播者是有很大功绩的。还有大井宪太郎和箕作麟祥等翻译出版法国法典之类的书籍，从政治学和法学方面传播启蒙思想，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明六社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地研究和传播民主主义思想的学术团体，因成立于明治六年（1873年）而得名。明六社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 1873年5月，大久保利通回国；7月，木户孝允回国；9月，岩仓具视回国；同年7月，驻美并务使（公使）也奉命回国，另有任用。考察团回国后，立即制定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政策，资本主义改革全面铺开。 森有礼刚刚回到日本，便倡议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把文化教育界的学者名流组织起来，为推进文化政策“商讨办法”。森的倡议，经西村茂树奔走联络，取得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二、福泽谕吉等人的响应和支持。这10人全是第一流的洋学者或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以这10名学者为基础，学社于同年9月正式成立。成立时先推福泽谕吉为社长，他固辞不就，后又推森有礼为第一任社长。1874年2月制定《明六社章程》，出版机关刊物《明六杂志》。 《明六社章程》第一条规定：“集合有忐之土，商讨办法，以谋我国教育之进步，并集合同志，交换意见，扩大知识。明确见识。”西村茂树在《明六杂志》第一期撰文写道：“我国成立学术文艺的结社，是从今天开始的。社申诸公都是天下名士。大家都认为，卓绝奇伟之论，千古不变之说，必出于本社。希望诸位先生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之模范，以不负识者的期望。”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说明明六社成立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第一个近代学术结社，其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成果；第二层意思是对本社同仁的砥砺，同时向社会申明学社的宏大抱负，“以卓识高论，唤起愚氓”，要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先导作用。明六社的历史表明，它是完全按照建社时的宣言活动的。《明六杂志》共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遍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外交、宗教、历史、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范围极为广泛。 作者均出自名流，内容新鲜多彩，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颇受社会欢迎，每期发行3200余份。另外，在1872—1875年间，明六社社员出版着述和译着共20余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这些精神产品充实了日本近代化的内容。 但是，这个日本近代史上人们思想最活跃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从1874年起，农民起义、民权运动、武士叛乱日趋激烈。明治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攻和镇压措施，如1875年公布《新闻条例》和《谗滂律》，1878年实行《演说取缔令》，1879年实行《集会条例》。与此同时，政府中的保守分子恶意攻击文明开化政策，说文明开化政策是“品德恶化，风俗紊乱”的根源。于是，明治政府中的实权派，一方面和保守派论战，一方面在文教政策上趋于保守。这样一来，刚刚成立起来的明六社便首先遇到危机。 森有礼在1875年《明六杂志》第30期发表一篇给明六社同仁的警告性文章：“我社所要讨论的问题，已如章程第一条规定，专限于有关教育的文学、技术、物理、事理等问题，这都是能够丰富人的才智、增进入的品德的重要事情，而且它的收效只能期于后世，这些问题即便触犯现政府嫌忌，也是出于不得已。至于有关现实的政事讨论，却不是我社创办的宗旨；这不但劳而无功，而且可能为我社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年9月，明六社召开会议，讨论学社的废存问题。会上由现任社长箕作秋坪提出《明六杂志》停刊提案，森有礼却主张继续出版。对于学社前途问题，在社员之间发生分歧。但最后以多数表决通过了福泽谕吉起草的《明六杂志》停刊议案。 福泽停刊提案中写道：“本年6月公布的《谗谤律》及《新闻条例》，同我们学者的言论自由是不能两立的，这种律令如果真的执行起来，学者就只得立即改变思想，或搁笔停止发表言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社所能决定的只有以下两点：第一，立即改变社员本来思想，屈节以适应律令，迎合政府的意图，继续出版杂志；第二，触犯律令条例，自由发表文章，为政府罪人。..二者都不易实行。..如果既不能触犯律令，又不甘心屈节，在社会面前表示因循不果，进退不决，那是我社所不取的。”《明六杂志》便以43期为最后一期，宣告停刊，明六社也同时宣告解散。 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对明六社的分析是正确的，它不是“一社如一身” 的学术团体，而是像整个日本知识界一样，从70年代未开始，紧跟着政府文化政策的右转而右转。可以说，明六社解散是上述两个右转的信号。知识界的右转，在加藤弘之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关于建立民选议院问题的论战中，一开始就站在政府一边，高喊“为期尚早”论，接着在1879年11月的讲演会上，开始对天赋人权说进行攻击，1881年11月向内务卿山田显义提出一份申请书，说“因为发现了观点的错误，恐怕贻误后生”，请求把《真政大意》、《国体新论》两部书绝版。1882年出版以批判天赋人权说为中心的新书《人权新说》。《人权新说》的出版，曾轰动一时，因为加藤在70年代上半期曾是一个高举天赋人权说最显赫的人物，竟摇身一变，说天赋人权论“其愚其妄，真堪发噱”，“我们的权利，其根源出于权力（强者之权力）”，公然举起了强权主义旗帜。另一个明六社创始人西村茂树，1876年创立“修身学舍”，1s84年改称“日本讲道会”，打着振兴道德的旗帜，和元田永孚结合在一起，复活儒学，提倡忠孝、敬神、尊重皇室。这时，民权派的大部分从民权主义者转为国家主义者，形成了一股倒退逆流。曾几何时，当年被誉为“理性之光”的传播者，现在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此时，政府一方面用权力限制民主主义发展，一方面设立东京学士院（1879年成立），将老一代民主主义者拉进学士院，作为御用学者，加藤弘之任院长。 但是，群众性的民权运动，在淘汰了民主主义者老一辈的同时，还培育出民主主义者新一代，其中影响最大、着述最多者则属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了。 植木枝盛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在福泽谕吉老一辈民主主义者影响下树立起来的。当老一辈趋于保守和倒退的时候，他便勇敢地参加民权运动。1875—1877年，他用多种笔名在《朝野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等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明治政府的文章。1876年与板垣退助结识，1877年随坂垣退助到高知参加立志社活动，直接投身到民权运动的前列，和自由党联系在一起。他一面参加政治活动，一面学习、思索，写成《开明新论》（1878年）、《民权自由论》（1879—1882年）、《赤穗四十七士论》（1879年）、《言论自由论》（1880年）、《天赋人权辨》（1883年）、《政治道德论纲》（1883年）、《一局议院论》（1884年）等着作。植木枝盛不仅在理论上超过他的前辈，更为重要的是超过了理论宣传阶段，勇敢地过问现实政治问题，如天皇与国民关系、政体问题、民主与独立问题等，直接参加立宪运动，成为民权运动的领导者、自由党的理论家。 中江兆民，原名介笃，1847年生于上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开始学习西方语言和人文科学，1871—1874年在法国留学，专心研究哲学、史学和文学，深受18世纪启蒙思想影响，打下了民主主义思想基础。回国后，开设法文学塾，讲授政治、法律、历史、哲学等课程，致力于法国学术研究和传播，前后学员达2000余人。他在1880年参加自由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主编《东洋自由新闻》，经常在《政理丛刊》和《东洋自由新闻》上发表评论。特别是在《政理丛刊》上连载他用汉文译述并加注释的《民约译解》（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久以单行本出版，在知识界影响甚大。中江兆民成为日本公认的自由民权运动激进的理论家，有“东洋卢梭” 之称。当自由民权运动走向衰落时，他便从事哲学理论方面的着述活动，着有《理学钧玄》（即哲学概论）、《革命前法兰西二世纪事》（1886年）、《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年）、《平民党醒》（1886年）等，还译着了《非开化论》（即卢梭着《论科学与艺术》）、《维氏美学》、《理学沿革史》（即哲学史）等。所以，中江兆民不仅是日本明治时期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而且是杰出的日本近代哲学家。 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的业绩，虽然不是文明开化政策的直接产物，但他们为日本近代文化添加了光彩，是日本近代文明的精华部分。 社会改革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很大的关注。70—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搞欧化运动，作为“求知识于世界”的一部分，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一个适合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1871年9月23日，发布《断发脱刀令》，宣布人们有“断发”（剪短发）、“脱刀”（摘掉武士的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效仿西方人的发式。同月，发布允许华士族与平民通婚的文告。1872年11月8日，发布采用阳历布告，即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阳历，废除天宝历即阴历。1872年12月，太政官布告第373号，禁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西服、普鲁士帽、法兰西鞋算是最时髦的服装，妇女有的也穿起紧紧缠在身上的衬衣，偶尔也能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在大街上行走。饮食改革主要是在大城市的饭店里，维新前只在横滨、长崎才有西餐馆，专供外国人用，1871年东京驹形地带（今驹形町）出现第一家名叫“开阳亭”的西餐馆。1872年假名垣鲁文编的《西洋烹调通》（共二册）出版。第二年又有“精养轩”（文采町）、“日新亭”（筑地）、“海阳亭”（茅场町）等西餐馆先后开业。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前日本人认为是脏物的牛肉、猪肉、牛奶等开始作为上等食品出现在大城市的饭店里。东京、大贩、横滨、神户各地出现许多火锅牛肉菜馆。 有些人为了标榜文明开化，追逐时髦，特意到牛肉馆用餐，像假名垣鲁文在《安愚乐锅》（诙谐文学）里描写的那样，人们在牛肉菜馆里坐下来，一边用筷子吃牛肉火锅，喝啤酒（如果喝白兰地那就显得更“文明”了），一边说着很蹩脚的英语，讽嘲社会上的旧弊，显示自己才是“文明开化”的人士。 《安愚乐锅》里提到的人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高级官员或社会名流，而是人力车夫、演员、艺人、学生等。 在大城市里拔地而起的欧式建筑，则是文明开化又一个成果。筑地旅馆、第一国立银行大楼、三井组大楼是欧式建筑的代表。最引人注目的是，1875年建成的东京银座大街，这是以砖瓦结构的欧式楼房和马路两侧排列匀称的瓦斯（煤气）路灯及松、樱、机各种树木组成的一派欧洲景象。银座是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所谓“日本桥边的文明开化”。 交通工具的改革从70年代初开始，京滨铁路（东京一横滨）1872年通车，阪神铁路（大阪一神户）1874年通车。与此同时，在东京出现人力车、马车。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作为文明开化的一部分，在大城市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明治政府为了推进文明开化政策，实行社会改革，采用了宣传教育、制定行为规范、天皇垂范等多种手段。1872—1880年，社会上发行了几十种评解文明开化政策的书籍，其中流行最广的有加藤佑一写的《文明开化》（初篇于1873年出版）和小川为治写的《开化问答》（1874—1875年出版）。 前者以神道主义的基调，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等道理；后者以旧平（代表保守）和开次郎（代表开化）二人问答方式，对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租税、外交、学校制度、衣食注行等生活方式，以及铁路、电报、政府、国民和政府的关系、警察、阳历、地券发行、货币等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二者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向广大群众（主要是旧武士、市民、农民）宣传解释政府实行的改革政策。此外，报纸、小说、诗歌、绘画等也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宣传文明开化政策的作用。 政府除宣传工作外，还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之达到文明开化的要求。例如，1872年11月，由司法省制定东京府实施的《违章诖误条例》便是，条例把生活中不文明的或妨碍他人利益的行为，定为违章，予以禁止或处罚。例如禁止贩卖春画和男女混浴，不准纹身和妇女“断发”，禁止随地便溺，不准无理参与他人争吵，等等。此条例在1876年7月，以太政官布告第256号下达到各县，各县可根据本县情况加以增减，尔后实施。 值得注意还有木户孝允主办的《新闻杂志》于1871年9月特别报道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式服装的消息；1872年5月，报道天皇“断发”消息。这类消息，绝非出于偶然，是想借用天皇的开化行为影响“臣民”，以利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 第8章 殖产兴业 扶植、发展产业 一个富强的国家是不能植根于一片经济沙漠之中的。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是富国强兵的根基所在。 年轻有力的明治政府领袖们，深知能否建立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实现日本独立富强的关键。 1874年5、6月间，刚刚游历、考察欧美各国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将自己振兴、发展日本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设想、主张合盘托出。 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国家与人民，负其责者如能深思熟虑，举凡工业物产之利，水陆运输之便，凡属保护人民极为重要之事，均宜按各地风土习俗，人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办法，以为当前行政之基干，其既已建成者保护之，尚未就绪者诱导之。 新政府正是按照这种构想，遵循保护、诱导、扶植等原则，筹建起日本近代工业体系。 第二年，身居内务卿要职的大久保又明确提出了《关于振兴国外贸易之建议》，阐明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一国之物产，以农业赞天造之功，以工业遂人力之巧。故增加生产之顺序，在于劝衣励工。但如所产物品需用者鲜，消费者少，则有何术始得劝衣励工耶？而介于其间，取之子农工，分售于需要者及消费者，使产品畅通周转者，则商是也。..而劝商之方法在于扩张商业，开拓销路，使无涩滞壅塞之忧，此劝商事务之所以至急至重要也。 基于这样的认识，大久保建议新政府出资、劝导商贾直接进行海外贸易，越过旅日外商这一中间环节，将日本产品推向海外市场，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可见，明治政府的领袖们掌权伊始，就把狠抓经济建设作为建立富强新日本的总纲。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可取的。 所谓“殖产兴业”，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政策的重要支柱，也就是实行机械化大工业的移植政策。它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来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创办国营工矿企业，保护扶植生丝、棉纺等民间工业，大力保护私人海运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聘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引进近代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输入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加速建立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到1885年前后“殖产兴业”和发展资本主义大体告一段落，国家除经营军事工厂、铁路、通讯等以外，其他国营企业都出让给私人，以培植产业资本家，迎接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 明治政府通过强制推行一系列的政策，获得了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者。国家利用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推进资本和劳动者同“殖产兴业”密切联系起来。 明治政府为了“殖产兴业”从1868年5月到1869年5月发行太政官纸币，达4800万两，向各藩、府县、商贾借出款额达1780万两，接着在1869年9月又发行了民部省纸币750万两，在1871年10月发行了大藏省兑换证券680万日元，在1972年1月发行了开拓使兑换证券250万日元。 为了繁荣商业和办理太政官纸币的借贷事务，在1868年5月，明治政府设立了通商司，通商司在各地设立了经营商业的通商公司和供给资金的汇兑公司。汇兑公司以特权商人的身分保证金、政府借款、发行纸币作为资金来源，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向生产和商业提供资金。明治政府就是想把他们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信用，更有效地用于“殖产兴业”上去。1873年设立的国立银行也具有同样的意图，到1879年末，这类银行达153家，它们发行政府纸币和银行纸币。尽管不断引起通货膨胀，但却更加推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解决“殖产兴业”的资金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1873年开始到1880年逐渐完成的地税改革，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杠杆完成了它的巨大作用，即由于向农民强制征收高额货币地税，促进农民的分化，迫使他们变成廉价劳动力的出卖者，榨取自他们手中的货币则充作扶植近代工矿企业、扩充近代军备等之用。 原始积累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高额地税。明治政府初期的财政收入中，地税约占80％。正是这笔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钱，才使政府能顺利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得以建立大量的国营企业，然后又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以地税为中心的各种赋税，是日本原始积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通过地税改革，政府得以征收高额地税，寄生地主得以保持高额佃租收入，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并转化为资本。所以说，地税改革是日本强制推行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对日本的原始积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是使日本寄生地主制确立的重要原因，寄生地主制的形成又使日本原始积累很不充分而带上自己的特点。寄生地主制的发展也是造成日本农村提供特殊形态的雇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农家的青少年男女只是短期到城市找活干，充当雇佣劳动力，遇有失业、婚嫁或农忙时期，即返回农村。这不但调节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减轻了其对城市失业工人救济费用的负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 另外，日本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失去了土地，却并不都离开农村，农村人口在原始积累时期虽有相当减少，基本上仅是自然增长的那一部分外出了。从明治维新到1910年，日本农村的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日本农村起了“蓄水池”的作用。 日本封建家臣解体过程在日本原始积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69— 1876年封建武士俸禄制度的改革，则使封建“武士阶级”解体，武士变成了仅仅是公债的所有者。获得高额公债的少数上层士族，把它转化为资本，而大多数士族则迅速没落，不得不出卖公债来维持衣食，最后转化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别无生活之道的无产阶级，从而为近代企业提供了所需要的劳动力。 这些下级武士所失去的公债，通过各种渠道集中于高利贷者之手，基本上都转化成了资本。高利贷者设立很多的银行，投资兴办铁路、棉纺等近代企业，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上层士族、华族等则因为领到巨额公债，从事设立银行和经营各种新产业，转化成了资产阶级。于是，封建武士俸禄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构成了日本资本原始积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明治政府的税收中，仅次于土地税的是消费税。政府提高了酒税的税率，并新设了烟草税、点心税、酱油税、印花税等。这些消费税的负担，同样是落到了占居民大多数的农民身上。 因此，日本的广大农民被称作是日本资本主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内殖民地。明治政府运用它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通过重税残酷掠夺广大农民，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了巨额的资金。 明治政府成立后，很快便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874年，它对我国的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索取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接受《江华条约》，在该条约的附件贸易章程中暂定朝鲜进口日货免缴关税。日本与朝鲜贸易对日本商人的初期积累有很重要的意义。1872—1895年，日本从外国进口的黄金总值约1386万日无，其中来自朝鲜的为993.9万日元，大约占71.7％。特别是在“松方财政”时期（1885—1887年），进口朝鲜黄金空前增多，其数量相当于日本黄金产量的4倍。日本掠夺朝鲜的物资，特别是大米和黄金，的确在日本原始积累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甲午战争后，中国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朝野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这使日本的工业生产和国外贸易都有巨大的增长。银行业也有了显着的发展。日本正是以中国的巨额赔款为基金，才干1897年实施了金本位制，对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作用极大。甲午战争后，平均每天使用10人以上的工厂总数，1904年比1893年增加了3倍，其中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则激增到5.9倍。由于战争胜利而得到的“信用”膨胀，还得以输入1.9亿日元的外资。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殖民政策和勒索巨额战争赔款，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1869年3月，任外国官副知事的大限重信兼任会计官副知事，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开始掌握在大限等人的手中。 大限重新专攻兰学，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他在佐贺藩创办的“致远馆”，学习西欧先进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财政等社会科学。他研究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及荷兰和美国的宪法，认为英国的富强是由于它善于经商、贸易发达的缘故。因此，大限把发展内外贸易看作是使自己国家富强起来的先决条件和首要任务。 1869年5月14日，大限在外国官内设立了通商司。他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劝业、贸易、土木、交通、通信等行政职能，都集中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大藏、民部两省成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 大限亲自创办的通商司，是具体负责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它主管贸易、金融、海运和商业等方面的事务。下设半官半民性质的汇兑公司和通商公司。汇兑公司是以存款、发行银行券、贷放资金、兑换钱币等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设于东京、大阪、京都等8个城市。通商公司主要从事内外贸易，而以对外贸易为主。 1870年12月12日，大限建议设立了工部省，由后藤象二郎和伊藤博文相继任大辅，把上述主管殖产兴业的机构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工部省主管的业务是： 1.设立技术教育机构，培养技术人才； 2.以适当的奖酬发展工业技术和促进工业生产的繁荣；3.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 4.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 5.建造和修理海军舰艇及商船； 6.负责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7.实施陆地及海面的测量等等。 这样，工部省便成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央领导机关。同时，这也表明大限重信已将殖产兴业的重心由发展内外贸易转移到近代工业的建设方面。这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在经济发展战略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工部省创办的官营企业分为：铁路、矿山和工业三大部门。除铁路建设外，工部省还试图建起一个由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三个部门构成的近代化工业体系，为日本实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幕末时期，日本各地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近代企业，如横须贺、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佐渡金矿、生野、小坂银矿等，但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十分落后、僵化。 1873年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退出中央政府后，大久保利通亲自担任内务卿，“成了全国警察和实业界的总头目”，伊藤博文掌管工部省，大限重信主管大藏省，三驾马车推动日本经济的车轮向前滚动。大久保提出，殖产兴业的目标，是仿效英国，建设发达的海运和工业。因此，他颇力重视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强调煤和铁是制作业的动力。在经费极度匿乏，内乱频仍的情况下，明治政府在近10年间投入2.1亿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有关殖产兴业方面的投资。兴建了一大批官办的“模范工厂”，改造了一批原幕府时期的工厂和矿山，高薪聘请了为数众多的欧美技术人员，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 巨额资金的流入，收获了令人满意的果实。一大批近代日本的龙头企业诞生了。如原幕府所建的模须贺制铁所，经过改建成为日本军事造船业的中心；佐渡、大葛金矿，院内银矿，阿仁铜矿，釜石铁矿，三池、高岛、幌内煤矿都被改造为国有矿山，并成为民营企业的模范。1872年，内务省土木寮在深川兴建了深川水泥制造厂，成为日本水泥工业的先驱。同年，工部省在东京设立生丝试验所，向全日本各地推广制丝技术，各地制丝厂纷纷组建，生丝逐渐成为日本出口的大宗产品。 为了鼓励国民参与殖产兴业的积极性，1877年，日本政府仿效欧美各国的做法，在东京举办了首届国内劝业博览会，目的在于推广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发达的铁路交通，是欧美国家迈向近代化的手段之一。佩里叩开日本锁国大门时赠送给幕府的火车模型，引发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日本政府对铁路建设极为热心，不惜举借外债铺设了东京至横滨的铁路。紧接着大津一神户之间、敦贺一大垣之间的铁路也相继由政府修建通车。 到1877年末，日本国内国营铁路的总长度已达64公里。1881年日本铁路公司设立，随后阪堺、伊部、水户等铁路公司建立，官营、私营并举，铁路长度达2000多英里。这种敏而好学、积极引进的做法同20年后清王朝慈禧太后等人对火车的恐惧与排斥态度相比，可谓泾渭分明了。 电信同火车一样也是近代文明的产物。日本人在大规模殖产兴业的同时，也没有冷落它。1869年，日本就从英国人手中购买了电报机。第二年，日本国民就有权利用这一先进的通信设施，全国迅速普及。到1885年，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电信干线基本形成。 海上运输，对于岛国日本而言无疑是件大事。当时日本的海运业和对外贸易基本上彼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 所垄断。日本“海运之工”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就是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登上财界大亨宝座的。1870年，工于心计的岩崎弥太郎开创了“九十九商会”，以承担土佐藩所有债权、债务为代价，占有该藩应归国有的轮船，专营运输。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台湾战争时，岩崎弥太郎走大久保、大限的关系，独揽全部海运业务，获利甚厚。明治政府还耗资137.68万墨西哥洋元从国外购置13艘大轮船，无偿交付给岩崎弥太郎的三菱公司使用，使三菱商会一跃而成为日本的海运之王。此后，大久保又通过《第一号命令书》，决定在14年内每年补贴给三菱商会25万日元资助金和1万元海员训练费。不久，明治政府又出资81万详元，买下行将破产的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的船只和该公司在横滨、神户、长崎、上海的建筑物和财产等等。这样一来，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三菱商会羽翼渐丰，逐步垄断了日本海沿岸和对朝鲜、中国的航路，并将触角伸及金融、保险、工矿、建筑、造船、食品等许多种行业，成为日本最具实力的财阀控股公司。 应当指出，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国策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这一目的和动机，精力和财力更多地倾注到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领域。 明治政府接管政权后，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全部接管了原幕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并逐步加以改造和扩充，初步形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 东京炮兵工厂。1868年4月，原幕府所有的“关口制作所”被新政权接管，并集中各藩生产武器的机器，加之从英、法等国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专门生产步枪武器。日本陆军所用的规定样式步枪——村田步枪就是该兵工厂的产品。 大阪炮兵工厂。1870年2月，新政府接管幕府长崎制铁所，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工人迁至大阪，创建大阪制造所，后改称大阪炮兵工厂。先后开始生产法国式山炮、野炮、钢铜炮、海岸饱和攻城炮等重型武器。 海军兵工厂。1871年接收水户藩的“石川岛造船所”，设置兵部省造船局和兵工厂，专事生产和修理海军舰艇和武器。1874年，又在筑地新设“武器制造所”，将原石川岛造船所的主要机器设备和萨摩藩创办的“鹿儿岛造船所”的机器设备合并过来，加以扩充建成海军兵工厂。主要负责修造海军的兵器。 横须贺海军工厂。1868年，新政府接管了幕府的“横须贺制铁所”。 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横须贺海军工厂。该厂拥有116台蒸气机，动力达180马力。熔矿炉及其他铸炼用炉50个，有制钢、炼铁、铸造、制造锅炉等车间，具有当时最大的规模。造舰技术从1878年由法国式向英国式过渡。1883年为制造铁舰和铁甲舰而开始雇用英籍人员。该厂主要负责制造海军舰艇，先后建成炮艇“清辉”号、“天城”号和日本人自己设计完成的“盘城”号。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建成了两大陆军兵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兵工厂（筑地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分别隶属陆军省和海军省。它们是近代日本军事工业的骨干企业，对于日本军队的近代化、充实和加强日本的国防、扼止西方列强的入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通过实践以及不断地向西方学习，终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殖产兴业”的政策，明确提出了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日本近代工业、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方针。 明治政府把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并且为此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内务、大藏、工部三省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的人员配备和财政支出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这种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下，大藏省主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的筹措和调配，工部省继续主管铁路、矿山和机械制造工业，内务省经营劝农、畜牧和农产加工。 在劝农方面，它创办了内藤新宿试验场、三田育种场和驹场农学校，研究西方的农业方法；在畜牧业方面，它创办了驹场种畜场和下总牧羊场；在农产加工业方面，它创办了千住呢绒厂、关口呢绒厂、新町纺纱所（绢丝） 和爱知纺纱所等近代化工厂。内务省兴办这些事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振兴输出，防遏输入”，以扭转日本被迫开国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年年入超的不利局面，并进而为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积累外汇。其次也是为了“厚殖民产、振兴民业”，即通过国家投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建立所谓“模范工厂”以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治政府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投入了大量的国家资金，平均约占它的正常财政支出的1/5，而在1883年则高达1/4强，其比重之大由此可见。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分为三类：行政费用、官营事业费围和扶植私人资本的费用。 除了前面所讲过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外，明治政府为了更多地筹集“殖产兴业”所需的大量资金，还采取大量发行纸币的方法，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又采用提高税率和增收新税的方法，再一次大规模地掠夺人民，收回它所发行的纸币。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曾两次在国外发行公债。一次是1870年力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在伦敦发行的100万英镑英市公债；另一次是1873年为给献出俸禄的武士以产业资金，在伦敦发行总额为240万英镑的公债。 明治初年虽急需大量的资本，但却很少借用外债，同时也限制外国资本家投资于日本工矿企业，担心会重蹈土耳其和埃及的覆辙，招致外来的干涉而论为西方的半殖民地。1879年以后，日本逐渐富强起来了，这时才开始较多地借用外债。 在殖产兴业的第一个阶段（1868—1880年），明治政府主要是接管和改造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其中与军事工业有关的企业占极大的比重。明治政府在陆续接管了这些幕藩经营的工业企业之后，不断加以改造和扩充，初步形成了近代化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这些军事工业始终控制在政府的手中，其大部分属于陆军省和海军省。 工部省接管了大部分从前属于各省的官营工矿企业，并创办了一些新企业。制定《矿山须知书》，明确一切矿藏的所有权和开采权都属于政府专有，又制定了《日本矿井法》，强调矿山由国家垄断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原料。同时，从西方国家购置近代的矿山机械，聘请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改造。 上述这一切，为日本实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1880年11月，以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开始进入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的新阶段。 从当时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很紧张，因此，决定把经营上连年出现亏损的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从官营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看，除军事工业外，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便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从发展私人资本经营的条件来看，这些年里，由民间经营的近代工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少数拥有一定资金、特别是经营和管理近代企业经验的新型资本家。如川崎正藏、西村胜三和古河市兵卫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向近代工矿企业投资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就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从当时日本的政治形势来看，一般资产阶级反对政府的以官营为主的经营方针，要求“自由经营”的呼声很高。民权运动家田口卯吉指出：“若不遏止有司的干涉，便很难兴起民间事业。”1881年自由党成立大会又公开提出了争取“营业自由”的口号。一般资产阶级的这种呼声，对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转变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84年7月，政府决定出售官营矿山，规定所有的官营企业均按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支付的办法出售。 明治政府处理官营企业时，主要是出售给同它关系密切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以及少数经营近代工业的新型资本家。如三井、三菱、古河市兵卫、浅野总一郎、久原庄三郎、川崎正藏和西村胜三等。这就使原来主要是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大资本家，变成巨大的工矿企业主，从而奠定了他们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基础。 政府在出售这些企业时，索取的价格极为低廉。这不仅表现在对这些企业的财产估价远低于政府的投资，而且表现在有些企业的出售价格又远低于它的财产估价，实际上等于无偿转让。政府按极低的价格和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官营企业，使大资本家在几乎无须支付现款的情况下就成了它的所有者，然后再用经营这些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来分期偿付给政府。而创办这些企业的资金都是政府通过地税掠夺等手段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 1875—1885年间，政府又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给予大资本家以总额达147.1万多日元的补助金。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三菱公司、东京汇兑公司和日本铁道公司。三菱公司是日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家大航运公司。政府对三菱的保护和补助的结果，使该公司成为能够与外国汽船公司对抗的近代汽船公司。 从1877年起，政府又从“准备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在所谓“贷给银行公司人民”的名目下，贷款给银行、公司和个人，以达到“繁殖物产，防遏输入”的目的。得到贷款的银行有三井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洋银行。 得到贷款的公司是三菱公司以及全国备府县经营生丝和茶的“直输出会社”。 得到贷款的个人主要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岩仓具视、由利公正等）和“政商”（如涩泽荣一、五代友厚），共29人。政府还在“劝业资本金”、“劝业委托金”等名目下，给予士族大批贷款，鼓励他们从事开垦，养蚕、栽桑、制丝、纺织等生产活动。 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的热潮。到1892年，日本的近代化棉纺厂已达到39家，制丝业也完全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 重工业也初步有了一些发展，私营重工业企业主要是石川岛造船所、田中机械工厂、川崎造船所、三菱造船所和釜石制铁所。这些私营企业同军部有密切的联系，并在它的积极扶植了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规模。釜石制铁所由于碍到军部的支持，到1892年己发展成为拥有5个熔矿炉、雇用1200名工人、年产7000吨生铁的大企业。 采矿业在明治政府把矿山出售给民间后，主要被操纵在三井、三菱、古河等大财阀的手中。他们继续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始采用蒸汽动力的排水设备，在竖井和斜井中使用机器进行搬运以及普遍利用火药进行爆炸，等等。因此，产量显着增长。以煤产量为例，1892年约达300万吨，比1874年增加了15倍。 在铁路建设方面，明治初年日本政府采取以官营力主的方针。为加快建设的速度，不久便准许民间经营，最早成立的私营铁路公司有关西铁路公司、东京铁路公司和日本铁路公司。 在海运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1870年只有15498吨，1893年增加到110205吨。三菱公司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它与共同运输公司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拥有资金1100万日元、轮船58艘、吨位62021吨，是日本最大的航运公司。仅次于它的大阪商船公司，拥有资金120万日元、轮船95艘、吨位13200吨。这两家航运公司不仅在日本的沿海开辟了定期航线，而且开辟了通往朝鲜、中国和海参崴的国外航线。 从整个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的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0095万日元增加到5444家、28933.4万日元。其中工业公司和水陆运输公司的资金增长速度为最快，分别由504.8万日元和689.2万日元增加到6901.6万日元和9474.5万日元。拥有1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由1885年的661家增加到1893年的3019家（其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为675家），工人人数则由9995人增加到381390人。 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的对外贸易也有了显着的发展。1884—1892年，出口总值由3387.1万日元增加到9110.3万日元；进口总值由2967.3万日元增加到7132.6万日元。同时，贸易的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882—1892年，在进口商品中棉纱的比重逐年减少，而棉花的比重却不断增加，机器设备所占的比重虽无明显变化，但绝对值却增加了很多（98.9—401.8万日元）。 以上事实说明，经过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日本己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日本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1866—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1873年）则为3.3％，美国（1861—1873年）为5％，德国（1861—1873年）为3.8％；1874— 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3.5％。所以列宁说过：“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①，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②。 ①［俄］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0页。 ②［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51页。 地税改革 将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加以变革，可以说是证实新政权具有生命力和决心的一项举措。 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治虽然一新，但经济状况如旧，日本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874年，日本全国户数的78.7％是农户，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绝对多数。而且，来自于农业方面的地说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但落后、低效的农业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要求改变日本农业国的落后面貌、以商立国的呼声愈发强烈。 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神田孝平就指出： 若以商立国，其国常富，若以农立国，其国常贫。东方诸国，是以农业立国的，而西方诸国便是以商业立国的。所以东方各国常常贫困，西洋各国常常富足。..西洋诸国的地质虽不相同，不过大都是瘠土，特别如像荷兰、英吉利，因为是近寒带的国度，土地的出产是很少的。然而如像现今的强大富盛，便是赖多年间尽力经营贸易的结果。若西洋各国以农业来立国，那么其国早已自行灭亡了。东方诸国因为地质肥沃物产丰富，虽不专赖工商，也不至于自行消灭，可是有如前所述交易之利，是无限度的，衣业之利是有限度的。再者有限没有胜过无限的道理，本来土地肥饶的国度，终于受着土地贫碍的国民所侮辱。真是不堪叹息的事啊！不过，若一旦改变旧法，挟着国有的肥土，更加尽力于工商业。那么，不过数年间，便形成强大富有的国家，岂在西洋诸国之下呢！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要成为英国、荷兰那样富裕之国的愿望，以增加和稳定国家税收为目的，1873年开始实行地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对耕种农作物的限制，允许农民自由种植。1871年，政府已宣布：解除田园里栽种植物的限制令，允许农民自由栽培桑、格、茶、漆等；废除对土地转让的限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出租，土地变成私有的，成为一种商品；改革地税征收办法，先将土地按等级规定地价，以土地价格作为课税标准，按地价的3％向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征收地税，不会因年景的丰歉而增减；地税由实物改为交纳货币。通过这样的地税改革，不但使日本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剥削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货币地租的实施也保证并增加了新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此后，新政府每年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地税，殖产兴业的资金来源也进一步扩大了。 传统的日本社会中，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当然也有大麦、小麦、大豆、蔬菜和茶叶。农民也种植一些其他的农副产品，如养蚕用的桑叶、靛蓝、棉花等。农民仅仅采购少量生活必需品，如食盐、药和金属制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都是自家或本地生产。农业人口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和资金。拥有大片农田的地王虽拥有权势、资金，也大都充当肥料商人、当铺掌柜、高利贷商人。地税改革后，土地税成为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日本全国核定后的地价总额是16，4亿日元，明治政府从中所获新地税额为4955万日元。1878年，地税额为3945.1万日元，占当时国家总税额的80％。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税改革不但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农民身上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它对日本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较为有利。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 废藩置县以来，农家的贡税，大大地减轻，接着迎逢地税改革的宽典，兼之川城宿驿等的课役也被免除，修筑用道路的烦扰也取消，人民安居乐业真可谓是空前的。现今若就贫者之贫来和富者之富比较，诚然是贫困的，不过只就一个贫者来论，不得不说生活情况大有改善了。其他姑且不论，仅看改良食物的性质，采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证明一斑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地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增加税收。日本农民通过地税改革负担减轻、地位发生变化，境遇改善等，都是事实。但比起广大人多地少的农户，地主阶级是这次地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地税改革，它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寄生地主的利益不但受到保护，而且仍然可以对佃户实行实物剥削。 治理财政、金融 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工业的振兴，充足的资金是根本的保证。政策和动机虽好，若没有资金的投入，它仍然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明治政权在殖产兴业方面投入了大约2.1亿日元的巨额资金。这笔庞大的款项对于早已入不敷出的新政权来说，无疑是道难以解开的难题。建立完善的财政、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血浆”，是极为重要的任务。资本积累也是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明治政府的会计事务挂（后改称会计事务判事）由利公正，在负责新政权财经期间，以“振兴产业，发展贸易”为目的，主持发行了4800万两的大政官纸币，分别贷给各藩县1233万两，贷给民间656万两。 1869年2月，大隈重信接管财经大权后，在同年10月又发行了750万日元的民部省纸币，后又委托三井组发行680万日元大藏省兑换券，1872年初再度发行250万日元开拓使兑换券。由于大量滥发纸币，加上纸币印刷粗糙，易于伪造，各藩所发纸币又极不统一，使纸币价格下跌，通货膨胀状况严重，物价狂涨，民众生活水平下降。1872年，政府接受伊藤博文的建议，陆续设立四家国立银行，继续滥发银行券。对此，80年代初就任大藏卿的理财专家松方正义忧心忡忡他说： 当时我国的整个形势极端令人忧虑，政府的财政收入实值几乎半减，民间依靠公债利息、养老金及其他一定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都突然陷于经济困难，利息大大上涨，公债价格极度下跌，各种物价大为上涨..，商人迷惑于物价变动的剧烈，都热衷于猎取投机的暴利，毫不顾及实业。因此，需要大资本的大工业由于利息太高竟至无人计划创办。 针对这种现象，松方主张采取金融紧缩政策，整理大量不兑换纸币。松方正义在1881年就任大藏卿后，立即着手整理不兑换纸币，推行新财政政策，历史上称其为“松方财政”。松方藏相通过实行紧缩通货，整理纸币、创设国家银行，增加税收，向私人廉价出售宫营企业、促进特权政商资本的形成，保护银行、铁路部门的旧领主阶层向货币资本家转化，振兴输出、防遏输入、保护民间资本等诸项政策，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提供了保障体系。 借资兴业 明治政府力避免重蹈埃及、土耳其的覆辙，尽量避免借用外债，以免外资控制日本。因此，主要是在国外发行公债。 1870年为修筑东京至横滨的铁路，在英国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折合日元488万元，利息超过正常4—5厘的一倍，高达9厘，以海关税和铁路收入作为偿还保证。 1873年，明治政府为给武士阶级发放产业资金，再一次在伦敦发行240万英镑的公债，折合1171.2万日元。利息为7厘，偿还期限为1877年。 明治政府在国内也先后发行了各种名目的公债，以弥补自身资金的不足。如1874年3月发行了“秩禄公债”、1876年8月发行了“金禄公债”，总额近2亿日元，这两笔公债专门用以赎买封建大名和武士阶级的特权。 1878年，政府发行1250万日元的“创业公债”，所得资金主要拨给工部，内务两省和开拓使以及各府县，主要充作劝业资金。工部省用此项资金进行铁路建设和矿山开发；内务省则用这笔资金修建港口和公路以及从国外引进棉纺机。1883年，政府又发行了总额为2000万日元的铁路公债用以修筑中山道铁路之用。 应该指出，明治政府在资金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通过在国内外发行公债，“对不好货币赋予生殖能力”，筹集到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殖产兴业，对于日本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是有益的。 在筹集殖产兴业资金、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方面，改革武士阶级的家禄制匣也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引进技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文化系统原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化系统，对外来的文化尤为狂热。 当明治政府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确定为基本国策后，一切模仿和学习西方便是整个民族的头等重任。大规模学习、引进工作，可以分成两类，即智力（人才）的引进和技术设备的引进。 所谓智力引进，也就是将西方国家的专家作为培养日本近代化的“保姆” 加以雇用。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曾不无夸张他说：“使现在的日本开动起来的是2000名外国人。” 的确，明治政府为了尽快步入富国强兵之路，在雇用外国专家方面不遗余力。在政府聘请的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中，直接涉及殖产兴业方面的人数最多，1872年占70％，1876年为50％左右。为了使这些来自先进国度的专家、技术人员安心在日本工作，明治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极高，其薪俸一般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如当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仅800日元，而一英籍专家月薪却高达2000日元，为太政大臣月薪的2.5倍。至于同普通日本公务员的薪水相比，其差距更是天地之别。因此，许多机构或单位的经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支付外籍专家的工薪，如东京帝国大学1877年的经费总额为282035日元，而支付给外籍教师的薪俸是98279日元，占总经费的三分之一强。明治政府在高薪厚待这些外国专家的同时，也严格管理。一般来说，政府同受雇者要签订合同书，并规定其不许奸淫、打架、留宿外人、经商、走私等。 绝大多数受雇用的外国专家都能忠于职守，热心工作。由于这批外籍人员的协助，日本很快便步人近代化的轨道。这也可以作为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因素之一。 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工艺，拿来主义在日本殖产兴业过程中作用不小。 明治维新前夕，幕府和各雄藩创办了一些新式工业，但无论从规模还是技术工艺方面都相当落后，尚处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明治政权接管这些企业后，便大规模移植西方近代产业和经济制度。 东京炮兵工厂就曾聘请德、法、比利时三国的专家进行指导，并从西欧各国进口机器设备。大阪炮兵工厂也是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后，制造出法式山炮。矿山业也大量引进外国采矿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矿业技师指导开采。 日本近代轻纺工业也是在大量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如内务省创办的干住呢绒厂、新町纺纱所、富冈制丝所、爱知纺纱所和广岛纺纱所等等。由大久保亲自提议建立的千住呢绒厂，其第一任厂长井上省三曾留学德国学习毛纺和染织技术，建厂时又专门从德国进口了毛纺机、毛织机、整纺机等全套毛纺织设备，并聘请了5名德国技师予以指导。 该厂成为日本近代轻纺业的尤头企业。1878年，明治政府从英国纺织业名城曼彻斯特进口全套2000锭纺机设备2套，开办了爱知纺纱所和广岛纺纱所。 1879年，内务省决定动用“创业资金”22万日元，从英国订购了10套2000锭棉纺机器，然后按10年分期摊还的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业的私人资本家。这是日本从西方国家大规模移植近代机器棉纺工业的起点，1880—1885年间，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一批拥有2000锭到9000锭的棉纺厂。在移植西方近代产业的同时，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称“株式会社”）、银行制度、近代货币制度、近代公债制度、近代保险事业等也渐次移植到了日本，在日本生根开花，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事业。 第9章 强兵富国 建国目标 戊辰革命胜利后，新兴的日本进入建国时期。 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一批40岁左右年富力强、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政治家，成为明治政府领导集团的核心。他们主政伊始，便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纲领性口号，而其中的“宫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总目标。 明治政府中的后起之秀山具有朋对“富国强兵”这一建国总目标是如此解释的。 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早在江户幕府垮台前夕，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来自“西洋的冲击”惊俱和羡慕心态交织下，就纷纷提出要使“东洋的大日本同西洋的英吉利岛”并称“富强之国”的设想和方案。 藩政改革家会泽安主张应通过实行“巨舰之制”和“水操之法”，来完成“宫国强兵之要务”。 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则提出：“当今之急务固属富国强兵，然而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 洋学家佐久间象山认为，日本必须“..幡然改变既往苟且之故辙，如俄罗斯之彼得大帝，广选人才派往外国，使之学彼所长诸术，并真正探索其形势时情，又广为招引外国名士，披肝沥胆予以优待，作为我国所无艺术之师，发展诸学科，变城制，禁游民，省刑罚，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本国之实力将超过英、法、美各国，希望期以时日，进行周到之处置”。 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有关富国强兵的构想林林总总，都有精妙之处。 但真正能使新日本发展成为当时亚洲惟一独立富强国家的思路，是由“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后“三杰”（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山县有朋）提出和付诸实践的。 富国强兵，卖际上是强兵富国。山县有朋就毫不掩饰地声称：“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日本帝国强兵富国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步骤是：改革军制，扩充军备，对外侵略以跃登军事强国地位，最终成为东亚盟主乃至争霸世界的强大的军事帝国。 改革军制 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新政府建立后，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依然十分险恶。中国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对日本人而言既是一种警告，同时也是一种暗示。 幕府统治末期，鉴于日本有亡国灭种之虞，幕府也明令各藩购买、制造先进的舰船枪炮，改革落后的兵制兵法，充实海防力量。著名军事家大村益次郎就曾在长州藩尝试性地进行过军制改革，实行全藩军队一体化。明治维新成功后，大村益次郎担任了兵部大辅，全力以赴筹建日本近代军制。 1869年8月，大村益次郎提出了《兵部省前景规划》。力主尽快结束日本军制紊乱的局面，在全国实现统一军制。遗憾的是，大村壮志未酬，旋即被长州藩的破落武士刺杀，英年早逝。与此同时，日本近代军制的另一位积极鼓吹者——山具有朋，正在欧美各国悉心研究西洋各国的兵制和兵器。幸而，山县和大村对改革军制同样热心。大村认为兵乃“治国之要器”，务必实现“兵权归一”。山县有朋也认为：“欲完成维新之大业，必须打破列藩割据之弊，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而欲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就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美各国考察结束返回日本，掌管明治政府军队的大权。针对当时日本备地兵制极为混乱的现实，根据他亲身对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土耳其、荷兰、美国等国兵制的认真考察，正式决定日本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从而结束军制紊乱的局面。在戊辰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由参加推翻幕府的军事行动的原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部队中选拔出大约1万人，建立起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叫作“亲兵”。与此同时，将原属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作为新政府军队的核心。各藩的军队装备、军需物资也由政府征调。鉴于旧的封建军制腐败、封建武士叛乱，以及从内战中体验到有民众参加的非正规军（“奇兵队”、“农兵队”等）战斗力强等等情况，明治政府决定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实行怔兵制，建立新式军队。1872年11月发布征兵诏书。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正式着手建立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常备军。 明治政府建军时碰到两个头痛问题，一是封建武士因实行改革而丧失垄断军事的特权，便在各地兴风作浪，搞反政府的叛乱。明治政府一手平叛，一手起用士族担任新军队的骨干军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既要向民众征兵，又要建立镇压人民的武装部队。明治政府在全国设6个军区，军区的管理机构叫“镇台”。当时负责建立陆军的山县有朋扬言：“镇台就是为了镇压人心。”在有了“镇压人心”的军事机构后，明治政府才颁布《征兵令》。从1873年4月起，第一次怔兵的应征者在东京镇台入伍。之后，各镇台都接连不断地证召新兵入伍。 明治政府在改革军制建立近代常备军过程中，不仅取消了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而且还在实行证兵以前的1872年1月颁布《枪炮取缔规则》，规定：“自华族起至平民除准许持有枪械者例外，不得私藏枪炮弹药及手枪。” 1876年3月又专门颁布《废刀令》，不许军队以外的人持有日本刀。这些法令，意味着新政权及其军队垄断武器，意味着解除人民的武装和剥夺人民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以防止人民的反抗。 当然，日本人是很讲究实用主义的，也严格遵奉“胜者王侯、败者贼寇” 的古训。1878年，山县有朋根据普法战争的胜负结果，转而对胜者普鲁士颇为仰慕。将日本的军队体制由法国式改为德国式，也实行德国式的军政军令相分离的二元化军制。 在筹划兵制近代化、迎合世界潮流的同时，山具有朋等人也在着手对士兵招募方式和旧俗加以改革。维新前，日本各地是雄藩拥兵自重，藩兵主要是由世代以征战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充任，选才范围狭窄。而且，由武士组成的各藩军队上气低落，作战能力极差。对此，山县有朋在1864年8月的长州藩攘夷战役中有切肤之感，藩兵出人意料地狼狈不堪，尚武精神荡然无存。 务必取兵于民，这成为山县有朋的一个信条。 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在《征兵告谕》中宣称：国家如有灾患，人人皆须有份，是故各尽心力以防灾患，则为一己防患之基。苟有国，则有兵各，有兵各，则人人须服其役。..西洋各国以数百年余之研究实践而定兵制，故其法极为精密。然而政体地理有异，不可全部沿用之。今者应取其所长，补古昔之军制，各陆海二军。全国四民凡年满20岁者，皆应编入军籍，以备应急之用。 通过实施近代意义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近代常备兵制在日本建立起来。 士兵的来源不再像从前那样由武士阶级所独享。根据“士已非从前之士，民亦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子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的原则，凡全国男子符合条件的人，不论出身贵贱，均有义务服兵役。根据这种新式兵制的规定，日本国内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入伍服兵役，充任陆海军。近代兵制的实施，使日本军队的实力迅速发展壮大。日本军队成为明治政府同欧美列强相抗衡的主要筹码。也是近代日本欺凌亚洲弱小邻国的一柄利剑。据统计，1879年日本陆军的编制总计达16个联队（团）；骑兵1个大队（营）1个中队（连）；炮兵10个大队，工兵3个大队1个中队；辎重兵1个中队2个小队（排）。从军制角度来讲，日本军队虽然迈入近代军队的行列。但这并不是惟一的目的，将军队真正变成天皇的私兵，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军才是最终目标。 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让这支军队不仅在行动上，而且要在思想意志方面绝对效忠天皇。封建的武上道被新式日本军队全盘继承下来了。 1871年，山县有明亲自参与制定了军人“读法”七条。要求日本军人务须做到“忠节、信义、勇武、素质、服从”等几项要求。1878年，身居陆军卿要职的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将“忠实、勇敢、服从”三条作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竭力向士兵灌输武土道精神。 改进军事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是明治政府极为关注的事情。明治年间，日本政府财政预算中军费支出始终占居相当大的比例。1883年，日本陆军军费开支为1026万日元，占当时国库岁出总额8046万日元的13％。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军事工业也一直备受政府青睐。因此，日本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新频率较快，适合日本人身材特点的村田式步枪以及各种口径的火炮，日本均能独立生产。1875年，日本又自行设计建成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仅此一点，就比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中国先进许多。1885年12月西乡从道任海军卿后，采纳法国技术总监贝尔顿的建议，批准海军建造“严岛”、“松岛”、“桥立”3舰，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两艘巨型战舰，3舰排水量均为4278吨，各装有一门320毫米的巨炮。 除了自行生产外，日本还积极从欧美各国引进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直接购买新式武器。如日本军火生产基地之一的大阪炮兵工厂，为提高生产大炮的速度和质量，在炼钢方面采用了欧洲最先进的平炉生产工艺，成效卓着。 当时的欧美强国，如美、英、德、法、荷兰等国，因军事科学技术非常发达，是世界军人的主要出口国。日本的武器输入主要是从这些国家进口。 日本海军的大型铁甲舰基本上是从世界第一海军强国英国定购。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则侧重从欧洲陆上强国法、德两国采购。如1872年，日本从德国购人最新式的80毫米口径野炮36门。1875年，日本海军一次向英国定购“扶桑”、“金刚”、“比睿”3艘军舰，建造费高达310万日元。 适合世界列强军制发展的潮流，改革日本的军事机构，是明治政府强兵政策的主要内容。 1872年2月，刚从欧美列国游历归国的山县有朋，根据欧美军事强国陆海军分立管理体制，建议政府成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废除了兵部省。山县本人亲自担任兵部大辅一职。这种机构改革有利于日本陆、海军的发展，职清责明，可以消弥原兵部省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陆海军分别管理之后，山县有朋对原兵部省下属机构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将原军法机关纠间司改为陆军军事法庭；秘史局改为第一局，下设六课，负责管理通讯联络和日常事务；军事局改为第二局，下设五课，负责管理步兵、骑兵方面的事务；炮兵局改为第三局，下设二课，负责管理炮兵事务等；建造局改为第四局，下设二课，负责管理工兵及建筑事务等；会计局改为第五局，下设九课，负责管理军官待遇、会计事务、军费支出等事务。 1874年，山县有朋为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置参谋局，后于1878年改称参谋本部，并使其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成为军令统辖机关。其次，还新设了监军本部，专门负责检阅和执行军令情况的工作。这样一来，近代日本就初步形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等三大军事机构。 三者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相互牵制，各有分工。陆军省长官为陆军大臣，专门负责军事政策方面的事务；参谋本部长官力参谋本部长，专门负责制定军令和作战方案等方面的工作；他可以把决定的军令事项交给陆军大臣执行；监军本部长官为监军本部长，专门负责检阅和执行军令情况的工作。1886年，监军本部改称教育总监，专门负责军队教育和培养军事干部人才。 与此同时，根据曾赴欧美专门考察军事的理事官山田显义的军制改革意见书，明治政府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方面的人才。 1873年，明治政府力加速培养军事人才，设立了陆军兵学寮。《兵学寮规则》指出，“本家以精学武技为目的”，规定“士官学校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等。1874年，兵学寮改称陆军士官学校。紧接着，日本又设立海军兵学寮，1876年改称为海军兵学校。校址从筑地迁到广岛县江田岛，成为培养日本海军所需人才的摇篮。1883年，日本成立了第一所陆军大学校，专门为日本军队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此外，明治政府还开办了炮兵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工程学校等，为日本军队的近代化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1880年进而实行了军政分离和参谋本部的独立。此时，山县已经引进了德国军制，以推进力扩张军备而进行的军制改革。伊藤博文在主管的制定宪法工作中引进德国宪法，这就必然要在军制方面有组织地引进德国军制，把原来的法式军制全面改变为德式军制。推动引进德国军制工作的陆军少将桂太郎，获得了陆军少将川上操六和陆军大佐（上校）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川上曾随大山岩与桂大郎同赴欧洲考察军制，又与乃木希典同到德国留学。儿玉源太郎1891年赴欧考察。他们正在成为陆军第二代的青年将领，在军制改革中起了核心作用。 在军制改革中还有一位核心人物，是作为参谋本部顾问于1885年3月到日本的德国陆军少校梅克尔。他在陆军大学讲授军事学，在参谋本部提出军制改革建议，为确立德式军制作出了很大贡献。 军制改革有三个目标： 第一，改镇台编制为师团编制； 第二，改组作为军制上层结构的高级司令机构，负责军政的陆军省与负责军令的参谋本部并列，并建立统管教育和人事的监军部，使陆军军队训练达到统一。这三个机构的长官共同“组成天皇陛下的最高陆军参议官”，形成高级司令机构； 第三，改革形成军制基层结构的兵役制度，对原来的免役条件加以严格限制，加强对逃避征兵的取缔，彻底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1889年1月，政府修改征兵令，2月制定并颁布陆军一年志愿兵条例。 1887—1889年的军制改革首次在日本建立了能进行近代战争的军事体制。山县又把志愿兵制度与地方自治的制度联系起来，而地方自治制度则使军事体制在国家体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军队是右大臣岩仓具视和参事院议长伊藤博文赖以对抗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后实力，它在创立引进普鲁士宪法的体制中发挥了支柱的作用。但是，尽管已发表了《军人训诫》，军队内部仍然不稳。1880年8月18日，东京镇台步兵第一团所属、岩手县盛冈平民出身的陆军步兵伍长小原弥惣八向大政大臣三条实美和陆军卿大山岩亲呈上书，要求开设国会，并在赤坂临时皇居门前剖腹自杀，经抢救未死。这次事件对军队统帅部震动很大，山县感到有必要超越以陆军卿的名义发表的《军人训诫》，再进一步用天皇名义发布训诫。不能像外国那样以宗教为基础实行对军队的教育，而是要求助于天皇的权威，用敕谕的形式加强对军人的训诫。山县通过用天皇的敕谕来约束军人的生活和思想，进一步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了天皇的绝对性。1882年1月4日，政府公布了用天皇名义发表的《军人敕谕》，表述了天皇的统帅大权在国体上的绝对性，要求士兵必须“忠君爱国”，以为“神”的天皇尽忠为荣，明确规定了“忠节”、“礼义”、“武勇”、”俭朴”、“信义”等道德标准。“忠节”被解释成“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成了绝对制君主、大元帅的天皇对军人的最高命令，从而确立了《军人敕谕》的“忠节”观念。 建立近代军队是明治政府的强兵主要目的，但日本军队的任务主要是为与欧美列强争雄、欺凌亚洲邻国。对内镇压民众反抗的责任，自然主要是由警察部队来承担的。因此，改革组建新式警察制度，也是明治政权强兵的内容之一。 在废藩置县之前的1868年初，在东京以幕府时期的封建警察机关为基础，建立了市政警察，称为“府兵”。但日本社会内尚未出现真正的近代警察制度。由武士构成的军队往往承担着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基本上是一种军警合一的混乱状态。东京地区的警察彼称为“亲兵”，各地的警察则称为“县兵”或“区兵”。从1871年11月起，日本全国的警察一律统称“逻卒”（巡警兵），或称为“捕亡”。也有时为同军队相区别而称“包利斯”（英文police之音译）。 在求知识于世界、全面模仿西方过程中，日本也重视学习西洋各国的警察制度。大久保利通的心腹干将、萨摩藩的川路利良，专门赴欧洲各国考察警察制度，归国后成为日本警察制度的创始人。1873年9月，从欧洲归国的川路利良提出了一份改革警察制度的建议书。内称： 夫警察者，乃国家平素所施之治疗，犹如人平素之养生，用以保护良民，培养国内气力者也。故自古以来，凡欲振兴帝业，扩张版图者，必先注重于此，拿破仑一世是也。今之普鲁士所以平定四方，威震世界，即赖有警察善于治理内外，经常探悉外国情形，故能终于战胜强国法兰西。由是可见，欲使国家强盛，与外国相抗衡，必先有此设施。 根据川路利良的方案，1874年1月，在内务省组建的同时，全国统一的警察制度也确立起来了。内务卿大久保成为全日本警察的领袖。首都东京设立警视厅，有警察3000余人，川路利良任大警视，直接掌管东京的警察权。 全国规模的警察网逐步设立完善，平均每2.3万居民区内，就设立1个警察派出所，有数十名警察。到1890年，全国有692个警察署、774个警察分署、1400个警察派出所。大批没落武士涌入警察行列中，再次成为政府镇压、管制国民的工具。日本严然成为一个警察国家，而这正是川路利良所孜孜以求的结果，他曾毫不掩饰地宣布“迫切希望日本被称为警察国家”。 应该说，改革警察制度是明治政府强化国家机器的重要举措。近代警察制度的确立，对新政府巩固统治平息各地武士叛乱、镇压农民起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它也是日本近代政治日趋专制、黑暗的主要因素之一。 “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实行整个社会变革的总目标。而“富国强兵” 的后果，是建立了国内军事警察统治和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以实现在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外的侵略扩张。 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钦定颁布后，日本军队的特殊社会地位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根据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1条）、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第12条）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即天皇握有最高军事统帅权。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不是向政府（内阁） 负责，而是直接隶属于天皇，“军队是天皇的私兵”。由这三者构成的军队具有上奏权，可以直接影响甚至左右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为日本社会当中最富侵略性的社会集团，近代日本逐步走上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正是这一集团推动完成的。 扩军备战 1873年刚开始实行征兵制时，新建的日本军队平时编制不过3.1万人，战时编制4.6万人，海军是由接收幕府和各藩的军舰逐渐扩充起来的，初建时有17艘军舰和运输舰，排水量总共不过1.38万吨。从1875年起，逐步解散士族军队，新建的军队不断扩充。 1882年1月6日，山县有朋在谈到充实常备兵的急务问题时指出，尽管征兵制度已实行了9年，但常备兵仍然只配备了4万人，没有达到定员。他明确表示，决心要在今后“即使财政上受到某些影响”，也要努力补足定员。 1882年朝鲜王午兵变的消息刚一传到日本，有人就主张立即开战，有人煽动对朝鲜和对中国的敌视心。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断定发动这次事变的“顽固党”是“文明的敌人”，说“要向世界万国宣扬我们的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其军队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种主义”。在这种煽动下，有请求献军用资金的，有请求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版画。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形势的是军部和政府。8月15日，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建议扩张军备。他把清朝作为战略目标，警告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轻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 他还大声疾呼：“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 11月15日，海军卿川村纯义建议制订建舰八年计划，指出“观察支那近况，致力于军备，整备海军，实非昔日可比”，同时提出修改于前一年制订的关于20年造60艘的建舰计划，提出了8年造48艘的计划。不过，扩充军备必须实行增税，增税必然引起批评与攻击，因为自由民权派的主流以及自由党或立宪改进党都曾从优先改革内政和尊重民权的立场批判了政府的朝鲜政策。所以，为了扩充军备，首先必须公然否定内治优先的原则，然后压制自由民权派。 11月24日，天皇告谕地方官“应大张战备之益”。太政大臣三条指示必须稳定民心以便可能增税。12月25日，三条还向各省卿传达了天皇的御旨，指示”精简条件不具备之庶务”，以“整备陆海军”。12月27日，政府修订酿酒税，把去年刚从2元提高到4元的造石税，增加到6元。 山县有朋主张以充实常备军为急务，而充实常备军包括一项重要的目标，即在配齐兵员的同时，还要使武器的生产独立。他强调“即使财政方面受到若干影响”，亦不能对扩充军备有所犹豫。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军事工业开始独立进行武器生产。海军的横须贺造船所于1873年开始建造第一艘军舰“迅鲸”号（1646吨，400马力）。 到1878年，陆续动工建造“清辉”号（898吨，720马力）、“天城”号（926吨，720马力）、“磐城”号（656吨，650马力）、“海门”号（1350吨，1250马力）、“天龙”号（1547吨，1250马力）等军舰。 1877年动工的“磐城”号首次把设计建造工作从幕末以来的法国技师手中转移到日本技师手中，这标志着造舰技术已经独立。炮舰“磐城”号和海防舰“海门”号、“天龙”号还是木结构。世界上的军舰已在改造成铁结构。 1878年从英国进口的“扶桑”号、“金刚”号、“比睿”号都是铁结构或者铁骨木皮。1881年，横须贺造船所因舰船用木材不足，乃乘机开始建造铁骨军舰。1883—1884年，在横须贺和神户小野滨的造船所制造的“葛城”号、“大和”号、“武藏”号三舰都是吨位1502吨、1622马力的海防舰，都是铁骨木皮。 陆军的迫切任务是制造定式枪炮。当时，西欧各国正面临军用枪大换代时期，从前膛枪改为后膛枪。后膛来复枪已开始大量生产。1875年，步兵少佐（少校）村田经芳怀着改良步枪的目的到欧洲各国考察。1880年，造出了一三式村田枪。陆军立即采用村田式步枪作为军用枪。村田仍然潜心制造适合日本人体型的枪。1885年，造出了一八式村田枪。这种枪把带刺刀枪的重量减轻约10％，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携带兵器。生产步枪的东京炮兵工厂立即开始大量生产。1886年，陆军在全军配备了一八式村田枪。 火炮——野饱和山炮，在国际上也正处于更新换代期，从前膛炮发展到后膛炮，从青铜炮发展为钢铁炮，同时技术也有普遍改进。1881年制造火炮的大阻铁兵工厂的炮兵大尉大田德三郎，赴欧学习制炮技术，第二年回国后着手试制新式火炮，1883年前后即能独立生产火炮了。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己基本上实现了武器生产的独立。 1891年海军大臣向内阁会议提出的9年海军扩充计划（铁甲战舰4只、巡洋舰6只、通讯舰1只），连其中的巡洋舰和通讯舰各1只的预算，在第二届和第三届议会都没有得到通过。在11月召开的第四届议会中，出现了政党转变方向的怔兆。在所谓国是问题上，即国民生活、教育、外交、国防的四点上，政党将采取“积极的手段”的方针。这意味着议会承认扩军。 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艘军舰航抵横滨。并在旗砚“定远”号上招待日本议员。参观者们在回东京的火车上仍然议论着，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而日本只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清朝相比，个个卷舌而惊恐不安。 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对日本来说，已成了最高命令。与此同时，议会也开始同政府妥协。伊藤和井上毅为了打开议会和内阁的对立局面，决定请天皇出面。果然，天皇召集了大臣、枢密顾问官、贵众两院议长，发出诏敕，希望政府与议会和衷共济，并声明说：“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资补足造舰费。” 于是，政局为之一变，开辟了妥协途径，政府答应实行行政整理和改革海军内部，而众议院则重新审议预算案，减少了削减额，通过了包括铁甲舰二只、巡洋舰和通讯舰各一只的造舰费在内的预算案。 军备的整顿在备个方面展开。1891年11月，发明村田枪的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枪改进为连发枪。1893年3月，海军技术员下懒雅允发明了高性能火药。 1893年3月，转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在10月起草了长篇《军备意见书》，确定了当时的战略。他指出俄国、法国和英国侵略东亚的动向，认为东洋的危机不出十年就会爆发，到那时成为日本敌人的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各国。他认为休养民力和减轻地税“只是外无患难，内有余裕时才可以说的”，主张扩充海军乃是当务之急。 初试锋芒 1870年（清同治九年）8月25日，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前来中国要求订约。日本企图仿效欧美各国，在中国攫取特权，清政府坚决拒绝。 1871年9月，日本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这是中日两国近代第一部条约，是一个基本平等的条约。如果能够贯彻执行，还是有利于两国睦邻友好的。但是，由于日本政府要求订约是另有所图，美、英等国当时惟恐中日联合，反对这个条约，硬说有“攻守同盟”条款，向日本施加压力。因此，条约的批准遇到障碍。 1872年3月，日本再次派柳原来华要求修改条文。4月9日，柳原到天津拜访代表清政府全权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李鸿章。但是，柳原不是李的对手。柳原是1850年出生的一介公卿出身的青年，而李是1823年出生的同治中兴巨头。李鸿章翻开《中日修好条规》的稿本，指着卷尾写有“为此两国钦差全权大臣先行画押盖印，用昭凭信..”的地方，大声呵斥道： 贵国今如此，是自污也。其将侮我耶？或蔑视清朝耶？何以外务卿大臣等不明道理若此之甚也。今日余若受此照会，则上读职于朝廷，下失信于万民，有何面目立于国而秉权！请速收回成命。 说毕，退还照会。 谈判持续到6月28日而破裂。可是，7月1日，李鸿章却在接见柳原时安慰他说，我国虽未应允修改条约，但如日本与欧美各国缔结修改后的条约，其结果于中日条约有妨碍时，则可在中日条约批准之后，考虑缔结别的协定。 柳原唯唯而退。 到了1873年4月，日本政府忽然批准条约，派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庞大的使节团来华互换批准书。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琉球难民事件” 已经发生。副岛来华“换约”是一种谋略，是为了发动侵台战争而投下一颗探路石，并借此开展战争前的外交活动。果然，条约批准后不到一年，日本就撕毁条约，发动了侵台战争。 1871年12月，由宫古岛民和八重山岛民各两艘船组成的两组进贡船，从琉球向中国进发，途中在台湾海峡遇险，宫古岛民的进贡船，于11月30日离开那霸港，遇暴风后在海上漂流，一艘宰还，另一艘则于12月18日漂泊到台湾西南海岸的牡丹族（高山族基层社会组织）居住的八遥湾。乘员共69名，其中有3名淹死，其余66名登陆上岸。但是，其中的54名被土着居民（高山族）杀害，逃出来的12名乘员在风山县受到清政府官兵的保护。 八重山岛的进贡船，于12月11日从那霸启航。由于遇上飓风，在海上漂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泊到台湾，46名乘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其中1名病亡。两批漂流至风山的难民共57名，1872年2月，他们被护送到设在福州的琉球馆，7月返回那霸。 琉球当时是独立国，对此事并未提出异议，日本当时也不知道此事。 1872年5月，事件已经平息，柳原前光使清要求修改条约未成，却从清政府府邪报中获得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并报告了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及鹿儿岛士族乃大肆鼓噪“征台”。 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于1872年8月要求政府出兵问罪。他指出，残杀琉球藩民的“残暴恶行，刻不能客”，强调“纲良伏愿仰仗皇威，兴问罪之师，发兵证剿”，“故谨欲借军船，直指彼巢窟，灭其巨魁，上张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冤魂于九泉”。 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陆军少佐桦山资纪也日夜兼程奔赴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桐野出差，不在兵营。于是，他便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向陆军少辅西乡从道建议向台湾派遣生蕃探险队。桦山还经常会见西乡隆盛，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政府认为，为了使琉球藩民的遇难事件变成日本的内政问题，应首先确立日本对琉球的管辖权。琉球在旧幕府时代对中日两国处于两属关系。10月4日，代表国王庆贺明治新政的琉球使节来到东京。16日，谒见大皇贡纳方物。天皇告诉使者，他已册封琉球国王，“升其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 10月30日，政府把琉球王国与欧美各国缔结的等约和今后的外交事务转归外务省管辖。 可是，副岛外务卿却对台湾一无所知。10月24日，他向美国驻日公使德隆证询关于台湾的情报。由于德隆获得副岛抱有“进行军事远征的意图” 的印象，遂把精通台湾情况的李仙德介绍给他。德隆在给本国的报告书中写道：“西欧各国的（驻日）代表的真正政策”，是“要使日本朝廷远离支那和朝鲜宫廷而与西欧各国结盟”。 李仙德于1330年生于法国，1854年与一位美国妇女结婚，随后移居美国，后加入美国籍，曾当义勇兵参加过南北战争，获得一个“将军”的诨号。1866年任厦门领事。由于美国商船的14名船员漂泊到台湾惨遭杀害的事件，他到过台湾，调查过岛上的情况，并和当地居民就保护美国的漂流民问题交换过协定。他还绘有台湾的详细地图、海图，并拍摄了详细的照片，打算与本国政府交涉，以求晋升，回国途中路经日本。他在日本滞留期间，被介绍给副岛外务卿。据当时在座的外务少丞郑永宁记述，副岛第一次和李仙德会见时，就留下了“犹恨晚见半日”的感受。他当即聘李仙德为外务省顾问，按敕任官待遇。李仙德就此长居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和一日本女子结婚。 李仙德接受副岛外务卿的请求，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1872年11月—1883年2月，他共草拟5份备忘录，从各个角度替日本政府考察了有关台湾的形势和日本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政策。他敦促日本注意台湾“形势如同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何国公民都易于移殖”。他警告说：“企图向东方殖民之各国，讨厌台湾岛民视己为敌，皆注意借词肇衅。”他劝告日本政府说：“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毋宁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他指出，英俄两国正围绕着“东方问题”（围绕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处于对立之中，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给日本打入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劝日本务必弄清清政府对台湾土着居民居住地区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向日本政府传授了强权政治的经验。日本的外交官僚们，通过李仙德学到了西欧的强权政治，从向西欧引进技术以对付西欧的冲击，发展到从西欧引进强权政治来与万国对峙。 1872年3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偕李仙德等到中国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兼办两项重要任务：即在对台湾、朝鲜实行军事行动之前，先到中国寻找出兵借口。 副岛等为实现其卑鄙的目的，不惜歪曲和断章取义地利用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谈判中的非正式谈话，向本国政府汇报说：关于台湾问题，清朝官吏称为“生蕃”之地，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 副岛已计划向台湾出兵，外务少丞郑永宁写的《副岛大使适清概略》记载了副岛为台湾事件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据该书记载，从李仙德向副岛提交备忘录时起，副岛就与陆海军军人之间过从甚密。书中说： 最近，闻海陆军之士凭空偶语，有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副岛忧之。乃功谕曰： 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伐，则等同寇耳，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视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善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此辈听之，过激之气始平。 副岛所忧虑的三点，多半是从李仙德那儿学来的。他决定亲赴清朝，打开解决这一事件的缺口。他上书强调：“欲使外人觊觎台湾者不敢阻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地，辟土地获民心，非臣力之，恐难成功。”他说：“请准余亲自赴清，借换约（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名以入北京，游说各国公使，绝其娼疾。借与清政府讨论谒见皇帝之事（指借批准换约而建立邦交之机，谒见皇帝，面呈国书，祝贺同治皇帝完婚和亲政），告以讨伐生蕃之由，正我疆界而开拓半岛。” 11月，政府命桦山少佐赴台湾视察，任命副岛外务卿为特命全权大使赴华。海陆军人非常高兴。郑永宁记载道：“海陆军士知之，皆踊跃而来，请随副岛入清。副岛许以发军舰，盖养其气也，士乃奋臂而去。” 当时，参议、陆军元帅西乡隆盛正在鹿儿岛休假。副岛等待西乡返京，而西乡休假时间很长。于是，副岛决定自己去鹿儿岛拜访西乡，随后从那里径直赴华。1873年3月12日，他搭乘军舰“龙骧”号从横滨启航。同时启程赴华的僚舰是“筑波”号。海军少将伊东佑麿担任舰队提督。李仙德担任大使顾问同行。与副岛同乘“龙骧”号赴华的郑永宁，描写出发时的情景说： 当天，霁雪如银，礼炮在霁雪中互答，满舰士卒，济济凛凛，大使抚髯大乐。自两舰士官乃至水手伙夫，合计600余人。盖我国派遣大使，驾本国军舰出海者，始于此。本国军舰航行海外亦始于此。况大使已奉伐蕃之旨，将起事台湾。今各国众人闻之，发兵舰，则国内外拭目。是以提督舰长等于此役，百般注意，夙夜黾勉，纪律严明，全舰昂扬，奋励踊跃之色溢于言表。大使见而喜曰：六百人之心乃六军也。 3月18日，途经佐田岬时，趾高气扬的副岛赋诗展示其抱负说“保护海南建新藩”。19日，副岛在鹿儿岛上岸，会见西乡。他们研究了侵占台湾后在那里如何建藩的问题。20日，副岛受到岛津久光的款待，随后即从鹿儿岛经由长崎开往上海：31日，进抵上海港。 1873年4月19日，特命全权大使副岛种臣到达天津，开始与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会谈。李鸿童盛赞日本之开化。4月30日，双方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5月1日，副岛访问李鸿章，提出修改条约问题，李鸿章回答：“俟岩仓大臣改约一定，万事正该随时更张。” 副岛转而谈判谒见皇帝问题。西欧各国的公使团，从年初以来就在争论谒见皇帝的礼仪问题。本来，清政府要求行三跪九拜礼。副岛则主张行“三鞠躬礼”。清政府认为这有碍中华帝国的权威，态度十分强硬。谈判在无休止地进行。6月19日，副岛以回国相威胁，终于实现了他的主张。清政府仍然要求副岛与西欧公使一起谒见，而副岛主张全权大使位在公使之上，使清政府同意把他安排在西欧公使之前单独谒见。关于向皇帝手呈国书的问题，则以皇帝害怕生人表示歉意，决定不亲手呈交而放置于桌上。这样，6月29日，副岛首先谒见，接着使是英、法、荷、俄、美五国公使同时谒见。谒见时，行三鞠躬礼。这件事对神圣不可触犯的在跪拜仪式上的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给予了巨大打击。 副岛的举动，解决了自上世纪末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以来西欧公使团一直要求而未能实现的札仪问题。从朝贡体制变成条约体制，这已是华夷秩序崩溃的开始；跪拜礼仪的破坏，则更加快了它的崩溃速度。 接着，副岛又提出了朝鲜和台湾问题。关于台湾，总理衙门声明：熟蕃之地“置府县而治之”，而生蕃之地则“置于化外，甚不理事也”。副岛得出结论，认为已取得了可以在朝鲜和台湾化外之地自由行动的口头保证。他还与英、美、俄三国公使举行会谈，致力于调整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其中甚至包括库页岛，目的在于创造有利于今后行动的条件。7月3日，副岛离开北京；26日，回抵东京。郑永宁写了一段关于日本国内迎接副岛回国时的小故事。 副岛甫归，京版豪富结社者已有400余户。传闻副岛成功，愿集其财产数百万，资助伐蕃，计可供数载之用，并愿自任其地之开拓。而有志报国之士，皆昂然奋臂听候副岛调遣。 当时，士族反政府运动开始抬头，明治政府决心把各种反政府情绪一齐引向国外，便加紧进行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不久前还高唱“内治优先”、反对西乡隆盛的大久保利通，亲自制订《处理台湾蕃地要略》。《要略》写道：“台湾生蕃部落，为清政所不及之地。..我藩属琉球人民曾遭杀害，为之复仇，乃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1874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000名士兵）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李仙德为“台湾蕃地事务局二等出仕”，陆军少将谷干城和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台湾蕃地事务参军”。此外，还任命海军省聘用的美国海军少将日格塞尔和陆军省聘用的美国人华森、英国人布郎为随员。远证台湾的阵容备齐。为了远送军队，租借英国轮船“约克夏”号和美国轮船“纽约”号。 政府不顾内部的反对而强行向台湾出兵。4月9日，西乡都督率军舰“日进”号和“孟春”号从东京品川湾出发，开赴长崎。 5月2日，西乡令军舰“日进”号、“孟春”号和运输船“明光”号、“三邦”号共4艘船只起航。6月3日，在台湾西海岸登陆。日本共派遣士兵3658人。除正规军队，萨摩藩的征集队和熊本的义勇兵也加入了这一队伍，征集队是西乡隆盛为弟弟募集的，共295人，大部分是因“征韩论”而辞职的警保寅官员和巡警，由原警保助坂元纯熙指挥。义勇兵是以士族力主的51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民权论者的宫崎八郎。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极其野蛮。高山族顽强善战，加之时疫流行，日军死亡近600人（病死为主），占出兵人数的1/5。支出军费为955万日元。 日本政府见胜利无望，便另寻体面收场的途径。1874年9月初，大久保不得不亲自来华，其目的本来是不讲条件，但求体面结束战争。但来华以后，却故作姿态，利用英美居间调停，同时也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高价勒索，耍尽威风，向中国进行外交讹诈。清政府的软弱，使大久保在谈判桌上反败为胜。他要求中国承认日本攻台是“保民义举”，还要求中国赔偿军费。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还说：“念该国兵上远道艰苦，乞恩镐赏汽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惮得勇跃归国。” 1874年10月31日，日中双方签订了台事《北京专条》，其中载明：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中国对前次遇害家属给予抚恤银10万两，中国愿把日军在台湾的建道建房留为自用，补银40万两。中国所给银两，在日军退尽之日付清。 《北京专条》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承认琉球人是日本臣民，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根据。 日本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的最大目的，是要切断琉球对清朝属国的关系，并确立日本对琉球的统治。大久保在1874年7月12日把琉球从外务省划归内务省管辖，为确定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埋下了重大的伏笔。12月15日，他起草了关于琉球问题的建议书，建议对琉球采取强硬的处理方针，特别是要求“一扫与清朝之关系，把镇台支营派赴那霸港内”。 日本为处理琉球问题而修筑了坚固的桥头堡，这对清帝国起到了打击中华秩序的作用。旅居中国的英国人芯吉曾说：“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决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在中国海关工作了30年的马士说：“比随时自动支付赔款更加重要得多的事情是，轻易地放弃了朝贡达5世纪之久的琉球——这是此后逐一丢失安南、朝鲜、缅甸，结果丢掉一切朝贡国的序幕..” 1875年7月，日本政府命令琉球国王尚泰停止对清朝献贡，禁止接受清朝册封和撤销福州的琉球馆，强迫琉球和清朝断绝关系，命令琉球国王晋京。 日本军队驻扎琉球，采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对此，琉球王朝不同意断绝同中国的传统关系，一再请愿，并向清政府以及英、荷、美等国公使请求援助，进行抵抗。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1879年3月，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率警察160人、步兵400名进入琉球首府首里城，甚至决心用武力拘禁藩王，宣布把琉球藩划为冲绳县。琉球王朝的官吏和士族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松田以严厉的态度进行了镇压。日本以武力的强制手段强行吞并了琉球。 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对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来说，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是个很大的机会。三菱和三井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们同大久保利通和大限重信等大官僚互相勾结，迅速发展成为日本的大财阀。 修改条约 明治政府成立后，1868年2月8日，明治天皇在诏敕中既公开指责幕府过去在外交上的错误，表示要“进行改革”，又表示将遵守“字内之公法”。 在诏书中表露一种要求民族独立而又不敢公开对外决裂的苦闷。当时，新政府正集中力量“东征”，很害怕引起外国武装干涉，故而采取中立外国势力的政策。当时发生的“神户事件”和“堺事件”的处理，就表现了惊人的屈从和容忍。 1868年2月4日，冈山藩藩兵执行任务时与外国使馆兵士发生冲突，明治政府迫令藩兵队长切腹，幽禁冈山藩家老。这就是“神户事件”。 1868年3月8日，土佐藩藩兵执行任务时与法国水兵发生冲突，法军死11名，伤5名。明治政府迫令20名藩兵当众切腹。行刑时因法国方面要求停刑，把尚未切腹之9名流放远岛。这就是“堺事件”。 《五条誓约》和《五榜禁令》都一再宣布遵守国际公法，严禁杀伤外国人。这种不得已的屈从行动，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好感。1868年5月22日，英国率先承认新政府。半年之后，西方各国也承认了新政权。新政府的国际地位确立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明治政府对不平等条约勇敢地采取了维护民族利益的行动。1869年2月4日，明治政府即通告各国驻日公使，意图修改条约。各国的答复是，在条约规定的期限之前进行修改是困难的。 4月9日，岩仓具视向辅相三条实美提出关于《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地区》的意见书，其中强调修改条约的重要性时指出：日本国和各国交际，“必须以下降低皇威、不损害国威力重点”，“如今允许外国军队在我港口登陆，侨居洋人违犯我国法律者仍由外国官员处理等情，乃皇国之奇耻大辱”，必须修改条约以“保护皇国国权”。日本也应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者，谒见其国王总统，协商修改条约事宜。 修改条约是摆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维新宏业”的一半未告完成。 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于1871年建立机构，着手起草方案。同年12月，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正使的大型使节团。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向岩仓右大臣面授《派遣持命全权大使事由书》。其中强调：“国与国之间权利对等，乃当然之理”，“条约亦应保持权利对等”，“应修改以往之条约，确立独立之体制”，等等。 3月11日，岩仓、木户、大久保、伊藤、山口等正副使，会见美国国务卿菲什，提议举行修改条约谈判。菲什回答说：“因无修改条约委任状，故不能马上进行谈判。”岩仓一面派大久保、伊藤二人回国索取委任状，一面继续和美方谈判。当委任状带来时，发现美国在修约问题上态度严峻，也只好放弃修约谈判的念头。使团到达伦敦后，与英国外相格兰维尔谈判，英国的态度更为强硬。岩仓一行才认识到修改条约的艰巨性。 这次出使虽未能修改条约，却促使明治当权者改变世界观，把武士的头脑改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使节团还专门考察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这对制定扶植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欧美各国的工业、铁路、军队等等，使他们惊叹不已，俾斯麦则对他们赤裸裸地鼓吹“强权政治”。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深知只有自身迅速富强、国力充实、法制完备，才能修改不平等条约，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 弱肉强食是国际政治的法则。于是，他们带着“内治优先”的思想回到日本。 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明治政府在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方面，取得显着成绩。随着日本民族工业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日本人民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日益强烈。日本资产阶级也迫切要求摆脱不平等地位，发展民族经济。1881年9月，横滨生丝商人反对外商垄断出口的事件，发展为全国生丝业资本家及神户等地进出口商与外商的全面对抗。在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历届外务卿都把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施政中心。 所谓“修改”，中心是要取消“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取消议定关税，实行关税自主。 当时，在国际上也出现了有利于日本的新形势。美国希望和居于美亚贸易通道上的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俄国意在南下，也希望讨好日本。因此，列强对日政策的步调出现紊乱，所谓对日缔约国的协同一致原则露出了破绽。 这给日本修改条约增强了迫切感，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藏卿大限重信从国家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国工业成长着眼，提出如果全面收回国权有困难，可否先收回税权的建议。这个提议得到了俄、美、意政府的赞同，并于1878年7月25日，签订了《修订日美现行条约某些条款并为增进两国通商的约定书》。该条约承认日本收回税权，废除出口税及沿海贸易管理权。关于条约实行日期，规定为在其他缔约国也签订与此相同的条约并付诸实施之时。但英、法、德三国坚决拒绝日本的提议。 正在交涉中，发生了英国商人哈特利偷运鸦片事件（哈特利事件）。英国竟然凭借“领事裁判权”强词夺理他说鸦片属于“药用”，判决哈特利无罪。1879年7月，德国轮船“赫斯塔利亚”号在军舰保护下从霍乱流行的地区直接开进横滨港，无视日本的检疫法。这两次事件表明，要收回国权必须收回法权，单收回税权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社会上要求收回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把建立国会运动和收回国权运动结合起来，批判单独收回税权的谈判。外务卿寺岛宗则引咎辞职。 1879年，井上馨继任外务卿后强调收回法权，他认为，要使各国同意取消治外法权，必须“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在井上馨看来，只有日本欧洲化了，欧美列强才能对日本产生好感，才能赐给日本主权。于是，日本政府为标榜欧化，讨好外国驻日官员，特建筑一幢欧式的豪华俱乐部，专门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并经常举行有首相、大臣及其夫人和小姐参加的化装舞会，彻夜狂欢，此俱乐部命名为“鹿呜馆”，敌人们把这一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叫作“鹿鸣馆外交”。在此影响下，在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装，理分头、跳交际舞..风靡一时。更有甚者，有人竟提议欧日通婚，借以提高日本国地位和日本人的素质。 井上馨用了8年时间与各国多次秘密谈判。到18s6年6月15日，英德两国提出最后修改条约草案。其要点是： 1.修约两年之后，日本对外国人全面开放内地。外国人服从日本之法律；2.在此期间，日本应制定各种法典，用英文向外国政府公布并接受其审查； 3.日本法院须聘用外国法官，凡涉及外国人被告案件由外国法官居多数的法庭审判。 不难看出，这一提案与“领事裁判权”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侵害日本国权。可是，井上馨竟称赞英德提案“价值一万元”。为此，天皇特意接见英德公使，授予勋章，表示感谢。 然而，在阁议过程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首先，法律顾问布瓦松纳德（法国籍）和农商相谷干城提出反对意见。布瓦松纳德指出：混合审判对日本人是不利的，是屈辱性的审判；日本法典交外国政府“审查”，是使日本立法权受外国束缚，有害于日本国家主权，关系国家荣辱独立问题，日本内阁要慎重考虑。谷干城主张：修改条约“必须先改革现行政府之组织，实行立宪会议之新政，然后始能断然实行”，他们的意见都秘密印刷成册，散发到社会。井上馨对于如此损害日本主权的方案，竟准备同意，人民群众无比愤慨。正当此时，1886年10月24日，发生了英国商船拒不救援日本乘客的“诺曼顿”号事件。英国商船“诺曼顿”号从横滨驶向神户过程中触礁沉没，船长只营救欧美籍乘客，致使23名日籍乘客溺死。事后，英国对责任者不肯追究。经抗议后，英国领事才判处船长监禁3个月。“诺曼顿号沉没之歌”传遍全国，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井上馨修改条约的运动。首相伊藤博文本来是支持井上的修约方案的，但他鉴于反对井上运动不断高涨，决定修改条约会议暂停。接着，日本政府发出通告，宣布修改条约会议无限期延期。 历时漫长的修约谈判就此中断了，政府解除了井上馨的外务卿职务。 英国一向把通向亚洲的道路置于其制海权的控制之下，千方百计限制俄国和德国在亚洲的活动，保持在亚洲的主导权；而俄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早已梦寐以求。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俄在远东的斗争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建筑计划泄漏以后，英俄关系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英国为了抵制俄国南下政策，便想“把日本拉过来”。俄国为了南下，需要和新兴的邻国日本保持良好关系。而日本当时尚无力直接同英俄对抗，只好利用英俄矛盾在英俄斗争的漩涡中保卫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 大隈重信接任外相后，便利用新的国际形势，采取“强硬政略”作为修改条约的基本方针。大限修改条约方案和井上方案相比，最明显的不同点有： 1.把任用外国籍法官限制在大审院（日本当时最高审判机关）；2.在有关编制法典条款中删去“依据泰西主义”和通告各国的义务。 大隈在交涉方法上，采取与各国谈判的方式，以便利用英俄矛盾。谈判开始时，英国对大限方案表示不满。但是，美国于1889年2月、俄国在8月，都先后在修改条约上签了字。于是，英国也不得不让步，在8月问与日本大致达成协议。但是，就在修改条约谈判将告成功的时候，社会上又掀起反对大隈修改条约谈判运动。运动主要攻击大隈方案中的保留外国籍法官的条款，说它是违背宪法精神的。10月18日，大隈彼暴徒炸伤，修改条约谈判再次中止。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任第一届内阁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山县在1890年3月向内阁提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作为施政纲领，青木外相按照山县的论点，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作为外交方针。 山县在确定本届内阁的外交任务时提出：在务必完成修改条约的同时，推行向朝鲜扩张的政策，明目张胆地把修改条约和侵略邻国定为表里一体的外交政策；把修改条约谈判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放在同等地位上，齐头并进。这是因为俄国要求使用朝鲜东岸的永兴湾，英国于18s5年4月占领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这就使日本朝野有识之士认识到朝鲜问题已经和英俄在世界上的对立联结在一起了。只要日本的对朝鲜政策是防止俄国扩张的，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同时，英国为了防止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俄国大举向东方扩张，又想要利用日本，便答应同日本进行修改条约的交涉。日本利用英俄矛盾，在提出同英国修改条约的同时，推行侵略朝鲜的意图，一方面是向列强显示日本的国力，另一方面也企图参与对朝鲜的争夺，形成英俄日三角关系。 青木任外相后，立即制定一份有关修改条约的《青木备忘录》，要点有： 1.取消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的约定； 2.撤销有关调查、编制和公布法典的约定； 3.不动产所有权在领事裁判权尚未废除期间，不让予外国人。 《青木备忘录》和大限修改条约方案相比，在确立国家主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这时，在日本国内高唱充实军备扩张国权的国民协会，批评政府软弱，并反对自由党接近政府，这就以扩张国权的强硬外交主张助长了反政府的联合活动。 1892年，陆奥宗光任外相后，由于日本的国力增强，态度逐渐强硬，提出了完全平等的修改条约方案，分别与各国谈判，着重拉拢英国。 1893年12月，政府抨击在野党的对外强硬理论是攘夷主义，并解散了众议院。对此，1894年3月，东京都内的10家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开会批判政府的解散是反立宪的，高喊“责任内阁、自主外交”的口号，要求对欧美列强平等地修改条约。 1894年5月召开第六届议会，自由党也参加了对外强硬派，通过了抨击政府解散议会的决议案，并通过了追究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失态的责任的上奏案，进行追击。于是，政府在6月2日又解散了议会。国内政局的混乱，使统治者恐慌不安。1894年3月27日陆奥宗光在致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写道： 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如不表明不构成败如何定要做出某种惊人耳目的事业，则无法挽回此骚扰之人心。而所谓惊人耳目之事业，又不能无缘无故掀起战争，（不久朝鲜发生的甲午农民战争，给日本带来了这种机会——编者）故唯一目的为修改条约一事（中略）。 以《青木备忘录》作为日英谈判的基础，经过3年多的折冲搏俎，互有让步，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签订了《日英新约》，即《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日英新约》的主要内容是：废除治外法权；提高部分税率；开放内地等。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改为相互对等，日本收回了法权和部分税权，大致摘掉了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 用青木的话说，“我方要求无一不被接受”。英国政府如此慷慨，原因何在？日本另一个外交官榎本武扬一语道破：与其说是由于春木周藏的手腕，不如说是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近况，使英国有所“深省” 的结果。 陆奥宗光外相接到青木从伦敦打来的签约成功的电报，欣喜若狂。他在《蹇蹇录》中写道：“我立即斋戒沐浴，进宫觐见皇上，奏上日英条约签订完毕。”随后向青木公使发出如下电报：“天皇陛下嘉许贵公使获得成功。 余代表内阁同仁向贵公使致贺。贵公使可向外交大臣就缔结新条约事对英国政府之好意表示感谢。”英国政府在向青木表示祝贺时说：“此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比战胜中国大军更为有利。” 日本统治者说，这个条约使日本“一扫30年来之污辱，跃身于国际友谊伙伴之中”。其后，各国也相继与日本签订了新约。1899年，日本取消了外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1911年，日本完全恢复了关税自主。 《日英新约》的签订，在日本外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说明日本已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它既标志着基本上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又完成了发动中日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日英新约》签订后的第9天，日本就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日本终于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推行“弱肉强食，强权政治”的路线，走上了侵略别国向外扩张的道路。 第10章 复仇的武士 沉重的金饭碗 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在幕藩体制存续的历史过程中，曾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推翻幕府统治、创建明治新政府的社会巨变中，武士阶层的很大一部分人以藩兵的身分参加了讨幕战争，并充当主力军。 当明治新政府坐稳江山之后，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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