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对历史真相的细节探究：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作者：杨文 裴小敏 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 序言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然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时代人所写的历史尤其不可靠。胡适先生也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历史就是一位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说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了数不清的谜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有些谜团才陆续地得以解开。　　因此可以说，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构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这就要求，史家须摒弃功利，独立思考，严肃认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问。把那些或者是因为利诱和威胁，或者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是因为偏见，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或者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原因，而背离了真实的历史，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去伪存真，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前人的使者。　　说到底，历史就是对细节真相的探究。然而，说出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先生说过，谎言和假话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瞒”和“骗”的文化。它已经成了民族的心理痼疾，因此，说出真相就具有挑战某种民族思维的性质。真相的获得，需要历史学家的勇气和责任感，需要探索，需要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家和历史事件的知情者、亲历者，孜孜以求，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寻踪，见微知著，决不妄加穿凿，挖掘史料中的深层内涵，探寻历史的本相、本质和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的是非功过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和史德。笔者有感于此，把近年来发表的有新意且有价值的文章，略作分类，编就此书。　　这些文章，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重见天日并予以合适的评价；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或史料，把尘封多年因而被长期误读的历史赋予崭新的生命和意义；有些是对历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说法、评价甚至是“定论”，根据作者的研究和发现，建构起迥异以往的命题和意蕴；有些则是将被歪曲、篡改甚至颠倒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或重新颠倒过来。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思想开放，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都有很多新鲜感，那种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无处安身。阅读本书犹如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新颖的景观层出不穷，身心会陶醉在一种受到新知刺激才会产生的精神愉悦。　　学人和专家们阅读本书会受到领悟、启发甚至震动，但本书主要还是以大众为阅读对象。对那些“纯学术”的鸿篇巨制，敬谢不敏。眼睛向下，拒绝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学术只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而鲜活丰满的血肉和生命，才是我们的追求。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分类完全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多数文章因意蕴的多元，都是难以强作划分的。人物和事件的顺序基本上按时代先后编排，个别长文做了一些删节。书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敬请读者明鉴。　　时常会想念那些抗日名将(1)时常会想念那些抗日名将　　Chinese　　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辽宁省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名叫赵延喜的人谈了话，请对方回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这个叫赵延喜的中国农民答应了，回到屯子里，迎面碰上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也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日夜都想帮助日本人抓到杨靖宇以领取赏金的人。赵延喜一见李正新就害了怕，把发现杨靖宇的消息讲了出来，李正新马上带他去日本警察所。第二天早上日军赶到，杨靖宇壮烈殉国。　　时常想念的不是英雄的死。英雄死去已六十余年矣！时常会设身处地地想到将军死前的内心。他肯定是觉得应当相信中国人才主动走出来与赵延喜见面的。他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他没有。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中国人是否可以信赖，但他没办法怀疑每一个中国人。这一刻，这一个中国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所有的中国人。可偏偏这个中国人没有给他带来棉鞋和食物，却引来了日本人。　　周保中　　时不时地会想起周保中。1937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二路军展开大围剿。周保中指挥第四军第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领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　　不看地图的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时常想起这件事。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　　老实说开头我从一位老抗联口中听到这件事怎么也不相信。因为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相信这件事，就到《周保中游击日记》里去查证。果然，我在一则写于1939年11月的日记里查到了同样的记载。　　周保中将军真是个奇人。哪怕是日寇围困得铁桶一般、第二路军的前途最黯淡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逐日写日记的习惯，他仍然坚持记下当日的战况、军情甚至自己对许多事情的思考。这样一个人，生死肯定早已置之度外，却在记日记这件事上头，认真、执拗得令人惊讶。　　可以想象他根本不是为自己写日记。置身于每日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他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日记，他要写给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　　冷　云　　冷云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是她们的领导者。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第二路军实施“重点###”，抗联第四军和第五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第四军和第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　　冷云她们经历困难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她们的宿营地。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她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但是冷云没这么做，八姐妹决定将日本人引开。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故事讲到这里，都是众人皆知的情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并且因此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信心，回到二师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还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和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时常会想念那些抗日名将(2)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分子。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的。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的是我们。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鲜有人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八姐妹的牺牲。　　赵尚志　　1938年1月1日凌晨，在我北满抗联西征嫩江遭受重大损失、五万名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的前夜，北满抗联总司令（时称东北抗联总司令）、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越过冰封的黑龙江，前往苏联方面“求援”，随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一年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被释放，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而此时整个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我军内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赵尚志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　　赵尚志怎么办呢？赵尚志可以有许多选择。他可以选择申诉，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他也可以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东北抗联不要我，我干脆就这样待下去好了。凭他的威望和功勋，没有人会不让他继续待下去。当然还有最后一种选择，那就是你们可以不要我，但是我却不能不抗日！　　赵尚志没有选择申诉，也没有自暴自弃，性如烈火的他选择了后者。他在攻击鹤立县日伪梧桐河警察署时误入日伪特务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赵尚志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随着他的归来，东北人民会一呼百应，再次掀起一波新的抗日大浪潮的愿望，却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赵尚志死后被运到日伪鹤立梧桐河警察署，日本人欣喜若狂，叫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李华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曾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赵尚志本人的崇拜者。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英雄赵尚志。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大哭号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有没有想到过，赵尚志才是真正的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自己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一天走在长安街上，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下面，是不是都躺着一个我们时常想念却又时常想要告别的烈士。如果他们的鲜血没有渗入地下并且也不会凝固，我们这块土地上是不是早就血流成河，我们的也包括我自己迈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会在这条血河里激起汹涌的浪花。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1)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　　申泮文　　一、一次震撼心灵的讲演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采访的详细报道于12月6日发表在日本《产经新闻》上，12月17日大陆许多报纸均有转载，不需赘述。　　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十六岁的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四十，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十二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十六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仰慕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二、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　　1927年，张学良在奉军中已升任高级军官，人称少帅，受命主持华北政务。为对张伯苓表示尊重，他聘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张伯苓以不愿参与政治为由，婉言谢绝了。　　是年9月，张伯苓为警醒国人，揭露日本对我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亲赴东三省考察，得到张学良的妥善关照和安排。张伯苓返回天津后，于11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该会建立伊始，就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张伯苓多次致函张学良，介绍办会宗旨和工作进展情况。1928年1月，又派人持函往见张学良，邀请他担任“东北研究会”名誉董事。张学良欣然接受邀聘，并向该会捐助银元五百元作为研究经费，对该会的活动倍加赞许。　　同年4月，张伯苓偕“东北研究会”总干事傅恩龄再次赴东北三省调查研究，月余返校，也都受到张学良和东北官方的诸多优待。张伯苓根据调查所得，依东三省的丰富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资料，发表了许多调研报告并且编著了一部《东北地理》，在南开中学开班授课，教育学生认识广大东北地区对祖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和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危机。这些工作后来都引发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和日本人有杀父亡家之仇，抗日救国的决心强烈，张伯苓担任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也是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的。老张小张的共同抗日救国理念，使他们之间更加互相支持，在他们的忘年交之中增添了诸多传奇色彩。　　三、张学良支持张伯苓办南开大学　　1928年12月，张伯苓赴欧美考查教育，取道沈阳去欧洲。由于张学良对张伯苓改变自己人生观的那番讲演，一直怀念有加，对南开大学的办学时有关怀。对张伯苓的到来深表欢迎，曾两次邀请张伯苓“欢谈”，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表示十分钦佩，并决定向南开大学捐助银元二十万元，作为学校发展基金。张伯苓此次欧美之行，尽历英、法、意、瑞士、美等国，对各国之教育进行考察，次年9月回国。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2)1930年，张学良三十岁，被蒋介石升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显赫一时。这年秋天，受张学良东北军控制的天津警备司令部将小站营地约千亩稻田划归南开大学经租，租金作为南开学校办学经费。　　12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随从人员，分乘八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开到天津八里台南开园，对南开大学进行视察访问。张伯苓校长在文科楼秀山堂的礼堂内，召集全校师生，为张学良一行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据媒体报道，张学良对全校师生发表了“情词恳切的训词”，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发言中再一次提起十四年前张伯苓的讲演，情绪激动地说：“予之有今日，张校长一言之力也。”又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实亦南开之赐。”　　四、张伯苓帮助张学良办东北大学　　张伯苓对张学良的热心于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也全力给予帮助。张学良在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自己兼任校长，但缺少负责日常校务的得力助手。南开大学第二班毕业生宁恩承，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从英国留学归来，正好也是东北人。张伯苓遂推荐宁恩承到东北大学出任秘书长，执行校长职务。谆谆嘱咐宁恩承说：“汉卿有求于人的困难，咱们应该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全力支持宁恩承在东北大学大胆工作，迎难而进，革故鼎新，整顿校务，取得了成绩。与此同时，张伯苓本人接受张学良聘请，兼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多次应邀赴沈阳指导工作，帮助改革和制定建设方案。又曾派遣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和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人先后去东北大学帮助工作。此外，张伯苓还割爱把自己的校务得力助手南开四校事务主任孟琴襄借调给东北大学一年，帮助东北大学整顿后勤工作。孟琴襄是张伯苓办学的四大金刚之一，是校务管理的行家里手，到东北大学担任事务部主任，带领员工辛勤工作，不久，校园就大变样：校园电灯亮了，马路平整了，下水道通畅了，教工学生不再怨声载道了。工作一年下来，给东北大学节约了后勤经费二十万元，誉满沈阳。由于东北大学多方面学习南开大学的办学经验和校务管理经验，成效显著，所以沈阳传媒报道说：“南开精神已由白河之滨移来辽河之滨了。”　　五、张伯苓精神左右西安事变　　1935年，张学良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命令，驱师大西北，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口号驱使下大打内战。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时也因受到部下东北军将领和士兵“打回老家去”的强烈要求，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停止内战。经东北军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系，张学良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陕北肤施，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　　张、周二人甫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周恩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精神振奋，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爽朗地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历史总是会出现一些扑朔迷离的玄机巧运，谁能想到“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给陕北的春寒之夜凭空增添了许多温馨，给周、张会谈增添了轻松和融洽，催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对张学良来说，从人生观转变，到促成全国团结抗日，可以说无不与张伯苓有某种联系。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双方取得了共识。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两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二十万元。　　酝酿中的变革终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军事领导人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此次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南京政府内部也产生混乱，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重兵进攻潼关、临潼和西安。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国民党###为主的主和派，主张谈判调解，和平解决矛盾，解救蒋介石。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3)南京政府方面夙知张伯苓对张学良有影响，所以紧急电召张伯苓进京，共商国是。张来京后，宋美龄和宋子文就央求张伯苓亲笔写信给张学良。这封信的内容未见外传，但可知不外乎是要求张学良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这封信派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美籍顾问端纳飞西安面交张学良。端纳曾经做过张学良的顾问。随后两宋也联袂飞往西安，直接与张学良进行面对面的斡旋。　　西安事变危机的真正解决，众所周知，是张学良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西安，与囚禁中的蒋介石会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达成某种妥协之后才得以和平解决的。张、杨宣布释放蒋介石，中国渡过了一次难关。遗憾的是，张学良为表白自身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毫无一己之私，没有听从周恩来的劝阻，毅然跟随蒋介石回南京“认罪”，招致终身软禁之灾。张学良不愧是一条汉子，但从此从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了。　　纵观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张伯苓的两位真假门生周恩来和张学良作用巨大，张伯苓像一条无形丝线，把中国现代史中的两位英雄人物联结到一起了。　　六、张学良挥毫缅怀张伯苓一百二十周年诞辰　　张学良于1992年移居美国檀香山，闭门谢客，颐养天年。张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传媒亦偶有报道，不需赘述。过去在东北大学做过秘书长的宁恩承比张学良大一岁，也在美国做寓公，是汉卿家常来常往的门上客，兼代为张汉卿做一些秘书工作。199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老校长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南开校友总会准备在南开大学举行盛大纪念仪式，以缅怀他老人家的伟大教育功绩。校友总会先期致函宁恩承，请他婉求张学良将军为纪念张伯苓校长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题词。宁恩承照办，3月14日宁恩承寄来张将军的亲笔墨宝，端端正正五个大字“桃李满天下”。宁恩承在邮件中附言说：“兹奉上张学良题词，请酌放大装饰，以滋显著。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　　张学良将军于2002年在美国檀香山终老，享年一百零二岁。张伯苓校长于1951年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1)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王伟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英雄。对于许多来自中国的移民或者留学生来说，能到白求恩故居去参观，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即使年轻的一代并没有经历背诵《老三篇》的年代，但是他们的父辈，却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那是一个青春躁动、一个需要英雄、一个只有一种精神选择的年代。　　白求恩故居坐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著名的旅游区姆斯柯卡。白求恩于1890年3月3日出生在格雷文赫斯特镇一座普通的民居。这里距多伦多约二百公里，是安河著名的林业区，人口约两万六千人。　　光临白求恩故居的大多是中国人，且多选择在秋季，因为秋天的姆斯柯卡，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树叶尽显华彩。无论你是泛舟湖上，还是走在林间小径，游人无不陶醉在秋天的韵味中，这是加拿大一年中最美丽的日子。　　白求恩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在白求恩故居，我们看见一张极普通的儿童睡床，相信这就是白求恩睡过的小床。　　孩提时的白求恩喜欢生物，追求科学探索，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多伦多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年轻的白求恩当过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报社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轮船上的锅炉工和礼拜天学校的教师。在一张老照片前，一位年轻的女孩指着叉腰站在一群伐木工人中间的白求恩对她男朋友说：“你看，白求恩原来也是labor（劳工）……”话音刚落，大厅里顿时漾起温馨的笑声。　　1923年，白求恩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此时他遇见了比他小十一岁的苏格兰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从性格上看，白求恩与弗朗西丝两人的个性并不相容。白求恩性格豪爽，喜欢喝酒，参加各种形式的聚会，生活上不拘小节。更重要的，是他追求冒险的精神。这些都是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的弗朗西丝所难以接受的。但是，爱情总是热烈而盲目的。在白求恩的眼里，弗朗西丝不但是他感情所系，而且成为他素描作品的主角。　　1923年8月13日，弗朗西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白求恩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先后到了巴黎、柏林、维也纳等欧洲著名城市游览，这是白求恩与弗朗西丝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一年后，白求恩完成学业，他携带弗朗西丝离开英国到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由于当时医生奇缺，白求恩从早忙到晚，夜里还常常出急诊，自然冷落了弗朗西丝。加上白求恩是个眼睛里只有工作的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拿出时间来调整他与弗朗西丝的关系，而内向的弗朗西丝则对这种冷漠的夫妻生活充满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他们的婚姻关系因此而走到了断裂的边缘。据彭志良的《白求恩的婚姻》一文介绍，白求恩其时将弗朗西丝叫到身边，他望着妻子焦急的面孔十分内疚：“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二十五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年轻的弗朗西丝对此表示反对，她说她在此时不能离开他，“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而白求恩决意要离婚，他说：“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　　至今我们无法探究白求恩当年迫使弗朗西丝与他离婚的真正原因。据白求恩故居所提供的短片介绍，此时的白求恩生活相当放荡，他酗酒、抽烟，晚上参加各种舞会，生活相当没有节制。他大概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但绝对还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甚至放弃了争取生存的斗争。在他的画作里，他预言他将会早逝。这些信息可以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真实的白求恩：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此时他正陷入人生的最低潮，他连生命都可以放弃，何况爱情呢？　　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2)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终于离婚了。在特鲁多疗养院，他收到了法院寄来的离婚判决书，他与弗朗西丝这段爱情故事画上了句号。此刻他能做的，就是与疾病进行搏斗。当时他听到有一种“人工气胸”的方法有可能治好肺结核，这是一种把气打入病肺空洞的危险手术，在治疗上存在着相当的危险，但他立即要求医生给他做手术。富于冒险精神的白求恩，此番与死神赌了一把，结果他幸运地赢了，而且因此掌握了运用“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的技术，当时全世界懂得这种技术的专家只有十三位。　　1928年初，病愈后的白求恩回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其间他发明和改进了十二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十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　　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白求恩对弗朗西丝的思念愈发强烈。他曾多次给弗朗西丝写信，倾吐自己无法抑制的思念。在白求恩的真诚打动下，1929年秋，远居苏格兰的弗朗西丝再次回到白求恩的身旁，他们在蒙特利尔复婚了。　　1934年，白求恩接受了新的职位，在魁北克省的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此时他已是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这是白求恩在学术上最鼎盛的时候。这个对工作有着一股子疯劲的男人，又回到忽略弗朗西丝的故态，他们的婚姻再次走进死胡同。　　据说有一天下午，弗朗西丝回家后看见白求恩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个骷髅模型，当她强压着内心的不快打开冰箱准备做饭时，却看见白求恩从医院带回来准备作研究用的一条人的肠子，她被吓得大叫一声，积在心中的火气一下子爆发出来。　　由于生活志趣的不同，白求恩与弗朗西丝这段婚姻终于在1933年3月再次画上句号，所不同的，这次是弗朗西丝提出来的。　　说句公道话，白求恩是个具有相当情趣的人。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作家、画家，曾经在蒙特利尔开设了一个儿童绘画班。在中国期间，他还创作小说。他喜欢旅游，他是个懂得感情的人。他对弗朗西丝有着很深很具情调的爱，曾信誓旦旦地对弗朗西丝许诺过：“我一生不可以给你富贵荣华，但我一定不可以让你这一生过得贫乏无味。”　　什么是白求恩所认为的“不贫乏无味”呢？是冒险，是满世界跑，是为贫苦人争权利——这就是白求恩的性格，也是弗朗西丝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相信这才是他与弗朗西丝这段两起两落的情感最终落幕的根本原因。加上白求恩是个很主观武断、脾气也相当大的人，譬如说，在中国，当他听到有人要“照顾”他留在后方延安时，他曾气愤地将圈椅从窗户扔出屋外，这足以显示他性格的独特性。白求恩为了能到前线去做手术，甚至将自己化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唯一所忽略的，是他的大鼻子和蓝眼睛，再怎么化装，也无法变成中国人。　　白求恩来自草根阶层，他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状况相当关注。在蒙特利尔，他领导着一个小组，专为穷人的孩子医病。20世纪30年代初，加拿大低收入阶层生活相当艰难，面对饥饿和贫穷，白求恩提出由国家负起公共医疗责任、建立一个为公民服务的健康保障体系的改革设想，这个设想应该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模式。　　1935年，白求恩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机会到苏联访问，这使他有机会看到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成功，这是他的梦想。他认为加拿大这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保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的系统，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支持下进攻共和国政权，白求恩参加医疗队前往马德里，他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在加拿大各大城市讲演募捐，这时候他看到了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国爆发全民抗战的消息鼓舞了他，他向美国共产党募集了五千美元，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具，于1938年1月到达中国。　　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3)白求恩逝世于1939年11月12日，之前他在摩天岭抗日前线为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幸受伤感染，到了11月10日，高烧达四十摄氏度的白求恩病情恶化。白求恩逝世时年仅四十九岁，与毛泽东所说的“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说法有些出入。　　在红色革命的年代，白求恩是全中国人民仅有的几个偶像之一，《纪念白求恩》被作为“老三篇”之一而成为天天读的范文。如今俱往矣，当我们历尽沧桑站在白求恩故居前，我们宁愿相信白求恩是人，而不是神。　　外公陆定一的生死恋(1)外公陆定一的生死恋　　荒坪　　相爱于莫斯科　　在外公陆定一的记忆中，有一朵永不泯灭的红霞，一团光华耀眼的火焰。年轻的外婆唐义贞，就是那红霞，就是那火焰。　　外公与外婆是在苏联莫斯科相识、相爱并结婚的。那时外公是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外婆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外婆是来自长江之滨武汉的一位共青团员，于1928年初由党组织派来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12月的一天，外婆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了“留克斯”旅馆——外公下榻的地方，她的脸上荡漾着兴奋和幸福的神情——这天，是她与外公结为伉俪的日子。　　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公回国，外婆则还在“医务训练班”培训。他们婚后第一次分离。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外公于1930年七八月间回到上海。外婆则是在当年9月底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于10月回国，来到上海。外婆与外公在上海居住期间，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外公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与外婆结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所以他拿不出一张他们的合影来。这成为外公的一件憾事。　　一天下午，他们忽然发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儿，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请周恩来进屋。带周恩来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小时后，那位同志回来了，把周恩来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组织党的机关紧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的住地避一避。顾顺章只知道党的机关地址，不知道团的机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住地倒是比较安全些。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感到高兴。　　1931年11月，外公与外婆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担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这时，外婆被任命为药材局局长。一天，外婆突然接到外公从瑞金寄来的一封信。外公在信中告诉她：他又一次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派往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这是外公与外婆结婚以后的第三次分别。　　一天，王明集团的要员找外婆谈话说：“你知道吗，陆定一逃跑了！”外婆平静地说：“我不相信定一会逃跑回家。”后来外公经过一番艰难辗转，果然回到了苏区。这是他们婚后离聚生活中的第三次重逢，是经历了严峻考验后的刻骨铭心的爱的盛会。　　断肠的生离　　外公与外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别，是在1934年10月。　　这时，外公知道了长征的消息。外公的心倏地像铁砣般坠下，变得万分沉重：“义贞呀，你的处境将是非常非常困难呀！”而外婆在危难关头却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反过来安慰外公。　　“挥手从兹去”，他们婚后五年中的这第四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大部队走后，外婆将三岁的女儿交给管理员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找可靠人家寄养。接着擦干眼泪，跟上了留下来的人们组成的队伍。　　1935年1月28日，被围困在山坑的外婆和战士们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外婆被敌人逮捕。外婆知道：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关于二十五岁的外婆的死，贺怡是这样告诉外公的：唐义贞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铲共团把她抓去了。唐义贞同志对敌人破口大骂。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活活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嘴是土。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外公陆定一的生死恋(2)外公当年在延安从贺怡口中知道了外婆牺牲的消息，这迟到的噩耗，使他的心碎了。据外公回忆：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1985年，长汀县人民政府为唐义贞烈士立墓。在长汀县城西门罗汉岭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一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外公亲笔题写了墓名和碑文。晚年，外公在《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转述了外婆的口信后写道：　　这一曲正气歌，表明了唐义贞烈士下定决心对敌宁死不屈，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以革命为重，以夫妻为轻的胸怀。她即使没有党籍，却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她信任和勉励我继续革命，我没有也决不会辜负她的期望……　　外公没有忘记外婆的遗言，也没有忘记她的深情和相知。直到晚年，他依然称她是他的“最亲爱的亲人”。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这是外公晚年怀念外婆而写下的。这是外公的悼亡诗，外公的《遣悲怀》！　　鲁迅的“仕途”(1)鲁迅的“仕途”　　佚名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任职长逾十四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棠（鲁迅与许寿棠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棠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黯然神伤”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鲁迅的“仕途”(2)###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三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的最高领导。　　业余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做官课程表”和衣食住行　　虽说###有些忙闲不均，但当差也不是白吃饭的，总有些许公务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凡此种种，统统可归入鲁迅所戏称的“做官课程表”。　　1．阅处公文。　　2．开会。　　3．办会。鲁迅1913年2月参加“读音统一会”，会议代表意见不一。作为实质上的办会人员，鲁迅不得不居间调停，拿出一套解决方案，幸获通过，促成会议胜利闭幕。　　4．外出调研。担负筹建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重任，鲁迅时而与司长、同事一起到实地调查，选址布局，皆需有具体的指示。　　5．部门交涉。鲁迅与内务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还《四库全书》，二为通俗图书馆借址中央公园事。凡此皆需求人，恐怕内务部接洽者的脸色不会好看。　　6．应酬与仪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董次长接见，“谈至六时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鲁迅“同坐甚倦”。　　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如陪夏司长往琉璃厂买书，或外出赴交通银行存取公款等。　　###是建有考勤制度的，规定到班后须由本人签个“到”字，用以监督部员按时上下班。不过，这些规章制度最终都没能有效执行，当时的状况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　　薪俸及花销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仍是临时叫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设有“饭堂”，但是饭菜不佳。临近中午，空腹的鲁迅便在街上四处“游击”，今天这家一顿，明儿那里一餐。鲁迅曾与同事们尝试到饭店包饭，可饭店的饭菜质量总是会由好变差，让人忍无可忍，只好作罢。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糕点的鲁迅有时以馒头、饼饵等方便食品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　　鲁迅的“仕途”(3)鲁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三十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三百六十元。　　彼时国家颇不太平，兵燹天灾不断，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社会捐助，不仅有政府机关集体发起的，还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都没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祸救济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为“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三万三千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四十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十一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傅雷之死(1)傅雷之死　　狄马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是在1966年的一个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五十八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布带，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满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1957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达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再也无法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见到夫人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个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8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就这样，当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为他打扫卧房，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9月份房租元(附现款)。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四，旧挂表(铜)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600元，请交还。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十一，现钞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傅雷之死(2)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做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拔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她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练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阿，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让我们回顾一下她在1966年9月2日的下午，也就是她在辞别这个世界时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信息。　　那时去意已决。面对红卫兵抄家之后满地的狼藉，她对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她是要体面地死去。　　大约在晚上8点左右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我曾无数次地看过傅雷遗书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对结尾的签名时，我都要问自己：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笔，还是朱的亲笔题写？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一双女人之手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次签在丈夫的后面时那滴血的战栗。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但验尸报告告诉我们，傅比朱早死两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两小时里，一个女人要亲眼目睹自己相守三十四年的爱人先是喝下了毒药，继而痛苦地痉挛、抽搐，最后辗转死去。对朱来说，她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后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后一次是灵魂投奔。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朱在投缳自尽前，先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还有一位女子，不得不记录如下。那就是江小燕。　　这个傅译名著的普通爱好者，这个与傅家非亲非故的无名女子，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钢琴老师的家里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就立刻变得内心不安起来。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存留尸骨，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她瞒过父母，一脸忧戚，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傅雷之死(3)焚香举哀，以礼敬拜，一切安顿就绪，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含辛茹苦、粗衣疏食的悲惨生活。　　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祖国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干妹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小燕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但这个婵娟式的女子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了。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树叶落入深秋的荒原，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1)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陈大斌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后，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还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了，政治上正处于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蹿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平起平坐甚至俯视。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一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紧，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的出身是一个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调到新创办的《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2)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消散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代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20世纪60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20世纪70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整成了从50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派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在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腹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在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像用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洪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3)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得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得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一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儿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直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4)有一次，陈永贵提着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市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店里坐了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拣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可我了解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实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5)“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逸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6)我点头称是。　　可惜，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没能再登门拜访，听他说话。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没有再去看看他……　　“永贵大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创业时的风采我没见过，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和最潦倒的日子，我都看见了。使我难忘的是他晚年的平民形象，是农家老汉的风采。一个人，不管他个人多么出众，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不能脱离实际。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与实际生活隔膜了，他的脑子里就会被那些超出常理的怪念头迷住，就会办出蠢事。　　陈永贵在农村长大，一直到年过半百，还没有真正离开农村。但他使用手中的权力推行的那场运动，使他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使他与人民群众的心想不到一起去了。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吹“一大二公”的所谓理想，使他头脑发昏，一心“兴无灭资”，要在太行山里培养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农民”，建起一个只有“公”没有私的理想社会！十多年间，他不遗余力推行一整套“左”的做法。有几年我看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去了农民的淳朴，又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韬略、理论水平和治国济世的经验，真是一个“四不像”。而下台之后，他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改革开放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又恢复了正常的农民思维，丢掉了那些奇怪不实的空想，恢复了农民的淳朴和实在。　　晚年陈永贵的农家老汉形象，使人感到亲切难忘！　　胡适寻找古代白话诗胡适寻找古代白话诗　　易水寒　　白话诗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产物。今人已经深陷白话文的汪洋中，运用白话文如吃喝拉撒睡一样自然，而将文言文当做一门外语来学。因此，体会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及其意义，非得刻意将自己放置在一百年前，连念十遍“之乎者也”，再连喊十遍“哇噻”、“我顶”，才能身临其境地感觉到那种风起云涌，挥斥慷慨的变革。　　从古体诗到白话诗，便是这变革中的重要一环。原先写诗，讲究格律平仄，想装得有学问一点的，还可旁征博引，大量用典，若非饱学之士，读完了不晕乎才怪。因此，古体诗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别听他们在文章中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家喻户晓，其实那跟“广大人民群众”实在是搭不上边。至于通俗词曲作者柳三变之类，“有井水处必有柳词”和妓女都能够背诵而留下佳话，似乎够普及了，但那时的妓女才有多少，在总人数中占多大比例？再说个案代替不了整体，古体诗被白话诗替代定是大势所趋，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白话诗跟古体诗最大的区别当然是“直白”，白话诗说正常人的话，不说死人话和胡话（今天有的诗人也说胡话，属于返祖现象，长久不了的）。胡适参与这一变革时，曾经试图在古诗中找一些白话诗，以证明古人也有说人话的。结果，他还真找到了。　　他举唐代杜甫为例：　　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　　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　　呃，确是直白。　　明人王阳明也有类似的“白话诗”，如：　　池上偶然到，红花间白花。　　小亭闲可坐，不必问谁家。　　还有：　　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朦胧。　　不知日已过亭午，起向高楼撞晓钟。　　说到这里，想插一句，笔者也找到了一首，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不过，胡适最推崇的还是明朝“公安派”中袁宏道的两首诗：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　　一日湖上走，一日湖上卧。　　无端见白发，欲哭反成笑。　　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　　因此，胡适所作的第一首白话诗，很得上面两首诗的真谛，这首诗名为《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列宁在1923(1)列宁在1923　　郑异凡　　编者按：　　列宁晚年为国家和党的机关的膨胀和官僚主义困惑不已，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他提出了一个重组党和国家机关的计划，要求加强对党自身的监督，但此时他却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赍志而没。本文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还原了列宁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活动。　　1922年3月到4月，俄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总书记是新设的职位，主要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以后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过去都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推荐的，这不符合事实，但至少列宁是同意的。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兼职有意见，列宁还特意替他辩护。应当说，这时候列宁对斯大林是信任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人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且在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经过争取，列宁从23日起口授了若干封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三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在1923(2)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以及《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真理报》上发表时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的俄文第5版才恢复原貌。　　党内争论和列宁逝世　　1923年3月6日深夜7日凌晨，列宁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0日列宁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因此上述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3月14日开始发布列宁病情公报。10月18日到19日，列宁最后一次回莫斯科。莫斯科之行结束后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在1923年底，还有一件事更使列宁激动不安，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党内多数派围绕“新方针”发生的争论。《列宁年谱》记载，不早于11月7日至12月，列宁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第13次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新方针”的争论，谴责托洛茨基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会议还决定公布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第7条，此条规定对搞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可以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1月17日到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发表在《真理报》的关于俄共代表会议的报道，由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日到20日她给列宁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回忆说：“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谈论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　　20日列宁感到身体不适，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出去散步，说眼睛有病。21日下午5点半，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断断续续，逐渐失去知觉。6点50分逝世。　　当时在场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布哈林一人，他因为感冒正在哥尔克休息。然而，几天之后，1月30日《真理报》刊登的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俄国永志不忘的六天》中却写道：“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哥尔克逝去的伊里奇身边：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由于后来形势的演变，布哈林已经不能享有为列宁送终的荣誉，在1937年的2月至3月的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当着克鲁普斯卡娅的面指责布哈林为列宁送终的说法是撒谎！苏联的历史就是这样改写的！　　从列宁的突然逝世，我们可以看到与莫斯科之行类似的时间和逻辑关系。党内争论和党的第13次代表会议就争论作出的决定，显然使列宁深感不安。第一，争论涉及党内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这都是列宁发病前后所关心的问题。第二，被戴上“反列宁主义”罪名的托洛茨基恰恰是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人，是列宁甚至同意与之结成“反官僚主义集团”的人。第三，关于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的第7条，列宁当时曾经表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只是一种极端措施，希望不要运用，提议不予公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公布这一条，极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样看来，列宁在读报过程中“激动不安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向列宁解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她不可能说得更清楚了)，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解释显然不足以使列宁平静下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而终于与世长辞，人们不难感觉到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　　列宁在1923(3)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值得注意的短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奇：　　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　　我还想告诉您，弗·伊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　　列夫·达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托洛茨基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2年秋天。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的悲痛时刻，认为有必要立即给开始失势的托洛茨基写这样一封表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致的信，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医生多次警告不能让列宁激动，而能够使列宁激动的只有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的生命不能离开党和国家的大事，因此注定要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激动，或喜或悲。脱离党和国家的大事，列宁的生命也就无法存在。1922年7月7日，列宁针对医生禁止他进行“政治性探视”写信给斯大林说：“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而斯大林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介绍了他同列宁的谈话，说“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这对列宁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悖论，从治病来说，脱离政治避免激动，他可以平静地活下去，但作为党的领袖，作为思想家，脱离政治，他又无法活下去，他是为政治而活的人。从1922年到1924年初，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他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列宁的英年早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后人不禁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　　高尔基说谎高尔基说谎　　狄马　　20世纪20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在地狱岛上》，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可惜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时泪流满面，但爷爷随后就被四轮马车接到长官的别墅里进午餐去了。孩子们一下子拥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原来，爱说实话的孩子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说了！　　屏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真实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被枪毙了。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的墙上。但在1929年6月20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说的真言维护了自己内心的安宁，高尔基却以墨写的谎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洁。　　六年后，一个叫罗曼·罗兰的作家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记》的书。但同时叮嘱后人，他死之后五十年才能出版。尽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大清洗现场的血腥细节：一个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不好，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向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这种公然的歧视感到不可理解，高尔基却反问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回答：“假设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　　虽是这样，罗兰的亲苏态度还是遭到包括纪德在内的一大批杰出同行的非议，在这本书里，他替自己辩护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　　这和高尔基的“牺牲少数”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长远牺牲当下、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昏话，岂不知离开具体个人的“苏联”，或别的什么，只是一个躺在词典里的名词。随后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政权背弃了土地，背弃了生活于其上的具体的个人，背弃了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权利和尊严、荣辱与梦想，一味追求什么“长远目标”、“大局观念”，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代表的名词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不知长眠于法国墓园里的罗曼·罗兰，听到他不惜牺牲名节所维护的“苏联”不可挽救地崩溃后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罗曼·罗兰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段祺瑞为何长跪不起段祺瑞为何长跪不起　　刘新生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请愿的学生，死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中国学生都是读过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就连续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