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6

真证人的伪证词　　人的数量也是对皇帝表示敬意的内容一。平日这些被人前簇后拥的大人物这次也混在朝臣的人群之中。斯当东十分精彩地写道：“在皇帝陛下面前他们失去了尊严。”　　没有一个人对浪费时间表示奇怪，他们等着日出，难道豪华富贵还没有使这狩猎民族的习惯消失吗？主要是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在北京，恭候觐见的朝臣们必须要在半夜到宫门前等着，而皇上只在黎明时才能出现。　　然而，有人给马戛尔尼介绍了几位人物，这些人出于好奇拜见了大使；“皇帝的一位弟弟，两个皇子和两个皇孙。”其中一位皇子是以后接乾隆位统治天下的嘉庆皇帝。在阿美士德使华时，这位真正的目击者作的伪证在叩头的争论中起了很大作用。那种缓慢的压抑过程主要是在他身上进行的，最后竟成了官方事实。　　大家随便聊上几句。和一位住在里海附近的属国君主谈了谈。他显得比别人更懂一点欧洲事务，他当然不懂那里的语言，但“讲阿拉伯语”。尽管一点不懂，我们的英国人却感到像是到了一个“较亲切的地方”。在蛮夷之间很快就能找到共同点。　　还有一位是老熟人，总督梁肯堂，他在天津迎接过英国人，后来皇帝派他去监督河防工程。”他努力使他的同僚分享“他对使团发生的好感”。　　至少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第三十七章　在皇帝脚下（1793年9月14日）　　现在是皇帝出现时的景象。我们已经拜读了赫脱南激动的叙述、通常言谈谨慎的斯当东此时也变得抒情起来。中国有句宿命论谚语：“天高皇帝远”。现在皇帝近在眼前，斯当东感到无比幸福。“他从身后一座树林繁茂的高山中出现，好似从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走来。”御驾之前侍卫唱的全是歌颂皇帝的“圣德和功业”。他坐在一把无盖的凯旋椅上。　　皇帝身穿棕色丝绸长袍，头戴天鹅绒帽，使斯当东想起苏格兰山民的帽子。他所带的唯一首饰是帽前缀一巨珠。　　1790年钱德明神父曾这样描绘这位80岁的老人：“他步伐稳健，声音洪亮，看书，写字眼不花，就是耳朵有些聋。”1795年，荷兰人范罢览则肯定地说：“他已具备了老年人的一切特征。眼睛常流眼泪，抬眼皮有困难，面颊松弛并耷拉下来。”相差5年时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语。这段时间的中间，老皇帝是否显得老态龙钟了呢？大使不这样认为。赫脱南说他只有“50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温德也肯定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老年的痕迹”，总是笑咪咪的，“看上去不超过60岁。”马戛尔尼也认为他只有60来岁。两人都认为他的健康要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黎明前起床，太阳落山就睡觉。　　他从英国人面前经过，我们的见习侍童是怎样记叙这一历史时刻的呢？“我们离开了帐篷，因为有人通知我们皇帝快过来了。我们站到皇帝要经过的路边，他坐着由16个人抬着的大轿。他经过时，我们单膝下跪，把头低到地上。”　　而“把头低到地上”（“down to the ground”）这几个字在手稿里被划掉了。为什么呢？仅仅是一种笔误吗？因为这说法不贴切，并只能理解成像耍杂技一样把头一直弯到地吗？孩子作这样的弯曲是容易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否困难，而对像他的主人和他的父亲那样患足痛风的人来说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呢？因为他知道争论的事，所以是否先写了中国人希望使团做的动作，然后抹去关键的字眼表示使团拒绝做这动作？或者在他父亲的命令下，从记事本上把这形象抹去，因为他父亲担心别人不要以为是天朝礼仪胜利了？　　这划去的三个字的存在本身不正好在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上留下了疑点吗？是否应该排除有人串通孩子向我们隐瞒了一些东西呢？这孩子十分聪敏，他清楚自己保持沉默的重要性，而他一生会发现这种沉默在他精神上越压越重。　　我们先承认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另一个证人说话了。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这个证人就是温德；我们在都柏林发现了他的手稿。按他所说——他也是唯一这么说的：“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九下，“按当地方式”？这不就是叩头礼吗？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这两位官方陈述者难道对我们撒了谎？他们投降了，而又不敢承认？证人温德是不容置疑的。每天，他把观察到的事记在纸上。是信手写来，可是如实记载。　　事实上，大家看见的是同一场面，只是眼光不同罢了。让我们再现一下现场情况吧！　　为了想像一下英国人须解决的问题，请您在镜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头动作。您先站着，然后跪下，您弯下身来直到头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弯下去，头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后起身站直；再这样重复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个头。计算一下这套体操需占去您多少时间：不磨赠，一分钟，如果做得庄重些，就要两分钟。当时就是这种情况，近千名官员集中起来，一起做这套动作，而在两分钟的时间内皇帝的轿子威严地穿过人群。　　再设想一下英国人的处境。当全体人员第一次跪下时，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就像在弥撒中扬圣体时，当别人下跪时，某些信徒站着，只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为什么还要低着脑袋呢？于是，他们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总不至于仍然跪着：他们就站了起来。依次类推……他们跟着大家做集体动作，只是动作有些删减，却无法不做任何动作、在这两分钟内，中国人站起来三次，英国人总是跪着不觉得太卑躬曲膝了吗？是否会英国人一直站着，中国人却不停地在叩头行礼呢？直至读到温德文章前，我一直认为第二种设想是对的。但温德的文章解开了谜。　　马戛尔尼提到的问题——单膝下跪，头不着他——仅仅是动作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动作的重复问题。由于对形式提出异议，马戛尔尼忘记了叩头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这一奇特的重复动作。英国人遇到的第一次叩头是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国人跟上每个节拍。所以温德说：“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不过，中国人区分得很好：英国人的头没有叩着中国地面。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当地方式。　　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汇报中强调了不同点：动作的不同。他们掩饰了动作重复。但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写的所有文章中没有一篇说他们只跪过一次。如果他们真的只跪了一次，而他们周围的人却在多次下拜，他们对这种区别就会引以为荣。温德是有道理的。英国人已完全被周围人的榜样所带动，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已作了让步（当然最好不要讲），但这并没有使中国人完全满足。　　“得体”的礼节　　皇帝进入了觐见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弥撒可以开始了。鸦雀无声。站在门外的温德证实：“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穆。”这铃铛的丁当声与教士进人祭坛时辅理弥撒教士手摇的铃铛声一样。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们说蒙古人喜欢听这个铃铛声。温德是唯一注意到这声音的人。　　让我们和马戛尔尼一起进入鞑靼皇帝宽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个剧场。有三排台阶可以上到放龙椅的台上。中间那排是专让皇帝走的。左侧那排供朝觐的人走，右侧那排为跪着辅佐皇帝——就像他们跪着参加内阁会议一样——的大臣们用。所有朝廷官员都站在正厅中，让我们看一看托马斯演的那场戏吧！　　孩子进入帐篷时，皇帝已坐在龙椅上了：“使团成员都站在门外，马戛尔尼勋爵，我父亲，李先生和我，4人一直走到正中台前，我们像刚才那样下跪。然后马戛尔尼勋爵拾级而上，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一些小礼品：几只表。皇帝回赠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另一块同样形式但发白的玉石赠送给英王。待大使走下讲台，我父亲和我上去行了‘得体的礼’。皇帝赠我父亲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我——特殊恩典。他要我讲几句中文，我用中文感谢他送我礼品。”　　这就是一位西方孩子目睹的情况。可以认为每人都在现场即席表演，那里充满了亲切和新鲜感。然而，礼仪问题却是完全安排好的。　　小熟番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场面吧！这是一些固定不变的眼光。他们认为进献真正“贡品”的是这位孩子。他讲的是中国话，他已中国化了。他来觐见皇帝，把自己变成一个文明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他应该享受特殊的恩典，他弥补了周围大生番的无礼举动，成为一个小熟番。　　我们没有中国人的直接证词，但我们有礼志，只须翻开看一看即可。小斯当东描写的礼仪是按9月8日的诏书进行的，也就是说除了叩头，都是按照官方礼制一成不变的规定进行的。进幄，台前的行礼动作，然后在第二级台阶上下跪，再与皇帝交谈。在这个文明开化的社会里，一切最细小的情节都是自古以来就预先安排停当的。只有专门的敕令才能改变或免去三跪九叩礼。其它都严格按照规定办的，从台侧御林军的安排，或者贡使由一位礼部尚书领见，到礼部尚书穿的朝服的颜色和上面绣的龙。“皇帝以热情友好的语言向贡使发问，礼部尚书转达问题，由通事译出；特使回答问题，再由通事译出贡使的答复，礼部尚书再转达给皇帝……”贡使不直接对皇帝说话，皇帝也不直接回话。特使也不是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而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叩完头才转呈给皇帝。英国在场的人都删除了所有可能表示臣服的话。他们至少是用故意疏忽的方式撤了谎。　　皇帝经过时，英国人措手不及，不自觉地跟着大家多次下跪。但到了御座旁，因为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便行了说好的得体的礼节：单膝下跪一次。　　但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还是不说在台前就得停下，行礼时皇帝隔着一段距离，并是在台下，使人十分感到耻辱。孩子的诚实使我们掌握了事实的真相。马戛尔尼羞答答他未敢说出的动作现在已经恢复了，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位特使的叙述吧：“我双手捧着装在镶钻石的金盒子里的国王的信，一直朝前走去，拾级走到御座前，把它呈到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递给了大臣，后者把信放在一个垫子上。”　　真是亲手接的吗？在叙述中他有没有把动作的顺序颠倒呢？根据礼制他的盒子不应交给皇帝，因为他与皇帝保持一段距离，而是交到一位大臣手中，大臣先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再转给皇帝。朝廷能接受这种从未事先磋商而作出的更改举动吗？这值得怀疑。　　如果对英国人来说，递交英王的信只是这次远航的一种借口；而皇帝认为交完信英国人的旅行也就结束了。马戛尔尼还不知道这点。“皇帝交给我一块象征和平繁荣的玉石，是献给国王陛下的第一件礼物；他希望我的君主和他永远和睦友好相处。这是一根白玉如意，约有一尺半长，雕刻得十分奇特。中国人非常珍惜这件礼品。而我并不认为它有多大价值。皇帝也赠我同样一根如意，绿色绞石上刻有同样的图案。同时他十分友好地接受了我的礼品：两块十分精致镶着钻石的珐琅手表，他看过之后递给了大臣。”　　轮到斯当东父子了：“乔治·斯当东走上前去。他像我一样单腿跪地，行过礼后，献上了两支漂亮的气枪。皇帝回赠他的也是与我一样的绿色玉如意。”　　皇帝与孩子　　马戛尔尼不屑于描写皇帝与孩子的对话场面。可是出于父亲的骄傲，斯当东却禁不住高兴地突出一下他的儿子。文中语气充满了诗意：“在整个接见仪式中，皇帝显得愉快直率，落落大方，不像他的画像上那样显得严肃，沉闷。”然而，谈话须经翻译，显得累人。“皇帝有鉴于此问中堂使团中有无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回答是一位年仅十三岁的童子是唯一能略讲几句中国话的人。皇帝高兴地命令该将孩童带至御座旁边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大家知道乾隆不讨厌漂亮小伙子，这从和珅闪电式的提升中已得到了证明。但并不是光乾隆这样。巴罗用一种谴责的口吻指出：“中国人对于这种堕落行为并不感到丢脸和羞耻。许多大臣还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此事。同性恋在他们身上没有引起丝毫憎恨的感情。”　　乾隆被这小伙子的风姿所迷惑，从腰带上解下荷包，荷包还带着他身上的热气，更具有一种神奇的性质。“这些荷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赐给有功臣民的一种缓带。但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正如毛送一篮子芒果给前来致意的代表团一样，由伟大舵手赠送和触摸过的普通水果立即就进入了神圣的范围。有的积极分子出谋划策想弄到一个。这些芒果被装进了酒精瓶里保存起来，“让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见证世世代代传下去”。两个世纪前，皇帝的赏赐“引起许多官员对这位年轻宠儿的注意和亲近，也许还引起了许多人的暗暗羡慕。皇帝的荷包并不漂亮。黄色丝绸质地，上面绣了一个五爪金龙：这种颜色和龙爪却是皇帝的象征”。　　朝贡者的队伍　　马戛尔尼勋爵走下台阶立即又有别的贡使走近御座。英国使团的两位头头在文章中都避免谈及这混杂场面。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提过有其他使节在场。现在他们提到了，但突出不同之处；一笔带过，还要带点挖苦。　　勃固王是否是缅甸王？这两位英国人一想到此便洋洋得意，并在算着他们对天朝政府所取得的胜利。这位夷王如此恭顺地遵循中国的礼仪，马戛尔尼不过是国王的一位使臣，也就等于一位普通官员，竟敢强加自己的意志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多大的胜利呀！不！这是多大的错误呀！　　“穆斯林亲王”指的是喀尔麦克和土尔库部落首领。1770年因俄国扩张，他们被赶出了伏尔加流域，逃到了东部。乾隆把他闲置于自己权力保护之下，让他们在乌鲁木齐——就是今天中国的突厥斯坦——定居。　　礼节性拜会后，宴会开始。3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马戛尔尼强调了此事，而且很有道理：左为上。鞑靼王公和朝廷大臣穿着朝服，按9月8日排定的座次，根据各自的等级大小就座。马可波罗曾这样写过：“大可汗设宴时，他的席位所处的位置总比别的席位高出许多，在他下面就座的是他的儿子，侄子和皇亲国戚。他们的座位很低，各人的头只有大可汗的齐脚高。而其余贵族就坐得更低了”恨据皇室档案记载，这种分级制度一直延续到5个世纪之后的满清时期。英国人对此只字未提。　　筵席奢侈豪华。马戛尔尼仔细记下了皇帝给他的所有恩惠：皇帝送去了自己桌子上的好几个菜及几种“用米，蜜，薰草酿成的酒”。　　席间，乾隆命人召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至御座旁，各亲赐温酒一杯。“我们当着皇上的面一饮而尽。”皇帝亲切地问及英王的岁数。“他祝愿英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当时乔治三世只有56岁，比他年轻27岁。　　他的举止“高贵，但很和蔼，他十分高兴地接见了我们”。服务井然，有条有理，十分值得赞赏。一切都在“肃静”的气氛中进行，又有“那么多的礼仪，就像在举行某个神秘的祭礼，”英国人对他们以什么方式感谢皇帝给他们的恩惠这个问题上却又满腹狐疑，只字不提：他们不可能比单膝下跪和俯首做得更少。但做到什么程度呢？做了多少次呢？　　然而，为照顾那些无幸进入皇帝大幄的人，文娱节目在外面举行：摔跤，杂耍，走钢丝，哑剧等节目在5小时的庆典中一直演出。这个习俗同中国一样古老。从汉朝起，可能还要早些，欢迎外国代表团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演出节目。“宫内的生活，就是节日的生活。”　　有关这次庆典，我们只掌握一份中国的叙述材料——十分简洁，这是这类文体的规律：“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咭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嘶当东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这完全在重复3月24日发的诏书，5月12日又重复了一次。天朝官僚体制喜欢一再重复：重复是避免犯错误的最可靠方法。诏书后面有一首御制诗，纪念英国人的“臣服”。诗是这样开头的：“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利今效尽诚”。英国人的尽诚是可笑的，但尽管英国人只做了个叩头的样子，显得那么笨拙，但英国毕竟已列入向中国效忠的“西洋各国”的正式名单之中了。　　宴毕，勤见仪式也告结束。特使在门外找到了大队随行人员；按照礼制，重新整队回府。　　马戛尔尼见到了这位负有盛名的皇帝。他还同他讲了话，却什么问题也没解决。第三十八章　“万树天堂”（1793年9月15日－16日）　　第二天开始了4天骑马参观皇宫御花园的旅游活动。首先游览东园。“皇帝听说我们对一切都十分好奇，就让阁老陪我们参观热河的御花园——万树天堂。”为享受这份“难得的恩惠，我们早晨3点就起床，与朝廷的主要大臣一起在宫内等了3小时皇帝才到来。”　　皇帝与上一天一样排场：卫队、乐师，打着旗和华盖的太监。“他在门前发现了我们，特地停下来亲切地要我们靠近问话”。这次大家认为是意外的相见却在9月13日制定的觐见活动中早就详细安排好了。我们从皇室档案中了解到以下情况：“他与我们进行交谈，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他早晨要去庙宇拜佛，他又不邀请我们陪他去是因为我们信奉的宗教与他的不同。”乾隆和清朝历代皇帝都鼓励喇嘛教，尽管汤若望神父作了巨大努力，满清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还是改信了这个佛教的派生教。　　乾隆通知马戛尔尼他已命令他的首相和几位大学士陪同参观御花园，让他看一切地感兴趣的东西。“我向皇帝陛下表达了对他的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情及对在热河所见一切的仰慕之意。”皇帝抓住机会向托马斯说了句话，要求他把昨日赠赐的荷包画出来。孩子十分骄傲地谈起了此事。　　特使应该衡量一下他受到的恩典。御花园是不供游人参观的：大使是在皇帝的花园内，这些花园又都是他个人的杰作。　　“为安抚边境百姓，圣祖建造了热河。热河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完善武功的一个举动。”祖先的目的就是：采用别的方法继续战争。但孙子不像祖父那样严峻，承认从中感到的乐趣：“这里高山丛林，悬崖峭壁，河流森林，鹤立鹿跳，鹰翔鱼跃，楼台亭阁，或建于深谷之间，或倚于小溪两侧，野草茂密，百年老树耸立，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绚丽的风景，尘世之忧郁可忘却。”　　迷人的住所　　当皇帝在庙宇拜佛时，马戛尔尼和大臣们到一个楼里吃了些早点。然后在岗峦起伏的园里骑马走了3英里，那里一切都安排得错落有致，景色十分秀丽。这“布置得最美的”花园使马戛尔尼想起了他的岳父布德勋爵在贝德福歇的拉顿花园，该园林为著名的兰斯洛特·布朗所设计。“要是布朗来过中国，别人肯定会说他全是借鉴了热河的艺术。”　　贵宾们来到了湖边，登上一艘“又大又漂亮的游艇”，为随行人员也准备了几只小船。所有船上都飘着风信旗、窄条旗与燕尾旗。沿岸时而出现港湾，时而出现岬角，“姿态各异，每往前划一段，就有一派新的景色呈现在游客的面前”。形状不同的小岛都处于与整个景色十分协调的位置：有的耸立着宝塔，有的岛面平缓，有的岛面陡峭，有的绿树成荫，有的一片庄稼。游客观赏了近50座宫殿：每座都布置着皇帝狩猎或出巡的画，装饰着碧玉或玛瑙的花瓶，还有“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瓷器”，加上“欧洲的挂钟。”　　“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住所呢？几小时之内，我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我原以为在英国之外是无法见到这样美的景色的。”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居然存在那么多美好奇特的东西，马戛尔尼惊呆了，他身不由己地也像中国人一样自恋起来。　　没有一位大臣向马戛尔尼透露在这仙境般的地方发生的、差点要使乾隆朝廷过早结束的悲剧。罗广祥神父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这样叙述：“1788年10月14日，皇帝在热河附近打猎，突遇一场暴雨。他坐在轿子里，水一直没到他的脖子。和珅中堂及几位主要大臣竭尽全力抬高了轿子，他们自己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幸亏几位勇敢的蒙古人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骑着骏马，个个水性很好。皇帝的63名随从淹死了，老百姓的死亡人数则没人知道。”中国遭受水灾是屡见不鲜的事……　　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　　马戛尔尼对这次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论述”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东、西方园林作了比较。英国与中国的花园有着共同之处：都不同于法国式花园。它们的风景艺术在于模仿自然，而不像法国式花园，迫使自然去模仿艺术。　　英国园艺匠刻意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去美化自然，而中国的园艺匠则让自然成为他们要它成为的样子。“若这儿是一片干地，他们就引进河水，或在这里挖一个湖。若这是一片平坦的土地，他们就在此堆个小山，挖出山谷，并铺上岩石，总之，中国人在安排风景时都十分霸道。马戛尔尼批评这种方法，他认为这正证明英国园艺匠在园林艺术上没有照搬中国，因为他们酷爱自由，包括植物的自由。“我们在完善自然，而中国人在奴役自然。”在英国的园林里，也有着培根的哲学：“控制自然时要服从自然”；而中国的园林却表现了一种再创造的意愿。一方具有灵活性，另一方则是强制性——普罗米修斯想把他的作风强加于人。　　这些观点毫无价值吗？英国和中国在园林艺术上都很出色，两者水平相近，所以更具有竞争性。彼此争着称霸。马戛尔尼没有怀疑英国的优势，他对中国园林表示了四点保留意见：假山太多，金鱼池太多，青铜陶瓷的龙虎太多，睡莲太多。“奇怪的是在6个小时的严格审查之后，我竟没有找出其他可批评之处。”　　在分手时，和珅对马戛尔尼说他所见到的还不算什么。看完东园后，他还该看看西园的美景。　　奇怪的盲目病！马戛尔尼对中英园林的异同滔滔不绝地发了一通议论，但他没有抓住热河的实质：它是天朝的一个缩影，再现了中央帝国某些最著名的建筑与风景：拉萨的布达拉宫，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镇江金山的塔，新疆的清真寺，长江与大运河上的景色，昆明湖……就在蒙古的土地上，马戛尔尼面前出现的是中国的南方、是西藏与突厥斯坦，但他却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它重现了中国大地上的奇观——一个建筑上的盆景。乾隆从首都乘坐6天轿子，就享受了整个中国能献给他的乐趣：帝国的缩影。英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宫内　　马夏尔尼又有了勇气。游览时第一次有机会与重要人物交谈。他想就此开始他的外交使命。　　陪他的是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是鞑靼人。每个人都在长袍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马戛尔尼开玩笑地称他们为“黄衣骑士”：中堂和珅、“副相”福长安、他的哥哥、平息叛乱的将军福康安，以及刚升为大学士的松筠。这位41岁的鞑靼——蒙古人享有廉洁的好声誉，他从边境城市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归来，在那里他与俄国人为签订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因而避开了磕头这个难题。由于礼仪方面的原因，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在边境上举行仪式的事：路易十四在比达索阿的婚礼，季尔西的木筏，板门店的木棚。听说马戛尔尼曾是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松筠向他提了有关俄国的一些很聪明的问题。　　和珅尽量在外表上像一般朝臣那样很客气，但总显得缺乏热情。勋爵发现这点是从一句奉承话产生的坏效果开始的。大使说这座乐园的建立“反映了康熙的智慧”，和珅顿时露出猜疑与吃惊的神色。一个英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马戛尔尼回答说中国的威望已一直传到了他的国家。和珅对他就中央帝国表示的兴趣并不领情。这种好奇心并不得体。了解中国就已经损害了中国。　　“福相”福长安的热情友好与福康安将军对“红毛”的仇视适成鲜明对比。后者当过广州的总督，对他们了如指掌，并不得不表示惧怕。那天上午，当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将军神态严肃地碰碰他的帽子，要他脱帽行礼，但中国人是从不这样行礼的。要是马戛尔尼硬要行“欧洲礼”，他也不应该回避谦恭的表示。　　马戛尔尼竭力想获得他的好感，就邀请他观看使团警卫的操练，福康安拒绝了。他认为这毫无新意。马戛尔尼却想：“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半个世纪之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仍然停留在这种状况。　　英国人看到园内的各个楼里都放着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这些东西做工完美，相比之下，他们的礼品就可能黯然失色。”那里甚至还有一架行星仪。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告诉他，比起后妃们的宫殿内陈列的珍宝和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同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一样珍贵的物品。　　马戛尔尼称赞了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他发现这些八音盒原是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英使对此兴趣盎然，就推断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他便“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时，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监视下的自由　　复杂的情感；极度敏感的民族自尊性，……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他要求把仍在北京的马金托什船长派回舟山，让他报告皇帝接见的情况。他先去广州，从那里再回伦敦。福康安立刻打断地的话：“中国的法律不允许外国人随便往来内地”。　　这就是马金托什事件的起源。文献资料表明：马戛尔尼以为是这位将军因嫉忌英国的优势而一时冲动表示了拒绝。事实是皇帝不同意这样做。乾隆不明白为什么马金托什一定要去指挥“印度斯坦”号，没有他这只船不是也从大沽回到舟山了吗。为了这次多余而耗资的旅行就要惊动天朝的行政机器。皇帝对这些自负的英国人很生气。时至今日，凡在中国的代表团必须全体呆在一起，中国人讨厌旅游者分散活动。　　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特使要求与和珅商谈。后者借口准备皇帝寿辰，提出以后再说。他反复地说：“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在圆明园相见的，我们可以在那里重叙友谊。”’　　因此，在热河没有谈任何具体事务，梁栋材神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但马戛尔尼还是使和珅同意收下一份照会。　　9月16日，禁止使团人员外出的禁令取消了。斯当东及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决定骑马出游——但仍是监视下的自由：有中国的官员和士兵尾随着他们。这些陪同人员干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与老百姓接触。斯当东指出：“他们怀疑我们在搞间谍活动。”霍姆斯也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怀疑令我们惊讶不已。”　　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人也许有道理。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神秘感就会变得不堪一击。中国有个寓言正说明了这点：贵州省来了一头驴，当地从未见过这类动物，老虎先是被驴叫声吓怕了，躲在一边不敢出来。待它仔细观察后，就窜出来折断了驴的脊骨，把它吃了。英国狮子是否也会折断中国龙的腰骨呢？龙最好还是蜷缩起来。　　英国人观察着，测量着，记录着。这已经是情报活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恐谍症就是建筑在对这一危险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在热河又害怕什么呢？他们被迫提供了马匹和导游。英国人先是登高眺望热河山谷全景，滦河之水浇灌着，那里土地十分肥沃，还可看到近期一次洪水留下的痕迹。邻近山脉失去了覆盖着的森林，伐树与水灾，今天中国还是这两大祸害，它们互为因果。　　在各处宏伟的景点上有几座喇嘛庙。英国人看见在一座山上有块形似蘑菇的巨石，他们想走近去看，但不许他们爬山。“这就不合适了。”岩石高悬于皇帝嫔妃的花园之上，从上面可以看见她们散步。“然而两地之间有4公里之远。”　　医对医：“另一个星球”　　就在9月16日这一天，和中堂遣人来请使节团的医生。在“万树园”骑马之后，他感到一用力全身就疼。吉兰大夫发现御医就在他的床边。和珅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关节痛，小腹时隐时现地感到肿胀。中国医生并不知道这些详情，“因为他们从不询问病人，他们通过脉象归纳出病情，认为身体各部位的脉跳不一样，所以脉搏可以指示生病的部位。他们诊断和珅是中了邪，必须驱邪。因此，他们要用金针与银针深扎患处。和珅的手臂和腿上都扎了针，但他拒绝在肚子上扎针。”　　为了不得罪中国同行，英国医生也一本正经地在病人的两臂上号了脉。但他解释说：没有必要在身体别的部位再号脉，因为血液循环的强度到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动脉都同时和心脏相通。中堂和他的医生们对这种理论都感到惊愕不已。和珅用右手食指按左手脉搏。同时用左手食指按有足踝部脉搏，发觉两处脉博跳动完全一致。　　据吉兰大夫诊断，和珅患有四肢风湿病，小肠疝气。他反对在腹部扎针或切口。和珅请他把病情说明与处方都写了下来。　　中堂是否像英国人炫耀的那样“很快从急病中痊愈了”呢？即便如此，使节团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进展。马戛尔尼记道：“我知道，尽管我们作了极大努力，中国人还是处处对外国人表示不信任。”因为无法同和珅见面，马戛尔尼只得给他写信。小斯当东负责抄写李先生的译文并检查译得是否准确。真像瞎子与瘫子的合作……　　和珅终于作出了友好的表示和讲话。他对兰吉大夫十分满意，送了他一匹丝绸，并说他的见解“十分高明，合乎情理，并与亚洲公认的概念完全不同，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这种说法真是千真万确！在这遥远的鞑靼鞋题地区，两种分开发展的文明相遇了，不管双方是否愿意，它们必须共处，同甘共著。西方可以没有中国，中国也可以不管西方。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央帝国的看法更多是来自幻想，而不是出自现实。现在英国人将面对现实，驱散幻想，它不能不介入。中国人很快就将遭到源源而来的西方技术的侵袭。　　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一个是天朝幻想中的月球上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从事贸易工业与科学的英国。和珅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到了仍能保留自身特点，即停滞不变状态的最后时刻。不过，他没有认识到：无论中国怎么做，不管她是拒绝还是接受，对她而言，一切都要发生彻底的变化。第三十九章　鞑靼皇帝（1793年9月17日）　　在热河，满族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清朝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元朝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马戛尔尼指出的满人与汉人间无法清除的差别，在不同的省份的汉人中是否也存在呢？每个省都有自己固执的特性。古伯察神父说：“存在于中国18个省间的差别就像欧洲多国间的差别一样大。”直到今天，出生在台湾的青年人在正式场合还被看成是他们父母所来的那个大陆省的人。甚至到了法国，北京来的中国人也很难与语言不通的广东人交往。帝国庞大的结果就是产生这种地方主义。但汉人总感到属于同一种文明，同一个祖国，而把满族统治者看成是外国的暴政。　　马戛尔尼没有提到的是：满人在以铁腕统治中国的同时，自己却逐步地在汉化。他们接受了汉人的文字和儒家文化，最后竟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像贺拉斯所说的征服了罗马之后的希腊一样，被征服的中国又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1911年革命之后，满人融化在汉人之中。出于谨慎，为了保证个人生存，最好放弃集体生存。直至1979年，才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满人。　　马戛尔尼忽视了的汉化现象，却被巴罗和赫脱南夸大了。但他们还是搜集到许多暗地里互相仇恨的例证。这仇恨激起地方上的反抗。60年之后，它又引发了一场导致大量死亡的太平天国运动。　　馅儿饼　　巴罗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　　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发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　　巴罗和赫脱南认为，鉴于蒙古人的不幸榜样，满人得出了放弃武力和宗派主义的结论。“鞑靼人宁愿把文职授于最精明的汉人，而不给本族人。他们学习当地语言，鼓励迷信活动。似乎战败者的文明战胜了野蛮的征服者……满人与汉人通婚……总之，他们不惜一切促使两个民族合成一个。”　　然而，“随着鞑靼人势力增大，他们就越来越对汉人不客气了。”英国人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统治者的鞑靼民族，“他们把所有要职和应由可靠者担任的职位都留给了自己”。“尽管在宫内还讲汉语，但很可能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骄傲，最终会用他们的方言来取代汉语。”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全是错的。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巴罗对重大职务分配的描述也是夸大其词的；一般遵守着均等原则：一个鞑靼人对一个汉人。当然这掩饰了一种极不均等的现象。30万人口的满人对3亿汉人：这是马略的馅儿饼的原则：一匹马，一张馅儿饼。　　当我们这些旅行者企图概括或探测未来时，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正确的。与他们的看法相反，最初满人表现得十分野蛮，慢慢地汉文化才占了上风。　　当然，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汉人中酝酿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鞑靼人在公开场合的专横语气可以解释这种不满的缘由。汉人若想谋个一官半职，就必须保持沉默，但内心深处所有汉人都一致仇恨鞑靼人”。　　但他们的预言却完全错了！英国人以为鞑靼人最终会制服汉人。然而，就在前者以为自己永远是统治者的时候，可能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人能预感到这个大转变，因为任何人都未估计到被整个民族所保护的文化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日益活跃的　　秘密会社越来越想赶走满人，恢复一个真正的汉人帝国。最终鞑靼人被赶走了，但帝国也不复存在。1911年，这是个多大的报复呀！满人一下都销声匿迹了！农民希望很快恢复明朝。然而明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崩溃的。革命很少能达到大家期待的目标。　　相反，英国人猜测这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将会成为以后的第三世界的中心，这点他们倒是看对了。　　“呀，这个鞑靼人”　　总之，当英国人不在预言而是在写自己的见闻时，大家可以相信他们。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他担心巴罗还想学汉文就对他说：“人的一生也学不会它”。　　斯当东写了15页的文章来谈汉语官话与它的不利因素，黑格尔对此印象深刻，他由此得出了两个有影响的观点。第一个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汉语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极大障碍。”第二种说法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是向世界开放贸易促使了拼音文字的需要和诞生。”它的发明者腓尼基人不就是首批大商人吗？一旦要进行思想传播和交流时，就需要有灵便的工具。后者又帮助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巴罗笔下的鞑靼王子，不管多么不开化，他也感到了汉字会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英国人觉得这种语言同拉丁字母的简洁以及代数语言的丰富抽象能力相差甚远。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如果说鞑靼人轻视汉人，汉人虽然不得不顺从，但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在汉人看来，鞑靼人与野蛮人同出一辙。赫脱南记下了类似的观点：“在中国，鞑靼一词就指粗野。一次，一个英国人说牙疼，一位汉族官员问他为什么不去请牙医止止疼？英国人”回答说：‘去了，他想把我那颗疼的牙拔掉’，‘呀，这个鞑靼人！’这位官员叫了出来。”　　对藏着的神的崇拜　　马可波罗已经描写过忽必烈“每年为庆贺寿辰组织的庆贺活动——这是一年中除新年之外的最大节日”。马戛尔尼没有很好地读这篇文章，他开始理解他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是为了衬托节日气氛，而鞑靼人和汉人却把这点看成是他这次使命的真正目的。　　9月17日，英国人被邀参加一次奇怪的仪式。神藏着的神圣仪式。　　清晨3点，大使和随行人员由王大人、乔大人陪同去皇宫，在那里让他们喝着饮料，吃着水果，饮着茶和热奶，等了好几个小时。庆典在花园里举行，所有王公大臣部穿着礼服在皇宫前列好队。　　这次，皇帝自始至终不露面，他藏在屏风后面。“我推想，他从那里能毫无顾忌地一直看着我们。所有眼睛都朝向设想中皇帝坐着的那个地方。”鼓声震天，钟声四起，一阵寂静之后，又响起了音乐声。对于一路上听惯并演奏韩德尔和普塞尔乐曲的使团的德国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中国音乐实在令人吃惊。演奏的所有价值就是用钹、锣、喇叭和一些弦乐器奏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没有任何对位与和音的概念。　　官员们都不知在忙些什么，似乎在准备某个重大的戏剧性变化（法语）。一会儿乐声四起，一会儿又寂静无声。最后乐队和合唱队发出了最大的音量。全体官员朝着“看不见的尼布甲尼撒下跪叩头”。　　尼布甲尼撒？3天中事情竟变得那么坏！14日，马戛尔尼这样记着：“我见到了光荣辉煌的所罗门。”语气里带着挖苦，怨恨中带点苦涩。好像他预料到《实录》里会用这样的字句来记载他9月17日出席庆典的事：“……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咭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14日他还以为是特意为他安排的觐见；17日庆典时，他竟被列到满人、蒙古人与缅甸人之后！　　鞭打红布的秘密　　英国人惊愕地见到了另一个奇怪的仪式。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每个角上站着一名手执鞭子的人。当大家猜测皇帝已登上御座时，这些人就间歇着用鞭子抽打红布9次：每抽3次，执鞭人就放下鞭子，几分钟后拿起来再抽。没有人能向赫脱南解释这仪式的含义。　　也没有任何汉学家能向我解释这件事。还是古代历史提供了线索。当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巡幸湘山时，一阵狂风阻挡他过长江。皇帝大怒，下令伐尽湘山上的树木，又让人把山涂成红色，就像在处决弑君者之前先给他披上红褂子一样。那鞭子呢？暴雨冲垮了亚洲另一个专制君主的舰队，他命令鞭责浪涛以示惩罚。可能热河的红布象征受到鞭答惩罚并被征服了的敌对势力……除非只是单纯地命令大家静下来。　　叩头　　有人为马戛尔尼翻译了为皇帝寿辰写的颂词中的迭句：“叩头，叩头，天下百姓，向伟大的乾隆叩头。”他又仔细地作了补充：“每当念到这句话时，除了英国人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下跪叩头。”在成百名用头捣地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只用单腿跪地，这种场面实在太令人吃惊了。这些异教徒们！因为，他们的这种轻蔑的态度让中国各处的百姓感到愤慨。那天、在帝国的所有庙中，在大部分家里都在“万岁爷的祝寿牌前”放上了供品。　　马戛尔尼越观察这种虔诚行为，对这虔诚的民族的评价就越低。不仅是他一人如此。他的表弟温德写道：“这仪式不像是臣民在御座下拜见君主，而像是在拜神。”拜寿仪式结束，大家都走了。“我想没有任何大臣接近过皇帝，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离开的”。这位君王当天一直未露面。毛的做法并不是独创，他始终作为人民群众无法接近的英雄而深居简出。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乾隆与上天单独相处，只有他的后代有点时间可以接近他。两年前，他写道“时值八十又一万寿，阳光普照，上苍赐福。雨顺风调，五谷丰登。邀四代皇子皇孙弯弓比武，竟有八岁五射三中，喜而赏黄褂。愿百姓永沐天恩。”　　我们从档案中获悉，同一天，英国国王陛下的舰队在舟山，也一艘船一艘船地轮着被邀请参加这种表示崇敬的活动。9月17日，知府克什纳报告说：“该夷官率领众夷人在船头恭设香案，望阈行礼，恭祝万岁。当经运使阿林保等传旨赏给牛羊果面等物。该夷等领受，又复行礼谢恩，甚为诚敬”。　　在“狮子”号的航海日记上，我们读到的文字则更简练：“从下层甲板上发礼炮21响，为中国皇帝祝寿”。第四十章　但愿庆典仍继续（1793年9月17日-18日）　　庆祝活动结束，勋爵尽管没有见到皇帝，却受到和珅及陪同游览东园的高级官员们邀请，又去参观了西园。　　东园妩媚优雅，而西园却充分显示出大自然“荒芜壮丽的本色”：岩石嶙峋，森林辽阔，常有野鹿和猛兽出没。当然就成了猎人的乐园。杉树、松柏、栗树伸向峻峭的山顶，或延伸到谷底。处处可见宫殿、庙宇、寺院。近处，溪水潺潺，远处，瀑布咆哮。　　在石阶路上骑马漫游，几小时后到了建在山上的一座宫前：“极目远眺，至少可看出30多公里，我从未见过这么雄伟的全景。”这种远景产生了幻觉：宝塔、宫殿、城镇、牛群、平原、山谷都像是伸手可及。马戛尔尼觉得这庞大的帝国就在他的脚下——只要迈出一步就能得到。　　和珅指给他看一群被墙围着的建筑，除了乾隆、后妃和太监之外，谁也不准入内。任何一名真正的男子都不能看皇帝的后妃。不知郎世宁神父是如何为被后妃簇拥着的皇帝画像的？他正是在那位桀骜不驯、身上散发香味的穆斯林女子香妃边上。或许这位耶稣会教士是在自己画室内，根据他教的一位太监画的西洋画素描画的。　　有些旅行者随便对这座宫里皇帝寻欢作乐的情景作了富有想像力的描述。“不计其数的太监让他们的主子及后妃寻欢作乐，穷奢极欲，并绞尽脑汁搞些新花招。但我并不相信真有那些所说的荒唐事。”马戛尔尼仍然持怀疑态度。　　糕点、小丑与布达拉宫　　皇帝的慷慨大方仍有增无减：英国人参观一座宫殿时，给他们庄重地送上了各色甜食。“中国人制作的甜食与糕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远为出色。”这种赞扬今天则显得有些离奇了。是不是制作的方法失传了？　　要带走的礼品有：整箱的丝绸、瓷器与景泰兰，都是皇帝的赠品。马戛尔尼单腿跪地领赏致谢。在中国人看来，他又犯了最初的错误。但他们装箱时，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来。　　游园活动的最后一项节目是观看木偶戏。马戛尔尼为驼背丑角，他的妻子潘定迷及斯开莫的经历开怀大笑：这个故事他是熟悉的，尽管演员们穿着中国服饰。角色的类型世界上都是一样的。观众的口味也是永远不变的。这些人物使儿童着迷，并在各个时代与各人的身上唤醒了他们对童年的回忆。　　马戛尔尼感到他的使命没有进展，他已发了一个照会；后来又口头谈过：对方很有礼貌地听他讲，但却听而不闻。中堂回避问题，然后告辞了，让大学士松筠陪同大使游览仿照西藏布达拉宫造的庙宇。　　这座庙宇周围有几十座塔，都建筑在不同高度上，每座塔都有围墙隔开，整个庙宇则被一堵更大围墙围住。这座拉萨宫的复制品是为纪念满、蒙、藏各族团结在喇嘛教之下而盖的。乾隆这样写道：　　岁庚寅为朕六帙庆辰，辛卯恭遇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自归隶蒙古喀尔喀青海王公台吉等，暨新附准部回城众蕃，联轸偕徕，胪欢视嘏，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怀者，前期咨将作营，构斯庙。　　今天这座巨大的建筑物空着，而在马戛尔尼参观时，那里住着800名喇嘛。他让人丈量了这座共有10层高的方形寺院的大小。寺院中央还有一座金礼拜堂。喇嘛们过去曾在这里念经拜佛。“这里的祭坛、神像、圣体龛、灯与蜡烛都与罗马教会的那一套东西惊人地相似。”马戛尔尼还是流露出这种反教皇的情绪，它是伏尔泰时代的特点。　　礼拜堂的中央，有三座神龛，“供奉着三座巨大金佛像”。马戛尔尼认为是菩萨，他的妻子及一位鞑靼神道——实际上是菩萨的三个变身。今天这些佛像已不是金子铸成，要是金的，也只是些镀金的木头。　　这座圣庙起名布达拉——也就是菩萨山的意思。菩萨骑着龙、犀牛、象、骡、狗、鼠、猫、鳄鱼等，并化身于这些形象。这些巨大的神像使马戛尔尼感到恐惧，他不无讽刺地说：这么多的菩萨真可以同“天主教的教历相媲美”。　　马戛尔尼说乾隆自认为菩萨再生。他评论道：“他对自己想入非非，他慷慨地修建塔宇不是没有目的的。他的花费全是为了他本人及他的家族。”这座庙宇的建成不是出于虔诚，而是反映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君主的专横暴虐。　　他说这些不满的话，疲倦也是一个原因。马戛尔尼已骑了14小时的马。他可不像鞑靼人那样习惯于“一动不动地整天骑在马背上度日”。　　他的奚落或赞赏本可涉及到一个问题，但他却一直没有发现。拉萨的布达拉宫并不是热河唯一的复制建筑物。中国许多著名建筑都被仿造，尽管不是按实际大小，而是按照它们的精神。有些风景也是如此。就像路易十四一样，在凡尔赛宫复制了兰斯教堂和圣·米歇尔山，以及为了安抚他的新阿尔萨斯臣民而复制了斯特拉斯堡教堂。在这点上，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早就如此了。康熙和乾隆当然不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先定的和谐，人的普遍性……　　热河就这样搜集了全中国的景色，从而也掌握了全世界的精华。鞑靼皇帝把它们都禁锢在热河，但他自己不是也遭到禁锢吗？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他更有权势而更不自由的人吗？　　9月17日这天，巴黎通过了有关可疑者的法律，下令逮捕出逃者亲属，以及一切以关系、言论或文章支持“暴政”或吉伦特派的人。　　对先人的幼稚崇拜症　　第二天，9月18日，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应邀进宫。皇上请他们看戏。整个上午，即从8点至12点，中间没有间歇，皇帝坐在正中，面对舞台，两侧的观众都站立着。上面包厢用帘子挡着，女眷们在那里看戏，而又不被人看见。　　小托马斯又受到一次特殊待遇，他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呢？很奇怪，他没有把这件事记下来，但他父亲却写了：皇帝内眷从她们封闭的包厢内接见了他。“可能从她们所在的地方见不到最低一层的厢位，皇帝就根据她们的要求让她们见一位英国人。他令太监把年轻的见习侍童领到台上，她们就能很方便地看到他。”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被天子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也就成了她们的宠儿。　　乾隆客气地欢迎大使，谦逊地说：“我们国家疆域广大，政事纷繁，我平时处理庶政，很少空闲娱乐。”在他成年后，有次为庆祝母后万寿，他亲自登台演戏。他扮演老莱子这一传说中的八旬老翁，这是一位典型的孝子，为使父母不为年迈烦恼，他在他们面前总跟孩童一般。皇帝四肢爬行，把一个玩具一直推到舞台边上，蹦蹦跳跳，做着鬼脸，手舞足蹈，最后到乐坏了的母亲面前虔诚地叩头。虚伪和真实的界线在哪里呢？　　这样一位百姓之父在他的双亲面前还像一个孩子，这里触及到的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个帝国中。父亲般的远见通过训斥与惩罚等方式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黑格尔从斯当东的叙述中见到了“一个臣民没有获得权力的国家［……］历史上的幼稚阶段”。弗洛伊德则更一计见血：“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孩童时期，要投入敌对的生活中去。”“因同父亲对立而产生的故意得不到自由发展”是有害的。因为不能象征地杀死父亲，男人就会受到神经症的威胁，处于压抑状。若父母想得到持久的爱，就必须无限期地抑制杀父的愿望，……。　　马戛尔尼想把乾隆拉到外交事务上来：“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皇帝的回答却是再一次赐给礼物。马戛尔尼得到一本乾隆画的画册，斯当东获得了一个景泰蓝盒子，所有英国人都收到了礼物，没有一个人被忘记。王公大臣们则“恭敬地”接受了丝绸、瓷器等物，演出就开始了。　　演了好几出戏：有悲剧、喜剧、历史剧、神话剧。唱与道白交替进行，间有武打与杀人。演员都“戴双面面具，因为永远不能把背朝向皇帝”。钱德明神父说这是表示最高敬意的一种方式。　　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型哑剧：象征大地的演员由龙、象、橡树与把树围着同海怪出没的大海结合。演员都戴面纱，“演得都很出色”。最后一条鲸鱼“喷水，水流入在地板上打的洞内。”“看到这精彩场面，观众掌声雷动。坐在我身边的两名官员喊着‘精彩！真棒！’以引起我的注意。”　　可能观众都想舒展一下腿，马戛尔尼接待了数名鞑靼人。有两位不像别人那么拘谨，他们问大使是否会讲波斯语。这是两名额尔麦克人，他们受俄国人迫害，却被中国人保护。　　压轴戏　　上午看戏，下午是杂技演出。4点钟马戛尔尼来到了大幄前。皇帝就了座，“演员就表演变戏法和歌舞。”因为在他出任驻印度总督时常看杂技，马戛尔尼对此已经腻烦了。他所描写的杂耍与两个世纪之后上海或北京杂技团演出的节目完全一样，简直无与伦比：“一个人背贴地躺着，两腿竖起与地面成直角，在脚尖上放一个大坛子，让它转劫并越来越快。又让一个孩子坐在坛子边上，做着各种姿势，然后跳回地面。”’　　另有一位手技演员同样背着地躺下，让插在轮子上或拿在手里的9根棍子上的9只盘子转动，““9只盘子以同样的速度连续旋转几分钟之后，演员一只只地将它们收回，没有一只被打碎”。永恒不变的中国：未能在18世纪当过马德拉斯总督的西方来访者，对如此高超的技巧都赞赏不已。　　马戛尔尼因为疲劳，越来越不能专心致志地看戏了。他对未能看到的节目深表遗憾，而对看到的节目又说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想：“那些神奇的鞑靼骑手怎么不出场？”王大人和乔大人可能轻率地同他讲过。这些节目原定是有的，廷宗的书信证实了这点。马戛尔尼可能没有看到这些节目。　　最后是焰火。马戛尔尼承认，这些焰火，无论从花色优美及创作造型上“都比我看过的同类焰火高出一筹”，包括在巴达维亚看的中国焰火在内。一个巨大的火网，有圆的、方的、六边形、八边形和菱形的，发出各种颜色的光亮；接着“一声爆炸，天上布满了像太阳、星星和金蛇般的焰火”。　　皇帝没有忘记大使，但始终不谈及使团来的目的。“他遣人给我们送来各式饮料与点心，尽管刚用餐不久，我们还不得不吃上几口。”整个演出期间，“寂静无声，甚至没人敢笑一下”。　　庆祝活动的高峰时这样寂静无声，马戛尔尼和我们对此都感到十分惊讶。像这样神圣的典礼是以前任何一位西方旅行者都从未见过，也从来描绘过的。第四十一章　内宫秘史，床第隐私　　3个月后，当马戛尔尼准备离开中国时，护送他的两位官员乔大人和王大人向他吐露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难道他竟赢得了他们如此的信任？两位官员是考虑到在这无疑是永别的前夕，他们已没有任何得失的问题，就说话随便起来？在分析这位使热河所有人都感到胆战心凉的、没有血肉的人物时，我们应把他们的说法同当时的环境联系起来。　　乔、王两位大人首先向马戛尔尼谈了皇帝的起居。他生活里的一套仪式与唐、宋两朝的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天朝皇帝的生活本身就是个一成不变的惯例。　　清晨3点起床去私人佛堂拜佛。拜佛之后，他便开始批阅获准能给皇帝写信的高级官员们的奏章。7点用膳。早饭后就去花园或宫内找他的后妃。　　然后，他召见中堂商谈日常事务。其余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前来召开内阁扩大会议。他们徒步进入朝廷，不准坐轿靠近皇帝。在御座前叩头9次，即使当时皇帝不在场也须这样做。他们跪地接旨，从不抬眼。　　下午3点，皇帝午餐，花一刻钟时间，身边只有一位太监伺候；满桌菜肴，皇帝只是品尝一下就作罢。厨房很远。菜都用双层碗盛着，用木炭使菜始终保温。下午是娱乐活动时间。之后，皇帝回房读书，直到睡觉，从不超过晚上7点钟。　　皇帝与女人　　“一位太监在夜间值班，由他给皇帝领去一位他希望宠幸的妃子。”王、乔两人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往下说，因为即便是这些嬉耍也遵循着一定的仪式。　　确立这套惯例是防止皇帝对任何女人产生眷恋、大太监向皇帝献上写有名字的牌子供挑选。皇帝用手一指。被选中的美人就赤身裸体地裹在一条毯子里。由另一名太监扛进来，放到御床边。入选的女子必须先叩头、然后再爬上床。　　大太监及辅助他的太监等候在窗下。若床上嬉耍超过了正常时间，大太监就会大喊一声，直到皇帝回答。两名太监就进入屋内，把女子拉下床，像来时那样用毯子把她裹着带走。任何一名妃子不得与皇帝过夜。　　大太监在走前要问皇帝：“您的奴婢是否会有喜？”如果说会，就要取出一本册子，上面不仅要记下这次相遇的日期、时间和过程，还要记下一些更为详细的情况。若回答不会，大太监就负责不再安排她再次亲近皇帝。　　在热河和圆明园里，皇帝召幸嫔妃的规矩比起在紫禁城内要随便得多。事实上乾隆很会摆脱这套规矩的束缚。他与和珅上床时，当然毋需求助于太监。　　东方国家的后宫，一向今只准一夫一妻的欧洲人神往。对得不到女人的游客来说更是如此。或许不必把他们所说的事完全信以为真，但也不必马上就完全不信。赫脱南说：在鞑靼，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女子都必须让深知皇帝口味的太监过目，为皇帝逐个检查和挑选。要等太监宣布她们不适合为可汗服务后，这些女子才可获准结婚。斯当东写道：“据说，皇帝驾崩后，他的所有后妃都要集中住在一所特殊的房子里，与世隔绝，了此残生。这所房子名为贞节宫。”　　皇帝与皇后生有4子，皇后去世后，皇帝仅有8名后妃，前两名为贵妃，剩下6人为妃，尚有上百名官人。同各朝的末代皇帝相比，这些嫔妃的人数就少多了，那些昏君拥有数千嫔妃，究竟有多少连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这至少是战胜他们的后朝皇帝给他们按上的罪名。因为胜者可以左右历史事实。乔、王两位大人最后透露：皇帝的女儿只嫁给鞑靼王公贵族。从不嫁给汉人。　　既是君王又是人的乾隆　　王、乔两人把皇帝描绘成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信奉宗教，和蔼可亲，对臣民百姓充满感情，对敌人则毫不留情。他们并不掩饰地的缺点：骄傲，困难前显得急躁，唯恐失去他的权力，对大臣们的不信任，易怒。皇帝对自己的儿子同样也不信任，在承继问题上让人捉摸不定。他的一名孙子绵恺似乎受到他的宠爱，有时还参与一些政务。　　前几年，乾隆就确定了退位的日期。但随着日子的临近，他总找出种种借口设法推延。现在确定在1796年退位。他身体健壮，没有任何老年病，乔和王怀疑他到时是否会让位。　　皇帝对历史很感兴趣，对艺术富有感受力，他写了许多诗词。他厌恶荒诞的做法。连他的宠臣和珅都穿上了大红色的上好衣料，乾隆却仍然衣着朴素。　　然而他一点也不使人扫兴。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猎手，并喜欢美女和佳肴。他认为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天独厚。他也不讨厌来次感情冒险，有时甚至钻进众多住宅中的一座或骑马穿越热河伊甸园式的山丘，去作逍遥游。但他总是照顾家庭；这位家长式的多妻丈夫珍惜妻妾们的尊严，对她们总是彬彬有礼，慷慨大方。他严厉的监督着儿子们的学业。　　马戛尔尼忠实地记下了乔、王二人的谈话，因为他认为两人十分了解情况。不过乾隆的实际年龄又让他觉得乔、王两位在皇帝的风流艳史上的能力有些夸大其词。他觉得中国的君臣关系在他看来过于拘泥于仪式，他们两位伴同官能对他们的君王作这样的评价令他十分奇怪。现在他听到的是真正的人在评论一个人。性格、事件，传记都透过了神圣的君主国的外衣暴露出来了。　　回族香妃　　乾隆一生有过三次热恋。还在他十分年轻、但已是太子时，他已爱上了他父亲雍正皇帝的妃子马佳。与皇帝的任何一位嫔妃保持暧昧关系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格杀勿论。但犯罪的是皇帝的亲生儿子，还得多加一条乱伦罪。当时的皇后、乾隆的母亲召见了马佳，用白绫赐死了这位妃子。　　他始终未能使身上发出沁人心脾的天然香味的“回族香妃”顺从。这位异族的女囚一心怀念着在喀什附近被乾隆的士兵杀死在身边的丈夫。她对乾隆这样说：如果想用武力占有她，她会把他杀死。一天她不就从袖内抽出一件匕首来了吗？而在天子面前谁也不准亮出武器的。当卫兵们从她手里夺走武器时，她不是傲慢地高喊：“我还有许多呢！”皇帝想方设法来改变她的冷淡态度，甚至在中国鼓励伊斯兰教，甚至让耶稣会的建筑师在紫禁城内仿照她故乡阿克苏为她建筑一座清真寺。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　　皇帝日见衰弱。太后第二次出来中止这桩令人议论纷纷的爱情故事，让肇事者自尽了事。乾隆对她说“天地灵秀之气，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为她的死而久久地痛哭。他为她写了碑文：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在喀什绿洲几公里外，在戈壁沙漠和苏联突厥斯坦的边上，为纪念“回族香妃”而建立的清真寺内供人凭吊的碑石上仍然可见这篇碑文。　　最后，乾隆60岁时爱上了和珅，在乾隆看来，他就是马佳再生，并把他当成了嬖幸。他违背了天朝的规矩，把未为公众建立过任何功勋的情人提拔到了首要的位置上来。二年之后就要去世的母后这次对这事情未加干涉。因为这不是女眷们的事；而是男人间的事，与她无关。不过这次是最严重的。　　亨利三世和他的嬖幸、路易十四和蒙特班夫人、路易十五和蓬帕图夫人或迪巴里夫人，还有修顿写的《十二位恺撒》。所有的朝廷里都有这些嗜好，它们孕育了、同时又扼杀这些事情，能否要求一位深感寂寞的君主完全避免这些事情呢？　　太监的权力　　与马佳、香妃不同，和珅一直是他的主子和情人的心上人。他既有权欲，又贪污成性，他已逐渐在首都和外省建立起忠于他的一个庞大关系网。这些做法腐蚀了公共事业，激起了百姓的不满。　　为除去对他的晋升表示不安的大官，和珅依靠除了高官外唯一能接近天子的一类人：太监。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发现由于太监们又找到了干预朝政的方法，乾隆时代满人政权的腐败与公众和个人的道德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　　受贿、淫荡好色、任人唯亲，在大权在握的和珅的坏影响下又大量产生，宫廷太监重新获得明末之后已被剥夺的参政权力。斯当东对这些令人畏惧的人物作了辛辣的描写：以卑贱下等的仆人开始，太监是主子暗中寻欢作乐的积极服务者，他们阿谀奉承，逐步接近主子博取他的欢心。然而他们到得了威信与权力。在明朝覆灭之后，曾驱逐过一万名太监，但以后他们的人数又增加了。目前，至少在北京宫内和圆明园内所有下级职位都由他们担任。　　斯当东从官员和传教士口中了解一些情况，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的经历：“为担任这些职务，他们必须接受外科手术。这种手术在欧洲某些地方也做，它能使声音变好，但同时也使被施手术的人失去生育能力。为照看宫内的妇女，为了靠近她们的住房，必须先失去男性的一切标记。手术即便是给成人做也很复杂，既要成功，又不会危及生命。因为中国人不仅不懂解剖学，而且他们对此十分厌恶；加上外科在中国知之甚少，他们连放血都不会，所以施行这种手术更令人吃惊了。实际上他们不用铁器，而用涂上苛性溶液的结扎线。手术后几天，病人就能若无其事地外出。如果一个人想脱离平民身份去当太监，他立刻可以去宫内领一个差事，这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也就成了一名有身份的人了。”　　传教士把这些太监称为“耳目”。这些“耳目”小心地把他们失去的身上的那些器官泡在酒精里，以便在他们死去时再放回到尸体上。第四十二章　天气转阴（1793年9月19日-25日）　　庆祝活动结束，9月18日，王大人建议勋爵21日动身返回北京，以便赶在皇帝之前到达。　　马戛尔尼还想给和珅送一份照会，提出种种要求：让马金托什舰长重返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允许此船运载茶叶或其它货物；允许军官从事个人经商活动；希望安纳和拉弥尔特神父得到较好的安排。他本人则希望能自由地与广州联系。斯当东诉苦说：“使团无法与外界作最必要的联系。”对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外交官的首要特权就是通信自由不可侵犯，中国人对这点毫不在意。谁也不愿抄这份照会，只好让托马斯来写。　　这封信怎么送走呢？马戛尔尼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徵瑞。王和乔拒绝插手属于鞑靼人的事务。马戛尔尼在日记中用法文写道：“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他把任务交给了李神父。托马斯是这样记载的：20日，星期四，李先生带着由我用中文抄写的照会去阁老家。这位使者躲过了警卫的监视，试图进入和珅府内。因为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结果被一群人截住，受到了责骂，他挣扎着闯出了一条路，受到和珅的一名秘书接见，后者答应把信件转上去。　　晚上，徵瑞、王和乔大人带来了和珅的回信。他接受马戛尔尼的要求，但有一个问题除外。马金托什是随使团一起来的，应该与使团呆在一起。这也就是他寸步未让；经商的许可几个月前就下达了，只是英国人不知道而已。　　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只“印度斯坦号”的船氏马金托付除了是一位远洋舰长外，还是一位对英国扩张作出有力贡献的商业冒险家。他个人参与印度贸易。他坚持要去北京是希望获得一些价值连城的信息。至少，他要去舟山，试图在那里做买卖，免得白来一趟中国。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首先，马金托什只是个“可鄙的商人”。再说他是随团来的，所以不应同使团分开行动。此外，不应该由于他的旅行而贻误船只起程。最后应避免他随身携带任何信件。四条理由中最后一条就足以不让他走了。奇怪的是徵瑞大声念完了和珅的答复后，不高兴地拒绝留下抄件。　　马戛尔尼想道：“我提的这些要求过分了吗？”和珅召见了所有的负责接待使团的官员；原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甚至还专门从监狱里提出了原广州海关监督。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马戛尔尼不得不“预测最坏的情况了”。　　白人的抽泣　　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英国士兵违纪事件发现后，气氛变得更为忧郁。他从一名中国士兵那里搞到了一点他已喝上了癖的烧酒。他无视马戛尔尼的诚令，就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对这名士兵的惩罚会让黑头发人高度评价英国人的纪律严明。　　詹姆士立即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挨棍打。队伍集合在住宅外院，受刑人被绑在一根门柱上，当着众多的中国人，重重地挨了60棍。　　据安德逊记述，这个场面让中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以讲正义、仁慈而显得高人一等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会有这种作法，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能联系在一起吗？一位中国官员这样说：“英国人太残酷，太坏了！”　　我很怀疑安德逊是借中国人之口表达他对体罚的不满，至少是他的出版商孔博的不满——后者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政论作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安德逊的书里塞进自己的思想。鞭打真的令中国人感到厌恶吗？并非如此！巴罗在同一时刻证实“所有中国人从苦力到首相都可能挨竹板打”。　　巴罗的说法同安德逊的矛盾吗？不。当时的种种说法基本一致。孟德斯鸠在说中国“靠棍棒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学里不乏这类文章。“统制不问长短，喝令军牢5棍一换，打100棍，登时打死。”从元朝到明清，人并没有变得更有同情心。　　安德逊认为，棍打有对有错。当一位中国官员命令对两位中国仆人行笞刑时，他对此一点也不愤慨：“他们趴在地上，由两名士兵按住，板子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腰部。”没有落泪，也无评论。安德逊，或者孔博是这样一种人：对当地人的做法显得麻木不仁，宽宏大量，却为自己同胞的行为震惊自责，这是白种人的抽泣。　　9月20日，启程的前夕，大使清点了皇帝送给国王的礼品：宫灯、丝绸、瓷器、景泰蓝全都装人带有“R”标记的箱内。装箱时，中国官员不时下跪。他们对礼品表现出无限崇敬，并非因为这些礼品是送给国王的，而因为这些都是皇帝的赠品。在中国，是送礼人的地位，而不是礼物本身的商品价值决定礼品的价值。在英国人眼里，这些礼物的商品价值几近于零。　　王、乔两位大人告诉马戛尔尼返程不必走7天，只需6天就够了，因为他们带的东西要比来时少。马戛尔尼忍着没说皇帝的赠品的确不会造成行动不便。听说徵瑞要护送他回北京，而且每站都要拜会他，对此他并不高兴。　　1793年9月21日，特使登上停靠在朴次茅斯的“狮子”号船上的周年，队伍出发了。马戛尔尼背对热河，他留下了落空的希望及另一位成员：王家炮兵部队的杰里米·里德。他“贪吃了40个苹果”而死亡。虽然英国人在中国并不顺利，赫脱南认为这位炮手不是死于愚蠢的打赌，而是死于可怕的痢疾。“我们的两位护送官一想到这死亡消息传播出去会使他们失宠，就感到害怕。”因为任何人不准“死在皇宫内，为的是不让皇帝联想到自己也是会死的”。在传统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有权就永生，他同死亡并无缘。同样，在凡尔赛宫内也不能死人。必须“装作死人还活着”，然后把他葬在远处的路边。托马斯证实道：“今天早上，当我们停下吃早饭时，传出士兵里德死亡的消息。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山下，一条河里有许多鳟鱼。马戛尔尼望着笨手策脚地摸鱼的伙伴在沉思：这些鱼就像中国人那样从手指缝里滑脱了。　　不合适的要求　　他们滑脱了，比他想象中还要滑。　　9月21日，皇帝从热河发出一道命令，接旨人是浙江巡抚长麟－－舟山位于该省。他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御旨令他尽快让英国船只启程，并提出了两种设想：如果马戛尔尼在前几天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信中没有提起马金托什，那就下达启程命令。如果信中要求等马金托什，长麟应告诉船上军官这决不可能，船只不能总在舟山停着。“若该夷官等……必欲等候吗庚哆嘶（即马金托什）到船方可开行，……当饬令该贡使等即由京前往斯省，回原船与该夷官等一同回国，无须绕道广东。”　　这就是朝廷的难处。它无法强迫船只启程。高厄若愿意继续留着，他就可以继续留着——那就改变使团返程的路线。不是马金托什一人，而是全体人员部返回船队。　　正当使团缓步忧伤地离开热河时，驿站的骏马却以600里的速度向长麟，向山东巡抚吉庆，向广东巡抚兼代两广总督郭世勋飞驰而去。又是一道新诏书。皇帝及和珅终于悟出了使团的真正目的，尤其它的主要目的：建立一个常设外交机构。他们是反复读了英王的来信才发现这点的。他们在平淡无奇的赞扬之词外，惊讶地发现了这难以相信的要求。在这以前，除了叩头事件外，使团没有再让他们为难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不加宣扬地走出了困境。大使没有发怒，即使在他经受从未想到过的精心设计的报复之后也如此。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常设机构问题，对此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已做了一切来推迟拒绝，但这一时刻迟早是会到来的。中国的两名主宰担心着英国方面的反应。要同马戛尔尼争取时间，要求与夷人打交道的各地督抚谨慎行事。这就是9月21日上谕的主要内容。“英咭利国表文恳请派人留京居住，其事断不可行。此次该国航海远来，是以请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造所欲，借词生事，也未可定。虽该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长麟到广东后，务直随时留心，临时当先安顿西洋别国人等，使其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咭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望，转致夷人疑虑。”　　皇帝责怪他的大臣不会对待洋人：“或因朕令稍加恩视，即踵事增华，过于优厚，以致长其骄恣；或令稍加裁抑，即过于减损，又失怀柔之道……总当酌量事体轻重，照料得直，方为妥善。”官僚体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层加码。　　9月22日，长麟寄了一份报告给在热河的皇帝：“臣因在海塘防险，当即专差盐运使阿林保今夷船无行回国。据阿林保禀称，初八日随同镇臣马瑀亲赴定海，适值夷官患虐甚剧。迟至十一日夷官病势稍平，当将奉到谕旨令通事明白宣谕，并将夷书给与阅看。据称蒙大皇帝准令先行回国，夷人实在感激。”“因房间宽敞，医药周备”，他们都已得到恢复。再宽停数日，则病人“俱可就痊，那时即便开行回国”。　　信件的传送　　官方文书按一成不变的程式通过皇家驿站频繁传送。天子下旨给地方高级官员。驿站以每天300公里的速度经过几天奔波之后把圣旨送到官员——通常是督抚——手里；他们都得先下跪，然后才能阅读，最后再让人抄录一份留下。接旨人要写出报告，与圣旨一并通过驿站，以每天600里的速度送回去。当这份附有报告的圣旨送回宫内，皇帝用朱笔加批，成为朱批上谕。抄录后，驿夫仍以600里的速度送回省内。接旨人下跪、阅读，令人抄录后留在省里。这种三合一文件：圣旨——报告——朱批由驿夫每天二、三百里的正常速度送回北京，隆重地存档。皇帝亲笔写的字使这份文件成为神圣之物。带有朱批的上谕只能入紫禁城皇家档案馆保存起来。我们在那里见到它时仍完整无缺。　　经常皇帝给所有督抚下达同一谕旨。可以想象这些骑士向四面八方疾驰，然后带着地方官的报告返回朝廷，等候朱批，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们必须上路，奔往全国各神经中枢，送去皇帝陛下的旨意，这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呀！　　这部不寻常的机器是怎样使用的呢？为使“奴才们”的意见与皇帝的旨意绝对一致，官吏们情愿讲他们不知道的事，对他们已发现的危险闭口不谈，竭力让人相信夷人恭敬备至，因为阿谀奉承易表现出人格的两重性。　　皇帝下旨、训斥、说教。他不是向臣下，而是向在各省的30来名耳目下旨。他犹如在对自己说话，勉励自己，教训自己。每个人都努力为天命唱赞歌，不使其变调——至少在他们交谈的信中是如此。　　充满敌意的钦差　　热河到北京是北京到热河的逆向行程。新鲜感已经消失。我们的旅行者的文章里只写了淡淡的几笔。队伍来到长城脚下时，一些人再次上去参观。他们发现那个缺口——上次就是从这里向上攀登的——已经修复：长城又使外人不得进入。当然他们是想告诉夷人：中国人不光靠长城保护自己，一旦它们被损坏，就会马上得到修复。　　修复缺口的工程并未阻止向上攀登。托马斯在9月23日记着：“我和吉兰大夫在长城的一段上散步，一直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从那里眺望风光旖旎，能看到长城以及二、三个村庄。我们捡回几块长城的砖和一些似乎是从砖及水泥浆中掉下来的小贝壳。我们看到了长城。它蜿蜒穿越最高的山峰，又在山的两侧盘旋而过。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疲劳不堪，住的条件十分一般。”　　6天的旅程平安无事。在皇帝行宫的附属建筑里的逗留根据成年人的记述是无可挑剔。但小孩子又一次泄露天机：中等旅馆。王、乔两位与过去一样友好，而钦差仍怀有“同样的敌意”。　　马戛尔尼在离开北京几乎一月之后于9月26日回到首都。没有任何进展。他甚至在想热河之行是否是一次失败的会见。第四十三章　回到北京（1793年9月26日-30日）　　9月26日临近中午，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回到他们在首都的馆舍。托马斯说：“好几名中国官员在门口向我们致意。我们见到了使团的其他成员，但巴罗和丁维提两位先生不在，他们当时在圆明园，到晚上才回来。马克斯威尔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欧洲的消息。这是他从传教士那里获悉的。我们也收到了安先生的来信。听说李先生的弟弟（蓝顶子官员）刚从中国南方来，周先生和他一起来的，现在都在北京——这里比热河热得多。”　　周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从那不勒斯聘请来的第二位翻译。此人胆小怕事，到澳门就留下不走了。他又鼓起勇气，冒着险捎来了东印度公司给马戛尔尼的信。信是7月3日写的——正是使团船队6月20日经过澳门后不久。这15天的时间足以使人得到确凿的消息了：法英交战已迫在眉睫。考虑到传递消息需要的时间，战争也许已经爆发了。因此组织返程时对此应有考虑。“狮子”号已不是在平静的海面上光带着使团航行了。因为它拥有64门大炮，“狮子”号将于1794年春的季风季节领着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船队回去。　　马戛尔尼要等所有船只集中起来，为什么不利用一下这段时间呢？既然他的中国之行濒于失败，为什么不可以去日本一趟取得些成果以资弥补呢？伦敦曾令他去日本作一次探索性的旅行。这就要去舟山找“狮子”号。马戛尔尼已经要求他的船只立即离开舟山，他是否又要提出让它留在那里等他呢？　　暂时他什么也不提。他不愿放弃仍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的希望……人们发现他在9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写：“我们忙于准备把剩下的贡品送圆明园。陪同我们的中国官员好像在催促我们加快行动。这种态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获悉的情报，使我认为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冬。”　　知情者与不知情者　　在使团这个小圈子里，消息是不传播的。马戛尔尼认为保密是他指挥的一个原则。他不允许散布坏消息。安德逊和他的伙伴们还天真地准备在北京过冬。“马金托什船长感到使团的工作朝有利方向发展，决定单独于下周一动身回到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然后驶往广州，载货后前往英国”。　　9月28日，安德逊乐观异常：“勋爵在与朝廷会晤之后，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们要在北京过冬，以便结束业已开始的会谈。趁马金托什回国之际，我们这天都用来给英国写信。”　　马戛尔尼欺骗他的同伴以维持士气。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悲观预感全都写在驿夫们疾驰送往全国各地的圣旨里面。参观首都两座皇宫，乾隆设宴招待以及预定的各项娱乐活动与接见都被取消了。马戛尔尼唯一得到恩准的是去大东门接驾。几天之后，皇帝给英王的复信以及一些礼品到了大使手中。　　马戛尔尼并不知道他究竟失去些什么东西。可能出于谨慎，事先没有告诉他专为他安排的我们已知道的娱乐节目。英国人首先该履行所有必不可少的礼仪，然后卷铺盖回国。“该使臣等亦更无余事耽延，不过令其料理行李，收装赏件，数日后即可于九月初五日以前起程回国”。　　皇帝命令徵瑞要他监督所有贡品都要在同一天送到圆明园：如果某些贡品未送，则使团又可借口不走。马戛尔尼写道：中国官吏已显得迫不及待，反复说“我们可以叫上百名，甚至200名劳力，要多少可以来多少”。马戛尔尼已不再像最初那样欣赏一大群人的效率了。童话已经不灵了。　　时间局促　　使团又一次被弄得措手不及。应该把一切都准备好，等候皇帝驾临。加快速度就可以达到目的。小托马斯总是记载得最为详细：“9月27日。上午，我们打开了给皇帝的其余贡品。有些真是美极了。行星仪已全部安装好了，并已开始运转。”　　英国人不只是显示他们的高超技术，他们还竭力想促使朝廷提出合作或作指导。耶稣会士十分耐心，两个世纪之后还只是算算日蚀、月蚀或摆弄摆弄钟表。英国人的野心希望激起中国人的好奇心，以便超过传教士渗透所取得的微小成果。他们枉费心机。为什么他们不去问问和善的罗广祥神父呢？这位遣使会会士关于我们的新发明是这样写的：“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冷漠的东方人对这一切反应冷淡。”　　丁维提写道：开始时，“传教士们在圆明园里非常客气地当翻译。后来他们显得厌倦了”。人也都消失了。这些仁慈的神父不来的原因远比天文学家设想要严重。完全是不让传教士见到英国人。遣使会的档案证实了这点：使团完全被隔离了。　　痢疾　　9月28日，钦差通知说皇帝将于第三天到。马戛尔尼因风湿痛发作不能动弹。但怎能错过这次或许能作一次真正对话的机遇呢？徵瑞出于同情，建议分为两段走到接驾的地方，先到圆明园附近到京时先住的别墅里去。直到星期天下午大使才感到有力气走。一到海淀，他就精疲力竭地躺下了。　　病的不只是马戛尔尼一个人。痢疾袭击了使团。为把病人隔离起来，北京的一部分公馆改成了医院。吉兰大夫和斯科特大夫在那里照顾病人，50名警卫人员中有18人得病。疾病暂时夺走了我们的主要见证人之一，赫脱南先生。　　小托马斯走在勋爵之前。他兴奋得像个在探险馆里的乖孩子：“9月29日上午，我和巴罗先生一起去圆明园。我看见所有礼品都整齐地陈列在大厅尽头。效果极佳，中国人很欣赏。”　　但按荷兰人范罢览的说法——他于1795年初到京——连那出色的行星仪都对英国人不利。“传教士们发现有几个齿轮已经损坏，零件上标的是德文。他们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早就对英使团的许多地方感到不满的中堂，中堂就报告给皇帝，指出英国人是骗子，在招摇撞骗。”这位荷兰人还说：“皇帝大怒，命令使团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　　这种因果关系站不住脚。军机处的档案里没有这份报告的任何痕迹。乾隆早就定下了驱逐特使的时间。18个月以后显然是从传教士那里散布出来的小道消息，还是说明了英国人的失败，尤其是在他们引以为荣并想以此取胜的科技发展方面遭到了失败。　　最后一次见皇帝　　同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再一次把英国人在皇室典礼中放到了跑龙套的位子上。1793年9月30日，马戛尔尼清晨3点起床去密云，它在圆明园北面，几千名朝臣、大小官员和士兵都在那里等候。　　让我们从童子的眼中看看这场面吧：“我们候在路旁，两排士兵手拿着彩旗，一眼望不到尽头。皇帝和一长串队伍终于来了，中堂本人也在队伍中。”　　皇帝是坐轿子来的，轿后有一辆没有悬挂弹簧的二轮马车。马戛尔尼在边坡上想：皇帝一定乐于拿这辆破车换他送的十分舒适的马车。乔治阁下又一次想入非非：“把这辆如此可怜的车子与我们赠送的漂亮、舒适而轻便的轿式马车相比，民族感情很可能无法抵抗如此明显的实用价值。总有一天英国车辆也会像钟表和毛料一样成为向中国进口的商品。”人们似乎在听当今的一位英国外交官自吹：不久会向中国出口罗伊斯和美洲豹牌小轿车。英国人已准备汲取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而中国人则猜到：若要采用英国车辆，就必须改变世界。　　队伍在英国人身边通过。马戛尔尼行礼。“我们按习惯单腿跪地”，小斯当东确切地写道。多少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