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贡使等见小贪利实为可笑。尔等需买茶叶、丝斤业奉恩旨准在宁波置买，外夷在内地购买物件，若令其自行交易，诚恐人地生疏，铺户等不无居奇苛刻，且奸商市侩易于暗中勾结，是以不得不派员为之经理，但伊等贸易之事，若竟官为经手与之购办说合，则似伊等私事官为承办，不足以昭体制，惟当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 “不妨令该贡使等在船顺道观览，俾知天朝富庶，只须留心防范，毋使借词登岸逗留。总须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俾其知感知畏，方为得当。” 这个计划庞大，但不论是在引起畏惧，还是让人感激方面都没有到达目的。 同一项命令还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人事问题：“直隶原派道员乔人杰、副将王文雄照料该贡使团较为熟悉，一同至浙，可期得力。徵瑞可庸令其前往，批谕松筠自行酌定。” 实际上，他在进入山东省界时，悄悄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英国人，英国人当然也不会对他唱任何挽歌。 任何商人都要受到怀疑 第3天，10月17日，从浙江送来新巡抚吉庆10月10日发出的奏折。乾隆加了朱批。以下是皇帝和官员的对话，后者显然很积极。 吉庆：该夷船五只现俱在浙等候并未开行。 乾隆：好。 吉庆：臣至沿海地方严防口岸，振作营伍，备蒙圣主训谕周详，无微不烛。除预备贡使过境饬属，整肃军容，俾知畏忌；并商同提督镇诸臣督率将备认真操演水师。其各岛屿形势，将来夷船若至宁波等处私行贸易，自应即行驱逐出洋，断不容令其登岸。如有内地汉奸勾引，尤应严行禁绝。 乾隆：是。此直与松筠酌办。 吉庆：臣伏思汉奸勾引之由皆系贸易渔利而起，现经长麟奏明查禁商侩经纪人等交通买卖，臣复加申禁。 乾隆：因其（长麟）细心，令其回浙，三人同办，自然诸事合宜。 吉庆：臣固不敢稍存疏懈，亦不敢过涉张皇，以致内地民人心十疑惧。 乾隆：更是。 10月16日，当“狮子’号违背了皇帝和使团的共同愿望离开舟山时，英国人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内河航行。马戛尔尼从北京发出的信件，由于检查而被耽搁，尚未到达“狮子”号；而朝廷的反应过慢——直到8号才下令——，因此命令未能及时传到锚地。 阿瑟·扬的农艺问题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进步。他时刻窥伺着新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享有无穷的声望：大家知道这是个富饶的菜园和粮仓。 阿瑟·扬交给马戛尔尼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和地产结构的详细调查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他现在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租约、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如果可耕面积的收成比欧洲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吞食老鼠、狗和动物尸体呢？专制政权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吗？规定价格难道不是缺粮的原因吗？他们用什么工具耕作土地？他们如何拉犁？如何提水进行灌溉？养蚕种的是何种桑树？他们如何施肥？粮食如何脱粒？这位知识渊博的人士提出的更为叫人吃惊的问题是有关一年剪两次毛的陕西绵羊，给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困扰的大象，用来改良土壤的穷人的尸首…… 当乔治爵士看到中国种植小麦的完善方法时，他的惊愕程度不亚于阿瑟·扬在4年前见到法国种植小麦的落后状况时表现出的惊讶程度：“土地干旱；然而小麦长势良好，已有二英寸高。种子被撒在由播种机划出的整齐的垅沟内，这种方法英国不久前才试用。”中国人不采用用手撒种：撒种者的漂亮动作会浪费过多的种子，以至“麦苗有些地方长得过密，而在别的地方又长得过稀”。 “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先把这种估计一笔带过——使团里不乏专家学者。这种估计尤其突出了联合王国和天朝帝国之间极大的人口差异…… 如此多的小麦——却没有面包。至少没有我们那样的面包。但是有馒头，它的形状如同圆的炸糕，是用蒸水蒸熟的。我们的英国人大为吃惊地发现：在马可·波罗500年前带回制作的方法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仍在食用面条、通心粉和细面条。 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斯当东观察到中国人感到为难时就笑：我们称之为“苦笑”。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叫“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这是指责英国通过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好机会：“收获给农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似乎了解到只是在为自己而劳动。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在他们中根本看不到那种贪婪的英国大地主，后者通过垄断和狡猾手段企图使可怜的佃农破产。” 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竞选演说。远方的谎言拆不穿：许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佃农，他们只耕作几十亩地。这实在是仓促下结论的危险之处。斯当东贬低他所非常熟悉的英国社会。他把中国的农村理想化了，但他却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他是在“走马观花”地看这些农村。他周围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让他保持这些有利于中国的见解的。 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没有觉察到18世纪中国的贫困化。仅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甚至还多，在60年里从大约1．5亿和1．8亿之间跃至3．4亿。 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生产力，都没有相应地跟上。在1685年，人均耕地为三分之一公顷——即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数量；到1793年，人均耕地降为七分之一公顷。中国人试图用越来越集约的经营方式来应付挑战：手工插秧，灌溉，刨茬子。这是维持生命的问题。农民越来越穷；起来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向马戛尔尼隐瞒了。他见不到人口过剩和已经出现的不发达状况。吃的已不仅是粗茶淡饭，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他看不到在中国不像在联合王国那样，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在西方，确实发生过工业革命初期贫困加剧的现象；但是，随后贫困消失了。在中国，在人口膨胀和停滞不前与仅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间有一条鸿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已卡住无法前进了。马尔萨斯认真读了斯当东的书，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中国尚未遭受大的动荡；但是，它的繁荣已经结束：这是衰落前的鼎盛。 斯当东自欺欺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吗？他似乎对高利贷的危害一无所知，尽管毛泽东的史学界对此大加夸张，但这些危害确确实实存在过：放高利贷的官员、土地霸占者造就了这些无地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站在太平军、义和团，后来是毛的一边进行斗争。 英国人“轻信”了官方的说法：即神授的君权保证所有人享福。而传教士后来读到斯当东的记叙时，对他仓促作出的某些判断不免挖苦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这就导致出一个越来越警察化的体制。社会的动荡不安足以说明旗人为什么惧怕对外开放：乾隆及其官员出于集团的利己主义只是害怕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 官员们不能自主，他们被关闭在如同蜂巢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中；而他们也禁止自身之外的任何自主：不能让一个商人、一个种植者去干任何违反围于陈规戒条的官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事。当马戛尔尼发出了西方入侵的预报信号时，帝国的领导集团——即善于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文官政府的军队中的少数旗人——处于守势。除了通过无节制地征收欧洲商人的税收使自己致富外，中国没有对付欧洲的战略…… 看鸭子的小女孩 当斯当东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一味描写时，也许我们可以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粘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 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人们饲养猪和家禽，特别是鸭子。人们把鸭子腌上晒干，然后送到大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人工孵鸭蛋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在中国，看守鸭子的小女孩同欧洲传统里的牧羊女一样普遍。巴罗在往南一些地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人们通常让孩子放鸭。一条船上数百只鸭子挤在一起，它们听从哨声。听到第一声哨，它们便跳入水中，再爬到岸上；听到第二声哨，它们又回到船上。” 今天同昔日在满清统治下一样，中国农民住的是破砖房或用木板和土坯建的简陋小屋，房顶上铺着茅草或瓦片；还有人穴居在黄土窑洞中。我们的旅行家对饲养场和农作物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个世纪的动乱竟未能改变一幅具有千年历史的图画。 看不见的农村漂亮姑娘 坐在家门口用纺车纺棉花或忙于收割的村妇都长得粗犷。无法将她们同男人加以区别：“她们的脑袋又大又圆；她们的身体完全裹在宽大的长袍里。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裤，从臀部一直拖到脚上。” 旅行家们略作解释：“这个国家里有着这种习惯，它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美女越来越少。富人或地位显赫的人把所有14岁的漂亮一些的女孩都买走。使团的几位主要英国人都见过几个这样的少女。他们十分欣赏这些美人的红润面色和优雅的风度。她们不必在田野里劳动。”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个习俗。 留在农村的妇女是经过这种筛选后留下的大量剩余物资。第五十三章 “破坏夷船”（1793年10月18日-20日） 置身这布满设防城市的平原地区，人们还以为是在荷兰。冬天临近。托马斯写道：“谷物由于寒冷已停止生长。”据马戛尔尼的纪录，这里温度变化很大。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死亡率高的原因。他包在估计通过出售质地高的英国羊毛可获得的利润，以及通过贸易刺激经济发展可为中国人带来的好处。 王大人和乔大人承认在这些省份经常有穷人冻死：冬天对于数以千计无过冬的寒衣的穷人来说是个致命的季节。“他们家里没有炉灶；有时在屋里生个火盆，但散发出的暖气持续不了多久。”今天仍是这样：冬天，中国人宁可多穿衣服而不生火，他们通常穿二件，甚至四件毛衣。 河流不穿过城市或村庄，因为怕它们泛滥，城镇建设在离它们较远的地方。经过一星期单调的旅行，天文学家感到了厌倦：“与罗纳河或泰晤士河相比，从船上见到的景色十分单调。”小斯当东则对一切都感到好玩：“我们从未见过一条河流像这里一样蜿蜒曲折。” 唯一出的事故发生在拉纤的途中：“中国官员强迫一大批人来作拉船溯江而上的苦差使，但给的报酬很少。因此，许多人都跑了。官员喜欢在夜间换班，这样可以让正在酣睡的村民无所准备，把他们像在窝里的兔子一样抓定。一个头头手执鞭子，让村民们俯首帖耳，就像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一样。” 10月18日，英使一行到达德州，受到士兵列队欢迎，岸上乐声震天，旌旗飘扬，灯火通明。 在蓝布衣服下 这天，托马斯写道：“今天早上，我们进入山东省。在省界，鞑靼族钦差和另外几名官员离开了我们，又来了几位顶替他们。”山东至今还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然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离开本地前往关外寻找比较宽裕的土地。 这天正值满月。“整夜都在进行宗教庆祝活动：炮声，喧闹声，音乐声，100多面大鼓响彻云霄；还放焰火和烧香。”巴罗还嘀咕说：“这些音乐中，谁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大，谁的演奏就越有价值。”赫脱南认为“中国人缺乏音乐感。”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使团里的乐师的看法。 在河的两岸，小麦、高梁和烟叶的种植面积很大；托马斯记道：尤其英国人看到的一望无际的棉花地。但由于大部分中国人都穿布衣服，中国的棉花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从孟买进口。这是东印度公司进行官贸易的最重要项目，公司用棉花来换取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斯当东进一步指出：“在棉田附近种有靛青植物，它的颜色用来染棉布，所有老百姓都穿着蓝布衣服。”人们是否还记得，1956年《世界报》记者罗贝尔·纪兰大胆地把中国人比作为“蓝蚂蚁”，因而激起了我们的知识界的义愤？萨特和博瓦尔把这一小批人带到互助大厅，对这个肆意侮辱英勇中国人民的无耻之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身穿蓝布衫，并心甘情愿地自称“蚁民”。此所谓：“吾自卑贱吾自愿，然勿容人欺。” 乾隆年代同明朝一样，蓝布衫已经成为劳动大众的制服。在革命后，这种穿着更为严格，发展成所有人都穿得一样。直到邓小平上台后，穿蓝布衣服的人才少起来，尤其是在夏天，先是女性，然后是男性也纷纷效仿，中国的服装才进入了一个绚丽多彩时代。 腐烂的尸体 马戛尔尼记道：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河流沿岸都有占地很多的公墓；这种对死者的敬重给斯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城后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土平原，上面布满了小坟堆，其数无法估计。这是一块公共埋葬地。中国人十分尊重死者，地面上只要有一点葬过人的痕迹，别人就不敢在那里再挖一个新坑。” 事实上，破坏坟墓会引起鬼魂的愤怒。中国人就是害怕游魂。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冥间孤魂野鬼来纠缠子孙的事。活人也可以报复：古今中国都有捉弄恶鬼的故事。把棺盖揭了，鬼就无法再回到棺材里去了。有的鬼专门纠缠家中的男孩，因此就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来骗他们…… 霍姆斯嚷道：“他们埋葬死者的方法使我们感到厌恶。”如何来解释这点呢？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坟地并不总像他们的花园那样照顾得好。“有时能见到数干具棺材完全打开着，里面的尸体已腐烂。有些棺材只有一半理在地里，另一半上面盖着稻草。”这些无人管的死者都是穷人，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有后代的话，——没有钱为他们修一座像样的墓穴。可怕的悲惨景象。 在迷信和崇拜之间 马戛尔尼注意“民众极其迷信。他们严格按照吉日和凶日的划分办事。许多中国人，甚至最有地位的人，都参与算卦、看手相和占星术”。 巴罗说，算命者在各省串来串去，挨家挨户地为人算命，以此谋生。“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吹笛子。任何需要算命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里。他们先问要算命的人的生辰八字，然后便为他占卜算命。”斯当东嘲笑说：“（中国人）同意大利人一样迷信。”这同欧洲人心目中的具有儒家智慧的中国人这一形象完全不同。又是一个神话破灭了。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驱凶择吉的做法。什么做法呢？比如一对逃跑的恋人爬上房顶，手里拿着一注香，“以便驱走讨厌的鬼魂”；又如关心地提醒死者，当有人给棺材钉钉子时，不要被槌子的响声吓怕。或建造之字形的桥，以使恶鬼撞上栏杆而跌入水中…… 希腊人在死去的亲人嘴里放一枚钱币以便支付过冥河的通行税。中国人则把一颗玛瑙或玉珠放入死者的口里，为的是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冥府。同一个风俗被传了下来。 简朴而好赌 马戛尔尼发现越往南走人口密度越大。“大量妇女混杂在男子之中；漂亮的不多。她们完全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这是劳动时的平等，一种不间断的劳动：“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允许中断。”没有星期日；很少有停工的节假日。 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批评。当时的现实是最新派的欧洲人希望平民不停地工作。某位工业资产者于1793年写的一篇陈情书中说：“我们常常为泛滥成灾的节假日而叫苦不迭。”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有的陈词滥调。“如果允许在这些日子里工作，一切都会好得多。现在是男人酗酒，而牲畜在挨饿。如果仅在星期日和1年的4个节日里不干活，我们的家庭将会太平得多。” 巴罗很欣赏中国的节日少，并过得很育单：“新年以及连着的很少几天是民众仅有的节日。那一天，最穷的农民也要让自己和家里人穿上新衣。每个人都去亲戚家串门。” 这种格勒兹式的看法是否有点田园诗的味道？皇帝利用新年举行亲耕典礼，百姓在这天大吃大喝。他们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互相为健康而干杯。“大家互祝寿比南山——万万年！”“如胶似漆难分离。” 但是，熟诸本国民众嗜好社松子酒和啤酒的这位伦敦人通过对比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人‘朴实并讲道德”：“比起同一工种的欧洲人来，中国人更能长期坚持工作。他们很早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监督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们早婚，很少有放荡的邪念和染上那些影响生活源泉的可怕疾病。”这又是多少有点理想化的看法。中国人也爱喝酒。 观察别人也是在镜子里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斯当东的清教主义并没有受到儒教的诱惑，而是要帮助自己说教。同一时期在广州对中国人进行观察的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提出同英国新教徒一样的结论：“持续不断的劳动保持了中国人的体力，并防止他们受到情欲的缠绕。他们不知爱情；野心在他们身上几乎见不到；贪财是普遍的，但是它刺激竞争，发挥技能和促进工作。” 不管怎样，儒教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毛时代的寺院式的严格控制放松了很多，最近中国当局仍自豪地宣布在中国除了外国人外没有发现爱滋病例。 然而，中国人有一个恶习：赌博。巴罗指出：“中国人在分手前总是试图通过完全凭偶然性的赌博来碰碰运气。”这个例子经常被人引用。古伯察神父也曾提到：“帝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但是执法根本忙不过来，以至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 中国人也强调指出这一民族特性：“多少人因赌钱倾家荡产，堕落变坏，种下了祸根”。 宁波的潜水破坏者 10月20日，皇帝又记下了与松筠文书来往的日期： “九月十一日又寄信松筠等，令英咭利国使臣在船顺道观看，谕旨系由六百里发往，约计十三日可以接奉，若即具折复奏，约十八九等日可以奏到，至松筠需十月半前方能抵浙，与长麟等会晤，所有交办事宜，若于十月二十前具折复奏，约于十月底可到。” 皇帝就是这样在他辽阔的帝国监视着有关他的命令、被撤销的原命令、对前者和后者的反应以及一切执行情况的书信交错往来，考虑着坐船或骑马送信所需的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欧洲迷恋中国是很有道理的：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治理得更为清明呢？ 同一天，乾隆收到了长麟10月16日的奏折，当时他尚未收到让他折回舟山的命令，仍在去广东的途中。根据5日颁布的谕旨，他下令沿海各地处于戒备状态。以下是“奏折和朱批”之间的对话，即中国官员和皇上之间“远距离会议”的纪录： “英咭利国以僻地远夷目睹天朝法制森严，谅不敢妄行滋事。今既蒙皇上烛照夷奸，自应领为筹备。臣思水师所恃者弓矢枪炮，而夷船亦复枪炮具备。似宜另筹一制胜之道，伸其所知凛畏。臣于本年夏间访知宁波府素有疍民能在海水数丈之下寻觅什物。此等人若能招募为兵，虽无别技可用，即其入水锯舵，俾匪船不能转动而攻取操纵，悉惟我用。 ——备而不用可也，想不必至此。皇帝批曰，虽带鼓励语气，但又十分谨慎。 “似亦水师制胜一端。臣屡次谆嘱知府克什纳设法招募，惟此等人情愿入伍食粮者甚少，缘伊等捕渔较入伍食粮之利多。 ——自然。 “但以臣愚昧之见，水师营内果得此兵，是一兵，即可作数兵之用。每招募一人即给与双份战粮。 ——亦恐不副其愿。 “如有拨给别省别营者每名给予安家银二十两，如此办理则疍民自必贪利踊跃弃业归营，是不惟可以制胜夷船，亦于平日海洋捕盗大为得力。臣言是否可采恭候圣明训示。” 在中国这个完全靠习惯办事的国家里，一名巡抚明白他不能主动去破坏外国船员。至于皇帝，他一方面不阻止巡抚去训练疍民，另一方面也明白自己的责任，所以让对方在接到自己的明文指示前不得采取行动。多么好的一堂国家管理课。第五十四章 “皇上对任何变化都表示怀疑”（1793年10月21日-23日） 10月2且日，冬天降临。托马斯写道：“在夜间甚至结了冰。”马戛尔尼对皇帝给国王的两封信进行了一番思索。为什么第二封信要拒绝一个关于布道自由的虚构的要求呢？既然松筠不规避问题，那就应当同他一起对这封言词严厉的信作出满意的解释。 他与松筠首先谈的是敕谕里有关把英国的要求归咎为大使个人提出的那些措辞。他这样说就超越了他的使命的权限：对于一位使臣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生气的了呢？松筠让亲手抄写皇上给国王信件的书记来回答。这位年轻的官员解释说，这是朝廷对不能予以满足的要求采取回避态度的一种技巧：根据中国的礼貌，不能让外夷国君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就认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或者贡使犯了主动提出这个要求的错误。”马戛尔尼则不管这解释：“在土耳其人进攻时，路易十四本人不是主张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申辩荣誉攸关的事的吗？”对于马戛尔尼把自己比作路易十四，我们并不感到过分惊讶。但有趣的是他把中国人比作土耳其人。 对于第七项自由——布道自由——，松筠回答说朝廷认为英国人同其他欧洲人自然一样，也是自己宗教信仰的热心传播者。马戛尔尼反对说：英国王室对中国人改变信仰问题毫不在意；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从来没有司祭相随，使团也是如此。传播信仰同他们不相干。 马戛尔尼重新谈起第一份敕书，他感到吃惊的是里面的主要内容竟是设法拒绝建立常设使团的建议。为什么不提贸易问题呢？而为什么第二份敕书又怀疑英国人谋求特殊利益？“所有的欧洲人都抱怨广州当局对他们作出刁难。”需要尽快解决这种情况，否则贸易将濒临绝境——而中国将为之后悔。勋爵反复谈这事。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一再重复其主人的话。 松筠安抚马戛尔尼：“陛下的敕书仅仅是重提一下帝国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及皇上严格遵守它们的决心。皇上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充满了怀疑。他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将会招致他无法接受的革新。但是这对英国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恶意。相反，人们将很快可以看到陛下对在广州的英国人非常友善。” 另外，中国政府的制度给总督留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具体说，作为皇亲国戚的长麟在广东能左右局势：他的廉正和礼貌应当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受命结束外国人在广州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 马戛尔尼抓住了这个机会。难道不能把这些好话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吗？他一心想把一份中国的承诺带回伦敦。松筠提出礼节问题加以反对。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朝廷和特使之间不能再进行任何书信往来了。 松筠拒绝了客人的要求，但又设法要宽慰他一下，就引用了从收到的书信中摘出的一些恭维使团的话。朝廷给松筠一方面下达严厉的可以在必要时使夷人“胆战心惊”的指令，但这些由松筠自己掌握；另一方面，要求他对夷人表现得客气，这样可以使“他们感激涕零”。因此他强调皇上的“善意”，如准许英国人在舟山护理他们的病人，并在宁波以优惠的税率购买东西。 马戛尔尼在敌对国家活动，而他的陪同却受命要他相信天子对他“关怀备至”，翻译敕书的神父这样写道：“usque ad blanditias”（爱抚备至）。 “我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听了马戛尔尼的说法，我们再来听听松筠的说法：同一事实，两种看法。事实是：两个人交谈，中间只隔着一杯茶。看法是：正好相反的两个世界。马戛尔尼自我汇报，他分析，思考，探索。松筠则向其皇上汇报：他要给反映亘古不变的秩序的长诗再加上几段。 “奴才松筠跪奏为奏闻事。 正副贡使同通事至奴才舟中，据称：‘我们屡受大皇帝恩典；我们所请各条原是不知天朝体制。恐国王怪我们的不是。’ “奴才遵照敕谕指示各条详晰大皇帝于各外国不请体制之事必据理指驳，尔等不必过虑。 “复据称：‘我们偿后来所请各条原是我国王之意。’奴才国思此条若不向其恺切说明，恐又生枝节，即谕以：‘大皇帝不忍在尔国王处遽加显斥，以保全尔国王颜面，这是大皇帝鸿慈俯体。若是尔国王将来复以己意另具文呈递，必致上干斥责。’ “伊等点首会意，据称：‘惟敕书内指驳行教一条，我等尚不甚明白。我等……并不敢说要英咭利国的人在京行教。’奴才当即告以：‘中国自古以来圣帝哲王垂教创法，华夷之辨甚严。百姓遵守典则，不肯妄为致惑异说。’ “该贡使等听闻之际意甚领悟忻喜，据称：‘今见大皇帝所办之事俱按大理；敕谕各条我等如今已能解说，实在心里敬服。又肯照应我们在澳门的买卖，我等回去告知国王，国王欢喜。”’ 事情就是这样……此间，倒数第二段的主要内容揭示了3个问题。首先，松筠承认马戛尔尼根本未为宗教问题提过要求，因此信上的有关内容是中国人主动提出的，目的在于预防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其次，这段内容驳斥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他们曾怀疑善良的神父在翻译时增添了内容。最后，这段内容明显地预示对布道的限制，甚至要对此进行迫害，事实上，这种迫害很快就开始了。 大运河 10月22日，船队继续前进，两岸都是棉田。河流蜿蜒曲折，在数小时内，太阳竟有20多次改变方向，一会儿在他们的左侧，一会儿又在他们的右侧；时而在前方，时而又到了背后。从临清州这个设防的大城市涌出一大群好奇的人。沿河成行的柳树和山杨比在欧洲要长得高大得多。 傍晚时分，船队离开这条河道，通过一个船闸进入一条狭窄的运河，托马斯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模样的船闸。”这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全长1500多公里的水道的起点，使团将沿着这条运河旅行。马戛尔尼写道：“这个天才工程的完成旨在使帝国的南北各省能够互相沟通。它并不是条完全由人工开凿的运河，而是条经过改造的河流；它大部分河道顺着一个斜坡流过，因而往往水势湍急。”托马斯23日记道：“运河穿过高处的沼泽地，两边河岸陡峭，高出水面很多。在其他地段，水流像条深沟，低于地面三、四十英尺。”“我们的行进十分顺利。” “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有罪” 乔治爵士诗兴大发：“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类工程。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许多河流湖泊相交。这个杰出的工程与欧洲的运河不同，后者狭窄而无激流。”他对水闸赞不绝口；赫脱南数的结果是：“在整个流程中，有72个闸。”“当一个人置身船首用一根类似桨的东西驾驶时，其他人站到航道边上，手里拿着塞满了马鬃的垫子，随时准备扔入水中以减缓冲撞。夜间，许多灯笼把航道照得通明。” 船夫通过定时开放的闸门时要稍稍交一点通行税。温德写道：“在那些大自然过分妨碍运河走向的地方，就用固定在岸上的绞盘把船拖上斜坡或平坡面，从一个河段拉到下一个河段。有15或16个人在操作；每次将船吊起再放入水中的过程不超过三、四分钟。”丁维提这位讲究精确的科学家对此大为赞叹，他对操作过程计了时：在二分半至三分钟之间。 不过，斯当东尽管对这项比英国的运河早出12个世纪的宏伟工程十分赞赏，却认为中国如借鉴西方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进步。他试图在某些方面夸耀欧洲技术的优越。然而枉费心机。他失望地作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 半个世纪后，古伯察神父写道：“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不是报酬而是惩罚，那他就必然会无所作为。”马戛尔尼也从精神方面对技术上的停滞不前作了解释。陈陈相因是进步的大敌。 永恒不变的种植稻米方法 斯当东描述了种植稻米的古老方法。它们至今一成未变。“河流泛滥给地里积上一层河泥。人们用粘土作埂把一小块土地围起来，然后在上面耕、耙，再把先泡在肥料里的种子播在地里。”他们利用沟渠灌溉田地。不出几天，秧苗就长出水面。“当它们长到6至8英寸高时，再把它们连根拔起，掐去顶上的叶片，再插到犁沟里。最后，用水将田全部淹没。当稻子即将成熟时，水便消失了。”6月初收早稻。“人们用锯齿形的镰刀割稻。一人用一根扁担挑两捆稻子，挑到打稻场，他们用连枷，或是用牲口踩进行脱粒。” 早稻收下后，立即准备再次播种。晚稻在10月至11月收。“这些土地同样适宜种植甘蔗。中国农民收完两造稻或一造甘蔗后就满足了，到来年春天再重新耕种。”在这期间还插入种一次蔬菜。永远不让地空闲着。 稻米毕竟是一种娇嫩的谷物。“在秧苗期，一场旱灾便会使之夭折；而临近成熟时，一场水灾将会使它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与其他任何谷物相比，鸟类和蝗虫更喜爱吃稻粒”。 作为向上天去说情的人，皇帝在旱灾时禁食。1689年，康熙的一份诏书回答了他的高级官员的请愿书，他们焦急地希望皇上保重身体：“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致瘦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荷天之眷，得降雨泽。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再禁食了。人们追捕鸟类，用杀虫剂赶走了蝗虫。但是，在康熙之后的3个世纪，乾隆之后的两个世纪，对粮中之王描写的这种情况却没有变化。真是陈陈相因的惯例。第五十五章 无与伦比的邮政（1793年10月20日-24日） 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来往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赞叹。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自从有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传后就麻木不仁了。他们不停地计算着距离和时间，然后与英国邮政所需时间加以比较。英国人是出色的运动员，他们对优良成绩表示钦佩。“骑马送信相当迅速，通常只需10来天时间就能跑完从广州到北京的1500英里路程。” 官方文书由负责军马的部门传送。大量的驿站从北京开始，星罗棋布地伸向全国。它们由“驿丞”来负责。“使团离京越远，传送书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传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200公里——，而南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600里。 根据朝廷和使团间互通的信件上的日期可以看出，一封信从京城到杭州大约需要5天。10天可以抵达广州，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对使团行进的路上评论的传送速度要比使团的速度快8倍。 唯有国家才能通信 英国人的钦佩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同一时代，英国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驿传。 当然，在中国只有官方邮件才这样传送。对于私人邮件，皇家传驿部门除了少数例外都不管，对带的信件则无一例外都要进行检查，以作为传递的代价。北京和广州的传教士之间的通信需要3个月。“通过谨慎而简便的途径”——即通过一名乐于助人的官员——，神父们得以把信偷偷塞入官方邮件中。但是几乎肯定要被拆开看过。 在英国和在整个欧洲一样，“邮政信件”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公益部门。它确保社会的无数分支之间的沟通，而不设法进行监督。在中国，唯有国家才能通信，而且只是为自己进行；当它照顾某些人允许为他带信时，这些人已被作为人质控制在手。 为保证对皇帝的服务，中国的所有效率都越来越高。自唐朝起就是如此。在中国建立传驿制度10个世纪之后，由于法国王家邮政部门取得的最新进步，塞维涅侯爵夫人在维特雷只需8、9天便能收到在布里尼昂的女儿的来信，他竟然为此惊叹不已。法国邮政部门的速度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马可·波罗描绘过徒步或骑马的、身上带铃的信使。满清皇帝保留了徒步信使，他们平均每小时走7公里，中间互相替换。这有时是一种可花钱找人代替的劳役，有时则是世袭的差使——尽管酬劳不高和工作辛苦：邮件送晚了或损坏了都将挨竹板子；而且无论什么天气都要赶路。 进步路上你追我赶 17世纪末期，驿站间的距离为70至100里，这就使马跑得疲乏不堪。到乾隆时，出于作战的需要，驿站成倍地增加。帝国政府买了数千匹马：每个主要的驿站甚至能有100匹。只有很少的官员有权使用这些马，如外地发生叛乱时的炸药专家等。 皇家驿站还有自己的传说。8世纪初玄宗时的绝色美人杨贵妃爱吃荔枝；而荔枝长在广东，离当时的京城长安有3000里。天子为了让她高兴，就动用了他的传驿。荔枝的保存不能超过3天，驿马必须每天跑1000里，即500公里的路程…… 我们的英国旅行者多次见到这些马上驿使。安德逊为他们拍了一张快镜照片：“我们见到传驿的信差，他们迅速地沿着运河在路上经过。”信差的背上用布带系着一只大竹篓，里面封着信件和邮包。“有几名士兵护送信差，其中一名掌管竹篓的钥匙，他只把钥匙交给驿丞。竹篓下面挂着小铃，马一跑就叮当作响，成为驿使将到的信号。共有5名士兵骑马护送信差，以免遭到偷盗。中国的路上不那么安全。在英国亦是如此：1757年，朴次茅斯的邮车就被劫过。” 我们的旅行者老老实实地承认英国的落后，不少观察家对此作了证明：“邮政是联合王国最缓慢的、最不可靠的传送手段：为了避免偷盗造成的损失，人们习惯把钞票或证券撕成两半交给信差，通过不同的邮政渠道寄送这两片纸。”保罗·瓦莱里认为：“拿破仑的前进速度像恺撒的一样慢。” 在驿马传送邮件方面，欧洲永远赶不上中国大大领先的地位。然而，双方速度的比较将发生逆向变化。中央帝国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而欧洲通过革新，不断地快速前进。夏普发明的光学电报在1796年启用。10年之后，蒸气船问世。再过了20年，出现了铁路。由此开始了进步路上的你追我赶。而在这场竞赛中，不久前还领头的中国却踏步不前。 英国人要是读到竹篓里的内容，他们就不会那么惊叹不已了。松筠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封信放进了竹篓：“本月13日，奴才接奉朱批奏折，并钦奉上谕，贡使等在内地购买物件令其自行交易一节。将来奴才会同长麟、吉庆遵照谕旨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该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该贡使等倍沐皇上恩待，词色之间颇知感念。又见天朝法制森严，兵威整肃，亦颇形凛威。将来令其在船顺道观览，俾知民物康阜，更足以慰其倾心向化之忱”。 以下是朝廷的官员于10月21日放入竹篓内的信件： “钦差户部侍郎松、两广总督长、浙江巡抚吉： “上谕：松筠奏折，诸凡皆妥，览奏欣慰。此事松筠在军机处行走面聆谕旨，其颠末系所深悉。松筠起身时，朕复详加面谕。令该贡使等沿途行走甚为安静，能知小心畏法自无虞其耽延，但其人心志诡诈，总宜持之以法不可犯，毋任使巧。现据吉庆奏于初五日已抵浙任事，长麟因其细心亦已有旨令其回浙同办。计松筠于十月半间可抵浙江。如该贡使等置买茶叶丝斤完竣，限其上船开行回国。固属其善，倘该贡使等尚有藉词逗留之处，想松筠等定能面为晓谕，词严义正，饬令即行开船，该贡使自必察遵。钦此！”第五十六章 “迫使中国人挨饿”（1793年10月24日－28日） 中国人确实是个奇特的民族；但他们也是用和我们相同的物质构成的人。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不过，他们难道没有理由这样做吗？ 马戛尔尼 1794年1月 眼前不再是积满淤泥的平坦地区了。通过一个又一个闸门，运河逐渐升高。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又去找松筠谈话。运河的两岸普遍陡峭，所以从船窗往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周围的景色。”他的父亲说得更明确：“10月25日，船队抵达运河的最高河段。汶河在这里与它直角交叉。一堵结实的墙用来抵挡河水，河水的一半流向北方，另一半流向南方。如果在此地扔下能漂浮的物体，它们立即会被分离，顺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去。”船队艰难地逆水而上，然后就将顺流而下直至黄河。 在人类的行为中，也有分界线。马戛尔尼同和蔼可亲的松筠随便谈了一会儿后，禁不住转起一个对中国充满威胁的念头来。 松筠告诉使节皇上很满意，他曾向皇帝报告旅行很顺利。除了称赞，皇帝还送奶饼一匣。马戛尔尼没有具体说明他经过何种礼仪接受了礼品。而松筠则对此作了如下报告： “因正使头疼，该副使先至奴才舟中，禀称闻得大皇帝恩赏食品，欢喜之至，但正贡使实因偶感风寒，现在卧病等语。奴才虽知其患病，然未可听其自便。次日早晨，该正贡使停舟相待，扶病至奴才舟中。该贡使等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据称我等受了许多恩典，屡蒙圣心垂念，今又踢以吉祥，我等心里实是感激。这样远路蒙恩赏以贵重食品，我等犹获珍宝，一定得以平安回国等语。察其意甚真切。” 然后就谈话。松筠坚持不懈地重复，说英国人从这一新的表示中能够看到皇上的好意。就以皇上名义郑重其事地给了这么一匣奶饼！使节对此无法容忍，他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日记中：“如果北京朝廷并不真心诚意，它会期望我们长久地被这些谎言所欺骗吗？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以食鱼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 乾隆难道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之所以没有阻止长麟训练疍民，正是因为他估计到这样一种危险性。现在出色的疍民也许正在训练往旧帆船的船体上钻眼呢。皇帝不断增加的预防措施正表明了他的不安；但是，这种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他在信中暗暗地承认了英国军舰的强大，但他又马上强调了他们在陆上的劣势。 然而，英国即便在陆军装备方面也在不断取得技术上的进步。有一天英国将有办法把另一种含义——英国的含义——强加给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乾隆不屑于让马戛尔尼赠送的速射大炮当他的面试放一下，并建议大量进口这样的大炮呢？他是否在想：“身后之事与朕何干？”肯定不是。属于数千年传统之中、并希望自己的后代能长久统治下去的皇帝念念不忘的是帝国的永恒。那又为什么呢？是怕未来的造反因此会更危险，因为对皇朝的危害通常来自内部的背叛，所以他拒不大量配备火器吗？也许是这样。但是，恐怕主要还是乾隆本能地对新生事物反感。对任何新生事物均如此。 一架望远镜吓跑了人群 通过山东的高地后，旅行家们发现了使贡使激动不已的新的景色：“现在运河由伸展在我们左侧的一个大湖来供水。旭日初升之时，两岸成行的树木、房屋、山丘上的宝塔，用篙撑的、用奖划的或用帆行进的无数船只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画面。我们留意到有许多村庄以及灌溉闸。天气温和宜人：真像英国的10月。” 孩子也十分高兴：“运河穿过了好几个湖水不深但面积很大的湖泊，小岛、渔船以及无数漂亮的花点缀其间，这种名叫睡莲的花我们在北京附近已经见过。”不过，他抱怨有风：“风很大，很讨厌。” 10月26日，勋爵还写道：“在拉多加湖附近建造一条开始同湖平行的俄国大运河，让湖水流入运河的想法似乎是从中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第二天，船队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上继续行进。由于土堤异常高，运河是在其上方穿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程！ 托马斯很开心：“我忘了指出：我们是在日夜兼程地航行，自然就需要经常定期更换纤夫。尽管严密监视，纤夫仍能逃跑，结果是在另找纤夫时耽误了船的行程。这只是发生在某些中国官员的坐船和货船上。”夷人的撤离则不允许耽误！所以为他们优先指派了足够的纤夫。 丁维提将三脚望远镜充上电，以便看到远处的优美风景。“这架仪器不止一次地吓跑了大批中国人，他们把它当作一门大炮，因而觉得英国人是地球上最凶恶的民族。”中国官员说服英国人拆除了望远镜。中国人不愿任人仔细观察，尤其是由洋人来观察。 用鸬鹚捕鱼 10月28日，小斯当东指出：“今天早上，我们进入江南省。由于地面大大高于运河水面，中国人不得不往下深挖以便使运河能够顺流而下。白天温暖舒适。”他的父亲打听用鸟捕鱼的办法：人们用鸟捕鱼，又捕捉这些捕鱼的鸟。 这里把鸬鹚训练来捕鱼，这是一种羽毛褐色、喉部白色的鹈鹕类鸟，黄嘴巴，蓝眼睛。湖面上有数千条小船或简单的木筏：每条船上站着一个人和几只捕鱼鸟，最多有12只。“随着主人的一声信号，它们便扎入水中，很快就嘴里叼着一条大鱼飞回船上。”它们被训练得不经许可不会吞噬任何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在它们的颈部套一根线以防它们把鱼吞下去。如果对一只鸟儿来说鱼太重了，另一只鸟便会前去相助。渔夫们除了小船之外别无他物，小船十分轻盈，可以扛在肩上走。这种捕鱼方法十分有效，所以“拥有一只鸬鹚须向皇上捐很多税”。 鸬鹚捕鱼，人捕鸬鹚。斯当东父子看得十分开心。渔夫们把一些葫芦漂浮在水面上，而鸬鹚对葫芦是习以为常的。然后，渔夫们钻入水中，头上顶着一只葫芦。这样他们便能悄悄地接近鸬鹚。他们抓住鸬鹚时，悄悄地将它按到水里，以不惊动其它鸬鹚。他们用这种方法把鸬鹚一个一个地都抓住。至今中国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奇特的捕鱼方式。浙江宁波与广西桂林相距很远，但我在两地都曾见到当地人仍这样捕鱼。 英国人还观察到另一种独特的技术，即摇板捕鱼法：“他们在船进安上一块上了漆的木板，和水面成45度角。当月亮出现在天际时，转动小船以使月光照射在木板上，好似波动着的水面。上了当的鱼便会跳上木板，渔夫用绳拉上木板，把鱼扔进船内。” 只有种植业没有畜牧业 中国人如此精于捕鱼，是因为没有比此更好的办法。吃烤牛肉已经吃出了名的英国人对肉类短缺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畜牧业的种植园：“只有在山区的县里才能见到牲畜，因为在那里人的劳动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块好地用于种草。”巴罗证实中国人丝毫不想改良牛和马的品种：“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 絮利给了法国两只乳房。而中国仅有一只：有：“种植”，却无“放牧”。“老百姓没有吃过肉用牲畜的肉，除非碰到一头因病或事故死亡的拉车的牲口。食欲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忌．” 中国人至今讨厌吃带血的牛排。他们喜欢熟食而不喜欢生食——但对吃什么熟食则并不讲究：“在中国吃得最多，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动物是在住宅附近能养的动物，首先是狗和猪。老百姓贪婪地吃着，甚至吃他们自己身上的虱子。”巴罗写道：“一位中国官员毫无顾忌地当众叫他的仆人在他脖子上寻找咬了他的虱子；当仆人抓住了给他看时，他就将其放在嘴中认真地嗑起来。”这是个常举的例子：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甚至因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别人的少，不能与他们同样地享受其美味而忿忿不平。 使团发现中国人素食安排得很好，荤菜则不然。一方面很先进，另一方面又很原始。斯当东指出：“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仅使他们得以温饱。只是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工业才有所发展。在农村，有人乘人贫穷放抵押贷款。习惯容许高利贷。” 中国只知道资本主义是利用贫穷高利盘剥。这是资本主义吗？可以说正好相反。这种捣腾钱的方法并不利于投资，而是利于消费。 一个商人如果积攒了一笔巨款，他的子孙马上就要想得到一定的地位。他们花费大笔钱财为的是无止境地追求社会名誉。除了这个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特点外，还有其他两个阻碍发展的障碍：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另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对土地投资的传统偏爱；劳动力的过剩。在西方，机器的进步先于人口的增长，机器能够节省劳动和时间。中国的人口增长早于机器的广泛使用，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对寻求节省体力起了抑制作用。巴罗对此已有明见：“中国人不愿意从机器的力量中获取极大的好处。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机器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 除了饥荒年代，中国人能够勉强生存。但是，他们的活动不利于任何发展：这样的经济起飞不了。另外，任何人都不考虑这点。“子罕言利”，而赞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英国人指出：这并不是进步的动力。第五十七章 乾隆发怒（1793年10月28日-11月1日） 28日，松筠收到皇帝的一份简短而口气温和的谕旨。英国人正在顺利地撤走。他们从舟山上船，可以在广州停靠；在谨慎的监视下，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同胞接触。然而，乾隆没有摆脱掉萦绕于脑际的想法：“着长麟驰赴粤省，先为密谕西洋别国夷商勿为夷使所惑。”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浙江提督颇有把握地宣称：“所有经过营汛墩台奴才先经专委妥员逐加查勘，稍有剥损，立催修葺。” 但是，10月29日，晴天霹雳落到了使团头上：26日的一份谕旨飞速追上了船队，通知松筠定海总兵看见4艘英国船只起锚。船上的军官对总兵解释说他们动身是由于病号的状况不好。他们只留下“印度斯坦”号，还有120名船员。巡抚吉庆于10月18日向朝廷汇报此事，并说留下这条“大船”还是向高厄争取过来的让步。皇帝发怒了： “英咭利船只到定海时，因患病人多恳留调治，经长麟准其暂留候旨。今又借称病重，忽欲先行，固属夷性反复非常。着传谕松筠即向该贡使谕知已留大船一只在浙等候。经浙江巡抚亲往看视，足敷乘坐，尔等仍当赴浙乘坐原船归国。倘或该贡使等借称船少，又欲迁延观望，即应严词斥驳。 “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若即招募疍户备用，此等之人素以捕鱼为业，于营伍技艺本不谙习，在疍户则所缺多矣，必致失所，此事失算，竟可毋庸办理。” 皇帝再次强调害怕报复的问题足以表明他完全明白（尽管他没有承认）英国人海上军事力量的优势。因为他始终想着要尽快摆脱他们，他对吉庆的建议如获至宝：“印度斯坦”号一艘船就可以运走整个使团。 松筠就将此事告知特使。马戛尔尼因激动而叫嚷。就是不乘坐“印度斯坦”号！他怒不可遏：“欧洲人提任何建议朝廷就猜疑有什么阴谋，这种病态的怀疑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没有找的消息，也不了解欧洲的局势，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可能已朝东行驶，而要到明年5月才能回来。” 朝东行驶：方向是日本。马戛尔尼估计伊拉斯马斯正在进行自己受命要完成的计划，他也正式让高厄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个计划。后者以为使节将在北京度过今冬明春。如果他明年5月才从日本返回，这次在舟山未能会合对于返航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如与法国冲突，我们的商船将在航行中得不到保护：还能想象到比这更紧迫的危险吗？” 马戛尔尼作了十分悲观的假设。中国人出于习性可能把他写给高厄的第二封信像第一封信一样耽误了。第二封信抵达时已为时过晚。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马戛尔尼没有猜错。 确实，马戛尔尼10月4日从北京发出的信本可以在8日或9日就到达浙江新巡抚的手中。这封信未能在16日前到达定海，这只能用扣信来解释。此后，任何一名皇家信差都追不上“狮子”号和3艘护舰了。 也可能浙江巡抚故意放走“狮子”号，因为他知道由于船长尚未回船，“印度斯坦”号将会留下。他真心认为整个使团能登上“印度斯坦”号。这是一举两得：马上就能摆脱一艘巨大的、危险的战舰；而接着又能遣走使团——既省时间又省钱。这位可敬的官员对于船舶知识如此贫乏，以至他都未能识别“印度斯坦”号。吉庆10月28日写道：“现留大船即系该正副使原坐之船，极为宽大。” 不知法度的英国人 至于乾隆，他的愤怒不知向谁而发。他不明白这些船竟能随意启锚：“这些英国人究竟有什么法度？” 这正是马戛尔尼在归途中发生的主要的事。是谁的错误呢？首先，这要归咎于中国官员的朝三暮四和拖拖拉拉——他们害怕皇上的训斥。奏折、诏书和敕令矛盾百出。起初朝廷促使船队启程；随后又认为把它们留着使节便会早些离开帝国。 马戛尔尼拒绝登上“印度斯坦”号激起了皇帝的恼怒。乾隆不曾想到英使敢抵制他。他见到使团已经上了船，便向他们最后一次表示善意：“该贡使等应在洋面度岁（指农历新年，即1794年2月1日），着发去御书福字一个，赐于该国王，又御书福字一个，赏给贡使以下人等。”英使的执拗使这一场打算都落了空。使团的行程比预计的要长一倍，耗费也要多花一倍。 可是松筠已竭尽全力设法说服马戛尔尼。他让“贡使到他船上”，告诉他英国船离开的消息。他对马戛尔尼说皇帝希望他能乘坐留下的那只船。夷使反驳道：“我等乘坐原船回国实所情愿，但从前来时系海船5只，今止留1只，实不敷乘坐。” 大学士说：“业经浙江巡抚查明，现留之船甚为宽大，足供乘坐。”使节回答道“那里船只大小宽窄我等是知道的”；载运过多的人员“易生疾病，恐一以染百，全不能保命”。“伊等复称‘止求大皇帝恩施格外，予以再生，准我等仍走广东；我等将沉重箱桶等件分拨几名随从要人照料，由定海上船。这就是大皇帝天高地厚活命之恩，我等永远不忘。’该贡使等泪随言下，实属出于真情，尚非托故逗留。恭候训示。” 是否为了哄骗皇上松筠才声称马戛尔尼哭着恳求让他经陆路前往广州呢？介绍这个所谓的情节完全用的是中国风格，而不是英国风格。但肯定接连进行了两次微妙的谈话，因为托马斯在同一天记道：“松筠大人来到马戛尔尼勋爵的船上，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如何解释马戛尔尼的迅速转变呢？起初他急不可耐地要在舟山登船；然后又“恳求”允许他走内河去广州。托马斯又一次把勋爵的真实感情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遗憾地获悉‘狮子’号和双桅横帆船离开了舟山。”“遗憾地”——very sorry——表明了英国人真心诚意是想从浙江启航。 但马戛尔尼现在同在叩头事件上一样坚决：他要通过内河去广州。为什么他不顾皇帝的命令如此坚持呢？并不是因为使团的人马必须挤在一条为运货而不是为运客设计的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不舒适和有失尊严。“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它拥有舒适的舱位。如果这艘宽敞的船容纳不了整个使团，马戛尔尼满可以同小部分人一起上船，而让无关紧要的随从——士兵、乐师、仆人及各种临时雇员——通过运河去广州。 然而，他的头脑里甚至没有闪现过这种念头。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不愿意放弃同国家要人之一再呆上40天的机会。他希望从北京开始同松筠一起旅行中建立的接触能这样延续下去。何况要来陪他的要人长麟总督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成为公司与英国商人真正的对话者。 使团的表面使命失败了。它的真实使命还将继续：对朝廷进行以讨人喜欢的形式施加心理影响，以使他们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现得更为理解——这是在欧洲对一位君主身边亲近的人开展的外交工作方式。考虑休息和消遣，马戛尔尼本应该走完去定海的短途路程，乘“印度斯坦”号前往广州。但考虑到他的使命，他想充分利用出现在面前的意想不到的这个机会。 松筠善于应付。他懂得如何同时取悦乾隆和马戛尔尼。他对皇帝杜撰使节流泪的故事；又对马戛尔尼编造皇帝的微笑。10月31日，马戛尔尼感到庆幸：松筠竭力“消除这个事件引起的不良印象”，并告诉他皇帝从此后对使团的印象“非常好”，他“现在相信并不是出于不当的动机或恶意好奇才向他派遣使团的，而只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恳请得到贸易上的特权和皇帝的保护”。 马戛尔尼利用这个好机会重申他要求得到皇帝的第三道敕谕。松筠答道他就此事已给朝廷写了信，但是他并不认为朝廷会违反常规。再说，“皇帝的风格是给予一般保证，而不作具体许诺。” 专横的谕旨，奴性的答复 松筠就这次谈话写的报告并不客气。他猜想将会收到越来越严厉的谕旨。事实上，11月1日，皇帝指示他：“倘该贡使以黄浦系伊国夷商泊船之所，禀清欲仿澳门之例，建盖房屋，砌筑炮台，即当词严义正，面加驳饬。以天朝法度向有定制，尔所请与定制不协，不便准行。”如此坚决的答复“想该使臣亦不敢再行妄渎也。” 他向乾隆禀告：“兹因正贡使病体尚未痊愈，奴才略示体恤，过舟慰问”。马戛尔尼从末暗示过他生病。这是不是大学士为了避免皇帝责备他亲自访问特使有关身份而为自己作的辩解呢？“谨遵旨先谕，以尔等所请各条与天朝体制不符；尔国王断不因所请未遂致怪尔等。将来尔国夷商到澳门贸易者仍与各国一体公平抽税照料体恤。” 马戛尔尼可能是这样回答的：“是我国王恭敬的意思，得邀大皇帝鉴照，广东澳门的买卖得以永远沾恩，我国王必定喜欢，我等便可放心将来在澳门的买卖。长麟总督一定就近照顾。如有非分妄干之事，他必驳斥。”“据正贡便称，我们夷商是再不敢妄干多事的”。 接着，松筠对英国人说：“大皇帝敕谕岂可以妄求得的？”马戛尔尼听罢“点首”称是。他甚至承认松筠的解释使得“我的病也必就好了。该贡使等言及皇上，则欢颜乐道。其感戴敬服之意较之前此情状尤属出于真诚。将来届期颁给赏赐福字等件，伊等及伊国王又得普沐恩施，自必倍为感悦。” 乾隆在下一个星期收到这份报告后写的唯一的朱批有些模糊不清。是否要对此表示遗憾呢？对于他自己声音的回声他又能作何回答呢？第五十八章 用公鸡祭河神的地方（1793年11月2日-6日） 11月2日，船队驶入黄河。“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 这是哪座城市？安德逊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他。他尝到乘坐飞机飞行在一个陌生国家上空的人的失望心情。不过托马斯的日记指出那天早上船队沿着清江浦城航行。 “由于闸门开放水流湍急，船队以十分吓人的速度进入一个港湾。”船队将竭力横渡黄河，顺着激流而下，然后重新进入另一段大运河继续南行。这种航行很危险：船员们必须得到河神的支持。 渡河前的祭河神仪式 “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员包围着，登上船首。他手里提着祭品——一只公鸡。他割下鸡头扔进河里，把鸡血滴在船的各个部位；他还在舱门口插上几根鸡毛。”为什么要用公鸡呢？同一个ji在汉语中．既表示“鸡”，也表示“吉祥”的意思。不幸的家禽为用同音词求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在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在大碗面前又摆上油、茶、酒、盐各一杯。”船老大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神灵。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人们敲着鼓，焚着香，烧纸钱，放鞭炮。船老大然后把油、茶、酒和盐倒入河中。“仪式一结束，船员们拿走肉碗，痛快地吃上一顿，然后就信心百倍地横渡河流。渡过河之后，船老大还要叩三个头表示感谢老天爷。” 这种仪式后，中国人还是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战胜狂暴的急流。自助者天助！“有些船没有怎么偏航便渡过了河；而有些则被水流冲得很远：必须再费力气把它们纤回来。”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皇帝获悉特使拒绝登上留在舟山的船只便再次火冒三丈，随即又作出了让步：“谕令松筠传谕该贡使，今大皇帝俯念尔等下情，准尔等有长麟顺便照管仍由广东行走，其沉重物件即着尔等分拨从人照料，由定海上船回国。” 乾隆又一次作了让步，但是他也不放过教训别人的机会：“着松筠再传谕该贡使：本部堂乘坐之船，令其在何处等候，断无不凛遵指示，以定行止。若在船官役兵丁擅自开行，必将官员参究，兵役治罪。今尔等在浙船只并不候尔等之信，辄敢先行开洋，可见尔国法度不能严肃，任其来去自便。”最后还要让松筠告诉特使：“尔等回国后当告知尔国王，加以惩治。” 英国人不该逃脱中国司法的制裁。当他们在中国提出傲慢的要求时自然是如此。甚至在他们回到自己国内时也是如此。 夷人赢了。但要让他充分明白他只不过是个蛮夷。 漂浮的菜园 11月3日，通过清江，“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往前是一片沼泽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灵巧，那里不可能种上东西。“他们把一层土铺在漂于水面的竹筏上。他们在土上种植蔬菜。同样，他们也能在船上开辟这种人造菜园；他们在填满了土的箱子里，甚至在不断使之湿润的绒布上种上菜籽。” 离开了山东便进入江苏。在此之前，纤夫同所有的农民一样穿的是破了的一式蓝布衣服。刚一越过省界，纤夫则穿着簇新的镶红边的制服，头戴尖红帽。这个省的总督受命不接见特使，他是否想以此向使团，或是向飘扬在船桅上端的皇帝的旗帜表示敬意？ 这种含糊不清的表示还加上了喧闹的音乐。托马斯记载小山坡上种有茶树。他还说给他喝了羊奶，“有点像奶油”。 这里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夷人只能从船上来估计其繁荣的程度。然而，使团的几名成员企图溜出去看看，但是逃跑者被用武力逮住，并被押送回来。大学士让斯当东放心：“这种严厉的办法除了关心你们的安全之外别无他意。” 11月4日晚，船队抵达扬州。有人对小斯当东说：“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他双目圆睁，然而见到的只是沿着运河伸展的城墙。“在城墙下，我们受到了250名用弓和箭武装的士兵的列队欢迎。”天朝军队的炫耀并未给这名西方儿童留下深刻印象。 11月6日黎明时分，船队到达扬子江，即蓝河，它比黄河更为壮观。然而，尽管名字那么叫，它的河水同黄河一样黄。“为了重新驶入扬子江对岸往南延伸的运河，船只先是得沿着江的北岸行驶。江面上的波浪如同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见到了江豚。” 在经过镇江城之前，马戛尔尼发现犹如出自于中国画的景色。一个圆锥形的岛屿矗立于江中心；寺庙、钟楼、小亭被绚丽多彩的树丛间隔，坐落在井然有序的山坡上。整个景色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来的一个迷人的建筑。”马戛尔尼在他的手稿上画了一幅素描，并明确指出它叫“金山”。在此之前，他一直不喜欢中国画，认为画得不像真的：现在他发现中国画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怪诞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之中。” 皇帝变温和了 也是在11月6日这天，皇帝又给松筠、长麟和吉庆下了一份谕旨： “倘该贡使等再三陈恳必欲由广东行走，有不得已之实情难以拒绝，亦只可俯从所请，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仍当令长麟带同贡使由水路至江西过岭赴粤，附搭该国贸易便船回国，以示怀柔。” 正及时！金钱上的损失不会致命；一切恢复正常。朝廷要花五周时间才能确定英国人离开中国所走的路线。乾隆的意志最终又一次在马戛尔尼的意志面前动摇了。 用作摆设的士兵 受到历代皇帝大加赞赏的天朝情报工作有如自动装置那样精确：“兹贡使船只于初二日渡江。凡人烟辏集之处，大小夷人并未登岸。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 在镇江，等待着他们的是声势浩大的军事操演。但是，马戛尔尼注意到城墙濒临坍塌，这种景象与2000多名士兵随着音乐声在旌旗下接受检阅的场面形成对照。兵士的装备如何呢？是弓和箭，戟，矛，剑，还有几枝火枪。他们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丝毫没有一点尚武气派；软垫靴和短裙甚至给士兵们添上了女性的色彩。 王大人明确指出，这种华丽的装束只是“在重大场合里”才从衣柜里取出。而对于作战来说过于笨重的钢盾牌也只是用于炫耀而已。马戛尔尼很想从近处瞧一眼。他遭到拒绝：这是防务秘密…… 不必挖苦了！天朝的军官们不开玩笑：他们护腿套上的扣子一个也不少。指挥队伍的王炳总兵给朝廷写道：“其经过各营汛墩台并兵俱一律整肃威严，该贡使及随从人等俱甚安静。”任务完成了。 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他们还认为获得了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登陆的证明。英国人对示威演习作了如此肯定的结论，以至为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在有些地方遭到英勇的抵抗而感到意外。在长江江心矗立着一座小岛，叫做焦山。如今你还可以在那里观赏在鸦片战争中击退英国人的堡垒。恩格斯曾颂扬了这一战果——这是位善于使用更为巧妙的武器来征服中国的入侵者。 为什么宁肯用这种粗劣的火枪而不用在欧洲普遍使用的精制步枪呢？巴罗向王大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位武宫回答说：在西藏，步枪显得不如火枪有效。巴罗反驳道：“问题在于兵士们没有养成不将枪管支在铁叉架上的习惯。”但他不抱幻想：“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而取消这些偏见是否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呢？ 不够威武的军人 王大人和乔大人解释说：这支到处可见，存在于中国人民之中的军队有100万步兵和80万骑兵。巴罗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两位官员是分别说出相同的数字的。他们估计全国人口为3．3亿，国家的年收入为5000或6000万英镑，其中1000万进入皇帝的银箱；800万用于军事开支。这笔钱足够维持以上数目的军队了。 如此精确的数字使人感到惊讶。然而，今天从各方面来看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如果说帝国的官僚机构意识到在乾隆统治时期人口翻了一番，难道它会看不到贫困化和爆炸的危险吗？它拥有准确的数字——它仍保持一成不变？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法国的12倍，农业产量也比法国高得多，贸易结算总有盈余，马戛尔尼就不再认为两位陪送官员是在夸大其词了。 但是，战争远不是这支军队日常关注的事。除了分布在北部边疆沿线和被征服的省份内的鞑靼骑兵外，天朝的兵士担负着警察和司法的任务。他们有时当狱卒，有时管船闸。在另外的地方，他们征收税款或看守粮仓。总而言之，他们是为民事机构服务。还有的在路边、河流和运河沿岸站岗放哨。“这些兵站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个，驻守的士兵从不超讨6名。” 一句话，这些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民兵——同满族的“旗”不同。皇帝甚至拨给他们一小块地。他们在当地结婚。“除了在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他们平时穿得同普通百姓一样。他们更多是在和平时期起作用，但缺乏战争要求的勇气和纪律。” 这些兵士要对自己的制服和马匹负责，他们还得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们的饷银是不够养活家人的：他们更像农民而不像军人。巴罗见到有的士兵拿着扇子而不是火枪向特使致敬。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直到当官的命令他们起立。“当我们突然出现时，他们便匆匆忙忙穿上制服。但穿上制服后，他们更像是要登上舞台而不是去进行军事操演。” 一条同中华帝国同样古老的谚语既说到了大兵的作用，也说明了他们不受尊重：“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一个武装的小民族 打仗时，皇帝并不指望这些平庸的“钉子”，而指望他的满族的“旗”——马戛尔尼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这些战争机器的资料。什么样的战争机器呢？在17世纪初由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组织的部队，他们用各自军旗的颜色来区分：黄旗、蓝旗或红旗。满族人被编入这些“旗”中。这些“旗”遍布全国战略要地，任务是为汉人的军队配备军官。同欧洲封建贵族一样，“旗”中的世袭成员被免除一切劳役和捐税——除了杀人。 “旗”是政权的精锐部队，但同时也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一个非常小的国家：30万满人控制着3亿多汉人。无论是罗马，还是亚历山大，或是西班牙，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除了英国人在印度这情况外，人们见到过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如此不合比例——1比1000——的吗？每个“旗”由一名鞑靼——满族将军指挥，它们是这种统治的工具。所有满人均是士兵。况且他们无权从事其他职业——如工匠、农民，而尤其不能当商人；但是当官则可以，那是为同一个君主政权效力。 这难道不是与旅游毫不相干的“情报”吗？第五十九章 苏州，中国的半个天堂（1793年11月7日） 安德逊写道：“霾雾消散后，富饶的田野、迷人的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宝塔矗立在山丘顶上。”马戛尔尼看到一座设计优美大胆的桥：3座桥拱十分之高，船只不用卸下桅杆便能通过。而这是运河上的船夫熟知的做法。温德写道：“通常帆船有两副桅杆。在桥多的地方，船夫干脆放下主桅杆，而支起安着续链的副桅杆，他们可随时降下和升起。” 然而，“百姓看上去有些泄气”：他们还没有从由于3个世纪前朝廷从南京迁往北京而丧气的元气中恢复过来。整个江南地区都遭受到损失。把京师迁往靠近鞑靼的北方完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原因。因为江南是帝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气候宜人，土地肥沃。 船队于该日夜晚抵达苏州。小斯当东描绘了旅行者和看热闹者双方的好奇心：“我们欣赏着建筑在河岸上的房屋，有些甚至用桩基架在水面上。无数的男人和妇女聚集在自家的窗口看着我们，而在河面上，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帆船。” 大为惊叹的小侍从写道：“夜幕降临后，我们从一座有90多个孔的石桥边经过，这座桥简直长得没完没了。”巴罗则说：“我们的仆役中有一位瑞士人，他还没睡，就开始数起桥孔来，一直数到头昏眼花，竟喊了起来：‘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到甲板上来吧，这是一座我从未见到过的桥，它长得没完没了！’”这座桥的桥孔与大运河平行，好似伸向淹没在黑暗中的无穷无尽的远方。船只钻过桥拱，过了一条沿着运河的路，便能驶进一个大湖。“尽管是在夜间，我们还是能从中央桥拱开始分辨出45个孔。” 读者今天仍然能欣赏这座完好无损的桥。它被称为“宝带桥”。是在唐朝修建的，即英国人此次使华的1000多年前。真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桥。 供风流幽会用的画舫 我们的旅行者因为没有多少事可做，甚至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看，便想象出很多东西。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这不仅仅由于它有运河，小桥和轻舟，也由于它能提供“肉体享受”。至少在它的一些地区“画舫飘荡，鼓笛声飞扬，那里汇集了城里所有的妓女和艺人”。 按照中国的一种说法，严肃的斯当东也“风流”起来：“在英国人看来，这座城市里的中国妇女比较漂亮，也更会打扮。她们戴着水晶耳坠或金耳坠，而在前额上戴一顶黑缎软帽在两眉之间呈三角形。”人们向他列数中国妇人的诱人之处。传统承认有七点：“诱人的眼睛，甜蜜的嘴，柔软的身材，灵活的脚，端庄的脸部，优美的脖子和细长的指甲。” 英国人从护送他们的中国人那里学到一句谚语——至今人们还在引用：“婚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在40天后，人们将通过宴请他们证实这个理想的历程的第二阶段。人们对他们解释说：柳州的木材质地高，能做最好的棺材，所以说要死在柳州，英国人希望能躲开这一阶段。但是，他们很快便明白来到苏州不仅仅是为了结婚。 在城市的郊区，英国人果然欣赏到了“风景如画、群山环抱的令人叫绝的太湖”。苏州的居民从湖里大量捕鱼。太湖尤其为“娱乐消遣的幽会”提供场所。人们乘着小船游湖，船上有一间“非常干净的屋子”，而且肯定“漂亮的船女所操的职业不止一种”。 中国所有的小说文学对花船这种提供幽会场所的漂浮妓院均大加赞美！在两年中不近女色的英国人紧贴这些轻舟而过时又如何能不想入非非呢？当然他们的道德所冒的风险很小，因为他们不能停下。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瞧着这种肉体享受随波消逝。 教育学家赫脱南通过中国导游又印证了传教士的叙述。苏州是“最富有的商人的居住地，是培养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出色的演员的地方。它决定中国的审美潮流，它拥有最漂亮的女人，最小的脚，最时髦的服饰。这里是整个中国最淫逸奢侈和放荡者汇集的地方。中国人经常说这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州’”。 商人的住宅比其他地方的漂亮得多。其他的住所则是“无人照管”，因为居住者成群结队日夜在水上静静地滑行的花船上“消磨时间”，船上载着美貌的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她们的身份……这些居民在姑娘的怀抱中挥霍其钱财。前来出售货物的富商“由于沉湎于她们所提供的乐趣而沦为乞丐”。 丁维提的望远镜并没有闲着。划船的姑娘呆在船首和船尾。温德写道：“我见到她们穿着华丽，有的掌舵，有的擦洗游船。”赫脱南的目光更敏锐：“船中间是一间装着玻璃的屋子，透过薄纱，有时能见到年轻人在配备有靠垫的长靠背椅上演奏音乐，身穿短衣衫的姑娘陪伴着他们，这些姑娘十分放荡，不像是老老实实地坐着，她们是培养干这一行的学校里的学生，这座城市长久以来就以这学校而闻名；因此在这个国家，同在亚洲其他各国一样，肉体享受成为一门学问，甚至成为商业中的一个门类。” 在苏州和杭州，读者仍然能见到上了黑漆和绘着花卉的类似的游船上船女在划桨。但是，尽管她们看上去是那样讨人喜欢，摇橹时是那样灵巧，向您介绍沿途风光时又是那样笑容可掬，您对她们的品行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而直至1949年，她们之中从边摇橹边要价三个铜板的穷家姑娘到傲慢的水上花魁应有尽有。 在整个远东，长久以来风流韵事一直是对包办婚姻束缚的一种补偿。花魁娘子与普通妓女全然不同，后者只是“浓妆艳抹的陈货”。根据强制的礼仪，要花魁顺从必须先向她大献殷勤。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他们未近女色，并不得不对每个人的举止严加监督，以免令中国人和特使阁下生气。现在他们兴奋起来了。这是个消遣。旅行中的一点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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