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希莱利也在报上开了一个“谈心”的专栏，时不时地为克林顿和她自己作一些辩护，包括为“白水案”辩护，在读者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上去倒是一种公平的处理方法。在公众论坛上，不承认权力和权威。不论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对别人的言论喜欢与否，你不能阻止别人说什么，你只有权利也参与争论。 到大选开始的时候，对于“白水案”还在调查的，就只剩独立检察官所率领的一班人马了，为“白水案”组成的联邦大陪审团也依然存在。你可以看到，如果总统这一级出现什么疑问的话，这种各个分支的平行独立调查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独立检察官斯达虽然还没有拿出结果来，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又查出了被称为 “新白水案”的“案中案”。在这个案子中，小岩城的两名银行家被控共谋欺诈。他们不当地输送银行资金到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竞选帐户，并且挪用银行资金，补偿他们在支持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政治捐款。这两名银行家在经济上曾经有力地支持了当年克林顿在阿肯色竞选州长。克林顿出任州长之后，他们一个被任命为州公路厅长，另一个为州银行理事。 在这个“新白水案”中，克林顿总统最亲信的白宫顾问林希，被独立检察官斯达宣布列为“不予起诉的共谋者”。在克林顿竞选州长的时候，林希曾一直为他执管财务。在这个案子中，克林顿也再一次被迫为辩方作证，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说明克林顿涉案其中。这就是大选前有关“白水门”的局面，人们只看到与此有关的人都被一个个卷了进去，但是，克林顿依然“幸存”。这一回，人们又一次眼看着克林顿险险地擦身而过，看着都叫人捏一把冷汗。 就在这几个大事件相互缠绕，克林顿艰难地挣扎其中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私人诉讼。虽然这个诉讼与权力无关，也没有被称之为“某某门”，可是，这样一个私人诉讼也几乎要毁了克林顿。这场诉讼不仅使克林顿面对选民十分尴尬，还使克林顿面临巨大的个人财务困境。而且，在围绕克林顿的诸多案件中，还只有这场官司真的走进了最高法院。这场诉讼就是前阿肯色州的州政府女秘书琼斯，控告克林顿性骚扰的民事诉讼。 这个案子是在两年前的1994年提出的，她指控克林顿在1991年任州长期间，曾在一个旅馆里对她“强行求欢”，因而要求七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案子，民众的反应一般都是将信将疑的。而且，更容易让人产生怀疑的，反而是原告的一方。这倒不是因为歧视妇女，而是因为此类案子的经济诉求，总让人疑心这是来“敲竹杠”的。 这样一个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只要当事人一口否认就可以解决了呢？那肯定不是的。在美国，这样的案子尽管不是都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类似的诉讼还是很多的。当然，此类案子由于它的私密性，确实不容易轻易下结论，但是还是有不少搜集证据证词和判断的方法。 琼斯的告诉看来并不是很简单就可以打发的。因为，如果她一点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法庭根本就不会受理。在遇到这个官司之后，克林顿由于不能动用公款为自己的纯私人性质的案子请律师，因此，不仅在应付官司纠缠上伤透脑筋，在筹措打官司的经费上，也一筹莫展。他请了最好的名律师，每小时的费用高达475美元。这样，他很快就用尽了家庭积蓄，开始欠债。甚至建立了一个“支持辩护基金会”，开始寻求捐款，当然，每一笔捐款限在一个不大的数额上，以防违规。总统向民众募捐，以应付性骚扰官司，这本身就够狼狈的了。 问题是官司一打两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好象越来越难对付了。让原告撤诉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再拖下去，就是在大选的节骨眼上总统上法庭应诉了。这一类的官司，不论青红皂白结果如何，自有它特别难堪的地方。总统不仅要回答律师提出任何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还必须接受身体特征检查。这对一个当任总统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事情。可是，怎么避免呢？总统管的是行政分支，司法是独立的。克林顿既管不了小小民女要上法庭告状，也管不了法院要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办下去。 结果，眼看着选期近了，性骚扰案的审理也逼近了。于是克林顿向法院提出辩驳，他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可以绝对不应诉。克林顿只是指出由于总统职位的特殊负担，要求将一切诉讼程序延后，直至他的总统期满再出来应诉。 一开始，地方法院裁决，审判前的查证工作照常进行，这个查证意味着律师可以向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证人取得证词。但是在总统任职期间，不应被迫接受审判。这个裁决，对克林顿已经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还是必须在任期内接受查证。然而，在案子到达上诉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的裁决被推翻，结果对克林顿更为不利。 上诉法院认为，克林顿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总统，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行为不受控告的特别保护。一位参与裁决的上诉法院法官说，我们从公认的真理来看，宪法并没有创设一位君主。相反，总统就象所有的其他政府官员一样，对于我们所有社会成员适用的法律，也同样使他受到管辖。 克林顿万般无奈，只能进一步告到最高法院。他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是由他的私人律师提出来的。但是，不同一般的是，它附有由司法部副部长戴斯写的一份支持上诉的辩护状。在上诉书中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法院下令让一个现任总统作为被告而受制于他个人行为造成的民事案件。上诉书强调克林顿并没有要求免除责任，他只是基于他的职位负担而要求搁置。因为“总统是不下班的，任何大量占据他的时间的事情，必然会对他履行宪法所赋予责任的能力受损。” 对于总统受到民事诉讼是否要出来应诉，最高法院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判例。那也是发生在尼克松任期内，但是，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尼克松所受到的民事诉讼是基于他在职务中的官方行为。最高法院当时的裁决是，总统绝对豁免于指控其官方行动的民事诉讼。 这一判决还是很有道理的。判决豁免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总统没有时间出来应诉。它所依据的理由是，如果总统因为他的官方行动，他的职务决策而使某人感觉受到伤害，就要使总统去应付一场民事官司，甚至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总统在决策和工作的时候势必会瞻前顾后，也就无法正常履行他的职责了。可是，这条判决显然和克林顿面临的这场官司不是一码事儿。 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裁决。对于一个总统在他出任总统之前的私人行为所引出的民事起诉，是否应该让他出来应诉。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底宣布，这项裁决最快也要1997年的年初才能完成。听到这个消息，克林顿一定松了一口气。这样，至少避免了他在大选期间接受预审或者审判。 如果克林顿今年没有选上，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他卸下任来，可以一心一意去对付他的民事官司。如果克林顿在今年赢得大选，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克林顿虽然想尽办法拖延此案，终于躲过了他的第一个任期。可是如果连任，那么，躲过了“初一”之后，还有一个“十五”等在后头。他能不能躲过这个“十五”呢？ 克林顿所提出的延迟诉讼的最大理由，就是总统公务繁忙，如果应诉势必影响他管理国家大事。这个理由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充足了。私人民事诉讼和国家大事，在我的眼里，这当然是两个不能等量齐观的概念。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样的思考逻辑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但是美国人很少持同样看法的。 在一项后来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诉讼不应该被拖延到总统卸任之后。美国人想到总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也是一个公民。同时，他们会考虑，克林顿即使作为总统，他也无权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 从报纸电台不难看出舆论倾向，美国人说，如果克林顿连任总统，并且审理真的要拖延的话，那么，一场民事诉讼就要被拖至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之中，证据有可能消失，证人的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甚至证人都有可能死去。这显然损害了原告的公民权利。 克林顿大概也对自己提出的理由，感觉拿出去不一定管用。所以，他的律师给他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主意。于是，在克林顿的律师给法院提出的辩护书里，援引了19 40年的“军人救济法案”，在这个法案里，规定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缠绕。这个法案和克林顿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先要弄清楚美国总统和军队的关系。 提到美国军队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我不能不想到第一支美国军队的诞生，想到它的将领们，以及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美国人对于军队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当1776年的“独立宣言”诞生，当时做出“独立”决定的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授予了华盛顿，以使得“独立”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我以前就提到过，这场美国革命其实质是一场推翻原有政府的“造反”，因此，和世界上任何一场“造反”一样，军队成了最关键的力量。 可是，当时的美国还属子虚乌有。美国政府还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并没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可供其指挥。因此，华盛顿受命之后，确实历经艰难困苦，说是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历经八年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使得美国从一纸“独立宣言”走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这时候，和所有其它国家的类似情况一样，建国者们必须对于军队有一份他们的思考。当时，华盛顿作为军队统帅，和国会进行了多次有关战后军队问题的交涉。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他们都同意一点，就是军队是为了美国独立而建立的。现在，战争结束了，美国独立了，军队也可以解散了。唯一的问题是，战士们还欠着军饷，伤员得不到抚恤。华盛顿需要一笔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刚刚诞生的美国没有钱。 这时，在美国威望最高的就是华盛顿了。建国伊始，他利用他的威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平静地解散这支军队。经过与国会的再三交涉，他确信国会实在没有钱可供他遣散他的将士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他个人在八年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全部信誉和威望，站在战士们面前，告诉他们，国会并没有恶意，可是美国没有钱。这个国家希望大家就这样回家，“做个好公民”。于是，这些第一代美国人，听从了他们所崇敬的统帅的最后一个命令，两手空空回家了。 华盛顿在解散了部队之后，把自己的军中行装也托运回故乡。接着，他又骑马赶往纽约州，监督着最后一批英国军队离开已经独立了的美国。这时，华盛顿为他手下的军官们在酒店安排了一个告别仪式，这是他们与跟随已久的司令官华盛顿的最后一次聚会。华盛顿很快就和大家一样感情激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干杯和拥抱。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知道，在回到他的故乡蒙梵侬庄园去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完成，那就是，他要把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国会。虽然，当他接受这个军权的时候，这支军队只存在于一张纸上。而今天，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民众向这位九死一生的大陆军队总司令欢呼，表达他们的敬意。 这个交出军权的仪式，是和华盛顿同为弗吉尼亚人的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来设计的。他们两人尽管在后来，对于联邦和州的各自权力的强弱处理，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始终保持很深的友谊。华盛顿和杰弗逊，是美国建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人。美国人总说，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是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由杰弗逊起草的。 在两百年前，人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华盛顿的浴血奋战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两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人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没有杰弗逊的思考，也同样不会有美国的存在。 杰弗逊之所以在法国，是因为英国同意美国独立的签字仪式是在巴黎举行的。杰弗逊是代表美国在巴黎与英国签下和约的三名代表之一。签字结束之后，他匆匆地留下了另外两名代表，一个人赶回美国，并且亲自设计了他的好朋友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出军权的仪式。之所以这个仪式对杰弗逊来说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对于杰弗逊和其他建国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仪式，这是象征了刚刚诞生的美国对于军队和政府关系的慎重思考和定义。 杰弗逊设计了这样一个仪式。华盛顿将军将走进“国会大厦”。在国会议员们的对面他可以有一个座位。当议长向大家作出介绍时，华盛顿将站起来，“以鞠躬礼表示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而国会议员们“只需要手触帽檐还礼，而不必鞠躬”。然后，华盛顿将军将以简短讲话交出军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接受军权。 结果，整个仪式完全按照这个设计进行。 只是，那时的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国会大厦，只是借了一个市议会厅举行。当时的议长恰巧曾经是华盛顿的军中部下，但这时他早已脱下军装入选议会，并且担任了议长。 在今天的美国国会大厦里，就悬挂着一张表现这一历史时刻的巨幅油画，画面上历史伟人济济一堂，那是美国人民的开国大典哪。在油画下面，有一张小小的说明。上面记载了华盛顿和议长的简短讲话。 华盛顿将军在交出军权的时候，他只说了几句话：“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历史记载，整个仪式虽然简短，却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这一历史时刻就这样定格在美国国会大厦悬挂的巨幅油画里。这一刻对美国非常重要。它确定了美国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也反映了美国建国者们对于抢与政权的关系的思考。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决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仪式一结束，华盛顿就回家了。沿着波托玛克河，回到他的家。那是一幢极为简单的二层楼房。如今这房子是属于一个民间非赢利组织的，这个组织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使之保持原先的模样。如果你今天去坐在华盛顿屋前的平台上，你几乎依然可以看到两百年前华盛顿所看到的风景。举目望去，直至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仍然看不到一点现代生活的痕迹。波托玛克河，就像两百年以前在华盛顿面前一样的流淌。直到现在，也很少有船只经过。这是一个可以和自然对话，可以和历史对话的地方。 就是坐在那个平台上，我忽然想到，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各个州的力量相当强，意见也不统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谁能够真正地控制整个美国的局面”这样一个问题吗？也就是许多国家在推举领袖时所首先考虑的“谁能镇得住”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华盛顿以战功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 “镇住”美国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导美国人趋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迅速强大起来的人。 但是，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 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 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 在这个概念下诞生的国家，是最不担心总统突然发生意外的。美国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概念下的总统职位，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于是，美国人发现，十全十美的总统，几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着，但是，可以基本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实际上很多很多，随时随地都找得出来。 那么，总统和军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美国建国以后近一百年里，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就是在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双方的军队，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平民，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兵。战争一结束，他们和独立战争中的士兵一样，不论胜负都立即解甲归田了。美国真正开始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支颇具规模的象象样样的常规军，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情。 但是武装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在很多国家都是值得时时提防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发生在建国时的这样一个仪式，使得美国人一开始就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达成共识，把武装力量定位于人民手中防御外敌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军队完全服从于政府文官系统。这个认识就在两百年前的华盛顿向国会行鞠躬礼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确认。之后，美国人也是依靠制度来保证这样一个定位。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国内事务。虽然五角大楼里全是军人，但是这个军队系统和政府的行政系统之间有着一个中间人，他既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军队能够得到政府的指挥，他又是五角大楼与政界之间的绝缘墙，以确保军人留在五角大楼之内而不越界。这个中间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英语中，他准确的职务是总统的国防秘书。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没有军职的文官。 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在宪法中，美国总统是三军总指挥，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这个国家职掌军队。他就是通过他的文官系统的国防秘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国防部长，和军队保持这样的一点联系，实际上，总统是从不干预军队的具体操作的。他只是有权下令向国外派出军队。例如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这样的命令，都是由总统发出的。但是，对于军队的权力，总统同样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 军队不得用于对内，这是已经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只有国会，才具有正式对外宣战的权力。就是总统的军队外派权，也在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之后，更严格地加以限制了。在军队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现在，我们再回到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要求援引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 以延缓他的性骚扰官司。该法所规定的是，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的缠绕。那么，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总统是现役军人吗？ 克林顿之所以会这样提出，显然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这一条。克林顿的律师确实非常想为他钻这个空子。其原因首先是，克林顿试图推迟他的民事官司的其他理由，看上去都岌岌可危，很难站住脚，而他又必须暂时从这个官司里逃脱。其次，假如这条理由居然侥幸成功抵挡过去，那么至少在他总统任期之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为如何摆脱纠缠而苦恼了。因为，如果这一条成立，就是一条法律断定，谁也没法再上来找什么麻烦。 仅仅从宪法的那句话上，我们好象看不出否定克林顿这个推断的理由。既然他是三军总司令，那么，士兵们既然都是军人，推出个司令也是军人的结果，好象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看了我前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军队关系的介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 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只是意味着军队对于文官系统的服从，他似乎应该象他的国防秘书，即国防部长一样，仅仅是一个文官。然而，三军总司令按理说又是一个军职，因此，总统完全可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军人，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军人身份的司令。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人解决军队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 这样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是属于宪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属于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总统是否想把自己解释成“现役军人”是没有用的。最终，也只有最高法院能够给出一个定论：理论上的军人算不算在“军人救济法”所指的“现役军人”的范围之内。 尽管结论要等到最高法院明年年初再作出决定。但是，平心而论，克林顿的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样。克林顿提出的这条理由一公开，立即舆论大哗。也使他在越战期间出国读书以躲避兵役的旧事又被重提。大选当前，共和党立即在电视上打出广告，嘲笑克林顿如何当年“逃服兵役”，今朝“假冒军人”。保守派的电台“谈论节目”也立即对克林顿发出猛烈攻击。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对于克林顿的那段经历，由于越战的复杂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是非清楚。“逃兵役”的行为已经和反越战的概念混为一谈，除了竞选时的对手党，人们已经不想再去细细剥离和推敲，而宁愿忘记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对克林顿没有什么非议的人，也承认，克林顿当初躲避越战兵役和今天要以“现役军人” 躲避性骚扰诉讼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确实看上去特别“难堪”。 我只是想，也许，有时候，当克林顿偶而想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真是够没出息的。 写了不少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困扰，那么，在重重困扰之下，克林顿怎么竞选连任呢？下一封信中再谈吧。 祝 好！ 林达13.跟着民意走-----------------卢兄：你好！ 你来信说，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对于克林顿能否成功连任的看法，而我说过克林顿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一定会连任。可是现在看了我的信以后，对我这种说法感到很奇怪。既然克林顿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还会对克林顿总统的当选持有信心呢？ 其实，我当时的回答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远见，因为，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看上去依然“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这是一场相当乏味的选举，因为在选举之前，人们都基本上已经象我说的一样，预测到了选举的结果。 可是，又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两年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一次中期选举，前面已经介绍过，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中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必须投入竞选。结果在那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回了失去已久的两院多数议席。那一次，给克林顿以相当大的打击。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般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对美国本身发展总统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作出什么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么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作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本来，美国的总统任期就是非常短暂的，即使他的设想被国会接受而立法，美国总统也没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那么幸运。那些领袖可以亲手指挥实现自己所勾画的蓝图，甚至在一切完成之后，接受人们的欢呼和敬仰。而美国总统如果能有几个设想被国会通过立法，已属万幸，匆匆忙忙就要交班下台了。即使这个设想后来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已经没他的事儿了。真是十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些总统，他们的满腹经纶始终得不到国会的理解，也就一直不能通过立法这一关，只能眼看着绝妙主张胎死腹中。他们可以说是错失一个了千载难逢的治国良机，然而不论有任何理由，四年一到，他们只能与他们的抱负擦身而过，回到平民的身份。这样的总统只能抱憾终身。所以，一个美国总统，获得竞选的成功，实可谓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看上去，这样的设计似乎显得颇为荒唐，几乎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设置障碍。你想，一个总统千辛万苦地通过竞选上得台来，满怀雄心壮志要给这个国家改变面貌。可是，这个制度却在捆住他的手脚。还有比这个更叫人难以理解的吗？ 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一套道理，听上去也十分简单。这个制度的设计基于这样的基本概念，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组成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大家以共同认可的方式推选出这样一些人，包括一个作为主管的总统，来管理公众事务。这个主管当然可以提出如何管理的设想，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总统的，这个国家是大家的。总统只是一个公仆而已。他对于这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有一个建议权，愿意不愿意这么走，得看大家自己的意思了。 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则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民意的体现。所以，在美国，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白宫和总统的操作过程。但是，国会的讨论，争辩，表决等等具体操作，却是时时暴露在民众面前的，只要一打开电视的特定频道，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摄像机前。这些议员代表着他的这一部分百姓在那里表态，他也必须顺从这一部分的民意，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国会继续坐下去。 所以，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么，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么，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么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现在，你一定明白，为什么说两年前的中期选举时，大部分议席落入对手党共和党手中，会对克林顿是一个沉重打击了。尽管绝对的党性在美国是不受赞赏的。对一项法案的投票，每一个议员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否则，在美国，总统和多数议席经常分属两个不同党派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法使国会通过任何法案了。美国的这一台戏也早就唱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我必须说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在了解美国政治制度方面，最容易误解的是他们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了。这里有很大的历史文化差距。西方政党组织基本上是应西方议会民主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雅典直接民主时期，是没有政党的。事无巨细均由全体公民表决的“广场民主”不需要政党。在帝王专制时期，权力集中在皇室手中，也不需要政党。开现代议会民主下政党之先河的是英国在十七世纪末议会的力量足以和国王分庭抗礼的时候。在英国议会里产生了主张权归议会的辉格党和反对削弱国王的托利党。从此以后，两党的主要分歧就是关于政府到底应该作什么，到底应该有多强大。一百年后，美洲大陆人民起来要求独立时，辉格党人站在美国革命一边，而托利党人支持英王粉碎“叛乱”。两党当年的分歧，今天或多或少地由美国人继承了下来。 美国革命初期是没有政党组织的。华盛顿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谆谆劝告美国人民要反对任何“宗派”。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宗派”是必须永远予以防范的邪恶。 然而，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注定了政党组织和活动的必要性。从1787年开始，主张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就自称为联邦党人，而聚集在托玛斯杰弗逊周围的反联邦主义者就自称为民主共和党。然而，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政党就承袭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组党的传统：政党是个人表达政治观点的地方，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严密的组织。托玛斯杰弗逊在1789年就说过，“如果我要和一个党在一起才能够进天堂的话，我宁可根本就不进天堂。” 正由于这种传统，以后的二百年里，时代潮流起起伏伏，政治观点进进退退，政党组织随时代而变化，却只有观点的承袭和蜕变，而没有一条抓得住的组织线索。我曾经顺着习惯想弄清美国两大党的历史，花了很多功夫才抛开了在国内时的思维定势，悟出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有两大党，但千万不可望名思义，彼两党非此两党也。要想理解美国政党活动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必须记住，他们和我们近代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他们重观点而轻组织。当然，“黑手党”不在此例，因为黑手党不是政党，而是有组织犯罪。有着广泛结社自由的美国人对任何较严密组织的社团都心存疑虑和警惕。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精于经营的美国人，能把什么都办成又赚钱又体面的生意，但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却都没有党营事业。不要说党营工商业，连党营电台电视台也没有，竞选广告只好出钱让民营的电台电视台代劳，他们甚至连一张党报都没有。 现在我们再来谈克林顿。 克林顿所推出来的改革方案，一般来说，是代表了民主党的观点，而有些方案本身就体现了两个政党截然不同的政见。在共和党占了参众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克林顿要使自己的一些政策得到国会通过而实现，就显得困难得多了。 按说，这样的两党席位的浮动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一次给大家一个意外呢？因为在最近的四十年里，尽管在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频频取胜，例如克林顿之前，共和党已经连续十二年主管白宫。但是，整整四十年里，国会的多数议席却一直在民主党手中。这怎么会的呢？老百姓到底是帮那一边的呢？ 在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和总统的选举在制度上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选举国会议员的方式，其根本出发点是一个如何反映各个不同部分的民意的问题。在这一类的设计中，也是只能做到逐步完善和尽可能完善。为了达到反映民意的目的，甚至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方式也是不同的。 美国的众议院一共是435个席位，它的分配是根据以人口数量为依据所划分的选区。保证一定数量群的一批民众，总有一个人代表他们去国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大致算来，大概几十万人一个选区，可以选出一个众议员。也就是说，如果有大约二，三十万人，不管他们和其他美国人多么格格不入，他们如能纠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选区的多数，他们就能选出一个代表，到国会去发出他们的声音。你不喜欢也没用。谁也阻挡不了他们。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众议员都只要对他所在的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不代表全国人民，也不代表全体州民。 按人口数量比例分配众议员，人口数量少的州，不是就声音微弱了吗？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美国参议院一百个席位的分配是按照州来划分的，不论大州小州，每个州产生两名参议员。参议员是由全州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这个设定对于美国特别重要。 因为美国是一个邦联的国家，各个州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有它自己一整套的独立体制，从州宪法到州政府一应俱全。关键是，它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一个州的人民完全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怎么生活。这是美国诸项分权中的最大一个分割。参议院席位按州作平均分配，就相当于也给了那些人口很少的“小国家”一份同样的发言权。 因此，在这里，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各种意见都得到一个渠道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有着非常“异样观点”的议员，照样会被选上来，而且照样在国会发表与众不同激进意见，这在众议院里特别容易发生。因为，这位众议员，他根本不必考虑全美国人怎么想，他只需要顾及他的那个小小的选区的民意得以表达就可以了。只要他的这些选民们满意，他以后照样还会被选上来，照样在国会上班，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直至终身。相对来说，参议员要顾及的面就要大得多，他必须顾及一个州的民意。 而总统呢，那是由全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你去读美国宪法，宪法里合众国总统是有大选举团选出来的呀，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当年建国的时候，在当初的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民众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是难以作到的。所以规定走两步：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大选举团名额，先有各州选出大选举团，再由大选举团选出总统。大选举团起的是信使的作用，除了代表本州去投票，没有任何其他权力。在各州，竞选各方推出自己的大选举团，那方得的票数占多数，就派出那方的大选举团，这个大选举团在投票时当然就全票投向自己方的总统候选人。这就是今天美国总统选举时，在各州“赢者取得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的来历。 后来，当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美国人实行了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这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进步。但是大选举团的形式仍然存在，从而，某方候选人在某州取得多数就取得大选举团的全部票数，也等于是说全州人民都选了他，这样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在理论上，就有了这样的可能性，某候选人在几个大州险胜而在其他小州以悬殊票数败北，他有可能最终得到了大选举团票数的多数而当选，但按全国老百姓的票数总计他却不是多数。这种可能性虽不大但存在，而且发生过。这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遭到很多批评的地方。但是美国人为什么抱残守缺而不改一改呢？大选举团已纯属“聋子的耳朵”，何不废除呢？ 对此有很多解释。比如，这促使候选人在各州，不论大小，广为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不重大薄小，尤其是那些人口额分散的州，如此等等。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原来的宪法规定涉及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改起来很不容易。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习惯的汉译英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州”的翻译也是造成诸多误解的地方。美国的汉译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翻译可能更为确切一些。它是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合众国”的“国”，在英语里与那个“州”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译成汉语的时候，才一个译成“国”，而另一个译成“州”了。与其说是语言差异，还不如说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这样的汉译结果。 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这个“州”的译法，给了我不大不小的困扰，因为，这很容易和中国的“省”对应起来，而实际上，这里的“州”和中国的“省”，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也许，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小国家”与“合众国”的“国”，在翻译上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译作“邦”，也许略为贴近一些。 对于美国人，这两个都是“国”，都有独立的主权含义。只是一些小的“国家”，它们商量好了，愿意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联合的结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美国人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南北战争在北方是反对奴隶制的道德战争，而在南方，遍布南方大小城镇的纪念碑上，那是“南方争取独立的战争”。 然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美国诞生后的前一百多年，州和联邦政府完全各自为政，甚至分庭抗礼，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州”作为一个小国家的独立性比现在更强。此后至今的近一百年，由于美国国力的迅速发展，对联邦政府所要求的集中力量也就越来越强，联邦政府也就在迅速扩大。从各州所割出去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多。 例如，我记得一个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布鲁诺，曾经和我们谈到他所经历的美国变化。他谈到，在他们小时候，联邦政府是完全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当然，美国诞生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经济规模。所有的小经营者，一切都由他们自己作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企业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又出现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原来极弱的政府已经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局面。布鲁诺告诉我们，大萧条时期他还是个少年，他们家虽然并不缺食物，但是他非常为自己的父亲担心。因为那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经济不景气，时时都可能失去工作。由于政府几乎无权干预经济，所以也没有今天的政府有关失业救济的福利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失去工作，全家的境况会变得十分凄惨。 在一个发展的过渡时期，劳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工业社会已经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来到了。罗斯福总统实际上看到了这个历史大势，在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尤其是干预经济的能力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屡屡受挫。他无法得到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的支持。 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指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的，必须有那么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的如何契合。 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 正是这样的“平衡和制约”，这样几个分支互相牵扯的迟缓变革，才保证了变革的平稳，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国家既不断出现全新的历史面貌，又保存了人们最本原的基本理想。 在这个制度下，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成功，但是，只要他的努力是顺从历史潮流的，那么他的一些理念，都会在后来一步步逐渐得以实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理念，不论是推出这个理念的一方，还是持谨慎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一方，他们的争执必须是理念的争执，而不是打着某种旗号的党派之争或政治利益之争。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始终持高度警惕。 从1937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同意联邦对经济有管制的权力。对于美国人，这是相当大的对政府的一个让权行为。美国人的概念是这样：权力本来就都是属于人民的。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他们达成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力，给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即地方政府。而联邦政府的权力，是由地方政府出让的，从根本上来讲，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让的一部分权力。所以，人民有权对此斤斤计较。他们必须确保基本权力还是留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某一个借口之下，被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喧宾夺主，控制一切。 布鲁诺告诉我们，政府干预经济之后，他的感觉就是生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还是福利和税收都同步增加。也就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美国人终于达成一个新的契约。大家拿出一笔钱来，在一部分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予以支撑，在一部分人发生困难的时候予以补助，也借以稳定这个大家共同生活其中的社会。 布鲁诺说，在他小的时候，银行开门的时间很长，尽量争取客户，但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的银行倒闭，使得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切，非常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银行，都是由联邦政府联保的。银行依然是私有的，但是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监督。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强得多了。 布鲁诺还回忆到他小的时候，美国的老人除了用自己的积蓄养老之外，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孩子的经济援助。社会是不承担这方面的福利的。但是现在的美国，老年人的生活基本上完全依靠社会的一套福利制度。子女不必再承担父母的生活。他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程师，辛勤工作了一生，他现在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甚至并不比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差。这只是一个普通美国老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所感觉到的变化。 政府依据法律对劳资关系的干预也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才逐渐深入。美国人传统上把劳资雇佣关系看作双方的自愿合约，任何一方随时可以中止合约，“炒鱿鱼”和 “跳槽”容易得很。作老板的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你要感到不公平你也可以自己作老板呀。但是现实生活中，劳资关系中劳方经常是处于弱势的。所以法律就对此作出平衡。现在的法律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并有组织地和资方谈判，而法律对资方则作出一些重要的限制，尤其是雇工和升迁不能歧视，工人的安全健康要得到保障。 我在失业的时候对此很有体会。老板只用了半分钟就突然宣布我被解雇了，顿时生活无着了。美国同事说，找劳动部去。在州劳动部设在我们这个小城市的办公室里，一位黑人官员给我看了老板解雇我所写的理由。老板当然要找出一些理由来，因为弄不好他会惹上一场官司的。这位官员问我有什么要说，我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然后这位黑人官员只用了五分钟就在计算机上打出了他的评判，平静地向我宣布：法律规定，雇员如有过错，证明的负担在雇主一方。现在雇主没有能够提出证明，雇员就没有雇主所说的过错。所以，你将有权领取失业保险金，尽管雇主是否雇佣你是他的自由。失业保险是雇主平时必须依法为所有雇员交的。这一失业保险让我有半年时间生活无忧，到了美国后第一次可以成天坐在图书馆里！你看，这个时候政府出面为弱者说一句，对穷人是很要紧的。 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对美国的影响当然比个人生活中的体会要深远得多。整个美国的面貌不再相同。这使得劳资关系变得缓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了更多更成熟的取得妥协的方式。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再象一匹放纵的野马。几个月一次，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利率的升降。我们有时候觉得，好象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威严甚至在总统之上，他 一句话会立即引起全球的股市大波动，总统都没有这样的威风。但是，我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又说，尽管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1900年以前就建立了中央银行，美国人却一如既往地对任何中央垄断机构深感疑虑，所以根据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居然设立了不是一个中央银行，而是分散在全国十二个联邦储备区域的十二个联邦储备银行。我现在钱包里的几张一元美钞，就分别是亚特兰大，纽约，波斯顿，里奇蒙和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印的。这样重复设置不浪费吗？但美国人几乎是习 性地觉得分散让人放心一些。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的。例如，福利的增加就必然导致税收的增加。而且，它们往往不是量入为出的。稍一疏忽，只要一眨眼的功夫，福利支出飞速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也会突然失控。联邦政府越大就越难把握。经济干预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时时会遇到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 联邦权力扩大，曾经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质疑，迟迟没有迈入一条本质性转变的门槛。但是由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引起的社会本质性变化，使得这道门终于被突破。一经突破之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和联邦政府本身规模的膨胀，其速度都是惊人的，甚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民众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建国者们当年忧虑的理由。政府就像是大家亲手喂养的一个怪兽，它的自我扩张能力是它的主人根本无法预料的。 这种联邦权力的扩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不安。199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不安。因为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它们对于政府规模的基本态度和意志是不同的。共和党是一向呼吁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把权力还给各州的。而相对来讲，民主党则更倾向“大政府”的作用。 然而，各州的自治权力，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和人民行使”。维持各州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自治权，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在我入学以后的第一堂法律课上，我的法律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你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也是你们所在的“小国”的公民。他认为，你们要学美国法律，这是必须掌握的第一个概念。 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下，各个区域的美国人获得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作为合众国成员国的“州”共同约定，只有非常基本的一些问题被确立为联邦法律，作为成 国的“州”不能违背的共同法律。例如，犹他州的摩门教，在他们的教义里是允许多妻制的，但是，他们必须遵从一夫一妻的联邦法律。 但是，在绝大多数牵涉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的。每一次大选的时候，实际上，选民除了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之外，他们还必须对他们所在的州的许多提案进行投票。例如，他们投票决定，是否愿意在自己州的范围内发行彩票，甚至开设赌场。美国的赌场都设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就是因为其他州的人民，在赌场的高收益和平静的生活之间，宁可选择后者。实际上，这是他们在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联邦政府是无权决定在哪里开设一个赌场的。 对美国人来说，本来所有的权力就都是他们自己这些小国家的。是联邦政府的成立，使得大家出让了一部分权力。因此，联邦权力如果无限扩大，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自由。因此，合众国的存在和联邦政府的存在，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是必要的，那就是，这种联合以及联邦政府的工作，使得各个州都能够在不失去自由的前提下，获得联合所带给各州人民的好处。所以，美国始终在一个如何“平衡”的讨论之中。不同的时代，也给这种平衡带来不同的问题。 尽管在我们的眼中，美国已经是一个地方非常高度自治的国家。但是，在这里，从建国一开始到现在，争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联邦政府到底可以有多大的权力，始终还在为联邦与州的具体权力划分，不断地在那里探讨。这种充分讨论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国会也就成了提供讨论的一个场所和各州民众表达意愿的渠道。 正是这种意愿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充分自治的基本满足，使得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得到了最大的安宁，没有一个州愿意独立。因为，如果它们能够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生活，又能够得到合众国联合和强大带来的利益，又有一个联邦政府在照应那些麻烦事，省了它们许多麻烦，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的五十个州，也就是五十个小国家的联合，也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它的稳定依靠它们联合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依靠强权和武力把它们留在这个联邦之内。因此，如何及时反映它们各自不同的声音，如何在合众国中时时能够争取它们各自的利益，这都必须通过选举制度来保证。各个地区所选上去国会议员，必须确保是他们所属的地区的民意代表。 今天的美国人，每个人手里都是相同份量一票。所有的普通人都握有直接选举的选票，他们手里的选票，直接决定了总统的人选，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州的参议员，也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选区的众议员。 这样的选举，必然的结果就是给国会带来了全美国不同地区民众的不同声音。这也必定使得国会从此“会无宁日”。他们必然会不停地激烈争辩，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也必然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然后又是新的矛盾，新的妥协。美国国会永远不会看上去谦和一致，但是，美国却正因为如此而平稳统一。在国会大厦里，我为美国人这种使不同的意志和理想妥协共存的本事叹服不已。国会大厦的大厅里，陈列着众多华美的雕塑，那是每个州送来的本州英雄的塑像，每州两座。这样，和公认的大智大德的历史人物在一起的，出了不知多少英雄人物的弗吉尼亚送来了南北战争中的 “叛军”，南军的著名将领李将军的塑像，而密西西比州送来的居然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自己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塑像。 我现在还是回到两年前的中期选举。一般认为，一旦国会席位的局面改变之后，也会有一个惯性，共和党占领的多数议席状态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如果长期的局面发生大的突变，总是有一定的原因。外界评论多半把这个原因寻根溯源归到克林顿那里。 对于那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克林顿自己也十分沮丧地出来表示，民主党失去四十年来的多数议席，他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说白了，就是在克林顿开始的两年中，他的总统没有当好。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提出今年大选结果的预测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相信克林顿会取得连任的。 首先是“旅行门”和“白水门”确实造成很强烈的冲击。因此而反映出来的整个白宫的作风，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第一夫人希莱利在白宫的比重也使人琢磨不透。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最大的诺言，医疗制度改革甚至都没有被他所属的民主党还占着多数席位的国会通过。克林顿在这一个阶段，不乏给大家提供种种疑点和“靠不住”的感觉，却没有在政绩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举措。只有经济恢复的形势已经比较清楚，虽然缓缓迈进，但是已在路途之中。 这位年轻的总统在竞选时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气，和当选之后所表现的不成熟，形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联系。人们怀疑，这位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总统，是不是还“欠火候”？人们是否还是应该更倾向于一个稳健的风格？这次中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民众给了两个政党一个很强的信息。然而，如何去理解和消化这个信息，两个政党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也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方法，终于使得美国今年的大选局势又发生了一个逆转。 中期选举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说是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在中期选举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契约”的目标方案，其实就是一系列法案，许诺如果美国人民让他们在国会中占多数，他们就将在限期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后他们宣布完全如期完成。尽管后来有的人指责他们只是有折扣的实现目标，但是，也并不否认他们至少完成了其中的一多半。这一切，都如同给了1992年失去大选的共和党一剂强心针。 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年里，共和党丝毫不怀疑他们即将在不久之后的大选中，夺回暂时被克林顿夺去的总统桂冠，毕竟，在此之前的十二年里，都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克林顿的上台是一个偶然事件，是民众被克林顿的巧舌所迷惑了。而这一次中期选举，真正反映了民众的觉醒。 有一项提案略为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一般来说，这样的提案都是要经过非常吃力的反复才会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这一次却通过得十分顺利。新闻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共和党议员们坚信他们马上就要回到白宫，才通过得这么“痛快”的。此刻，共和党给外界的印象几乎是喜形于色。 然而，这些获胜了的共和党政治家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在一旁静静观望的，看上去土头土脑的美国老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呢？这种忘却，哪怕是十分短暂的忘却，有时也是致命的。因为，选票还都捏在老百姓们的手上，还没有投出去呢。 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国会，确实使得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显得十分艰难。他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在立法问题上，白宫和国会经常发生意见不合。对于国会试图通过的法案，克林顿也一连否决了好几个。 根据美国宪法的设计，总统对于国会自行提出通过的法案所具有的否决权，也是平衡与制约原则的一部分。处理由人的因素参与其中的制度设计是不可能完美的，只能说是要尽可能完善。否决权的设计还是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国会更多地体现了民意，但还是可能产生偏激和异化，而国会手中的立法权又是非常大的一个权力。 因此，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最高法院对于国会立法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之外，总统也有一个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但是，这个否决权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把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交给总统，总统的权力又显得太大了。所以，总统否决之后，国会还有一次机会强行通过这项法案。 但是，国会第一次通过一项法案的时候，只需要半数以上的赞成票，而在总统否决以后的强行通过，就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了。在一般情况下，国会取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还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总统的否决绝对没有道理而很不得人心，那么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也是完全可能的。就在这样的反复推敲之中，最终被确立的法案也就比较顺应民意了。 然而，如果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发生过多的冲突，这也是不正常的。在这个时候，由于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公开的，民众对于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一方，也会有一个他们的判断，这种判断也会在大选的时候被选票反映出来。 其中国会与行政分支发生的最大的一个风波，就是去年年底的美国政府关门了。记得当时我正在给你写信，也随便向你谈到了美国人对于“政府关门”处变不惊的态度。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政府的两个分支产生对立的状况。 那一次的“政府关门”是由“平衡预算”的问题引起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里根时代实行的“寅吃卯粮”经济政策，当时给美国带来了繁荣，而留下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天文数字的政府赤字。必须消除这个后患，达到政府的平衡预算，已经成为全美国人民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并没有什么分歧。 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赤字一时半会儿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必须在政府的开支预算中逐年扣除出来。那么，怎么扣，减少那些方面的开支，减少多少，分几年扣清，当然都成了问题。 说实在的，美国政府的预算到了每年都以几千亿美元计的地步，这时候，他们之间的争论又是在几十亿美元的上下，你让老百姓怎么算得过来？老百姓怎么可能判断出个谁是谁非呢？这时，民众基本上是在依赖这个制度。依赖于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的互相监督。这两个分支都有大量专家组成的预算委员会，尤其是国会的两党结构，使得两个分支必定要作出认真测算，不致产生勾结而有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结果，克林顿和以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去年年底，他们双方的预算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政府行政分支的所有年度开支都必须由国会通过预算，才能拨出钱来，所以，尴尬的僵局终于形成了。行政机构一年的钱花完了，拨钱的时候到了，预算却没有通过，当然钱也就拨不出来了。政府的所有行政机构，除了实在关不得的少数机构之外，其余一律由于没有经费没有工资而关门了。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十分狼狈地自己掏钱付电费，才使得首都华盛顿著名的“第一圣诞树”的彩灯没有熄灭。克林顿因此而产生的麻烦当然不止是为“第一树”支付电费。 所谓的政府关门，基本上就是克林顿手下的行政这一摊关门，关门之后庞大的政府雇员队伍拿不到工资，给民众也带来巨大的不便。所有的国家公园，国家博物馆等著名旅游点全部关闭，游客怨声载道，旅游点周围私营的服务设施也全都没了生意。领事馆签证停止，影响商人出国经商，甚至影响到国外。停止签发出口许可，造成出口商巨额出口损失，等等。这些压力当然直接落到问题发生的部门，也就是落到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头上。 美国民众并不认为政府关门就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由于这些具体问题激起的民怨，很自然是先集中到克林顿那里。然而，这个僵局维持的时间太长了，民众也开始试着琢磨这场政府停摆的门道。 那么，在这场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重大分歧中，美国民众既然对于几十亿美元出入所造成的是非很难判断，那么他们究竟如何拿出他们的意见呢？这个时候，新闻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新闻界一方面竭尽全力向民众解释这几十亿美元的分歧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这两个分支紧紧地跟踪报导。几乎每天都要报导双方的谈判进展和发表的谈话。每天，大家都在电视里看着这两拨人，是如何在解决国家遇到的这个难题。 克林顿当时的确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关门所引起的全部问题，他都必须设法解决。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是没有总理这个角色的，所以克林顿就得自己想办法担着了。为了应付“内困”，他甚至取消了极为重要的出访计划。当时，国会谈判中最“露脸” 的，就是当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领头人杜尔和金格里奇了。杜尔则在今年最终被共和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成为克林顿的竞选对手。可是，人们在电视里看到，杜尔和金格里奇在预算谈判破裂之后走出白宫，却是一付喜滋滋的模样。正是这付藏不住的笑容，使人们渐渐开始对他们的“监督”诚意心存疑问。 结果，人们证实这种疑问不见得就完全没有道理。新闻界终于披露，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金格里奇承认，他们送交克林顿的一份维持政府临时开支的法案，确实比较 “苛刻”。原因之一居然是嫌克林顿在前往以色列参加拉宾葬礼的飞机上，没有对他和杜尔表示充分的礼貌。这个“不礼貌”不仅包括没有在飞机上主动和他们讨论政府预算的问题，也包括在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没有被安排从飞机的前门下机，而是从后门下的飞机。 这条消息一经证实，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关门事件”，反而开始偏向于他们原来所抱怨的行政分支。尽管，这个预算之争，根本上还是反映了两个政党对于联邦政府的规模，联邦与州之间权力财力划分的重大分歧，应该说，还是各有各的道理。最终的解决也还是依靠双方的妥协和让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解决这个争端过程中，共和党时不时表现出来的过强的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民众对他们的政治诚意的信心。 一个政党提出一个被人们所赞同的政治理想当然是重要的，而他们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究竟是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藏在他们身后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也是美国民众时时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一个月内美国政府两度关门，而且关门事件长达近一个月的风波中，共和党在国会的两个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党派性，成为大选前共和党声望下降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过度的党派表现，也许，也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的胜利气氛中，一直没有真正清醒过来。 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不可琢磨的民意，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的。至少是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此后的大选民意测验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声望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时上时下，却再也没有达到过一个满意的民众支持率。中期选举成了共和党昙花一现的胜利花朵。 相反，克林顿总统在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之后，好象是认真进行了一些反思。一方面他开始走向稳健，白宫的那群“顾问们”似乎也随之有所约束。另一方面，克林顿开始不再考虑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一下子作出“医疗制度彻底改革”这样过于复杂的大手术。而是谨慎地与国会合作，一小步一小步地推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例如在同样的医疗制度改革问题上，他和国会取得共识，先通过一项立法，使得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人，可以保留原来的医疗保险，而不必重新申请。立即有大量民众直接受惠。 同时，经济的复苏在今年大选之前已经形势十分清楚。尽管克林顿总统依然受到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件的困扰，但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发生在他1992年当选总统之前，或是当选之后的最初两年，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频出状况。例如“档案门” 的曝光是在今年夏天，但是，事情是发生在两三年之前。在中期选举之后，外界普遍感觉，在屡屡碰壁之后，92年初入白宫时的克林顿春风得意的模样已经一扫而光，步子迈得稳多了。 中期选举之后的第一夫人，也似乎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有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起克林顿的诸多麻烦，我们问他，你觉得在那些给克林顿带来麻烦的案子里，哪一个是最难对付的呢？他笑笑说，给克林顿带来最大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希莱利。 确实，在克林顿所钻进去的那些“门”里，无时不刻都可以看到希莱利的影子。在国会调查和司法调查的时候，甚至往往第一夫人所占的份量比总统还大。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希莱利有什么违法行为，但是，各种疑点几乎象影子一样，一直跟在她的身后。这实在不平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初的“水门事件”，事情闹得再大，也没听说有尼克松夫人什么事儿。 在美国历史上，希莱利确实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第一夫人。似乎同克林顿一样，这个第一夫人也象征着一个“婴儿潮”的新一代。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一名司法助理。在成为白宫的女主人之前，她曾被评为全美最出色的一百名女律师之一。 在克林顿进入白宫之后，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在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夫妇有一次外出，在加油站加油时，他们遇到过去希莱利的一个追求者，此刻他正是这个加油站的老板。走出加油站之后，克林顿就笑着说，幸亏你嫁给了我，否则，现在你就只是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娘，而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希莱利回答说，那可不一定，如果我嫁的是他，没准儿今天的美国总统就是他而不是你了。 这个笑话的作者大概是克林顿的一个反对者。他既影射了希莱利可能在影响白宫的政治生活，又嘲笑了克林顿的无能，是靠着夫人才有了今天。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笑话当然只是一些反对克林顿的人的情绪表达，但是这个笑话也反映了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中，希莱利在民众心中非常突兀的印象。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吃不准将如何处理这个第一夫人的位置才是恰当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克林顿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新一代的总统，他好象很想开创出白宫一个新的风貌。他有一个公认的能干的妻子，为什么不让她也在这四年之中也发挥一些超乎常规的作用，也一显身手呢？ 于是，希莱利在克林顿一上台之后，就令人瞩目地被委以主持医疗改革的重任，频频作为一个重量级人物在公众场合曝光，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当然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的攻击，但是，一开始，许多人都持观望的态度，甚至也有不少人乐观其成。 最终，医疗改革并没有成功，希莱利带着一帮人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改革方案过不了参众两院的关，白白辛苦一场。但是，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逐渐不满，却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人们更多的疑惑还是来自希莱利在“旅行门”，“档案门”， “白水门”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认定，但是，从已经公布的一些证据中，尤其从“旅行门”公布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倾向于相信希莱利在白宫中管了一些超出她的职权范围的事情，对这些事件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 我不知道克林顿夫妇是如何重新思考这一切的。但是，相信围绕希莱利所发生的一切争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民众对于第一夫人形象的保守要求。在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确实有一个大家所习惯的贤妻良母的传统形象。但是，时代在发展，人们也逐渐理解，象希莱利这样的“新女性”，你要求她在克林顿可能是整整八年的任职期间，完全浪费自己的能力和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彻底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陪衬，似乎对她也不公平。 尽管历来的惯例，美国的总统夫人就是一个不支薪的总统秘书。然而，希莱利承担一个诸如医疗改革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不论成败与否，人们都有可能接受。但是，她必须有她非常清楚的职权范围。克林顿处理希莱利位置的失败，并不在于她领导了一次失败的医疗改革计划，而是，他没有使民众建立起这样的信心，相信第一夫人不会在白宫的政治生活中不恰当地四处插手。 所以应该说，克林顿总统试图对于美国第一夫人形象作一些改变，并不是一件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就走得不够谨慎，使得人们对于夫人过度参政的疑惑压倒了一切。 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希莱利已经成了公众对白宫不信任的因素之一的时候，总统夫妇检讨之后所能够做的，大概只有“纠往过正”了。中期选举以后，希莱利竭力回到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角色，致力于妇女儿童事业，大力修正形象。她在报纸上开辟的专栏，经常谈到她的孩子和家庭生活。她甚至潜心写作和亲自朗读制作了一部有声图书 “集全村之力”，教育人们如何养育子女，在书中，她也大谈自己养育女儿的经历。情深意切，使人闻之动容。尽管还是有人攻击她的这种变化是“作姿态”。但是，她的 “有声书”十分畅销，这本书刚出来就赚了四十万美元，她把它全捐给了慈善事业。 克林顿总统改变作风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开始在他宣扬的政见里，开始吸收一部分共和党的主张，也就是更多地考虑妥协。在改革福利制度等问题上，他终于和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达成一个协议。福利制度也是一个涉及面广，一直需要不断调整的复杂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福利一向是低得出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这是美国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具体制定福利制度的分寸，一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觉得，听政治家们的辩论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宣扬自己主张的时候，往往是强调一个侧面，听哪一面都是振振有辞。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困难的“技术活儿”。 福利过紧，影响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福利过高，经济不发展，最终也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美国问题，找出福利的平衡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伤透脑筋的事情。最终，平衡点的确定往往还是依靠实践的结果，实行一个时期，根据结果再作调整，但是已经在实行的政策都有一个强大的惯性，要作出调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要把过高的福利调下来的话，立即涉及到已经在原来的制度中受益的千家万户，你很难说服人们为了一个构想的长远利益，而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因此在事实上，主张提高福利的一方总是更容易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克林顿以前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在福利问题上，是比较坚决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赞同政府的大幅度干预。当然也颇有蛊惑民众之嫌，这也是共和党提到克林顿非常不屑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选之前通过的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法案，看上去象是克林顿向中间路线迈出去的较大一步。因为在这个福利改革中，一些已经被联邦政府掌握多年的福利经费和权力都还给了各个州。因此，人们相信克林顿在签署这个福利改革法案的同时，也在修正过激的联邦“大政府”的观点。 总之，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逼近了，美国主要的两个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顺着自己对于民意的了解往前走。谁的理解正确就必须在大选的时候见分晓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众散漫的国家，要琢磨准确民意，真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呢。 今天就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14.扑朔迷离的民意-----------------卢兄：你好！ 今年的美国大选终于临近了。我想最后给你谈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美国的民众选择。之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提这个，显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吃力。 你一定记得，去年我试图给你介绍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了美国的移民大背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的洋洋大观。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发色和“眼色”，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甚至与国籍无关的故土认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一个除了遵从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统一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搞竞选，要琢磨出选民们会以哪一个指标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真可以说是一门大学问了。不要说我看着这样的话题感到吃力，就连总统候选人和他的竞选专家们，有时都会不知如何下手为好。 比如说，我去年向你谈到过的我们的一个修士朋友弗兰西斯。在今年大选的时候，我们问到他投票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在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投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票的。为什么呢？理由完全是因为共和党主张反堕胎，而他们这个修道院是属于天主教系统的，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又都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就是这么简单。 在他们面前，克林顿总统所有在经济上的努力，在各个重大内政外交上的政策方针，统统化为乌有，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宗教信仰的出发点。然而，他们手里也人人各有一票。 那么，弗兰西斯为什么投了克林顿的票呢？这是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教会对自己的信徒并没有什么控制。他们出于共同的信仰聚到一起，教堂向他们宣讲该教派的教义，但是，并不强迫和控制信徒。教堂是社区民众的社教场所，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到了该投票选总统的时候，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投票站投票。事先都不对修士们作任何选举的劝导。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弗兰西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也反对堕胎，可是，他觉得选总统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权衡，所以他作出了选克林顿的选择。有趣的是，其他的修士其实也知道弗兰西斯是投克林顿一票的，却并没指责他违反教规，我们只看到跟他较要好的修士善意地拿他这个自由派修士开玩笑。尽管有他这样一个修道院中的特例，我们还是看到，信仰的考虑对大多数教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美国的教堂之众，教徒之多，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美国有1500个不同的宗教实体，360，000个教堂，清真寺，优太教堂或佛教庙宇。而且，教徒的多，还不仅是人数上的多，还有教派品种上的多。比如到处可见的基督教浸信会，大约有75个不同的派别，很少有人能弄清这中间的区别，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信会的区分。根据六十年代初的调查，有90％的美国人宣称他们信仰上帝，40％说他们每日崇拜上帝，63％的人是教堂的成员。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变迁，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专家们说，宗教信仰的基本趋势是社会因素中十分稳定的一种成分。估计大部分人仍然相信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不同的恐怕是宗教信仰更宽松更宽容了。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40％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的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是这些信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选总统的问题。 你也不要以为，堕胎问题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堕胎问题在这里，几乎是一个人人关心的，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立场重要部分的问题。而且在这里，有关的讨论是非常激动的，动感情的，甚至引起了过激行为。这绝对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敢忽略的重大议题。 可是，在如此多样化的一个美国，也有一些大的趋势。这些大的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大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基本上选来选去，都在共和党，民主党这两个大党之间作选择。穷其根底，美国的这两个大党实际上并不象有些国家的政敌那样，存在“走什么道路”这样的重大分歧。美国的两大政党他们从根本上的理想是颇为接近的。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游离于两党的候选人之间，往往是某一点并不大的偏差，就使他们改变了投票的方向。就象我前面谈到的那些修士们，他们认为，不论是克林顿还是杜尔当选，美国还会是他们所喜欢的那个美国，只是在堕胎的问题上，会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里，对很多人来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虽然有所区别，但是，绝对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政党来说，失去大选也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江山。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个政党都认同宪法，都崇尚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美国表象，然而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尽管有些人他们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国时的基本精神始终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这两个大党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两个大党的主张，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众中的两大思考方式的归属。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时时可以听到的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般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必须解释的是，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从名称上来说，都和我们在中国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并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两种叫法在美国都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内。 既然有这样的基本分野，为什么还是令人困惑呢？因为这里面还是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保守派，还有激进与不激进之分，激进的也有程度之分。更有大量的人，他们基本赞同某一派的观点，但是又在一些问题上，赞同另一派。 尽管很难把这样一个与人的思想方式有关的复杂问题彻底搞清楚，但是，对美国人天天挂在嘴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一些基本了解，还是非常有助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参加竞选的美国两大党的了解。因为竞选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理念之争。 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开玩笑说起来，觉得自己在遇到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不用开口交谈，都能基本上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观点。这两种倾向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 我们先找一个简单的切入口，先谈谈我们刚刚提到的堕胎问题吧。我们已经说过，基本上保守派是反对堕胎的，而自由派是赞同堕胎的。这里的堕胎指的都是自愿堕胎，被动堕胎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派考虑的一个问题。可是，一个自愿堕胎问题在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引起两党之争，民众分野的大问题呢？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堕胎问题会在美国变得如此重大。我们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的，在那里人口问题已经象枪管顶到了下巴上，十万火急地等着要马上拿出个高招来控制。根本谈不上再稳稳地坐下来，讨论它所的牵涉到人类本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怎么做，将能更有效地做到控制人口，或者说，怎么做，才能更合理地控制人口。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非常强的国家，当然很多人的态度与宗教态度有关，但是，美国人对待堕胎问题，即使是很多宗教信徒，他们也并不是简单的“宗教追随”，而是有自己非常哲理性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在和弗兰西斯修士以及他的亲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的。 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弗兰西斯的反堕胎立场，但是，我们虽然是好朋友，却从来没有深入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凡蒂冈教皇的立场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又都是跟随凡蒂冈的。所以，我们把他的立场非常简单地归到了他的“宗教追随”上面。 在弗兰西斯修士的一次亲友聚会上，大家自然地谈到了这个人人都很关心的议题。他的亲戚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自由派的，也都是赞同堕胎的。弗兰西斯在其他的观点上，可以说也是相当自由派的，但是在堕胎问题上，他却有着和大家不同的想法。结果，引起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 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观点可以说很能够代表理性的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思考。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我们曾经和美国人一起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执行任务时，被塞族击落。双方都知道有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在拼命地设法抓住他。这时，每天大家所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这名飞行员的安危了。最后，在经历几天几夜之后，仅仅根据士兵身上装备的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美国部队从军舰上派出直升飞机，追随这个微弱的信号，几乎是在塞族游击队的眼皮底下，把他从丛林中吊了出来。 消息传来，我们看到美国人难以形容的激动。白宫是禁烟的，此刻，只见克林顿高兴地走出白宫，在草坪上抽了一枝雪茄，轻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名士兵回来之后，大家在电视里看到他和总统一起穿过白宫的草坪进入白宫，克林顿特地请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在晚上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莱利.金谈论节目中，这名士兵和他的妹妹一起接受了采访。 在整个采访中，最使我们感到不寻常的，就是他毫不隐讳地谈到事情发生之时他的害怕和恐惧。他谈到自己躲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搜索的士兵多次就在他的身边走过，他是多么地惊恐万状，直想着自己这下是完了。他表达的只是人类真实的软弱的一面，全美国的人却一起在那里感动得热泪盈眶。美国人能够使崇尚英雄和承认软弱并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出于他们最基本的对于生命的看法。这种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已经成了这里绝大多数人能够相处交往的基本依据。 我之所以先扯开了去，谈了一些似乎是与堕胎无关的话题，只是想说明，“生命权” 在美国是无处不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已经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美国人把关怀的极大比重放在儿童身上，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有的家庭会有意去领养一个残疾儿童。这绝不是罕见现象，有相当数量的领养家庭是这样做的。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无法理解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中最弱的一个阶段，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这样一个柔弱的生命。而伤害儿童在美国是判得非常非常重的。 最近在美国就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案件。就是一对高中的小恋人，都来自家教比较严的富裕家庭，两人平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意外地怀孕之后，他们害怕家长的责备，一直瞒着双方的家庭。正巧是他们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当口，他们离家住校成功地躲过了父母。在大学里，一个怀孕的女孩当然有自己的隐私权，自己不说什么，别人是不会来过问的。在临产的时候，他们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自己生下了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们的一念之差，把孩子扔进了垃圾捅。当有人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现在，这对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面临死刑的起诉。我曾经告诉过你，在美国死刑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许多州的法律，对于杀害儿童的罪行就是判死刑。现在，大家看着报纸上这对年轻人的照片，尤其是认识他们的人，当然感到非常惋惜。但是，谁也救不了他们。他们犯的是一级谋杀罪，而且杀害的是一个儿童。 随着这样的思路一路寻来，你才会理解，牵涉到生命的堕胎问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此普遍地引起人们的不安。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美国的保守派认为，胎儿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堕胎就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谋杀”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我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人们居然把“堕胎”与“谋杀”等而论之，着实怀疑他们思路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但是，很快我就开始理解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肃性。 如果你质疑胎儿是不是一个与婴儿同等的生命，那么，他们确实有严格的科学证据。如果你说界限是在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那么，正象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极端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指责说，这等于是说，谋杀的合法性只有两英寸距离的区别。他会问你，如果出生之后的婴儿是不可谋杀的，那么，凭什么说，一个即将临产的婴儿就是可谋杀的呢？你确实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临产前的婴儿已经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刚出生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划，划在早期怀孕和晚期怀孕的区别。那么，现代科学确实也已经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胎儿在体外成功存活了。终有一天，科学可以使一个受精卵完全在体外培育成婴儿，这时，胎儿和婴儿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对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你甚至再也找不出体内体外这样两英寸距离的借口。他们的推论使你无法否认堕胎等同于扼杀一个生命，等同于谋杀婴儿。 于是，问题是，到底是谁有权去扼杀一个象胎儿这样的生命，扼杀一个比儿童，比出生后的婴儿更为柔弱无助的生命呢？是这个生命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为什么社会不允许谋杀出生后的婴儿，却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谋杀呢？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么，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么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 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么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 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 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 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不断地抗拒自然，人类的异化已经导致了许多物种的消失，现在居然发展到了要扼杀自己的孩子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阻止，人类自身还会有什么尊严呢？还会对什么东西产生敬畏呢？他所担心的，正是人类在一个伦理观念的重大突破之后，在彻底失去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后，会向着异化的道路速速奔去。这种异化的后果连人类自己都无法预测。 有关堕胎问题的争论在美国至今还没有结果。现在的法律则是允许堕胎的。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赞成妇女有权为任何理由而堕胎，例如，她只是不想要这个孩子。这种观点同时也和女权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自由派中比较温和的，就只赞成有限堕胎，也部分接受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两全之策。 当然在保守派中，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激进程度的不同。在美国，极端激进的保守派曾经几次在堕胎的诊所开枪，伤害甚至打死了堕胎医生和前来堕胎的妇女。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保守派观点的时候，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荒唐和不可理喻。既然你在提倡不伤害胎儿，为什么倒反而会去杀死一个成人呢？ 如果你了解了他们的出发点，再往极端的方向推一推，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行为也在他们的逻辑之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堕胎诊所无异于一个杀害婴儿的屠宰场。而美国现行的法律却不干涉这样的“谋杀”。因此，只能由他们出来“替天行道”，惩罚凶手，阻止人类继续扼杀胎儿的行为。但是，这样极少数的过激行为，绝大多数的保守派都是不赞成的。当然法律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地和美国人说，你们真是幸运，至少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确实，与其它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显得空空荡荡。还没有被人口问题逼到死角上。但是回过头来想想，大家都有过空间足够的时候，只是没有如此广泛地在民众中习惯于深入讨论这样与人类自身有关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问题。 我们无数次看到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这样激烈的讨论，也不知道讨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以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两大派也是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环境保护和个人权利在一定的时候是冲突的。实际上和堕胎问题一样，这都是时代发展以后出来的新问题。 美国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是进入宪法的个人权利。这一点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多少年来一直平安无事。可是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发展以后，人们终于有一天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已经给人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人们久已忘却了世界应该有的模样，已经麻木到了站在原来应该是一片森林的土地上，却望着一片工厂的烟囱兴高采烈，嘴里还喃喃自语“发展了，发展了”。 因此在美国，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一些环境保护法迅速相继出笼。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确实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例如，土地的主人顿时失去了他们历来所拥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在美国有一种稀有的红杉，树龄远远长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要几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割一棵就少一棵。但是自从技术发展到可以割下如此巨大的树木，就没有停止过采伐。直到美国人有了环境保护意识开始立法禁止。 一禁止，问题就出来了。许多这样的树木都是长在私人的土地上，按照历来对于私人财产的绝对尊重，长在土地上的一切，土地的主人当然都拥有权利，别人是无权干涉的。这样的树割下一棵，木材就值上万美元，割上几棵就很富裕了。环境保护法一出来，树的主人就只能望树兴叹了。对于他来说，理由也十分充足，第一，政府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再者，他每年要向政府交地产税，政府却不让他靠变卖自己的财产致富。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是支持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权利的。而自由派是主张政府立法干预环境保护的。在这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从个人手上切割出去的。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激进的自由派也常常采取行动。去年有一个拥有红杉树的土地拥有者，以清林为理由，终于获得许可，可以采伐两棵红杉树。结果，引起自由派的愤怒，一些人冲进那块土地，围绕在树下阻止切割，最终惊动警察。 这样的冲突很多。又如美国有大量的沼泽地，为了同样的保护生态的理由，美国政府禁止土地所有者改变湿地的现有状态，但是在缴纳地产税的时候，给予一定的优惠。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一块湿地，你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和建设。既然这块地只能看不能用，它的价值当然就大大地降低了，而且很难再找到买主。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当然损害了土地持有者的个人权利。 在美国，在私人土地上焚烧垃圾，除了受到火灾因素的限制，同样受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限制。随意焚烧是要受惩罚的。为此，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愤怒不已。自由派认为焚烧国旗是人民表示不满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保守派坚信这个国家是被自由派给毁了，居然国旗可以烧，而垃圾却烧不得。顺便提一句，总的来说，美国保守派在这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美国人的规矩是，既然立了法，违法者就必须严惩不怠。几年前，有一个亚裔美国人买了一大块土地，打算开辟成农场。谁知道，在清理树木的时候，打死了一只鼠类动物，而这只小动物偏偏是立法明令保护的珍稀动物。结果，农场还没有开成，先惹上了一场官司。而且还有巨额罚款。这样的事情，当然都是环境保护法出来之前闻所未闻的。习惯了传统生活的民众对此不能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保守派的愤怒也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 虽然在我们眼里，这里的环境保护已经相当好了。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开车与野鹿相撞的经历。然而，这里的自由派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还是比我们想像的要敏感得多。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这和多年来的美国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自从环境意识在这里醒悟，在教育中就占了极大的比重。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环境宣传不太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教育是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力着手的。 我刚到这里才几天，就参加了当地公园举办的一个蛇节。在这个节日里，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当然有关于毒蛇和非毒蛇的知识的介绍，有不同品种的蛇的展出，但是出乎我意外的是，在这个蛇节上，主办人让那些养蛇作为宠物的人，都把他们的宝贝带来。 这些蛇的主人黑人白人亚裔的都有，也有女孩子。他们抱着他们的蛇，站在那里高兴地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家长们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抚摸或者抱一抱蛇。鼓励他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在草地上，还铺了毯子，给孩子们发了蛇状的帽子，让他们不用手脚，匍匐扭动前行，体会一下做一条蛇的感觉。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蛇对自己的主人也是有感情的。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每次喂养蛇的姐姐回家，他们的蛇都会前去迎接，还会跟着她的姐姐游动。之后，我在这里许多次遇到蛇，从来没有人喊打的。年轻人会设法把蛇移到树林等更安全的地方。更绝的是有一次，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门外的椅子上躺了一条蛇，结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叫济娜的美国女孩，一边柔声地和蛇打招呼，一边一把捉住蛇轻轻提起，然后放进了树林里。然后说，这种方法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电影界在这方面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拍了大量的动物演员参加的电影，甚至是纯动物演员拍的电影。同时，由于美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孩子们接触各类动物和植物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使得美国的孩子与自然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他们迷恋各种各样的动物，连对待一般概念中不大能接受的蛇都是如此，更不用谈其它动物了。从昆虫类到哺乳类，包罗万象，没有什么他们不喜欢的，都是他们的宝贝。 和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干活时，常会有人在手掌里捂了什么东西，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去看，原来是一只小青蛙或一条小虫子，然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他们能够说出很多名堂。莉迪亚是文科硕士，却是她告诉我有关蜘蛛的知识，蜘蛛网的辐射线是没有粘性的，只有同心线才有黏性，蜘蛛丝不是从口中吐出来的，而是从后面排出以后用一条后腿勾起来再搭到其他丝上面。这时，为了向我作示范，只见活泼可爱的莉迪亚翘起自己的脚，一甩一甩地学着蜘蛛织网。我们当时打工常常是单调和劳累的，离开以后，当年打工的好朋友重又聚在一起的时候，回忆起来，一致同意大家一起看小虫子小动物的时候，是打工生涯中最开心的时光。 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最容易获得美国年轻一代捐款的，就是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组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敏感和容易冲动。因此，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确实很难取得年轻一代的赞同。相反，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都是积极提倡保护环境的。高尔还出过一本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在这方面，他们就相当受年轻一代的欢迎。 环境问题确实在当今人类生活中已经非常突出。保守派也很难直接从正面与之对抗。以至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电台里，有时干脆否认环境问题存在。他们在“谈论节目”中说，那些所谓的大气臭氧层空洞之类的“恐怖故事”，都是自由派为了剥夺土地持有者的权利，故意编造出来的。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在美国并不是保守派才持有土地。拥有房地产的比例，在这里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应该说，这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热爱大自然，也热爱自己的土地，保守派的美国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保守派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环境保护法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时候，要个人权利完全让路。自由派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没有为更好解决二者的冲突开出良方。看上去也只是在回避这个两难问题。 克林顿在今年大选之前，又把美国的一大块区域划为自然保护区。当然，从自然保护的角度，从人类长远利益的角度，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肯定也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大量民众的生活。因为这么一来，这个区域就不能再搞建设，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私人经营。 这个决定一宣布，就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联邦政府是没有干涉一个地区民众生活的权利的。但是，自从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出来以后，“环境” 压倒一切。环境保护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对于保守派来说，环境问题已经成了自由派肆意扩大政府权利，干涉人民自由的一个巧妙借口。 因此，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的问题，这是捍卫美国宪法所保护的人民基本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大原则问题。他们不允许这个大原则出现一个突破口。 这样的讨论对于美国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环境保护一样，也同样是一个与生命同等重要的话题。在这个对话中，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基本上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至今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持反对态度的一方，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他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以求民众的支持。这样，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作一个选择。选择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 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这里是最典型不过的了。在对待联邦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对“大政府”的。他们始终在要求联邦政府缩小规模，不要对经济过多干预，并呼吁联邦政府“还权”给各个州，还权于民。极端保守派几乎就是“爱国反政府”。去年在奥克拉荷马市的联邦政府大楼放置炸药的两个，就是极端保守派中的激进分子。 保守派的美国人确实非常爱国，他们特别喜欢用美国国旗作装饰品。你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图案的衣服，国旗的胸针，汽车上国旗图案的粘贴标志，等等。在家里挂国旗的也特别多。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到联邦政府机构放炸药的激进分子，他也绝对不承认他不爱国。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美国，才去放这车炸药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控制了美国的自由，正在毁灭美国。 联邦政府权限和规模，是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国两大党的争执焦点。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分歧呢？ 美国的两大党基本上是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共和党一向认为，必须始终给私营经济以最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不要对他们进行过多的干涉。这当然直接符合大企业主的利益。但是，他们同时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上才会人人受益。限制太多，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了。对谁也没有好处。而提倡高福利，只是民主党看中普通人手里的选票而搞的花招，因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大企业主总是少数，普通民众总是多数。共和党认为，高福利只是有毒的糖果，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看上去是关心穷人，但是从长远来说，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损害了穷人的利益。 而民主党一向被称为是穷人的党。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就是我上封信已经提到过的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把联邦政府推上了干预经济的舞台。也使得美国的福利制度被真正建立起来。极端的自由派主张有政府出面达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几乎就是社会主义者了。 这两个党的观点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扯，最终取得的是一个平衡。而这两种观点如果不偏激的话，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平衡点。因此，你很难说究竟是哪个党更有道理。真理多走几步，都会走进谬误。这两种观点一旦走极端，都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严格地说，并不是哪一个政党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两百年的稳定发展，而正是这两大政党不停地激烈争执和互相攻击，把美国向两个方向“拔河” 所形成的动态平衡，才造成了这样的稳定发展。 从美国两大党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话，可以基本上象前面这样归类。但是，他们的争执基本上还是在于，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使所有的美国人过得更好。同时，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堕胎和环境保护带来的争执，这两大党不仅在经济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还在观念上代表了美国社会不同的思维方式。 所以，美国民众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并不是说保守派都是富人而自由派的都是穷人。例如，那个在联邦大楼放炸药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就是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平民。美国的这两大派，基本上还是观念上的差异。 持保守派观点的美国人，一般来说生活比较稳定，行为方式比较中规中矩，穿着比较规整，上教堂的比例更高。他们比较习惯于六十年代以前的平稳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近几十年来生活方式发生的剧烈变化很难接受。 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如此之高的离婚率，如此之多的单亲家庭，还有大量的同性恋，触目的女权运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根本就不成画的现代美术，不成体统的服装，等等，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妖魔鬼怪”都一起跑了出来。他们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由派的罪恶，因此，尤其是极端保守派，提起自由派几乎总是咬牙切齿，因为“好端端的美国就是毁在他们手里”。 当然保守派美国人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几乎包括了两个极端，有富裕高雅的或生活安排得很好，似乎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非常迷恋老时光的一个阶层，以及生活在乡村传统生活中，很难接受新事物的一个阶层，他们中间包括有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举止十分粗鲁的人。 他们中间很多人喜欢美国传统的乡村音乐。乡村音乐很能够代表美国以前平和稳定的生活。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堕胎，反对侵犯土地持有者的权利，这些也都在他们传统的思维习惯范围之内。 至于自由派美国人，则是非常复杂，涵盖面极广，五花八门。大概从教育程度非常高的“雅皮”的一代，一直到大量的青年学生，艺术家音乐家，甚至流浪汉和街头小混混大概都可以说有自由派的风格在里面。他们并不是都认同同样的东西，所以自由派是颇费琢磨的。 正因为如此，在比较保守的地区，你可以看到以“保守派”作为自己竞选标志的，但是，没有一个实际上是偏向自由派风格的竞选者，在自己的竞选牌子上打出“自由派” 的旗号。因为自由派的弹性太大了，这样的标志完全可能吓走大量原来还可以争取的选民。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这个“自由派”的自由边际在哪里，是不是“自由无边”。 但是，自由派毕竟不是“放浪形骸”的代名词，自由派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自由派提倡多元文化。那些自由派的年轻人会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宗教上也就会表现得很杂。他们会宣称自己是信佛教，或者印度教，喇嘛教，等等。会在家里挂上一幅佛像，但是你细细一问，会发现他还搞不清佛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是有了自由派的美国人，日本茶道，花道，剑道，柔道，空手道，中国功夫，瑜伽，太极拳等等对于保守派美国人来讲是怪里怪气的东西，才会在美国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亚特兰大一年一度的亚洲文化节上，你每年都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一板一眼地跟着日本人学茶道，年年不拉下，一年比一年有长进。每年表演和讲解古老的日本箭道的，则是清一色的白人，讲起这种古老仪式的年代，起源，功能，规则，头头是道，恭恭敬敬。这个亚洲文化节规模不大，在美国各地无数文化节中名不见经传，但是很多亚洲的东西，我这个亚洲人是在这个节日上才第一次得知的。你想想，你也喝了一辈子茶了吧，我们有几个人知道点儿日本茶道的？我这一问一定让爱国心切的人跳起来： “中国是茶的故乡，干吗要去知道日本茶道？”这回答正在点子上，保守派美国人所持的就是这种态度。 如果你必须跟保守派就文化多元打交道，有时候就很没劲。 然而，承认多元文化还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奇玩意儿”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当彻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对于种族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现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更为优越的，只是价值体系的不同。就是说，在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也许认为黑人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价值上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同样，相对来说，在黑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低能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可比的。它们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 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尽管种族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如此众多的种族在一起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各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每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实际上都有入乡随俗和尊重他人，尊守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公德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来到 “中国城”，总是发现非常脏乱和不讲礼貌的情况，基于个人经验，也就会产生对这个民族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责任是只是一方的。 例如，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个非常好心的保守派的美国老人。他们夫妇年龄很大了，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新搬来的亚洲人，还是竭力予以关心照顾。有一次，他特地关照我们：要尽量避免和黑人打交道，“他们很坏”。他这样说绝对是善意的，怕我们遇到什么麻烦。我们也相信，他的看法基本上来自他曾经有过和某些黑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经验。 相对来说，我们遇到的一些自由派的年轻人就更为理性。他们受到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竭力去超越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坚持维护这样一种理想。我们有个叫戴维的年轻朋友，他是个艺术家，画得相当好。当我有一次和他谈起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住在佛洛里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四个黑人抢劫，他们用手枪顶着他，抢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还拿走了他的衣服。总之，当时他感到极为惊恐，而且非常狼狈。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遇到黑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感到害怕。 他作了很大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的心态，并且仍然说服自己并且坚持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只能说明，抢劫的这几个黑人，他们个人是罪犯，但是，与黑人这个种族并没有关系。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抽中成为一个黑人抢劫案件的陪审团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他在约谈中被问到，他个人是否有被抢劫的经历。他如实回答之后，司法部门没有让他进入陪审团，这是司法部门的通常做法，就是要避免有因为个人经历而形成偏见的人进入陪审团，以免影响公平审判和损害被告人的公民权利。戴维对我说，实际上，他倒是个例外，如果让他进入陪审团的话，他一定会保持公正，他坚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很相信他。然而，他能够这样超越个人经历而保持理性，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然，在今天的美国，代表着保守派观点的共和党也不敢表现出有任何种族歧视的倾向，而且也同样在他们恢复美国传统观念的旗帜下，集合了包括黑人，亚裔等各个民族民众在内的支持者。但是，在保守派的美国人中，尽管他们承认“人生而平等”的最基本思想，可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部分人，是相当容易形成种族偏见的，尤其是在美国保守势力比较强的南方。也许，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多元文化的概念。也许，是因为在他们曾经生活得平和的美国，种族隔离也是他们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一部分。因此，极端保守派的激进分子，几乎都是有程度不同的种族偏见的。而自由派的多元文化观，则对于种族偏见清算得比较彻底。 然而，涉及到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是非判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比如说，自从自由派思想在美国逐步盛行，人们也常常陷入困惑。由于对于多元文化的极度信奉，对于任何一种非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由派都基本上持“理解万岁” 的宽容态度。这也使得原本除了法律之外，还依靠一定的伦理道德所维持的社会宁静被严重打破了。甚至自由派中一些走火入魔者，把自由派的宽容精神转化为对自己行为的无约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使得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是纽约的一名法官。在警察截获一辆当场查出大量毒品的车辆时，两名运毒嫌疑犯拒捕试图逃跑，最终被获。在法庭上，这名自由派的法官宣称，这个地区的警察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这两名被告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想逃跑是情有可原的，是警察的坏名声把他们给吓坏了。这么推理下来还是警察不好，因此，宣告被告无罪，当庭释放。这条消息一公布，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最后，该名法官被迫辞职，并且在辞职之前向警察作了道歉。但是，这个例子在竞选时，自始至终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的有力证据。共和党要大家注意，如果让具有自由派作风的民主党掌了权，还怎么了得。 又如在近二，三十年来，美国青少年怀孕的问题就日益严重，发生在黑人社区的青少年怀孕情况特别多。极端的自由派就认为，这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中，也许对于十四岁怀孕有负面的价值判断。但是，在黑人文化中，这个年龄怀孕也许就是正常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许多非洲国家找到大量实例，那儿部落里的黑人女孩这个年龄都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们指责她们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歧视，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文化价值观。 听上去这种逻辑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是，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社区，换句话说，这毕竟发生在现代的美国，而不是非洲丛林的部落。在一个丛林里，自给自足的部落生活自有办法养活这样的妈妈和孩子。他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没有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他们有自己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方式，的确，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当然没有现在美国人所面临的价值判断上的问题。 可是，现在这是发生在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现代美国。社会必须维持他们母子起码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让他们在丛林法则中强者生存，自生自灭。他们自己对于生活也已经有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自圆的价值体系之中。最终，这些青少年怀孕的后果，都是由具有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民众，以他们的辛勤劳动缴纳的税金予以负担。这当然使得保守派对这样的“理解”无法赞同了。 问题在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表达他们类似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使得听的人总是感觉他们实际上还是带有种族偏见的倾向，这种倾向所引起的反感往往淹没了他们意见中合理的部分。总之，各种复杂的因素，也包括感情因素，使得许多争论本身变得胶着难缠，理性的东西反而无法剥离出来。 尽管，有种族偏见的人在保守派中间，也只是一小部分极端分子。但是人们对于保守派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总是感到不信任。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六十年代，黑人要求取消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中，自由派是站在黑人一边的，而大量保守派是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 自由派的反越战运动和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和黑人的民权运动在同一个时期出现，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甚至使得自由派以及此后的一代代美国年轻人，令他们彻底解脱思想束缚的现代音乐和现代舞蹈，也是从黑人音乐和黑人舞蹈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有着文化中深入血液的联系。而美国的保守派，尽管现在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新的一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数人都多少改变了种族偏见。但是，他们的文化脉络上，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径，因此，他们和非传统美国文化的异族文化，总是隔着一条鸿沟。 所以，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文化倾向来说，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几乎是天生倾向于自由派的。而在这里同为少数民族的亚裔，却在文化认同中，更容易接受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亚裔在美国的人口比例，远远低于黑人。尤其是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亚裔人数还远远低于现在。和老一辈的亚裔移民聊起来，他们觉得，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艰苦奋斗，使得当时对此没有什么动作的亚裔，却享受了黑人争取有色人种平等权利的成果，“白白拣了个大便宜”。 美国的亚裔，在文化认同上，始终和黑人文化有较大的距离。在亚裔的文化背景中，倒是非常容易接受美国保守派的社会理想。以至于在亚裔的移民家庭中造成两代人的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新一代，和美国的年轻人相处，他们中的很多人和自己的美国同学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上一代就会有很大的观念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人们在评价这一类情况的时候，总是把它归结于亚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更确切地说，这是亚裔文化和美国自由派观念的差异。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尽管亚裔相对来讲参与美国政治活动的比例不高，然而，如果他们去支持一个政党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但是现在却似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今年的大选中，大量的亚裔转向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这种转变，有很大的原因是两大政党对于移民问题的不同看法和政策所造成的。 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移民问题更首当其冲的是移民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基于他们多元文化的出发点，是始终对移民表示欢迎和采取宽松的态度的。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美国经济一度相当不景气，而移民照样是年复一年，只多不少地大量涌进美国。因此，美国开始有紧缩移民政策的呼声。有一次，我和朋友德格聊起这个话题，他的父亲是南方浸信会教堂的牧师，而他却是一个民主党人。他表示了非常坚决的继续支持大量移民的态度。我很奇怪地问他，难道你就不担心大量移民的涌入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吗？他一脸天真地对我说，移民正是我们美国变得伟大的原因呀。最近，德格以三十多岁的年龄意外去世。一想到他，我就不由地会想到我们的这次谈话，以及他对我们这样的外国移民的善意，。 还有一次，在一个自由派的谈论节目中，一名犹太裔的年轻人编造了一个有关他祖父的移民故事，以嘲笑那些反对移民的保守派。他说，他的祖父在美国海关排队等候移民，排了很久也期待了很久，然后才得以进入美国海关。谁知就在他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才一步，他就一个转身，以“老美国”的口气教训排在他后面的人，说“你们移民”如何如何。 在美国确实严格说起来，个个都是移民。考证下来，连所谓的美国土著印地安人，都是在遥远的年代里，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移民”过来的。“移民不分先后”，你是可以说，早来的移民后代也没有什么理由因为自己早来了几天，就有资格反移民。美国也确实因为多元文化而受益菲浅，它吸引了全世界的各类人才，并且发挥了他们最大的创造力。这些道理都是对的。 但是，事情总是不那么简单。美国的土地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朋友卡琳，她曾经出面担保，帮助了好几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但是，她现在对我说，她以后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因为她看到这里的人口密度也在迅速增长，建设的发展速度和自然破坏的速度同步，开始令她感到担心。卡琳的态度转变是很典型的。随着移民的逐年增加，许多原来赞成移民的人，也开始怀疑是否至少要有一些限制。 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之所以移民问题首先会被提出来，这和美国在移民政策中坚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理念而在金钱上付出大量代价，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比如说，不论你是合法还是非法进入美国国境，只要是进来了，美国人就认为必须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服务，例如，医疗救助。美国的医疗费用相当高，一般都是靠医疗保险解决。新移民生活还不稳定，很少去买医疗保险。这样，一旦有了问题，就只能拒付了。但是按这里基于人道精神的法律规定，医院是不能不给治的。这样，这些医疗费用当然就必须摊在美国民众身上。 美国实行义务教育制，在公立学校上学，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都不用支付费用，学校还有免费午餐。学校的开支当然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也是基于人道精神，对于前来读书的移民孩子，甚至是刚刚偷越国境过来的非法移民的孩子，也一视同仁。学校还必须聘请更多的老师，开设双语班，使得不会英语的孩子，在英语还没有跟上的时候，能够一边补习英语，一边用自己的母语跟上其它课程。 又如我们的一些同学，是在来美留学以后怀孕生孩子的。留学生按规定一般都是不能合法打工的，所以打黑工挣的钱当然也就不报税。因此，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申请到了美国政府给予贫困孕妇的社会福利。这样的福利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从怀孕以后的孕妇的定期检查，整个孕期的免费营养食品券，生育时的医疗费用，直至生育以后包括纸尿布在内的婴儿用品及食品，等等。写信回去，反倒让在国内怀了孕的老同学羡慕不已。 移民一般都是一移就是一家的。同样是根据人道的原则，美国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规定，移民的直接亲属可以申请前来美国与家人定居团聚。虽然根据亲属关系的不同，等候的时间也不同，但是，毕竟是时间问题，团聚总是有希望的。同时，美国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积蓄和收入，政府都予以照顾。这样的老年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和每个月的生活费，如果没有住房，还可以申请由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根据以前的移民政策，如果是外国人，只要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五年以上，也可以享受同样待遇。因此，在 美国，有大量的移民家庭的老人不是由子女负担，而是由美国政府负担的，实际上也就是由美国纳税人的钱负担的。 以上这些例子，还只是移民问题的一小部分。我前面说提到的移民，指的是还没有入美国籍的外国人。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的公民为了潮水般涌来的外国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移民势头依然不减。 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非法移民比例非常高的地区，改革移民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今年大选，移民问题成了一大热点。共和党比较坚决地站在紧缩移民政策的立场上，而相对来说，民主党的态度要温和得多。 例如，在移民改革的具体条款上，民主党尽量和共和党讨价还价。同时克林顿的行政分支简化了入籍手续，使得大量有可能在福利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失去福利的外国老人，在入籍称为美国公民之后，仍然享受他们原有的福利待遇。简化手续之后，去年形成美国成百万之众的入籍新公民大军。这些美国新公民对于移民改革正有一肚子的意见要表达，因此他们的投票率非常高，票当然也都投给了民主党的克林顿。这使得共和党非常恼火，声称这样的“快速入籍”完全是克林顿的拉票手法。 这里的亚裔很多人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是，紧缩移民政策依然与他们息息相关。例如共和党提出取消公民的一些成年亲属，如兄弟姐妹或成年子女可以理所当然前来团聚定居的政策，就引起了一阵恐慌。在这场移民改革之争中，许多亚裔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担惊受怕。使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看作他们对政党支持的首要考虑因素，甚至是唯一考虑的因素。这样一来，也造成亚裔对民主党的支持，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比例。 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些敏感问题上，几乎是到处都可以遇到。但是社会上的两大派意见分歧，反映到政党宣传和总统竞选上，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政党虽然各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一些政策和竞选政纲上，有时要显得中庸和温和一些。原因是他们都想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某一派的支持。例如，在移民问题上，社会上的自由派有非常开放的主张，可是克林顿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虽然有自由派的倾向，也为争取移民权利作了努力，然而在大选之前，他还是同意了基本反映共和党意见的移民改革法案。因为移民政策必须有一些变化，似乎反映了现在的多数民意。 在处理同性恋的问题也是如此。保守派美国人对同性恋很难容忍，自由派对于同性恋却是持宽容态度的。他们认为，这只是某些人的一种个人倾向，就象异性恋也是一种个人倾向一样。尽管这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他们就是生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能因此而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个人权利。因此，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允许同性恋在婚姻和领养孩子等具体问题上，享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同等权利。当然即使是自由派，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宽容程度也是不同的。 应该说，在美国这些年来，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日益趋向于理解宽容。尤其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同性恋争取人权的大游行，声势一年更比一年大。在旧金山同性恋的聚集区，象征同性恋的彩虹旗到处飘扬。尽管旧金山所属的加利福尼亚州规定，同性恋不能合法注册为夫妻，但是，旧金山却有三千多对同性恋夫妻在市政府登记。前不久，旧金山举行同性恋的集体婚礼，市长还为他们当场证婚。 你也许要奇怪，旧金山怎么会有那么多同性恋。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城市对于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才使得美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同性恋搬到此地，在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自由派大本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不算说明问题。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最保守的南方，在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现在也同样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聚会，在那一天，在亚特兰大也到处可以看到彩虹旗。这在几年前，完全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这样的问题，似乎牵涉到最本原的人类伦理道德。因此，个人看法是一回事，一旦要进入立法程序，对这样的问题给出一个法理上的论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个时候，所有与立法程序有关的人，都会比原来的自己变得更谨慎和更“保守”。其实在民众中也是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同性恋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对于是否应该在立法确认同性婚姻，也不知是否合适。所以，社会上自由派对同性恋的宽容，并没有使民主党和克林顿试图阻止在大选之前，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婚姻防卫法案”。该法重申了婚姻的定义应为异性的结合。 根据“平衡与制约”的原则，国会通过的立法，还必须由总统签署同意。大选之前，这毕竟是一个过于敏感的话题。而在敏感的历任总统中，克林顿是第一个公开对同性恋表示理解宽容的总统。现在，他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到火候，这个问题还必须留给将来。目前还是维持现状。然而这还是有违克林顿在同性恋选民中的一贯形象。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美国总统任期内，如果能够与国会取得谅解而达成一项立法，是显示总统政绩的一个标志。因此，一般来说，克林顿总统在签署一项法案的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仪式，邀请一些与法案相关的民众代表参加。这一次，克林顿一反常态，在午夜凌晨时分，悄悄签署了这个在美国极为敏感的法案。 在社会上，自由派一般都倾向对大麻解禁，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一大目标。因此，尽管克林顿本人也有可能对大麻列为毒品不以为然。可是，只要大麻开禁的时机并不成熟，在竞选时，他会避开大麻问题，而强调严格禁毒反毒，以此作为他重要的施政纲领。否则，他将失去大量的选民。 民主党的克林顿一向提倡逐步对烟草进行控制，这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较量的武器之一。共和党常常提到到，自由派对大麻的态度实质就是主张吸毒。民主党立即就掏出烟草的问题与之对抗。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这使得美国的烟草业大为恐慌。使烟草业尤为紧张的是，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将宣布烟草的主要成分尼古丁为致瘾药物。这样，烟草将首次受到该局的管制。香烟广告将受到更严的限制，烟草产品售于青少年也将有新的限制。与此同时，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烟草公司在香烟成分和对健康的影响等问题上，是否向联邦管理人员做了不正确的说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按照刑事犯罪起诉的。 我们前面谈到过，共和党基本上是保护企业家的利益的，烟草是个大行业，他们一向是支持共和党的。烟草行业大量捐款给共和党以帮助它的候选人竞选，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是自从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所作出的对烟草业的进攻姿态，使得烟草业开始了积极的竞选捐款运动，去年上半年就捐给共和党一百五十多万美元，是1994年上半年的五倍。 尽管烟草公司发言人宣称他们的捐款是为了支持共和党的政治思想，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共和党的领袖代表他们的利益，对目前的状况进行干预。 那么从美国社会民众的角度，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从保守派观点来讲，烟草是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触目惊心的，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东西。而对于自由派来说，烟草一直是他们对于大麻列为毒品的感到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认为，烟草对人体的危害人所共知，烟草甚至比大麻更为糟糕。 于是在今年竞选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尔被一帮记者问到，既然你提倡严格禁毒，并且攻击克林顿禁毒不力。那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烟草也对健康有害，却对此网开一面呢？在这个问题上，杜尔大概自己也感到理亏，但是又必须给出一个解释。因此，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烟草的危害在科学上也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论说香烟就一定会上瘾。在科学上持有各种不同看法是经常发生的。例如，也有人说喝牛奶也对健康不利，但是也没有定论。所以，并不能一产生负面的看法就立即禁止。 结果，第二天，报纸上的采访报道以这样的标题吸引了大家，“杜尔认为，香烟不会上瘾，牛奶对健康有害”。这条消息当然在民众中引起一定的反应。这使得杜尔怒火冲天。一般来说，竞选人总是尽一切努力搞好和新闻界的关系，也就是尽可能不要批评新闻媒体。但是在杜尔竞选的后期，他对新闻界忍无可忍，几次抱怨说，是自由派的新闻记者毁了他的竞选大业。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游说”是合法的，而且有着很长的历史。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团体，都会向政党和国会进行“游说”。也都有可能会以政治捐款的形式，支持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游说”一词在美国没有任何贬意，之所以法律允许这样做，就是美国人认为，这是民意表达的一个正常途径。他们通过“游说”，使得政党和国会议员充分理解这一部分民众的要求。 在美国，“游说”已经成为正常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也发展出专业的游说公司，成为一个行业，所以，还有专门的“游说人士协会”。不同的时代，随着“游说”发展产生的不同问题，也相应产生不同的法规予以限制。最近国会参议院就以全票通过对游说的严格管理法案。使游说登记的规定更为严格，并且迫使“说客”公开他们在为什么人游说，他们的接触对象，以及收入等基本资料。使得游说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变得更公开化。 那么，这是不是说，选举就是几个有钱的大老板操纵的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能就因此而推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许多代表底层民众的团体，他们获得大量的社会捐款，有时候他们集合的社会力量并不比一个大企业的力量小。例如我在去年曾经向你提到过的，专门协助普通人的公民权利受到损害而打官司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民权组织。 另一方面，除了法律的限定，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对各种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公开的。在刚刚通过的游说严格管理法之下，这个政党的议员受到一些什么利益团体的游说，也是公开的。在这个前提下，政党和它的候选人同时受到各种民间团体，新闻界和选民的监督。例如烟草公司对于共和党的捐款，就有一个叫做“共同大业”的公益团体，专门搜集烟草公司向共和党捐款的资料，然后向民众公布和宣传。这样的公益团体，也许它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烟草大亨，但是他们的这些做法并不用花太多的钱。然而，在民众中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大。而且，这种影响在大选时，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一个政党受到某些大公司的影响，甚至收到他们的大量捐款，因此打算要推行对这个公司有利的政策的话，还是必须说服民众。强词夺理可能反而会坏事。例如，烟草公司固然可以对共和党进行“游说”和捐款，但是，烟草公司老板手里也只有他自己的那一张选票。最终对于烟草前途的决策，还是要看美国的大多数民众在这一个时期对于烟草持什么看法。 接下来，我们谈谈私人拥枪，这在美国也是一个大话题。那么，美国的两大派对此各持有什么态度呢？美国的保守派是坚持要有比较彻底的拥枪自由的。现在的美国，有些枪支是不允许私人拥有的。去年的信中，我曾经向你介绍过，拥有武器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也谈到过，在美国建立至今的两百年里，武器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在始终有人滥用自由的情况下，武器的滥用是总是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因此自由实际上是一直在让步的。 所以现在的美国，公民只有有限拥枪权。美国在本世纪初，就有黑手党武装犯罪的问题。全自动步枪发明以后，首先就是黑帮开始使用。因此，全自动步枪是最早被立法禁止的。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以遏制犯罪为理由，又通过了一个部分限制私人武器的立法，限制了包括半自动步枪在内的几种武器。这个法案通过得十分艰难，经过了几次的反复修改。 在这个提案出来以后，可以说是引起了极端保守派的极大愤怒。认为这是政府有意剥夺人民的宪法权利。在这一点上，共和党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对于与禁枪有关的法案远比民主党谨慎。共和党的历届总统有不少都是美国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长枪协会的会员。 为什么喜欢过传统平稳生活的保守派美国人对拥枪如此有兴趣呢？原因之一是因为枪从来就是美国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的宪法权利，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共同特点。只是强调的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罢了。在自由派中要求全面禁枪的也几乎没有，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宪法权利。 但是必须提到的是，除了出于对抑制犯罪的考虑而要求禁枪之外，在自由派美国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显得对于武器没有兴趣。保守派承袭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战斗英雄”的概念。自由派的年轻人尊重这样的老一代英雄，但是，自从越战给他们带来的反思之后，和平主义悄悄地在年轻一代自由派中兴起。我前面提到过保守派美国人很流行国旗图案作为装饰，而在自由派美国年轻人中，最流行的装饰图案是一个代表和平的符号。 那么，自由派的美国人不爱国吗？我想，应该不能这样说。他们只是觉得保守派的爱国观念显得十分狭窄。他们觉得这样讨论“爱国”似乎显得没有意义。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就和他们的环境保护概念一样，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已经超越了仅仅是“爱国”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和平的概念，人道的概念，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概念，让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概念，让世界上各个民族保存他们原来的文化的概念，等等，等等。 这封信真是写得够长的了。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民众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几乎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可以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话题。他们对于音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艺术品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穿着，甚至他们的神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一见面，我们就能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过，在我们的好朋友中，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 尽管这里只介绍了一小部分，但是，我希望我已经介绍了他们主要的观点分歧。希望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你对美国的这两大派和基本对应的两大党，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祝 好！ 林达15.大选，阳光下的一滴水-----------------卢兄：你好！ 从美国上一次的中期选举到这次大选，经历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中最叹为观止的就是民意的变化了。几乎要使我回想起中国有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老话。 两年前，民众对于克林顿白宫的行事作风的不信任达到了最高点，而这种不信任主要还是质疑克林顿的白宫对于宪法的尊重。因为，正是在宪法的契约作用下，人民委托这样一些人，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一个总统表现出对于权力的轻率，就是对于双方契约的不尊重，这样，就必然导致契约的另一方质疑总统的履约诚意和能力。在美国总统可能遇到的信任危机中，这样的危机是最本质性的，也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在以前已经谈到过，在对美国人来讲最根本的出发点上，这两个政党都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党都是承认宪法，并且表示愿意服从宪法的。所以尽管在具体问题上纲领不同，可是，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换一个政党执政，也许好一些，也许差一些，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 所以，如果大家普遍对现任总统产生不信任的话，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大家决定 “换”。“换”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对我来讲，感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种判断和决定都是每一个个人自己作出来的。这样的“个人”，相对于政府和权威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美国，看上去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地工作，憧憬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在普通美国人中间，政治绝不是什么热门话题。然而，就是这样的普通个人所形成的“民意”，成了一个份量最重的制约力量。 两年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和党顺利地乘虚而入。结果在中期选举中，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甚至多数州的州长位置都成了共和党的胜利成果。当时共和党觉得，克林顿这个“婴儿潮”总统真是果然不出所料，两年一过，已经险险乎要被送出什么 “门”去，不管怎么样，已经大势已去矣。两年后的大选共和党一定可以稳操胜券了。 可是，曾几何时，在真的大选帷幕拉开以后，民意测验的指标越来越让共和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看怎么觉得是出了什么岔子了。在不知不觉中，形势已经大转。美国的“民意”居然在又一个两年的观察之后，决定暂时“不换了”。 对于这样一个变化，什么样的评论都有，因为原因确实很多也很复杂。克林顿又是美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颇受争议的总统。所以，要探究一番的话，虽不容易可是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但是我想，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谈谈我们所看到的民意变化，也很有意思。本来嘛，别看美国大选风风光光的是那些候选人，可是实际上，大选真正的主角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在克林顿这次寻求连任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运气的。在政府赤字有计划下降的同时，经济的增长非常稳定。这里所说的经济状况，并不仅仅是指的经济状况的实际好转，而是民众要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老百姓要确实相信一切开始有希望。如果民众的生活没希望，总统也同样“没希望”。 经济的好转和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所做的大量工作当然是分不开的。可是，我之所以提到运气，是因为这里还有布什总统的努力在内，布什当初能把一个往下走的经济调转头来往上推，并且送上一程，想来花的力气也不小。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这样的经济形势已经持续了几年，只是开头的时候并不那么明显罢了。当年，克林顿这样一个非常平民化的来自底层的“婴儿潮”总统候选人，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新形象。当初他的第一次当选，美国民众是冒了一些风险的。但是，既然在布什总统期间，人们对于经济的感觉不好，那么，“换一个试试”的念头自然就会冒出来。同时，人们也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前总统布什相对来讲，就不那么运气。 尽管经济因素是美国总统在寻求连任时的重要一环，但是，并不是绝对的。这次大选民意的转向，与共和党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克林顿在近两年里的转变作风，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美国在竞选开始的时候，各党派先在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由“党团会议”投票决定，这个党推出谁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总统寻求连任的优势比较明显，因此在民主党内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对手出来向他挑战。所以民主党的在这一初选阶段是相当平静的。报纸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党“党团会议”和党内竞选的报道。但是，共和党对于推出怎样的候选人，却有过一番颇为激烈的竞争。这一方面大概和共和党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今年大选还是抱有很大期望有关。另一方面，共和党党内也并没有出现一个压倒一切的人物。 在这场竞争中，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有了宣扬他们观点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提到过，一般来讲，美国社会上的两大派的观点，反映到政党和竞选中，会温和得多。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有些不同。一是共和党受到中期选举的鼓舞，二是在某些方面，民众对一些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政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要求修正的倾向。例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长期以来宽松的移民政策，要求反思；对“平权法案”三十年来对少数族裔的照顾，要求考虑调整；对于福利制度是否过度，要求进行修正。 这些民间呼声不仅反映上来，而且一部分已经在新的立法中有所表现。这些都使得共和党内以及社会上的极端保守派都受到刺激，觉得他们所一向坚持的真理，终于被民众所理解了。 于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共和党的初选竞选人布肯南，以相当极端的保守派观点作为他的竞选纲领，风靡一时。他的许多“保守”得非常彻底的言论，使得美国社会上持保守观点的民众，感到耳目一新。 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和党的主流对于民意的判断，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因此作为政纲提出的论点也就不敢过激。这样，保守派的民众也就很久没有机会在听竞选者演说时，有这么“痛快”过。因为布肯南的一些言论，他们以前只可能在保守派电台的 “谈论节目”中听到，现在居然公然出现在竞选演说中，尤其令一些极端保守派感到欢欣鼓舞。 布肯南提出许多极端的主张。他有十分出色的辩论才能，言论不仅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还具有挑衅意味和攻击性。二十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尼克松总统演讲稿的撰稿人。他反对堕胎，并且自称为一个基本教义派的信徒，这个教派主张相信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同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嗤之以鼻。布肯南在回答一个专栏作家的问题时说， “你可以相信你是猴子的后代。我可不相信，我认为你是神的创造物。”他因此而赢得右翼宗教团体的极大支持。他反对环境保护，表现出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和乡土排外情绪的“人民至上”的民粹主义。把极端保守派的“爱国主义”发挥到贸易保护主义和绝对的美国利益为上。反对自由贸易，宣称对日本商品都要课以百分之十的关税，等等。 布肯南多次攻击邻国墨西哥，并宣称他当政以后要在墨西哥边境动用军队和筑起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同时，他对合法移民的态度也非常苛严。他主张在五年内禁止合法移民和彻底取缔非法移民。甚至在他的讲话中，时时露出种族偏见的倾向。后来新闻界报道，在布肯南竞选总部的一名副主席，曾多次参加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和右翼民兵领袖的集会，结果这名副主席迅速辞职。 布肯南在共和党初选中，获得了极端保守派的热烈拥护。一开始，杜尔都似乎有败在布肯南手中的可能性。我的自由派朋友曾经对我说，要是让布肯南当美国总统的话，他可就要考虑离开美国了。最终，共和党初选的结果，还是比较温和的杜尔占了上风。但是，这场初选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共和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曾经有人评论说，共和党初选阶段的激烈竞争和互相攻击，使得克林顿坐收渔利。但是，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通过共和党初选的无数场演说和辩论，共和党所坚持的理念，在现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观点，对美国人来讲就认识得比较全面了。当然布肯南的观点并不是主流共和党的观点。但是，人们可以找到他们在理论根源上息脉相通的地方。通过共和党和保守派的民众对于布肯南不算太低的支持率，人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类似移民浪潮过于凶猛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触动下，保守派的观点是很容易被推向极端的。 我们曾经说过，美国人选总统实际上是在选一个理念。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在向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在走呢？我想，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更何况美国这样一个从来就开放的国家。因此，美国人的走向和世界潮流是分不开的。这样来看的话，也许更容易一些。 共和党的杜尔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很能够代表共和党的理念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在来美国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这样曾经有过封闭历史的国家，一下子开放，才会产生对于变化太快的世界无所适从的感觉。印象中的美国，是一个多么眼花缭乱的地方。 记得我到美国的这一天，正是这里的“万圣节”，也有称为“鬼节”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节日，在这一天里，孩子们可以四出去要糖果，如果你不给的话，他们有权利给你制造一点淘气的小麻烦。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孩子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戴上面具，化妆成各种人物甚至可怕的魔鬼等等，可谓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总之，可以搏人一笑，也可以吓人一跳。前两年，记得我们这个城市里，“万圣节”晚上众多出来游荡的化妆人群中，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最佳构思，是一个女孩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怀了孕的修女”。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夜晚到达美国。可是，当我还没出机场大厅，就迎面遇上了几个“万圣节”的“孤魂野鬼”。问题在于，我看到他们之后，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我不觉得他们“奇怪”，而是我想象中的美国人本来就都是十足“先锋前卫”，奇形怪状的。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平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正常。和老一辈的美国人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小时候，要是不好好读书，一样要挨老师打手心，哪象现在的美国孩子，碰也碰不得。他们对于这个新世界新美国的困惑，比我还要深重得多。他们会痛苦地举杯邀我为“失去的美国”干杯，老泪纵横。 我终于发现，我们都大大上了美国传统歌舞剧的当，在那一排排高高踢起大腿的女孩子的滑稽表演中，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十足把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幽默统统解读成了“厚颜无耻”。实际上，尽管保守的内涵与我们不同，过去的美国也是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 美国的变化产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和中国文化革命的时代恰巧吻合。中国 “革命”的各种信息跨千山越万水地传到美国，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美国“革命”的种种消息再反馈回去，听上去好象也已经和中国革命的模样差不多，好象他们正在努力向中国靠拢。这种阴差阳错等我以后有了机会，一定要好好和你聊聊，实在是很有趣。 不管怎么说，在美国那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风暴席卷而去，雨过天晴，许许多多已经在原来的安静生活中习惯了的美国人，期待着能够恢复往日世界的平静。但是，他们发现，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世界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他们也面临着无可奈何亦无所适从的痛苦，这种痛苦至今未消。因此，才会有杜尔在竞选时的口号，“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在大量的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保守派民众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是断裂的，中间有着一条被生生拉开的峡谷。 有许许多多观念似乎没有被延续，杜尔想宣传的理念，他想做的事情，正是架起一座桥梁，把那些遗留在“过去的彼岸”的一切，引回这个迷失了的“现实的此岸”。他们坚信他们自己不会有错，错了的肯定是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一句话是 “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如果不是对“真理在自己一边”持有信心，是不敢这样教育这个世界的。 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么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 对于价值观的唯一认定，一走极端就是排斥异端甚至迫害异端。这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屡见不鲜。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净化，就可能发生迫害异教。北美洲从一开始移民，就有过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走向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奴役。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对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对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教训。 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醒悟，并且逐渐从各种各样的狭窄走向宽容的历史。只是有的地区醒悟得早一些，有的地区醒悟得晚一些罢了。应该说，美国也不例外。只是，宽容是要支付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把价值评判交给每一个个人。它的限度是不得伤害他人。这样，人们有了无穷尽的价值选择，也开始有了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一个“纯净”而狭窄的社会，强加给某一个社会群体的痛苦的。 因此，这个世界仍然不完美，但是，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进步潮流。在美国，保守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留恋以往的平静，也不在于他们宣传的种种道德价值观是否正确，而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美国这样从一开始就以“人生而平等”为自己基本出发点的国家，居然也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在走向真正平等的道路上曾经走过许多弯路。而这些弯路的根源正是某一些文化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之所以很容易走向极端，正是它的基础仍然是不平等，它是以忽视其他文化的价值观来实现的。 美国的保守派竭力把美国在历史进程上所发生的，使人感到羞耻的不平等现象视作偶发事件，而把这些事件和他们所追求的狭窄的单一价值观割离开来。他们承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与他们所追求的道德高尚的社会无关。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哪怕追求的是再完美目标，只要是具有排他性的，就会轻易走向极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事与愿违的黑影就会在后面紧紧相随。 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么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作一些自嘲。 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么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 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我们以前就听说过，现在还时不时听说，有一些小教派，相信世界末日将来临，然后组织集体自杀。近来最有名的是“太阳神殿教”。看着好端端的年轻人走火入魔，有人叫起来，政府怎么不管管。美国政府此时确实很为难。不要说行政分支管这事儿无法可依，就是立法分支也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之下，“不得立法”干涉民众宗教自由或提倡某一宗教。联邦调查局只能说，民众私下的宗教活动，不管形式如何，只要不触犯法律，我们是不能管的。民众在得知这种自杀教派的消息而震惊之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来还会有人走上这条路。政府不能管，民众也不想让政府管，或者说他们不敢让政府管，因为这事儿一管开头就难有边际，民众担心宗教自由没了保障。 这时我又不由地想到，美国两百年前的建国者之一，托玛斯.杰弗逊。他当过两任的美国总统，但是，在他亲手撰写的墓碑上，却对此一字未提。他在临死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三件事，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中是最有意义的，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记住。因此，这三件事刻在了杰弗逊家族墓园中简朴的墓碑上：托玛斯.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奠基人。 “独立宣言”我们已经都很熟悉了，尽管美国的历史也走过种种弯路，但是，之所以它还是能够相对平稳地走到今天，没有发生大的偏离，和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 中非常朴实地表达的“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思想所指出的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因为，正是这个法案第一次明确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得美国在西方国家成为政教分离的先驱。在当时，美国各州还是受到英国国教的影响，而从这个法案开始，政治和宗教彻底脱离。而政教分离的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脱离。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公众事务，而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或者指导人民的意识形态。这个法案的文字风格，有着十分鲜明的“美国风格”，非常平实质朴，十足的“大白话”，使得普通平民都能够轻松理解。 这项法案是在1786年1月16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的。当年通过这个法案的议会会址，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但是，在停车场的两面巨大的墙上，整面墙壁做成广告，告诉人们这是著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被州议会通过的地方，有一段法案的摘录和醒目的托玛斯.杰弗逊的名字。广告的色彩非常鲜明，使我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在那里站了很久。 两百多年前的托玛斯.杰弗逊，似乎就已经彻底领悟了在两百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平等思想，以及必须由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人的价值取向的自由和平等。这个法案是这个世界向着宽容和多元迈进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一个迅速变化的多元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使得美国的保守派产生困惑和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毕竟有许多本原的东西是如金砂一般，在时代变化的水流冲刷下，会依然留在河床的底部。因此，人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冲击，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反思的功能，而不是在过去的时代抽象出一个“绝对的真理”，更不是荒谬地相信，迫使大家遵从这个“绝对真理”，“过去的美好”就能够在“现在”被复制。因此，保守派的积极意义应该是从他们的角度和人们一起进行反思。 其实，不仅是美国的保守派，所有的人，包括美国的自由派在内，都对于人类社会在技术刺激下的快速变化，都感到程度不同的担忧。自由派在美国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宽容局面形成以后，立即面临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发展的波澜中不被冲走，亦不随波逐流，就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对于人类发展，包括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在内进行全面反思，也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尽管，发展的冲击力太大，人们显得没有充裕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停下脚步来思索。但是，陶醉在发展之中，单纯地为此叫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此，产生了人们对于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近利的一些思考。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区域文化保存等等，都属此列。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暴露了他们在基本出发点上的弱势，因此，他们还走不到这么远。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拖住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因此克林顿在竞选中，聪明地回答杜尔说，“我们不是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桥梁，我们是要在今天和未来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正因为美国产生大变化的年代，距离现在还不很远。因此，在整个社会的人数比例中，还没有明显的哪一派一定占上风。因此，在选举中，形势不明确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已经逐渐产生这样的趋势，就是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间，在大学里，在新闻界，在知识界，在艺术和娱乐界等等，自由派的比例在迅速增高。 共和党最终推出的候选人杜尔已经七十二岁了，比克林顿整整大了一辈。相比当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时的年龄，也已经大了好几岁。你也许会问到，两个候选人的年龄差异是否会对竞选有影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总统不是一个荣誉职位，而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事务性工作。年龄因素当然是有影响的。在竞选过程中，克林顿和他的副总统高尔经常有意凸现这种反差，在电视上，大家会在新闻里看到他们穿着牛仔布衬衫，爬高落下地为学校安装电脑，或是挥锹种树，等等。当然，这带有极大的宣传表现的意味。 但是，共和党最终推出的是一名七十二岁的老人，而五十七岁的布肯南却在极端保守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这样一种状况，确实值得共和党对各个方面作一番检讨和调整。否则四年以后，面对行事风格远比克林顿谨慎的高尔，共和党要夺回白宫，还是会感到很吃力。 所以，如果说，美国人选总统主要是选一个理念的话，我不觉得共和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胜算就是盼着克林顿自己出事了。这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克林顿行政分支的政策失误，二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克林顿被困扰已久的各个事件的进展对于民众的影响。当然，最好是在大选的当口上再有什么对克林顿不利的事件发生。 然而，我们已经谈到过，在中期选举以后，克林顿明显改变作风。在国内政策上，尽管面临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他依然能够审慎地与国会合作，在必要时作一些让步，也尽可能坚持他的一些原则，成功地和国会一起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立法。白宫的幕僚有了一些变化和调整，克林顿夫人希莱利也成功地淡出了主舞台。 至于国会调查委员会和司法系统正在调查的，与克林顿有关的几个事件，直至今年大选并没有什么与克林顿直接有关的确切证据。而在这些事件中影响最大的“白水案”，国会参院已经结束调查，克林顿家乡小岩城的刑事审判也已经结束，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足以对克林顿起诉的证据。因此，民众的基本反应也就是继续等待一个调查结果。似乎并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 但是，就在大选之前不久，克林顿的周围确实又发生了一些对他十分不利的事件。先是他的又一个顾问被迫辞职。这个叫做莫理斯的白宫顾问因招妓等性丑闻被迫离任。这样的个别事件总是有的，按理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那名与他有关的应召女郎向新闻界交出一份日记，里面有不少莫理斯向他谈到的白宫内幕，又有不少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不利评论。同时，身为顾问的莫理斯，为克林顿写过不少讲稿，其中也包括大谈“家庭价值”的演讲，此事一出，共和党当然不失时机地指责白宫虚伪。 此刻，克林顿才知道，他的这位心腹顾问早就以两百万美元的高价，向出版社签下了一份出书的合同，内容是莫理斯本人如何帮助克林顿重振他的政治地位。在这本书里，除了他对自己的作用作出正面肯定之外，对克林顿总统也有一定的负面评价。在丑闻导致他辞职以后，莫理斯干脆“恶名也卖钱”，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大谈“白宫内幕”。 对美国的民众一般来讲，对此人的基本态度是不屑一顾，这样，从他这里的出来的 “内幕”也就很少有人当真了。但是在竞选的两个月前发生的这一切，确实使白宫颇为难堪。对于克林顿频频发生问题的那些“顾问”，相信也给了克林顿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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