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由侯孝贤等三位年轻导演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和由胡金铨等三位大导演执导的《大轮回》同时上映，原本盛况可期的《大轮回》票房平平，评论平淡；相反的，《儿子的大玩偶》却十分卖座，更吸引了文化界与舆论的一致注目。台湾电影长期以来窒闷与堕落的气氛一扫而空，台湾电影来到一个全新的起点！侯孝贤的电影创作从此进入“知而后行”的阶段。1985执导《童年往事》获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1989执导《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执导《戏梦人生》获嘎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在亚洲，候孝贤是一面旗帜，他说对故事没兴趣，抒情是他电影的特质，在艺术风格上，深受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影响。他降低成本，选用非职业演员，采用实景外景，以写实性手法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作近似自然的呈现，而这一美学的代表手法———静止长镜头的表现更是被侯推到了极致，台湾新一代的导演，很多身上都有“侯氏美学”的影子。 有人说侯孝贤是一个真正的台湾导演，在他的电影中，一贯地使用台湾本土演员，用方言，而且非常强调台湾的本土文化，他所拍摄的16部影片，反映的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台湾本土文化，把他的电影穿起来，就是一部台湾文化的变迁史。 侯孝贤强调自己“百分百非蓝非绿”，从高中到大学，烧过两次国民党党证，还公开地说，自己永远站在政权对面。 侯孝贤电影档案： 1. 《就是溜溜的她》 (1980) 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对于千篇一律的不食人间烟火爱情电影做了调侃。 2. 《风儿踢踏踩》 (1981) 透过女主角的观点，呈现了许多偷拍的镜头，成功地挑战一些不断在媒体中被复制的社会现实的假象。 3. 《在那河畔青草青》 (1983) 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小孩童的一段人生。 4. 《风柜来的人》 (1983)年轻人背井离乡到都市寻梦，理想幻灭迷失后“乡村”成了最后的精神家园。(于1984年获第六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5. 《儿子的大玩偶》 (1983)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故事，一种从头到底的痛苦，悲伤而绝望。 6. 《冬冬的假期》 (1984) 冬冬在乡下的一个短暂的假期，告别童年的成长过程，回忆对纯净乡村的眷恋。(于1985年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7. 《童年往事》 (1985)父亲在躺椅上溘然长逝，老祖母在地铺上悄然离世，侯的自传式电影，画外音叙述，是侯式的“乡愁”。（获柏林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8. 《恋恋风尘》 (1986) 自己喜欢的女孩最终嫁给了别人，残酷的青春。( 于1987年获葡萄牙特罗伊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 9. 《尼罗河女儿》 (1987) 沉沦、腐败的80年代都市，以及生活其中青少年的虚无、悲观，和缺乏未来理想。(1987年获意大利第五届都灵国际电影节特别评审奖) 10. 《悲情城市》 (1989)史诗般的作品，第一部直接触及台湾长期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禁忌“二二八”的文艺作品。（1989年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1. 《戏梦人生》 (1993)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坎坷人生。（获嘎纳电影节评判特别奖） 12. 《好男好女》 (1995) 一部由三个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组成的电影，却代表着两个相同而又不同的故事。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9) 13.《南国再见,南国》 (1996) 影片刻划了不良少年族群所面临的人生压力、心理苦闷、以及无法解决的矛盾与难题。 14.《海上花》 (1998)如实呈现清末上海租界畸形社会的多个方面，只有在佳肴华服等细节的沉溺中，人才可得着片刻的麻醉和安顿。（获第四十二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5.《千禧曼波》 (2001) 一个年轻女孩活在她自己的特异世界里，写着虚幻颠簸的年轻故事。迷幻的时序，跳跃的空间，所有事件都在若有似无的混沌里进行。 16.《咖啡时光》(2004)为纪念小津安二郎诞辰100周年而拍的影片，本片题材正是小津电影习惯描写的都市家庭的日常生活。 17.《最好的时光》（2005）截取了三个不同时代截然不同的风情，诉说了一段逝去的、永不再来的美好时光。 ○“最好的时光”这个名字是我一个叫唐诺的朋友取的，他叫谢才俊，笔名叫唐诺，他写过很多导读之类的文章，角度、眼光非常好，我们出DVD4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最好的时光》，他说那个时代（台湾）真的有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个时候南北还有距离，交通没那么方便，人跟人之间的整个氛围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 ———侯孝贤 ○人成熟、成长到目前我的年龄，也就是到快靠60岁时，58岁是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 ○我有一句很怪的名言，和曹操的那句话正好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太浪漫化了，但是相应的我确实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时的我碰到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反抗。 ———侯孝贤 ○我记得我以前做的，就像《童年往事》里一样，一天到晚往外走，因为我父亲常年生病，他不跟我们接近，因为他有肺病；而我母亲常年忧郁，她忧郁是因为她住过精神病院，有一点儿（精神）分裂，我母亲这里有一条很长的疤。所以其实家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气氛，我不甘于在家里。 ———侯孝贤 ○一直到我拍电影，我发现我其实跟他们不一样，跟我从小的玩伴不一样，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跟我小时候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我为什么要拍《童年往事》的原因，……你不管是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对本人往往有很大的影响。最后这个人的世界观其实是受小时候的环境影响，小时候就形成的。 ———侯孝贤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华人电影要怎么能够起来。我现在开始要做，而且我准备花10年时间，开始做武侠片。因为我看太多武侠小说，什么都看过了，以前不做是因为我没办法做到。 ———侯孝贤 ○我是看贾樟柯的能力，他调度演员的能力，跟他说事情的那种焦点，我感觉他是有潜力的。 ———侯孝贤 ○王立明的采访背包 采访任务：前方协调统筹，辅助主播采访。DV摄影记录影像资料。 采访背包：DV摄影机一台，采访话筒，具体采访方案。 使用说明：协助主播完成即定的采访任务。DV拍摄采访见闻，本书附带光盘中的主要影像来源于此DV拍摄。也许画质一般，但视角独特，感受贴近。 采访提示：DV摄影要早开机，晚关机，多记录。充分发挥其轻便特点，不要忽视司空见惯的场景，别怕大量使用磁带，很多场面一瞬即逝，先拍下来再说，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后悔莫及。 最好的时光 ———王立明 对侯孝贤的采访在他台北的工作室里，背景是一张整面墙大的电影屏幕，他的新作《最好的时光》正在这里进行后期制作，关掉声音用整个电影的影像作为我们的采访背景，立即出现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现实世界的候孝贤完全融进了他的影像里，现实和虚幻一下子竟很难分别，这样的采访情景会让你很容易进入被采访者的世界中。 看侯孝贤的电影会让人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悲凉，他总是先给你一个梦，然后再一片一片地把它撕碎，而你还浑然不觉。“悲情”是侯孝贤电影的主题。而侯孝贤却说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热情的人拍出来都是悲情的电影，采访中侯孝贤透露了他的一段童年经历：父亲常年生病，母亲常年忧郁甚至有些精神分裂，家里的气氛沉闷而压抑。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也让侯孝贤的骨子里浸染了一种悲情。这种悲情也最终从他的电影中表现出来。 日本一代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对侯孝贤的电影风格影响很大，他们的电影都是没有电脑特技，没有花哨的剪辑，甚至很少有人物的特写，表情的细节都被他隐藏了起来，镜头始终保持在旁观者的位置，就像是上帝的目光，不动声色地俯视着俗世众生。这样纪录式的表现方式更加重了电影里的悲情。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10) 26岁进入电影圈的侯孝贤如今已经58岁了，他称这个年龄是自己最好的时光，因为脑子异常的清晰，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透，戈达尔晚年也曾说“水面上的事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下思考”，对于电影大师来说，60岁的头脑更喜欢“潜泳”，但身体也开始不听脑子支配，人生就是这样总在矛盾中前行。最后，拍了几十年艺术片的侯导说，华语电影的希望是武侠片，因为那是外国人拍不了的，他也要用10年拍一部武侠片，而且要树立一个标准。看来他要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献给武侠片了，侯孝贤的“武侠”会不会再一次震惊世界影坛呢？ 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 ○对于电影大师来说60岁的头脑更喜欢“潜泳”，但身体也开始不听脑子支配，人生就是这样总在矛盾中前行。 ———侯孝贤 ◎ 侯孝贤平和之中却有极为执着的一面 ◎ 侯孝贤录音棚里的张贴画 ◎ 侯孝贤录音棚内景 ◎ 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恋恋风尘》的剧照 ◎ 图为《童年往事》剧照。侯孝贤擅长以长镜头拍摄电影，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你是不是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 侯孝贤录音棚所在社区 ◎ 侯孝贤和王立明合影台湾的味道：吃不尽的街头小吃(1)叫不出名的各种小吃让人垂涎三尺，尤其在饿着肚子采访的时候 对于初到台湾的我们来说，有三个器官会是最累的，第一个是脚：不停地走；第二个是眼：不住地看；第三个就是嘴：不断地吃。台湾小吃花样多、种类齐；小吃摊，小吃店的数量更多，所以这儿吃点那儿吃点，自然就辛苦嘴巴了。我们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在秀芳的带领下来到台北的十大夜市之一饶河路夜市采访，我们除了用嘴问还要用嘴吃。——白岩松 初到台湾，在许多“第一印象”中，恐怕对小吃的印象绝对是最深刻的一种。在大陆也有许多小吃品种繁多的城市，比如成都、杭州、苏州等等，但跟台北相比，没法儿比，在台北可以是一条条的街道两侧全都是小吃店，在台北大多数上班族中午的午餐可以就是小吃，在台北做小吃买卖可以成为祖传家业、亿万富翁……台北人可以没有宴席，但决不能没有小吃。它不但是一种饮食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陆人刚到台湾来，有三个器官肯定会是最累的，脚不停地走，眼不停地看，嘴不停地吃。台湾的小吃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奇多，有台湾本土地，也有大陆各省的，还有国外的。在台北师范大学附近的永康路上，有号称百年老店的上海小吃，名气大得很，香港的名星们来台北，大多会来这里解馋。这里还有许多西方、日本传过来的小吃。当然最多的还是本土小吃，一听名字就知道：阿扁鸭、蚵仔煎、甜不辣、珍珠奶茶、芒果冰……听听这些名字，口水都流出来了，尤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呵呵。 台湾小吃最集中的地方是夜市。我们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在卢秀芳的带领下，冲向台北的十大夜市之一饶河路夜市，当然采访的形式除了用嘴问还要用嘴吃。 白岩松：“台北的夜市是一个非常混合的状态，你看有人在这儿玩，旁边就有人在吃，还有一些卖小商品的摊位。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吃，别看价格要比饭店便宜很多很多，但是绝对真材实料，而且味道不骗人。这就是它夜市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刚才秀芳已经跟我说了，她要到前面去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要排队，说还要排很长很长的队，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在这条夜市上需要排队的地方好像不多呀，她为什么要去排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她呢，咱们一起去找秀芳看一看。” 一路跟着秀芳，才知道饶河夜市的胡椒饼是最有名的，从夜市的这头走到那头终于找到了卖胡椒饼的小摊，一看排队的阵势着实吓了我们一跳，队伍足足排出了五六十米，等轮到我们已经过去了30多分钟。 白岩松：“秀芳辛苦，胡椒饼终于拿到手了？” 卢秀芳：“我排得汗流浃背啊，所以要慢慢地吃，不要吃得太快，看看这里面不仅有馅儿，还有汁儿呢，好吃得很，有没有香味扑鼻？闻一下，好香好香，上面都是芝麻。” 白岩松：“所以在这个夜市里头，最重要的器官不是眼睛，首先是鼻子，接着要动用的就是嘴了，其实眼睛也很重要，看到哪里在排队进去排，绝对没错。” “药炖排骨”是饶河夜市特色小吃中的一种，我们看到小摊上很多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吃得汗流浃背，津津有味。我们在饶河夜市采访的那天正是台湾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夜市里依旧人潮汹涌，秀芳说到夜市吃小吃是台湾人的生活习惯，边吃边喝边玩边买点东西，好多事都在这一条街上办了。 离开饶河夜市，我们就到前面说的永康路夜市，那里有台北最有名的芒果冰。不出所料，芒果冰的小摊前排队的阵势比胡椒饼那里还大。芒果冰就是在爆冰上面散上芒果，再加牛奶，搅拌在一起吃，芒果肉很厚，口感冰凉甜爽，秀芳说这是让台湾人都疯狂的小吃。 在饮食上，台湾人与大陆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分正餐和小吃，小吃就是正餐。如果你不想去街上吃，也可以叫外卖，打个电话，各种小吃马上会送上门来。秀芳说在炎热的夏天，他们东森新闻部70％以上的同仁中午一般都不去食堂吃饭，而是纷纷叫外卖、吃小吃。不管是肉圆也好，甜不辣也好，再配上一份珍珠奶茶，哇噻，一顿多美的午餐！我们在台湾的采访十分紧张，经常顾不上吃饭，秀芳就经常用手机调动各路小吃店，给我们送来许多叫不出名堂的小吃，常常是我们吃完之后才想起问，味道真不错，不过刚才吃的是什么东西？从外表上，你实在分辨不出吃的东西为何物！ 秀芳说，台湾人吃小吃不讲究店面最讲究口味，比如大肠米线在台湾大街小巷几乎都有，但他们总要曲曲折折地绕着巷子找最好的吃，他可能没有招牌，但一定是口味最正宗的那家。很多台湾小吃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事业，别看卖小吃的穿着并不讲究，还经常汗流浃背的，但他可能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家里有亿万财产。经营小吃在台湾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也是很多人一生的事业。台湾的味道：吃不尽的街头小吃(2)白岩松与台湾女主播：摆个Poss，美女加胡椒饼 我们吃到的小吃只是九牛一毛，无缘口福的实在太多了，比如淡水的“老天禄”，基隆的“鼎边锉”，台中的“太阳饼”，嘉义的“鸡肉饭”，高雄的“山河肉”，台南的“黑桥香肠”等等。 白岩松：“看着两个新闻主持人成功转型为旅游节目主持人。尽管隔着镜头你们闻不到香味，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情能让您感觉到这其中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的判断怎么样，我此刻的想法是，为了吃，赶紧开放旅游吧。” 小吃盛行的台湾，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针对观光客的。如果你突然想吃一顿正餐，几个朋友点上一桌菜，要几瓶啤酒，海吃一顿，恐怕会有点麻烦，因为找到这样一家餐馆比较难。我们在台湾忙碌了几天后，有天晚上想暂时告别小吃，来一顿大餐，问题出现了，居然在高雄市的街区里开车转了许多圈，也没有找到一家“正餐”馆。最后好不容易在熟人的带领下，找到了一家炖羊肉的馆子，也算是正餐一场。在台湾，民众摆宴席的话，一般都去酒店里，通常在大街上不太容易找到吃正餐的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小吃虽然别有风味，正餐更必不可少。不管怎么说，台湾的小吃已经给我们的胃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台湾小吃，其实也是台湾的另外一张名片。 台湾小吃 台湾小吃最集中的地方是夜市，而台北有四大知名的夜市，众多美味小吃汇萃于繁华的西门町，可让你在享受逛街乐趣的同时也可以满足一下饕餮之欲。 饶河夜市的胡椒饼是最有名的，拿到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胡椒饼，一口咬下去非常非常酥，里面的馅儿又香又松又软，薄皮大馅一个就饱。药炖排骨是饶河夜市的另一大特色小吃，三伏天，热腾腾的喝上一碗，在汗流浃背之后会令人神清气爽。在夜市吃小吃是台北人独特的生活习惯，许多人边走边玩边吃，甚至会在吃小吃的同时商谈生意。对于打工族来说，简单实惠而美味的小吃也是他们的上上之选，无论是午间快餐或是深夜加班，点一份霸王米粉这样爽口的小吃是十分方便的，这也与快节奏的台北生活相适应。 永康路夜市有台北最有名的芒果冰，不过芒果冰的小摊前常常会排着长队，如果真想一品芒果冰的香甜就得有点耐心了。芒果冰就是在刨冰上面散上芒果，再加牛奶，搅拌在一起吃，与一般人熟悉的芒果冰不同，永康路这家的芒果肉很厚，口感冰凉甜爽，是最受台湾民众欢迎的一种冷饮。炎炎盛夏，如果你想感受一下透心凉的感觉，芒果冰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在台湾，没有正餐和小吃之分，小吃就是正餐，如果你不想去街上吃，也可以叫外卖，打个电话很快就可以送来，一份典型的台湾小吃往往是这样的，有肉圆、甜不辣，还有一杯珍珠奶茶，没有正餐的形式感，你就会更专注品味小吃的味道。 如果要吃最正宗的台湾小吃，就不要讲究店面。最讲究的应该是口味，比如大肠米线在台湾大街小巷几乎都有，但他们总要曲曲折折地绕着巷子找最好吃的。许多深巷的小吃才是最正宗的。很多台湾小吃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事业，别看卖小吃的穿着并不讲究，还经常汗流浃背的，却可能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家里有亿万财产。经营小吃在台湾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也是很多人一生的事业。 估计要把台湾的小吃都吃一遍得要一辈子。比如淡水的“老天禄”，基隆的“鼎边锉”，台中的“太阳饼”，新竹的“米粉”，嘉义的“鸡肉饭”，南投绍兴酒做的米糕，高雄的“山河肉”， 台南的 “黑桥香肠”和“棺材板”等等，相信这会给每一个去台湾的人的胃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永和豆浆 在台湾，有一个说法：台湾的麦当劳就是永和的烧饼、豆浆和油条。许多人到台北就会到永和镇上专门来吃一顿豆浆油条。 上世纪50年代初,两个山东的国民党退伍老兵来到了台北永和镇。原来永和这个镇子是没有豆浆和油条的，但是这两个山东的退伍老兵想念家乡的豆浆和油条，就开了第一家店，后来整个永和就慢慢开了很多豆浆店，由此发展起来。在1995年的时候，也在这里开豆浆店的李玉林在上海开了第一家永和豆浆店，眼光独到的李玉林当时就看到了大陆商业的广阔前景和两岸关系的光明未来。到如今，永和豆浆店在大陆已经落脚十年了。虽然现在所谓的“永和豆浆”与“永和大王”在为了商标权的问题纠缠不清，但对于热爱中国小吃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管是“永和豆浆”还是“永和大王”，“永和”这个名字也许就足够代表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正宗”。 ◎ 摆个Pose，美女加胡椒饼 ◎ 台北的饶河夜市是品尝台湾小吃的好去处，小吃多，吃小吃的人更多，十分热闹台湾的味道：吃不尽的街头小吃(3) ◎ 叫不出名的各种小吃让人垂涎三尺 ◎ 虽已是深夜，但小吃街的生意仍然十分红火。 ◎ 尝尝台北小吃的一绝———胡椒饼诚品书店：让读书成为时尚(1) 台北的诚品书店以它独特的经营方式、独特的书店文化，带给社会大众一种精致高贵的选择，带给这个城市一种体面和尊严。当然，精致高贵指的并不仅是书的包装、书的内容、书的价格，更是一种环境、一种气氛、一种向往。 ———白岩松 有人说台北的地理地标是101高楼，而文化地标却是诚品书店。 诚品一名源自古希腊文elite，意指精英。而台北的诚品书店，以它独特的经营方式、独特的书店文化，带给社会大众一种精致高贵的选择，带给这个城市一种体面和尊严。当然，精致高贵指的并不仅是书的包装、书的内容、书的价格，更是一种环境、一种气氛、一种向往。 诚品书店如今成为台湾一道最迷人的文化风景。 白岩松：“其实从书店门口的介绍可以看出诚品多元化的经营，在二楼是诚品书店的总店，一楼是知性风采，G层是风尚，B1是美馔风尚，B2是艺术和人文，里头会是什么样的呢？台北人的夜晚会有多少人在这个书店里度过呢？走，进去看一看。” 诚品书店在台湾有几十个分店，我们走进的这家敦南店是它的总店。已经是晚上9点半左右，但书店里依然有很多人。在轻音乐缭绕的大厅里，每个书架前，人们或轻手轻脚，或低声细语，或安安静静地在那儿找自己的书，或坐在地板上一页一页地慢慢揣摩。 白岩松：“我很惊讶，因为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人非常非常多，它是24小时不间断地营业的，后半夜会不会很冷清？”卢秀芳：“后半夜还是一样，我的一个同事，东森电视台新闻总监张玉玲，很能干的，她常常半夜工作到3点半，老板不知道，说咱们明天早上7点开个会，尴尬的事就来了，就剩4个小时了，回家睡觉肯定爬不起来，怎么办，就到诚品书店里来打发这4个小时，要杯咖啡，翻翻书，再眯上眼睛小睡一会儿，时间就过去了。” 白岩松：“我看很多恋人约会的地点可能也会选择诚品书店。” 卢秀芳：“恋人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去夜市，因为挤呀挤，小手就牵起来了，等到感情稳定的时候就到诚品书店挑一本书，度过一个下午或者是晚上。” 白岩松：“现在这些连锁店的生意都还不错吗？” 卢秀芳：“都还好，诚品书店大部分选择的是都会区，第一家24小时店就在台北最热闹的办公商务区，因为置身这个商圈，导致它几乎什么时段都有很多人来。” 敦南总店的面积约有1653平方米，营业时间为昼夜24小时，他们的经营理念是“知识无终点，读书不打烊”。有了诚品书店，嗜好读书的夜猫族不再无处可去，你可以在那里点杯咖啡，喝点冰水，或浅谈聊天，或一人独享时光。如果囊中羞涩，你可以席地而坐，只读不买，看上一天半日，绝不会有人来催促或干扰你。全店的地面一律用实木地板铺就，洁净无尘。只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因此挡了书架，影响其他读者选书和看书。“诚品”里每个书架的下层隔板上，一律嵌着一条告示声明这一点，你只要在书架前一坐下就会看到，提醒你不要只顾自己。 24小时不打烊，这是“诚品”的首要特色，但这个特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一策略的最初实施缘于一场搬迁。1995年敦南店要换新址，于是在搬迁前几天尝试了一种“今夜不打烊”的搬迁告别活动，结果读者的反映出乎意料的好，于是“今夜不打烊”便一直持续到现在。 白岩松：“其实透过一个书店畅销书的排行榜最可以立即感受这个城市目前的一个阅读热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诚品书店的畅销榜，你马上能找到非常熟悉的感觉，比如钟理和（台湾50年代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著有《夹竹桃》等）都是大陆很多读者都非常熟悉的，村上春树也是大陆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家，再比如说这是全世界目前恐怕最流行的一套书《达芬奇密码》。在这块你可以看到更多更熟悉的书，这是目前在大陆的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的一本书《狼图腾》，不过在台湾变成这样的版本是不是有点陌生？余光中先生在海峡两岸的人气都很足，他的书也在排行榜上。透过这个畅销榜，您读到了什么？” 在1990年以前，台湾的书店还普遍停留在卖书的阶段，直到诚品书店的出现，台湾的书店才在卖书的基础上增加了阅读这种服务。书店不仅是卖书，也是阅览室。诚品书店力图营造阅读空间与阅读心情，所有书柜面对顾客保持15度后斜，而且书柜都很矮，书架上的书伸手可及，或站或坐，随意阅读。也许是为了节约空间，诚品书店里的书架上摆放的每种图书一般只有二三册，决不会多摆。同样，书种的组合也是诚品的经营特色。诚品坚持推出自己认为的好书，不被畅销榜影响，经常会推荐一些受冷落的好书，有的书即使在书架上睡上三个月也不把它送入仓库。事实上，这种看似逆势操作的手法，在诚品悉心规划下，一些冷门书往往也大爆冷门，销售奇佳。让“好书不寂寞”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诚品书店：让读书成为时尚(2) 白岩松：“这么多人过来看书，在大陆也有这样的大学生，其实兜里并没有什么钱，在书店一看就是五六个小时，对这样的人诚品会不会表达不太喜欢的态度？” 卢秀芳：“完全不会，这就是诚品很成功的地方，它完全对于民众采取非常信任的态度，在这个信任态度的支持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民众一言一行已经变得非常非常高雅，看完一本书之后，这本书完全像新的，连折痕都没有，大家看的时候非常小心。” 诚品书店非常有影响力，在台湾有50多家分店，东森主播卢秀芳说，在台湾吃口香糖并不只是吃口香糖，有叛逆的感觉。到诚品书店来也已经不仅仅是看书，因为这里有一种优雅的、睿智的气氛，所以看不看书的人都会来。从3岁的稚童到80岁的老人，都会到诚品来转一圈。 都说诚品书店的服务好，我们也有了一次切身感受。朋友托我们买一本医疗方面的专业书，服务人员经过查询之后，发现台北的诚品书店都卖完了，只有高雄的一家诚品书店还剩一本，全台湾仅有这一本。我们立即跟那家书店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给我们保留那本书。后来我们到高雄时正赶上“海棠”台风，所有店铺全都停业，在狂风暴雨中，那家诚品书店竟专门留了服务人员，专门为我们开了门。那一天这家书店只卖了这一本书。 当书店里不只卖书，还处处氤氲着人文、艺术的精神，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书店。 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诚品已经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 有这样一家书店，是读书人的福气，也是一座城市的骄傲。 诚品：台湾的另一种生活——刘爱民 台北还有一种夜生活去处，就是书店。最著名的就数遍布台湾的诚品书店了，都是24小时昼夜营业。书店里面环境优雅、干净，许多人在书店看书看累了，可以席地而坐，甚至枕着书就地睡觉，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东森电视台的记者有时上夜班上到凌晨三四点钟，回家睡不了多久又要上班，有的就干脆来诚品书店看书，或坐或卧在沙发上，要一瓶热饮，看累了就在这里枕书而睡，早上再返回台里上班。 诚品书店的服务宗旨是：知识无终点，读书不打烊。这里真是书迷们熬夜的好去处，也成为了台北一道迷人的文化风景。它之所以唤起了年轻人对书店的兴趣，恐怕与它营造的特殊氛围有关系。书店的环境非常时尚漂亮，不仅卖书，里面还有餐饮、咖啡厅、生活用品专卖店等等，它把读书和时尚融和在了一起，读书不仅仅为了一种功利目的，而且是一种休闲方式。 台湾诚品书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书店普遍停留在“卖书”阶段。第一家诚品书店，由于空间设计典雅舒适，又引进大量丰富却高成本的外文艺术书籍，成为当时的“梦想书房”。诚品书店一直不改其志地维持着经营品质，渐渐地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肯定。90年代，诚品书店陆续在全省各地开设分店。 1995年9月，敦南店由于租约到期，必须搬迁至现在的新址，因此举办了“今夜不打烊”的搬迁告别活动，在一天的活动中，创下了台湾书店史上的三大记录：单日300万营业额、单日5万人以上的人潮、书店一直到凌晨4点都还要排队入场，这现象说明了诚品书店的经营态度已深得读者的认同。 创立20多年来，在台湾地区，诚品书店已是有几十家分店的重要连锁书店。 ◎ 在安静的书店里采访，我们也都很小声 ◎ 诚品书店前人气很旺，各种时髦小商品也在夜幕中出售 ◎ 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但诚品书店人流如注 ◎ 矮矮的书架给人以方便，人多却十分安静，更有一种书卷味问津堂：简体字书在台湾(1) 我记得20年前，那个时候简体字书其实在悄悄地流行。不过要买书，还得偷偷摸摸。一个朋友带我去书店，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且还要悄悄跟老板说，我是某某介绍来的，有没有什么简体字的书。老板会心一笑，给你拿出书来。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简体字书店。 ———卢秀芳 “我不赞成简体字，但我喜欢简体字书，因为它带来了大陆的资讯和文化。”这是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虽然他们依然以使用繁体字为荣，但一点都不影响他们阅读简体字书籍。白岩松在问津堂开始了即时采访。 在台湾大学附近的街道上，就有许多出售简体字书籍的店铺，里面的图书全部来自大陆。我们走进了一家名叫“问津堂”的书店。听听这店名，就很有意思。 白岩松：“这个书店可以说非常的有特点，它的名字叫“问津堂书局”，这里卖的全是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的书籍。我们刚一进来，第一眼看到的书《连战大陆行》、《宋楚瑜大陆行》，都是大陆刚刚出版的。还有《万象》、《读书》等杂志，你看，有熟悉的感觉吧，你会觉得我现在是在台北的一个书店里吗？” 白岩松：“怎么想到开这样的一个书店？” 书店老板：“主要是顾客的需求吧，因为台湾的读者对大陆简体字书有非常大的需求，尤其在很多专业领域方面需求非常大。” 白岩松：“大陆什么类的书是最受欢迎的？” 书店老板：“早期来讲，是文史哲类，后来是社会科学，还有当代中国研究、经济、艺术、电影，现在都越来越受欢迎。随着大陆出版业的发展，台湾读者对大陆书籍的接受度就越来越高。” 白岩松：“在这个书店来自大陆的杂志也很多，比如三联办的《爱乐》、《西藏》、《视界》等等。” 书店的老板告诉我们，这些书都是通过正规渠道从大陆过来的，他们在北京设有专门的办事处，负责为台湾这边的读者选书，在大陆还有出版界的合作伙伴。 白岩松：“与台湾出版的书籍比较，大陆图书有哪些优势？”台湾读者：“大陆的书最近这几年进步得相当快，比如说在翻译的速度上，台湾好像就比不上大陆，而且种类也没有那么多。” 白岩松：“您上次买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的书是哪几本？”台湾读者：“之前还有买过怀念钱钟书的书，还有一套8本的《杨绛文集》。” 白岩松：“简体字看起来方便吗？” 台湾读者：“很方便，我很习惯，因为有繁体字的基础，只要是上下文连起来读，就可以判断简体字。” 书店老板：“从繁体字进入简体字阅读，总的来讲是非常容易的。” 白岩松：“秀芳，你现在简体字的阅读能力怎么样？” 卢秀芳：“我不敢说好，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上文和下文连起来看就懂了。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开始读简体字书了，不过那时是偷偷读的，那个时候是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读简体字书。因为那时台湾不允许卖简体字书，所以读起来还有一种刺激的感觉。我记得20年前，那个时候简体字书其实在悄悄地流行。不过要买书，还得偷偷摸摸。一个朋友带我去书店，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且还要悄悄跟老板说，我是某某介绍来的，有没有什么简体字的书。老板会心一笑，给你拿出书来。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简体字书店。” 白岩松：“现在去大陆的机会非常多，会不会买一些书回来？” 卢秀芳：“不会买太多，主要因为太重的关系。当然到大陆去，书店也是我们的造访之地，想选择一些在台湾没有读到的东西，特别是大陆的小说作家非常优秀。” 白岩松：“价格呢？怎么卖？按大陆的原价出售？” 书店老板：“当然，用人民币的价钱乘以台币对人民币的汇率，现在汇率差不多是乘以四，所以我就是按照人民币的价格乘以四，就是台币价格。” 白岩松：“台湾的读者买起这样的书就会觉得便宜吗？”书店老板：“是，他觉得比台湾一般的书价便宜50%以上。” 卢秀芳：“的确，台北的书是相当贵的，尤其像诚品书店，基本上是不打折的，书的价格相对很高，简体字的书相对比较便宜。不过，我相信来到简体字书店买书的读者不会在乎价钱，他们大部分是台湾社会金字塔的尖端，他们寻找的是学问。到这里来他们买书不会去买一些流行的，他们是做学问的人，因为简体字书店主要是卖专业领域的书籍。” 白岩松：“台湾书价比大陆高出3倍多一点，我的意思不是说大陆的书很便宜。另外一个问题，大陆在思考，台湾也在思考，比如香港现在称之为二楼书店，书店被撵得没有位置了，现在据说正在往三楼书店和地下室书店发展，台湾在这方面有没有担心？”问津堂：简体字书在台湾(2) 卢秀芳：“在台湾的诚品书店出来以前，台湾的文化界一直批评的是台湾民众的阅读习惯越来越糟，几乎不太看书了，特别是日本的漫画进来以后，小朋友都以图像式的思维方式思考，没有文字思考。诚品书店出来以后，代表一种时尚的概念，阅读反而成为一种时髦，在这种时尚的推动下很多风气又回来了，这是很可喜的现象。” 白岩松：“在网络出现了之后，大陆也会担心图书市场出现萎缩的状态，台湾会不会有这种担心？” 卢秀芳：“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一部分，现在年轻人还是喜欢图像式的思考，现在在电视语言当中有很多也是图像性的编排，不再像过去是文字式的编排。还有一个现象，在你们讲的地铁，我们讲的捷运上，出现了方便阅读的口袋书，在日本非常流行，人手一本，看完往衣袋里一装就行了。可惜台湾的捷运路程太短了吧，最长就三四十分钟到站了，所以口袋书的风潮还没有出现。但是台湾的出版界很期待将来朝这个方向走，在捷运上发展一套读书的概念。我想图书的价值是网络无法取代的。” 白岩松：“台湾的作家、诗人，许多在大陆很受欢迎。” 卢秀芳：“我发现，在大陆写诗、读诗的气氛还是相当盛行的，上次我到北大采访，有一位同学就送我一本诗集。在台湾，过去在公车上会看到读诗的人，现在没有了。现在台湾作家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当然就是畅销作家，书都卖得很好，大部分是抒发情绪的或者是工具书。另外就是纯文学，台湾也有一些纯文学的杂志，虽然它是比较冷门的，但是办了几十年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台湾社会同样有这么一群人非常爱好纯文学。” 白岩松：“没有办法，现在的诗人都在北京、上海、台北写广告词。” 卢秀芳：“难怪广告越来越好看。” ○我想图书的价值是网络无法取代的。 ———卢秀芳 ◎ 书店不大,书籍的品味很高 ◎ 大陆流行的新书这里马上可以看到 ◎ 店主告诉我们，简体字书也非常受欢迎 ◎ 书店进门处充满温情的提示高金素梅：为原住民而生(1)高金素梅办公室条件简陋、十分拥挤。 靖国神社并没有“高砂义勇队”灵位，也没有骨灰，前去那里的目的是在那边除名，是争取尊严，我们真正要的是原住民的尊严和人权，只有“义勇队”的遗族才有权利决定把祖先的名字放在哪里。被害者和加害者绝对不可以放在一起。 ———高金素梅 白岩松：很开心在台湾见到你，但是首先应该祝贺的是这件事，一到台湾我就知道前些天《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这本书刚在书店做了试放，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高金素梅：因为原住民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只占2％，我们是微乎其微的，长期以来原住民的权益和声音并没有被社会大众所重视，甚至“政府”也忽视，所以我很愿意出这本书，用非常软性的方式呐喊。一般人看到高金素梅就是在街上游行的那个人，呐喊的那个人，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的声音不会被注意，但是那样的声音非常短暂，呐喊完了以后还有很多东西要让社会大众了解，因为原住民有太多太多问题没有被大家重视和讨论到。 白岩松：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你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重点是原住民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所遇到的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要表达的很简单，我们的历史解释权、我们的生存权、我们的人权、我们的土地权受到剥削，一直到现在为止这样的伤害还是存在的。 白岩松：这个书名很有意思，“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不是强加的，是商量的，不仅仅在问很多台湾的百姓“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大陆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不拒绝，是不是把它当成“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的一个态度？ 高金素梅：是的没错，原住民只局限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是自己族群的运动，我到这边来之后，我发现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我很愿意把台湾原住民族在台湾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告诉给全世界，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我们的少数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自治区，他们有了自主权，可是自称重视人权、民主、自由的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政府”并没有把土地权跟自主权归还给原住民族。 大陆百姓的支持让我很温暖 白岩松：你在问“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当透过大陆的媒体，比如说透过网络，你可以了解很多普通的大陆百姓对你发出的声音，你听到来自大陆的什么样的声音？ 高金素梅：我听到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我到日本去，之前已经有六次，这六次当中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台湾当局也并没有给我实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鼓励或支持，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并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到。这一次去，日本警方的暴力在透过媒体传送了出去之后，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全世界的华人都给我非常多的温暖，在网络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留言，甚至还有更多实质性的帮助。很多人汇款过来，给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不清楚台湾的原住民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尤其是不了解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之下原住民到底受到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同时透过这次事件，让大家在网络上讨论，让在中国大陆和在日本非常多的民众了解到，原来靖国神社还放了这些台湾原住民的名册在里面，找回了历史的真相，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暖的部分。 讨还祖灵受阻我流泪了 白岩松：其实透过媒体的报道，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细节，好多人都知道你去了被阻拦了，甚至没有下车，因为在车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日本警方拦住，警察告诉司机不许开车门，在那样一段时间里，在车里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在做什么？ 高金素梅：我们的团员在车上关了一个多小时，不能上厕所，不给水喝，完全是静止的状态，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感到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你们当时会看到我在镜头前面流泪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空就好像停留在1895年（1895年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虽然现在已经2005年了，可是那个时刻，那个感受，那个气氛之下我觉得原住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和人权的压迫就好像回到了1895年，所以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刻，那一刻我会问为什么到了现在，原住民的人权、原住民的自主权还是被剥夺，还是被压制？ 白岩松：但是不得不返回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挫折感、失败感，还是说不过是一个过程中小小的一个点而已？ 高金素梅：当我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我们车上所有的长辈以及跟我一起随去的别的团员都不断地告诉台湾的媒体说，我们还会再来，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决心绝对不会因为受到一点点挫折就有所改变，这反而更激励了我们要更往前面走，所以当时我们就说，我们9月份要到联合国争取公道。高金素梅：为原住民而生(2)高金素梅为原住民呐喊，号称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旗手”。 要让全世界人知道台湾原住民不是日本人 白岩松：接下来会有三条路，我现在看到的，一条是你们已经通过司法的程序起诉，9月份大阪的法院会给你一个判决，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接着你也说了会到联合国为原住民争公道，当然还有一条路是第八次和第九次到靖国神社，你更看重哪条路？ 高金素梅：我们希望9月30号日本大阪法院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面对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再有就是我们9月份要到联合国，目前我们演播室已经在跟部落里面联系，因为我们部落里面不是高金素梅讲了就算，我们必须取得共识。在7月份的时候，我走访我们的部落，走访我们的基层，大家取得共识了之后，我们开始讨论，达成共识。当然更重要的，我还有另外一条线，我要寻求民间的支持，我通过NGO，透过民间组织来跟联合国那里的人联络上。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讲到将来怎么办，我刚刚讲过，就算日本大阪法院不给我们公平的宣判，我们还是会去，不仅是我，我们下一代还会去。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很多人都讲说高金素梅你明明做的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做？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高金素梅如果做不了，这个棒子还要继续接下去，我觉得结果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透过不断地记录历史的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尊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原住民就是原住民，不是日本人。 被害者和加害者绝对不能放在一起 白岩松：大家会从各个角度解读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能要反过来看，对于很多你所代表的在台湾的一些原住民来说，他们现在生活了这么多年，究竟去靖国神社把祖先的灵位讨回来有多重要？ 高金素梅：特别重要，事实上在靖国神社并没有骨灰也并没有所谓的灵位，只有一个名册，这些高砂义勇队迫不得已到了南洋，死在了南洋，更不可思议的是靖国神社并没有取得家属或遗属的同意，就把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剥夺了家属的自主权跟意愿权，靖国神社非常不尊重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我就说，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们仅仅要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家属的自主权跟决定权。如果家属同意，当然我们没有意见，可是现在家属不同意，再回到更上层的精神层次来说，被害者跟加害者怎么可以放在一块？放在里头不仅仅是台湾的原住民族，还有被国际法庭审判的国际战犯。大家换个角度来讲吧，如果希特勒跟犹太人的名册被人合起来放一个墓里的时候，你想想对犹太人的这些家属来讲情何以堪？第一，它剥夺了我们的历史权；第二，它践踏了遗属的自主权；第三，它践踏了我们的尊严，也就是被害者跟加害者不可以放在一块，所以其实很多人把讨回灵位讲成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我觉得非常简单，这个就是家属的意愿，这是家属的人权，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找回“历史” 白岩松：历史有的时候就像你身后的这张照片一样，有的时候很难过的历史是你不愿意去看到的，但是你必须要告诉自己，你必须去看它。这张照片其实是当初在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杀害台湾原住民的照片，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高金素梅：我非常震惊，因为以前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从来不知道泰雅族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在2002年的3月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候，我全身的鸡皮疙瘩从脚趾上一直冒到我的头顶上，感觉有一股血往脑子上冲。那个时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是谁？虽然我知道我来自泰雅族群，但是我居然对我祖先遭受的这段历史是不清楚的，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就找了一些学者，找了一些了解1895年历史的这些朋友们，开始收集资料。随着我不断收集资料，我心里面的愤怒和痛苦就油然而生，像我一样，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子女是不清楚这段历史的，所以我就把这段历史不断送回到部落里面去，当把它送回到部落甚至把它出书的时候，我们的长辈看到我的时候，就抱着我说没想到在闭眼睛之前这些历史还会被大家讨论到。因为受到当年日本这些殖民主义的教育，有非常多的历史我们的长辈不敢说，经过非常痛苦的历史阶段，有很多历史是放在他们心里面的，当我找回这段历史的时候，长辈们就开始谈论这段历史，长辈们也开始在做一些口述历史的记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要找回历史的解释权，因为有了历史的解释权才会有尊严的存在。 白岩松：在我们刚才聊前几个问题的时候，你一直在用的称谓叫“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你的叙述中重新出现，什么促使你的称谓由“我”变成了“我们”？高金素梅：为原住民而生(3) 高金素梅：大家知道五年前我是一个肝癌患者，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我的生命到底要用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从医院出来的一个月，我就从新闻上看到了“九二一”大地震中受到最大灾害的是原住民部落，我自己曾经走过死亡的幽谷，你知道生命虽然非常的微弱，但是当它充满意愿，有生存意志的时候，其实它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所以当时我就跟着非常多的公益团体走到原住民那边的部落里面去，我虽然是泰雅族，但是全台湾有12个族群，其他的部落我从来没有踏进过，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踏到其他族群的部落里面去。当我到现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一幕，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想———为什么原住民部落会这么贫穷？都已经是21世纪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到那儿去的时候，不断地就跟部落里面的人谈论，也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能做什么，也就是说历史解释权一定要找到，如果我们自己的社群，如果台湾的社群都不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曾有过什么样的历史的话，原住民族就不存在，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应该要找到历史。 得癌症后的那三年活得非常有意义 白岩松：五年前的时候因为突然面临癌症的挑战，也就是说“我”遭受了非常大的挑战，从你知道到动手术只有四天的时间，后来你把“我”变成了“我们”，代表很多人去做事，是不是感觉身体健康了很多？ 高金素梅：没错，很多人说肝癌患者需要的是休息，不能够太疲劳，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部分好像已经脱离了我。这样说吧，在我身体里面有一个是死的金素梅，一个是活的金素梅，因为大家知道肝癌患者成活率不是很高，只有5％活，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怎么把这5％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另外一个死的，我根本不在乎，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力量特别的大。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了原住民的800多个部落，因为那是需要体力的，但是我发现我的体力非常非常旺盛，因为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很多东西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所以虽然大家都讲高金素梅做得非常的好，但其实我要非常谢谢部落里面的长辈们，还有我们的族人们，因为他们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因为他们也给了我最深的学习的环境，因为走到部落里面就是一次学习，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也延续了不同的历史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三年我活得非常的有意义。 我的力量来自于背后的族群 白岩松：当你不只代表你自己，要代表更多的人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你面临的全是挑战，要为这个呼吁，为那个呐喊等等等等，但是背后呢，当你个人代表众多人的时候，是快乐、成就感，还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觉得这有一种神秘感，任何一个泰雅族人，任何一个原住民的后代，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只不过因为我是媒体的焦点，只不过因为我在整个政策当中是最重要的核心“立法院”，所以我受到的关注会特别的多，但是事实上像我这样子的人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到部落里面看到我们的族群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无形当中给我的力量跟支撑是非常大的，要不然的话，一个小女子，一个民意代表，其实不应该能做这么多的事情的。我要讲的是其实我后面有非常多的人是没有被大家看到的，这些人不断让我学习，这些人不断给我资料，这些人不断给我精神上的鼓励跟实质上的帮忙，所以你会看到高金素梅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岛内面对吕秀莲，我的力量在哪里？要不是后面这些族人给我支持的话，我想我也不可能做到。 感谢18年的演艺生涯 白岩松：其实在你们第七次到靖国神社之前，高金素梅更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是通过银幕。我记得在上海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后一首歌是你跟童安格唱的。大家都知道，你很早就因为歌唱走上演艺之路，现在会有时回忆那个时候的日子吗？ 高金素梅：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演唱会就是跟安格在上海，当时下面的观众给我们非常多的掌声，非常多的支持，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掌声跟我现在得到的支持是完全不相同的，那个东西大概比较属于个人，感觉上我只要对我的歌迷负责，我演好我应该演的角色，我唱好制作人交给我的歌曲就好了，但是我现在这样子跟以前是不太相同的，因为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民族的运动。尤其我自己也是泰雅族人，这个就如同刚才你讲到的“我”跟“我们”的不同，以前是“我”，现在是“我们”，我肩负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族群意识，我肩负的是整个原住民族应该要有的权利的问题。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喜欢哪一个？事实上我觉得哪个都是我生命的过程，如果没有演艺圈18年给我的训练，我想我在这个政界可能不会这么快地就进入这个角色，因为演艺圈18年给我的训练是你要很快投入，你要很集中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就是表达能力，演艺圈的18年给我训练的是表达能力，很短时间聚集投入的过程。高金素梅：为原住民而生(4) 白岩松：你也具备了媒体和公众因为对你的关注而去关注你所关注的问题的这种放大能力？ 高金素梅：没有错，所以很多人都讲说演艺人员从政可能给我很大的问号，相对的也因为我是演艺人员，所以媒体朋友给我很多的机会，能够让我把原住民想讲的话透过媒体传达出去。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回想起来，冥冥当中我觉得好像祖先有一些任务要给我。 白岩松：那是一场准备？ 高金素梅：前面的梅林大火让我可以这样勇敢地面对逆境，肝癌承受到生命重量，让我理解生命到底是什么，演艺圈18年给我训练，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在酝酿我要走到原住民运动这一条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段路程，我相信我也做不好。 我的人生从现在才开始 白岩松：不得不谈到告别，跟演艺圈告别，可能对于媒体来说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很难的决定吗？ 高金素梅：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很大的、很困难的决定，我觉得冥冥当中就到了那一步。我拍完了《喜宴》，很多人不解高金素梅去了哪里，我觉得《喜宴》已经是我在演艺圈当中的最高峰了，当时走上演艺圈也是很大的意外，因为那不是我学习过程当中的最终目标，以前我是想当护士小姐，所以演艺也不是我的人生当中想要去走的（路）。 白岩松：现在你是一个民族的护士？ 高金素梅：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事业的规划当中，我并没有真的想要规划任何我想到达的目标，我就很顺其自然走到这边来。从现在开始，我会规划人生的方向，包括我会知道我9月份要做什么，我会想我明年要做些什么，所以我的人生从现在才开始。所以我不断地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因为我的年龄改变而有所改变，我没有因为我的职务改变而有所改变，我没有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了大家，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人生座右铭，也希望送给大家。 梅林大火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 白岩松：其实谈今天的高金素梅和了解今天的高金素梅一定离不开梅林大火，当时你离开演艺圈开了婚纱店，当时这场大火，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从名义上你会是一个领导，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打击应该是巨大的，应该是各种情感都杂在那一瞬间里？ 高金素梅：是，没有错。那个事件是我人生当中碰到的最大的困境，肝癌我觉得那是对我自己，但是梅林大火有六条人命，我们在那边的投资都牺牲掉了，除了这六个人命之外，我还受到了司法审判，那个时候在我人生当中应该说是最低潮，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人性，人性的好，人性的恶。因为从小就被教育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你是一个要负责任的人，可是我们发现在那样一个事件当中，有很多人逃避，有很多人要面对，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人性的时候，你会有很深的感受，原来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当中的好的和坏的。我要非常谢谢这些罹难者的家属，如果不是这些罹难者的家属给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我看我是走不出来的。我记得在大火以后的第二天，我到现场去看到这些家属，有一个家属就握着我的手说，他说你很幸运，比起我的女儿，你逃出来了，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地活下去。你知道吗，这个家属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激起了我不管以后遭受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说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白岩松：回头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知道很多人都看到高金素梅承担责任的一种勇气，你没有躲避，该去赔偿或者面对死难者的家属你都会面对，它对你现在这种性格的帮助应该是很大的吧？ 高金素梅：当然，我还记得一句话，说人要在逆境当中求得善缘，梅林大火对我来讲就是求得一个非常好的善缘，虽然梅林大火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大的逆境，但是也是因为我勇敢地面对，因为我负责任的态度，在往后我就得到了善缘，这个善缘是来自社会大众给我的公平，社会大众都说这么小小的女子她好有勇气面对这些责任，她好负责任。所以说我的勇敢面对，在往后大家对我的评判当中给了我很正面的回应，在我参选民意代表的时候，很多人就愿意把票投下去，所以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如果碰到逆境，不要害怕，当你勇敢，或者是负责任去面对的时候，这个善缘一定会跟着来的。 白岩松：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把它理解为是出发点的起跑线，但是过程很艰难，它的终点在哪儿？ 高金素梅：它的终点当然就是原住民的历史权的保障，原住民的土地归还给我们，最重要的是原住民的民族立场找到了，这是我要对自己说的话，当我们先祖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到底有没有把祖灵找回来，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高金素梅：为原住民而生(5) 去北京报考中央民族大学 白岩松：当然在这条很艰难的路上，你也在为走好这条路做准备，前一段时间你去参加了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考试，你报考的是人类学？ 高金素梅：其实刚开始报考的时候我就没有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离开学校很久了，这次考试找回了青春的尾巴，应该说是求学的尾巴。其实考不考得上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也很不具体，能考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会享受一下学生的生活，没有考上的话，你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再去学习呢，我当然要去学习，只不过考上可能会多了一个学生证。 白岩松：其实你自己内心要学的是什么，要去中央民族大学学的是什么？ 高金素梅：其实我自己对于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是一直很有兴趣的，这次我也拿回来非常多的资料，当我看到这些资料之后，我发现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化特别的多元，特别的美丽，就好像一道彩虹一样。很多人都认为说少数民族、全世界原住民是不文明的，可是我们发现好像当我们回到人类以前的历史会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的智慧跟文化，从那里吸取他们的养分，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有非常多的印第安的族群，他们祖先的智慧是非常优美的，非常棒的。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跟生态，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爱好和平的。我觉得这不就是现在全世界共同想要追求的人类的目标吗？ 我的五次流泪 白岩松：其实大家在采访中看到更多的是你的笑容，然后看到很多背景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甚至有“烈女”这二字在台湾的媒体当中评价你。也会在细节处看到你的眼泪，我们回过头看过去的十年，1995年到现在让你最印象深刻的眼泪是哪几次？ 高金素梅：梅林大火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掉眼泪；第二次的眼泪是我在台湾被宣判无罪；就是梅林大火这个案件，其实这个眼泪当时媒体来访问我的时候，我就说那是一种好像小孩子做错了事，然后母亲抱着你的头说没事没事，那是一种非常受了委屈以后的眼泪。我自己得肝癌的时候，我倒没有掉眼泪。然后再来的眼泪大概就是我当选“立委”的时候，我在“立法院”质询，当我回到我们的部落里面看到自来水普及率只有40%多一点，当我看到我们的部落教育经费只有1％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老人照顾小孩子放任在部落里面，他们在那边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把这些照片送回到“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我也流泪了。最后一次当然就是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其实你综观这些过程当中眼泪几乎是没有为自己掉过，这样的眼泪为了不公平，或者是为了我的族群受了委屈眼泪才掉出来。 生命的价值在于厚度 白岩松：最后只谈生命本身，我可能要不礼貌地说你今年40岁了，40岁的时候或许就可以问问人生究竟是什么，我是什么。你一定问过，你经历了这样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答案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的答案就是生命的长短真的不重要，生命的意义应该是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你留下了什么。我觉得生命的价值应该是在厚度，而不是在长度。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未来生命能够活多长，我不在乎，我也不去想，但是在乎的是每一个生命的过程，我觉得它是要有意义的，不管是对我的族群来讲，不管是对弱势的人来说，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比较重要，所以往后我生命的力量应该完全就是来自于这里。 原住民的第一女性 ———刘爱民 今天一早，我们赶到了台北的镇江路，去采访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原住民女性———高金素梅，台湾人都直接叫她“高金”。她最早出名是因为演电影，最近名声大振是因为大闹日本靖国神社。 高金素梅属于台湾少数民族之一———泰雅族的一员，她的族名叫：吉娃斯·阿丽，也是台湾惟一的原住民“立法委员”。原住民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大约有9个族，人口只有几十万，过去全部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远离现代文明，过着传统的部落生活。在日本统治时期，他们被统称为“高山族”，完全被当做野蛮人对待，受尽凌辱和歧视。在高金素梅的办公室里，我们就看到一幅历史照片，几个日本军人用军刀将一个原住民汉子的头颅砍了下来！这种情形很像日本军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砍杀中国人的暴行。高金素梅说：作为台湾原住民的一员，自己感到非常羞愧，因为直到最近几年，她才深入地了解到自己的族群曾经蒙受过巨大的苦难，而且至今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现在高金素梅整天里忙活的事情，就是为原住民争土地、争福利、争尊严。她到“立法院”去演讲时，常常都是穿着原住民的服饰，有时甚至在脸上纹上原住民的花纹，显得极为抢眼，吸引了媒体的注意。高金素梅：为原住民而生(6) 当高金素梅经常穿原住民服饰进行社会活动时，有人说她太会作秀，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是高金素梅用原住民的旗帜在包装自己，不如说是原住民选择了高金素梅，他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代言人。 高金素梅在台北办了一个原住民的会所，这个会所实际上是一处未加装修的毛坯房，大约有100多平方米，里面摆满了桌子、书籍、标语牌子。最有意思的是洗手间，也贴了一张标语，写的是“解放区”三个字。细一想，意思倒也十分贴切。 高金素梅给我的感觉是健康，虽然她患过癌症。已经不再年轻，却把头发扎成马尾巴，一身运动装，快速地在房子里走动。她的健康是从内到外漾溢出来的，精神饱满，语言简洁而准确。她写了一本新书《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扉页上给我的赠言是：“没有多元，没有民主。”从原住民独特的生存和文化角度来看，这句话很有力量。 ○我们希望9月30号日本大阪法院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面对非常庞大的国家机器。 ———高金素梅 ○这些高砂义勇队迫不得已到了南洋，死在了南洋，更不可思议的是靖国神社并没有取得家属或遗属的同意，就把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剥夺了家属的自主权跟意愿权，靖国神社非常不尊重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传统。 ———高金素梅 高金素梅 1965年9月21日出生。父亲是安徽籍退役军人，母亲是台湾泰雅族人。17岁时踏入演艺圈，之后在台湾电视连续剧《婉君》中饰演丫鬟嫣红，也在电影《喜宴》中饰演了主角，曾以一曲《潮》在大陆歌坛引起轰动。后来逐渐淡出银幕经营婚纱事业，却突遇大火，婚纱店6人死亡，为此经历了一场为期4年的官司，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善恶。在她刚从人生低谷中走出时，又被诊断出肝癌，幸而及早发现而逃过一劫。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7．6级强烈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台湾原住民聚居的中南部。高金素梅从电视上看到了原住民受灾后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时，她觉得自己作为原住民的后代应该做点什么。2000年年底，她冠上母姓“高”，代表台湾山地原住少数民族角逐“立法委员”。她认为在“立法院”里面，才有机会为原住民发出声音。2001年12月1日，高金素梅当选原住民民意代表，成为台湾50年来第一位女性原住民“立法委员”。 2002年8月15日，高金素梅第一次带领部分“高砂义勇队”家属赶赴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靖国神社将“高砂义勇队”阵亡者除名，将原住民死亡者的灵位撤出。2005年6月13日，高金素梅率领台湾高砂义勇队遗族“还我祖灵行动”代表团，3年内第7次跨海赴日本讨公道。6月17日，在大阪高等法院，高金素梅以及高砂义勇队遗族控告日本政府、靖国神社和小泉的法律诉讼最后一次开庭。 ○历史解释权一定要找到，如果我们自己的社群，如果台湾的社群都不知道台湾的原住民曾有过什么样的历史的话，原住民族就不存在。 ———高金素梅 ○我现在这样子跟以前是不太相同，因为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民族的运动。尤其我自己也是泰雅族人，这个就如同刚才你讲到的“我”跟“我们”的不同，以前是“我”，现在是“我们”，我肩负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族群意识，我肩负的是整个原住民族应该要有的权利问题。 ———高金素梅 ○我不断地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因为我的年龄改变而有所改变，我也没有因为我的职务改变而有所改变，我没有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了大家，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座右铭，也希望送给大家。 ———高金素梅邓丽君：永远的歌者(1)邓丽君之墓 歌声常萦耳畔，顾盼时巧笑倩兮，时光自身畔流逝，匆匆已不觉十年，谢谢您给我回忆，我们回赠您怀念，若有来生再结缘。 ———某位歌迷的留言 今年是邓丽君去世的十周年祭。一个歌手的声音在她身后依旧十年不衰，依旧流行在大街小巷，依旧留存在人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到了台北之后，非常想去她的墓地看一看的理由。 邓丽君墓位于台湾东北部东临太平洋的金宝山上。距离台北市区两个多小时车程。 金宝山地处台湾的台北县境内，山并不很高，远远就能看到一片墓园。邓丽君墓位于金宝山墓园的“爱区”。一走近，就能听见墓地传来一阵音乐，那是十分熟悉的声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我们伴着悠扬的歌声开始了采访。 白岩松：“如果说对于全球所有的华人来说，有一个声音能让所有的人安静下来，那这个人的声音可能就是邓丽君的声音。1969年的时候，她因为出了一张唱片叫《一见你就笑》，一下子奠定了她巨星的位置，有评论认为邓丽君的声音唱出了所有的华人在战后很多年里内心对宁静、温馨、甜蜜的一种渴求。因此与其说面对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是在聆听，不如说她给了我们内心一种非常大的抚慰。” 邓丽君墓园的前面是一个小花坛，鲜花簇拥着邓丽君的全身塑像，塑像呈青铜色，长长的披肩发被风吹起，面带微笑的她充满青春活力。花坛很有讲究，花开四季，四季颜色不同，仿如邓丽君璀璨多姿的生命华章。 白岩松：“邓丽君的墓园非常有特点，安静而视野开阔，前面就能看到整个太平洋，这个时候让人很容易想起她曾经唱过的《在水一方》那首歌。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当然也是邓丽君墓园有意选择的一支歌曲，‘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对解笑眉，泪洒相思带’。可能也正是用‘好花不常开变’来表达对她的一种纪念。” 卢秀芳：“邓丽君的肖像可以说是非常惟妙惟肖，在墓园的前面看到，你看那些花永远都是新鲜的，因为永远有她的歌迷把最新鲜的邓丽君小姐生前喜欢的花放在她的墓前。同时从风水上来看，我们看到这边是后面靠山，前面又朝着海，是最佳的风水宝地。” 沿着甬道往前走，就到了邓丽君的墓前。邓丽君的墓简洁肃穆又使人感到温馨，棺盖用的是南非黑色大理石，棺盖上面雕刻的是粉白色的玫瑰花环。棺盖前面摆放着祭拜者献的鲜花，中间镶嵌着一张邓丽君的少女时代的彩色照片，棺盖后面是一个石雕，上面是邓丽君的卧像，左右手交叉于胸前，凝视人间，石雕上写着“邓丽筠，1953~1995”的字样。石雕后面是一排松柏，青翠吐绿。邓丽君棺盖的右边，立有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宋楚瑜的题字“筠园”。邓丽君原名邓丽筠，艺名叫邓丽君，“筠园”因此而来。 卢秀芳：“邓丽君之前我们知道她非常的孝顺，虽然因为演艺生涯的关系，常常是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但是她每到一站马上会打电话给她的老妈妈，现在呢，我们看到在筠园的上方就是邓丽君母亲的长眠之地。可以说母女俩生前聚的时间不多，但是在长眠之地，在园方巧妙的安排之下，让妈妈在上方护卫着自己的女儿。” 邓丽君祖籍河北省大名县，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云林县，自幼就展示了歌唱天赋，14岁进入歌坛，从此她那优美的歌声遍及港台和祖国大陆、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等地，她精通英语、日语、法语和粤语，才华横溢，被誉为“国际天王巨星”；她用柔美的歌声征服了一代人。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哮喘病发作，在泰国清迈病逝，时年43岁。她去世后遗体运回台湾，埋于此间。据该墓园管理人员介绍，她的遗体可以保持50年而不变。 白岩松：“也正是因为她在42岁的年龄突然离开，也把她最美好的那一瞬间留在了所有歌迷的记忆当中。秀芳，咱们彼此是不是讲一讲你的邓丽君记忆和我的邓丽君？” 卢秀芳：“我最记得印象深刻，跟我息息相关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过世，当她的遗体移灵回台湾的那一刻是由我在进行现场的转播，我必须承认在那个转播的现场，我真是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非常的慌乱，因为包括我在内，所有台湾民众，海峡两岸的民众都很难接受这个噩耗，她的一生是如此传奇，这个结尾也是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让人措手不及。邓丽君的影响恐怕是好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包括我们从小每一段成长历程，包括我大学的毕业舞会放的都是邓丽君的歌声，你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加幸福，当你觉得失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得到了慰藉。你会觉得人生的企图不需要这么大，其实只要一个安静的一个小镇，只要一盏温暖的明灯在迎接你就已经够了，邓丽君的声音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感觉。”邓丽君：永远的歌者(2) 白岩松：“其实邓丽君在我的记忆当中不仅仅是一个成长的路标。我记得在7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自己的年岁还非常小，会在收音机里去调她的短播，去听当时台湾的‘中广广播公司’还有澳广的电台，听邓丽君和当时刘文正的歌。当然，在我的记忆当中，还会把邓丽君的歌曲和喇叭裤等等连接在一起。看到了一个评论蛮有意思的，说在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变化首先是邓小平来引领了整个中国的改革，而对于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来说，邓丽君在70年代也给了我们不少永恒的回忆，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邓丽君的确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一首又一首的歌曲非常真实而且非常有魅力地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当中。我想对于很多华人来说，这种记忆是共同的。” 邓丽君墓前有一棵树，亭亭如盖，树枝上挂着几百张歌迷的留言卡片：“时光自身畔流逝，我们永远只在乎你，邓姐。”底下写的“小邱”。还有写得非常长的诗，“歌声常萦绕于耳，顾盼时巧笑倩兮，时光自身畔流逝，匆匆已不觉十年，谢谢您给我回忆，我们回赠您怀念，若有来生再结缘”。还有很多，如“邓姐，妈妈想念你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你歌如其人，永远怀念你”。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 ———邓丽君 邓丽君 原名：邓丽筠 艺名：邓丽君 英文名：Teresa Teng 生日：1953年1月29日 出生地：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 籍贯：河北省大名县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1) 我想我要继续把蒋家这块招牌擦亮，尽管客观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来承担的。而且在党务方面，在政治方面，为了两岸，我想我还是要尽心尽力。——蒋孝严 白岩松：刚才我一进来，您递给我名片之后，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名片跟您以前递出的名片的珍贵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这上面变成了“蒋孝严”，这是3月份之后印的？ 蒋孝严：3月份，我在身份证上把姓改过来，从父姓，名片统统要换，我所有的证件统统要换，包括驾照，包括银行的存折，包括我党员的党证统统要改，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提到3月，主要是我等方良女士（蒋经国的夫人———编者注），我们台湾有一个习俗，就是要等她过世之后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改姓），我想也是对她老人家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事实上两年前，我就在身份证的父亲栏和母亲栏已经做了更正，可是我本人还是保有母姓，我想在适当的一个时机，总还是要把历史还原，事实归真。尤其当我看到我的孩子越来越大，而且我女儿又生了一个宝宝，我的第三代都出生了，所以我觉得为我的子孙来考量，为蒋家后代的延续来考量，如果不改姓蒋是不正确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正确的时机，在3月份，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现在新的名片是我改从父姓之后新印的。 白岩松：当您印完这批名片，在3月份之后递给别人的时候，是否很多人都会向我一样会有在一瞬间不一样的感觉？ 蒋孝严：完全正确，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波动———哎，姓蒋了！很好，这张名片我好好的留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过去的家事背景，在台湾来讲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在大陆参访的时候，大陆的同胞、乡亲也都晓得这段故事，所以为什么不正确地划下一个句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痛苦，或者说这种尴尬，或者是别人问到家事要躲躲闪闪的这种痛苦留给孩子们继续承担，这是不对的。 白岩松：因为您刚才说了您那一套的东西都要改，连驾照带存折统统都要改，夫人的名字、孩子的姓氏是否也要改？ 蒋孝严：也都改了，我内人她的身份证也改了，她原来也是从夫姓，叫章华美仑，现在身份证也改成蒋华美仑，她的存折，她的所有的证件统统要改。 白岩松：你们各有各的存折？ 蒋孝严：各有各的存折，她的存折可能比我还要厚。 白岩松：孩子呢？ 蒋孝严：孩子也改了。我的二女儿改了，大女儿嫁出去了，因为她2月底怀了宝宝，过一两个月，她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再改。我儿子现在在美国，他准备8月份回来，因为本人要签字的，他从美国回来才能改。事实上我在去年就把他们每个人蒋姓的图章统统刻好了，因为图章不能不改，你改（姓）了以后你要用新的图章。 白岩松：已经准备好了？ 蒋孝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孩子们的图章我都给了他们了。像我最小的男孩，他现在宾州大学念法学博士，他本来应该8月份暑假的时候回来，现在暑假他得实习，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实习，回来以后他就改蒋姓。 崎岖漫长的认祖归宗路 白岩松：我也要跟其他人一样，也要把它像文物一样珍藏起来。今年3月份您的姓正式改完之后，您4月份去了大陆，去桂林，去西口，甚至要把改完的身份证放在母亲的坟前。这一行结束了之后，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一件事了了，是一种轻松感，还是一种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完成的程序？ 蒋孝严：我想这是一个很长的路程，当我知道我的身世后，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面，将来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很小的家族，当我知道跟蒋家有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蒋家又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家族，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那时我念高中，心里当然是有压力的，可是我又不能够跟其他人提，只能放在心里面，别人提问我还得躲躲闪闪。但是当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对自己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要能够为蒋家争气，也要能够为母亲争气，也要继续努力，所以我从学校一毕业，然后参加公职，每个职务我都在尽心尽力地来做，我想这给自己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推动力量，推动自己往前面走，这是很幸运的。外婆她小时候给我们讲的一个观念：“你要好好的努力，你不能靠别人，将来别人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自己帮助你自己。”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很深，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到她过世，剩下我跟孝慈（指蒋孝严的弟弟蒋孝慈）两个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态度，否则的话你会自暴自弃。那个年龄的叛逆性等等这样的，我没有吗？既然蒋家的人住在新竹，生活又那么苦，何苦来着？也可能会变换，就在这一念之间走到一条正确的路途上，当然是很辛苦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一个非常崎岖的过程。但是要不要认祖归宗？几十年里在我跟孝慈心中有相当的挣扎。事实上我所谓要不要，就是说能不能。事实上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2) 当时我们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办到这一点。尤其老总统（蒋介石）爷爷过世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家里面没有什么大人了，剩下老夫人（宋美龄）也过世了，纬国将军（蒋纬国）也过世了，谁会来处理这件事情（改姓）呢？就是他们在的时候，我们提都不敢提。我是基本是想到为人子的立场，为人父的立场，还有为人夫的立场，这三个立场我考虑以后，我觉得需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正确的时机，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我反而有个机会到大陆奉化西口（蒋介石故乡）去祭祖。所以我就在当年的8月底很快到奉化西口，然后到桂林去。这就是第一步，一个推动。后来回来以后，身份证要改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牵扯到法律的层面，你要提供很多证据和一些文件。 白岩松：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要在您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栏里面，把原来写的舅母、舅舅的名字变成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但您当时决定姓还不改，依然姓母姓。当时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呢，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还是有其它的一些因素？ 蒋孝严：当时身份证父母栏改了以后，台北这方面像基层事务单位就叫我马上要改自己的姓，要从父姓，因为我们民法原则上要从父姓，除非父母亲有约定，可以从母姓。我父母亲都不在了，那我说我为纪念母亲，仍暂时从母姓，因为我姓章已经这么久了。而事实上那里面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坦白说，我也要考虑一下方良女士她心理上的一些反应。我想等她百年以后再来做这件事。在蒋家当道的时候，在蒋家当权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我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却没有想去做这件事。在那段时间，如果我来争取从父姓，可能是有个政治上的考量，或者是利益上的衡量等等，我跟我弟弟反而不去谈这件事情，也不会积极去推动或者找人去商量，我们把它摆在一边，当别人知道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一切顺其自然。 事实上一切顺其自然是很多的无奈。我们讲顺其自然，我们不晓得顺其自然，“自然”会带到我们哪一个方向？什么样的结果？不晓得，我们没有把握。 白岩松：因为要在父母一栏里面写进蒋经国先生和章亚若女士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即使对大家全是公开的秘密，依然要有法律的程序和所要认定的东西，据说连DNA测试都用上了，还要证实哪些证据？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蒋孝严：是蛮复杂的，事实上你要证明你父亲栏写的人不是你的父亲了，比证明那个人是你的父亲同样的困难。我父亲以前写的是大舅舅，章浩若先生，我去找很多的证明，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最后怎么办呢？幸好我到大陆去，大舅舅亲生的两个孩子都在江西，一个在南昌，一个在新建，我去找到他们，他们很好，他们也出具证明说他们亲生父亲是章浩若先生，我只是他们两个的表弟，只是章浩若的外甥。 一些证明文件要经过大陆有关单位认证，然后我再拿到“陆委会”来认证。然后我还要去桂林医院，我出生的桂林医院也要出证明，我母亲在那边生了两个孩子，我母亲是章浩若的姐姐，这个关系都要证明出来。然后我母亲栏以前写的是舅妈，季申女士，幸好她还在，在美国。所以我在2003年的时候带一个团到美国去访问，我9月3号到洛杉矶找到我的大舅妈，她还在，83岁了，看到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小时候见到她，稍微有一点印象，可是50多年没见面，因为她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知道我们，我跟我内人去看她，她很高兴，我们聊了很多往事，还有她告诉我很多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关于我大舅舅的事情。到临走，我内人说大舅妈：“对不起，希望拔你两根头发要拿回去化验，验DNA，证明你不是我丈夫的母亲。”因为身份证上写的季申是我的母亲，要证明她不是我的母亲，后来我的内人就去得到她的允许，大舅妈说没有问题，你拔！还好她还有一些头发，可是我内人一拔，本来想拔两根，一拔拔了十几根，拔了一撮，“哎呀”叫了一下！我说：“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她很理解。 然后经过整一个程序，经过DNA的化验，才把章浩若先生、季申女士从我的父母栏剔除，空出来，再来证明经国先生是我的父亲，这其中比如王升先生，他也出证明，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国先生通过他抚养我们的一个事实，等等。这个程序整个走完，当然母亲这边比较好处理，因为医院已出证明证实章亚若女士是我的亲生母亲。 白岩松：这两个加一块才能完成2002年2月份改父母一栏，非常的难。 蒋孝严：没错，把它做了更正。 做蒋经国的儿子真难 白岩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据您现在所知，经国先生作为您的父亲，在您知道和不知道的情况下，以带有某种父子的情感，不是说工作关系，带有某种父子情感的时候见面一共有几次？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3) 蒋孝严：带有父子情感，我们没有见过面。见面的时候，我还没那个感受，那个时候我很小。在桂林的时候，母亲在那边待产，父亲去看过她。我们出生以后，我父亲从赣州还有重庆，去过好多趟，把我们抱在怀里面，一个叫利儿，一个叫思儿，因为我母亲住在当地利思路，所以我叫利儿，孝慈叫思儿，一起都把我们抱在怀里面，这是我外婆还有我另外一个姨妈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可能见过很多次，可是我们太小了，才几个月大。 然后在我们6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当然我们就从桂林就迁到万安，到万安县避一避，万安更穷，在江西的南部。从万安我们又到了贵州的同门县，那时候我大舅舅在那边做县长，所以我们那个身份就是在同门县的时候，我大舅舅做县长的时候把它设定的，就是说大舅舅是我的父亲，大舅妈是我的母亲，掩人耳目。正好他有几个女儿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然后从同门县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南昌，我们在南昌读小学。在南昌期间，大舅妈带着我们还到南京跟我父亲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很小，四五岁。 白岩松：您没记忆了？ 蒋孝严：我模模糊糊地记不太清楚，你说那个时候见到的经国先生什么样子？讲什么话？我不记得，可是我记得还到了中山陵什么的。 白岩松：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的兴趣在玩上面。 蒋孝严：在玩上面，见面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叫爸爸，有没有叫爸爸，他怎么样叫我们，不记得。 白岩松：到了台湾之后，毕竟后来经国先生他政治的位置放在那儿，你也有一些心里知道，但是又不好公开的一面，经国先生在暗中有没有一些对您的照料或者吩咐？ 蒋孝严：暗中对我们的照料是通过王升王将军，还有宋慈选，那个时候王将军在“救国团”，一切通过他到新竹去把生活费交给我们。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印象，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或者过中秋节的时候，就会看到他，我们叫他王老伯———台北一个王老伯来看我们，有一次他穿一身军装，挺神气的，肩膀上面还有一颗星，当然后来星又增加了。一来啊，他跟外婆聊聊，很愉快，他一来，我们的生活就好了，就觉得不错了，有肉吃了，可以买到鱼了，生活有了改善，也可以买到衣服了。但是这个情况到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就突然中断了，王升没有出现了，过年也没来了，我们生活下去了，那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苦。很多人都会说你们新竹怎么会那么苦啊？经国先生的孩子没有道理那么苦啊！问题就是父亲那边来的接济通过王升给我二舅舅张干若先生，他们两个人不对头了，后来两个人有矛盾了，几乎不来往了，王升就根本不理我们了，也不到台北去了，所以我们生活就越来越差。 我们初中、高中都非常的辛苦，到念大学的时候，连注册的费用都没有办法如期去缴费。当然这段过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回头想想反而是有帮助的。 白岩松：积极的和推动的意义？ 蒋孝严：没有错，而且你要了解什么叫做辛苦，什么叫做困难，也会想办法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白岩松：但是对于经国先生来说，我觉得不管他坐在多高的位置上，一定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台湾，他没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的父爱吗？ 蒋孝严：他后来通过王升来关心我们，到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懂事以后，王将军就跟我们讲，你父亲很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功课，关心你们的身体。但是我记得我跟我弟弟常常跟王升王将军讲，我说我们要跟父亲见个面，可是他总说可能不方便。 隔了半年一年又提，他说我们看看吧。就这么拖啊拉的，就是没有安排。到我成了家，当然我把我的身世告诉我的内人，跟她讲得很清楚。但我在结婚之前我没告诉她。到快结婚了，她有点风闻，我也不提这个事情，我希望她嫁给我是嫁给我个人，而不是嫁给我的家庭，我要让她知道我个人是怎么样努力的。到结了婚我当然要告诉她，她也接受了。到我结婚以后我有一个孩子了，老大出生了，我就告诉王升王将军，我说我现在有家了，我要见见我父亲了，让他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孩子。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当时我想，我自己有家了，经国先生那么忙，看看这个好媳妇，然后有一个孙辈陪着他不是很好吗？我很单纯地这么想，可是都是没有结果，同样的孝慈结了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都没有结果。但是后来我们理解了，我说我们可以体会，他这样是因为他在“政府”里面，在政治地位上负了更多的责任，因为后来我也在“政府”工作，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困难的环境，完全能够体会其中的不易。后来我们也就不要求了。所以像你刚刚说的，经国先生跟我还有孝慈以父子的关系见面是没有的，这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有人以为孝慈他在学术界发展，我在“政府”工作，因为有经国先生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等等，当然我承认间接的余荫影响是绝对有的，可是绝对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父亲，我也没有办法跟父亲表达什么。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4) 白岩松：你和经国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蒋孝严：一句话也没说过。当然我们见了一面，已经是经国先生过世以后，是在1988年。他过世之后，我跟孝勇、孝武（蒋孝严的同父异母兄弟）都处得很好。 白岩松：经国先生的儿子？ 蒋孝严：对，孝勇那时候最接近经国先生，我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有宿舍。经国先生过世时，晚上我们三个人赶到荣总怀安堂，经国先生就停放在荣总医院那个冰库里面，那时我们见了一面，是最后的一面，也是第一面，可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我跟我弟弟，我们跪在地上哭也来不及了。当然了，这都过去了，这都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弟弟总算…… 白岩松：那种感觉可能不仅仅是像很多孩子跟父亲的告别，可能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泪？ 蒋孝严：那当然，我想那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我在“政府”工作，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总统”。见一面怎么居然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为什么不能够早几年？能够分他的忧，分他的劳。当然，他有很多的困难，我可以体会。我们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我是在“外交部”工作，刚刚从欧洲回来，那时候是1972年，见面的时候是1973年，在一个外事联系的酒会上，我是最基层的一个科员，主管欧洲的事务。后来他也来了，我远远看着，那种感觉是相当复杂的，我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他知道你在吗？ 蒋孝严：我们两个目光有接触，可能我后来马上闪开了。照道理讲，在这个场合，“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或者是高层人员都会去致意的，握个手什么的，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做，我不能假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去握个手，去问好。后来我还是躲在一边，躲开。 白岩松：但是看经国先生的眼神，他知道是你吧？ 蒋孝严：我的感觉是他知道，也可能是主观，可是我相信他应当看得出我来，因为根据王升王将军讲，我们每段时间的照片都会送到他那里，当然王将军讲的是不是实话或者是不完整的，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白岩松：后来在你们长大了，尤其在做公职人员之后，父亲有没有通过王升或者其他渠道给过你们一些嘱咐或者是像父亲给孩子的劝告、忠告一样的东西？ 蒋孝严：我希望有，可是没有。甚至于我在出任公职过程里面也没有得到照顾，反而因为父亲受到了一些升迁上面的延宕，而不是速度加快。 这是外面也不能够了解的，经国先生并没有说是通过谁或者通过别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人说这个人你要好好提拔一下，根本没有。 白岩松：现在蒋介石先生和经国先生都在台北县，这不能叫安葬，因为没有回归故土，那你改完姓之后有没有去爷爷、父亲那儿？ 蒋孝严：我都去了，我改姓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跟他们报告。然后在今年的清明节我也到奉化西口去跟列祖列宗也报告了，也到王太夫人的墓去祭拜。 白岩松：爷爷知道了之后，虽然不承认说一定要用这个姓等等，但是毕竟把族谱中的孝字给了你们，这是事实吗？ 蒋孝严：这是事实，事实上我们在桂林的时候，经国先生告诉我母亲，这两个字名字是老总统取的，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他们就叫蒋孝严，就叫蒋孝慈，就是如此，而且要他带我母亲去见王太夫人，可是不幸，王太夫人被炸，日军的飞机炸奉化西口的时候遇害了。 当然这是蛮遗憾的事情。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们到万安住了两年，从万安再到贵州的同门县我大舅舅那边，我外婆带我去的。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恐惧，因为对我母亲怎么遇害的，我外婆始终认为是有问题的，也怕我们两个孩子再进一步地受到伤害，所以原来我们叫蒋孝严、蒋孝慈，就不敢用蒋字了，孝严、孝慈也不用了，就叫大毛、小毛，在学校里面就是章大毛、章小毛。 屡次想见宋美龄而不能如愿 白岩松：这带点隐姓埋名的考虑了，因为我觉得老人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毕竟您母亲在您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死亡让很多人会有一种猜测，是不是由于政治的考虑、家族的考虑等等很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您改姓和认祖归宗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爷爷，刚才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包括奶奶，包括继母，包括蒋家其他人的一些态度似乎都……听说你屡次要求见宋美龄女士，但是也没有成功？ 蒋孝严：我见老夫人事实上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见的。那时候我已经当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相当于部级的首长。后来我在1990年担任职务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在转型，我作为“海工会”的主任到美国去访问。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5) 白岩松：宋美龄先生…… 蒋孝严：她就在纽约，她是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去见见她老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在工作范围内，按理说我要跟她报告海外的工作如何如何。到了纽约，我会请她的办公室的人通过我们在纽约的人员报上去。 在那边等了一天没有结果，当然我也不意外，我想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只好败兴而归，就是有一点失望。到后来我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了，“侨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你们叫侨办，我当时是侨办主任的身份。 白岩松：见面更是工作之内的事情？ 蒋孝严：海外那么多侨胞欢迎我，纽约欢迎我的侨团轰轰烈烈的，整个唐人街都堵住了，车都不能进去。我走过去，他们夹道欢迎，我心想要跟老夫人报告这种情况，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担任“外交部”的最高职务，到纽约去还是见不到。我担任党的秘书长，那更应当跟她报告情况了，我私下当然想见见我的祖母，我当然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如愿。 白岩松：换了各种各样的身份？ 蒋孝严：都没有办法，我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担任这么多职务，而且我心想她站在蒋家大家长的立场来看，有个惟一能够在“政府”里面一步一步做上来的这么好的晚辈，鼓励鼓励他也好嘛，我心里这么想的，可是没有办法。 骨肉分离，有怨无恨 白岩松：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你们吃过很多苦，甚至叫大毛小毛，在新竹的时候那么艰难，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您的心里有没有恨过、抱怨过？ 蒋孝严：有过不满，我没有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我跟我弟弟也不是圣贤，我们总是有情绪的。外婆贫病交加，没钱送医院，就这么过了冬天，回来到底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我舅舅也因为我母亲在桂林的医院过世，对医院特别恐惧，不去医院，回来他自己就去买成药（中药），他早一点看了广告，就去买成药替外婆治病。后来我舅舅自己青光眼，也不敢到医院，一拖，两个眼睛全瞎了，就是因为桂林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后遗的心理冲击。在新竹那段时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平，有一点不满，但还不致于恨。我想一个人总有这种天生的父子情感，这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只是渴望得到父爱，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来说服自己去理解那种客观的环境。孝慈他是比较内向的，他常常压抑，我知道他常常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晚上我听他唉声叹气。他比较内向，这个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血压很高，后来在北京出事了。 白岩松：其实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个让大家相当惋惜的现实，因为如果从蒋家来说，从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再下来是第三代，从经国先生的角度来说，他有五个儿子，跟方良女士育有孝文、孝武、孝勇，跟章亚若女士有您和孝慈。但是非常不幸，这五个儿子，四个儿子都不到60岁就走了，现在等于说这五个儿子当中，您一下子所要承担的使命就非常多，这是否也是您特别想把这个姓改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孝严：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坦白的说，我觉得应当要去承担责任，而不要去逃避它。我改父姓，从父姓是在蒋家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在蒋家有强烈光环的时候，我一直想让朋友们知道，我改父姓不是要从蒋家得到什么。蒋家现在从政治上说，没有人当“总统”，没有人当“主席”；在经济上面，没有任何的遗产，没有任何的财力。 我所承担的就是蒋家的责任，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这代五个兄弟里面剩我一个人，如果我不承担责任，我日子可以过，我甚至可以到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资深研究员等等，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目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我要选择比较辛苦的方式，你比方说改姓，认祖归宗，这都是十分辛苦的过程。2000年以后国民党不执政了，我还要来选“立法委员”，还选两次，台北市南区北区我都要选，这是辛苦的，我就觉得很多人他过的是生活，而没有活出生命。应该不是单单一个生活，生命也要活出来，英文就一个字Life，但是我们这个Life中国人可以翻译成生活，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如果你选择过生活是很容易的，可一个生命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比如说蒋家的责任，这是我的生命里面所承担的，跟生活没有关系。 白岩松：从第一代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先生，一直延续到现在您的身上，有人也会用“蒋家王朝”这样一个概念形容。这在台湾依然会带给您一些政治遗产吗？ 蒋孝严：我相信会有帮助，可是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也起了变化，可能是一个负担，也可能是一个正面的遗产，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些人的话不要去做权衡，基本上责任我要担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资产，你都要承担起来，这次我在改父姓的时候我都经过一些思考，而且我要叫我的孩子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有一种很正确的观念，我小时候给他们观念，我说一个人不是单单赚赚钱如何如何，你对国家也要有观念，这个是我对他们的要求。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6) 白岩松：如果过去从您的这一个蒋字再看上面的时候，看爷爷、看父亲、看祖母、看继母等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无法相见的、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但现在您是长辈了，面对蒋家的第四代，他们怎么样？他们对您怎么样？他们对您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蒋孝严：我也不能说我是长辈，事实上我的同辈还有好几位，包括大嫂，蒋徐雷谨女士也在，最近她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时不时有联系，偶尔打打电话，见见面，处得蛮好。还有纬国先生的孩子少刚先生我们处得也很好，还有孝勇的太太，方芝瑜女士也还在，事实上我们有段时间蛮好的，孝勇第一个叫我哥哥，他们在加拿大，我还去看他们。 白岩松：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蒋孝严：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到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到1990年以后那段时间，政治上起了变化，就稍微有些不太相同的情况了。我对他们都蛮尊敬的。但是我们来往不是那么密切，我总有一个期盼，大家能够经常多在一起，走动走动总是比较好的。可是当然有一些社会现实，一些政治现实，一些生活上的现实，你不能去强求。 白岩松：我看介绍的时候说蒋家的第四代从商者多，从艺术者也多，比如说您的女儿等等，但是从政者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孝严：也未必，他们现在从商，也未必说他们将来不能从政。我的一个孩子现在在念法律，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到美国去之前，在政大（台湾政治大学）念外交，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交部”，他考外交系，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考外交？你不要以为外交官很风光等等，有辛苦的一面，他说爸爸我不是要去享受外交官的生活，我只是希望真正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说好，那你就去考。考了以后，到第二年，我说你单单念外交不够，你要念法律，所以他在大学是双修，五年拿两个学位，之后很快就到美国宾大（宾州大学）去念法学硕士，他一年把它念完了，现在念法学博士，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从政，我完全由他决定。我说政治是很辛苦的，但你要从政，我不反对，要从事其他的行业，也可以。一切由他们选定。外面有人说经国先生孩子现在做这做那，我也不敢确定，我相信他也是蛮尊重孩子意愿的，他只是让孩子了解政治上的困难。我从政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念大学之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当要为中国做点事情。读到以前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外交太差了，尤其满清末年那一代，我自己来走的，没有父亲要我做或者不要我做，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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