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行的业务范围不超过南京，它把从欧洲买来的大量商品往那里发送，再从那里购进大批运往欧洲的货物。事实上，“南京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左右中国市场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马戛尔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开设商埠是有道理的，它们可以打开南京的大门。现在，他猜到为什么获准在那里开设商埠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与惯例相左，而且还会对广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胁：他们是唯一与西方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他们给南方提供一个有限的出口市场，而不供应北方。然而，就像太监那样，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让别人做。 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决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像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官衙也不像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盈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 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级，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元旦诏书 就像作为西方元旦的新年礼物，马戛尔尼收到的不是皇帝的一份新诏书，而是12月1日的诏书。这是乾隆同意让人交给特使，以便让他在国王面前替自己解释的。托马斯对这段插曲直言不讳：“1794年元旦。今晨我们获悉皇帝的诏书下了。我们来到住所对面的一个大厅。总督已在里面。” 大家默默注视罩着黄绸、里面放着诏书的轿子。在乐曲的伴奏下，打着华盖，轿子由士兵护送着抬了进来，大家都跪拜在地上，犹如皇帝在场。“当轿子经过时，我们下跪，低头卜［……］这时总督把诏书交给勋爵，勋爵用得体的礼节接过了诏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马戛尔尼把头朝地上低到什么程度。他做得很得体，得谁的体？孩子谈论这个礼仪时，就像他的长辈谈论人粪一样谨慎。 从一个英国读者的角度：特使用英国作者感到最轻松最讨人喜欢的方式描写这些礼节。据他所述，是总督“身着礼服”先来到馆舍，通知他皇帝诏书已到，并“告诉了诏书的内容”。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无非是“皇帝再次表示他对使团感到满意，对英国人有好感，还要对他们表示恩惠和保护”。他提到了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他竭力证实，中国之所以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习惯做法不相容；他也无权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解释。皇帝的权力是带有宗教性的。神权不容别人去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对它稍作调整。 这封信使特使可以免遭英国政府的责难。信里对一切都作了解释：为什么出使失败，为什么帝国停滞不动。 那天早晨，总督“格外地彬彬有礼”；他宣布“两份告示已经贴出去了，要最严厉地惩处那些损害英国人利益，或渎职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马戛尔尼不会彻底失败？读者可以这样认为。 中国人坚持不懈地重复他们的话，马戛尔尼则又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固执也不亚于中国人。他确实在广州了解了情况。直到那时，他的情报都来自设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16个月之前发出的指示，而总部的指示是依据7、8个月前来自广州的邮件作出的，中间的时差是两年。马戛尔尼后悔在11月20日答应了总督的要求把备忘录交给了他。中国人就抢在他前面了：他们给了些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他还得准备一份全面的、把今天的情况也包括进去的材料。 新照会概要重述了代理行的要求。它们是：不再对来自澳门的货物多次征税；东印度公司的船可以直驶黄埔港停泊，以避开澳门险滩；为避免争端，要校准衡器；让英国人买块地扩大代理行；英国人不必每次要求专门准许就可以招募搬运工和水手；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找总督本人！ 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和一场战争，这份新的陈情书才会得到答复。第七十七章 明天的中国（1793年1月13日-15日） 我们是未来的信仰者，我们信赖的是希望，望着的是曙光。 于勒·米什莱 在离开中国之际，马戛尔尼在专心做总结；他以前在解释对话者谜一样的行为时经常出错，但他总结的预言性质直至今天仍令人感到吃惊。 经验使他擦亮了眼睛。他对此进行了思索，并最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当时这些英国人在吸烟室里评论起（尽管在自己人之间）各人幻想的破灭。这次使命失败后，还有“更直接的途径”可以使英国的贸易订入中国。勋爵不同意这些头脑发热人的意见。他陈述了中英交恶可能给两国带来的危害。 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将吃苦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更严重的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把中国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是如此脆弱”，只需外国介入，它立即就会被切断。还有“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这是易如反掌的事。 “葡萄牙人在地球的这部分土地上已经死亡”，澳门“依赖着英国的金钱’”，葡萄牙人的“存在只是个幽灵”。来自马德拉斯的一支小武装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这个宝贵的半岛。“我们也可以定居在伶仃岛”，澳门“就会在很短时间内自动崩溃”。 现在我们是在1794年，19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好像已展现在我们面前。马戛尔尼出使使我们可以画出这段历史的轮廓，我们只需按着轮廓就能确定未来的面貌。 1月和2月，巴瑞托上尉乘“豺狼”号察看了地处澳门和香港间的岛屿。他的报告指出，伶仃和香港适合殖民。1842年，英国确定把香港变为殖民地。正如马戛尔尼所预言的，这种安排造成了“澳门的衰落”。勋爵的另一个预言也将实现：守卫虎门的两个要塞在鸦片战争中将被“六门舷侧炮”摧毁。 他预言：封锁这个海峡，“广州就会窒息”；数百万依靠外贸或捕鱼为生的中国人将“被迫挨饿、抢劫或起义”。中国将处于混乱的境地，这“将使俄国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面对如此有利的时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有的野心就会暴露无遗”。马戛尔尼拥有在俄国供职以及与松筠会谈的经历，他很清楚两次被哥萨克攻克，而两次被中国人收复的阿尔巴赞要塞造成了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冲突。 但是，发动战争就等于中止贸易。联合王国也将遭受巨大损失。“我们在印度的殖民地，因贸易中断，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这词终于说出来了。“在英国，毛纺工业很难从这样的冲击下恢复过来”：估计每年将损失五、六十万英镑，几年后的损失将翻一番。一个正在发展的白铁、铅、五金制品、钟表和其他机械制品市场亦将关闭。英国不仅会失去丝绸，而且也会失去一件“生活必需品”——茶叶（马戛尔尼例确实带了不少幼苗可以在印度栽种）。这里还没有把“商船”和“国库”的那些一点也捞不回来的损失计算在内。 确实，这些损失都是可以弥补的。中国对于英国并非必不可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的市场可以在别处再找回来。对侵略性经济的强烈信心使马戛尔尼兴奋不已。 破败不堪的旧船 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于是，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从最近的将来考虑，“只要尚有一线希望可以通过温和的方法取得成功”，英国的“利益”以及它的”人道精神”应促使它不入侵中国。 马戛尔尼认为克莱夫勋爵的征服天朝帝国领土的计划实在“荒唐无稽”。他要给中国人时间，让他们抓住使团刚刚提供的机会：即对英国人有个好评价，并从而“更礼貌地与他们相处”。 那怎么办呢？应该在广州安排一位由国王委派、同东印度公司分开的全权公使。特使又采纳了钱德明神父的建议。我们的一位见证人夏庞蒂埃·德·科西尼对此是这样评论的：“这位代理人在贸易活动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代表国家，这样他在中国政府面前比一个商行就会更受到尊敬。” 马戛尔尼明确指出：这位国家代表的任务是，“保持使团所赢得的一点进展”，因为它“已使中国政府对英国人有了一个有利的评价”。因为“帝国的最高层人士”由于使团做了工作而抛弃了“偏见”，进而到了“尊敬英国，表示了对英国人的友谊”。证据就是私下交谈时“十分愉快”和辞别时的恋恋不舍。一位精明的外交官应会通过与总督、巡抚、海关监督的直接联系把这种好感维持下去。 马戛尔尼深信，在北京让他负责转交国王的表示中国拒绝与英国保持经常联系的那封信，因为有了最后一份诏书而过时了。在这一点上，他错了。他不明白，中国人之所以谨慎地对待他，那是因为他们不想给英国人以报复的理由。他却以为所有中国人对他的看法都同王大人与乔大人的一样。 他那发自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使他透过不同的习俗来看他的同类。在作为中国人之前，中国人首先是人。他们有些怪，确实如此。“但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也受七情六欲的支配。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但难道他们的怀疑没有道理吗？在英国人去过的世界所有地方，他们哪有不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而不向对方表示蔑视的？”“既敏锐又自负”的中国人必然会发现“英国人的这种乖戾”。 马戛尔尼是人道主义者，所以也是乐观主义者。他像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偏见来自对自己和他人的无知。歌德读了中国小说《玉娇梨》后发现，人类感情的相同点超过了异国情调。马戛尔尼也许会同意这种判断。 只要在广州有一位英国常驻代表就能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了吗？中国当局给予这位代表多大的自由呢？问题不会提出来，因为建议还没有下文：东印度公司消极抵制。 法国人皮隆看见马戛尔尼登船回国：“使团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10年后，他这样分析了马戛尔尼的失败：“我们看到他带着全体随从人员和一部分礼品回到广州，而从中国政府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为什么要来呢？当然不是为了扩大贸易，英国的贸易情况很好。中国人在想：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像在印度那样干涉我们的内务。” 1月8日，罗伯斯庇尔同时揭露了他的“左”派和“右”派——“忿激派”和“宽容派”——对手。13日，“宽容派”的一员，法布尔·德格朗蒂纳由于在清理法国东印度公司财产时渎职而被捕。 在广州湾，“狮子”号船尾朝着香港和伶仃岛扬帆南下。而英国的未来却在那里。马戛尔尼已经摸好了这里的行情。第七十八章 中国人更兴旺发达……（1794年1月13日-2月1日） 走开！让我们保持古老的习俗。 圣·絮·佩尔斯 1月13日晚，“狮子’号在离澳门6海里处抛锚。次日，大风迫使它停在原处。15日，它终于在澳门停泊。英国人将在此停留两个月；一份给乾隆的奏折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处境的：“英咭利人投澳居住须向西洋人赁屋，形势俨成主客。”中葡的关系也一样：可以说在澳门中国人是房产主。葡萄牙人是二房东，而英国人则是三房客。 伟大的卡摩恩的住所 勋爵及其一行受到澳门总督唐·曼努埃尔·平托和首席法官唐·拉扎罗·德·西瓦尔·菲雷拉的欢迎。在码头的欢迎人群里，有一连“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组成、由欧洲人指挥的骑兵”。“他们身材瘦小，脸上有花斑，军装破烂不堪，给人留下极差的印象”。总督和他夫人表现得热情好客。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受辱后，使团现在受到这样的欢迎，实在出乎意料。霍姆斯惊叹：“在一个天主教国家举行这样热忱的接待，实在使我们惊诧不已。教士甚至想在殷勤招待方面超过文武官员。”首席法官“善于观察，很机灵”；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今天仍然如此，澳门的神职人员和公务员宁愿讲法语而不讲英语，尽管香港近在咫尺，或许原因就在于此）。 使团住在英国代理行。马戛尔尼住在上城的一幢房子里，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先生提供的。“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有一个大花园。”卡摩恩从1558年住在这幢房子里写他的史诗《琉西阿德》。 诗人的名字在澳门和在贡伯拉一样富于魔力。由于他给一位夫人写了太充满激情的诗句，被里斯本宫廷驱逐出来；又在一次斗殴中杀死了国王的一名军官而被流放。在澳门，他写诗以使伐斯科·德·迦马和那个时代葡萄牙海上冒险的先驱们的无畏精神永垂不朽。他那“失踪和死亡者财产管理人”的职务使他有些闲暇。在回来时，他自己也差点失踪或死亡：暴风雨打翻了他的船。有人说他一只胳膊露在水面，手里举着手稿，泅水逃生。对一位作家来说这是多么富有象征意义呀！这位被诅咒的诗人真是命运多舛！他被判处为死者服务，像被处罚的中国人一样——这正是澳门的命运，它在苟延残喘中死去。通过文字这个奇迹，他却经历了世世代代而永垂不朽。行动已告结束，而歌颂行动的诗句却流传至今。 含糊不清的主权 安德逊介绍环境：“有人以为澳门是一个岛。错了。它与大陆相连。葡萄牙占领的是一块面积不到4海里长、半海里宽的土地。要越境是很危险的。”这一点始终千真万确。 城市建筑在一块岩石上，房子都为欧洲风格，街道狭窄，顺着山势而上；有几座教堂、修道院，还有市政厅（亦称参议院）。总督官邸和英国洋行。城里有1万中国人，受“皇帝任命的一名官员管理”，还有1000左右葡萄牙人，此外就是各代理行的欧洲人，以及“大量的黑人和亚洲奴隶”。小港防御风浪的条件很好，但码头不能容纳大吨位的船只。一个配备有大量火炮的堡垒俯临全市，可从各个方面防御。“在葡萄牙领土的对面，中国人也建筑了一个堡垒，不让外人入内。” 自负的帝国怎么会容忍这个刺激人的瘊子存在呢？葡萄牙的主权并不像在西方大家想象的那样绝对。事情就像马戛尔尼对皇帝行的礼：各执一词。北京可以把澳门视为中国的领土，里斯本同样也可视它为葡萄牙的领土。赫脱南揭开了这种同居的谜。“中国皇帝向葡萄牙人征收高达50万杜卡托的税额。葡萄牙总督应避免得罪中国官员。”安德逊还说：“双方有各自的警察。如果葡萄牙人对其强大邻居的不断侵权表示反对，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赶走。”一旦发生冲突，那些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击。 1月30日，托马斯写道：“我们参观了澳门的参议院。在那里，我们看到几项授予澳门的特权，其文件用中文刻在石头上。”这些授予的特权完全证明了澳门的从属地位；而只用中文刻写这一点就突出了它们同天朝的紧密关系。拉弥额特神父证实了托马斯见解的正确性。“在参议院这幢房子里，我们看见中国官员让人刻在两、三块碑上的限制性法令。这与领土赠与的概念完全相反，葡萄牙人不喜欢把它们拿出来展示……” 斯当东曾写过：“这些花岗石碑上用中文刻着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人的文件。”全权公使又一次轻信了。而托马斯则再次显出比他生身之父更为精明。当一个葡萄牙人对父亲胡吹北京已同意给葡萄牙的那些虚构的好处时，儿子则一言不发，任其信口雌黄，在一旁辨认刻在碑上的字。 用不着让葡萄牙人挨饿，中国人自有刁难葡萄牙人的巧妙办法。葡萄牙人派议员到北京“对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捐税表示抗议”。在澳门的中国人决定要“报复这有损天朝的举动”，尽管葡萄牙人并没能得逞。“他们叫人举着偶像，连续3天在街上游行，因为他们知道葡萄牙人对此很反感并因而不再出门。”主教只得“给中国人送上一笔巨款以让他们停止游行”。20世纪末，时逢中国旧历的节日，这种举着偶像游行的长列在澳门和香港仍然可见。人们越是认为中国人西方化，他们对这些节日越重视：这是他们忠于自己身份的方式。西方人现在已对此习以为常了。 内阁未发表的文书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葡萄牙人能和中央帝国和睦相处。在中国人面前他们绝不声称主权问题，他们只对欧洲来访者夸夸海口。他们顺从地叩头，从不表示厌恶。他们一个世纪派出两至三个使团，他们交纳数额很大的税款并为朝廷尽力效劳。“西洋夷人在澳门居住始自前明，迄今200余年，该夷等在彼生长居聚竟成乐土。国朝教化涵濡不殊天帱地载，我皇上深仁丕显，泽及彼臣。” 这些夷人已经渐渐受到了文明的熏陶。 很明显，英国人则顽固地停留在生番的位置上不动。因此，当他们企图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时，天朝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葡萄牙人奇怪的衰落 对于英国人，澳门是一个必然的基地，也是引起强烈嫉妒的对象。为什么不是他们呢？为什么是这些不能从如此有利的地位中捞到好处的葡萄牙占领者呢？唉！要是他们处在葡萄牙人的地位…… 再说，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摸一份好处了。荷兰、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代理行都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比。赫脱南指出：“英国人比别国人多得多，而且也比别人富得多。他们住在向葡萄牙人租来的大房子里，建筑风格和室内陈设都合着他们的口味。”葡萄牙人“非常懒惰”，“根本不想寻找新的财源，因此，所有人都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英国人之间还悄悄地说：这些人不知羞耻，让他们的妻子去卖淫。“因为穷极潦倒，他们便嫉妒别人，尤其是英国人。主教和教士视他们为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并十分憎恨他们。” 这个小民族的命运是多么不可理解！在15、16世纪时它是那么引人注目、那么到处侵略，而它的衰落又是那么彻底，连在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在宗主国的领土上都被殖民化了……并非只有英国人才明白澳门代表一种被错过的机会。一位法国观察家说：“如果澳门从属于一个活跃的、灵巧的民族，它可以很快达到高度繁荣。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吸引大宗贸易。”难道大家不认为在读一篇对未来香港的描写文字吗？ 最终，在澳门最取得成功的是中国人。外国客商，特别是英国商人花费的巨额款项都到了中国人的腰包里，因为一旦各自独立，他们就是最勤劳、最会模仿、最善于适应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人。他们什么都制造，而欧洲人向他们买所有的东西。在爪哇，英国人已注意到中国人充满了活力，并已把荷兰人淹没。“他们建造所有的房子；对于他们，只要能赚钱，就没有费力低贱的活儿。他们是洋人唯一的仆人，因为葡萄牙人只有黑奴。” 这座国际性城市的情况真是惊人：贫穷使葡萄牙人处于社会的边缘，而英国人则由于财富也处于社会的边缘，其他的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中国人想方设法搞钱，当然那是在他们自己家里；然而，只要他们不在自己人中间，只要能避开天朝官僚的严格控制，那么他们就能更兴旺发达。 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天朝很难容忍他们这样做，就像乾隆不能容忍巴达维亚的中国人一样。容忍那些专靠与夷商贸易为生并受到后者影响而玷污自己的人？呸！“在澳门的中国人是这民族中最卑劣的一部分；我想说的是那些该民族都不把他们计算在内的人。” 商埠和传教基地相安无事。传教工作在澳门由一位常驻官员负责。他是意大利人，“他把收到的钱转交给在中国各省的传教士，把中国修道院的修士送到意大利学习，把那些刚学成回国的新传教士安排到各自的教区。”做起来可不如说说容易了，拉弥额特和汉纳神父就是个例子。 托马斯要去参观圣约瑟夫修道院。他的大朋友李雅谷先生1773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正好是他去那不勒斯前。斯当东是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觅到他的。英国人建议他去英国谋得一个职位：他们能给一个中国人的报酬还有比请他与他们一起生活更高的吗？“虽然他对与我们分离表示遗憾，但他宁愿在其出生的故土终其余生。” 李雅谷继续从事传播福音。直至1802年，他都有书信给他的故旧。他在一封发自陕西的信中说：“由于湖广、陕西和四川诸省日益蔓延的叛乱，从这里到澳门的路几乎无法通过。”他像众多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成了叛乱的受害者吗？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 “天主教”城市与“异教徒” 像在马德拉和里约时一样，这些新教徒必然会把葡萄牙的明显衰落与天主教的强大统治联系起来。天文学家记道：“到处可见牧师和教士。到处是十字架，甚至插在城堡上的旗帜中间都能看到十字架，好像他们是防卫设施的一个部分。”1月19日星期一。小斯当东的日记有这样几句话：“钟鼓了一整天。”他数了一下，总共有13座教堂。他参观了其中的好几处。它们“非常漂亮，是按罗马风格装修的。” 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做了一天弥撒。长长的仪式队伍走遍全城：“手持镰刀的死神开道；后面紧跟着一个擎着血迹斑斑十字架、全身披黑的人；再后面是圣母、耶稣和诸圣的像，每尊塑像被安放在盖着黑布的棺材上，周围都是旗帜、十字架和钟。” 几小时后，中国人组织了一次反游行。“渔民手提灯笼和用纸或绸制作的、从内部照亮的大鱼灯，打着锣游街。”有的鱼涂着鲜艳的色彩，“鱼颌和鳍还会动”。“中国人的愉快情绪”与“葡萄牙人的凄凉严肃”形成鲜明对比。文化上的对抗，文化上的较量。 但英国人是否对宗教很精通呢？丁维提遇到的一个中国人可不这么看。当天文学家参观澳门的一个中国寺庙时，他看见几名虔诚的水手把祭品放在祭坛上。其中一个水手向他示意，他在这块圣地是多余的人：他用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说：“英国人对宗教一窍不通。”（English no savey much about religion） 他们的新教教会活动过于审慎，所以整个东方都把英国人视作“异教徒”。一下子，他们就无权有自己的墓地。安德逊发现他的同胞的墓“被中国人的墓团团围住”。“只有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墓地。”安德逊的抱怨，多么像中国人在抱怨。他的同胞被迫长眠在远离祖先的地方成了孤鬼，安德逊为此十分感动。可又多么像英国人在抱怨：“墓地，令人向往的墓地！”啊！那些在教堂周围铺着草皮、竖着白色苔藓的小墓地！这种抱怨又是多么合乎人情：在死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还是每人都回到自己家里。第七十九章 令人吃惊的军事同盟要求（1794年2月1日-3月19日） 这一回，使团可真没有什么盼头了。长麟拒接特使于1月底自澳门写给他的一封信，原因是他已对北京说了使团已经放洋回国。在离开澳门到回国前的这段时间里只好被迫休假。他们不断互相拜访。他们会见了俄国人和瑞典人。“狮子”号的船长在一位俄国绅士家里甚至还见到“一艘刚抵达这里的法国战舰的舰长，伊拉斯马斯爵士曾在澳门海域追击过这艘战舰”。追击已成为过去；两位对手可以平心静气地围坐一桌交谈往事。 当英国人与另一些英国人在一起时，他们干些什么呢？见习侍童写道：“这些先生们经常玩板球。”英国人无论在哪里，只要能稍微从事他们的民族体育项目，他们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这也是马戛尔尼向皇帝提出的迫切要求之一。 中国的春节带来了一些生气。据托马斯的日记记载：“到处都摆满了假花。”还有鞭炮，这是穷人的焰火。“离节日还有好久，他们就早早地放起了鞭炮。”好像在7月14日前的法国孩子一样。家家户户一派节日气氛：“中国人用镀金饰物和彩纸装饰门面”。所有中国人都穿新衣裳：“他们规定那一天要穿第一次穿的新衣裳，穷人则要把这件衣服穿上整整一年。” 离开广州时马戛尔尼就终止写日记了。托马斯因为在日记里只写些互相邀请的名单而感到厌烦，因此从2月1日起也停写了。 乾隆在中国春节前的1月25日签发两份诏书。勋爵已离开广州，因此不知道这回事。 第一份诏书历史学界对它毫不注意。但这份文件里有着十分有意义的材料，因为它披露：英国曾建议与其结盟，共同对付法国！乾隆起草这份诏书的目的是要所有夷人了解和记住天朝的观点。 这一文件的确原封不动地重复了长麟给皇帝上的奏折里的内容：长麟把英国人的主动要求告诉给皇帝。居住在北京的三位欧洲主要传教士——索得超神父、罗广祥神父与贺清泰神父——都被郑重其事地召到朝廷，听读诏书。皇帝的答复明确而又圆满：“英咭利国或因观与佛兰西人打仗吃亏！希冀天朝救助。殊不知大皇帝抚驭外夷，从无歧视。伊等彼此争斗，互相胜负，天朝惟有置之不问。大皇帝于外夷无分厚薄。” 神父们回答说：“佛兰西与英咭利人因何打仗，我等实在不知详细。大皇帝统御万国，一视同仁。小邦无分厚薄，我等素有稔悉。” 难道长麟仅从自己的想象就得出要求军事结盟的结论？对此，我们怀疑。即使朝臣们有癖好只对皇帝讲他爱听的话，他们还不至于凭空捏造出一个皇帝丝毫不曾料到的情报。确实，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抑或我们在英国外交部或印度局的档案中能找到的任何一份机密资料都没有影射过这件事。然而，它又不是不足信的。敦达斯曾指示马戛尔尼，要把法国人描绘成贪得无厌的人，他们想霸占印度并准备向中国输出革命。远在使团出访前，即1780年初，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就有了这种设想。这次提议只是把这一设想付诸实现而已。1783年，乔治·施密斯建议缔结一个反法攻守同盟条约。 我们可以假设，当马戛尔尼了解到有关欧洲与雅各宾共和国冲突的最新消息，又深信长麟是一个友好的对话者，他是可能打出这张牌的。他没有递交书面请求。而与此同时，为了能开设一个商埠、得到一个岛屿，或仅仅为了取得英国人进行体育活动的权利，他可以接连发出几份照会。或许他只想在谈话中探探口气，而长麟却信以为真了。 马戛尔尼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他能很快找到使这艘“被虫蛀蚀的军舰”沉没的方法，也能很快找到方法使“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和“东方最大的帝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如果法国像在絮弗雪时那样恢复了在印度洋的优势，它就会重新产生路易十六在交趾支那的野心；或者，一旦占领葡萄牙，它就要把手伸向澳门（1808年，朱诺占领了葡萄牙，给了英国人占领澳门的借口）。这时中国的港口，甚至中国军队的支持将是十分可贵的。反之，让英国人在东方诸海域为他们充当维持安全的警察，对中国人也是大有好处的。 乾隆拒绝了这个荒谬的建议：外夷间的争端，只要不来扰乱天朝的秩序就与天朝无关。再说，他再三让人问英国人：你们是否与邻居和睦相处？而英国人总是回答：是的。而在离开帝国的时候，他们却建议中国卷入他们的战争！ 国王借以取胜的最后一句话 对于皇帝来说，第二份诏书是一个延长号。它是向满族和蒙古亲王、向内阁颁布的诏书。故而也是向皇朝、向它的盟国，并通过它们，向全体中国人——因为它是要公布的——“向现在和将来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所有人”颁发的；因为这是一份供编年史用的文件，因此也是提供给历史的文件： “贡使于十二月初七日风顺放洋回国。因奉有恩旨，允许再来进贡，其欢欣感激之忱，形于词色，益加恭谨。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德威远播，凡国在重洋及岛，无不效悃献琛。现在该使臣等启程回国之时，即预为下届贡忱之计，似此倾心向化，实力从古所未有。” 热河的仙人掌上的刺都掉了。使团离得越远，官方文书就越给它涂脂抹粉。 在世界的另一端，与这凯歌遥相呼应的也是洋洋自得的语调。1803年，巴罗坚持认为：“新近派往中国的使团，向一个对英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民族出色地显示了英国的尊严，为未来奠定了获取巨大利益的基础，也为那位设计并执行了这一计划的政治家的才智增添了光彩。” 启航前的几个星期里，忙于装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集中船队，为未来的部署还要让巴瑞施上尉进一步勘测香港和伶仃的地势。安德逊在结束语中意味深长地说：“葡萄牙驻军部队列队欢迎。要塞的大炮一声接一声，与我们的野战炮的19响礼炮互为应答。” 英国人在作战的气氛中全上了船。外交沉默了，要由大炮来说话——国王借以取胜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路易十四时的大炮上刻的铭言：Ultima ratio regum。 目前，他们只是放着空炮。还要等多少年呢？马戛尔尼的离开像是在向和平告别。第八十章 处于战争状态的海洋（1794年3月17日－98月6日） 18个月前，使团离开的是和平时期的英国；马戛尔尼之所以要乘战舰去中国，那是从崇高的使命考虑的。现在从中国回来的船队虽然主要由商船组成，却都配备了火力，处于临战状态，法国军队取得的战绩“令人不安”。 3月17日，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的装货的英国船，还有要求英国保护的一艘西班牙船和一艘葡萄牙船与“狮子”号会合。它们也都配备了火力。“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向每个人交代了法国进攻时各自的任务”。 返航的旅程只持续了5个半月。船队兼程并进：只在爪哇和圣赫勒拿两处为了补给才停泊。整整1个月穿越中国海域；在印度洋上航行两个月；还用两个月过大西洋。开始时，罗伯斯庇尔战胜了埃贝尔派，继之又战胜丹东，而当英国船队开到朴次茅斯时，他的脑袋已滚入桑松的篮子里了。 在这次穿洋过海回国途中，除了战火波及到所有海域外，没有遇见任何去时所见到的事。返程好像与中国毫不相干；然而，它使人可以测算出远征所跨越的时空。 法国一个舰队游弋在巽他海峡，随时有可能与之相遇、3月29日，在新加坡附近发现一艘帆船。追逐开始。真遗憾，原来是一只小渔船！“我们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同我们天然的敌人较量一番、”天然的！这个评价戴高乐将军可能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他说过法国的传统敌人并非是偶尔的对手——德国，而是偶尔的盟友——英国。 敌人的帆船快出来！ 4月2日，舰队一行穿过赤道。4日，进入邦加海峡。在那里，发现一艘抛锚的船。“豺狼”号向它呼唤。该船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子。它来自孟加拉，在巽他海峡受到“四艘法国巡洋舰的追击，它们也许还等着我们，我们迫切希望与它们交火”。晦！错过了这次交锋的机会，斯当东便想：法国人准是吓跑了。“得知英国船队由一艘威力很大的军舰护送，他们放弃了埋伏在那里的计划。” 中国海域内的中国和马来海盗船远比法国巡洋舰多得多。4月7日，在巽他群岛附近，在12只马来船的旁边，有一艘荷兰造的配备有18门炮的小型护卫舰：“它极可能是在靠拢时被马来人劫持的。”英国人“因为不负有维持海洋安全的使命”，放走了这些海盗船。到爪哇后，他们十分后悔：“护卫舰上的30来名荷兰船员去年夏天惨遭杀害。大家都很后悔没给这些野蛮人公正的惩罚。” 4月11日，又一次警报。发现两艘悬挂英国旗的船。大家认为这是敌人的诡计。追击开始了。“我们肯定它们是法国船。我从未见过如此高涨的热情。鼓手命令大家各就各位：人人都像去做一件轻松愉快的事那样高兴地服从了。但是，为首的那艘船再次升起英国旗，放下顶桅，并鸣炮15响向我们致敬。” 这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从孟加拉出发追踪“法国海盗船”。对我们这些准备向敌船靠拢愣充英雄的好汉们，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如果能消灭敌人，那么我所感受的快乐肯定远远胜过与同胞重逢的快乐。每个水手都很不情愿地离开岗位。只在发掺了糖水的烈性酒时大家才又高兴起来。” 这些英国水手真可爱！在长期遭到中国人的限制无所事事之后，他们欣喜若狂地正想体验一下重新获得的行动自由；他们还兴高采烈地想一试对法国人的优势——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他们都认为占优势……事实上，当中国人说英国人“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时难道有多大的错吗？ 法法之战 法国人把劫持来的“公主”号改建成一艘共和国的战舰。自1792年起，“法国人”这词已成了一种含糊的说法。王家海军已经分裂。那位登上“狮子”号的孟加拉舰队司令对马戛尔尼描述了法法战争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一艘悬挂百合花图案旗和一艘悬挂共和国旗的法国护卫舰相遇，在爪哇海岬展开了一场恶战。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失利；被俘后被扔进一条小船送给了马来人，后者像对待那些倒霉的荷兰人一样把他们全杀了；而王权主义者在战斗结束后便驶回法国了。” 维莱尔当时在印度洋游戈，他证实说：“船员们喊着‘国王万岁！’或‘国民万岁！’的口号打招呼，然后鸣炮致礼。’”就像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艘拥护联邦的船与一艘拥护南部同盟的船，在英吉利海峡展开了一场恶战，南部同盟的“阿拉巴马”号装甲护卫舰被击沉。 海战也包括欺骗对手的策略。两艘英国军舰拦劫了两艘“美国”船，把它们遣送到巴达维亚；“尽管它们悬挂的是美国旗，可实际是两艘法国船，因为船上的货归法国所有。” 4月14日，船队抵达爪哇海岸的一个淡水补充点——安盖拉。“我们的小艇一靠岸，马来人就想偷东西。我们的人洗了衣服，马来人手脚很麻利，居然顺手牵羊拿走了好几件衬衫。”英国人毫不犹豫，决心要在这些人身上报他们同胞犯下的罪，因为他们还在后悔先前放走了那些马来海盗。你偷衣服，我就抓人。“我们的人在树林里追捕那些马来人．并可怕地毁伤他们的肢体；他们中的几个人因挨了斧砍，受了致命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野蛮行径。”有力的预防措施！真是“西方较为强悍”的人…… 4月16日，“豺狼”号离开船队，驶向加尔各答。丁维提博士，携他的植物，同船前往孟加拉。他的植物将在那里茂盛生长。 同一天，法国把恐怖集中到巴黎。共和二年芽月27日的法律规定：“被控谋反者”将“从共和国的各个角落押送到巴黎的革命法庭审判。” 穿过印度洋的一段航程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但航速很慢。所有船队都受到这种限制，“我们的航速本来可以为10节，而现在最多只有5节。” 在返航途中的唯一娱乐就是“狮子”号上的一个巴布亚人，他是在法国双桅船“阿美利”号上被人发现的。该船在澳门附近被伊拉斯马斯爵士劫获。这是个性情温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土著人。“他从船上跳到海里去找别人扔下去的皮阿斯特硬币。他甚至可以找到同时从船头和船尾投入水里的两块硬币。他还让两个欧洲人同时向他身上投掷长矛，当矛近身时他就用手接住。” 中国是一个难以识透的世界，因为那里的文化走的是另一条道，它达到的顶峰与我们的十分不同，然而是顶峰。这个巴布亚人也是一个难以识透的世界。但他还处在所有人的共同起源的阶段——未被玷污的人。他既不是西方人，也不是中国人，而只是一个智力超常的动物。那么，他同谁更接近呢？与英国人抑或中国人？马戛尔尼怎能不想中国人正处于巴布亚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状态呢？ 到马达加斯加附近，我们进入一个暴风雨地区：正值南半球的秋季。英国人发现他们的水银气压计性能可靠：“水银柱突然下降了四分之一英寸。”马上进行一切准备来对付大风暴。“准备工作刚刚做好，巨大的雷闪接着就打起来。天黑得船首的人无法看到船尾的东西。” 5月7日这一天，罗伯斯庇尔规定了对上帝的信仰。 圣赫勒拿岛 到了风急浪高的40度线。5月23日，“‘印度斯坦’号的前脆杆被刮断。”6月2日，绕过好望角。目标：圣赫勒拿岛，这是大西洋南部的一个避风港。它属于投资加固这港口的东印度公司。除了好望角，从广州或印度回国的船只只能在这里补充淡水。这岛很小，很容易错过去。因为病人的数目大增，所以大家更盼着到这岛上停泊：“在外科医生的名单上，”仅“狮子’号船上的病人就达一百来人。 “6月18日，发现了陆地和几艘船”。再一次作好战斗准备。这一回又是白忙一阵：从中国出发的船队与另一支从英国开来迎接的船队同时到达圣赫勒拿岛。海军部不知道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已在“狮子”号的保护下航行了。 岛上岩石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险峻的海岸既可怕又荒凉。”“位于恐怖所在”的山谷风景“确实非常优美”。在此停泊的水手和旅客有时要比岛上的居民还多。岛上没有旅店；然而，“所有民房都像一家人一样欢迎客人居住”。同一个大家庭：东印度公司。 岛上居民有两种生活节奏。当一支船队来此停泊，小岛居民就忙碌开了。船队一离开，它又空闲下来。“政府为居民组织文娱活动，以免他们纠缠于内部矛盾”。拿破仑在1805年去奥斯特尔里茨途中是否也读过斯当东描写的这一片断呢？他对所有事物都表现出好奇心，我们猜想他也许读过。但那个时候他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英国政府将让其远方的侨民观看关在笼子里的“吃人巨妖”。 冒险的结束 病号要么死去，要么略为恢复体力，舱内装满了给养。1794年7月1日，船队又扬帆出航。一同启航的还有来增援的舰队，5艘从孟加拉和孟买开来的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还有一艘从南极回来的捕鲸船。 伊拉斯马斯规定了航行的序列，因为由“‘狮子’号担任全面指挥”。信风使舰队顺利地穿过了赤道。到佛得角群岛附近洋面，信风停息了。船在此停了10天。后来又刮起了风，船队就继续前进。 7月21日，刚恢复航行不久，瞭望水手发现有一支舰队从东北方向开来：共有11艘船。又一次战斗准备。浓雾使人看不清旗帜和信号。“在‘狮子’号甲板上，只有炮和弹药”。斯当东父子二人相持不下：“在那里只有一个小孩，他父亲认为他太小，不适宜参加战斗。但孩子不愿意在父亲作战的时候自已退缩到安全地点，恳求父亲让他留在甲板上。父子之间这场充满挚爱的争论，由于雾突然消失而得到解决。原来发现对方的舰队是自己人。”每人都表现得很勇敢。他们获悉“英国舰队在豪勋爵的率领下赢得了对法国人的一次全面胜利”。 这时在巴黎，罗伯斯庇尔被国民公会剥夺了法律权利。他受了伤，处决时他已经半死——一起处决的还有105名拥护者，其中包括圣·朱斯特。那是发生在热月9日。 船队经过亚速尔群岛东部，朝爱尔兰方向航行。“9月20日，船队到达爱尔兰南端，遇到一艘丹麦船。8月29日这船曾被一支由7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搜查过。看来那支舰队刚好同我们错过，伊拉斯马斯爵士的船队的实力敌不过法国舰队。” 听到马戛尔尼的舰队到达，法国方面也作了战斗准备。“共和2年果月20日，从布列斯特，海军军需官给维拉雷-儒瓦耶泽海军上将的命令：准备一支由最优秀的军舰组成的小分队，搜寻来自印度的船队。”可惜太迟了！命令是9月6日下达的，而就在同一天，船队“在离开两年后”进入朴次茅斯港停泊。 那次分手对许多人来说竟成永别。在返航途中，痢疾肆虐。不得不从“狮子”号上扔下102具尸体——而全体船员才400人！在当时，这就是远航的代价。但人们忘了死者，因为自己活了下来而十分高兴。 马戛尔尼十分自豪地写信给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船队避开了法国舰队的追踪： “我高兴地通知诸位，平安抵港的不仅是与我们一起从中国出发的13艘船，而且还有5艘从孟加拉和孟买开出的船与我们在圣赫勒拿会合，每条船上都满载着东印度公司的价值几百万英镑的货物。” “我要把在中国取得的进展，推迟到在伦敦与你们见面时再说。这些进展将使你们在中国的代理人能在完全不同于直至目前他们所处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我也鼓励你们在那里的年轻代理人学习中文，否则他们将任人摆布和愚弄。” “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 尽是幻想！ 对于使团的成员来说，这次极大的冒险圆满结束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生活中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可以与这两年的生活相提并论。对于霍姆斯，“经历了这样漫长、这样艰巨的海上生活，战争的疲劳只能算闹着玩了。”斯当东认为：“走过的国家和各种会晤给他留下前所未有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全权公使就是用这些简洁、谦虚的话来结束他的《记实》一书的。 使命结束了。但是，无论马戛尔尼怎么说，使命并没有完成。第六部分 马戛尔尼之后的一系列不幸 事情往往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有些好像是偶然的、个人的、某些特殊利益或外界因素导致的事情，实际上却有着远为深刻的根源和更为重大的意义。 吉兰，1823年 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谁输了就倒霉！在这场争斗中，必然会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这种兄弟残杀的斗争是对一切道德的基础——团结——的接连不断地犯罪。 米哈伊尔·巴枯宁，1870年 占领领土主要是指从那些和我们人种不同，鼻子比我们扁平的人那里掠夺土地；当我们仔细考虑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 第八十一章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1794年－1816年） 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托马斯·斯当东，1810 马戛尔尼避开了法国的大炮。回英国后，他就得面临骄傲好胜的个性使他更为害怕的东西：严厉的批评。它的秘密未能保守住。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都在热情地注视着这一史无前例的冒险。使团失败的消息在船队之前就已在英国不胫而走。直至1794年6月，伦敦的报刊还在发表落后了9至10个月的有利于使团的消息。《绅士报》得意地描写着使团受到的豪华与热情的接待。但是，马戛尔尼1793年11月通过马金托什从杭州带的快件1794年7月到了伦敦。另外，有一些来自广州的商船也到了，它们带来的消息在欧洲迅速传开。是官方渠道走漏了风声，还是半官方渠道无法控制造成的呢？英国是一个新闻自由和有透明度的国家，英国从报刊上零零星星地什么都能知道：由叩头引起的摩擦，不让传教士自由会见英国人，从北京仓促动身，大使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就是《绅士报》也用大标题突出了使团的惨败。 舆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一位风流的读者在这份报上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向可悲的清朝提出的建议中是否有英国妇女可以在我们的海外办事处居住，或者我们驻中国的办事人员应该发誓坚守贞洁呢？欧洲妇女应该不再买中国的丝绸、磁器和茶叶，直至满清皇帝撤销使她们不幸的禁令为止。”这是有关女士们名誉的大事。抵制还用抵制治。这就是以商业报复形式出现的《莉西斯特拉塔》。 有一种观点给尖锐批评马戛尔尼定下了调子：“使团的准备工作最多也只能吸引一位印度王子或非洲小国王。”可能这位记者仍然还相信“中国的优越”：“如果真想让中国赞叹不已，应该准备得更为充分些。”虽然大家指责政府和使节，但更多的是批评中国。爱国的反应甚嚣尘上。但这种反应又是模棱两可的：大家责怪政府使民族遭到了无法接受的污辱。 “记事”很快就发表了，但这之前伦敦沙龙里所讲的故事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大受影响。哲学家的吹嘘筑起的烟幕从20年以来越来越淡了，现在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殆尽。马戛尔尼的远征应该产生强烈的印象，并应通过一切和平的手段说明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由于这次使命失败，它将使人看清真相，并为下一世纪的武装对抗开拓了道路。 烟幕后的真相 越来越邪的流言使官方人士处境困难。他们既无法把一切秘而不言，又无法把一切公诸于众。在日记中，马戛尔尼经常写得十分明确——但他不想把它发表。他也不想发表他的《报告》，尽管没有一个国家有人写过比这更有真知灼见的有关中国的感想。他知道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把他打倒在地：这既是一种诊断，又是一个预言。 他取得了圣·詹姆斯宫廷的同意，请斯当东公布一种既可信又保留英国面子的说法。这样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一官方历史并不想隐瞒失败的事实，而只想消除人们的怀疑：英国外交官并没有犯错误致使中国人那样无礼。它也想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英国遭到了羞辱而毫无反应：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要说他撒谎还不如说他隐蔽了某些事实，并仍然不时地让古老的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 另外一个审慎的措施是：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英国人改变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来看待中国了。这同耶稣会教士的处境相同：英国人在整个18世纪作了不少努力，这次远征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使节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外交上的考虑使他让自己的副手在介绍中华帝国时描绘的景象不能全部离开原先的神话，但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来消除这种神话，这样，英国使团所反映的对中国的看法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段。 当然，使团所揭露的事实并不完全是个晴天霹雳。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并不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耶稣会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孟德斯鸠就不愿随波逐流，陷入这种盲目的崇拜。勒让蒂伊从1731年起发表了《环球记游》，他一下子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海军上将安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主张炮舰政策：这发生在1743年，即鸦片战争之前整整一个世纪。 但在中国的西方人质太多了，有传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业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让公众舆论（或公布的舆论）小心谨慎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的个人信件或私下评论把不应说的在广州发生的事——已遭到或担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诉了伦敦。尽管如此，公司考虑的是不要妨碍正常的经商活动；它怕得罪中国人，失去它在那里仅有的一点利益。 那里的个人没有个性 有位法国人，因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了他的不耐烦情绪。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已在广州住了4年。他写道：“现在是中国改变直至今日的观点，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时候了。”不，中国并不想马上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而是英国，然后是西方在马戛尔尼出使之后将改变对它的看法。 从此，中国的形象黯淡了。可以举黑格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变化。我们知道他除了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外，还读过斯当东的《记实》。他承认正是从《记实》中——只是从《记实》中——才得出了对中国的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歌德既未读过斯当东的著作，也未读过黑格尔的书，所以仍然在说蠢话。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一本酷似自己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的中国小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十分纯洁、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谒见了皇上；讲的是一对十分贞洁的恋人，他们被迫在一间屋里过夜，但却能接受不亲……这就是道德和礼仪。全然由于严格的节制中华帝国才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并将还要长期地存在下去。”但在迷恋中国方面歌德已经显得落后了。 无官职者不慌不忙地进行破坏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官方说的事实并不能总占上风：出版商和记者可以帮助别的证人表示看法。使团里的这些无官职者起到了让中国这颗星星在乌托邦的天空里黯然失色的作用。 安德逊的代笔者孔博为了迎合读者的看法以及保证书的成功，就系统地描绘了一幅崇拜中国的图画，并对英国社会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几处无情的描写却使这篇有倾向性的作品露出了破绽。有一处描写中国人把英国人扔到海里的臭了的肉捞起来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揭穿了中华帝国繁荣的谎话。另一处是一位对本国的海军感到自豪的英国人的想法，他谴责“对陈规陋习的顶礼膜拜”及“对机械工艺的无知”，这些都是“造船技术不发达”的原因。这些太令人反感。这些用鞭子开道的士兵令人反感。中国人做饭的肮脏环境令人反感。英国人走过时他们就哄堂大笑，这也令人反感。这就是那个“幼稚的”民族，那个在未来的几十年大家一致同意给以“教训”的民族…… 赫脱南得意地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制革艺术，他们也不会远洋航行；他们的游船缺乏“舒适的设备”；“他们的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最后，世上的最大的君主，“今日统治中国的这位善良老人就同其他君主一样也受他的佞臣所骗”。无与伦比的政治制度在哪里呢？消失了，随同技术，随同舒适感一起消失了…… 中国使霍姆斯这位不会拐弯抹角的士兵感到震惊。会是这些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吗？他们见到一门臼炮空放时也要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对你表示尊重，但不让你独自在城里走出一步：难以想象的多疑！他们又是多么无知呀！“中国人无法相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的民族存在。” 安德逊、赫脱南、霍姆斯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见证人，但他们让人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见证人，在他们之后耶稣会士与“哲学家”们建造起来的大厦就塌陷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落后衰败同高级文明的声誉不相符的国家。 10年之后的巴罗 使团回国后10年，当巴罗发表他的野心勃勃的报告时，中英间的局势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维持到乾隆死时的英中关系在嘉庆统冶时大为疏远，当时中华帝国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震撼。巴罗并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为同拿破仑的法国在打仗，他需要吹嘘英国的优越。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批评中国的那部分内容。《爱丁堡评论》这份十分严肃的杂志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她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悖理的罪行。他们无法接受精密科学和自然哲学，并对最必不可少的工艺技术一窍不通。他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胆怯、肮脏并残酷”。最后，中国人“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没命地赌博”。他们的语言呢？“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像家禽那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而不会像人那样说话”。总之，“巴罗先生的伟大功绩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评论的直率”。 小斯当东长大了 应由使节的扈从来完成这种令人心碎的修正，并用他的无与伦比的汉语知识来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团的使命结束后，他继续关心着中国问题。他在准备报复。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岁时发现了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总抱怨中国官员断案时随心所欲，这本西方人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法典可能是中国官员断案时的依据。他将用10年时间来翻译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册。《评论季刊》的书评把此书的翻译出版看成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 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马斯·斯当东成为一位熟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专家。遣使会教士里什内在1810年给他写信说：“您经验丰富、又经过无数的斗争，所以肯定了解中国官员的种种权术；您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怕的对手。”这位神父了解他：托马斯同中国的关系是对立双方的关系。这是文化领域里的宣战。 托马斯勋爵在他译著的前言中说得非常直截了当：“马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 小斯当东的教训没有被人忽视。严肃的杂志纷纷作出了它们的结论，《爱丁堡评论》当时写道：“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明白无误的见证。作者在他的精辟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的书中传播的那些别致的观点完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在欧洲人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缺乏。” “不进则退” 这道鸿沟不但区分了乌托邦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而且隔开了真实的中国和欧洲。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马戛尔尼在使团返英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从中国回来15年之后，他的观点尽管没有公开，但已在报刊上到处可见。 那份著名的苏格兰杂志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可以成为最奇怪的研究课题，这将超过迄今为止最好的游记而引起我们深入思考。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这并不能只归因于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喜欢出来对制定规章的过分热情之上；而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中国，“个人的荣誉感并不存在”。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严重的谴责”。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在马戛尔尼访华后，大家了解的中国的情况反过来损及了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尔泰曾经严肃地表示过：“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的文人所说的语言四千年以来都没有变过。”在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目光中看来这纯属开玩笑，让它继续下去则同他们正在宣传的并且还要大声地在全世界宣传下去的对自由和进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应该毁掉迦太基” 安德逊的那句毁灭性的句子不断地引起了反响：“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把前去告诉中国皇帝英国人应是宇宙主宰的英国外交官当作盗贼！这是多么冒失的行为呀！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把英国人的优越感打下去了。马戛尔尼在出使前写道：“使中国人留下强烈印象并非难事。”事情失败了，必须另想别法。 英国人富有爱国心，中国人是否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想象的一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从未赞赏过法国或德国修辞学的言过其词，伤害了他们自尊心的是那个遥远的民族竟然把他们的使者当作附庸和野蛮人。这个民族，一定要把它彻底剥夺，就像对加来城的有产者那样。 英国人的性格在这点上亘古不变！戴高乐将军坚定不移地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一位感到理屈词穷的英国人在1967年某天就像遇到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那样对我说：“可是……他会使我们丢脸的！” 英国人擅长记仇，并为一点小事就记仇。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如此。他们特别具有一种令人钦佩的集体坚韧性，这使他们可以追求长远的目标，他们可以把孔夫子的这一教导据为己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808年与1816年是对华关系的两个艰难阶段，但他们都要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决定真正地投入行动。 开始时他们听从了钱德明神父临终前用拉封丹的一句诗所表达的忠告：耐心地等待那漫长的时日……第八十二章 蒂津——丢了脸的使团（1794年-1795年） 从规模来说，马戛尔尼使团是历史上最大的。以后又有过三个使团。因为后三个使团原定的目标不高，所以能使我们通过比较更好地弄清马戛尔尼失败的（来自中方和英方的）原因。 勋爵尚未回到朴次茅斯，西方的又一个使团要求北京接见。这个使团来自一个很久以来就在远东有着利益的强国：联省共和国。率领这一使团的伊萨克·蒂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随从。他按着对方的要求磕了头，而使团的失败却没有因此而避免。这反倒说明了马戛尔尼不让步完全有理。 10年之后——奥斯特里茨之战那个秋天——，一个由200人组成的俄国使团取道中亚的草原向中国出发。他们未能超越库伦——属国蒙古的首都。 在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为刚取得的胜利洋洋自得，又一次想打破中国的孤立状态：他们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阿美士德勋爵甚至未见到皇上：他们的副手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即原先马戛尔尼的扈从劝请他不要叩头。他们回广州时样子十分可怜。 在回英国途中，他在圣赫勒那停泊。在该岛，滑铁卢败将教训了一番胜者，怪他们未对同他长期梦寐以求的东方对话。 各团欧洲人都互相来往，只有那些把宇宙分成五方的人还在闭关自守。 给英国人一个教训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安德烈-埃弗拉特·梵·布拉姆梦想在北京朝廷代表荷兰执政府。在广州占主导的看法是：英国使团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它不会办事。梵·布拉姆就想告诉世人怎样做才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应该在礼节和效果方面给傲慢的英国人上一课。他觉得乾隆登基六十年庆典是一个机会。他到处活动、他敦促在广州的西方同僚同他一起向天子致以敬意，其他人不急表态。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他有一些盟友：广州的中国官员正想设法弥补一下马戛尔尼使朝廷遭到的羞辱。 巴达维亚和海牙最终都同意了：一个荷兰使团要去朝贺乾隆。伊萨克·蒂津当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和孟加拉的代表，梵·布拉姆感到不幸的是自己只能作他的副手。 这次出使简直是一场恶梦：它完全是马戛尔尼使团的漫画式的重现。但它还是通过两者的不同说明了在中国人眼里一个外国使团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衬托出马戛尔尼使团所取得的某些成功。 广州的中国官员要使臣放弃任何要求。长麟和苏楞额让荷兰人答应只限于向皇上朝贺：使团尚未上路就已失败了。1794年10月中旬两广总督召见蒂津：皇上将在1795年1月21日春节之前接见蒂津。 1794年11月22日，荷兰使团离开广州；除了蒂津与梵·布拉姆还有7人，其中包括德·吉涅骑士。这个法国人在广州已住了10年，对中国人十分了解。他将担任翻译。他在这次事件后写了一本用词尖刻的书，正好对美化一切的梵·布拉姆的报告起了平衡的作用。 应该加速进行：只有50天时间，却要从陆路从南到北穿越整个中国，沿途的住所都极不舒适。地方当局很不客气、经常吃变质的食物、轿子上的油纸被好奇的百姓撕破，……为了行李还得争吵不休：中国人建议托运，荷兰人却坚持要随身携带，他们怕朝廷召见时礼品未到。 冬天寒风刺骨，路很难走，住处又没火，雨水穿透了轿子。一过长江就飘起了广州的中国人未见过的雪花。一路上事故不断，有一处要坐木筏过河，人呀、马呀、加上行李乱成一团：“我们的行李抵达对岸时都弄湿了，一部分还都坏了。有时轿夫把使臣撂在路上自己先去吃饭。后来梵·布拉姆的轿子坏了，只好坐手推车行完了全程。我们用49天时间走完了600古里，抵达北京时已精疲力尽，饥不择食。”这同当年接待马戛尔尼用5艘官船这种尊敬态度适成对比。荷兰人想证明谦恭的态度强似傲慢的态度：这次表演一开始就显得不妙。 对着鲟鱼叩头 1月11日，他们到的第二天，一位中国官员就来送给使臣一条皇上赏赐的“300斤重的鲟鱼”。对着皇上的赏赐，蒂津和他的副手“像别人要求的那样叩了头”。翻译吉涅则写得更为确切：“行了九叩之礼。”梵·布拉姆听信了伴同的奉承话并反复地说：“在皇上和内阁大学士的眼里，我们的地位远高于英国人。” 来人告诉他们召见将在第二天进行。“我们提出了许多反对的理由，但毫无用处。使臣最后还是答应了，那些中国官员对我们表示十分亲热。他们向使臣示范应如何施礼，使臣跟着他们学：叩了许多次头。” 凌晨3时，荷兰人被命令取下了他们的剑，然后同蒙古和高丽的使臣混在一起，在凛冽的寒夜中久久地等待着。“中国官员用鞭子乱抽：高丽人挨得最多。” 宫门打开时，中国人让各国使臣下跪。乾隆坐着轿子出来了，对高丽的人瞅了一眼，然后让轿夫在蒂津前停了下来。“他的第二位内阁大学士福长安走在轿子的左边，他从使臣阁下手里接过了镀金的盒子，把它传给了皇上。这时我们都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皇上问蒂津荷兰君主可好，接着就往前走了。 吉涅尖刻挖苦地作了这样的总结：“皇上在宫殿外面的院子里接见了大使；除了对他说的两三句话以及送给他吃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外，尽管他离皇上才几步远并可以被看见，但皇上却一直没有再注意到他。” 当晚，中国人来搬走了献给皇上的钟表。天气十分之冷，梵·布拉姆向他要些煤和几件家具，他们一切都答应，但什么都不干。第二天，荷兰人又进到宫里，他们被带到一间既冷又充满了烟昧的屋子里，梵·布拉姆看到大臣们的居处也同样简陋，算也聊以自慰。怎么能想象“这些房子组成了皇宫”呢！他揭露了引起这许多失望的罪魁祸首：“这情景同传教士们寄往欧洲的谈到中国首都和皇帝宫殿的有人说明的报告无法相符。但我描写的是我现在见到而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 马戛尔尼的马车 福长安向荷兰人问了问他们是否感到冷，然后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没有谈到任何政治问题。荷兰人事先答应过这点。1月15日皇上让人给他们送了些葡萄干，梵·布拉姆又得三跪九叩表示感谢。答应的煤终于运到了！但根本不可能见到传教士，难道这就是“远比英国人更受到尊敬”吗？18个月之前，开始并没有禁止神父们同英国使团接触，只是在打发使团走时才这样做的。“有人秘密地给我送来了我的朋友梁栋材的一封信，”梵·布拉姆在1月18日记道，“他向我表示极想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让来者带去了回信。我们总希望能同他们联系。”这种希望也落空了。 没有必要派的使团：因为在同一天，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欧洲，荷兰的执政在法国国民公会的军队进攻下正在逃往英国。这些荷兰人则成了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使者——当然他们只是在7个月后才得知这事。 吉涅给罗神父写了一封信，梵·布拉姆答应把它交给遇到的第一位传教士。18日这位法国人被召到和珅处：一大群中国官员问他为什么来北京，问信的内容是什么。吉涅极力为自己辩解，说罗神父是他从欧洲到中国来时的旅伴，他们是好朋友。这类情况（同许多其他的事一样）在最近也可能发生。 荷兰人在中国京城逗留的时间比马戛尔尼长——有一个月多一点。一个月里除了参加几次庆典，耐心地等待好几个钟头“看御驾经过”并叩头致敬外就无所事事了。尽管他们说“没有任何欧洲人能像他们那样深入皇宫，”中国的新年并未能使他们的愁眉舒展，他们凌晨2时就被叫起来等待皇上经过，但到3时却被告知皇上不来了。 在他们驻京期间，只有一件事让他们感到高兴：发现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马车被弃置在宫里的一个角落上。对英国马车的忽视使他们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一些安慰。 2月4日，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在无数人的面前，他们受到了最后的接见。本来就令人丢脸的大礼又加上了当众的凌辱：中国官员很注意大使和梵·布拉姆先生叩头的次数。后者站起来早了一点，他们又强迫他重新开始。并用鞭子进行威胁。 梵·布拉姆最后终于见到了罗神父：“中国官员睁大眼睛看我们是否给他递纸条。”神父解释说：如果使团直接从欧洲而不是从广州来，他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同传教士联系。“中国人怕了解中国的人”。到20世纪仍然这样。 2月15日，我们带着极难得到的皇帝诏书离开了北京。 “朕仰承昊载，寅绍丕基。临御六十年来，四海永清，万方向化，德威远播，褆福毕臻。……王其祗受，益笃忠贞，保又尔邦，永副朕眷。” 诏书未能抵达：“执政”已让位于巴达维共和国。 两个使团，两次失败：第一个使团失败时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第二个使团却遭到了羞辱。梵·布拉姆在总结他的旅行时远比他在开始旅行时头脑清醒：“这个民族有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人为的需要，而我们如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便会痛苦不堪。你认为中国人见到了每年来自欧洲的技术操作就会醒悟过来？这些珍品都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事。” 吉涅认为两个使团都一样有害：“马戛尔尼虽拒绝低头极大地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一个自以为高于他人的民族的自尊心。”相反，荷兰人答应叩头“像是弥补了英国人的凌辱”。但他们受到的欢迎“同应该受到的并不相符”。所以“在中国人取得经验并懂得自己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存在下来乃是因为他们国家遥远，在他们懂得对自己过高评价完全是空中楼阁之前派使团去中国本身就是个错误。总有一天那些蔑视外国人，把他们纯粹看成是商人的中国人会承认：被他们如此侮辱的洋人竟那么可怕。而外国一旦同中国交手，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地处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从武力上来说竟如此落后。”第八十三章 戈洛夫金——半途而废的使团（1805年秋） 不是荷兰，而只有俄国才能在北京同英国人竞争。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追击逃往中国的原住伏尔加河两岸的鞑靼人，派过一支军队警戒中国边界，并收容被天主教国家驱逐出来的耶稣会教士。她做这些好事时，当然在亚洲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 当马戛尔尼坐船航向中国时，一个由拉赫曼中尉率领的使团在北海道登陆，想潜入日本，但未成功。伦敦就像圣彼得堡关心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仔细地关注着这个规模极小的使团的一举一动。我们还记得松筠在陪马戛尔尼去杭州前刚在蒙古同俄国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会谈。 叶卡捷琳娜二世死于1796年，但她的继承人执行相同的政策。亚历山大一世设法同中国不是在边境而是在北京建立关系。沙皇的外交部长波兰的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助了他一臂之力。他贪婪地阅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叙述。俄罗斯帝国是中国的近邻，它不能比遥远的英国还不如。 事情发生在1805年秋天，当时欧洲——包括俄国——正第三次结成联盟来反对法国。指定的使臣是戈洛夫金伯爵，他要一大群随行人员，包括60名卫士和一大队骑兵。波兰的大贵族任·波托斯基伯爵毛遂自荐，提出要以“伽伐尼科学方面的学者”即电子专家的身份陪同前往。恰尔托雷斯基的这位表亲和朋友既聪明又有教养，他像马戛尔尼一样自信能让中国人相信同科学技术先进的俄国交往他们会得到好处。他特别想当戈洛夫金的高级政治顾问——但后者不想听从任何人的意见。波托茨基是否向他建议过读读传教士、斯当东、巴罗等人的著作呢？但戈洛夫金是以法国方式教育大的，他的答复是“天下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一位好厨师和美酒。”他打算以华丽的随从、沙皇的威望以及自己的才能来使嘉庆——乾隆的儿子和继承人——赞叹不已。 而波托茨基写道：“全是因为没有阅读马戛尔尼使团的叙述，我们才陷入让我们使团遭受失败的这场误会中去的。戈洛夫金让人在他的马车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上帝是仁慈的，前进！然后就带着一列引人注目的轻便队伍上路了。” 三封信 使团向伊尔库茨克前进。它未到喀山，封库伦（乌兰巴托）王的信就提出把大部分随从留在边界上；另外马上要礼品的清单。戈洛夫金答复说像他这样身份的使臣至少要带250名随员。 使团在色楞格斯克收到了第二封信，库伦王再一次强调：“减少随从人数并送上礼品清单。”戈洛夫金感到震惊，尽量把随从减少90人。在抵达边境前的最后一站特罗伊次克，库伦王的第三封信到了：“使臣若要一睹龙颜，就只能有70人入境。” 波托茨基在给他兄弟的信中指出：“我的所见所闻都证明：由于他们制度的惰性，他们久而久之总会战胜别人的极力反对。” 然而，只要使臣正式答应叩头，就可同意带124人入境。戈洛夫金为取得了进展而得意忘形，就作出了许诺。他不知道库伦王受命让使团在中国新年前随无数朝贡者一起进京。他们在1805年12月18日——即奥斯特金茨战役和普莱斯堡和约之间——在俄国的礼炮声中和中国的鞭炮声中进入中国。 那天数九严寒。热茶一倒出来表面就结起一层冰碴儿。在库伦王由他的满族办事大臣伴随着，再一次向戈洛夫金表示急于看到他们进京。他们请他第三天参加御宴。 圣体存在 戈洛夫金由一批威武的俄国和蒙古骑士伴同着来了。库伦王把他带到香案前对他说：“皇上在库伦赐宴，实为皇恩浩荡。你应当拜谢。我对这些点燃的香施礼，你也同我一起施礼。”使臣只肯脱帽。库伦王训斥了他。俄国人回答无法相信这几支蜡烛就是皇上。嗓门越来越高。库伦王动了怒，后来语气又缓和了。大家冷冷地分了手。 两天后重开谈判。但戈洛夫金遇到了障碍：“必须满足礼部的要求。它的规定是必须服从的。”库伦王又补充了一句早先使英国人大为惊讶的话：“你看，施礼并不是一件国家大事。”当然不是，但却责任重大，若要拒绝，使命便会失败。库伦王说他已向北京汇报情况，在答复到达之前，他什么也不准备谈。这需要20天。蒙古包里冷得令人无法忍受。 北京的答复到后，库伦王请使臣重新进行会谈。“我现在执掌着撵走你们的权力。你到你们的皇上面前如何交差呢？”“我们的皇上会奖励我们的！你若要撵我们，悉听尊便。”王反驳说：“我对你们无法理解。派你们来北京，而你们却想方设法地不去。” 他建议使臣请求皇上宽恕他未在库伦叩头，并写信答应到京后重施大礼。信里要按照中国的修辞习惯强调重复，连续允诺三次。戈洛夫金同意写信，但不愿道歉，并只允诺一次，他回去准备写信。但马上一些骑兵把库伦王和他的将官原先已接受的礼品退回俄国人的营地，并给了他一封信：“你们是一群荒唐之徒。请即离开。”戈洛夫金让他冻僵的部队掉转马头，快速奔向俄罗斯。 英国人曾想敞开南方狭窄的门户；他们失败了。俄国人则想推开北方那窄小的门户，他们连试都没能试成。同英国人一样，他们想通过耀武扬威来取得成功。比英国人更傲慢？皇上不让他们入京，以免再把他们从北京撵走。 当时，这次失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到时候，中国南北两方的闭关自守却会改变世界的命运。第八十四章 阿美士德——被驱逐的使团（1816年－1817年） 1794年12月，马戛尔尼在一封未公开的信里曾对他的使团作过乐观的结论：使团“使英国商人摆脱了一位丑恶贪婪的总督的专制统治，让他们受到另一位真诚友好的总督的保护……它为两国的友谊、为互相协商与直接接触奠定了基础”。 “直接接触”从长远看难道不是使中国人认识错误的最好方法吗？1795年2月，当荷兰人愤怒地离开北京时，马戛尔尼建议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为驻华公使。不幸的是乔治爵士瘫痪了，这计划无法实现。不久乔治爵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接过了火炬，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期间，英国听从了钱德明神父的意见，设法同天朝保持关系。乾隆的最后一份诏书 1795年12月底，“锡伦彻斯特”号在黄埔停泊。船上装着许多礼品和信件：有国王给皇上的，有马戛尔尼给总督的，有东印度公司给海关监督的。但英国人不走运：总督已不是长麟，他拒收给他前任的信件和礼品；海关监督回答自己无权同外国人商谈。1793年秋天在位的人，在信件来往的时间里就已离开了舞台。 国王给皇上的信却一直送到了北京。乾隆在1796年2月初写了回信： “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 乾隆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承认英国人没有损及中国的利益，但又强调这对战争的结局没有影响——中国并不需要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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