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启蒙有这类教育内容。10 岁开始读经史子集。15 岁开始作赋和学习剑术。18 岁入戴天山大匡山随当时一位名叫赵蕤的处士学习、交游。赵蕤任侠尚义，喜爱纵横之术，对李白很有影响。 也有史家认为，在此期间，李白还与大匡山的和尚与道士密切往来。 李白18 岁第一次去成都，不想因为打抱不平，与一群流氓无赖动起武来，伤了几人，因此被地方官打了一顿。20 岁，当时的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刺史，就是当时被称为"燕许大手笔" 的那个"许"--许国公。李白开始平生第一次"干谒"，很得苏颋赏识，被称为"天下英丽"，说他将来必有成就。虽然如此，却没有具体下文。22 岁游峨眉，23 岁去青城，自此游历不止，一生几乎游遍大唐王朝的名山大川。 25 岁出川，经三峡，游洞庭。26 岁游襄阳，登庐山，又东下金陵、扬州。27 岁还游云梦，经朋友孟学士介绍，被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儿子为其女儿招赘为婿。留居安陆许家，次年生一女，从此，四处"干谒"，几无宁日。所谓干谒，就是找有地位有名望有势力的官僚，向他们投递作品，以求援引。唐时此风盛行，李白亦不能免俗。 30 岁第一次游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有朋友相助，未发生大危险。此次游长安，李白诗名大振，但仕途无望。于是离长安继续游历。35 岁与友赴太原，36 岁移家山东，寓居任城。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会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37 岁得子。39 岁自洛阳去淮南，遇王昌龄。冬，南下，与元丹丘一起问道于胡紫阳。40 岁许氏夫人去世。此后，遇一段小小男女情事。随后继娶刘氏。42 岁，因道士吴筠推荐，应诏入京，被召金鸾殿，命供奉翰林。44 岁放归山林，与刘氏离异，与宗氏夫人结婚。此间，于洛阳遇杜甫，并与高适、杜甫同游大梁，成就中国诗史上一段佳话。此后又陆续去过任城、苏州、扬州、庐江、金陵等地。50 岁时，大约对仕途和政治日益反感，也曾写诗讽刺杨国忠等，如此直至安史之乱，他与宗氏南逃。 56 岁应永王邀，宗夫人劝阻，不听。57 岁，永王兵败，李白被贬夜郎。59 岁长流夜郎，途中遇赦。60 岁后还曾投李光弼军，中途因病而返。以后至当涂县令李阳冰处养病，62 岁时因醉死于当涂。 纵观李白一生，无非几件大事。一是功名，二是游历，三是求仙，四是交友，五是饮酒。当然还有些别的，比如亲情，比如狩猎，但不是最主要的。李白一生五件大事。这五件大事，事事不离诗。于是这五件事相互融通，合而为一，成为他一生作诗的原因、途径和结果。 李白为了功名，可谓千辛万苦，不遗余力。而且他不要小功名，七品知县，他不喜欢，供奉待诏，也不长久。不是人家不用，而是他自己慢慢觉出那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建大功，成大名。不作官则已，要作就作乐毅，就作韩信，就作冯驩，就作郦食其。"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诗之用，不是文之用，不是待诏之用，不是县官之用，而是元帅之用，宰相之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蒿人。"李白不是蓬蒿人，李白是谪仙人。谪仙人不是凡人，而是天上仙家，因为某种原因，降临人间。虽然他是"仙人"，但没人发现也没人重用。于是他自20 岁起，就开始了漫长的干谒活动。在四川如此，在安陆如此，在繁华如梦的长安如此，在幽林如醉的庐山也是如此。他总企盼着有那么一天，自己能被权势者发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不幸的是，等待他的却总是失望，安慰式的失望，被人暗算式的失望，没人赏识的失望和似乎有了成功曙光终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失望。但是李白先生既要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他就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直到他已经60 岁了，还要执剑从军，去寻找自己年轻时就存在的梦想，希望此一去便好梦成真。然而，毕竟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好梦不曾成真，自己也客死他乡。 第二件大事是漫游。李白的漫游，堪称天下第一，至少有唐一代，没有超过他的。可惜他没有作游记的雅兴，否则说不定他会成为徐霞客的伟大先驱。 他周游中国，各山大川，无所不去。而且他的漫游与常人不同。他不但用双腿去游，还要用双眼去游，更用心灵去游，然后运用妙笔，化作诗篇。他几乎游一处，写一处，而且写一处，妙一处。 李白诗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空前成就，得益于他的漫游。王维也是大才，但他雅好田园，本领再大，也写不出《蜀道难》来。因为他既没有李白一样的欲望，也没有李白那种以名山大川为亲为邻为友的深切体验。 第三件事是求仙。李白好仙，自幼而然。有些书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漫游，求仙与任侠。任侠固然也是李白性格的一部分，但不能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毕竟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才华又很有报负的诗人。但他求仙的心总是很热。他不但信道，而且认真地向道士求教；他不但学习道经，而且学习《篆录》。他中年以后，不但自己虔心向道，宗氏夫人也与他志同道合。他的诗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一是得力于求仙，一是得益于饮酒。 第四件事是交友。李白的朋友遍天下。他生性豪爽，平易近人；而且撒手散漫，不怕花钱。他有钱，但不爱钱，钱在李白眼里，总不如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牵出换美酒。"不但因为他生性好饮，而且因为他遇到了知音。李白一生，什么朋友不交？上自王公贵族，下自酒叟渔翁，不问是老是少，不问是僧是道，不问是官是民，甚至不问是土是洋。日本人晁卿就是他的好朋友。后来这位东洋朋友回国，中途遇险，大家以为他遇难了，纷纷祭奠。李白特别作诗悼念，留下千古名句："日本晁卿辞故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 李白曾与贺知章、孟浩然、杜甫、高适、张旭、孔巢父、吴筠等多少诗士与名流往来。这里面诗人多，大诗人也多。试想整个盛唐时期，能有几位大诗人，李白几乎与他们个个都有交往。而且每交必饮酒，有酒就有诗。于是李白的酒友，便成为诗友，而李白与这些诗友的往来，又成为他创作的必要条件。 第五件事是饮酒。诗人好酒，仿佛常例。文人好酒，也是常例。但一生好酒如李白者，就不是常例了。好酒能诗，酒多诗也多的就更不是常例了。李白好饮，天下闻名，杜甫有《酒中八仙歌》，诗中八仙，个个都是酒场上超一流高手。李白居其间，犹有奇异表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城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五件事贯穿李太白一生，样样不曾中途失落，而且样样与作诗有关。 因为功名，必须交友；因为交友又不免四处漫游；因为四处漫游，又不免天天饮酒；因为天天饮酒，又有了许多新的朋友；因为有许多新朋友，就更其渴望功成名就；因为不能功成名就，又不妨求仙访道；既要求仙访道，又不免四处漫游。 于是为着功名要饮，功名不成也要饮；为着名山大川要饮，为着回报名山大川也要饮；为着朋友要饮，为朋友痛饮自己更要豪饮；于是李白成了酒仙。因为成了酒仙，思想更加洒脱；于是诗兴大发，才思奔涌，于是李白大呼、大吟、大唱、大和，终于成就一代诗仙的风貌。 实在说，李白平生，也没有干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从一位政治家的成长道路理解，李白不过庸人一个，李白的道路就是一条失败的道路。如果从成就一名伟大诗人的道路去理解，李白走的正是一条幸运之路。没有李白式的经历，怎能成就李白式的诗章？没有李白式的道路，怎能成就盛唐文化的超越与辉煌？ 李白的诗人之路很值得后人深思与回味，遗憾的是，怕连李白本人在内，对个中奥妙也不能明白。 3。李白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由什么组成？一是大文化渊源，一是主要的社会生活经历，一是情感与心理类型。换个说法，一叫大文化层，一叫社会生活层，一叫情感与心理层。 李白的文化性格，首先得益于他的文化选择。唐文化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多元文化形态，虽然依然以儒家为主导，重要的是儒、道、佛三家共存共融。 李白的文化色彩，更多出于道教。王维近佛，杜甫近儒，李白近道。近道并非纯正的道教徒。李白一非教徒，二不纯正，他身上儒家的影响很多也很重。一心报国，不是儒家是什么？一心奔赴仕途，也是儒家理想。以文化类型论，佛教主张出世，道教在出世入世之间，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肉体飞升。儒家则是入世的：民为贵、社稷为轻。这一点在李白身上也有浓重的色彩。不但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他一生和佛教也有不少关系，不过佛的理想与他性格不和，影响小些就是了。 儒、道、佛之外，他又特别喜欢纵横家言，以为"一言能退百万兵"。 对于苏秦、张仪式的个人色彩浓烈的社会行为，也不觉心向往之。 李白尤其好侠任侠，以古侠士郭隗自命。他钦敬古代侠士，而且身体力行，不畏强暴。未出蜀前，就因为遇到一群流氓欺辱一位渔家女，而勃然大怒，把那几个泼皮无赖痛打一顿。泼皮们不服，找来凶器报复，他的侠气顿高千丈，于是仗剑除霸，伤了好几个人，结果，被当地一位昏官不分清红皂白，把双方各打数十皮鞭。初次入长安，他又与一群斗鸡贼动起武来，幸而朋友来得及时，险些吃了大亏。 李白是诗人，但并非一般儒生式的书斋诗人。他一生好读书，好游历，好美色，好功名，又好酒贪杯，而且身体强健，剑术高明。就是射猎的本领也不寻常，自谓一次射杀两只老虎。 骨子里儒家文化不少，表现上道家文化犹多，行为上行侠任性，又有古义士风度。这些不算，李白的祖上，曾在碎叶长期居住，异域文化对他的家族和他本人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儒家传统，是不好远游，尤其不好非政治性远游甚至有些惧怕远游的。所以，臣民犯罪，一条重惩就是流放。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李白独不然，一生就爱名山大川，不能说和他身上的异族文化影响无关。 从李白的社会生活经历考虑他的文化性格，他的经历同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他是一位和盛唐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接触的人，上自皇帝、宠妃、太监头子、宰相，以至各级各类当红的、走运的、倒霉的、外放的、致仕的官吏，旁及道士、处士、隐士、名士、学士、侠士、炼丹士，等等。 他出生平民，祖辈为商，并且不是一般商人，而是富商。对于农、工、渔、樵，也无偏见。他因为好酒，与酒店老板也能交朋友。他的诗中有一篇《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者，纪姓老人也；宣城者，地方名也；善酿者，长期酿酒者也。纪叟死了，李白心里难过，作诗纪念；"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 可谓奇文祭友人。他还有一篇《秋浦歌》，是讴歌冶炼工的劳动场面的。深得郭沫若先生赞许。认为这首诗不仅在李白的诗歌中是唯一的，在中国历代诗歌中也是唯一的一首。给予很高评价。 其诗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些都说明李白的社会经历很丰富。而且他与王公贵族、地方官吏、隐士奇人、诗文艺友、渔女商贾、兵士将军，都能友好相处，只要他们为人正直，李白决不伤害别人。他的这些经历，使他性格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他的诗歌也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李白的感情世界同样相当丰富。他的亲情结构，与许多同辈诗人不甚相同。李白一生三次成婚，到了晚年身边还有美丽的歌妓伴随着他。他的三位夫人，许夫人非常贤惠，且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可惜中年弃世，没有看到李白兴高采烈奉诏进京的那一天。他的第二位夫人刘氏，性情不好，但二人生活的时间也短。李白对她很有意见，曾专门写诗猛烈讽刺过一番。他的第三位夫人宗氏，也很贤惠，而且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比李白深刻。李白和她共同语言很多，专门有诗说他们如何信道，如何求仙。后来李白成了囚犯，她历尽千辛万苦，为自己的丈夫寻求帮助。李白发配夜郎，他的妻舅陪伴1000里水路，也可以间接反映出他们夫妻的感情。李白的儿女也都很好，有时漫游在外，想起他们，不觉儿女情长，只好写诗为念，聊表情怀。 但李白的感情取向，似乎重点不在家庭，至少不像杜甫、李商隐那样，夫妻儿女，一往情深。与其说他对家庭多爱，不如说家庭对他多爱。李白的情感，三分在家，三分在外，还有三分在乎山水之间也。李白是一位亲情、友情、报国情、山水情兼而有之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最多情高意爽，绝少儿女情绵。 综上所述，李白是一个文化取向非常复杂的人物。但他不因为文化取向复杂而表现出自身的不一致性。他的妙处在于他能把这些以乎相互矛盾的文化有机地化合在一起，然后，非常自然，非常自信，非常自如，非常自由地给一个李白式的表现。干谒高官贵人的是他，求仙炼丹的是他，和酒翁渔女交友的是他，让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的也是他。偏偏这一切从李白身上表现出来，大家不但不觉得有什么诧异，甚而觉得就该如此。倘若不是如此，那还叫什么李太白呢？ 这就是说，李白吸收了这些内涵丰富又各具特色甚至相互矛盾的文化，他不但吸收了它们，而且把它们化为自己文化性格的有机因素。在内则为神，在外则为诗。李白的诗风，极其浪漫，极富想象力，他把这些文化以形象思维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把它们积极化、理想化、典型化了。李白之所以成为盛唐文化的最好代表，就因为他的诗体现了盛唐文化中最本质的内容。 自然，李白的文化性格是有矛盾的，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有矛盾的。李白的矛盾，反映了盛唐的矛盾。李白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因为盛唐自身的矛盾也已经无法解决了，终于酿成安禄山造反的大乱子。于是李白的一生追求，也就应该划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了。 李白能吸收这样多的文化养份，并且以瑰丽灿烂的诗作把他们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人们说李白是天才，不错，李白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诗人。世界上有没有天才？有笨蛋有白痴就证明有天才，笨蛋和白痴是天才的反证。但天才需要开发，天才最怕扭曲，特别是怕文化的扭曲。李白有幸：盛唐文化不但没有扭曲李白的天才，而且哺育了他，锻炼了他，培养了他，造就了他。自盛唐以降，直到封建时代的彻底终结，再也没有出现过李白式的人物。其实，天才何代没有？为什么有天才却没有李白，这不但是后代天才们的悲剧，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 自然，李白的文化性格也是有缺陷的。李白接触社会面虽广，却不如杜甫对社会民情体会更深。所以安史之乱激发了杜甫的创作欲望，使他的创作进入新的高峰。李白中年已经面临社会动乱的边缘，但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李白没有政治才能，但他偏偏相信自己有特别大的安邦治国的才能。于是终生不懈，寻求在仕途上发展。虽然屡屡碰壁，他还不以为然。甚至身遭流放之后，一朝放还，马上产生幻想，以为新皇帝又发现他这位治国能才了。大乱当前，不知其乱，不免失之浅薄；无官之才，一意求官，又不免失之滑稽。 但浅薄的李白，滑稽的李白，终于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天才的李白，浪漫的李白。因为李白毕竟是一位诗人，而且他创作出那么多传之不朽的伟大诗篇。 4。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有唐一代，真正知道李白的人，只有杜甫，真正知道李白和杜甫的人，只有韩愈。因为唯有杜甫对李白的评价，韩愈对李、杜的评价最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杜甫评李白诗，说"白也诗无敌"，认为李白的诗没有对手可比，这个前面提到过了。又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仅用10 个字，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其魅力所在。这里讲四个方面。 （1）古今诗体，无所不能我在诗佛王维那一章说过，凡大诗人必定全面发展，各种诗体都能擅长。王维如此，杜甫如此，李白也如此。李白诗作，可说无体不备。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王维更富天才。他15 岁学作赋，从屈原宋玉开始体会，屈宋以下，无所不能。他在《古风》59 首中披露自己的创作观念，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看来他对六朝诗风十分不满。轻描淡写，就给否定了。其实李白不是一般地反对六朝诗风，而是强调古诗古拙朴质的好处。从他的创作实践看，他对建安风骨和江右遗风是兼收并蓄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成为盛唐诗人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六朝500 年历史，自有其存在的根据。如果一切否定，那只能是陈子昂，还不是李太白。大凡伟大诗人，总能把前人的优秀成果继承下来，不因人废言，不以流派论英雄。 李白诗集中，沿用六朝旧体而作的乐府甚多，而且都能得其神髓，不让旧作。比如左延年曾作《秦女休行》，李白也作一首。两相比较，不分伯仲。鲍照作《夜坐吟》，李白也作一首《夜坐吟》。现在我把这两首诗抄在下面，读者可以略作比较。 鲍诗："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发已知心。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 李诗："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并泉月入闺，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队君万曲梁尘飞"。 又如，汉有"长相思"，源于苏武、李陵，后来成为乐府名。陈后主、徐陵、江总等擅作此调。李白作此，同样美奂美仑，不让古人。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相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不但吸收六朝文学的营养，而且注意向民歌学习，是李白诗歌的另一特点。他一生漫游天下，所去地方极多。所到之处，对民歌民谣，虚心倾听，细心体味。他用民歌方式写的诗歌，新鲜活泼，不失民歌本味，又更富文学色彩。应该说，盛唐是文人诗占主导地位的诗歌时代，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还能注意向民歌学习，可说难能可贵。 南朝时有非常著名的《子夜吴歌》流传。有《子夜吴歌》，又有《子夜四时歌》，虽为民歌，却比南朝文人诗来得更其纯真、热烈、搔痒情怀。李白喜欢此调，也有《子夜吴歌四首》，写得民歌味道十足，比原歌原调更加耐人寻味。其三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白不但擅长吴歌，越词同样佳妙。他的《越女词》5 首，其实出于民歌，但一经太白之手，马上字字传神。其中第三首尤负盛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此情此态，如描如画。 因为李白善于使用民歌体裁，后人就愿意推他为唐人词作之祖。 虽然擅长各体，毕竟不离唐音，对于唐诗坛流行的各种诗体，太白更是无体不备。 乐府不消说了，七古、五言也不消说。以近体诗论，李太白集中律诗不多。而且有些律诗，似不甚工，太白性情，作诗如流水，下笔千言，倚马立就，大约对律诗不甚感冒，但并非他不懂格律，而是偏爱更能自由表达诗情的形式。其实他的"五律"、"七律"均有佳作。五律如《赠孟浩然》，可谓情景俱佳，写尽风流。七律如《登金陵凤凰台》，也颇有特点："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近体诗，最妙在乎七绝。古人以为独步盛唐，没有敌手。这话有点夸张，但李白的绝句确实具有超一流水平。其中优秀之作，传诵千古，早已家喻户晓。前面引过的《哭晁卿》即是，《赠汪伦》也很出色。《早发白帝城》尤其脍炙人口。这里引一首《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应该说，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体还是七律和七绝，而代表七绝最高水平的就是李白，代表七律最高成就的则是杜甫。 李白无体不能，确实大家风范。 （2）既善融通，更善创造李白的七言绝句已然达到极高水准，他的古乐府诗更有优势，就他自己的偏爱而言，或许更喜乐府。他不但善于继承前人成果，而且善于对旧的内容或者加以改造，或者加以发挥，或者另辟蹊径，或者别开声面。经过这样七改八改，取得旧作无法达到的艺术成果。 《李太白集》收《杨叛儿》一首，《通典》上说："《杨叛儿》，本童谣也。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少随母入内，及长，为太后所宠。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后来传言走样了，遂成杨叛儿了。李白借此题目，予以发挥："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鸟啼白门柳。鸟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杨升庵曾评说此诗："古《杨叛儿》仅20 字，太白衍之为44 字，而乐府之妙思益显，隐语益彰，其笔力似乌获扛龙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领子仪之军矣。"①这样的诗作还有不少，如《丁都护歌》。此曲起源于南朝宋时，原本有 ① 转引自《李太白集》第226 页。中华书局1977 年9 月出版。 故实，后来衍成曲名。李白作此，别开路径，用新方法写新内容。后人评此，说"太白拟其歌调而意则另出。"②虽然别出心裁，却能化鱼成龙。题材得到扩大，内容更其感人。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磐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极擅创造，特富天才，但他并非不肯虚心，也没有一般文人的那些虚荣。当然，好话也是喜欢听的。他初至长安，见贺知章，献上自己的诗作，贺读到《蜀道难》一首，不觉大钦服大感叹，称其为"谪仙人"。他高兴得紧，从此便以谪仙自命。但他能发现别人的长处，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也不扭扭捏捏，遮遮掩掩。据说，他登黄鹤楼，人家请他题诗，他看见崔颢先前题在楼上的诗，认定崔诗已经把楼前美景写尽，就不肯敷衍。对求诗者说："眼前有景说不得，崔颖题诗在上头。" 唯有虚心于人，才能创造在己。 （3）敢言能言，个性非凡李白的诗极有个性，李白诗的最突出的个性特征，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今人论唐诗，说李白的诗属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诗风的杰出代表。 也有人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中没有酒神精神。这批评也有一定道理。但李白的诗风，却有"四气"存在。一是仙气，二是侠气，三是山水自然气，四是酒神书卷气。因为他有酒才有诗，有酒有诗却无醉，所以说他有酒神书卷气。李白饮酒才能为诗，说明他内心的矛盾。因为矛盾重重，不能写出浪漫风格的诗作，于是饮酒，酒能解放精神，虽然效在一时，却能令人忽发奇想。李白不醉，已然与众不同，一旦加上醉意，尤其随心所欲，惊世骇俗。对杨贵妃，高力士都不在乎，还有哪一个不能批评。 李白的诗，敢言肯言也能言。言别人之不敢言，之不肯言，之不能言，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至少是李白诗歌创作的一大快事。 李白行事脱俗，别人说他狂，他给韩荆州写信自荐，但这韩荆州被他的文字吓住了，不敢推荐。他自己也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连孔夫子他也敢笑，还顾忌谁呢？据说，他移居东鲁，东鲁为西周旧地，因为他几次"干谒"都碰壁而归，于是对东鲁人也不快起来。儿子要个学名，他就给儿子取名伯禽。伯禽本是周公之子，封于鲁地，被东鲁兖州一带人视为祖先，李太白给儿子起名伯禽，可谓狂得有点奇异。 他看孔子不顺，就敢直呼其名，而且笑之。他看山东腐儒不顺，就写诗讽刺，说他们："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看朝政不顺，就敢借古讽今，批评玄宗。 他好酒便言酒，好名便言名，一点也不遮遮盖盖。他喜欢越女颜色美丽，便作《浣沙石上女》赞扬："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 一双金齿履，两足白如霜。" 他60 岁上。游金陵，弹琴放歌，为一美女喜爱，便随他而去。他高兴得不得了，作《示金陵子》一诗："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 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 ② 同上，第331 页。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 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 晚来学者说他好色不好，连圣人之徒都说"食、色，性也"。有美女追随陪伴，哪搭儿不好？ 他的名篇《将进酒》，更是风流潇洒，"酒"气夺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自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唯有这般如此，方显出太白本色。 （4）数篇绝唱，可歌可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他的古乐府诗和七言古诗。其中数篇绝唱，诚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这些诗篇包括：《蜀道难》、《梁甫吟》、《古风》59 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李白的这些诗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创作能力，创作天才以及人生观念和价值追求。它们不但意境瑰丽壮观，如日中天；而且遣词造句，打破旧规旧俗，开辟新风新法。好像一切都如江河奔涌，自然流出，却又能布局佳妙，鬼斧神工。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古代浪漫诗风的杰出代表，完全可以和屈原的《离骚》媲美。或者说李白诗是用盛唐语言、盛唐文化、盛唐风范写就的《离骚》。 李白主张诗作应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自己的诗就完全没有雕饰痕迹。因为没有雕饰痕迹，仿佛不曾用功，只消随意挥洒，便诗思如潮喷涌而出，贺知章才有谪仙人之感，后进学习李白者则倍觉其难。其实这不是说李白是一位不用功或无须用功的诗人，而是说他完全掌握了唐诗艺术，并且全身心投入，好比特别高明的表演艺术家，他也可能在台上忘词、错词，但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完全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纵然忘了词，也不是演员的遗忘，而是剧中人的遗忘，纵然错了词，也不是演员的错而是剧中人的错。 李白的这些代表性诗篇，不从小处着眼，而从大处着笔，居高临下，势如破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岂止破竹而已，简直就是长河巨浪，从天而落。所以一般诗人的那些技巧对他来说，并不适用。他也需要技巧，但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如椽巨笔，浓妆艳抹，为天地梳妆，为日月增辉。细枝末节他是不问的。好像也不必问，不须问，不屑问。仿佛大禹王治水，只管移山填海，令洪水东流，至于鱼鳖虾蟹，谁去管他。这不是说李白作诗全然不讲细节--没有细节焉能成诗？而是说一切技术手段都要为他的创作服务，为他的诗歌意境服务。有用的便信手招来，无用的便挥手拂去。其实他的诗歌里面，举凡传说、寓言、历史、掌故、人物、花鸟、神话、梦境、高山、大河、碧潭、花树都多到不计其数。不过这些内容一到他的手里，便益显光采。 李白的《古风》59 首，后人认为非一时之作。但无论如何，这些诗代表了他一生的创作追求和价值追求。 59 篇古风，既各自独立成篇，又有内在联系；既各自独据一方，又形成完整体系。古风59 首将李白对人生、对诗歌、对社会、对自然、对国家、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对宗教、对荣辱的看法，即一切李白关心的主要话题，尽行收容，或用比喻，或用讽刺，或用对比，或用白描，或歌、或咏、或诉、或怨、或颂、或哭、或怒、或喜，或歌中有哭，或哭中有怨，或怨中有愤，或愤中有讽，或讽中有颂。 59 首古风，篇篇皆有特色。他们或是李白一生的总结，或是李白一时的感喟，但都不失李太白诗歌本色。他们是用瑰丽奇异、光采夺目的诗的语言，为李白留下的人生回忆。 《蜀道难》极写大自然的壮美雄奇；《梁甫吟》啸写李白的社会报负和自己对人生的期望；《梦游天姥吟留别》畅写梦境，虚实相间，闪去闪回，如现代电影蒙太奇一般；《将进酒》速写他和自己的好朋友交往的生活形象与行为色彩。 李白的这些诗，篇幅都长。这里只能录其一首《梁甫吟》以飨同仁。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开说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磨牙竞人肉，骆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当安之。" 总而言之，李白的诗歌特别是他的那些名篇绝唱，最突出地代表了盛唐之音。 唐无李白，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会减色三分。 （六）高适、岑参及其他边塞诗人盛唐诗苑，百花齐放，在诗人心目中本没有什么诗风诗派的主观觉悟，但后人客观考察，则认定他们之间有诗风诗派之别。大体说来，李白、杜甫、王维无诗不能、无体不备，是为盛唐诗苑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但王维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田园山水，加上孟浩然的呼应与协助，两个人便成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山水田园诗外，最有影响的诗派，则是边塞诗歌。山水田园与边塞诗构成盛唐诗苑中的两大主脉。其余出入于两家之外的诗人尚多，但都没有取得这样的规模和影响。 边塞诗人，首推岑参、高适，俗称岑高边塞诗。岑高之外，也有把王昌龄、王之涣算在其内的，加上李颀、崔颢等位确实可称名家荟萃，阵容强盛。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相比，他们的整体效应更强也更好。田园山水诗人，行为近乎高山隐士，更喜欢我行我素，单兵修炼，加上王维严然诗坛领袖，个人的作用或更大些。边塞诗人则颇有些一入此门不分彼此的感觉。个人成就或有高下，其整体形态、气势与规模，则足以与山水田园诗派一比高低。 唐边塞诗是盛唐国力强大的外部写照。它不仅在盛唐，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边塞诗人，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本人就是将军，领兵作战，有言有行，可以看作"边塞人写边塞诗"，本功本色；有的则是使者，亲身去过边塞，身感实受，颇有心得，可以看作"事关左右，如鱼得水"；有的则是文人，也见过边塞风情，也见过军旅态势，加上主观想象，化为诗行一片，可以看作"局外人言局内事"--妙在旁观者清。 大致说来，高适的诗更"现实"，岑参的诗更浪漫；李颀的诗更多想象，崔颢的诗更善观察；严武的诗更多军中厉气，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张巡的诗更具玉碎精神，堪为亡命之歌。 诗到张巡，虽写战场，却非边塞事了，边塞诗风中便渗入种新的因素。 它预示着盛唐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中唐诗音已然在即。 1。边塞诗派中的老将高适高适（公元704-765 年），字达夫，沧州人。他比李白小3 岁，比杜甫大8 岁，他与李、杜都是很要好的诗友，三人曾相与唱和，成为盛唐诗坛一段佳话。但他成诗名很晚，因为他做诗也晚。《唐才子传》说他年50 始学诗，错了。想当初李、杜、高相逢于洛阳，李不过44 岁，高刚刚40 出头，怎能说50 始学诗。但他做诗较晚，则可能是事实。诗歌本少年英雄事，但在唐代，诗的环境很好，即使中年为诗，也容易有所心得。 高适年轻时，不近功名，雅好博戏，又尚气节，可以想见这是一位性格颇为不逊的青年人。他中年才中进士，后来入哥舒翰幕府。很快被哥舒翰提为书记官。再后来入朝为官，作谏议大夫。高适敢言，终身不便。又喜欢讲究王业霸业，每遇知音，更是滔滔不绝。这一点和李白自是投缘。不过李白的讲究王霸，大半耽于幻想，高适的王霸之想，常有行动。大丈夫坐而言，起而行。在军中则身先士卒，在朝中则不畏权贵。因此，颇使朝中近臣权臣佞臣们不快。肃宗时专权宫中的太监李辅国尤其对他不满。四川发生变化，他出朝为蜀州刺史，后来又迁两川节度使，颇有作为。晚年再次入朝，作左散骑常侍。永泰初年，卒。 高适生活经验丰富，又为人正直。他对社会下层如士兵的疾苦很关心，而对一些官僚将领的奢华生活强烈不满。他的边塞名篇《燕歌行并序》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性格。其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原诗未足论，从他的和诗看，他对御史大夫张公（即张守珪）的作风很不满意，对他的奢华生活深恶痛绝，而对边塞兵士的困苦生活，深切同情。对从军士卒的亲人分离，感同身受；对边塞壮士的舍生为国，极表钦敬。全诗写得气势雄浑，曲折跌宕，时讽贪将，时叙别情，时颂征杀，时言理想。抑扬顿挫，感慨百端。实为边塞诗歌的典范之作。其诗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对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愿意为他们主持公道申张正义。曾咏诗明志"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译成白话就是"为着拯救百姓疾苦，纵然惨遭横死也在所不辞"。 他经验丰富，目光敏锐，又极有诗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安禄山叛乱，唐玄宗为着把持权柄，决意分封诸侯，以便让他的几个儿子相互牵制。分封诸侯从来不是好办法，至少自秦始皇以后，已无积极意义可言。高适从唐王朝利益出发，反对此议。但也因此得到肃宗青睐。所以尽管他敢言能谏，却终身不曾致祸。 高适的边塞诗，既有边塞诗歌特有的雄奇豪迈，又具有比较突出的现实风格，虽气势磅礴，但不打狂言，不作妄语。这大约也和他一生经历有关，又和他本人个性有关。从他留传的集子看，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叹颇多，这和他一生劳苦，立意执著不无联系。他有《人日寄杜二拾遗》一诗，是写给杜甫的。二人本亲密诗友，无话不可言之。适逢人日（旧历正月初七），忽生感慨，于是吟诗一首，以寄故人。诗中说自己头发都白了，还忝居二千石--当一名劳烦不息的太守，和自由自在的杜甫相比，真有愧意呀！但从全诗看，这是一位将军的感慨，而不只是一位才子的感慨。将军的感慨有别于才子感慨的地方，在于他虽然感慨，还会恪守其责。其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高适也有些闲适之作，如他的《听张立本女吟》。虽然诗中情景闲适，毕竟为人慷慨，不知不觉间，笔锋一转，那景象又回到边塞情中去了。 "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 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2。边塞诗派中的骁将岑参岑参（公元715-770 年），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他是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之一。《全唐诗》收其诗作360 首。他与高适齐名，时称高岑。但新旧唐书均无传。岑参无传，李贺无功名，可称有唐一代，两件诗苑恨事。岑参天宝三年及第，累官右补阙，后出为虢州长史。55 岁时迁为嘉州刺史。去官后也没能还乡，最终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一生数度出塞，对边塞风光深有体味，对边塞生活感同身受。加上他诗才横溢，气度非凡，所作边塞诗歌，比之高适更多文采。 岑诗善用比喻，又不乏联想；善于刻画，又不失生动；诗风峻峭，又不伤韵味；用语奇崛，又无害布局。他不如高适实际生活经验丰富，也不似高适处事严谨方正；他之所以客死他乡，想来与他的这种性格有关。新旧唐书均无传，也证明他不是一位在官场中善于交际的诗人。他的志趣似乎也不在官场。他并非仕途上的能人，却是诗苑中的高手。他和高适一样，也是杜甫的朋友。 岑参边塞诗的总体风格，出于豪迈。虽然他的诗中对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苦和伤害，也有深刻的同情和体会，但这并不能妨碍他诗歌的壮烈精神、豪迈风格。天宝八年，他去边塞军中任职，路逢入京使者，不觉诗兴大发，作《逢入京使》，短短四句小诗，形象突兀，性格传神，彼时风貌，历历如在眼前。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他的抒情诗，即使写对朋友的深深思念，也无小儿女情态，而是风格洒脱，别有精神。如他的《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能写这样的诗作，能这样表达梦境的人，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位诗中豪士。他有数篇七言歌行，堪称盛唐此类诗歌中的典范作品。其中《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首，名气最大，这或许和诗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每每为名士伟士引用有关。 其实他的歌行体诗，极富于变化，每因题材不同，选用不同韵律的歌行体式。或颂、或叙、或歌、或咏、或呼、或祝，都能使声调与内容紧密结合，各得风采。他的《走马川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写情状景，大快人心。"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墓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军师西门伫献捷。" 3。李颀、崔颢及严武、张巡的边塞诗作将李颀、崔颢放在一起介绍，是郑振铎先生的发明。而把张巡、严武也放在这里，则是本人的安排。 李颀（公元690-751 年），东川（今四川东部）人。少年时曾居住颍阳。一生只做过县尉之类的小官，因为总也没有升迁的机会，干脆辞官不做，回故乡隐居去了。 李颀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好道，似与李白相近，善写边塞诗歌，又与高、岑相仿。他和当时的大诗人高适、王维、王昌龄等均有酬唱，后人称为"伟才"。他的五言古诗和七言歌行都很有特色，律诗不多，也有很高水平。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岑参都有明显区别。他未曾从军，一生只做过一般下级地方官吏，以至被后人痛惜，痛惜他仕途不顺，"只到黄绶"。黄绶者，县级官吏之谓也。他也不曾领过兵，更不曾为过将，却能关心边塞战事，大约和他家居东川有关，也和他长期做下级官吏有关。他的边塞诗不如高诗来得真切，也不如岑参来得狂放。他的诗既有一般边塞诗的气势磅礴，又有诗苑才子的多方联想。诗中人物突兀，情态分明，浮想联翩，笔锋奔放，用语生动，音韵悠长。他有一首《古意》，描写少年从军，不胜其苦，连杀人的胆量还没有哩！然而君命如天，总不得归，一闻羌笛，泪下如雨。不但这位少年人情绪难安，三军上下无不下泪。这种笔法，实为岑、高所无。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蝟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能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 他的七律《送魏万之京》，也很有风格。虽为送友之声，别是一番叮嘱。既不像李白那样热情奔放，也不像王维一般佛意禅谈，而纯粹是李颀式的抒情写意。全诗不言别情，只是想象。想象魏万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感慨如何，好像不是他送魏万到像魏万送他一样。然而，其情亦在其中矣，其意亦在其中矣。诗云："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崔颢（公元？-754 年），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 曾作过大仆寺丞，司勋员外郎等官。一生事迹无多，天宝十三年去世。 崔颢留传下来的诗歌不多。《全唐诗》仅收存他的诗40 余首。他的诗虽不多，名气却大。这一半因为他的诗确实写得不坏，一半也因为有李白的表彰。他的黄鹤楼诗最富盛名，怕也与李白的充分肯定有关。崔颢写黄鹤楼的景观，李白写不出，后人也写不出，或许可以这么说"自从崔颢题诗后，黄鹤楼景一人收。" 但他其实有多样的才能，并非只会写一首《黄鹤楼》的。他很善于写青年男女的儿女心态。所作长干曲数首，写男女乡情，别生妙想。其中第一首写女子问话，第二首写男子答词，极富生活趣味，若没有亲自体验，没有细腻入微的观察能力和遣词造句句句传神的诗才，绝不能运用这么平易浅近的语言，写出那么绵绵无尽的乡思。 女子问道："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男子答曰："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 他的边塞诗，作品无多，却同样写得很有气概。名篇如《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写得含风吐雨，顾盼神飞。 李颀崔颢之外，堪称边塞诗人的还有一些，不过名气没有他们大。想来盛唐时节，做边塞诗的人多，诗还要多。边塞诗如云如雨，说明盛唐国势强大。后来安史为乱，国势日衰，边塞诗风日下，也就不成气候了。到了晚唐虽有小杜擅谈兵事，也不过谈谈而已，那里还有什么胜事可言。不过是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罢了。 这里还想介绍几句严武与张巡。 严武与张巡都能诗，但两个人的命运大不相同。 严武（公元726-765 年），华阴（今陕西省华阴附近）人。曾两任剑南节度使，因为军功封郑国公。但他生活奢侈，贪财好色，恣行暴政，淫欲无度。蜀中百姓叫苦不迭。但他能带兵，也能打仗，化而为诗，诗风凌厉，气度不凡。《军城早秋》一诗，恰如有韵的将军令，倘若敌兵知诗，必将闻言丧胆。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风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兵马未出，气先夺人。 张巡（公元709-757 年）蒲州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也有认为是邓州南阳人的。开元二十四年进士。安禄山叛乱，张巡起义兵讨贼，后来与许远困守睢阳。敌军困城一年，攻城不得下。他在上《谢加金吾》表上说："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英雄气概，令人感动，但终于因为寡不敌众，又求救兵不到。睢阳城破，他与许远、南霁云临危不屈，一起遇难。后来中唐大作家韩愈专门为之作传，其人其文都能光照千古，震憾人心。他有一首《守睢阳作》，描写唐军将士殊死守城，极其深刻动人，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万万写不出来。他的诗既不似严武的春风得意，也不似高适的慷慨超迈，又不似岑参的气韵高远。严武、高适虽在军旅，何曾经过此等苦战。写战场诗歌，能以生离死别动人心弦者，张巡当为盛唐诗苑中第一人。他虽不列于边塞诗派，但写军旅生活，写到张巡这里，盛唐的气数也就损耗殆尽了。边塞诗歌反映国家的强大，盛唐的威严，高、岑自是正宗正调，岑诗尤多豪迈。但以烈士之言谈兵言战，张巡虽千古，至今有余哀。 （七）盛唐诗苑名家王昌龄、王之涣及常建、李华、刘方平等诗人文学史家对盛唐人物的归类常有不同见解，这是好事情。因为有不同看法才能彼此推动，加深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有人将王昌龄、王之涣划入边塞诗人行列，也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有些边塞诗作。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主要诗歌成就并不限于边塞诗一面。二王如此，李华、刘方平、常建也如此。常建擅作田园山水诗，但他的边塞诗同样很有味道。换个角度看，王昌龄、王之涣等诗人很难将他们划入边塞或田园某一诗派之中。特别是二王，他们的诗歌水平很高，诗歌成就可比高、岑，也可比王、孟。所以，将他们单列出来，另行介绍。何况说，盛唐诗苑本是一个诗风诗派并不占主要成分的时代，盛唐风格，首先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后人为突出主要诗家特点，逐个分类，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也不能因此便委屈了先贤。 1。七绝圣手王昌龄王昌龄（约公元698-757 年），字少伯，长安（今西安市）人。开元十五年进士。王昌龄不护细行，仕途曲折，先后做过汜水尉，校书郎。一生遭受贬谪，先谪岭南，又贬江宁，为江宁丞，再贬龙标尉。但他诗名很大，和李白、王维、王之涣、高适、岑参、孟浩然、杜甫都有交往。他的诗风清丽，虽抒情色彩浓郁但不伤其清新明快。各种诗体中，他最擅长七绝。《全唐诗》收其诗作180 余首，七绝即有60 余首。王昌龄擅长七绝和李白相似，而且他的七绝水平，也不比李太白差。二人同样不拘小节，同样性情潇洒，只是李白于七绝之外，样样皆通，古风、歌行成就尤大。王昌龄用意全在七绝，别的诗体也有佳作，但影响远不如他的七言绝句为大。对此，时人已有定评。王、李二人绝句，可称盛唐独步，终唐一代，以至宋、元、明、清，堪与比肩者，不过二三子而已。王、李七绝，成就相当，但各自的特色分明，色调相近而不相淆。李白七绝，妙在自然，仿佛信口而出，内里功夫却大。王昌龄七绝，妙在千锤百炼，人工造化，浑若天成。若以书法类比，李诗好似张旭草书，虽云烟满纸，规矩自在。王诗如颜柳楷书，虽然有大规矩绝不失之呆板。如他的《出塞二首》、《芙蓉楼送辛渐》、《从军行》等，都脍炙人口，几乎尽人皆知。其流传之广之遥几和李白《朝发白帝》等七绝名作不相上下，如《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绝句的内容广泛，有送友，有观猎，有边塞，有伤怨，有青楼生活，有宫中旧事，也有根据民歌改化而来的艺术精品。如他的《采莲曲》二首，同样传播久远，而且意境美妙，文字活泼："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愿意和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一点也与李白相同。 他的七绝诗中，宫怨诗的数量不少，送别诗的数量尤多。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把许多不同的送别感受，用不同的文字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 如，他的《别陶副使归南海》："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 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 别情豪迈，如同壮军之酒。 他的《送别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船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别情凄苦，情长万里。 他的《送柴侍御》："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别情洒脱，诗里诗外，皆是安慰。 奇在他送别必定言"月"，好像无"月"不成行。读者如果把这些送别诗收集在一起，不免有月熟生俗的感觉。但细细品味起来，又觉得王昌龄确是一位借月咏别的高手。因为他送别时的情绪和感受不同，好像天上的明月也知情达意，随离别人心情而变化。月中若真有嫦娥仙子，必以昌龄为知音者。 王昌龄写诗多写七绝，写七绝多写送别情，可见他虽然不护细行，但在友情二字上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可叹他这么一位诗才八斗情重千金的人物，竟然一生仕途如此坎坷不平，可见盛唐之气是要出毛病了。果然在他50多岁的时候，便遇了上战乱。盛唐元气剧伤，从此无法恢复。他也因为动乱而还归故里，竟被刺史闾丘晓"因忌而杀"。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古而然。为时不久，张镐按军河南，命闾丘晓克日赴援张巡许远。偏这闾贼畏敌如鼠，逡巡不前，被张镐杀了，临刑前，他哀告张镐，说家中亲老无人赡养。张镐对他说："王昌龄家中就没有亲老吗？他们靠谁赡养？"于是"晓大惭沮"。其实这类小人那里知道什么惭沮。杀了闾丘晓，对王昌龄在天之灵，可以一慰。但于中国文学史，纵然杀一万个闾丘晓，又怎能消除失去昌龄的千古遗恨。 2。以少胜多王之涣王之涣（公元688-742 年），字季凌，并州（今山西太原周围）人。曾作过文安县尉。其生平事迹无考，仅有传闻数则于世流传。 王之涣性格豪爽，个性强烈。《唐才子传》上说他，幼年不好读书，"击剑悲歌，从禽纵酒"。情形颇似高适，情态更其张狂。后来折节为文，经过10 年功夫，赢得名声日振。但他看不起科举，科举也不合他的个性。雅好交往名公，与盛唐大诗人王昌龄、高适等皆为诗友。他的诗在当时即流传极广。有传闻说他与高适、昌龄于某处酒家吃酒，一些艺人到来，王昌龄就建议说："我们都有些诗名，但没有排过先后，现在请他们唱几首本代新诗，以谁的诗被选唱者多决定优胜。"于是，一人先唱王昌龄两句绝句，一人唱高适一首绝句，独王之涣诗没人选唱。之涣便说："他们唱的不过是些下俚之词罢了。"隔一会儿，有一出众歌妓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王之涣所作，接下来，又唱两首，都是王之涣诗，于是三人大笑。 这传闻未必可信，但王之涣声名远大可推想而知，可惜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6 首。妙在这6 首诗的质量很高。上面引过的那一首知名度更高，可以称为盛唐绝句的典范之作。比之李白、王维、王昌龄、刘禹锡、李商隐等七绝妙手，也毫不逊色。 他的另一篇五绝《登鹳雀楼》同样杰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据说现代科技成果，越被引证得多，则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越大。此说若通行于诗，则此诗理当获奖。 王之涣其余几首诗不如上面两首做得如此出类拔萃。但也同样出手不凡。如他的五绝《送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不是也很出色吗？ 王之涣仅以6 首诗作传于后世，而被称为盛唐大诗人，可见其诗魅力如何。 3。常建、刘方平、李华及金昌绪这几位诗人比之上述诸人，都有差距，但他们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殊不知天下诗人，总是杰出的少些，优秀的多些，没有他们以及千千万万个能诗或不能诗而爱诗的人作土壤，盛唐诗苑也开放不出如李、杜、王、孟、高、岑一样的"奇葩"。 常建（公元708-？）或说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 《唐才子传》上说他于大历年间授盱眙尉，似不可信。但他仕途不如意则没有疑问。因为仕途不顺，索性放浪琴酒，又曾去山中采药，大约和当时时尚及他的某种信仰有关。有些关于他的神奇传闻，类似小说家言，不谈。 常建当时颇有诗名，后人说他的诗以田园山水为主，诗风近乎王、孟，并不十分确切。他有田园山水诗，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他的不少诗歌个性很强，用语趋于质拙，寓意不肯从容。有一首《塞下》，分析战场功过，可谓是非分明："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 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 刘方平，河南洛阳人，生卒年无可考。曾经隐居于汝、颍水边。当时著名散文家肖颍士对他很欣赏，称他为"山东茂异"。尝与皇甫冉为诗友，和李颀也有赠答。现存诗25 首。他的五言律诗，时有警句。不过从全诗来看，往往联句很好，但嫌意境不足，颇有些大历诗坛的味道。所作七绝《夜月》尚有盛唐余味："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此外，盛唐诗晚期诗人诗作尚有许多。如李华、肖颖士等。李、肖皆为唐代著名散文家，其生平见古文运动一章。李、肖亦能诗，李华水平尤高。他的七言绝句《春行即兴》，风格流畅，景致清新，颇得春行本色。五言绝句《奉寄彭城公》，巧妙使用对比手法，喻意尽在诗外。 "公子三千客，人人愿报恩。 应怜抱关者，贫病老夷门。" 唐诗中，取自民歌而巧妙加工别出新意者不少，许多名篇，得力于此。 也有许多民歌、童谣，虽不必精致细腻，却很能反映当时的社会时尚与民情民意。有一篇《春怨》，全然民歌手法。各类唐诗选本，几乎没有漏掉的。此诗语言生动，人物鲜明，节奏明快，诗味浓郁，极写少妇春愁心态，诗中人物历历在目。此诗《唐诗三百首》署名金昌绪。《唐诗别裁集》或云作者姓名已失。《万首唐人绝句》列入盛唐。此诗风格，颇不失盛唐风范。金昌绪，其人无考。然能为此诗，纵然作者无考，亦堪称盛唐诗苑才子风流。"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八）诗圣杜甫唐诗至杜甫，成就了盛唐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李白、王维、杜甫是盛唐文学的三大巨星。尤其李杜，更是双峰并峙，没有敌手。在盛唐没有敌手，在中唐没有敌手，自唐以下，终整个中国古代诗坛，也没有敌手。甚至可以说，单以历史成就和影响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超过他们的诗人呢！杜甫与李白，虽然都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但两个人生前走过的道路却又如此不同。李白成名早，在盛唐的影响也大。他第一次游长安时，不过30岁，就得到谪仙人的称号。42 岁待诏翰林，名满天下。而且终其一生，无论如何风狂雨骤，都不改谪仙人本色。安史之乱也罢，入幕永王也罢，流放夜郎也罢，老病交加也罢，谪仙人就是谪仙人，好像无常宿命，是非祸福都不能影响他的浪漫与自信。他也有沮丧的时候，但转瞬之间，就又兴奋起来。仿佛永远充满活力，永远保持胜利者的姿态。杜甫就不一样了。一生颠簸，好像永生永世没有高潮。求官不成，求名也不成。虽然诗名也不小，但影响远不如李白、王维。虽然他最忠于皇帝，但皇帝没有兴致关心他，有一次还差点龙颜一怒，让他魂归西土。他吃的苦比李白也多，比王维更多。盛唐诗苑特别兴旺的时候，他的影响还远不能和李、王相比，因为他最好的诗篇还没有出世呢！唐人选唐诗，在他的时代，还选不到他哩！但他依然埋头创作，也不像李白那样，三杯酒下肚，就大呼大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偏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又造反了，于是天下大乱。昔日诗苑，百花盛开；不堪一阵贼风恶雨，竟至百花凋零，云烟四散。杜甫还让人家捉住一次，但他绝不屈服，舍命逃出。安史之乱祸国殃民，但对杜甫而言，却又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他原本满腹诗才，仿佛多少甘泉深埋土底；这些极好极美极有价值的矿泉压在巨石之下，无法涌流奔腾。安史叛乱好似烈性炸药发生意外爆炸一样，一方面毁灭了无数生灵，另一方面也炸开了压抑杜甫诗才的巨石。于是杜诗如泉如流，喷涌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杜甫诗路，正堪此语。面对安史之乱，李白、王维没有写出更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诗作。杜甫不但留下大量诗作，而且正是这些诗篇，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李白与杜甫是盛唐文学时代的两座巨峰，李白诗歌风行于前，杜甫诗歌发达于后。这大约也是一个历史规律，往往浪漫主义风格会比现实主义先行一步登上舞台。浪漫风格，常常来得又迅捷、更强烈、更有感染力也更有震荡作用，但它又常常不能持久。相比之下，现实主义来得缓慢，虽然缓慢却很沉着，一步一个脚印，不求一时闻达，但能笑得长久。这对当事人而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造就两类文学伟人的，不仅有时代原因，而且有他们本人的经历、性格、心理类型与素质、心态环境、文化取向等原因。但历史不问原因，只管自行安排：先有宣言，后有分析；先有幻想，后有观察；先有表现，后有暴露；先有大气磅礴，后有千回百转；先有天花乱坠，后有入木三分；先有一览无余，后有别开生面；先有所向披靡，后有博大精深。杜甫与李白正好就顺应了这种历史安排，并在这安排得以展现的历史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一代文学伟人的历史形象。 杜甫不但是在盛唐诗苑可以和李白并肩而立的大诗人，也是对中、晚唐以至宋、元、明、清产生巨大影响、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如果说，李白是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那么杜甫就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的最好代表。李白是盛唐诗苑第一人；杜甫是中国诗史第一人。 为什么？ 1。杜甫的文化品位李白称诗仙，王维称诗佛，杜甫称诗圣，又称诗史。三个人的称号虽然都是崇高无比的，但杜甫的美称却来得甚晚。在他生前，他没有这样的名望，更没有这样的地位。前半世四处奔波，人不得志，诗也不得志。志不得伸，才也不得展。后半世总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伟大成就，然而这时代又变了。人们对诗的看法变了，要求变了，对他们的评价也变了。杜甫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从本质上顺应了这种变化，而他的不幸之处，在于这种变化得到承认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的结果，迟早会呈现出来。这个结果到来的文化表现，就是儒家地位的重新提高，佛、道地位的日益下降。佛、道的黄金时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在隋唐。前者主要是发展，后者才能说兴旺。隋唐时期，佛、道最兴旺的则是在初唐至盛唐这一段时期。虽然儒、道、佛之间也有许多争论，但是争论并不影响各自的发展。李世民喜欢道教，武则天喜欢佛教，其作用也不过影响这两大宗教的发展速度而已，但到中唐，情况变了。虽然佛教还有几度辉煌，但韩愈先生已经要上《论佛骨表》了，武宗陛下也要大行毁佛之道了。 杜甫的历史幸运就在于，他尽管和佛、道二家也有些瓜葛，但从本质上看，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只有儒家诗人才可能称"圣"，只有最伟大的儒家诗人才配称"圣"。杜甫成为"诗圣"，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他的历史性选择。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人，但儒家作为一门学说也好，作为一种兼有某种宗教职能的社会形态也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也好，它的内容都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因为内容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所以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家学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但它最重视伦理道德，兼有某种中国式的宗教特点。他重视人生，崇信"中庸"，以"三纲五常"为本，主张仁、义、礼、智、信，强调道德的社会意义，在己，则讲修身；在家，则讲孝道；在国，则讲忠君；在天下，则讲统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它的最好的文化传统，是重视教育，主张仁者爱人；它的最好的政治社会观念是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凡此种种，杜甫都能身体力行，岂但身体力行而已，还要将它们化为形象思维--一首首充满儒家理想的美好诗篇。 杜甫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而且这个理想，终生不移。不但不移，越是社会处于动乱，唐王朝走向衰败，处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决心越加坚定。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大约他自知本人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了，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于是给朋友写诗，还是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信念。 "附书与裴因示苏，此身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杜甫的忠君爱国，非李白、王维可比，也非高适、岑参可比。但他并非一味愚忠，他的忠君爱国有比较深刻的儒家思想在内。就是一心希望自己的主子成为与尧与舜一样的伟大皇帝。而伟大的皇帝也是爱护子民的皇帝，所以孟子才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杜甫对此，信念无比坚定，正因为如此，皇帝有了错，他才要写诗讽喻和批评。 因为他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才使他的诗歌深刻地真实地史诗一般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安史之乱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杜甫经历的，王维经历了，李白经历了，岑参也经历了。王维也曾被叛军促住，但他只能写几句诗表明自己与叛军的不合作态度。李白也曾逃难，与宗氏夫人和千百难民一起，蓬头垢面，千里奔逃。但他没有留下反映这苦难的诗篇。岑参活到公元770 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经验者，他也没有用自己的诗歌把这一段历史表现出来。他们未能表现，杜甫偏能表现。这不是生活经验够不够的事，而是他们的文化品位不同。王维好佛，因为好佛，便不把变节一类的事情看得那么重。所以内心固然不愿接受伪职，一旦形势所迫，也只好从命。这不是说佛教徒就没有社会信念，而是说他们的行为方式本与儒家有别。李白一心求仙，其诗也如仙，虽经凄风苦雨，不能改变他谪仙立场。岑参擅写边塞，长于战争，喜欢胜利，军旅之音是岑诗主调。唯杜甫不同。因为他是一位儒家诗人代表，所以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有着深刻的理解，写下《三吏》《三别》这样史诗般的诗篇。"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和《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三吏》《三别》可以代表杜甫的最高创作成就，也代表了他的儒家文化风范。《新婚别》是讲男女新婚遭遇，新媳妇还没有拜见公婆，丈夫就给抓去从军了。《垂老别》是说一位老汉的儿子孙子都阵亡了，还要抓丁，就只剩下他自己了，只好和老妻作别。老妻却衣衫单薄，卧在路旁呻吟。环顾左右，感慨万千，最后只得忍下伤心伤肝般的苦痛，随他人去了。《无家别》讲的是一个从军男子，因战败队伍溃散而逃回乡里，可是家也没了，人也没了，连篱笆都没了。县里老爷知道他回来，又让他去当兵操训。他第一次离家虽愁虽苦，尚有家可别，这一次出门，已经无家可别。诗的风格沉郁，哀哀可哭；作者悲愤已极，字里行间，都是同情。然而同情何益？于是便借诗中人之口，啸问苍天："老百姓弄到无家可别的地步了，还怎么活下去？"全诗如下："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自然也有人说，光呼号几句有什么用？他们哪里知道，在专制的封建时代，能为人民呼号，绝非易事。 杜甫的儒家理想，不仅表现在"致君尧舜上"一个方面，他为人正直，敢言敢谏。他一生官运极坏，好不容易因为拼死从安禄山兵营中逃出来，马上去追随唐肃宗，以尽臣子忠心，因而得了一个左拾遗的官。上任没几天，就因为替房琯讲情，致使肃宗大怒，诏命有司审问杜甫之罪。幸而宰相张镐说："杜甫如果问罪，就没有言路了"。才算保住了脑袋。这不是说杜甫有什么大见解，而是说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纵然这见解不和皇帝本意，他也不管。这正是儒学正路。杜甫一生钦敬君子，痛恨小人，做人做事，俨然君子之风。他的这套作风，正合中国封建文化的需要，他被后人称为诗圣，是有充足理由的。 在中国唐代有成就的诗人当中，只有杜甫最合乎儒家传统。楚有屈原，唐有杜甫，二人之外，怕再也找不到这么理想的"圣人"级诗苑人物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封建时代一日不亡，杜甫的诗圣地位一日安在。中国封建时代一旦结束，他的诗圣地位也就站不住了。 这其实并不奇怪。儒家理想虽好，毕竟属于旧文化范畴。"民为贵"的思想固然很了不起，以至有人认为"民为贵"就是民本思想，其实"民为贵"绝不能等同于"民为本"。"民"固然为贵，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民"所以贵，是因为没有民就没有君。"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着不使帝王家的大船翻覆，才说"水"是重要的。 换句话说，杜甫的文化品位是和封建文化最为和谐的，当这文化必须彻底改造的时候，杜甫理想中的缺限与局限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杜甫其实并非纯而又纯的儒生。如同李白并非纯而又纯的道家弟子，王维也不是真的佛家信徒一样。他思想上既有"佛"的影响，也有"道"的影响，还有"民"的影响，又有其他影响。杜甫是一个诗儒，却不是一个醇儒。孔夫子是主张"不畏人不己知，畏己不如人也"的，一味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杜甫不是这样。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不但充满信心，还要自我肯定一番。他曾向皇帝推荐自己，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年矣，约有千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①怎么样？说得肯定而且大胆，且有些迫不急待的味道。这段话里讲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是他本人是杜恕、杜预、杜审言的后代。恕、预皆为三国时的要官，杜预尤其重要，是西晋王朝的镇南大将军，于三国归晋有极大功劳。杜审言则是初唐名诗人，虽然不一定有杜甫讲的那么高的地位，杜甫以他们为荣，先要抬抬身份，二是诉说了自己的困苦生活，希望皇帝恩悯，三是讲自己的才能，虽然不敢说够得上鼓吹六经比肩诸子的水准，扬雄、枚皋的水平还是有的。杜甫其实不曾夸口，他的诗才至少超过扬雄、枚皋。但中国是一个儒学占主导文化地位的国家，不兴自我表现的。古来也只有毛遂，东方朔才有过自我推荐，自我表现的特例。但他们都不是真儒。毛遂与儒无干，东方朔被史家列入滑稽之流。杜甫正人君子，能这样评价自己，可见他的儒家修养，还不到火候。 儒家先师又轻视小人。孔子眼中的小人，不是后来人们认为的没有道德操行的人，而是体力劳动者。所以樊迟向他问穑问圃，他就不耐烦，还骂樊迟是小人。杜甫一生交往，不问大人小人，也不问贤者愚者。他有一首《示獠奴阿段》，所谓獠奴阿段即一位名叫阿段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此诗写西南习俗，入山引水需用竹筒分流，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劳动。不但这事本身 ①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1-72 页，中华书局，1979 年10 月出版。就十分危险，而且深山野岭，虎豹出没，一个人等闲不可为之。但阿段偏不畏艰险，单身独往，很快解决了山下干渴如火的人们的饮水问题。其诗云：山木苍苍落日曛，竹竿袅袅细水分。 郡人入夜争余沥，竖子寻源独不闻。 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 曾经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 全诗音韵明快，人物鲜明。"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多么干净利落，一片诗情画意。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贤，但他发挥了儒家学说中积极的内容，而没有被那些消极成份所束缚。他固然不是一位醇儒，却更为后世文明人所喜欢。 2。杜甫的生平杜甫（公元712-770 年）的生平与李白有许多相似处，也有许多不相似的地方，这或者和他们的出身、经济状况有关，也和他们的性格类型和价值取向有关。 杜甫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他出生至他14 岁出游为止。 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即公元712 年出生于河南巩县瑶湾。 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他比李白小11 岁，比岑参年长3 岁。他出身诗书之家，祖上多为官宦，从小受的教育和李白就有差别。他自言7 岁开始作诗，那么启蒙教育时间或更早些。在他4、5 岁的时候，曾先后在洛阳和河南许州寄居过。9 岁学习书法，14 岁开始出游。这一阶段，杜甫打下良好的诗学基础，可以看作他的为学时期。 第二阶段，自他14 岁出游至30 岁成婚止。 这是杜甫接触社会增加历练的阶段。此间，他曾去过河南洛阳，山西郇瑕，江苏南京、苏州，浙江剡溪。24 岁时赴东都入考，没有考中。25 岁又去山东--当时他父亲正在山东任兖州司马，--登上泰山。此后又去过河北，29 岁，再次去山东省亲。30 岁时归东都。于偃师县西北晋阳山下筑陆浑出庄，并与杨氏成婚。 这个时期，他主要以读书和游历为主。他后来的读书行路之学，大约和他的这种亲身体验有关。 第三个时期，自婚后游东都与李白、高适相遇，至安史之乱止。 这期间，他虽然于36 岁时再次应试不第，41 岁时去长安应召试文章，也无结果，屡次"干谒"，不见下文，但这一时期却是他艺术上进入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得遇李白、高适，一起唱和游历。又先后和王维、岑参、郑虔、苏源明、顾诫奢等诗家艺术家往来。他本人这个时期的作品很多，生活经验也日趋丰富，应试不第自然是打击，屡次干谒而终无结果更是打击，但同时也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加上他生活困顿，又曾在洛阳大病一场，更多人生感喟。可以这样说，这10 余年时间是杜甫颇不得意的年代，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年代。他在仕途上终无所获，而在艺术上大技已成。第四个时期，自安史之乱至去世。 这时期他的经历更为复杂，他的创作也进入黄金阶段。 公元756 年，潼关失守。他举家逃难，同年8 月将家人暂寄羌村。他只身投奔灵武，中途被贼所得，遂至长安。 757 年，他潜投凤翔，被授左拾遗。随即因上疏救护宰相房琯，被三司推问，幸得张镐解求，得免。次年，被贬华州，任华州司马。 759 年，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将沿途所见写成《三吏》《三别》。同年回华州，因饥馑，弃官赴泰州，年底往成都。 760 年居成都草堂。次年扩建之。762 年严武入川为东西川节度使，他有了好朋友作靠山。同年李白去世。 765 年4 月严武死，5 月携家至云安养病。 770 年，与苏涣一同避乱于衡州。坐船行至耒阳遇大水，县令馈赠酒肉，因天热牛肉变质，中毒谢世。 杜甫一生，走的是一条大诗人该走、能走而且颇有价值的道路。但与李白、王维走的道路不同。王维一生为官，不高兴时，主动要求退隐。李白也曾有过放归山林的要求，但他心里对仕途是热衷的。他既爱神仙，也爱仕途，还爱山水。他在三者之间矛盾，又在三者之间的矛盾中自由，而且无论如何，他总有应对办法。杜甫一心入仕，却一生极少入仕。王维很早便举进士，李白根本不考进士，杜甫却屡考不中。李白不考，杜甫不中，于仕途是坏事，于诗歌创作则是好事。 杜甫一生除去诗歌创作之外，主要活动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追求仕途，二是刻苦读书，三是与友人往来，四是漫游，五是为生活奔忙。这五条对他的诗歌创作都有重大作用。 前面四条，李白也是有的，但他的道路有不同。追求仕途，李白的起点比他高，虽然走过的道路也不顺利，但很少陷于困顿。读书是二人的共同爱好，大约读法也不同，李白读的是精神，杜甫读的是学问。杜甫的诗用典很多，遣词造句极见功夫，和他读书有莫大关系。李白的诗对格律不甚讲究，固有他天才不究细节的一面，也与他对格律研究不够有些关系。李白最喜漫游，意在山水，情也在山水；杜甫一生游历的地域可以和李白相比，但他更多的还是留意人生。所以虽有山水诗作，却比不上李白。对山水的喜爱程度也不如李白的一往情深。唯有交友，二人颇相似。他们两位本身就是知心朋友。杜甫交往范围也很广泛，从官僚到才子，从学士到艺术家，从将军到邻里同乡，他都与之往来。他的诗音节那么漂亮，布局那么天衣无缝，和他与唐代大艺术家的交往颇有关系，更和他对各种艺术虚心学习大有关系。他小时候亲眼看过公孙大娘舞剑，成年后又欣赏过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剑，以剑通诗，受益非浅。也曾经和顾诫奢学习过书法，又观摩过顾恺之的画；幼年听过李龟年的音乐，成年和李龟年成为朋友。他和当时大画家曹霸也有交流，自己还写过一首《丹青引》。他观剑便能知剑，知剑又能吸收其精神，以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兴风雨；他观画又能知画，知画还能作出精辟分析和评价，于他诗歌创作能无裨益？如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是一首绝妙好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茧足荒山转愁疾。" 杜甫的诗人朋友尤其多。李白之外，他和王维、高适、岑参、贾至、苏涣、严武、裴迪都有往来。而且相互沟通，得益非浅。 他不同于李白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生活经历。李白从小生活在富豪家庭，求仙任侠是他两大乐事。杜甫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欲望。他一生数度困顿，有时十分艰难。从小就有寄居经历，长大又曾困于长安，中年以后更受离乱之苦。可谓艰难困苦，五味皆尝。 因为他有艰苦的生活经历，又因为他有儒家传统理想，还因为他好学上进，关心国家兴亡，于是他的交友，他的游历，他的读书，他的求仕，都和李白、王维产生区别。以游历而言，李白的山水之作，虽然也有人牵强附会，硬说《蜀道难》中的"侧身西望长咨嗟"是关心杜甫的，是讽喻玄宗的，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杜甫也喜欢游历，但他不能忘却人生，也不能忘却儒家理想。所以他的山水、咏物种种，总有"身在江湖，心向朝阙"的浓重色彩。因为杜甫的人生态度与李白、王维有明显差别，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很不同。王维最好隐居，李白最喜游历，杜甫最近人生。他喜欢和人交往，不厌其烦地写下身边琐事，也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能写得那么美好，那么感人。 表现在生活习惯上，他和李白都好饮酒，李白是愈饮酒愈能诗，杜甫则酒能醉人，不能醉心，无论怎样的好酒都不能使他放弃理想，远离人生。表现在艺术创作上，王维能诗也能画，能书也能文；李白好酒又好剑，同样能诗也能文，而且还被认为是唐五代词的鼻祖。杜甫不是这样，他也喜爱各种艺术形式，爱画、懂画；爱剑术，也懂得欣赏剑术；爱书法，也学习过书法；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但他最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诗上。他虽然也写文章，不能算文章高手，甚至还有不通不畅的毛病。但他的诗才，确实不同凡响。杜甫活得深沉，活得累，这一点也许颇不合乎现代青年的时尚。或许可以这样说，王维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二元的，构成他文化价值观念的一是儒，二是佛；他一生在二者之间倘徉与徘徊，常常因此而倍感失落，也常常因此而受益非浅。李白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三元的，即他不但喜欢入仕报国（儒），而且盼望得道成仙（道）；同时也不能忘情于山川美景（自然），三元互补，使他独具风采。杜甫的文化价值观念则是一元的。这不是说杜甫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只有儒家成份，而是说他以儒为本。儒文化在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小如此，一生如此。此所以李白会成为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而杜甫会成为中国诗圣的最主要原因。 3。杜甫的诗歌作品与艺术成就杜甫一生诗作很多，流传下来的也多。而且他的诗集影响越来越大，无须乎借助于名家选编或全编，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名家。他留传下来的诗有1400 多首，诗集的注释、评介也极多。大约自中唐元稹提出扬杜抑李的观点之后，他的诗受欢迎的程度也慢慢超过任何一位中国古代诗人。这些后人的评论、注释、注解、选本和夹批中有谬误有吹捧也有真知灼见。所以研究杜甫的艺术成就，不但需要研究杜诗本身，还需要研究有关他的这些评述和注释。这里只讲四个基本方面。 （1）博大精深，沉郁顿挫杜诗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博大精深。所以论李白杜甫，曾有天才地才之说。李白是天之才，杜甫是地之才。天之才的特点，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个比喻未必恰当，用李白自己的说法，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所以李诗难学。因为他能够任意而为，随心所欲；一般天份不高的人，只好望"天"兴叹。杜诗为地之才，好像不如李白的神思天纵，潇洒浪漫。但地之大，物之博，山川之美，万物之灵，岂有尽时？杜诗如万里山川地貌，特点就是博大精深。因为他博大精深，读杜诗总有周游世界的感觉，杜诗如大地，令人读之不尽，思之不尽，学之不尽，赏之不尽。 杜诗之所以具备博大精深的风格，和他善于学习先人成果又善于发展创造有莫大关系。李白杜甫都是吸收前人精华的高手。但李白有时还要褒贬六朝诗风，称颂屈骚，建安文学。杜甫则老老实实，干脆声明一切前人先人古人的好的内容都应该学习继承，以便把他们融汇贯通，拿来我用。他写过《戏为六绝句》，虽说戏言，态度是当真的。六首绝句，都是讲如何看待先人成就与经验的。其中评价初唐"四杰"的那一首前面已经引过了。第五、六两首，尤其立论高明，胸襟博大。第五首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六首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两首诗的诗眼在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首先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并非杜翁一味中庸，其实中庸正是杜甫文化性格的典型表现。他自然是不赞成齐梁诗风的，但他不一概否定，而是既习魏晋，也用齐梁。不但魏晋、齐梁而已，还要"转益多师是汝师"，凡古之精华莫不学习。 因为他有这样的主张和胸襟，他的诗作也体现出江河入海式的宏大气魄。他和李白王维一样，对唐诗诸体，无体不备，而且无体不名。甚至可以说他比李、王还要全面些。至少他特别重视的排律就不是李白王维可以与之媲美的。王维尚有五言排律，李白则终身不为此体。一般说来，绝句非杜甫长项。但这要看和谁相比，五绝若比王维，七绝若比李白、王昌龄，则他尚有差距。但他并非没有绝句佳作。他的一些绝句使用对偶句式，仿佛半篇律诗，虽有后人谬夸奖，不能算作绝句正声，但也有音律、意境、语言都很好的绝句，比之李、王，未必逊色。他的《江南逢李龟年》，就属此类佳作。"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据说好的艺术品，初一见，便生奇崛感。杜甫诗作，有这水平。他的很多佳作，无论是诗的意境还是遣词造句，常能给人初读既有出乎意料之外，细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感受。他的名作《兵车行》，不但选材极富特色，而且音节律法颇不寻常，诗中句子，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十言相杂而用，与诗的内容相依相得，如鱼如水。 开头使用三言句，平声而起，加上后面三句，旨在客观写实，铺开场面，介绍新兵入伍，亲人相送的宏观景象。六七两句把"镜头"拉近，描写送亲者悲痛欲绝的情态。此后，杜甫有问，行人有答，既有回忆，也有时事，一时讽喻，一时叙述，一时悲吟，一时感叹。至"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全诗感慨，或可一结，但杜甫偏能奇峰异转，再起波澜，筋节处便用一十字长句"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读者不觉精神为之一振。如此连书六句，讲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无休无止，惨不忍睹。此后笔锋一转，连用八句五言句式，仿佛人心悲愤，又惊又惧又哀又痛又不能号啕又不敢反抗，于是转而低声倾诉的态度和恨恨不已的沉闷情绪。但怨愤岂能压抑得住，于是再用七言结住。第三十二句，又忽改六言，--恰似悲中一顿，末三句，复归七言，如此起伏跌宕，终于一气呵成。结尾以鬼哭之声作结，更多联想。全诗如下：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除去博大精深之外，杜诗风格，自言"沉郁顿挫"。沉郁是他的主调，顿挫是他的音韵。这两点结合得十分完美。杜甫诗作千变万化，但这种风格总在其中。于是凡比较熟悉唐诗的人，一闻此调，就知道这是老杜的声音。（2）忧世亲仁，主旨如流杜诗的感人之处，在于他能把自己和自己的追求非常自然贴切地化入他的诗里。我们读杜诗，仿佛在诗的后面看到了他本人的形象：风尘仆仆，执著不息，为着实现自己的报负而苦苦追求。这有点像屈原，又有点像夸父。夸父不是成功者，但他那精神令人感动。 杜诗不作说教，不像后来宋、明某些诗人那样，有许多令人生厌的道学气。他善于使用形象思维，因此，他的追求没有说教气和腐儒气。他往往以自己诗中的人物为寄托，而我们则能通过这些人物看到诗人自己的追求。他的名作《蜀相》内容虽系尽人皆知的事迹，却能写得深沉雄毅、悲凉慷慨，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一生诗友极多，诗友既多，相互间的赠答怀念也多。杜甫做人，愿意为朋友扬善，无论对李白、高适还是岑参都能充分准确形象地肯定对方的成就。这一点其实不易。若无豁达广阔的胸襟，怎能有这样亲仁扬善的诗作。特别是他评价李白的诗作，写得尤其恳切自然，"一片冰心在玉壶"，虽千古后人，犹不能不为他这样对待朋友的成就而对他的人格表示钦敬。 杜甫对朋友十分友善，对子女亲人富有深情。由此及而广之，他在自己碰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也能想到他人，想到天下和他一样的人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的不朽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今读之，犹动人心。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庆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人近儒家，诗近儒学，凡儒家儒学提倡的品格，他都身体力行，而且做得平和自然坚定，没有浮华夸张气味，更不是有意做给别人看的。 他对世间那些没有气节、缺少情操，欺压良善，挂羊头卖狗肉，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等等恶风恶习是最看不惯的。有时借物喻人，便给一番辛辣讽刺。他有一篇《孤雁》，专门讽刺"天下无意绪人"的。什么叫"无意绪人"，就是"得志固无所表见，即失意也无甚悲感，以其见地原自浅薄也。"①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3）史诗最佳，律诗最精有人说："中国古来无史诗"，是说像西方那样的动辄千言万语，长篇大套的史诗，汉诗中确实没有。但有非常生动、非常全面、非常深刻、非常典型地抓住历史上重大变化的方方面面，并把这方方面面化为诗篇的创作，这个完全可以称为中国式的史诗。其传统自《诗经》以来，就从未间断，而最能代表这个传统的诗人，就是杜甫。 他的诗，如《北征》、《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及《哀江头》、《悲陈陶》、《羌村三首》等等，这类文字在杜甫诗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们或言观感，或讲体会，或记录沿途见闻，或记载家庭经历，或写一人，或记一事，或表一方战乱，或举某个典型。有些虽事在家庭，却有深刻社会含义。有些虽意在讽刺权臣，却写出当时政治的昏暗不明。把这些诗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安史之乱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世态人心。这些真实深刻的记录，展示了中国式史诗的独特风貌。 因为有这些史诗才有诗圣称号，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这些史诗才有诗人杜甫。这些诗仿佛就是为杜甫准备的，而他也就在千辛万苦之中发现了它们，并把它们记述给后来人。 杜诗各体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单以艺术而论，杜诗中最有特色的诗体还是今体诗，主要是律诗。这不是说他的古诗和古乐府水平不如律诗，而是说，古乐府诗，七言、五言古诗，这些诗体不是他一人独擅的。盛唐诗苑擅长古体诗歌的人物，岑参是一位，高适是一位，王维是一位，尤其李白，他的古体诗歌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杜甫的古体诗歌与李白相比，处在伯仲之间，正堪敌手。今体诗中，李白擅绝句，杜甫则擅律诗，无论五律、七律还是排律，都是诗中圣手。五言律诗还有王维可以与之论短长，七言律诗则在盛唐诗苑中称雄，也在整个中国诗史上称雄。 杜诗重律，从大的方面讲，一是他有丰富的生活，二是他有丰富的知识。杜甫之才，一在世上，二在书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其他大诗人比不过他的。单以诗的艺术而论，则因为他第一擅长音律，第二擅长遣词造句。其原因，因为他读书多，创作实践也多，又特别肯下愿下善下苦功夫。杜诗之所以取得博大精深的成就，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真正读过多少书的人，没有这种体会，读书不少但并不认真的人也没有这种体会。律诗的核心，一是 ① （清）佚名著《杜诗言志》第19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 年7 月出版。音律，二是对偶。讲音律没有知识不能自觉，光靠感觉，没有把握，好像唱歌一样，不会识谱，就凭感觉好，那么处理简单的旋律马马虎虎，处理复杂的旋律，感觉不够用的。杜甫讲究音律，下过一辈子功夫，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谓个中人言个中事，诗后甘苦，难以言传。 杜诗重音律，也重语言，或者说更重语言。他的律诗尚有个别不和音律的地方，但论遣词造句，则几乎篇篇都经过千锤百炼。杜甫自己说："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有时论诗累夜不眠，有时觅句摊书满床，在对语言的锤炼上，几乎到了痴迷陶醉的程度。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诗确实产生极大艺术效果。他的许多对偶句式，常在人们意想之外，又在诗格限定之中。如他《春夜喜雨》的前4 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恰恰喜逢春雨，多么惬意！但他偏不说人们喜雨，而说好雨知时。这个"知"字用得绝妙。后面"当春乃发生"的"当"字用得同样绝妙。不但加强了气氛，而且烘托住前一句的气势。"随风潜入夜"的"潜"字更是活龙活现。"润物细无声"的"无声"描写尤其出神入化--想如此美事竟自悄然而至怎能不喜？这样的佳作，不读书焉能为之，不炼句又焉能为之？又如他的《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用"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10 个字描写忠州的偏僻、饥馑与荒凉景象，传神写照，入木未止三分。 因为饥饿才要"常争米"，因为萧条才要"早闭门"，看似最最平常的两句话，偏能排比严谨，意象鲜明，非老杜一样的大手笔，谁能写出？ 杜诗炼词锻句功夫极深，以至有人说："杜诗长于学，故以字见功；李白长于才，故以篇见功。"这话其实不确。杜甫的诗不但语言功夫好，而且全诗的意境也好，这才是杜诗。即如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全篇通达透彻珠联玉缀的意境，那欢快心情溢于言表的神态，那遣词造句鬼斧神工般的能力，那金玉和鸣铿锵跌宕的韵律，几乎到了可闻可见而不可及的程度。其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喜不自胜，读者痛快异常。 在结束本节之前，顺便再比较一下李杜。 李白杜甫生时，便有李杜之称，李白杜甫去后，更有多少比较。比较不是坏事，但也并非易事。特别是比较李杜，更不容易。比较要看比什么。比人，比诗，比某种体裁的诗，比文，比对后世的影响，还是笼而统之，来一大比。 实际上来一大比较，不过是比印象罢了。印象优劣因人而异，不去管他。倘以人与人比，两个人品格相当，并无优劣。但他们的文化倾向不一样。李白近道，杜甫近儒，这可能是造成后世诗人学者对李杜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终封建时代，扬杜抑李一派渐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公平地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在这个文化范畴内，杜甫自然要占上风。杜甫之所以称为诗圣，原因在此。以至后世金圣叹批六才子书，便不选李白。六才子书不能算醇厚的儒家著作，但经金圣叹一解释，就有了浓郁的儒学味道。 单以诗论，李白杜甫不相上下，因为，决定诗人级别的是他的最佳诗作，而不是他的风格；决定诗人人品级别的是他的一生表现特别是极端表现，而不是他的文化。 以风格而论，王维极静，李白极动，杜甫在动静之间。李白以浪漫色彩为主调，杜甫以现实色彩为主调，高下不分，凭君所好。从体裁上说，古体诗特别是七言古诗与歌行乐府，二人皆长。今体诗中，李白最长于七绝，杜甫最长于七律。以他们诗作的最高成就而言，李白有千古绝唱，杜甫也有千古绝唱。所谓绝唱，不是由人们主观喜好而作出的选择，绝唱是历史回顾得出的判语，是历史比较得出的评价。李白杜甫经过1200 余年的历史考验，证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史上的超级诗才。 李白，杜甫，还有王维，他们的文化倾向不同，并不证明他们的人格高低。王维不如李杜，并非因他倾向佛学，而是因为他曾经变节。现代某些文学史家，滥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李杜，是徒劳了。用文化优劣的观点评价李杜，同样徒劳。在李白那里看不到的，在杜甫那里也看不到--你想从李白那儿找出有利于现代政治的论据，或者从杜甫那儿找到阶级斗争的把柄，这只能证明自己的滑稽与古人无关。还是韩愈讲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五、中唐诗流安史之乱，证明盛唐气数己尽，但真的进入中唐还有一个过渡时间。杜甫站在盛唐边缘，他的最好的诗歌，写于安史叛乱之后，他的巨大影响，直到中唐才第一次展示出来。 盛唐诗人和中唐诗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唐诗人已经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兴旺昌盛的景象和气派。盛唐处在大唐王朝的兴隆时代，诗人对自己的时代是满意的。他们的诗篇，既为这个时代讴歌吟咏，也为自己开辟美好的前途。他们的诗就是他们晋升的阶梯。盛唐仿佛一个大苑林，盛唐的诗歌就是苑林中的奇花异草。 中唐已经走向衰落，虽然还不是一下子进入衰亡阶段，改革也有，统一的指望也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也有，开明的政治举措也有，但是从主体上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们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先前那许多信心，环境和现实也不让他们有那许多信心了。许多社会腐烂现象又给他们的信心不断浇泼冷水，但他们中的佼佼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于是批评时政，推尊道统，就成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流形态。批评时政的代表作品是新乐府，推尊道统的代表活动是古文运动。这个时期，佛的声音减弱了，道的声音也减弱了。并不是他们降低了自身的影响，而是儒家学说开始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范围。虽然儒、道、佛三家都还有自己的信仰者，而社会生活的现实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彼时彼地的文人学士，使他们按捺不住自己的看法与情绪，或者发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主张，或者就个人感受发发牢骚与感慨。 但文人学士们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个人的经历和对社会的看法与热心程度也不一样。因此，盛唐时代的那种相互沟通、相互唱和、相互扶持、相辅相承的局面没有了。盛唐时代，只有不同风格的诗，却没有自觉的"派"。中唐时代，是既有不同风格的诗，也有完全自觉的"派"。他们不但有"派"，而且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派"张扬和辩护。 有派别又有争论，是中唐文学特色，也是中唐文学的光荣。有不同声音总是好事，因为有不同声音，才能产生共鸣。中唐诗派纷争，本身就是一种共鸣，何况中唐诗派对诗人要求并不十分严厉，一方面，固然有彼此之别，另一方面也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后人评中唐诗人，说："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①说得有些道理。纵观中唐诗派的流向，最重要的派别，一是以韩愈孟郊为首的奇崛派，一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为代表的元和体。取得最突出成就的中唐诗人，则首推白居易。 中唐文坛，不仅诗歌占有重要地位，狭义的古文运动也从中唐开始。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取得完全可以和中唐诗歌创作抗衡的艺术成就。大约在古文运动兴起的同时，唐代传奇的创作也达到高潮，出现一批著名作品和著名人物。他们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这影响愈到后世才看得越发分明。还有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约也在中唐时候，开始大量蔓延，并且取得未可小觑的历史成就。 ① 《唐国史补》卷下。 总而言之，中唐文学虽然不如盛唐诗苑那般兴盛发达，但公平地讲，中唐文学家们确实尽了自己的责任。 （一）大历诗人1。大历诗人的过渡特征与张继、刘长卿、戴叔伦大历是唐代宗年号，自公元766 年起至公元779 年止，但代宗前面还有宝应、广德、永泰三个成号约5 年时间。而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到德宗贞元末年才暂露头角，那么自公元761 年起至贞元末年即公元805 年，前后就有40 余年时间。安史之乱发生在公元755 年，时间更早些。可以这样说，大历诗人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大约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时间。在此期间内，诗坛变化，起伏不定，各种诗风，一时并起，诗人成份也很复杂。杜甫自然是最能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诗人，他本人故去后，他的追随者犹在。最著名的人物如元结、顾况，既可看作盛唐之余音，也可看作大历之先导。这两位是主张干预生活、反映黎庶疾苦的，与大历诗人相比，可说别具风采。而且起到开白居易新乐府诗先河的作用。 大历前后，诗人很多，但名家不多，特别著名的诗人更少。所谓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一些善于作诗的文士。他们对社会理解不深，诗风柔弱，已全然中唐气氛。虽然中唐气氛，却不是中唐高潮。十才子外，也有喜僧好道并且兼写民俗的于鹄；也有写景名家又有禅家意味的张继；也有堪称盛唐遗老却与大历诗风特别相近的诗人刘长卿；也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山水大家韦应物；也有与元结友善并为元结所推崇的诗人沈千运、孟云卿和刘湾；也有杜甫晚年朋友、土匪出身的苏涣和杜甫青年时的同窗苏源明；也有中国历史上茶文化大师，撰写《茶经》的陆羽；也有与陆羽十分友善的诗僧皎然和女诗人李季兰；也有与韦应物诗风相近的冯著；也有特别主张抵御外族侵犯的戎昱；也有对民歌特有兴趣，诗风近似民歌的张潮；也有与大历才子交厚、身在中唐、诗风颇近六朝的柳中庸；也有善写胡茄十八拍的刘商；也有被一时尊为文伯的皇甫冉及其兄弟皇甫曾，加上大历十才子，如此等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巨人也没能产生巨人的年代，这是一个纷纷扰扰一时找不到新大陆也无须找到新大陆的年代。大家好像都在追求，结果却没有追求到真正的理想，好像又都在停滞，虽然停滞却又没有停止创作。比较而言，还是当时的某些山水诗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更有味道。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千古名篇："日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进士。大历末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致仕。他曾做过地方官，颇有政声。从他的诗作来看，他是一个有气节的诗人，也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人，又是一位颇有禅意的诗人，还能作绝妙的山水诗。据说他的《枫桥夜泊》，最得日本人喜爱。以其为内容的书法条幅，可以长卖不衰。日本人有禅宗佛教传统，这首诗也有浓郁的禅家味道。 刘长卿，（公元709-780 年），字文房，河间人。开元年间进士，少年时曾居嵩山读书。唐肃宗至德年间，做过监察御史。刘长卿一生仕途不顺，曾一次入狱，两次遭贬。他年龄仅比李白小8 岁，还要比杜甫长3 岁。但他好像"大器晚成"，虽为盛唐人，却作中唐诗，和大历诸才子齐名，他自己也对与大历才子为伍甚为满意。曾说："现在人都说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①沈、宋、王、杜，说的是沈佺期、宋之问、王维、杜甫；钱、郎、刘、李，钱指钱起，郎指郎士元，李指李嘉佑，这三位都名列大历十才子。刘就是刘长卿，可见他在大历年间，颇有诗名。 刘长卿比较擅长五言律诗，自翊"五言长城"。虽时有佳作，缺点是视野不宽。他的五绝《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得很有特色。诗的末一句曾被当代剧作家吴祖光借作剧名，更是闻名遐迩："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戴叔伦，（公元732-789 年），字幼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县）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十六年（公元800 年）进士，错。因为他没有活到公元9 世纪。他曾师从肖颍士，也曾作幕僚数年。为官有政声，累迁抚州刺史。也曾做过边陲军事长官，官声很好。他晚年上表求为道士。未几，卒。 戴叔伦为官勤政，又去过边远地区，对于民间疾苦，比较了解。他的一些诗作，反映贫苦农民生活，十分典型细腻，虽然诗的意境未臻上乘，但那精神，颇值得后人钦敬。他的《女耕田行》，描写一家农户，哥哥当兵，嫂嫂未娶，姊妹下田，持刀斫地，情势非常感人。诗的结语云："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余芳泪满衣。"春香遗恨，最令人悲。 戴叔伦的一些抒情诗作，语句清丽，感情真挚，也很动人。 2。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理应十人，其实未止十人，因为对十才子的说法不同。《新唐书·卢纶传》认为十才子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和李端。《唐诗纪事》也讲大历十才子，但人物发生变化，减去吉中孚、韩翃、崔峒、耿。。、夏侯审，加上郎士元、李益、耿伟、皇甫曾、李嘉祐，二者相差甚远。不但这样，作者还补充说，吉顼、夏侯审亦是。但这已经不是十才子而是十二才子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说："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最下。"那么，就算十二个人还漏掉一个哩！ 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十才子只是一个泛称，大历年间有这么一群会作诗的文士，他们诗风相近，又有一定影响，加上中国人偏爱整数的习惯，就说是十才子，具体是谁，因为对这些诗人的评价不同而选择不同。但他们的诗风确是相近的，他们的年龄也相去未远。刘长卿也是这一派，没有选入，大约和他年龄有关。元结、顾况、冯著、韦应物没有选入，则和诗风有关。大历才子，现在看来，才气有些，并不算大。他们大多处于盛唐中唐之间，生长在盛唐，成熟于中唐。他们在盛唐诗人的影子里一时走不出来，却又拿不出可以和盛唐气氛相和谐的作品，一是才能不够，二是时代错了。但他们又未能或不肯直面人生，寻找新的道路，也不如杜甫、元结、苏涣、顾况那样对社会现实有深入的接触。他们只是一些爱诗也会作诗的文士，虽然也有诗才，难免不落入二流水平。可以说大历才子是一群不幸的诗人，这不幸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十几位才子也多有诗歌流传，但水平参差。一些人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 ① 语见《唐才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第75 页。 中，年世身份乃至诗作已不为人知。也有几位颇有影响，比较著名的有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和李益。 卢纶（公元748-约800 年），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县）人。 曾经做过河中元帅的判官。也曾避安史之乱，客居鄱阳。他的诗以"送别"为主，特色不多，但善写景。他的才气在大历诗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一些佳作，笔力苍劲沉着，颇为耐读。他有《和张仆射塞下曲》数首，可称大历才子诗中的翘楚之作，其第二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大约和他曾在河中帅府中作判官有关，因为他有生活，直书所见，气势逼真。 韩翃，字君平，生卒年无考。南阳（今河南沁阳县附近）人。天宝末年进士。曾入节度使幕府，也担任过起草皇帝诏书的职务。大约才子佳人最好编故事，他和李益都曾被写入唐代传奇，他们也因此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诗几乎全是赠别诗，但写法常有别于俗套，不但写离情，而且善于代被送行者想象，颇有诗意。有时言说舟行神速，如御风云，"枕上未醒秦地酒，舟前已见陕人家"。但从诗的艺术性考虑，不过小巧而已。但他的七绝《寒食》，语含讥讽，颇有诗境："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钱起（公元722-780 年），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天宝10年进士，大历中为翰林学士。钱起与大历才子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他交游很广，又有才名。曾与王维唱和，又与刘长卿相埒，和日本诗僧也有往来。《唐诗三百首》中有他一篇五律《送僧归日本》，写得颇有禅意，但他似乎尤长于写景，其《归雁》一诗，更多诗味："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司空曙，字文明。生卒年不详。广平（今河北永年县附近）人。登进士第。贞元年间曾为水部郎中。他是卢纶亲戚，也是大历诸才子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后人评诗认为他才力不及卢纶，而高于钱、郎。但其诗风依然大历才子一流。他以五律见长。《唐诗三百首》收他五律三首，可见他的诗流传很广，影响不小。其《喜外弟卢纶见宿》颇见功力。诗中"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叹人间景物，尤为别致。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李益（公元748-827 年），字君虞，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人。大历四年进士。曾作县令，也做过幽州节度使的从事。他虽列入大历十才子，其实是个例外。他的诗风颇得盛唐气韵，其长短歌行气韵雄劲，七言绝句意境优美，律诗中也时有佳作流传。他诗名颇盛，连唐宪宗都有耳闻，任命他为秘书少监，后来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李益堪称真才了，而且和韩翃一样，是被写入唐传奇中的人物。可惜他在小说中的形象不佳，委屈了他。他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写得悲凉慷慨，有盛唐之风："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至李益，盛唐之音亡矣。 3。元结与顾况大历才子诗风柔弱，虽有佳句，不能产生盛唐诗歌的影响。而且过于讲究形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缺少必要的力度，往往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安史叛乱后，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杜甫的一些友人如苏源明都因饥饿而死，可以想见一般穷苦百姓的生活景况。大历才子们对此反映无力，虽然诗名不小，但缺乏根基，兴旺只在一时，不能产生长久影响。倒是大历才子之外的元结、顾况继承杜甫传统，不求华丽，面对现实，以写实的手法，继续开拓了新的诗歌领域。 元结（公元719-772 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天宝二年进士。与杜甫大体同时。杜甫的朋友大半也是他的朋友。安禄山作乱，他起义兵抵抗叛军，保住15 座城池的安全。他统兵有法，居官勤政，为人正直，不畏权贵，累遭权官嫉恨，终于辞官归隐。 他本人历经战乱，对当时人民的苦难，亲眼目睹，感慨百端，化而为诗，自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写《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深得杜甫赞赏。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既有见解，又有诗才，所以对当时的诗风忍不住就要发表看法。他反对浮华不堪实用的作品，主张"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①的创作理想。他交游甚广，当时许多诗歌名家都是他的好友，如沈千运、孟云卿、苏源明、刘湾等等。他将与他志同道合者的诗作编为《箧中集》，亲自作序，以为张扬。《箧中集》收其友人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7 人作品。共五言律诗25 首。从元结序上看，这7 位诗人都没有禄位，生活贫贱。仅从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出元结编《箧中集》的胸襟与志向。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盛唐之后，韩孟、元白兴起之前，元结周围也形成一个小小的诗歌创作集团，元结则是这个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前承杜甫，后启元白，可以说是中唐诗坛颇值得书写的一笔。 元结等人诗歌的共同缺点是过分强调反映现实，而缺少对诗歌韵律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研究。比起李、杜、王、孟，元结更喜欢直接写实的手法，甚至干脆创作民歌，令船工歌唱。结果不免力度很强，诗味不足。他们一方面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一方面轻视诗格音律，这两个特点，前者为元白巧妙发挥，后者则被韩孟诗派另行改过。 元结诗作中有一首《贫妇词》，借用贫妇之口，诉说老百姓为差役频繁逼租取税无法苟活之情。其哀怨之声，无须修饰，已经感动人心："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凄。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引跪向之啼。" 顾况（公元725-814 年），字逋翁，晚又号悲翁。苏州人，或说盐海（今浙江盐海县）人。至德二年进士，任著作郎。顾况性格诙谐，好开玩笑。他的声名，其实和白居易有关。白年轻时，于长安向他献诗，他看到白居易三个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后来读到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 ① 《元次山集·箧中集序》。 风吹又生"两句，忙改口说，能作这样的好诗，居住长安也不困难，后人以此为笑谈。其实这则传闻也反映了顾况的性格幽默，--他并非一味眼睛向上鄙视后学的昏庸之辈，或者随口言之，与年轻人开个玩笑而已。 他一生官场不得意，虽曾结交李泌，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李泌本奇人，奇人为奇事，无可埋怨。顾况喜欢道教，曾向李泌学习吐纳之术。顾况行事方式有点像李白，既性格外向，又与道家多有瓜葛。后来因诗被贬，干脆去山中隐居。以后还有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均查无实据。但他确有一子，名非熊，是位极其聪颖的少年诗人，但考场困顿，屡试不中。后来皇帝亲令入榜，却又不适应官场生活，终于和他老爹一样，到深山修道去了。 顾况喜欢道术，而且身体力行，但看他一生经历，对于仕途也是不能忘怀的。他的诗作尤其远离李白，接近杜甫，关心民生民苦，实为元结一流人物。独他首先发现白居易的才能，相互契合，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算得上一位慧眼识真的伯乐，而他的诗也堪作白诗先声。只是他的诗用语流于奇特，又似韩孟一派的滥觞。他有一篇《囝》，用四言诗句写成，暴露福建一带掠卖童奴的恶俗，令人生满目疮痍之痛。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诗中郎、囝二字为闽语父子间的相互称谓。 4。山水诗人韦应物韦应物（公元737-约789 年），长安人，少时尚侠，于唐玄宗宫中作侍卫官。玄宗死后，后悔尚侠无学，开始发愤读书。永泰年间，任洛阳丞，建中二年，出为滁州刺史，至滁州不久，又改为江州刺史。贞元初为苏州刺史，故史称韦苏州，不久，卒。 韦应物堪称中唐诗坛一大家。他的诗属于山水田园一派，上承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下启柳宗元，一些文学史家干脆将王、孟、储、韦、柳合于一章叙述。 韦应物年轻时尚侠使气，以后出为刺史，颇有政绩。可见其学习甚为用功也甚为有益。他性格刚强，为政严厉，对百姓疾苦很是关心。但他的诗风不似政风，不走刚烈一派，而追求恬淡平和，闲静幽远。这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他为政性格的补充或者说是他本来面目的体现。他钦佩陶潜，既喜欢陶潜诗文，也佩服陶潜的为人。他的诗风近于陶潜一流。他远学陶、谢，近似王维。既有陶潜的恬淡自然，也有谢灵运的空灵优美，还吸收了王维山水诗意境高远简寂的风格。 从他为人考虑，实与陶潜一脉相通。但陶潜虽钟情山水，为诗为文，自然平易，却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传世，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不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已。韦应物似乎更能在诗歌创造上把握自己的情绪，非心静如水不作诗篇。他的诗自然不如王、孟盛唐之音那样有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浓郁的味道。但在大历诗人中，确实出类拔萃，有鹤立鸡群之感。他的名作《滁州西涧》和张继的《枫桥夜泊》，可称大历年间山水诗歌的双壁，不但风格切近，而且妙语惊人。这种惊人妙语，只在身边心上，却不易用诗言歌语表达出来，一旦平易出之，便生奇趣无限，又似有禅意无限。 韦应物古体、今体诗均擅长，且各有佳作如许，但更擅长的还是五言诗作。他的五言古诗、律诗都有很高的造诣。不但意象幽远，而且情景交融。景色与心境和谐，景中已经有情，情色正堪景致。他的送别之作，常借姑苏一片烟雨，尽写淡淡哀愁。他本性刚强，却不是一个感情过于外露的人，所以他的送别诗的特点，是细读更有滋味。情似无为，平和致远，正是韦诗特色。《赋得喜雨送李曹》深得此中之味。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大历诗人中，若无韦应物，或可说，盛唐之下，大历无诗。 （二）韩愈孟郊诗派唐自安史之乱后一二十年间，诗坛文坛不免青黄不接，昔日英雄，尽皆逝去。给人"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行"的感觉。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新人出来，而这一大批新人，到了贞元中后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唐文学人物首推韩、柳、元、白，不是说他们的诗文无人可比，而是说他们的影响最为显赫。韩愈生于公元768 年，贞元八年（793 年）进士；柳宗元生于公元773 年，贞元九年进士；元稹生于公元779 年，与柳宗元同年及第；白居易生于公元772 年，贞元十六年及第；加上刘禹锡（生于公元772 年）、张籍、王建和孟郊（皆生于公元768 年）、贾岛（生于公元779年），一时风云聚会，蔚为壮观。 这不是说，上述诸人的出现，就如《水浒传》开篇一样，是文曲星下凡，或者36 位天罡星下界；而是说，唐代进入中期，旧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要求，儒、道、佛三家共融共存的三元局面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盛唐时的繁荣已经过去，统治者需要稳定，老百姓需要安稳的生活，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发言权。于是在文学流派上，中唐文坛分成两大主流。韩、柳于前，特别是韩愈，以道统自命，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吾其谁与"的气派；元、白于后，尤其是白居易，转变诗风，接触社会，自觉创立新乐府诗。在诗歌创作上，柳宗元、刘禹锡遭贬以后，韩愈就与孟郊、张籍、王建、贾岛、卢仝、樊宗师、张碧、刘叉、张仲素、陈羽、朱庆余、姚合以及后来的方干、李贺等人形成一大诗派。尽管这个诗派中人例如张籍、王建并非韩、孟风格，但他们往来甚密，前呼后应。这个诗派可以说是文人荟萃，精华咸集，气势威猛，个性非常。他们特别自信，因为自信就不将旧时规矩放在心上，什么音律格调，四声六对，想沿用就沿用，想突破就突破；他们很有才华，因为很有才华，就要创造新诗新意，也不管别人能否接受，我行我素，吾爱吾庐，我自为之，君将奈何。他们声势十分显赫，因为声势显赫，更加肆无忌惮。实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给后人留下几首好诗，但那声势，无疑是相当大的。 比如樊宗师，一味追求苦涩怪异，写的诗别人很难看懂，他自己还孤芳自赏，得意非凡。樊宗师一生作诗719 首，文章291 篇，杂文220 篇，赋10篇，可以算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诗文古怪到了极处，苦涩也到了极处。除去自己，别人很难明白。他的诗文留传下来的只有诗一首、文一篇。其用字怪异险僻，意境不明不白。诗中说："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诗前有序，开篇便说："绵之城，帝猲■、掀明威。。"，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后人不懂，时人伯也难明白，想传播久远，怎么可能？一般人不能理解的，韩愈偏能理解，而且为文褒扬。足见樊的诗文虽怪，但在当时，影响不小。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论及韩孟诗派的，都把他看成元和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凡要改变旧说，不能不矫枉过正，而那些先锋派人物，常常在这种矫枉过正中，方便了后人，牺牲了自己。联想到本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对于生活在8、9 世纪之交的樊宗师，也就觉得可以理解，甚至有某些敬意了。 韩孟诗派的古怪奇崛不在一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不合流俗，这种诗风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就他们的创作而言，也确实写了一些无法令人恭维的作品，写了一些难于普及和流传的作品，写了一些只可作为研究史料的作品，但也写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韩孟诗派影响奇大，他们中间出的人材也很多，但以创作实际与流传范围而言，则不如白居易的浅近平和，传播广远。 1。以文为诗的韩愈诗风韩愈是一位奇才，而且是一位帅才，奇而能帅，颇不简单。他交游广泛，心怀开阔，几乎和当时所有著名诗人都有往来。若不是韩孟一派，也是他的朋友，纵然竞争对手，也往来如仪。 韩愈的诗歌特色，用最简捷明快的语言表述，就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规范，不但打破了旧体诗的规范，连今体诗的规范也不十分在意。他的这种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的作风，可以说，一直上溯到魏晋建安诗人都是他冲击的对象。 因为以文为诗，遣词造句非别出心裁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樊宗师才倍加赞赏，说樊宗师不以一字袭古人。他的诗，造句别扭，不合常法。一般五言诗，音节多半为上二下三，少量上三下二。他好像更喜欢上三下二，有时偏要上一下四。七言诗的句子一般上四下三，他偏能上三下四。诸如"乃一龙一猪"，"有穷者孟郊""子去矣时若发机"之类的句子都进入韩诗。他的文章本来以文从字顺著称，他的诗作却不避险韵，岂但不避而已，简直兴味浓厚。他的《陆浑山火》诗里有这样几句："虎熊麋猪逮猴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鵰鹰雉鹄鹍，■炰煨燻孰飞奔。"①刘大杰先生称为"奇怪"。这可太难了。韩公能为此诗，直令史家一笑。 因为韩诗有这些特点，自然引起后人很多又很激烈的争论。说韩诗好的有，说不好的有；明明不好硬说好的有，诗虽不算很好，但说不影响韩公伟大的也有。赞成者中，最典型的说法是，"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但按古时的标准讲，杜甫以诗为文，还可勉强，韩愈以文为诗，写的就不像诗了，至少不算好诗。宽容些考虑，或许现代人写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作，可以从诗中得到某种启迪。但在当时，未必成功。 然而，韩诗毕竟是大家。重要的是他的诗风对后世，特别是对宋代诗歌产生了莫大影响。实在说，中唐乃至晚唐，天下人还是喜欢元白诗风的人多。元白诗可以看作大众诗，而韩、孟诗则是典型的文人诗。妙在元白诗虽然大众化，通俗但不庸俗，诗中自有精品在。韩孟诗特别是韩愈的诗虽然是文人本色却又不是一般只会寻章雕句的文人，他的某些精神和卫道勇气，使他的影响直到宋代才充分显示出来。宋代大诗人中，学白者不过十之一二，学韩者倒有十之七八。 韩愈也有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好诗。如他的《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连毛泽东这样的诗歌论者也很喜欢。《山石》写得奇异而不怪异，流畅而不流俗，气派而不气梗，感慨而不感伤，确是一篇佳作。如果说李白的《蜀道难》特能代表盛唐风化，则韩愈的《山石》则特别合乎中唐时尚。"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第5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5 月新一版。壁佛画好，以火照来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应该说明的是，韩愈作为中唐诗坛大家，好诗其实很多，并非仅《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而已。他其实是位全才，文章无须多说，有唐一代，韩柳并称，全无敌手。诗歌创作也是有体皆能。不过他意在突破旧习，有些啸立诗坛、桀骜不驯罢了。无论哪种诗体，他都有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佳作传世。如他的古诗《雉带箭》，写狩猎情形，场面非常壮观，气氛十分感人："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浓彩艳抹，风高火急，将军飞马成功，诗便戛然而止。韩诗内容博大，能写人，也能写景；有严肃，也有诙谐。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第一首，写新春草色，不但意象贴切，而且非常优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没有入微的观察，没有绝好的诗感，没有千变万化的笔力，怎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 他和白居易的诗歌观念并不相合，两人不免心存芥蒂。有一次他请白居易春游，白借故未去，他作诗调侃，写得虽怨不怒，气度大方。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顺便说，无论韩诗作何姿态，他的情感反映都十分浓郁，情深意切，正是韩文本色，也是韩诗富于影响的重要原因。 列入韩氏门墙的诗人很多，如卢仝、贾岛、李翱、刘叉、张籍、王建、陈羽、张碧、张仲素等等。其中卢仝的《月蚀诗》最得韩愈赏识。但论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张籍、王建、贾岛以及与韩愈齐名的孟郊更有成绩。2。"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是一句成语。说的是韩孟诗派中孟郊与贾岛两个人的诗风特征。 （1）孟郊（公元751-814 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武康县） 人。他比韩愈年长，但成名不算早，获取功名尤其不早，直到46 岁时才得中进士。但这位老进士性格耿直，不随和，和一般人相处，不很容易。但韩愈喜欢他的性格，二人一见如故，为忘年交。孟郊一生，大约朋友不算很多，但韩愈是一个，韩愈的弟子李翱是一个，韩门著名诗人张碧算一个。他们三位在中唐都是特别有名的人物，对孟郊也都很好，可见孟郊虽然性格耿直，人品是好的。他一生不治家产，似乎也没有治产的能力，或者说没有这种欲望。他只要吟诗作诗，别的不感兴趣。他中进士后，曾任溧阳尉。溧阳有一条著名的文化河--溧水河，据说是伍子胥当年乞食投金的地方。这地方，孟郊一见，如见故人，常常坐在那里和朋友听琴会酒，赋诗终日，连公务都忘记了。幸亏县令明白他为人，就叫人代他办公务，分一半俸禄给代理的人。后来，他干脆辞官不作，回家作诗去了。 孟郊一生，生活困苦。困苦又"拙于生事"，结果更加困苦。但困苦不影响他吟诗，愈困苦还愈吟诗，于是诗也从根上苦起来。他曾有《谢炭》诗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以此知道他连炭也买不起；又有诗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以此知道他家中不唯无炭，连起码的用具也少得可怜。这样的生活，加上屡试不第，不免身心俱苦，化而为诗，苦涩可知。但他活得有骨气，虽贫穷如洗，从来不低眉顺眼作可怜状。他一生大约没有几次欢快，唯有终于金榜题名的时候，高兴过一次。他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然而，不过一瞬欢欣，随复不乐。到他64 岁时，他赴山南西道任官，未至任所，发病暴卒。 孟郊一生凄苦，虽有韩、李、张等名家为之揄扬，不能改变他的贫穷面目。人称"寒酸孟夫子"。但他人虽贫寒，情却不少。他的诗虽然词藻方面不甚讲究，但他似乎也不把修辞看得那么重要。他诗如其人，虽然囊中羞涩，并不缺少友情。他的那篇《游子吟》大约是最能打动天下做母亲心弦的诗篇，也使天下具有孝道之心的儿女产生强烈共鸣。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他自身贫寒，也能理解天下人贫穷饥寒的苦痛。他的《寒地百姓吟》，可以看作是一篇贫穷百姓的控诉书。 孟郊今、古体诗均能为之，他的五言绝句，大约因为诗体短小，文字更加明白。而风格总是一样的。他有一首《喜雨》："朝见一片云，暮成千里雨。凄清湿高枝，散漫沾荒土。" 前两句面露喜色，后两句又复"寒酸"。孟郊为诗，何喜之有？ 孟郊死后，同人无不悲伤。张籍谥为贞曜先生，朱庆馀给钱数万作丧葬费用，又负责赡养其妻子累年。可见他为人很得人心，他的一生境遇令人同情。 （2）贾岛（公元779-843 年），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贾岛与孟郊齐名，但二人年龄相去甚远，诗作也有很大不同。所谓郊寒岛瘦，虽有相似之处，并不十分相近。孟郊称寒，主要是他生活凄苦，凄苦之寒；贾岛称瘦，主要是吟诗太苦，苦吟之瘦。从诗的内容看，孟郊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不少，诗风虽多"寒"意，却能有情有感--诗心还是热的。贾岛主要在诗的语言上下功夫，诗的内容则比较狭窄，感情方面也不那么能感动读者。但他有诗癖，吟诗入魔，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而因此冲撞了达官贵人，被拘留一夜的事情也曾有过。他懂音乐，喜琴瑟，常与姚合、王建、张籍、雍陶等相聚为乐。他年轻时也曾追求功名，但连考不中，钱也没了，心也灰了，就出家做了和尚，法名无本。但他诗心不静，做和尚也不合格。那时候朝廷禁止僧人午后出入寺庙。他忍耐不住，就写诗发牢骚，说牛羊还让出入，做和尚连牛羊都不如（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后来，就还俗了。他一生只做过几天小官，但没有积累下钱财，临终时，家中物件不过病驴一头，古琴一张而已。 贾岛吟诗，传扬最广的一则掌故，是关于"推敲"二字的。他骑驴访友，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二句诗。然而不能满意，想改作"僧敲月下门"，但又犹疑不定。于是沉吟不已，神游物外，正值韩愈作京官，他的驴一惊，把韩大人的扈从队伍都闹乱了。从人将其拿住，问"什么人？"回答说为推敲二字神魂颠倒。韩愈便不计较，反而停车驻马，代为思之，良久，说："还是敲字好。"二人从此成为好朋友。他的这首诗，确实写得不坏，虽不免寻章雕句之嫌疑，犹有清闲远世之雅意。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贾岛对自己的诗作特别看重，每过新年，都要把一年之作，翻检出来，焚香礼拜，酹酒祝词，曰："这就是我一年的心血呀！"但他的诗作，还是那些风格自然流畅的更好。比如他的五绝《剑客》，不加雕饰，不用奇字，婉若应声而起，却有余味在心。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三）游离于韩、白之间的诗人：张籍与王建虽同为韩、孟诗派，张籍、王建与孟郊、贾岛十分两样。如果我们对韩愈、张、王和孟郊、贾岛作个比较，可以这样说，韩愈是诗怪人不怪；孟、贾是诗怪人也怪；张、王是诗不怪人也不怪。在韩、孟诗派中，张、王两人可以看作是一个特例。他们的诗比较平易近人，如果不问当初的历史，只以诗而论，张、王之作，似既有韩、孟之风采，又有元白之精神。 张籍（约公元678-约830 年），字文昌，祖居苏州，后迁至和州（今安徽和县）。贞元十四年进士，作过水部员外郎等官，终于国子司业。 张籍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和韩愈交厚，也和孟郊、贾岛、王建、于鹄、朱庆馀等友善。他性格刚正，为人仗义，朝野之士莫不与之相闻。史书上说他们这些诗人，都是离家千里之外，游宦四方的人，身边别无长物，骑的马也很瘦，随行的童子也面有饥色，本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大家碰在一起，怎能不殷勤相问，何况说又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呢！①张籍的诗歌，没有樊宗师、孟郊、贾岛一些人的奇险冷异，而是主张风雅，讲究意境。他的诗作中以乐府歌行水平最高。他的这些乐府诗注意接触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大胆暴露当权者的种种丑恶。他善于使用旧乐府，又喜欢创作新乐府，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白居易创造新乐府诗的积极支持者。他的诗虽不如白诗内容翔实，影响深远，确也有自己的独到贡献。白居易对他的诗作也非常赏识，曾专门题诗予以很高评价。 张籍的诗风近乎白居易但比白居易来得简爽凝练。一般不直接表明作者的见解，更喜欢用诗中人代言心中事。或者因为他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他的诗中人的意见，不过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社会生活的诗化罢了。他的《野老词》、《董逃行》、《筑城词》、《征妇怨》均为暴露人民疾苦的名作，虽然其激动人心的气势与力量不如杜甫，但其用心却与杜诗相似。韩孟诗派多为才子，韩愈本人就是大文人大才子，他们的诗作不甚考虑下层人民生活，韩孟诗派的特点也不在这里。但韩孟诗派中确有注视社会生活的人在，张籍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比如他的《征妇怨》，写得情诚意切，哀婉感人："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迁大府寺丞、秘书丞等官。后任陕州司马。史书不记年庚。但张籍的《逢王建有赠》一诗中说"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相随"，大约与张籍同年。 王建能诗亦能词，是中唐一位才子。他是韩孟诗派圈中人与张籍交谊最厚的一位，同时也和白居易交好，如同张籍一样。王建最出名的诗歌是他的百首《宫词》，因为《宫词》作得十分逼真，还险些引发一场风波。但他的诗歌成就不仅宫词而已，他的乐府也很有水平。他写乐府诗，颇不失古意，又能赋与新意，既能体现古乐府清远雅丽的风格，又不乏自己的创造，让其为我所用，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的诗风最似张籍，他比张籍或许更有才气。二人诗风相近，诗艺有别。他的许多诗作都能抓住细节，搔到痒处，令人一见便产生强烈共鸣，觉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似乎不这样就不算生活。 ① 见《唐才子传》第241 页。 他的名篇《新嫁娘词》特别能体现这种特色。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他写《望夫石》，虽是古旧题村，为前人千百遍吟咏过的，他独能另辟路径，又添新意："望夫石，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王建所作《宫词》一百首，极写宫中世象，几乎无所不至。内容不免单薄，意象殊多想象。这好像近时青年作家专写古来事迹，也能写得头头是道。他的这种诗风，近则影响元、白，远则直达五代。王建宫词可视作五代词的先声。其中第59 首，写宫中嫔妃心态，婉如亲见："御池水色春来好，处处分流白玉渠。 密奏君王知入用，唤人相伴洗裙裾。" 韩、孟、张、王诗友极多，诗作更多，如卢仝、姚合、雍陶、陈羽、张碧、朱庆馀、张子羽等，但选凤头豹尾，恕不一一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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