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将自己支配的城邦国家组成了一，当然自己做盟主。参加这个军事同盟的条件是，当斯巴达发动战争时要提供兵力助战；要采用贵族制而不是民主制。斯巴达没有要求盟国每年进贡，因为对斯巴达来说士兵远比金钱重要。而要求盟国不得采用民主制，则是明鲜地将雅典及其同盟当成敌国了。 据说，当时希腊有一百五十个左右的城邦国家。公元前五○○年前后，雅典和斯巴达异军突起，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雅典靠的是经济实力，斯巴达则依仗其军事力量。可是两雄之争没有在这时发生，原因是大敌从希腊之外云集而入：波斯战争暴发了。第六节 波斯战争--初试锋锐-- 战争，通过追述它的起因、经过和战后后处理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的真实性格，因此战争是史家描述人类的难得素材。 波斯战争与罗马人无关，却是理解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差异的必不可少的素材。在内哄不绝的希腊史里(特象中国史，内哄，党阀，甚至“君子”“小人”纷争不断)，波斯战争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希腊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实例。 公元前五世纪初，波斯帝国征服了小亚细亚，开使将视线转向西方。理由当然是经济上的。当时的小亚细亚西岸、爱琴海一带是经济中心，波斯帝国不由得食指大动。战争的幌子则是宗教上的。波斯宗教的唯一的至高至尊之神-安拉-具有无瘕高尚之德，而希腊诸神多如牛毛，却只有与凡人一样的德性，争风吃醋毒咒械斗不断。波斯当然认为安拉要比希腊诸神优越。优越的神的子民当然要统治劣等诸神的子民。你看，名正言顺了不是? 波斯国王自称权力是至高至尊之神安拉授与，因此是‘万王之王’，跟中国的天子似的。他当然认为内哄不绝的希腊民主制是顽冥不化，所以要奉天征讨，救希腊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顺便再捞一笔。于是狼烟突起。 首先，离波斯最近的依阿尼亚(Ionia,指小亚细亚西岸，现土耳其西海岸)陷入战火。当时，依阿尼亚的经济远比波斯帝国要发达，体制的民主化也比希腊本土来得早。波斯国王强迫依阿尼亚诸国放弃民主制而采用君主制。依阿尼亚诸国便以米利都国(现土耳其艾登市西部沿海一带)为首，举起了反旗(注4)。这个反抗运动便成了波斯战争的导火线。 米利都人深知不是波斯帝国的对手，便向希腊的最强军事国家斯巴达求援，希望斯巴达能同情将沦为波斯奴隶的依阿尼亚的希腊人的悲哀，看在同胞的份上，救依阿尼亚人于波斯暴政之下。 斯巴达正忙于征服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半岛，加上对民主制的反感，拒不出兵。希腊世界中只有雅典和埃维厄(?，位于现希腊的埃维厄岛)两国派出了援军。这两国与依阿尼亚诸国同是阿卡亚族，关系相对密切。两国共派出了二十五艘战船和相应的战士。但这不是波斯的对手，不到四年，公元前四九四年，波斯便粉碎了依阿尼亚的反抗。 通过对依阿尼亚的作战，波斯国王认识到：要想攻破并统治希腊诸国，象征服小亚细亚那样只派遣大军是不够的，还要同时进行巧妙的外交攻势，目的在于离间希腊诸国间的关系。波斯国王深信希腊诸国如一盘散砂，不可能协同行动。 公元前四九○年，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遣陆、海军二万五千，进攻曾支援依阿尼亚反抗的雅典和埃维厄两国。埃维厄国兵败如山倒，倾刻便被血洗、掠夺一空，家园被破坏，市民全体被贩卖为奴隶。波斯大军乘胜转攻雅典，在阿提卡地区的马拉松平原(Marathon，雅典市东北海岸)登陆成功。 面对打到家门的波斯大军，雅典举国震惊。他们首先想到了斯巴达，就派使者火速奔往斯巴达求援。斯巴达这次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行动，大概是因为在搞一个重要的祭典仪式又迷信满月前不可出兵之类的理由。总之，雅典只有独自抗战了。 万分幸运的是，雅典的十人内阁(又称十将军或国家战略官)的一人是富有决断力的米提阿德斯(?，Miltiades)。 米提阿德斯立即组编了一万人的重装步兵(九千雅典兵，一千邻国普拉提亚<?>援军)，并领兵前往马拉松平原。对唱了空城计的雅典市，他安排下海军从海上防守。 波斯大军倍于雅典军，米提阿德斯却故意将阵线拉得与波斯军同长，但将精锐放在两翼。 两军交手，一切都在米提阿德斯的计划之中。雅典军中军不敌重压步步后退，波斯军不知是计纷纷拥入突破口，以图扩大战果，雅典军两翼精锐铁臂合围使波斯军四面受敌，善长强弓硬弩的波斯军完全不得发挥。这是一场包围战的典范，波斯军陆军溃败。想从海上偷袭雅典市的波斯海军，也因米提阿德斯早有预备没能得手。波斯军只好撤回东方。战后，士兵斐地庇第斯(Phidippides)奉命跑回雅典市报捷，他一口气跑了36.2公里，说完胜利的消息便倒地身亡。这就是现代马拉松长跑的由来了。从此事上也可见当时的作战方式为步战，极少用马，所以才将斐地庇第斯活活累死。名将米提阿德斯因第二年远征Paros岛失利遭雅典市民弹劾，不得志而死。 雅典军在马拉松战役中一百九十二人阵亡，波斯军阵亡人数六千四百，但主力几乎完整无缺。这场战斗的胜负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希腊人知道了在东方百战百胜的波斯军并非无敌。 但是，希腊人也都不认为波斯会就此善罢甘休，对刚战胜波斯军的雅典来说，制定对波斯的战略方针是非常紧迫的课题。 因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而充满信心的雅典人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分为两派-稳重派和激进派。两派的对立除了想法上的差异之外，似乎两派的领袖个人之间的竞争意识是更重要的原因。 稳重派的领袖是阿里斯德岱斯(?,Aristides,BC530-467)，那个在无知的乡下人的陶片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人。激进派的领袖是特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BC524-460)。 激进派的想法一般总是要比稳重派的来得简单明了。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也是如此。他主张增强军备提高国防能力，而国防重点应放在海军。稳重派的阿里斯德岱斯不同意此案，我想大概是军费来源的问题吧，增强军备得有人愿意加税，这在民主制的雅典也许不易。 特米斯托克利斯为了排除政敌，有效的利用了陶片放逐法，于是便有了前面讲过的故事了，阿里斯德岱斯被逐出雅典。在民主制的雅典，陶片放逐法是排除政敌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特米斯托克利斯排除了政敌，开始将雅典引向自己制定的方向而且不用担心政敌的干扰。公元前482年，雅典发现了新的银矿，市民强烈要求按惯例将盈利平分。阿里斯德岱斯则力排众议，将全额收入国库，一举解决了军费财源。而雅典的造船能力也因此空前提高，每年可造三层桨战船(注5)二百艘。雅典就是在这时超过海军大国迦太基(现突尼斯一带)，成为地中海第一海军大国的。--两大文明的撞击-- 马拉松战役的十年后的公元前480年，新波斯王薛西斯(Xerxes)继承先王大流士的遗志，为报马拉松之仇，亲统陆军三十万，战船千艘，号称百万大军，杀奔希腊而来。 波斯陆军渡过赫拉斯滂海峡(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沿爱琴海北岸，经马其顿(现希腊东北部及保加利亚南部一带)，然后南下。海军与陆军相同步，沿爱琴海海岸线转一大圈南下。波斯说到底还是陆军国家，不会独立使用海军。 雅典立刻进入了临战状态，并招回了所有被追放的人。三年前被追放的阿里斯德岱斯也从国外回来，被任命为前政敌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副将。 波斯以重兵进攻的目的，是为了玄耀武力，促使希腊各个城邦国家间的分裂。但波斯失算了，这次连斯巴达都毫不动摇。 这是两大文明的决斗。在本国内以服从为美德的斯巴达人拒绝服从波斯的统治。有雅典和斯巴达挑头，全希腊的城邦国家立刻响应。向以独立心旺盛缺乏协调性而著称的希腊人，在捍卫独立自由的旗帜下，终于实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 希腊联军的总指挥当然是第一军事大国斯巴达的人担当。但战略却是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斯制定的。他认为在雅典北部的平原上与波斯正面交锋对兵力不足的希腊联军不利，便将最初的防卫线定在更北一点的希腊中部的山地关口温泉关(Thermopylae,又译德摩比力)。温泉关面海靠山，山势险峻，道路狭窄，易守难攻。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Leonidas)亲率本国精兵三百人，加上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四千人据守此关。希腊海军则以雅典海军为主，在埃维厄岛的海角处设伏，阻止波斯海军南下。同时特米斯托克利斯下达雅典空城令，妇幼老弱及财产尽数疏散到萨拉米斯岛，以备不测。 作战是无懈可击，希腊海军虽然受到不小损害，但成功地阻止了波斯海军的继续南下，并安全地将主力舰队(约350艘)撤入埃维厄航道。 镇守温泉关的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及其勇士们与数十倍的波斯陆军撕杀的天昏地暗，波斯军轮番进攻两天不得前进一步，却死伤惨重。第三天，在一个希腊叛徒的引导下，波斯王遣精兵绕人迹罕至的山道抄的李奥尼达后路，李奥尼达下令让四千伯罗奔尼撒半岛军撤出了战场，自己带著三百斯巴达勇士死守温泉关。李奥尼达及其勇士们面对重兵，毫无畏惧，前扑后继直到全体阵亡。后人为记念这些勇士的事迹，在温泉关为之立碑(注6)： ‘陌生的过客啊， 请告诉斯巴达的人民， 为祖国献身的勇士们， 在这里长眠’ 波斯军在此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波斯王薛西斯的两个兄弟都在此役丧生。 李奥尼达与三百斯巴达勇士的威名传遍了希腊，他们的死没有白废，因为他们的事迹让全希腊都知道了连斯巴达人都会为希腊的自由独立而不惜自己的生命。面临分裂危机的希腊抗战统一战线又重新牢固起来。同时李奥尼达与三百斯巴达勇士的死守，为希腊陆军主力的转移和海军的整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攻陷了温泉关的波斯大军如洪水般涌出山口，瞬息之间就征服了三分之二的希腊领土。他们一边南下一边烧杀劫掠破坏，如入无人之境。 一举兵临雅典城下的波斯王薛西斯终于发现他进入的是一个空城，即无抵抗的士兵也无四处逃难的市民，只有因发狂的波斯兵破坏雅典神殿而高高升起的烟尘在雅典市上空嘲弄般的飘荡。 这正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计策，他以三分之二的领土换得无损的希腊重装步兵和海军主力，以及宝贵的时间。特米斯托克利斯避免在陆地上与波斯军决战，而寄希望于海军决战。正所谓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雅典的战士因其家属早已转移而毫无后顾之忧。满载战士的雅典舰队驶向了萨拉米斯(Salamis)海湾(位于雅典西南海面)。 从雅典舰队的船上，眺望著雅典城上空的烟尘，听著传来的为所欲为的波斯士兵的叫喊声，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要与波斯军玩命。这大概也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激将计吧。 希腊海军将官多数认为应在哥林多东部海湾上与波斯决战，因为那里与陆地的联络方便，易得到陆军的支援。特米斯托克利斯再次力排众议，将决战地点放在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 公元前480年9月，三百多艘雅典战船在萨拉米斯海峡集结待命。特米斯托克利斯心生一计，派出一心腹假装逃兵，向波斯王谎称雅典舰队发生内部分裂，现在攻击肯定大获全胜之类，将波斯海军引入萨拉米斯海峡。 连战连胜的波斯王毫不将半数于己的雅典舰队放在眼里，令全军六百余艘巨舰驶入海狭，寻找希腊舰队决战。波斯王则带领一群史官，登上可一望海峡的高地，准备观看自己的胜利，并将之记录下来，准备留芳千古。 当朝阳冉冉升起时，希腊海军的号角打破了晨熹的宁静，众战船一声发喊，便向波斯舰队冲撞而来(注7)。希腊战船小巧敏捷，船头配有巨木用来冲撞敌舰侧腹部，而庞大的波斯舰队在狭窄的海峡内无法施展，自撞的，触礁的，一团混乱。希腊海军的“神风”冲撞战一直持续到入夜。 当曙光再次升起时，展现在希腊将士眼前的是无数破碎的木板，而波斯大舰队则是无影无踪了。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就这样只一天便结束了。 波斯王薛西斯深知失去制海权意谓著无法保证大军的给养甚至会被切断归路，因此当战斗初现败迹时便带著亲兵从海路溜了。 第二年，五万波斯军在波斯名将的带领下，再次侵入希腊。特米斯托克利斯仍用空城计，将主力放在海上。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军三万则与波斯陆军在雅典城北五十公里处决战。激战中波斯将军战死，波斯军全线崩溃，逃回东方。 同年，以雅典为首的希腊海军转守为攻，越过爱琴海攻入小亚细亚，小亚细亚诸国纷纷响应，从波斯暴政中独立。 在西西里岛，迦太基策应波斯也与希腊开战，得胜的还是希腊。这个迦太基后来被罗马灭国，全城被毁，并撒上盐后用犁耕翻，使迦太基的土地永世寸草不生。此是后话。 公元前478年，波斯战争结束了。小亚细亚诸国又回到希腊人手中，爱琴海又是希腊人的海了。第七节 霸权国家雅典 大敌波斯暂时败退了，而波斯的威胁并未消除。对于迟早还要来犯的敌人，希腊的城邦国家认识到建立一个永久的防御体系的必要。于是一些城邦国家结成了。 的主导权理所当然的由雅典担当，因为雅典的海军在波斯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诸国在内的二百多个城邦国家组成。因提洛岛是中立地区，加上岛上有希腊全民族共同敬爱的阿波罗神的神殿，所以同盟的本部设在提洛岛。也就因此而命名。 参加同盟的各国拥有完全的内政和外交自治权。义务则依国家实力不同而各异。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大国有义务向同盟提供战船和战士，其它的成员只需依国力负担一些军事经费。这些由同盟国提供的经费被保管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殿内。各国应负担多少经费，则由以廉洁无私而著称的阿里斯德岱斯审议决定。阿里斯德岱斯被赞为“出去(做官)时是穷人，回来时更穷了”。顺理成章地，雅典一手独揽了同盟的议长权，同盟舰队总司令担当权和同盟资金的使用权。 会议都在提洛岛上招开，与现在的联和国一样，无论国家大小，一国一票。似乎挺民主。但这样也十分方便大国操纵对自己驯服的小国以影想投票结果。 就这样拥有了大规模常备海军的希腊的制海权终于超出了爱琴海，一直括展到了小亚细亚南岸和赛浦路斯岛一带。而波斯海军则被封锁在本国的沿岸不得动弹。东地中海于是成了希腊的后院池塘。 但是，并没能改变希腊人的散慢的性格。一年前对波斯战争时的团结，转眼间烟消云散。不满雅典独揽大权的斯巴达拒绝参加这个同盟，而将力量放在了强化以自己为首的上。 波斯战争之后的希腊，在海上是雅典越来越强大，在陆地上则是斯巴达越来越强大。但是到公元前431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役为止的四十七年间，双方处于一种冷战状态。这个和平时期对于工商国家的雅典来讲是求之不得的。 面对大敌当前而团结一至的希腊在击败对手后便一分为二：和。与此同样，胜利后的雅典又重新拉开了家常便饭似的政治斗争。这次的主角仍是阿里斯德岱斯和特米斯托克利斯。 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依旧十分简洁明了： 敌人是波斯，对抗敌人的王牌是海军，故今后仍需继续加强海军军备。 此外特米斯托克利斯还认为今后不能再出现让雅典城孤立无援的状态。敌人一来便空城逃往海上的战术总会被敌人识破而失去效用。为此他主张将雅典和海港比雷埃夫斯有机的连在一起，即为保障由雅典到海港比雷埃夫斯的通行安全，在道路两侧筑起高高的城墙，使两城连成一城。 特米斯托克利斯坚信大海是雅典的生门，为更有效地使用停泊在比雷埃夫斯的舰队，也必须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合为一体。 至此，特米斯托克利斯的主张并不难被雅典市民所接受。但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眼光更加长远。 他认为，敌人不只是波斯，雅典早晚都会与斯巴达发生正面冲突，另外，他也想将雅典的霸权扩张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一统希腊江湖。 他向斯巴达支配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国暗示，如果他们要树立民主制，雅典将会全力支援，以此离间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与斯巴达的关系，促成的瓦解。 特米斯托克利斯还不断向斯巴达国内的希洛人显示民主体制下他们所应得的自由，扇动他们暴动，以达到从内部削弱敌人的目的。 其实看看现代的冷战经纬，不难发现历史竟是如此相似。争霸的双方是否有意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小蚂蚁不得而知，但一般人几千年如一日的反复往事而不觉，每每使人掩卷长叹。 言归正传，这特米斯托克利斯当然晓得，要想推行自己政策必须要有强大的权力。自己虽然享有对波斯战争首功的盛誉，但仅此仍然不够。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他采用了优待第四等级的政策，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作为第四等级的无产市民，虽无财产却作为海军在波斯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因自己的胜利而显得意气风发，同时也十分敬佩曾任海军指挥官的特米斯托克利斯。如果能得到整个第四等级市民的支持，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权力便万无一失了。但特米斯托克利斯失算了。 特米斯托克利斯这种做法引起了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稳健保守派的不安。雅典的稳健保守派认为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和做法会危害自己的阶层的利益。 于是，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稳健保守派便指责特米斯托克利斯忘记了大敌波斯的威胁，敌视友邦斯巴达，顺便捎带几句”群众反映你也许有受贿，贪污行为”之类。为了将特米斯托克利斯赶下台，保守派当然不忘祭起陶片放逐法的法宝。大概这次无论是谁来请求，阿里斯德岱斯也不会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了吧。 公元前471年，波斯大军败退后仅仅七年，拥有赫赫战功并对战后雅典的复兴作了杰出贡献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便被从雅典驱逐出境。这个决定对雅典的损害雅典人要到四十年之后才能看到。 倔强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依然不停地到处宣传斯巴达威胁论，但他所提唱的反斯巴达主义，不仅在雅典不被容纳，在其它希腊城邦国家也不能被容纳。对这些国家来讲，危险的不是斯巴达，而是特米斯托克利斯。危险人物是没有安居权的，在斯巴达的强烈要求下，雅典发出了对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追捕令。特米斯托克利斯开始了逃亡生活，最后走投无路，逃往波斯请求避难。 这时的波斯王已是败给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薛西斯的儿子了，他以极正式的礼节来欢迎这位前敌国将领。而特米斯托克利斯并没有立刻与波斯王见面，他先学了一年的波斯语言和文化，然后才拜见了波斯王。但特米斯托克利斯在波斯的安静的避难生活没能持续太久。 波斯王要聘请特米斯托克利斯担任要向雅典海军进击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特米斯托克利斯既无法拒绝在困境时收留了自己的波斯王的要求，也不能将刀口对向自己的祖国。忠义无法两全，年近七十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于是服毒自尽。就这样，早在雅典与斯巴达开战前四十年就已看透两雄不并立的一代英雄的生涯落下了帷幕。 特米斯托克利斯流亡的这十年，雅典的稳健保守派掌握著实权。声名显赫的阿里斯德岱斯退休后，稳健保守派的领袖由西蒙(?，Cimon)担当。西蒙是马拉松战役的主将米提阿德斯之子，虽不算机灵却为人诚实，豪爽，深得市民的敬重。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将领，曾在小亚细亚南岸大破波斯陆、海两军，确立了雅典在那一带的海上霸权。 特米斯托克利斯下台后的雅典以反对波斯为战略，为此还曾对陷入经济危机的斯巴达实行过经济援助。 但是，在特米斯托克利斯自杀前一年，西蒙也被用陶片放逐法驱逐出境。同时，雅典的民众派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没有将自己以前的领袖特米斯托克利斯招回国，而是推出了新一代的年青领袖伯里克利。雅典于是进入了被称为的黄金期，其民主政治也得到了空前完善。第八节 伯里克利时代 并非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才能使民主体制发挥机能。 伯里克利(Perocles)出身于雅典的名门贵族，他的性格也是真正的贵族式的，有良好的文化、音乐和哲学教养。他的思想也十分开放。 在保守派的领袖西蒙被驱逐出境的公元前461年，年方三十中旬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西蒙的被驱逐，伯里克利大概也在暗中起了不少作用，所以他才得以成为西蒙的后任。 被自己所属阶级的对立阶级推上台的伯里克利，在获得权力之后也没有改变自己权力的立足点。 前面讲过，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十人内阁”(或称十将军)构成的。这十人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在雅典掌握实权意味著要连续多年被市民集会推选为这个“十人内阁”成员，而且还得是首席成员。 伯里克利成功地做到了，连续三十二年!在民主选举，有时还要由抽签决定的雅典，伯里克利的成功被不少人认为是个迷。为什么他，只有他做到了? 伯里克利进一步完善了克里斯梯尼改革。他决定除了特别需要才能和经验的军事、财政的官员之外，所有政府官员在市民集会选举之后由抽签的方式决定官职。这些官员在执行公务期间，按天数发给工资。 抽签与工资相结合的这一国家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完全的直接民主制。 在此之前的雅典从理论上给与了全体市民以平等的参政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公职都是没有工资的。这对于每天都要为三餐奔走的人来讲，就算当选，也无法从事公职的日常工作。伯里克利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难题。 就这样，无论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场工作的员工，在偏远的乡下耕种狭小土地的农民，还是在雅典海军的战船上的划桨手，都名付其实地有了参政权。正因为有这些无产者的参加，雅典的民主体制才被提高到了一个顶峰。 伯里克利还从国库出钱，使雅典市民可以免费进入当时的主要娱乐场所的剧场。 更来劲的是，伯里克利还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复兴工程，著手修复在波斯战争中被破坏的神殿、剧场，并计划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璜。对此很快就有人开始非难伯里克利滥用国民血税钱。好一个伯里克利，一点也不回避问题，他这样回答：“那好，从明天起所有的工程费用由我个人的财产来支付。不过，在神殿的正面要刻上我伯里克利的雕像，这大家不会有意见吧。”反对的人立刻就张口结舌了。这些建筑如此的辉煌壮丽，令外国游人禁不住赞叹不已，雅典市民的自豪感也在不断的赞美声中高涨。 伯里克利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连续三十余年，几乎年年被选为十人内阁成员，而且绝大部分被选为首席成员。 雅典人与中国人有一通病：那就是对于别人的成功，极易嫉火焚心，就是说特爱得红眼病。对雅典人来说，比中国人幸运是他们有一个陶片放逐法可以用来对付政敌。而伯里克利却从未试图废止这个对当权者利敝两可的制度，也从未利用过这个法宝。 碌碌无为的领袖很容易被大众蔑视却不易丢掉乌纱帽。但伯里克利决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领袖，他创造了被后人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黄金时代。在希腊史上他是唯一能在希腊的民主制下连续掌权三十多年的人。或许正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能得以巧妙的使民主体制正常运转。 他毫不介意有人指责他的政策是拉拢人心，有些史学家甚至说他用钱买选票，以他的家族的经济实力来讲这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但是他的的确确十分地热衷权力，就像优秀的演奏家热爱名贵的乐器一样认为强大的权力对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拥有了在雅典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的”名贵的乐器”之后，伯里克利演奏了怎样的”乐曲”呢? 在雅典不会有人怀疑伯里克利是民众派的领袖。虽然如此他不仅没有排斥保守派，反而完全继承了阿里斯德岱斯、西蒙的稳健保守派的路线，积极使用海军力量以维持制海权，以此确保并扩张雅典的市场，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努力地维持与斯巴达和波斯的友好关系。 但同时，他也吸收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极力主张而没有实现的战略。他将斯巴达看成是与波斯同样程度的宿敌，认真考虑对策。一边尽可能的避免冲突的表面化，一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消弱斯巴达的实力，在这点上他与特米斯托克利斯同样不择手段。 与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的是，伯里克利既是非凡的战略家也是有非凡教养的人。他的野心自然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国家之首的壮举上。 对于有才能的优秀的人材，无论专长什么领域，虽然没有给与市民权，伯里克利动用自己可以支配的部门给了他们很高的报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都纷纷奔向雅典，对他们来讲在雅典被认可意味著是登了龙门。起源于依阿尼亚一带的哲学便是在这时将其活动中心移到了雅典。也是在这个时代，雅典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当然指海军)上，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的。现代人们满怀憧景、敬佩说起的“希腊文明”实际上是以伯里克利带给雅典的这三十年的和平为顶峰的，不到二百年间的产物。 依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伯里克利曾这样说过： “我们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她使我们不必去羡慕别国的体制。这不是一个模仿他国而制定的体制，而是一个异国都想效仿的体制；这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这个体制就叫做民主制。 “在这个体制下，全民拥有平等的权力。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得到的荣誉只与贡献大小有关，而与其出身、地位无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应得的荣誉不会因为他的贫穷而被剥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公私，都享有完全彻底的自由，甚至包括猜疑、嫉妒的自由。……同时我们丝毫也没有忘记，作为消除每天疲劳的手段，让大家享受各种娱乐、接受更高的教养、每年定期招开运动会和组织各种庆典以及确保居住环境舒适的重要性……。 “关于教育，我们的竟争对手(指斯巴达)对他们的子弟从小就实行严格的教育，希望以此使他们具有勇敢坚强的气质。我们对自己子弟的教育不象他们那样严酷，但面对危险，我们的子弟所显示的勇气决不小于任何人。 “面对考验，我们不象对手那样通过非人的严酷训练而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是依靠我们每个人建立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之上的决断力。我们所发挥的勇气不是用法律、习惯逼出来的，而是从我们每个雅典市民在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各自的行动原则中产生的。 “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却有节度；我们尊重知识，却不沉溺其中；我们追求财富，但那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愚蠢地用来向他人炫耀。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努力去摆脱贫穷。 “我们尊重私人利益，为的是提高个人对公益的关心。因为我们相信以追求私利而发挥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公共事业上来。 “在我们雅典，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不被认为是喜爱平静、与世无争的人，而是一个做为市民不合格的、没有意义的人。 “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希腊的师范。 …… 他的讲话格调高雅，而又无可非议。简直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经典。按说人类已经过了二千五百年进步，可是现在我们有多少领袖人物可以做出这样精彩的演说呢。 象王婆卖瓜吗?伯里克利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事实，而不是空洞的“就是好，就是好！”。古代的雅典的确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典范。 从罗马来到希腊的三人考察团，在希腊住了一年，所闻所见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我们讲的伯里克利时代是指公元前460年到430年的三十年，而后进国罗马的视察团是在公元前453年到452年的一年间访问希腊的。 在伯里克利的晚年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那是公元前431年，罗马来访之后20多年的事。当时的罗马人没有见到。 也就是说，罗马考察团所见到的雅典是在伯里克利的全盛期、伯里克利的政策毫无障碍通行无阻时的雅典；而伯里克利则像无暇的大理石神像一样完美，像驱使自己的手足一样驱使著雅典市民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面对这样的景观，大体上的人都会倾倒在雅典民主政的旗下，成为雅典民主政的信徒，将雅典民主政介绍给自己的国家。哪里还用等伯里克利的讲演，因为雅典民主政的实施结果使雅典成为连波斯都不得不另眼相看的强国。 但是罗马人竟然没有模仿雅典老大哥!而且也没有模仿连雅典都要时刻提防的强国斯巴达! 要是说访问了一个进入衰退期的国家，那谁都会以那里所展示出的种种缺陷为反面教材。但是，视察一个处在全盛期的国家而不去模仿，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不过关于到底这三人在希腊看到了什么，回国后是如何汇报的，完全没有详细记录。或许在后来的战火中，相关的史料都散失了吧。只以日后罗马的发展进程来看，那三人考察团的人选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了吧，有先见之明，有历史洞察力。 自由和秩序的矛盾是人类所面临的永久课题。没有自由便没有发展，没有秩序发展就不能长久。而这两者竟然是相护矛盾的。因此如何将这两个理念在现实中和谐两立，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雅典和斯巴达以不同的方式作出自了己的回答。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对这两个国家的考察，不仅对罗马人有益，对当今的我们许多人都会有益。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会如何看待雅典和斯巴达的呢? 军事国家斯巴达对于实行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来讲，无疑多少都会产生一点亲近感。而且斯巴达人所重视的朴实刚健的作风，对于此后二百年间一直以此为行动准则的罗马人说来也极易产生共鸣。 但是，斯巴达的社会过于封闭，不仅对别国关系长年不变，连国内的阶层也完全固定，这对于建国伊始便普遍与外族发生融合的罗马来说完全是一种异样的国度。 另外，斯巴达以培养职业士兵为至上目的，而罗马则认为士兵来自一般市民已经足够了；虽然在罗马也以服从为美德，但并不像斯巴达那样以此为所有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斯巴达追求私有财产会受到蔑视，而罗马的第一部法律是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制定的。罗马人认为不用像斯巴达那样的压制自由也能维持秩序，不用像斯巴达那样将全部力量用来培训士兵也可足以保卫国土。 那么雅典呢?虽说是有伯里克利的巧妙的诱导，在罗马人眼里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大概是非常和谐地两立了吧。 当时的罗马不仅是共和制，而且与雅典相同，处于平民阶层势力不断增强的状态。这不，在平民势力的压力下，罗马不得不派出考察团准备制定明文法。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中页的罗马与雅典的克里斯梯尼时代(注1)的情况相似。这时的罗马就算采用了雅典民主制也不会令人吃惊。人类的历史很有意思，从来都不会只有非此既彼的两条路。罗马就使许多“进步”的历史家不无遗憾地说：罗马失去了一个实现民主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雅典住了一年的三人一定有许多机会去接触和观察伯里克利的言行。而且越是接触的多，越会痛感伯里克利非凡的能力卓越的才华是极为不可多得的，所谓雅典五百年，罗马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稀有人才。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完美的和协共存无疑是要归功于伯里克利的能力的。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评价雅典的制度：“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 也许不仅希罗多德看到了这个实质，那三个罗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时的罗马刚刚抛弃独裁推翻王制实现共和不到半世纪，他们依旧对独裁有种神经质的抵抗感，尽管雅典的独裁者是那样地才华横溢那样地民主。独裁的缺点正在于其不可避免地极度地依赖执政者的个人才智，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古今中外不知为何优秀的人材极少连续出现，但昏君一出便是接连不断。独裁制的最大缺点在于这个制度不存在监测机能，无法避免出现失误、恶政。对此我们中国人一定深有感触。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现在只要一心抓经济民主早晚会到来、凡指责中国现在独裁政策便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想法正是没有看到独裁制的长远危害。第九节 认识了希腊之后 三人考察团访问了希腊之后，罗马并不是简单地吸取了雅典和斯巴达的长处制定了更完善的体制。这时的罗马直到公元前367年的80年间都处于贵族和平民的抗争状态之下，暂时无从奢谈政体的改革。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打倒了王制，他们充满了成为自由人的自豪，成立了共和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人忙于与试图恢复王制的塔克文和他的后援伊托鲁里亚人的战争，还有那些想趁机吃掉罗马的近邻也与罗马不时发生冲突。这期间的罗马无疑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然而这并不是说罗马的内部就不存在矛盾了。 不久，罗马最后的国王和他的儿子们或客死他乡或战死沙场，竟然绝了后。而近邻各族也在罗马的顽强抵抗下渐渐服首，新生罗马终于挺过了危机。 这时罗马终于显示出了过渡到共和制后所产生的矛盾，这个矛盾便是跨越整个世纪的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这是一种阶级斗争。 为什么在王制时不存在的矛盾，到了被普遍认为是比王制更进步的共和制时代反而产生了阶级斗争了呢？这大概是源于罗马权力构造的变化。让我们来看一下从王制到共和制罗马的权力构造的变化。 王制时的罗马的王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认可方可继位，任期为终身制。在位时间一长，王权总是渐渐强大而独立于元老院的势力范围之外。而元老院对王只有谏言和劝告的作用。相反，每个罗马市民都可以参加的市民集会则有权承认或否决王的政治军事提案，与王有著紧密的联系。 这是一个稳定的三极构造，王、元老院、市民集会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这种三极构造在当今许多政局稳定的国家依旧可见，无论是多党议会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或是大总统上下议院制。 罗马进入了共和制后，王的位置由执政官代替，虽然可以连选连任，但每届任期只有短暂的一年。为了防止独裁，每年要选两个执政官共同执政。在短短一年里，执政官要做以前王要做的几乎所有的工作，这无疑要求执政官的人选要具有相当的能力、经验和成熟度。不难想像能够每年都提供这样的人才的只能是元老院内的几个名门贵族了。结果是明摆著的，执政官与元老院的差别一年小于一年，那三极中的两极渐渐交叉重叠，甚至异体同心了。市民集会虽然权力依旧，但让市民们感到自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之一而是被统治者，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另外，共和制最初的十几年的举国一致团结对外的经验也使市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没有这些平民的参加，罗马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连年的战争使平民们不得不长期远离自己的土地和工房，其经济状态年年恶化。而拥有大片农牧地的贵族则不会因此使自己的生活水平立即降低。于是平民与贵族的抗争便以经济为导火线暴发了。 公元前495年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受到了在罗马大广场上的市民们的注意。只见他披头散发几乎遮住了半个面孔，那疲倦的神态既不像奴隶也不像乞丐。在大家的寻问下，老人紧闭的双唇说出了惊天动地的话来。 “俺原是个军人，为了保卫罗马身经百战。甚至当过百人队队长。” “哦，原来是国家功臣。那你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老人悲切地说出自己的土地房屋如何变为战场化为焦土，幸存的家畜如何被盗，为了重建家园如何借下高利贷，因年景不好无法还债，不但房产土地被收押，连自己都被迫依法丧失人身自由沦为债主的农奴。 说罢，老人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于是大家不但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身经百战的刀箭伤疤，还可见债主新留下的累累鞭痕。 群情为之激奋，一些人跑去市内招集市民，霎时间万家空巷，市民们一同拥向坐落在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两个执政官拼命地试图说服大家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们的话，那场景也许和六四前的北京城一样，无人能控制局势。 元老院为了商讨对策要招集紧急会议，但元老院议员们大多摄于群情，不敢离家赴会，致使人数不够法定的下限而无法开会。 俗话有讲祸不单行，偏偏这时邻近的拉丁人的一族(Volscian族)纠集军队向罗马发起了进攻。敌军渐渐迫近处于革命前夕的罗马市，情况极其危急。 元老院这时深感内外交困，力不从心，于是请求两个执政官中比较同情民众的塞尔维(Servilius)来收拾大局。塞尔维无暇多想便来到民众之前，要大家面对外敌齐心卫国，同时塞尔维也向大家保证： “无论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止市民应执政官之招参加军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没收或拍卖从军市民的私有财产” 市民们接受了塞尔维的提案并相信他在战后能使之法律化。当下众人踊跃应招参军，应招人数比以往还多。罗马军连战连胜，接下去又连续平息了另外两族的入侵。 凯旋回城的市民当然等待著塞尔维提案的法律化。可是另一位执政官阿匹乌斯(Appius)嫉恨塞尔维在提案前没有和自己商议而行使否决权。从法律上讲，罗马的两个执政官如果意见不一致，任何提案都不能生效。而元老院也似乎忘记大敌当前时内外交困的恐惧，竟然同意了阿匹乌斯的否决。 忿怒的市民拥向塞尔维的家门，要求他信守诺言。但处于元老院贵族和罗马平民的双重压力下的塞尔维备感心力憔悴，而且看著渐渐增强的市民的暴力倾向，塞尔维也无法全心力地支持他们。 实际上，后来市民们认为塞尔维毫无信义，他们像痛恨阿匹乌斯同样地痛恨塞尔维，甚至在决定由谁来主持祭祀仪式的选举时，竟然不以常规选出两个执政官的一人，而是选了与祭祀毫无关系的一个老百人队长。这当然不是说那个老队长深孚众望，只是明显地表示对这两个执政官的不信任。不仅如此，市民的情绪也日趋激化，他们甚至公然涌入法庭，用噪声干扰对负债平民的判决。 在这种状态下，当萨比奈人向罗马发动进攻的消息传来，执政官招集军队的时候，没有一个市民应招参军。他们全都上了Esquiline山和 Aventine山(注1)，这是罗马史上的第一次罢工。当然罗马人没有人说这些人是汉奸或者说是罗奸，他们没有在大敌当前团结抗战的幌子下低头，大概他们也不会相信只要打败敌人天下太平了，自己的日子会自然的好起来，只要生活好起来那自己的权力自然就会有的。他们不信自然就有而相信要自己去争取。 后任的两位执政官往返于元老院和两山之间试图调解纷争，但毫无结果。 这次元老院又在内外交困下变的认真起来了。面对平民以罢工的形式发出的最后通牒，贵族们也分化为两派--强硬派和妥协派。两派为解决这一难题争执不下。但经验丰富的元老院在强硬派还占上风时就下了决心，决定拥立独裁官(Dictator)。 拥立独裁官也就是说宣布进入非常状态。独裁官的任期虽然只有短短6个月，但是在任期内可一人全权处理一切事务，就是执政官也不能对独裁官的决定提出异议。这是罗马共和制所特有的制度，目的在于出现危机时将平时分散给两个执政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以便高效率地渡过危机状态。公元前501年，当萨比奈人大举向罗马进攻，罗马曾有过任命独裁官的先例。 但这次的独裁官所面临的课题与公元前501年不同，不是对外做战，而是收拾国内的混乱局面。 元老院没有从对平民阶级决不妥协的强硬派中任命独裁官，而是选中了外号叫“平民派”的曼里乌斯(Manlius Valerius)。第十节 圣山 平民派曼里乌斯的独裁官的当选，使平民的情绪平静了下来。对于独裁官的军队招集令平民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走下山来，立刻就组成了十个军团。 对外开放的罗马人一但团结作战，想取得胜利也是易如反掌。虽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产生严重的分歧，但取得一致后却决不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或是消极殆工。当然这次得战争也毫不例外的取得了胜利。曼里乌斯如期辞去独裁官，并向市民集会提出了今後不得以无力还债为由剥夺罗马市民的人身自由的议案。 可是，曼里乌斯的提案却被市民集会否决了。前面讲过，在罗马财产多的多尽义务，多尽义务的多享受权力，贵族阶层在市民集会中享有绝对多数的票数，在这种制度下贵族可以轻易地左右投票结果。 从法律上讲，平民们知道他们不得不遵守投票结果，但是因自己的正当的权利被否决所激起的愤怒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猛烈。他们全体撤离罗马城，上了远离罗马城的圣山。这是公元前495年的事。平民们甚至说如果达不到目的便在圣山一带另立新城。 罗马内部纷争的消息传遍了周围各族，甚至传到了伊托鲁里亚人的耳朵里。这些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趁罗马内乱来捞取鱼翁之利。没有平民罗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兵源，处于夹缝中的罗马贵族阶层终于向平民低下了头。 公元前494年，圣山一带充满了欢呼声。罗马终于决定为平民阶层设立专门的官职，以维护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这官职的名称是保民官（The tribune of the plebs），并且只有平民出身的人才可以担任此职。保民官由选举产生，但不在被贵族控制的市民集会上选，而是在完全由平民组成的平民会上选。保民官名额是两人。 保民官有权否决执政官所做的决定，只要说声“我反对”，执政官的议案便被否决。而且保民官就像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一样拥有人身自由不可侵之权力。他们大概不会像刘少奇那样轻易地就被人揪斗关压软禁。 这个制度的创立从表面上看来，是平民阶层的完全胜利的结果。但实际上是贵族元老院的一个巧妙的对策。 首先，以后执政官元老院与平民有什么冲突时只要与两个保民官交涉就行，而没必要说服广场上的所有人，两者间的难易程度是不言自明的。与无代表的群体交涉的难处，只要看一下6.4天安门事件，便不难理解。 其次，不错，保民官是有否认权，但有在战争时期不能使用的先决条件。这时的罗马每年都有战事，像徵战争的战神亚奴斯神殿的门一直敞开着（注1）。也就是说，保民官的最大权力的否决权实际上没有什么行使机会。 不过保民官的设立仍给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平静和团结。元老院利用这个时期着手修复推翻王制后恶化了的与邻近各族的关系，重建了［拉丁同盟］。 当然也不是说罗马就不用打仗了，就算与邻近各族搞好了关系，但与邻近各族的外围各族的战争还是很多的。不过大体上都是罗马军武功最强，既便不是大获全胜，也多是压倒优势。可是打了胜仗也会有打了胜仗的问题。 罗马每次战胜，并不是将对方的领土完全占领。虽说罗马对战败国没有一个划一的处理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收败者的一部份土地，其中一半分配给同盟国，剩下的一半作为罗马的公有地。这个公有地被用来租给罗马市民使用。在公有地的租借分配问题上，贵族与平民又展开了新的一轮抗争。 罗马的公有地除了公共牧场外更多的是罗马所征服的荒芜地。罗马鼓励市民对这些荒地进行开垦，并有＜农地法＞规定垦荒者在持续耕种所开垦的土地期间，有权占有所开垦的土地，这就是无主物优先占有权。 表面上这个法规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拥有众多奴隶和被保护自由平民（克利恩，client）的贵族阶层比一般的平民更容易多开垦多占有，于是两极分化也渐渐加大，对此平民们开始表示不满。而贵族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为依据，也决不想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 在＜农地法＞上平民与贵族的对立就像罗马体内的癌不断地侵蚀着罗马。而这一难症要等到五百年（！）后凯萨的时代方被根本解决。 极值得人深思的是，不能极早解决这一难题的原因竟然是罗马人的不记旧仇（向前看）和遇事团结对外的美德。看来美德有时还真碍事。 每当听说敌军迫近边境，或是友军战况危急时，罗马人总是丢下自己的不满，拿起武器加入军旅，当然总能打胜仗。与现代中国或当时希腊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相反，整个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 更加急人的是，罗马的贵族简直是贵族的典范。要是他们只是享受在先吃苦在后，就像现在的高干一听说要和越南开战，赶紧就要自己的子女转业那样的话，罗马的平民也不会那么卖命。 随便说两个例子，有一贵族（Titus quinctius Cincinnatus）天天在自己的庄园里自得其乐。一次大敌压境，元老院便找到他说，大敌来犯，您老就当一次独裁官去退敌如何。这位也不含乎，绝没中国古代腐儒所推崇的假谦虚，来句老朽无才无德或像许由那样隐居去了什么的，当下二话没说，丢下锄头披上盔甲，带着招来的军队杀往前线了。战果也没得说，也没什么张飞赵云之类的英雄助阵，仅仅15天就将敌军赶了出境。独裁官的任期是半年，可这位并没居功自傲理所当然的做上半年官，而是一回城便将大权还给执政官，脱下战袍回乡下接着种地去了。 还有罗马数一数二的名门贵族发彪斯一族（？，Fabian clan）在保卫罗马的战争中全族共有四千几百口人战死沙场，所剩者妇幼老病而已。 所以罗马的平民和贵族的抗争每到外敌入侵便烟消云散，外敌退出又从头开始，周而复始，在外患不断的情况下，问题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不过罗马市民还是在国家大义为重的前提下不断地争取自己所应有的权力的。他们提出的另一要求便是法律的明文化。于是便有了前面讲的三人考察团的事了。在三人考察团去希腊考察的一年里，贵族和平民处于休战状态，可见罗马人对这个考察团的期待有多高了。 一年后，从希腊回来的三人加上另外七人，为制定成文法律成立了＜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授予极大的权力，他们有为制定罗马第一部明文法律可不受任何干扰地自由行动的权力。这简直就橡是一群任期无限制的执政官。但更要命的是＜十人委员会＞的主导权不是掌握在从希腊回来的三人考察团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自始至终都是强硬保守派的阿匹乌斯(Appius，见2-9节)的手中。 公元前449年，罗马的第一部明文法律不是铸在鼎上，而是刻在铜板上，被公开在罗马大广场上。这部被称为＜十二铜表法＞的法律不但使平民而且也使同情平民的贵族们目瞪口呆。 十二条法律中毫无新意，大概罗马人都在想：你丫的都到希腊干嘛去了？ 要说财产多的多出力多出兵役多享受权力这一点，罗马早在王制初期便有了，哪用去雅典学他们的＜梭伦改革＞？ 雅典是商业国家，土地财产不是财产的主要部分，而罗马还是农业国，说起财产那主要就是土地。以动产多少作为市民的义务和权力的依据也太不合罗马国情了。而且市民们并不是要求用动产代替不动产来衡量义务和权力，而是要求合理分配不动产，对此＜十二铜表法＞却只字不提。 最令平民关心的是当自己无法准时尝还债务时人身自由的丧失问题，对此＜十二铜表法＞竟然将恶习只作小小修改使之合法化了： 借债人无法准时尝还债务时，被处60天拘留。60天后如仍无法尝还，将被当成奴隶出卖，或为债权人做与其债务相当的无尝工作。借债人在服兵役期间不受此条限制。 另外，＜十二铜表法＞还明文禁止平民与贵族的通婚。 ＜十二铜表法＞从公布之日起便深受非难，而平民阶层也重新采用对抗的态度。效果是显见的。阿匹乌斯所带领的罗马军无人效力，连战连败。不过罗马人从不将败仗的原因归于指挥官一人，所以阿匹乌斯也不会不成功就去成了仁。对阿匹乌斯的不满不是因他的败仗，而是因他个人的品行而暴发。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阿匹乌斯也在爱恋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这女孩是罗马一显赫贵族之后，其父亲曾任执政官，但小姑娘自己是平民阶层。依＜十二铜表法＞平民与贵族是不能结婚的。 既不结婚又要将小姑娘搞到手，留给阿匹乌斯的只有两条路：或让小姑娘做自己的情妇或让她成为自己的奴隶。第一条被人家拒绝了。于是阿匹乌斯便唆使自己手下人诬陷那小姑娘是阿匹乌斯的奴隶所生。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而且归其父母的主人所有。于是阿匹乌斯便名正言顺地将人家绑架回府了，而且是趁着人家的父亲在前线打仗的时候。 听说了这事的前执政官，立刻飞奔回罗马，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哭道：孩子，能使你自由的路只有这条了。说完将短剑刺入自己的爱女的胸膛。 事件很快传遍罗马，不但留在罗马的平民而且在战场上的平民都一起蜂起，抗议阿匹乌斯的专横。平民全体撤出罗马城，又一次上了圣山。而阿匹乌斯不但毫无反悔之意，反而招集手下，准备用武力镇压平民。大有天安门事件在罗马预演的架式。 元老院知道事情危急非同小可，便将阿匹乌斯逮捕，并宣布要对他进行审判。 自尊心极强的阿匹乌斯无法忍受被审判的屈辱，于开庭前夜自杀。 这个事件导致拥有绝对权力的＜十人委员会＞的解散，贵族阶层在平民们的要求下同意今后未经平民的许可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立新机构。 到这时共和制罗马的平民看上去好象掌握了主导权，争到了一些权力的平民们意气风发，在各地的战场上也是所向披靡。使人觉得罗马的平民也会像雅典市民战胜波斯后宣布一切权力归市民那样宣布罗马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后接管政权实行面全民主制。那么后来的历史学家便可更不废力气的说罗马的强大是因为她有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非常遗憾，历史从不以意识形态分优劣，罗马也没有实行雅典式的民主制。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当时内帑堆积如山，而李汝华请发内帑不得，李汝华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不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万历就答应了，这是万历年间的第一次加赋。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熊廷弼受命于危难赴山海关，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一直到铁岭失陷，这年的十二月，万历年间第二次加赋，亩增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再议增赋。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御史张铨上疏：“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趋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可是万历皇帝无动于衷。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万历皇帝逝世。遂尽罢天下矿税，发帑金百万犒边，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 明之亡国，后人多言亡于万历，万历的懒与贪看上去和崇祯的勤政正好相反，然而万历虽然敛财，加赋税却并不多，不曾深扰民，崇祯之亡国，继承万历之弊，实在是赋税过重，扰民太甚。 崇祯之用人 明帝国的崩溃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祯自杀后，南明还能够迅速的建立政权，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以南明的腐败无能，也支撑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覆灭，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我们来看看崇祯的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才不过五十一人。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 崇祯年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 除了袁崇焕，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总督崇俭，和张献忠打仗本来打赢了，可是因为杨嗣昌说他撤兵太早，导致战败，马上就斩首弃市，后来福王时候，给事中李清为之辩白：“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另一位总督赵光汴，当世之人也以为冤。 兵部尚书王洽因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狱受死，然而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使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更是无辜，只不过是崇祯想和皇太极议和，偷偷摸摸不敢让朝廷大臣们知道，而陈新甲无意中将此事泄露出去，崇祯在朝廷上被大臣们逼问，老羞成怒，就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 崇祯年间当然不是没人可用。女真入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击南明的百万大军，进行大清统一战争，这些都是以汉人为主导而实施的，很多为首的都是崇祯年间的旧臣，比如吴三桂、洪承畴他们，这些人在崇祯的领导下束手束脚，不能仅展其才，屡遭败绩，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却如鱼得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大施拳脚，因为他们的努力，开创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见，崇祯用人的确有严重失误的地方。崇祯所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实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崇祯之重征 崇祯即位的时候，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灭。而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 可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以李自成的崛起为例，先是“崇祯元年，陕西大饥”，流贼四起，当然这时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到了“崇祯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可是崇祯皇帝不听。十万赈灾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相食”，流贼又起，这一回规模就更加盛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李自成斩尽杀绝。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可是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也就将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 ，是为三饷，清朝入关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这“三饷”，于是人心安定。 在崇祯十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这个军饷怎么来呢？当时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加收赋税，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钱；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 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是为“剿饷”。崇祯十二年，清兵来袭，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之期，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 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这样，崇祯年间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于“三饷”。明之“剿饷”尚且师出有名，“练饷”就过分可笑。 崇祯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的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 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鸿。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此言不虚也。 崇祯之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的赚，反而还要赔进去血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拼命。 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祯皇帝醒悟过来，用大学士蒋德璟之言，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了。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 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老百姓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难怪明朝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在这种情形下， “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后，得到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老百姓的钱就不心疼。 崇祯时候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结果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或许，崇祯是个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柿子，怎么捏都是一碰就破，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头疼，崇祯坐在火山口上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然而，也不能单说崇祯的不幸，崇祯身为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是比他更不幸万倍？崇祯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不是他一个简单的罪己诏就能原谅的。明朝之灭亡和崇祯实在有莫大关系，崇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而是希望透彻的分析明末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历史，引以为戒。 海禁之失 明朝初期的航海事业到达了一个顶峰，郑和下西洋被誉为中国走向海洋的标志性事件，后人惋惜中国错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然而在明朝而言绝无可能，西方的航海业发展乃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和经济需要，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明朝皇帝为了繁荣经济市场而做出的决定，更不是个人的冒险精神。 永乐帝无法回避篡位的事实，为了表示其正统性，不断要表示祥瑞，所以郑和要让满足永乐帝看到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于是一次又一次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慷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 出航的另一目则是“取宝”，郑和出使三十多个国家，“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郑和本身就是负责皇室采购衙门的内宫监太监，采购珠宝正是其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之船队，谓之曰“宝船”，又名“西洋取宝船”，顾名思义，就是皇帝采购的船队。 和西方明显不同的是，郑和航海事业做的是赔本买卖，以至于七下西洋之后，因为财政上无力为继而中止了航海，并且颁布了禁海令。 一直以来贫穷的明朝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航海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这和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有很大关系，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盛大，但并不适用于经济交流。久而久之，技术的进步被思想的落后所抵消。 明朝的禁海令被后世理解为闭关锁国的象征，但实际上禁海令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然而明朝开放广东海澳的原因，不过是中国官员的贪污受贿，再加上形势所逼，绝非主观上的经济开放。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经常发生海寇与葡萄牙人互相勾结沿海劫掠的情况，对此，广东地方官员采用了招抚葡萄牙人而剿灭海寇的计策，一方面允许葡萄牙人改个名字并在课税后于沿海各海澳进行贸易，一方面以武装手段镇压海寇。这样既可分化海寇与葡萄牙人，又可增加官府收入，充裕饷源，甚至有助于剿灭“倭寇”，可谓一举多得。 另外一个原因是嘉靖皇帝迷信修斋建醮便可获得长生，不惜重价到海外寻觅龙涎香制作万寿香饼。而葡萄牙人当时垄断了南洋香料，所以地方官员也只有默许葡萄牙人的贸易要求。 从表面上看，明朝时期中国有走向海洋的条件，但是准备不足，明朝政府没有考虑过向外扩张，所以错过了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政府的不扩张政策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皇帝的昏庸和无能，以及明朝政府对民间思想和行为的严密控制。 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过这样的论述。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 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 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所谓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纯属后人一厢情愿，有人把中国近代落后的责任推诿给反贼李自成和女真的野蛮统治，认为是他们妨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一个有着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竟然在经济上贪污浪费导致入不敷出，横征暴敛逼反百万流民，在军事上以先进的火炮和上百万的常备军仍无法抗衡全族不过十来万兵力实行奴隶制的少数民族，是不是反差太大了呢？ 或许明代的百万流民应该毫无怨言的饿死自己，而雄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应该自我毁灭，那么中国自然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进新时代，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强国了。 然而，纵然是流民们欣然自杀，女真心悦诚服，任明朝由着喜欢自己当大将军，杀死几个老百姓而卖弄功勋，最后因为好色纵欲过度而死的正德皇帝、二十多年不见朝臣，大肆搜刮钱财的万历皇帝、坐了一个月皇位就死了，却弄出明朝三大奇案之二的光宗，迷恋于做木匠活重用魏忠贤的熹宗皇帝、以及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或许还加上南明那位“七不可”的“蛤蟆天子”，这么一代代的胡闹下去，再加上朝廷大臣党争不休，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成风，而民众麻木不仁（显然嘛，要做到在明朝政府的压迫下饿死都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能不麻木吗？），在极端轻视商人的社会风气下，明朝就顺利发展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 明朝既然无心又无力改变现状，那就只能够重走历代王朝灭亡的老路了。 倭寇之患 我们先来看归有光的一篇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七月，倭寇六、七十人，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流窜数千里，杀伤四、五千人，死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历时八十余日，始被击溃。 当倭寇自芜湖直逼南京安德门下时，明著名学者后来历任政府要职的归有光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目睹情况：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问之，倭寇不过五十余人。而当时南京守城明军约十二万，其他明军尚不计算在内。留都兵部尚书张时彻、侍郎陈洙等闭门不敢出兵。相反，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市民被迫“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归有光愤而问道：“平昔养军果为何？” 拥有十二万大军的明留都兵部尚书，竟然不敢与只有五十余人的倭寇作战，实在不可思议。然而，这只是反映了明朝军队的无能而已。 倭寇之患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 “倭患”问题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胡宗宪《筹海图编》《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 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 倭寇王王直，就是从事走私贸易，他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通商。王直曾经说过：“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仍上书明朝政府要求开放海岸。不过明朝政府不予理会，也不将海外贸易与倭寇劫掠区别开来，依旧实行全面海禁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明朝经济遭受严重损失，长期的海禁使政府损失大笔税收，私贩横行也使内地的竞争加剧，明朝政府秉承一贯不对话、严格控制的政策，全面禁海。 “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人骨髓。”为了谋求活路，渔民与商贩被迫从事走私活动。 所谓倭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 非但倭寇是华人组成，受益者也多是华人，海外贸易本来是件好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所以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山东巡抚王抒说过：“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 嘉靖间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正是道出了倭寇问题的关键。 明朝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也决定了倭寇的兴盛。皇帝不派士兵抵敌人，却乞求海神的保佑。在王江泾一战，斩敌首级二千余颗的张经却以“糜饷殃民，畏贼失机”的罪名斩首示众。 后来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官府一方面放宽海禁，另一方面任用戚继光等名将严厉打击为祸的强盗团伙，才使得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市通则寇转化为商”。 尽管如此，倭寇小规模的活动依旧存在，直到日本建立江户幕府，于1639年实行了锁国令。各个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彻底消失。 倭寇屡禁不绝，固然有明朝政府腐败无能以及明朝军队的无能造成，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基本国策。 就明朝政府的《大明律》来看，明朝政府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有原因的。比如《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 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行为，这就断送了明朝走向海洋的任何希望，倭寇之患祸国殃民，然而能够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些要求解除海禁的走私商人、日本战败武士以及沿海谋求活路的居民吗？ 明朝政府的海禁令，不仅造成了倭寇之祸，也使明朝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以后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明朝的政策。 如果倭寇事件能够演变为一场民间争取自由贸易的成功活动，那么也许中国的命运，甚至亚洲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然而，这一场“出轨”行为还是被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惯性拉回到了“正轨”上，明朝顺着“正轨”走向灭亡，中国也沿着 “正轨”慢慢走向深渊。 党争之祸 或许东林党人因为他们政敌名声太差和自己屡战屡败而受到赞扬和支持，但是对于明朝政府毫无意义，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立场，屁股就已经决定了脑袋，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 他们和他们的政敌一样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贡献。唯一和他们的政敌不同的是，他们坚信自己的道德，并且只相信自己的道德，这使他们显得固执而且有些滑稽，他们在屡次争执中落于下风也正是这个原因，虽然后世给与他们高度的评价，但是在误国方面，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蔑视并且坚决反对的政敌。明朝的灭亡，他们要负的责任不会少于他们的政敌。而党争对于明朝灭亡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后金和李自成。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我很遗憾这么评价他们。 朋党之争，唐有“牛李之争”，宋的“新旧之争”，其实，政治只是权利集团斗争的一个手段和途径，利益才是核心的。 由于东林党的弱势，得到普遍的同情心，而东林党的讲学与著作，更带有浓厚的学术气氛，这从某方面来讲，误导了两党之争是权利之争而不是阶级之争的真相。 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辞，他的部下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朱栩羽）挽留，而朱不但未允，连顾宪成的官也一并免了。顾回家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故谓之东林党。 顾宪成等奖学时，多以批评时事为主，他们虽然不敢攻击皇帝，但可以攻击内阁大学士。这种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他们在没有当权时，固然反对当权分子，但他们中一旦有人当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而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或不同党为标准。 比如这些道德标兵反对张居正，因为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是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道德标兵们丝毫不顾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纷纷攻击这是 “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他们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符合他们认定的道德，才有权利主持朝政，虽然在他们当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改革。 万历皇帝对于论战没有反应的。“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 因为皇帝的偷懒和涵养，言官们可以危言耸听，使得自己名声大振，又不至于受到惩罚，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东林党的核心在于所谓的“重振道德”，这固然冠冕堂皇，但核心仍然是排外。他们把自己树立成为一个评定善恶的标准，并要求建立一种得到社会全体公认的道德，这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小集体思想和狂妄的幻想。 明朝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事情虽然并不复杂，然而“盈廷如聚讼”，正是党争之祸，当时的社会支持东林党人，“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东林党人的政敌是魏忠贤，这就是所谓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 可是党争是东林党支持宦官王安与魏忠贤相对，算起来东林党其实不过是另一个“阉”党而已。 既然是生死之争，东林党人获胜也不会放过自己的政敌，那么阉党获胜，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也是在所难免了。 社会上一般认为被阉党害死的都属于东林党人，也太抬举东林党了。比如熊廷弼，被认为是东林党杰出人士而招致魏忠贤的迫害致死，熊廷弼是被阉党迫害致死不假，但熊廷弼本人并不属于东林党，反而十分仇视东林党人。他被迫害只是因为不愿意和魏忠贤同流合污，受到魏忠贤的诬陷，以东林党人的名义处死而已。可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给东林党人博得不少好名声。 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 比如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 在明朝北都灭亡后，党争依旧无休无止。 南明第一个朝廷——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其后南渡三案，即“大悲”、“伪太子”、“童妃”都是失意的东林党人无中生有的挑起事端，这样的争吵对于南明王朝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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