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修订版前言有朋友建议，趁修订再版的机会，写一“大手笔”的导论。但以自己的阅读体验，最怕开卷就是长篇宏论，读得喘不过气来。还是说点闲话吧。人的一生，有机遇更有“人遇”。1993年，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五年之后，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翌年跟随章开沅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1997年，杨天石先生接纳我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博士后。原本打算利用这一机会，沿着博士论文的方向继续做下去。到近代史所以后，杨先生希望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课题，并分配我承担“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老师“命题作文”，我只好将博士论文撇在一边，专心致力于国民党党务组织之研究。两年间，写出约2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出站后，汪朝光先生收留我在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又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将2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扩充为一部36万字的书稿。这时，恰逢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推出“专刊”丛书，集中出版所内同人专著。首辑三册，我的书稿被选列其中。上海书店出版社慨然承担“专刊”的出版。拙著首印3000册，未久售罄。外间买不到书的读者常来函相询，出版社却无意再印。直到去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加印1500册。但不久又有读者来函诉说买不到书。应该说，书出来后，学界的反响出乎我的预想。除了被多所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列为推荐阅读书目和考研书目外，竟还被数省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党员教育读本。有人批我是“成王败寇”的代表，也有人攻我为国民党唱赞歌。台湾同行的书评，肯定拙著还算谨守学术与政治的分际，说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网友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有网友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再看副题，才知是讲国民党史，读完书后，觉得既是讲国民党的，也是讲共产党的。书中争议最大，褒贬分裂到极端的，当属第六章“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学界前辈多认为本章是全书最大的败笔：一个个案不具代表性；而年轻一点的同行则认为本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找出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鹅皆白的结论。”“弱势独裁”是全书的核心概念，算是我研究国民党史的一点独创之见。没有读过拙著的人，一听“弱势独裁”四字，立马质疑说：“独裁”还分强弱？批评声中，最令我反省的，是“成王败寇”观念的存留。研究的过程中，虽然自警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然而作为知道历史结局的研究者，有“后见之明”，也难免“后见之弊”。由于知道了1949年的胜败结局，在搜寻和选择史料时，可能于无意间偏爱探寻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当然，研究国民党史的人都会发现，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实在太多。2003年出书以前，虽然去过两次台湾，但每次都是短暂停留，故书中未能利用台湾所藏档案史料，是为一大缺憾。此次修订，在史料方面有所补充，主要补充台北“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藏档以及近年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新史料的补充与文字的修订，自感细节更丰富，论据更丰满。原书侧重国民党党务与党权在地方的运作。此次修订，特意增加了一章（ 第四章 ），对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统之争作了概略性的描述。对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始终是一个萦怀难释的问题，但又是一个纷繁复杂而难以找寻简单答案的问题。有国共两党各自的内在因素，也有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有历史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拙著无意也无法全面解析这一历史的大变局。全书的着力点，是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非常感谢华文出版社李庆副社长给拙著以修订再版的机会。还要感谢尚红科先生以及本书编辑们，本以为修订版不会有很多文字错误，没想到在他们认真细致地反复校对下，仍发现原书不少的错字误录。另一小小心愿是，原书的“外在形象”实在太差，希望此次的修订版，能以一全新的面貌奉献给读者。2010年11月2日序一（1）章开沅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治当代政治史更难。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厕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即令以客观严谨相矢的纯正学者亦难免残存意识形态之余绪和政治情结之遗风。如两岸学者在有关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另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又如1949年的大陆政权易手，一方称之为“沦陷”，另一方则称之为“解放”。鉴此，1995年我在台北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坦诚地提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建言。这一倡议颇引起两岸学术界的共鸣。所谓“超越”，就是治史者应该置身于“山外”而非“山中”。只有置身于“山外”，才能避免被树叶障目；也只有置身于“山外”，经过俯瞰、仰视、横瞄、竖望、远眺、近观，才能逐步认识庐山的真面目。然而这个真面目还只是外表形貌，而非它的内在结构及蕴涵。要深入探究其丰富蕴涵还必须“神游其内”。所谓“神游其内”，借用陈寅恪的话即“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比较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通读奇生这部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在“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工夫。就前者而言，作者已经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把国共两党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比较评析。就后者而言，作者广搜博采，并经过坚实的史实考订，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作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侧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即使对于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22年而且自1993年以来又曾经常与海峡对岸各界国民党人士有所接触的老年读者，读后也非常有助于对国民党乃至这一段历史的整体获致许多新的认识。台湾有些同行好友曾经戏说我是国民党“两次失败”的历史见证者。因为1948年我参加革命，亲眼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大陆仓皇逃跑到台湾；而2000年3月18日我又正好在台北参加学术会议，亲眼目睹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大选中落败于民进党。但是，我却很少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上探寻其失败的缘由，而以往的相关评析中往往带有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情结，难免夹杂主观感情因素。我觉得奇生这一代中新生代学人，没有直接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与当年国共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所以比较容易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主观感情因素的屏障，也因而能够在史事评析中保持更多的客观与冷静。我常说治史应当如同“老吏断狱”。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把学者理应具有的公正无私与法官相提并论。他认为两者的基本相同点都是忠于事实，不同的是，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自己内心同情何方。序一（2）当然，布洛赫又反对职业错位。他并非主张历史学者以法官自居。他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曾提出过尖锐批评：“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并且感慨颇深地说：“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所以他更看重的是“理解”：“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另外一位法国历史学者保罗·利科也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运用方法的终极目的则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预设结论的任意解读。我也经常强调：“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本书在资料来源上，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尤其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人物的相关文献。作者注意体察当时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把许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1993年秋至1994年春，我曾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所执教半年。听到一位同行友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起初我只想到两党同属一个社会的产物，或者是同具中华文化的传统渊源。后经言者自己点破，才知是指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而言。通观本书，可以对上述评论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但是，本书作者并未停留于考察两者师俄之同，而是着重探讨两者师俄之异。作者认为：“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张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与此相反，中共师俄所学到的则是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结合国情予以许多修正。此外，国民党重中央、轻地方，重上层、轻下层，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特别涣散，甚至形同虚设；再则表面上强调国民革命、全民政党，而实际上并未也不可能代表全民利益，在城市缺乏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支持，在农村更把广大贫苦农民群众推向革命潮流，而由于自身的日趋腐化，更引起多数知识分子与中间力量的疏离和不满。作者将1927年至1949年执政的国民党定位为“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确实是比较确切而深刻的见解。奇生曾在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档案工作多年，对档案搜集之勤与运用之熟谙，早已为学者所深知。为本书之撰写，他征引的档案、年鉴、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有50种，资料汇编、日记年谱、文集、忆述资料有90种，还有报刊38种，为史事实证工作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不过，我总认为，在引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都会误导读者。虽然奇生在引用这些资料时业已经过仔细鉴别与核证，但个别资料似仍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因为我在20世纪60年代与此类作者打过许多交道，深知有些人确实存在着对当下威权的某种潜在迎合性。天寒岁暮，文债毕集，呵手作序，书不尽意。尚请作者与读者谅之。2003年元旦于武昌桂子山麓序二杨天石中国古无政党，国家大事取决于以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可以称之为“帝治”。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自此统治中国大陆22年。这22年中，国民党长期标榜“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必须研究“党治”，即中国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作。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著作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这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如何“治党”，即它如何发展党员、管理党员、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等。这也是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只有将对于“党治”和“治党”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致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的认识。奇生的著作研究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包括俄共体制的引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党治结构、政治录用、派系矛盾、吸纳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全面、严密的考察，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就从“治党”这一特定角度揭示出，在近代中国两大政党的角力中，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惨败的原因。学术贵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本书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前人大多没有作过探索，没有多少现有成果可资参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一些主题、章节、内容、叙述都大体相同的著作，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本书，相信读者当有焕然一新之感。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同时，它的作者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出清晰、严谨、科学的判断。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近年来又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档案馆，广泛收集民国档案和相关的图书文献。本书所用资料很多都是作者第一次发现或第一次引用，从而为国民党党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书新意迭出，对国民党的历史提出了许多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精辟观点。我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党史30余年，读本书，仍然经常有新颖而出乎意表的感受。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质，也表现出一定的量。因此，历史要忠实地记录过程，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历史也要对处于特定过程中的事物作出质和量的分析。既往的某些历史著作，或忽视对过程的叙述，或重视“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全貌。本书比较全面地注意到了上述三个方面，而在“定量分析”方面用力尤勤。书内附有36幅图表，举凡党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方面，都有数量统计，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旧中国普遍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统计，国民党对自己的“党情”也所知甚少。即使单从本书所附图表，也可见本书作者投入了怎样的辛勤劳动。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很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某个特定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自然，历史学家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固属十分必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生硬地照搬境外的话语系统，以致不知所云。奇生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从书中的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可以看出这种吸收的痕迹，但是，却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清人黄遵宪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奇生年方四十，正值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已经如此成熟，有了如此卓异的成绩，循此前进，成就大有望焉。2003年8月13日草于长春南湖宾馆，8月22日定稿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序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国民党执政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受贬评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稳定。据亨廷顿的研究，在“二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1 〕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其命运也就不卜可知了。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可大而别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不外乎“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关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鉴于既往国民党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作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来描述。本书研究时限设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1924年以后，国民党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直至1949年衰败。在此期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对该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有何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尽管国共之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分歧，其中难免潜存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鉴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本书是在博士后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3年我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并从章开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秋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所工作。在此修业问学期间，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和杨天石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定稿过程中，曾业英、张海鹏、耿云志、虞和平、徐辉琪、刘志琴、汪朝光、徐思彦、杨奎松、茅海建、马勇、马敏、朱英、徐秀丽、黄春生等教授，或给予观念和学理上的启发指引，或详予审阅和指正初稿，本人获益良多，衷心铭感。近代史所博士后站、科研处、图书馆的各位同仁对笔者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犊、曹必宏、郭必强、张克森等先生为本人查档给予特殊关照。谨此一并深致谢意。多年来，内子万菁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初长成的女儿对其坐冷板凳的父亲亦能予以同情之理解。本人得以专心问学，与这种“小环境”不无关联。感谢华夏英才基金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改进与改组一般的看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作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41919年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国民党名称，颁发《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5年之中，国民党4次颁发和修正党章。如此频繁而持续不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国民党“改进”与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党章，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和预备。5然而，对两次所颁党章文本细加比较，即发现这一说法很难成立：1923年“改进”时所订党章，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1920年所颁国民党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党章，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下节对此将作详细讨论)。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最多在一年前所订党章的基础上修订即可，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变易。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国民党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6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结盟时的“疏阔简易”情形，有过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知识阶级以为自由平等为一般伦理要求，惟同盟会之疏阔简易，能与适合，然犹不免于‘机械’之疑，‘专制’之谤，则近人所谓‘铁的纪律’，更何言之。”7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纪律约束荡然无存。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试图“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然而因按指模宣誓而遭部分党人强烈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随即发表公函，声称“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即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8党组织于是又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护法运动，以兵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一般人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国民党本身则鲜为时人所提及。9此后，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法。1919年10月，为了吸纳更多的“五四”青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重订党章。但此时党务尚不能在国内公开，以故此次所定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再次深思反省：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改进”（1）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在沪党员会议，确定国民党“改进”计划。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党的改进案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集议研商，纂成总章和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核定。其后又历经一个半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宣言集体审查修正。1923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2日宣布党纲，3日公布总章。这次党务整顿过程，国民党官方史书称作“改进”。10这次“改进”，和以往国民党党务革新相比，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以往几次党务革新，多为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独力担负，而此次“改进”工作，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由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多次集议，最后经孙中山核定，前后历时数月方才完成。除了制定和颁布总章和党纲外，还公开向全国发表宣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其郑重其事的情形，显示这次党务“改进”并非只是一次“预备性”的操作。二是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11。就容共而言，自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作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率先加入了国民党。9月4日，当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53人，举行讨论国民党“改进”计划座谈会时，陈独秀以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被邀与会；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独秀列名其中，成为参与国民党“改进”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为“改进”后的国民党参议之一，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决策。除陈独秀外，参与此次国民党“改进”事务的共产党员至少还有两人：林祖涵(伯渠)、张春木(太雷)。林任总务部副部长；张任宣传部干事。显然，1922年9月开始的国民党“改进”工作，已开启了“容共”的端绪。在联俄方面，论者多以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作为国民党与苏俄联盟关系正式确立的标志。而其确立的过程与国民党“改进”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马林等人还直接参与了国民党的“改进”工作。据马林回忆，他参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方案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议。马林在会上与孙中山等讨论了怎样改组国民党以推进政治宣传等问题。121923年“改进”既然是一次郑重其事的正式的党务改革，且在这一过程中已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何以仅相隔一年(实际只隔数月)之后，孙中山又重起炉灶，再次开大会、发宣言、订党章，进行“改组”？“改组”前夕，廖仲恺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作过这样的解释：“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又称：“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廖仲恺在指出国民党组织存在的两大缺馅后，紧接着说：“前数年已觉本党之有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13“改进”（2）依廖的解释，“今年始寻出”者，自当在1923年初“改进”工作完成以后。廖虽未具体说明“今年始寻出”之原因，但从此后国民党仿照俄共模式进行改组这一点，不难推测其原因乃受俄共之影响。不过，当孙中山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时，联俄容共已开始实施，且有陈独秀等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其事，何以是时未即仿效俄共模式进行改造，以“毕其功于一役”？这其间当另有原因在。如果追循孙中山联俄的思路历程，不难发现，孙对苏俄的认识及其联俄的兴趣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与俄国人波达波夫的一次会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表露出他不相信俄国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141921年8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一封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5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1922年9月，在与苏俄代表的一次谈话中，孙直截了当地要求俄国提供援助。他提出想在中国西北组建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希望俄国能提供交通工具、武器弹药，甚至飞机。16此后，孙在与苏俄的联系和交往中，又多次向俄方提出过类似要求以及请求给予财政援助，甚至指望苏联红军入满洲进行直接干预。17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显然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的兴趣点主要是军事。从苏俄方面观之，在1923年初以前，其对华政策多管齐下，一方面，为贯彻其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构想，开始积极在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其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又试图与北京政府建交。苏俄还曾酝酿利用中国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联盟和矛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只是苏俄对华政策中的一个战略伙伴之一。直到1923年1月，俄共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之后18，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约从这时起，苏俄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执著于单纯的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1923年初，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进”工作计划后，从上海回到广东，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但这个时期广东局势动荡不安，1923年初所制定的国民党“改进”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加之这个“改进”方案所确立的组织形式仍未脱旧制，注重上层，忽视下层，组织散漫如故。对此，苏俄在决定向孙中山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也要求孙中山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如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的同时，也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重军事行动而忽视组织准备工作。19维经斯基甚至建议俄共中央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中山提出条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20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提出了要“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21苏俄一再提醒孙中山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建设，表明苏俄对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并不满意，预示着苏俄有将俄共组织模式向国民党输出的意向。1923年7月底，俄共中央政治局派遣鲍罗廷前往中国，充当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值得注意的是，苏俄派遣鲍罗廷赴广州，与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赴莫斯科几乎同时。不同的是，鲍罗廷的任务是“顾问”政治，而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由此亦可见此时莫斯科和广州的决策者各自的出发点和合作的兴趣点仍存有差异。联俄与师俄鲍罗廷于1923年8月2日离开莫斯科，辗转北京、上海，至10月6日抵达广州。令人叹奇的是，鲍抵广州5天后，孙中山便电令国民党上海本部着手改组，又过一周后，孙中山即聘鲍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紧接着孙中山于10月19日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任命胡汉民等9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改组筹备工作。国民党“改组”正式启动。由此观之，此次国民党改组，与鲍罗廷的到来有着直接的关联。论者有谓国民党改组工作在鲍罗廷至广州之前，早已积极进行。22此说显系将“改进”与“改组”混为一谈。“改进”与“改组”并非一次党务改革的前后阶段，而是两次内容各异的党务革新。鲍罗廷在离开莫斯科赴中国之前，是否得到过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指示，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1923年7月31日，当斯大林任命鲍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23从这项原则性的指示中，看不出莫斯科有改组国民党的明确意图。而据鲍本人后来忆述，他有关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动议，形成于他由莫斯科经北京、上海至广州的旅途中。他说：“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24虽然如此，鲍改组国民党的动议显然与1923年初以来莫斯科多次要求孙中山注意组织建设的思路是一致的。至于孙中山对鲍改组建议的回应情形，据鲍当时所记札记，鲍与孙首次会晤时，孙主要关心的仍是俄国的军事和工业情况和他本人的军事计划。鲍认为其时孙仍“醉心于军事冒险”。据鲍称，在他来到广州之前，马林和中共曾试图劝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都没有结果。然而，鲍到广州后不久，便很快说服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25鲍对这一过程，有过详细描述：在孙及其政府成员为他举行的几次欢迎宴会上，他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讲演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介绍俄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这些宴会通常都变成了真正的会议，“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6此外，鲍与孙还进行过多次个别交谈，向孙阐明国民党组织“缺在何处”，比较俄中革命成败殊途的原因。鲍的意见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在鲍抵达广州后的第4日，孙在一次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即称：“10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6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12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27按照鲍的说法，孙中山由“醉心于军事冒险”，排拒苏俄政治制度，到毅然决然采纳鲍的建议，同意仿效俄共组织模式重新改组国民党，这一重大转变，几乎是在数日之间完成的。这位颇富革命经验与能力的谋略家、组织者，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和看重。当然，孙中山如此快地接纳鲍罗廷的建议，与孙本人的认识发展亦不无关系。论者有谓孙中山在国民党“改进”不到一年之后，又再次“改组”国民党，乃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出于“让步”而采取的措施。28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对改组积极主动的一面。孙之所以那么快地采纳了鲍的建议，正说明鲍的建议深得孙心，而非孙迫于无奈。事实上，从民初以来，孙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从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再到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而未可得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29但如何振兴党务，孙中山虽多次整改，却未见成效。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振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而“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30此时孙中山虽已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与宣传的关系，但注重宣传只是俄共组织体制的特点之一。他显然尚未认识到俄共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它优长之处。亦因为此，1923年国民党“改进”时，孙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组织形式以改组国民党。鲍罗廷到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孙中山联俄、师俄的重心，由军事物质层面转向政党组织层面。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政党体制。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31“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32孙意甚显，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建党、治党方法。换言之，孙学习苏俄的目标有明确的限定。这一点，从国民党改组之初所发表的“辟谣”声明，也可得到应证。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33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基本上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初期的思想的。本来，俄共组织模式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孙中山曾一度对俄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充满疑虑并采取排拒态度。1921年底，孙中山在广西会见马林时，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的经典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都已经说过了。34当他了解到俄国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又认为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相暗合”35，与其《建国方略》如出一辙36。据邓家彦回忆，马林第一次来华访问孙中山时，孙中山对马林言：“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37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亦郑重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38其后他从鲍罗廷处获知十月革命以来6年间，俄国“皆是为民族主义而奋斗”，复认为俄国革命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奋斗，亦“暗相符合”。39在国民党“一大”上，孙正式宣称：“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并称：“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401924年8月，孙中山系统讲演民生主义，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他批评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41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故此，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请鲍罗廷当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切切实实地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党员的社会构成1924年孙中山借鉴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新的党务组织体系。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结构发生了哪些实质性改变？以往论者多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党的经验，把一个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42然而这种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究竟是一种制度形态，还是一种实际情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久，何应钦即质疑：“本党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就表面的观察，莫不自矜其组织完密，纪律严明，宣传普遍了！然而事实上若果是这样，何致能令中国共产党寄生而发育？何致因彼等稍有动作遂令中国国民党入于颠簸不安之境？”43何应钦之言提示我们，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1921年中共成立，直接得力于两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直接催生中共的母体；后者为中共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实际上，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共的成立，前后相距仅3年，两者引发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契机几乎是同一的。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国民党奠定了思想革新和党务革新的基础，同时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促发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总之，这一内一外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生命，进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在当时孙中山的眼中，早期中共党人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44其时，孙中山慨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青年中的流行，叹喟多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过于崇拜。45由于中共在知识青年中的吸引力远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为大，故早期中共在知识青年中开展组织工作，比在工人中发展较为顺利。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46从这些“暗语”中，可约略体察当时充溢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学生气”。知识青年以往研究者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大量吸收农工入党，农工党员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论据多举1926年12月广东省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为例：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军、警、法、政、自由职业及其他人员所占比例极低。47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是国民党改组的首善之区，但其党员构成在当时全国国民党党员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学生。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的主要是知识青年。48据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以来，组织日益完备，主张日益鲜明；国民了解了国民党的内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据现知概数，已达百万以上。其中最占多数者，就是知识阶级之学生；学校中也有党部、党团之组织，至少都有几万党员活动。国民党与学生间之界线，已连成一气！”该报道所称国民党党员已数愈百万无疑夸大，但它切实地道出了当时青年学生群相涌入国民党的情形。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据当时各省国民党党部的报告，在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有7个省（附表）。国民党组织部长谭平山在“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指出：“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491926年2月，鲍罗廷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亦谈到，国民党党员主要是城市青年学生。50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两湖农工运动迅猛发展。但此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党员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格局一时并未被打破。“党军进攻武汉时，各地学生纷纷南下，投笔从戎者络绎于途，冲锋陷阵，在所不惜。”51据是年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该省党员吸收，多囿于知识分子。521927年1月湖北省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亦称该省国民党的基础是“建筑在青年学生上面，还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出席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学生。53这种现象并非湘鄂两省所独具。1927年1月吴倚沧所作的国民党现状报告中谈到，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在100万以上，内中学生最多，占26％，其次为军人，占23％，自由职业者占12％，工人占11％，农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54农工商党员合计尚不及学生党员。而学生党员按比例推算，多达26万人。当时北方舆论即注意到：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学生为之出力效命，……真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55有人曾对那时的国民党党员形象作过如下一番描绘：一个穿中山装的雄纠纠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56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个率直急进的青年学生形象。表2－1：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成分（1926年1月）地区党员人数学生（％）工人（％）农民（％）湖南 5444 50 20 5 湖北 1877 63．1 2．3 8．9 江西 2698 50 江苏 3500 学生为主 安徽 1700 学生为多 河南 3600 70 10 陕西 2200 90 山东 2500 40 25 广东 15000 21．2 20．1 39．1 察哈尔 2300 10 5 10 绥远 3200 8 3 80 内蒙 2109 10 60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1926年5月。广东数字系1925－1927年党员数平均值，见《青年呼声》第14－17期，1928年8月。本表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72－273页。“主义的时代”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群趋入党，并以入党为荣，蔚为19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发了一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时代大潮的呼唤下，知识青年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投身于政党作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57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在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以信仰主义为时髦，“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58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者比比皆是。而且这一情形并非五四前后的短暂现象，至少持续到1927年国民革命结束。1923年底，北京大学二十五周纪念日做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承信仰某种主义。59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信仰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于是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60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至少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群体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竟以信奉“主义”为表征。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南北两调查均显示，“新青年”们信奉的“主义”非常庞杂，而且大多对所信奉的“主义”之认知相当模糊。北大的调查结果，近半数的学界青年声称信仰“社会主义”。调查者特意提示：“此地之所谓社会主义，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马克斯国际共产主义……等而言，阅者不可不知也。”而广东的调查者也提示，不少“新青年”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对这些主义实际并不甚了解，甚至对不同主义之间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们大多声称曾经信奉过多种主义，或同时信奉多种主义。61显示那个年代“新青年”们信仰的模糊性和庞杂性。表2－2：北伐时期青年信仰调查（1927年2月）1．我信仰基尔特的社会主义——但亦没有深刻去研究它。 8．我幼时读孟子书，便信仰他的主义，现在经许久经验及教本教训，却十二分的信仰三民主义。 2．信仰过安那其主义，现信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 9．我绝对信仰社会主义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及现在共产和大同等主义。 3．我信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马克斯列宁主义。 10．信仰过吴佩孚之三不主义。 4．我7岁至10岁信仰孔子学说，11岁至14岁信仰德谟克拉西主义，15岁至现在信仰中山主义。 11．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斯学说、列宁主义。 5．我信仰(a)孙文主义，(b)马克斯主义及一切适当的社会主义。 12．三民主义、社会主义。 6．从前曾信仰过中国的正统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现在呢？已经知道无根据的唯心论是靠不住了。 13．在小学时信仰过陈逆（引注：指陈炯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主义。 7．我信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14．孙文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上两种，都是我现时信仰而且欲实行的。资料来源：蒲良柱：《一般青年对于主义的信仰》，《现代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第43期，1927年2月28日。上表调查对象多为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也有少数大学生。调查者称他们为“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62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63这批知识青年何以会成为20年代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外，有必要放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最堪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比较科举制度和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可发现科举体制有一种为后来新教育体制所不具有的消解读书人政治参与压力的机制。帝制时代，正式编制的官职数额有限，在读书人以入仕为圭臬的时代，候补入仕人数与官职数额的悬殊，势必形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有一种自我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是官绅分流，使大部分读书人以“绅”的身份居于民间，给以优越于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读书人入仕之途大为舒解；另一方面，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使读书人感到仕途之门始终为他们开放。在这种心态下，即使屡考屡败，依然对下一次成功充满着无限的期盼，虽有个别科场失意者可能对现存秩序产生不满、疏离甚至反叛，但读书人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和反叛性的政治参与压力难以形成。科举废除后，新的教育体制既丧失了科举体制的儒学内涵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和整合机制，也不具备科举体制所特有的那种消解政治参与压力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新学堂对读书人的批量生产，远大于私塾书院时代的师徒传授的产出。新的教育体制本与近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各类人材的大量需求相适应，当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大膨胀，而近代化进程的迟缓导致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相应扩充。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性，政界仍是多数知识分子的首选目标，从而形成比帝政时代远为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清党与逆淘汰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国民党清党与其建国统一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对付共产党，后者是对付北洋军阀。1927—1928年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固然是一场劫难。对国民党自身而言，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另一方面，蒋介石清共反俄，被视为违背总理遗教。全党意识形态因此陷入混乱。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不清。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带急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被当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对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加以有效防范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迅速演变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清党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清党对中共的沉重打击，其实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等量沉重。张国焘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64张国焘此言主要就“四一二政变”所激起的中共对国民党的仇恨而论，事实证明可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张国焘这一段话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谁是“共党”？（1）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共党”。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65这一如同儿戏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1994年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的忆述，竟在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陈回忆清党情形称：“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66除以打斗分鸿沟之外，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67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68在这场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杀，很难有精确统计。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统计数字：（1）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69（2） 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见附表）。（3） 《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70表5－1：1927—1928年清党运动中各省被捕被杀人数统计1927年 1928年 逮捕杀害逮捕杀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山东山西河南东三省其他 56571805130575634115540269043532525005005317235131918 18369315697896511213531271513200120035050450120731 1678502231750--15071568278135------55382118 48161648--924393824------11508 合计 32416 37981 7996 2662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运动之新鬼》，1928年10月15日《新晨报》。谁是“共党”？（2）引自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の统计的研究（1924－49年）》，《史海》第39号，东京学芸大学史学会1992年。以上几种数字出入虽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内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前章所述，国共合作时期因中共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势必殃及国民党人自身。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71“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同样弥漫于国民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共，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72；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共73。1928年4月10－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清党运动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74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7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76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 77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78减少了1/3。逆淘汰这减少的30多万国民党员中，大概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思想较为急进的青年党员；一类是下层农工党员。前者大多是被清洗，后者大多是自动脱党。可以说，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实际上，被清除和自动脱党者可能还不止30多万。因为在农工党员和急进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亦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例如在成都，清党前原有党员仅3000余人，清党后申请登记者多达1万余人。四川全省在清党后登记党员10万以上，超过清党前党员人数数倍。79江苏省国民党党部在清党后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县“或党员甚多而登记极少，或党员极少而登记太多”。并称后者大半为投机分子。他们冒充党籍蒙混登记的情形约分四类：一是冀得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80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81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82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清党报告中写道：“反革命之势稍杀，不革命之势代兴。土豪借名清党，实施报复而图复燃。共党要犯逸走，忠实遭污，清浊不分，是非颠倒。意志薄弱者视革命为畏途，感情热烈者，伤本党之无望，而投机腐化，纷至沓来”，从而导致“党德沦亡”，“党权日坠”，“党机毁灭”，“民众对党的信仰全失”。83蒋介石也承认：“清党时期，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已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见湮没。”84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时亦坦陈：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85组织瘫痪（1）清党还使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86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争夺的目标。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为了打倒政敌，最常用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攻击对方为共产党。一些人刚以“共党”罪名置竞争对手于死地而上台，旋即又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拉下来。于是，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各省市党部人事如走马灯一般此起彼伏，动荡不宁。当时《中央日报》曾作过如下一番描述：在最近的这一年中，纠纷闹得最多和人员变换最频繁的，要算是这个省党部了。例如安徽一省，自去年三月到现在，为期不过一年，省党部已经变更五六次；浙江一省也变更三四次；此外如湖北、湖南、江西各省也常有变更省党部的事情；而且每更换一次人员，就发生一次纠纷。人选愈趋愈下，党的威信亦因此发生动摇。弊害最大的，就是因为省党部变更频繁，互相争夺，演成甲兴乙起，丙去丁来的局面，致使“党内无派”的理想不能实现。87由于各省党部人事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88在此期间，省党部名称不断变更：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名目繁多。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89清党以前，国民党将自身组织的涣散归咎于共产党分化所致，以为将共产党清除后，国民党的组织即会趋于严密。孰料清党以后，纠纷有增无减。“在未分共以前的计划，只想把党的精神、党的组织权力作一整个的振刷运动。谁知分共以后，党的纠纷更多，党的威信尤见低落”。“自从清党以后……党的组织反日益涣散，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的制裁……因之党的组织乃愈来愈涣散而几乎看不见党的整个行动和整个意志的表现”。“清党以后，共产党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党的纪律也似乎清除了。”90这一局面正是清党逆淘汰的结果。与省级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很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人主持。当时虽然亦有被土豪劣绅势力侵夺的现象，但尚属有限。而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91，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藉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县以下的广大地方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组织瘫痪（2）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92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组织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93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已的能事去诬谄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94在江苏，“从清党后，八九个月来党的工作，差不多仅有很少数的健全下级党部，仅见到很少数的忠实而努力的同志，民众对党的信仰很微细，党领导民众的能力薄弱，甚至离开民众，甚至为民众厌弃，甚至做出危害民众的情事……有的是以藉办党以渔利，有的是以藉办党去争权利，去拉地位，甚至去勾结官吏，包揽词讼，欺侮民众，一般人批评党部几几乎变成衙门，热心的革命党员几几乎都变成新的土豪和新的劣绅。”95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96对国民党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97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胡汉民称前者为“恶化”，称后者为“腐化”。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去，“腐化”代兴。从近代以来世界强权政治的经验来看，一个政权建立后，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首要有一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北伐时期，国民党本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庞大政党。这一队伍虽然松弛涣散，但若果真如胡汉民所定的清党原则那样，在清洗共产党的同时，整顿和严密党的组织，国民党并非不可能改造成为一个富有内聚力和组织力的强大政党。然后借助政党的组织力量自上而下地控制各级官僚队伍，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井然的党治政权。这一新的党治政权可能专制，但未必脆弱。然而，国民党清党的结果，不仅没有增强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反而导致党的严重虚脱和分裂蜕变。由于缺乏强大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蒋介石在武力统一全国后，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98各省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武力，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1）北伐时期国民党旗帜下的民众运动，实际由中共主导。1927年“分共”以后，国民党的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禁止民众运动。社会动员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党“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动员民众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千千万万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下层民众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更在于它将开创一个迥异于传统政治的新局面，因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必然极大地增强政党的组织能量。因此，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最大受益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政党。同样，疏离和忽视民众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政党自身。不要民众国民党疏离民众，是以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撤消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为起始的。五部是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设立的指导民众运动的组织机构。五部的撤消，标志着国民党与民众的组织纽带首先被割断。其后，1928年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和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改变和调整了北伐时期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组织和指导方针，从而完成了时人称之为“国民党不要民众”的立法过程。国民党“不要民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防范和禁止民众运动；二是整顿、改组和控制民众团体。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共和下层民众之间，实际上构成一种上层国民党、中层共产党和下层民众这样一种层级格局。国民党认为，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中共隔断了它与下层民众的联系。但清共以后，国民党并没有因此将这种联系建立起来，相反，对民众运动采取防范和遏制的政策。五部撤消后，国民党中央另成立“训练部”，后改名为“民众训练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民众训练部”等，重在规训和控制民众。与之相随，“民众团体都成了衙门化，只有民众团体的招牌而无民众，只有公事往来而无工作行动，只有组织而无训练，更无运动。民众团体唯一忙碌的时候，只有在其团体改选或者办理某种选举与民众团体有关系的时候。”99民众团体成了点缀国民党党治的装饰物。民众团体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农会为例，北伐时期农会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主要成分，限制地主富农加入，其目的在使农会成为扶助和保护农民权益的组织。清党以后，国民党修改农会法，完全改变了农会的性质。如1930年12月公布的《农会法》规定，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为农会会员：(1)有农地者；(2)耕作农地面积在10亩以上或园地面积在3亩以上之佃农；(3)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4)经营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之事业者。100第一条“有农地者”，即意味着地主富农是农会的首选会员，而佃农反而有耕作面积的限制，并非都能加入农会。第3、4项资格则为一批非农分子进入并控制农会提供了合法途径。据当时学者的实地调查，“农民之组织有乡农会、有区农会，但其内部之一切都操诸地主之手，农民不过作其傀儡，任其安排耳。”101这是国民党新《农会法》导致的必然结果。与共产党分家后，国民党何以“不要民众”？体察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最擅长运动民众，国民党无法与之竞争。如果开放民众运动，势必为共产党所利用。如果国民党也搞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102他甚至断言，若“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103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2）第二，认为民众运动是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过去民众运动偏重一方，没有顾及全体民众的利益，如为谋求工人利益而极力压迫资本家”，为谋求农民的利益而压迫地主，违背了国民党“全民革命”和“为各阶级民众谋利益”的宗旨。104第三，认为军政时期重“破坏”，训政时期重“建设”。适用于“破坏”时期的民众运动不再适用于“建设”时期。105还认为“煽动民众”、“抓民众”是秘密革命党和在野党的手段，执政党则用不着。106执政党的民众运动的方式必须改弦更张，化“破坏”型的民众运动为“建设”型的民众运动。107总之，国民党停止民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共产党对立互动的结果。对国民党而言，清党反共以后，首先面临着如何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因为国共分家使国民党“陷于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谓归罪于容共者之非，则置总理联俄容共于何地？……若认为反共为有功，则吴佩孚张作霖更在吾党之前。”108国共两党虽然阶级基础不同，终极目标有异，但由于同属“革命党”，同时“以俄为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不少相通和相似之处。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中下层党员难免受到共产党理论和行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与共产党分家，难免感到无所依凭，无所适从。蒋介石“违教”反共以后，为了奠立反共的“合法性”基础，必须从意识形态层面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线，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采取“共取我弃，共弃我取”的方针，其结果，势必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原有的“左”的成分全部抛弃，将那些带有社会改革和急进色彩的方针政策一股脑儿当作共产党“毒素”废弃掉。甚至认为发传单、贴标语、喊口号等行为方式都是共产党的手法，必须加以禁止。109连一些红色之物亦被当作“赤化”象征而禁用，如标语禁止用红布、红纸、红字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更在厘清之列。对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阶级基础、革命对象、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等，国民党人大体容易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惟独对孙中山生前一再强调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遗训，在分共反共以后如何重新解释，令国民党理论家们颇费心神。其实中共对孙中山的这一说法早就不以为然。如今这一遗训更令国民党人苦恼不已，因为此问题不解决，反共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受到质疑。于是，有的辩称“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一语，是容共时总理对共产党诱掖引导之言，与联段联奉时言共同救国同一用意。”110更多的情况下，国民党因无法解释而干脆对民生主义避而不谈。党内分歧和理论争辩清共以后，民众运动究竟何去何从，国民党到底代表什么阶级？国民党内部也存有不同的看法，并展开过一场理论争锋。挑起这场理论争锋的，主要是以汪精卫为旗帜，以陈公博为主角的所谓“改组派”。改组派虽然在清党反共问题上基本上认同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的做法，但对反共以后国民党路线政策的走向，与蒋胡主流派存有不同看法。后来的事实显示，这场理论争锋其实不过是汪陈改组派为了与蒋胡主流派争权抗衡而运用的一种谋略手段，然而在当时，改组派的主张，赢得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充满理想的中下层年轻党员的拥护。清党所带来的惶惑和恐惧，清党以后的保守倒退所引发的苦闷和不满，使这些年轻党员犹疑彷徨。值此之际，陈公博于1928年初抛出一篇题为《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出路》的长文和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顿时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中引起强烈共鸣，也引发了国民党内一场激烈的理论争辩。陈公博后来回忆时还引为自豪地说：“我这两篇文章一出，差不多京沪和各省都震动了。”111其后不久，陈公博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继续鼓吹他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改组派”。陈公博自称这次理论争辩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理论斗争。112这场理论争锋的焦点，主要是民众运动的存废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以陈公博、王乐平等为代表的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应该致力于民众运动，虽然在方式上不必重蹈共产党“运动民众”的覆辙，但也不可害怕和停止民众运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所力争的就是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如果国民党自已拱手放弃民众运动，无异于予共产党以独占民众运动之机。改组派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一批年轻党员的声音。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元老派。他们极力反对民众运动，认为运动民众是在野党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执政党则只需控制民众，毋需动员民众。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对这场理论争辩有过如下一段描述：犹忆十七年春，在南京召集之二届四中全会，对于民众运动有激烈之争辩，大致有两种显然不同之主张：一为办党之中委，王乐平可为代表；一为元老派，李石曾为其代表。前者主张本党应以民众为基本，干部自当领导民众作积极之奋斗，盖本党自始即为领导各界民众从事革命的斗争也，故主张设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同时元老派则反对之，其言曰，在野之党为运动民众以夺取政权，今我党既统一全国，为何还要运动民众，在此时运动，目的何在？岂能运动民众来反对自己吗？最后调和两派，成立所谓民众训练委员会。后以胡先生（汉民）前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113作为一名年轻干部的王子壮，对党内元老派的主张甚为不满。他认为国民党“与共党争者，民众为一大问题，互夸己党真正代表民众、解放民众者，至此中央公然主张不要民众矣。老先生之言卒被采纳，党的基础空矣。”114王子壮并看到“老同志”在党内有一个沉浮的过程：北伐初期，老先生们所集聚的西山会议派颇为偃旗息鼓，但国共分裂后，老同志又一度活跃起来。此时，“胡先生事实上领导党内大多数老同志，汪则较近青年（如彼所组之改组派）。蒋先生立身其间，颇欲以自己为中心，而汇合其他两方成以完整之组织，终以政治波动能达到之效果极微。”115在要不要民众运动问题上，最后以元老派的主张完全胜利，“党中青年由此失意以去者不知若干人”，“党的基本民众全失”。116阶级基础（1）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改组派主角陈公博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他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并主张国民党党员成分应维持一定的阶级比例：农民占50%，工人占30%，小资产阶级占20%。但他又声明，他虽然主张有阶级，但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故不会有阶级斗争。而且趁各阶级还未形成斗争的壁垒以前，可以通过“党的专政”去泯除不平的阶级。117陈公博的这些主张，在清党以后“谈农工色变”、“谈阶级色变”的国民党理论界，自然令人侧目。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民党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孙中山生前并未确定。本来，所谓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孙中山在1924年联俄容共以前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党“一大”前后也没有明确提出阶级基础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虽提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但这些语句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当时已具有以农工为阶级基础的明确观念，尚存疑问。因为该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声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而在谈到“民权主义”时，则又称“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118所谓“多数之民众”及“一般平民”，显然又不以农工为限。国民党“一大”宣言，本来就是鲍罗廷起草的。在宣言发表前夕，孙中山曾要求取消这个宣言，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而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本人起草的纲领，充满了空想和空洞的词句，只笼统地提到“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至于“人民”何所指，用什么办法去实现，孙的纲领中只字未提。119鲍还提到，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凡涉及“工人”、“农民”之处，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总力图用“群众”、“人民”等含糊不清的术语代替。120在孙中山的理念中，本无阶级之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孙认为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121正因为此，孙中山生前对国民党应该以什么阶级为基础，并无明确认识，也不可能有明确认识。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如施存统于1926年12月所作的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的小册子中，有专节讨论“中国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施氏认为，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在这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中，农民是中心阶级，工人是领导阶级。施氏当时的身分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其观点与当时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阶级基础的看法一致。这本小册子是施氏在中山大学担任政治训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中山大学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施氏在中大政治训育课上大谈国民党的阶级基础，课后又将讲义公开出版，其影响当不在小。阶级基础（2）国共分裂后，陈公博挑起“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自是一个十分痛切而又敏感的话题，故而很快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激烈的论辨。陈公博声称：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而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我为什么要分析和联合农工和小资产阶级？我为什么在各人畏言阶级的时候而偏言阶级？实在就要先找出党的基础究竟在哪里，然后才可保证党不会再失败而不会再动摇。122陈公博认为孙中山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国民党缺乏基本的阶级基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由共产党人所运用。曾经参与中共建党的陈公博，思想中仍存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余绪。他谈到当时国民党内“一般老同志”盲目地说中国没有阶级，惧怕“阶级”这个术语，甚至干脆将“阶级”改称作“界”，如说到农工阶级，便说农界工界，123颇能反映清党后国民党人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形。针对陈公博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主张，国民党内主要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国民党代表一切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革命民众”。在“革命民众”中，军阀、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应排除在外，地主和资本家则视情况而定。因为地主资本家“于某个时期他们是积极参加革命的，而于某个时期他们又有反动的倾向和可能。他们在参加革命的时期，国民党是代表他们的；他们如果反动起来了……国民党就不能代表他们了。”124另一派则认为国民革命就是全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地主、资本家乃至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都是全民的一部分。125 “本党所代表的全民，不是单纯的代表农工。农民不论地主、自耕农或佃农，工人不论劳工与资方，均为本党所代表的对象。”126“处在半殖民地位的国家，全体的国民同是被压迫者，同是被掠夺者，大家的利害是相同的，是一致的。”127这两派意见实际上并无大的分歧，而后一派意见则更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内主流派的主张。如蒋介石声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党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想。128蒋介石在1929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今日不患地主、资主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亦以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之不许者也！”129蒋介石强调，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一切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所谓“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凡中国人皆属之。按蒋介石的说法，“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130这场大论辩，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理论之争。它同时标志国民党阶级基础的实质性转变。地主与农民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1927年底，当国民党中央打算取消旧式商会，并帮助中小商人组织商民协会时，上海总商会即指控国民党采取分裂商人的策略，违背了全民革命的原则，是受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毒害。131类似的情形常使国民党自陷于理论和行动相互矛盾的尴尬境地。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但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但未必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是一个高度自私自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而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国民党执政以后，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这亦使地主阶级感到不满。他们慨叹自己几乎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赋税的经纪人，而且是常常要赔本的经纪人。1321934年，浙江吴兴县一地主在给浙江省政府的呈文中这样写道：窃自民国成立以来，军阀日事战争，幸江浙不致受累，当卢永祥、孙传芳时代，尚能体恤民隐，不敢横征暴敛，故人民尚不觉得痛苦，得以相安无事。自国民军到，民人又以为三民主义可以实行，当比军阀时代，更可享平等自由之福。不料苛征杂税，既未蠲除，而赋税加增，不顾人民之负担力，视人民如草芥寇仇，日在水深火熟[热]之中，而政府尚日日高谈民生主义，如有地方士绅呈请减赋者，则政府置之不理；如有倡议加收赋税者，则为政府所欢迎。名为训政，实行专制，是以民人敢怒而不敢言，民隐何能上达，又何所谓民权主义？现今所谓最痛苦者，莫如田赋。今以吴兴之田赋言之，如地山荡赋税尚轻，而田则独重，每亩田收地丁银一钱四分五厘，米九升三合。此正税也。而所带征之附捐，从前军阀时代，只有特捐及征收费、自治捐、教育捐，故每一亩田，正附税共只九角。自国民政府成立，则加以建设捐、教育补助费、治虫捐，每一亩田正附税须一元三角零。若再加以滞纳罚金，则其赋更重。今以产主言之，其租出之田，每亩约收米计糙粳三斗，每斗八角，共值二元四角，今以一元四角完纳钱粮，则所余几何？若以农民自耕言之，亦觉负担太重。133国民党执政初期，曾一度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最终因地主的反对而流产。地主认为，政府既要他们对佃农实行二五减租，政府就应该对他们实行二五减赋才算公平。他们埋怨政府不但不实行二五减赋，反而实行二五或二五以上的加赋。134他们慨叹从前田是“富”之根，而今田是“累”之首了。135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截然不同。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农民均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故共产党被农民视作大恩人、大救星。获得土地的农民因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故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献粮献物。而在国统区，地主不仅不积极支持政府，反而控扼着地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极力逃避税收，逃避兵役，抗拒和抵制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张和渗透。抗战中期，蒋介石因豪绅地主抵制国民党中央的粮食征购政策，曾发表过这样一通讲话：试问我们一般有田有粮的人，在旁人都没有饭吃的时候，你一人一家独能安全吃饭吗？……现在无论在前方后方，尤其在后方的地主富户，更是全靠我们抗战军队来保障，与政府法令来保护的，大家才能过着现在这样自由的生活……要尽量劝导一般富豪地主，使他们知道政府现在征购他们十分之一二的粮食，并不是要他们受到什么特别的损失，而正是要保护他们安全的利益……如果一般拥有粮食的人，图一已的私利，而昧于爱国的大义，不遵奉政府粮食法令，那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屯积居奇，或隐蔽掩藏，政府必然能执行法令，严切制裁，决不怕任何恶劣势力的阻挠……但是政府在今日仍是希望地主富豪能遵照政府法令，自动的上进自效，而且大多数地主富豪，皆能深明国家大义，与尽到其现代国民的义务。所以不愿用特殊办法，亦不必用特殊办法。136这番话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权与地主豪绅之间既相依存又相冲突的复杂关系。尽管国民党自称保护了地主阶级的安全和利益，而地主豪绅却屯积居奇，不肯向国家出卖剩余粮食。1943年，湖北省政府鉴于鄂西土地多为豪强所占，对政府抗不纳税，政府举办土地陈报时，豪强地主不愿陈报，乃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蒋亦无可奈何。137力行社：派系党化派系纷争堪称是国民党一大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国民党的派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权力网络。派系组织或因教育、职业等背景，或因地缘、亲缘等纽带，或因政见、主张等媒介，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其表现形态更是复杂纷繁。加之各派系之间既有冲突纷争，又有交融渗透，亦有传承递嬗，欲明晰解剖国民党的派系形态并非易事。北伐时期，胡汉民曾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党内无派”意味着党内派别活动是非法的和受到禁止的。“派系”一词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上是贬义的。各派系的活动大多处于隐秘状态。由于派系活动的稳秘性，局外人很难察悉其活动内幕。即或偶有透露和猜测，亦往往扑朔迷离，令人真假难辨。即使事隔数十年，一些派系首领仍不愿坦承其派系归属；派系成员对其当年所参与的宗派活动亦不愿作客观诚实的陈述。故国民党派系史的研究甚难深入。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军队、地盘为凭藉的地方实力派，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前类暂且不论，后类主要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等。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政治派系中虽然形成最早，但组织结构脆弱，既缺乏集权和富有魅力的领袖，景从追随的党员群众也为数不多，其核心成员主要是一批在党内有一定历史地位的“老同志”，政见保守，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影响力有限。改组派不仅有在党内富有政治魅力的领袖汪精卫，而且政见左倾。1928年成立前后，适逢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意识形态混乱，以及清党在党内引发惶惑和恐惧，一度赢得党内一大批中下层年青党员的拥护和追随。改组派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并以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为契机，向南京中央权威提出严重的挑战。继政治抗争之后，改组派又策动和联合地方军人发动多次反蒋战事，影响波及华北、华南。改组派是国民党内政治派系中，最具有政见的一个派系，但仅维持了两年多的组织生命(1928~1930)。在30年代的拥蒋派系中，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三足鼎立。其中最具组织实力的是CC系和力行社。而政学系不过是少数官僚政客、军人、银行家、实业家和知识分子的松散聚集，并无正式的组织形式，亦无党员群众基础。国民党执政时期，派系斗争并非局限于以上几个全国性派系。地方层级的派系斗争亦同样令人瞩目。一般言之，省市一级的政治资源，多为全国性的派系所攘夺；而县级以下的政治资源，则多为地方强人所分掠。这个时期，县长一般不许由本县人担任，地方土著势力难以染指。而县党部则不然。县党部委员一般规定由本县人担任。这实际上给地方“精英”们提供了一个觊觎和分掠权力资源的机会。地方“精英”们为了争夺权力资源，大都分立门户，互争雄长。以江苏为例，战前江苏省党部委员有本籍与客籍之竞争，本籍中又有CC、FF、改组等派之分化。138而在县党部一级，几乎每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派系纠纷。这些派系有依学校出身形成者，如六中派，三师派等；有依地域形成者，如城厢派，乡村派等；有依代际形成者，如青年派，绅士派等；有依政见形成者，如急进派，缓进派等；有依入党时间形成者，如党务秘密时期入党者与党务公开时期入党者各成一派。139这些地方性派系彼此相争之烈，堪与全国性的派系斗争相比拟。国民党组织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交相并举。所谓“党的派系化”，乃指国民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由单一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这个单一的政治派别就是CC系。从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国民党的党机器大部分时间控扼在CC系之手。所谓“派系的党化”，是指在党机器沦为派系工具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即是“派系党化”的典型。而CC系实际具有双重面向：即一方面它控扼党机器而使国民党派系化，另一方面它又在党机器之外另立一套秘密的组织系统，从而兼有“派系党化”的特征。本章主要对国民党内的两大主要派系CC系和力行社在战前的存在形态作一考察。党内组党计划力行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特务组织，然而细察其成立背景和存在形态，称它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准政党组织形态的“党中之党”也许更为贴切。蒋介石日记载，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2 月29日。它最初的发起宗旨即是要建立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新的政党组织。据称其最早发起人为留日归国的黄埔毕业生滕杰。滕杰留学日本时，主攻政党政治，尤着意于政党组织之研究。滕氏深切了解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挽救中国时局，必须先从建党入手。他分析当时国民党的“内敌”一为地方军阀，一为共产党。前者非常脆弱，不难使其分化瓦解；而后者则判然不同。共产党不仅有武力，而且有主义、有组织、有策略，又有第三国际为依托，故不能用对付地方军阀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要对付共产党，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万能的党组织”。滕杰宣称：“我们如果不在组织效用上超越共党，则决不足以在行动上战胜共党；如果不求提高组织效用至于最高限度，则决不足以为革命之必竟全功作保证。”140在此种思想主导下，他于1931年7月因万宝山事件从日本回国后，即着手从事建党运动。他建议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141力行社的另一位核心成员刘健群最初亦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以改造国民党。刘痛切地感到国民党的腐化、颓废、涣散和软弱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的长篇报告中，自称怀着爱党、爱领袖、爱同志、爱革命的立场，对国民党的组织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评。刘声言：“现在我们的党，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不仅是离开民众，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为民众所嫉视”。他没有将党失去民众信仰归咎于共产党的阴谋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认为完全是国民党咎由自取，是国民党官僚化和资产化所致。他举例说，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立法委员，在南京买了几百亩的地皮，那么他对于平均地权将抱持什么态度？他说：“中华民国的民众，可说是驯服极了的民众，他们没有意外的希望，过分的要求。果然本党确能给予一点实际的利益，他们无有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无如本党始终不去过问他们，又让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躏他们，而不能制止，民众自求无策，呼吁无门，安得不怀怨本党？”刘健群还指出，不仅党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膈膜[微软中国1]，“现在本党可以说大部分的党员是找不着党；而党也是找不着党员，党对党员止于列名造册；党员对党，止于报名领证。做党官、吃党饭的党员，似乎还可以扣一点党费，此外连缴党费、贴印花都有时办不到。除了各级党部专门办党的人，简切些说，就是替党的机关办理公文的党员而外，其余的党员，都不外是和有权力的私人发生关系，寻求自己的生活”。刘还称，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或互相膈膜[微软中国2]，党的领袖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忠实的党员，“当领袖的，似乎只要他能够喊几声拥护自己的口号，便确是忠实的同志，纵令其人对于社会为非作歹，也都在不闻不问之列”。而党员与党员之间，虽号称“同志”，却没有真正的“同志”关系，只有同学、同乡等种种封建的结合。“所谓同志的资格，完全以地位而决定，有地位者，军阀也是同志，官僚也是同志，而且是重要的同志；没有地位的，不管你对于革命如何努力，对于主义如何忠实，只能算是社会上的弱者”。刘认为，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猜忌倾轧，并非因为主张不同或思想分歧，无非是权利之争。党对党员的关心，连青红帮对于帮员都不如；民众对于国民党党员的信用，连善男信女之于和尚都不能比拟。党员所由之路，不是向民间去，而是向上钻；共产党的地方党部大都由有才力的人充任，而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多由无才无德者占据。刘在分析了国民党组织的种种弊端之后，进一步提出救济和整理国民党的药方。他认为仅举办党员总登记根本解决不了国民党的问题，而改组派、再造派也只见有改组再造的主张，而不见有改组再造的具体办法。他声称，“党的纠纷，党的无能，党的腐化，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办法不良，制度不善，内容不充实的问题”。他认为国民党的现状“清理无从清理，登记无从登记，名存实亡，有党等于无党。最好的办法是根本改造，重新做起”。然而，刘又承认，这种根本的改造势必引起重大的纠纷。鉴此，他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即一方面仍旧保留国民党的名称、形式和外表，以维持其历史和法统，同时在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实党的内容，建造党的灵魂。刘所设计并命名为“布衣团”的新组织不仅具有独立的一套与国民党组织并行的组织系统，而且还拟以这个新组织去剥夺国民党的权力本体。如建议“布衣团”团员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布衣团”团员至少应占全额的2/3；“布衣团”团员以外的党员则为普通党员，实际上是将国民党党员降为“二等党员”的地位。142刘健群所设计的新组织，是一个具有自主性政党形态的组织。其设计理路与滕杰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均是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组织模式显然是滕杰和刘健群等人“党内组党”构想付诸实践的结果。而刘健群所设想的“布衣团”一名，则使外间将力行社谣传为“蓝衣社”。蒋介石的想法滕杰和刘健群的“党内组党”计划，显然违背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它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的结果[微软中国3]。从北伐时期起，蒋介石即对国民党松弛涣散的党机器怀有不良印象。即使在清党反共之际，他也坦然承认国民党的组织机能远不如共产党，并主张国民党应该师共产党组织之长技，认为“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甚至由此而招致改组派的攻击。143蒋介石一直不隐讳他对共产党严密组织的羡慕之意，同时对国民党大而无当、松懈散漫的组织体制深怀不满。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党务一度由西山会议派掌控。其后不久，蒋介石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托付给他最为信任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希望二陈兄弟能将国民党的组织振刷一新。二陈兄弟受任后，对国民党的党务组织作过一番清理整顿工作，如重新布置国民党各省市人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登记等。但这些措施主要着眼于排斥异已，扩充自身派系势力，在国民党党务革新和组织改进方面并无积极举措。在应付国民党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二陈主导下的党机器依然显得疲软无力。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改组派、西山派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挑战刚刚平息，因胡汉民而起的“汤山事件”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反蒋政潮，并导致宁粤之间的分裂与对峙。内争正酣，外患又至。“九一八”后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令蒋介石深感困扰。蒋将学生运动归因于擅长“运动民众”的共产党所煽惑。这是他最为恐惧的。当学生运动一起，蒋就谴责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进而对二陈兄弟的办党感到不满。如1931年12月2日蒋在接见北平等地学生请愿后的日记中写道：“(学生)无理取闹，殊可怜。国事至此，人不成人，未知党部所为者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邪党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得其任之过，而于他人无与也！”蒋感慨“用人不当”，显然是指责二陈兄弟办党不力。12月4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党）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反有害之。”显示蒋对二陈掌控下的党机器感到失望。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被迫下野。下野后，蒋反思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余不能自主”。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又是导致“不能自主”的要因之一。144表明蒋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及其对蒋个人的忠诚怀有疑虑。他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国民党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忠于他个人并值得信赖的新的政治力量。恰当此时，以滕杰等人为首的一批黄埔门生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拥护蒋介石的秘密政治团体。这和蒋的意图自然不谋而合。1932年1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革命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蒋最初设想在国民党之外，另成立一个“少年党”，并组织侦探队。侦探队的任务主要对内，“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对，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145蒋与贺衷寒、康泽等黄埔门生商议的结果，认为公开的、普遍性的政党容易腐化，最终决定成立一个以黄埔毕业生为中心效忠于蒋个人的秘密核心组织，命名为“力行社”。146外间一般视力行社为黄埔系的组织。力行社的组织形态力行社由三个不同功能、不同名称和彼此相对独立的层级组织所构成。顶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最高决策和指挥层；第二层包括两个组织，即“革命军人同志会”147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层；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阶层。在“中华复兴社”之下，还设有一些外围团体，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会”、“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和“忠义救国会”等。这些外围团体实际构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层。顶层的力行社和中层的革命同志会均各有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中央设总社，省级设分社，县级设支社，区级设小组。“中华复兴社”自身没有干部组织，受革命青年同志会领导。各阶层的人数，顶层“三民主义力行社”大约仅有300余名成员；中层“革命青年同志会”到1938年解散时，约3万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存在时间不到一年，人数多少不明；底层“中华复兴社”的成员有多少，说法不一，或说10万以上，亦说近50万。力行社社员的吸收，采层级递进制，先入“中华复兴社”，次由“中华复兴社”社员提升为革命同志会会员，再由革命同志会会员晋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能由同志会升入“三民主义力行社”者很少。整个组织具有高度秘密性和铁的纪律。组织内部只有纵向联系，而无横向联系；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只有上层组织成员领导和指挥下层组织，而下层机构的成员除干部外，不知有上层组织的存在。148力行社从发起宗旨，到组织形态，均显示出是一个庞大的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准政党团体。力行社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虽然只有短暂的6年(1938年取消)，但它所辐射出的组织能量却是惊人的，其触角几乎伸展和渗透到中国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复杂性和内部协调性亦非既有的国民党党机器所能企及。数十万人的规模更是战前国民党内其它政治派系所无法比拟。战前国民党党员人数，据1937年1月的统计，总计亦不过165万人，内中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约占101万，海外党员约占11万，国内普通党员不到53万人。149力行社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国民党党员身分。力行社的组织规模也反映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派系，而是一个自主性和组织力均甚强健的，堪与国民党党机器相颉颃的准政党组织。力行社成立以后，外间误传其名为“蓝衣社”或“蓝衣党”者。如1933年一个名为“革命救国团”的组织即编写过一本名为《蓝衣党的罪恶》一书。该书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之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蓝衣党”的新党；认为“该党之欲消灭本党（国民党）为明显不可掩饰的事实”，并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质问蒋介石：“先生是否已脱离中国国民党，不然，何以先生以中央领袖，而在党外组织蓝衣党，以破坏国民革命？”150由此亦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在对力行社性质的认知上，不是将它视为一个“派系”，而是视为一个“新党”。力行社成立前后，正是蒋介石内外交困时期。故蒋对力行社期待甚殷。1932年3月3日蒋日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约三小时，冀其有万一之成也。”其后数月间，蒋经常约力行社干部谈话，细心指导力行社的工作。蒋介石认为国中“反动之力甚大，非铁血不能解决”，有意将力行社打造成一个铁血组织，致力于特务、情报工作。他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认真阅读《俾斯麦传》，阅后“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151紧接着，他又阅读了《各国情报之内幕》一书，深叹“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152之后，蒋再次阅读了《俾斯麦传》。而外间也很快纷传蓝衣社乃法西斯组织。1932年7月9日，《大公报》专门致电蒋介石，询问蒋介石是否确实组织有“法昔司蒂”。蒋矢口否认。153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在1932年上半年，无论国家大小事情，蒋介石多与力行社商酌，备为咨询。力行社一度成为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机构。154但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对力行社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蒋介石看来，力行社干部最大的问题是“幼稚”。 155力行社成员后来的回忆表明，在1932年下半年以后，蒋对力行社的态度由高度信任渐趋于冷淡。力行社与蒋的关系，亦由一个参与决策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纯粹的决策执行组织。1561933年1月，蒋介石训令力行社的职责是：“一锄奸商，二除汉奸，三诛反动。务以实行而代宣传。”157蒋介石还亲自拟定力行社誓词：“服从领袖，实行主义，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尽忠职务，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极刑。”158力行社越来越趋向于专门从事特务、情报和暗杀的组织。CC系：党与派的双重面相（1）CC系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声名最大，然而，学界对CC系的学术性研究最为薄弱。159陈氏（果夫、立夫）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其骨干分子亦大多缄口不谈。160力行社成员于1970年代开始自我揭秘，其组织真相基本大白于天下。相比之下，CC系的组织内幕至今仍谜雾重重。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虽约略提及“青白团”，但“青白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人们至今不详其底蕴。笔者从原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检阅到数份与CC系组织相关的原始档案，再以蒋介石日记及CC系成员的相关忆述资料相应证，一幅CC系组织的初步图像逐渐清晰起来。“中央俱乐部”与“CC团”CC名称的来历缘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简称）之说虽流传甚广，但除了一些口耳相传和间接的忆述文字外，从未得到有力的直接证实。据CC骨干成员萧铮回忆，1927年9月，他们曾在上海成立过一个名为“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其大略情形如下：……乃不数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已成立，浙江亦将派省特别委员会。余乃与浙省原改组委员会诸同志同时离浙赴沪，首先树反对特别委员会之旗帜。时各省党部主要委员来沪者日众，乃召开十七省联席会议，由浙江省领衔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南京市党部亦由谷正纲同志等领导游行反对。余等在沪办一《正路周刊》，显著标明反对党中之偏左或偏右行动，主张恢复党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正路周刊》即由余介绍浙江之许蟠云为主编。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亦推由张毅夫兄（原任浙江省改组委员）为总执行秘书，常驻办事……我们在沪又过三个余月之秘密革命时期生活。迨11月10日，蒋公自日返沪，26日与宋夫人举行婚礼[引注：蒋宋婚礼应为12月1日]，12月决定复职。于17年1月4日返京，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党统。沪上十七省联合办事处乃宣告达成任务正式撤销。余等乃复入京。果夫先生复任中央组织部，重派各省党部委员。诸兄均纷纷复出。161萧铮所述“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经过，与人们所传“中央俱乐部”的情形十分相似。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组织？前者是否即是后者的正式名称？因无佐证，目前尚无法确认。另据1929年1月31日《上海小报》一篇题为《丁陈暗斗之又一幕》文内谈到：当丁惟汾长中央训练部时，各省市指委多由其一手委派。丁氏乃秘密组织一小团体曰三民主义大同盟，又乘机操纵各省市党部。故当时社会有“某家天下丁家党”之谣。其后，陈果夫又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出而与大同盟对抗。丁以CC背后有大力者，明争必不能取胜，遂改变策略，以退为进，向中央辞职，远走平津主持。162这是目前所见有关“中央俱乐部（CC）”的较早报道。文中明确指认中央俱乐部（CC）乃陈果夫所组织。不过那时也有不同看法，如1932年12月15日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即有文否认CC与“二陈”有关系：有一时期，CC团三字，颇为人所注目。甚有谓CC团，即中央俱乐部之缩写，乃二陈之机关，其说似是而非也。因CC团虽有其组织，然仅限于江苏一省之活动，其主持者乃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李汪等虽与二陈颇为接近，但CC团则决非二陈之组织163。CC系：党与派的双重面相（2）这段话表达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人对“CC团”这一名词似已耳熟能详；二是“CC团”是“二陈”的组织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看法；三是作者承认“CC团”确有其组织，但非“二陈”之组织，而是李寿雍、汪宝瑄的组织，其活动范围限于江苏一省；四是作者承认李汪与“二陈”关系密切。164此是笔者所见否认“CC团”为“二陈”组织的较早说法。除此之外，《社会新闻》还有文对“CC团”作了如下解释：CC团在江苏党务方面，一向占着很优越的地位。该团由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发起，成立于民国17年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繁荣于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开幕及18年的第一届省执监委员会时代。当时几乎可以操纵全省党务之势……该派起初[与]中央很是接近，现在据许多关心苏省党务的同志报告，CC团目下已经离开中央，而倾向陈某〔引者注：陈某指陈铭枢〕等新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方面了……该派竞选下届委员者，执行委员为朱坚白、祁锡勇、汪宝瑄、周绍成、周杰人、蓝渭滨等六位，监察委员为武保岑、何续友、陈和康等三位165。该文亦指认“CC团”为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组织，并指明其成立时间及其在江苏省党界的势力，至于“CC团”名称之由来及其与陈果夫兄弟是否有直接关联，则未有交待。另外，《社会新闻》本身的派系属性，亦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CC系属下的刊物，有的认为是力行社的刊物。166陈氏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所举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 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何必再搞小的？（二）本党总章，明文规定不许有小组织，焉有党掌理组织者，自己反而违纪搅起小组织之理。（三） 党的英明领袖，绝不容许部属搅小组织，而不予惩处，否则他自己犯失察之罪。（四） 以戴笠调统工作之严密，其能放过CC而不深究吗？难道找不到一点证据吗？（五） 我兄弟二人，民族观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绝不会用英文来命名自己的小组织的。（六）我兄弟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167以上所举理由，显然不足以否认CC系的存在。迄今为止，对“中央俱乐部”与“CC团”的种种说法，无论肯定还是否认，均未见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证据。但可以断言的是，在1932年以前，即使没有名为“中央俱乐部”或“CC团”之类有形组织的存在（或有，但与陈氏兄弟无关），也不能否认陈氏兄弟在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凝聚了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庞大的政治派系势力。现有确凿资料证实，1932年，这股派系势力正式组建为以“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为核心的有形组织。奉命组织陈立夫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一方面否认CC系的存在，同时又谈到蒋介石曾令其兄弟组织过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抗战还没开始时，共产党煽动一般青年人，说我们政府太软弱不敢抗日……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照理说党里是不可以搞小组织的，所以人家说我们是什么“CC系”，都毫无事实的，若然我们早被本党所惩罚了。此番的两小组织都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大约是24年开始的，到了26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人家说我们搞小组织，其实都是奉命行事的。168这是陈立夫首次公开承认“青白团”的存在，而且反复申明是奉命成立的。陈之强调“青白团”是奉命成立，显然为了表明其组织的“合法性”。“CC”一名最初虽源自Central Club，但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恰与二陈英文姓氏的第一字母相吻合，意含贬义且具浓厚“私性”色彩。陈氏兄弟反感人们以“CC”相称，想亦主要在此。“青白团”是“青天白日团”的简称，成立时间不是陈立夫所说的1935年，而应是1932年。1932年6月2日蒋介石日记载：“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据此推断，青白团在此之前已成立，而其组织办法尚待商定，可见成立未久，很可能成立于1932年5月，晚力行社成立约三个月。蒋介石日记中，有时亦称“青白社”。[微软中国4]其次，陈氏兄弟成立的“青白团”，不是一个孤立的团体，而是一个多层级的金字塔型组织，顶层是“青白团”，中层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下层是众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陈立夫声称“青白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但观下面这份“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创立旨趣的原始文件169，发现其成立背景并不尽如陈立夫所言：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惟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170从上引文献观之，“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严重危机和各反蒋派系的挑战，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显然，“青白团”与力行社的成立，均是蒋介石在1932年下野复出后所采取的应变措施。蒋何以在力行社成立三个月之后，又令陈氏兄弟成立与力行社相类似的秘密团体？蒋的这一做法，一般认为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的运用。蒋惯于搞双轨组织，以使其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即明确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171在蒋一生政治生涯中，确不乏此类政治谋略运用的实例。除此之外，蒋对力行社“期望值”的下降和渐失望，有可能促使他对陈氏兄弟的党机器重新寄予希望。1932年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载：“与立夫谈党事，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蒋令陈氏兄弟依照力行社的组织形式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与力行社一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肩负起辅佐他建立个人领袖权威的重任。“青白团”（1）“青白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陈立夫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其他CC成员的忆述亦语焉不详。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陈氏兄弟所建立的，是一个与力行社相类似的多层级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系统。由于新组织的名称不为外人所知，外人仍以“CC系”名之。本文鉴于CC系早为人们所习称，故仍以CC系来概称“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及其下属的秘密组织系统。“青白团”是CC系的顶层组织，内设中央干事会，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人组成。据胡梦华回忆，该团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分别任正、副干事长。172 “青白团”的成员为数不多，主要是各地各部门的CC骨干分子。173其具体人数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有五十余人，亦说有二百多人。174“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以下简称“忠实党员同盟会”）是CC系的次级组织。有关这一组织的名称，由于其秘密性质，当时人多不甚明了，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二陈先生所领导之CC……现在似又称忠实同志会，不过一般人仍以CC目之”。 175一些CC成员后来的忆述亦多不确，诸如“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会”、“国民党忠实党员大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等。176“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央干事和省级干事长一般由“青白团”成员兼任。“青白团”没有地方组织。“忠实党员同盟会”则有一个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规模远超过“青白团”177，是CC系在地方活动的组织主体。CC系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网络来进行。部分“忠实党员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同时也是“青白团”团员。胡梦华即称他的入团入会手续是同时履行的。178“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形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以“始终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为中心宗旨；声称“吾人为完成一党一国之历史任务，须使本党及领袖获得绝对的政治支配权”。每个入会会员均要求宣誓“绝对服从并拥护唯一之领袖”，并规定“宣扬本党领袖蒋中正同志之革命功绩”为每个会员的基本任务。二、以“绝对集权制”为组织原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会绝对服从领袖，要求会员“牺牲个人之一切自由、权利、幸福，甚至生命，以求本会目的之实现”，放弃了国民党名义上遵循的“民主集权制”。三、组织系统共分5级，依次为：中央干部→省市干部→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地方分部，与国民党组织系统大致相仿。“干部”是各级组织机构的称谓，相当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各级“干部”内分别设若干干事和一名干事长；各级干事长为指挥各级组织的最高领袖，有最后决定权，有别于国民党党部的委员制。省市以下各级“干部”的干事长和干事，均由上级指派，而不由选举产生。规定省市“干部”每两周须开会一次，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和地方分部每周须开会一次。此外，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每月须对同级干事长作书面报告一次；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长每月须向其上级“干部”作书面报告一次；地方支部或分部每周须向区“干部”报告工作一次。“青白团”（2）四、以“9”为分层计数单位，如中央“干部”由9名中央干事组成；省“干部”由9名省干事组成；省以下的各级干事亦以9人为限。此外，一省之内划分为若干区，但至多不超过9区；一区之内划分为若干地方，组织地方“干部”，但至多不超过9个；一地方之内以设9个地方支部为限；地方支部为本会的基本组织，每一支部以9名会员为限；地方支部之下，必要时得设地方分部，但每一支部之下，以设9个分部为限，每一分部会员以9人为限。CC系似乎迷信“9”这个数字。五、会员入会，须经中央“干部”考核认为合格，或经省市“干部”会议通过报请中央“干部”核准。凡经核准为会员者，须填具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宣誓书，并履行“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规定会员有从事本会指定之一切工作的义务。六、会员吸收对象分基本对象和普通对象。基本对象为大、中学学生，各级学校教师，各级党部活动分子，经济界之金融家、实业家、技术人才，尚未加入国民党的军人；普通对象为各级政府公务员，农村的民团队长，工厂工头，公司银行办事人员，商店店员和其他中下层社会的职业群众。179以上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法理形态。一般而言，一个组织的实际运作不可能完全依其法理形态进行。由于陈氏兄弟掌控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大多数省市党部控扼在CC系分子之手。180故“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上层组织系统主要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不仅其中央干事会的办事处附设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内（1935年底以前），“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和干事长也多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执监委员担任。在这些省市，其活动对内秘密，对外则凭借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招牌进行。省市党部遇有重大事件，一般先提交“忠实党员同盟会”在该省市的干事会审议通过，然后再由党部公开执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省市干事会实际上成了这些省市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核心181。以湖北省为例。该省干事会成立于1933年8月，由“忠实党员同盟会”分派中央干事吴醒亚来湖北发起。吴醒亚任干事长，干事有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陈畴、黄宝实等9人。“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人事基本上是重叠的（见表19）。据刘鸣皋回忆，30年代前期的湖北省党部，不过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利用来对外作掩护的一个躯壳，而实际的活动都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来推行。干事会之下设工运、青运、农运、文教、财金、军事等小组，分别在全省各阶层，举凡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各机关职员中广泛吸收会员。182显示CC系的组织触角已延伸到社会基层[微软中国5]。表10－1：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CC系人事构成（1933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常务委员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干事长吴醒亚执行委员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喻育之、汪世鎏、左 铎干 事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陈畴、黄宝实候补执委周 畴、崔从灏、黄格君、杨在春、刘柏芳小组成员喻育之、汪世鎏等监察委员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王怡群、曾庆锡 候补监委周宗颐、于一波 资料来源：刘鸣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1986年；刘鸣皋：《CC在湖北的实力派——“十人团” 》，《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1981年；艾毓英：《政学系与CC在湖北的蜗斗》，《武汉文史资料》第19辑，1985年。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1）CC系的第三层级组织为“活动集社”，第四层级组织为“外围团体”。其组织章程规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均依社会对象组织之，分青年、农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员、经济实业、特种团体等类别。“活动集社”以每一区域每一职业界组织一个为原则。在各省，平均每县须有一个“活动集社”；象上海这样的特别市，则要求学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个“活动集社”，但同一职业界不能有两个“活动集社”。“外围团体”则要求多方发展，如在青年中组织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工人中组织工会、工人福利会，商人中组织商会、国货促进会，文化教育界组织文化协会、科学研究会、教职员联合会等。183在名称上，“活动集社”称作“某某社”，“外围团体”称作“某某会”。在CC系地方组织中，“忠实党员同盟会”为地方活动的主体和核心，负责指导和发展“活动集社”。再由“活动集社”指导发展“外围团体”。在CC系的组织计划中，规定一个“活动集社”至少须领导两个以上的“外围团体”。184“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之间，一秘密一公开，双轨并进。前者主要吸收“积极分子”，后者主要吸收“同情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例，其《组织发展计划大纲》将青年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活动分子，一类为勤学分子；认为前者容易接受其主张，一般直接吸收进“活动集社”；后者多不愿意作公开的急激的政治斗争，一般吸收进“外围团体”。加入“活动集社”的分子，必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并履行宣誓手续；加入“外围团体”的分子亦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但毋须履行宣誓手续。185除“外围团体”为公开组织外，“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和“活动集社”均为绝对秘密组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下级组织成员一般不了解上级组织的存在。如“忠实党员同盟会”所订《地方组织通则》的附则规定：“本通则除会员得备知全部外，对第二级只得就其切需揭示其所应明了之点，对于第三级分子绝对秘密。”186“外围团体”和“活动集社”的成员固不知有“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忠实党员同盟会”除干部外，一般会员亦多不知有“青白团”的存在。如夏赓英曾于1936年履行过“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自认为是CC系的重要分子，却不知有“青白团”这一组织。他只从别人处听说有一个叫“青白团”的组织是CC派领导的。他推测“青白团”只是CC派的外围组织。187CC系各级分子的吸收，以逐级递升为原则。一般先将“优秀分子”吸收进“外围团体”，再从“外围团体”中选择“忠干分子”加入“活动集社”，在“活动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训练后，再将其中的活跃分子吸收进“忠实党员同盟会”。188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组织的严密性。CC系下属的“活动集社”，著名的有上海的“干社”，北平、天津的“诚社”，江苏的“励进社”等。上海“干社”成立于1933年夏。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改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189其下设有一个干事会。干事会下设新闻、出版、教育、宣传、戏剧、电影等事业设计组，其职责是向社长提供建议和参考意见，备社长咨询。干事会设干事长一人，由丁默邨担任；副干事长两人，由陶百川等担任（另一名不详）。190《干社章程》规定，社长实行集权领导，对社务具有最终决定权和人事任命权；干事长和干事会秉承社长之命处理社务；社员必须盲目、绝对的服从，入社之际，须宣誓“为主义奋斗，永远保守社内一切秘密，绝对不做危害和不忠实本社的行为”。社员资格，要求“从事文化事业，信奉三民主义，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纲领与决议”，由两名社员介绍，经社长许可，方可入社。191 “干社”的一切活动绝对秘密，内部只有纵的隶属关系。每名社员均编有数目字的代号。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2）“干社”的活动主要在文化事业领域展开。“干社”的创立趣旨和纲领明白规定要“以法西斯精神建设三民主义文化”，树立“中心理论”；联合、集中和指导、利用各种文化事业团体和个人，共同致力于“中心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事业范围内，强化“革命势力”的基础；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从事三民主义文化建设。192 “干社”下属的文化事业有《晨报》、《大沪晚报》、《外论通讯稿》和《社会主义月刊》等报刊，直属的外围团体有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会（代名“力社”）、上海妇女协进会（代名“进社”）、上海大学生联谊会（代名“青社”）等组织，此外，还攘夺和掌控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私立上海江南学院、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等部门的人事和组织领导权。193 “干社”以上海为大本营，触角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展，先后在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河北、陕西、云南、新疆、察哈尔、绥远等省市筹设分社。除文化事业外，“干社”还从事特务恐怖活动。194平津“诚社”是CC属下另一活跃的“活动集社”，筹组于1933年夏，正式成立于1934年秋，负责人为张厉生、胡梦华，主要以北平、天津两市的大学在校学生为组织对象。其组织目标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组织手段是“以学生对学生”，“以运动对运动”，先后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暑期南下考察团（1934年）、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1934年）、诚社暑期训练班（1936年）和战地服务团（1937年）等活动，并办有《人民评论》、《存诚月刊》（后改为《诚报旬刊》）等刊物。195CC系的“外围团体”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6该会成立于1934年5月。197陈立夫为理事长，邵元冲、吴铁城为副理事长，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吴醒亚、潘公展、叶秀峰等14人为常务理事。理事61人，候补理事20人，多为CC系骨干分子，亦有少数文化教育界名流。198该会设总会于上海，设分会于各省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199各省市分会委员以“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为主，兼纳当地文化教育界名人。200该会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主要以从事文化学术的团体和个人为组织对象。相当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和中小学校长、教员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被吸纳为会员。1936年12月的统计显示，该会有会员5142人，是当时全国会员人数最多（中国佛教会除外），声威最大的文化团体。201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组织目标主要是以三民主义党治文化对抗普罗文化运动。202当时即有人指认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国民党统制文化事业的组织，是“党治派”的代表团体。203该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为机关刊物，对外宣传其思想主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战前所开展的活动中，影响最著的，是在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935年1月10日，CC旗下的十位大学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樊仲云、萨孟武、章益、陈高佣、陶希圣、黄文山、孙寒冰、武堉幹）在陈立夫的直接授意下，204联名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的文化协会分会分别举行座谈会，访问文化界名流，邀请各报撰写社论等，对其宣言表示声援和赞助。在他们的策划和“炒作”下，很快在全国掀起一场颇巨声势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205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的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受到当时相当一批体制外学者的质疑、抵制和批判。另一方面，国民党体制内有人批评其不直截了当地揭橥三民主义本位的文化建设，却引发一场无谓的论争，反而摇动了人们对三民主义的已有信仰。206二十年之预言1927年3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合座默然。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止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207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的。不过，就国共在北伐时期的组织实力而论，两党若仅以组织对组织，以运动对运动，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许多。1924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实际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倘非蒋介石断然以武力清共，国共之间或许早已和平演变。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208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209但这种控制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活力。1941年，“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逆则为六分之二，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210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蒋介石秘密特务组织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国民党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印象。国民党党机器的软弱无能，与其特务活动的猖狂肆虐，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政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时而专横暴虐，时而又虚弱妥协。在独裁的外观之下，其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一支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控制。”211事实上，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因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军权唯大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清党以后，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又相继引发。党统之争、路线之争与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之争交相杂糅。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坐大，最终以军权控扼党权。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真正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国民党没有仿行。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党权在地方层级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可通过严格的党员吸纳机制，将切实认奉党的意识形态的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家政权的官僚队伍，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录用体制。但[d6]国民党的人事制度很不健全。国民党中央虽有“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切实执行。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另一方面，党员对派系的忠诚大大超过了对党的忠诚。党机器由北伐时期指导全国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派别所独掌和垄断的权力工具。蒋介石长期将党务组织大权畀予二陈兄弟，遂使以二陈为首的CC系势力极度膨胀，并导致国民党党务资源由“公领域”向派系的“私领域”大量流失。一国之党蜕变为一派之党。在“党务派系化”的同时，另一些派系发展成为一种富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组织。战前力行社和战时三青团即是“派系党化”的典型。弱势独裁1948年11月20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赴台养病，党内职务另择人代理。陈果夫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212陈果夫的这一番牢骚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国民党体制所存在的缺陷。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象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党员人数：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合计为862万。213三青团团员154万。214党、团合并后，国民党党员总数当超过1千万。但是，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215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已脱离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自1947年起，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县党部仅留下一两人做做例行的“总理纪念周”，有的县党部干脆人去楼空，空悬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风雨之中摇曳。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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