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谭伯牛-4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五、相期无负平生（上） 出幕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胡思敬为清末御史，以弹劾端方得名；自谓此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学界也颇为称举其书的史料价值。他固未亲眼见到这张三千两的银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绪年间腾播于京城士大夫之口，则无疑问。郭嵩焘给潘祖荫的三百两，似即取诸其中。当然，要将这笔资金往来帐考证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伯牛自揣学识俱陋，万不可能；读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肃、高、郭、潘诸人出力以外，还有胡林翼提供经济支持，也就不枉这番征引了。出版审查官曾国藩只准后世读者“尝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此案从咸丰九年八月发动，经过一番运作，至明年二、三月间才渐息烦嚣。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并不乐观，他自承：“昔年旁览世局，知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鄙人气质粗驳，不能随俗俯卬，尤难入格。退处于幕，庶可惜机行素，进退自由；不意仍为世所指目，卒与祸会也”；并于九年腊月间决计辞去幕职，北上诣曹：“赴都后有两策：一、不候引见即告病；一、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与言，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至所谓公卿大夫之前，则不敢稍有论说，恐其一入荐剡，则断送头皮，气破肚皮，终无益也”；咸丰七年五月上谕：“该员（左宗棠）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咸丰十年正是“会试之年”，故左宗棠以此借口进京。当然，此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有机会独对天颜，一抒冤懑。可是，这个念头未免太幼稚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巇、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此为十年三月致郭崑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四月十日，胡林翼自英山来。同时，北京还发下一封谕旨：“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肃顺的话起了作用，这封谕旨不啻是平反公告。否极泰来，大悲继以大喜，此刻的左宗棠恰似宣布摘帽的“右派”。他立即否定了前此萌发的各类消极念头：“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随即，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这就好像右派平反以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的具体政策了。左宗棠遂接统王錱遗下的“老湘营”，并招募一部分新兵，号称“楚军”，开始了东征。左宗棠因祸得福，完成了从师爷到元帅的成功转型。樊家虽然输了官司，但是也因祸得福，培养出一位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这边给左宗棠平反，那边就将樊燮革职，并勒令回籍。樊燮回家后，盖了一栋读书楼，楼成之日，遍请乡邻，举酒誓曰：“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所谓“波及先人”，即指“忘八蛋”三个字。樊燮为了让儿子把书读出来，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激励机制。首先，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祈祷文必有此句：“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两位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于书楼，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楼。再次，两位少爷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裤”。中秀才入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儿子樊增祥七年后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最终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而且，樊增祥作得一手好诗，所谓“近代诗人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樊山（增祥别号）者”。大儿子樊增祹“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一句“忘八蛋，滚出去”，竟骂出一位统帅、一位诗人，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味乎斯言哉。有味乎斯言哉。五、相期无负平生（上） 迂琐的郭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焘离京回湘，曾国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归序》，末云：“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五谷”句见《孟子·告子下》，意即画虎不成不如狗也。说这话的现实背景是郭嵩焘连考两次会试，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则是，他早看出郭嵩焘的性情才学更适于求道论学，作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去其”“扞格”、“至于纯熟”，由此“达于时轨”，博取世俗功名，则似非其所长。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于是为道其深”，不作泛泛应酬语；这固然是曾国藩爱人以德的诤言，却也是不幸言中的谶语。二十年后，郭嵩焘“自揣既熟”，适逢朝命优渥，派署广东巡抚；本拟拳打脚踢，建勋立业，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证实了曾国藩非所敢知的隐忧。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军克复湖州；明日，克吉安，是为全浙肃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自己率军入闽，正式履行闽浙总督的职任。其时，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汪海洋所部会同从苏、赣等地“窜出”的馀党，多在福建境内盘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东向西的推土机式战法进行“追剿”，太平军且战且退，分别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为江西，省内有本省防军以及鲍超的霆军，防堵尚无大虞。福建以南为广东，省内只有一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眼看左宗棠以邻为壑、“驱贼入粤”，不免又气又怕。广东巡抚郭嵩焘就数次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闽军“调派劲旅，严密分布，截其西窜之路，以便方耀等军专顾粤疆，力保完善”。一般来说，追杀比围歼易于致力，肃清本境又比消灭全敌易于建功；故左宗棠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要求：“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本省腹地渐清，自必与邻省共谋夹击”；此为同治四年五月间事；篇首所述“灵芝”事件，恰发生于去年。左、郭二人，兼有乡人、姻戚、邻官三重关系，即算不能或者不愿帮忙，神色辞气之间，固然应该委婉一点；而“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则隐然在说“邻省”官吏、将领缺乏设置“藩篱”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称职。然则，一株灵芝惹下的麻烦，真真不小。但是，这句话不过不留情面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证了传言所谓的“以兹小故，寖成大郄”。在福建追剿太平军，除了左宗棠的楚军以外，还有李鸿章派来助剿的郭松林、杨鼎勋两支军队。郭嵩焘被左宗棠拒绝后，遂将希望寄托在郭、杨二部，希望他们在福建肃清后移师粤东，帮助堵剿。郭、杨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焘就已和李鸿章商量好淮军入粤的计划；郭、杨既至，他又与营务处的段起取得联系，并发去借调咨文。这个备用计划若能依约进行，广东军务必不致贻误。谁知左宗棠下手极狠，在肃清福建后，竟然主动上奏，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狓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馀党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术，借口父丧守制，向皇帝申请总督、巡抚的实任；不幸的是，皇帝刚愎自用，视其为要挟，一句“知道了”，令其退居二线。因此，未得节制他省军务的授权，各省长官都不敢轻言越境征剿。然则，“三省合力”云云，暂时只能是各防己境的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馀；广东则将玩兵疲，形势可危，且“贼匪”适在其境，倘因此败战失地，地方官必受严责。由此可知，撤调郭、杨，对郭嵩焘来说，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举打着照顾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焘不可能在公务层面与之争辩，只有在私底下大发牢骚：“左帅会江、浙各军入闽剿贼，仍假苏军之力，数千里浮海转战，一收廓清之功。由闽达粤，比邻相接，而迫以浮海北归，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所以用心！而前后具报军情，随时咨报，独此一节，隐秘为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帅此举，辜数省之望，遣累无穷，深所不解”；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杨如能入粤助剿，揆以前此战绩及目前形势，太平军不能久撑，势将“速了”，然则广东督、抚以此奏捷，必蒙奖赏。郭、杨不入粤，则单以粤军之力，断不能“速了”，势必被朝廷责备；而左宗棠挟肃清浙、闽之馀威，朝廷必将授予节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粤清剿，然则，所有的功劳都将记到左某的账上。郭嵩焘由此推测，左宗棠奏调淮军回苏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争功。随后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猜测，八月二十三日上谕：“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制；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前进，妥筹一切。如有不遵调遣及迟玩军务者，并著查明参奏，以一事权”；自闰五月迄今，已历三月，而广东军务毫无起色，于是，朝命左宗棠入粤（镇平在粤东嘉应地界），并节制三省。至此，郭嵩焘认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争功；但是势穷时迫，自己无力改变局面，惟有忍气吞声，慨叹世风日下、交道不古而已。他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仅争杀敌之功，竟还要夺其巡抚之位。奉到节制之命后，左宗棠复奏，依例谦让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办贼必须得人，用兵必须选将，古云：‘天下危，注意将’；即今督、抚之任也。督、抚虽不必亲履行阵，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庶以守则固、以战则克而贼无不灭矣。瑞麟所奏粤东三大将，以臣所闻，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宜其不能战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乱以来，天下受其荼毒，而贼首皆广东人，即杨秀清、萧朝贵虽籍广西，而亦广东流民之占籍者。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是汉人陆贾的名言。当此之时，总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将委任而责成功”；但是，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推举郑绍忠、方耀、卓兴“三大将”，“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并未做到“注意将”的本分。然后笔锋一转，从“贼首”皆出身粤籍说到广东民俗的“狡猾凶顽，出人意表”，运用“地域歧视”作为理论工具，强调在两广地区用兵的特殊困难，同时暗示广东现任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则指责广东官吏在战术上犯了“以抚代剿”的错误，苟安于目前，遗患于未来。最后一句话，则不但建议广东应该换人，甚且提供了具体的候补人选。这个候补名单，却又主要针对郭嵩焘而言。李鸿章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配合曾国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调任广东；瑞麟则是根正（正蓝旗）苗红（叶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劳亦夥，不可能仅因用人不当而被夺职。因此，两广总督是不可能换人的。蒋益澧刚刚结束护理浙江巡抚，归任布政使本职，他在浙江期间主要负责左宗棠大军的饷需后勤工作，办事干练，左宗棠极为欣赏，故要推举他来广东任职。郭嵩焘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广东巡抚，迄今未行转正（即实授），地位本不稳固，而广东军事饷政被左宗棠贬斥得一塌糊涂，则更加不妙；现在又出来个候补蒋益澧，他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抚候补名单，表面上要换两个人，实际上的效果却只会换掉郭嵩焘。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奏调淮军回苏、“驱贼入粤”、提供候补人选，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自揣既熟”，却“不达于时轨”，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罢孙玉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粤东三大将”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棠“骄怯有馀，朴勇不足”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概不查问”，让尽心王事的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的勇气，要求率军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整顿”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并命左宗棠“就近将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辞职要受“申饬”，藏拙要被“访查”，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假公济私”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情？五、相期无负平生（上） 纯刚与至柔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赐予“极权”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谓“极权”，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圣慈”哭笑不得，说：“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藉此获咎”、不想承担“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剿捻”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实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道不可知，其在迹乎？我们先看一封作于咸丰四年闰七月间的信，看能否辨认出左宗棠纯以至刚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之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宿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批髮入山，誓不复出矣”；左宗棠于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四月，来犯之太平军败于湘潭。七月，湘军在岳阳大胜。随后，湘军出湖南援湖北，开始了十年的东征。曾国藩汇保两次战役有功人员，准备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武侯”，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诸葛亮自我期许，故自称“武侯”。“蓝顶”，四品官帽顶以蓝宝石为饰；“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赏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饰物。然则，曾国藩原计划保举左宗棠为知府（从四品），并求赏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谓长沙防守、浏阳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隶州（正五品）用。湘军克复岳阳，抚署并未与谋，此时，左宗棠个人也未直接介入湘军的后勤事务，曾国藩却替左宗棠申请晋级，可谓是贿恩市德的不正之风。此前，曾国藩因不通人情、不晓时务兼且不明战事，被他嘲笑为“猪子”、“书憨”（书面语则为“质厚”），怎么一胜以后，立即就学会了这些歪门邪道？因此，他猜测这个歪点子必出自“喜任术，善牢笼”的胡林翼，而煽风点火者则为郭家嵩焘、崑焘两兄弟（即信中“两诸葛”）。左宗棠既自称“武侯”，则不仅在经济之学上向诸葛亮看齐，行藏用舍这些人生大关节必也以诸葛亮为榜样。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则徐的赏识，皆许之为“绝世奇才”，但科场三次败北，令他官兴阑珊，遂退归家山，以务农、教读为事，俨然“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慕左先生大名，数次“遣使持币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俨然是三顾茅庐以后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则，半品之加，一翎之赏，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况来路不正，迹近交易，正所谓“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严词拒绝，说“大非（朋友）相处之道”了。但是，此信的重点，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过区区一介之廉，不足以说明他的志向和原则。“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这句话，必出于实干家之口，亦只会出于真能办事者之口。知县为亲民之官，即今日所谓基层党（政）组织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对百姓来说，知县就是可以触知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于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对中央来说，知县就是可以量化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统计样本，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则，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畅，知县之为用大矣哉！然则，知县之得人与否，关于国计民生者，岂可忽哉！了解一下清代在举人中“大挑知县”的程序，即知其时政府对知县人选的重视：“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馀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举人，在科举制国家中，绝对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二十选三）。由此可知，清代知县的平均素质非常高。冒昧一点说，今日吾国公务员，就平均素质而言，不可能比得上当日的举人，然则分别从两个候选团体里挑选出来的亲民官，其素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大开，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类职位也能合法购得，遑论知县；由此，清朝政府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那种程度严重到动摇国本的起义接连发生，不能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知县——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的恶果。今日报章不屡云某处买官某处卖官么？较之清代捐纳，其合法非法则异，其害民误国则同，为政者亟当凛之戒之。当然，这是题外话，点到即止。正因为认识到知县才能的难得，正因为认识到知县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会说“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当然，真能胜任知县者，其能力必不限于一县；若一为知县，终身知县，那整个国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个设计合理、运行顺畅的文官制度中，称职的县官必能通过正常渠道逐级晋升，由县府而道司而督抚部院乃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调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说“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县最见功力也堪称握有实权，知县做好了，尚须经过州府道司等职位的历练，用来熟悉行政程序，才能为“展布”自己的谋国治民之策。所谓“非一蹴所能得”，并非说他只能走极端，不作牛头，就做鸡头；而是说他也承认伯牛前述的升级阶梯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那么，回到最开始引用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于通过人微言轻（其时彼刚入幕，尚未如后来数年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时的表现，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风格，是否始终偏于刚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禄，是为刚。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体办事为标的，无所介意于官阶之高卑，是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术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乡兼亲家郭氏兄弟“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是亦为刚为直。身处半品闲职、几根鸟毛之际，毫不苟且，不惜为微咎小眚破坏友朋间的和衷之道，当彼兵凶饷急、千钧一发之时，他会借此机会私而忘公、修怨报复么？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挽联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人死了，就得准备灵堂。布置灵堂，除了皇帝追封赐谥的诏令，最重要的就是生前友好书赠的挽联。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论贵贱寿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嵌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可是，活人都忌讳死，谁愿意触这种霉头呢？于是，他得偷偷的写，不敢让人发现。不幸的是，坏事干多了，总会有暴露的一天。某年新春，好朋友汤鹏到曾寓拜年，延入书房聊天，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的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这不是诗文稿，而是挽联稿，曾国藩死死护住，怎么也不给看。汤鹏跟他熟络的很，也不顾礼节，一把抢将过来，只见包括本人在内不下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国藩“敬挽”了一番。新正吉日，吉祥话没开场，竟先看见一篇“悼词”，那还不勃然大怒？于是拂衣而去，自此断交。同时，江忠源在北京，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一定亲自或者派人护送其尸骨还乡；时人便撮合两人事迹，造了两句广告词：“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俨然视二人为殡仪服务公司的东主了。现在，轮到他人“敬挽”曾国藩了。众多挽联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左宗棠写的那一幅。曾左不和，早就是官场、乡里公开的谈资，左宗棠又是一贯不假颜色的直性子，正在甘肃平乱的他会寄来一幅怎样的挽联呢？传言说左宗棠听到曾国藩赠谥“文正”，极为不悦，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左伯爵的挽联要是捎带讽刺之意，先不说别的难堪之处，单单是否在灵堂悬挂就够曾家人斟酌几番的了。终于，左宗棠的挽联寄过来了。想看热闹的大失所望，忐忑不安的放下心来，他写的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除了“攻错若石”四个字，其他都是恰如其分的赞扬，而“攻错若石”，也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二人“和而不同”的交往实况，无所寓其褒贬。曾国藩生前，左宗棠和他书信往来，从来就是称兄道弟的平辈称呼，不讲官场前辈、晚生那一套。同治元年，曾国藩奉旨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算是兼管地方的“国家领导人”，左宗棠当时不过浙江巡抚，写信过去还是自署“愚弟”，并说：“依例应‘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这幅挽联的落款，却自署“晚生”，更是给足了曾家面子。斯人已矣，风波不息；直到今日，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左宗棠这幅挽联就是他的心声，而认为这不过是照应场面的客气话。伯牛无意翻案，谨就读书所得，略为爬梳，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曾、左之间三次最为重要的冲突。孰是孰非，孰枉孰直，读者自能判断。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左宗棠论夺情咸丰七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十一日，讣至江西瑞州湘军大营。十六日，曾国藩上报忧摺，请假守制。旋即不待批准，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清制：官员父（母）丧，则应离职回籍，居丧三年（丁忧二十七个月后除服）。督、抚、司、道等重要官员，或者军务在身官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居丧而令在职守制，则称为夺情。曾国藩时为兵部右侍郎衔，且督办军务，依例不得擅自回藉奔丧，而应请示朝旨再行定夺。他竟置江西军务而不顾，不待准假，遽行回乡；其原因乃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所述：曾国藩以客军寄食江西，与地方官龃龉，又得不到朝廷的谅解和支持，军事、饷事俱无起色，遂藉口守制，不待命而行。然则，曾国藩此次奔丧是一种任性、冲动、不负责任的负气之举。左宗棠闻知此事，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对他这种“逃兵”行为进行谴责：“《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纲目》，即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是吾国“正名学”的集大成著作。其论“夺情”要“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则根源于《礼记》：“金革之事无辟（通避）也”一语；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曰：“此一经，是权礼也。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经”，是原则；父母丧，居丧三年，就是原则。但是，“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公事和私礼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里就要引进一个“权”的概念。“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原来，在非常时期，“反于经”而“从权”，乃能“有善”。故国家有“金革之事”（即战事）的时候，涉身军务的“孝子”（兼忠臣）就毋庸遵守居丧三年的“恒礼”，而应遵循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的“权礼”。故左宗棠说：“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他根据“经义”立论，预先杜绝了曾国藩恤于人言（即“拟议”）的借口。前此，曾国藩归藉之时，已经知会在湘筹饷的左宗棠，说明此次回乡的三个理由。首先，奔丧守制，以尽人子之道；其次，“临戎以来，过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饶干济者自比”；第三，“大局较前为佳，己可不出”。第一条理由，被左宗棠用“金革之事无辟”驳正；第二条，表面上是说自己德寡能鲜，无济于大局，实则透露了一腔怨气无处发泄的消极情绪。第三条，则纯乎负气昧心之谈；当日大局：江西大半被太平军占据；江南大营屡被攻溃，岌岌可危；安徽境内名城多“沦于贼”，实在称不上“较前为佳”。左宗棠此信，尤其对第二条理由进行了重点批判：“子无贤、智、愚、不肖，其有父一也。遭父之丧，其不可夺情一也。今谓贤、智可夺情，而愚、不肖不可夺情，此何说乎！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又时局所值，亦有非心所能虑力所能赴者，天下之人亦未尝不共为谅之。……孝子之于亲也，不以病不起而废药石；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骂人，最毒的就是诛心；打人，最狠的就是打脸。左宗棠就做到了这最狠的两点。你曾国藩不是扭捏作态，说什么“过多功寡”，不宜比照“饶干济者”实行夺情么？那好，我就告诉你，你还真就是个“过多功寡”的“愚、不肖”者。但是，承认自己“愚、不肖”就搪塞过去了？没有。人皆有父，你“愚、不肖”可以不夺情，比你贤明比你聪明的就该夺情；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再说了，人蠢一点没关系，“过多功寡”没关系，运气不好也没关系，只要“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朝廷与天下之人“未尝不共为谅之”。可是，你怎么做的呢？就像长辈一告病危，子女立即代为申请“安乐死”；国事一告不支，你立即就“奉身而退”，这还有人味吗？这还有臣德吗？因此：“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这等于是口沫横飞骂了大半天，还不解恨，临走前再重重揣上一脚。俗云忠言逆耳，又云打亲骂爱；我讲了一箩筐道理，自然是希望你迷途知返，再度出山。但是，希望你出山，并不是认为你“一出有济”，就能扭转颓局。地球缺了你照样转悠，大局没有你也不至于立马崩溃；我希望你出山，不过是笃于友道，不忍看到你成为一个“非礼非义”的人而已。前面的斥责，未尝不能理解为诤友激愤的劝谏，对稍有气量的人来说，剔除掉那些过当的成分，尚可视为爱之深恨之切的激将法。而且，内心深处，未尝不能将之转化为一种被需要的虚荣；毕竟，我再愚再不肖，前线还是需要我，国家还是需要我。可是，最末这句“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竟将曾国藩聊以遮羞的最微薄的一点虚荣（自尊）也尽行剥夺。你让他脸往哪儿搁？一般来说，骂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左宗棠前面骂了那么多，骂得那么狠，其目的无非就是让曾国藩赶紧回到军队中去。然则，骂到“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立即打住，转而说几句软话，如“老兄之出必有济，则我所敢知”之类，恰如给曾国藩递上一根竹竿，他难道不感激万分的“哧溜”一声就滑下台来，还非得呆在上面遭受臭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左宗棠偏不，他反而要将整个台子都拆掉，逼得曾国藩只能从那高台之上直生生摔将下去，跌得个鼻青脸肿屁滚尿流。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尊；曾国藩作为宋学出身的高官，自尊指数更当高于平均指标，至此，一点自尊都不给他留下，他不和左宗棠绝交才怪呢。绝交，首先就要绝音问，故左宗棠此信发出后，曾国藩就没给他回信。事后，左宗棠也发现这番话说得太狠了：“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刚不能柔，得理不饶人，正是左宗棠一贯的风格。这时候的曾国藩，尚未完成由申韩之学向“禹墨为体、庄老为用”之黄老之学的转变，故不能即刻原谅左宗棠的“不善道”。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守墓“读礼”，曾国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术愈柔，其道愈广；咸丰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经过长沙，与左宗棠在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两年后，发生樊燮事件，曾国藩帮了左宗棠一把。在谕旨密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俾得尽其所长”时，曾国藩复奏：“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一年后，朝命曾国藩节制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省军务，他一面力辞，一面极力保举左宗棠：“（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旋即奉旨：“浙江巡抚著左宗棠补授”。经过“夺情”、樊案两次风波的考验，曾、左二人的关系在此时达到最为融洽的程度。尤其是曾国藩，不但做到了“不念旧恶”，还做到了左宗棠挽联所谓的“知人之明”，并由此体现“谋国之忠”的襟怀。但是，过此之后，曾、左这对命中注定的“冤家”因公因私两度交恶，又着实印证了左氏挽联所谓的“攻错若石”。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伪幼主是死是活？先说因公交恶。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破南京，俘虏了李秀成，却没抓到幼天王洪天贵福。本书《战天京》一篇中，谓曾国藩给曾国荃提供了一份克复南京后报捷奏摺的范本，重点强调：“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洪秀全前此病死，掘墓鞭尸而已，毋庸赘议，但是，幼天王是死是活，却是个问题。怎么说这个“大概”，真是一门学问。排除掉“天国”派遣“天使”下凡来拯救幼天王的非常情况，那么，根据经验和常识，洪天贵福的下落无非三种：一、被杀并觅得尸首；二、被杀而找不到尸首；三、出逃。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毫无疑问，曾氏兄弟可以邀功请赏，朝廷可以明降谕旨宣布反革命彻底垮台。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曾氏兄弟需要找到有力证据（主要是敌我双方人证），证明洪天贵福确已被杀，尸首或被焚毁或被践踏以至于不可辨认，则亦可邀功请赏、亦可明示成功。如果出现外逃，则须查明出逃方向、随从人数等数据，或由湘军追击或由友军协剿，将之擒杀后，方能报功，方能昭告天下。语云：星火燎原；又云：除恶务尽；说的就是“元凶大恶”漏网逃生后的两种解读。洪天贵福虽不像其父那样是实实在在的“元凶大恶”，但在此时，却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太平军馀部聊可推戴的象征。没有他这尊偶像，太平军残馀诸军就是无首的群龙，失去战略目标，没有最高指示，无法团结起来进行下一步的战斗。而在清廷诸人而言，不能擒杀洪天贵福，势必睡不安寝、食不甘味。胜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耗费无数财力人力，只是为了探寻建文太子的准确下落，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因此，上述三种情况中，最令人放心的乃是死能见尸的捷报，稍可放心的是逃而有迹的“匪踪”，最不令人放心的则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据称”。第二种情况，所谓被杀而找不尸体，本质上就是最不令人放心的“据称”。考虑到这层利害关系，没有十分把握，将领不敢以此报告；没有十分证据，中枢也不敢据此结案。我们先看看洪天贵福出逃的实际情况。李秀成供状云：“（六月十六日）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主在后而耒[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耒。冲出城之后，过九帅营寨，叠叠层层，濠深垒固。幼主出到城外，被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冲出南京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洪天贵福，故洪天贵福得以逃之夭夭。而且，洪天贵福“将头髮熨卷，装扮洋人”，也是得以逃脱的重要原因。随后，洪天贵福在刘庆汉等人保卫下，从淳化经东坝到达安徽广德，彼时人数不过数百。数日后，洪天贵福又被黄文金接到浙江湖州，订下自赣入鄂以图西安的战略。那么，曾国藩是怎么报告的呢？南京城破后一周，他说：“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馀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然则，此段关于洪天贵福的报告纯属误报。首先，“乘夜冲出”的人众中，就有“伪幼主”；其次，“举火自焚”纯属瞎话。当然，曾国藩未必有心造假；他根据李秀成被捕，其他头目被“杀毙”的确实情况，以及“城内各贼”关于“伪幼主”“举火自焚”的供称，进而推测洪天贵福这个弱质少年逃不出湘军的包围，不能不说把握很大。加之湘军苦战经年，于封功赏爵，皆翘首以待；若单为落实这个细节而延误奏举功勋的时机，实在不得人心。因此，他犯了一个平生避之唯恐不及的妄语戒。根据这份报告，清廷乃确信湘军立下了“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于是“特沛殊恩，用酬劳勚”，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但是，如前所述，湘军此役不过“次第荡平”而已，于“歼除元恶”尚功亏一篑。那么，严格来说，这是欺君蒙上的罪过；宽容一点，也逃不过欺功冒赏的指责。这份报告，就好似没有会计师签字的公司财报，经不起严密的审计，一旦有人举发，必将招致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很凑巧，左宗棠就做了这个举报者。他在七月六日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毫不留情的揭穿了曾国藩的“谎言”：“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对照前引李秀成、洪天贵福的自供状，可知左宗棠关于洪天贵福踪迹的情报十分准确。惟他推测太平军将在浙、闽汇合，与实情有出入。“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一句话最厉害。前云星火燎原，是清廷上下最不放心、最为惧怕的局面；经左宗棠此番“可知”、“未可知”的渲染，竟好像立即要成为事实，中枢不由得要回过头来追究曾国藩谎报战绩的责任：“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官。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语气很严厉；不仅斥责前次报告“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刚刚犒奖三军，这会竟要择员参办，就像国际体育组织根据药检报告收回违禁选手的奖牌、奖金，并加以禁赛若干年的处罚。于理则当，奈何情不能堪？承认“伪幼主”果未“歼除”，则前此功赏必须返款退税，湘军整体名誉也要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南京克复之后，曾国藩已经著手裁撤湘军，正为缺少遣散费发愁，幸而朝廷赏赐了大量虚衔、功牌和雀翎，稍可以暂时的荣誉感弥补将士们在物质回报方面的缺憾。现在陡然追究“防范不力”的责任，则竟连精神鼓励也吝啬起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不得不担忧比太平天国的死灰复燃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军营哗变。因此，他不得不“霸蛮”将朝廷的指责顶了回去：“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云：‘金陵馀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陞、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髮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髮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要将指责顶回去，除了针锋相对，别无善策。当然，针锋相对者，不能冲着中枢，而只能逐条批驳左宗棠的“举发”。左宗棠来信说洪天贵福一行“亦有数千之说”；参以前引洪天贵福自供，实不过数百人，然则左宗棠措辞稍涉夸张。且其语出自难民之口，证据可信度自然下降。于是曾国藩列举南京东南城镇守将，说他们都是“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必不可能让数千敌军招摇过市；由此证明左宗棠打的小报告不尽切实。在此事并无第一手可靠证据（例如探报、例如降供）的情况下，辩论证据的可信度，不得不使用逻辑推理。曾国藩此番推理，所谓“零贼”“潜遁”，守将“或不知之”；若“二三千之众”，则“事理所必无”，倒也歪打正着，符合实际情况。由此，他虽不能全部推翻左宗棠的“谣诼”，但也削弱了其质证的分量。更精彩的自辨，还在后头：“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朝旨所谓“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即打狗不问主人、不看僧面亦不看佛面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军统将甚至曾国藩本人。但实质性的伤害，则落实到全军的士气；苦战十年的湘军，大功甫一告成（虽不无缺憾），即因难民之谣（并未确切证实）遭受磨折甚至惩罚，实在有伤士气甚至酿成哗变。所以，曾国藩借口“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顺势将“防范不力”的责任人由具体的“员弁”转变为抽象的“我军”，援法不责众之义，使此条惩罚意见落空。这种实者虚之的文字游戏和诡辩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接下来，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时数万太平军逃出的旧创，衡以南京“逸出数百人”的事实，理直气壮的质问：“尚未纠参”前者，何能“参办”后者？左宗棠只是轻轻摸了他一下，曾国藩反手就是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然则，前此曾国藩安慰郭嵩焘，所谓彼与左宗棠辩难，“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是耶？非耶？当然，善辩者从来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作为参辩宗旨，决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骄浮姿态。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来之笔：“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该逆大开十三门，每门冲出数百人，不仅由缺口一路，官军亦未必能悉数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乡民争匿，羁延时刻，官军亦未必能既脱复擒。今之逆贼无几，渠魁就擒，盖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做事情，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一种风格；写辩词，尤其要能领会迅雷风烈之后天淡云闲的妙趣。整篇都是笔挟风雷，读者初则惊慑，终觉酷薄，口虽噤而心不惬，理虽穷而情必恨。辩论之旨，固不在求胜，而在于解纷；若由此树敌（不论敌人或敌意），尤非善辩者初衷。因此，在通过演绎逻辑、比照事实等手法立于不败之地后，善辩者必然要化刚为柔、转巧为拙，为对方留一地步，为全局开一境界，如此方能于事有济，得理而不伤人。曾国藩此摺结尾，将湘军浴血奋战、克城擒贼之功勋，全归于今上之“福”德；将兄弟二人呕心沥血、运筹决战之劳苦，全归于微臣之“幸”运。让功的同时，卸掉责任；避谤的同时，邀得谅解。左宗棠性情亢直，或不罢休；但是，中枢固已视之为得体、合理的解释，此后便不再追究纵敌、误报之咎，而将重点转向浙、赣地区“截剿”“残匪”的战斗。曾国藩此次辩难，本意只在回应中枢的责备，并不介意左宗棠的质证；今既获得中枢的谅解，可算功德圆满，自毋庸再与“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的当代孔明争一日之短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曾国藩为开脱“伪幼主”逃逸之责，说浙军克复杭州时，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毕竟对左宗棠和楚军造成了极深的伤害。左宗棠本是好辩且善辩之人，值此“予不得已”之际，势不能偃旗息鼓，装聋作哑。其辞略谓：“臣战余杭，蒋益澧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蹙，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各军分守汛地，最不痛快的事情就是邻省军队贪图攻克城池而不追剿逸敌：彼则因功受赏，己则忙于应付越省之敌，劳而无功，败则受罚。故有敌自邻省来，莫不夸大其数，先为日后战绩留一地步：胜，则是力抗大股强敌；败，则是力有不逮，情有所原。曾、左关于杭州逸出“贼”数的争论，其历史原因即在于此。浙江毗邻安徽、江西，后者俱为两江总督辖地；杭州、余杭的太平军撤退后，“出窜”皖、赣，两地防军向上报告，自然要将数目夸大几分。杭州失守，太平军守将陈炳文在浙、赣“往来”“裹挟”一番，并曾与李世贤汇合；后向鲍超投降，其花名册有数万之额，也在情理之中。但据此说这些降众就是在余、杭城破的“片时”，从“一门”逃出来的“逸贼”，似又不尽符实。故左宗棠要说：“果何据乎”？“殆无是理”。曾国藩复奏，举出浙军漏“贼”，“尚未纠参”的例子，要求对湘军“暂缓参办”；左宗棠则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南京被曾国荃围得“铁桶”一般，尚不能防止洪天贵福的突围，杭、余一直未能合围，被陈炳文、汪海洋率众逃出，自亦无可厚非；曾氏兄弟前此报捷，说已将敌军头目“全行杀毙”，“伪幼主”则“举火自焚”，左宗棠于克复二城后写的报告，则清楚说明“首逆实已窜出”。相形之下，左宗棠倒是可以援引南京陈案为己开脱，曾国藩却不能通过揭发杭州故事为己辩白。故左宗棠要反唇相讥：“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脸面既已撕破，则不妨把话说透。洪天贵福逃离南京后，在湖州、广德间往来自如；湖州被浙军收复后，他又从安徽跑到江西，这不就证明了曾国藩在皖、赣本辖内的防务布置大有缺漏？早在去年，左宗棠就在奏折中委婉批评过曾国藩在皖、赣的防务计划，私函中则直接批评曾国藩布置失当，说他过于保守，“机势反滞碍而不灵”，甚至用前任钦差大臣周天爵“我以速战法，贼不如法而来”的笑话来讽刺他。故左宗棠对曾国藩进行“精神分析”，说他“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前论曾国藩摺，堪作善辩的典范；今观左宗棠片，也是能言的楷模。曾国藩的辩词胜在逻辑缜密和结构巧妙，左宗棠则根柢事实，气势更盛；洪天贵福出逃、皖赣防务疏漏的“实在情形”，则为左宗棠的辩讼增加了分量，这也是曾国藩无可遮挡的软肋。英雄相惜，自能生成一种祥熙光景；英雄相争，则无处不是肃杀气象。倘若不加制止，任二人往复辩难，愈演愈烈，势必至玉石俱焚而后已。因为，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辩手已不再就事论事，而向揭老底、纠私念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向发展。如果现在是“太平有象”的局面，对作为辩论裁判的中枢来说，最有声望的两位疆吏展开互相攻击，必然是一件喜闻乐见的好事。因为，中枢在调停折中之间，可以通过名正言顺的奖惩处分进行政治权力的调整，改变因叛乱造成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制度和军事力量的失衡局面。但是，大局未定，中枢并不敢冒险，只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此条廷寄，指定发给左宗棠、杨岳斌和沈葆桢三人“伏读”，但是，“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却是针对曾国藩而言。如上所述，限于时势，中枢不能借机斩杀事权过重的曾国藩的威风；而左宗棠此次抗颜直辩，要求洗刷曾国藩的“欺诬”，中枢又不能不予交待，故示以“不欲苛求细故”的宽厚宗旨，先稳住左宗棠再说。但是，此语尚有更微妙的意味：虽说此份廷寄只是定向发给左、杨、沈三人，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曾国藩的耳中；曾国藩一旦听闻，必然有所警醒，庶几能起到儆戒的作用。这就是中枢在谕旨中加入此语的微意。通观曾氏日记诗文及可信的笔记史料，可知他无心弄权，遑论造反；但是，历史上的篡夺案例以及统治者的嫌猜本能，决定了中枢绝不敢完全相信任何一个实力派大臣，故随时随地的敲打这些大臣，成为吾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面。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统治者与生俱来的秉性，有利也有弊。有的人因为这种经常的警告，消除掉一切邪念，作了“一代名臣”；有的人忍受不了这种猜疑，急流勇退，国家失此贤才；有的人愤愤不平，发现在上者“技止此耳”，乃萌发“彼可取而代之”的壮志。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谁，一旦感受到来自中央的猜疑，心情都不会愉快；若能探测到引发这种猜疑的具体个人，再宽容再大度，他也会致憾于此人。曾国藩未能免俗，在此事上要深深致憾于左宗棠。继咸丰七年的“终制”事件，曾、左二人迎来了双方的“七年之痒”。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文人李元度七年之痒，固然只是彼此双方进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曾、左此次交恶，却又实实在在损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这个第三者的无辜受害，又更加破坏了曾、左的公谊和私情。这个倒霉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简述李元度在湘军中的经历，以及和曾国藩的关系。咸丰四年初夏，曾国藩兵败靖港，愤而自杀数次，皆未遂。其时，在他身边“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者，就是来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军在九江水域大败，曾国藩“愤极，欲策马赴敌而死”，被罗泽南、刘蓉劝止。李元度于此时投笔从戎，“特立一军”，“护卫水师，保全根本”。六年二月，周凤山军在江西樟树镇被太平军击溃，曾国藩部下再无得力陆军，全赖李元度率领平江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则，在兵败靖港、困守江西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倾力辅助落难英雄曾国藩的人，就是李元度。咸丰七年，曾国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单饷乏、主客不和的巨大压力，乃趁丁父忧的机会，撒手回湘。抵湘后，写信给在江西继续战斗的李元度，诉说对他的感谢和愧疚。所以感谢者，谓李元度三年间始终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临行匆匆，来不及用保举的方式对李元度进行回报。最后说，对于李元度的高情厚谊，“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为弥补这份歉疚，山居无职的曾国藩提出与李家“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并勉励李元度（时已回乡省亲）“努力作人；明岁当与足下索侄女婿耳”。在无法酬以官爵的时候，结为秦晋之好，庶几稍能安慰比曾国藩小了十岁的李元度。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再度出山。十月，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曾国藩弟国华战死于安徽三河镇，“痛愤之馀”，曾国藩急召在家奉养母亲的李元度，叮嘱他“千万速来”。李元度不负期望，闻命即行，其时，李母“病殊未愈，将成半身不遂之症”矣。李元度这次来营，曾国藩并未委任军事，而让他充任文案。因为，李元度虽在最困难的时候亲临战阵，为湘军稳住了阵脚，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敏捷清挺无俗尘”的好笔墨，任“参谋”“可得一当”，并不适合“专以治兵”。咸丰五、六年间的李元度，更像是军无大将、聊以充数的廖化，客观上不无作用，主观上则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间曾国藩对他的批评，读者可观大概：“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处批评李元度报喜不报忧，军情不实，埋下诸多隐患。“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处直揭作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髮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处批评李元度谎报战功。“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同上）；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并特别嘱咐不可冒用“贱衔”。“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则批评李元度治军不遵守湘军“家法”，并在军中大开地域歧视之风，为患实巨。湘军“家法”，其本质在于三“宜”：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军，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权宜专。什么是事权宜专呢？曾国藩说：“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因，则根源于湘军的招募制度。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来组建部队，那么，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上级对下级，只问点名是否应卯、遣调是否及时、作战是否出力；而下级本辖之权，尤其是人事权，上级例不干涉。因为，治军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标，不过基层士兵于危险之际能够懔遵军令、以命相从而已；要做到这个目标，前提则在于日常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可靠；能否做好这两项工作，又赖于各级军官对本辖人员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关键则在于各级军官必须拥有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权限。“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李元度治军则不然，他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论，这种管理无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这种管理的前提是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实现组织目标需要成员具备极强的创造力。但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躯构成、用来杀伐攻取的庞大机器，纪律（等级）严明重于个性发扬，令行禁止甚于往复辩难；否则，令以言歧，法以情乱，必然降低杀人机器的运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参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军中隐情的前提下，奖罚生杀皆自己出，不滥罚，不枉赏；但是，对于三千多人的平江军来说，一人之心力或有时而穷，一人之目力或有时而尽，追求最精确的管理，反而堕入最混乱的迷宫。一些基层士兵、军官或因这种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获得福利，对李统领个人抱有好感，“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但是，限于精力，领导关怀只能落实到有限的个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与此同时，中上层军官的权力和威信却已受到破坏，并直接导致对本级职权的放弃。于是，更多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获得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既感受不到来自最高级指挥官的“爱”，也不用体会针对直管上级的“畏”，从而严重影响全军在“危险之际”执行命令的效率，所谓“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畏而从之”，是军事制度的“恒态”；“爱而从之”，则是超越制度的“变态”。李元度秉文人之质，抱妇人之仁，妄以“变态”为“恒态”，乱了湘军的家法，曾国藩不得不多费口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曾国藩还批评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语意甚微妙。湘军的基本建制单元，本就以乡谊维系。早在创建水军时，曾国藩就叮嘱负责征兵的人：“水手皆须湘乡的，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曾国荃的“吉”字营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仅用屋门口周围十馀里之人”。然则，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也未见得大谬不然，曾国藩为何要批评他呢？原来，李元度“甄录”的平江老乡，大多用来充任中上层军官，而不是普通勇丁，这就破坏了营-哨-什-勇逐级挑选下属的湘军制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仅仅是地域歧视了。因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从军，曾国藩就没让他带兵，而是让他做了记室、参军。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恰能胜任文案工作，倘若顺着这条职业道路走下去，虽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鸿章那样的功勋，但如李瀚章、盛宣怀那样，幕优则官，混个一、二品大员还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职场生涯终未能如此完满。咸丰十年春，太平军定计：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围。清军果然中计。江南大营旋被攻溃，张国樑、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给罗遵殿写信说：“（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此谓李军中并无人才，难以改变局面。又给罗遵殿的儿子忠祜写信：“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但是，时穷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军别无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国藩只能将此次援浙当作一次赌博，如龚自珍所谓“看伊家国运如何”也。不过，二人毕竟是共历患难、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胜败安危的关注，自当区别于其他将领。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廼者浙警初闻，鄙人日夜诅其大乱，俾阁下闻变遽起，以赴武林之难；既又日夜祝其大克，俾阁下无所事事，而当俯就陋邦，完我常与。兹幸皇天后土鉴此微诚：诅有益也，祝亦有灵”；军人必须闻命“遽起”，书生从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国藩“日夜诅其大乱”，以激励李元度的斗志和杀气；但是，千里赴援，兵凶战危，亦师亦友的曾国藩固又希望他能“无所事事”，全身而退。“诅有益也”，其益处在于此种情境最能磨砺人才，或可借此机会帮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将的转型，就像以罗泽南、李续宾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一样。“祝亦有灵”，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护，他并请精通《易经》的幕友陈学镕为李元度此行卜卦，想尽办法对自己和李元度进行心理暗示（“灵”），其行可敬，其心可悯。不过，倡议邀请湘军赴援的罗遵殿还来不及看到湘军的旗帜，就因城破而捐躯，李元度也因此稍缓其行，“诅”“祝”之“益”否“灵”否，暂时无法印证。而太平军在解除南京之围后，一面在苏、浙用兵，一面向上游的安徽、江西进军，试图再度占据武汉，以控制长江流域。因此，驻扎在皖南的湘军，尤其是深处万山之中的祁门大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务也就由援助浙江转变为防守皖南，保卫大营，俨然成为湘军大营的“门户”。胡林翼说，李元度虽不能战，但未尝不能守；曾国藩亦作如是想，故将皖南“四府一州”全行托付给李元度，并安排张运兰、左宗棠、鲍超三军“左右夹辅”，避免他因汛地过广、头绪过多而“东瞻西顾、拖泥带水”。当日形势，固然不利于湘军，但是，李元度倘能严守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自可圆满完成曾国藩交待的战略任务。让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济；不做马谡，则似能不辱使命，这大概就是曾国藩的如意算盘。可惜，“今亮”的称号早经左宗棠注册，这一次，曾国藩注定享受不到谈笑却敌的快乐。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烈女怕缠夫咸丰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军攻破宁国。随后，李世贤趁着横扫江浙、击溃江南大营的势头，兵发广德，来攻徽州。伯牛案头有一本历史地图集，徽州与祁门（曾国藩大营所在地），以指测，其间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离不过五十公里。徽州一城的攻防战守，对于湘军，对于东南（绿营全面崩溃），乃至对于全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具象的说明这层意义，可以打个比方：徽州一破，太平军围攻祁门，曾国藩就将如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也可以举个实例：徽州破后，祁门被围，幕客冯卓怀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乃以阅读古典名著《红楼梦》为日课，幕主曾国藩深受感染，也以钻研“红学”作为排遣。然则，刚接办皖南防务的李元度，肩负的责任就不止一城的存亡，而是师友的性命乃至大局的盛衰。要说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抱有乐观的态度，别说他人不信，他自己也不敢自信。所以，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大多数情况下，所以曰“戒”，并非戒其未来，而是禁其以往。此五戒，就都是李元度以往常犯的错误，其中，“戒浮”一条最有意思。李元度固然是“文人之好大言者”，他所用所亲之人，也以“文人之好大言者”居多。岳阳文人吴士迈是李元度的好朋友，他根据二十三史中有关军事的资料，编订了一部“治军蓝本”。李元度一见，称为奇作，遂纳入麾下，并荐诸曾国藩，欲令其回湘招募三千勇丁，统带来皖。时在湖南的曾国荃闻之，赶紧给大哥写信，“极论文士之涉于空虚”，劝他“远之”；曾国藩自己也哭笑不得，只好对李元度说：“阁下与之（谓吴士迈）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其他四戒，与前述李元度之才不宜治军大同小异，不赘。仓猝间约法五章，固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李元度的秉性；临阵时枪法大乱，则足实让曾国藩瞠目结舌。说好说歹，李元度毕竟在江西打过几场恶仗，攻城守营之事，不说有几成把握，至少有几分历练；否则，曾国藩宁可亲自上阵也不会派他代劳。可是，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所有经验忘了个精光，一切措施，似都用来求败。而这些失误，本都可以避免，假如他严格遵守湘军营规的话。湘军战法，极为重视扎营：“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濠，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此即曾国藩所谓“结硬寨，打呆战”，也是湘军陆战的基本大法。名将蔡锷对这条规定赞不绝口，称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但是，李元度此行就违反这条最重要的营规。八月十六日，平江军到达徽州城外，在界河边草草搭了一些棚子，便算扎定营盘，诸凡修墙、挖濠、筑篱之事，一概未做。当日援守，曾国藩怕李元度兵力不足，在他启程后，又调了四个营过去。此四营二十日到，李元度仍未命令扎营，而任其“散乱于河洲之上”。三天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既不在城外扎营，也不进城布防，李元度到底干什么去了？原来，他是要以攻为守。目光长远、气魄非凡的李将军，根本不想被动的防守徽州，而要在二十公里以外的绩溪进行拦截。很可惜，胡林翼那句“战事本不长，守事本可信”说得太准了；他派出的两营刚一接战，就被“缓进急战”的太平军候个正着，在丛山关、楼下两个战场大败而归。语云：兵败如山倒。这边是压不住阵脚的“书生好大言者”，那边却是与陈玉成、李秀成鼎足而三的天国名将，加之徽州城外未扎营盘，无险可守；李元度此次溃败，直是无药可医。于是，二十三日，全军退入城中。明日，太平军“直扑徽城，更番诱战”。警报传到祁门大营，人心惶恐。曾国藩毕竟久经战阵，立时想出了补救的办法，他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霆营，即驻守太平的鲍超一军，为湘军后期最精锐的部队。攻难守易，是军事常识；“坚守六日”，亦非“不可能的任务”，那么，李元度怎么还是失败了？伯牛以为，李元度终归于败的原因，乃是应验了一句湘谚：“烈女怕缠夫”。“烈女”，即曾国藩所谓“坚守六日”，就是实行龟不出头的战法，绝不轻举妄动；“缠夫”，自然指“更番诱战”的李世贤。敌诱我不动，是“烈女”不为“缠夫”所诳，保全了清白；敌诱我即出，则是“烈女”捱不过“缠夫”，一失足成千古恨。失节全节与否，战胜战败与否，俱在一念之间而已。不幸的是，“烈女”李元度在面对“缠夫”李世贤“更番”挑逗的时候，一念之差，把持不住，乃“亲督各营出城接战”。结局可想而知，城破人亡而已。恰如当日最高法院对“强奸”案例的司法解释，所谓：“始强（奸）终和（奸）者，仍以和（奸）论”。六、相期无负平生（下） 道旁苦李的蒂儿曾国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说：“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与上引司法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暂且抛开“烈女”之喻。李元度援徽，十天不到的时间，丧师失地，动摇大局，其罪不小；但是，李元度这次犯错，尚不止此。千不该万不该，他最不该在偾事之后还要“怙过饰非”，毫无悔意。城破次日，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在外游荡了大半个月，他才满不在乎的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尤为过分的是，在曾国藩面责后，他竟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曾国藩不得不慨叹：倘若“人心并无悔祻之意”，则“难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请旨“将其革职拿问”。此时，于私于公，曾国藩都“深恶”李元度，而且，这股“恶”意一直延续了两年。咸丰十一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但是，李秀成先期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他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前此，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于同治元年的春天再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求将“该员”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仍行革职”，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奉旨：“李元度著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孰知曾国藩尤未解恨。三个月后，在参劾陈由立、郑魁士的摺子里，又让李元度陪绑一次。陈由立是鲍超部将，本是“偏裨之才”，却“不安本分”，在个人待遇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抚郑元善，“巧言耸动”，谋得重权。曾国藩怒其“轻去其上”，“朝秦暮楚”，破坏湘军家法，犯了见利忘义、欺师悖祖的大罪，请旨处罚。郑魁士相继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营服役，平日则悍然犯上，不遵节制，偾事则“托病偃蹇”，弃军而逃；“前既与皖、浙抚臣为仇，后亦不报和春之恩，臣尝代为不平”。本来，参奏这两人跟李元度扯不上关系，但是，一个背叛师门，正如李元度应王有龄之邀援浙，“轻于去就”，视湘军的集体领导为无物；一个偾事犯上，恰如李元度守徽州时所作所为，故曾国藩连类及之，将他顺手拈来，追骂一通。曾国藩三次参劾，李元度的政治生命，算是彻底毁掉了。表面上看，不过革职，还可以继续“效力”，前途并非一片黑暗；但是，读者诸君务必警惕：吾国政坛历来奉行“追涨杀跌”的散户哲学，庄家咳嗽一声，其股非红即黑，不上则下，并无喘息的机会。曾国藩当日负东南重望，俨然“东山不出奈苍生何”的晋人谢安，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既然声讨李元度，跟风承旨的中外“曾迷”岂不心领神会，对已被打倒的李元度踩上一支脚？尤其是各位访查舆论、维持风纪的御史大人们，本就靠言语轻重讨生活，无端生出如此佳题，岂不大做文章？新账旧账一起算：失守徽州，独自逃生，拒绝勘审，虚报战绩，这些罪名加在一起，至少也是流放远边，最重则脑袋不保。然则，遑论断送政治生命，李元度的物理生命也有断送的危险。从这个层面检讨曾国藩此份参摺，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当日有一幅集句兼嵌字的对联，将李元度所处的危困之境揭示无遗，其词曰：“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批：“道旁苦李”；纵观曾国藩生平，对湘军同事、湖南老乡、婚姻之戚或文学之友，主动施以如此辣手，仅此一见；何况李元度在咸丰五、六年间还舍生忘死的保护过他。三参之后，他不能不有所悔疚，不能不思有以补救。知道平江军即将裁撤、李元度将要黯然回湘的消息后，他立即致函奉命“差遣”李元度、并有资格对之进行品行鉴定的左宗棠：“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适逢浙江战事正酣，左宗棠无暇考究此桩官司的来龙去脉。而且，早在咸丰四年，二人便已认识，左宗棠对李元度印象不错；因此，左宗棠此次回奏，但说李元度“性情肫笃”，虽“两被吏议”，而“报国之志未衰”，“在时流中亦为难得之选”，遂将此事搁下，不予深究。这个“蒂儿”没有留给“苍天”，而是留给了曾、左这对老哥俩用作他日争讼的题材。同治三年冬，曾、左哥俩合演一出担夫争道（关于“伪幼主”的下落），阴差阳错，绊动了这根“蒂儿”，顺便将牵连这根“蒂儿”的“道旁苦李”给揪了下来。七、曾九暴富传说 天京的圣库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顿时，物议沸腾，多以其奏为谎言；王闿运所谓“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覼”，所谓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即示怀疑。在深入调查曾国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们先看看曾国藩当日的报告：“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要确定湘军及曾国荃入南京后是否大发横财，关键之点在于调查太平天国“圣库”（即摺称“伪都之公帑”者）的有无丰绌。请先论有无。曾国藩说：“并无所谓贼库者”；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天朝田亩制度》云：“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从金田起义以迄天国覆亡，“圣库”制度就一直存在，并为此立下严格的法律，违者议罪乃至斩首。咸丰元年洪秀全诏云：“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一条草对紧”，是粤地方言，若谓“一心向着”。明年，诏云：“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藏银过此数不缴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圣库”设在水西门灯笼巷，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严厉执行“圣库”制度，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国能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传言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根据。但是，“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亦即咸丰六年发生内部相杀的“天京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就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众，也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米牛羊等食物，而隐瞒了银钱衣物等硬通货。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南京时，与“合朝文武”商议，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应“概行要买米粮”；就不但证明了天国官员不再上缴而是私藏银两，也证明了“圣库”空虚，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得不到保障，远非咸丰初期“粮米丰足，件件有馀”的盛况。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开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令他“助饷银十万”，否则不许离京。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才换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亦可见“圣库”空虚、人各私财的景况。李秀成是天国中“万古忠义”（洪秀全语）的忠王，家财尚有十万之富；其他二千多个“王兄王弟”的私人财产之多，可想而知，“圣库”财务之有出无纳的困绌情况，亦可想而知。因此，“圣库”之有，毋庸置疑，而“圣库”之绌，亦毋庸置疑。由此可知，湘军当日入城，未能发掘出巨大“窖藏”，是实在情形，曾国藩并非“工”于“作奏”，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当然，“圣库”之不足掠夺，只说明湘军作为接管南京的军事组织，在对公业务方面成效不彰，并不说明作为个体的湘军兵将都空手而归。曾氏兄弟进城之后，发现“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失望之馀，不免生出几分恐惧。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实战经验，敌国都城的金银宝藏，只是多少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孰料南京城竟出现了有无问题，明显于理不合，与史不符。然则，实话实说，必难取信于人。旁人不信，也倒罢了，人主、朝臣不信，则问题大了，所谓傍议丛生，所谓忧谗畏讥，就是这种背黑锅的尴尬境况的真实写照。故曾氏兄弟初则失望，继则恐惧，故曾国荃要建议“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三日弛禁期内掳获的“贼赃”，“以抵欠饷”，多多少少凑个数儿，平息舆论。曾国藩则老谋深算，知道众将士固有愚智强弱之别，所得资财则有多寡不均之实，“按名勒缴”的话，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较多的“强者”必会“抗令而遁逃”。如此，则不但无补于实际收入，甚且“损政体而失士心”。遂不采纳“按名勒缴”的建议，而设立不问“贼身囊金”（降卒或敌尸随身携带的财物）只查缴“贼馆窖金”（公私大小库存财物）的法令。当然，此法只是一纸具文；三日弛禁期内，不论囊金、窖金，十之八九已被将士们搜刮一空，事后再怎么严格执行此条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胜于无。找不到大笔“贼赃”，必然遭致讥议；为免讥议，总不能倒贴银钱，做赔本买卖。处此两难之境，曾国藩只有实行“挺经”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对君父”的赤诚，据实“覼缕”，尽量争取中朝人士的谅解；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中枢也许和曾国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许收到实地谍报，两造俱符；也许格于情势，无可奈何；总之，曾摺奏闻七日后，便迅速下达了一道“理解万岁”的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七、曾九暴富传说 曾国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就官方层面而言，此事已经了结。只是，普通群众觉悟比较低，怎么也不相信“城内并无贼库”，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家老九因此一役，骤成巨富。我们看几则有代表性的传言。“（曾国荃）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国荃谥号）所得”；这是说他侵吞了四个元代制造的大顶灯。“（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馀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东珠，出产于东北混同江、乌拉宁古塔诸河（即今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如此宝珠，曾国荃一下捡了一百多颗，此外，还抱回一个大于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当日长安贵少的奢华，若见到湘乡曾九用栲栳盛着一砣翡翠，不知作何言语？除了列举实物，传言还折算了曾国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现金收入：“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为了对数千万两银子有个感性而现实的认识，我们来做做数学题，将之换算为今日币值。从三至九，皆可称“数”；换算所用的中介物，则以大米为例。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间，米价为4480文/石，约合1.71两银子/石；清代每石，相当于今日的71.6公斤，然则一两银子可购41.87公斤大米，然则“数”千万两银子可购大米，在1,256,100——3,768,300吨之间。今日中等质量大米，约2元/公斤，然则，曾九此行获利，折合人民币在25亿至75亿之间。再参照《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本年度中国富豪榜，我们发现，曾国荃可以轻轻松松跻身前十之列。感性认识，尚不仅此。倘若曾国荃真有数千万家财，那么，他的资产将数倍乃至数十百倍于当时大清帝国的国库储备。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道光三十年，库存八百馀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咸丰三年，库存仅为二十馀万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历史上，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案例很多，但是一战暴富而至敌国甚且倍国，实不多见。囿于历史经验，限于当日实情，基于现实排行，我们是不是要怀疑“获资数千万”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不待后生晚辈如伯牛者，遍阅清代野史稗记的掌故大师徐珂早就质疑这个传言，他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他的侄女是曾国荃长孙媳，跟娘家唠起夫家光景，大致不谬。例如田数，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产为几千亩可知。杏文小姐说夫家资产不及百万，按照上面的算法，则不超过八千馀万人民币。较之升斗小民，固为巨富；但是，衡以富豪标准，则遑论前十，欲托身排行榜尾亦不可得矣。然则，“获资数千万”为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谣言，可以休矣。语云：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皆任统帅，七年间集资百万，稍富于知府而已，远远“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我辈读史，抚今追昔，伤时怀旧，又何必责备求全，死死揪住曾九这条子虚乌有的辫子不放？七、曾九暴富传说 算术可以破谣曾国荃虽未因南京之战暴富，但是，以军人身份聚财百万者，终异于可收陋规可得贿赂的地方官员，不考察其所以致富的原因，总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也就怪不得曾九暴富的传言能够流传数十百年而不止不息。看来，为他平反也好，查处贪污也好，不对曾国荃的个人收入进行专项审计，都不能做到理直气壮。但是，太平天国覆灭后，清廷“破格施恩”，特准湘军在报销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所有军费时，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此次“施恩”，基于三个原因。一、湘军薪酬制度异于绿营，户部并无对应的报销标准，双方会计规则不能接轨，强此就彼，势将格格不入。二、出征将士，自上而下，大发战争财，报表弄虚作假；户部经办报销人员则因此勒索“部费”，以求雨露均沾。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湘军立下不世功勋，中枢在经济问题上睁眼闭眼，难得糊涂一次，不算过分。三、由于中央财政的困绌，湘军大多时候不得不自筹军费，通过厘税等方式接济饷需，故其军费来自中央调拨者少，来自地方税收者多。如果对军费报销进行严格审查，中央、地方、军队三本帐，时间跨度超过十年，要做到毫厘不爽，技术上难度很大。因此，不如报个总账来得便捷。无疑，这次“破格施恩”，中枢与军方各得其所。只是，没有详细报表，我们就查不到曾国荃个人收入的相关数据，前此所谓专项审计，如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