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被出卖的未婚妻（1793年11月8日） 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 ——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既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 叶圣陶《一生》，1919年 我们的旅行者一涉及这个有趣的课题，马上就扩大了他们的调查范围。他们不费劲地发现卖淫并不是中国妇女体现其商品价格的唯一现象。一个中国作家写道：“穷人家中只要有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会形成彩礼竞争，而父母把女儿许给付彩礼最多的人。”女孩没有选择余地：她将去出价最高者的家里。因此，中国妇女无论其身份如何，总是被出卖的——出卖一小时或是出卖终身。 巴罗写道，事实上，男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在姑娘乘坐花轿被一长列人送到他家之前，他不能见她。然而，如果他用事先给他的钥匙打开关着他未来妻子的轿子时，他发现她不合他的胃口，他可以将她退回给她父母。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已经交出的彩礼。” 巴罗难以理解这种感情不起任何作用的家庭包办。确实，直到那时欧洲大陆的习惯仍然是协商婚姻，但在英国这种婚姻方式开始让位于恋爱结婚。“人们根本不允许订婚者事先进行交谈。在中国没有表示关切和温存的无声形式。男人娶女人是因为习俗对他的要求。”一个20多岁的独生男子就叫“老光棍”，被人瞧不起。 如果说儒教社会几乎不承认妇女的一切权利，首先包括出生后生存的权利，妇女还剩下一个权利，即结婚的权利。结婚为她提供了生育男孩的机会——她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根据巴罗的说法，年轻妇女在其丈夫家中首先“是一件无生命的家具，同在娘家时一样”。古伯察神父以挖苦的笔调写道：“打妻子成了具有如此高雅的事情，以至做丈夫的尽量避免错过机会：否则就会表明他是个笨蛋，有损于他的尊严。” 报复也是一道中国菜——有时是热菜，有时则是凉菜；我们的旅行者如果读过中国故事中丈夫挨妻子打的不幸遭遇，他们对两性之战的看法就会全面一些。最愉快的报复方法就是不忠贞：中国文学中有许多挖苦的话，人们以为它们出自于女人心或弄臣： 水性从来是女流， 背夫常与外人偷。 如果说这个主题在各国到处可见，那么我们的英国人没有注意到另一种更为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年轻妻子都是婆婆的仆人。在中国，年轻姑娘更多是作为媳妇，而不是作为妻子进入一个家庭的。中国人不说娶老婆，而说娶媳妇。 服从父母使年轻的丈夫不能向着妻子反对母亲；而年轻的妻子对公婆尽的义务要比对丈夫尽的义务还要多。唯有岁月能解决这种矛盾，使状况颠倒过来：年龄最终将使媳妇变为婆婆。最初是女孩，当年龄允许她戴簪子时便成了媳妇，后来成为婆婆：这是中国妇女的三部曲，她最后成为受合家尊敬的老祖母。 两性间的斗争 相反，一夫多妻的现象没有躲过我们的旅行者的目光。它是正常现象。巴罗解释道：“当丈夫将第二、第三个老婆带回家时，第一个妻子“既不嫉妒，也不难受”或者，她“认为什么都不流露出来更为明智。”这种克制是有道理的。因为沉默并不能抑制不和：《金瓶梅》中不抱幻想地指出：“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烫着就抹着”。 妾：这个概念激起巴罗的反感，他对此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在婚姻是一种合法卖淫的国家里，当妾的也就不会有什么羞耻了。” 巴罗继续说：一夫多妻制“是一种能在自身找到治疗方法的弊病。在这个国家里，十分之九的男人为养活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尚感到十分困难。如何又能买第二个妻子呢？何况，在一个许多小女孩被遗弃，而习俗又要求每个男子都结婚的国家里，谁讨两个老婆就会妨碍另一个男人找到妻子。妻妾成群只存在于上等人家或一些富商家庭。限制奢侈法禁止修建漂亮的房子和一切讲究排场的行为，而鼓励人们偷偷地沉湎于声色之中。”梁栋材神父哀叹改信基督教的人太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为“中国人沉溺于肉体享受”。 巴罗报道说：“国家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也都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他们的私生活以“内宅”为舞台。人们在那里首先翻阅许多床头经：“两个并肩叠股而坐，展开春意二十四解本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然后离座上床就寝，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 在“在可爱的英格兰”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间的我们这些英国人真不知道他们应该对此表示反感还是嫉妒。但当有人谈到皇帝的后宫有几百名美女时，他们尤其感到困惑不解。就是他年轻时也怎么能应付得了呢？ 他们不了解道家生理学及由此产生的性实践。根据这种学说，男性的要素阳为男人带来了无穷的精力。但是要有若干条件。它应经常与女性的要素阴接触。并在让女人充分舒服时全部汲取阴的精。他自己要全神贯注，但是并不释放自己的精。男人就这样延年壮身。 中国男人与众多的妻妾频繁发生关系，却又不让自己泄精，这样他就能够满足众多的妻妾，因为她们的满足对增强他的阳是必要的，所以也能使她们感到十分满足。当他决定要孩子时，他便能生出传宗接代的、强壮的男性继承人。 但是女性的阴有它自己的利益，同男性的阳的利益发生矛盾：阳达到极度兴奋时，阴便得到增强。有些内行的女人成功地挫败了男人的计谋，使他控制不住。在两性间的斗争中，她们就取胜了：她们的阴精从阳精方面得到增强。这些女人懂得“采战之术”，道教的传统赋于她们永恒的魅力。 丝绸的秘密 苏州是女人的都城，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外衣——丝绸的都城。大运河现在确实经过种植桑树的地区。出使的一个目的就是调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等有关丝绸的技术，以便把它们引进印度。但是中国人对此保持着警惕。自古以来，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出卖这个秘密者要被处死。 在运河的两岸，只见桑林围绕的极大的村庄。桑叶已经摘去：为什么呢？赫脱南只得到极少的情报：“种桑树的人不管养蚕。他们把桑叶按分量卖给养蚕的城市居民。”根本不可能带走这些小树的树苗和蚕的样品。丝绸还将保持着它的谜。 “总不知足” 还是11月8日这一天，松筠的一份奏折似乎离中国卡普的乐趣甚为遥远： “英咭利贡使恳请仍由广东行走，当经松筠峻词斥驳。而该贡使等泪随言下，亦只可准其所请。奴才又将浙江省停泊夷船擅自开行一节向其明切严谕，据称他们管船之人如此不遵教令我等实在羞愧无地。奴才遵将恩旨宣示，该贡使免冠屈膝，喜溢于色，据称我等蒙大皇帝怜悯从此得有活命平安回国。复称前蒙大皇帝恩典准我等在宁波地方买些茶叶丝斤，但我等所带银两无多，现在浙省停泊之船原系一只货船，不知可以将洋货兑换否？ “奴才谕以宁波地方向无洋行，尔等既称乏银，想在宁波断不能多买茶叶、丝斤，况尔等又可赴澳门、黄埔，尔等所存货物仍应赴彼处交易。该地方自然钦遵恩谕概免纳税。” 皇帝接到该奏折后，用朱笔批注道：“总不知足。”第六十一章 黑暗中的微光（1793年11月8日-11日） 船队在大运河上航行了600公里后接近杭州，在那里松筠将让位于长麟。正赴任的新两广总督将陪同使团，因为“狮子”号突然出发以及马戛尔尼拒绝搭乘“印度斯坦”号打乱了整个计划。 松筠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向马戛尔尼说长麟的好话。任命这样高的人为两广总督表明皇帝有意同英国商人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任命难道是使团获得的唯一具体成果吗？不管怎么说，松筠便出的心理攻势说明是有效的：乾隆的形象又带上了仁慈的光环，而马戛尔尼又重新抱有希望。他正在草拟的、准备让马金托什船长从“印度斯坦”号上传递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完全绅士派的总督 确实，长麟可以被看作是“左右局势的人”。新任两广总督是满人，乾隆的亲戚。他享有正直的美名。1792年，他为几名被和珅诬告犯有阴谋罪的人辩解而失宠，现在他已走出了政治上的低谷。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至关重要。两个人将互相观察并作出评价。从宫内文书看不出长麟对马戛尔尼的看法——中国人一般不作心理分析：他们的记载更着重道德的判断。而马戛尔尼作为真正的西方人，喜欢具体说明他的印象，并详细叙述他们谈话的内容。 11月9日早上，船队在杭州附近停泊。总督的游艇立即靠向勋爵的船。马戛尔尼说：长麟“先与松筠谈话，然后前来对我表示欢迎”。 英使马上对他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长麟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外，为人直率、仪态高雅——一个真正的绅士。他的谈话与松筠全然一样。他肯定地说他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对在广州的英国人表现出最大尊重；他们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这些西方人把最可鄙的物质主义和天真幼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方人如何能不嘲笑他们呢？这个十足的绅士在对英使大献殷勤的同时，却希望把采珍珠的渔民训练成作战潜水员去破坏英国船只。 长麟不停地说着如长途航行劳累等寒暄话，并说英使进京“非常讨得皇帝的喜欢，他不断地表示自己极为满意”。他甚至交给马戛尔尼皇帝送给国王的又一批礼物：绣金的丝绸，尤其是一张：“福纸”——即天于御笔写的福字。“一位中国皇帝对另一位君主表达友情的规格不能比这更高的了”，这是马戛尔尼为他的英国读者写的。他没有指出这种姿态对皇帝来说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没有指出对于这一巨大的行动来说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成功。 大家记得乾隆的本意是，这“福”字应该意味着向即将在舟山登船的使团“告别”。路线的改变使这字蒙上了一层滑稽可笑的含义，马戛尔尼对此并未察觉。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礼物原先应由松筠转交给他。作为好朋友，松筠把这事留给长麟去办，后者因此可以借此作为愉快的见面礼。 来年，遭到可怕虐待、备受凌辱的荷兰使团也将得到皇帝御笔来书的福字，那是送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兰国王的！…… 回避的技巧 使团在杭州要停留几天，以便把人员和行李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与物将同马金托什继续前往舟山搭乘“印度斯坦”号，另一部人与物将同马戛尔尼与长麟一起走陆路去广州。“印度斯坦”号留下除了等候船长外，还在等待把在当地换取的货物带走的许可。既然它还停留在那里，最好是把货舱装满！谁知道呢？因为这样做就将开创一个先例。中国人懂得下的赌注：不是几吨茶叶，而是一条原则。因此长麟向马戛尔尼和马金托什作了回避技巧的精彩表演。 他解释说：“舟山的商人没有与外国人通商的习惯，另外，他们也没有能使英国人感兴趣的货物。最后，他们希望用现金支付——也就是说用银币。”而长麟知道英国人没有银币。可能受马金托什的鼓动，马戛尔尼建议以货易货。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内阁档案反映出皇帝的愤怒。 实际上乾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松筠的建议使他大为不悦： “前因该贡使等恳请在宁波置买茶叶、丝斤，原已降旨允准。今该贡便又以银两无多为词，欲将洋货在彼兑换。 ——真可鄙。 “应赴澳门、黄埔将货物交易。” 然而他还是个好君主，他允许和珅提出一个改良方案： “今已将丝斤购备运往，如该贡使等购买无多，不妨酌量准其交易，倘伊等因松筠饬谕不复在彼置办，即听其前赴澳门、黄埔购买亦无不可。” 乾隆又一次用朱笔添上：“若听其一事，彼又生法求恩不已矣。” 长麟重弹松筠一再提出的异议。马戛尔尼放弃了在宁波贸易的计划。强行突破行政封锁是办不到的。对私人——即“奸商”不能抱任何希望，他们明显已经起不了作用。为什么要试图同这些人作交易呢？天朝的等级制度随时会使之付诸东流的。使臣抓住赐于他的微薄的补偿不放。总督向他宣布，作为特殊的恩赐，“印度斯坦”号将免付出口税。马戛尔尼对这些一本正经地不断重复的句子已经听腻了，对那种毫无意义的永恒的微笑也看够了。但是，他还是想，皇帝的优待，对自古以来的惯例的违反，尽管并无惊人之处，难道不是具体地说明他的使团并非毫无用处，而新的做法将会逐步建立吗？ 托马斯从特使和他父亲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了他们的想法，他坚持说：“长麟极为谦恭，非常客气。” 马戛尔尼对他着了迷。他越来越庆幸自己一再坚持走陆路去广州，让“印度斯坦”号只把使团的一个分队送走，而不是相反。展望他将要与一个决定广州和澳门欧洲人命运的人一起度过几周使他日益感到这是他使命出人意外的延长——一种挽救使团的决定性的好运气。 “不许民人与之接触” 从第2天——11月10日一起，总督又来看特使，并重弹老调：“皇帝陛下对你们大有好感。”马戛尔尼不愧是个好外交官，他马上就试图使这样的好感具体化。他从另一条战线发起进攻：关于丝绸的某些秘密在意大利和法国尚不为人所知，而英国人在这方面也一无所获。正是在杭州附近种植的桑树最多，养的蚕也最多；而在城里制造出最有名的丝绸。马戛尔尼曾询问过他船上的船夫：一些人认为红桑起主要作用，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白桑。究竟如何？很显然，总督对此一窍不通。中国的等级体系里从上到下的人都对外国人的好奇心加以回避。又是一个不适宜的问题：搞间谍活动。 可是，斯当东不是成功地发现了一个工业秘密吗？“蚕是在特地搭起的蚕室内养殖的，那里远离各种嘈杂声；因为中国人认为哪怕是狗吠声也会妨碍蚕的生长。”让我们再往下看：“缫丝之前总是把蚕闷住。为此，他们把茧放在匾上，再把匾用水气蒸。当茧被缫完丝时，中国人就大嚼蚕蛹。”如果说中国人津津有味地品尝长满其身的虱子，他们就不可能对蚕蛹的滋味无动于衷。继工业秘密后，又发现了一个集体行为的秘密：英国人识破了中国人的心理现象。他们的猜疑不是得到了证明吗？ 这种猜忌不仅反映在丝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本身。在歇脚的数天时间里，英国人被关在船上不许登岸。乾隆的朱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不许民人与之接触，不令贡使从人等上岸。”这些蛮人没有想到皇帝为他们费了这么多的朱墨。 托马斯的日记证实了这种隔离措施：“那位大官来到勋爵的船上同他谈话。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城墙边上，我们不得不在郊区夜间睡觉，白天闲呆着。”这是他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的话。 乔治爵士记叙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部分运往广州的行李被错运到前往舟山的船上。3个英国人被派去寻找行李：唯有他们能认出这些行李。他们由一名官员及其仆人陪同骑马前去，他们从东面绕过城市。终于可以自由一会儿了！抵达河边后，他们登上牛车，每辆由3头并排套在一起的水牛拉着，用一根绳子穿过鼻孔来驾驭它们。牲口飞速奔向河里，在水中它们只要能站得住便前进。随后，旅行者们从牛车上到船里。到了河对岸，他们乘坐轿子前去舟山运河。 事办完后，英国人又骑上马，用马刺刺马的两侧朝城里飞奔而去。当他们已看见城墙的时候，追着他们的中国官员叫守城的卫兵在他们到达之前关上城门。然后对英国人解释说城门打不开了，因为只有巡抚有钥匙。他们因此不得不再次绕着城走。关城门的命令引起了军队的警惕，马上动员起来作好战斗准备。王大人“见到3个英国人居然能在中国防御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造成惊慌不禁哑然失笑”。 然而在他们到达的第2天，王大人已经同巴罗和李神父一起去熟悉杭州南面上船的地方；他们那时是穿城过去的。小斯当东写道：“他们回来后，对城市和店铺作了出色的汇报！”他们那些被迫呆在船上的伙伴则像被禁闭者那样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望远镜里的漂亮文人 建造于钱塘江和帝国运河之间的杭州是两条水路的必然通道，货物在此换船转运。这是联系南北的大商埠。“可以想象货物的转口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它的人口几乎同北京一样多，城里到处是店铺，它们可以同伦敦的店铺相媲美：丝绸店、毛货店、英国布匹店应有尽有。” 在铺着大石板的狭窄路面上，万头攒动；夷人一出现就引起交通堵塞。女人们都打扮得十分吸引人，但只是在衣服的颜色、发型和头上插的花上作些变化。一件丝织内衣代替衬衫。外面穿着灯笼裤和皮里上衣，一件厚厚的饱子套在最外面，腰间扎一根腰带。 中国女人“认为体态丰腴是男子美的标准，而在妇女身上则是个大缺陷。她们极为注意保持自己身材的苗条。”她们把指甲留得很长，“以表明她们有人侍候”，她们把眉毛修成“细长弧形”。 画家亚历山大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妇女不能算美，尤其是用小脚快速行走的平民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出来。我们通常在远处见到她们。例如我们用望远镜有时会无意中见到一名妇女正在关窗。在我们看来，她们是漂亮的，但可能是因为她们化了妆的缘故——主要用补粉和胭脂。” 雷峰塔 古今都一样，旅游在中国从来不是盲目进行的。王大人“有礼貌地邀请巴罗先生和其他几位团员乘坐一艘华丽游艇游西湖，一条准备饭菜的船跟随其后，湖面上荡漾着无数条供游人消遣娱乐的小船。岸上有达官贵人的宅第，一座皇帝行宫，还有不少寺庙。自山边冒出的小溪流入西湖，上面跨着美丽的石桥。”这副景象没有任何变化。《儒林外史》并不过分夸张地断言：“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在树林中，有“几千个修筑得像房屋一样的坟墓，墓是青色的，配上白色楹柱，排列得像是一条条小街道。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有人拿着火把前来湖边的坟地向其家属的遗骸祭供。” 在一座山峰上矗立着几座宝塔；其中一座位于岬角边上，名叫“雷峰塔”。“塔顶已毁坏，上面长满了绿苔和荆棘。据可靠的说法此塔是孔子时的建筑物。”在传统戏剧《白蛇传》中，这座著名的塔被用作布景。始终不变的中国……第六十二章 “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1793年11月11日-13日） 在杭州，马戛尔尼收到一封舰队司令的信：此信几乎是一个月以前寄的。高厄解释说，所有船员都患了重病，包括医生；船上药品缺乏，尤其是奎宁和鸦片。因此必须去广州。 这封信的旅行速度显然同“狮子”号启程的消息一样快——马戛尔尼是在两周前由松筠告知“狮子”号启程的。为什么这封信又那么慢呢？马戛尔尼猜测：先要传教士翻译，然后是审查……可是为什么这么“猜忌”呢？ 如果以为只有英国人在受这驿站拖拖拉拉（而这驿站本来是很快的）的罪那就错了，它使任何来到中国的人都难以忍受。在同一时刻，罗广祥神父两个月来一直试图同始终呆在“印度斯坦”号上的安纳与拉弥额特两位神父接触。最后他从澳门给他们写了封信，在那里他明白一定会把他们打发走：“8月份，你们离我们是那样近；我立即想方设法获得皇帝允许让你们来。但是，由于怀疑你们是英国人，他们把我叫到宫里，向我提出了一大堆有关你们的问题……我无法往你们的船上寄信，也无法请使团返回时带给你们……钱德明神父在10月8日至9日的夜间突然去世；请你们在作弥撒时为他祝福。请多保重。要快活些，要有耐性，有勇气。”这是在天朝官僚体系推不动的惰性面前一位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表现出来的始终不渝的愉快心情。 要有耐性！这位罗广样神父在几年前就劝其教友要有耐性。1789年6月25日，他就曾写道：“我恳请你们不要一遇上中国办事拖拉就气馁。这的确是使人感到屈辱，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高厄的信尽管晚到，却还很受欢迎：马戛尔尼获悉“狮子”号并没有动身去日本，便松了一口气。为了更加保险，他给公司驻广州的代表写了一封信，总督同意当晚就送出，信中指示伊拉斯马斯爵士在得到新的命令前留在澳门。 这封信没有被耽搁，特使想把“狮子”号留在广州，这同中国人希望看到英国人尽快离去的念头不谋而合。事实上，广州当局担心“该正副贡使及随从人等上下几及百员名，到粤后虽有货船可以搭附，恐其借口买卖未齐，转多停搁。”当局为预防起见“又派拨熟谙海道员弁前赴该船，令其与前船一同停泊”。收到这份奏折后，乾隆批注道：“是。”为使中国最终摆脱夷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告别迷人的松筠 前往停泊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的使团成员于11月13日离开杭州。松筠同浙江巡抚吉庆一起护送他们，以便监督他们动身。 他前来向马戛尔尼告别。他显得有些激动。他要求马戛尔尼宽容些。他解释说：“两国相隔万里，它们的习俗必然相异。因此英国人不应当从坏的方面来理解中国人的态度。他希望他们不要带着对中国不利的印象回国。” 马戛尔尼愿意相信这些良好的表示不仅代表松筠个人，他的理由是“松筠也经常处于被监视之中”。实际上有两名中国官员都随时在协助他；他们肯定是坐探。大学士表现得如此可爱，那是因为让人知道他这样做对他有利。马戛尔尼写道：“他迷人的态度躲不过朝廷的耳目，这种态度应当受到朝廷的赏识。在这扑朔迷离的宫廷内还是可以有一个正直的灵魂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和蔼可亲的举止预示着未来很有希望。然而从宫内档案看出，这也是他的任务之一：“速将英咭利贡使送走，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 松筠精于此道，其证明便是他谢绝马戛尔尼想送给他的告别礼物的方式。他以如此自然恳切的态度来表达他的托辞，以致特使都没有想到为他而生气。然而，这同和珅一样都是拒绝礼品，也都是对同样的命令表现出同样的服从。但是，马戛尔尼认为松筠有绅士风度。这位中国高级官员都配当个英国人。 如果说大学士对特使表现出热情，他在皇帝面前可一点都不流露出来。以下是11月13日他写的最后一份奏折：“本月初九日，该正贡使至奴才船中跪请大皇帝圣躬万安，敬捧呈词……口称我等外夷不识天朝体制，一切礼节全未谙习，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体恤备至…其已悃忱。” 同一天，小斯当东写道：“今天，松筠来船上看我爸爸。我给妈妈写了封信。由马金托什舰长带来。”12日和13日，马戛尔尼也说他接待了松筠的来访。大学士则让朝廷相信是特使前去拜访他：极权社会的等级原则同民主社会的平均主义原则带有同样的强制性。一名贡使应当尊重一位大学士，而不是相反。皇帝可能会批注：“好”，如同我们所说：太好了！ 私下对话 英国人正在为去广州作准备，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他们远没有料到在此刻通过皇家传驿，一场无情的对话正在他们穿越的中国两端进行着。 乾隆10月21日从北京发出给广东以及其他沿海各省巡抚的谕旨：告诉他们夷入的“不适宜的要求”，他们要求或在舟山，或在广州附近有一个能“长期居留的小海岛”。 郭世勋仅在12天后，即11月1日回复乾隆，而又过了11天，即11月12日；乾隆用朱笔批注他的复件。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它确定了马戛尔尼的彻底失败： 郭世勋：英咭利国人投澳居住须向西洋人赁屋，形势俨成主客，是以此次该国贡使进京吁请在于附近广东省城地方常给一处，以为收存货物之地，与西洋人之澳门相埒。 乾隆：此必不可行 郭世勋：其所吁求之处正其贪狡之处 乾隆：是！ 郭世勋：西洋夷人在澳门居住始自前明，迄今二百余年。该夷等在被生长居聚竟成乐土，国朝教化涵儒，不殊天帱地载。况广州附近各处滨临洋海，尤不便任听外国夷人纷投错处。 乾隆：是。 郭世勋：今该贡使贸然陈请，设想非伊朝夕。诚如圣谕，海疆一带戒备宜严。现在督臣长麟莅任在即，臣当与悉心商榷，设法稽查，凡沿海口岸港汊炮台墩汛一律加意防范，不使该国夷人有私自相度地面妄思占住之事。 乾隆：好，实力行之。 郭世勋：如伊等欲择地居住，必借内地奸人指引。 乾隆：此尤应禁者。 郭世勋：臣现在密饬地方官严行查察，倘有洋行通事引水及地方无籍之徒串同英咭利夷人诡图占地，即不动声色，密拿审究，从重治罪，以杜其渐。 乾隆：是。 使团曾从大学士松筠和蔼可亲中推断天朝会听使团的话，事实并非如此。天朝甚至怒不可遏。 给英国国王的报告 马戛尔尼在抵达广州的时候写完了他长达28负的第一份报告，他委托马金托什把这份为国王写的报告送交给敦达斯。他因此就有机会把有关使团的消息先传到欧洲。我们将从这份奇怪地未加发表的文件中摘录若干段落。这份文件的内容不仅同我们上面所引的突然发现的无情对话，而且同特使及其伙伴在他们各自的日记中描绘的观点相距甚远。然而，主要的事都写入报告了：失败后的伤感被摇曳不定的一线希望所缓和：“我满意地注意到伦敦王室和北京朝廷初次直接接触的结果开始就英国商人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开花结果。”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描写了不可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欧洲人的嫉妒：“我从一些非官方的或私人的消息中获悉某些代理商行中的欧洲人设法对抗他们想象中的我们的计划。我们在各方面都要防备葡萄牙人，他们认为自己保持着同北京关系的垄断权。然而，澳门正在日趋衰落，只是有了淡季居住在那里的英国人的出现才得以继续存在。” 其次是中国人的多疑：“尽管对我们接待的排场很大，但鞑靼族的达官贵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每一项建议，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就好像我们是来颠覆这个国家的。” 他的使团被礼仪上的义务弄得精疲力竭，而无法谈判任何问题：“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如果我不稍稍地坚持，希望使这个政府对我们怀有良好感情的话，就没有任何机会实现我使命中最起码的具体目标。” 幸好，在沿着大运河的归程中终于同大学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把事情向前推进了一步：“松筠向我援引他每天从皇帝那里收到的信中的主要段落，并告诉我最重要的批注。他说通过十分仔细的观察，他真正相信我们除了想增加贸易之外别无其他想法；但他明确指出，在一个中国皇帝看来，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麻烦一个使团。” 马戛尔尼这样便能回到皇帝给国王的两份敕书里令人失望的内容上来：“我向松筠指出，除了圣上提到的有关在北京常驻使节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各点。他回答说：皇帝陛下认为他允诺照顾我们的商人就足够了。至于我给和珅的照会，他对我的要求逐一加以拒绝；我提的问题似乎是被故意歪曲，好像有人竭力使它们易于遭到皇帝陛下的拒绝。但是，我还是让他们知道，由于得不到重新考虑，我们在广州的人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容忍，以致有可能中断一切贸易。（……）我感到宽慰的是听说皇帝对我们，即对使团和我们的国家怀有好感，他决心保护这种贸易。如果他拒绝了我们所有具体要求，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提得不得体，而是因为皇上年事已高，他不认为改变自古以来的习俗和创立新的先例是件好事。” 在这个衰老的君主之后，比较年轻的继承者将会采取另一种态度……英国人从不认输；必须维持一点希望之光。第五部分 峰回路转，希望复萌（1793年11月-1794年9月） 子日：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论语》 中国人对皇帝说：您是我们的父母，有了您我们才能活着，有了您我们才有今天。请您再次龙恩天开，了解我们的不幸，看看我们所不敢向您说的情况，救救我们吧！ 钱德明神父，1774年 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目由行走的动物。 《百科全书》，词条《人》，1751年 第六十三章 老传教士的遗嘱（1793年11月9日-10日） 马戛尔尼在修改他第一份由敦达斯转交国王的报告时，就已经认真重读过钱德明神父的来信，这封信是后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托人于10月3日——即皇帝第一份敕书下达的当天——转交的，好像是专为减轻特使因遭拒绝而受到的打击写的。 当时，勋爵只是把信大致读了一遍，认为那只是神父对他这位受辱使者好心地表示安慰而已。但几经阅读，他理解信里的深刻而准确的分析。要是他知道，神父已在10月9日，即在病榻上写这封信后的第6天离开尘世，他从中获得的是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呀！ 这位可敬的老传教士在信中解释：“对于中国人说来，使节团的任务不过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其逗留的日期均未获准超过这期限。”他补充说：“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许多时间，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他接着说：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下级官吏的牺牲品”。他们的压力只能有两条出路：或“完全放弃贸易”，或通过使节团向中央政府提出“严厉的指责”。然而，在决定组团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之间，肯定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如果马戛尔尼“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来”，那么，他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法国国内的动荡使他们十分“害怕”，于是他们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 斯当东也提出：法国革命会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人权宣言已译成印度斯坦文。它不可能在性情温和的印度有中引起骚动。而中国人的情况就不同：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民众骚动。”他试图在可憎的和珅外再找一个替罪羊吗？对那丢脸的失败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观察员，前面提到过的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排除了这种论点：“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与那个一听到荷兰没有国王便放声大笑的暹罗国王相比，它对民主的概念不会懂得更多。” 垂死人对未来的忠告 神父继续说：“然而，马戛尔尼使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必然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当中国人的思想适应了原先使他们反感的新鲜事物时，那么，这种印象在他们身上引起的不安也将平息下来；到那时，正使的提议就可能得到重新考虑。 钱德明神父建议每年都派船递送一封两位君主间的私人信件，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国王委派一位常驻广州或澳门的代表与总督保持接触；他可以接受朝廷邀请参加节日或新皇帝登基的庆典。这位常务代表将维持有益的联系。尽管敦达斯和马戛尔尼的要求未得到直接的满足，但使团在中国的这种继续存在方式将给他们的努力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持久的报偿。 是否应该排除钱德明神父本人受到中国政府操纵这一可能性呢？传教士们完全是仰仗皇帝每天的恩准才能在中国生活的。他们完全从属于中国的官僚等级体系。他们怎么可能不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照皇帝的意旨办事呢？但他们是要留在中国的，眼看英国人一败涂地地离开中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可以企盼从英国贸易中改善自身的境况和传教的机会、马戛尔尼写道：“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与中国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另外，他的教派将独得传教的好处。在传道这问题上，他们无须惧怕英国人。”’ 关于神父的信，斯当东是这样记叙的：“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 总之，在这封信里，老传教士重复了他在1789年已经写过，而马戛尔尼不愿意相信的那些话：“中国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当他在记下这永恒不变的书实外，再加上一点对开放的希望时，他是否还是对的呢？正使为此绞尽脑汁；老耶稣会教士提议通过广州互换信件和礼品；不多久，马戛尔尼和他的中国对话者就转而赞同这一主意了。 这就引起了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们写的信中表达出的乐观情绪，此信是在他写给敦达斯的第一份报告后的翌日写的：“我坚信，我国的贸易将受益于使团的访问。我们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北方居民的需求和习俗方面的材料，这将使我们能通过广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资，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那时，我们将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做法。我国并没有在那里失去任何发财和通过扩大我国的声望和贸易来加强地位的机会。”多么漂亮的曲言法：在绅士之间，大家都克制地进行陈述。 12月23日，他又给敦达斯写信：“我向总督指出，我第一次阅读皇帝的敕书时认为中国政府对英国持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然而，听了总督本人以及陪我到杭州的那位大人向我说明皇帝对我们的真实感情后，我就完全放心了。”松筠的话还萦绕在他耳际：“尔等见了长总督，一切更可放心”。 “选择明智的做法”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让时间来安排一切吧……“只要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不操之过急，只要小心机智地行事，中国是可以与遥远的国家和谐相处的。”这是钱德明神父最恳切的意见。第六十四章 在南方内地（1793年11月14日-17日） 11月14日，使团的主要人员动身去南方。他们得到了一份厚礼：准许他们穿过杭州城。 小斯当东用最清新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这次旅行：“今天一早，我们一长列队伍与士兵一起出发，穿过城市来到钱塘江边。第一次为我们打起了华盖。杭州是一座很大很美的城市。我们从几座雕刻奇特的凯旋门下穿过。” 兴高采烈的托马斯以为——当然他的同胞们也不例外——这些凯旋门是为欢迎使团而搭的。然而，这些显然是他已经在北京见过的“牌楼”。牌楼大多数是木结构的，但也有像这里一样用石头砌成的。 见习侍童对“又大又漂亮”的店铺赞赏不已。它们的铺面悬挂着“珍贵的皮毛”。 两军对峙 出城时，“使团的队伍受到礼炮、乐队和数百名士兵的列队欢送”。安德逊看到的士兵人数是托马斯看到的10倍：“一支由几千名戴着头盔的士兵组成的队伍，排列成十分整齐的队形，站在路边。” “为了便于登船，并使这场面更为壮观”，架设了“用藤条串联起来的一排车搭成的码头”。它直通停泊在河中心的船只，因为靠河岸处的水不够深，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这一场面。看热闹的人有的站在水中拉的车上，有的三、四个人一起骑在水牛背上，这些驯良的水牛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安德逊指出：“中国人大量使用水牛来做拖运的工作，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这点只在南方适用；现在，我们已到了南方。 检阅军队给英国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对此有所评述。“无数的旌旗把中国军人的漂亮制服衬托得更为军容壮丽。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炮就表示炮兵。他们的炮比我们至今在中国看到过的威力要大得多。使团成员从两座雄伟的凯旋门下经过时，受到这支炮兵队伍的鸣炮致礼”。马戛尔巳则认为这些炮“不易操作”，炮口上铁的厚度同炮的口径差不多相等。 一小队英国士兵齐步成纵队行进，在河边的中国士兵向使团下跪致礼。他们在河边，身穿军礼服倒显得十分威武。然而，马戛尔尼喜欢想象他们是在欣赏仁慈陛下的士兵的豪迈步伐和无可指责的动作。英国人在打量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打量英国人。 在外交官的背后，露出了军人的面目。外交官明白他已输掉一仗。而军人的目光则在估量赢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尽管这场战争在半个世纪后才会爆发。 南方从这里开始 5点左右登船结束。由带席篷帆船组成的船队启航了。即使这些船载荷量很大，但航行时吃水并不深。 镇江是扬子江和大运河的会合点，过了镇江，这一行旅游者才算真正到了南方。这是另一个中国。中国南北方的差异比我们南北的差异还要大。中国的南方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鱼类；在这片土地上集聚着人类财富，人们的生活也更讲究排场。 “11月15日，早晨醒来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景色之中。”小斯当东大声说。马戛尔尼是这样形容的：“美丽和动人的景色。”托马斯对沿途风光的描写：“一边是耕作过的广阔平原，另一边高山贴岸耸立，满是悬崖峭壁，就像是从江中升起的一样。河深很少超过4英尺。布满卵石的河床覆盖着暗绿色的苔藓。我们的船常常触着河底。” 赫脱南估计这次浅水航行的风险。桨常常碰在峭壁上，船颠簸得很厉害，他直担心要“遇难”。每条船由二十来人拉纤，“如果不是迷人的景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那么船夫和水手此起彼伏的喊声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噪音是表现中国生气的一个独特方面。 中国的南北要道真是这样不方便吗？并非如此。现在正是因为船队离开了这条要道。如果船队选择北京——广州的直达航线，那就不必绕道杭州：它就要沿长江而上250公里，而不是横渡长江走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它朝东航行是为了去舟山群岛、英国人要搭“狮子”号回去时，朝廷已确定了这条航线。后来朝廷认为勋爵完全听任摆布乘“印度斯坦”号，因此还坚持这条路线。现在只好抄一条“近道”了。马戛尔尼骄傲地记道：至今还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这块中国内地。马可·波罗没有到过福州以南的地方；传教士和外国使臣则被迫走御道。继热河之后，这又是一个“第一”。 我们已经来到与开罗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农作物散发出带有异国情调的沁人心脾的香味。沿途看到“稻田、甘蔗种植园、橙树、袖子树、石榴树、栗子树、蔬菜、茶树、樟脑树和竹子”。 小斯当东对乌柏树入了迷：“任何一种植物都没能引起这样大的好奇心。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一棵树居然能提供给我们只习惯于在动物界获取的物质。这是这个特殊地区的主要的优势之一。”这种树的叶子是红色的，它的白色果实里的籽含有一种可用来制造蜡烛的肥皂般的粉状物。“中国的蜡烛比较粗短。烛芯是木制的。火苗很亮且一直很均匀。”儿子惊叹不已，老子补充解释：“把种子捣碎后放在水中煮沸，从中提取油脂。用这种物质制作的蜡烛比用动物脂肪制作的更坚硬，而且不散发出气味”。而用这种方法生产所需的成本大大低于欧洲。 在使用煤气和电灯前，这是中国在技术上领先的一个项目，但这种地位很快就被超越了。 最早的桔子树 11月16日，特使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拜会总督。过了杭州，两位大人还陪同使团使他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出于长麟的特别照顾：“总督对他们很了解，他知道我们相处得很熟；为了使我们旅途更愉快，便让两人一直陪送我们到广州”。这纯粹是勋爵在情感上的异想天开。我们从皇家档案中查实：在10月15日，朝廷就决定派这两位官员一直到他们上船回国才算完成陪同任务。 托马斯惊呼道：“啊，原来中国也有桔子树！”他像克里米亚的一位葡萄合作社的经理一样大惊小怪。后者曾对我说：“怎么，在法国你们现在也酿制香槟酒了？”然而，他的家庭教师赫脱南先生却知道这种水果在德语中称为“中国苹果”（Apfelsine），它是“通过葡萄牙人传入欧洲的。里斯本可能保存着第一株橙树”。像我们莱茵河彼岸的邻居一样，我们把希腊人说是在金苹果园里成熟的这些“金苹果”——桔子（mandarine）还给了中国。 赫脱南甚至明确指出，中国的桔子分三等。上品是供“达官贵人”的，这种桔子的皮是深红色的，容易剥开，汁液最多。第二等供应“各类头目”，皮呈黄色，味道略逊于前者。三等品则是“下层苦力”吃的，也就是在欧洲我们所吃的那种桔子。等级制度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像马可·波罗以后的许许多多旅行家一样，家庭教师按捺不住要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人想象中的还要高超：这种优越性现在波及到他自身了。差异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秘密外交的内幕 11月17日是他们一起旅行的第三天，马戛尔尼和长麟作了一次严肃的交谈。有多少次勋爵已感到终于要谈到正题了……特使的叙述可谓是一份典型的外交报告。 新任两广总督回拜马戛尔尼。谈话自然地涉及中英两国的贸易问题：“在广州，从他那里能得到什么帮助？”他要求特使写份书面说明，以便“从容不迫地反复阅读，完全掌握问题的质，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同意北京应该改变英国商人的态度。 诚然，他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以及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使他有大的行动自由，但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行动要触犯某些既得益。朝廷中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大臣敌视英国：“尤其是他的前任福康安，看到他采取与自己相悖的态度可能会不高兴。”总督楚，和珅拒绝使团的要求使马戛尔尼多么失望，但他劝说马戛尼切勿贸然行事，以至使朝廷“不敢有任何宽容的表示”，使他可能进行的有利于英国人的尝试“失去信誉”。 像与松筠谈话时一样，马戛尔尼毫不迟疑就“坦率地表示深感失望”。他受到“冷淡”甚至是“敌视”的对待，但他尚在信中提及此事，“那是考虑到松筠和长麟”。他们“对使团颇有好感”，并一再肯定地说，皇上对使团亦有好感。因而，尽管北京发生了这一切，他仍有权期望“长麟支持他的要求”。这是他禀告英国宫廷的主要内容。下面就是长麟不要“用他的行来否认”马戛尔尼所说的内容。 勋爵终于感到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这样的交谈值得从陆路绕个圈子。“总督走了不一会儿，就给我和使团的全体先生送来茶叶、扇子和香料作为礼品。”托马斯补充说：“还有丝绸礼品”。 令人生畏的对手 长麟借口缺乏经验，引导马戛尔尼“开头炮”。他确定了自己善意的界限。谈到朝廷表现出的不利迹象，他能理解英国人采取报复的态度，但他强调指出，这种态度势必将妨碍任何积极的发展。马戛尔尼不会知道，无论是以前的松筠还是现在的新任总督，他们得到的重要指示恰恰是：在必要时用武力来防备英国的任何暴力行为。长麟的机智就在于他审慎地把朝廷的忧虑让马戛尔尼知道，把这种忧虑和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商业利益作了权衡：这样他就把威胁回敬英国人。真是手段高明之极。 马戛尔尼尽量不正面回答。他不对英国人的表现作保证，而是逼长麟作出抉择：该由总督通过实际行动使他能向英王陛下写一份他所希望的有利报告。 特使甚至不屑于要求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是他本人应该提供一份书面文件，松筠早已使他明白他不会得到这份文件，并劝他不要立足于讲话或文件），而要立足于明确实际的现实。 而长麟这位手中掌握欧洲贸易命运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最实际的现实，总之，是他可以捕捉到的唯一现实。第六十五章 逆来顺受（1793年11月18日－20日） 高明的外交并没有使英国人忘了他们的“技术情报工作”；他们的固执将又一次战胜中国人的猜疑。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这个设想也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赞同，并专门告诉了马戛尔尼。可能这就是促使他“恳求”松筠让他从陆路去广州的理由之一。 南京的蚕丝在原地加工，洁白无疵，而到异地加工便发黄。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要研究桑树的质量、蚕种、土质、加工用水的成份等等。显然，马戛尔尼不了解这样要求太高了。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然而他弄到了蚕卵。 在长达20个世纪里，蚕丝一直是中国的独家产品。蚕茧的生产秘诀都是禁止出口的。但是有几个窃贼把秘诀带到中国境外。公元555年，两个景教教徒把蚕蛾的卵装在白藤手杖里带到了拜占庭。7世纪，文成公主把蚕茧藏在发髻里带到西藏。9个世纪以后，奥利维埃·德·塞尔如法炮制，把蚕茧藏在他妻子丰满的胸口里，从意大利带入维瓦莱斯。马戛尔尼的确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但他并未能推动英国的生产技术。 但他在茶叶方面则取得较大的成功。这种植物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因为他们与中国人同样需要饮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能离得开茶。然而，在中国饮茶是在公元500年前后才普及的。孔子还要过100年才能喝上茶。至于英国，回忆录撰写人萨缀尔·佩尔斯是于1660年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品尝了第一杯茶（cup of tea——原为英文）。总之，在18世纪，对茶的爱好形成了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少有的共同点之一。当然，在这共同的爱好中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这批旅游者不断谈到有关茶叶的信息。吉兰说：“它是中国人从早到晚的饮料。”斯当东则像一个熟谙供求规律的经济学家那样在计算：“在中国，茶叶的消费量极大。即使欧洲人突然全部不再饮茶，它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也不会下跌。”他认为喝茶是一种美德：“茶的最大好处是使养成这种习惯的人十分喜欢它，从此就不再喜爱饮发酵过的烈性酒了”。这一评语出自霍格斯的同辈的书中则别有一番风味，因为他们不但对喝茶颇有兴趣，而且对杜松子酒和啤酒也同样嗜好：“茶在英国就像啤酒一样，在城市的小酒店里或大路边上都有出售：付一个小额硬币，喝上一杯，然后继续赶路”。 英国人是否知道“喝茶时嘴里要含一块冰糖？”他们是否知道，漂亮的女子在给她的情人准备刺激性欲的茶时，放入“一种会起泡沫的胡桃加咸笋混合物”？茶的魅力是无限的。 饮茶把他们带到茶叶生长的地方。在南下途中，他们已发现茶树。斯当东对“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的茶树”赞叹不已——沼泽地则用来种稻。“为了便于采摘茶叶，要设法不让它长得太高。”安德逊把它描绘成一种类似醋栗的植物。他记录了10月18日第一次见到茶树。显然，他把日子至少提前了半个月。那时他们还在北方；在这个纬度、这个时间，英国人第一次发现的是棉田。不过，作为植物学家，他倒没有弄错：“贡茶”是用最早开的花制成的。新叶焙制成“炸药茶”。 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 基德上校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所植物园，他想在里面增加新的品种。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几株带上块的树苗被小心翼翼地运到了孟加拉。他说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规模栽种茶树，这种树以前在印度鲜为人知。当丁维提带着这批货抵达加尔各答时，不幸的基德已不能为此而感到欣喜：他刚刚去世。但他的夙愿得偿：茶树、乌桕和漆树在那里落了户。随着它们的繁衍，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年，在阿萨姆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戛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 巴罗将向世界揭露“邦蒂”号起义的事实并把这史诗般的行动描写出来。此时，这艘船已前往塔希提岛寻找面包树。仁慈的陛下政府想把它移植到安的列斯群岛。启蒙时代是醉心于植物的时代。伦敦懂得科学、航海、殖民、贸易和工业的进步是合成一体的，只有它们互相补充才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 一次离奇的会见 夜色降临。船队在绵延的山脉前停止行进。王大人和乔大人登上马戛尔尼的船，向他介绍两位琉球国王派来的使臣，也就是他们的同事。该国王每两年都要派人到福建厦门进贡，那是允许他们上岸的唯一港口。 据马戛尔尼所说，这两个人皮色白净。而托马斯却说：“他们皮肤黝黑”。但两人对他俩的印象极好。马戛尔尼说他们“讨人喜欢”，他的年轻侍从则认为他们“相貌漂亮”。两人所穿衣服的样式同中国的差不多，但衣料质地精细，外套一件好看的棕色披肩，衬以松鼠皮。他们头上分别缠着一黄一紫的丝巾。 马戛尔尼一直在伺机进入中国。机会来了。这些岛屿离大陆不远，它附属于中央帝国，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陌生又好客的地方。能否在琉球群岛重温法国人在交趾支那的旧梦呢？这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唾手可得的地方实现的路易十六的中国梦。假如就在离中国近在咫尺的地方开设一个对华贸易商行，又不受中国官员的控制……因为这两个人善于交谈，特使收集了许多情报。 最重要的情报是欧洲船只从未到他们的国家去过，但只要欧洲人愿意去，在该国一定受欢迎。该国在京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深水港。 马戛尔尼带回去的情报并非没有结果。当1816年英国派遣第二个使团时，阿美士德勋爵搭乘的船到琉球群岛进行过察看。当然，最终是日本攫取了这个处于战略要地的群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家能看到它起的作用：它的主要岛屿叫冲绳。 皇帝再度不安 11月19日，乾隆发了一道焦躁不安的御旨。他获悉两艘英国小型护卫舰将在虎门靠岸；“狮子”号可能随后就到。 “所称现到小船二只催令购办食物后即开行回国一节所见尚欠周到。所有该国先到船只务令其在粤停泊等候，其续到之大船二只一并饬令湾泊等候贡使。英咭利贡使到粤后若希图在黄埔地方盖房居住，当严行斥饬，并禁止内地奸人指引。并着长麟于途次接奉此旨，带同贡使攒程行走，以便及早到粤乘坐原船回国。若即饬令开行，将来贡使抵粤必更借口耽延，复萌知智，别有干求，此为最不可行之事，彼必更多一番枝节。 “若原船已经开行，伊等在黄埔居住等候，止当密为稽察，毋许勾结滋事。 “其一切食用可以不必照内地之例，官为料理，致令贡使等得以从容坐食，免有耽误。 “免其纳税系指此次贡船而言。外省办事往往胶柱鼓瑟竟将该国别项贸易商船概行免税，转致西洋各国心生冀望，纷纷吁请一体免税，成何体统？惟当按照定例收纳，以昭平允。” 这几句翻来覆去的老话反映了天朝的本身逻辑。在我们的逻辑用逐条详细陈述进行逐步推理的地方，他们却用赘言。语法同逻辑学，也同帝国一样，是建立在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基础上的。 准备派新的使团 这是第二次有礼貌的较量，它与那种反复咆哮形成了对比：总督用可能再派一个使团来华作诱饵。英国人不是希望两国的交往更为频繁吗？“11月20日这天，总督来访。他自称对可能有的怨恨情绪表示不安，因为它将通过我给国王的报告引起中英两国间的关系紧张”。 马戛尔尼一再否认有此事，但长麟仍然疑云不散：“为了证实我的诚意，他请求我同意他对皇帝说：英国国王将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将派遣第二个使团来华”。 这种做法很巧妙：如果英国同意定期派遣使团，那么最终不就成了像琉球群岛一样的纳贡国吗？马戛尔尼避免正面回答：尽管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还是体面地受到皇帝的接见；但是，“只有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从中得到适当的好处，第二个使团才会来中国”。 “适当的好处”指什么？长麟没有接茬儿。他可不愿意让对方来提派遣第二个使团的条件。他要对方提出具体的时间。马戛尔尼避而不答。可是长麟却说他很满意：他要给朝廷写信，说蛮夷国王将在“某日”召见另一位使臣。 让我们再看看真相的另一方面。长麟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马戛尔尼作了这样的声明： “该国王此次进贡实是至诚。我们未来之前，国王曾向我们商议，此次回去隔几年就来进贡一次是早经议定的，惟道路太远，不敢定准年月。将来另具表文再来进献。若蒙恩准办理，即将表章贡物呈送总督衙门转奏，也不敢强求进京，只求准办就是恩典。” 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假的报告吗？但长麟并不以为自己在作假。他按照天朝的意旨来解释含义不清的话。遵守原则远比尊重事实来得重要。长麟通过马戛尔尼的嘴说出朝廷唯一能接受的安排：其中包括在广州先预交礼品单。这次马戛尔尼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没有按此办理，所以使北京很为恼火。 而在这种吹毛求疵的描写中，我们又发现了钱德明神父的忠告：“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朝廷认为重要的是：英国人再次表示敬意。而英国人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切断来往。 老传教士掌握了双方内心深处的愿望。他具有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设桥梁的天赋！然而，这两个世界相距又是多么遥远！ 特使像他的护送人一样满意：“每同长麟会见一次，我对他的敬重就增加一次。他会使东印度公司得到各种好处，对此我抱有希望”。他认为长麟是“一位有个性，非常谨慎又富于洞察力的人”。虽然这种不变的制度是那样的僵化，他仍继续幻想不顾这种千古不变的僵化制度，通过私人交情来解决问题。 应长麟的要求，特使交给他一份有关英中贸易备忘录。这篇有十五个条款的文章，重申以前提出的要求：包括从澳门和广州间的过境税直至“有权赛马”和“进行各种喜爱的体育活动”。里面还添上了一些新的要求： “英国人可以与所有的中国商人，而不局限于只与公行有接触。准许中国人教英国人汉语。遇到因刑事犯罪而起诉的情况，涉嫌者的同胞不应受到追究”。 最后一点要求承认了美国的存在，这个国家是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十年诞生的：“不要把英国人与另一些在广州做生意、讲英语的人混同起来，这些人属于另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世界上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叫美洲的地方”。 美国人的确在获得独立之后不久，即于1784年就派出第一批商船到广州，并于1790年任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们没有浪费时间。为了不使人把他们与自己的前主人混淆起来，他们也不落后。第六十六章 一段旱路（1793年11月21日-22日） 现在要从陆路翻过这片高地，它把桐江盆地和信江盆地分隔开。这一段路程一天就走完，那是11月21日。 对这段附带的陆路和山路，见习侍童作了极自然的描述：“今晨，我们离船上岸，我们或坐绑在竹筒上的椅子上，或骑马，或坐轿子赶了80英里路，来到另一条河边。路极好，与花园里用石屑铺成的小径一样；为了使路保持干燥，在它穿过稻田时还加高了路面。车行道上没有车轮压过的任何痕迹。山上新种了许多松树，不然群山会是光秃秃的一片；在树下，有几座好似小石屋的坟墓，上面还有用铁栅栏护挡的小窗户。山谷里种满了稻子和蔬菜”。 作物的茂盛使马戛尔尼惊叹不已：“沿途每寸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为了得到最好的收成，地里都施足了肥。山坡修成梯田。一年至少两熟，常常是三熟。” 这一段旱路中可以随意采集植物标本。长麟允许马戛尔尼再带走一些茶树苗和种子。它们将使孟加拉致富，也有助于竞争。小斯当东说：“这里是浙赣两省交界处，走不到一英里就穿过一个村庄。我们看到人们在踩水车，它像我们的链卿筒，把水汲上来灌溉稻田或梯田，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玉山县的四周用城墙围着的城市的郊外。郊区很大。我们沿着长长的石级而下，来到一条河边，找到了为我们准备的船，不过比原先的船要小”。 液体黄金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写道：“农民把人粪肥当作最珍贵的财富贮存起来”。这次乡间出游，英国人可以不慌不忙观察中国的这一永恒特色。托马斯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比起其它肥料，中国人更喜欢使用人的粪尿。他们有专人和专门的地方收集和存放粪便”。这种奇怪的做法既不是只是中国的这个地方有，也不是只是这个时期有，而是这次郊游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此情此景而已。 对这个微妙的题材，赫脱南是拿着镊子来处理的。他把路边的小建筑用神话的帷幕给遮了起来。“这些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并非为公众方便，而是为从中收集供品的人而修建的。” 所谓“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就是半埋在土中的粪缸，“供行人使用，有人掏粪池，把粪便收集起来当肥料使用”。斯当东指出：“老人、妇女和小孩经常身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不断地拾找粪便”。巴罗已经写过：人们在这种底肥中掺入其它垃圾使其更肥。“每个理发匠把修剪下来的发须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小袋子里用作肥料”。尤其是，“每家每户有一个粪缸。当粪缸满了时，很容易拿它去换蔬菜和水果。”从粪缸到蔬菜，中间经过施播肥料，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什么也没有糟蹋，什么也没有创造。 在粪便中掺些士，经过搅拌，制成饼状，在太阳下晒干。因此，一个体弱的老人对于赡养他的家庭来说并非是毫无用处的。 在广州，英国人再次看到这种技术：“这种盖在房子两侧水池上的厕所可以满足过往行人大小便的需要而又不造成浪费。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用这种方法积肥应是十分有害的”。然而，要保存这种液体黄金，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和谨慎了”。 如果巴罗、赫脱南或斯当东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积肥方法会对中国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心理分析学指出，学习爱好清洁对人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喜欢整齐、清洁、严于律己以及对金钱的精打细算等均源于此。埃里克·弗罗甚至把创业精神看成是要留下一点文明的痕迹来弥补这可卑的痕迹的愿望引起的升华。他认为，在新教的教育中这种厌恶感最为明显，这种自我肯定的需要最为强烈…… 在中国人自己经常描绘的某些集体的缺点，诸如幼稚、羞愧、群居、无纪律、浪费、肮脏等等和没有按照要求严格地度过“肛门”阶段之间，难道不存在着某种联系吗？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地受到文化里已有并流传下来的障碍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陷入瘫痪，这不也是可能的吗？对粪便几乎是虔诚的使用，把它们作为好处收集起来，而不是感到可耻而抛弃。这种不该利用时的利用难道不会世世代代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平衡，甚至使抑制性的神经官能症流传下去吗？不上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则满足于提出问题，仅此而已。 贡院 晚上，使团一行没有找到旅舍，“他们被安排在县里一个年轻书生参加考试时的考场里住宿”。 旅行者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体制中的一个幻影。它曾使启蒙时代的欧洲那样神往。耶稣会教士在散布赞赏情绪之余，于18世纪中叶把这种制度搬到法国他们自己的教会学校，组织了一整套的考试和会考，最高的是颇有声誉的中学优等生会考。斯当东说：“这类考试是在巡抚、县的主要行政官员和许多观众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应试人要参加笔试和口试。录取的人不仅得到一个科名、赢得进入贡院的荣誉，而且他们已踏上谋得高官厚禄的路途”。 做官的道路“对所有的中国人是畅通的。人民确信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因此对当官的表现出服从和尊敬”。斯当东热情赞扬：“毫无异议，政府实施这种制度对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旅行者有没有看到考生忙于应付考试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受陪同的骗？还是他们满足于重复在那个世纪已广为流传的冗长的无稽之谈？对此，他们没有明确说明。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这样招收来的官员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斯当东作了这样的推测：他们组成可怕的官僚体系，剥削既无财产又无知识的人民，或使他们灰心丧气。“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与下级官吏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处境倒也与他们相似”。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已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了25个世纪之久的这种制度的缺陷。这种批判始于孔子，虽然官僚政治是受到孔子的启示而产生的。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揭露“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距今不到100年，还有人这样写：“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还有什么法子”？ 旅行者在揭露这些小官黑暗专制的同时，却对这一发现感到兴高采烈：除了世袭政权外还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行得通。他们批判这种社会制度时，并不是以在他们国家仍占优势的贵族的名义，而是以正在他们国家产生的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监督的公职制度，这就是毋庸争议的理想所在。 使团也像耶稣会会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值得称道、就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中国成了其西方信徒仿效的榜样一样，这些英国贵族像1968年的“毛主义者”一样，对中国完全着了迷。 无疑，马戛尔尼的同伴暗中在将通过“靠山”（我们叫“走后门”）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下自海关管理人员，上至一个部的常务次官——的制度作比较。这种制度在当时的英国就像在法国旧制度的王朝时期一样占着优势，它是构成人们称之为“惯见的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他们对这种制度狂热崇拜的同时，雅各宾派或者拿破仑对官僚体系的幻想已在酝酿。几年以后，法国皇帝在他的教育部长的支持下把大学教师变成“国家耶稣会士”，由他们负责通过会考招聘国家公职人员。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就流传着这种说法：“要被录用，才能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光有才能也没用。”《儒林外史》里有一名屠户对他的女婿说：“这些中举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撤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趁早收了这心”！ 走后门就是腐败吗？假如有“另一种逻辑”呢？“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家族要使得到的地位像祖产一样永远传下去。我们能责备它们吗？在天朝考试制度中，继承遗产的人要比享受助学金的人多得多。 怎样教学？通过背诵熟记的课文、通过按照严格的规则容不得临时发挥的作文来教学。只有结结巴巴的背，没有创作，更谈不上评论和批判了。要符合事先准备的范文，就像这位私塾老师所说的：“我都是引经据典。我自己的东西呢？从来也没有过”依然援引孔子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正当英国人大唱赞歌之时，乾隆却自己揭露起这种制度的无效率来，尽管没有对它进行否定。他说：“从来内外大小臣工办事，难得适中，非过即不及”。 在许多方面，英国人渐渐发现那些“启蒙时期”给中央帝国罩上的恭维帷幕消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幻想又冒了出来。他们认为政权掌握在知识贵族的手中：“谁要是没有成功地通过最难的会考，那他就得不到荣誉”。的确有一位像松筠那样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人，但又有多少学究式的粗人呢？我们的旅行者知道和珅来自哪个阶层吗？且不说被他扶上去和打下来，以及被他收买和被他抛弃的那一群人又是来自哪个阶层？ 是否应该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中国的这种制度与共和政体法国的公职制等同起来呢？我们能接受他们惩罚一位高级官员的方式吗？某地遭到了蝗灾，巡抚马上就挨打并被革职；还有一位大官，因为在公众场合表现得过于高兴，损害了他职位的尊严而被扣去一年的傣禄。提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建议的人，都要受到惩处…… 有人问孔子：“何谓四恶？”孔子曰：“虐、暴、贼、有司。”他能否猜到这四恶将并存在这个停滞不变的社会里，而根据他的学说建立的贡院将在里面起着最重要作用？ 中国的体制不仅仅对欧洲人是个幻影，它也是一个不时实现的中国梦。有多少父亲对他们赶考的儿子说：“我的祖上都是平民百姓，只要你能考中，我死也安心了！”对于一个中国农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比儿子中秀才和成为“书香门第”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了。 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哪个社会里“继承遗产者”不受惠？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个好处：它给这个停滞不变的帝国引进了一点社会变化。当然这种制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中国人自己也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揭露。 这种以文取士和形式主义的结构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然后文化大革命把两千年来的能人统治的优点连着它的缺点一扫而光。但它并未取得完全成功。第六十七章 “我国的造化”（1793年11月15日-22日） 这期间在浙江，使团的另一部分人正去舟山：有本松上校、丁维提博士、画家亚历山大、马金托什船长，还有包括霍姆斯在内的卫队士兵、仆役以及维修设备的机械师等人。 这队人马经过浙江宁波府。英国人曾在那里拥有过一个货栈和一个代理商行，由于“行为不端”他们丢失了这两个点，直到1859年才费了大力把它们夺了回来。这个港口城市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当时那个地区的商业中心。以后被地处杭州湾北部的上海所取代。 马金托什的贸易问题在那里被提了出来，但马戛尔尼并不知道。 无偿馈赠换取感恩戴德 大家记得，乾隆设法把宁波变成了一个商业冷落的地方：赶走了在本世纪初与英国商行有往来的所有“奸商”，所有的“买办”的后裔。马金托什船长事先被告知，他不能进行任何货物交换。皇帝再三重申“只能在澳门和黄埔进行贸易”。 然而，读了士兵霍姆斯的记载就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宁波是商业冷落的地方。买卖在那里还十分活跃。“11月15日，我们看到了宁波这座著名的城市，它建在一个荒芜的峭壁的圆丘上。当地百姓对英国使团表现出特别的恭敬”；城里的头面人物“更是热情殷勤”。英国人觉得他们比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更健谈。“宁波用自己的船同巴达维亚、菲律宾诸岛以及沿中国海的其它公司进行大量的交易；它通过广州口岸为欧洲商船提供商品”。 城里的主要官员给每个英国人送一份礼，有丝绸、茶叶、南京土布、烟丝和其它小玩意儿。为使英国人逗留期间过得愉快，他们费了不少心血；但是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七、八天的雨。英国人只能呆着不动。“我们急于回到离我们仅40公里的‘印度斯坦’号船上，这使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坏。中国官员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生气”。11月23日上午，画家亚历山大确实也这样记载：“雨下个不停，透过船篷往下流。风从缝隙钻进船舱，我们在风雨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突然间他们看见了一包包的茶叶和丝绸。这是中国送的礼品。为此，浙江巡抚从远处弄来丝绸，因为宁波并不出产。 中国人的令人惊奇的心理！为了掩盖拒绝的真正原因，就竭力贬低宁波的重要性。不能在那里进行贸易。但是这最后一招做得很漂亮：不要任何东西作交换，只要表示皇上的宽宏大量，就像皇帝所指示的，要让对方“感恩戴德”。 军人准备弹压 松筠是这样向皇帝报告去舟山的部分使团成员的沿途情况的： “奴才等前于15日经过宁波府时，该夷官等曾向伴送的官员言及杭绸，意甚欣羡，亦未敢言欲购买。奴才等见其颇为恭谨，因而商酌莫若略备茶丝，传宣恩谕，酌量赏给，更足以昭圣慈体恤。因传主该夷官四员，谕以此处向无洋行，无从交易，况尔贡使今已前赴广东，自可在澳门、黄埔地方照例购换。今蒙大皇帝俯念尔等恭顺远来，现在登舟开洋，不无日用之需，特赐尔夷官四人每人杭绸四匹，茶叶各五十斤。丝各六斤；随从兵丁亦各酌量给予茶叶、布匹。该夷官等当即免冠优地，连次叩头祗领，其感激欢欣之状形于词色。 “现在派委宁波知府克什纳伴送夷官等过海回其本船，又提督王果于稽查海口之便亦可在定海就近弹压照料”。 这后一条消息不应引起怀疑。前面一条倒是值得怀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松筠只是按照皇帝想看的方式写的。 “印度斯坦”号的底舱装满了丝绸和茶叶，当然还有从英国白白带来的呢绒；甲板上挤满了使团的部分成员。东印度公司船队的最好的商船扬帆启航。“在它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黄水纹”。 特使一行在去广州时也被台风困在路上。狂风大作，大雨瓢泼，这个地区常常这样：“江水发着虎虎的吼鸣，冲撞着两边的山；浊浪吞噬着雨柱，飞着、喊着、跌着、翻着、号着、喘着……”航行推迟了。马戛尔尼写道：“11月22日。由于一天一夜没完没了地下着大雨，我们整整一天呆在玉山县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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