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兴亡

导言　　“大日本帝国”，其兴速，其亡也速，存在不足百年。其兴，以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起点，犹如“彗星那样登上舞台”，骤然于19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划破了屡受欧美列强殖民侵略而笼罩着东亚的沉沉黑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给沉沦中的东方各国、各民族带来希望。东亚各国、各民族的志士仁人，在惊叹日本的迅速崛起之余，更纷纷全方位地效法日本，欲使本国、本民族能像日本一样振兴、腾飞。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东方各国人士学习日本的迷梦。成为“世界一等国”、“世界五大强国、三大强国之一”的新兴日本帝国，不仅与西方列强为伍，欺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且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跃登“东洋霸主”地位后，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亚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大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其侵略铁蹄践踏了东亚、东南亚各国，更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曾几何时，骄横一世、不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1945年8月迅速崩溃败亡，“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日本帝国的兴亡》一书正文共10编50章约110万字，已写明了“大日本帝国”是怎样兴起，又是怎样败亡的这一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尚能如此，亦可欣然自慰了。但本书出版编辑者及主编未满足于只达到这一最基本的要求，而是力求对“大日本帝国”的兴亡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即不仅要知其兴亡，而且要知其所以兴亡。本书对其兴之因、亡之源亦应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本书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融通俗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史学着作，理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如果能与当时的中国进行某些对照和比较，概括总结日本帝国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则会更增强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书出版编辑者及主编特辟专章，即在“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中，力图在这方面作一总体的考察、概括，提出一些看法。　　为突出重点，使历史线索清晰、明了，在详尽描述“大日本帝国”兴亡的历史过程之前，有必要对这一过程予以简要概述，作为导言。　　一、幕府的崩溃与日本帝国的兴起　　1.幕末日本与世界　　18世纪中叶后，随着商业性农业不断发展和商业资本渗入农村，日本1000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农村手工业亦开始发展并逐渐脱离农业，日本国内市场扩大，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进入19世纪后，日本资本主义因素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深刻的危机。尤其在1854年实行开国，1858年签订《安政5国通商条约》后，外贸的飞速发展更刺激和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从而遭到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各藩大名的抵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反动措施，打击了工场主和商人，也沉重地打击了广大的农民。由于严禁出口商品的生产，造成了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局面。物价的昂贵也促使大批下级武士破产，从而引起他们对幕府的强烈不满。　　开港后物价的与年俱增，贡赋和租税的猛增，加之农业歉收与饥荒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深渊，促使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反幕府的起义在日本各地迅猛发展。特别是在1860年后，起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是历史上空前的。这些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将军，称他是一切灾祸的“罪魁祸首”。在幕府征伐长州藩时，不少起义队伍提出了反对德川将军、反对“征长战争”的口号。有的农民起义更提出了村政民主化口号，并用武力捣毁了地方政府、监狱，释放囚犯，焚毁文书档案等。反对政府及其地方政权，要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及种植和经营自由，甚至提出建立世界“第一等国家”的思想等等，是19世纪60年代农民起义的显着特征。　　要求身分等级平等、生产和经营自由的豪农豪商阶层也积极参加了农民、市民的起义，并往往掌握了起义的领导权。他们在倒幕维新过程中起着在倒幕派和下层人民运动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作用。他们往往自己就是倒幕派志士，或者与倒幕派有着密切联系。在农民与市民反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同时，日本社会上亦出现一股强烈批判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潮，涌现出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他们无情抨击和深刻揭露封建的幕府体制，批判封建主义思想。　　另有一批有胆略有见识的改革家。他们反对幕藩体制，直接投身于改革斗争。总之，到19世纪中叶幕府末期，幕藩体制在政治上腐朽已极，经济上干疮百孔，日本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之中。　　在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17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的“锁国”期间，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世纪40—50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了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寻求原料产地，在向东方殖民扩张时，纷纷将触角伸向日本。后起的美国其锋更锐，更讲究策略。经过充分准备后，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佩里率4艘涂黑漆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浦贺海面，要求日本“开国”，并以诉诸武力相威胁，史称“黑船”事件。对此，日本朝野上下惊慌失措。“一朝船舶炮声来”，“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从此夜不能寐”。　　幕府被迫屈服，只好在浦贺附近久里滨接受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国书，并约定翌年春回答其要求。佩里于7月17日率舰队离浦贺去琉球那霸。俄国闻知美国叩关消息，立即派海军中将普提亚廷为特使，于8月22日率4艘军舰开进日本长崎，要求通商和划定两国边界。　　美国佩里的黑船叩关，使日本政局一片混乱，幕府一反独断专行之惯例，不仅向一直无权过问国事的天皇朝廷报告，而且将美国国书传示各大名诸侯，甚至允许各级武士自由上书，献计献策。　　1854年2月13日，佩里又率7艘军舰开至江户（现东京）小柴冲，后又增加2艘军舰，以武力威胁，要求日本开国。3月8日，双方在神奈川开始谈判。明知开国将危及其统治的幕府，迫于美方压力，于3月3日与美国缔结了《日美辛善条约》，亦称《日美神奈川条约》。该条约规定：开放下田、箱馆，搭救美国漂流民，在开放港口圈定外国人“居留地”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此后，英、俄、荷等各国纷纷仿效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内容相同的条约。日本被迫开国，锁国体制崩溃。　　1858年6月，幕府由井伊直弼（1815—1860年）出任大老。他未经天皇“敕许”，即于7月29日派代表至停泊在江户湾小柴冲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上，与美方代表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4条，另附贸易章程7则，接着又与荷、俄、英、法签订相同条约，吏称《安政五国条约》。后来，葡萄牙等国依法炮制。依此条约，日本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4港及大阪、江户2市通商，外国人可与日本人自由贸易，并享有治外法权。1863年，幕府又被迫承认外国有权在横滨驻军，横滨成了列强统治的“国中之国”，日本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2.日本帝国成立　　日本开国开港后，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内外危机中，日本封建营垒内部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他们的思想主要来自儒学和“国学”，有些人也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级武上的革新势力和出身于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1867年1月，孝明天皇（1831—1867年）死，太子睦仁辛王即位，此即明治天皇（1852—1912年）。倒幕势力积极结盟并举兵。11月8、9日，明后天皇分别向萨、长藩主下达《讨幕密敕》。同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年）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贩集结精兵，以图反扑。　　萨长倒幕派，深知幕府“奉还大政”乃韬晦之汁，遂提出坚决倒幕主张。　　1868年1月1日夜，天皇朝廷向萨摩、土佐、艺州、尾张和越前藩主下达命令，由5藩兵力守护禁阙。1月3日，三条实美、中山忠能、岩仓具视等公卿，以及炽仁亲王、晃亲王、纯仁亲王和德川庆胜、山内丰信等藩主，以及上述5藩藩士代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聚集皇宫，拟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同日夜又在宫中小御所召开会议，商讨新政。在会上，岩仓具视罗列幕府的失败之举，表示德川庆喜必须辞官纳地。萨摩、艺州藩主亦支持岩仓。西乡率兵在会场周围严阵以待，以施加巨大压力。于是，会议作出令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和宣布“王政复古”、实行新政的“大号令”。通过这次宫廷政变，取代德川幕府的明冶天皇政权宣告成立，换言之，日本帝国于1868年开始建立了。　　同月8日及13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868年1月27日，以萨长两藩兵力为主力的明治政府军5000人与前来反扑的幕府军1，5万人，在京都南部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幕府军败走，庆喜逃至江户，戊辰战争（1868—1869年）由此开始。政府军大举东征，迫使庆喜于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上旬，政府军平定东北地区诸藩叛乱。1869年春，政府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军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函馆五棱郭，戊辰战争结束。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在6月11日，公布“政体书”，宣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大政官”，并将“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此原则，天皇政权实行第一次“太政官制”。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取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赴东京，事实上迁都东京。　　在此前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开始实行“维新”。“维新”即变革之意，实际上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1869年7月25日，明治天皇下诏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版指领地，籍指户籍），任命藩主为藩知事，取消藩王、公卿等旧称，统称“华族”，一般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实行“废藩置县”，解除旧藩主藩知事职务，建立了近代府县制度，最后取消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权。　　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此举建立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体制。　　天皇政权在1868—1878年间，镇压了20多起士族刺杀政府高级官员和暴乱事件，如1874年以江藤新平（1834—1874年）为首的佐贺之乱和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鹿儿岛士族叛乱。同时，更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农民起义和暴动。　　天皇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极力利用日本的封建遗制。在政治上神化天皇，树立其绝对权威；为培植特权阶层，将维新功臣及财阀亦列入“华族”；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皇道、神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从而确立了近代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3.帝国崛起　　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在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1871年11月20日，帝国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为全权副使，组成48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另有留学生59人同行。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一行由横滨启航赴美欧访问、考察，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和瑞士等12个国家，认真考察了各国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文教、风俗习尚等方面的情况。在长达20个月的考察、访问中，使团实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眼界大开，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必须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移风易俗、改革教育；并决定从本国国情出发，效法西方，认为“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1873年9月，使团成员回国后，重新改组了政府，使团主要成员更牢牢掌握政权实权，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骨干，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在1873年宣布地税改革前，帝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如废除以往对种植作物品种的限制，废除关于土地买卖的禁令及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1873年7月28日，政府发布《地税改革条例》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力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而拥有土地所有权者，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　　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帝国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殖产兴业”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殖产兴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为此，帝国政府除进行地税改革而获取必要的巨额土地税收入之外，还实行货币金融政策，始而大量发行纸币，继而又提高税率、增收新税，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对人民进行双重的盘剥，还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大量资金；对外则通过向亚洲近邻国家实行侵略掠夺，获取资金。　　帝国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1868—1880年期间，主要是采取大力创办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以1880年11月《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力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年），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帝国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帝国政府自80年代起，立足本国实际，指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吾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并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逐步减少以致停止这种人才引进。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很注意实用实惠，摈弃了盲目性。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1886—1890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　　到甲午战争（1894—1895年）前后，日本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间几乎翻两番，且以出超为主。　　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文明开化”。这一政策主要涉及教育改革及一系列社会改革。　　帝国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整顿旧教育机构，1871年设文部省，掌握全国教育改革事务。1872年9月5日发布《学制》，正式开始有纲领、有计划的改革。在《公布学制布告》中指出：“学问可称为立身之资本。”制订公布《学制》之目标是：“以期今后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以及妇女），必使邑无下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全国根据《学制》划分学区，设立大、中、小学及各类专业学校，教学内容焕然一新。另外，制定了有关留学生规则、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1879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第二步，即制定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将小学设置、管理权下放地方，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简化。翌年又修改《教育令》，加强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卒迅速提高，1883年达51％。1885年实行内阁制，森有礼（1847—1889年）首任文部大臣，他先后主持制定、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阶段。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及中学、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成果极为显着。但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帝国政府亦注意加强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思想教育，特别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1818—1891年）的帮助下，以元田名义拟就并发表《教育大旨》，开始干预教育改革。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更进而将忠于天皇、“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对普通人民亦进行军事教育，并规定“神道”　　为国教，强制人民信仰，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凡此种种，对近代教育发展造成种种恶果。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帝国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关注。　　19世纪70—80年代，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各项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一些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搞“欧化”运动，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适应世界潮流和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发布《断发脱刀令》，发布采用阳历布告（改阴历1872年12月3日为阳历1873年元旦，并将一昼夜12时辰改为24小时）及开展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这些措施在城市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政府中有人认为，日本同西方相比是劣等国，不如搞“全盘西化”。社会上亦有人主张，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等肤浅庸俗的“文明开化观”。　　“文明开化”更重要的方面是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幕末时期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　　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它即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文明开比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它的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很受社会欢迎。此外，其社员在明六社活动期间，共出版着译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其贡献颇大。但在帝国政府公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1875年）、实行《取缔演说令》（1878年）和《集会条例》（1879年）期间，《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亦同时宣告解散（1875年）。日本知识界向右转，一大批启蒙先驱者和彼誉为“理性之光”的传播者，纷纷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倒退转向分子。但是，群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淘汰了老一辈民主主义者的同时，锻炼培育出了新一代民主主义者。　　在日本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中，“富国强兵”是其三大政策之一。　　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于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天皇。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1838—1922年）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　　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推进，以及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的克服，日本的“富国强兵”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对内实行专政和镇压，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在对内谋求迅速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采取了“远交近攻”、“失之西方，求之东方”的策略。同时，对西方列强则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但是，从岩仓使节团出使美欧、修改条约谈判受挫后，外务卿寺岛宗则（1833—1893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努力亦一无实效。　　1879年继任的井上馨（1835—1915年）外务卿的修改条约方案也遭到反对，遂实施“鹿鸣馆”外交这一媚外政策，但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直到英俄关系紧张、英俄均希望拉拢日本之时，日本才采取利用英俄矛盾发展自己的外交方针，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同英国签订了《日英新约》，即《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提高部分海关税率，大致除掉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日英新约》的签订，在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标志着日本基本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又表明它完成了发动对外侵略的甲午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日英新约》签订后的第9天，日本就鸣放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和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在专制政府分化瓦解和镇压下失败了。但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于1881年亦被迫作出让步，许诺将以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公布帝国宪法，同时着手立宪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派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于1882年3月赴欧洲考察。　　伊藤一直主张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宪法为样板，故他直赴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法学家格拉斯特和维也纳大学法学家施泰因求教，历时一年多，学得了如何在立宪形式下保持君主统治大权的经验。他决心以“君权主义”色彩浓厚的普鲁士宪法为制定日本帝国宪法的楷模和蓝本。1883年8月，“宪法考察团”回国。　　其次，是设立华族制度，即日本的近代贵族制度。1884年颁布《华族令》，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并定为世袭，原来的藩主以及旧公卿及明治维新的功臣被授予爵位，成为“皇室的辅翼”，日后成为牵制、抗衡众议院的贵族院基础。　　第三，是确定“皇室的财产”。1882年2月，岩仓具视建议为制定宪法，必先巩固皇室基础。他主张“使皇室财产之殷实达到和全部国民财产没有多大差别的程度”，以便将来一旦政府预算案被国会否决时，可由皇室财产支付官吏的薪俸和陆海军经费。于是，不断用划拔、移交、接管、编人等手段和名义扩大皇室土地、工矿企业及财产。在1889年宪法颁布时，天皇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　　第四，是实行内阁制。1885年12月废除原来太政官制，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内阁制，建立了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务、递信等9省大臣以及书记长官、法制长官组成，直接隶属于天皇。第一届内阁由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在实行内阁制时，1887年政府制定《文官任用令》，188年还制定了新的市制和町村制，实行所谓市、町、村的地方自治制度。　　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帝国政府开始起草宪法草案。1886年秋，以伊藤博文为首，井上毅（1844—1895年）、伊东巳代治（1857—1934年）、金子坚太郎（1853—1942年）等4人开始秘密起草宪法，并听取法律顾问、德国法律学家雷斯莱尔和莫塞的意见。1887年5月完成第一稿，又进一步加工修改完成第二、三、四稿，1888年4月最后修改定槁，送交天皇审阅，同时由枢密院审议、通过。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设立于1888年4月，也是为审议宪法草案而产生的机构。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就任枢密院议长，召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从6月18日起，在天皇亲临之下，秘密审议宪法草案，到1889年1月31日审议完毕。其间经过若干字句上修改变动后，定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将《大日本帝国宪法》作为钦定宪法予以颁布。2月11日，是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纪念日（称纪元节）。该日，天皇在新落成的宫殿大会群臣，宣读颁布宪法的《告文》和《敕语》，然后将宪法文本“御赐”给第二届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1840—1900年）。帝国政府同时公布《皇室典范》、《贵族院令》、《议院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仪式结束后，举行阅兵式，召开盛大宴会，并宣布大赦政治犯，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等。　　帝国宪法的颁行，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帝国宪法共7章76条。第1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17条，是宪法的中心，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等，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就其权限和实际的政治作用看，天皇又毕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一是宪法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统治权，而宪法各有关规定又限制了天皇在政治生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二是根据明治初年以来形成的惯例及实施宪法后的历史过程中的实际情况，除极个别例外，天皇从不直接干预国政。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无答责制”，天皇对臣属的国务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第2章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15条。第3章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共22条。第4章关于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规定共2条。第5章关于司法的规定共5条，规定依天皇之名义施行法律。　　第6章关于财会规定共11条，规定国家预算需经议会同意等。第7章为4条补则，规定宪法修改程序及办法。　　帝国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继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这种政治体制当然很少民主成分，但毕竟是东亚第一部近代宪法，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其深远的意义。　　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外，1882年日本曾实施《刑法》和《治罪法》，1890年废止《治罪法》，代之以《法院组织法》、《行政审判法》、《刑事诉讼法》，1891年颁布《民事诉讼法》。19世纪70年代初曾着手制定民法，后因发生“民法论争”，新的民法制定后拖至1898年才全部实施。《商法》实施于1899年。至19世纪末，帝国政府基本建立起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1890年11月29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自此日起，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确立。　　二、争霸东亚与成为强国　　1.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　　日本帝国政府三大政策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其实质是“强兵富国”。　　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使他们认识到在“强权即公理”的环境中建立近代军队的重要性、紧迫性。在国内各项重要改革基本展开之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1880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进邻邦兵备略表》奏文，确立了把强兵和对外扩张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军国主义路线。从此，日本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1882年，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企图失败后，加紧为以中朝两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做准备。1890年11月29日首届帝国议会开幕，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提出臭名昭着的所谓“主权线”及“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露骨地说：“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中国的东北和台湾。所谓“保卫利益线”，就是要用武力侵犯邻国领土主权。他还具体指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至此，从明治帝国初期开始形成的入侵朝鲜、进而占有中国东北。以至霸占整个中国、最后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且形成系统。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正是“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　　日本的“大陆政策”决定了它迟早要发动侵略战争，但在1894年其国力、兵力尚不够强盛之时就决心挑起战争，还是有其国内外具体历史背景的。国内主要是1890年发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之1889、1890两年农业歉收，在工人中出现分散的同盟罢工和早期工人团体。1892年日本劳动协会成立，在富山、新渴、鸟取、石川、福岛、福井等许多地方出现了抢米风潮，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愈加尖锐。福泽谕吉主编的《时事新报》1894年1月26日警告帝国政府说，“如果优柔不决”，“必将出现不寻常之内变”，并出主意说，“大力进行东洋战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帝国政府亦深感“非有惊人之举，则无以定此骚动人心”。国际上主要是英俄、日俄在东亚矛盾加剧。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引起日本和英国的强烈震动，日本决心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发动战争。但发动战争需要寻求西方国家支持。1893年俄、法、德三国结成的东亚同盟生效，英国亦想利用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成为对抗三国联合势力的防波堤。日英双方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自利益需要出发，一拍即合，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了《日英新约》。这表明英国公开支持日本。次日，日本即召开御前大本营会议，决定了挑起战争的部署。25日，即发动了侵朝侵华的甲午战争。　　从1894年8月至1895年4月，战争历时8个月，经历了平壤战役（1894年9月13—15日）、黄海大战（1894年9月16—17日）、辽东战役（1894年10月）、威海卫战役（1895年1—2月）、山海关外战役（1895年3月）等5次战役。清军惨败，清政府决意求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偕美国顾问科士达一行到达日本马关（即下关）。翌日，开始与伊藤博文等先后举行5次正式谈判。李鸿章在日本高压讹诈政策下，只能在“允”、“不允”之间选择而无讨价还价余地。他不得己只好于4月17日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库平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而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而免交一切内地税等。为保证条约实施，日军仍继续留驻威海卫，且要中国每年提供50万两库平银为“驻军费”。　　《马关条约》签订后，英、美以“利益均沾”而获益匪浅，但英国并不想让日本在大陆过分发展。俄国在东亚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不能容忍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遂在德、法支持下采取干涉政策。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交三国要求日本文还辽东半岛给中国的照会。5月10日，日本被迫宣布接受三国“劝告”，同意清政府交付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台湾基隆登陆，强行占领台湾，遭到当地军民奋勇抵抗。台南守将刘永福率黑旗军与以徐骧、吴汤兴为首的抗日义军并肩作战，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地与日军激战，英勇悲壮，可歌可泣。　　直到11月下旬，日军才占领台湾全岛。在这6个月中，日军死亡人数达1万余人，相当于《马关条约》前9个月内即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在华作战死亡人数（2647人）的4倍。此后，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直到1945年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败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2.3亿两白银的赔款，当时折合3.5亿日元，加上利息等共3.6亿日元。而90年代日本帝国全年财政收支仅0.8—1亿日元，这笔巨额赔款，为日本疯狂扩军备战、急速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从此，日本以军工为中心高速发展经济，开始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　　2.日俄战争与吞并朝鲜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全面发展时期。各工业部门均出现急速发展势头，尤其是纺织业成倍增长，并且很快走向垄断。至20世纪初开始，以“政商”资本为中心实行资本集中，出现了托拉斯组织，对纺织、铁路、银行等部门的企业实行大合并，逐渐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还有古河、涩泽、大仓、浅野、鸿池等一批中小财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日本产业革命与垄断资本的发展同步，日本产业革命完成阶段，也是垄断资本迅速发展时期。（2）日本资本主义几乎没有经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扶植和保护下形成垄断资本的。（3）官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始终占极大比重，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占重要地位。（4）垄断资本的发展不够充分，往往借助掠夺手段来补充其财政金融之不足。因而，日本垄断资本的确立和发展建立在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基础之上。　　日本帝国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怀恨在心，提出“卧薪尝胆”口号，并积极准备对俄开战。1895年4月，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意见书》中认为，东亚已经成为列强争夺目标，日俄之战不可避免，日本欲成“东洋盟主”，必须立即增强兵力。为此，军部制定了扩军计划。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争斗更加激烈和表面化。1904年2月10日，终于爆发了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　　经过一年半陆海战，俄惨败，日军亦消耗殆尽。1905年8月9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下，日俄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和谈。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优越地位；沙俄从中国攫取的辽东半岛及附属的一切权益，一并转让给日本；“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以北纬50度为界，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此外，日俄两国合谋，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在附约中规定日本可以在铁路沿线、以每公里15名的数额派驻守备队员。从此，中国辽东半岛陷于日本侵占之下。同时，日本侵略触角并可沿南满铁路向东北腹地延伸。　　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是中国东北的旅顺、大连、辽阳、海城、沈阳等地，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和巨大损失，日俄战争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1906年建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日本侵华的派出机关和重要工具。日本由于从战争中获取巨额利润和大片殖民地，战后迅速掀起投资热潮，整个重工业部门飞跃发展。到20世纪10年代，日本产业革命完成，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日本资本主义加速向垄断阶段过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在日俄战争期间的1904年2月，日军就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军事占领性质的《日韩认定书》。8月，日本又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协约》，规定朝鲜的内政外交均须经日本顾问同意。1905年11月，伊藤博文又威逼朝鲜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　　1907年7月，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又称《丁未七约》），日本人公开把持了朝鲜的内政。1909年12月，日本指使朝鲜卖国贼李容九“上书”，以“一进会”会长及“百万会员”名义，要求日韩合并。1910年6月3日，日本桂太郎内阁决定吞并朝鲜。8月22日，日军包围朝鲜王宫，逼迫朝鲜国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日本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任朝鲜第一任总督。从此，朝鲜陷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起包括中国台湾、朝鲜的庞大殖民帝国。但是，日本殖民统治是不巩固的，被它奴役的中国东北、台湾和朝鲜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3.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出兵西伯利亚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经济迅速发展，到1914年左右，完成了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特别是1907—1908年经济危机，更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日本资本主义加速向帝国主义转变。日本除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逝世，皇太子嘉仁继位，改元“大正”（取自中国《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是为大正天皇（1879—1926年）。　　日本军部鼓吹“军备扩张至上”，扩大“统帅权”的范围，其专横擅权日益引起人民和民主势力的不满。第三届桂太郎（1847—1913年）军阀内阁任期内，在资产阶级政党提出“脏除阀族，拥护宪政”口号的推动下，各地掀起护宪运动。1913年2月，东京市民群众包围议会，声讨桂太郎内阁，并捣毁市内警署和亲政府的报社，斗争波及京都、大阪、神户和广岛等地。桂内阁仅存在50天即告垮台。史称这次政治变动为“大正政变”，亦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中第一次护宪运动。此后，又曾迫使以海军军阀山本权兵卫（1852—　　1933年）为首的内阁于1914年3月24日总辞职。　　日俄战争后，日本与各列强的关系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俄国受挫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迅速扩张，使美国开始转变为日本的敌国。1905年8月底，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到日本要求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并于10月12日签订草约。不料日方变卦，于1906年1月15日正式通知对方取消草约，此事成为日美关系的转折点。长期作为日本外文政策基调的日英同盟也从此进入尾声，日英矛盾不断发展。在欧洲，英德矛盾代替英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英、俄、法形成了对德的“三国协约”。为对付德国，英日仍于1911年7月签订《第三次军事同盟条约》，但限制了范围。日俄之间的关系更发生根本性变化。从1907年7月到1916年7月，日俄之间签订了4次协约，原头号强敌俄国变成了盟邦。日法两国于1907年6月签订协约，相互承认各自殖民侵略的成果，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正是在日本国内不断出现政治、经济危机，国际关系亦发生巨大变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爆发。己成为世界强国的日本，为摆脱和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为巩固其在东亚的地位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重新瓜分东南亚及太平洋殖民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元老井上馨在写给讨论决定日本是否参战的元老和内阁联席会议的信中，赤裸裸地说道，“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时机，以“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帝国自然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坚持参战。当英国向德国开战不久，日本便于8月15日向德国提出要其撤出中国胶州湾和青岛租界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便于8月23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　　日本是在中国领上上对德宣战的。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9月17日，占领胶州车站；25日，占领潍具车站；10月7日，占领济南车站；10月29日，对青岛德军要塞发起总攻；10月中旬，又南下太平洋，占领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仅用两个月，日军就占领了山东半岛及德属太平洋诸岛。日本统治集团对此欣喜若狂，要求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以至独霸中国。11月11日，日本政府以黑龙会提出的秘密“备忘录”为蓝本，制定了以灭亡中国力目标的5项21条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正式提出这些要求。除其中的第5项（即中国政府在军事、财政上设日本顾问）缓议外，袁世凯政府屈从日本压力，于5月25日签订了有关山东、福建、南满、东蒙、汉冶萍、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安奉铁路等权益的条约及多件换文。“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均被化整为零地强加于中国。1916年7月，日本与俄国签订第4次《日俄密约》，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10月寺内正毅（1852—1919年）内阁上台后，又向段淇瑞政府贷款，因西原龟三（1873—1953年）经办而称为“西原借款”。以1917年1月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为开端，两年半间，共对华贷款3.86亿日元，绝大部分是作为扶植段棋瑞政权的军事政治贷款。段棋瑞则对日俯首听命，签订了《中日双方陆海共同防敌协定》，两国军事代表又分别签订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亦从属于日本。实际上等于“二十一条”中第5项内容的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野心不断膨胀。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1918年1月派两艘军舰驶入海参岚。在帝国主义列强出兵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时期，日本亦于1918年8月2日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后不断增兵，最高时达7.3万人，贝加尔湖以东所有的村庄均驻有日军。从海参威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还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日本还公开支持霍尔瓦特、谢苗诺夫等白俄匪军，妄图在东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反苏傀儡政权，以与满蒙地区连成一片。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另一图谋，是乘机侵入北满和外蒙古。日本政府将大批日军开进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妄图乘机扩展其“大陆政策”。但是，苏俄军民粉碎了列强武装干涉。在苏俄红军和人民的坚决打击下，日军处境狼狈不堪，日本政府不得不于1922年6月声明撤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历时4年多，耗资9亿日元，更换司令官3次，死亡3000人，受伤2万人，终于一无所获，成为日本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三、日本帝国转向何方　　1.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　　日本经济在1920—1921年危机之后，又经历了两年的萧条，1924年才开始摆脱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困境中缓慢地增长。在经济危机及长期萧条期间，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垄断资本则乘机大肆吞并；在相对稳定时期，又大力推行“产业合理化”，加强了工业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垄断资本的统治大大加强。在完成产业革命和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后，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寄生地主制更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障碍，其本身亦逐渐发生动摇，“佃农争议”次数与日俱增。1926年5月21日，农林省又公布《创设、维持自耕农补充规则》，使自耕农有所发展，50町步以上的大地主逐年减少，地主制遂走向衰落。　　1926年12用25日，大正天皇去世，由1921年11月25日就任摄政的裕仁继位，改元昭和（取自中国《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为昭和天皇（1901—1989年）。翌年3月，昭和天皇继位伊始就发生了“昭和金融危机”，结束了相对稳定时期。自3月15日起，银行歇业、提存、倒闭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歇业银行达30家，金融混乱达到极点，导致了与之有关的中小企业、地方工业生产的停滞和企业大量倒闭。在金融危机高峰期间，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1864—1929年）接替若槻礼次郎（1866—1949年）组阁。田中内阁4月20日上台后，首先采取通货膨胀措施，将负担转嫁给人民，以保护大资产阶级。政府拨款给日本银行5亿日元作为补助，加速银行资本集中，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度过危机；其次是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侵华战略方针，对华推行“积极干预政策”，妄图将中国东北、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由日本帝国侵占。（对与东方会议关系密切的“田中奏折”　　文件的真伪问题，中日学界聚讼纷纭。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与此文件合拍）。再就是加快侵华步骤，宣布将华北驻屯军扩大1倍，并3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28年5月3日）。与此同时，在国内实行血腥的恐怖统治。1928年制造“三·一五事件”，1929年又制造“四·一六事件”，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张学良不顾日本威压，断然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使“田中外交”处心积虑妄图把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阴谋破产。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1929年7月2日，田中义一内阁垮台。继田中之后上台的是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1870—1931年）。滨口内阁把恢复金本位制、健全经济放在首位，以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为两大施政方针。　　从1929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爆发了一场破坏性空前的经济危机。当滨口内阁推行其内外调整政策时，从1930年春起，日本帝国遭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陷入困境。外贸急剧缩减，国内物价、股票行情随之纷纷下跌，解雇工人和企业倒闭现象不断发生，农村更是调敝破败，苦不堪言，有些村子穷到整村都找不出1元现金。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日本垄断资本家力图把损失转嫁到工农大众身上，从而拼命地强化管理，大量裁减工人，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　　日本社会动荡加剧，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对内阁不满，尤其是最力反动的势力更加不满，急于寻找“出路”。　　2.走向法西斯　　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日本统治集团中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极右势力，企图以建立法西斯专政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摆脱危机。日本是法西斯势力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理论家北一辉（1883—1937年），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1886—1957年）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诸如“行地社”，“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樱会”、“国本社”等，尤其以陆军的“一夕会”和“樱会”的活动最为猖狂。　　后来的不少大战犯东条英机（1884—1948年）、冈村宁次（1884—1966年）、山下奉文（1885—1946年）、板垣征四郎（1885—1948年）等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1930年9月，“樱会”炮制政治纲领，公开鼓吹在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强有力的政府”。进入30年代后，各种法西斯势力都一齐活跃起来，法西斯分子活动十分嚣张，制造各种事件，加速法西斯化的进程，推动反动政府对内残酷镇压进步力量，对外迫不及待地发动侵略战争。1930年春，滨口内阁在人民斗争日益高涨和日本与美英等国家矛盾加剧的背景下，4月签订《伦敦海军条约》，日本收回了大型巡洋舰保持对美7：10的主张，同意6：10及其他与英美妥协的方案。对此，日本法西斯分子大肆攻击内阁对外软弱无能和“侵犯统帅大权”，企图倒阁。11月14日，右翼团体“爱国社”法西斯分子在东京车站行刺滨口总理大臣，使之身负重伤，翌年8月26日因伤重死去。“樱会”与大川周明等人勾结，准备在1931年3月20日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内阁辞职并成立以陆军大臣字垣一成（1868—1956年）为首的军政府。史称“三月事件”。后因内江，字垣本人动摇，“三月政变”　　以流产告终。但他们准备再次发动政变，吸收了东京驻军中的青年尉官参加，计划在10月21日前后，出动陆、海军航空队袭击内阁会议，杀害阁僚，成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后日走漏消息，政变再次流产。“樱会”的桥本欣五郎（1890—1957年）等人被拘留。史称“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青年军官走上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第一线。　　1932年二三月间，又有“血盟团”事件发生，青年军官枪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1869—1932年）和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1858—1932年）。　　5月15日，法西斯军人袭击首相官邪、打死首相犬养毅，又向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多处投掷手榴弹，并散发《告国民书》，提出“打倒政党和财阀”等口号，史称“五·一五事件”。“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由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1858—1936年）组建的“举国一致政府”，从而结束了政党政治。从此，军部地位进一步牢固，社会经济沿着加强军备和统制的方向实行改组。“五·一五事件”、政党政治的结束和亲军部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加紧走向国家法西斯化。　　四、发动侵略战争与日本帝国的败亡　　1.发动侵华战争与强化法西斯统治　　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急剧增长。日本军部对内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改造，加紧镇压进步力量，强化高压统治；对外把武力侵华提上日程，挺而走险，悍然走上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选择了中国东北作为侵华的突破口。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足4个月，日军即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部。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人民坚决予以谴责和抗击，但中国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主义，强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回关内。美英列强亦采取纵容政策，使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政策最终得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为打开中国东南大门，于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即“一·二八事件”。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的19路军奋起抵抗，挫败了日军侵占上海的计划。美英也担心自身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派军舰到上海向日军施加压力。　　日军被迫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为进一步巩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及全面控制，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3月1日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让清朝废帝溥仪担伍“执政”。1934年3月改为“满洲帝国”，“执政”亦改称“皇帝”，建立起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长期法西斯殖民统治。接着，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触角伸向中国山海关内。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又通过《塘沽协定》染指河北省东部，进而于1935年春调集大批关东军侵入中国华北，6月签订《何梅协定》，攫取河北省多项主权，更贪得无厌地策划华北5省“自治”。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成为第二十“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这次事变，也是日本实现国家法西斯化的新起点。为把日本拖向侵略战争轨道，日本统治集团和各种反动势力极力煽动排外情绪，同时对新闻出版的检查和取缔空前严厉。　　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亦不断加剧，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对立集团。两派在对外侵略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侵略步骤和时机上有所不同。1934年统制派在构成军部核心的陆军中占据支配地位，并在此前后实现了军部、新官僚和财阀的紧密结合。与此同时，他们与皇道派的斗争亦日趋激烈。　　1936年2月26日，以荒木贞夫为首领的一批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1874—1936年）等人，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1868—1948年），占领了首相官邪、陆相官邪、陆军省、警视厅等处。他们向陆相川岛义之提出所谓“昭和维新”的“兵谏”，要求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的消息后，立即严令予以平定。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亦主张镇压。29日，叛军俯首投降。“二·二六”法西斯武装政变失败后，3月5日，广田弘毅（1878—1948年）组阁，按军部要求和意愿，推行一系列旨在使国家法西斯化的政策。在“全面革新政治”的口号下，血腥镇压工农运动，进一步扩大警察职权，限制国会权力，确立了军部对政治的支配地位。　　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基本上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法西斯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煽动侵略战争的狂热，并且在外交上也紧张地进行活动，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创造条件。早在1933年3月，日本就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统治业已确立，并成为东方战争的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3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3国相互勾结、互相利用，走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制造事端，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河北省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8日晨，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进攻，是为“七·七”卢沟桥事变。通过这次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英勇抵抗，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后，在1年3个月的时间内，日本侵占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土地和几十座大中城市，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沉重的民族灾难。日军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特别是侵占南京后，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仅12月18日夜间，就集体屠杀中国军民5.7万余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中国受害者在20万人以上。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被害人共达34万人以上。日军的暴行暴露出其凶残、野蛮和虚弱的本质，亦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打击下，日军“速战速决”　　计划破产，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即转为战略“防守”，将主力撤到后方保其占领区，把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2月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向日本。1940年3月底，在南京建立起汪记傀儡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2月实现了和国民党的再次合作，与之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迅即深入敌后，开展以运动战、游击战等为主的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怒潮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于自拔，直至战败投降。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力强化国内统治，动员和集中人力物力以支撑战争，先后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日本国家生活全面转向战时轨道，逐步建立起国防国家体制——法西斯体制。1937年8月，近卫文■内阁决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的管制。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总动员法》，5月5日生效，逐步对物力、人力实行全面管制。在此前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均被逐渐纳入战时体制。到1940年，近卫第二次组阁后，又开始加紧推行“近卫新体制”运动。　　其中的”政治新体制”，就是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统治。各党各派先后于6月19日—8月15日宣布自行解散。10月21日，成立法西斯的组织机构“大政翼赞会”，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把人民紧紧地束缚起来，以强化战时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统治体制，而“经济新体制”，就是由垄断资本对全国财政、金融、生产劳动等一切经济领域实行综合的战时管制。当时，日本的十大财阀（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鲇川、中岛、野村、浅野、大仓、古河）控制着经济命脉，“经济新体制”使垄断资本更加急剧地膨胀起来。以“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为开端，日本形成了政治、经济的“近卫新体制”，实现了所谓“一亿人总体组织化”。“大政翼赞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的最终形成。　　“新体制”不仅加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人民的控制、镇压和榨取，而且造成了日本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枯竭。在“新体制”下，人民越发困苦，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增长，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工农大众的反抗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　　2.日、德、意三国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狂妄的侵略计划所追求的目标是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第一步就是侵略中国东北和全中国。但日本在侵华战争伊始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正当日本进退两难时，1940年4月，欧洲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德军横扫西欧，大败英法等国军队。日本统治集团喜出望外，认为法、英、荷或降或败，美国亦将受到德国牵制，这为日本向东南亚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于是，日本政府决定与德国东西呼应，实现双方分霸世界的计划。　　1940年7月下旬，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8月1日，他抛出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决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接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武力南进的部署。同日，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外务大臣松冈洋右（1880—1946年），在鼓吹政府这一侵略目标时，首次将之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公开抛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口号。1940年9月，日本政府划定了“大东亚共荣圈”，其范围是以“日、满、华为骨干，包括委任统治地之原德属（太平洋）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附属岛屿、泰国、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内阁直属的总体战研究所在1942年1月秘密印发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方案》中，还将东西伯利亚囊括在内。为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张计划，从1940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东南亚进行一系列殖民侵略活动，并开始考虑和进行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问题的谈判。　　德意曾于1938年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转化为以苏。英、法为敌对国的军事同盟。对此，日本陆军及法西斯官僚表示赞同与支持，而不少政界人士犹豫不决，海军因燃料油几乎全由美国提供亦表现出为难情绪。1939年1月，平沼骐一郎（1867—1952年）继近卫上台组阁。在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陆军与海军、外务省发生严重分歧，海军、外务省只同意把条约对象国限于苏联，反对把美、英包括在内。双方争论不休，内阁40多次阁议均议而不决。1939年5月，日军挑起“诺门坎事件”；8月，苏军发起总攻，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得乞和。也正是8月，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对日本是个巨大打击，平沼内阁因而垮台。日本军部中长期存在北进、南进之争，这时，北进的主张遭到沉重打击。　　日美矛盾亦在变化发展。1939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到期后不再延长，这预示着美国将限制对日贸易。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刚成立的阿部信行（1875—1953年）内阁宣布不参与欧洲战事，继任的米内光政（1880—1948年）内阁亦采取避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对与德国结为军事同盟抱消极态度。　　1940年9月初，刚刚于7月下旬成立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在组阁伊始，即同德国重开缔结《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的谈判。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其主要内容为：日本承认德意对欧洲的统治权，德意同意日本对东亚的统治权；三国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条约不涉及缔约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些内容表明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美国的。　　日本签订这一条约旨在为南进做准备，同时要德国出面斡旋以调整日苏关系。三国结成了柏林一东京一罗马轴心，该条约亦称《三国轴心协定》。1941年4月，日苏之间亦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关系得到缓和，而日美矛盾却日益尖锐起来。　　3.挑起太平洋战争　　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华行动，虽有时亦装装样子，公开表示反对日本侵华以对日施加点压力，但基本上采取了怂恿和支持的政策。目的是希望利用日本法西斯来镇压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将日本作为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在亚洲的势力，直至成为进攻苏联的走卒。所以，美国伙同英国不断进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活动，想以牺牲中国的办法保住他们在华的殖民利益，并企望日本能为美国在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世界霸权助一臂之力。但美国一厢情愿的美梦破灭了。日本法西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决不甘心为美国建立霸权卖力，而是要与美国争霸，要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西方殖民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殖民大帝国。因而，日美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9日，美英对日宣战；12日，德意对美宣战。以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而形成亚洲战场、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而形成欧洲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才真正扩展为世界规模。　　日军接着又全歼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夺取英美在远东的三大根据地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占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并侵入印度。到1942年5月上旬，日本所侵占和统治的亚大地区，总共有大约5亿人口和700万平方公里土地。　　4.日本帝国崩溃　　东条英机上台后，在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在国内采取了加强法西斯专制的各项措施，大搞“东条独裁”和“东条宪兵政治”。在法西斯文化专制的高压之下，思想文化被全面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正当的文化活动遭到摧残、窒息，法西斯主义文化四处泛滥，人们的良知和才能受到压制、扭曲和淹没。在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同时，东条首相亦身兼陆相、外相、内务相、文相、军需相、商工相等数职，还以现役大将身分兼任日军参谋总长，使日本法西斯专政在东条内阁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条内阁扩大战争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倒行逆施，只是日本帝国陷入绝境后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于一步步走向彻底灭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过了5个月，日军初战取得的势如破竹般暂时优势即很快丧失。到1942年6月以后，日军在太平洋的攻势便被迫停止，战局每况愈下，开始经节节败退走向最后的败降。　　1942年4月16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沉浸在欢庆胜利之中时，美国B-29型轰炸机16架首次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整个日本为之惊恐不安。为防止再次遭空袭，日本军部决定攻占中途岛，扩大制海权。美军因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电，严阵以侍，使日本在6月5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损失惨重，参战的4艘航空母舰全被击沉，损失飞机330多架，参战飞行员几乎全部葬身大海。这次海战充分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使日本海军丧失了进攻作战能力。紧接着，美国在所罗门群岛南端的爪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开始反攻。美军以压倒的火力优势使日军伤亡惨重。美日双方还在瓜岛周围进行了6次海战，日军最终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1943年2月7日，日军被迫放弃瓜岛。从此，太平洋战争发生战略性转折，日本帝国军队开始节节败退。美军继攻克瓜岛后，采取蛙跳战术，不断攻占日占岛屿。1944年6—7月，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战斗十分惨烈，守岛日军7万多人全部战死，日军3艘航空母舰被击沉，4艘受伤，损失飞机480架。日军这次惨败后，它的“绝对国防圈”被打破，美空军从此可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从1945年3月起，美军对日本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空袭，平均每月3000多架次，7月达2万架次。日本全国119座城市被炸，东京共受到102次空袭，几乎化为焦土。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配合下，重创日军，解放大片菲律宾国土。在激烈的日美莱特湾海战中，日军损失了最后的4艘航空母舰，其联合舰队溃不成军，已基本丧失作战能力。　　国战场，日军的巩固占领区、打通纵贯南北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亦收效不大。直到战败，大陆交通线亦未全线通车。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扫荡”、“清乡”更是被迫逐渐减少，最后不得不承认“已告失败”。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企图”以战养战”的计划，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在各解放区战场展开了局部反攻，使敌占区陷于动摇和瓦解之中。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整个战场走向大反攻。　　在缅甸战场，1943年10月，中国军队向缅北日军发动反攻。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云南中缅边境反攻得手；翌年1月，与缅北中国军队会师，控制了缅北地区。1944年11月，英印军队开始从缅西反攻，12月攻占英多，与缅北盟军会师，遂控制缅甸中部地区，日军仅在缅甸南部孤守。　　在日军在前线相继失败的同时，日本本土经济恶化，财政枯竭，国内人民逐渐滋长了厌战情绪，对军部、政治的不满日益高涨，直至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重，使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　　1944年7月22日，东条内阁被迫下台，小矾国昭（1880—1950年）上台，不久，又由铃木贯太郎取代，但仍无法挽救日本帝国最后失败的命运。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更陷入孤立境地，美军于6月25日攻占冲绳岛，打进了日本大门，7月26日，中、美、英三大盟国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促今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统治阶级以巨大打击，但也使日本几十万平民死于非命。8月11日，中国军民对日军发动总攻，使在华日军面临灭顶之灾。在此之前，苏联于8月8日下午5时（东京时间为23时）宣布，从8月9日起，苏日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的参战使日本统治集团彻底绝望。苏联红军、苏蒙联军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势。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配合苏军，向日军发起叵攻。此时的日本已走投无路。　　8月9日，日本帝国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接受《波茨但公告》的条件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主和派和主战派双方互不相让。9日午夜近12时，在皇宫地下防空洞举行的御前会议上，战和两方仍是3人对3人的僵持局面，最后只好由天皇裕仁进行裁决。他说，本上决战“没有胜利的希望”，故赞同主和派方案，即在保存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公告》。御前会议后，日本通过中立国向中、美、英、苏4国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上午，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投降。8月15日中午，广播了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8月28日，美军进驻日本，9月2日（东京时间9月3日），日本帝国政府代表重光葵（1887—1957年）及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1882—1949年）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张侵略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彻底覆灭。其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迷梦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企图，也最后被彻底粉碎。　　第1章　　大厦将倾　　家康创业　　1598年8月18日①，统一日本有功、侵略朝鲜惨败的丰臣秀吉病故于伏见城中。觊觎霸主地位已久的关东大名德川家康以首席大老的身分来往于伏见城与大坂城之间，颐指气使，傲视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等四大老及前田玄以、石田三成等五奉行，双方矛盾迅速激化。与此同时，通过联姻等笼络手段，家康暗结加藤清正、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武将集团和东国大名，伺机歼灭石田、毛利等政敌。　　1600年7月，家康下令兵发会津，讨伐与石田声气相通的上杉景胜。待石田、毛利等在大坂调集军队欲兵戎相见，家康立即停止讨伐会津，挥兵西进，与之决战。9月15日以家康为总大将的7.5万东军与毛利辉元为总大将的12.8万西军在美浓国（今歧阜县）不破郡的关原会战。西军兵将虽众，但肯出力死战者不多，加之指挥混乱，关键时刻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以至全线崩溃，东军大胜。家康捕杀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将毛利辉元等西军大名的领地削减大半，用来封赏东军诸将。生杀予夺之权悉归家康，从此奠定了德川氏称霸天下的基础。　　1603年2月，家康出任证夷大将军，开德川幕府于江户。为使子孙世袭将军职位并使三子秀忠积累从政经验、早日接班，1605年4月，家康授意朝廷任命秀忠为第二代将军，自己改称前将军“大御所”，隐居骏府城（今静冈市），总揽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密切注视大坂城里丰臣家族及旧部的动向。1611年立后水尾天皇，借皇威巩固将军家的地位。　　1614年8月，京都方广寺佛殿落成。家康借口寺内铸钟铭文的“国家安康，君臣丰乐，子孙殷昌”等句，将“家”“康”两字断开，而称“丰臣”　　为“君”且子孙繁昌，蓄意挑起击灭丰臣氏的大坂之战。同年10月家康发布大坂征讨令，11月亲率20万大军围攻大坂城。丰臣秀吉遗孤秀赖时年22岁，遂招集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等丰臣旧部10万余众，凭借大坂城城池高大、内外护城河沟深水急和城内军火粮草储备充足等有利条件，拼死抵抗。　　家康见久攻不下，便以填平外城护城河为条件讲和罢兵，并乘机填平了内城护城河。在这场史称“大坂冬之阵”的战斗中，家康军虽未拔城，却为再攻大坂城铺平了道路。1615年3月家康借口丰臣旧部试图修复大坂城，4月下达讨伐令，重率30万大军发起攻击。失去掩护的大坂城守军难以阻挡家康军的猛攻，5月城陷。秀赖与其母淀君自杀，其幼子国松被押往京都六条河原斩首，丰臣氏一门俱灭，残部四散。在这场史称“大坂夏之阵”的血战中，家康将敌对势力扫荡殆尽，诸藩大名俯首称臣。　　①本书正文第1章在涉及年月日时采用阴历，自第2章起采用公历，而在需要使用阴历时都予以注明。“导言”部分均采用公历。　　“大坂夏之阵”战罢，已是垂暮之年的德川家康接连颁布法令，约束诸侯、朝廷和寺社势力，为强化德川氏的统治安全系数而竭尽全力。1615年7月，家康在伏见城召集诸藩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强调大名效忠将军，限制修城造船，禁止筑新城、结党和自行联姻，规定大名将妻子儿女入质江户，每隔一年须长住江户一载，谒见将军，听从调遣，实施“参觐交代”。　　同月在京都二条城召见传奏官与公卿，规定天皇的权力仅为改元、叙位和任命官职，应与公卿以提高学问、诗画才能为要，不得过问政治；规定公卿与高级僧侣的席次、职分与任免必须经幕府认可。在1601年颁发《诸本山法度》，1603年颁布《伊势法度》的基础上，1616年颁布《诸宗寺院法度》，规定僧侣修行的礼仪、总寺与分寺的关系和内部的等级序列，禁止庇护恶僧或党徒。其后，1665年幕府又制定《诸社弥宜神主法度》，将佛教、神道教势力全部控制在寺社奉行的手中。　　1616年4月，75岁的德川家康病故。这位6岁即充当人质、在战国大名混战拼杀中养成韬光隐晦、坐待时机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家兼军事家，笃信“人生如负重远行，欲速则不达”的信条，耗费18年的时光，终于取代了丰臣秀吉，平定天下，创立幕府，颁布法律，开德川氏260余年的霸业。继家康之后，其子秀忠、孙家光先后出任将军，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采取措施，构筑了武家政权最严密的统治制度，即幕藩体制。　　在经济方面，确立了将军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江户时代的日本是农业社会，耕地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手段，统归以将军为首的封建领主所有。由于德川氏继续奉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武士脱离农业生产，因而农民承担的年贡、杂役量与武士的俸禄知行量、军役负担量均以单位面积稻谷的产量、即“石高”来计数，称石高制。一石约台160公斤或180.5公升，当时日本全国的稻米产量在2500—3000万石之间波动。其中，幕府占有700万石，将军家直接占有400万石，称“天领”；其余300万石分封给直属家臣旗本和御家人。260—270家大名占有将军家之外的其他领地，一般自留1/2上下的领地，余额分授家臣，但多不给土地，而发放禄米。　　这样，就形成从将军面大名而武士的金字塔式的等级领有关系。　　在上述领有关系中，将军拥有的最终支配权表现为：第一，将军持有对大名领地的赐赏权，即大名效忠将军，作为回报，将军向大名颁发领地的领有证明书“领知朱印状”，持有此状的大名方为合法的领主，将军的恩赐成为大名领地的源头；第二，将军把持着大名领地的继承权，即每逢将军或大名更换时，大名必须向将军履行效忠手续，双方重新确认主从关系，从而取得标志将军承认大名领有权的证明书“领知朱印状”；第三，将军握有对大名领地的绝对支配权，可视大名的表现，或增加其领地份额、即“加封”，或削减之，即“减封”，或调换之、即“转封”，或没收之、即“改易”。　　将军对大名领地的增减予夺贯穿整个江户时代，造成大名与领地的附着关系并不紧密。如同当时俗语所说：“把武士变成盆栽花草”，意即武士如花草，农民如盆土，倒土换盆者唯将军而已。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各等级武士均享有固定份额内的食禄。上级并不分取下级的年贡地租，如将军不分取于大名，大名也不分取于家臣。与此同时，下级的土地领有权受到到上级的限制，不得任意自行处理，另外，将军、大名和家臣武士等土地领有者住在城里，并不直接经营农业生产，耕地由自耕农“本百姓”耕种，由代官或村吏按比例收缴年贡地租，供武士阶级享用。在武士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不存在分享农民劳动成果的中间分肥者。由于将军拥有对领地的最终支配权，但大名亦对其领地具有相对独立性，整个武士阶级的耕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决定了江户时代政治制度的多元化与多重性质。　　概言之，这种政治制度是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将军至强与天皇至尊等双重二元政治的奇妙结合。将军的集权表现为：其一，把持全国经济命脉，构成将军集权的物质基础。将军不仅占有数额最高、质量最好的稻田，而且直辖江户、京都和大坂等三大都市以及惟一的外贸港口城市长崎；拥有佐渡金矿、生野银矿和阿仁铜矿等矿山，从而垄断了金银铜三货的铸币权；控制五大陆路交通干线，即东海、中山、甲州、日光、奥州等五街道，专供幕藩领主使用。其二，组建庞大的官僚警察机构，严密统治全国。将军之下，中央机构设大老1名，辅佐将军。常设老中4名，直属将军，总管政务。其下设寺社、勘定奉行各4名，分管僧侣，神官和江户周围8国——“关八州”以外的法律诉讼，或掌管将军领地“天领”的财政和“关八州”以内的法律诉讼；老中还指挥2名负责江户市政、治安、审判事务的町奉行，以及负责监察大名的4—5名大目付。地位略低于老中的4名若年寄，则统领16名目付，监察旗本、御家人。此外，近侍将军的侧用人可随时向老中传达将军的命令，防止老中独裁。地方机构的主要官职，有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京都朝廷和西国大名；派驻在各主要城市的奉行、城代或地方中下级官吏郡代、代官，逐级掌管地方财政、治安和法律诉讼。其三，将军拥有最高军事统帅权。其嫡系部队由2万余名旗本、御家人组成，加上旗本的陪臣，号称“旗本八万骑”。另外，一旦有变，诸藩大名均按石高提供藩军任幕府指挥，从而形成将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其四，在外交场台，将军以“大君”的身分垄断对外交涉，天皇朝廷和诸藩大名无权过问。以上诸方面是幕藩二元政治结构中将军集权的一极。　　其另一极是分权的诸藩。江户时代的260—270个藩国，若按领地占有方式及大小来划分，可分为“国持”、“准国持”、“城主”等数种；若按照大名与将军的亲疏关系划分，则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等3种。　　亲藩大名均为家康子孙，其中尾张、纪伊、水户3藩称“御三家”，一桥、田安、清水3家主称“御三卿”，皆享有出任将军的特权；谱代大名为关原之战以前即追随家康的亲信武将，其领地分布在“天领”周围或险要之地，拱卫将军，幕府的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要职则由谱代大名垄断；外样大名多为关原之战以后方臣服家康的丰臣氏旧部，领地在远离江户的僻野之乡，不得参与国政，为幕府的防范对象。　　作为地方封建领主，大名具有两重性。其一，他们是幕府统一政权的地方政权，因而受制于幕府，效忠将军。其二，大名又是所在藩的主君，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在遵守幕府法度、完成将军差遣的前提下，可在本藩自行检地、开发新田，把持国产品的专卖、发行藩内货币“藩札”，享有经济自主权；各大名均设本藩的政权机构，置家老、中老、奉行、目付等官职，任免权由大名自行决定，将军不予过问；各大名还拥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团和藩内的立法、司法权等。这样，大名就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享有相对独立性，构成大名分权的另一极。　　由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等两极搭配而成的领主之间二元政治结构，在幕府实力强大、强本（将军）弱未（大名）方针奏效时，相互制衡，缔造了江户时代200余年的国内和平。然而，待幕府衰落，雄藩崛起，尤其是西南外样大名所在诸藩实力暴涨时，两极均衡结构被破坏，西南雄藩往往推行独立于幕府的割据政策，自强自立，而后相互联合，形成倒幕的雄藩阵营，敲响幕府灭亡的丧钟。　　江户时代的另一重二元政治结构，表现为天皇至尊与将军至强。所谓天皇至尊，即在君臣名分论上，将军为天皇委以统治天下权力的征夷大将军，其统治权至少需经天皇派往江户的敕使举行宣读认证诏书的仪式，方称合乎正统，即至少在形式上，皇权是将军执政的源泉；在职官序列上，大小领主一身二任，既有大老、国主、老中、所司代等幕府序列的职务职阶，也有与此相对应的中将、少将、待从等朝廷律令制官职及官位，兼有朝臣的头衔，从职官序列上反映天皇之尊；在思想上，失去政权却握有神权的天皇，凭借所谓神造日本、神治日本等神国观念或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等国体论的支撑。始终维持着现人神和神道教最高祭祀者的神圣地位，即使将军君临全国，也不得不在天皇的神格、神威之下匍匐称臣；在等级身分制方面，天皇、皇族和公卿等不在其列，保持着超然的尊贵身分。天皇的至尊构成朝廷与幕府二元政治结构的一极。　　将军的至强构成另一极。主要表现为：直至幕末德川庆喜还政朝廷，可以说将军牢固地控制着统治实权，内政外交概以将军命令是从，天皇朝廷不过是将军执政的陪衬；即使如此，幕府仍颁布约束天皇朝廷的法律《禁中并公家看法度》，规定宫中大臣、亲王以下的座次和官位升进的原则，特别强调天皇远离政治，关起门来研读《贞观政要》，诵习《群书治要》等经史，专心学问即可，甚至连天皇的废立，也掌握在将军的手里；皇室的经济来源悉由将军操纵，其领地石高完全依赖将军的赠予，总份额约为3万石上下，皇室相当于一个小大名。　　在江户时代，当幕府统治稳定时，至尊与至强，换言之，将军的权力与天皇的权威相辅相成，达成两极从精神到政治上的均衡，有利于幕府统治；当幕府衰落时，朝幕两极失衡，天皇至尊的一极上升，发挥凸显的政权转换机制作用，朝廷统治取代幕府。这时，身披神权外衣的天皇成为兼有权力与权威的新元首，有利于尽速结束内乱井使改革顺利推行，从而使日本及时捕捉住发展的时机。　　以兵农分离、重农抑商方针为基础，幕府人为地将社会分工、阶级关系加以法规化，从而形成士农工商序列的社会身分等级制。其中，武士高踞四民之首。作为统治阶级，武士是脱离生产劳动的世袭职业军人，聚居在主君居城四周，内部存在着逐级隶属效忠关系，分为20来个等级，均不得退壮或自行脱藩，各等级在进退礼仪、家禄待遇、装备服色等方面区别明显，但皆拥有称姓佩刀、即“苗字带刀”或杀人而官不问其罪的“切舍御免”等特权。　　江户时代的农民称百姓，其主体是自耕农“本百姓”，享有居屋和耕地使用权而被登入检地帐，持有百姓株而具有水渠利用权和林野用益权，又被载入名寄帐而承担年贡和杂役。“本百姓”内部分为家产殷实、把持村政的上层本百姓，由原依附农民上升而来的新本百姓，前者垄断村方三役，即村长“名主”（关西地区称“庄屋”）、副村长“组头”和负责监督的“百姓代”；其下为称作“名子”、“被官”的佃耕农民和赤贫佃耕农“水吞百姓”，他们无权参与村政，生活上亦无保障。整个农民阶级虽位居武士之后，但不得称姓佩刀，不得经商做工，也不许买卖耕地或自由种植商品作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为领土生产实物地租年贡米，出扶役。　　居住在领主居城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统称“町人”。町人按行业分工居住：商人居住区称商人町，为领主贩卖年贡米或土产品，并以缴纳营业税“运上金”或临时收费“冥加金”为交换，取得商卖自由，按营业分类，分住京町，青物町、金町或银町等市街；工匠按制造行当分别居住在大工（木工）、蜡烛、锻冶、铁炮（火绳枪）町等市街，各自在商人司或职人头管理下，实行内部自治。町人身分固定！不得佩刀称姓、骑马乘轿或越制穿着锦缎衣服等，备受歧视。町人内部等级繁多：有地产、店铺者称“本町人”，主要为称作“家持”、“大屋”的上层町人，拥有大店铺和地产，皆为垄断某一行业专卖权的御用商人，其中如三井、鸿池家族地位更高，称“扶持町人”，即拥有象征性的家禄“扶持”，还可骑马、佩刀、称姓，享受武士待遇；无地产、店铺者只能借地盖店，称“借家人”无町政参与权，受不到法律保护；地位更低者，为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或奴仆，均由上层町人支配。工匠中，也有御职人或平职人的身分区别。　　被划归士农工商四民身分之外的贱民，实际上构成一个等级。其中，从事屠宰、制革或清扫街道等被佛教视为不洁行业的贱民被称为“秽多”，住在城下町特别划定的区域内，与外界隔绝，由秽多头管理；以行乞、带犯人游街、收尸为业的贱民，称“非人”，身分较“秽多”更低，其有定居处者称“抱非人”，无处栖身者称“野非人”，非人不得束发，由非人头管理。　　等级身分制一方面将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的阶层编人一个等级内，使之相互牵制、排斥，从而抵消、内耗了阶级斗争的能量，有利于幕府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世袭且固定不变的门阀制迫使武士因向上流动的渠道彼阻塞，而对职位升迁或对机遇降临怀有无为态度，转而对新鲜事物如兰学、国学、经世学抱有极大的兴趣，认真研读，无形中造就了一批革新人才；与此同时，也令他们容易对只认门第血缘的身分制产生强烈不满，变成现存体制的反对派。因此，等级身分制既存在分而治之的机能，也蕴育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和向近代化跃进的集团爆炸力。　　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以朱子学为正统官学和以武士道为道德规范的思想统治。朱子学即宋儒朱高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用理与气来解释宇宙运行和人伦道德之所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个人的自省自察、格物致知，以内明君臣大义，外辩华夷之别，提高个人修养水平，自觉遵循君臣大义名分论，服从主君，维系封建统治。朱子学的基本观念十分有利于巩固以将军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幕藩体制，因而被江户幕府选作正统官学。自德川家康启用硕儒林罗山研讲朱子学以来，历代将军中尊尚朱子学者不乏其人，而林家也世代垄断了朱子学的解释权。幕府不惜巨资，先后在上野忍冈和神田汤岛筑成宏伟的孔庙，供奉孔子与朱熹等儒学圣贤，称其为“圣堂”或昌平黉，使之成为研讨、宣扬儒学的官办最高学府、传播朱子学的大本营。在林家主持下，朱子学独贵独尊，影响深远。　　经朱子学的理论升华，日本武士所独有的道德规范“武者之习”或“兵之道”等粗陋的行动准则，演化为精致的武士道，井首先为武士提供了处世立命的思想准绳。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学伦理，即如《德川成宪百条》所谓”以不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物为人之大伦”，同时强调以忠孝为本，即如《武家诸法度》所谓“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或如武士道集大成者山鹿素行在《土道》所强调的“详忠孝之实，乃士之所勤也”，山本常朝在《叶隐》中所说“忠臣出孝门”、“孝为忠之所据”等。其二，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突出尚武精神。如《武家诸法度》规定“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身为武士必须“精熟文武弓马之道”，但“弓马者乃武家要枢”；山鹿则强调武士乃“不耕不造不沽之士”，当以武为职份。其三，克己奉公。即如《德川成宪百条》所谓家臣对主君奉公是“天理”，“士之道”和“将之法”；山鹿的《士道》宣扬家臣“得主君，尽奉公之忠”是武士的本份，告诫武家弟子每天应先“思念主君养育之恩，然后再顾及当天家业”。其四，轻生重死，讲究死得其所。　　如山本所着《叶隐》开宗明义道，“武士道者，乃发现如何死得其所之道”，要求武士“每朝每夕，死而复死。待常住死身之时，方得武道真谛，方可挑剔地终生恪尽职守”，从而避免毫无意义的“犬死”。因此，战死王君马前或为主君殉死、复仇而剖腹自杀，竟成为武士们追求的人生归宿。　　奉公效忠意识是江户武士道的核心，其他道德规范均以此为中心展开：　　孝乃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精熟弓马之道或提倡尚武，是让武士掌握侍奉主君的技能和手段；最忌“犬死”的杀身成仁，是以个人生命的最后归属最终体现奉公效忠意识。当然，奉公效忠意识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制约。家臣对主君奉公，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御恩”，即授以封地或禄米为前提条件的。　　换言之，土地或年贡米的等级占有，才是维系武士封建主从关系的物质基础。　　在朱子学熏陶和武士道的规范下，强烈的奉公效忠、自我克制、尽职尽责等意识铸成武士坚强的性格。随着武士道精神向农民、町人的扩散渗透，武士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意识逐渐内化为日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对日本近现代史产生强烈影响。　　作为构筑幕藩统治体制极为重要的一环，对外实行锁国。家康执政之初，日本对外开放。远道而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商人纷纷进出日本内地与港口，中国、朝鲜、琉球等近邻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频繁进行。大批的日本贸易商、工匠、天主教徒乃至失去主君的浪人漂洋过海，前往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台湾等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从事幕府发证允许的朱印船贸易或定居当地的日本町，内外交流颇为活跃。　　1612年德川家康发觉身边的亲信武士冈村大八等信奉天主教，震怒之余，发布第一道禁教令，严命在幕府直辖领地禁止天主教。1613年再将禁教范围扩大到全国，拆毁教堂，逮捕传教士并强迫教徒改变信仰，把拒不放弃信仰的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等驱逐到吕宋。家康之子秀忠、孙家光出任将军后，更变本加厉地禁绝天王教，肃清武士中的教徒。幕府之所以禁教，是由于1549年天主教传入日本以后，传教士以西洋军火和贸易利润为诱饵，劝说西南大名入教，再由领主率领民集体入教，竭力扩大教会势力，对幕府统一政权和朱子学的思想控制形成严重威胁。　　在推行以禁教为先导的排外政策的同时，幕府逐步强化对贸易的统制，加快禁教与限制贸易、即锁国的步伐。1616年幕府命令除中国商船外，所有欧洲国家的商船只许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禁止欧洲商人在内地自由经商和居住。1623年幕府下令禁止日本船前往吕宋。同年，英国因对日贸易无巨利可图并竞争不过荷兰，遂退出日本，专心经营东印度公司。1624年，幕府宣布禁止西班牙船只与人员来日本。1631年，幕府规定日本出海贸易船除携有证书朱印状以外，还须持有老中签发的奉书，将对外贸易牢固地控制在幕府当局手中，1633—1639年，幕府接连发布5道锁国令，强调禁教、断绝日本人与海外的往来和统制贸易。1639年与葡萄牙断交，1641年将荷兰商馆迁往长崎的人工岛“出岛”，使之成为日本与欧洲联系的惟一窗口，锁国体制最终完成。1688年，幕府将原先自由旅居长崎市街的中国商人，集中到与出岛毗邻的人工岛“唐人屋敷”居住，给锁国体系加上最后一道紧箍。　　总之，在德川家康及其子孙的苦心经营下，将军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以强本弱未为原则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与等级森严的身分制、朱子学和武士道的思想统制以及对外锁国的政策相辅相成，密切配合，巩固了幕府统治。然而，随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新生力量出现后，由上述5种因素搭配的幕藩体制则难以避免裂变，危机时代宣布到来。　　危机与改革　　在江户幕府260余年的统治中，自家康1603年开创幕府的百余年间，国内和平稳定，以石高制为核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基本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农业进步显着。由于挖掘省力的备中锹、脱粒便当的干齿扱、唐箕、千石以及抽水器、踏车等先进农具的推广和豆饼、干燥鱼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人口的增加，则导致粮食消费量的暴涨，新田开发遍及各地，地处三角洲、湖泊沼泽地带的备前国儿岛湾、摄津国川口、河内国大和川川床、越后蒲原郡紫云寺泻等地区，营造出大片新田。1598—1716年，全国耕地面积由2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1公顷）增至297万町步，稻米产量也由1850万石增至2600万石。随着城市郊区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茶、楮、漆、桑等四木与麻、蓝、红花等三草的种植日益发展，商品经济作物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以捕捞金枪鱼、沙丁鱼和鲸鱼以及生产海带、干海参为主的水产业，制丝、棉纺、绢织、造纸、陶瓷、蜡烛等手工业日益发达，“西阵织”、“和泉棉”、“美浓纸”、“有田烧”、“伊丹酒”等地方名产日孚人望，各呈异彩。　　交通网络贯通各地。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的东海道、中山道、甲州、日光和奥州街道等5条陆路交通干线伸展到本州岛的各藩国，路上奔走着定期参觐交代的大名行列和传达幕府命令或运送财货的传马、飞脚；各干线又分别修筑了供商人使用的支线间道，连接着城乡居民点。海路则有环太平洋海岸的东回海运线和环日本海、濑户内海的西回海运线，以及环绕北九州的西岸海路等。陆海路交通网络将日本列岛联成一体，亦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城下町、港町、宿场町、在乡町等大城小镇星罗棋布于陆海路交通线上。其中，江户、京都、大坂等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号称三都，有“天下厨房”之誉的大坂是全国各类物资的最大聚散地、头号商业性都市。各藩在大坂均设有货场“藏屋敷”，委托特权豪商充当库藏物资的出纳入“藏元”或管理、运送货款的“挂屋”，将年贡米、藩内特产品转卖为货币，供其挥霍消费。特权豪商则通过承包大名的库藏物资贩卖，取得组成同业行会“株仲间”、垄断某种商品流通的权利，如大坂的大批发商“问屋”组成的“24组问屋”或江户的“10组问屋”等，均属此类组织。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有利的物质基础。1688—1703年的元禄年间，出现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潮，史称“元禄文化”。以三弦伴奏的演唱曲艺“净琉璃”、配以木偶“人形”表演的“人形净琉璃”、日本式戏剧“歌舞伎”等文艺演出场场爆满；描绘现世浮世”风情、世态和人物的绘画“浮世绘”，形象生动、色泽艳丽，引人喜爱；文学界的三大作家，即徘偕高手松尾芭蕉、小说家井原西鹤、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等如煌煌巨星，异彩纷呈，留下许多传世之作。至元禄时代，日本封建社会进入最高发展阶段和最后的盛世。　　盛极必衰。由于幕藩领主奢侈无度，整个武士阶级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寄生于年贡米等封建租赋，承平日久，坐吃山空；加之大名、旗本、御家人纷纷将库藏物资或禄米抵押给“藏元”、“挂屋”、“札差”等豪商或高利贷商人，换取贷款而沦为借债人，寅食卯粮，陷入窘境。出不敷入，财政赤字激增，成为幕藩领主普遍面临的危机。当然，从根本上讲，造成幕藩体制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以石高制为核心的年贡制度已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石高制与自给自足的米谷农业相适应，在商品经济作物、用以赢利的手工制品日见活跃并多样化乃至年贡米亦商品化的过程中，年贡米逐渐丧失作为衡量社会财富主流指标的地位并大都成了豪商的抵押品；生丝、棉布、四木三草等年贡制之外的手工产品和经济作物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增大，且掌握在豪农豪商手中。因此，上述多样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财富从领主向町人、豪农豪商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抗议领主提高年贡征收率的“直诉”、“越诉”等百姓请愿运动在各地发生，并时常采取激烈的捣毁行动；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作物的种植与贩卖日益活跃，少数财力殷实、善于经营的上层本百姓发家致富，广置田产，多数农民则因借贷丧失土地，沦为佃农“水吞”、长工“日雇”；聚敛了巨大社会财富的町人势力抬头，作为大名和旗本的债权人，町人对抗武士阶级的自信心增强，对位居身分制未位的社会地位不满，越来越不驯服；领主财政困顿，缓发乃至停发家臣武士禄米成为解脱燃眉之急的常用手段，失去家禄稳定保障的家臣武士被迫另谋生路，人心涣散，士风日下。　　商品经济大潮之下，本百姓体制瓦解，石高制变貌，身分制紊乱，幕藩体制发生龟裂，领主财政亏空，债台高筑。为应付日甚一日的综合性危机，从18世纪初期幕臣新井白石推行改革以来，至江户时代后期，幕府多次实施改革。其中，尤其以享保（1716—1736年）、宽政（1789—1801年），天保（1830—1844年）年间分别进行的改革影响最大，史称“三大改革”。　　享保改革的主持者是8代将军德川吉宗。吉宗原为纪伊藩藩主，推行藩政改革卓有成绩，有名君之称。1716年凭借“御三家”的特权地位，入主江户，出任将军。至1745年（延享2年），任职30年，厉行各项改革。在政治方面，刷新吏治，整顿士风纲纪，增强将军统治权威。吉宗就职伊始，一改6代、7代将军不理政事的作风，亲理政务，又通过罢免前代将军重臣新井白石、间部诠房，面试诸老中以决去留等措施，恩威并用，树立将军的绝对权威。1723年颁行新的职务俸禄制度“足高制”，启用从诸藩选拔的能吏（有能力的官吏）至幕府任职，任职期间补足原家禄与职禄的差额，称“足高”，去职后则恢复原家禄。在这项制度下，涌现出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等一批能吏，构成顺利推行改革的官僚集团。1721年在幕府办事机构评定所外设置“目安箱”，鼓励庶民投书其中，揭发贪官污吏或提出建议，以广开言路，威慑高官大名，在庶民中树立将军的威信。1724年发布命令禁止奢侈、崇尚俭朴，亲自参加游猎形式下的军事演习，责成大名、旗本督促家臣习武，增进骑射击技术领，重振尚武之风。1742年公布法律《公事方御家书》，厉行将军亲裁的法治。　　在财政方面，贯彻广开财源、充实府库的方针，力求填平财政亏空。为此，首先采取聚敛年贡米的各项措施：1721年命令诸藩调查登记人口、田亩，1722年废止收取年贡米旧法检见取法，改行新法定免法，即以5—10年的平均收成为基准，确定年贡率“免”的高低，无论丰歉，照此征收年贡米，以求稳定财政收入；同年发布《上米令》，以大名缩短旅居江户的时间为交换条件，命诸藩大名上缴1％的年贡米；又下达奖励町人投资承包开发新田的告示，允许承包者分取投资价值15％的地租，利用城市商业资本，扩大年贡米的新来源。由于吉宗千方百计地增加幕府的年贡米收入，世间谑称其为“米将军”。其次，针对元禄以来米价降低、其他商品物价升高而抵消了年贡米增收的财政效果等问题，采取以提高米价、重建米价为基准的物价体系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各地贮米、限制向江户和大阪运米，竭力控制大米的流通量，将大阪汤堂大米市场所确定的最低米价作为掌握全国大米市场行情的杠杆，确保米价稳中求升；1724年进而发布《降低物价令》，要求酒、酱油、柴薪、盐油、纺织品等诸藩制造的产品降低销售价格；同年为防止商人哄抬物价，召集贩卖棉花、棉布、大米、食油、大酱、蜡烛、清酒等22种商品的商人组成株仲间（同业行会，垄断专利组织），令其互相监督，执行降价法令，将商品流通纳入幕府控制的轨道，并通过向商人征收营业税而扩大财政收入；1736年（元文元年）改铸货币，发行元文金、银币，其中大幅度降低银币币值，从而提高金币对银币的比价，使以金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江户经济圈得以从以银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京阪经济圈买进更多、更便宜的商品，此举既有助于控制江户经济圈的物价，也使幕府在金银币比价的调整中增加府库收入。　　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方面提倡儒学，继续维持朱子学的官学正统地位，一方面推崇实学，积极引进欧洲的科学技术。吉宗本人好学，尤其对海外的新奇事物抱有浓厚兴趣。出任将军后，特意撤走将军座前的帘子，与前来拜见的荷兰商馆馆长亲切面谈，了解国外形势、欧洲人的衣食习俗和军械装备诸种情形。1720年下令放宽对汉译西洋图书的禁令，进口有关天文、地理、医学、武器、博物、化学等方面自然科学书籍，对专门宣讲天主教的图书仍加禁止。吉宗开明的“洋书解禁令”，为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因此洞开借助荷兰语、研究欧洲自然科学的新学派“兰学”的源头。与此同时，望远镜、钟表、手枪等新奇物件和大象、鹦鹉、孔雀等观赏动物，以及甘薯，甘蔗、朝鲜人参、中国药材等食用医用植物被引进日本，中国式的榨糖法被推广。西洋式的天文观测纠正了历法中的若干错误，经多年努力，1754年（宝历4年）制定了新历法“宝历历”。　　上述改革措施基本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成效颇大。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多年积累的财政亏空被填平，幕府年收入有盈余。然而，财政扭亏为盈的基础是对农民的沉重剥削，农民的贫困化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732年西日本蝗灾肆虐，酿成灾民200余万、饿死1万余人的“享保大饥馑”，次年江户爆发米骚动。另外，吉宗为使其子孙世代继任将军，在御三家之外，另设同样享有将军继承权的田安、一桥家，分别由次子宗武、四子宗尹任家督，至9代将军家重复设清水家，三家合称“御三卿”，成为垄断将军之职的新特权家族。至幕末，御三家与御三卿的将军继嗣之争，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导火线并加剧了其内部矛盾。对此，创设御三卿门阀制度的吉宗亦始料不及。　　吉宗之后的8代、9代将军家治、家重执政时期幕府政治重又出现危机。　　1759年（宝历9年）竹内式部游说公卿、试图重建天皇一统天下的“宝历事件”与1767年（明和4年）山县大贰鼓吹尊王论、批判幕政的“明和事件”接连发生，预示着将军的集权统治将面临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1764年关东地区武藏国20余万农民反抗幕府横征暴敛的“天狗骚动”与三河国农民要求减免贡租、陆奥国农民的抗税斗争遥相呼应，对幕藩领主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在国外，不断向远东扩张的俄国屡次迫近日本：1739年施潘伯格船队驰人房总半岛近海，1769年俄国武装探险队占领千岛中部的得抚岛，1778年侵入择捉岛，北方边警频传。1792年俄国的拉克斯曼使节团以护送幸大夫等漂流民回国为由，抵达北海道根室，要求开国通商，向锁国体制发起最初的冲击。　　内优外患一时俱来，要求强有力的人物主持幕政，应付危局。然而，1767—1786年间执掌幕府实权的老中田沼意次与其子若年寄意知在推行扶植株仲间、利用商业资本围湖造田、扩大长崎贸易、着手开发北海道、开展对俄贸易等积极的重商政策的同时，公然收受贿赂，败坏政界风纪，士民怨声载道；他们又大兴土木，讲究奢华排场，将享保改革积攒的家底折腾殆尽，幕府再次陷入财政窘境，以致无法支付旗本、御家人的禄米。武士被迫借债或典当家产，挣扎于困顿之中，日益强烈不满。人祸伴随天灾。1773年瘟疫流行，1778年京都、日向国洪水大作，1779年樱岛火山大喷发，1782—1787（天明2—7年）霜冻、洪涝、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形成全国人口锐减92万的“天明大饥馑”；在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大批饥民涌入城市，社会动荡不安。1784年田沼意知彼旗本佐野善左卫门政言刺杀，1786年田沼意次被罢免软禁。1787年全国性的抢米暴动和捣毁运动自大阪开始，迅速波及京都、广岛、长崎、江户。愤怒的市民、饥民将米店和幕府统治的基层机构抢砸得一片狼藉。在幕藩体制再度危机四伏的乱局中，幕府被迫在宽政年间实施第二次大改革。　　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是德川吉宗之孙、前白河藩藩主松平定信。1787年定信被提升为首席老中，至1793年被免罢的6年间，辅佐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提拔朋党本多忠筹、根岸镇卫、松平信用等出任老中，推行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心的各项改革。　　改革以扫除田沼时代纸醉金迷的靡烂风气、整肃武士纲纪为出发点，宣布幕府政治以重建享保之制为准绳。为此，1787年发布《节俭令》，率先压缩削减幕府行政开支，厉行节约，规定诸藩大名与旗本、御家人等3年内不得恣意宴饮馈赠，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禁止江户豪商出售奢侈品，阻挡都市花花世界对武士的诱惑，重振士风。为使武士摆脱高利贷的盘剥煎熬以安心学文习武，1789年（宽政元年）下达《弃捐令》，强行规定5年前旗本、御家人举借的高利贷本息一概废除，将5年内的借贷月息骤降为0.5％，当年借贷年息降为12％，本息逐年还清。此举使高利贷者札差损失借金118.7万两，虽一时缓解了武士的债务重压，却使此后的借贷难上加难。　　重农方针的施政重点在于稳定农民劳动人口，阻止弃农经商做工的浪潮。1788年下令禁止因“天明大饥馑”造成人口锐减的陆奥、常陆、下野等国农民外出做工，1790年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劝导流入江户等大城市的农民回归故乡旧里务农，发给路费并答应保证提供耕地。与此同时，拨款植树、治水、兴修农业工程，鼓励农民种植水稻，限制烟草、蓝、红花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重建以生产年贡米为中心的本百姓体制。　　抑商政策的矛头指向城市的豪商势力。定信认为，株仲间，组合、座等田沼时代大量涌现的豪商垄断性同业行会造成物价暴涨，1787年下令解散田沼时代新设的人参、铁、真鍮（黄铜）座；接着，又撤销大阪和江户垄断薪、炭、菜籽、棉籽买卖的株仲间，命令皮棉、石灰和八丈岛仓运会所停业；对待有特权、为富不仁的绸缎商茶屋四郎次郎、后藤缝殿助以及糕点商大久保主水、金座商后藤庄三郎等严加惩处；自1789年起，多次下令豪商降低物价，将江户新兴豪商统编起来，归勘定所节制、管理，竭力扭转士农衰而商工兴的局面。　　为稳定城市统治秩序，控制物价，1788年下令禁止囤集米谷，1789年在京都、大阪设义仓，1790年命诸藩大名和拥有领地的旗本在5年内按每万石储存50石的比例设立义仓，诸国代官则筹办乡藏，广集稻谷以备荒年赈灾；1791年修改江户城町法，命令节约町经费并将其蓄存起来，买米谷备荒；1790年在江户铁炮洲开办收容所“人足寄场”，收容夫业者和流民，令其学习木工、榨油、捣米、制煤球的技艺，以自谋生路，还多次下令禁止赌博和男女混浴。　　在思想钳制方面，大兴昌平黉（亦称昌平学问所），聘请硕儒柴野栗山、冈田寒泉、尾藤二洲等担任儒官，宣讲正学朱子学，1790年查禁阳明学等其他儒学分派，推行所谓禁异学方针。这一年还发布《出版统制令》，严禁出版讽刺现实的书籍。对文艺小说、甚至绘画浮世绘也严加审查，处罚议论时政的小说家山东京传和经世家林子平等。一时搞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　　为严守锁国体制，定信拒绝了拉克斯曼使节团的通商要求，下令沿海诸藩防备外国船只驶近海岸，并亲自掌管海防警备事务。1792年在武藏国德丸原设置炮木演练场，巡察房总半岛和江户湾周围的边塞防务。为巩固海防、增强军备，定信还下令搜集欧洲兵学图书资料，筹划铸炮造舰之法。　　执政期间，松平定信曾在吉祥院向神佛宣誓，不惜身家性命，务求改革成功，以改善国计民生，强化将军家的统治。作为政治家，其私德无可挑剔。　　但由于定信主持的宽政改革举措基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生硬而保守，从而注定改革以失败而告终。1793年定信被解除老中之职，息影政坛。在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的形势下，被商品经济腐蚀得千疮百孔的幕藩体制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世纪初期，日本封建社会愈加陷入无力自拔的危机之中。在纺织、酿酒、制油、陶瓷和水产加工业等部门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萌芽，预示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在上述部门的数百个手工工场中，出现商业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手工雇佣劳动者，形成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尽管是雏形，尽管三四百家手工工场不过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数点偏舟而力量单薄，但新兴生产关系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封建的幕藩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　　反映社会进入转型期的一个明显标志，是19世纪初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由于宽政改革的失败，幕府完全丧失驾驭局面的灵活性与能力，商品经济愈加猛烈地冲击自然经济的本百姓体制，农民两极分化加快，大批农民破产。自1830年天保元年以来，各类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农民因穷困不堪而无力抵御灾害肆虐；连年的歉收，终于酿成18331836年（天保4—7年）的第三次全国性大饥荒“天保饥馑”，全国灾民70余万，仅东北地区即饿死10万余人。城市饥民的抢米暴动、各地农民的暴动，尤其是1836年发生在“天领”的甲州郡内和三河加茂暴动震惊幕府。1837年在大阪爆发的大盐平八郎起义，则揭开了下级武士领导民众向幕藩领主恶政宣战的序幕。　　大盐平八郎本名政高，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1793年生于大阪城东町奉行所下级警官的“与力”之家。少年时继承祖父“与力”之职，在惩办违法官吏和恶僧、捕拿不逞之徒的办案过程中，增长了沉稳果断、行动敏捷的才干。后潜心研修阳明学，愈加增强知行合一的自觉性。1830年不满官场的倾轧与腐败，愤而辞职，在自办的私塾洗心洞招徒授业，着述《洗心洞札记》等，在京阪一带颇孚人望。1836年“天保饥馑”进入严重关头，大阪城内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官商勾结、哄抬米价，庶民无以为生。为解民饥荒之苦，大盐上书呼吁大阪地方当局和城内豪商救济灾民，被置之不理。　　大盐遂卖掉自家藏书5万卷，将卖得的千两黄金分发给万户穷民；又研制枪炮，并密召门徒80余人，准备在1837年2月19日夜举义，抗暴惩贪。同时亲书檄文，散发大阪周围农村，号召农民响应起义，对贪官污吏、富豪奸商实行“天罚”。起义前夕，因门徒叛变告密，被迫提前行动。19日清晨，大盐率门徒高举“救民”大旗，鸣炮前进，攻打町奉行所。沿途不断有市民，贱民和农民加入起义行列，人数达数百人。起义者放火烧毁三井、鸿他等豪商的住宅店铺，与前来镇压的幕府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大阪城西町奉行掘利坚和东町奉行迹部良弼临阵慌乱，跌落马下，1/5的大阪市街毁于战火。　　但起义者势力单薄，孤军奋战，当天即被镇压。一个月后，大盐父子被捕吏发现并被包围，遂引火自焚身亡。大盐起义使幕府当局又惊又惧，起义消息传到江户，老中水野忠邦不敢按平日时间退城归宅，急召其他老中开会，策划调集近畿诸藩军队镇压起义，同时被迫酝酿进行幕政改革。大盐牺牲后，幕府将包括大盐父子在内的17名起义者的遗体处以磔刑，以此来泄恨壮胆，威胁民众。　　天保年间的社会动荡，对诸藩领主形成强大压力，促使其先于幕府推行藩政改革。尤其在西南诸藩，一时出现竞相改革的活跃局面，地处本州岛西端的长州藩，扼守濑户内海出海口，为交通发达、商品生产活跃的地区。藩厅早在17世纪前半期对纸、18世纪后半期对蜡、蓝实行专卖制，1830年设立藩内产品统制机构“国产取立”，派藩吏强制收购农民的产品，运至大阪贩卖，更加全面地贯彻专卖制，严格控制农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上述措施引起农民不满，1831年领内6万农民暴动，反对专卖制，要求降低年贡率、商品生产流通自由化。暴动持续3个月。藩当局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启用能吏村田清风，于1837年开始实施长州藩的天保改革。　　村田清风原本为家禄仅50石的下级武士，以其多年侍奉藩主的才干和忠诚深得藩主毛利敬亲的器重，被晋升为中级武士，主持藩政改革。1840年清风向藩主上书《流弊改正意见》，提出5点施政纲领，即“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和“振兴产业”，举全藩之力，实现富国强兵。为还清高达8.5万余贯的藩债，清风大搞富国之术，1841年在下关设置商品流通管理机构“越荷方”和物产总会所，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参与经营，借地利之便，开展贸易以从中赢利。5年后显现成效，藩债还清过半。为安抚民心，救济武士，清风放宽了对米、盐、蜡、纸等“长州四白”及蓝等商品的专卖制，允许棉花、棉布的自由流通，免除垦荒地的年贡，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宣布领内武士的借债一律由藩厅分37年代还，要求武士安心习武，并向商人、工匠发放允许其商买的“免札”，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为防外患，研制洋式枪炮，1843年在藩主毛利敬亲亲临之下，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兵员1.4万余名、战马500余匹，采用高岛式西洋炮战阵法，显示强兵姿态。在启用人才方面，不问门第、唯贤是举，着力培养了周布政之助等革新人才，其后又形成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乃至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呈梯队层次的人才集团。上述改革使长州藩率先在西南日本作为雄藩崛起，影响极为深远。　　在此前后，萨摩藩为解决高达500万两的藩债问题，也启用下级武士调所广乡出任大目付，从文政10年（1827年）开始藩政改革。至天保年间，改革力度加大，基本措施围绕削减藩债展开。通过加强对砂糖的专卖制、发展与琉球的秘密贸易，广开财源。至天保11年，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从而为推行军制改革，装备洋式武器奠定财政基础。萨摩藩作为雄藩在九州西南崛起。九州西北的肥前藩、濑户内海南部的土佐藩，也涌现出一批改革派，他们大都采用垄断藩内特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稳定农业生产、改行洋式军制等措施，在于保改革中扩充藩的力量。西南诸藩的崛起，打破了幕府强本弱未的传统政策，幕府与雄藩实力对比发生逆转，这是促成幕府不得不在诸藩天保改革之后亦思改革的内在因素。　　外压的逐步增强，是幕府推行天保改革的外在因素。继1792年拉克斯曼使节团之后，1804年俄国第二次派遣列扎诺夫使节团来长崎要求开国通商。幕府以锁国乃祖宗之法为理由，拒绝其要求。列扎诺夫恼羞成怒，归国途中袭击驻守在库页岛南部和择捉岛的日本哨所和渔船，以示报复。1808年与拿破仑法国交战的英国派军舰“费顿”号突袭长崎，捕捉法国盟国荷兰的驻日商馆人员，并劫掠淡水、煤炭和粮食。“费顿”号事件对日本冲击颇大。　　此后，英俄船舰经常出没日本沿海，迫使幕府在1825年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命令沿海诸藩加强守备，对前来袭扰的外国船舰一律开炮轰走。1837年美国也加入叩击锁国大门的行列，远洋轮“摩里逊”号以送交漂流民为理由，驶入浦贺，要求通商，被浦贺奉行下令开炮驱逐。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廷战败，被迫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江户，幕府深受震动，遂于同年改发《薪水令》，指示诸藩对前来的外国船舰供应其所要求的水、煤、粮并劝其驶离日本，而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开炮驱逐。　　主持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不只是中英两国之事，日本也应认真对待。迫于内优外患的不断加剧，1841—1843年（天保12—14年），幕府推行了江户时代的第三次大改革——天保改革。　　改革的主持者水野忠邦不顾时势变化，一味模仿享保、宽政改革的陈旧模式，于1841年5月告偷各有司刷新政治，凡事以享保、宽政之制为准则，开始了禁令迭出的改革。同年12月下令禁止问屋株仲间的商品批发业务，禁止农民弃农经商；1842年3月禁止使用间屋的称号，4月禁止町人食用新上市的鲜鱼，5月下令降低物价，6月禁上米商买空卖空，8月禁止制造高价石器、瓷器，9月禁止百姓奢侈或从事他业，10月禁止诸藩大名对本藩或他藩物产品的专卖；1843年3月禁止走私贸易，7月向大阪和兵库西官的豪商征税，等等。3年之间，从各个方面打击商业资本，厉行抑商政策。其中，尤其是禁绝商业活动、解散旧流通机构问屋株仲间却未建立新的流通机构的笨拙举措，反而造成流通混乱，物价飞涨，朝野怨声载道。　　在稳定和增征年贡方面，1843年3月下达《人返令》，强迫进城农民一律回乡务农；6月着手开发印幡沼，以扩大耕地，增加稻米产量。上述举措因招致农民的抵制而收效甚微。在增强幕府权威、抑制诸藩大名方面，1841年7月表彰水户藩德川齐昭的治绩，特许5年内在国、无须赴江户参觐交代，使诸藩大名效尤；同月奖励旗本学文习武，以为诸藩武士的榜样：1843年4月簇拥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参拜日光神宫，大肆宣扬德川家康的丰功伟绩，借以增强将军家的威力；9月发布《上知令》，收缴江户方圆10日里、大阪方圆5日里内的大名飞地或旗本的知行地，统归幕府直辖，而另拨其他领地作为交换。此举意在增强幕府的财力和防卫，却招致大名和旗本的反对，行不及一个月即告废止。在外压骤增而防患于未然方面，1841年12月派员巡察伊豆、相模、安房、上总等江户湾周边诸国：1842年7月另颁《薪水令》取代《异国船驱逐令》，避免与外国发生武装冲突，8月命川越藩，今治藩加强在相模国、房总半岛的守备，12月增设伊豆国下田和武藏国羽田两奉行，增强防备指导力量；1843年8月在江户四谷角筈设置大炮射击场，演练洋式炮队。　　以上诸改革措施，除海防一项有积极意义外，其他各项皆为逆潮流而动的举措，推行方式生硬、霸道，触犯了将军以下各阶层的利益，水野忠邦成了众矢之的，1843年9月被罢免。消息一经公布，江户城内欢声四起，水野宅院被数千庶民包围并受到石块的猛烈袭击。幕府的天保改革遂告失败。　　享保、宽政，天保等三次大改革，因时代的变迁、改革措施差异而效果迥然不同，享保改革时期，幕府尚有余力控制商品经济的势头，改革举措又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取得明显成效；宽政、天保改革时期，幕府已丧失驾驭局面的能力，措施日趋僵化、生硬，不顾时势、逆历史潮流而动，改革连遭失败。尽管改革家个人极欲有所建树，但已无力解决商品货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本人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牺牲品。在这一过程中，由德川家康创立的幕藩统治不可逆转地由盛而衰，幕府权威一落千丈，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百家争鸣　　江户时代国内长期和平、经济的繁荣以及身分关系的变动和内外矛盾的激化，为诸学派的兴起与争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的活动舞台。与此同时，思想领域的诸家兴起与争鸣，又为民族的觉醒预作铺垫，使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带有鲜明的特点——思想先行。　　概括起来说，江户时代的思想流派主要有下列几种：　　同属于儒学圈的学派，除官学朱子学外，尚有阳明学派。其创始人为室町末期的临济宗僧人并与王阳明有过来往的了庵桂悟（1425—1514年）。江户时代力倡阳明学的学者为中江藤树（1608—1648年）和熊泽蕃山（1619—1691年）师徒，分别着有《孝经启蒙》、《论语解》、《集义和解》，《大学或问》等着作，在研讨“心即理”、“致良知”的明代理学课题的过程中，与朱子学对抗，强调个人的精神自主和主观能动作用，对武士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至幕末，阳明学的代表人物为佐藤一斋（1772—1859年），着《吉志四录》等，强调实践价值的永恒性，对西洋科学表示理解并倡导研读。其弟子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以儒学道德为本，也热心学习西方文化，提出著名主张，即“东洋道德、西洋技艺”，主张以务实态度学西方，对吉田松阴（1s30—1859年）、胜海舟（1823—1899年）等影响颇大，为幕末尊王攘夷或推广洋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山鹿素行（1622—1685年）所提倡的圣学、伊藤仁斋（1627—1705年）倡导的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年）宣扬的古文辞学。他们主张舍弃朱子学或阳明学的说教，直接从孔孟的《论语》或《孟子》等原着中精密考证，探明古代孔盂儒学的真谛，以圣人之道、礼乐政刑为基准，评论幕府政治的得失，故通称古学派。古学派的兴起，从儒学复古的角度，向官学朱子学发起挑战。片山兼山（1751—1771年）则从折中的立场出发，主张不偏颇朱子学、阳明学或古学派的任何一方，从汉唐儒学训诂和宋明理学中寻求孔孟的真意，故被称为折衷学派。该学派所标榜的不偏不倚态度，实际上是将官学朱子学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儒学分派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上，在客观上否认了朱子学的一学独尊。　　由德川家康之孙、水户藩第2代藩主德川光圀（音国），1657年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等史观形成江户儒学的另一大分派，史称水户学。前期水户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安积澹泊斋、栗山潜峰，三宅观澜等力倡尊崇天皇、敬儒礼佛、君臣名分和华夷之辩等观念，奠定尊王论的思想基础。后期水户学以第9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年）主持的藩校弘道馆为核心展开，主要代表人物藤田幽谷、东湖父子以及会泽安、栗田宽等，在继承尊王论的基础上，针对外患加剧而疾呼攘夷论，从而为幕末尊王攘夷思潮的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来源。　　相对传承已久的儒学或传统的日本思想而言，新兴学说层出不穷。其中，自江户中期发达起来的国学，以《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古典为研究对象，贯彻复古主义、排佛斥儒、弘扬神道民族精神和国体本意等治学方针，在町人、农民中赢得大批信徒，掀起回归本民族文化的浪潮。　　国学的先驱者契冲（1640—1701年）通过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的深入研究，大力宣扬日本神国观，主张用神道来取代佛法儒学。继其后，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年）着力从《万叶集》中发掘日本“国乃神国，道乃神道”的民族精神，并竭力说明“天壤无穷”的皇统是神道的核心。神官贺茂真渊（1697—1769年）师承荷田学说，着《万叶考》、《国意考》等，公开提出“回归远古”的口号，肃清附会追随儒佛等外国之道的学风，发扬日本古道中尊皇的“神皇之道”精髓。贺茂的弟子、间屋商人出身的本居宣长（1730—1801年）集国学研究之大成，着有44卷的巨作《古事记传》及其他作品，认为贯穿在《源氏物语》中的“悯物”意识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和大自然的纤细感触，并为日本人所独有，值得自夸自豪；对儒学的易姓革命观大加靴挞，鼓吹对皇室祖神天照大神的绝对信仰。本居的学说对武士出身的平田笃胤（1776—1843年）影响强烈，通过讲授古道或着述《古史成文》、《古道大义》、《古史传》等着作，平田将神道的宣扬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概言之，用神和神道解释人间诸象，即人的“敬义仁智勇”等德目均为神意的体现，人性由神赋予，现世人的行为受神的审视并判定善恶；去掉人的私智，即可实现神皇之道。该道的宗旨是清净为本、厌恶污秽，事忠孝、惠妻子、多子孙，宗族和睦，光耀祖宗；痛斥无君父、弃妻子的佛祖释迎牟尼是神敌等。　　荷田、贺茂，本居和平田号称“国学四大人”。其排佛斥儒的矛头指向幕府思想统治的两大工具，即朱子学和佛教；其复古的口号反映町人、农民对幕府统治的强烈不满，希望恢复无武士专制的古代世界。在幕未的政治斗争中，国学为尊王攘夷、王政复古思潮的涌动提供了深厚的思想上壤，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明治维新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学的积极作用迅速减退并日益走向反动，其极端、偏颇的一面被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利用和扩充，演化为种族优越论和侵略扩张思想。　　与国学几乎同时兴起的新学派，当称兰学。1774年前野良泽（1723—1803年）、杉田玄白（1733—1817年）等8人历尽千辛万苦，耗费4年时间，终于将荷兰文的《解剖学》译出，命名为《解体新书》。以此书的问世为标志，由杉田命名的新学派——兰学学派形成。通过师承纽带，官方系统的兰学先行发展。1783年杉田、前野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着“兰学阶梯》，1789年开兰学私塾芝兰堂于江户，授徒百余人。1795年元旦，大槻与兰学者聚会庆祝洋历新年，兰学蔚然成风。不少兰学者成绩斐然，杉田的友人平贺源内（1728—1779年）钻研西洋物理、化学、医学，曾研制成功石棉布和蓄电器，缩短了日本与近代欧洲在科技上的差距。与此同时，民间系统的兰学教育日益普及。兰医绪方洪庵（1810—1863年）于1836年在大阪开兰学私塾适适斋授业，门徒2000余人，其佼佼者如福泽谕吉、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等日后或成为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宗师，或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功绩卓着。　　江户中后期，不断有外国学者到长崎荷兰商馆讲学，兰学进入更加活跃时期。1775年著名的瑞典学者森伯格到长崎，讲授动物学、植物学和医学，开日本近代植物学的先河。旅日期间，他搜集日本植物800余种，回国后着《日本植物志》、《日本植物图谱》，并简单介绍了日本文化，促进了欧洲人对日本的了解。1779年新任荷兰商馆馆长、学者蒂赛夫赴任，在旅居日本的5年期间，传授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一时间，长崎的出岛成为日本兰学者的向往之地。　　1823年德国拜因州威茨堡大学生理学教授、医生西博尔德以与森伯格相同的身分，即出岛荷兰商馆医师的名义来日本。起初热心研究医学和博物学，了解日本，后来则经常为日本人治病，名声鹊起。1824年幕府特许其登岸，在长崎郊外建呜沈塾，医病兼讲学。兰学者、如二宫敬作、高野长英、小关三英、伊东玄朴等竞相投其门下，学习欧洲自然科学。1826年，西博尔德随荷兰商馆馆长赴江户拜见将军德川家齐，结识了幕府天文官员高桥景保、医官桂川甫贤和土生玄硕等兰学者，过往甚密。旅居日本期间，西博尔德全面研究日本的历史、地理、物藏、风俗，搜集了大批资料。1828年任期届满、回国前夕，因其行李中收藏的日本地图和印有将军家葵叶纹家徽的服装等违禁品被发现，遂被拘禁，次年被驱逐回国。与其交好的高桥等被逮捕关押，门生也多受处罚，此即为幕府首次镇压兰学者的“西博尔德事件”。　　官方系统的兰学者遭受“西博尔德事件”的冲击后稍有挫折，不久又再图恢复。1832年（天保3年），田原藩藩士、兰学者渡边华山邀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组成兰学者的沙龙团体尚齿会（俗称蛮社），由高野等主讲兰学和西洋知识，一时颇有生气。民间系统的兰学者较少束缚，并在近代欧洲进步的宇宙观和合理主义的影响下，对身分制、锁国政策、朱子学的明华夷之辨等政治问题率先提出质疑。司马江汉（1738—1818年）不仅最早在日本制作洋式铜版画，引进油画技艺，介绍地动说，印制《凯普勒天文图解》，还着有政论着作《春波楼笔记》，猛烈抨击身分制。司马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本来是平等的，后来为私利争斗，形成尊卑等级，但上自天皇、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丐，皆为人。山片幡桃（1748—1821年）于1820年着《梦之代》12卷，泛论天文、地理、历史、制度、经济、无鬼论等学说，力倡地动说；井强调西洋科学优越于儒学混饨的自然观，批驳神秘论，宣扬欧洲勇于探索的实证精神，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夷狄观。　　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压日益增强，特别是以1837年“摩里逊”号事件为契机，官学系统的兰学者也开始对政策问题采取批判态度。1838年，尚齿会要员高野长英着《梦物语》、渡边华山着《慎机论》，痛论天下形势和欧美国家的富强，要求停止鲁莽的《异国船驱逐令》，笔锋指向传统的锁国祖法，刺痛了幕府当局。继而昌平黉大学头林述斋的次子、幕吏乌居耀藏等，出于对兰学的憎恶和争名夺利，暗中诬告、中伤尚齿会成员。1839年幕府以尚齿会里通外国、图谋外逃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大肆镇压，迫使渡边、高野、小关等自杀，江川大郎左卫门等与尚齿会有来往的幕吏被牵连。遭此史称“蛮社之狱”的镇压之后，官方系统的兰学者噤若寒蝉，不再热心政治。　　但民间系统的兰学继续发展，为明治维新颇有成效的向西方学习，准备着人才，开辟着道路。　　借助儒学经世之用观念、国学民族意识和兰学自然科学知识的相互浸润、交汇及田沼时代重商政策的推动，江户中后期，主张用纵横五大洲的大眼光跨越岛国局限以经世济民、自强自存并雄飞海外的新兴学派——经世学异军突起。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工藤平助（1734—1800年）、林子平（1738—1793年）、本多利明（1744—1821年）、海保青陵（1755—1817年）、佐藤信渊（1769—1850年）等。经世学派的基本主张是开国论和海防论。1783年工藤平助着《赤虾夷风说考》（又名《俄罗斯略记》），疾呼关注盘踞在“赤虾夷”（堪察加半岛及周围地区）的俄国人南下日本的动向；主张放弃困守待攻的被动政策，转而主动与俄国发展贸易，开发虾夷地，以巩固北门边防，从而最早提出在长崎之外另辟贸易口岸的开国贸易论。继而，林子平在1785年着《三国通览图说》、1786年着《海国兵谈》，提醒人们注意朝鲜、琉球和虾夷地等3国状况；勿忘江户日本桥下的流水直通中国、荷兰；主张作为海国的日本应铸炮造舰，演习水战以防御逼近日本沿海的外寇俄罗斯。1789年，本多利明着、经世秘策》、《西域物语》，认为渡海、运输、贸易是海国日本国家政务的关键，呼吁开国贸易，向世界各国远航。经世学派的开国论和海防论对幕未洋学者产生强烈影响，1842年佐入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力王铸洋炮、造洋舰，严守海岸关防；1849年吉田松阴着《水陆战略》，强调操练陆海军，认真研究海外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经世学对近代日本世界战略预作未雨绸缪的先期探索。　　在主攻方向上，纷纷提出以西侵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为主，兼顾北攻俄国，南进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林子平自称着《三国通览图说》，是为将来用兵朝鲜、琉球、虾夷地时预作准备。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堪察加、满洲（即中国东北）、库页岛等地划为进攻方向。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字内混同秘策》中，更加明确主张“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从吞并中国开始”；而当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欲攻取满洲，则应先攻黑龙江地区，再陷松花江、盛京，入山海关，占领江南；一旦“将中国纳人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100多年后，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被曝光，“折奏”中所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各民族必敬畏我国并降服于我”的侵略方针，与佐藤构想如出一辙，个中微妙，令人深思。在确立世界战略的极终目标上，经世学派均主张日本通过武力征服，“皇化”全球，主宰世界。在安内竞外方面，经世学派提出各种改造国内体制的构想。　　其中，佐藤信渊的江户迁都论，主张设立教化、太政、神事三台与本事、开发、制造、融通、陆军、海军六府相结合的中央机构，与明治初年的“二官六省”、“一官八省”体制竟然大同小异。经世学派对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多方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反映农民利益和要求的思潮也在涌动。安藤昌益（1703—1762年）着《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颂扬农民是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的“自然天子”，批判武士不劳而食；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要求建立不分富贵贫贱、没有剥削压迫、自耕自食的“自然世”。安藤的主张虽说充满鸟托邦的空想成分，但其否定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立场极其鲜明。相形之下，农政家二宫尊德（1787—1856年）则以报德思想的说教，即劝导农民以实践之德回报天地人三才之德，勤劳、节俭、安份守己，兴产安民。换言之，是在维护幕藩领主统治体制的前提下，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从而曲折地表达了农民求生存、求安定的要求。　　，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幕藩体制逐渐陷入危机。各种思潮泛起，并力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得一席之地，整个思想界彼澜起伏，动荡不已。　　这种思想的震荡与百家争呜，对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猛醒并迈开近代化步伐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与此同时，官学朱子学日益丧失主导地位和吸引力而苍白化，与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生机勃勃成鲜明对比。思想领域的百家争呜，是幕藩体制经济基础动摇、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等现实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生动反映。至此，由德川家康创立的基业已是大厦将倾、风雨飘摇。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二元政治结构、等级身分制和朱子学的思想统制等四大支柱己摇摇欲坠，只待锁国体制这一大支柱的崩塌而宣告幕藩体制的彻底完结。随着大洋彼岸对日本锁国体制冲击波的增强和开国的不可避免，幕藩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第2章　　无奈开国　　佩里叩关　　天保改革失败后，欧美列强以军事侦察或武力征服为先导的殖民主义狂潮更加猛烈地扑向东亚，逼近日本。1845年英国舰队觊觎朝鲜海防，1846—1847年法国舰队两次进犯朝鲜沿岸，日本海边警频传。在日本以南地区，1844年法国军舰闯进琉球运天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要求通交、贸易和传播天主教。1846年4月英国船强行驶入那霸港，并不顾琉球当局的拒绝，留下传教士派德尔海姆在当地发展势力。同月，法国舰队在司令官赛修指挥下，再次到琉球。法国要求开国通商，并派官兵登陆或自行测量海岸，向琉球王施加压力，并效仿英国，也留下传教士在那霸活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国以国际警察自居，将扩张的主要矛头指向黑海和南高加索地区。在远东，俄国采取守势，巩固干岛、库页岛的殖民阵脚，对日本继续维持高压方针。　　在北美洲，自1800年起，新独立的美国开始了由西向东的领土扩张行动：1803年购得路易斯安那；1810—1818年巧取豪夺了东西佛罗里达；1845年合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1846年又挑起美墨战争，抢占格兰得河以北的墨西哥领土，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新州。至此，美国成为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国家，打开了直航东亚的海上通道。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商船已远航广州，开展赢利颇丰的对华贸易。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1844年美国趁火打劫，派专使顾盛与两广总督香英订立《望厦条约》，取得协定关税权，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五口通商权，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及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美国军舰巡查沿海各港等殖民特权，从而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抢占殖民权益向东亚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望厦条约》的签订和加利福尼亚的占领，使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主、纺织业的厂家、金融大亨们欣喜若狂地做起直航太平洋、赚取暴利的黄金梦。　　然而，在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下，尚不能从美国的西海岸直达中国沿海口岸，这就需要选择一个中途停靠站，补充远航所必需的煤炭、粮食和淡水。于是，地处西北太平洋、临近中国的日本，自然成为最理想的中途停靠站。加之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远洋捕鲸船的活动范围也扩大到日本环太平洋一侧的近海。为美国捕鲸船提供避风港和生活用品的补充，以及对日本市场的渴望，也成为美国打开日本国门的推动力。　　先于美国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的英、法、俄等国为争夺中近东地区的霸权，在19世纪50年代尖锐对立，英法支持土耳其，大战在即。1853年10月，土耳其与俄国在多瑙河地区、黑海沿岸和高加索展开激战。英法等国加入俄土战争，战火迅速波及黑海、波罗的海、白海和堪察加半岛东岸。1854年9月，双方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决战，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取得决定性胜利。1856年3月，俄国战败，被迫与英、法、土等国订立《巴黎和约》，俄国舰队撤出黑海，俄军拆除黑海沿岸炮台要塞，并将南萨拉比亚割让给土耳其和摩尔达维亚。在历时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俄等国陷入厮杀而暂时放松了对锁国日本的冲击。于是，敲开日本国门的历史角色遂由急欲向东亚扩张的美国来扮演。　　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比德尔准将远航日本，抵达浦贺，递交了总统波尔克致幕府将军的亲笔信，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被幕府婉言拒绝。　　1848年，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成员巴特勒向国会提交报告，强调要使美国在对华输入棉花及棉纺织品的竞争中挫败英国，必须尽早开辟从旧金山到上海、广州的航线。1851年，美国总统菲尔莫尔再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奥利克为使节，率舰队前往日本。鉴于比德尔舰队和平协商、无功而返的教训，此次特意将蒸汽军舰编入舰队，增加对日施加军事压力的分量。由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普利茅斯”号、“萨拉托加”号组成的奥利克舰队千里迢迢绕过大西洋、印度洋，抵达香港，却因各舰长意气用事、内部争执不和而滞足中国南海，无法继续北上。1852年11月，奥利克被解除职务，改派美国国家邮船总监、海军准将佩里为舰队司令和总统特使，赶往中国。　　马特修·卡尔伯莱斯·佩里（Perry，MatthewCalbraith），1794年生于美国捕鲸业发达地区罗德岛州的海军世家。捕鲸业所特有的远航外洋、出没波涛的职业特点和海军军官家庭的不避风浪之险、为国建功立业的精神，形成佩里成长的独特环境，使之具备了漂洋过海、在海上施展抱负的气质。与此同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革命不断推出诸如纺织机、火车、轮船等新锐机械和交通工具。如同任何时代的最新技术总是被军事部门迅速采用一样，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型军舰在欧美各国先后下水，从而为佩里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还是在19世纪30年代，佩里就敏锐地看出蒸汽机军舰的威力，极力倡导用蒸汽机装备军舰，以取代过时的风帆。1837年佩里踌躇满志地出任美国海军第一艘蒸汽机军舰“富尔敦二世”号舰长，赢得“美国蒸汽机军舰之父”的称誉。在历任海军学院院长、海军工厂长官等要职后，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期间，佩里出任墨西哥湾舰队司令，与副司令奥利克指挥舰队，为美国劫夺墨西哥领土立下汗马功劳。一时间，愈加成为军界、商界和产业界一致看好的人物，被选定为撞击日本锁国大门的最佳人选。　　1852年3月，佩里出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同年11月初，代理国务卿孔拉德和海军部长肯尼迪向即将启程赴日的特使佩里下达训令，强调美国对日交涉若无绝对优势的武力为后盾，必然劳师而无益；规定佩里赴日所要达成的3个目标是：在日本取得避风港，取得补充品和维修船舶的场所，取得贸易口岸。身兼东印度舰队司令和赴日特使的佩里对此心领神会，同月24日乘军舰“密西西比”号驶离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踏上征程。同年12月，抵达大西洋马德拉岛的佩里致信肯尼迪，谈论东亚形势、迫使日本开国和为此应采取的手段，认为“美国人的荣誉要求与日本建立邦交，为了美国的贸易利益，也必须这样做。看到在东亚的海上强敌英国，看到其军港源源不断地迅速增加，痛感必须推进我国的政策”，强调“英国已在东印度和中国沿海占据险要地点”，“幸运的是，这个‘吞并’政府尚未染指日本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因此合众国应采取积极政策，不失时机地在国运所系的贸易航线上，取得足够的避风港”，应首先占据琉球群岛的主要港口，取得立足点，随即要求日本提供避风港和给水港。如果日本拒绝上述要求，“如果不动武或流血则不能实现这些要求，我国舰队应立即夺取日本南方一两个岛内的良港，在便于取得淡水和粮食之处建立基地”，“为我国军舰提供补充，并为各国商船提供安全”。在这封信中，佩里明白不过地表明了不惜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日本开国的决心。　　1853年4月7日，经历横渡大西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长达137天的长途跋涉，佩里抵达香港，与停泊在此一年有余的奥利克舰队会合。待舰队指挥权交接完毕，5月26日，佩里率舰北上，驶人上海补充给养。随后直奔琉球国首府首里，会见琉球王，要求建立友好关系，并展示兵威。6月14日，佩里率“萨斯奎汉那”号和“萨拉托加”号前往小笠原群岛，在父岛的二见港设立仓库和贮煤场。7月2日，佩里下达命令，以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为首的美国舰队，离开首里，直趋江户湾。　　7月8日，佩里舰队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警卫海岸的官兵被突然逼近的黑色巨舰吓得目瞪口呆，一边紧张地注视着浓烟翻滚、炮口骇人的庞大怪物，一边派人向浦贺奉行所报告。奉行所值班人员与力（下级警官）中岛三郎助和荷兰语译员倔达之助带上几名士兵，急忙摇船驶向美国舰队。佩里让中岛和堀等攀上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指派副官廉悌与冒称是“浦贺副总督”的中岛谈判，本人则坐在舰长室中等待交涉结果。次日，疑虑重重的浦贺奉行仍不出面，指派另一个与力香山荣左卫门冒充“浦贺总督”登舰与美方接触，暗中窥测、了解其来意。这一次，佩里派“萨斯奎汉那”号舰长布哈南和参谋官亚当斯出面接待香山，说明舰队来日本的目的是递交总统菲尔莫尔签署的国书，要求确定递交仪式的地点。与此同时，在舰队的武装掩护下，测量人员毫无顾忌地探侧江户湾沿岸水深，意在摸情航道，向幕府施加压力。连日来，美国舰队“黑船”的举动搅得幕府惊恐不安，几番踌躇，被迫同意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举行接受美国国书的仪式。浦贺奉行急忙开始搭设围帐，静候佩里一行前来。　　7月14日，佩里以下300余名美国官兵全副武装，离舰乘划艇登陆。锁国以来，外国军人首次踏上日本本土。在军乐队的伴奏下，美军官兵队列整齐地行进着，59岁的佩里昂首挺胸走在最前面。离登陆地点不远处，4艘军舰一字排开，炮口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寒光。冒称“帝国首席顾问官”的浦贺奉行户田氏荣、井户弘道，率先前登舰交涉过的与力中岛、香山及译员堀达之助等躬身迎接。宾主进入帐内，随即在肃穆的气氛中举行短暂的国书交接仪式。美国总统在国书中建议双方建交并缔结通商条约；答应在5—10年内，若双方贸易无利可图，则可以中止贸易，恢复旧章；要求双方救助遇难的海员，幕府向途经日本港口的美国船只供应煤炭、淡水等。在国书交接仪式上，佩里还向户田等递交了他自己的亲笔信，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方必须在第二年春天之前对国书作出答复，并警告说，届时前来日本的舰队必定是舰更大、炮更多。面对佩里的恫吓，户田等唯唯诺诺，只剩下恳请佩里舰队尽速驶离日本而已。　　日方在“黑船”舰队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和佩里亲笔信。这一前所未有的进展，令佩里十分得意。为了给日本朝野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国书交接仪式结束后3天里，佩里指挥舰队逼近江户城近海，连续示威。城中的幕吏们张皇失措，不敢回宅休息。江户市内人言汹汹，一片混乱。　　人们纷纷携带细软，准备逃难。直到7月17日，佩里方下令舰队离开江户湾，向琉球驶去。在琉球，佩里以武力相威胁，迫使琉球王同意为美国船舰设贮煤场，出售物品。至此，佩里方心满意足地率舰队南下香港，伺机而动。　　佩里舰队总算驶离了日本，却给幕府留下令其头痛的难题。是恪守祖法、继续锁国？还是接受美国的要求、转而开国？在两种选择面前，老中阿部正弘等幕府要人焦虑万分，不知汁之所出。出于万般无奈，只得变更幕府垄断外交、不许他人涉足的旧例，7月20日派特使赴京都，将佩里来日、要求开国的经纬上奏朝廷。8月5日，又将美国舰队来浦贺的经过通报诸藩大名，并征求如何答复美国总统国书的意见。8月7日，进一步向旗本以上的幕吏，武士征询意见，以广闻众策，作出决断。上述在外压下被迫采取的举动影响深远，将军集权的一面因此而走向衰落，大名分权乃至雄藩干政的一面日趋增强，天皇不得过问政治的规定在无形之中失效，幕府的一言堂被打破。　　时隔不久，各方面关于对策的意见纷纷反馈回来，说长道短，莫衷一是。　　朝廷内部公卿们群情激愤，主张排除夷狄、维护国体的意见占上风。临朝听政的孝明天皇（1846—1867年在位）是位顽固的攘夷主义者，在他的支持下，朝廷愈加成为鼓动攘夷论的大本营。公卿们慷慨朝堂之余，也纷纷前往寺庙神社，乞求神佛显灵，攘除夷类，祷告神佛再降令元朝侵日舟师船毁人亡的“神风”。诸藩大名主战、主和兼而有之：越前藩大名松平庆永认为，与其屈服于外压开国、导致动乱而自招败亡，不如将军出马亲怔，以武力驱逐外夷；萨摩藩大名岛津齐彬主张求和避战，在决战并无胜算的情况下，对美国施展拖延开国日期的战术，乘机加强防备；筑前藩大名黑田长傅主张“以夷制夷”策，即在一定期限内，给美、俄两国荷兰出岛贸易式的待遇，结好美、俄、荷三国，抵制英、法等国的通商要求，使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其他各藩有的主张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某些要求，而不应全盘接受，以维持半锁国状态；有的则拿不出任何建议，仅表态以幕府决定是从。幕臣们的意见大抵与藩主们的意见相同。面对来自大名和幕臣们的数百种建议和答复，阿部正弘等人无法明确做出判断，优柔寡断于和战之间而徒耗时日。　　美国舰队到日本、欲使幕府接受国书的消息，引起沙皇俄国的高度警惕。　　1852年10月19日，俄国海军中将普提亚廷也率4艘军舰，驶离喀琅施塔得港，经波罗的海、北海，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北上印度洋、南中国海，跋涉10多个月之后，恰好在佩里舰队离开日本一个月后，于1853年8月22日驶人长崎。普提亚廷带来了俄国首相耐赛鲁洛德写给老中的亲笔信，顽固地要求幕府接受信件。在佩里舰队冲击下，幕府老中们惊魂未定，加之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新死，内部不稳，遂在9月21日决定接受俄国首相的亲笔信。　　11月8日，任命大目付级别的西九留守居筒井政宪、勘定奉行川路圣漠等为接待俄使的“俄罗斯应接挂”，就两国通商和划定日俄北方国境问题，举行谈判。筒井、川路等秉承老中阿部正弘“以俄制美”的旨意，在谈判中屡示善意，强调日俄既为国境相接的邻国，日本自然会对俄国的要求另眼相看。　　普提亚廷则声称：一旦外国对日本动武，俄国将给予援助。　　然而，日俄之间彼此拉拢、利用的谈判进行方旬余，11月23日，普提亚廷突然率舰队驶离长崎，直奔上海，幕府“以夷制夷”的策略受挫。普提亚廷之所以中止谈判、远避上海，是因为俄国与土耳其已在黑海开战，英法两国支持土耳其，远东战云变浓，不宜久滞长崎港。同时，还打算与佩里取得联系，俄美联合，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为此，普提亚廷从吴淞口外致信佩里，建议双方在对日交涉中相互合作。佩里历来视俄国为竞争敌手，无意与俄国舰队采取联合行动。因此，普提亚廷的来信不仅得不到佩里的积极回应，反而催促佩里不待春天来临，便提前采取行动。　　1854年2月13日，佩里享旗舰“波瓦坦”号、蒸汽动力舰“萨斯奎汉那”号、“密西西比”号、武装帆船“默赛德尼安”号、“温哥华”号、运输船“南安普顿”号、“列克星敦”号等7艘舰船出现在江户湾小柴冲。随后，武装帆船“萨拉托加”号、运输船“萨布拉依”号也于3月先后赶来会合。9艘船体坚固庞大的舰船首尾相衔，排成炮口齐指海岸的战斗队形。舰队司令佩里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等待着缔约谈判的举行。　　佩里舰队的再次到来，令幕府再度陷入慌乱。老中们接连下达命令，责成浦贺奉行所和夫八州的代官保证江户城的粮食等物资供应，并接连发布布告，禁止庶民参观“黑船”，以防不测。2月22日，命浦贺奉行所警卫队长“组头”黑川嘉兵卫与“波哈但”号舰长亚当斯交涉，确定接待地点问题。　　美方坚持接待地点应设在离江户较近的地方，否则就把舰队开进江户；日方则竭力希望在距江户较远的浦贺、久里滨或镰仓。再三交涉之后，日方迫于美方的军事压力，同意在江户附近的横滨（神奈川）设立接待所，在此举行正式的交涉。3月4日，幕府确立交涉方针，即同意保护遇难船员，向过境美国船只提供煤炭、淡水、粮食等物资，但拒绝订立通商条约。换言之，在《薪水令》的范围内，进行日美交涉。　　3月8日，佩里率亚当斯以下约500名官兵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随即带领美方谈判人员步入临时搭成的接待厅。在这里，幕府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昌平黉主持人“大学头”林复斋及江户町奉行井户觉弘、目付鹈殿长锐、浦贺奉行伊泽政义等“美利坚应接挂”（即全权代表）早已守候多时。双方叙礼寒暄毕，停泊在横滨海岸的美国舰队大炮齐鸣。一刹那间，隆隆的炮声回荡在天海之间，震耳欲聋。这是佩里刻意为谈判准备的一手把戏：名义上为庆贺美军登陆、会谈开始，实则向日方炫耀军事力量。在双方谈判之初，佩里向林复斋等递交了用汉文写成的催促幕府缔约的信件、中美《望厦条约》的汉文副件和以该条约为蓝本的日美条约草案。其用意十分明白：幕府应当以《望厦条约》为样板，缔结日美条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佩里动用由9艘舰船、2000余名官兵组成的战斗力量，还特邀汉文翻译威廉斯及其秘书、中国人罗森同行，以便在拟定条约时斟字酌句。　　幕府老中与奉行们花费一周的时间来研究美方的条约草案，并制定日方的条约草案。3月15日，将用汉文写成的7条草案送交佩里。草案坚持仍然以长崎为对美国船供应所需物资或移交遇难海员的惟一地点，规定美国人不得随意在长崎登陆，至于其他港口的开放，须待5年之后。幕府对缔约、开放港口的游移态度引起佩里的不满。在双方互提条约草案期间，佩里不断给日方写信，强调仅仅救护遇难船员或提供物资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必须开放长崎以外的港口并立即与美国订立条约。在谈判桌外，荷枪实弹的美军官兵在横滨海岸登陆，恣意闯入民家、商店，活动半径扩大到川崎驿站附近。停泊在侮面上的舰队也处于战备状态，漂游不定，使幕府警各部队神经紧张。3月27日，佩里特意盛情邀请日方代表登舰参观，届时又命呜放礼炮，让日本官员亲身体会美国军事装备的威力。总之，动用了除直接动武以外的各种威吓手段，逼迫幕府接受美方的要求。　　佩里施压终于收到效果。1854年3月31日，双方订立用英、日、汉、荷兰4种语言写成的《日美修好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两港；日本保证向途经开放口岸的美国船舰提供煤炭、淡水、粮食及其他所需物资；日本有义务援救遭遇海难的美国船只及人员；同意在18个月内美国外交官进驻下田；日本给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日美修好条约》的订立地点为神奈川，故亦称《神奈川条约》。该条约虽无自由航海通商的条款，但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已为订立日美通商条约预作铺垫；尤其是下田、箱馆两口岸的开放，一举突破了以长崎为惟一对外联系港口的锁国旧体制，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佩里叩关达到了预期目标。　　幕府被迫订立的《神奈川条约》，是日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相距悬殊的产物。缔约谈判期间，双方互赠礼品的过程，生动地表明了上述差距：美国向日本不仅赠送了先进的农具和优良的蔬菜、粮食品种，而且赠送了欧美最新的工业制品，如电报机、钟表、望远镜、纺织品、蒸汽火车模型和大炮。　　蒸汽火车模型相当实物的2/3大小，时速达每小时32公里。随佩里来日的技术人员专门在神奈川铺设铁轨，升火开动。面对汽笛呜呜、车轮飞滚的蒸汽客车，围观的幕府官吏看得目瞪口呆。而那门从“萨拉托加”号军舰拆下、作为特别礼物赠给日本的大炮，更令幕府官吏们惊叹不已。相形之下，日本回赠的礼品不过是大米、白酒、纸扇、漆器等农产品和传统手工制品。此外，数十名膀大腰圆、肥壮如牛的相扑演员搬运大米包的表演以及相互问的角力搏击，虽赢得美国官兵的惊叹，但毕竟是难敌枪炮子弹的蛮勇竞技。　　《神奈川条约》订立后，美国船舰陆续驶出江户湾。4月18日，佩里乘坐旗舰“波瓦坦”号前往下田和箱馆视察，军舰“密西西比”号随行护航。6月20日在下田，由佩里和林复斋签署了《神奈川条约》的附属条约《下田条约》，规定了下田开港的细则，其中包括在下田划出方圆7日里、在箱馆划出方圆5日里的驻日使馆人员的散步区。双方缔约以英、日两种文字为正式闲语，条约译本则用荷兰语。6月28日，佩里率舰队离开下田，直赴琉球首里，7月11日，订立《琉美协约》，将琉球变为美国横渡太平洋的中转站、避风港和物资供应基地。　　《神奈川条约》订立的前3天，1854年3月28日，英法两国对俄宣战，俄土战争升级为多国卷入的克里米亚战争，远东成为英俄交战的新战区。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斯特林少将率舰队追击普提亚廷舰队，迫使其远遁彼得湾以免被歼。同年9月7日，斯特林率旗舰“温切斯特”号以下4艘军舰，为搜索、攻击逃匿的俄国舰队而闯入长崎港。在与长崎奉行水野忠德的交涉过程中，斯特林要求日本保持中立，不妨同样拒绝向英俄交战双方提供维修船舶的便利或补充给养。但担任翻译的译员乙吉英语水平太低，竟误译为英方要求给予维修军舰并补充给养的权利。水野亦因错就错，以为斯特林提出了与佩里相同的要求，经请示幕府老中阿部正弘，10月14日与斯特林订立《日英修好条约》，同意日本向英国开放长崎、箱馆两港，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承认英国指挥官有处理登陆官兵犯罪者的权利，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英国在日的领事裁判权。《日英修好条约》使英国轻而易举地获得对日殖民权益，斯特林喜出望外，英国外交部也愉快地迅速批准了因日方人员失误而订立的条约。　　斯特林舰队带着意外的收获离日20天后，11月8日，普提亚廷舰队驶入大阪湾的天保山近海下锚驻扎，要求立即举行缔约谈判。俄国舰队停泊在京都附近海边的消息，今日本举国震动。幕府急忙派筒井政宪、川路圣漠等“俄罗斯应接挂”前来与普提亚廷谈判。俄国舰队移至下田，12月22日双方举行正式谈判。次日，下田一带忽遭8.4级大地震的袭击，大海啸同时发生，普提亚廷乘坐的2000吨帆船“黛安娜”号被风浪掀翻击毁。谈判一时中断，不久重新开始。1855年2月7日，双方订立《日俄修好条约》。规定日本向俄国开放箱馆、下田、长崎3港；给予俄国最惠国待遇；双方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在划定北方国界方面，双方同意库页岛维持现状，千岛群岛以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为界，择捉岛归日本，得抚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归俄国。　　通过这项条约，俄国取得得抚岛以北的日本固有领土千岛群岛，并首次将领事裁判权载入条约正式文本，日本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作为缔约谈判之外的一个收获，是日本工匠在伊豆西岸君泽郡户田为俄使造新船的过程中，学到制造大型船舶龙骨技术。3个多月后，仿造出100吨的君泽型双桅帆船，迈出了近代造船业的第一步。　　日本先后与美、英、俄等国谈判缔约的动向，使得与幕府保持了200余年联系的荷兰焦躁不安。早在1852年佩里舰队来日本之前，新任驻长崎出岛的商馆馆长裘尔西斯就奉国王之命，预报美国舰队将来日本闯关的消息，建议日荷抢先订立条约，以便对付佩里，被幕府拒绝。美、英、俄与日本缔约后，幕府无法拒绝荷兰，只得在1856年1月30日订立《日荷修好条约》，使荷兰均沾美、英、俄3国对日权益，并同时废除了锁国以来幕府对出岛荷兰商馆的各种限制。从此，荷兰人终于迈出了出岛狭窄的小天地，日荷两国建立了近代的邦交关系。　　哈里斯赴日　　根据日美《神奈川条约》的规定，1856年8月21日，首届美国驻日总领事顿赛德·哈里斯（Harris，Townsend，1804—1878年）乘军舰“圣加辛特”号驶入下田港。下田奉行忙禀报幕府，幕府出于无奈，只得接受哈里斯来日，并同意其居住在下田郊外柿崎的玉泉寺。9月4日，哈里斯主持了开馆升旗仪式，成为第一个驻日本的外国使节。在当天书写的日记中，哈里斯记述道。　　由于兴奋和蚊虫的袭扰，只睡着了一会儿——日本的蚊子个头不小。上午7时，水兵们扛着旗杆登陆。艰苦的工作，进展不顺利的作业，圆杆跌落，横梁折断，幸好无人受伤。在舰上人员的协助下，终于把旗杆竖立起来。水兵们围绕旗杆列成圆形队列。当天下午2时30分，我升起了在日本帝国未曾见过的“第一面领事旗”。严肃的反思——巨变的前兆——新时代毫无疑问地开始了。①　　哈里斯颇以亲手升起星条旗而自豪，同时也因将亲手开创一个新时代而兴奋。与佩里动用军事威胁手段、以船坚炮利迫使日本开国缔约、取得向日本扩张殖民权益有所不同，哈里斯决心凭三寸不烂之舌，利用东亚紧张的国际形势，背靠美国优于日本的国力，达到缔结日美通商条约、进一步巩固和攫取殖民特权的目的。　　哈里斯出身纽约的陶瓷品输入商家庭，耳闻目染，养成既擅长争利于市、又敢于冒险大洋之外的美利坚商人习性。40岁时家道中落，陶瓷贸易行倒闭。哈里斯不甘冷落，又到一艘货船上跑起单帮来。数年间来往于远东各地，倒增长了不少对中国、印度、日本的了解。但商海沉浮，终不见飞黄腾达的前景，哈里斯转而从政，1854年出任美国驻中国宁波的领事。任职不久，难耐这一闲职的寂寞，于是辞职回国，再寻出人头地的其他机会。此时，正值美国政府讨论驻日总领事人选，哈里斯急欲谋得该职，遂在纽约商界中挖门子、拉关系，以至求到佩里门下，恳请推荐。多方奔走的哈里斯终于如愿以偿，1855年彼美国政府任命为首届驻日总领事。　　①〔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19卷），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72页。　　哈里斯升旗开领事馆1个多月后，第二次鸦片战争骤发。决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取得更多殖民权益的英国和法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和传教士被杀，组成联军进攻中国。战火再次在日本的邻国燃起，幕府当局胆战心惊，十分害怕战祸东移。哈里斯摸清了幕府上下的避战心态，乘机开展外交攻势，对下田奉行软硬兼施，要求订立新条约。1857年6月17日，双方订立《日美协约》（《下田协约》），规定日本向美国开放长崎港，同意向箱馆派驻副领事，允许美国人居住在长崎、箱馆；取消开放口岸美国人员散步区的限制；准许日美金银币可同种同量交换；给美国以片面的领事裁判权等，增加了日美条约关系中的不平等成分。　　《下田协约》的订立，为最终订立日美通商条约开辟了道路。哈里斯看透了幕府妥协迟让的虚弱本质，决心抓住时机，扩大外交成果。于是，借口要向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面交美国总统庇亚斯的亲笔信，要求前往江户城。　　正当幕府为是否破天荒地在江户接待欧美国家使节而头痛不已之时，荷兰和俄国不约而同地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继《下田协约》后，另订日荷、日俄新约。幕府穷于应付，焦头烂额，只得于1857年10月16日和10月24日，分别与荷兰、俄国签订《日荷追加条约》和《日俄追加条约》。日本被迫趋向认同自由贸易原则，承认在长崎、箱馆的贸易量不受任何限制，承认旅居日本的外国人信教自由。哈里斯冷眼旁观日荷、日俄之间的谈判与缔约，既为缔结日美通商条约的时机日见成熟而高兴，也为荷、俄两国的竞争而担忧，于是更加起劲地要求前往江户。几经交涉，幕府同意了哈里斯的要求。　　1857年11月23日，哈里斯启程前往江户，随同人员有美籍荷兰人译员修斯凯等。下田奉行派属吏菊名仙之丞带持枪武士、轿夫、脚夫，护送哈里斯一行上路。哈里斯乘坐轿子，如同参觐交代的大名一样，享尽风光。行至重要关卡箱根时，哈里斯拒绝接受守备人员的检查，招摇过关。一路上，哈里斯还特别留心观察神奈川等良港，盘算着如何以新口岸代替地处偏僻之乡、交通不便的下田港。经过7天的长途跋涉，11月30日，哈里斯一行进入江户，被迎人九段坂下着书调所的宿舍中安歇。在当天的日记中，哈里斯不无得意地写道：　　今天是我进入江户的日子。此行乃我的人生旅途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在日本历史上将成为最重大的新纪元。我——哈里斯，是在江户城受到欢迎的第一位外交代表。①同年12月4日，幕府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会见哈里斯，协商拜会将军事宜。　　12月7日，哈里斯和修斯凯在幕吏引导下，携带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和礼物，进入将军居城，会见德川家定。在例行的问候致辞、赠送礼物和相互交谈过程中，身染异病的将军家定虽心情很好，言语清楚，但在交谈的短暂沉默时刻，将军好几次莫名其妙地把头扭向左后方，连连蹬踏右脚，姿态奇异，大失风度。相形之下，哈里斯始终保持着尊严，进退有度，并郑重其事地呈交了要求修改《神奈川条约》并另订日美通商条约的总统亲笔信。　　次日，哈里斯声称有涉及日本切身利益的“重大情报”需要传达，要求会见堀田正睦。12月12日，哈里斯与修斯凯访问堀田官邸，对倔田等幕府要员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在演说中，哈里斯危言耸听地大谈英国即将进攻日本，向倔田等施以战争恫吓。哈里斯历数了英国对印度的武力征服、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预言征服狂英国人早已对《日英修好条约》不满，不久将派出由50艘蒸汽舰围攻日本，形势极其危险。哈里斯继而谈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与俄国在远东的对立并未缓解。为对抗俄国，英国必占领台湾、库页岛和虾夷地，法国则试图谋取朝鲜。面对虎狼之贪的英法两国，为日本计，幕府应尽速与奉行和平方针的美国订立通商条约，强调缔约的3项原则是派驻公使、自由贸易和增开港口。他声称待日美缔约，其他列强自然以此为准、与日本订立条约。这样，以和平谈判方式缔结的日美通商条约将成为日本安全的屏障。为说服幕府同意自由贸易、再辟新港、进驻公使，哈里斯颠倒黑白，硬说印度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它未与欧美国家订立条约；中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拒绝外国向北京派驻使节，日本应引以为戒。　　①〔日〕小西四郎：前引书，第81-82页。　　哈里斯的长篇演说，令堀田等如坐针毡。虽说演说内容并无任何重大机密，但日本面临的形势确实严重。待哈里斯落座饮茶时，堀田表示十分感谢美领事的详细报告，但缔结通商条约事关重大，必须容些时日，与有关方面协商，再作答复。12月16日，堀田将美国总统亲笔信和哈里斯演说的要点通报御三家等诸藩大名，征询意见。不久，幕府收到23份签复意见书，除6份意见书明确表示拒绝缔结通商条约外，其他意见书或持积极立场、或追于无奈，均主张缔约求和，防止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延烧到日本。堀田等人暗中松了一口气，筹划如何答复哈里斯。　　在发表演说后的近1个月内，每天在蕃书调所宿舍中等待消息的哈里斯越来越不耐烦。1958年1月8日，哈里斯紧急约见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指责幕府如此迟迟不作答复，是对美国总统的侮辱，困坐宿舍不啻软禁。如果幕府不尽快举行缔约谈判，就立即返回下田，让大炮和军舰出来对话！哈里斯终于丢掉彬彬有礼的外交客套，搬出炮舰政策来施加压力。实际上，美国在远东的舰队全部被调往中国沿海，或用来保护侨民，或策援英法对中国的侵略，哈里斯无法调动任何一艘军舰。然而，对海外情报知之不多且过迟的幕府却被哈里斯的虚声恫吓制服。1月14日，堀田会见哈里斯，表示立即开始缔约谈判。随后，幕府任命参加过日荷、日俄追加条约谈判的目付岩濑忠震与井上清直为日美谈判的全权代表，准备与哈里斯展开交涉。　　1月25日至2月25日，双方以哈里斯早已译成荷兰文的通商条约草案和贸易章程草案为基础，先后举行了13次争论激烈的谈判。争论围绕承认自由贸易原则、开港地数目、公使进驻江户以及开港地外国侨民的居留地、外交豁免权等问题展开。以缔结通商条约为最大使命的哈里斯，将自由贸易原则视为缔约谈判中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竭尽全力突破幕府掌管外贸的会所贸易限制，终于达到目的。同时，又利用日方谈判代表对国际法的无知，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制、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构成不平等条约基础的内容塞进条约草案，催促日方认可，轻而易举地在谈判桌上取得英法动用刀兵方在中国劫得的殖民特权。对于日方代表因循古代从中国进口铜市并在国内自由流通的惯例，主张内外货币自由输出入，甚至在日本国内自由流通外国货币等自损国家主权的失误，哈里斯佯装不知，笑纳这些送上门来的意外收获。　　谈判结束后，堀田正睦为堵住缔约反对派之口，特请将军出面召集大名，解释缔约谈判经过，并准备动身赴京都，亲自请求天皇对条约的敕许。为此，堀田请求哈里斯同意两个月后举行签约仪式。对此，哈里斯欣然允诺，动身返回下田，调养操劳过度、染上重病的身体。　　同年4月18日，哈里斯再次抵江户，等待签署条约。6月1日，请求条约敕许、却被天皇驳回的堀田正睦回到江户。6月4日，因第13代将军继嗣问题而成为堀日政敌的彦根藩大名并伊直弼出任大老，更使首席老中堀田灰心丧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主动对美交涉。　　所谓将军继嗣问题导源于亲藩、谱代乃至外样大名之间的权力之争。1853年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任职后，恰逢佩里叩关、哈里斯来日、列强威逼日本的多事之秋。国难当头，急需一位铁腕将军来掌握全局。然而，家定身体虚弱得坐也坐不稳，又无子嗣，只得从拥有推选继任将军特权的御三家或御三卿等德川家族中选任第14代将军，按照惯例，选任将军本来是德川氏的“家事”，不容外姓大名置喙。然而，随着在开国问题上雄藩逐渐拥有发言权，选往指挥诸路大名的征夷大将军，也成为雄藩大名发表意见的“公事”。在继任将军的具体人选上，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纪伊藩新宫城主水野忠央等幕政独裁派坚持血缘首位论，极力推举家定的表兄弟、年方8岁的纪伊藩藩主德川庆福（后改名家茂），被称作南纪派；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等幕政公论派则拥立年满17岁、聪明而颇罕人望的德川（亦姓—桥）庆喜，被称作一桥派。在对外交涉中涌现出来的开国论幕吏川路圣谟、岩濑忠震、堀田正睦等支持一桥派。刚愎自用的井伊出任大老后，利用职权游说家定并联络亲藩、谱代大名，确定德川庆福为第14代将军，接着便将川路等降级左迁，打击堀田重用的幕吏，削弱了堀田与哈里斯对阵的实力。加之天皇朝廷拒绝敕许缔约，堀田左右为难，一再要求哈里斯体谅幕府当局等待天皇敕许的难处，推迟签署条约。　　哈里斯看出堀田一时难脱窘境，无意徒耗时日，在6月上旬的3次会谈中催逼堀田表态。他扬言：幕府当局如此固执地等待敕许，表明日本真正的主权在朝廷；然而，幕府将军冒充日本国家的主权人接受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简直是对合众国的欺诈行为；因此，若主权在朝廷，本人将前往京都再行交涉；当然，凶暴的英法两国也会直奔京都。哈里斯这番否认幕府外交权的言论，震动了幕府当局，老中们被迫联名画押，提出立即签约的保证书。哈里斯这才同意签约延期至9月4日，并悻悻然地离开江户、重返下田总领事馆，加紧策划新的行动。　　同年7月23日，美国军舰“密西西比”号突然驶入下田港。两天后，佩里第二次叩关乘坐过的旗舰“波瓦坦”号也循踪而来。两艘战舰的到来既增加了哈里斯开展外交的军事实力，使其兴奋不己，同时也带来了令其不安的消息，即英法两国已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极有可能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派遣舰队前来日本，与美国展开对日缔约的实力竞争。于是，哈里斯自食其言，不等签约延期期满，立即行动起来。7月27日，他乘“波瓦坦”号驶入江户湾小柴冲海面。28日夜，哈里斯约请岩濑忠震登舰面谈。竭力描述日本大难临头的可怕情景，提出以立即签署日美通商条约为条件，美国愿意在英法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出面斡旋。一席话说得岩懒心惊肉跳，下定签约的决心，并说服持签约延期论立场的大老井伊直弼，同意不待天皇敕许，为避免战祸而立即签约。　　1858年7月29日，日方代表井上、岩濑登上停泊在小柴冲的“波瓦坦”　　号，与哈里斯等共同出席签约仪式，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和《日美贸易章程》。日本同意美国向江户派驻公使、向开港地派驻领事，美国驻日外交使节在履行公务时，可在日本内地旅行；继续开放或增加开放神奈川、长崎、箱馆、新泻、兵库等5港，神奈川开港半年后，封闭下田港，另辟江户、大阪为商埠；在开港、开埠地，设置美国公民自由出入、享有居住权、货屋租赁权和基督教自由信仰权的居留地，形同列强在中国设置的租界；尊重自由贸易的原则，即双方国家的民间贸易不受任何限制，自行交易，日本官员不得干涉；对输出入商品实行协定关税率，日本对美国输出品关税率均从价5％，美国对日本输出品夫税率为免税、5％、20—35％不等，日本无权自主确定关税率；外国货币可在日本国内自由流通，内外货币可同种等量交换，铸币和当地金银可免税输出入；美国驻日使节拥有领事裁判权；日本若与欧洲国家发生争端时，美国可应日本请求并作为委托人、居中斡旋调停；条约有效期为14年，届时可改订新约等。　　列强得知《日美友好通货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纷纷前来分沾利益，与幕府订立条约。1858年8月18日，滞足江户的荷兰理事宫克尔裘斯与幕府订立《日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贸易章程》；同月19日，率先迫使中国订立《天津条约》的俄使普提亚廷乘舰来日本，与幕府订立《日俄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8月13日，英国舰队司令额尔金率舰队驶入江户湾，8月26日以《中英天津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为蓝本，迫使幕府订立《日英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8月19日，法国舰队司令格罗男爵率军舰驶人品川近海炫耀兵威，10月9日与幕府订立《日法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　　1858年7月29日至10月9日，70余天中，美、荷、俄、英、法等5国先后与日本订立了通商条约，取得自由贸易权、关税率协议权、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殖民特权，日本则在贸易、关税、司法等方面丧失国家主权，濒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边缘，处于被欧美列强压迫的从属地位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1858年，时值日本年号的安政5年，日本与上述欧美5列强订立的条约亦称“安政五国条约”。以这些条约的签订为标志，长达200余年的锁国体制基本崩溃，日本进入危机四伏、前途未卜的动荡时期。　　日本开国不仅是宣告日本近代史肇始的大事件，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汇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一环。从此，日本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来说，日本开国另有一番意义。马克思曾就此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概括。1858年10月8日，即“安政五国条约”陆续订立的重要时刻，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①　　①〔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用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第348页。　　挑战与机遇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对东亚诸国殖民征服的压力有增无减，西北太平洋从此不再太平，幕府的锁国体制面临巨大挑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佩里舰队叩关于先，哈里斯挟英法战胜中国之余威、迫使幕府订立条约于后，欧美列强接踵而至，将一项项下平等条约套在日本的头上。日本丧失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面临着关乎生死的最严重的挑战。　　机遇与挑战俱来。由于地理条件的得天独厚，地处日本西方的中国成为阻挡欧美列强自西而东、从南至北冲击日本的屏障；也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吸引了为开拓世界市场、蜂拥而来的欧美资产阶级的注意力，无形中减缓了对日本施压的严重程度。结果，在西力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成了日本预警装置，使之得以从中国事变中汲取教训，寻求对付外压的相应措施。　　加之中国的多次武力抵抗、印度的民族大起义，以及列强间的争夺与矛盾或国内改革乃至国内战争的频发，阻滞了列强控制日本的速度和势头，在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了回旋余地，使之赢得求生存、谋变革的宝贵时机。幕藩领主在1853年佩里首次叩关的第二年，先后开始了安政年间（1855—1860年）的改革。改革以加强军备和了解世界为中心，一时颇有声势。　　作为幕府安政改革的先声，1853年8月，幕府命令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参与有关海防的幕政，齐昭随即提出加强海防的10条建议。同月，幕府免除诸藩修建江户城将军居所西丸的工程费，用以充实武备，又在江户汤岛开设铸炮场。9月，幕府责成长崎奉行与荷兰商馆联系，委托馆长采购军舰、枪炮和军事着作；10月，幕府取消诸藩建造大船禁令；11月，幕府在浦贺修建造船所；12月，幕府采纳德川齐昭的意见，发布《海防大号令》，同时下令规范船舶、枪炮名称及操作用语，禁止使用洋语、洋字。1854年1月，幕府命中滨万次郎翻译外交文书，将隅田川河口的石川岛划为造船所建筑用地，委托水户藩负责工程及运营，同月动工建造洋式木制帆船“旭日”号。3月，幕府督促负责江户湾警备的熊本藩等5藩建造大船。6月，在浦贺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洋式帆船“凤凰”号下水；同月，幕府命令江户町民捐款，以加强海防，维修皇居。7月，幕府宣布松前藩领地箱馆及附近地区为幕府直辖地区，增设箱馆奉行，加强管理；同月，马力150、炮6门、吨位为400吨的荷兰军舰“逊宾”号驶入长崎港，幕府随即以此舰为教练舰，改名“观光”号，派员学习洋式造船航海技术。8月，幕府宣布以白地红日的日章旗为日本船舰的标志旗。　　1855年1月14日，建元安政，幕府以更大的规模，加紧改革。在对外方针上，自1854年先后与美、英、俄等国订立“修好条约”后，幕府不再沉面于开国或锁国的犹豫之中，日益明确地选择了果断的开国方针。1855年11月，幕府任命积极主张开国的“兰癖”（即“兰学迷”）——佐仓藩藩主堀田正睦为首席老中，次年复命堀田为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取扱”，一如外相。在堀田主持下，迅速形成开明的官僚集团，主要成员包括勘定奉行松平近直、川路圣谟、水野忠德，大目付迹部良弼、土歧赖旨，若年寄本多忠德，目讨岩濑忠震、大久保忠宽等。其中，多数为1845年设立的主管外交与海防的新机构“海岸防御挂”（“海防挂”）的成员。在他们主事期间，幕府的外交很快摆脱被动局面，在加强海防、建设近代洋式海军和了解外界等方面，迈出积极步伐。1855年3月议创洋学所，10月正式成立这一负责翻译、讲授西洋着作或外交文书的新机构，1857年2月改称蕃书调所，招收幕臣子弟加以培训。在上述机构中，集中了各藩富有朝气的优秀洋学者，如津山藩武上箕作阮甫和津田真道、小滨藩武士杉田成卿、萨摩藩武士寺岛宗则、津和野藩武士西周、长州藩医师大村益次郎等。这批人不仅在幕未力倡西洋近代科学，许多人还成为明治初年文明开比乃至对外交涉的佼佼者。　　洋学所成立不久，1855年12月幕府又在长崎创办海军传习所，聘请“逊宾”号的军官、轮机师、水手传授近代海军技术，选拔幕臣、诸藩武士中的俊良之才，集中到海军传习所学习，培养了胜海舟、榎本武扬、五代友厚、川村纯义、佐野常民、中牟田仓之助等一批近代军事、商贸人才，奠定了日本近代海军的基础。　　在加快培养人才的同时，欧美式军备建设也在加紧进行。1855年1月，幕府在江户城的铁炮洲、一桥门外等处设置6所军事训练场讲武场，推广洋式操练和炮术；8月，幕府命令旗本、大名学习采用洋式枪手作战阵法，并在江户汤岛铸炮场制造洋式枪械，以满足洋枪队装备的需要。1856年5月，幕府老中堀田正睦等亲临江户驹场的校兵场，检阅江川英敏指挥的洋枪队，以示对欧美式新军的重视。1857年4月，幕府命矢田堀景藏率海军传习所传习生，乘“观光”号自长崎抵达江户湾品川，实现了日本人驾驶洋式军舰的首次远航；9月，聘请以卡廷德盖为首的第二批荷兰海军传习教官团来日本，教官团乘坐的军舰“雅班”号，为幕府在荷兰定购的军舰，后改名“咸临”号，成为第一艘横渡太平洋、远航美国的日本军舰。1859年7月，幕府发布命令，允许诸藩大名、旗本、武士等前往开放口岸购买洋式军火。　　开国后，幕府还逐步修改支撑锁国体制的禁止天主教方针，竭力避免与欧美列强发生宗教冲突。1858年2月，长崎奉行奉命发布通告，宣布自次年春季起停止执行传统的甄别天主教教徒的“踏绘”；1859年，法国传教士吉拉尔以驻日总领事译员的身分进入江户，开锁国以来传教士首次步入江户城的先例，幕府对此予以接受；同年10月，美国长老会派传教士海本夫妇乘船到神奈川，顺利登陆入国；随后，美国改革派教会传教士布拉温、西门子等纷纷于11月抵达神奈川，同月传教上麦尔迈在函馆建立锁国后的第一座临时教堂。至此，禁教已形同虚设。　　从1853年佩里首航日本，至1858年“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前后不过5年。短短的5年期间，幕府安政改革的洋务之风劲吹东风，新奇事物层出不穷。在军备种类、水平以及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把握等方面，日本与欧美诸国的距离大大缩短。尽管幕府在欧美列强的武力威胁面前一再退让，然而在采西学、师洋技、造舰铸炮、练兵自强等洋务新政的实施中，阿部、堀田们却表现出相当开明的态度，颇值得赞许。为筹措筑垒、铸炮、造舰和组建洋式陆海军等的军费，幕府多次命令江户、大阪的町人捐款，并通过改铸货币增加幕府财政收入。即使如此，仍无法凑足必需的经费，许多工程、如品川的第四座炮台即因缺乏经费而半途停工。天保年以来的财政赤字有增无减，经费困难造成幕府的安政改革迟缓而乏力。　　在幕府推行安政改革的同时，诸藩也在进行改革。诸藩的安政改革涉及军制、军备、财政、农政、民政等多方面，比侧重军事方面的幕府安政改革更具活力。在长州藩，继村田清风之后主政的周布政之助，顺应藩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推行调动商民积极性的各项措施；采用洋式军制、学习洋式海军技术、构筑炮台、铸造洋式枪炮、建造洋式船舰；振兴洋学、搜集有关世界形势的情报、刊印世界地理、国情和军事着作，鼓励藩士研修学习。　　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大胆、积极地启用人才，破除门第束缚，使那些从前在主君面前三缄其口的下级武士们取得发言权，得以对藩政发表意见，从而为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时代风云儿的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萨摩藩，在锁国时代与琉球有密切联系，因而对欧美列强威压日本和琉球反应强烈；加之与长崎同处九州，较易从长崎摄取兰学等西洋文化。因此，当相对开明的岛津齐彬出任藩主后，萨摩藩的安政改革颇有气势。1857年7、8月间，岛津齐彬在鹿儿岛开集成馆，馆内设熔铁炉、玻璃场、陶瓷场，采甲西洋机械，有各类员工1200余人。次年，荷兰教官团首席教官卡廷德盖前来参观，对集成馆内巨大的炼铁场、制造炮身用的穿孔盘乃至仿制的电信机、洋式枪炮、美国式农具、蒸汽船等印象深刻，认为萨摩藩主具有相当旺盛的策划精力与才能，与长州相似，在推行洋务过程中，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家臣武士乘启用人才的风气崭露头角，成为萨摩藩安政改革以及游说京都朝廷的活跃人物。　　在土佐藩，1850年有名君称誉的山内丰信出任藩主，排斥藩内保守的门阀势力，重用改革派人物吉田东洋，推行以铸炮造船、采用洋式炮术。力倡洋学的藩政改革。在吉田的提携下，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一批俊秀之才涉足藩政，井由此奠定日后腾跃政坛的基础。在水户藩，以藤田东湖为首的改革派们，顶住保守的门阀重臣势力的压力，坚持以加强海防为中心的藩政改革。在这一尊王攘夷的水户学之乡设立炼铁的反射炉，建造大船，试行洋式兵制，1S5S年7月铸成时刁短炮。在肥前藩，藩主锅岛齐正倡导军备先行的藩政改革，一呸座炉体高大的反射炉矗立起来，而且早在18H年g月肥前藩已铸成火炮，成为诸藩建炉铸炮竟相模仿的榜样。类似的诸藩安政改革，北起字和岛藩，南至萨摩藩，一时间，几乎遍及全国。　　由幕藩领主在安政年间掀起的改革浪潮，其目的在于维护开国后日趋上崩瓦解的幕藩体制。或者说，这场由幕藩封建领主主导的日本式洋务运动是领主们自救自存的一番举动。对日本来说，起始于佩里叩关并由哈里斯缔约而加大其冲击力度的外压，表明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已汹涌而来。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幕藩领主的安政改革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封建统治体制行将崩塌，并将不可避免地把领主们变成匆匆的历史过客。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锁国时代默默无闻，而在开国后瞬息万变的时代漩涡中脱颖而出的中下级武士代表人物。这批人物思想敏锐，敢作敢为，是幕未政治舞台上一颗颗闪光夺目的新星，呼唤新时代到来的筹划人、鼓号手和开路先锋。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吉田松阴（1830—1859年），出身长州藩萩城的下级武士家庭。自幼聪明好学，黯熟儒学、国学和兵学。由于成长于天保年外患内忧的动荡时代，因此在研修学问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以致用、关注内外形势变化的经世学风。　　特别是1850年随藩主来到江户后，师从著名洋学者佐久间象山，初步了解了海外大势和欧美军事力量的强大，转变为开国攘夷论者。1853年佩里首次叩关时，吉田松阴闻讯连夜从江户赶往浦贺，亲眼目睹了美国舰队的坚船利炮，也为幕吏武士们的张皇失措而扼腕慨叹，萌发了超越藩意识的国家民族观念。在时文《将及私言》中，他提出“天下乃天朝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为幕府私有”的主张，既表达了尊王意识，也反映了对幕府的不满。此后他愈加勤奋地研修洋学，认为天下之忧在外患，为对付外患则应了解西洋和欧美的军备兵事。1854年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本逼迫幕府缔结修好条约时，吉田松阴在其师佐久间象山的支持下，与涩木松太郎乘夜色掩护，驾舟驶近停泊在下田的美国舰队，登上旗舰“波瓦坦”号，要求佩里将他们带回美国，以周游世界，增长海外见识。佩里强调必须经过幕府的许可，方能带吉田等出国，婉言拒绝了其请求。在日记中，佩里称赞吉田和涩木是“两位为了追求知识而不惜命，既有教养又很热情的日本人”，感叹“如果日本人都拥有这样远大的志向，这个国家的前途不知将会是何等的辉煌，这个国家的命运不知将会有何等的希望。”①　　吉田偷渡未果，因触犯幕府的禁令被囚押在萩城监狱。次年，吉田被遣押回家软禁。虽遭挫折，吉田尊王报国初衷未改，继续宣讲开国攘夷的主张，吸引大批有志青少年前来听讲。1856年9月得藩当局许可，吉田设松下村塾，开讲《武教全书》及世界大势，门徒愈众。松下村塾一时远近闻名。吉田授业不计门第，塾风清新奔放，师生关系一如朋友，共同切磋图存救亡之道。　　在松下村塾，人才辈出，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号称“松门双壁”；如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等，后来均为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称松下村塾为“领袖摇篮”并非过誉之辞。　　作为尊王攘夷思潮的一代宗师，吉田松阴的言论影响深远。从尊攘思想出发，吉田将尊王视为复兴日本的大义，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此大义乃圣经明训，岂能不知”，要求其门生“明皇道而建国体”，重振天皇朝廷，建立一君万民体制②；对外，将“航海通市”作为“振雄略”、“驭四夷”的“国家大计”，具体的构想是与美、俄两缔约国保持友好关系，“乘隙富国强兵，开拓虾夷，夺取满洲，占领朝鲜，合并南地（东南亚），然后挫美折欧，则事无丁克”，③勾划出后来日本对外扩张的蓝图。在构思上述内政外交方针的过程中，吉田松阴曾最先寄希望于幕府、诸侯，不久即深感失望，认为幕府已被违敕的奸贼井伊直弼之流所把持，诸雄藩受制于人、难有作为，转而疾呼“草莽崛起”，即“独立不羁三千年之大日本，一朝受人羁缚，令血性男儿不堪忍耐。如使拿破仑起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当今无论幕府还是诸侯，如醉如痴、已无扶持之木；尚能指望者，唯崛起于草莽之人”。①吉田松阴对倒幕维新运动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培育了一大批倒幕维新运动的骨干，提供了尊王攘夷风潮的基本思想，同时，也为近代日本的世界战略预作敷设。　　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出身信浓国松代藩的下级武士家庭。早慧，有文才，少年时代即闻名藩内。1833年赴江户求学，师从硕儒佐藤一斋，潜心研究格物穷理、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同时也以穷理精神钻研西洋军事，向洋式炮术专家江川英龙学习炮术知识，苦学荷兰语，成为著名洋学者。1839年在江户神田开设象山书院，招徒授业，门生胜海舟、吉田松阴、坂本龙马等深受其开国论的影响，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活动家、在幕末的政治斗争中推波助澜。　　①〔日〕加藤佑三：《日本开国小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133页。　　②《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298、325页。　　③〔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①〔日〕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62页。　　1841年，松代藩藩主真田幸贯出任幕府老中。佐久间象山追随藩主参与海防事务，设法搜集有关欧美的军事、科学、文物制度的情报，着力研究海外动向。1842年，他向真田幸贯提出《海防八策》，主张筑炮台、铸大炮、造军舰、兴教育、重人才、明赏罚；1853年，他又向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上《急务十条》，强调当务之急在于打造巨舰、训练海军、组织炮队、修筑海防要塞、选用将才、振奋士气、改革军制、诸藩联防等。1854年，他支持吉田松阴偷渡海外，到欧美国家实地考察。事败后，师徒二人均遭捕押。在狱中，佐久间象山矢志不谕，着《省諐录》以自励省人，认为“一门知礼仪”、“讲明圣学”和“生乎西人启理窟之后”等为“君子五乐”。其第五乐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精细不遗，表里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①在这里，佐久间最早提出日本近代化的基本模式，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在此基础上，日本朝野又在明治维新的改革风潮中，提出“和魂洋才”、“士魂高才”等近代化新模式，迅速找到传统文化与欧美异质文明相互协调、组合的近代化道路，赢得了确定近代化方针的时间，从而有利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历史时机。佐久间象山的贡献显而易见。其之所以作出这一贡献的原因主要在于：佐久间继承了江户中后期经世学派的优秀传统，将儒学和洋学从单纯的道德说教和学术探讨中解放出来，在经世致用化中，将儒学和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他志士，如越前藩的武土桥本左内（1834—1859年），师从绪方洪庵、杉田成卿等学习兰学，得到藩主松平庆永的信任，在1857年越前藩的安政改革中，与中根雪江、由利公正等藩士合作，一展身手。桥本主张通过幕政改革实现国家统一，倡导引进欧美技术、对俄开展合作，形成颇有见解的国家改革设想。同期活跃在越前藩的熊本藩武士横井小楠（1809—1869年）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主张，领导藩政改革，闻名远近。还有安艺藩的赖三树三郎（1825—1859年）继承其父赖山阳（1780—1832年）的尊攘学说，与若狭小滨藩武士梅田云滨（1815—1859年）等组成强有力的尊王攘夷志土集团，在安政年间的政治风云中奔走呼号，井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水户藩的藤田东湖等互通声气、遥相呼应，在将军继嗣、条约敕许、开国与锁国等重大问题上议论横生，指责幕政，孕育成位卑的处士、即草莽志士们痛论时弊的风潮——“处士横议”，对幕府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孕育着开国后更大的政治风暴。　　①《大日本思想全集》，第17卷，吉田书店1933年版，第249页。　　第3章　　尊王攘夷　　刺杀井伊　　1858年（安政5年）夏秋之间，日本政坛的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幕府、朝廷、雄藩之间的较量在升级，矛盾尖锐、达到白热化。6月4日，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处理条约敕许和将军继嗣等政治悬案，7月29日井伊下顾孝明天皇的反对，与美国订立《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公然以“违敕”的不妥协姿态，向朝廷和一桥派雄藩大名挑战；并断然拒绝一桥（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人的请求，于8月4日召集诸大名入将军居城，当众宣布确定纪伊藩藩主德川庆福（家茂）为继任将军。　　井伊的专横引起一桥派雄藩大名的强烈不满，追随大名的武士们更是群情激愤。井伊态度强硬，8月13日下令处分一桥派大名，命尾张藩藩主德川庆胜和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闭上嘴巴、关门反省，责命德川齐昭闭户不出，禁止水户藩藩主德川庆笃和一桥庆喜等入将军居城议政，试图将一桥派的中坚大名们逐出政坛，重建幕府一言堂的独裁体制。对那些游说公卿、策动天皇降旨并严词责备幕府缔结条约和处分一桥派大名的志士，如梁川星岩、梅田云滨、西乡隆盛等，则严惩不怠。10月13日下令在京都逮捕梅田云滨，接着组成由大目付、目付以寺社、町、勘定三奉行为主的侦察、审判机构“五手挂”，在京都、江户举行大搜捕，开始了血腥镇压。镇压持续到1859年11月，史称“安政大狱”。　　在“安政大狱”中，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水户藩武上茅根伊予之介、鹈饲吉左卫门、幕臣家臣饭泉喜内等被斩首；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被迫切腹自杀；梅田云滨、萨摩藩武士日下部伊三次等囚死狱中；梁川星岩被掘棺暴尸；德川齐昭被永久软禁藩内；藩主德川庆笃被监扛；一桥庆喜、德川庆胜、松平庆永被监押；土佐藩藩主山内丰信被软禁；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僧侣月照被追捕投海自杀，西乡幸而获救；青莲院宫尊融亲王、内大臣一条忠香被软禁；公卿前关白鹰司政通、前内大臣三条实万、左大臣近卫忠熙、右大臣鹰司辅熙等被迫辞官、剃度、闭户自省。长达1年有余的“安政大狱”，涉嫌株连者百余人，血雨腥风遍及山川秀丽的东流。　　井伊的铁血镇压，迫使中下级武士和草莽志士们放弃坐而论道的“处士横议”，转而抡起日本刀，以暴力对抗暴力。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开始了伴随着刀光剑影的武力抗暴行动。大老井伊直弼成为志士们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在“安政大狱”中受迫害最重的水户藩武士，则成为初期尊王攘夷的急先锋和袭击幕府要人的突击队。　　1860年1月8日，幕府勒令水户藩交出天皇1年半以前下达的诏敕，在藩内引起强烈反响。郡奉行野村彝之助、金子孙二郎和水户藩吏“奥右笔头取”高桥多一郎、“郡方勤”关铁之介等激烈反对交出诏敕，要求赦免德川齐昭、庆笃，得到藩内众多神官、乡士的有力支持，愈加气势汹汹。然而，朝廷在井伊等压力下，降旨水户藩。同年1月12日藩厅采纳主张妥协的会泽安的意见，决定交出诏敕。消息传开，野村等怒不可遏，在策划以实力阻止上交诏敕的同时，加紧密谋刺杀井伊的计划。3月22—23日，野村召集20余名志士在日本桥和品川的料理亭中聚会，杯献交错之间商定了行动方式、分工负责：决定实行刺杀井伊的日期为当年的上巳节；由关铁之介现场指挥，参加行动的人员由萨摩藩武士有村治左卫门和关铁以下17名水户藩武士组成；野村、金子、高桥等前往京都、大陨或西南诸藩联络各地志士；为向天下申明行动的意义，起草声讨井伊的檄文《斩奸趣意书》。　　1860年（万延元年）3月24日是旧历3月3日。按照旧例，将军府在这个与正月初7日的人日、5月初5的端午节、7月初7日的乞巧节、9月初9日重阳节并列为5大节日的女儿节或桃花节的当日，欢宴幕府高官大吏。大老井伊职位在群吏之上，自然是出席宴会最尊贵的客人。当天清晨，井伊在60余名武士的护卫下，乘轿向江户将军居城进发。几乎在同时，关铁以下18名志士下定必死的决心，集合在江户芝的爱宕山，相互叮嘱一番后，便三五成群地分头走向井伊登城的必经之处——樱田门。作为彼此识别的标志，志士们手持大名、旗本的人名录《武鉴》，扮装成观看大名登城行列的乡下武士，先后抵达樱田门外，等待着性命交关的博击时刻的到来。　　上巳节时值阳历3月下旬，大地回春，含苞待放的樱花花蕾巳压满枝头。　　但万延元年上巳节的前几天，从西伯利亚涌来寒流，连日雨雪交加。护送井伊的彦根藩武士们个个身穿遮挡雨雪的桐油雨披，将刀剑放进防雨的刀套中，缩肩低头，匆匆赶路。上午9时许，井伊一行出现在樱田门外。　　这时，走在最前列的卫士发现有人手持状纸，逼近过来，似乎要拦轿喊冤，直诉苦情。正待喝止，只见那人冷不防拔出利刀，直劈过来，卫士猝不及防，被当场杀死。前卫队正混乱间，突然一声枪响，震耳欲聋。轿中的井伊被击中，动弹不得。卫士们来不及甩掉雨披、抽出刀剑，就被四面八方冲上前来的志士们包围，只得边退离轿子，边抽刀迎战。混战中，发狂的志士们集中攻击井伊的乘轿，一面愤怒地咒骂，一边用利刀乱刺轿中的井伊。萨摩志士有村治左卫门怒吼一声，将奄奄待毙的井伊从轿中拖出，狠狠地割下其首级。一场恶斗过去，樱田门外洁白的雪地上，脚印狼藉，溅满鲜血，井伊大老横尸街头。彦根藩卫土8人被杀，10余人负伤。参加刺杀行动的18名志士1人战死，4人重伤自杀，8人在撤离现场后分别至尤野、熊本藩邸自首，5人逃逸。　　前往尤野藩邸自首的志土斋藤监物交出《斩奸趣意书》，公开了刺杀大老井伊的动机，即击杀“天下巨贼”井伊直弼，是因为他违敕签约、迫害亲王公卿、屠杀草莽志士，必须替天行道，对其加以“天诛”；刺杀井伊是为声讨其不忠与卖国行为，“并非对幕府持有任何敌意”；强调其“至忠之愿”　　是“以天皇的圣意为依据，使幕府政治回归正道，申明尊王攘夷之大义，安定天下万民”。①从上述“趣意书”的内容中，志士刺杀井伊的行动并非否定幕府统治本身，而是排除尊王攘夷的障碍、针对井伊个人的“清君侧”式的暴动。然而，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大老被当众刺杀，登城的旗本闻讯后四散逃跑，围观的江户市民汇集如山、拍手称快等情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幕府威信扫地、丧失人心，迫使幕府不得不改变只知杀关管的高压政策。从倒幕运动的全过程来看，刺杀井伊的“樱田门外事件”的意义在于：其一，志士们从此开始了反抗幕府暴政的实际行动；其二，这种行动打破了诸藩之间隔绝状态，实现了不同藩之间志士们的联合；其三，反幕斗争从此走出“安政大狱”之后的沉寂时期，尊王攘夷运动跨越低谷，进入高潮迭起的新阶段。　　①[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19卷），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155页。　　自佩里叩关起，幕府当局始终面临着如何在外压内忧的双重夹击下，适应形势、维护幕府统治的难题。开国初期，主持幕政的阿部正行、掘田正睦，对内与朝廷、诸藩协调关系，以相对开明的姿态，上通下达、征询意见，设法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步调协同和权力构架的均衡；对外求和避战，与欧美诸国缔结条约，同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充实国力。照此方针处理内政外交问题，幕府尚能在乱世中求生存，甚至或许通过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获得求发展的可能。刚愎自用的井伊出任大老、主持幕府后，虽然对外坚持开国，1858年7—10月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通商条约，1860年2月派“咸临”号舰长胜海舟、军舰奉行木村喜毅等出访美国，完成日本人靠自身力量横渡太平洋的首航，派使节新见正兴等乘美国军舰赴美，出席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创日本使节出访海外的纪录；然而，面对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却失去了阿部、掘田式的开明精神与忍耐力，动用血腥的镇压手段，加以无情镇压，结果激化了矛盾，死于非命。　　继井伊之后，盘城平藩藩主、若年寄安藤信正出任首席老中，关宿藩藩主、寺社奉行久世广周出任老中，形成安藤一久世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幕府对外开国的方针不变。1860年2月接受英国公使阿礼国进驻日本，5月接受法国驻日公使贝尔克尔，8月与葡萄牙订立《日葡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1861年1月与普鲁士订立《日普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1862年1月派遣以竹内保德为首的遣欧使节乘英国军舰访问欧洲各缔约国，谈判开港开市的时间等问题。　　，幕府抛弃井伊直弼的强行镇压方针，竭力修补幕府与朝廷、雄藩的关系。1860年6月，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与关白九条尚忠取得联系，请九条出面斡旋皇妹和宫与将军家茂的政治联姻，展开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的“公”，指朝廷；“武”，则指幕府或雄藩；“合体”，即幕藩领主与朝廷结为一体。公武合体思想早在国学的国体观念和水户学的尊王论中已屡有表述。开国后，幕府权力日益衰微，尤其在“樱田门外事件”中威信一落千丈，更加需要借助天皇的传统精神权威来增强其政权力量，利用“皇威”　　来阻止尊王攘夷派志士的反幕行动，稳定统治秩序。公武合体运动起初以幕府为中心展开，后来则以雄藩为中心进行。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其主体力量有所区别，但在抑制“犯上作乱”的尊王攘夷派志士，维护幕藩领主和上层公卿的既得利益及统治地位方面，两者并无不同，皇妹和宫下嫁将军家茂是公武合体运动的一大代表性举措。其他举措，尤其是为前一桥派大名平反昭雪影响深远。1860年10月，幕府宣布解除对德川庆胜、德川（一桥）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随后又委以重任。这些手握权柄的大名立即成为公武合体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对抗、压制尊王攘夷派志士的干将。　　总之，安藤一久世体制的建立及其对内政策的调整，宣告了井伊式强硬政策的破产，促成幕未日本政坛各种力量的再组合，斗争形势日益复杂。　　尊攘狂潮　　“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后，横滨、长崎，箱馆3港开放，外国公使进驻江户。种种变化，刺激着笃信日本国乃“神国”、道乃“神道”、天皇至尊、欧美诸国不过“夷狄”之邦等丘热民族沙文主义信条的尊王攘夷派志士，非理性的尊攘狂潮随之在日本各地奔腾激荡。尊攘狂潮的掀起，固然有思想的、政治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发挥全局性作用的因素，是开国后日本社会经济构架发生剧烈震荡，各种矛盾白热化。　　欧美列强以炮舰为后盾迫使日本开国，强行将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同时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殖民权益，迅速将日本变为欧美近代大工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无情地摧毁日本小农经济框架，榨取日本的国家财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外商垄断了日本的贸易支配权。由于外商资本雄厚，熟悉国际市场行情，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又在海运、保险、汇兑等方面占尽优势，因此，在日本开港后，他们立即把持了日本的输出入渠道，垄断了日本贸易。直到明治初年，日本90％以上的输出、输入额仍控制在外商手中，阻滞了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展，迫使幕藩领主加重对国内的赋税怔缴和搜刮，以弥补财政亏空。各阶层劳动群众因剥削加重而普遍不满，反抗斗争随之加剧。　　其次，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开国后，欧美大工业制品，如棉布、棉纱、砂糖、军火武器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占领了市场；另一方面，日本的生丝、蚕种、铜、煤等建立在小农业、小手工业基础上的初加工品或原料大量输出。江户时代长期形成的传统棉织业、纺纱业、制糖业，灯油业等基础薄弱，无法与洋制品抗衡而迅速衰落。丝织业则由于生丝大量出口，丝价暴涨而难以为继，开机数锐减，倒闭的织场也比比皆是。即使在洋货冲击下，一些有眼光的经营者转而采用外国机械或外国棉纱而生存下来，但由于技术、原料严重依赖进口，也只能成为从属型加工工场，运营畸型化。　　第三，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开港开市后，外商利用不平等条约中关于外币可在日本自由流通、内外币同种等量交换和金银免税输出入等规定，利用日本与国际市场金银比价的不合理，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大量套购日本的黄金。幕藩领主的金库迅速告罄，财政立即陷入危机状态。为转嫁危机，幕藩领主或改铸货币，通过大幅度降低新市的含金量，补足府库；或滥印藩札，滥发不兑付的纸钞，结果造成货币急剧贬值，触发并不断刺激物价的狂涨，使下级武士和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急剧恶化。寄生于城市的下级武士受到收入减少和物价飞涨的双重打击，生活困顿不堪。在他们当中，积累着不满和愤怒。手工工场的工人因原有产业的调弊而大量失业，失去生计；即或有工作者，其实际工资收入也因物价的飞涨而连年下降，难以养家糊口。农村中，大批农民破产，农民整体上处于急剧贫困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苦不堪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群众的骚动与反抗，为下级武士掀起的尊王攘夷狂潮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与此同时，下级武士将尊王攘夷视为宣泄愤怒、阻止生活继续恶化、维护日本武士尊严的精神信条。锋利的日本刀则是他们采取暴烈行动的主要武器，斩杀外国人是尊攘派武上乐此不疲的行动方式。　　1859年8月发生了首起攘夷事件。同月18日，俄国使节穆拉维约夫率6艘俄国军舰驶入品川港。25日夜8时许，三名俄国官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当时，许多店铺正在营业中，灯火通明，人声嘈杂。这热闹的情景使饱受风浪颠簸和军旅寂寞之苦的俄国官兵变得十分兴奋，一边高声谈笑，一边毫无戒备地信步走去，全未觉察到黑暗角落里一双双闪动着仇恨之光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突然，几条黑影跳将过来，嗖嗖几声刀响，俄国官兵扑倒在地。其中一名俄国人拼命爬进一家店铺里，昏死过去。另外两名俄国人当场被杀死，并被大卸八块，砍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凶手趁黑夜掩护，早已逃得不见踪影。幕府闻讯，大惊失色，忙派专员向穆拉维约夫谢罪，又罢免了神奈川奉行，声明追捕凶手、厚葬遇害者，设法避免了俄国舰队的报复。　　横滨刺杀俄国官兵事件震动了驻日欧美使馆人员，英国公使阿礼国心有余悸地惊叹：如此残忍地斩杀外国人，明显地带有政治感情，尊攘派武士闻讯，个个摩拳擦掌，愈加起劲地乱杀外国人。从1859年10月至1861年1月，发生了多起刺杀驻日使馆人员的暴力事件。1859年10月，一名在横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上街无端被杀；1860年2月，英国公使馆资深译员、日本人传吉在公使馆附近被人用短刀刺死；同月，荷兰船长鲍斯在横滨遇害，在荷兰领事抗议下，幕府被迫赔偿了事，创日本赔偿的首例；此后，法国公使馆的意大利籍雇员又被杀伤。一时间，闹得外国驻日使馆人员人心惶惶，幕府也穷于应付，狼狈不堪。　　在斩杀外国人的攘夷狂潮中，美国驻日公使馆译员修斯凯被杀事件，酿成重大外交事态。修斯凯曾随哈里斯到江户交涉订立《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在驻日外国使馆人员中颇孚人望。1860年9月普鲁士使节奥列伯格赴日敦促幕府缔约时，特意聘请修斯凯担任翻译。1861年1月15日夜晚，修斯凯从普鲁士使节驻地赤羽根返回设在麻布善福寺中的驻日美国公使馆途中，在麻布中之桥附近忽遭袭击，尽管一路上幕府派来的3名骑马武士尽心警卫，刺客仍冲破卫士的阻拦，用刀将修斯凯刺成重伤。修斯凯逃回使馆后不治而亡。同月，法国和英国公使以及荷兰副领事向幕府发起联合抗议，声明驻日使馆人员屡遭杀害而凶手均在事后逃逸等，是不能容忍的；为此，宣布撤离江户，前往横滨暂住，以待幕府采取相应安全保障措施，否则一切后果由幕府自负。在列强的压力下，幕府一边作出安全保证，一边向修斯凯之母赔偿洋元1万元，以息事宁人。　　一连串斩杀外国人的事屡屡得手，使尊攘派志士们兴奋不已。1860年9月7日，长州藩武土木户孝允、松岛刚藏和水户藩的西丸带刀等，在停泊于江户湾品川的长州藩军舰“丙辰”号上秘密聚会，订立《成破之盟》。在这份也称“丙辰号盟约”的文件中，双方约定：水户藩负责“破”，即率先破除条约、实行攘夷；长州藩则负责“成”，即策应后援，处理事态；两藩的共同目标是驱逐“夷狄”，扫除通敌的幕府奸吏。“丙辰号盟约”的订立，意味着尊攘行动将在超越藩界的横向联合中扩大规模，激烈展开。此后，驻日公使馆、特别是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的英国公使馆，成为尊攘派集中攻击的目标。　　英国公使馆坐落在江户城的东禅寺。1861年7月5日，水户藩武士有贺半弥等十几名尊攘派志士制造了袭击英国公使馆的第一次东禅寺事件。　　是日，有贺等志士按照事先策划的行动方案，突然挥舞日本刀冲进东禅寺，在“杀尽英国人”的狂吼声中，与幕府派来警卫东禅寺的200余名卫乓展开激战。英国使馆人员手执步枪、手枪，拼命射击。经过一阵混战，2名使馆人员被杀伤，20余名幕府士兵非死即伤，前来袭击的志士或战死，或负重伤，或被逮捕，无一幸免。水户藩武士的凶悍勇猛之举，导源于水户学排外色彩强烈的尊攘观念，即有贺等在偷袭东禅寺的《趣意书》中所谓：“我等不能对夷狄污染神州袖手旁观，决心基于尊攘大义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将逐步奠定扫除夷狄的基础，以慰天皇圣虑和将军之心。倘能如此，则无上荣幸，万死不辞！”①　　继第一次东禅寺事件之后，1862年6月26日，警卫东禅寺英国公使馆的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在杀伤数名英国水兵后被捕，次日自杀，造成第二次东禅寺事件。1863年1月31日，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品川弥二郎、伊藤博文等十几人，乘夜潜入品川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的建筑工地。走在最前面的伊藤用木锯锯断木栅栏，高杉、久坂等钻将过去，四处点火，将木结构的英国公使馆烧成一片废墟。这是两次东禅寺事件之后，对英国公使馆的第三次袭击。尊攘派志士对驻日使馆的攻击，在外国人当中引起一阵阵恐慌，使他们感到“日本是个令人提心吊胆、有生命危险的国度”。1862年8月赴日担当英国公使馆译员的阿耐斯特·萨托心有余悸他说：“我在赴任前还留在英国的时候，除考虑日本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外，也不得不考虑被剑术高超的武士杀死的危险，所以我购买并携带了大量的火药、子弹、雷管和连发手枪。”他哀叹道：“外国人走出居留地地界时，人人佩带手枪，而且睡觉时也经常把手枪塞在枕下。因此，在当时，大量的手枪畅销日本。”②　　尊王攘夷派志土采取激烈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对国内重大问题取得发言权。然而，以幕藩领主、上层公卿为中心的公武合体派阻碍着尊攘派志土政治上的过快显达。由于传统的藩意识的制约和藩本位之下主君、家臣主从观念的束缚，尊攘派志士很难站在主君的对立面采取对抗行动。因此，幕府高官或朝廷公卿往往成为他们展开攻击的目标，在击灭“国贼”的口号下，实行所谓替天行道的“天诛”，构成尊王攘夷运动的对内行动的重要内容。　　1862年2月13日（旧历正月15日），以水户藩武士平山兵介为首的6名志士刺杀老中安藤信行的“坂下门之变”，就是尊攘派志士对内实行尊王攘夷的重大举动。安藤发起的和宫下嫁政治联姻，引起志士们的不满。关于安藤派国学者塙次郎调查废除天皇事例的传闻，更是火上浇油。志士们断定安藤让和宫下嫁到江户，是企图将皇妹扣为人质，迫使天皇批准条约，若天皇拒绝则废除其帝位。因此，当1860年8月幕府罢免反对和宫下嫁的议奏德大寺公纯，10月天皇以废约攘夷为条件同意出嫁皇妹，1861年11月和宫前往江户下嫁将军家茂，即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热火朝天之时，在江户郊外牙塾授业的字都宫藩武士大桥讷庵也在加紧鼓动门徒反击“形同禽兽的兰学者”和“危害国脉的西洋流”，实行攘夷，痛击国贼，维持国体。与此同时，大桥与平山等水户藩脱藩武士频频联系，筹划刺杀行动。大桥因计划败露被捕，平山等6名志士遂不惜铤而走险。　　②[日]小西四郎：前引书，第246、248页。　　1862年旧历正月15日是为上元佳节，届时旅居江户的诸藩大名循例入城谒见将军，庆贺节日。是日上午8时，将军居城西九里传出咚咚的鼓声，安藤装扮整齐，率随从离开西丸附近藩邸。一行人来到坂下门时，一名男子手举诉状，直奔安藤的乘轿。行至近前。但见那人忽然从怀中拔出手枪，向乘轿连连射击。枪声大作之间，从道路两旁冲来5名手执日本刀的武士，怒吼着杀向乘轿。护卫安藤的50名卫士死战不退，与6名亡命徒般的刺客厮杀在一起。拼死围攻乘轿的志士尽管刺伤了安藤，但毕竟寡不敌众，被卫士全部杀死。混战中，安藤带伤赤足跳出乘轿，夺路而逃。身为老中，临阵逃跑，使幕府的威信再次受到沉重打击。5月安藤引咎辞职，6月久世广周亦被罢免。这样，前后存在不过两年的安藤一久世体制崩溃，幕府政权再度陷入迷乱之中。　　“坂下门之变”的谋刺方式是“樱田门外事件”的再现，其刺激作用也十分相似。尊攘派志士在搞垮了安藤一久世政权之后，又把攻击矛头指向宫廷内部的公武合体派公卿。他们在实行“天诛”的叫嚷声中，对促成和宫下嫁的“四好二嫔”（即公卿岩仓具视、千种有文、富小路敬直、久我建通及嫔妃今城重子、堀河纪子）大加威胁。9月迫使朝廷将他们逐出宫门，蛰居在家或剃发修行。　　在此前后，暗杀“安政大狱”时迫害尊攘派志士的幕吏的复仇风潮，在京都、江户等处掀起。1862年8月，撮合和宫下嫁政治联姻的关白九条尚忠家士岛田左近，因充当过井伊直弼的帮凶、热中公武合体运动，被萨摩藩武士田中新兵卫等斩杀，弃尸京都四条河原；9月，捕吏文吉被暗杀，暴尸京都三条河原；次年2月，曾奉安藤信行之命、调查废黜天皇先例的稿次郎在江户和学讲谈所中被伊藤博文等志上暗杀。暗杀之风愈刮愈烈，甚至连早已作古者竟也无法幸免。1863年4月，尊王攘夷派志士三轮田纲一郎等闯进祭祀室町幕府开创者足利尊氏的京都等持院，用刀砍下足利尊氏及足利义诠、义满的木雕头像，弃之贺茂河原。　　在尊攘狂潮的裹挟之下，诸藩政治倾向急剧变化。在长州藩，1861年5月深得藩主毛利庆亲信任的直目付长井雅乐提出《航海远略策》，主张公武合体，放弃废约攘夷而采用开国进取方针，远航五大洲，弘扬日本国威，压倒全世界。毛利庆亲对长并的主张十分赏识，遂将这种以公武合体、开国进取为中心的方针，确定为藩的基本政策。6月，命长井游说于幕府与朝廷之间，借以提高长州藩的发言权，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由于长井在《航海远略策》中提出的公武合体、废约攘夷不可取的主张与幕府政策一致，而弘扬国威、压倒世界的目标又迎合了朝廷的虚荣心，结果，长井的游说相当成功，长井本人也十分得意。　　然而，长井的公武合体论和开国说引起藩内尊攘派武士的忌恨，以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伊藤博文等为核心的尊攘掀发起弹劾长井的政潮，并在暗中策划刺杀长井的行动汁划。藩内政局不稳，加之尊攘派在各地制造事端，迫使藩主毛利庆亲于1862年7月下令长井回藩闭门思过。随后，毛利庆亲宣布放弃公武合体的《航海远略策》，转而将尊王攘夷确定为举藩推行的基本方针。尊攘派立即实行攘夷的主张占了上风，长州藩成为尊王攘夷的一大据点。　　在萨摩藩，1858年8月岛津齐彬病故，其弟久光的长子忠义继任藩王。　　久光作为忠义的监护人，执掌实权。久光是一个顽固的攘夷论者，主张举藩勤王，并以此为号召，增强萨摩藩对中央政局的发言分量。为此，他重用大久保利通等尊攘派，解除对西乡隆盛的流放，调至藩厅任用；另一方面，久光又是一个以雄藩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论者，热衷于不改变现存统治体制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开展幕政改革，厌恶尊攘派志士扰乱武土内部自藩主而重臣而上级武士而中下级武士的等级序列、动辄犯上作乱、杀人放火的极端行为，不惜以镇压手段来维护统治秩序。1862年5月14日，久光为敦促幕府实行雄藩大名分享政权、尊奉天皇朝廷的幕政改革，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举动，即亲率1000余名藩兵。北上京都。各地尊攘派志士闻讯雀跃不止，久留来藩水天宫神社词官真木和泉、筑前藩武士平野国臣、庄内藩武士清河八郎、长州藩武士久板玄瑞等紧急联络萨摩藩激进的尊攘派志士有马新七等人，试图乘久光率兵进京之机，举行反幕府的暴动。　　实际上，久光在出发时已发出警告，训诫藩士说：“据说有人以尊王攘夷为名，发表过激言论，与各地志士交往联络，图谋不轨。本人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①同时，他派遣西乡隆盛前往京阪地区，劝说志士们稍安勿动。　　然而，西乡却与尊攘派志士声气相通，反欲合伙举事。久光闻讯恼怒，将西乡召回，流放到德之岛，再押送至冲永良部岛。有马新七、真木和泉等有进无退，聚会于伏见的寺田屋，策划刺杀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　　旅居京都的久光派遣奈良原喜八郎、大山纲良等9名剑客前来劝阻，有马等不听劝说，双方由口角而拔刀乱斗。一场厮杀过后，有马新七、田中谦助、柴山爱次郎等8名志士当场被子或身受重伤。萨摩藩激进的尊攘派在这次“寺田屋骚动”中深受打击，标榜攘夷的公武合体论遂成为萨摩藩的基本方针。　　在土佐藩，重臣吉田东洋在前藩主山内丰信支持下，推行尊王、佐幕、开国的温和公武合体政策。乡士武市瑞山、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于1861年9月组成土佐勤王党，主张激进的尊王攘夷论，与吉田的公武合体论激烈对抗。1862年5月，吉田被武市等尊攘派暗杀，但落内公武合体派与尊王攘夷派、勤王党与佐幕派、上级武士与中下级武士的对立继续存在，斗争形势依旧复杂。　　尊攘狂潮的喧嚣声浪，对朝廷也产生强烈影响，公武合体派公卿销声匿迹，三条实美、姉小路公知、三条西季知等少壮派尊攘公卿抬头。1863年1月朝廷设置议政官职“国事御用挂”，同年3月再增设“国事参政”、“国事寄人”，由三条等少壮派公卿专任，控制了朝政，并使朝廷日益具有国政机关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