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松山战役笔记-6

黄家水井为我占领之后，于该地深草丛中尚隐伏敌一兵一枪。部队通过则隐伏不动，一二人行动即被射杀，先后共为该敌射杀者计20余人。当我由黄土坡4号高地通过密林，向3号高地攻击之前，当派出多数之长官斥候 严密搜索，均无敌踪。惟部队通过之时为敌猛射，始发现有敌机枪巢设置于坟墓之内，其顽强机敏实足钦佩。当我占领3号高地三个堡垒之后，该三个堡垒间谷地中，尚存留敌兵30余人，与我攻击部队昼夜肉搏两日之久。诸如此事，不胜枚举。敌战斗意志之坚强，出人意表。我军伤亡之重，亡者较多，其有以致之也。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8）（四）敌以野战工事之材料，构筑成重炮兵无破坏效力之坚强工事；并于阵地内外均编成浓密之火网，局部之失陷，不影响其阵地之安危。虽谷地山隙，亦构筑坚固堡垒，坚固固守，使我军无奇袭之余地。敌堡垒构筑，大多分为三层，上作射击或观察，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库。更有于下层掘斜坑道，于坑道末端构筑地下室者；又有于下层之四方舍去坑道，径构筑地下室者。虽间有掘开式之掩蔽部，仍构筑射击设备，故与堡垒难有明显之识别。堡垒之盖材，以20～70公分之圆木，加盖三五层，其上再被以3公厘厚之钢板数层。堡垒四周，更加以内填砂石之大汽油桶三层，于汽油桶之间或其内部，再被以3公厘厚之钢板数层。十五榴重炮命中全弹，难期有破坏之效果。后经专门试验，不但不能破坏，且人居内部震荡颇微，无精神上之打击。堡垒内上、中、下三层之间，仍以50公分左右之圆木2～3层为盖材，虽上层倒塌，其下仍不受影响。堡垒构筑之位置，多在小高地之顶点、山腹或反斜面上，有时亦在谷地中及山麓下构筑之，以消灭其阵地内之死角。在山顶上堡垒之四周，以有掩盖之散兵壕及铁条或铁丝网围绕之，成为环形独立守备之阵地。在山腹者即设置于散兵壕之主要部位，或以消灭死角为目的，伸出于山腹或山麓，并以有掩盖之交通壕连贯之。更于高地之纵横棱线，构筑有射击设备之十字交通壕，以通达外围散兵壕。故我步兵占领高地一半，相距50～100公尺，仍能陷于胶着状态。如忽略我既占领敌阵地内之肃清，我步兵到达棱线，便陷于敌包围火之内矣。堡垒之支点，连结数个高地，编成堡垒群式之据点。各堡垒、各高地之火力均能相互支援，互相消灭死角及扇形地；更于堡垒之间任意连结，均能成阵地线，而于据点内部编成火网。故其局部失陷，绝不受任何影响。因之，每于我攻占其一高地后，前后左右均为敌火所包围，进既困难，退亦不易，而且预备队之增加亦不可能。如所攻占之高地低，敌则以火力瞰射，最后复以兵力逆袭攻击部队。如于攻击之前，未讲求周密之攻击方法，鲜有奏功者；尤以部队突下于反斜面，必被敌消灭而后已。各堡垒式据点间，以堡垒连结之，而成为堡垒式之阵地带。如不占领其堡垒，欲事突入，不为敌交叉火所封锁消灭者鲜矣。（五）弹药之屯备不易。每陷于有弹待兵、有兵待弹之现象，致延长攻击时间。国军对坚固阵地之攻击为首次尝试，弹药使用之数量，自难求其标准。兵站之能力不足，受道路容量之限，车辆年久失修，亦难如期追送。故每次攻击之后，须数日之屯备，始敢行一次之攻击。又于攻击之初期，兵力消耗之后，须待兵力之增加，始能作次期之攻击。其费时旷日，有以致之也。（六）天候不良，影响于步炮协同及运输者甚大，在作战上增多人力不能挽救之困难。怒江之天候，在七八月间，一般称之为雨季。即在晴天，怒江中浓雾，又沿各谷地弥漫于山峰，展望炮击，均不可能。仅赖步兵之攻击，又徒劳而无功。无雨之日，正午以后始见明朗。故除雨日外，每日得使用之攻击时间，仅五六小时之久。顾虑于攻击奏效之后，须有两小时构筑阵地之时，俾能于夜间防止敌之反攻，因之能利用以作攻击者三四小时而已。此三四小时，仅可攻击一个堡垒阵地之高地。敌全阵地中约有四十个左右，计须使用无雨日四十天左右。此亦为增加攻击困难，延长时日之一主因。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9）说到致胜奏功之道，第8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总结了四条经验：（一）改变攻击方向，避开其坚固正面，由滚龙坡进出，对敌阵地永形成侧击之态势，颠覆子高地使其失掉依据，致克奏肤功。军踏袭友军之攻击方向，行第一次攻击。在子高地北侧确站脚步之后，始知态势全非。遂大胆毅然改变攻击方向，以阴登山为轴，主力移于滚龙坡附近，并利用竹子坡瞰制之利，一克滚龙坡，二陷大寨，再攻马鹿塘，如破竹之势直劈到底，致敌坚固之正面于无用武之地。又，对巳、辰、午、未高地，在子高地未颠覆之前，曾猛攻数次，均因子高地之瞰射，侧防机关无法消除，蒙重大之牺牲，未获战果。经颠覆子高地后，先夺寅高地，续克巳、辰、午诸高地，如摧枯拉朽，并无困难矣。（二）战法改善。军行三次攻略失败之后，概知敌据有坚固之堡垒阵地，顽强之战斗意志，火网编成之方法及重火力兵力逆袭之要领，遂确定战法，以为尔后攻击之依据：1、行限制目标之攻击，逐次攻略敌阵地。攻击之部队，突贯敌阵地并不困难，肃清隐伏于阵地内之敌，颇费时日。尤须准备夜袭，防敌逆袭，否则徒劳无功，因之每日能夺获一二高地而确保之，即为满足。故采用逐次攻略方案以行攻击。2、于攻击之前数日，以炮兵先行软化敌之阵地，对敌每个工事，均行精密之破坏，使敌坚固阵地变成野战之简易阵地。于攻击之直前，再以集中火力对攻击目标猛烈轰击，迫敌于阵地外或迫敌于未能彻底破坏之堡垒内，并使敌仅能隐伏于堡垒之下部，不能利用，以行射击，依步兵之要求停止火力，即移火力于敌侧防机能之所在，以压制之。因此，炮兵均选直接射阵地，行单炮直接瞄准，以期精确；为求坚固堡垒亦能发挥破坏之效能计，将单炮一门与战防炮一门推进至最近距离，先以战防炮射击，打开破口，再利用山炮弹爆炸威力，期能于一点命中多数炮弹，逐次扩大破口，以收破坏之效果。经实施之结果，在地表面之部分，山炮弹、战防炮弹各300发能以摧毁。至步兵攻击时期，此推进至最近距离之炮兵，即配属攻击部队，为步兵伴随炮，担任被破坏堡垒之压制，及破坏临时发现之坚固目标。3、接敌运动步兵构筑交通壕，以行迫近敌之阵地于30公尺以内，俾能一跃而占领高地顶点及敌之阵地，并避免我炮兵之损害，及尔后之增援容易。敌火下之交通壕端末作业之构筑，日夜不停每日可进展立行者约8至12公尺，并须加以掩盖以避免敌掷榴弹及手榴弹之损害。4、突击部队之编组对每一个高地以一个建制部队担任之。此建制部队之攻击部署，应区分为三波：第一波任敌阵地之突贯，直突至高地之棱线，占领该线上附近敌之阵地，并防敌由正面之逆袭；第二波继第一波之后，占领敌人工事，逐步严密肃清壕内之敌，尔后如可能由敌壕向反斜面清扫之；第三波俟第一波占领高地棱线，即携带构筑工地之木材，及掩盖材，到达棱线附近，构筑防御阵地，交第一波固守之。有时我第一波突击之顷间，敌之侧防机能突然出现，此时应避免由斜面上跃进棱线，应先占领敌之阵地工事，由壕内逐步肃清，向反斜面攻击前进；第二波续第一波之后占领棱线；第三波仍任工事之构筑，交第二波固守之。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0）5、堑壕扫荡顽强之敌，于我炮击时，均隐伏于交通壕或散兵壕下之掩蔽部内，我步兵如通过其前，即由暗处射杀之，因此须加以严密之清扫。担任肃清敌工事内敌人之部队，一跃入壕，即沿壕逐步清除之。担任清扫工作之先头两兵卒，务身靠壕壁，以行前进。凡有敌之掩蔽部及横墙与弯曲部之前方，先投以手榴弹后，再搜索前进，其较黑暗之位置，亦不可忽略。该兵之后，应以班长持冲锋机枪， 掩护该兵之前进。6、堡垒攻击方法堡垒经我炮击破坏之后，其地表面以上，多被击塌。故敌通常于我炮击期间，隐伏于下部，俟炮火停止或转移后出现，以行抵抗。因之对堡垒攻击之部队，应利用炮火停止之瞬间，进至距堡垒20公尺以内，封锁堡垒之门户，及未被破坏之枪眼，或将敌封锁于堡垒之下层，不使出现。俟喷火器或破坏组到达，予以焚烧或破坏，再进入内部而占领之。7、喷火器班及工兵破坏组之使用喷火器之重量约50余斤，用机油为燃料，喷射距离可达20公尺；用汽油为燃料，可喷射50公尺。机油喷射成面状，汽油则成线状，燃烧热度在一千度以上，每次可负油5加仑，点射可发射三次，如作一次喷射，可持续两秒钟。于喷射完毕之后，须退回安全地点补给油料，并更换压气筒，更换工作，在熟练之人员，约需15分钟。工兵爆破组，如一般所示，惟其所使用之药包，每次须在20个以上，否则无济于事。喷火器班及工兵爆破组，置控于营预备队中，视攻击部队之需要，临时派出之，于出发之前，对下列事项，须于现地详密指示，期动作迅速，免为敌破坏也：（1）攻击目标；（2）喷射或投射堡垒之部位；（3）进入道路；（4）退出道路；（5）掩护之部队兵力及所在之位置。8、占领地区之工事构筑当我突击部队占领高地之后，首应顾虑敌以密集掷榴弹之抛击，尤须准备击破敌人于夜间之反攻。对敌密集之掷榴弹之防护法，在利用敌之工事，迅速增加掩盖。故突击部队之第三波，其工事材料之携行，必须充分；不得已时，自行掘成较深之单人掩体，以资防护。攻击部队之第三波，除供给第一波之盖材外，应迅速完成轻重机关枪有掩盖之掩体，续完成支点式之阵地，并于阵地前构筑障碍物，以增强防御力；如材料许可，第三波应携带折叠式之铁条网，较为方便。根据经验，此种阵地，于夜间一经敌人突入，便呈混乱状态。后改为堡垒群式阵地，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颇收效果。其法乃于占领之高地上，最小限构筑各能容一班人之三个堡垒，使其能相互支援，互相侧防，于黄昏前官兵携带充分之弹药，尤以手榴弹更须多备，进入其中，由外方坚固封闭之。更准备手电筒，使互相照明前地。堡垒之材料，以大汽油桶填土堆集为堡垒之角部，以沙包堆集为墙壁，上以铁板，或连结之圆木为盖材，再于其上加1公尺之积土。并于重要之堡垒内，安设电话，其电线埋于地下，通达后方，以资联络。经数次之经验，其完成之速度，如于攻击前材料之准备充分，反较支点式阵地为迅速。敌人继能突进于我堡垒之间或堡垒之后，仍无法立足，于天明时，不得不自行退去。9、迫击炮之使用远征军之编制装备，在迫击炮每步兵团有直属迫击炮连（82或81者4门），营有直属迫击炮排（81或82者2门，60者3门），全团共计82或81者10门，60者9门。在松山围攻初期，营迫击炮未行抽出，仍于其建制内，以支援其攻击。对于掷榴弹之压制，每难生效果。后以全团完全集结为两个迫击炮队，由团长掌握之，集中一点，以行射击，颇著效果。不惟对敌之掷榴弹筒能生显著之压制效力，且对敌之逆袭，于反斜面上形成压弹幕，可阻绝其前进。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1）60迫击炮之效果，在此次围攻战中，并不亚于82迫击炮，且携带便利（一人可以携炮，一人可以携带炮弹），于协同困难之地形中，可径加入散兵内，进行战斗。（三）战场上优良之现象师合气旺，足以克敌致果。1、攻击部队，于进展至高地棱线时，仅余三四人者常有之。而此三四人便据守棱线，虽有命令命其退回，仍拼死据守，与敌周旋，并招其战友前来共同挫敌。战友无奈，于三小时内，掘开50余公尺深约40公分之交通壕，前往支援，因而克奏肤功者，累见不鲜。2、经受重伤之士兵到达裹伤所时，不但无痛苦之表情，而且态度自然，向其长官报告受伤经过。虽拥集多数之伤兵，无一人痛苦呼痛者。3、于每次攻击失败之后，各级长官照实直陈，不推诿不卸责，并且于自己之攻击断念之后，即不待命令，尽自己所有之力量，援助友军，冒重大之危险，再所不惜，务使其友军成功而后矣。4、与敌搏战二月有余，各级长官无一面露愁色、悲观战况者。由始至终，虽伤亡惨重，累经挫败之部队长，仍以受命担任主攻为荣，与其他部队常相争，当受命令后，奋力攻敌。其他未担任主攻之部队长，尽力援助，无一相嫉而观望者。5、下级干部不论何时均以身先士卒为荣，而营长一级，亦常有此“病”，团长以上之长官稍不注意，则见连营长已与士兵为伍矣。考其原因，多为责任心重所驱使也。（四）各级长官均以其智慧，研究战法，克敌致果，无一喜与敌力拼者，故围攻之中期，战法改良之后，与士兵之沉着勇猛相辅，攻克敌之坚固据点，所付之代价颇少。此外，着眼于后续战事，该总结还从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几条可供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一）装备远征军之装备已属优良，团以下之近战火力已相当充分，防御力固佳，而攻击尚嫌不足。此次攻击，不得已以单炮配属于营团担任伴随炮兵之任务，足资证明。如欲使部队兼备有攻击力，可以摧坚破锐，应如下装备之：1、营之装备（1）步兵连3仍旧；（2）重机枪连仍旧；（3）迫击炮排应取消82（或81）迫击炮，以60迫击炮9门装备之；（4）战防班应改为排，取消战防枪（重而无用），以战防筒6具装备之；（5）增设榴弹炮排（以山炮2门编成之）；（6）增设通信排，有无线话装备之；（7）增设输送连，负担战斗行李及日用行李之任务。2、团之装备（1）步兵营3仍旧；（2）高射机枪连仍旧；（3）迫击炮连应以82迫击炮6门编成之；（4）通信排应增加无线电改编为连；（5）增设伴随炮兵连（以山炮4门编成之）；（6）驮载输送连仍旧；（7）卫生队仍旧。3、师之装备（1）步兵团3仍旧；（2）搜索连仍旧；（3）增设山炮1营；（4）工兵连仍旧；（5）通信连仍旧；（6）输送连增加1连，改为输送营；（7）卫生队仍旧；（8）特务连仍旧；（9）防毒连仍旧。4、军之装备（1）步兵师3仍旧；（2）搜索营仍旧；（3）炮兵营应扩编为团，在山地部队以山炮3营、重炮1营（十五榴2连、十加1连）编成之；（4）工兵营仍旧；（5）通信营仍旧；（6）增设高射炮（枪）营；（7）辎重团仍旧；（8）增设汽车营；（9）野战医院仍旧；（10）特务营应扩编为3连，则以在国外作战为尤然；（11）战防炮营仍旧。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2）以上之增编似有增加国家负担之嫌，惟作战旷日持久、失城丧地，其损失为尤甚也。（二）教育美方之教育，偏重武器性能及技术上之使用，对于战斗战术上之运用多付阙如。经考查其担任教育之军官，亦多缺乏此种学识，诚不可不注意也。（三）作战指导1、攻击准备凡阵地攻击均须行攻击之准备，尤对坚固阵地之攻击为甚。为状况上之要求缩短攻击准备之时间者有之，其准备之事项概如下：（1）各级地形之侦察各级各兵种敌情之搜索；（2）弹药之屯备；（3）围攻器材之准备；（4）攻击之部署。基上述之四项，再考查此次之围攻战经过即知，如其一项准备不周，鲜有不遭挫败者，不惟其兵员损失重大，而且旷日持久，与原来企图相违，更知限时限日之攻击，非计也。2、弹药之屯备对于阵地之攻击，国军尚少经验。本军此次对松山战斗使用之弹药，常引起一般非议或惊奇，兹将经验之概数列于后以为参考。惟松山阵地，其利用之地形姑置不论，其工事虽不属要塞工程，其强度非野战重炮命中所能彻底破坏者，既无空军予以软化之轰炸， 又无中型以上战车作为步兵之诱导，全凭思想及技术克服诸种困难，始得以奏功也。以一个步兵团山炮12门、战防炮4门，担任敌一个堡垒阵地之攻击，正面幅约200余公尺；重武器均使用，步枪兵仅使用200人，使用弹药概数如下：弹　种团内保有数攻击前请补数攻击后请补数步枪弹200005000050000冲锋枪弹2000020060迫击炮弹20060060081/82迫击炮弹400400手榴弹300600600战防炮弹200600400山炮弹15001500攻击前对敌阵地之软化破坏射击，于滚龙坡地区前后共用山炮弹6000余发。3、攻击精神之使用攻击精神为发扬战力之基础条件固属定论，惟指挥者欲使攻击精神发扬光大，尤赖于各级指挥官巧妙之部署，使其发挥无余，始无遗憾。否则不着眼于战术之运用，仅依赖于攻击精神，纵战胜敌人，其伤亡之重，恐非想象所及。即便能立时做人员上之补充，因训练、人事及经验诸条件之影响，终难恢复如前之战力。故指挥官之地位愈高，偏重于战术上之运用愈大，为统帅者不可不慎。4、兵员伤亡制度在日本，其师团伤亡人数达全师团人数１/3，即为极端惨重，多抽至后方重新加以整顿充实之。考其原因，伤亡达1/3，即步枪兵已伤亡殆尽，部队无突击能力矣。国军步枪兵，因人员之补充不易，疾病者较多，故步枪兵每不能达编制上之比例数。在步兵营约占其人员之半数，在步兵团约占3/8，在师约占9/32，概相等于1/4（1/3.5）。即师之伤亡数于达1/4，不能作人员上之补充，尚可于重武器人员抽选一部作为班长编成队伍；如超过1/4，其班长之抽选亦属困难矣。军之伤亡每师达1/2，干部伤亡殆尽。目下各长官均在人员上做努力之补充，欲恢复其战力与以前相等，实成绝大之问题矣。5、防御仅可作时间上之要求，不能作无期限之固守敌松山阵地地形之利用，工事之强度，以尽人事上最大之能事，并以敌战斗意志之坚强作持久固守之计。国军素质教育均不如敌，仍有攻陷之一日，此证明之防御绝难作无期限之固守也明矣。最后，第8军参谋人员乐观地归纳说，若当初注意到了以上经验教训，从各方面切实加以改进，在战斗中做到：敌情判断不出大错，作战指导甚切机宜，兵力使用适当，攻击准备完善，先以空军投大量重磅炸弹软化日军阵地，再以炮兵实施精确打击破坏，而后以中型战车引导步兵冲击，那么，松山战役十余天就可以结束。再用之克龙陵、出腊戍，战略上与经济上所获之利益，较之增补弹药及军队之保养所付之代价，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3）当然，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观了，且带有空想成分。比如，反攻滇西难就难在松山切断滇缅公路，仅粮弹补给不足即造成龙陵“得而复失”，即使东岸真的有“中型战车”这一堡垒攻坚的利器，如何能过得了怒江？2002年，军史专家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第22兵团司令）、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巨大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随后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歼灭缅甸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同时，他们认为滇西反攻作战远征军伤亡过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的。即，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作战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火焰喷射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尤其是“对松山、龙陵、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话虽显得苛刻了一些，但回顾松山攻坚的整个过程，还是颇感中肯。兵法云：“预则立，不预则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逐次投入松山战场的第71军、第8军的近10个团，哪一个不是匆匆上阵，“摸着石头过河”？在那样的“添油式”用兵和“车轮战”中，哪支部队均无暇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经验遗留给友军，以士兵的生命重复“交学费”实在是太多了。据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所写的《萧毅肃将军轶事》披露，因“松山工事坚固，士兵伤兵惨重，部队长滥用职权施以重压，盲目驱赶士兵冲锋送死，以致士兵被迫逃走，甚至有整排人一齐逃亡。” 这样的内情，恐怕是第8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在编纂战史时也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了。写作本书中，笔者心里有一份好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研究总结过松山战役？一份意外的收藏所得，让这个疑问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一件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外军教研室编印的小册子《日军战术特点》， 这份标有“秘密”字样的军内文件中，分析总结了日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进攻和防御战斗的特点，而其主要依据则是抗战时期的日军战史。 而对日军防御战斗所解析的经典战例，就是1944年的松山战役，并附有特别绘制的《日寇松山（云南省）防御阵地（据点群）要图》、《松山据点编成要图》。 笔者将其中对日军防御战术特点的总结概括，与吴致皋、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的战史比照，发现无论是分析和概括都要更加精当深入。比如，该总结指出日军防御阵地通常按照警戒阵地、主要阵地、预备队阵地、炮兵阵地四个层次编成；选择阵地时首先强调利用地形，并要求阵地高度隐蔽并能支持独立的“环形”防御；即便是最小部队、最仓促条件下的防御，亦必须“不惜劳力”构筑坚强的工事，而不必考虑利用之久暂，认为“缺乏工事的防御就等于丧失了防御的利益”。又比如，指出日军在防御中特别重视“反冲击”（即逆袭）战术的运用，有将“攻势”寓于防御的辩证思想。特别是在山地防御中，担负反冲击的预备队兵力配置优于扼守一线的第一梯队；反冲击时机多选夜间浓雾大雨或攻击者立足未稳，甚至有时故意自阵地向后撤回，以火力覆盖撤离阵地予敌猛烈杀伤，而后猛烈反冲击……这些战术细节都是国军方面的总结中认识不甚清晰的。联想到对日军松山阵地的“解剖”，及滚龙坡、子高地、3号高地的战斗实况，令人由衷地感到人民解放军对于战术问题的细腻与透彻，虽然这场战役并非由解放军所亲历。1962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即为刘伯承元帅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的辉煌时期，其时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术视野之宽阔、探索之深入，真令人心生无限感慨和敬仰。笔者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必定融会在了此后的历次反侵略卫国战争的胜利实践之中。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4）松山战役已过去64年。由于特定的政治气候造成的宣传普及不力，这段历史一直不为公众所熟悉， 对其深入的研究，主要在少数军事专家、军事爱好者圈子内进行。作为前车之鉴的战史经验，除了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价值也许是让后来的军队汲取致胜之道，避免重蹈覆辙，毕竟这是用无数军人生命和鲜血换取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遮蔽，都是一个民族自省能力和进步希望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那种仅囿于“自家经验”，为了宣扬光荣军史的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就显得非常狭隘和可笑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战术研究应无“禁区”。超链接之二十三：松山战役VS上甘岭战役研究松山战役的时候，笔者时时忍不住要与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上甘岭战役作比较，因为这两场战役在形态上太相似了。上甘岭战役中，担任防御一方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一方是美国和韩国联军。笔者比较后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防御战比日军打得好，而美韩军的进攻战比中国远征军差得远。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看法，但它不是没有根据：松山战役和上甘岭战役，都是写进了美国军校教科书的典型战例，前者说的是攻的成功，后者说的是守的成功。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通过对进攻和防御进行仔细的考察和比较后得出结论：防御是较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中追求较高目的的一方，自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占据的三角山、狙击兵岭 两个高地，楔入双方对峙线敌方纵深，我已占据有利态势，因而意在坚守防御确保优势；美韩军为在谈判中取得更多筹码，则倾力进攻欲图夺取。在松山战役中，我远征军以打通滇缅公路为总目标，拔除松山据点是为总目标扫清通道，因而积极进攻志在必得；日军迫于兵力劣势，则以拖延待变这一消极目的，凭借地利优势做消耗性防御。松山战役与上甘岭战役比较区 分项 目松山战役上甘岭战役进攻：远征军防御：日军进攻：美韩防御：志愿军阵地情况阵地类型准要塞式半永久性工事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体系建设情况耗时两年构筑耗时两年多构筑兵力投入新28师2个团又1个营；新39师1个团；第8军军直，及所属6个团又2个营，近10个团，共2.4万余人第113联队及野炮56联队第3大队部分兵力，合计约1300人美军第7师，美军空降第187团；韩2师、9师等11个团；埃塞俄比亚营和哥伦比亚营2个营；加上补充的韩军第105编练师和4个新兵联队，总共6万多人第15军5个团，第12军4个团，共9个步兵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2000余新兵，共4.3万余人步兵支柱兵器火箭筒54具，火焰喷射器81具，汤姆逊冲锋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约40挺，掷弹筒、枪榴弹筒约90支全员为自动武器基本装备苏式自动武器，手榴弹、手雷、爆破筒基本足量作战支援炮兵炮10团、炮7团1个混合营及军属炮兵，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约40门，75毫米山炮36门105毫米榴弹炮8门，75毫米以下山炮、步兵炮共12门，速射炮2门，迫击炮2门105毫米口径以上300多门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14门（不含迫击炮），喀秋莎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5）航空兵美第14航空队约1个大队，间歇性支援约50架次航空兵极少量支援，以空投补给为主航空兵1个大队，飞机约100架，共出动约3000架次无航空兵支援装甲兵无坦克3辆坦克，仅深埋做固定堡垒坦克2个营，170余辆无坦克作战时间95天43天伤亡情况新28师、第8军共伤亡7763人(含失踪人数)死亡1250余人，被俘9人伤亡2.5万余，其中美军5200余人（美方的统计是共伤亡9000人）阵亡7100余，伤8500余，合计1.56万战场英勇行为团长亲率步兵冲锋，团长普遍负伤，营、连长阵亡比例达60%以上；军长何绍周，团长赵发毕、王光炜，营长谢梦熊（阵亡）、黄人伟获 “青天白日勋章”；第103师获军政部颁发“飞虎旗” 一面组织“挺身爆破班”2次，战果不佳；伤病员全部参加战斗；无主动投降纪录；守备队长金光死后特晋两级，封号“军神”未见纪录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之多，诞生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3位特级战斗英雄作战结果赢得胜利全军覆灭只取得537.7高地前沿2个班阵地赢得胜利经验和教训绝对优势之炮火及坑道爆破法、火焰喷射器、敢死队轮番突击，为致胜主要因素失败无主观因素战斗意志欠缺胜利的“三###宝”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通过列表对比，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志愿军和日军赖以支撑的最大依据是防御工事，日军的松山堡垒是苦心经营两年完成的准要塞式的半永久性工事，可容纳联队（团）级规模的防御作战；志愿军也用两年多构筑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可容纳营连规模的防御作战。需要说明的是，从上甘岭战役开始，志愿军就与美韩联军以反复拉锯的方式争夺三角山、狙击兵岭两个高地，所以，志愿军并不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三角山易守难攻，狙击兵岭易攻难守，双方都面临同样难题。因此上甘岭战役不完全是志愿军凭险坚守，打退美韩联军一次次进攻的那种阵地防御战。而松山战役中，基本上是日军凭借坚固阵地防御，远征军以进攻为主，很少以阵地防御优势予敌大量杀伤（仅在子、寅高地出现攻守易位的短暂争夺战）。因此，从防御作战的首要因素——阵地依托角度看，我志愿军不及日军占优势，充其量大致相当。与日军相比，志愿军突出的优势在于兵力较充足。但是由于上甘岭阵地规模很小，仅为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在阵地上作战兵力始终局限于两个连左右；而松山核心阵地面积达18.5平方公里，相当于上甘岭阵地面积的5倍，日军即便在放弃竹子坡、阴登山等外围阵地后，仍能以1000人以上兵力依托主阵地同时投入作战。与日军相比，志愿军的炮火是第二个优势。但炮兵的作用首先在于对3倍以上优势于我的美韩军炮火力量的部分抵消，其次才是拦截其步兵冲击或阻止其在占领表面阵地后扩张战果。志愿军与日军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基本缺水断粮状态下作战的，靠的都是机枪、手榴弹等步兵武器。尤其是，在极端残酷的战斗中，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部队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运动，并在强调“与阵地共存亡”的基础上，提出了阵地要存，人也要存，摸索出以“少、近、狠、快”为特点的一整套坑道战术。 在战斗中涌现出了许多以无比的英勇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危急时刻与敌同归于尽、以身体堵塞枪眼的英雄壮举。坚持坑道斗争中，在面临敌军破坏、缺粮断水、建制混乱的情况下，组织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领导官兵团结奋斗，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终于配合纵深部队恢复了阵地，达成战役目的。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志愿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不输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6）更何况，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绝非仅局限于战术、战役价值。“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较量……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 美第7师和韩第2师在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迫使美军将战略预备队美第25师和韩第9师调上来，进一步加剧了其后备兵力不足的缺陷，并彻底消除了中朝方面关于能否在美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坚守阵地的忧虑。当时敌我双方都在谈判桌上等待这场战役的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这些，岂是在松山战役中全军覆灭的日军可以企及的。从进攻的角度来看：中国远征军进攻兵力仅为美韩军的1/3。其他条件也无法与美韩军相比：炮火力量是美韩军的1/3；航空支援力量是其1/60；远征军没有1辆坦克，全赖步兵突击，美韩军有2个营约170辆坦克助攻。在此情况下，远征军不但攻克了比上甘岭大得多的松山阵地，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且伤亡人数比美韩军少（远征军在松山战役中伤亡约7763人；中方统计上甘岭战役中美韩军伤亡2.5万人，美方的统计数字为9000人 ）。而美韩军最终仅占领了上甘岭537.7高地前沿的2个班阵地，远未达成其作战目标。按一般规律，在战争中进攻方与防御方的战损比例为3:1。这一数字会随着防御一方阵地坚固程度和进攻方的火力强度等因素有较大变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以十九世纪的军事技术条件（无航空兵，陆军已拥有步、骑、炮、工四大兵种，但尚无轻重机枪等自动火器）评估，对要塞阵地的攻坚，进攻方需要投入比防御方至少多一倍的兵力，而受到的削弱大致为防御方的四倍。 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对日军兵力之比为24375:1300，约为19:1；远征军与日军伤亡人数之比为7763:1250，约为6:1。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对美韩军兵力之比为43000：60000，约为1：1.4；以中方统计数字，志愿军与美韩军伤亡人数之比为15600:25000，约为1:1.6——军史专家周明分析美方统计数字后认为，美韩军伤亡可能不到中方统计的25000人，但绝不止9000人，应与志愿军伤亡大致相当，即双方战损比约为1：1。远征军对日军的伤亡比例较大，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战史丛书，在谈及“全员玉碎”的松山之战时，也爱从这一点上为自己挽回面子，强调日军实施的是兵力1比10或者1比15的作战， 言外之意是中国人的胜利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有人说，八年抗战中国为“惨胜”，松山战役可以说是一个缩影。但若因此而贬低远征军胜利的“含金量”，笔者认为这是妄自菲薄。中国远征军装备美式武器时间仅半年（1943年10月才开始接受美械装备），士兵大多数为文盲，临战前仅进行了简单的基础训练，战术素养难以迅速提高；加之以往缺少攻坚作战的经验，完全是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如，除军工兵营外，第307团等部队是在攻击间隙培训火焰喷射器的使用），能有如此战果已属难得。所以，以战争目标的价值来衡量战争投入，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松山之战，拔掉了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此后打通滇缅公路势如破竹，我抗战“生命线”得以重新恢复。以战役级的投入赢得了战略级的战争目标，应算是辉煌胜利。与此可以比较的是，在日俄战争的旅顺口陆战中，日军仅为夺取俄军千余人防守的一个小小的203高地(长不足250米，宽仅30多米)，在第3军司令官乃木希典中将指挥下，投入4个师团中的近6.4万兵力，阵亡1.7万人(其中包括乃木希典的次子，其长子也在这次战役中死于金州)，代价不可谓不大。 但日本经此一战，加之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击败俄国远东舰队，成为亚洲第一个打败西方列强的国家，一举奠定了世界强国地位。正如当时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所言：“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日本人从来没有抱怨此战的损失大，反认为是扭转“国运”的大大的胜利。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7）日本人就是这样：在打了胜仗时算大账，视人命为草芥；在打了败仗时算小账，一万个不服气。正如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自我认同感与战争》一书中所概括的，这是一种“虽然整体失败了，但认为强调个别战场绝对没输的自负、逞强和嘴硬的压抑在内心的自卑与自负纠结的复杂情结”。 日本人这种民族心理特点，中国人应该看清楚，万不可人云亦云，自我迷失。松山战役后，作为中国盟友的美国军人亦曾做过深刻反思。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是为民族生存权而战，美国人是为国家战略空间拓展而战，双方投入的感情决定了彼此对战争价值认知的不同：中国人强调现实功利而专注于胜败得失，美国人有超越性思维而易于陷入幻灭感。时任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组组长的弗兰克?多恩准将，后来在其回忆录《当国旗降下之后》中，披露了自己和史迪威将军的某些思考，典型地呈现出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困惑。也许，随着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从中会更容易获得关于战争认知的某些启示：计算我方的损失并权衡夺取松山的价值，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它是不是值得？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在战争中的胜利者，常常会失去他开始时所具有的崇高目标和精神力量。如果是这样，在胜利的那一瞬间他就失败了，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他所铸成的凄凉和悲惨。”我亲眼看到将近万名残肢断臂的中国官兵和差不多一半数量的阵亡者，他们为了夺取一段山路而牺牲，然而这条路，将会拯救全国悲惨的命运。“战争这个机器，”史迪威将军继续说道，“是人类精心创造的最浪费和最不道德的一个设计物，人类生命和国家资源的浪费简直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正义的战争，结果是否正义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有道德原则的话，就会牵扯到几条，然而最大悲剧之一是战争对在作战中的每一个人的意志力量的破坏。”就整个国家来说，史迪威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个人做出狂妄的战斗叫嚣是怎么回事呢？以及人们想成为光荣的英雄的那种返祖冲动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在一种野蛮的狂欢和一种不存在于人生其他阶段的权利感觉中，他们的下意识促使他们寻求从一生的约束中完全解脱是怎么回事呢？尽管战事浪费和不道德，但战事却经常是并且还将是人们一生中所能遭遇到的一种最伟大的经历。所谓和平的安静时期是那么平淡、枯燥、常规和重复。战斗中的冲锋陷阵是那么激动人心，振奋精神。如果说没有伤及皮肉的话就简直是一种乐趣了。当厌烦和功业成为一个国家的苦恼时，人们就将寻找一些理由，在一些地方、以某些办法来制造战争的借口。男人的本性就是好斗，他爱战争就好像爱一个为诱惑他而付出一切美丽的女人一样。正像他基本上憎恨和平时期沉闷单调的生活那样……和平时期有像一块腥臭的湿尿布或煮白菜那样令人厌恶的味道。现在我们在松山已经取得了胜利，即使敌人进行了顽强但却是枉费心机的防御战斗，我感觉对敌人的失败毫无怜悯之意。“该杀死他们，越多越好，最好的日本人是战死的日本人”（引美国海军将领华尔西语）……然而，在我为战胜而狂欢时，难道我不也是犯了一种毫无心肝堕落腐化的罪行吗？也许我是有罪。但假如在这场斗智斗勇的“狗咬狗”的战斗中日本人战胜了，他们也会一个不留地屠杀我们的。当我想到那些吹毛求疵的道理原则时，我不能不想到在松山战死的日本军人的双亲和妻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爱的人是如何死去又是死在哪里。然而不管死与不死，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可悲的结局。他们对上帝犯有罪行……人心与天意，已经把他们内心可能具有的赎罪的德行全都给摧毁了。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8）他们最恶劣的罪行就是同类相食。弗兰克?多恩将军又回到他念念不忘的日军吃人肉问题了。然而，到底他们是因为要吃人而发动战争，还是因制造战争才陷入吃人境地的呢？超链接之二十四：松山战役远征军主要将领的最后归宿1943年至1944年，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副官的黄仁宇，在缅北战场上为重庆《大公报》等报刊写下了一系列战地通讯，后来编成其平生第一本著作《缅北之战》。 他在书中曾表达过一个写作上的“定见”和“癖好”：希望将关注视线聚焦于营以下部队的行动。相对于所谓“统帅部真实”，他更关心“战壕真实”。在这种写作理念里，流露出一种军旅之中难得的“民间”意识和“草根”情怀，使笔者一直心有戚戚焉。作为以“微观战史”写作为追求的笔者，在翻检松山战役史料时，也总是对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团长、营长及以下官兵的事迹倾注了更多感情，也更希望能惊喜地看到他们在抗战胜利后幸存、在此后爆发的内战中有个善终。遗憾的是，历史的舞台上总是官位高的当主角，我所寻找的人物多半都成了没有名字或者仅留下名字的“跑龙套”者。据品野实在其《异国的鬼——中日拉孟决战揭秘》中披露，日军松山阵亡者有一个完整的名单，包括每一个士兵； 但笔者却只能无奈地将远征军营以下官兵的名单全部省略掉了，虽然抄录下他们全部的名字也用不了几页纸。“战场失踪者”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统计学上的“糊涂账”。对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概念更具杀伤力。“无名烈士”这个由此引伸出的概念，对于一个具备统计能力的体制来说，也是一种反讽。正如电影《集结号》中那位主人公连长谷子地面对墓碑时的悲鸣：“生下来爹妈都给起了名字，怎么就无名了呢？”在这个问题上，狭隘的“唯物论”将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人死如灯灭”，“化作一缕青烟飘走了”，请不要对牺牲者说这样残酷的话。否则，何谓英名不朽？何谓精神常驻？基于这样的心情，我将在松山这个舞台上出演了民族解放战争雄浑大剧的主要人物名单列举如下，并简要交代他们后来的“结局”。事实上，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松山这一页翻过，其后的人生经历已无足观。如果说，松山九十天的浴血奋战决定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峰值”，想必他们自己也是认可的。在战争中的他们未必有暇想到青史留名，现在，后辈人有责任以铭记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这样一种历史价值的肯定：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滇西战役后再度失去兵权，被任命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这一虚职，未到任。1948年1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代主任赴辽沈战场救急，然未能挽回东北败局。蒋介石诿过于他，将他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秘密出走香港。新中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回国，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因病去世。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大特别班第2期），1944年12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于抗战胜利后在芷江、南京主持与在华日军洽降、受降事宜。1949年12月赴台湾，任台湾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等职。1975年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正文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19）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黄埔第1期、陆大将官班甲级第1期），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949年12月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俘虏，过了10年战犯生活后，被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在美国去世。第71军军长钟彬（黄埔第1期、陆大正则班第9期），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1949年9月在川东被解放军俘虏，12月底在北京景山关押学习改造，因心理压力过大，在外出劳动时跳崖自杀。新28师师长刘又军，不详。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黄埔第6期），后任第6编练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参加起义。第82团团长黄文徽（黄埔第6期），后任新8军第88师师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于锦州被解放军俘虏。第83团团长董惠（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后任第118军第54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郫县参加起义。第84团团长鲁岂愚，不详。第6军新39师第117团团长江望山，不详。第8军军长何绍周（黄埔第1期、陆大正则班第10期），后任第19兵团司令。1949年12月贵州解放前夕脱离部队去往香港、巴西经商，1976年在美国去世。第8军副军长李弥（黄埔第4期），1948年任第13兵团司令。于淮海战场奉命掩护黄百韬第7兵团突围未果，不久第13兵团亦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而全军覆没。李弥示意所部第9军第3师师长周藩（即松山战役中的荣2团团长）走出掩蔽部投降，自己化装成负伤士兵乘乱逃脱。蒋介石重建第13兵团，仍任命李弥为司令并兼第8军军长。后改任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开入云南。卢汉率部起义后，李弥等被扣。为解除国民党军对昆明的围困，卢汉将李弥放回。但李弥离昆后，即与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商议，将部队撤到滇南的开远、蒙自一带，企图卷土重来。1950年1月，李弥奉召去台湾。9月，蒋介石派李弥到缅甸北部，纠集外逃残部和部分土匪，组成“###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被委任为“云南省人民###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51年5月至7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李弥率逃缅国民党军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均遭人民解放军痛击。1953年1月，在缅国民党军残部改称“云南###救国军游击总部”，还与缅甸的反政府军相勾结。缅甸政府忍无可忍，对李弥残部进行军事围剿；同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台湾国民党政府以玩弄花招相对付，将李弥残部改为“东南亚自由人民###联军”。同年底至1954年，李弥率残部陆续撤往台湾。1973年在台湾去世。第103师师长熊绶春（黄埔第3期），后任第14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包围于双堆集，在其黄埔学长、解放军中野四纵司令员陈赓争取下欲行起义，因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严密监视而迟疑不决，于1948年12月11日在解放军总攻中殒命。第103师副师长郭惠苍（陆大特别班第2期），后任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7年10月在东北战场被解放军俘虏。第82师师长王伯勋（陆大特别班第6期），后任第19兵团副司令；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后任第19兵团参谋长；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中央军校高教班第4期），后任第49军军长；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后任第249师师长；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黄埔第7期），后任第328师副师长；第308团团长文安庆，后任第327师副师长，均于1949年12月在贵州普安、金沙等地举行起义。第245团团长曾元三（中央军校洛阳军官训练班），后任第39军第103师师长，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黄埔第10期），后任第39军第103师副师长，于1949年10月率部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第246团团长田仲达（黄埔第6期），后任第9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1950年1月在云南建水起义。第307团团长程鹏，后任第39军军长，于1949年10月下旬率残部经海南岛撤往台湾。荣3团团长赵发毕（黄埔第9期），不详。2005年5月11日动笔2008年4月26日初稿2009年3月2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